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际合作篇
综 述
减贫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减贫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２０１５年９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被列为１７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等倡议，明确指出 “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二十八条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减贫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对外援助、项目合作、技术扩散、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国际先进减贫理念与经验。履行减贫国际责任，积极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些都为新时期国际减贫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
２０１５年，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进一步宣传中国扶贫成就和经验，传播中国扶贫理念与文化，提升中国扶贫开发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软实力。二是继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减贫理念与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内扶贫开发政策与机制，服务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三是促进中国扶贫事业与国际减贫事业的交流与互动，加强减贫经验的分享，推动南南合作，积极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２０１５年９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被列为１７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等倡议，明确指出 “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二十八条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减贫领域交流合作。通过对外援助、项目合作、技术扩散、智库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国际先进减贫理念与经验。履行减贫国际责任，积极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些都为新时期国际减贫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
２０１５年，开展国际减贫交流合作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进一步宣传中国扶贫成就和经验，传播中国扶贫理念与文化，提升中国扶贫开发的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软实力。二是继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减贫理念与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内扶贫开发政策与机制，服务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三是促进中国扶贫事业与国际减贫事业的交流与互动，加强减贫经验的分享，推动南南合作，积极落实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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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贫交流
【外事会见】 ２０１５年２月５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人民党波罗勉省委员会主席、波罗勉省理事会主席斯邦沙拉率领的代表团。刘永富简要回顾了中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向代表团介绍了中国扶贫开发的主要历程、面临的新形势以及当前的重点工作。刘永富指出，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上提出 “东亚减贫合作倡议”，中方愿意和柬方在减贫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亚洲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斯邦沙拉主席对中国在扶贫和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赞赏，并介绍了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政治形势，表示柬方正在开展其国内贫困状况研究工作，希望今后加强与中国在减贫和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以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干丹省委员会主席、省长毛皮伦为团长的人民党地方党委书记考察团。洪天云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扶贫开发主要形势与任务，指出中柬同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历史任务，加强两国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进步，是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之一。毛皮伦表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柬方对中国扶贫工作非常赞赏，希望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减贫经验，进一步促进柬埔寨的减贫进程。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坎蒂斯 ·玛舍枸 ·达拉米妮（ＣａｎｄｉｔｈＭａｓｈｅｇｏＤｌａｍｉｎｉ）率领的访华团。洪天云回顾了双方卓有成效的合作历程，并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主要贫困状况、扶贫开发形势和重点工作任务。洪天云指出，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愿同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共同努力，支持和推动双方在减贫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把中南减贫交流与合作推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为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贡献。坎蒂斯 ·玛舍枸 ·达拉米妮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中国在农村发展与减贫、农村妇女能力建设、农村青年就业等领域的经验对南非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对中国改革开放与消除贫困有更多了解，更深入和广泛地学习相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以柬埔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干丹省委员会主席、省长毛皮伦为团长的人民党地方党委书记考察团。洪天云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扶贫开发主要形势与任务，指出中柬同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历史任务，加强两国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进步，是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最好体现之一。毛皮伦表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柬方对中国扶贫工作非常赞赏，希望借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减贫经验，进一步促进柬埔寨的减贫进程。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副部长坎蒂斯 ·玛舍枸 ·达拉米妮（ＣａｎｄｉｔｈＭａｓｈｅｇｏＤｌａｍｉｎｉ）率领的访华团。洪天云回顾了双方卓有成效的合作历程，并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主要贫困状况、扶贫开发形势和重点工作任务。洪天云指出，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愿同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共同努力，支持和推动双方在减贫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把中南减贫交流与合作推向更高水平，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为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贡献。坎蒂斯 ·玛舍枸 ·达拉米妮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中国在农村发展与减贫、农村妇女能力建设、农村青年就业等领域的经验对南非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对中国改革开放与消除贫困有更多了解，更深入和广泛地学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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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扶贫经验，期待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未来开展更多实际合作与交流。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出席中国 —委内瑞拉高级混合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闭幕式。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共同见证下，洪天云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代表中委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社会发展与革命任务副总统办公室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工作计划》。根据该工作计划，中委双方将在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加强减贫能力建设、联合开展减贫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实现各自减贫目标，促进共同发展。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由埃及外交部东亚事务副部助（大使）阿明（ＡｍｉｎＭｏｕｒａｄＭｅｌｅｉｋａ）率领的非洲高级外交官访华代表团一行。洪天云简要介绍了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情况，指出中国和非洲同样面临着消除贫困的重要任务，加强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之一。中方愿意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减贫进程。阿明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变化，广泛借鉴中国扶贫经验，进一步推动中非在减贫和发展领域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主席、基督教社会团结党领导人拉斐尔·奥蒂斯 ·法布雷加（ＲａｆａｅｌＯｒｔｉｚＦａｂ.ｒｅｇａ）一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参加会见。刘永富简要回顾了中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向奥蒂斯一行介绍了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情况以及当前的重点工作。刘永富表示，中哥两国都面临着减贫和发展的问题，中方愿同哥方开展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发展。奥蒂斯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尊重和敬佩，介绍了哥斯达黎加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情况，希望学习中国在区域减贫和统筹政府资源减贫方面的经验，加强与中国在减贫和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毛里求斯副总理兼住房和土地部长肖库塔里 ·苏登一行，并共同见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毛里求斯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部签署减贫合作备忘录。洪天云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扶贫开发形势和重点工作任务，指出以此次备忘录签署为平台，双方未来的合作会更上新台阶，也会造福两国人民，为中毛传统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苏登指出，毛里求斯当前正面临着相对贫困和发展不平等难题，毛方政府高度重视毛里求斯国内减贫事务。而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关扶贫经验，期待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未来开展更多实际合作与交流。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出席中国 —委内瑞拉高级混合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闭幕式。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共同见证下，洪天云与委内瑞拉外交部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代表中委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社会发展与革命任务副总统办公室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工作计划》。根据该工作计划，中委双方将在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加强减贫能力建设、联合开展减贫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实现各自减贫目标，促进共同发展。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５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由埃及外交部东亚事务副部助（大使）阿明（ＡｍｉｎＭｏｕｒａｄＭｅｌｅｉｋａ）率领的非洲高级外交官访华代表团一行。洪天云简要介绍了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情况，指出中国和非洲同样面临着消除贫困的重要任务，加强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之一。中方愿意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减贫进程。阿明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变化，广泛借鉴中国扶贫经验，进一步推动中非在减贫和发展领域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哥斯达黎加立法大会主席、基督教社会团结党领导人拉斐尔·奥蒂斯 ·法布雷加（ＲａｆａｅｌＯｒｔｉｚＦａｂ.ｒｅｇａ）一行，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参加会见。刘永富简要回顾了中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向奥蒂斯一行介绍了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情况以及当前的重点工作。刘永富表示，中哥两国都面临着减贫和发展的问题，中方愿同哥方开展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同发展。奥蒂斯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尊重和敬佩，介绍了哥斯达黎加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情况，希望学习中国在区域减贫和统筹政府资源减贫方面的经验，加强与中国在减贫和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毛里求斯副总理兼住房和土地部长肖库塔里 ·苏登一行，并共同见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毛里求斯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部签署减贫合作备忘录。洪天云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的扶贫开发形势和重点工作任务，指出以此次备忘录签署为平台，双方未来的合作会更上新台阶，也会造福两国人民，为中毛传统友谊做出更大的贡献。苏登指出，毛里求斯当前正面临着相对贫困和发展不平等难题，毛方政府高度重视毛里求斯国内减贫事务。而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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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多成功的扶贫经验，值得毛方认真学习和借鉴。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来华出席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格林纳达住房和社区发展部长德尔马 ·托马斯（ＤｅｌｍａＴｈｏｍａｓ）代表团一行。刘永富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形势和重点任务，表示中格两国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开启了中国与加勒比海小岛屿国家间的在南南合作的新篇章。托马斯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扶贫成就表示赞赏，期待中格双方未来在减贫和发展领域开展更多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古吉莱 ·恩昆蒂（ＧｕｇｉｌｅＮｋｗｉｎｔｉ）一行，并共同见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签署减贫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刘永富指出，中国和南非在贫困状况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愿与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一同努力，推动双方在减贫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将中南减贫交流与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古吉莱 ·恩昆蒂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中国的经验对南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南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本次签署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开启中南双方减贫合作的新局面，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联合主席巴莱拉斯（ＲｏｙＢａｒｒｅｒａｓ）率领的哥伦比亚多党干部考察团一行。刘永富简要回顾中哥友好合作历程，向代表团介绍了中国扶贫开发历史沿革和当前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及重点工作，指出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减贫事业，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为实现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重要目标做出应有贡献。中方愿意同哥方开展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享减贫经验和成果。巴莱拉斯简要介绍了哥伦比亚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情况，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减贫和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委员会副主席索姆萨尼 ·苏万那拉一行。洪天云向老挝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当前扶贫开发形势和重点工作任务，指出中老可以从落实好双方主席、总理已明确的合作倡议，构建两国部委间合作平台，以及尽快落实已明确的具体合作事项等方面，深化两国减贫合作。苏万那拉对中国政府对老挝在减贫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已经专门为老挝举办了３次减贫发展领域的培训，６０余位老方官员参加了培训。此次来华考察学习的经验非常适用于老挝，老方将挖掘自身优势，把在中国学到的宝贵经验应用到老挝的实践中去。
有诸多成功的扶贫经验，值得毛方认真学习和借鉴。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来华出席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格林纳达住房和社区发展部长德尔马 ·托马斯（ＤｅｌｍａＴｈｏｍａｓ）代表团一行。刘永富简要介绍了中国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形势和重点任务，表示中格两国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开启了中国与加勒比海小岛屿国家间的在南南合作的新篇章。托马斯对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巨大扶贫成就表示赞赏，期待中格双方未来在减贫和发展领域开展更多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７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古吉莱 ·恩昆蒂（ＧｕｇｉｌｅＮｋｗｉｎｔｉ）一行，并共同见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与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签署减贫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刘永富指出，中国和南非在贫困状况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愿与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一同努力，推动双方在减贫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将中南减贫交流与合作推向更高水平。古吉莱 ·恩昆蒂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中国的经验对南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南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本次签署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开启中南双方减贫合作的新局面，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会见哥伦比亚民族团结社会党联合主席巴莱拉斯（ＲｏｙＢａｒｒｅｒａｓ）率领的哥伦比亚多党干部考察团一行。刘永富简要回顾中哥友好合作历程，向代表团介绍了中国扶贫开发历史沿革和当前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及重点工作，指出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减贫事业，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为实现２０１５年后发展议程重要目标做出应有贡献。中方愿意同哥方开展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享减贫经验和成果。巴莱拉斯简要介绍了哥伦比亚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情况，表示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减贫和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会见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委员会副主席索姆萨尼 ·苏万那拉一行。洪天云向老挝代表团介绍了中国当前扶贫开发形势和重点工作任务，指出中老可以从落实好双方主席、总理已明确的合作倡议，构建两国部委间合作平台，以及尽快落实已明确的具体合作事项等方面，深化两国减贫合作。苏万那拉对中国政府对老挝在减贫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已经专门为老挝举办了３次减贫发展领域的培训，６０余位老方官员参加了培训。此次来华考察学习的经验非常适用于老挝，老方将挖掘自身优势，把在中国学到的宝贵经验应用到老挝的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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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活动】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日，中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８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老挝万象副主任洪天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 “中出席第九届 “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非合作论坛 ———减贫与发展分论坛 ”开幕论证 ”开幕式并致辞。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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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活动】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日，中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８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在老挝万象副主任洪天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 “中出席第九届 “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非合作论坛 ———减贫与发展分论坛 ”开幕论证 ”开幕式并致辞。式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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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议及重要活动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 “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 ”分论坛】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７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 “生态文明与开放式扶贫 ”分论坛在贵阳开幕。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发表演讲，贵州省委副书记谌贻琴致辞，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诺德厚代宣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 ·克拉克对分论坛的贺辞并演讲。论坛由国务院扶贫办、北京大学、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扶贫办、贵州民族大学、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黔西南州人民政府、中国新闻社贵州分社、普定县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南苏丹、喀麦隆、乌干达等非洲国家以及中国政府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２００余名代表出席了分论坛开幕式。
【第九届 “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３０日，第九届 “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计划与国际合作司、南南亚太金融中心共同承办，东盟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共同支持。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金融创新与减贫”，参会代表围绕 “金融创新与减贫”，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各国金融创新与减贫面临的新挑战，分享了各国向贫困家庭和社区提供可以负担得起且具有可持续性金融服务的宝贵经验，对建立更加包容、利贫的普惠金融制度，让贫困人口更多地分享中国 —东盟区域发展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主席本恒 ·多昂帕昌（ＢｏｕｎｈｅｕａｎｇＤＯＵＡＮＧＰＨＡＣＨＡ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常务密书哈普 ·沃玛里（ＨａｐＯｍａｌｙ）、中国驻老挝特命全权大使关华兵、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艾丽西亚 ·德拉 ·罗莎贝拉（ＡｌｉｃｉａｄｅｌａＲｏｓａ.Ｂａｌａ）女士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老挝、东盟其他９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媒体，及东盟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等国际机构的１５０余名代表出席了论坛。
