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与扶贫开发

　　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并在长期实践中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要消除贫困，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从翻两番目标的设定到小康社会的构想再到建国一百年目标的提出， 从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到战略步骤， 一以贯之的就是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价值追求， 对于我们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具有重大战略指导意义， 更是继续深入推进扶贫开发的基本遵循。
　　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后， 在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之初， 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 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 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在全国整体发展落后的情况下，“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 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 大家要考虑”。“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 新办法比老办法好”。１９９２年南方讲话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著名论断的提出， 标志着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最终形成。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内涵丰富而深刻，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两个根本” 论。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 一个共同富裕， 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围绕这一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如果不搞社会主义，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 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 “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原则， 第一是发展生产， 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 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 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根本目标的“两个根本” 论， 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鲜明宣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
　　（二）“ 两个大局” 论。邓小平同志清醒看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系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 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 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 这是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到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１９９０年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 如果搞两极分化， 情况就不同了， 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 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 就可能出乱子”。关于共同富裕“两个大局” 的战略构想， 充分反映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
　　（三）“ 两个途径” 论。关于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 是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的问题。从１９８５ 年３ 月到１９８６ 年３ 月一年间， 邓小平同志多次阐述并明确提出通过“ 带动” 和“ 帮助” 两个途径实现共同富裕：“ 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 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 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 “ 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 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 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 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 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带动与帮助“两个途径” 论， 既突出先富帮后富的责任和义务， 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 也强调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 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思想。
　　（四）“ 两个最终” 论。在提出共同富裕的原则和先富帮后富的途径后，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分析到：“ 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１９９０年在谈到经济增长速度时邓小平同志指出： “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算， 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 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感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 他们那里的账最真实”。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 “ 不发展生产力，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总之， 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 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 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 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条。”把生产力的更好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作为共同富裕的“ 两个最终” 体现， 生动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五）“中心课题” 论。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０ 年就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 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或两个省， 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 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富裕， 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１９９２ 年南方谈话再次指出： “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 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 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 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 穷的越来越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 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 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 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 太早这样办也不行， 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 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要研究。可以设想，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 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 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一个完整体系， 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本质特性， 系统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战略布局、实现途径、体现形式， 科学指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邓小平同志关于“ 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的深刻阐述， 可谓一语中的、经典之言！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 源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源于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精神追求、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烈的历史担当。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 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 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和平发展，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后， 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首次与中外媒体集体见面会上明确宣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每前进一步， 我们距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就要更接近一步。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表明， 继续向贫困宣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就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扶贫开发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３０ 多年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世界公认、最没有争议、最亮眼的就是实现了６ 亿多人口的脱贫， 使发展机会、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扶贫开发的丰硕成果和成功实践， 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最生动的体现。
　　（一） 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在农村改革率先取得成功， 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８００ 斤， 接近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１９８４ 年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并随后成立专门机构， 设立专项资金， 制定明确计划， 正式拉开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初， 我国农村整体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国务院于１９９４ 年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在２０００ 年前的七年时间内要基本解决当时８０００ 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２０００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８００ 美元， 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 国务院于２００１ 年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要求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 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１ 年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 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 确保全国人民共同实现全面小康”。改革开放以来， 无论是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条件下， 还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同步推进。扶贫开发在序幕拉开后， 实现了从解决温饱问题、总体达到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同步跨越。
