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17国际减贫与发展论坛摘要汇编2011——改善民生与可持续减贫

背景与目标

贫困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消除贫困并不容易，贫困内涵的多元性使得应对贫困的政策和措施都相当复杂。在争取应对贫困的各项公共政策的协调衔接的努力过程中，又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复杂影响的挑战，这些影响对于贫困国家、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严重。但贫困的本质在近些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贫困一直被看做最不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问题。今天，贫困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约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研究表明，城市化的贫困人口的增速要高于城市化的速度。从1993—2002年全球范围内以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划分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亿5千万，而城市贫困人口却增加了5千万，城市化的过程似乎对减少城市贫困的作用非常有限。

2011年对中国而言，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后十年，也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起步之年，还是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五年冲刺阶段的第一年。在“十一五”期间（2006年至2010年），中国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11.2%，在既有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在“十二五”期间更加注重均衡的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增加公共开支和实施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这将涉及改善居民福利政策，以减少目前居民家庭的高储蓄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于2011年4月1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BFA）时，强调追求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他指出：“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实现平衡发展的目标，中国政府需要探索改善社会福利制度的管理，增强社会各界的参与程度，不仅包括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参与，还吸引企业部门和媒体的参与。中国政府认为，让所有相关的社会力量参与这一过程是必要的。国家政策的优先重点转向改善民生和社会管理，是减少贫困和化解当前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提出了当前减贫工作的领域，如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改善贫困家庭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进一步发展小额贷款和小额保险计划，特别是在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较大的贫困地区。

本届论坛将重点关注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的背景下新的发展趋势和相应的政策选择。论坛的演讲和讨论将围绕一个主题，即通过赋权促进人类发展并加快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减贫，并就相关经验、最佳实践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交流。

具体来说，本次论坛强调了：

关注最新的发展趋势和挑战及其对人类发展和减贫的影响；

关注目前发展模式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各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各种发展模式导致的不平等和不均衡性，同时在中国和全球的范围内探讨提高发展质量、改善民生和减少贫困的途径；

促进有关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减贫领域的国际合作、经验传播和信息交流；

探讨政府和民间组织在有利于减贫的社会政策、社会管理、资源管理和分配等领域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提升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减贫意识，宣传国际消除贫困日（10月17日），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和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实现。

一、开幕式

致辞人	题目
Helen Clark,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加快减贫和促进可持续人力发展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促进人类发展，需要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及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需要多边行动和国家行动的支持，并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列为投入的重点。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中国各部委进行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包容性，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 里约+20会议上要得到切实的成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掌握清洁能源技术，对实现绿色增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加速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来说至关重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同中国政府开展紧密合作，分享减贫的良策，以及增加减贫致富机会和减少不平等方面的经验。这包括同中国各部委进行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包容性，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社会保障是旨在增强人民抗风险能力，使其得以在变故发生后，继续维持基本生计的重要投入。同样，环境保护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地球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肆意破坏，那就无法保住经济发展和减贫的成果。

明年的里约热内卢+20会议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历史性的契机。里约+20会议必须改变我们的决策方式，把经济、社会、环境领域的决策统一起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不懈的努力，领导人则需要分享和学习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案例。各国需在国家和地方层级上搭建更统一的政策框架和针对性的激励机制，还需要我们建设更高效的国际支持结构。

约热内卢+20会议上要得到切实的成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掌握清洁能源技术，对实现绿色增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加速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设定了一项为所有国家提供可持续能源的宏伟计划，到2030年要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一、确保人人享有现代能源服务；二、将世界能源效率翻番；三、可再生能源占总能耗比重翻番。

现在，联合国必须同中国合作，一道推进我们共同的目标，既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实现减贫、推进绿色包容性发展、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致辞人
回良玉, 国务院副总理

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已经进入了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扶贫开发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 今年起，中国政府将实施《横跨2011年至201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横跨2011年至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十二五”期间要扩大城乡就业规模，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实现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城乡的低保标准 ■ 为了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应该大力促进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各国际组织应该积极深化对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改革，加强国际的发展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可持续减贫的能力

从今年起，中国政府将实施《横跨2011年至201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横跨2011年至202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加快地发展各项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十二五”期间将实施改善民生的一系列行动计划。要扩大城乡就业规模，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实现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还要提高城乡的低保标准。减轻居民的税收负担，实施城乡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等，通过采取这些行动计划，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将明显提高，为减贫事业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条件。解决好贫困地区的饮水安全、生产生活用电、交通和农村的危房改造，积极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事业，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脆弱人群的权益和服务。中央将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加大资金投入和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实施一批贫困人口直接受益的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的民生工程。

为了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应该大力促进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的和双边的合作机制，要维护粮食和能源安全，推动各国互利合作，共同进步。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持，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发展中国家应该主动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增长。各国际组织应该积极深化对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改革，加强国际的发展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可持续减贫的能力。




二、主旨发言

发言人
范小建，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过去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贫困地区社会事业发生深刻变化。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初见成效。

 

■ 过去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改善 ■ 过去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做法：政府主导，落实责任；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统筹城乡，科学发展；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减负增收；改革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制度 ■ 为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明确吃穿住行、教育、医疗、住房、收入等各个方面的目标；重点放在连片特困地区；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格局

过去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主要做法是坚持政府主导，落实扶贫责任。促进经济增长，巩固农业基础。动员社会参与，加强国际合作。依靠自力更生，实施开发扶贫。统筹城乡区域，促进科学发展。加快建立农业补贴制度，加大对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医疗救助，推行农村新型养老制度试点。