【第九届 “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３０日，第九届 “中国 —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 ”在老挝万象成功举办。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计划与国际合作司、南南亚太金融中心共同承办，东盟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共同支持。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金融创新与减贫”，参会代表围绕 “金融创新与减贫”，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各国金融创新与减贫面临的新挑战，分享了各国向贫困家庭和社区提供可以负担得起且具有可持续性金融服务的宝贵经验，对建立更加包容、利贫的普惠金融制度，让贫困人口更多地分享中国 —东盟区域发展的成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委员会主席本恒 ·多昂帕昌（ＢｏｕｎｈｅｕａｎｇＤＯＵＡＮＧＰＨＡＣＨＡＮ）、柬埔寨农村发展部常务密书哈普 ·沃玛里（ＨａｐＯｍａｌｙ）、中国驻老挝特命全权大使关华兵、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艾丽西亚 ·德拉 ·罗莎贝拉（ＡｌｉｃｉａｄｅｌａＲｏｓａ.Ｂａｌａ）女士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老挝、东盟其他９国的政府官员、学者、媒体，及东盟秘书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等国际机构的１５０余名代表出席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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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举办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以 “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 ”为主题，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１０月１６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论坛大会，会前接见了“２０１５中国消除贫困奖 ”获得者并集体合影，与出席论坛的外国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寒暄，并在论坛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主持论坛大会。
乍得总统代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国会主席巴妮，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向论坛发来视频致辞。３５０余名来自国内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外国驻华使馆、社会团体、企业界的代表（其中外国领导人５名、国际组织负责人４名和中外部级代表１００余名）出席了论坛。
１０月１６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了国际发展议程与精准扶贫高级别会议，“１０·１７论坛 ”组委会举办了社会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青年扶贫、乡村发展、残疾人扶贫７个平行论坛，６００余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下午的高级别会议和平行论坛。
【第三届 “东盟＋３村官交流项目 ”】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２２日，第三届 “东盟＋３村官交流项目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圆满举办。来自东盟１０国和中国的６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驻村体验及与村民座谈，东盟国家代表实地借鉴了 “合作社＋种植户＋基地＋农户 ”的合作模式，了解了中国整村推进、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的政策与实践，亲眼目睹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表示中国的农村发展模式很有特色，深受启发，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将把在中国学到的宝贵经验融入本国农村发展建设中。
【首届 “中非合作论坛 ———减贫发展分论坛 ”】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８—９日，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减贫发展分论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成功举办。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南亚太金融中心等联合承办。该活动获得非洲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古吉莱特 ·恩昆蒂（ＧｕｇｉｌｅＮｋｗｉｎｔｉ）、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中国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田学军、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联合国驻南非协调员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南非代表嘉纳 ·福方（ＧａｎａＦｏｆａｎｇ）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和南非、加纳、尼日利亚、塞内
【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举办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论坛以 “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 ”为主题，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１０月１６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论坛大会，会前接见了“２０１５中国消除贫困奖 ”获得者并集体合影，与出席论坛的外国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寒暄，并在论坛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主持论坛大会。
乍得总统代比，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国会主席巴妮，玻利维亚副总统加西亚，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出席论坛大会并致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向论坛发来视频致辞。３５０余名来自国内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外国驻华使馆、社会团体、企业界的代表（其中外国领导人５名、国际组织负责人４名和中外部级代表１００余名）出席了论坛。
１０月１６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举办了国际发展议程与精准扶贫高级别会议，“１０·１７论坛 ”组委会举办了社会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青年扶贫、乡村发展、残疾人扶贫７个平行论坛，６００余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下午的高级别会议和平行论坛。
【第三届 “东盟＋３村官交流项目 ”】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２２日，第三届 “东盟＋３村官交流项目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圆满举办。来自东盟１０国和中国的６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通过驻村体验及与村民座谈，东盟国家代表实地借鉴了 “合作社＋种植户＋基地＋农户 ”的合作模式，了解了中国整村推进、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等的政策与实践，亲眼目睹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表示中国的农村发展模式很有特色，深受启发，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将把在中国学到的宝贵经验融入本国农村发展建设中。
【首届 “中非合作论坛 ———减贫发展分论坛 ”】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８—９日，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减贫发展分论坛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成功举办。论坛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和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南亚太金融中心等联合承办。该活动获得非洲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大力支持。
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古吉莱特 ·恩昆蒂（ＧｕｇｉｌｅＮｋｗｉｎｔｉ）、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天云、中国驻南非特命全权大使田学军、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联合国驻南非协调员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南非代表嘉纳 ·福方（ＧａｎａＦｏｆａｎｇ）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中国和南非、加纳、尼日利亚、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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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等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ＮＧＯ、企业及媒体代表等１５０余人参会，就 “面向２０１５后可持续的中非减贫与发展合作 ”这一主题展开积极探讨，交流各国减贫经验和挑战，研讨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策，寻求推进中非减贫合作更有效路径。
【出国（境）培训】 出国（境）培训是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扶贫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５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共派出１个出国培训团组２１人次，赴美国开展了 “社会动员机制与减贫发展 ”培训。
加尔等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国际组织、ＮＧＯ、企业及媒体代表等１５０余人参会，就 “面向２０１５后可持续的中非减贫与发展合作 ”这一主题展开积极探讨，交流各国减贫经验和挑战，研讨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策，寻求推进中非减贫合作更有效路径。
【出国（境）培训】 出国（境）培训是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扶贫人才培养战略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５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共派出１个出国培训团组２１人次，赴美国开展了 “社会动员机制与减贫发展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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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分享
【概述】 ２０１５年，在中国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机构的支持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举办了１７期国际减贫培训项目。来自亚洲和非洲３１个发展中国家的４１０名政府中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了研修。项目实施期间，各方代表交流减贫的战略、模式和经验，分析减贫的问题和挑战，探讨加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的途径，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了中国发展和减贫政策与经验。
【非洲英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 “非洲英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中国城乡减贫的政策与实践等专题开展。研修班实地考察了江西省农村专项扶贫开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效及做法。来自莱索托、乌干达、马拉维、南苏丹和津巴布韦５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共１３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２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与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业增长、农村发展、中国城乡减贫的政策与实践等专题开展。研修班实地考察了山西省农村专项扶贫开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效及做法。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乌干达、莱索托、加纳５个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共１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６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主办的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为期１４天，以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中小企业发展实践等为主题开展研讨，并赴江苏省、山东省实地参观调研。来自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３９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
【非洲英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 “非洲英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中国城乡减贫的政策与实践等专题开展。研修班实地考察了江西省农村专项扶贫开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效及做法。来自莱索托、乌干达、马拉维、南苏丹和津巴布韦５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共１３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２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农村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与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业增长、农村发展、中国城乡减贫的政策与实践等专题开展。研修班实地考察了山西省农村专项扶贫开发、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效及做法。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乌干达、莱索托、加纳５个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共１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６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主办的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为期１４天，以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中小企业发展实践等为主题开展研讨，并赴江苏省、山东省实地参观调研。来自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３９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９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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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制定和实施发展与减贫政策”，为期１５天。来自斯里兰卡、莱索托、乌干达、厄立特里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加纳７个国家的扶贫相关部门１８名代表参加了研修班。
【非洲法语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法语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与经验、扶贫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四川农村专项扶贫开发各类政策的成效及做法。来自马里、乍得、中非、刚果共和国、突尼斯、马达加斯加６个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共１６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亚洲国家城乡协调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亚洲国家城乡协调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城乡协调发展与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与农村可持续减贫、人力资源开发与中国农村减贫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项目。来自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２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１２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公共服务与减贫”，为期１５天。实地考察贵州省农村公共服务发展项目。来自马达加斯加、加纳、喀麦隆、马拉维、乌干达、津巴布韦、南苏丹和赞比亚８个国家扶贫相关部门２３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综合减贫”，为期１５天。实地考察贵州省精准扶贫项目。来自莱索托、乌干达、马拉维、博茨瓦纳、南苏丹和津巴布韦６个国家扶贫相关部门２４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马里减贫能力建设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马里减贫能力建设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与减贫”，为期２１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与经验、扶贫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广西农村发展与减贫的项目。来自马里减
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制定和实施发展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制定和实施发展与减贫政策”，为期１５天。来自斯里兰卡、莱索托、乌干达、厄立特里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加纳７个国家的扶贫相关部门１８名代表参加了研修班。
【非洲法语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３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法语国家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与经验、扶贫资金的筹集与管理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四川农村专项扶贫开发各类政策的成效及做法。来自马里、乍得、中非、刚果共和国、突尼斯、马达加斯加６个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共１６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亚洲国家城乡协调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亚洲国家城乡协调发展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城乡协调发展与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与农村可持续减贫、人力资源开发与中国农村减贫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甘肃省城乡统筹发展项目。来自巴勒斯坦和斯里兰卡２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１２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公共服务与减贫政策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公共服务与减贫”，为期１５天。实地考察贵州省农村公共服务发展项目。来自马达加斯加、加纳、喀麦隆、马拉维、乌干达、津巴布韦、南苏丹和赞比亚８个国家扶贫相关部门２３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完善精准扶贫机制与综合减贫”，为期１５天。实地考察贵州省精准扶贫项目。来自莱索托、乌干达、马拉维、博茨瓦纳、南苏丹和津巴布韦６个国家扶贫相关部门２４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马里减贫能力建设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马里减贫能力建设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与减贫”，为期２１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与经验、扶贫资金的筹集与管理、开发式扶贫政策措施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广西农村发展与减贫的项目。来自马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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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经济社会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经济社会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经济社会治理与综合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城乡减贫战略体系、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科技、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江西经济社会治理与减贫项目。来自莫桑比克、喀麦隆、乌干达、南苏丹、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加纳、毛里求斯８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６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６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主办的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为期１４天，以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为主题开展研讨，并赴山东省、江苏省实地参观调研。来自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３９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主办的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为期１４天，以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为主题开展研讨，并赴山西省、山东省实地参观调研。来自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４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国家社区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国家社区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社区治理与综合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农村围观经济体制、公共服务及其在微观社区的实施模式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与减贫项目。来自加纳、津巴布韦、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南苏丹、乌干达７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４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亚洲国家包容性增长与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亚洲国家包容性增长与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包容性增长与持续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实践、农村市场体系运行模式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湖北省包容性增长与减贫发展项目。来自缅甸、孟加拉国、约旦、巴勒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东帝汶８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３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老挝中国扶贫工作经验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０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
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英语国家经济社会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７月７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英语国家经济社会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经济社会治理与综合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改革开放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城乡减贫战略体系、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科技、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江西经济社会治理与减贫项目。来自莫桑比克、喀麦隆、乌干达、南苏丹、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加纳、毛里求斯８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６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６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主办的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为期１４天，以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为主题开展研讨，并赴山东省、江苏省实地参观调研。来自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３９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主办的 “南非农村发展政策与实践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农村发展”，为期１４天，以中国农村发展政策、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为主题开展研讨，并赴山西省、山东省实地参观调研。来自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４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非洲国家社区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国家社区治理与综合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社区治理与综合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农村围观经济体制、公共服务及其在微观社区的实施模式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与减贫项目。来自加纳、津巴布韦、肯尼亚、马拉维、毛里求斯、南苏丹、乌干达７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４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亚洲国家包容性增长与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２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亚洲国家包容性增长与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包容性增长与持续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实践、农村市场体系运行模式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湖北省包容性增长与减贫发展项目。来自缅甸、孟加拉国、约旦、巴勒斯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东帝汶８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３０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老挝中国扶贫工作经验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９月１０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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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老挝中国扶贫工作经验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中国扶贫工作经验”，为期２１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农村社会保障、扶贫资金筹集与管理等专题开展研讨。实地考察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项目。共有２０位来自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委员会、老挝各省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委员会的司级、处级官员参加。
