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案例（摘要）

　　资源的稀缺性与人口的不断增长形成一对矛盾。个人获取资源能力的差异与制度安排的缺陷，共同导致资源的分配和发展成果的分享不均。贫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存在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呈现快速增长之势。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最近8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5%左右；在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高达9%；很多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也很类似。经济的增长大大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减少和社会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反贫困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是解决资源稀缺性与人口增长矛盾、减少和缓解贫困的一种必要手段。

　　但是，人们在不断追求经济增长数量扩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等，这些问题反过来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和各国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经济增长数量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经济增长本身（包括增长过程和结果）所具有的一种内在质的属性。在提及经济增长概念时，人们往往忽略经济增长是一个量和质的统一体，曾一度把经济增长数量当成经济增长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

　　经济增长数量在增加，但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在提升，也并不能保证能够促进减贫。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主要停留在研究经济增长数量与减贫之间关系的论证。经济增长质量与减贫有何关系，如何来分析这种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到目前研究还不多，甚至还没有建立这两者之间的有效分析框架。

　　在使用不同的途径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改善的同时，如何让更多民众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特别是让穷人分享到增长的成果，已经成为各国学术讨论的热点，成为百姓关注的问题，也是政府急需应对的挑战。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让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非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让穷人与非穷人面临平等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机会，加快减贫进程，缩小社会差距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其国情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减贫相关问题，对于完善中国国家减贫战略和政策十分必要，同时，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参考借鉴中国的有益做法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经济增长质量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深化的过程。它是相对经济增长数量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程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增长是一个量和质的统一体，曾一度把经济增长数量当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提到经济增长就让人们想到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很少提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如经济增长的定义：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总水平的增加，通常由GDP衡量。但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在不断追求经济增长数量扩展的过程中，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数量的可持续性等，这些问题让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反思，应该把这些内容纳入经济增长的内涵中来，不再仅仅用增长数量来衡量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质量涵义的扩展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一些研究者主要从狭义上定义经济增长质量，如把它定义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卡马耶夫，1983；王积业，2000；刘亚建，2002；康梅，2006）。再如把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杜家远、刘先凡，1991）。狭义经济增长质量核心内容是资源要素投入比例、经济增长效果或经济增长效率。对于一定时期的经济活动而言，给定投入下产出越多则表明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越好。狭义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体现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卡马耶夫（1983）从政治经济学范畴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实质，认为仅从增加经济增长数量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问题是不够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取得增长的，要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的互相联系中考察经济增长问题。他将经济增长质量理解为在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总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所使用资源的规模及其利用效率的变化。经济增长不仅包含着对统一完整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有代表性的经济过程，而且还取决于全部生产资源和非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由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效率改进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要素积累是指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而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是指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更加有效的使用，是构成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种因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的过程之中。在一定时期中由于这两种因素的作用的力度不同，使得经济增长或是以数量扩张为主，或是以质量提高为主，从而相应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总量变动，而经济增长质量可以理解为效率的同意语，是指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在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质越少，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越高。他认为质量高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只以中速增长，也能使国民财富明显增长；而质量低的经济增长率即使以很高的速度增长，其能满足的社会需要也不如高质量下的中速增长。

　　另一些研究者则是从更宽的视角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认为它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一个概念，具有丰富内涵（Vinod Thomas，2000；Robert J. Barro，2002；彭德芬，2002；刘树成，2007）。Vinod Thomas（2000）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是构成经济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并从福利、教育机会、自然环境、资本市场抵御全球金融风险的能力以及腐败等角度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比较。他发现即使相近的经济增长率也给人民的福利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说明过去的经济政策往往偏重于考虑增加实物资本的投资规模，而忽视了这仅是构成高质量增长的众多重要因素中的一项，其实同种重要的因素还包括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及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本的投资。Robert J. Barro（2002）将经济增长质量看作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也给予增长质量一种很宽泛的概念，认为经济发展是与经济增长数量紧密相关的经济方面的因素，而经济增长质量则是与经济增长数量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经济发展从根本上反映了人均GDP的增长，其基本测量指标为人均GDP的对数、教育年限以及城市化率。而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社会、政治及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具体包括教育水平、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法律和秩序发展的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等等。彭德芬（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范畴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一个动态概念，是指一个国家伴随着经济的数量增长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优劣程度，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结构状态、经济增长效率、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刘树成（2007）认为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和谐性。他指出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持续性紧密相关。

　　本报告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降低极端贫困，缩小经济结构失衡，保护环境，从而维持自身增长过程的模式。重点研究增长对于降低极端贫困的两个重要方面：利贫性（pro-poor）和包容性（inclusive），以及结构问题。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减贫成就回顾，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分析，以及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1978-2010年，中国成功实现了GDP年均近10%的增长，在短短三十多年，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贫困人口大规模减少。按照中国官方贫困线（1274元/年，2010年价格），2010年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2.8%。