新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如下：要进一步明确扶贫开发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明确扶贫对象和范围。国家将把扶贫工作重点放在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扶贫政策体系。进一步强化扶贫开发责任，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步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中国减贫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支持，全球减贫事业也离不开中国的努力，加强反贫困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对推动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相互学习，扩大交流，促进扶贫开发机制创新，并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扶贫开发的经验。

发言人
James Mirrlees，香港中文大学

贫困问题是多维的，因为人的需求是多维的。也许衡量一个多维贫困的方法是非常有限的，但这项工作仍然必要，这样才能让大家清楚看到人们所面对的问题。

 

■ 通过税收再次分配收入以达到减贫的目的是不适用的，因为穷人的收入通常很难统计，无法纳入税务范围 ■ 过于宏大的养老金和社保制度可能难以实现；基于地方特点的现金转移支付是一项有效措施 ■ 地方信息监控在现金转移支付和补贴过程中都非常关键

经济学理论往往告诉我们最好要通过税收再次分配收入，通过补贴方式分配给穷人，减贫就是社会转移支付带来的重要辅助成果。税收的再次分配，能够让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低的消费能力，大家都可以享有一定的机会接受教育等等。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搞一刀切，很难说发达国家的标准模式就能适应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标准模式的适用需要税务部门能够观测到所有收入，并能把此作为征税补贴的基础，公共机构的支付也能充分分配到位等条件。对一些低收入的国家来说，有一些往往是最穷的人，很难衡量到底他们的收入怎么样，因为他们的收入和经济来源往往不是停留在常规情况上，非常规的灾害、就业等等。

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可能会因为太过广泛而往往难以成功，随着项目的过于宏大和管理资源过多，一些腐败的现象往往也会发生。很好地运用本地信息可使地方转移支付的成本大幅降低。及时观测地方农业收成，或者是深入到基层了解当地每个地区的失业状况，依此可以确定出一个基本的现金转移支付规模，然后以非常有针对性的方式进行转移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和转移支付上花的成本就会大大减少。

基于本地信息的现金转移支付，可能是下一步最有效的直接减贫方式。在拉丁美洲已经做得非常成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强机构设置来进行协调和管理工作，记录本地信息并执行转移支付。

除了现金转移支付，补贴也是减贫的经济手段，很多的减贫成效都是通过补贴的方式进行推进的。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农机化肥的补贴，孟加拉对农业发展相关的贷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些过程中，管理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一旦管理不善，会出现冒领冒认，补贴和相关的优惠政策，会被相对富裕的人群利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积极有效的方式，把税收真正用到有需要的人手中，这样才能真正起作用。

 

发言人	题目
Jomo Kwame Sundaram	增长、不平等和全球贫困分布变化以及新兴经济体

在过去的一千年当中，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增长总体上不是很快，直到最近200年，经济增长非常快，不平等增长也随之加快。实现减贫需要就业的增长，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就业的增长。

按照不同人均GDP水平，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不同的小组后可以发现，在过去50年中，所有小组人均GDP增长速度都是先减后增。而同期，所有国家收入不平等性却都在持续提高，大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性自从1980年之后就一直在恶化。只有一些之前不平等基数很高的国家有些例外，比如说北欧还有南美。

 



图1：1960-2010年年均收入增长率

从基尼系数来看，事实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比国家之内的不平等性更为显著，并在最近是越来越严重。中国的迅猛增长提高了相对贫困国家的收入。如果排除中国因素，那么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是明显上升的。最穷的20个国家从6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40年中，人均GDP增长了26%，而世界上最富的20个国家在同一时期，增长了3倍。从消费角度也有类似的结论。



 

图2：包含与未包含中国的国际贫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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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跨国与国家内跨阶层的收入分配示意图

普遍认为，贸易会使所有国家受益。但在50年以前，贸易的进程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似乎我们现在的贸易增长反而下降了。很多人觉得全球化实际上都是贸易一体化的一种表现，但是实际上金融一体化要比贸易一体化更重要。主要因为金融资源不仅仅是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也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

跨境资本的流动主要是流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进行借贷非常容易，廉价的信贷使得工人支出增加，需求也进一步增加，信贷泡沫又导致了连锁的泡沫，特别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很多的价格上涨，实际上都和资产价格上涨有密切联系，而不是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造成的。泡沫不可避免要破灭，这实际上也是导致危机的原因。



图4：金融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的对比

 

■大部分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性自1980年后一直在恶化 ■如果排除中国因素，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明显上升 ■金融一体化要比贸易一体化更重要 ■信贷廉价导致赚钱容易，投资越来越多造成产能过剩，同时投资者对于实体经济丧失兴趣。食品生产等行业投资变少

危机也进一步造成了更深刻的不平等，实际上危机减少了所有人的收入，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得到恢复，有一些人像伦敦或者华尔街这些高管的收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他们会对于社会的其他的阶层进行金融紧缩，这样的措施实际上就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使经济陷入滞胀。

过度投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信贷太廉价了，在很多行业，赚钱很容易，所以投资就越来越多，造成了过度产能，也就意味着投资者对于实体经济没什么兴趣。但是作为结果，食品生产等行业投资就很少，所以必须要制定激励机制，以实现食品安全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也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发动全球绿色倡议的原因。绿色倡议将会促进全球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创造就业。不仅解决经济复苏的问题，而且还能帮助解决全球变暖，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全民发展这样的目标。