【非洲国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国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战略、经济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及其对发展和减贫的影响、资产配置政策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云南省农村减贫项目。来自马达加斯加、南苏丹、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津巴布韦、加纳、毛里求斯７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１８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第七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副部级）】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 “第七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智库引领可持续发展”，为期７天，主要内容围绕智库在引领非洲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全球视角下的非洲转型、多边智库合作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湖南省、广东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科技、大型企业等。来自埃及、马达加斯加、喀麦隆、马拉维、莫桑比克、南苏丹、突尼斯、津巴布韦８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１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老挝中国扶贫工作经验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中国扶贫工作经验”，为期２１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政策与实践、农村社会保障、扶贫资金筹集与管理等专题开展研讨。实地考察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项目。共有２０位来自老挝国家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委员会、老挝各省农村发展与消除贫困委员会的司级、处级官员参加。
【非洲国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２０１５年非洲国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减贫”，为期１５天，主要内容围绕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战略、经济社会治理体制的变迁及其对发展和减贫的影响、资产配置政策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云南省农村减贫项目。来自马达加斯加、南苏丹、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津巴布韦、加纳、毛里求斯７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１８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第七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副部级）】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１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 “第七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 “智库引领可持续发展”，为期７天，主要内容围绕智库在引领非洲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全球视角下的非洲转型、多边智库合作等专题开展。实地考察湖南省、广东省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科技、大型企业等。来自埃及、马达加斯加、喀麦隆、马拉维、莫桑比克、南苏丹、突尼斯、津巴布韦８个国家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２１名代表参加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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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减贫合作项目
【中国 —东亚乡村减贫合作示范项目】 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与商务部联合组团赴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进行工作访问，与三国对口部门就开展村级减贫合作示范项目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等事项达成共识。６—８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组织专家分赴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开展项目可行性调研，落实项目村选址、项目设计等内容，并向商务部对外援助司提交了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已得到商务部批准立项，后续工作正有序推进。
【中国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３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顺利完成项目谈判，６月２３日获得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批准。１２月２４日，世界银行宣布项目正式生效，标志着项目进入实施阶段。项目总投资约２０亿元人民币，其中世界银行贷款１..５亿美元。项目旨在发展高效、生态、高附加值产业，促进贫困片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贫困农户可持续增收，试点、示范并推广在中国贫困片区开展产业扶贫的方式和方法。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现代产业价值链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片区扶贫的培训与学习、项目管理与监测评估等。项目覆盖了四川省、贵州省和甘肃省共２７个县（市、区）。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
【中国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３日，财政部代表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顺利完成项目谈判，６月２３日获得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正式批准。１２月２４日，世界银行宣布项目正式生效，标志着项目进入实施阶段。项目总投资约２０亿元人民币，其中世界银行贷款１..５亿美元。项目旨在发展高效、生态、高附加值产业，促进贫困片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贫困农户可持续增收，试点、示范并推广在中国贫困片区开展产业扶贫的方式和方法。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现代产业价值链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片区扶贫的培训与学习、项目管理与监测评估等。项目覆盖了四川省、贵州省和甘肃省共２７个县（市、区）。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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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云南贫困地区和地震灾区考察工作，看望各族干部群众，发出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号召。看到这一消息，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和扶贫系统干部职工深感振奋，再次感受到总书记的殷殷牵挂和亲切关怀，看到了贫困地区更加美好的明天。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加快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扶贫办干部职工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行了认真学习。大家一致认为，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年致辞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上接连强调扶贫开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扶贫开发提高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连续３年第一次国内考察都到贫困地区，关心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的为民情怀。通过学习，我们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是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最艰巨任务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总书记关于距离实现全面小康只有五六年时间、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紧迫感。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要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自觉性。总书记关于防止平均收入掩盖不平均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政策加法的针对性。
扶贫系统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措施的落实。
一是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行政治责任。迅速组织全国扶贫系统学习宣传、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响应总书记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号召，把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结合扶贫重点工作、重大问题，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狠抓督促检查，完善扶贫开发六项机制改革，推进十项重点工作，出实招、求实效、抓落实。
二是用好建档立卡成果，制定切实可行的脱贫措施。以贫困群众为主体，提高他们的知情度和参与度，打牢建档立卡基
扶贫办干部职工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行了认真学习。大家一致认为，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年致辞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上接连强调扶贫开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扶贫开发提高到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连续３年第一次国内考察都到贫困地区，关心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的为民情怀。通过学习，我们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是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最艰巨任务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总书记关于距离实现全面小康只有五六年时间、必须时不我待地抓好扶贫开发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紧迫感。总书记关于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要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自觉性。总书记关于防止平均收入掩盖不平均的指示，进一步增强了做好政策加法的针对性。
扶贫系统将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更加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措施的落实。
一是发挥职能作用，切实履行政治责任。迅速组织全国扶贫系统学习宣传、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响应总书记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的号召，把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结合扶贫重点工作、重大问题，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狠抓督促检查，完善扶贫开发六项机制改革，推进十项重点工作，出实招、求实效、抓落实。
二是用好建档立卡成果，制定切实可行的脱贫措施。以贫困群众为主体，提高他们的知情度和参与度，打牢建档立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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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以问题为导向，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提出解决措施。以脱贫需求为第一信号，找准脱贫门路，制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三是做好政策加法，实施 “精准扶贫十大工程”。认真落实总书记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要格外关注、格外关心、格外关爱的要求，把扶贫资源、措施精确瞄准特定人口、具体对象，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工作不大而化之，扶贫资金不撒胡椒面，不搞不符合当地实际的面子工程。在 “特”上做文章、在 “准”上下功夫，发挥贫困地区优势，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各方支持与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相结合，实施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子商务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产业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等 “精准扶贫十项工程”，加大信贷、再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力度，千方百计促进贫困群众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对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户，采取兜底措施，保障基本生活。
四是规范驻村帮扶工作，建好精准扶贫管道。把干部驻村帮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在实现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全覆盖的基础上，制定干部驻村帮扶的指导文件，明确驻村干部的派驻、任务、管理、考评等，用制度规范驻村帮扶工作，发挥好驻村工作队生力军、“催化剂 ”作用，帮助贫困群众分析致贫原因、找准脱贫门路，带领贫困群众加快脱贫步伐。
五是坚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认真落实《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用好指挥棒，不以ＧＤＰ论英雄，引导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认真落实《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通知》，念好紧箍咒，规范贫困县必须作为、提倡作为、禁止作为事项，防止一边戴着贫困帽子，一边过着富裕日子。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改革扶贫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
六是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确保安全有效。认真落实《关于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机制，完善管理监督机制，扶贫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下放到县，强化省市监管责任，建立信息披露和公告公示制度，推进第三方监督、扶贫对象参与管理，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到最需要帮扶的贫困群众身上。对贪污浪费、虚报冒领扶贫资金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决不姑息。
七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汇集扶贫攻坚强大合力。改进完善东西扶贫协作、定点扶贫工作，加大先富帮后富力度。拓展社会扶贫新思路，引导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身扶贫事业，倡导民营企业、社会组织
础。以问题为导向，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提出解决措施。以脱贫需求为第一信号，找准脱贫门路，制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因户施法，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三是做好政策加法，实施 “精准扶贫十大工程”。认真落实总书记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要格外关注、格外关心、格外关爱的要求，把扶贫资源、措施精确瞄准特定人口、具体对象，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工作不大而化之，扶贫资金不撒胡椒面，不搞不符合当地实际的面子工程。在 “特”上做文章、在 “准”上下功夫，发挥贫困地区优势，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结合，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各方支持与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相结合，实施干部驻村帮扶、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子商务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构树产业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等 “精准扶贫十项工程”，加大信贷、再贷款、保险等金融支持力度，千方百计促进贫困群众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对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户，采取兜底措施，保障基本生活。
四是规范驻村帮扶工作，建好精准扶贫管道。把干部驻村帮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在实现贫困村派驻工作队全覆盖的基础上，制定干部驻村帮扶的指导文件，明确驻村干部的派驻、任务、管理、考评等，用制度规范驻村帮扶工作，发挥好驻村工作队生力军、“催化剂 ”作用，帮助贫困群众分析致贫原因、找准脱贫门路，带领贫困群众加快脱贫步伐。
五是坚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认真落实《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用好指挥棒，不以ＧＤＰ论英雄，引导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扶贫开发上。认真落实《关于建立贫困县约束机制的通知》，念好紧箍咒，规范贫困县必须作为、提倡作为、禁止作为事项，防止一边戴着贫困帽子，一边过着富裕日子。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改革扶贫工作考核办法，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
六是加强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确保安全有效。认真落实《关于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机制，完善管理监督机制，扶贫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下放到县，强化省市监管责任，建立信息披露和公告公示制度，推进第三方监督、扶贫对象参与管理，确保扶贫资金真正用到最需要帮扶的贫困群众身上。对贪污浪费、虚报冒领扶贫资金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决不姑息。
七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汇集扶贫攻坚强大合力。改进完善东西扶贫协作、定点扶贫工作，加大先富帮后富力度。拓展社会扶贫新思路，引导激励社会各界踊跃投身扶贫事业，倡导民营企业、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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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建设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帮扶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组织实施好扶贫日活动，培育扶贫济困、人心向善的好风尚，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好传统，凝聚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的正能量。
扶贫系统在做好以上各项工作的基础上，还将认真总结、宣传推广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梳理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发展现状和瓶颈，分析扶贫开发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常态、新任务的要求，科学谋划 “十三五 ”扶贫工作。将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措施，打好扶贫攻坚战。决不让扶贫开发工作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腿，决不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掉队。确保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实现全面小康。
（刊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经济日报》，
作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
和公民个人积极参与。建设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帮扶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组织实施好扶贫日活动，培育扶贫济困、人心向善的好风尚，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好传统，凝聚全国人民团结互助的正能量。
扶贫系统在做好以上各项工作的基础上，还将认真总结、宣传推广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典型，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梳理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发展现状和瓶颈，分析扶贫开发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常态、新任务的要求，科学谋划 “十三五 ”扶贫工作。将采取新的更有效的措施，打好扶贫攻坚战。决不让扶贫开发工作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后腿，决不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掉队。确保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实现全面小康。
（刊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９日《经济日报》，
作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 刘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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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与精准扶贫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由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单位承办的“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高级别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内外部级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共１５０余人，就 “国际发展议程与精准扶贫 ”主题展开政策对话和交流。本次会议旨在探讨各国和有关国际发展机构对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考虑和应对，特别深入地探讨了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而采取的精准扶贫方略。会议相关的材料综述如下：
一、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主要目标内容及影响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第７０届联大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生效，这一议程成为未来１５年指导全球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包括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见下页表）和１６９个具体目标，可概括为经济、社会、环境、安全、伙伴关系５个方面。经济方面主要包括目标１、２、３、６、８、９、１１，其核心内容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社会方面主要包括目标４、５、１０、１６，其核心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环境方面主要包括目标１２—１５，其核心是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安全方面主要是目标１６，其突出强调将减少各种国内外暴力、组织犯罪、非法财产和武器流动等安全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平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主要是目标１７，再次重申了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南北、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是实现未来的ＳＤＧｓ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包括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团体、私人部门等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在每个目标项下，ＳＤＧｓ都列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不仅明确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且能够指导各国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
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对各类国家的发展目标的影响也各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减贫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发展议题。ＳＤＧｓ中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指标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很小。相对而言，发达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更多的是环境和社会可持
一、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主要目标内容及影响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第７０届联大审议通过了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正式生效，这一议程成为未来１５年指导全球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继承和升级，包括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见下页表）和１６９个具体目标，可概括为经济、社会、环境、安全、伙伴关系５个方面。经济方面主要包括目标１、２、３、６、８、９、１１，其核心内容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改善民生。社会方面主要包括目标４、５、１０、１６，其核心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环境方面主要包括目标１２—１５，其核心是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安全方面主要是目标１６，其突出强调将减少各种国内外暴力、组织犯罪、非法财产和武器流动等安全问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和平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主要是目标１７，再次重申了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南北、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模式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是实现未来的ＳＤＧｓ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包括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间社会团体、私人部门等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在每个目标项下，ＳＤＧｓ都列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不仅明确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且能够指导各国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
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对各类国家的发展目标的影响也各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减贫并不是发达国家的主要发展议题。ＳＤＧｓ中的减贫和经济发展指标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很小。相对而言，发达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更多的是环境和社会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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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
