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后发展议程的内容、影响以及中国的参与

摘要：2015后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两方面，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融合与升级，因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作为实现全球发展目标的重要支撑，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际发展合作经历了3个阶段，合作模式日益多样化，新的全球发展贡献力量慢慢崛起，构建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被提上日程。2015后发展议程生效后，必将对各国的国内发展目标制定以及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产生很大影响。作为日益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的诸多国际承诺充分体现了其负责任、肯担当的大国形象，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赞许。然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亦会遭遇各种国内外挑战，为此中国必须尽快制定适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坚持南北合作为核心，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国际承诺；加强“南南合作”，作为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并切实履行自身的国际责任；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2015年截止期的来临，制定和实施新的全球发展目标被提上议程。经过两年多的讨论，未来2016-2030年的全球发展议程已经成形，并于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讨论通过。总体来讲，2015后发展议程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和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两方面，其中，SDGs是以往全球发展目标尤其是MDGs的继承和极大超越，不仅囊括了以往全球发展目标的核心思想，而且考虑了新的全球性挑战，是有史以来最广泛、最全面、最雄心勃勃的全球发展目标。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是实施SDGs的有力支撑，是1960年以来各阶段国际发展合作模式发展演变的结果。那么，2015后发展议程这一宏大、高远的全球发展议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将对全球各国的发展目标制定以及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产生什么影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渐提升，其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因而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合作责任的期许也越来越大。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中国做出了建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部分国家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等多项实质性的承诺，充分展现了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承担自身国际责任的决心和勇气，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力量，有理由相信，中国必将在未来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中国自身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向可持续发展迈进的道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国内外挑战，例如国内面临着环境污染、不平等、创新能力不足等各种转型期甚至长期中的发展困境，在国际上则存在国际责任压力加大、国际合作程度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早日实现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又将如何应对？

一、2015后发展议程的产生及内容

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内容，即全球发展目标和国际责任承担，后者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国际发展合作问题。2015后发展议程设定的全球发展目标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它是此前已有的全球发展目标的继承和超越；作为全球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国际发展合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合作方式日益多样化等等。

（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及其内容

1.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

自2010年起，联合国各机构就开始考虑2015后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旨在构建一个超越MDGs的、全面和包容的未来全球发展框架。联合国秘书处2011年的年度报告《加速千年发展目标进程：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选择及推进联合国2015后议程》（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options for sustained and inclusive growth and issues for advancing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agenda beyond 2015）总结了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并为2015后发展议程的磋商进程提供建议。尤其是，报告指出，2015后发展议程的磋商进程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包括政府部门、民间团体、私人部门、学术界等等。2012年7月，联合国秘书处任命了一个2015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经过近一年的研究讨论，2013年5月，名人小组向秘书处提交了一份报告，[ UN，The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A New Global Participation：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c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13.] 阐释了他们对2015后发展议程的看法以及重塑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主要原则等。同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筹资大会（Rio+20，即里约峰会）提出将制定一套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把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纳入一个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并指出SDGs将以MDGs为基础并与联合国2015年以后的发展议程相一致。[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Sixty-sixth session Agenda item 19），The Future We Want，2012.9.11，pp.46-48，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6/288&Lang=E.] 此次里约峰会成立了一个跨国的开放工作组（Opening Working Group，OWG）来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2013年9月17日，OWG向第68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了包含17个大目标、160多个小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成果文件，供联合国各成员国展开讨论和磋商，该成果文件就是SDGs的雏形。2014年5月2日，OWG公布了该目标体系的倡议国家清单， 明确显示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立场和看法。经过多轮的政府间磋商，截至目前，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已经敲定，并于9月25日的第70届联大审议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成为未来15年指导全球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

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17个大目标及其下的169个子目标，主要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安全、伙伴关系五个方面，可以概括为“5P”原则，即People（人类）、Planet（星球）、Prosperity（繁荣）、Peace（安全）和Partnership（伙伴关系）。可以看出，“5P”原则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意在构建一个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环境友好、全球和谐、共同发展的人类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在每个目标项下，SDGs都列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不仅明确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且能够指导各国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不仅如此，SDGs还强调要加强各个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全球层面）的监督和评议，为此可能会设定近一千多个指标对各国实施SDGs的进展进行审议和后续指导。

