2012年10•17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摘要汇编2007——关注贫困，行动起来

背景与目标

      2007年10月17日，为纪念第1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承办的第一届“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关注贫困，行动起来”。

      中国国务院领导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范小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长冯·布朗（Joachim Von Braun），联合国农发基金总裁雷纳特·.鲍格（Lennart Bage）等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大会发来贺辞。共有28名部级官员出席本次大会（其中国外10名、国内18名）。来自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4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等约400名中外嘉宾共同探讨了全球领域的减贫问题。

      本次论坛围绕“减贫战略与政策”，“国际减贫经验交流”与“探寻有效扶贫机制”三大主要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交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如何建立积极有效的贫困人口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粮食及食品安全，土地保障等

      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在扶贫减贫方面取得的成就、经验及遇到的问题

      NGO、小额信贷等有助于扶贫减贫工作机制的讨论




议程一：减贫战略与政策

全体会议一：深刻认识贫困及其后果

发言人
范小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副组长	中国扶贫开发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进步，归功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以及有关的社会平等政策。最根本的经验是，政府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在不同发展阶段适合我国国情的扶贫战略和政策。

      中国扶贫的主要成就包括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减少，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公平、民族团结得到了提升。同时，中国的减贫成就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扶贫政策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义的扶贫，大规模基建、快速推进教育医疗等；第二阶段是制度改革推动的大规模减贫，鼓励城乡劳动力流动、推动市场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针对特定领域的扶贫，制定农村扶贫战略，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和发展计划；第四阶段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开展扶贫工作。

      有中国特色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减贫项目，拥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度，在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实施以发展为导向的扶贫计划，实现帮扶对象的全面发展。

      当前中国仍然面临贫困人口基数大、发展水平滞后、发展程度不均衡的挑战，需要坚持开发式扶贫，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推进稳健的发展和扶贫工作，并积极参与到世界减贫进程中。




发言人
Martin Ravallion，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主任	经济增长并非有效的减贫政策

      当前流行两种减贫观点：其一，“增长即减贫”，增长是减贫的唯一有效途径；其二，“增长附加”结合益贫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才能有效减贫。他们的有效性如何？

1.增长与公平：不考虑公平性的增长不是有效的政策

      传统数据统计结果认为贫困率会随着经济增长降低，但经济增长率同不公平程度没有关联。然而，该统计结论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忽略不显著但客观存在的相关性，混淆了个体受益差异，存在测量误差以及概念不够明确。基于该统计结果的政策推断无法有效排除如下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存在问题：如，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产生偏向非贫困人群的分配收益，加剧不公平；对益贫性分配保护政策的忽略阻碍减贫过程，贫困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2.不公平与减贫：不公平阻碍减贫

      不公平程度对减贫影响显著，2%经济增幅带来的减贫效益可以在1%～7%之间浮动。不同国家间不公平变化程度和原始不公平程度的差异是造成经济增长减贫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不公平程度降低的国家，平均减贫幅度为每年10%，而在不公平程度上升的国家，仅为1%。经济增长模式的公平性也对此形成影响。在某些领域，如中国的农业，公平的土地分配使得其发展更加益贫。但另一些模式存在地域不平衡，阻碍了整体减贫进程，如中国的沿海优先战略。

      此外，即便发展过程中不公平程度保持不变，初始不公平程度越高，减贫进程越慢。

3.增长与公平：理论关系与政策平衡

      理论认为高度的不公平会损害效率阻碍发展。资本方面，财富分配的不公造成投资机会不公，穷人面临严重资金约束致使低投资低发展。政治方面，高度的不公平阻碍有益于效率提高的政治经济改革，经济不公平是政治不公平的反映。

      适当的有益的不公平反映并增强市场机制，促进创新型增长。不适当的不公平，如地域贫困陷阱，社会排斥，人力资本不平衡，腐败寻租等，导致发展机会不均等，严重阻碍减贫。这种有害的不公平，常植根于市场失灵，协调失灵及政府失灵中。

      将增长政策和公平政策分为两套再共同实行的减贫政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增长政策存在分配效应而分配政策潜在的影响未来的增长。

4.案例研究：两种模式不尽正确

“增长即减贫”：中国

      中国被认为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增长确实伴随着不公平的增加。但事实上中国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加速，增长较快的省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不平等。因此，其减贫成就并非单纯的“牺牲公平实现单增长”来取得，而是归功于有益于公平的经济增长政策：重视相对于工业发展更有利于减贫的农业农村发展；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价格市场化，降低税率取消农业税等实现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

增长政策附加社会公平政策：巴西

      巴西所实行的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有益于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并非良好的益贫增长政策。为了有效降低贫困率，巴西出台一系列社会分配政策作为结合。但事实上，巴西实现了高增长但减贫领域不见起色，其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

5.减贫政策实施的挑战

      不公平程度较低的国家减贫政策实施容易出效果，高贫困会产生反贫困政策需求。不公平程度严重的国家则容易出现“贫困严重，政策效果不足”的减贫陷阱，高贫困与不平等会自我强化并阻碍扶贫政策效果。

6.总结

      综上所述，开篇所述的两种减贫模式都不是充分有效的减贫战略。“增长即减贫”没抓住重点，“增长附加”仅仅是个补丁。为了推进减贫，我们需要实行有效的监管和科学化评估，也需要进一步认识“经济增长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以及“社会公平政策对于增长的影响”。




发言人
Akhter Ahmed，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食品消费与营养部高级研究员	极端贫困的分布与成因

截止于2004年，世界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由28.6%（1990年）降至18.0%（2004年）。



 

      东亚和南亚贡献了大部分变化幅度，只有少数穷人属于极端贫困；尽管仍有高比例的贫困儿童体重不足但总体饥饿减少和营养改善有很大进步。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减少程度很小，聚集了世界75%的极端贫困人口（每日消费0.5美元以下），其数量在1990-2004年期间增加了2900万；饥饿与营养贫困方面，尤其是儿童的饥饿营养状况改进缓慢，面临严峻挑战。

      极端贫困人群常处边远地区，远离道路运输，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基础信贷，面临种族歧视残疾等造成的排斥。家庭及地区贫穷，连续灾难和变动，教育、劳动力，资本缺乏形成的贫困陷阱，属于弱势群体等因素使得极端贫困状态不断持续。

      常规商业途径无法使极端贫困人群脱贫，我们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如提高边缘群体的市场连接度和基础服务，有针对性的特殊医疗保险、教育投资等。




平行会议一：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发言人
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农村减贫的决定因素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自70年代末改革以来，中国在减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经由实证方式对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后认为：

      经济增长是农村大规模减贫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发展初期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决定性因素，但当贫困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其减贫影响力下降。经济增长的性质和质量（是否益贫）对减贫非常重要，相似的增长率也会带来不同的减贫效应。

      贫困人口的收入多来自农业，农业的发展能够更有效的促进减贫。同时，农业增长会推动工业化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有效减贫。

      收入分配代表穷人能从经济增长过程中分享到的收益，同减贫密切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人口和农村非贫困人口分享更多的收益，阻碍减贫速度。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推动贫困减少；贸易自由化促进农业生产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向调整，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获益，同时，经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非农就业，贫困也得到一定缓解。