　　2．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人口（从收入或消费视角来看），而且带来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高。主要表现为，贫困人口耐用消费品不断增加，教育和健康不断改善，饮用水困难和安全饮用水得到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到2010年，即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通公路的自然村比例达到88.1%，通电的自然村比例达到98.0%，通电话的自然村比例达到92.9%，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比例达到95.6%。

3.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根本经验在于从自主创新的制度、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和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大减少了致贫的因素的影响。在自主创新的制度方面，赋予农民生产、交换、流动的权利；通过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提高粮食生产；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培育农民自身的发展能力，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基本生存。不断提高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其中自主的制度创新并赋予农民权利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根本，农业的技术进步是基础，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三个方面的结合形成了中国大规模减贫的根本经验。

4. 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基本特征呈现为，国民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再同步，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协调。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不足。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仍然偏高。当前中国的间接税比例仍高达61%，过高比例的间接税造成税负的不公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5．从全国农村来看，2000-2010年经济增长是不利贫的。按照4个增长期来划分，2000-2002年，2006-2008年，2008-2010年三个增长期不利贫，2003-2005年增长期利贫。从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是利贫的，但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是不利贫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01年以来，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农村家庭经营的负面影响。全国农村增长的不利贫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利贫造成的。2003-2005年增长期利贫原因主要归功于农村税费改革等惠农政策的实施。2006年以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政策，对扭转宏观经济增长的不利贫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否则，增长将更加不利于穷人。

　　6．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经济增长是利贫的。在三个增长期中，前两个增长期，即2003-2005年和2006-2008年是利贫的；第三个增长期，2008-2010年是不利贫的。总的来说，592个重点县增长有利于穷人，说明过去十年国家扶贫开发的重要性以及成就。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三个增长期中，增长率收益逐期递减，金融危机以来（2008-2010年）出现增长率损失，即不利贫。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增长率收益递减，说明新阶段扶贫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这将要求政府在更加宏观的层面制定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政策。

7. 本研究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包括四个维度：可持续的增长，获得经济机会的公平，解决收入贫困以及公平，社会保障的价值公平。包容性增长指数测量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取得了进步。包容性增长指数从1990年的60.4上升到2009年的65.25。另一方面，中国包容性增长的进程是缓慢的，并且总体水平比较低，除了可持续经济增长、解决收入贫困进步较快外，就业机会、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些指标都在呈上升趋势，但指标水平仍比较低。从增长阶段看，1990年至2000年包容性增长进步较快，2000年以来包容性增长进步较慢，这与利贫性测量的结果也相符合。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一是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使城乡居民收入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二是调整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动员政府、企业和非政府资源促进东部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动，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三是建立城市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机制，加快农村发展步伐，扭转城乡发展差距与结构失衡。

　　2．调整就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第二产业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这就要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就业的优势。一是加快城镇化建设，通过城镇化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二是创造有利于微型、小型服务发展的制度环境；三是千方百计鼓励自我创业，特别要鼓励从事环境保护、减贫、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社会企业的创业与发展。

　　3．改革税制结构，使税负更加公平。提高直接税比例，使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趋于合理。通过税制结构改革，减轻贫困人口的税负，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能力。特别是对于富人而言，要通过提高直接税而使税负合理。

　　4．加大对微型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就业。微型企业是一种雇员人数少、产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产品服务种类单一、经营规模微小的企业组织，具有创业成本低、就业弹性空间大，成果见效快等特点。微型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更多的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有机会就业和发展，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因此，建议：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对微型企业的从业人数、注册资金、经营种类等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制定相应的注册登记、税收和金融服务、共享技术服务平台等方面的指导和服务，促进微型企业发展。

　　5．让贫困人口获得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包容。在教育方面，加强政府对贫困地区学前教育和幼儿园教育的公共投资以及师资力量的配备；利用有条件的转移支付，支持大学生到贫困村支教；加大区域内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让贫困人口也能够享有比较公平的教育服务。打破教育资源的身份和等级固化代际传递。在卫生方面，加强贫困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的培训，开展有条件转移支付，鼓励医科大学生到贫困农村支医，缓解贫困地区卫生人力资源不足的局面。

　　6．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政府过去十年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扶贫开发，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加之大量的惠农政策，有效扭转了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利贫性。因此，建议：加大对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力度，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区域经济更快地增长；加大对贫困县的扶持力度，促进贫困县经济又好又快增加；加大对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力度，特别是要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发展以及环境治理综合考虑。

 

　　“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案例”研究课题组

　　撰写组成员

　　于  敏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

　　王小林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

　　王 燕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OECD-DAC联合成立的“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协调员

　　徐丽萍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

　　张德亮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