下表列出了SDGs的17个具体目标。概而论之，经济方面主要包括目标1、2、3、6、8、9、11这7个目标，其核心内容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可见，该方面的目标和指标在很大程度上是MDGs减贫目标的延伸，只是其起点相对更高。具体而言，目标1强调，将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的极端贫困，并至少消除一半的多维贫困人口；目标2强调，要在2030年之前消除饥饿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目标3设定了2030年之前将要达到的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艾滋病及其他疾病的防控目标；目标6强调要确保所有人在2030年以前获得安全、平等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目标8指出，要确保最不发达国家保持至少7%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同步增长，而且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所有人完全和有效的就业；目标9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并努力实现工业化和企业创新，但并未量化具体的指标；目标11强调，要在2030年之前确保所有人获得安全、支付得起的住所、运输系统、公共空间等，改善城市和所有人的居住环境。

社会方面主要包括目标4、5、10、16这4个目标，其核心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具体而言，目标4强调教育平等，将在2030年之前确保所有人获得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目标5强调性别平等，要结束各种对女性的歧视、暴力等有害行为，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参与经济、政治、公共生活，但并未设定具体的实现年限；目标10旨在降低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不过也没有设定最后期限；目标16强调建立有效的司法和问责等制度的重要性，首次提出要构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但大部分指标都未设定最后期限。

环境方面主要包括目标12~15，其核心是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性，为此各国将采取措施处理废弃物，应对气候变化，合理利用海洋、森林、土地等自然资源，尽早达成预期的目标。安全方面主要是目标16，其突出强调将减少各种国内外暴力、组织犯罪、非法财产和武器流动等安全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平的环境，但具体指标均没有被量化。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主要是目标17，再次重申了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南北、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债务可持续性、技术转移、能力构建、贸易及系统性问题等，但是除个别指标外，大部分指标均未被量化，也没有设定最后期限。具体而言，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GNI）0.7%的国际承诺；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促进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并促进其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构建；推动建立开放、平等的多边贸易体系，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系统性问题涉及增强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加强各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协调、尊重各国的主事权、公私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可得性等等。

表1  SDGs和MDGs的内容比较

MDGs	SDGs
目标1：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	目标1：消除全球各种形式的贫困
	目标2：消除饥饿，确保食品安全和营养改善，促进可         持续农业
目标4：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5：改善产妇保健 目标6：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         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	目标3：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生活，促进所有人的福利
目标2：普及初等教育	目标4：确保包容性和平等的素质教育，确保所有人的         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3：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目标5：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目标6：确保所有人获得持续的饮水与卫生设施
	目标7：确保所有人获得支付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
	目标8：促进持续的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完全和有效         的就业以及所有人有体面的工作
	目标9：构建弹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         工业化，培养创新能力
	目标10：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
	目标11：构建包容性、安全、弹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          居环境
	目标12：确保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
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目标13：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14：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与海洋资源
	目标15：保护、修复和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         可持续管理森林，对抗沙漠化，阻止或逆转土         地退化与生物多样性损失
	目标16：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司法公        正，在所有层面构建有效、负责和包容性的制度
目标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目标17：增强实施和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手段

资料来源：联合国网站。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SDGs是MDGs的继承和超越。所谓继承，是指SDGs建立在MDGs的基础之上，首先会实现MDGs未完成的目标，特别是那些最落后的指标。所谓超越，是指SDGs的目标和指标远远比MDGs更加广泛、标准更高远，例如，SDGs新增了安全、能源等方面的目标；而且，以“消除各种贫困”取代MDGs的“贫困减半”，将发展目标惠及“所有人”及下一代等等。更重要的是，SDGs明确列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这是MDGs所欠缺的。