目标１：消除全球各种形式的贫困
目标２：消除饥饿，确保食品安全和营养改善，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３：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生活，促进所有人的福利目标４：确保包容性和平等的素质教育，确保所有人的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５：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目标６：确保所有人获得持续的饮水与卫生设施
目标７：确保所有人获得支付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８：促进持续的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完全和有效的就业以及所有人有体面的工作
目标９：构建弹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培养创新能力
目标１０：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
目标１１：构建包容性、安全、弹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居环境
目标１２：确保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
目标１３：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１４：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与海洋资源
目标１５：保护、修复和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管理森林，对抗沙漠化，阻止或逆转土地退化与生物多样性损失
目标１６：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司法公正，在所有层面构建有效、负责和包容性的制度
目标１７：增强实施和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手段
续发展方面，尤其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但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时段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目标受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影响的程度其实很小。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对其影响最大。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较早地完成了减贫目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国际社会因此期待其承担尽可能多的国际责任，甚至将其与发达国家视为同等的国际责任体。然而，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工业化，经济基础雄厚，而新兴经济体自身往往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各种各样的发展难题，尤其是要应对实现工业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在２０１５年以前，新兴经济体部分地牺牲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来换取经济增长，那么，在其２０１５年后的发展规划中，环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与经济增长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ＳＤＧｓ，新兴经济体需要同时实现工业化和 “绿色化”。因此，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智慧去平衡工业化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还需要受到巨大的国际压力。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目标要求是过高的。但是，从现实上来讲，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重点解决减贫目标，很难兼顾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目标的设定。
二、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应对
本次参会发言的发展中国家国别代表主要来自南非、格林纳达、莫桑比克、哥伦比亚。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恩昆蒂就南非应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表 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
目标１：消除全球各种形式的贫困
目标２：消除饥饿，确保食品安全和营养改善，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３：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生活，促进所有人的福利目标４：确保包容性和平等的素质教育，确保所有人的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５：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
目标６：确保所有人获得持续的饮水与卫生设施
目标７：确保所有人获得支付得起的、可靠的、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目标８：促进持续的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完全和有效的就业以及所有人有体面的工作
目标９：构建弹性的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培养创新能力
目标１０：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平等
目标１１：构建包容性、安全、弹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居环境
目标１２：确保可持续的消费与生产模式
目标１３：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目标１４：保护和可持续地利用海洋与海洋资源
目标１５：保护、修复和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管理森林，对抗沙漠化，阻止或逆转土地退化与生物多样性损失
目标１６：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司法公正，在所有层面构建有效、负责和包容性的制度
目标１７：增强实施和恢复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手段
续发展方面，尤其是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但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时段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发达国家自身的发展目标受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影响的程度其实很小。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对其影响最大。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较早地完成了减贫目标，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国际社会因此期待其承担尽可能多的国际责任，甚至将其与发达国家视为同等的国际责任体。然而，发达国家早已实现工业化，经济基础雄厚，而新兴经济体自身往往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各种各样的发展难题，尤其是要应对实现工业化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在２０１５年以前，新兴经济体部分地牺牲了环境可持续发展来换取经济增长，那么，在其２０１５年后的发展规划中，环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与经济增长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为了完成ＳＤＧｓ，新兴经济体需要同时实现工业化和 “绿色化”。因此，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智慧去平衡工业化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还需要受到巨大的国际压力。
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目标要求是过高的。但是，从现实上来讲，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重点解决减贫目标，很难兼顾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以，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目标的设定。
二、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应对
本次参会发言的发展中国家国别代表主要来自南非、格林纳达、莫桑比克、哥伦比亚。南非农村发展与土地改革部部长恩昆蒂就南非应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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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除贫困指标时指出，消除贫困的目标具有艰巨性，因为南非的贫困是结构性贫困。虽然南非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但也仅能解决饥饿问题，而不能解决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结构性贫困问题。为了改变结构性贫困，现在南非政府正在瞄准一些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将采取有针对性政策，进行项目扶贫，以期到２０３０年前能解决南非的结构性贫困问题。
格林纳达住房和社区发展部托马斯部长介绍了格林纳达新政府在应对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激发经济活力的政策，尤其是调动私营领域的活力，鼓励私人创业，发展旅游业，把扶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对贫困群体进行有针对性干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如为学生提供营养餐），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
莫桑比克性别儿童与社会行动部规划合作司欧菲司长分享了莫桑比克减贫的经验：近年来，莫桑比克政府为减少贫困采取了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开发人力资源、促进良好治理、创造就业增加生产力和竞争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把社会保障的措施作为减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增加弱势群体的消费和营养、加强减贫机构的能力建设。莫桑比克政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给莫桑比克带来的挑战，制订了一个新的社会保护计划战略（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年）。这项战略有四个目标：一是要增加弱势群体的消费以及他们的承受能力，防止他们受大风险的伤害；二是改进弱势群体的营养状况，防止营养不良；三是防止社会风险，比如说家庭暴力；四是要确保能力的建设。
哥伦比亚社会繁荣福利署顾问兼协调员费尔南德斯介绍了哥伦比亚的减贫工作。社会项目（如家庭行动计划）对于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失业率，以及十分负责的债务偿付等也促进了哥伦比亚减贫工作。哥伦比亚在多维贫困指标的监测方面做得很好，能够帮助有针对性地扶贫，同时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益。
参会发言的国际机构代表主要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减贫的基础；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发展以及减贫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强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可以推动需求和就业；建成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强生产力，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因此能够改进经济效率。他以中国案例说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减贫的重要性。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认为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也是南北合作的典范，将会对全亚洲的减贫做出重大的贡献，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认为，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是未来发展的指向
中消除贫困指标时指出，消除贫困的目标具有艰巨性，因为南非的贫困是结构性贫困。虽然南非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但也仅能解决饥饿问题，而不能解决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结构性贫困问题。为了改变结构性贫困，现在南非政府正在瞄准一些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将采取有针对性政策，进行项目扶贫，以期到２０３０年前能解决南非的结构性贫困问题。
格林纳达住房和社区发展部托马斯部长介绍了格林纳达新政府在应对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激发经济活力的政策，尤其是调动私营领域的活力，鼓励私人创业，发展旅游业，把扶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对贫困群体进行有针对性干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如为学生提供营养餐），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
莫桑比克性别儿童与社会行动部规划合作司欧菲司长分享了莫桑比克减贫的经验：近年来，莫桑比克政府为减少贫困采取了系列措施，主要包括：开发人力资源、促进良好治理、创造就业增加生产力和竞争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把社会保障的措施作为减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增加弱势群体的消费和营养、加强减贫机构的能力建设。莫桑比克政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给莫桑比克带来的挑战，制订了一个新的社会保护计划战略（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年）。这项战略有四个目标：一是要增加弱势群体的消费以及他们的承受能力，防止他们受大风险的伤害；二是改进弱势群体的营养状况，防止营养不良；三是防止社会风险，比如说家庭暴力；四是要确保能力的建设。
哥伦比亚社会繁荣福利署顾问兼协调员费尔南德斯介绍了哥伦比亚的减贫工作。社会项目（如家庭行动计划）对于减贫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较低的失业率，以及十分负责的债务偿付等也促进了哥伦比亚减贫工作。哥伦比亚在多维贫困指标的监测方面做得很好，能够帮助有针对性地扶贫，同时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益。
参会发言的国际机构代表主要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减贫的基础；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发展以及减贫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强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可以推动需求和就业；建成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强生产力，可以降低教育成本和其他成本，因此能够改进经济效率。他以中国案例说明了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减贫的重要性。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认为是南南合作的典范也是南北合作的典范，将会对全亚洲的减贫做出重大的贡献，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认为，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是未来发展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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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向。金砖国家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发展方向和设立目的上有很多类似性，因此，两者今后在很多方面将会合作。他认为，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这种合作象征着时代的变化，即南南合作越来越多地去补充南北合作。金砖国家银行愿与其他的多边机构进行合作，力促发展中国家交流最佳发展和减贫实践，并能够把这些最佳实践结合起来。在千年发展目标当中，减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而在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减贫也非常重要。不要把减贫目标变成所谓的行业术语，而是要真正地去关注。卡马特认为，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几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关注水管理、关注农业、关注农副产品的生产。二是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三是中国制造业快速的发展，这也得益于基础设施打下的基础。四是服务业的发展。五是强的执行力。这五点对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也十分重要，将被贯彻到金砖国家银行开展的业务之中。卡马特指出，减贫是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减贫也是所有其它目标的基础。金砖国家银行不仅关注减贫，还要利用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以促进发展；要加强技能，同时借助全世界的流动性让金融资金流入到需要的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让大家获得资金，最后要建立好制度。
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利兹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代表着发展向着一个正确方向的转变，而且它是国际合作和发展未来１５年的一个蓝图。但非洲当前在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问题、高比例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快速的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缺水、缺电等）等。非洲开发银行十年发展计划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帮助让更多人摆脱贫困，同时还要实现绿色的增长。此计划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融合、绿色增长，以及性别平等等。尽管此规划执行得比较成功，但非洲现在仍面临的一些挑战。非洲开发银行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一是要给非洲人民带来赋权；二是要为非洲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三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非洲开发银行目前实施了非洲新政，目的在于人们可获取能源；通过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在非洲开发银行正在努力修改农业方面的政策，来增强对农业的投资，实际上非洲农业的潜力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是非洲减贫的关键。在农业融资方面，以及粮食安全方面，非洲开发银行也正在同有关方建设合作伙伴关系。非洲开发银行也会关注到气候变化，脆弱性等问题。现在也在创造新机会，为更多的企业家提供培训，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支持在非洲的工业化，使得非洲的工业走到价值链的顶端；另外他们还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工作，使年轻人能够留在非洲。非洲开发银行会关注职业培训，以及各种教育体系的建设，以便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他们
和方向。金砖国家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发展方向和设立目的上有很多类似性，因此，两者今后在很多方面将会合作。他认为，南南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这种合作象征着时代的变化，即南南合作越来越多地去补充南北合作。金砖国家银行愿与其他的多边机构进行合作，力促发展中国家交流最佳发展和减贫实践，并能够把这些最佳实践结合起来。在千年发展目标当中，减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而在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减贫也非常重要。不要把减贫目标变成所谓的行业术语，而是要真正地去关注。卡马特认为，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有几个关键的因素：一是关注水管理、关注农业、关注农副产品的生产。二是发展和建设基础设施。三是中国制造业快速的发展，这也得益于基础设施打下的基础。四是服务业的发展。五是强的执行力。这五点对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也十分重要，将被贯彻到金砖国家银行开展的业务之中。卡马特指出，减贫是千年发展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减贫也是所有其它目标的基础。金砖国家银行不仅关注减贫，还要利用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以促进发展；要加强技能，同时借助全世界的流动性让金融资金流入到需要的国家，以可持续的方式让大家获得资金，最后要建立好制度。
非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利兹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代表着发展向着一个正确方向的转变，而且它是国际合作和发展未来１５年的一个蓝图。但非洲当前在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方面，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问题、高比例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快速的城市化导致的城市公共服务短缺问题（缺水、缺电等）等。非洲开发银行十年发展计划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帮助让更多人摆脱贫困，同时还要实现绿色的增长。此计划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融合、绿色增长，以及性别平等等。尽管此规划执行得比较成功，但非洲现在仍面临的一些挑战。非洲开发银行优先考虑的领域包括：一是要给非洲人民带来赋权；二是要为非洲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三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非洲开发银行目前实施了非洲新政，目的在于人们可获取能源；通过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在非洲开发银行正在努力修改农业方面的政策，来增强对农业的投资，实际上非洲农业的潜力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是非洲减贫的关键。在农业融资方面，以及粮食安全方面，非洲开发银行也正在同有关方建设合作伙伴关系。非洲开发银行也会关注到气候变化，脆弱性等问题。现在也在创造新机会，为更多的企业家提供培训，推动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支持在非洲的工业化，使得非洲的工业走到价值链的顶端；另外他们还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工作，使年轻人能够留在非洲。非洲开发银行会关注职业培训，以及各种教育体系的建设，以便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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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和非盟、国际劳动组织合作，正在制定一个新的创业计划。非洲开发银行将建设２０亿美元的非洲发展基金会，来支持非洲各国的发展。他们将会在非洲国家赞助各种各样基础设施的项目，愿同中国建设一种持续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世界银行驻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农村发展组组长帕沃介绍了世行同国务院扶贫办的合作以及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他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的减贫所面临的挑战，如与不平等相联系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会放缓，这影响到社会项目的实施。但同时，中国减贫也面临一些机遇，如城市化过程中，带给农村的发展机遇。他建议：在农村和城市地区都需要建设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保护的机制，以帮助分布比较分散、难以实施精准扶贫的贫困人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政策与伙伴关系团队主管芮婉洁就中国减贫、南南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发表了演讲。她指出中国的减贫针对性很强；政府重视减贫，把减贫纳入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同时，在减贫的过程中考虑到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关于南南合作，尤其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在各种手段（如资金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维护和平等）之间有一个平衡。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尝试使用多样化的方式促进南南合作。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她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类国际组织为例，指出这些组织今后将会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和促进各国的发展，比如宏观改革政策、结
构转变、创造有利的宏观发展环境等。 三、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及中国的挑战和应对
（一）中国与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联合国非常关注中国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议和态度，中国也高度重视联合国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进展，与联合国各机构积极加强合作，就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议题设定、基本原则等问题提出了中国的看法。中国在第７０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的表现和承诺则同时提出了中国为实现这一愿景坚定的实际行动。这些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肯担当的大国形象，发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时代最强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联合国的系列峰会，在环境、社会、和平与安全、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承诺和表态。毫无疑问，中国必将在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对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中国实施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基本上完成了ＭＤＧｓ（千年发展目标）的大部分指标，但仍有个别指标无法完成，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中国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现在和非盟、国际劳动组织合作，正在制定一个新的创业计划。非洲开发银行将建设２０亿美元的非洲发展基金会，来支持非洲各国的发展。他们将会在非洲国家赞助各种各样基础设施的项目，愿同中国建设一种持续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世界银行驻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农村发展组组长帕沃介绍了世行同国务院扶贫办的合作以及中国减贫取得的成就。他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的减贫所面临的挑战，如与不平等相联系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会放缓，这影响到社会项目的实施。但同时，中国减贫也面临一些机遇，如城市化过程中，带给农村的发展机遇。他建议：在农村和城市地区都需要建设一个更广泛的社会保护的机制，以帮助分布比较分散、难以实施精准扶贫的贫困人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政策与伙伴关系团队主管芮婉洁就中国减贫、南南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发表了演讲。她指出中国的减贫针对性很强；政府重视减贫，把减贫纳入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同时，在减贫的过程中考虑到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关于南南合作，尤其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在各种手段（如资金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维护和平等）之间有一个平衡。目前，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尝试使用多样化的方式促进南南合作。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她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类国际组织为例，指出这些组织今后将会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和促进各国的发展，比如宏观改革政策、结
