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17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摘要汇编2008——改革开放与中国减贫模式暨千年发展目标进程

背景与目标

2008年10月17日，为纪念第16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题为“改革开放与中国减贫模式暨千年发展目标进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和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娜菲斯·萨迪克博士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书面致辞。共13名部级官员出席本次大会。来自国内外政府官员、国际组织及其驻华机构、科研机构、NGO等部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围绕“中国农村减贫：成就与挑战”，“增长、贸易与贫困——中国经验与待解问题”两大主要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交流。以介绍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实用经验为基本议题，论坛着重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农村扶贫发展的历史阶段、成就、挑战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人口发展、自然灾害、灾后重建与扶贫减贫工作的联系

中国的扶贫减贫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儿童减贫、发展公民社会、急速发展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生态环境问题




一、开幕式

贺信
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

《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六十年后，仍有数亿人无法享受到食物、住房、教育和体面的工作条件等基本人权。被迫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经常遇到社会排斥、歧视和无能为力等问题。我们为消除贫困而开展的努力必须密切注意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尊严，必须超出基本物质需要的范畴，解决歧视和不平等问题。这意味着要确保所有穷人都能够获得摆脱贫困所需要的资源，意味着要使穷人有能力有效参与对他们生活直接产生影响的决策和其它活动。

目前变化无常的经济局势使这一任务更具挑战，但也更加重要。粮食和燃料价格上升以及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等威胁，有可能抵消全世界许多地方在减少贫困和饥饿方面已取得的进展。现在大约有1亿人有可能陷入贫困。

各国政府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和通过认捐资源等方式所做出的努力都绝不是慈善，而是为实现人人享有人权的目标而应尽的义务。如果我们不能兑现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我们就为更大的人类痛苦和全球不安全问题创造了条件。如果不充分尊重人权，贫困就不会消除。




致辞人
Nafis Sadik博士，联合国副秘书长、秘书长特别顾问及艾滋病问题亚洲特使

千年发展目标是到2015年所应取得的最低目标。在困难时期，这个目标可能比以往更加重要。复苏金融体系的政策不能加剧穷人的贫困。发展援助在当前危机时期应该继续甚至增加，经济发展也必须持续关注消除贫困。

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使得3亿人脱离了贫困，成就令人震惊。中国政府重点强调减少国内不平等—尤其是关注收入及获得高质量的医疗及教育服务。同时，我认为潜在可能成为千年发展目标成就的领域之一，是生殖健康。实现这个重要目标，首先最为关键的是领导力和强大的国家支持。第二是妇女参与到各个层面的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关注生殖健康同样有助于达到另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就是控制HIV/AIDS的蔓延。

在中国，除了血液传播外，性接触逐渐成为HIV /AIDS感染的重要途径。预防两种传播方式共同的渠道是通过教育和服务。赋予妇女自我尊重、自我保护的知识和能力，将是赢得这场战役的关键。HIV和AIDS高危人群不被社会所接纳的行为特征，使高危人群、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出现了一个“拒绝”的重要环节。然而成功抵制重返 HIV/AIDS依靠的是恰是预防治疗信息服务。

为女性赋权和性别平等所做出的努力、确保性及生殖健康、抵御HIV/AIDS、消除贫困是相互交织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将通过南南对话合作机制分享经验，我相信联合国将有助于国际间经验和技能的传播。




致辞人
Domingo F. Panganiban，菲律宾国家扶贫委员会秘书长兼首席召集人	农村扶贫：菲律宾经验借鉴

目前，全世界超过80%的人口所生活居住的地方，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在农村发展与贫困的抗争中，政府必须确立长远的国家目标，长期不懈地创造机制和条件，任用有志之士，并积极赢得国际援助的支持。在这一方面上，菲律宾经验提供了八处借鉴：

第一，在显著降低贫困程度的工作中，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强有力的经济计划成为必须；第二，发展中国家需要专注于农业与农村发展以抵消快速的城市扩张与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发展计划须以教育、健康、卫生、良好的管理及基础设施发展为重点；第四，在国家扶贫计划当中，应将资产改革列为中心目标；第五，须进行公共投资以改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促进农业发展及农村企业的扩张；第六，授权允许贫困人口自由地、有建设性地参与政府管理；第七，有关生活条件差的社会部门与社区的清楚、准确而又备受关注的信息对于进行有效的扶贫工作是一个基本要素；第八，政府集中干预与公私投资是社会改革与扶贫工作的关键因素。