实际上，SDGs不仅吸取了MDGs的实施经验和教训，而且是以往全球发展议程和目标以及其他会议精神的极大继承。截至目前，联合国一共制定了3个全球性的发展目标，分别为1992年《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2000年《千年宣言》所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前两个全球性目标是SDGs制定的思想来源和重要基础。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 United Nations，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Rio de Janeiro， 1992年6月3-14 日，vol. I-III.] 以提高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强调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性，成为全人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则和行动纲领。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以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制定了近40项总目标，下设很多子目标，并阐明了相应的行动依据、行动内容和实施手段，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领域。具体来说，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提出了消除贫困和改善消费模式两个总目标；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提出了提高人口素质、健康和疾病控制、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弱势群体保护四大目标；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则从大气层、陆地、沙漠、森林、海洋、山区、生物多样性、淡水资源、化学用品、废料处理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总体目标。2012年的里约峰会再次重申了1992年里约峰会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制定SDGs的重要参考。

1992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的发展蓝图，但其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国际社会认识到，1992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际上只是一个宏伟的长期愿景，要达成这个愿景需要具体的阶段性执行计划，千年发展目标（MDGs）应运而生。与全面、定性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不同，MDGs仅制定了8项总目标。进一步来讲，一方面，这8项指标包括了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基本上完全继承了199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而且MDGs还明确指出，其以削减贫困为核心，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199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过于分散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该8项总目标下设21项具体指标，大部分指标都进行了量化并设定了最后截止时间（2015年）；同时，MDGs还设定了60个进展监测指标以监督和评估各国MDGs的执行情况。然而，过于专注消减贫困特别是单维的经济贫困，使得MDGs对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实施进展严重落后于社会指标。

总体而言，1992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都指出了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前者以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而后者以消减贫困为核心，两者都没有兼顾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环境、社会。SDGs实际上囊括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主题，从很大程度上是1992年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MDGs的融合，同时又考虑了新的全球性挑战，如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提出的全球治理结构调整、建立政策协调机制等等。正因如此，SDGs更加广泛、更加全面、起点也更高。换言之，这3个全球性发展目标在内容上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议题经历了由环境保护到消减贫困再到全面可持续发展，由定性到定量、由专注单一指标到强调协调发展，体现了“环境保护是前提，经济发展是根本，社会进步是保障”这一理念；与此同时，在任何全球发展目标中，都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表明了“国际合作是支撑”的理念。

（二）国际发展合作的发展历程

实现任何全球性的发展目标都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而且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实现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的，唯有国际合作才是早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起源于1969年的《皮尔逊报告》，[ Lester B. Pearson，The Pearson Report：A New Strategy for Global Development，UNESCO，1969。该报告提出发达国家应该每年将它们GNI的0.7％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 其建议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技术转移、贸易优惠等，以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二战”后大批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走上独立自强的发展道路，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直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因此，此时国际发展合作的模式主要是南北合作，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金、出技术、出人员，发达国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地接受援助和相关的捆绑条件，国际发展合作的政治色彩较浓。

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发展合作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强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性，倡导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此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国际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和责任分担存在很大分歧，所以1992年里约峰会首次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一原则成为以后所有国际议程和国际合作的基石，是此次峰会最大的贡献。其二，提倡全球伙伴关系应该囊括诸多市场主体，如《21世纪议程》指出，“要建设本国能力以实施《21世纪议程》，各国必须同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发达国家一起作出努力，国际社会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三个层面、政府当局、非政府组织、大学和研究中心、商业机构以及其他私人机构和组织也可以协助这些努力。”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国际发展合作仍然几乎完全由政府部门参与，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等主体的参与程度极低，公私合作非常少见。其三，债务减免和重组是此时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80年代到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集中爆发的时期，国际社会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发展中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方案，发达国家以提供资金援助为前提条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所谓的结构性调整方案。这就意味着，该时期的国际发展合作仍然以南北合作为主，且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