发言人	题目
王沅，国家开发银行总经济师	发挥金融在减贫与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

 

■ 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交易脱离实体经济是难以持续的，金融服务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取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国家开发银行的宗旨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致力金融普惠

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及财政投入，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参与及支持。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说明：金融交易脱离实体经济是难以持续的，金融服务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取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的宗旨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致力金融普惠。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开展“三农”、中小企业、低收入家庭住房、助学贷款、医疗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基层金融业务，以普惠制金融助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国际业务中，开行树立全球责任观，关注当地基础设施、民生、农业、就业、环保等领域的发展，增强合作国家的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了肯尼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马拉维棉花种植等一大批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的实施，以金融合作助力全球经济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建立互信、分享经验、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是开行推进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理念。

发言人	题目
张波，重庆社会科学院	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重庆探索民生导向发展之路

民生导向，缩差共富成为重庆探索的基本取向。缩差共富的关键是要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问题。同时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系统设计政策体系是重庆缩差共富突出特征。

第一：增加收入。即增加企业和就业岗位、增加农民财产性和工资性收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4条途径：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造、农房改造、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地票”交易。

 

■ 缩小三个差距：到2015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降至2.5:1，“圈翼”（圈：重庆主城一小时经济圈；翼：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见下图）发展差距降至2:1，基尼系数降至0.35 ■ “两大问题，一个关系”是缩差共富的关键：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问题，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第二：减少支出。即减少农村人口、减少住房支出、减轻负担。一要积极稳妥地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村户口。二要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幅减少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支出。三要通过税收调节等措施，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负担。

第三：调节利益分配。即调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调节收入分配、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四：扶贫扶困。即扶贫困、扶老小、扶两翼。

第五：突出建设重点。即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小城镇为重点。

缩差共富促进重庆扶贫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区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扶贫投入大幅增长。




三、平行会议一：促进赋权穷人和可持续减贫的宏观规划

 

发言人	题目
Carl Riskin，哥伦比亚大学皇后学院	贫困与三大要素之间的联系：收入不平等，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央转移支付

中国扶贫工作促使大家日益重视减贫与其他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收入不平等、经济不均衡。人均收入与贫困率、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倘若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有所收敛，中国减贫事业的进展应会更快，达到目前减贫水平的时间会更早。同样，如果各省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缩小，其较高的贫困率有望显著下降。



图1：实际贫困人口与非实际贫困人口变化指数曲线。非实际贫困人口变化曲线（虚线）假定各部门经济与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速度相同，因此比实际曲线下降更快

很多因素导致贫富收入差距扩大，并因此限制了经济发展的减贫作用。这里既有政策原因，也有市场原因。市场问题是中国改革初期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基本工资起点不高。因此导致改革开放过程中，工资水平差距拉得很大。但是政策人为压低资本成本，导致了大量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也限制了就业机会的创造。

中国剩余贫困人口主要有：偏远地区人口、伤病年迈人口和易受市场波动和改革影响的弱势群体。对应性政策主要是：第一，继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确保对劳动力的持续高需求。但中国的快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因为中国前期的一些优势已经发挥完毕。第二，要促进农村的开放和发展。农业尽管不是总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却是减贫的主要推动力。当前的农村 发展相对于前期需要付出的成本要高的多，比如需要去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力资本，同时需要进一步开发农村市场来实现减贫。第三，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这些方面惠民政策支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政府。1994年开始的一系列财税制度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迅猛，从而在扶持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对象方面的能力大大增强。但是，目前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划分等方面并没有理顺。地方政府负担了社会福利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责任，但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履行这些职责。

 

大规模的中央转移支付是一个次优解决办法，这是其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广泛实施的原因。在中央资金拨付给公共服务提供者—地方政府时，可能出现效率低下、透明度不高和无法监测结果，因此太多的资金被挤占挪用到偏离初衷的领域。而倚赖中央政府的大规模资金转移支付，也损害了地方政府提高本级财政收入的激励机制。更好的办法是让地方政府承担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匹配的责任，这必然意味着一些发展民生的责任向上级政府转移。

 

■ 贫富差距扩大对减贫非常不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市场和政策两方面 ■ 中国剩余贫困人口主要有：偏远地区人口、伤病年迈人口和易受市场波动和改革影响的弱势群体。 ■ 对应性政策主要是：第一，继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但中国的快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第二，促进农村的开放和发展,但当前发展相对于前期需要付出的成本要高的多；第三，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但目前地方政府负担了社会福利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责任，但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履行这些职责 ■ 大规模的中央转移支付是一个次优解决办法，可能出现效率低下、透明度不高和无法监测结果，更好的办法是让地方政府承担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更匹配的责任


 

 




发言人	题目
苏明，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副所长 研究员	中国“十二五”财税政策与减贫政策取向

 

■ 国家财政政策取向的5个方面：财政政策转型及适度的赤字率；财政支出方向和重点转变；继续推进税制改革；稳定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管理改革 ■ 减贫政策安排的4个方面：加大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完善税收政策