以上每种借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需要加大对贫困人群的社会保护，增加贫困人群的收入。在过去四年当中，菲律宾政府通过在小额信贷、开发农田、公共住房及工程建设、旅游业、采矿项目、实施经济特区、学徒计划、信息与通信技术等领域的一系列努力，使得自今年七月份起，在菲律宾3770万劳动力中，每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就业。

我们积极改善教育服务，实施饮水优先计划、通电计划，并着力为社会改革与消除饥饿提供更加有力、高效的机构支持。但必须承认，我们在普及初等教育与改善妇幼健康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在这个新的、充满挑战的世纪里，我们不能逃避我们的领导责任。彼此互不信任、缩手缩脚的国家是解决不了贫困问题的。




致辞人
Khalid Malik，联合国驻华总协调员

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自1990年以来，贫困人口已削减了3/4。在贫困，饥饿和初等教育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已得到满足，而至2015年的其余目标实现也大有可能。了解中国如何迅速完成目标将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

未来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存在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持续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仍然大约有1.35亿人收入低于每天1美元的标准，大概相当于英国、西班牙和加拿大的人口总和。城乡之间、沿海省份和内陆之间在教育、卫生和经济上的差距仍然明显。需要通过提高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进一步大幅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包括缓解土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应对空气、土壤和水问题，以及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必须扩大防治艾滋病的运动规模，加强所有妇女的权利，促进妇女充分和平等地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和反对歧视方面的立法工作。有力地打击针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暴力。




二、主旨发言

发言人
范小建，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中国扶贫开发为全球反贫困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中国已提前实现了使绝对贫困人口和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其他七项指标也进展顺利。回顾30年历程，中国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深化体制创新。中国政府在1978－1985年间主要通过建立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发展乡镇企业等体制改革措施推动扶贫；1986－2002年间，主要通过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优惠政策等专项计划方式推动扶贫。2002年以来，主要通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等城乡统筹战略推动扶贫。第二，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稳定发展。三十年来，国家用于支持“三农”和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财政预算不断增长，农业基础得到加强，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为解决温饱创造了条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使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第三，坚持政府主导，强化政府责任。中国的国家发展规划始终把农村扶贫开发作为重要内容。扶贫工作进村入户，瞄准贫困人口。资金、任务、权力和责任“四个到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第四，动员社会参与，加强国际合作。组织定点帮扶、对口帮扶，组织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参与扶贫事业，并积极开展扶贫国际合作。第五，实施开发扶贫，倡导自力更生。推行参与式扶贫的理念和方式，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焕发了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精神。第六，采取有效措施，关注特殊群体。针对少数民族、妇女和残疾人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并采取特殊措施。第七，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一是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二是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三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积极落实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尽管中国农村减贫成效显著，但仍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是贫困规模庞大。2007年底，农村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还有4320万人。二是贫困程度较深。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处于深度贫困之中，常规手段和投入力度难以解决问题。三是脆弱性明显。贫困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灾害可使多年扶贫成果毁于一旦。四是收入差距扩大。从总体上看，中国城乡、区域和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目前，扶贫开发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正在实现从专项计划为主到城乡统筹推动、从开发式扶贫向开发与“低保”有机结合、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向以促进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转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继续优化扶贫宏观环境，努力促成区域、行业和社会政策进一步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逐步提高扶贫标准，继续增加扶贫投入，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全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完善财政扶贫资金、信贷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创新社会扶贫机制，推进扶贫工作法制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减贫事业。




发言人
Dulamsuren Oyunkhorol，蒙古社会政策、教育、文化和科学常务委员会主席	蒙古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努力以及区域合作

2007年发布的第二期国家千年发展目标执行报告显示，蒙古已成功实现约60%的千年发展目标。虽然进步显著，但未来仍有改善的空间，尤其是环境保护等几个被评估为进展缓慢的领域。今天，蒙古几乎一半国土已属沙漠。对于森林砍伐、土壤荒漠化及其它环境退化情况的担忧已经越出了蒙古国境。气候变化既是全球性的挑战，也是地区性的挑战，我们需要在环境保护及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上开展合作。蒙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关注目标在盟、区一级上的本地化，同时还需要政府、公众社会及私有部门的联合努力。

我们迫切希望相关党派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C）的支持下加速签署俄罗斯、中国和蒙古之间有关过境问题的三边协议。该协议如果得以签署，将促进各国的经济活动以及该地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为蒙古的扶贫事业创造更多的新的机会。我建议建立一个正式的沟通渠道，在地区一级上进行系统性磋商、协调各国的活动、提供技术援助、交流经验以及执行双边或多边合作项目等。此外，加强我们之间在扶贫领域研究上的投入、促进最有效干预以及执行地区计划。