进入2000年，《千年宣言》正式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本身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第八个目标，并以此推动其他七个目标。MDG8包括16个具体指标，涵盖五个领域：官方发展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贸易市场准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家获得基本医药的程度、发展中国家采用新技术的进展。15年来，国际发展合作在曲折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合作模式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合作模式日益多样化。这一时期的国际发展合作不再像2000年以前一样，采用较为单一的合作方式，而是强调贸易、投资、援助等领域的相互协调与促进。例如，不再单纯采用直接援助的方式，而是采用“促贸援助”的方式，以援助为催化剂，加强受援国的能力建设，进而促进其国际贸易的发展，最终达到预期的发展目标。其次，新的全球发展贡献力量的崛起。2000年以前，国际主体主要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划分，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尚未凸显，因而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主要就是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模式并未引起重视。甚至在2005年以前，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但是，在2005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突出贡献力量，南南合作成为南北合作的重要补充，有新兴经济体参与的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模式的比重也不断增加。最后，构建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被提上日程。在此之前的国际发展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多处于被动地位，其在发展中的自主作用往往会被忽略；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多是合作的主体，其他非政府部门的参与较少。2011年，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签署的《釜山宣言》中明确表示，将构筑新的涵盖援助国和受援国、新兴市场国家、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等各种贡献主体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2012年的里约峰会再次肯定了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SDGs目标17仍然延续了MDGs目标8的内容，强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包括贸易、援助、债务可持续性等多方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2015后发展议程中，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将是实现未来的SDGs的关键因素之一，并因此提出构建包括多元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具体措施包括可持续发展政策协调、促进公私部门合作等等。实际上，早在名人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就倡导建立平等互利的囊括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团体、私人部门等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必将改变原有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权责分担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2015后发展议程的影响

无论是1992年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是2000年的千年发展目标，抑或是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毫无疑问地成为各国制定国内发展政策的指导准则，也深刻影响着当时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发展需求、基本国情等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国内外政策受2015后发展议程的影响也将不同。

（一）对各国发展目标的影响

1.发达国家

整体来讲，减贫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发展议题，虽然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太景气，但仍然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远高出许多。因此，SDGs中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指标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很小。相对而言，发达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更多是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体而言，在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着资源短缺、浪费型和奢侈型消费模式、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剧增等问题，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需要将现有的生产技术和设施“绿色化”，采取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要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社会动荡似乎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常态，其社会不安定因素总是层出不穷，如暴力活动、恐怖袭击、种族冲突等等，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其社会的不安定。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如果不加以控制，那么可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造成发达国家社会动荡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种族歧视，也是发达国家必须重视的问题。此外，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和社会负担也是发达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发达国家未来的发展目标中将进一步突出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议题，由于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环境治理经验，因而社会可持续发展议题将成为其国内发展目标的核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15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时段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是比较一致的，因而其所设定的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发达国家原本应有的发展规划是较为相宜的，因此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目标受2015后发展议程影响的程度其实很小。

2.新兴经济体

在所有国家群体中，新兴经济体受2015后发展议程的影响最大，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也最大。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较早地完成了减贫目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国际社会因此期待其承担尽可能多的国际责任，甚至将其与发达国家视为同等的国际责任体。然而，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工业化，经济基础雄厚，而新兴经济体自身往往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各种各样的发展难题，尤其是要应对实现工业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在2015年以前，新兴经济体部分地牺牲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来换取经济增长，那么，在其2015年后的发展规划中，环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与经济增长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SDGs，新兴经济体需要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绿色化”。

3.其他发展中国家

MDGs推出之后，自2005年起联合国每年均会通过《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和《千年发展目标年度进度表》发布MDGs的进展情况。2013年的报告及进度表显示，MDGs在地区之间的进展很不平衡，除东亚地区有望于2015年实现大部分目标外，其他地区均无法完全实现，[ 考察的16个具体目标，仅东亚地区表现良好——截至2015年预计不能实现的目标数为2个；北非、东南亚、高加索和中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表现一般——预计不能实现目标数均为6或7个；南亚表现较差，预计不能实现的目标数为9个；而西亚、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数字均超过10，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是高达14。]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无法实现任何目标。换言之，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预计均无法如期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这表明，实现较低层次的MDGs仍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2015年以后的发展目标。正因如此，从理论上来讲，对于除新兴经济体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2015后发展议程是要求过高的。但是，从现实上来讲，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重点解决MDGs的减贫目标，很难兼顾SDGs中的大部分指标，特别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2015后发展议程事实上就变得无约束力了。换言之，2015后发展议程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目标的设定。即便有所影响，也主要是选择SDGs中的最低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是MDGs的简单延续。