国家财政政策取向主要包括5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转型，以及适度的赤字率。我国国债在1998—2008年间不断增加，预算内投资不断扩大。国债和预算内投资的发展方向：未完工程、三农、环保节能、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重要产业等。第二，财政支出的方向和重点是：加大“三农”投入，加强社会保障，支持企业发展，对环保政策给予大力支持。第三，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减少营业税，降低一些行业的税负，促进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所得税方面，对三农、环保节能以及西部贫困地区一些重要的产业，要继续加大优惠的力度。改革出口退税。对一般产品的出口，提高出口退税率，对两高一资的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尽快推开房产税、环境税、碳税。税务部门征收为主，环保配合，征收的环境税90%留给地方。第四，政府间财政关系。所得税共享要稳定，转移支付改革，建立县级发展财力保障制度，省管县改革及其他配套改革。第五，预算管理改革。扩大预算覆盖范围，将非税收入更多纳入预算，增加预算透明度。

 

减贫政策安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加大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合理增加财政扶贫资金，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鼓励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环境。此外，要正确把握国家扶贫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重点。要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加强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二，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三，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实现财力的纵向平衡。第四，完善税收政策。加快资源税费改革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发言人	题目
Paul J. Heytens，亚行驻中国国别主任	改善人民福利和加快可持续减贫

在发展过程中扶贫政策要与财政政策相结合。不平等现象将会危及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贫困地区应当不断加强增长的质量和综合性。

在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在平衡经济发展，调整收入分配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第一：进一步优化社会支出，使得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更加公平，同时要促进工资、养老金和其他基本保障的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包括养老金制度改革，这样做可以有效减贫，减少收入不公平，最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个综合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实现国内更加稳定、快速的发展。

第二：对税收政策进行改革，提高公平性，包括减少税收制度的歧视性，根据具体情况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使它更加公平，效率更高。

第三：减少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地方上可以尝试探讨房地产税、遗产税等新税种。政府收入和开支要进一步合理化。需要建立一些省内部的相关机制来调节各个地区的收入支出情况。

第四：推出资源税和环保税，这些资金可以用于环保和环境修复工作。建议能够引进环境税和资源税，比如燃煤税、二氧化碳排放税，这样可以把社会财富更加集中的加以规划和分配，鼓励低使用碳技术。




 

发言人	题目
刘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	近年来中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基于宏观视角的社会政策评价

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快速增长和社会消费需求加快升级。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矛盾并没有根本改变，解决好困难弱势人群基本生活和发展问题还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妥善处理好群众普遍利益、现阶段的现实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关系。

“十一五”时期宏观调控的一大特点和亮点：把保增长与保民生、保稳定有机结合起来，把实施重大民生工程作为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的重要内容，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作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过去五年的发展，比较充分而具体的体现了包容性思想和基本原则。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促进城乡居民公平教育、卫生基础服务。

在对十一五进行上述回顾分析基础上，中国政府在实施社会主义政策和公共服务方面，思想脉络也显得更为清晰，政策内容也更有针对性。一、政策导向明确， 目标符合客观实际。二、突出保障基本，重视制度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三、强化规划引导，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综合评价表明：社会发展水平逐年提高，社会政策成效不断显现。

 





发言人	题目
Jairo Acuña-Alfaro，UNDP驻越南顾问	越南的省级治理和公共管理绩效指数

越南政府非常注重提高公民对于国家事务特别是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参与程度，并希望不断改善政府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与生活状况。在过去十到十五年当中，越南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政府希望保持信息相对透明，希望给普通老百姓赋权，不断倾听民意，了解政策效果，也希望建立激励机制调动老百姓的社会参与，以及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定水平。

 

■ 越南政府重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通过十到十五年的政治改革，建立了激励民众社会参与积极性，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有关机制 ■ 公共管理绩效指数（PAPI: public administration performance index）是一项多维立体的评价指数，用于考察政府管理政策及服务水平，直接反映民众的意见感受 ■ 在PAPI的具体实施中，政府参与很重要，不同地区也表现出不同的效果 ■ 更好的公民参与和互动才能保证公共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民生问题才会更有针对性的得到解决，信息流才能更为通畅

公共管理绩效指数主要用来考察政府管理政策，服务的效能和效应，并参考了老百姓的意见和感受。老百姓可从不同维度进行评价，从而产生多维立体的评价结果。越南制定此项评价标准过程中，引用了其他国家通行的一些评价标准，从而把政策制定放在一个更大、更通用的层面上进行。

 

政府参与在评价过程中也非常重要。管理服务政策制订后，要制定相关的制度，建立起相关的机构，调动相关的资源进行执行，之后还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督。在这一过程中，调动老百姓的参与涉及到各个维度、层面，包括让公众参与到公共产品的发送和管理，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医疗保障等等。公众的参与对于扶贫工作持之以恒的开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不同的省份背景不一样，历史、文化不一样，政策效果也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大城市里效果更加明显，其他地方由于基础设施不足，政策效果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治理能力强的省份的政策效果也会更好。

越南例子的启示在于，有了更多地参与、更强的互动，公民才能获取更好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才能让儿童能够得到合理的教育，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各省要加强调研，了解真正的人民生活指数，了解政策制定和实施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样可以取得更加有针对性的数据和信息，制定的政策才能更有效，地方政府通过这样的分析也可以了解到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并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这些客观的信息，还能够让当地决策者的理念和经验得到加强，从而更好地加强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发言人	题目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一个通过对穷人赋权而提高减贫有效性方案

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区域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扶贫资源的配置方式无法惠及到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贫困群体，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忽略了贫困群体的参与和监督，贫困群体的主体性作用没有发挥。因此，调整扶贫资源的分配方式和资源控制权成为必然。

调整扶贫资源的分配方式和资源控制权后，扶贫资源更加有效地瞄准了“极端贫困”人口，资金更多的投向和农民生计直接相关的农业生产实际，重点县中获得扶贫资源的村级比重逐年增加，重点村中获得扶贫资源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到村的资金额度也在逐年增加，农户获得资金的额度和比重增大，农户项目知晓率和自选率都有所改善。