      在未来反贫困政策中，国家要实行益贫的总体经济增长政策，并加大实施专门针对贫困人口收入保障的扶贫计划；要促进公平增长和缩小城乡差别，确保穷人获益，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是重中之重；要增加农村基建投资，促进农业发展。




发言人
Ehtisham Ahm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	设计扶持最贫困人群项目的财政政策工具和政治经济学

      该类政策设计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用于识别贫困人口的信息，地方政府能获得该类信息，但中央政府和捐赠者难以获得；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激励实施，中央却可以将责任推卸给地方。

      已实施的政策设计有地方主导，中央主导，二者联合三种。

      地方主导：中国五保制度由地方针对农村无家庭支撑的贫困人群设置“五保”为基本保证。此法基于地方的识别与支持，可有效针对最贫困人群。但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区的支持力度差异很大。

      中央主导：墨西哥的Rogresa/Opportunidades项目由联邦直接管理，是成功的中央反贫困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央如何有效利用地方的信息并使地方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

      地方中央联手：中国的全国低保政策由中央负担经费，地方制定政策。地方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受助群体。富裕的地区由地方财政负担，西藏等贫困地区费用则全由中央承担。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在设计转移支付政策时，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以使其更有效。设计可置信的契约也是可以选择的方法。




平行会议二：完善社会保障

发言人
Harold Alderman ，世界银行非洲区社会保护顾问	促进社会安全网的增长

      社会安全网或社会保护计划已在发达国家普遍性地实施，并正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推行。安全网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帮助最贫困人口。此外，社会保护项目亦可促进经济发展：

      其一，创造公共/私人财富：有条件的资金转移可以促进健康教育投资，同时，有助于贫困家庭进行小额储蓄投资。合理规划的市政工程可有效改善基础设施。

      其二，突发危机时期保护私有财产：突发灾害会导致直接财产损失或间接收入减少生计困难。甚至，暂时性的打击还可能降低人力资本的投资，产生长期负面影响后果。

      其三，改善家庭资源配置：贫困家庭偏好风险规避，不愿采用新技术，甚至为规避风险拒绝可获得的信贷。这导致其收益率低下。社会安全网提高他们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促进他们采用合适的风险应对策略，优化家庭资源配置。

      其四，推进经济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往往伴随部分群体的利益损失，安全网能够平衡相关家庭受到的负面波及，提高改革政策的接受度和可行性。

      其五，减少不平等：通过一系列基于经济状况的精确的瞄准，安全网将资源配置给贫困人口。这在减少不公平的同时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经济增长。




发言人
John Hoddinott，乌干达农业委员会总裁，Museveniof总统资深顾问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已在20多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这一项目具有一系列特点，旨在减少短期贫困，提升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实践证明，这一项目是有效的。而在实践中，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辩论：是否太昂贵；是否足以作为反贫困战略；是否应设置条件；如何停止援助。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设计合适的项目，需要综合考虑四个主要问题：当前人力资本处于什么水平，是否因区域、性别而异；为何有特定群体的人力资本过低；是否有高级别的政治支持；行政资源是否可用。

发言人
Fezile Makiwane，南非社会保障局首席执行官	如何为低收入国家设计社会保障项目使贫困人群得到有效支持

      社会保障旨在保护贫弱，设立最低生活标准，保障平稳消费（consumption smoothing）以及收入在生命周期的均匀分布。

      在南非，社保需在高失业、高贫困和显著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环境下实施。从覆盖面上看，目前全球有20亿人无社保，5000万人无法抵御基本社会风险；社会保险主要作用于有雇佣关系的雇员且被限制得较低；覆盖范围主要在基本社会服务、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

      不同国家社会保障的类型各有不同，主要体现为转移性支付模式的差异。在低收入国家制定社会保障计划应依赖于以下诸多因素：以同时减缓短期贫困与长期贫困为目的的综合性途径，注重人类能力的发展，行政管理的有效性，良好的政府统筹支配，以及多方参与承担责任。




发言人
Jacques van der Gaag，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全球经济与发展全球卫生筹资行动高级访问学者	为最贫困人口提供卫生服务

      贫穷人口需要相应的就医机会。提高就医机会需做到以下方面：让私人医疗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一定位置（available private resource（out-of-pocket payment））；志愿医疗服务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将贫困人群纳入服务范围；医疗保险领域获得充分的资金补助；公共医疗与私人医疗切实相互融合；绩效合同既包括公共医疗提供者也包括私人提供者（performance contracts are written with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providers）；政府和捐助者不再执着于构建一个完美的能够完全覆盖所有人的公共医疗模式。

发言人
Stefan Dercon，英国牛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发展经济学教授	穷人的保险？

      穷人常生活在高风险环境中，并且承受高额风险损失—短期中面对消费和营养不足，长期中承受持续的发展阻碍。危机过程中物资、健康、人力的损失与折耗已使高风险成为持久性贫困的诱因。

      我们提出以下六方面解决措施。

      一、借助已有社会群体建立保险体系，这有利于实现群体共同对抗灾害风险，减少逆向选择，降低管理成本及构筑信息网络的成本。同时，建立相互保险的模式优于直接向成员提供保险。二、针对不同类别保险的特有问题，创新产品设计规避风险。三、使保险的设计更加贴近需求，如简化产品设计。四、避免保险挤占信贷。五、重新估量小额信贷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小额信贷在减贫中的作用被过分强调了。六、综合考虑，将小额保险、储蓄、小额信贷、安全社会网络等要素综合起来，使人们拥有资源约束下的长期保障与计划，考虑要素间的互补性是最为有效利用成本的解决措施。




 

平行会议三：实施专项减贫政策和项目

发言人
Michael Wales，粮农组织投资部首席顾问	投资于消除饥饿

      贫困带来的饥饿问题的消除需要相关利益者的共同承诺，可以通过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直接通过减贫计划实现。

      世界粮农组织（FAO）的反饥饿计划旨在提高小农生产力，通过能力建设消除饥饿。该计划每年投入240亿美元，可以获得1200亿美元的收益。该计划与政府协作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共同帮助15个国家获取安全可靠的食物。在此过程中，技术、贸易以及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很重要，必要时候还需要发展援助。

      反贫困、反饥饿需要大量的农业投资。在这里，公共投资应为私人投资留出空间，并提供制度环境保障其质量。私人投资方面，小农是最大的投资群体，但个体投资能力不足；农产品销售环节的销售商也会面临不确定性风险，需要政府提供支持。

发言人
樊胜根，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发展战略和政策管理部部长	投资于减贫

      公共投资的来源有国内资金（包括存款、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和国外资金（国外直接投资、借款、债务减免以及官方发展援助）两种。目前，就国内而言，改进税制构建简洁透明直接的合乎经济社会情况的税收系统是提升资源调动能力促进减贫的有效方法。就国外援助而言，受援助国需要整合零散的项目援助资金形成服务于长远能力发展建设的预算资金。

      公共投资配置方面，不同的类别的投资有不同的减贫回报率，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建是三个最有效促进减贫与农业发展的投资类别；同时，低成本的基建最能够以小额成本翘动最大的增长与减贫效应。