（二）对国际发展合作的影响

1.改变传统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权责分配

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将覆盖范围扩大到“全人类”，这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尚处在贫困线之下的民众，也包括缺少平等发展机会的发达国家民众，重在“均衡”发展，凸显发展理念的巨大转变。在这一理念下，即便是高收入国家的民众，同样也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服务对象，由此将改变原来的南北合作模式，转变成更为彻底的全球性发展。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在2015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关系中将不再作为单纯的援助方出现，而是同时扮演出资者与受益者的角色。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这一转变将显著减轻发达国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责任。[ 韩立群，国际发展合作的三大转变，新华网，2015年7月2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7/20/c_128036907.htm。] 这也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将被迫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或者出现合作方相互推卸责任、争夺利益的状况，从而使得许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援助，影响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2.私人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将持续增加

世界银行称，未来全球需要数万亿美元发展援助，其中大部分可能需要由私人资本承担，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私人长期投资。私人部门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全球的认可，SDGs中就提出要鼓励和促进有效的公私伙伴关系。可以预见，私人部门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3.改变单纯的直接援助方式，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力构建

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环境保护，都需要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千年发展目标设定的八大目标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似乎忽视了经济发展对改善生存条件的先决意义。一直以来，发达国家援助国都采取直接“输血”的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资金，但援助效果却并不理想；相反，新兴援助国采用“造血”的新型援助方式，强调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以及发展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成效，而且也借此帮助受援国达到了削减贫困的目标。各方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经验便是，发展中国家需要直接的资金援助，但更需要就业和经济增长，而且尤其应该注重发展能力的构建。正因如此，SDGs中增添了经济发展和能力构建的目标，如SDG8“促进持续、包容的经济增长，帮助所有人充分就业”，SDG9“构建弹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培养创新能力”等。因此，未来国际发展合作将设法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和经济增长机会，从而改善生产条件、创造更多就业、夯实经济基础，进而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社会条件，保护生态环境。

4.安全问题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干扰其他国家主权的借口

“和平与安全”与发展紧密相关并且是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必须确保社会的和平、稳定，杜绝动荡和冲突。在联合国OWG倡议的目标体系中，“减少犯罪与暴力”这一子目标得到4个发达国家（希腊、澳大利亚、荷兰、英国）、2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尼）和1个其他发展中国家（哈萨克斯坦）的支持，“减少有组织的犯罪”子目标有8个发达国家、中国和印尼2个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9个发展中国家予以支持。SDGs也首次将和平与安全问题纳入统一的议程之中。然而，“和平与安全”极有可能会被西方大国利用，作为挑起战争和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对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谨慎警惕。

三、中国如何参与2015后发展议程

中国是第一个提前完成MDGs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MDGs指标。作为受援国，中国在自身经济发展和减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知识和实现MDGs的经验教训；作为援助国，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帮助受援国建设基础设施、培养技术人员，提高了发展能力，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和减贫成效，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模式能够为其他援助国提高对外援助有效性提供重要参考。因此，中国参与2015后发展议程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可或缺。与此同时，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及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G20重要成员国，也是金砖国家成员国；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援助迅速增加，其倡导的“南南合作”的援助方式也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因此，中国有能力、有责任有效地参与到2015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后续的实施过程之中。

有鉴于此，中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高调的姿态参与到2015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重塑了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角色和定位，开启了中国参与全球发展的新时代。从2015后发展议程被提上日程伊始，中国就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的讨论、磋商和制定进程，广泛听取来自国内各方的意见，为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的制定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在2015年9月底的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中国更是向全球做出了一系列的国际承诺，彰显了中国愿意和敢于承担与其自身能力相当的国际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的实力和气魄，也使国际社会听到了中国在全球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方面的声音。