　　（二） 始终坚持把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途径。我国扶贫开发始终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作为扶持重点。为了确保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得到扶持， 我国确定了具体的扶贫标准， 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扶贫开发目标的提高进行相应调整。１９８６年我国最初确定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２０６ 元的扶贫标准， ２００９ 年调整为１１９６ 元， ２０１１ 年进一步调整为２３００ 元。根据农村贫困人口区域分布相对集中的实际情况， 国家还确定了一部分地区作为重点扶持范围。１９８５年全国确定了２５８ 个县， １９９３ 年扩大为５９２ 个县， ２０１１ 年进一步划定了覆盖６８０ 个县的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并专门制定和组织实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目前， 国家重点扶持范围进一步扩大到８３２ 个县， 包括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６８０ 个县和片区外的１５２ 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国家扶贫标准的提高和重点扶持范围的扩大， 反映了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扶贫开发能力的提高， 是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举措。在明确重点群体和重点区域的同时， 我国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把提高发展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开发式扶贫的基本形式是， 通过国家的扶持和发达地区、先富群体的帮助， 结合农村低保等救助式扶贫， 引导贫困地区群众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经济结构， 发展特色经济， 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阶段， 开发式扶贫在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 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 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更加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 实施精准扶贫。始终坚持把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途径， 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符合“发展是硬道理” 基本要求， 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三） 始终坚持把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措施。我国扶贫开发始终高度重视全社会参与， 把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作为扶贫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１９８７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团体和全国工商联率先对贫困地区开展定点扶贫， 通过投入资金、引进项目、创新技术、派驻干部、开展培训等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单位也同步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定点扶贫工作。１９９４年国务院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要求沿海发达省、直辖市要对口帮扶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１９９６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进一步明确经济较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贫协作关系， 东西部扶贫协作全面展开。截至２０１３ 年， 已有３１０ 个中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参与定点扶贫， 实现了对５９２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覆盖； 东部省市与西部省区市开展了扶贫协作。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支持扶贫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民营企业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 光彩事业” 不断壮大， 社会组织对扶贫事业的参与也日益深入。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２００６ 年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全国９０％ 以上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捐赠。清华大学ＮＧＯ 研究所２００４ 年调研数据显示， 扶贫社会组织占到各类社会组织的１８.８％， 其中农村发展领域的社会组织有５３％ 从事扶贫工作。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各级党政机关单位、东部发达省市、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企业、军队和武警部队、社会组织和各界人士等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社会扶贫从政府动员逐步过渡到制度化， 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实效性趋强、机制日益创新和扶贫效果可持续等显著特征， 成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突出特点， 是先富帮后富的生动体现， 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共同富裕步伐
　　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迅速上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２０１３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６７００ 美元左右， 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与此同时， 扶贫开发持续推进， 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受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２０１３ 年我国基尼系数为０.４７３，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仍然是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
　　一是发展差距仍然突出。目前我国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和发展差距明显。２０１３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近一半集中在３５ 个城市， 其中超过全国国内生产总值１％ 的有２０ 个城市。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６２.２％， 而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只有４８.５％ 和４４.８％。行业之间高科技产业与传统落后产业并存， 发展差距突出。从分配来看， 我国收入差距明显， 收入分配格局总体上看仍不合理， 收入分配秩序也有待规范。２０１３年城乡收入比为３.０３ ∶ １， 以省为单位， 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浙江是最低的甘肃的３.１５ 倍。２０１０年我国收入最高１０％ 群体和收入最低１０％ 群体的收入差距达２３ 倍， ２０１１ 年行业间收入差距超过８ 倍。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有待提高， 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没有实现同步。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发展差距过大有可能造成共同富裕基础的缺失， 分配差距过大则直接影响社会和谐并进而影响到发展大局。
　　二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到２０１３ 年底，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２３００ 元的扶贫标准仍有８２４９ 万， 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收入１.２５ 美元的标准还有２ 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六成； 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６０％， 不少农民有病不能及时就医； 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３.６ 个百分点。全国还有３９１７ 个村不通电， 影响近３８０ 万人； 近１０ 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１５.７ 个百分点， 还有３８６２ 万农村居民和６０１ 万学校师生没有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扶贫难度大、成本高。
　　三是政策体系尚需完善。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还在建设之中。政府职能需要转变， 财税体制需要深化改革，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不完善， 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和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共同富裕的需要。
　　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 我们要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的深刻警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阶段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 围绕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集中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打一场扶贫开发攻坚战， 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有效防止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一是从战略和全局出发重视扶贫开发， 把扶贫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扶贫开发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关系战略和全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 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 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 没有农村的小康， 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三农’ 工作是重中之重，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 三农’ 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要求， 把扶贫开发作为关乎我们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 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 摆到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位置。
　　二是实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 构建更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大扶贫开发格局。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 就是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吹响了继续向贫困宣战的集结号、发出了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动员令。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贫困问题较突出地区的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首要任务。要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好扶贫资源，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 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更加广泛、更为有效地动员全社会力量， 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更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大扶贫开发格局， 形成扶贫开发合力。
　　三是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要深化改革， 创新机制， 着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 形成有利于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加快发展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 实行精准扶贫。扶贫开发各项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确定的总体目标， 即到２０２０ 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要突出扶贫到村到户和促进区域发展两个重点、“双轮驱动”， 坚持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 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要培育针对贫困地区“ 两后生” 就业培训的“雨露计划” 和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三个扶贫工作品牌。要把握好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与持久战、解决突出问题与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扶贫事权、“输血” 与“造血” 四个关系。当前， 要着力做好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干部驻村帮扶、管好用好扶贫资金、创新金融扶贫、动员社会参与五项重点工作。
　　四是加强研究， 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途径、新方式。扶贫开发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促进公平正义， 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拥护， 发达地区、先富群体支持， 是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的最大公约数。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 积极探索和完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继续推进扶贫战略创新、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 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扶贫理论和政策体系， 不断丰富和发展扶贫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途径、新方式。
（刊于２０１４ 年《中国扶贫》，作者：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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