      总之，为更好的减贫，我们当：1，优化支持模式：简单直接透明的税制能有效减贫并且促进公平，能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援助的依赖；鉴于基层政府拥有更详实的信息，当分权与地方以产生更多的收益。2，采取差异化减贫策略：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当确立相应的适当的减贫重点，不变的万能战略是不存在的。发展初始阶段当投资于能够惠及农村的总体经济增长，随后，当关注落后区域以减少收入分配不公。3，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一个“政策制定透明，管理高效，分权化的，实证导向治理结构”政府对于益贫政策的推广是必须的。

发言人
徐晖，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司长	中国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的设计与完善

      灵活、参与式的贫困瞄准政策是中国减贫工作重要的一部分。这里主要介绍中国的贫困瞄准政策，政策实施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其制度进行改进的相关建议。

      农村贫困瞄准政策及其演化过程。对农村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绝对贫困（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到相对贫困（通过收入相对标准来界定）的转变。总的来说进行农村贫困瞄准的目的是提高基本的生产力，提高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自1981年到2000年，随着农村购买力上升，货币升值，贫困线也从1981年的年收入50元变化到了2000年的年收入625元左右。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贫困瞄准政策首先瞄准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其他个别低收入地区。随后，转变为瞄准某些地区甚至社区的具体政策，后来又加入了瞄准个体的政策，并从社会底层收集实时数据，随着数据的变化进行扶贫地区的变更与调整。目前，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帮扶对象的人性化需求上，瞄准得更为精确，而且引入了以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和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发展理念。

      贫困瞄准政策的特征，主要有两个：

      （1）与具体地区的贫困特征紧密相关。它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增长和收入都很低的、跨行政区界的贫困地区。第二层：非跨行政区界的贫困地区。第三层：有相似经济社会特征的县域乃至村镇贫困地区。

      （2）突出强调支持的目标，“瞄得越准，效率越高”。选取有代表性的村子，努力增加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引入定量定性分析方法，同时发动帮扶对象实施参与式减贫。

三、挑战与制度革新

      挑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要弄清如何瞄准更多的穷人，这需要制定合理标准。第二，要明确在扶贫对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发生变化时对其处理方法。

      制度革新：1、动态瞄准。建立“引入、排除”机制，在3-5年的周期内，更换更合适的扶贫对象。2、根据每个目标地点的社会经济特征，瞄准不同的贫困人群。3、发动社区大规模参与。4、让帮扶对象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并监督工作。5、扶贫资源要更多地交付到帮扶对象手中，并精简扶贫机构，确保资金利用率。

发言人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PVDP）对中国减贫项目瞄准效率的影响

      加强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PVDP）的参与是否能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获得更多有效的减贫资源？

      PDVP规划执行分如下三步：甄别贫困村落，拟定参与式发展规划，在县一级整合村级参与发展规划。其中，贫困村落通过加权参与式贫困指数（PPI）进行甄别，所采用三个贫困维度分别是生活贫困、基础设施贫困以及人力资源贫困。发展规划制定则：先由村庄领导人进行经济社会背景分析，随后进行参与式信息收集、参与式讨论，从而形成村级减贫规划。

      PDVP提高贫困瞄准的效率：PDVP发展以来，参与村落减贫的县与所覆盖的贫困人口显著增加升幅分别达46.9%，30%。贫困村瞄准的平均有效性高达90%。资源分配有效的向核心贫困村倾斜。贫困家庭获得的平均减贫资金提高了695元，获得比率由6.5%上升至9.6%。

      PDVP促进村庄民主：PDVP提高贫困人群的参与性，使更多穷人能够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减贫项目，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到规划的制定环节中，推动乡村发展从关注单一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经济环境人力”全方位发展转型。




发言人
Kirit Parikh，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成员	基础设施与最贫困人口

      贫困有如下几个维度：食物缺乏——饥饿；其他物资缺乏——消费/收入贫困；缺乏获取发展机会所需的文化健康资源——人力资源贫困；公共服务/物品缺乏——能力贫困；缺乏对抗社会/自然风险的能力——安全贫困；投资能力缺乏——前景暗淡；缺乏自由权利及社会包容——尊严贫困。

      印度减贫状况：虽然总体健康教育指数均有明显提升，区域种族发展不均衡带来的问题并未为相关指数所反映，最贫困人群人力状况，如儿童营养不良，居民受教育程度—仍不乐观。同时，非清洁燃料的大范围使用对居民健康造成很大负担。

      包容性增长：为应对多维贫困，印度政府要在争取国际资源的同时大力推动包容性增长：发展全民教育促进权利平等（education for all for empowerment）；关注饮水，农村医疗卫生促进公民健康福利，扩展人力资本成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本运行机能；促进农业增长提供就业机会，连接贫困人口与市场扩展其机会。

发言人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政府的减贫计划如何使资源有效向穷人传递

      中国的减贫计划由以下三部分构成：1，由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产业化扶贫和资源移民搬迁有机组成的开发式扶贫计划；2，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3，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不同的计划采用了不同的瞄准方式和资源传递方式。农村开发式扶贫计划以区域瞄准为主，多种机构参与资源传递。城市和农村的低保计划则采用家庭或个人瞄准，资源由政府直接传递。

      减贫瞄准与资源传递的成效：农村开发式扶贫计划能够将大部分资源传递到瞄准的区域，三分之二以上的城镇低保资金传递到了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的低收入家庭，但农村低保刚刚起步，瞄准的准确性还很难评价。

      面临的问题：主要挑战来自于如何在贫困地区（社区）内部将资源传递给贫困人口，社区内部不能使贫困人口同等受益，项目的实施方式有问题，而且缺乏有效的监测评估。

      为了使减贫计划更有针对性，我们需要加强对贫困家庭的识别，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在参与项目的方式上区别对待，并采用自动瞄准机制，建立项目监测评估机制。




平行会议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资产结构

发言人
Patricia Kameri-Mbote， 肯尼亚国际环境法律研究中心非洲部项目主任	保障穷人的土地产权

      土地及其他资源的产权提供食物和收入来源，帮助穷人抵抗风险，是穷人生活保障的基础。

      土地所有权的意义很复杂：它不仅涉及私人土地，还涉及重要公共财产；它的权益不仅归属户主，还涉及整个社会以及妇女和年轻一代的权利；它具备相应法律意义但也是习惯和宗教意义上的产权；单纯的“归属权”有时只有依赖其他的资源才能获得相应受益—妇女和边缘群体往往因为缺乏这些资源而无法得到相应的收入。

      综上，单纯的所有权确立并不能保障穷人的土地权益并促进减贫，我们还应做到：一、改革法律：不仅规定基于身份的产权，更保护社会和妇女的权利，使广大人群得到相应的配套资源和其他服务。二、按照当地的习惯对土地进行分配，为妇女和边缘群体设立单独的条款已保证他们的利益。

发言人
Mark W. Rosegrant，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环境生产技术部主任	气候变化—有利于穷人的适应风险管理和缓解