（一）中国与2015后发展议程

联合国非常关注中国对2015后发展议程的建议和态度，中国也高度重视联合国2015后发展议程的进展，与联合国各机构积极加强合作，就2015后发展议程的议题设定、基本原则等问题提出了中国的看法。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支持下，2012年11月、12月和2013年3月，中国联合国协会（简称“联协”）分别在北京、昆明和北京举办了三次国家层面的非正式磋商，以广泛听取各阶层对2015后发展议程的意见，其中75%以上的与会者来自社会团体。他们就2015后发展议程展开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并集中关注6个主要领域，即减贫和包容性增长、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政策、全球健康、女性和儿童、教育以及国际合作。期间，中国外交部也于2012年12月举办了一次多部委非正式磋商，讨论关于2015后发展议程的相关议题。2013年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下文简称《立场文件》），阐述了中国对2015后发展议程的基本指导原则、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实施机制等的立场和看法，并于2015年5月21日再次发布立场文件，除了重申2013年的基本立场之外，还尤其突出了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发展融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后续的实施和监管问题等等。《立场文件》清晰地向全世界公开表明了中国对2015后发展议程的期待和建议，说明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自身实力及国际地位提升的客观事实，并开始尝试在国际发展事务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以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如果说《立场文件》是中国为2015年后的全球发展所勾画的一幅美好愿景，那么中国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的表现和承诺则同时提出了中国为实现这一愿景坚定的实际行动。这些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肯担当的大国形象，发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时代最强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联合国的系列峰会，在环境、社会、和平与安全、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承诺和表态。具体而言，在环境方面，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中国愿意继续承担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将推动“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尽早投入运营，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社会发展方面，习近平出席了全球妇女峰会，就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提出4点主张，并承诺，中国将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用于支持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相关目标；今后5年内，中国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妇幼健康工程”和100个“快乐校园工程”，邀请3万名发展中国家妇女来华参加培训，并在当地培训10万名女性职业技术人员。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中国表示，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向联合国赠送了“和平尊”，进一步地，中国承诺，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在未来5年内，中国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在国际合作方面，习近平明确表示，中国将在联合国发挥一种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作用，中国将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和支持者，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例如，中国宣布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止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愿意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

在所有出席联合国70周年纪念活动的元首里面，中国主席习近平的行程是最丰富的，涉及的议题最广，提到的话题最多，作出的承诺最多，成果最丰硕。这些表态和承诺再次驳斥了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逃避国际责任、借助国际体系搭便车的不实言论，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认知和担当精神，表明中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投入和贡献了很多，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突出贡献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必将在2015后发展议程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对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中国实施2015后发展议程的挑战

尽管中国基本上完成了MDGs的大部分指标，但仍有个别指标无法完成，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创新能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任务艰巨。实现MDGs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而要实现更高远、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不仅如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期许的增加，也将使得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角色的扮演较以往更加困难。

1.国内发展方面

（1）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

通过考察中国2010-2015年的千年发展目标实施进展可以发现，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13个MDG子目标，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的7个子目标也有望实现（likely），但环境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指标无法按期完成（unfulfilled）。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问题仍然很严重：水和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各种污染继续挑战环境的承载能力，废物处理设施和能力却明显缺乏；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修复和保护资金却严重不足，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急需提高……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是一个难题。其一，一方面迅速扩张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大势，但另一方面，这又会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其二，在一些落后地区，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是当地赖以生存的条件，但由于环保意识和经验不足，人类活动又会威胁生物多样性；其三，目前，环境保护问题早已刻不容缓，而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动力尚待发掘，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难免影响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入和支持，加剧环保资金不足的困境。可持续发展寻求的是经济、社会、环境三大支柱的均衡发展，如何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确保两者的均衡、协调发展，是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常态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不平等问题

尽管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不平等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等等，涉及区域间、城乡间、性别间等。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收入不平等的国际警戒线是基尼系数=0.4，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其历史最高水平0.491，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尽管此后有所改善，但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73，收入不平等程度依然非常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甚至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平衡，质量差距显著，中国仍然面临改善教育资源不平等、平衡义务教育发展的艰巨任务。就业机会不平等在性别、城乡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在性别不平等方面，女性在就业市场受到明显的歧视，她们所从事的职业整体上更偏向于低技能和辅助性，享受的薪酬待遇也远低于男性；在城乡不平等方面，尽管城市化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带来了机遇，但是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人口等同的就业机会和保障。不平等容易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的一大挑战。