构转变、创造有利的宏观发展环境等。 三、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及中国的挑战和应对
（一）中国与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联合国非常关注中国对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建议和态度，中国也高度重视联合国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进展，与联合国各机构积极加强合作，就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议题设定、基本原则等问题提出了中国的看法。中国在第７０届联合国大会及其系列峰会上的表现和承诺则同时提出了中国为实现这一愿景坚定的实际行动。这些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肯担当的大国形象，发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时代最强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联合国的系列峰会，在环境、社会、和平与安全、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承诺和表态。毫无疑问，中国必将在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对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中国实施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基本上完成了ＭＤＧｓ（千年发展目标）的大部分指标，但仍有个别指标无法完成，例如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中国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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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创新能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任务艰巨。实现ＭＤＧｓ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而要实现更高远、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不仅如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期许的增加，也将使得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角色的扮演较以往更加困难。
１..在国内发展方面的挑战
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中国的环境问题仍然很严重：水和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各种污染继续挑战环境的承载能力，废物处理设施和能力却明显缺乏；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修复和保护资金却严重不足，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急需提高 ……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是一个难题。
不平等问题。中国目前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不平等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等，涉及区域间、城乡间、性别间等。不平等容易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的一大挑战。
非政府部门的作用被忽视。私人部门在项目合作方面往往拥有更为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更拥有非政府身份优势，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数量逐渐增加，也在逐渐参与到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但是，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作用是被严重忽视的，与政府部门相比，它们在市场进入和运作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平等的待遇，而政府部门针对这些非政府部门的规范和监督机制又十分匮乏，导致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更加受限。尽管中国近年来积极探索利用公私伙伴关系，但如何寻找到双赢的公私合作方式，充分发挥公司伙伴关系的最大效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创新能力不足。衡量一国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定量指标有专利申请数、研发投入、科研人数、科技论文发表数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较大。
２..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挑战
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不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与多边发展组织之间的合作却较少，且合作程度不深。以国际发展援助而言，由于中国等新兴援助国与传统的发达国家援助国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援助原则和方式，因而彼此之间更多是相互质疑，较难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与其他新兴援助国之间的援助合作也很少。此外，三方援助方式在中国总援助中的占比也很小。如果不能进一步加深各方之间的发展
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创新能力不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任务艰巨。实现ＭＤＧｓ只是完成了最基本的发展目标，而要实现更高远、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ＤＧｓ，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不仅如此，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期许的增加，也将使得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国际角色的扮演较以往更加困难。
１..在国内发展方面的挑战
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中国的环境问题仍然很严重：水和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汽车尾气污染等各种污染继续挑战环境的承载能力，废物处理设施和能力却明显缺乏；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修复和保护资金却严重不足，人们的环保意识也急需提高 ……更重要的是，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仍是一个难题。
不平等问题。中国目前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不平等便是其中之一，不平等主要包括收入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等，涉及区域间、城乡间、性别间等。不平等容易引发弱势群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不可避免的一大挑战。
非政府部门的作用被忽视。私人部门在项目合作方面往往拥有更为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更拥有非政府身份优势，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尽管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数量逐渐增加，也在逐渐参与到国家的发展规划中。但是，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的作用是被严重忽视的，与政府部门相比，它们在市场进入和运作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平等的待遇，而政府部门针对这些非政府部门的规范和监督机制又十分匮乏，导致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更加受限。尽管中国近年来积极探索利用公私伙伴关系，但如何寻找到双赢的公私合作方式，充分发挥公司伙伴关系的最大效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创新能力不足。衡量一国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的定量指标有专利申请数、研发投入、科研人数、科技论文发表数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中国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较大。
２..在国际发展合作方面的挑战
国际发展合作的经验不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与多边发展组织之间的合作却较少，且合作程度不深。以国际发展援助而言，由于中国等新兴援助国与传统的发达国家援助国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援助原则和方式，因而彼此之间更多是相互质疑，较难合作。不仅如此，中国与其他新兴援助国之间的援助合作也很少。此外，三方援助方式在中国总援助中的占比也很小。如果不能进一步加深各方之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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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会因此变缓。
秉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责任问题，迫使它们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新兴经济体自身面临很多发展困境，始终秉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之南北两方固有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实施也充满不确定性。
（三）中国如何应对和实现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中国首先应当立足于本国的发展，制定并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动员国内资源，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基于此，对外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１..国内层面
尽快制定适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结合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基本精神，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规划。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而言，新的发展目标必须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三大支柱。
重视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发达国家尤为重视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与其展开密切合作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非政府部门的发展。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本国甚至合作国非政府部门的发展。
构建世界最大的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特别强调中国在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时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
２..国际层面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及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而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世界的支持。中国正积极主动地承担国际 “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可以预见，中国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承担更多、更重要的 “共同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不足以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责任和义务。
坚持南北合作的核心作用，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国际承诺。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和气候问题、贫困问题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保障充足的发展资源，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必须发挥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因此，中国需要联合国际社会，督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相应的国际承诺。
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会因此变缓。
秉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加，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提出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责任问题，迫使它们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是，新兴经济体自身面临很多发展困境，始终秉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承担主要责任。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之南北两方固有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集团内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新的全球发展议程的实施也充满不确定性。
（三）中国如何应对和实现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中国首先应当立足于本国的发展，制定并完善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最大限度动员国内资源，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基于此，对外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１..国内层面
尽快制定适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结合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基本精神，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规划。对于中国这一新兴经济体而言，新的发展目标必须兼顾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三大支柱。
重视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发达国家尤为重视民间社会团体和私人部门等非政府部门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作用，与其展开密切合作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非政府部门的发展。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推动本国甚至合作国非政府部门的发展。
构建世界最大的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灵活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特别强调中国在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时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性。
２..国际层面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实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及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而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世界的支持。中国正积极主动地承担国际 “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可以预见，中国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承担更多、更重要的 “共同责任和义务”，为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新的贡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不足以与发达国家承担同等责任和义务。
坚持南北合作的核心作用，敦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国际承诺。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和气候问题、贫困问题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保障充足的发展资源，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必须发挥南北合作的主渠道作用。因此，中国需要联合国际社会，督促发达国家尽快履行相应的国际承诺。
·７００·
加强 “南南合作”，将其作为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基础尚不稳固，随着国际发展合作规模的扩大，中国的财政负担必然加大，因而传统的单方面的施受关系形式的合作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必须采取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合作方式，即 “南南合作 ”这种互利共赢的方式。
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资金充足且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兴经济体更加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而多边发展机构在发展知识和惯例方面尤为擅长，因此，中国可以 “南南合作 ”为基础，并利用Ｇ２０、世界银行等发展合作平台，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逐步提高 “南南合作 ”的国际地位，同时吸引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最终推动构建囊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发展组织以及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各种贡献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推进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四、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重要保障
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是到２０３０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在中国，这一目标是同中国政府到２０２０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在中国提前实现；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的落实，在中国也是能够提前实现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采用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措施，尤其是近两年来推出的精准扶贫方略，为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坚强保障。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何立峰介绍了自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第１２个五年规划当中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要区域，编制实施了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完善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不断地丰富减贫政策体系。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将坚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相结合，坚持区域发展和精准扶贫相结合，更加注重推动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更加注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推动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快减贫和发展的步伐，让贫困人口和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积极推动贫困地区融入国家战略和规划，将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并编制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三是加快实施一批惠及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程。四是大力支持贫困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了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今后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做法。他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的措施和成效：一是各级干部深入贫困地区进村入户了解贫
加强 “南南合作”，将其作为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基础尚不稳固，随着国际发展合作规模的扩大，中国的财政负担必然加大，因而传统的单方面的施受关系形式的合作模式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必须采取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合作方式，即 “南南合作 ”这种互利共赢的方式。
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资金充足且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兴经济体更加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而多边发展机构在发展知识和惯例方面尤为擅长，因此，中国可以 “南南合作 ”为基础，并利用Ｇ２０、世界银行等发展合作平台，进一步建立和加强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逐步提高 “南南合作 ”的国际地位，同时吸引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非政府部门共同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最终推动构建囊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发展组织以及私人部门、社会团体等各种贡献主体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推进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
四、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重要保障
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是到２０３０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在中国，这一目标是同中国政府到２０２０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在中国提前实现；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的落实，在中国也是能够提前实现的。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采用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措施，尤其是近两年来推出的精准扶贫方略，为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坚强保障。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何立峰介绍了自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第１２个五年规划当中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要区域，编制实施了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完善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不断地丰富减贫政策体系。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将坚持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相结合，坚持区域发展和精准扶贫相结合，更加注重推动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更加注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加大投入力度，推动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快减贫和发展的步伐，让贫困人口和全国人民一道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积极推动贫困地区融入国家战略和规划，将扶贫开发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并编制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三是加快实施一批惠及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工程。四是大力支持贫困地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了中国实施精准扶贫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今后精准扶贫的进一步做法。他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的措施和成效：一是各级干部深入贫困地区进村入户了解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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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状况，开展贫困识别，确定了１２ ..８万个贫困村，３０００万贫困户，明确扶贫对象。二是基本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落实帮扶责任。三是推进扶贫机制改革，建立贫困县考核机制、约束机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创新金融扶贫体制机制。四是以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和贫困村信息化十项为重点工作，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五是设立扶贫日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连续两年完成千万以上减贫任务，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继续改善，社会事业逐步发展，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刘永富指出，中国今后将从建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建立分类施策政策体系、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实施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主任刘俊文介绍了中国农村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及成效。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２０１４年４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启动了农村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扶贫对象基础数据库，有８３２个贫困县，１２ ..８万个贫困村，２９万多户，８８万多贫困人口的基础数据已经进入到全国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为切实找准贫困户和贫困人口，重点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识别标准和规模。二是规范程序步骤。三是广泛动员干部参与。四是省市县乡各级组织专项核查。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建档立卡工作初见成效：一是建立了制度框架。二是初步摸清了底数。三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撑。四是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为扶贫开发 “六个精准 ”的落实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下一步，国务院扶贫办要按照边建设边使用，以使用促完善的要求进一步抓好建档立卡的工作：一是搞好建档立卡 “回头看”，确保扶贫对象精准。二是要因户施策，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三是要引导各类扶贫资源，确保资金项目安排精准。四是建立扶贫开发大数据分析平台，全面推进精准扶贫信息化建设。五是要对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实行动态管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介绍了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第三方评估结论与建议。评估的结论如下：一是精准扶贫重点工程实施进展顺利。二是各地在深入探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三是加大了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力度与投入强度，移民生活得到改善。四是精准扶贫的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改革初见成效。五是评估中发现一些要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如存在漏贫的现象；专项扶贫资金总量小、分散、约束多；贫困退出与再入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有出无进，一些群众担心被脱贫；扶贫的机构不健全；扶贫的政策尚不配套。他从五