      温室气体大部分由富裕国家排放，但贫困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和适应变化的努力都是必要的。适应气候变化是有益的需要推广，但其成本在不断增加同时效果也日渐减少，因此，我们当积极减缓气候变化规避未来适应糟糕的气候所需的过高成本。有效的减缓政策是益贫的，能够刺激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增强其适应能力。该政策还将带动全球化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优化的市场和契约设计及社会管理的投资。

      尽管清洁发展机制（CDM）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能使经济活动具备更优的投入产出比，其发展存在以下一系列约束：用于交易，评估，防泄漏，固碳保存，抵消规模不经济效益的成本高昂；土壤和封存林中的碳被排除在CDM外；合理的在造林资源也被排除在欧盟碳交易框架外。

      为扩展益贫的低碳政策（CDM）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当：建立国际化咨询体系，为交易方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智力支持；机构创新，创建针对穷人的交易产品，借助地方中介机构连接（介绍投资，代管）投资方与当地民众，降低同社区的交易成本；简化小型项目的执行标准。

      综上，气候变化政策可以创造新的益贫投资；增加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收益。落实推广该政策要加强全球金融设施和治理，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发言人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

      中国儿童营养不良主要集中在西部农村地区。儿童生存贫困尽管有所下降但发生率仍高于总体农村生存贫困发生率。据测算，儿童营养不良若不改变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

      市场无法解决营养不良问题，政府应该主动介入，进行干预。采取营养干预行动是加速减贫的关键，效益成本比高，速度快。




全体会议二：议程一平行会议总结和交流发言

发言人
Erastus Mwencha, 东南非共同市场组织总秘书长 （COMESA）	东南非地区减贫和消除饥饿的挑战与机遇

      农业是东南非地区减贫的关键。目前东南非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生产率低，政策限制，市场规制与技术限制和气候变化。农业方面无法充分利用土地与水资源，贸易成本较高，性别差距，传播技术的能力薄弱，宏观经济的挑战以及投资与贸易政策的不一致。

      但东南非减贫也有机遇：东南非地区是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的核心；世界粮食计划署，商品交易所等新兴市场也是一个机会；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和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更大的市场，以及多边谈判带来的贸易援助和全球市场也为其提供新机会。

      东南非减贫的关键如下：一，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综合各方共同解决供给/需求方的挑战；二，区域间的整合与协调；三，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市场、补贴与生物燃料；四，实施计划过程中优秀的合作者。




议程二：国际减贫经验交流

全体会议三：全球减贫进展

发言人
Patrus Ananias de Sousa，巴西社会发展和反贫困部部长	公民权利与社会包容—消除社会不平等与缓减贫困和饥饿

      社会发展部为消除巴西贫困人口的饥饿问题，在确立国家零饥饿战略的同时，通过SUAS（单一的社会救助制度）巩固社会援助；立法构建SISAN（全国粮食和营养安全系统）为贫困家庭提供食品饮水保障，推进农业发展；并经由BPC向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转移支付。

      系列措施保障了食物的充足和多样化，提高家庭购买力及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增收的同时减少不平等。基本实现益贫的经济增长。但目前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很多，收入、机会不平等程度仍较为严重。

 

发言人
Domingo F. Panganiban，菲律宾共和国国家反贫困委员会	菲律宾减贫经验

      相关数据显示菲律宾MDG减贫目标完成可能性很高。

      相关反贫困计划在菲律宾中期发展计划下实行：加速资产改革；发展穷人的人力资本；促进穷人就业；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障；将穷人纳入社会治理流程。反贫困计划由国家反贫困委员会制定，由地区政府下发直达各个乡村社区，再由社区在村级水平上实施所在地区的具体计划。社区在扶贫工作中建立了CBMS系统，该系统在社区层面收集处理相关数据，促进有利于地方规划、项目实施和评估，同时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到减贫工作中。地方政府得以藉此得到社区一手信息，制定基于数据的解决方案。

      在减少饥饿方面，菲律宾从供需两端解决问题。供给方面：增加食品供给、强化后勤服务。需求方面：增加营养、管理人口、为穷人创收。实施过程中，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不同地域层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很重要。

 

平行会议一：非洲

发言人
Assefa Admassie，埃塞俄比亚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改善穷人市场通道

      在实现农民与市场的连接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采取了实现MDG目标的有效策略。有效的市场能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创造增收机会，提高粮食安全程度，激励农民加大投入，发挥比较优势，调和“供应投入，信贷调节，市场输出”的系统化运行。

      然而当地农民实际市场化程度很低，阻碍如下：1，市场营销成本高：物流系通太薄弱，产品生产脆弱波动，市场容量狭小，监管不规范。2，市场化生产风险大：农户需密集投入资源，多元化产品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技术投入大但有效性难以掌控。3，市场营销风险大：标准化监管缺乏，产业基础薄弱市场购买力不足，价格波动大，农户信息匮乏，议价能力不足。

      政府当出面干预以降低农户市场参与风险，提高市场化程度：借助价格支持，投入补贴及信贷支持推进农民市场参与；加强监管规范市场制度化建设优化市场环境；支持技术发展，促进市场化技术应用。

 

发言人
Ernest Aryeetey，加纳大学统计，社会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能提高穷人生产力，创造就业，提供社会保护。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础设施仍有待提高。

      引入私有资本并非提升基建投资的全能方案：交通领域引入BOP进行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建设，技术得以提升人力资本得以应用；通信领域，新技术使私企开拓农村通信，改善国家垄断但服务不足的局面。然则，乡村用水及卫生方面私有投资面临权责相冲的困境，供水困难未见改变。能源方面，国家垄断的设施和低定价使私有资本不愿进入，穷人依旧缺乏能源服务。

      业内对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减贫的影响”缺乏直接研究，但一些个案显示有利影响是存在的；同时在加纳，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各部门的贫困率都下降了。




平行会议二：亚洲

发言人
范云六、张春义，中国农业科学院	生物强化：一个消除贫困的有力措施

      中国人口微量元素缺乏状况比较严重，造成巨大社会经济损失。

      生物强化能够经济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从现有种子资源中寻找合适作物，制造稳定的富含某几种养分的食物并加以培育推广。例如，“中国生物强化”组织，已通过育种和营养学研究，提高微量元素含量以及摄入量。目前种植水稻、玉米、小麦、甘薯，目标营养元素是铁、锌、维A。种植地点包括北京、杭州地区。

      生物强化是扶贫工程的需要，保障人民健康和人力资源，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但需要政府给予专项立项拨款的大力支持。

 

发言人
S. Mahendra Dev，印度海德拉巴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地区的食物不足与儿童营养不良

      亚洲目前存在严重的儿童营养不良现象。低收入是一大原因，但每一个百分点的GNP增长只伴随着不到0.5点的营养不良改善，因而经济增长不能完全的改善营养不良状况；但研究表明任由大量的营养不良存在于脱贫的家庭中，因此营养不良构成了比贫困更大的挑战；孕妇营养不良及婴儿期营养不良是造成儿童营养不良的另一大原因；医疗卫生条件差；微量元素缺乏。