但现在存的问题是资金瞄准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明显的瞄准偏离的情况，项目安排与农户需求的一致性程度仍然较低，农户有机会参与项目确定的比重有所下降。村级规划中存在的问题缺乏在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中的广泛的接受和认可。





发言人	题目
黄汉权，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中国城市化战略与减贫

城市化在减贫中作用： 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有了转移的载体和空间。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农民文化水平相对低一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适合他们的岗位有限，只有服务业能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合适的工作岗位。各地区的实践证明，城镇化率高，脱贫步伐就快。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几个问题：

	中国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中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人均GNI	4396	2631	2078	7878	39345
储蓄率	51.0	50.57	41.43	22.72	/
家庭消费率	33.8	41.84	50.47	60.96	/
投资率	48.6	39.42	36.03	23.48	21.54

一、国内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大规模的人口城市化可将城乡消费需求落差转化为有效需求，会产生消费转换效益与收入增长效应。人口城市化是扩内需、促增长的最佳选择与长期战略，城市化不仅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还为培育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创造了制度平台。

 

 

二、农民工市民化滞后。一方面，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无法获得市民身份，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住房等诸多领域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另一方面，农民土地收入被开发主体和各级政府侵蚀，进城成本被抬高。没有迁徙自由和失去发展资本的农民不可能支撑正常城市化。

 

三、城市管理体制不完善。现行城镇体制以“纵向”行政层级为主。职能同构，存在利益博弈。城市之间还存在着严重行政分割现象。

新时期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思路是，打破城市分割体制，积极培育辐射全国的十大城市群，以城市群作为基本单元，实现龙头型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分工协作与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核心地位、中小城市的主体作用以及小城镇联动城乡的功能。进一步深化以消除城乡二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从制度上保障人口城市化的顺利推进。






发言人	题目
Aline Wong	公共住房，城市发展和城市减贫：新加坡案例

新加坡在公共住房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全国82%的人口都拥有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公共住房。在这部分人群里面，有90%多是自有住房。在国际上，廉租房一般只是把房租给穷人住，但是在新加坡却是帮助低收入的家庭，甚至中等收入及少部分富裕人群都可以买自己的住房。

新加坡独立时，大部分人是外国移民，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城市规划非常落后，住房严重不足。6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开始着手尽可能多建新房，尽可能控制建房成本。迄今为止新加坡通过住房改造计划，已经建造了超过一百万套住房。住房改造计划实施之初，我们出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土地征收制度，只要征地是用于公共福利的用途，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去征地。也遇到了很大阻力，政府遭遇信任危机。早期建立的公共住房设计非常简单，以实用为主，首先是给大家保证了基本的居住条件。但公共住房不足以解决城市扶贫问题，所以我们同时注重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教育工作，提高整个人力资本的素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和其他的社会服务，所以我们的发展的战略是比较综合，比较全面的。公共住房制度只是整个发展战略和城市扶贫中间的一个支柱。穷人和中产阶级都可以通过公共住房制度购买政府建立的住房，我们后来也允许居民使用我们所谓的中央储备基金来买房，这点类似于中国的住房基金，同时我们中央储备基金也可以用于个人医疗、养老方面的用途。现在在新加坡95%的人居者有其屋，城市贫困人口也拥有住房和就业机会，以及学校、教育、医院、门诊、公共交通，休闲设施。

穷人的购房款得到了政府大量补贴。房子单位面积越小，政府给的补贴比例越高，并根据公民的收入和能力水平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购买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并不是一刀切的。老百姓只要他把第一所房子卖掉了，政府给他的第二套房子，还会提供一定的资助。此外，允许穷人从中央储备基金里面提取资金来付房款，还款期可以延长25—30年，还可以得到政府其他的补助，如果仍买不起，政府会提供廉租房，每个月只需要20、30新元就可以租住。廉租房在我们的总的住房数字里面只占5%，其他95%都是自有住房，而在自有住房里面，大部分都是中高档的住房。从九十年代以来，建屋发展局集中资源开展旧房改造，提高旧城住房品质，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强调构造一种社区感，让民众有更强的社区精神和社区体验。我们遵循的是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的住房设计和施工都是有利于环境的。

新加坡也没有逃过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峻的怪圈，但是穷人虽然住在公租楼里面，但他并没有与社会大众相隔绝，他们仍然感觉自己是社会的普通一员，他们能够享受到同样的服务。所以在新加坡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所有的政府都要去关注穷人和贫穷家庭，新加坡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四、平行会议二：促进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管理

 

发言人	题目
Rathin Roy	宏观经济和社会的恢复

社会保障在很多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反周期价值，即如果在经济周期当中面临衰退阶段，就需要一个社会机制的保障，因为它能够避免经济慢行期时过大的冲击，也使得发展更加平衡。社会保障有一个中长期的效果，能够减少贫困在不同年代人之间的传递，同时加强包容性，建立起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的机会。当我们建立起人力资本，就能够提高最后的发展回报。

 

■ 社会保障的重要意义在于：减缓经济慢性压力，促进发展平衡，减少贫困代代相传，建立人力资本，提高发展回报 ■ 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更多人参与到实现增长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社会再分配的作用 ■ 将社会保障放在更为宏观的框架下，着眼于改变现有格局，有选择，有侧重的实行特定国家的最佳方案，提供具有包容性的增长