困状况，开展贫困识别，确定了１２ ..８万个贫困村，３０００万贫困户，明确扶贫对象。二是基本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落实帮扶责任。三是推进扶贫机制改革，建立贫困县考核机制、约束机制，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创新金融扶贫体制机制。四是以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和贫困村信息化十项为重点工作，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五是设立扶贫日开展广泛的社会动员。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连续两年完成千万以上减贫任务，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继续改善，社会事业逐步发展，贫困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刘永富指出，中国今后将从建设扶贫开发大数据、建立分类施策政策体系、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实施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五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信息中心主任刘俊文介绍了中国农村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及成效。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基础。２０１４年４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启动了农村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扶贫对象基础数据库，有８３２个贫困县，１２ ..８万个贫困村，２９万多户，８８万多贫困人口的基础数据已经进入到全国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为切实找准贫困户和贫困人口，重点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识别标准和规模。二是规范程序步骤。三是广泛动员干部参与。四是省市县乡各级组织专项核查。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建档立卡工作初见成效：一是建立了制度框架。二是初步摸清了底数。三是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撑。四是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为扶贫开发 “六个精准 ”的落实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下一步，国务院扶贫办要按照边建设边使用，以使用促完善的要求进一步抓好建档立卡的工作：一是搞好建档立卡 “回头看”，确保扶贫对象精准。二是要因户施策，制定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三是要引导各类扶贫资源，确保资金项目安排精准。四是建立扶贫开发大数据分析平台，全面推进精准扶贫信息化建设。五是要对建档立卡的扶贫对象实行动态管理。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介绍了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第三方评估结论与建议。评估的结论如下：一是精准扶贫重点工程实施进展顺利。二是各地在深入探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三是加大了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移民力度与投入强度，移民生活得到改善。四是精准扶贫的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改革初见成效。五是评估中发现一些要高度重视的新问题，如存在漏贫的现象；专项扶贫资金总量小、分散、约束多；贫困退出与再入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有出无进，一些群众担心被脱贫；扶贫的机构不健全；扶贫的政策尚不配套。他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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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给出了改进建议：一是推进不同层次扶贫政策措施的精准化。二是完善农村贫困户动态监测与识别体系。三是整合扶贫资金，将审批责权下放到县。四是深化区域性精准扶贫政策与战略研究。五是进一步推进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总之，为科学推进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战略，全面实现农村减贫与发展目标，在政策措施上，亟须健全分层次管控、多维度识别、多渠道整合、区域化施策、制度性突破 “五管齐下 ”的协同机制。
与会其他发言专家紧紧围绕中国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可能采取的方法，尤其是围绕中国如何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如何去助力推进中国的精准扶贫。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阿尔基尔教授介绍了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强调此方法能帮助中国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从涓滴效应、包容性增长与扶贫规划三因素分析它们不同时期对减贫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受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影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将下降，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将进一步减弱、包容性增长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在中国推进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尤其需要加大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规划的实施力度。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崔郁则从性别平等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５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今后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张德亮）
个方面给出了改进建议：一是推进不同层次扶贫政策措施的精准化。二是完善农村贫困户动态监测与识别体系。三是整合扶贫资金，将审批责权下放到县。四是深化区域性精准扶贫政策与战略研究。五是进一步推进创新精准扶贫体制机制。总之，为科学推进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大战略，全面实现农村减贫与发展目标，在政策措施上，亟须健全分层次管控、多维度识别、多渠道整合、区域化施策、制度性突破 “五管齐下 ”的协同机制。
与会其他发言专家紧紧围绕中国落实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可能采取的方法，尤其是围绕中国如何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如何去助力推进中国的精准扶贫。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阿尔基尔教授介绍了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强调此方法能帮助中国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从涓滴效应、包容性增长与扶贫规划三因素分析它们不同时期对减贫所发挥的作用。他特别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受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影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也将下降，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将进一步减弱、包容性增长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在中国推进２０１５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尤其需要加大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规划的实施力度。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崔郁则从性别平等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５所开展的工作以及今后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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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家扶贫社区发展基金
案例研究（摘要）
亚洲国家扶贫社区发展基金
案例研究（摘要）
在偏远的农村地区，由于筛选和监控小额借款人以及执行贷款合同所产生的高额交易成本，导致那些贫困家庭和弱势群体几乎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这些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农业或农村发展银行。在许多亚洲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阻碍了农村家庭使用土地作为抵押申请贷款，这又进一步影响到贫困人群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因此，贫困户纷纷转向高利率的非正规融资渠道，以此满足其经济和金融需求，从而使非正规金融成为欠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组建社区基金组织，如村基金和社区发展基金，已经逐渐成为减贫与发展融资的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因为社区组织或农民群体能够更多地掌握他们成员的信息和更好地执行贷款合同。将单个农民以基金和群体的形式组织起来，也减少了银行向单个农民提供储蓄和保险服务的成本。相比正规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往往认为社区基金更偏向需求驱动，决策机制更加民主。社区基金组织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可以促进农村发展和削减贫困，例如向贫困人口和社区干部提供能力建设以及向会员提供非金融服务等。
然而，社区金融也存在诸多缺点。精英控制和目标偏离穷人是这类基金最常见的问题。对于那些大部分资金来自外部的社区基金经常会遭受道德风险问题。在村级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实现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是大多数社区基金组织和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
借鉴覆盖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的社区基金和群体的发展，本报告选择以下三个社区组织来研究它们的优秀实践：泰国的村基金、印度的互助小组和中国的村级互助基金（或村发展基金）。选择上述三个案例的依据是它们的规模、减贫状况以及运营可持续性。此外，这三个案例都是全球最大的专注于将金融服务扩展到农村社区的社区基金组织。而且，这些案例特别关注贫困，都有来自国家政府和国有发展银行的金融和其他形式的支持。本研究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亚太地区的其他社区基金组织。
以上三个优秀实践在努力追求运营和
组建社区基金组织，如村基金和社区发展基金，已经逐渐成为减贫与发展融资的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因为社区组织或农民群体能够更多地掌握他们成员的信息和更好地执行贷款合同。将单个农民以基金和群体的形式组织起来，也减少了银行向单个农民提供储蓄和保险服务的成本。相比正规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往往认为社区基金更偏向需求驱动，决策机制更加民主。社区基金组织的另一个优势是它可以促进农村发展和削减贫困，例如向贫困人口和社区干部提供能力建设以及向会员提供非金融服务等。
然而，社区金融也存在诸多缺点。精英控制和目标偏离穷人是这类基金最常见的问题。对于那些大部分资金来自外部的社区基金经常会遭受道德风险问题。在村级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实现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是大多数社区基金组织和项目面临的最大挑战。
借鉴覆盖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的社区基金和群体的发展，本报告选择以下三个社区组织来研究它们的优秀实践：泰国的村基金、印度的互助小组和中国的村级互助基金（或村发展基金）。选择上述三个案例的依据是它们的规模、减贫状况以及运营可持续性。此外，这三个案例都是全球最大的专注于将金融服务扩展到农村社区的社区基金组织。而且，这些案例特别关注贫困，都有来自国家政府和国有发展银行的金融和其他形式的支持。本研究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亚太地区的其他社区基金组织。
以上三个优秀实践在努力追求运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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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可持续性的同时都开展了针对贫困人群的金融和其他创新。泰国的村基金和印度的互助小组已经与国有发展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提供信贷、储蓄和其他金融服务。此外，中国的村级发展基金正在与正规银行进行对接。印度的互助小组和泰国的村基金都鼓励其会员在社区基金组织进行存款，从而增加资金量，扩大覆盖面。互助小组以及小组成员要想获得银行融资，必须在互助小组进行储蓄存款。这些社区基金组织还鼓励会员购买基金的股份，当基金盈利时，股东有权获得分红。
泰国的村基金将它们的服务从信贷和储蓄延伸到涵盖人寿保险和市场营销的服务。一些村基金甚至发起成立涉及食品、草药加工以及手工艺品等企业。村基金通常只在一个村庄内运行，而在泰国运作良好的村基金可以升级成为社区金融机构。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根据贷款回收率、放款总额以及分配给贫困人口的贷款比例对村基金进行评级。
印度的互助小组从会员进行储蓄开始运作，只有在互助小组成功经营６个月以后才能从银行融资。印度的国家农业与农村开发银行（缩写为ＮＡＢＡＲＤ）根据互助小组的成立期限以１到４的倍数向互助小组提供批发资金。ＮＡＢＡＲＤ将互助小组的组建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此外还把互助小组的记账和会计服务交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ＮＡＢＡＲ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从而确保互助小组的运作质量。
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政部通过创新，设计短期的小额度贷款来自动瞄准贫困人群。一些县级扶贫办直接瞄准指定的贫困家庭。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还开发了一款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来监控村级发展基金的运作进展。
从对亚洲地区关于社区基金组织的三个优秀实践案例进行的研究中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首先，为了克服与政府或银行融资相关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扩大资金量以实现更大覆盖面，对于这些组织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让会员以储蓄或者会费的形式对组织有所贡献。相关的经验显示与正规银行的成功合作可以大大提高社区组织的覆盖面以及财务可持续性，因为正规银行享有独特优势，包括提供廉价的资金来源以及更好的储蓄、保险和转账服务。
其次，作为一个基于社区的机构，在一个村庄内进行运作往往会降低信用风险以及组织储蓄所产生的风险。但是，只在一个村庄范围内运作制约了运营良好机构的增长潜力，也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制度缺乏活力，会对激励机制和长期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将社区基金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对接，在县或县以上一级组建社区基金组织的网络，以及将运营良好的社区组织升级为社区金融机构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困境。
第三，需要设立特殊的机制来改善贫困定位，因为社区组织实行民主决策，由
财务可持续性的同时都开展了针对贫困人群的金融和其他创新。泰国的村基金和印度的互助小组已经与国有发展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提供信贷、储蓄和其他金融服务。此外，中国的村级发展基金正在与正规银行进行对接。印度的互助小组和泰国的村基金都鼓励其会员在社区基金组织进行存款，从而增加资金量，扩大覆盖面。互助小组以及小组成员要想获得银行融资，必须在互助小组进行储蓄存款。这些社区基金组织还鼓励会员购买基金的股份，当基金盈利时，股东有权获得分红。
泰国的村基金将它们的服务从信贷和储蓄延伸到涵盖人寿保险和市场营销的服务。一些村基金甚至发起成立涉及食品、草药加工以及手工艺品等企业。村基金通常只在一个村庄内运行，而在泰国运作良好的村基金可以升级成为社区金融机构。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银行根据贷款回收率、放款总额以及分配给贫困人口的贷款比例对村基金进行评级。
印度的互助小组从会员进行储蓄开始运作，只有在互助小组成功经营６个月以后才能从银行融资。印度的国家农业与农村开发银行（缩写为ＮＡＢＡＲＤ）根据互助小组的成立期限以１到４的倍数向互助小组提供批发资金。ＮＡＢＡＲＤ将互助小组的组建外包给非政府组织，此外还把互助小组的记账和会计服务交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ＮＡＢＡＲＤ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服务提供商支付费用，从而确保互助小组的运作质量。
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财政部通过创新，设计短期的小额度贷款来自动瞄准贫困人群。一些县级扶贫办直接瞄准指定的贫困家庭。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还开发了一款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来监控村级发展基金的运作进展。
从对亚洲地区关于社区基金组织的三个优秀实践案例进行的研究中可以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首先，为了克服与政府或银行融资相关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扩大资金量以实现更大覆盖面，对于这些组织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让会员以储蓄或者会费的形式对组织有所贡献。相关的经验显示与正规银行的成功合作可以大大提高社区组织的覆盖面以及财务可持续性，因为正规银行享有独特优势，包括提供廉价的资金来源以及更好的储蓄、保险和转账服务。
其次，作为一个基于社区的机构，在一个村庄内进行运作往往会降低信用风险以及组织储蓄所产生的风险。但是，只在一个村庄范围内运作制约了运营良好机构的增长潜力，也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制度缺乏活力，会对激励机制和长期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将社区基金组织与正规金融机构对接，在县或县以上一级组建社区基金组织的网络，以及将运营良好的社区组织升级为社区金融机构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困境。
第三，需要设立特殊的机制来改善贫困定位，因为社区组织实行民主决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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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来自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的压力，往往会瞄准非贫困地区和家庭。小额、短期贷款、直接瞄准和在基金或小组会员之间轮流贷款等方式已被证明是贫困定位的有效工具。
最后，社区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将它们的服务延伸到金融以外、涉足农业市场营销、加工，以及增强社区成员和带头人的能力等方式来改善其在贫困与发展方面的影响。
针对这三个社区组织优秀实践的研究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发起和赞助社区基金项目的政策制定者和捐助机构来说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意义是社区基金是在减贫与社会发展领域为农村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和捐助者通过提供初始资本和进行连续监控的方式来支持社区基金组织的发展。将社区组织与正规银行相对接可以使为贫困人群提供可持续金融服务的正规机构与非正规机构两者的优势相结合。
就金融监管而言，应该引入监管改革，以适应社区组织的发展。这包括银行向非正规组织和群体发放贷款，动员在这些组织进行强制和自愿储蓄，将运营良好的社区组织转型为社区金融机构。国有农村发展银行在社区基金组织的最初动员和成功操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社区组织作为发展银行和其他银行将资金引入农村社区以及从农村社区动员储蓄的渠道，这对贫困人群的影响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农村发展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信贷资金、监督服务及信贷与财务管理的技术支持等方式来支持社区组织的发展。
社区组织的成功组建与运作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以及具备一些技巧。政府、捐助者和银行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将其中的一些服务外包给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控制这些社区组织的质量也需要适当签订合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也要为社区和社区干部提高能力。
最后，社区组织旨在为农村社区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也为会员提供诸如农业营销、农业和非农业技术扩展等其他服务。社区组织也可以利用他们集中的金融资源来组建农业加工厂及改善社区资源管理。
（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经济研究院 程恩江）
于来自运营和财务可持续性的压力，往往会瞄准非贫困地区和家庭。小额、短期贷款、直接瞄准和在基金或小组会员之间轮流贷款等方式已被证明是贫困定位的有效工具。
最后，社区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将它们的服务延伸到金融以外、涉足农业市场营销、加工，以及增强社区成员和带头人的能力等方式来改善其在贫困与发展方面的影响。
针对这三个社区组织优秀实践的研究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发起和赞助社区基金项目的政策制定者和捐助机构来说意义重大。最重要的意义是社区基金是在减贫与社会发展领域为农村贫困人群和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工具。政府和捐助者通过提供初始资本和进行连续监控的方式来支持社区基金组织的发展。将社区组织与正规银行相对接可以使为贫困人群提供可持续金融服务的正规机构与非正规机构两者的优势相结合。
就金融监管而言，应该引入监管改革，以适应社区组织的发展。这包括银行向非正规组织和群体发放贷款，动员在这些组织进行强制和自愿储蓄，将运营良好的社区组织转型为社区金融机构。国有农村发展银行在社区基金组织的最初动员和成功操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社区组织作为发展银行和其他银行将资金引入农村社区以及从农村社区动员储蓄的渠道，这对贫困人群的影响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农村发展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信贷资金、监督服务及信贷与财务管理的技术支持等方式来支持社区组织的发展。
社区组织的成功组建与运作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以及具备一些技巧。政府、捐助者和银行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将其中的一些服务外包给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控制这些社区组织的质量也需要适当签订合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也要为社区和社区干部提高能力。
最后，社区组织旨在为农村社区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也为会员提供诸如农业营销、农业和非农业技术扩展等其他服务。社区组织也可以利用他们集中的金融资源来组建农业加工厂及改善社区资源管理。
（澳大利亚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战略经济研究院 程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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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国内研究与政策进展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世界银行统计，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由８..３５亿减少到１..７３亿。但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贫困问题，这是因为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并且以绝对贫困为主。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城市贫困也悄然凸显。为应对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我国逐步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 “城市低保制度 ”）等一系列社会救助制度。城市低保制度于１９９３年在上海率先启动，１９９９年逐渐推广至全国，近２０年来在保障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农村反贫困政策相比，我国城市贫困的底数仍有待摸清，反贫困政策和措施仍在不断完善之中。我国学术界较早地开始了相关研究，一般认为，国内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于９０年代末形成了第一波研究热潮。
本文拟对２０００年及以后，即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来的国内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城市贫困测量、贫困特征、致贫原因和反贫困措施评价几个方面，评述当前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状况，并总结２０１５年的城市反贫困政策进展，以期为下一步城市贫困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一、城市贫困研究评述
２１世纪以来的国内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开始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管理学、发展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领域以及多学科交叉视角的研究不断涌现。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沿着认知路径，从城市贫困的界定、贫困人口的分布、贫困线及测量、致贫原因等方面研究城市贫困的发生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这些研究中既有泛而全的一般性研究，也有针对路径中个别环节的深入研究，深入研究中以定量研究为主；二是对城市反贫困措施及效果进行评价，其中对城市低保制度和就业政策的研究较多；三是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市化和就业等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世界银行统计，１９８１—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由８..３５亿减少到１..７３亿。但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主要针对农村贫困问题，这是因为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并且以绝对贫困为主。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城市贫困也悄然凸显。为应对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我国逐步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 “城市低保制度 ”）等一系列社会救助制度。城市低保制度于１９９３年在上海率先启动，１９９９年逐渐推广至全国，近２０年来在保障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农村反贫困政策相比，我国城市贫困的底数仍有待摸清，反贫困政策和措施仍在不断完善之中。我国学术界较早地开始了相关研究，一般认为，国内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于９０年代末形成了第一波研究热潮。
本文拟对２０００年及以后，即城市低保制度建立以来的国内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从城市贫困测量、贫困特征、致贫原因和反贫困措施评价几个方面，评述当前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状况，并总结２０１５年的城市反贫困政策进展，以期为下一步城市贫困的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一、城市贫困研究评述
２１世纪以来的国内关于城市贫困的研究视角和范式开始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管理学、发展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领域以及多学科交叉视角的研究不断涌现。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沿着认知路径，从城市贫困的界定、贫困人口的分布、贫困线及测量、致贫原因等方面研究城市贫困的发生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这些研究中既有泛而全的一般性研究，也有针对路径中个别环节的深入研究，深入研究中以定量研究为主；二是对城市反贫困措施及效果进行评价，其中对城市低保制度和就业政策的研究较多；三是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城市化和就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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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城市贫困的影响；四是以某个或某几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国性数据或区域调查数据具体分析该城市的贫困状况及致贫原因；五是以某一群体，如流动人口、儿童、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群体在城市贫困中的脆弱性、被排斥状况和心理问题等，这类研究中对流动人口的关注较多，对本地市民贫困的研究较少。