      干预营养不良需要如下政策：益贫的包容性增长；促进农村农业转型，借由多元化的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增收，提高购买力；促进城市化（城市营养条件常好于农村，但也有例外如孟加拉，因地制宜）；推行专项营养计划；提高妇女营养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

      国别经验：孟加拉—加大基建投资保持经济快速增长，通过NGO合作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印度—专门的提高公民营养水平的政策计划（ICDS等）。泰国—严格监测营养水平，进行营养教育并配合微量元素的补贴来提高营养水平。




发言人
Ashok Gulati，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亚洲局局长	小农户与高附加值市场的对接

      在未来的15-20年内，亚洲小农将继续存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种分散式农业转变为高附加值农业，对批发市场和有组织的零售商实行快速改革和规模扩大化。这是一个把分散小农与外部市场直接连接的绝佳机会。亚洲的农产品国际交易目前规模仍很小，更大的改变有赖城市化及国内因素来推动。

      虽然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主要粮食作物很重要，在未来的10年里，农业的增长和繁荣的前景会越来越依靠对高附加值的产品的需求以及对该种产品市场的开拓。但由于此类产品易腐坏，需要加快建造基础设施，精简价值流通过程降低风险；目前，农产品初级贸易市场正由原来的卡车贩运向规模化销售转变，成长的技术与市场推动农产品加工行业不断前进，有组织的产品销售也正在新兴国家迅速发展。我们要以CISS为标准，创建有力的机构连接小农与市场。

 

发言人
Tahlim Sudaryanto，印度尼西亚农业社会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扩大就业与缓减贫困和饥饿

      世界银行2006年指出脱贫的两种途径：其一，由自给型农业向商业、农业转变；其二，将非正规非农企业转为正规的、利润更高的企业。推进就业需要促进新经济活动的发展。

      减贫工作有如下原则：认识到穷人的社会资本和能力；把穷人纳入决策过程中；使程序透明负责。相关政策方面长期中帮助穷人获得土地；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农业发展；全方位促进农村发展—通过微型金融，技能培训推进穷人自我雇佣和获得更高的雇佣工资，保障穷人权益并提升其在政治经济领域内的话语权；鼓励穷人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与资金，鼓励农民市场化生产，优化投入产出。同时注意瞄准最贫困人群，以能力建设为基础，推动社区参与的项目。短期中，政府可资助专门项目帮助穷人迅速获得工作，如投资基础设施重建提供工作给长期贫困人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穷人的人力资本培育，提供教育，健康，营养，技能培训方面的支持。

 

发言人
Qazi Kholiquzzaman Ahmad，孟加拉BUP主席	南亚—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源自系统性的不公平，引发不平等、贫困和权利的剥夺，强化被剥夺者的隔离困局；它存在于社会的多个层面，使被排斥者处于自然风险，艾滋病风险攻击的最前端。社会排斥可能发生在国际于国内，自由化和全球化加重社会排斥。

      南亚社会排斥情况：人地矛盾尖锐，83%的人口面临不同程度的人权缺失，妇女被严重排斥在教育，决策之外；文盲率40%，公共健康服务、教育资源缺乏，营养不良严重；频发的自然灾害使被排斥人群陷入极端贫困脱贫无门。对抗的国内政治局势和不平衡的区域减贫发展政策日益加剧社会隔离状况。

      为解决社会隔离问题，要在新的框架下实行改革：以“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所有人的福祉”为目标，赋予公民自由、权力，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珍视社会多元性，营造全民参与的民主制。

 

发言人
刘福合，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	千年发展目标-中国的进展

      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良好：

      消除极端贫困饥饿：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确定重点县、村重点帮扶；采取一系列益贫社会经济政策。已提前完成目标。

      普及小学教育：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设立专项资金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改进；启动“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超前完成目标。

      两性平等与妇女赋权：推行全民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帮助脆弱群体受教育的有关计划，同时建立监督体制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劳动法中保障男女平等机会，保障妇女政治社会文化权利。目前小学教育中两性差异消除有望实现。

      降低儿童死亡率：实施以儿童为对象的疾病控制计划；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开展儿童计划免疫和母婴保健等工作；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项目标进展顺利。

      改善产妇保健：发起“母亲安全”计划；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实施“母亲健康快车”项目。进展顺利。

      艾滋病与肺结核的治和预防：构建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地区艾滋防治领导小组的机构系统；下发《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制定《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活动，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在中国一半的人口中推行了DOTS策略,为结核病患者提供免费诊断和治疗。但完成这一目标形势不容乐观，需要高度重视。

      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能力：制订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和地方环境保护战略，在新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环境保护，成为国际环境公约的缔约方；加大环保部门财政投入；加强饮水水源地保护工作； 解决缺水县城用水问题；组织开展全国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工作。这方面目前进展很快。

      全球合作促进发展：设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向世界上其他国家介绍传播中国扶贫经验，管理部分中国扶贫外援项目；重视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战略。中国高度重视实现这一目标，并取得很大的成绩。

 

发言人
Arabiyani Abubakar，印尼妇女赋权和儿童保护组织理事	消除性别不平等

      消除性别不平等首先从学校教育做起，逐步实现创业、自由程度乃至权利和社会事务参与的平等化。在就业方面，要克服就业岗位的性别定势，消除择业时的性别歧视。在农业生产环节，对于男女劳动者要无差别地传授知识、信息。在政府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要让妇女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和市场运作中，改善政策实施效果。另外，通过发展妇女自助组织解决社区问题、培养技能，实现可持续治理。




平行会议三：拉美

发言人
Javier Escobal，秘鲁GRADE高级研究员	贸易自由化与儿童

      尽管贸易自由化长期来说有益经济增长，却存在受益不平等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影响物价收入，进而影响税收和公共服务，对儿童公共服务的获得也形成影响；同时，自由化带来的产业发展及机会成本变化可能使儿童放弃受教育成为儿童劳力，影响其长期发展。

      “年轻生命”项目为分析“贸易自由化儿童贫困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机会，研究显示：秘鲁的贸易自由化使更多母亲参与劳动，儿童要承担照顾家庭的责任，学习时间变少；同时，当承诺的自由化收益并未实现，政府的弥补政策不能惠及农村，农村地区的儿童即面临更大的辍学风险。越南的贸易自由化则使儿童在工作参与，教育健康服务获得方面面临巨大风险；其中，女童，少数族裔家庭，单亲家庭，母亲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最为脆弱。

      政策当关注贸易自由化中利益受损人群，特别是遭受不利影响的儿童：为遭受冲击的家庭提供转移支付；家庭面临现金流动性约束时，政府应提供帮助；设置专项资金在负面事件发生时瞄准受害人群予以补偿；提升穷人能力水平以应对风险，如建立一系列幼童照顾中心帮助承担女性家庭照顾的责任，减少儿童因此辍学的概率。

 

发言人
Maximo Torero，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市场贸易和制度部部长	安第斯国家减贫战略

      拉美国家在过去20年中采取一系列政策保护脆弱人群，对增长增收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控制管理，提升国民福利，尽管收入不平等仍旧加剧，但增加了国民费收入福祉：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CCT）：成本低，舆论一致认为成效良好。但该计划专注于人力资本积累，对生产力形成存在挤出效应；同时仅专注于学龄期儿童受众面窄。