（3）非政府部门的作用被忽视

无可否认，政府部门是引导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可能存在各种限制。私人部门的参与不仅可以弥补政府部门扶持资金的不足，而且能够帮助监督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尤其是，他们在项目合作方面往往拥有更为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更拥有非政府身份优势，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数量逐渐增加，也在逐渐参与到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但是，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作用是被严重忽视的，与政府部门相比，它们在市场进入和运作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平等的待遇，而政府部门针对这些非政府部门的规范和监督机制又十分匮乏，导致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更加受限。这与发达国家对非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的情况大为不同。

与此同时，公私合作虽然能够弥补政府部门独立开展发展计划的缺陷，但究竟什么情况下可以利用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PPP适用于什么样的项目，这些方面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中国尚在探索过程中。公私合作方式关乎各方如何进行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目前，PPP多用于中长期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较适合中国的对外援助项目；然而，PPP牵扯众多的部门和主体，周期长、收益慢、风险大，其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机制却不成熟，私人部门可能承担过多或过少的责任，其收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寻找到双赢的公私合作方式，充分发挥PPP的最大效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总而言之，如何更好地引导和鼓励非政府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进程，充分发挥公私合作的优势，是中国政府部门未来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4）创新能力不足

衡量一国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定量指标有专利申请数、研发投入、科研人数、科技论文发表数等等。第一，以专利申请数来看。近十年来，中国的专利申请总数飞速增加，2012年甚至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专利申请总数的增加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创新能力超过了发达国家，因为以人均水平来看，中国的专利申请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2012年，中国每百万人口的专利申请数为415.62，大约只有日本和韩国的10%，德国的20%，不到美国的30%，也明显低于英法等其他主要的发达国家。各国企业、科研机构和个人申请国际专利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专利合作协议（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这个平台。2012年，中国每百万人的国际专利PCT申请数是13.79，而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专利PCT申请数分别为韩国235.72、日本341.19、德国233.13、美国165.19、法国118.76、英国77.30，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 数据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 可见，以人均专利申请数来看，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相差甚远。第二，以科研支出来看。2011年，中国的科研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4%，远低于主要的发达国家（韩国3.74%、日本3.26%、德国2.84%、美国2.77%、法国2.25%）。[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er，WDI）数据库，韩国和日本的数据是2010年的。] 第三，以研发人员来看。2011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人员数量为2107，而同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数分别为韩国7415、日本6832、德国6933、法国6328，中国尚不足主要发达国家的1/3。[ 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科研支出和研发人员方面的巨大差距再次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较大。

2.国际发展合作方面

（1）国际发展合作不足

尽管所有的全球发展目标都突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与多边发展组织之间的合作却较少，且合作程度不深。以国际发展援助而言，由于中国等新兴援助国与传统的发达国家援助国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援助原则和方式，因而彼此之间更多是相互质疑，较难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与其他新兴援助国之间的援助合作也很少。此外，三方援助方式在中国总援助中的占比也很小。如果不能进一步加深各方之间的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会因此变缓。

（2）“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责任问题，迫使它们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新兴经济体自身面临很多发展困境，始终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之南北两方固有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实施也充满不确定性。特别是，对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发达国家非但可能会不履行自身的国际义务，反而可能借环境问题限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也不得不令人疑虑。

（三）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国首先应当立足于本国的发展，制定并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动员国内资源，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基于此，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1.国内层面

（1）尽快制定适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从1992年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到2000年参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再到之后千年发展目标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国的发展战略与全球发展议程是高度吻合的，全球发展议程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中国的发展战略渐趋科学、完善。2015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内容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本契合。[ 叶江，浅析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新动向——兼谈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15年第4期。]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经过20多年的演变，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些环境和生态保护的量化指标。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也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做出可持续发展国际承诺的能力。正因如此，参与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符合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关键点在于，实施可持续发展议程，要在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下，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我们的底线。我国必须基于自身国情，结合2015后发展议程的基本精神，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规划。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而言，新的发展目标必须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三大支柱，即消除贫困和饥饿，促进经济增长；全面推进社会进步，维护公平正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其中尤其要突出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具体的执行和承诺标准则需要深入的研究来确定。与此同时，号召国内的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加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实施中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调动各方力量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