（一）城市贫困的测量
我国尚未公布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因此学者们对城市贫困规模的测算一直以估算为主。与２０００年之前研究相比，学者们更倾向于利用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标准和测算方法进行更为精确的估算。这一变化主要与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阶段有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城市贫困问题处于初显阶段，学者们既可以设定贫困线并测算，也可以根据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对下岗无业人员、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特困职工、孤老残幼等民政救济对象等群体的概数进行加总来估计城市贫困规模。新千年以后，城市贫困的原因日趋复杂，人口类型逐渐多样化，分类概数加总的方法已无法满足城市贫困规模测算的需要，利用贫困线来界定贫困人群成为通常的做法。根据数据来源、对象范围、贫困标准和测算方法的不同而结果各异。
１..数据来源和对象范围
国家统计局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民政部的低保数据、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ＣＨＮＳ）数据以及课题组独立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是研究中主要的数据来源。除此之外，也有利用单个城市或社区的独立调查数据进行测算和分析的研究。用官方数据测算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一般低于用独立调查数据的测算，原因在于官方数据中某些特殊人群会有统计遗漏，并且在使用官方数据时，研究者通常以城市户籍来界定对象范围，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
２..贫困标准和测算方法
一是采用绝对贫困标准，如基于基本的食物、非食物需要来确定的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法，恩格尔系数法等。王有捐采用世界银行贫困问题专家马丁提出的食品和非食品需要法，利用统计局城调总队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非农业住户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行测算认为我国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城市贫困规模分别为１９０９万人、１４７７万人和１３３８万人；李实和Ｋ..Ｊｏｈｎ基于基本食物和非食物标准确定贫困标准，利用课题组１９９９年６省（市）的住户调查数据，将收入和支出分别与贫困标准相比较，估计中国城镇的总体贫困发生率为９..４％，其中２９％是持久性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均低于贫困标准），２０％是暂时性贫困人口（收入低于但支出高于贫困标准），５１％为选择性贫困人口（收入高于但支出低于贫困标准）
二是采用相对标准，如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以收入中位数的５０％—６０％
因素对城市贫困的影响；四是以某个或某几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国性数据或区域调查数据具体分析该城市的贫困状况及致贫原因；五是以某一群体，如流动人口、儿童、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该群体在城市贫困中的脆弱性、被排斥状况和心理问题等，这类研究中对流动人口的关注较多，对本地市民贫困的研究较少。
（一）城市贫困的测量
我国尚未公布统一的城市贫困标准，因此学者们对城市贫困规模的测算一直以估算为主。与２０００年之前研究相比，学者们更倾向于利用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标准和测算方法进行更为精确的估算。这一变化主要与城市贫困问题的发展阶段有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城市贫困问题处于初显阶段，学者们既可以设定贫困线并测算，也可以根据城市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对下岗无业人员、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特困职工、孤老残幼等民政救济对象等群体的概数进行加总来估计城市贫困规模。新千年以后，城市贫困的原因日趋复杂，人口类型逐渐多样化，分类概数加总的方法已无法满足城市贫困规模测算的需要，利用贫困线来界定贫困人群成为通常的做法。根据数据来源、对象范围、贫困标准和测算方法的不同而结果各异。
１..数据来源和对象范围
国家统计局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民政部的低保数据、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ＣＨＮＳ）数据以及课题组独立开展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是研究中主要的数据来源。除此之外，也有利用单个城市或社区的独立调查数据进行测算和分析的研究。用官方数据测算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一般低于用独立调查数据的测算，原因在于官方数据中某些特殊人群会有统计遗漏，并且在使用官方数据时，研究者通常以城市户籍来界定对象范围，将流动人口排除在外。
２..贫困标准和测算方法
一是采用绝对贫困标准，如基于基本的食物、非食物需要来确定的基本生活费用支出法，恩格尔系数法等。王有捐采用世界银行贫困问题专家马丁提出的食品和非食品需要法，利用统计局城调总队的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镇非农业住户居民的贫困规模进行测算认为我国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城市贫困规模分别为１９０９万人、１４７７万人和１３３８万人；李实和Ｋ..Ｊｏｈｎ基于基本食物和非食物标准确定贫困标准，利用课题组１９９９年６省（市）的住户调查数据，将收入和支出分别与贫困标准相比较，估计中国城镇的总体贫困发生率为９..４％，其中２９％是持久性贫困人口（收入、支出均低于贫困标准），２０％是暂时性贫困人口（收入低于但支出高于贫困标准），５１％为选择性贫困人口（收入高于但支出低于贫困标准）
二是采用相对标准，如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以收入中位数的５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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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线。我国统计部门按收入五等份分组公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研究中通常以最低收入的２０％或１０％为低收入户。张青在测算后认为，我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应当设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３０％—４０％为宜。
三是采取混合式贫困标准。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基本能力定义，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ＭＰＩ）表示的多维度贫困标准、欧盟的社会排斥指标体系（赖肯指标，Ｌａｅ.ｋ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等。高颖等根据北京市西城区社会救助申请者的需要和社会救助项目对应的功能，构建了包含基本生活类、安全稳定类、发展类、社会价值类指标的城市家庭贫困程度判定模型；王小林和Ａｌｋｉｒｅ（２００９）选取了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８个维度测量中国贫困。陈立中从收入、知识和健康３个维度测算并估计了我国多维贫困状况。
利用绝对贫困标准进行的测算结果较为保守，如果将对象限定在城市户籍人员则更加低估了城市贫困的规模。利用相对贫困标准进行测算的规模一般偏大，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更适用于平均收入支出远高于绝对贫困线的地区。利用混合式贫困标准进行的测算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的真实状况，也符合当前人们对贫困认知的发展，但在维度、指标和权重选择的科学性、适用性上仍存在争议，指标选取常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我国城乡的低保标准主要有三种算法，一是基本生活费用法，即必需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二是恩格尔系数法，即必需食品消费支出／上年度最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三是消费支出比例法，即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低保标准占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①国内研究中，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学者们采用城市低保标准作为城市贫困标准的也比较普遍。但同时，很多研究也指出了用低保标准测算城市贫困规模的弊端，认为低保标准多是建立在主观判断和人为因素之上，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财力有关，并且不包括大量非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难以反映城市贫困的真实情况。
（二）城市贫困的特征
１..贫困的分布
２００４年之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领域对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研究日渐增多，２０１０年以来更加集中涌现。全国范围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贫困人群在特定空间集聚，贫困呈现区位化特征，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对单个大城市，如北京、广州、南京、重庆等的城市社会空间分析研究发现，城市贫困的集聚呈现 “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点，衰败的内城、近
《低保标准采用三种方法算出》，财政部网站，ｈｔｔｐ：①／／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１０５／ｔ２０１１０５１７＿５４９９４２ ..ｈｔｍｌ
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线。我国统计部门按收入五等份分组公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内研究中通常以最低收入的２０％或１０％为低收入户。张青在测算后认为，我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应当设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３０％—４０％为宜。
三是采取混合式贫困标准。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基本能力定义，用全球多维贫困指数（ＭＰＩ）表示的多维度贫困标准、欧盟的社会排斥指标体系（赖肯指标，Ｌａｅ.ｋ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等。高颖等根据北京市西城区社会救助申请者的需要和社会救助项目对应的功能，构建了包含基本生活类、安全稳定类、发展类、社会价值类指标的城市家庭贫困程度判定模型；王小林和Ａｌｋｉｒｅ（２００９）选取了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８个维度测量中国贫困。陈立中从收入、知识和健康３个维度测算并估计了我国多维贫困状况。
利用绝对贫困标准进行的测算结果较为保守，如果将对象限定在城市户籍人员则更加低估了城市贫困的规模。利用相对贫困标准进行测算的规模一般偏大，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更适用于平均收入支出远高于绝对贫困线的地区。利用混合式贫困标准进行的测算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的真实状况，也符合当前人们对贫困认知的发展，但在维度、指标和权重选择的科学性、适用性上仍存在争议，指标选取常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我国城乡的低保标准主要有三种算法，一是基本生活费用法，即必需食品消费支出＋非食品类生活必需品支出；二是恩格尔系数法，即必需食品消费支出／上年度最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三是消费支出比例法，即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低保标准占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①国内研究中，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学者们采用城市低保标准作为城市贫困标准的也比较普遍。但同时，很多研究也指出了用低保标准测算城市贫困规模的弊端，认为低保标准多是建立在主观判断和人为因素之上，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的财力有关，并且不包括大量非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难以反映城市贫困的真实情况。
（二）城市贫困的特征
１..贫困的分布
２００４年之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领域对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的研究日渐增多，２０１０年以来更加集中涌现。全国范围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贫困人群在特定空间集聚，贫困呈现区位化特征，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对单个大城市，如北京、广州、南京、重庆等的城市社会空间分析研究发现，城市贫困的集聚呈现 “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点，衰败的内城、近
《低保标准采用三种方法算出》，财政部网站，ｈｔｔｐ：①／／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１０５／ｔ２０１１０５１７＿５４９９４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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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的城乡结合部是主要的贫困聚集区。此类研究还关注贫困空间集聚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过程，认为当前的贫困聚集状况既有历史的继承，也受城市规划变迁、房地产开发、保障性住房政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影响。
另外，诸多研究发现，贫困的行业集聚现象显著，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如纺织、煤炭、森工、轻工、军工等部门。
２..贫困人口结构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既包括无劳动能力、无法定供养人和无其他收入来源的 “三无 ”对象，也包括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长期被拖欠工资的在职职工、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离退休人员中的生活困难者、残疾人、农民工等，呈现多元性。
３..贫困的代际传递
目前国内有部分研究借鉴了国际上长期贫困、生命历程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我国城市贫困。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基于能力视角研究认为家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力与抵御疾病与意外伤害风险、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才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决定因素。
（三）城市贫困的原因
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
多数研究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回溯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过程，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城市中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职工和贫困农民工群体突发式增长的根本原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我国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三产业以高出第一产业２—３倍的增速迅速发展并超越了第一产业。同时，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这期间由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转移劳动力，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并未凸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的产业结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继续优化调整。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变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下降，这一时期国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松绑，使跨城乡、跨省的流动就业人口数量急速上升。但城乡二元户籍的限制并没有减弱，大量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较低，又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待遇，极易陷入贫困，但又被同时排斥在农村扶贫政策和城市社会保障政策之外，形成特殊的贫困群体。另一方面，城市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传统产业企业的衰败产生了大规模的待岗、下岗和失业工人，这部分人口女性多、中年多、文化素质低的多，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较弱，再就业难度大，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
郊的城乡结合部是主要的贫困聚集区。此类研究还关注贫困空间集聚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过程，认为当前的贫困聚集状况既有历史的继承，也受城市规划变迁、房地产开发、保障性住房政策所产生的导向作用影响。
另外，诸多研究发现，贫困的行业集聚现象显著，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如纺织、煤炭、森工、轻工、军工等部门。
２..贫困人口结构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既包括无劳动能力、无法定供养人和无其他收入来源的 “三无 ”对象，也包括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长期被拖欠工资的在职职工、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离退休人员中的生活困难者、残疾人、农民工等，呈现多元性。
３..贫困的代际传递
目前国内有部分研究借鉴了国际上长期贫困、生命历程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我国城市贫困。基于社会流动理论视角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的职业收入、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状况、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家庭成员的生活态度是影响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基于能力视角研究认为家庭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能力与抵御疾病与意外伤害风险、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才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决定因素。
（三）城市贫困的原因
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
多数研究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回溯城市贫困人口产生的过程，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城市中下岗失业人员、生活困难职工和贫困农民工群体突发式增长的根本原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我国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三产业以高出第一产业２—３倍的增速迅速发展并超越了第一产业。同时，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转向第二、三产业。这期间由于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转移劳动力，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并未凸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的产业结构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继续优化调整。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变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下降，这一时期国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逐渐松绑，使跨城乡、跨省的流动就业人口数量急速上升。但城乡二元户籍的限制并没有减弱，大量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较低，又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待遇，极易陷入贫困，但又被同时排斥在农村扶贫政策和城市社会保障政策之外，形成特殊的贫困群体。另一方面，城市中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传统产业企业的衰败产生了大规模的待岗、下岗和失业工人，这部分人口女性多、中年多、文化素质低的多，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较弱，再就业难度大，形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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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外资进入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化开始出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改变了各产业之间及内部的劳动力构成，影响并扩大了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逐渐转化，对劳动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一部分劳动素质较低的人群形成就业排斥。
２..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多数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城市贫困恶化的重要因素。滞后的福利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失业保险体系的缺乏等令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和其他特殊困难者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陷入贫困。
许多学者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服务提供者的变化来分析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服务一般由企业承担，随着市场化改革，这一功能逐渐与企业的市场经营主体职能剥离，转而由新成立的社会保障机构来承担。但事实上，与快速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具体反映在立法滞后、政策设计随意多变、资金投入和救济水平不足、平均主义、没有涵盖非户籍常住人口等问题上。社会保障制度未能发挥积极的反贫困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城市贫困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有学者探讨了更深层的原因，陈银娥认为社会福利一方面缓解了贫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新的贫困。具体原因在于，一是社会福利制度既有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又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缺陷可能使贫穷永远存在；三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或不当也可能导致贫困的发生或恶化。
３..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低
贫困人口自身劳动能力差、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城市贫困产生的主观原因。王有捐对大样本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否有劳动能力、是否就业以及就业类型与贫困的发生有关。李晓红基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认为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户主就业从而影响家庭收入，并进一步影响到对家庭成员的食品、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城市贫困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导致 “低人力资本投资 —低就业 —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 ”的恶性循环。
（四）城市反贫困政策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评价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反贫困政策。近２０年来，我国的城市低保政策在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托底 ”作用。但各学科的研究较为一致地指出了这一政策的碎片化、瞄准偏误、福利捆绑、福利依赖等问题，其中，以瞄准偏误与福利依赖问题的分析较为集中。
１..低保政策的效果和瞄准问题
李实和杨穗利用 “中国收入分配课题
与此同时，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外资进入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化开始出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改变了各产业之间及内部的劳动力构成，影响并扩大了收入差距。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逐渐转化，对劳动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一部分劳动素质较低的人群形成就业排斥。
２..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多数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是导致城市贫困恶化的重要因素。滞后的福利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失业保险体系的缺乏等令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和其他特殊困难者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陷入贫困。
许多学者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服务提供者的变化来分析这一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服务一般由企业承担，随着市场化改革，这一功能逐渐与企业的市场经营主体职能剥离，转而由新成立的社会保障机构来承担。但事实上，与快速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具体反映在立法滞后、政策设计随意多变、资金投入和救济水平不足、平均主义、没有涵盖非户籍常住人口等问题上。社会保障制度未能发挥积极的反贫困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城市贫困产生的制度性因素。
有学者探讨了更深层的原因，陈银娥认为社会福利一方面缓解了贫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新的贫困。具体原因在于，一是社会福利制度既有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又会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社会福利制度本身的缺陷可能使贫穷永远存在；三是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或不当也可能导致贫困的发生或恶化。
３..贫困人口自身素质较低
贫困人口自身劳动能力差、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城市贫困产生的主观原因。王有捐对大样本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户主的文化程度、是否有劳动能力、是否就业以及就业类型与贫困的发生有关。李晓红基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认为户主的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户主就业从而影响家庭收入，并进一步影响到对家庭成员的食品、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城市贫困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导致 “低人力资本投资 —低就业 —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资 ”的恶性循环。
（四）城市反贫困政策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评价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反贫困政策。近２０年来，我国的城市低保政策在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托底 ”作用。但各学科的研究较为一致地指出了这一政策的碎片化、瞄准偏误、福利捆绑、福利依赖等问题，其中，以瞄准偏误与福利依赖问题的分析较为集中。