      小额信贷：主要帮扶小工商户成长，无法触及核心贫困人群。面向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培训：使得就业率上升，劳动者收入增加。

      加强公共服务方面：通讯方面存在区域不平衡；政府要提供透明有序的商业环境使相关服务能有稳定的提供。道路方面仅在城市区域有所进展。

      扶贫瞄准方面：贫困地图有效地将目标锁定在安第斯山区域，但仍需要在社区层面进行瞄准，实施需求导向的扶贫计划。

最佳扶贫政策往往是一系列面向不同需求扶贫项目的最佳，没有普适性的政策，当地制度和政策环境都很重要。

 

发言人
Alberto Valdés 智利Catolica大学副教授	增长与减贫—拉美宏观经济政策经验

      拉美的经济制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在宏观经济失衡、财政政策失效的背景下，央行采取稳定货币的政策，推行单边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并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原有进口替代策略得到修正。同时，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降低商业运行的成本鼓励经济增长：放开价格管制，降低了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精简机构解除贸易阻碍，放宽基建控制。

      对于开放经济，人们预期贸易自由化带来高增长高收入，随后关注并取得减贫效应；但事实上，自由化带来不同个体的受益不均等，汇率波动也随之而来，同时政府的现代化进程很缓慢，但社会政策如期向贫困援助转变。

      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本身是益贫的，公平使其更加益贫。注重发展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模式更有益于减贫。长期来看，教育是减贫的一大重要政策。不公平会影响经济发展的益贫性，过分严重的不公平终将阻碍经济发展。

      此外，公共支出的效率需要提高，多方面公共服务亟待提升但资金有限。同时，要加强支出效果的评估；避免将公共服务资金变成私人补贴发放，浪费资源。




发言人
Dante Contreras，智利大学经济系副主任	智利的贫困不平等和福利—证据挑战和教训

      智利以往的减贫政策注重经济增长，关注绝对贫困。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确带来贫困大幅减少。但不公平程度始终严重。并且，原有策略无法在现阶段减少不公平。减少脆弱性，增加社会流动性与社会机会等新挑战需要新应对：

      应对脆弱性：面板数据显示智利民众的收入稳定性不佳面临比较严重的贫困风险，政府因此启动了保护极端贫困人群的“Chile Solidario”和保护儿童的“Chile Crece Contigo”两项新政策，向极端贫困人群进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向儿童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政策意图良好但目前缺乏评估数据。

      机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不足：在智利，个体技能累积同原始家庭资源保有量成正比，子女收入—父母收入弹性小（即社会流动性小）。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改善教育，颇有成效。但教育质量及教育公平仍有待改善。




全体会议四：议程二平行会议总结和交流发言

发言人
翟虎渠，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农业科研投资与减贫

      农业科研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特别在目前当土地劳动力紧缺，制度创新的作用日趋有限的情况下。

      农业科研有利于缓解贫困：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促进减贫：提高生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创造就业促进脱贫；增加农产品产量降低价格，降低贫困人口生活成本改善营养饥饿状况。同时农产品科研成果的共享有益全世界减贫。有同时，研究表明农业科研（特别在欠发达即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减贫效果显著。

       农业科研的发展需要政府加强投入，并解决重复研究，生产转化薄弱等问题。未来农业科技扶贫需要：建立科技扶贫长效机制，将研发推广生产应用紧密联系并加强投入；科研项目联系贫困地区实际生产难题与脱贫致富需求；加强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发言人
Frances Stewart 剑桥大学不平等人类安全与种族研究中心教授	消除文化歧视和不平等

      横向不平等囊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个维度，基于相互隔阂的群体，随着时间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横向不平等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低效率，阻碍减贫，甚至引发冲突。

      政治不平等可以通过联邦制，地方分权，权力共享等方案解决。经济社会的歧视的应对则可采取如下方法：

      直接政策：采取“平权行动”，通过规定权利限额直接支持受歧视群体。但要考虑是否会强化族群差别，引起低效率，甚至引发暴力冲突。间接政策：通过倾斜的税收和公共支出支持被歧视人群；立法消除歧视；采取特殊政策支持弱势群体特定活动。反种族隔离政策：降低小族群意识，促进学校教育的族群融合强化国家认同；但要警惕该类政策是否危及文化认同并隐瞒深层次的不平等。





发言人
Sukhadeo Thorat 印度尼赫鲁大学印度贫民研究所主任	社会排斥和贫困的联系

      高度的贫困经常集中在某些特定地区，并与文化、道德、种族等群体特征相关。社会排斥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由某个群体在市场或非市场环境下排外性导致被排斥人群面临机会不均。

      社会排斥的结果取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排外程度。

      社会排斥会降低经济增长效率阻碍减贫—影响市场机制作用及资源配置效率，偏离最优均衡；增加失业；造成政治权利及政治参与缺失。同时，社会歧视本身使穷人丧失获得收入和受教育机会，丧失公众事务参与权利，造成族群间的对抗，加剧贫困。

      改进政策可综合市场干预与市场竞争两个视角：其一，干预并改善不平等状况—进行资产二次分配实施支持性社会资产政策；改进人力资本发展教育。其二，制定促进公平的政策体系—制定反歧视法规，建立透明的监测及评估系统，促进政府有效实行公平政策。

发言人
Charlotte McClain-Nhlapo，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局残疾人研究顾问	针对残疾人的减贫

      目前全球共有6亿5000万残障人群，构成核心贫困人群的1/5，并且残障人群中的1/3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残障不仅是医学概念，而是与社会排斥相关—即在人与社会环境互动时因为自身原因不能参与导致的社会歧视偏见。残障会导致贫穷，贫穷令情况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残障会给家庭与社群带来负担：削减后代受教育的可能；占用家庭成员时间用于照顾；削减人家庭可用劳动力而致贫。

      实现MDG目标要求我们有效应对残障问题：政府要将关注定从同情转变为能力建设，强化包容性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创造包容性社会环境；社区家庭积极参与，帮助残障人士获取信息和提升个人能力。




议程三：探寻有效扶贫机制

全体会议五：减贫行动的设计实施和拓展

发言人
Ren Wang，美国国际农业研究（CGIAR）咨询组主任	信守今天和明天可持续增长承诺

      当前，城市化与人口增长使食品需求上升；生物燃料的开发进一步推动粮食价格上升；一体化的食物供销为农民同时带来了机遇与风险；“生物强化”提升了传统作物的营养；威胁食品传安全与生计的疾病持续出现；集约式农业发展日渐挑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上述一切的基础的农业生产，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考验。

发言人
Kathy Spahn，美国海伦凯勒基金会国际总裁和行政执行官员	如何有效扩充干预政策以消除营养不良

      世界上有1.27亿学龄前儿童维生素A的缺乏，其死亡风险因而大大增加。有效的干预能大大降低该风险：政策强制提高主要食物中的维A含量；为面临风险的幼童提供每半年一次的维A补充；鼓励对富含维A的粮食的多元化生产消费。