要保证社会保障推动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性，就必须要使它成为整体生产包容性战略的一部分。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我们需要增长，但是我们要让更多人参与到实现增长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平等性，而不是事后再补偿。因此，社会保障是能够推动包容性增长的。社会保障其实对公共财政来说是很有效的，因为它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再分配。它同样使我们能更好地保证社会稳定性。另外一点，它的成本很低，对于财政部来说是一个利好。

 

一些国家他们很好的进行了社会保障的项目，他们的做法是在一系列的社保项目当中有所侧重。我们并不直接推荐这个做法，而是主张向中国、南非、巴西、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学习，然后他们也要进一步以南方国家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南南学习，学习彼此的经验，然后要改变这种发展支出的性质，改变现有的框架。

社会保障实际上可以放在一个宏观的框架下，着眼于改变现有的支出格局，一些国家已经通过一些项目开始了一些尝试。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并不是最佳做法，而是需要一系列可选择的清单，这些选择性可以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真正有所侧重，而且还要把他们的策略纳入到整个发展战略中，这样的话，才能不仅仅提供增长，而且还能够提供具有包容性的增长。

发言人	题目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减贫：主要经验和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发以前的30年，中国的社会发展快于经济发展。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初中升学率、人民的健康状况、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等指标来看，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由于这种社会发展的机制安排提供了一种巨大的激励因素，使得这种社会服务的提升在改革开放前30年还是非常显著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更为关注经济发展，但尽管如此，社会发展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不及改革开放前，可能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经济增长更快一些。

 

■ 建国后30年中国社会发展快于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激励因素，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加速 ■ 研究证明，对教育、健康、卫生和农业的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教育最高 ■ 收入不平等，社会服务不平等，城乡不平等，不同群体的不平等是目前中国发展最主要的挑战

社会发展对减贫有着很大的影响。过去30年间，中国大规模减贫的主要推动因素是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的增长。而其中，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在西部贫困地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教育无论对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有正的影响，并且作用随时间的推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强。从作用机制上看，教育除了直接提高生产率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了劳动力向有更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大幅度增加收入。对扶贫投资效率的研究表明，投资农业、教育和卫生具有更高的回报率。教育投资的直接减贫效果在行业投资中是最高的，高于农业研发投资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国际上的研究表明，健康领域的投资也具有很高的回报率。

 

虽然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仍然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主要的挑战在于不平等性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不平等，还有社会服务的不平等。社会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服务水平过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的群体，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社会服务的质量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因病致贫的问题依然突出，一方面是费用太高直接导致贫困，另一方面是不能及时治疗而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永久性贫困。不配套的教育改革也导致了许多问题。合并学校后贫困家庭教育成本上升，路途太远和年龄太小而推迟上学，寄宿制学校生活设施跟不上导致营养状况恶化等。

因此，中国仍然需要开展一系列的改革。贫困人口社会服务不足最终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困的持久化，并出现代际传递。社会政策应该公平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涉及到财政体制的改革和人才制度的改革。财政方面需要改革以确保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来补贴这些服务。人才制度改革使得我们能够吸引高质量的人才来到贫困地区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最后一点是管理和技术性的问题。有的扶贫项目总体上来看效果良好，但是贫穷的人不能从中平等获益，因此我们需要相应的政策，以确保这些服务或者是商品能够为穷人所获益。

发言人	题目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民间组织在改善民生与可持续减贫中的作用

虽然政策上不断改进，政府颁布了很多条例，允许民间组织成立，但是实际上很多政府人士，而非政府本身，对民间组织抱着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汶川地震改变了政府人士对民间组织的看法。大量民间组织自发地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抗震救灾行动，成为解放军和当地政府以外的一支重要救灾力量。

 

■ 汶川地震改变了政府人士对民间组织的看法 ■ 民间组织的扶贫行动具有自发性、超前性、示范性。民间组织自发组成，成员使命感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拥有专业特长，贴近民众 ■ 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在扶贫领域的工作持支持鼓励态度，同时民间组织自身也需要解决一些自身建设、管理的问题

民间组织发展出现是不可避免的。民间组织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平台和纽带。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客观上需要代表各自利益诉求的民间组织。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的其中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需要民间组织的协助，或者借助于民间组织来实现。

 

民间组织实际上早就在减贫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一些民间组织，它的成立就是为了扶贫，比如说青少年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明星慈善基金等。民间组织实施的一些项目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中华慈善总会的国际救灾行动等。相对来看，民间组织的扶贫行动具有自发性、超前性、示范性。

中国发展不平衡，扶贫工作任重道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至少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工作中有一些天生的优势。民间组织都是自发组成的，成员的使命感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又各自拥有自己的专业特长。民间组织便于发挥其贴近民众的特点，将分散的贫困个体整合起来，加入到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之中，提高扶贫目标的准确性。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消除公共权利的寻租现象，而且有利于控制政府自身的规模，降低公共管理成本。

在扶贫问题上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非常支持和鼓励。，中国87扶贫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计划都把民间组织作为一个扶贫的重要力量。另外各个方面对民间组织的政策法规也正在改进。

民间组织确实也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和责任机制，实现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进一步提高民间组织的自律性和社会公信力。在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的同时，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拓宽筹资渠道、完善筹资机制，以提高自身的扶贫能力。所有捐赠项目和扶贫项目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以提高效率，消除腐败。