（2）重视非政府部门的作用

发达国家尤为重视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与其展开密切合作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非政府部门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本国甚至合作国非政府部门的发展。首先，从法律层面肯定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如融资方面），为其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营造有利的环境；其次，增加对私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团体的资金支持，为其国际发展合作活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敦促和帮助私人部门及民间社会团体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尽快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协调和管理其对外合作活动，避免国际发展合作活动的分散化和重复性，并优化其面对结果的问责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探索本国公私部门合作的最佳方式，大力发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作用。其一，在政府主导融资的前提下，要积极吸纳私人部门加入项目支持中，推进PPP方式；其二，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做好规划和准备工作，确保私人部门能够从项目中得益；私人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保质保量完成自身工作。此外，可以利用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增加国内民众对一些国际发展合作活动的理解和支持，也可通过它们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摒除别国对中国外事活动的误解和抨击，从而提高我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际影响力。

2.国际层面

中国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中指出，应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发达国家应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鼓励和支持发展中国家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逐步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质量，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实现联合自强；推动私人部门、民间社会、慈善团体等利益攸关方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协同增效。[ 中国外交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2015年5月21日。]

（1）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    

展望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及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而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世界的支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关键利益攸关者，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中国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的诸多承诺已经显示，中国正积极主动地承担国际“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可以预见，中国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不足以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因此中国在重视“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也应该强调“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要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根本立场，承担与其发展能力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适度参与国际环境与发展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

（2）坚持南北合作的核心作用，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国际承诺

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和气候问题、贫困问题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保障充足的发展资源，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必须发挥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因此，中国需要联合国际社会，督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相应的国际承诺。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督促发达国家应该及时、足额地提供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NI0.7%的国际发展援助，切实提供和增加发展援助，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力度；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准入方面，要求发达国家应摒弃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的原则和做法，尽快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程度，切实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在债务可持续方面，提醒发达国家应切实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进程，尤其要避免附加条件的债务减免；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方面，敦促发达国家应建立健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发展技术的机制，推动并支持满足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的科技研发、传播和转让，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机构能力建设，通过培训、经验交流、知识转让、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建设。在全球治理方面，深化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推动落实已经达成共识的举措，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3）加强“南南合作”，将其作为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基础尚不稳固，随着国际发展合作规模的扩大，中国的财政负担必然加大，因而传统的单方面的施受关系形式的合作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必须采取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合作方式，即“南南合作”这种互利共赢的方式。为了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后发展议程，中国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做出了提供资金（如建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发展知识（如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等多方面的援助承诺。这些承诺表明，在“南南合作”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切实履行这些承诺，确保实施的效率和效果。具体而言，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要加强合作，团结互助，共谋发展。要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博弈，推动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机制，同时监督和阻止发达国家借“和平与安全”、民主、人权等敏感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利用已有的“南南合作”平台，建立正式的、规范化的合作机制，如专门的专题讨论会或高层论坛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发展援助和技术援助，帮助培养和提升其发展能力；将援助与对外贸易、投资相结合，以促进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FDI，以最终推动其经济增长；加大与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交流和共享，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考虑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利用三方合作的形式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4）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发达国家资金充足且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兴经济体更加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而多边发展机构在发展知识和惯例方面尤为擅长，因此，中国可以“南南合作”为基础，并利用G20、世界银行等发展合作平台，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逐步提高“南南合作”的国际地位，同时吸引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最终推动构建囊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发展组织以及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各种贡献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推进2015后发展议程。多元主体的参与不仅可以扩大资金来源，实现优势互补，而且可以确保发展合作的透明、高效，降低协调成本。

此外，中国应大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统筹协调作用，推动建立行之有效的全球发展政策协调机制，将发展更有效地纳入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范畴；同时，推动建立国际、区域、国内等各个层面的监督机制，重点审议官方发展援助、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承诺的落实情况。为了确保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监督和评估，还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数据统计能力建设，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及时性等等。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面向未来，中国政府将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将落实2015后发展议程与本国发展战略有机结合，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肩，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