      进一步推广上述方案面临参与方不够多元化、资金不足、缺乏规范架构以及有效的执行等困难；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地方强烈的政治意愿、财政资金与行业技术支持、持续的信息沟通，同时，私人资本的参与及不同援助项目之间的协调沟通也是必要的。




发言人
褚利明，财政部农业司司长	中国财政扶贫政策与管理

      中国财政扶贫政策由区域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区域性开发政策、公共服务政策以及扶贫开发专项资金扶持四方面组成。

      其中，专项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模式呈如下特点：供给导向型，管理主体多部门，资金分配管理立足客观因素力求节省高效并实行专户专账报账制支付，监督多部门多层次。力求：依据贫困规模/程度客观公平地分配资金；下放权力赋予地方因地制宜的自主权；着重促进贫困地区增收及能力建设；逐步下移管理中心完善机制。

      专项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现存主要问题：资金分配缺少正向激励；扶贫目标不清晰；管理重心仍然过高；扶贫主体不够合理。新形势下做好财政扶贫需要：1，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加快促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持续发展；2，继续加大专项财政扶贫力度：赋予开发式扶贫新的内涵，重新定位目标任务，明确开发重点；创新扶贫机制；强化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有效。




平行会议一：拓展减贫政策

发言人
何道峰，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	NGO与政府互动促进减贫

      市场经济后工业文明时期，社会形成“家庭+公司+政府+非政府”的四分格局。非政府与政府互动减贫要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建立信任，跨越传统的僭越观念。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片面定位于“帮助政府找钱扶贫”和“让老干部发挥余热”，超自然发育形成了矛盾的双重管理体制，导致其政府依赖性严重，不利于志愿市场的发育。目前NGO与政府缺乏互动，规划与管理的缺乏使行业公信力受质疑。

      在双轨制下要加强NGO与政府的互动以促进减贫：提升NGO的定位；强化社会监管弱化行政管理；提升智力水平专业技能，加强公信力识别优胜劣汰；向NGO开放政府公共资源形成互动。

 

发言人
Sona Varma，印度ICICI银行经济学顾问	小额信贷—由私人部门发起的信贷计划

      印度微型金融领域的需求满足存在重大缺口，私人部门发起的“商业银行—小额信贷机构—客户”的模式比流行“自助团体—银行（SHG-Banker）”的公共模式更有潜力。

      相比传统信贷模式，ICICI创新模式采用综合信贷渠道，关注综合产品设计，客户导向型，技术导向型。由ICICI向小额信贷机构（MFI）批发贷款（含资金及技术），由MFI发放贷款并监管，ICICI与MFI实现的风险共担。

      促进小贷的扩展与可持续发展，降低风险是关键。商业银行要优化产品组合，简化穷人获取服务的中间费用，通过合作伙伴进行金融风险共担。同时，在向MFI批发贷款时要进行配套能力建设如：筛选合适的伙伴并进行相应的培训，协助其进行放贷硬件建设优化贷款发放程序，适当监管MFI的贷款发放并总结回顾。为优化微型贷款效果，金融机构还应支持创建企业连网基金以促进农户和市场对接。政府部门应当通过放宽利率管制，加强登记系统建设和乡村基建来提升穷人的可达性。独立研究机构应加强对小额信贷效果的研究以避免不必要的“暂时办法vs长久之计”之争。




平行会议二：改善社会治理

发言人
Anirudh Krishna，杜克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助理教授和系顾问	穷人为何不集体行动？

      贫困是一个具体的流动的概念。一定时期的贫困，致贫人群和脱贫人群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人群致贫和脱贫的原因不同，对政策的需求也大相径庭，因而穷人很少集体行动。

      贫困可分为长期贫困（Persistent Poor），新近致贫（Newly Poor），和新近脱贫（Recently Escaped）。上述细分数据在国家统计层面目前是缺乏的。致贫原因中，疾病医疗占大头。脱贫主要归功于收入来源多元化如农业收入及正规部门工资收入。贫困人口的政策需求调查显示长期贫困，新近致贫，新近脱贫三类穷人的需求分别集中于劳动工资（46%），医疗住房（34%，24%），和灌溉教育（28%，25%）上，差异显著。

      总之，为使减贫政策更有效我们需要细化贫困概念优化贫困监测。为增强穷人的话语权，我们需要有效提高其政治参与度，优化其经济能力，同时也要加强相应组织的建设。

      当今减贫尽管共同政治意愿强烈，方法多元并不断创新但饥饿贫困仍然存在。减贫政策面临如下三个挑战：政治可行性，即存在政策阻碍支持不足；管理可行性，即无法有效实行政策；财政可行性，无法持续增加益贫政策资金。

      克服上述挑战我们首先需要：1，调整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策略：政治方面弥补受损群体增加机会的可达性与透明度；管理方面反腐败并同NGO合作；财政方面进行损失补偿（Recovering Costs）提升瞄准效率。2，改善潜在的情况：政治方面提升穷人民主话语权；管理方面提高政策执行方的激励与能力，受众方面构建穷人信息获取和传达的能力；财政方面优化预算程序改进税制。其次，站在最贫困人群立场上看，需要：完善机构制度；推动自我赋权；进行社会动员。此外，社会运动也是实现经济和政治权利的途径，包括推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合作运动、甘地运动、以妇女为主导的乡村银行、以权力为基础的发展运动（Right-based Development Movement）。

      同时，社区发展（Development Community）有助于促进自我赋权和以人为本的管理；促进领导力提升；并作为有效的项目执行通道为赋权创造空间。

      当然，挑战仍然存在：仅仅建立“需求方”的管理模式远远不够；国家机构需要有响应穷人的创新能力和措施；优化资金运动方式提供公平惠及穷人与富人的公共服务。

平行会议三：培育穷人的社会资本

发言人
Vijay Kumar, 印度消除农村贫困协会首席执行官	为贫困和饥饿人群培育组织

      穷人强烈的脱贫意愿，能力，勤劳并富有志愿服务精神为穷人组织的建立提供天然能力基础，建立穷人组织旨在有效动员动员穷人释放能力实现自我脱贫。其构建需要多级政府社会机构的合作：1，政府：进行长期的社会动员创造有利环境；实施益贫的政策项目；支持穷人组织自我赋权；致力于提供机构建设支持并规模化推广。2，穷人机构自身：动员贫困人群致力于组织化建设；可由妇女开始；构建信任机制关注核心问题；实现集体能力和个体能力的强化互动。3，支持机构：构建穷人组织建设的强有力基础；为其进行常规能力建设；推动组织会议开展；引导集体行动；桥接穷人组织与相关服务提供方。

      穷人组织的建构：有利于进行高水平的社会动员，汇集更广泛贫困人口的力量；提高集体行动的规模与动力，相对于脆弱的个体贫困人口能更有效解决问题；提高益贫公共服务传递的有效性；减少个体外部援助的依赖。案例：印度乡村联盟。穷人组织还可以进阶成长以实现良性循环：支持下线穷人组织；形成政治议价能力影响益贫政策制定；同其他组织如市场，金融机构建立常规合作关系。在进阶发展过程中：理顺支持组织与穷人组织本身的关系很关键；并要事先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领域有所作为，建立遍及全国的影响力。