另外，中国民间组织扶贫行动将会使世界受益。首先中国扶贫的成绩给发展中国家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第二，在自然灾害救助领域，中国的民间组织已经承担起自己的义务，成为中国国际救助行动的重要参与者。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贫困人口的减少，中国民间组织和中国政府必将承担起更多的国际义务，为全球消除贫困行动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发言人	题目
代涛，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中国农村卫生改革实践：经验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地区卫生体系建设和卫生改革，但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人口流动等宏观大背景下，贫困农村地区的卫生事业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中国农村地区卫生改革的主要经验包括：政府高度重视。在国家发展战略中部署农村卫生发展，卫生发展战略中突出农村卫生重点，注重制度和体系建设。

年份	2005年	2009年
覆盖县数量	678 个	2716 个
参加人数	1.79亿	8.33亿
人均筹资额	42.1元	113.36元
基金支出	61.75亿元	922.92亿元
补偿受益人次	1.22亿人次	7.59亿人次

 

表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施行及发展概况

中国农村地区卫生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覆盖面、保障水平、基金支出等方面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医疗服务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农村医疗机构使用率大幅提高。公共卫生项目继续推进，覆盖面和收益率逐步提高。农村卫生在机构、人力、投入等方面都有较为显著的增长。在疾病死亡率构成比中，传染病死亡率显著降低，而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有所升高，表明农村健康模式已经开始向城市的方向接近。

 

 





中国农村卫生改革面临的挑战包括：贫困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下，卫生投入自然不足。人力资源匮乏、结构不合理、流失严重。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居民收入较低，抑制了卫生服务需求．政府投入不足等因素使得城市富余卫生人力及毕业生不愿流向农村。相当比例的中高级以上人才从农村流向城市。流动人口健康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高度依赖于户籍或工作单位，对于流动性较高的农民工保障程度较城镇职工和居民明显弱化。

 

未来发展方向主要是：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方向，并通过具体的配套政策将改革目标落实。重视基础建设与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贫困农村地区的县-乡-村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结合新农合、国家基本药物等制度，逐步在贫困农村地区建立起整合、高效的卫生服务与保障体系。加大贫困地区卫生投入力度，增加中央与地方卫生财政投入的向贫困地区的倾斜。争取专项经费，以及来自卫生系统以外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加强农村卫生队伍的培训与激励，以定期、定向免费培养等方式，加强对农村卫生人才队伍的培养。通过经济、工作条件、职业前景、管理制度、社会声望等多种方式稳定和激励贫困地区农村卫生人才队伍。结合新农村建设、新医改等国家重点推进的全局性战略，积极争取有利于贫困地区卫生发展的资金、项目与政策，推进改革与建设。

 



 

发言人	题目
Rudy S. Prawiradinata，印尼国家规划部扶贫办主任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问题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有三个特点：第一，弱势群体的数量很大。印度尼西亚的贫困趋势在过去的5到6年间，贫困略有下降。但是在过去一年，下降的速度却放缓了。另外两个特点，分别是医疗服务、教育等等方面获取的不平等性，以及还有区域间的不平等性。我们已经达到联合国1美元的指标,我们自己的目标是在2014年贫困率占到人口的8%到10%。根据目前我们的调查结果，现在的贫困率还是很高的。

 



现在我们正处于长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以确保穷人的社会福利必须得到改善。我们必须保证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长相关联，关注环境的问题，关注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

目前在扶贫方面有五个项目在推进，一是健康保险，约三年之内建立；二是社会援助，包括三个集群项目：第一个集群关注家庭，包括社会补助、现金转移，主要针对极端贫困家庭。第二个集群关注社区，即社区赋权计划。这是印度尼西亚在扶贫领域开展的最大项目，在全世界都可以称为最大，针对6万个村庄、500个区，共有15亿美元投入。如果经历了第一二个阶段，改善了自身能力，能够开展更多工作，那么由第三个集群负责，及中小企业贷款服务。政府最近又建立起了第四个集群来补充前三个。这也是一个开放式的项目，针对地方营养不良问题。

我们的CCT项目，就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这个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医疗和教育的方法来减少贫困，在这个项目之下，针对那些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医疗机构，因此我们给他们现金，大概每个月给10美元，然后他们选择使用这些医疗服务，我们要确保对穷人的医疗服务是更好的，他们也有机会来学习更多，因为它不仅仅是医疗，同样还是教育，必须使85%的人有上学的机会。

发言人	题目
Bill Bikales，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	儿童贫困：来自中国的研究发现

贫困有多个维度，而不仅仅是收入，儿童即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儿童几乎不会挣钱。儿童贫困的意思是儿童缺乏基本的服务和商品，使其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和健康成长，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健康而又心理成熟的成年人。

 

■ 衡量儿童贫困的七个维度：食物、住所、饮水、卫生、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以及信息服务 ■ 中国最为严重的儿童贫困，发生在学前教育，获得安全饮用水和住宿等方面；父母外出打工，长时间缺乏对孩子的关爱亦会造成儿童心理问题 ■ 每个儿童在中国老龄社会都是宝贵的，他们在今后都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而且是具有效率的社会生产者

衡量儿童贫困的程度主要通过七个生活纬度。这些都是儿童本应该获得的资源，和儿童的基本权利直接相关，包括食物、住所、饮水、卫生、医疗服务、教育服务以及信息服务。很多研究表明，对于多维度的儿童贫困，成年的收入贫困不是一种好的衡量方法。很多人不存在收入贫困，仍然有很多孩子至少面临一种类别的严重匮乏。老挝、柬埔寨、蒙古、菲律宾、泰国、越南等7国研究表明，这些地方一共有3300万孩子遭受到了严重的匮乏，还有1300万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匮乏。中国在这个方面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在甘肃和湖北的一些农村地区调查发现，孩子的收入贫困高于成年人，穷人家一般生育很多孩子，导致平均水平很低。