 

发言人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从贫困大国到小康社会：中国如何消除四类贫困

过去三十年，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发展成就，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我们可以定义四种类型贫困。包括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生态贫困。21世纪的综合减贫战略就是一种同时全面减少四类贫困的战略，不但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也要有良好的治理。

“毛泽东时代”为消除四类贫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消除人类贫困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人类发展指标及教育健康指标年增长率均创下了历史上的最快记录，这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四类贫困人口明显减少。第一，从收入贫困来看，中国成为世界减少收入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对世界减少收入贫困贡献最大的国家。第二，减少人类贫困取得重大进展。突出表现为饮用水不安全人口迅速减少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第三，知识贫困程度大大减轻。主要表现为教育贫困人口及比重大幅度下降和信息贫困程度大大减轻。第四，消除生态贫困面临重大挑战。保守估计，全国生态贫困人口约2亿，相当于国际贫困线人口两倍。

2020年中国消除四类贫困目标可定义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消除收入贫困人口。农村人口总体从小康阶段进入比较富裕阶段。二是消除各类贫困人口。婴儿死亡率小于5‰；农村儿童免疫接种和农村新型医疗覆盖率达到100%，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全部解决农村饮用水不安全问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以上。三是消除知识贫困人口。青壮年全部扫盲；十二年基础教育完全免学费；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5%；农民工培训比例大幅度提高；农村广播、电视普及率达到100%；全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进一步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0%。四是基本消除生态贫困人口。基本消除重度生态贫困人口；生态贫困总人口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生态退化面积持续下降；鼓励生态脆弱地区劳动力转移，国家实行教育移民和生态移民重大工程。




三、平行会议一：中国农村减贫：成就与挑战

发言人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部长	中国农村发展与扶贫：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农村赤贫人口大幅减少。农村教育、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基础设施大幅改善。贫困已从普遍现象转变成局部现象，贫困类型也已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中国扶贫工作的进展主要来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均等发展政策以及政府采取的扶贫专项计划。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仍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城市与农村居民以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市与农村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差别较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以上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在扶贫上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挑战。首先，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较大。如果采用世界银行“每日一美元”的标准，贫困人口将超过1亿。其次，除了自然灾害外，出现了大病风险、高昂的教育费用等导致贫困的新因素。

未来中国农村发展与扶贫相关的政策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现食品安全，提高农业竞争力。二是消除农民社会流动的制度障碍，促进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维护农民工权利。三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四是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五是更新扶贫政策，制定新的扶贫计划。

农村发展方面，中国已经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目标。包括更高的生产率，更好的生活条件，文明的农村生活，干净整洁的农村形象，民主管理。并注重工业带动农业，让城市地区帮助农村地区。实现以上目标，中国政府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政策选择。一是加速建设现代化农业，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农村地区的社会事业，增强农村的公共服务；三是革新农村管理结构，提高基层民主权利。




发言人
Selim Jaha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贫困部部长	全球贫困概况：进展、差距与经验

贫困的衡量是多维的，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不平等也存在于不同的平面，并相互加强。仅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并不能捕捉到区域的差异或和国家的多样性。部分国家和区域在减贫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这些进展在地区之间、国家内部和不同群体之间是不平衡的。

当前，全球贫困形势依然严峻，已有经验教训显示，减贫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一是要增强贫困群体的力量。把贫困群体动员和组织起来，倾听他们的声音，使他们成为充分参与到减贫进程中来。二是加强贫困监测，促进合理政策出台，优化资源分配，强化问责制。三是对弱势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四是促进扶贫式的经济增长。同时，还需要重视以下方面对于全球减贫的负面影响：一是低质量的增长。包括不能促进脆弱群体就业和意愿表达的增长，不能表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的增长和根基不牢、缺乏对未来长远考虑的增长。二是避免持久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包括过度强调增长极，而缺乏与历史和未来的联系，对本地发展的忽视。三是机构薄弱。包括公共行政机构薄弱，缺乏有效放权，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四是上层建筑薄弱。包括缺乏法治、透明度和问责制。