发言人
Suresh Babu，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国别农业研究国际服务部高级研究员	培育穷人社会创新能力以减少贫困和饥饿

      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是减贫与发展的有效途径，能动员益贫政策出台，提升公共干预效果，加快MDG实现进程。该方法目前小有成效，但仍十分匮乏。

      社会企业能力增强有三个层面。1，政策：全国性推广成功试点项目；构建多边援助政策；推进国家系统制定创新型具体发展策略。2，项目：设计实施创新性扶贫项目；培养青年领袖和农民组织领袖。3，商业：运用商业原则落实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能力的培育可以通过高校实践能力扩展，商学院联合培养，地方领导人才培训等渠道实现。如何定义并推进国家面的政策企业家能力；如何通过社会企业精神推广创新型干预。

发言人
王平，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社会企业在中国减贫实践中的作为

      社会企业是以推动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为目标，以执著、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为动力，具备可持续运营模式的实体。其价值在于解决社会问题；促进政府、工商业和非营利组织三大部门合作；使公益事业可持续；启动“人”本身的价值发现。

      社会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现有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对“企业”从事“社会”事业的文化排斥、长期计划经济和统一社会造成私营部门薄弱等挑战，其减贫作用有待系统挖掘。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旨在以社会企业为媒介，注重三个角度交叉需求，将基金会本身的社会资本，转化为穷人的社会资本。精神物质双扶贫，开展可持续性开发式扶贫，实现城乡贫困社区可持续发展。




平行会议四：改进贫困监测方法

发言人
Chris De Neubourg	贫困儿童，需要帮助的儿童和儿童的需求

      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同时，由于儿童依靠自身脱贫的手段少，所赖唯有家庭内部不平等的资源分配，贫困对儿童的影响比成年人更深。

      传统的财产评估法：该法以贫困家庭中的儿童的比率来估算儿童贫困。但财产贫困不能全面反映问题，因为并非所有贫困家庭中的儿童都生活在贫困中，并且不是所有非贫困家庭中的儿童都生活的很好。服务与食物的可获得性，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模式都是儿童贫困的重要因素，贫困线作为界定贫困家庭的单一标准，不足以证明儿童是否生活在贫困之中。

      多维贫困评估：儿童贫困脆弱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相关测量要识别锁定那些缺乏生存手段，发展机会，被剥夺用以满足基本需求资源的儿童，关注他们被剥夺了什么。

发言人
Abusaleh Shariff，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人类发展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	印度快速经济增长期间的饥饿，贫困和脆弱

      印度快速经济增长期间的脆弱性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严重的持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显著的城乡差异与断裂；基于性别与家庭的不平等；益贫增长政策与包容性增长政策的缺乏。

印度贫困监测指标体系：

      1，收入与消费：经济阶层户数（Number of Household by Income Class Bands）；月消费支出分类居民人数。2，贫困与脆弱性：贫困发生率（全国，州，农业人口），营养不良。3，社会保障：定量供应卡领取统计，未领取定量供应卡的贫困人口比率（各州）。4，教育与贫困：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与贫困率。




发言人
鲜祖德，中国国家统计局农调队长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方法和最新结果

      中国现阶段贫困特点如下：极端贫困人口很难通过开发扶贫而脱贫；自然灾害和疾病成为返贫的最重要原因；农村低收入人口缺乏收入持续增长机制；农村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市，公共教育，卫生比较落后；社会不平等程度日渐加剧；贫困人口群集型与插花型并存。

      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来源：在中国，该项监测主要有两大数据来源，其一：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其二，国家贫困监测抽样调查。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涵盖全国31省，6.8万个样本农户分布于8000个抽中村857个抽中县，调查内容包括村级/住户、个人调查共2000余个指标。国家贫困监测调查覆盖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样本由5300个行政村中的53000个住户组成，调查内容更为详细包括扶贫资金使用情况扶贫项目参与情况，教育卫生劳动力转移等等。

      贫困测量与评估方法：监测内容围绕经济贫困和多元贫困涵盖九大类。贫困标准的衡量则采用收入与消费双指标来衡量的方法。专项调查中涉及的影响评估方法包括：项目村与费项目村比较，专门对项目区的低收入人口福利状况进行反映，描述项目覆盖率，资助强度和瞄准，用回归方法对项目活动的作用进行评估等。贫困统计信息的发布则依赖如下几大渠道：贫困监测联席会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发言人
Celia M. Reyes， CBMS国际高级研究员	菲律宾社区贫困监测经验

      菲律宾当前有一系列的宏观监测，但数据笼统并存在统计不及时造成的时滞，最多能用于宽泛的区域瞄准。更有效的瞄准需要具体的离散数据（disaggregated data）以便精确的识别贫困范畴，诊断贫困原因，形成适合的政策，瞄准合格的受益人，评估项目效果。同时，分散化的政策实施也需要相应的统计系统来支撑。

      CBMS系统以住户普查为基础，以基层政府作领头社区为参与，设置一系列指标用于监测不同维度贫困，在不同的区域建立数据库并勾勒生成贫困地图。遵行如下八大步骤：组织发起（Advocacy）—田野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 and Field Editing）—数据编码和录入（Data Encoding and Map Digitizing）—数据加工编制（Processing and Mapping）—数据有效性社区会诊（Data Validation and Community Consultation）—数据库管理（Database Management）—规划制定（Plan Formulation）—项目实施与监测（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CBMS系统作为一个基层贫困监测系统，弥补了原有统计系统偏重国家宏观轻基层微观的不平衡格局，收集基层微观数据为资源配置的核算管理以及社会项目实施提供更有效的工具。目前在菲律宾，CBMS已社区贫困统计，儿童营养统计方面有所应用。




全体会议六：平行会议报告与交流发言

发言人
Solveig Buhl，OECD减贫和增长部高级政策管理人	基于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执行政策指南

      DAC减贫网络（POVNET）旨在基于成员国减贫经验拟定强化穷人能力确保其分享增长成果的益贫政策纲要。已取得成果有如下几个方面：

      援助国，贫困援助不同于常规商业概念：要充分关注当地发展状况与阶段；强化政策制定，私人部门，公民社会的共同参与；加强穷人信息获取和政策参与能力；优化政策平衡。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投入不足的挑战：要建立并加强双边投资框架；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贫困瞄准效率；关注投资具备可持续效应的项目；扩大融资途径提高项目融资效率。

      农业发展能够有效减贫，要：承认农村家庭内部差异性；充盈农户家庭资产，减少贸易障碍，扩大市场进入途径；支持多元化生计发展；通过保险和生产防护网协助穷人应对风险和脆弱性。

      私人部门发展是减贫的重要动力，政府和援助方需要：构建有利于私人部门发展的环境；重视非正规工商企业的作用鼓励其发展；加强企业风险应对能力；促进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沟通。

      加强效果评估为政策实施提供有力支撑：PIA评估使捐助者和受助者共同从中受益；有利于科学决策；最大化益贫政策和项目的效益；同时为干预政策的分配效益评判基础。

      POVNET将持续推进政策建议在国家层面的应用，加强贫困评估扩展合作成员国发展能力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