 

中国最为严重的儿童贫困，在以下的领域非常地显著，如学前教育，获得安全饮用水和住宿。获得安全饮用水和住房与收入有关，但营养健康、早期儿童教育却和经济贫困没有直接关系。健康和早期儿童教育，主要是与政府服务提供有关。

进一步从家长迁移的角度考虑收入和儿童贫困的关系很有必要。家长进城务工提高了家庭收入，但不见得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一些地区的研究发现，孩子母亲离家打工会使孩子体重减轻。具体到其他的心理性问题，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缺乏父母的关爱，离父母非常远，也会对儿童产生影响。没有良好的住房也是非常严重的对儿童权利的剥夺。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儿童减贫事业，基于现有调查，看起来比较不错。每个儿童在中国老龄社会都是宝贵的，我们必须确保所有的儿童在今天能够享有这种基本权利和服务，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且也是中国面临的基本挑战，因为每个儿童在今后都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而且是具有效率的社会生产者。

五、全体会议：总结

 

发言人
Cyprian Fisiy，世界银行社会发展局局长

 

■ 本次大会五大主题:发展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包容性发展和利贫性增长;城乡发展的联系;社会保障;实际行动 ■ 包含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社会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加强问责制度，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 具体到中国，征地问题、人口迁移、社会不平等、社会政策及人口老龄化是最为突出的四个发展问题。如何在中国建立完善可靠的社会安全网，加强对人民的保障亟待解决 ■ 发展具有问责性、包容性、一致性的公民社会，让公民获得相应的公民权利，更加积极地行使公民参与，加强公民表达意愿的能力，都是中国需要完成的任务

2011年国际扶贫与发展论坛的议题可以总结归纳为如下五点：第一，理解发展和不平衡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发展范式到底是否包容性，是否惠及穷人？第二，不仅要实现利贫性增长，而且要实现综合性的发展，不仅要经济有增长，而且文化、环境、社会也有进步；第三，厘清城乡关系问题、农民工问题这两个重大问题，深入探讨农民工在城乡关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第四，只有足够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才能确保那些有需要的人能够及时得到资源的支持；第五，除了政策和批评意见之外，更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工作方法上要根据这几点进行反思，一个政策是否包容性、是否利贫？基于这几点提出主题：如何给穷人赋权，穷人赋权到底指什么？相关的具体行动是怎样的？主题分为三个部分展开：第一，在发展的趋势中有哪些问题，我们如何应对？第二，开展工作的模式有哪些，应该有哪些合作伙伴；最后，考察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哪些要素。

首先我们处于怎样的世界当中。世界在发展，不平衡却日益恶化，如何让弱势群体发出声音？这一系列问题意义重大。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增长非常快，也面临着共同挑战。如何加强问责制，解决城市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

全世界经济增长强劲，但无论从绝对水平还是从相对而言，不平衡的局势都在加剧，差距都在扩大。

搞清楚哪些人没有从发展中获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需要在之后的讨论中进一步考虑。第三，内地省份之间差距巨大，例如各个省份的教研机构不容乐观；如何促进一些内陆地方，往往是落后地方的投资，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来实现发展、减少贫困。虽然贫困地区人数仍然比城市地区多，但是现在贫困率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城市，因此必须将城市化作为一个生产率提高的新的推动力。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必须相互联系，通过社会的稳定性来处理农民工进城，人口迁移等等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纽约、伦敦、巴黎、西班牙曾经也出现过排外的问题，但之后发现，财政和经济的问题和移民密切相关。另外，贫困性、忽视和剥夺人类尊严等问题也是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如果没有尊严，人类就不能享有合理的生活，因此必须要尽量建立起一个和谐社会。对于中国本身四个问题尤其重要。第一，征地问题。土地对穷人来说是基本的资产。第二，中国的人口迁移。如何处理中国的迁移问题，对于未来的发展意味着什么。第三，从分配以及其他角度看待不平等问题。最后，政策及老龄化问题，如何提供医疗及其他服务，如何落实各项措施。首先是征地，对于部分人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有土地之后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也许他们会变成无地人民。必须要摆脱的是现在这种基于土地为资产的方式，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生活来源，他们应当要学习如何使用其他技能减少贫困；另外位于偏远地方的少数民族从结构、地理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处理好他们的关系也是一个重大课题。此外在其他国家，性别是社会排斥因素之一，例如有针对性别的暴力，在有些城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同时就业问题也很重要，它不仅仅是生活的问题，亦和人类尊严有关。这些障碍导致了贫困和不平等的陷阱，了解和解决这些系统性和机制性的障碍，对于处理好社会的少数、脆弱群体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治理挑战和问责性。如何获得公民权利的问题非常重要。公民和国家之间要有紧凑的联系性，要确保有可预见性，就必须要加强公民表达意愿的能力。同时要为社会脆弱群体建立起社会安全网，让他们获得资产、财务方面的帮助。

最后，建立起可持续性的平台需要有地方的机制建立，必须要有因地制宜的做法。首先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基本服务；其次要建立社会安全网，这是继续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建立起社会保障和保险的基本平台，使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强调：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些机制必须有问责性、包容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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