发言人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中国30年大规模减贫的经验与教训

中国扶贫成就主要来自于农村贫困状况的改善（贡献了75%），其次是城市化的贡献（20%），城市的减贫只贡献了5％。农业在中国具有最大减贫效果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土地等主要农业资源的分配相对比较平等，绝大多数农户容易从农业增长中受益。二是越是贫困家庭，越以农业为生。三是在农户层面上，农业增长对家庭经济具有最明显的正外部性。

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和减贫的成就是在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和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取得的。一是中国对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二是进行渐进式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三是农业技术进步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间接促进了农村的发展。

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改革开放初期，不平等程度并没有显著的增加。80年代中期开始，不平等程度处于缓慢的上升过程中。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减缓了中国的减贫进程。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的变化，具有降低不平等作用的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下降，而具有扩大不平等作用的工资和私营活动收入增加。中国农村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显然是由于非农收入机会不平等引起的，而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非农就业和私营活动。

中国开发式的扶贫政策通过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大规模减贫进程，同时也减缓了区域差距的扩大趋势。但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未来的减贫仍然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按照世界银行1天1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1亿左右。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群体需要关注。比如，大量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以及儿童、妇女和残疾人的贫困问题。不平等增加导致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降低是中国未来减贫的另一大挑战。同时，中国开发式扶贫中项目的瞄准问题比较突出，穷人没有从扶贫投资中平等受益。

中国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状况。二是在增加扶贫投资的同时，通过项目瞄准方式的改进，使贫困人口更多地参与和受益，提高扶贫投资的针对性和效果。三是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使没有开发能力的农村特殊贫困人口通过收入转移和其它福利政策来摆脱贫困，而且将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加以解决。

发言人
刘民权，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农村剩余贫困人口与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缺口

制度性改革起始阶段（1978——1985），大规模开发式减贫（1986——1993）、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和扶贫开发新阶段（2001——至今）。在第三、四个阶段，人力资本投资在扶贫政策中的作用开始得到重视。

当前，减贫效果不稳定性、返贫率高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本积累少、损失大，贫困群体自身缺乏持续脱贫的能力。研究发现，从教育的角度看，低收入人口的文盲率高、平均教育水平低。收入低下使儿童教育投资不足，教育机会缺乏。因为教育支出过高导致家庭无法负担。反过来，低水平的教育投资又会导致收入偏低和贫困的发生。从健康的角度看，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率较高，疾病成为最主要的致贫因素之一。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利用率低。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三类和四类农村，经济困难是患者应就诊而未就诊的首要原因。贫困地区缺乏相关的公共服务，医疗保障水平低下，经改善的安全引用水和卫生厕所覆盖比率低。而医疗支出占收入比重较高。

财政扶贫资金目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1998-2001年间扶贫县的资金投向结构来看，文教卫生的投入仅占3%。2005年的贴息贷款投向中，教科文卫仅占8%。




发言人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的自然灾害与贫困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为频繁、受灾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总是与贫困紧密相联，80%以上的穷人并不是“总是穷（always poor）”,而是“有时穷（sometimes poor）”，原因是他们面临自然灾害侵袭时难以抵挡，从而陷入贫困或返回贫困的境地，因灾返贫成为新世纪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特点。

中国的自然灾害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我国自然灾害类型多，发生频率高。世界上95%的灾种在中国都有，6大类41个小类的自然灾害在中国发生的频率都比较高。二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从1991年到2006年，自然灾害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年均GDP的1.72%。三是自然灾害受灾人口数量庞大。根据民政部的统计，从1991年到2006年，我国年均受灾人口2.84亿次。四是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大。农业生产的破坏对农村人口的生活和收入都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自然灾害和贫困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首先是宏观层次，从中国自然灾害和贫困分布情况来看，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生态脆弱的自然灾害高发地区；第二是微观层次，自然灾害冲击了农户的生计资产结构，使得贫困农户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刚刚跨出贫困线的农户重新返回贫困状态之中。面对灾害，相对富裕的农户灾后的恢复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快地恢复和重建资产，脆弱性比较低；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恢复和重建资产变得相对困难，可能会重新进入贫困状态或者是陷入更深的贫困陷阱中。

应对自然灾害的社会安全网机制包括三个层次的安排：灾前的防御机制，灾后的紧急应急机制和灾后的恢复和重建机制。在制度层面，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灾前防御机制，为我国自然灾害的预防和灾后救助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但是这些机制在县乡村等基层部门，运作机制并不十分完善，在防御灾害方面并没有完善的制度性安排。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国建立了四级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和比较完善的灾害应急管理体系。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包括应急物资不能及时地到达灾区，紧急救助资金规模不能满足需求，灾情信息统计系统不健全，政府的灾害应对措施未能有效地瞄准贫困群体等。在灾害的恢复和重建机制方面，中国的灾害应急救助主要停留在生活救助的层面，尚未给贫困群体提供以工代振等非农就业的机会，不能帮助贫困群体进入市场，让贫困群体享有资金借贷的各种优惠或有适合贫困群体抵抗灾害风险的项目。

发言人
徐晖，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司长	汶川地震灾害对贫困的影响及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

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也是对贫困问题影响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在51个极重和重灾县中，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43个。灾前受灾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现象严重，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

汶川地震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巨大:一是贫困面急剧扩大。原有贫困人口愈加贫困，甚至一贫如洗；因灾返贫人口增多，贫困面扩大。二是受灾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倒退，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三是资源环境更加脆弱。地震使耕地及植被遭到破坏，并引发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资源环境更加不堪重负。四是扶贫开发进程延缓。地震使多年扶贫开发的成果毁于一旦，延缓了扶贫开发进程。五是恢复重建难度很大。60%的灾区与贫困地区重合，且与一般灾区相比，由于贫困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灾后恢复重建任务更重、难度更大。

灾害发生后，根据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要求和部署，国务院扶贫办积极主动开展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一是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监管工作小组和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二是组织募捐和应急物资调运。灾情发生后即组织向灾区紧急调运和发放救灾物资。三是深入开展灾情调查，基本摸清了受灾地区贫困县、村和贫困人口受灾的基本情况。四是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根据调查研究，先后向有关部门提出多项在灾后重建中关注贫困群体的建议，其中许多建议已吸收到国家的政策和规划中。五是积极开展在灾后重建领域的国际合作。

根据中央领导要求，我办积极主动开展和推动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首先是组织编制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以国家汶川地震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农村建设专项规划为指导，编制完成了省级和国家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并已纳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农村建设规划。目标是经过三年努力，使受灾贫困村基础设施、产业开发、民主管理与自我发展能力恢复到灾前水平，基本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确定的目标。并确立了一系列恢复重建项目。主要包括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开发、能力建设、生态恢复与村容村貌建设等六个方面，共35个子项目。第二是开展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实施的试点。我们在规划试点的19个贫困村，率先启动了恢复重建规划实施试点工作。第三是开展能力建设。在英国国际发展部支持下，我办已对51个县扶贫办开展了规划编制的培训。编制了灾后重建规划与实施培训手册。第四是与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同步，对重建过程、效益和影响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价灾害对贫困的影响，灾后重建的效果以及对贫困群体的影响。五是开展灾害与贫困研究。尽快建立应对自然灾害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的预案；加强避灾、减灾设施及产业发展的研究，提高贫困地区抗灾能力；积极探索建立全国扶贫系统“灾前预防、灾中应急、灾后恢复重建”机制。




四、平行会议二：增长、贸易与贫困——中国经验与待解问题

发言人
Iddi Simba，坦桑尼亚自豪坦桑尼亚组织主席、前贸工部长	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促进减贫和社会发展的途径

贫困程度千差万别，这要求实施有效的扶贫干预来进行协调。其中，政府肩负着为国家及其人民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责任和满足公众的发展及社会需要的期望。但是，仅靠政府也还不够。一是政府力所不及。二是公众获取服务的能力有限。因此，需要各方参与者协作起来。政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可以弥补前述政府力所不及和公众获取服务能力有限等方面的缺陷。因为，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就是关注社会发展，并能更好地与基层社区进行接触，发挥自身资源调配潜力，在教育、文化、经济领域拥有专业化能力等等。

坦桑尼亚政府提出，到2025年，坦桑尼亚将根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坦桑尼亚PRIDE（PTz）建立的使命是在坦桑尼亚创建可持续的金融与信息服务网络以促进商业发展、增加收入及创造就业机会，对依靠小额贷款的创业者赋予经济权利有益于政府的扶贫工作。主要局限是资金来源、技术能力和经验有限。我们与政府开展了密切合作。在改善贫困人口对金融服务的获取方面，我们已有了一些成绩，促进了商业发展，同时增加了收入，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同时面临两个关键挑战。一是扩大能力范围。二是通过基于主题、具有高度发展影响潜力的干预措施来增强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政府的成功协作，需要与政府共同正式明确战略合作关系，建立磋商、经验及知识交流论坛，健全调控、监督机制，建立资金提供机制，提高双边透明度，制定矛盾解决的步骤，打造支持能力，加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