１..低保政策的效果和瞄准问题
李实和杨穗利用 “中国收入分配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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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２００７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城市低保政策对于减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程度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但对减小城市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同时也指出，低保的识别瞄准存在一定偏差，救济资源没有充分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王有捐采用目标达成的政策评价模式，利用２００４年３５个大中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比较发现：低保实际救济率明显低于应保率，仍有约２／３的收入小于最低保障线的人口未纳入到救济范围；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率为６７ ..６％，资金发放瞄准率为７６ ..２２％；被确定为救济对象的人所得到的补助基本能够弥补贫困缺口。
２..低保政策产生的 “福利依赖 ”问题
近年来低保瞄准偏误、福利捆绑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研究指出，由此产生的低保福利依赖已成事实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既有主观上的主动依赖，也有客观上由于自身劳动能力不健全、劳动技能不足、家庭负担过重及制度设计缺陷所导致的被动依赖。而低保所捆绑的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户找工作的积极性。但也有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城市低保制度还未形成 “福利依赖 ”效应。韩克庆和郭瑜利用２００７年的项目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结合个案访谈的定性分析后认为，虽然存在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产生福利依赖的可能，但污名化效应对福利依赖具有反作用，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具有较强的就业和改变贫困的动机。慈勤英与兰剑利用２０１４年的项目调查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分析 “福利 ”与 “反福利依赖”因素对低保群体失业与再就业的影响，认为给予型的低保救助福利降低了低保受助者，尤其是社会救助收入占个人收入比例越高的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城市低保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 “救助依赖 ”现象。但低保政策同时也鼓励并要求受助者参加职业培训，并向其介绍就业机会，这些 “反福利依赖 ”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福利给予的负面效应。彭宅文指出，中国式的福利依赖现象是低保障水平下居民为提高收入水平而弱化正规就业、偏向隐形就业的权宜之计，与西方福利国家高福利水平下的福利依赖有着本质区别。
二、城市反贫困政策进展
（一）预防性政策 ———社会保险 ①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要求２０１５年底前，大病保险要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这是继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６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我国在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
①本节主要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ｄｏｎｇｔａｉｘｉｎ.ｗｅｎ／ｂｕｎ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５／ｔ２０１６０５３０＿２４０９６７ ..ｈｔｍｌ。
组”２００７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城市低保政策对于减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程度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但对减小城市的收入分配差距、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同时也指出，低保的识别瞄准存在一定偏差，救济资源没有充分分配给最需要的人群。王有捐采用目标达成的政策评价模式，利用２００４年３５个大中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比较发现：低保实际救济率明显低于应保率，仍有约２／３的收入小于最低保障线的人口未纳入到救济范围；低保对象识别的瞄准率为６７ ..６％，资金发放瞄准率为７６ ..２２％；被确定为救济对象的人所得到的补助基本能够弥补贫困缺口。
２..低保政策产生的 “福利依赖 ”问题
近年来低保瞄准偏误、福利捆绑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研究指出，由此产生的低保福利依赖已成事实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既有主观上的主动依赖，也有客观上由于自身劳动能力不健全、劳动技能不足、家庭负担过重及制度设计缺陷所导致的被动依赖。而低保所捆绑的配套救助措施增加了低保制度的含金量，削弱了低保户找工作的积极性。但也有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城市低保制度还未形成 “福利依赖 ”效应。韩克庆和郭瑜利用２００７年的项目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结合个案访谈的定性分析后认为，虽然存在部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产生福利依赖的可能，但污名化效应对福利依赖具有反作用，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具有较强的就业和改变贫困的动机。慈勤英与兰剑利用２０１４年的项目调查数据，利用回归模型分析 “福利 ”与 “反福利依赖”因素对低保群体失业与再就业的影响，认为给予型的低保救助福利降低了低保受助者，尤其是社会救助收入占个人收入比例越高的受助者的再就业意愿，城市低保救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 “救助依赖 ”现象。但低保政策同时也鼓励并要求受助者参加职业培训，并向其介绍就业机会，这些 “反福利依赖 ”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福利给予的负面效应。彭宅文指出，中国式的福利依赖现象是低保障水平下居民为提高收入水平而弱化正规就业、偏向隐形就业的权宜之计，与西方福利国家高福利水平下的福利依赖有着本质区别。
二、城市反贫困政策进展
（一）预防性政策 ———社会保险 ①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要求２０１５年底前，大病保险要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这是继２０１２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６部门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后，我国在重特大疾病保障与救
①本节主要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ｒｓｓ ..ｇｏｖ ..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ｄｏｎｇｔａｉｘｉｎ.ｗｅｎ／ｂｕｎ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５／ｔ２０１６０５３０＿２４０９６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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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机制建设上又一重要举措；２０１５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理顺了进城落户农民和流动就业人员的医保转移接续手续和权益处理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还就降低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总体费率、加强基金管理问题联合发布通知和指导意见。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合计４６０１２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６１８４亿元，增长１５ ..５％。基金支出合计３８９８８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５９８５亿元，增长１８ ..１％。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１..养老保险
２０１５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持续增长，２０１５年末为３５３６１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２３７万人。２０１５年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２９３４１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５ ..９％。全年基金总支出２５８１３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８ ..７％。２０１５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５０４７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３６５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１４８００万人。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２８５５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２３ ..６％，其中个人缴费７００亿元。基金支出２１１７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３４ ..７％。
２..医疗保险
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６６５８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６８３５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２８８９３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５９７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３７６８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６２３８万人。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１１１９３亿元，支出９３１２亿元，分别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５ ..５％和１４ ..５％。
３..失业保险
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１７３２６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２８３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２２７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２０万人。全年共为４５６ ..８万人发放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３４ ..８万人。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６８亿元，比２０１４年下降０..９％，支出７３６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９ ..８％。
４..工伤保险
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２１４３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７９３万人。全年认定（视同）工伤１０７ ..６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减少７..１万人。全年评定伤残等级人数为５４ ..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减少１..６万人。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２０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４万人。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７５４亿元，支出５９９亿元，分别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８..６％和６..８％。
５..生育保险
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１７７７１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７３２万人。全年共有６４２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
助机制建设上又一重要举措；２０１５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理顺了进城落户农民和流动就业人员的医保转移接续手续和权益处理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还就降低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总体费率、加强基金管理问题联合发布通知和指导意见。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５年全年五项社会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合计４６０１２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６１８４亿元，增长１５ ..５％。基金支出合计３８９８８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５９８５亿元，增长１８ ..１％。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１..养老保险
２０１５年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持续增长，２０１５年末为３５３６１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２３７万人。２０１５年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２９３４１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５ ..９％。全年基金总支出２５８１３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８ ..７％。２０１５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５０４７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３６５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数１４８００万人。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２８５５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２３ ..６％，其中个人缴费７００亿元。基金支出２１１７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３４ ..７％。
２..医疗保险
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６６５８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６８３５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２８８９３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５９７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３７６８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６２３８万人。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１１１９３亿元，支出９３１２亿元，分别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５ ..５％和１４ ..５％。
３..失业保险
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１７３２６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２８３万人。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２２７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２０万人。全年共为４５６ ..８万人发放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金，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３４ ..８万人。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１３６８亿元，比２０１４年下降０..９％，支出７３６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９ ..８％。
４..工伤保险
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２１４３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７９３万人。全年认定（视同）工伤１０７ ..６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减少７..１万人。全年评定伤残等级人数为５４ ..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减少１..６万人。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２０２万人，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４万人。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７５４亿元，支出５９９亿元，分别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８..６％和６..８％。
５..生育保险
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１７７７１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７３２万人。全年共有６４２万人次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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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２９万人次。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５０２亿元，支出４１１亿元，分别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２ ..５％和１１ ..８％。
６..流动人口社会保险
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工总量２７７４７万人。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２０１５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这些政策旨在解决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参加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问题。
２０１５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５５８５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１３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５１６６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减少６３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４２１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４８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７４８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２７万人。失业保险方面，全年共为７１万名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支付了一次性生活补助。
（二）保护性政策 ———社会救助 ①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全面构建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制度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综合来看，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了综合救助与专项救助的结合，长期救助与短期临时救助的结合。２０１５年各项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强化和完善，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５年共有２０余项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发布，在缓解城市贫困问题上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加强了社会救助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创新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方式，民政部开发了电子政务系统，并于２０１４年９月正式投入使用，但各地推广应用并不平衡。２０１５年３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推广应用全国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的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在２０１５年底前全面应用 “低保一期系统”中的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业务系统，实现城乡低保业务网上办理审核审批和发放等操作。并指出从２０１６年起， “低保一期系统 ”中的城乡低保相关数据将作为测算、分配社会救助中央补助资金的基础数据。２０１５年８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专门提出要建立 “社会保障服务大数据”，建设由城市延伸到农村的统一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创新服务模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个性化、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完善了社会救助工作推动机制。督查
①本节社会救助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和民政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００１１３６ ..ｓｈｔｍｌ
比２０１４年增加２９万人次。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５０２亿元，支出４１１亿元，分别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２ ..５％和１１ ..８％。
６..流动人口社会保险
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工总量２７７４７万人。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２０１５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这些政策旨在解决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参加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问题。
２０１５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５５８５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１３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５１６６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减少６３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４２１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４８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７４８９万人，比２０１４年末增加１２７万人。失业保险方面，全年共为７１万名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支付了一次性生活补助。
（二）保护性政策 ———社会救助 ①
２０１４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全面构建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制度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综合来看，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了综合救助与专项救助的结合，长期救助与短期临时救助的结合。２０１５年各项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强化和完善，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５年共有２０余项社会救助相关政策发布，在缓解城市贫困问题上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加强了社会救助工作的信息化建设。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创新社会救助管理与服务方式，民政部开发了电子政务系统，并于２０１４年９月正式投入使用，但各地推广应用并不平衡。２０１５年３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推广应用全国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的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在２０１５年底前全面应用 “低保一期系统”中的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业务系统，实现城乡低保业务网上办理审核审批和发放等操作。并指出从２０１６年起， “低保一期系统 ”中的城乡低保相关数据将作为测算、分配社会救助中央补助资金的基础数据。２０１５年８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专门提出要建立 “社会保障服务大数据”，建设由城市延伸到农村的统一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和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创新服务模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个性化、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完善了社会救助工作推动机制。督查
①本节社会救助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和民政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ｔｊｇｂ／２０１６０７／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００１１３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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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核机制是自上而下推动工作落实和引导工作方向的重要手段。一是建立了部门联合督查机制。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１０月，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１３个部门联合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民政部会同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部分成员单位对部分省份进行督查指导。督查形式包括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查阅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核对财务凭证、入户访问等。督导内容包括政策出台情况、工作机制建设情况、资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情况、服务管理情况等。二是公布了考核标准。继２０１４年《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办法》发布之后，２０１５年９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并印发２０１５年度各省（区、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从工作保障、管理、效果和创新４个方面进行评价，工作保障的评价指标包括资金保障、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核对机制；工作管理的评价指标包括标准制定、对象管理、资金执行、监督检查；工作效果的评价指标包括对象准确率、补助准确率、政策知晓率、社会满意率；工作创新将从是否有被推广的创新经验来评价。
下面是主要的社会救助制度与相关的资源动员方式：
１..低保制度
覆盖范围：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城市低保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城市低保人口总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０２ ..６万人急速攀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７０ ..７万人，在２００９年达到２３４５ ..６万人的历史顶峰，随后逐渐回落，２０１５年回落至１７０１ ..１万人（见图１）。
和考核机制是自上而下推动工作落实和引导工作方向的重要手段。一是建立了部门联合督查机制。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１０月，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等１３个部门联合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民政部会同全国社会救助部际联席会议部分成员单位对部分省份进行督查指导。督查形式包括召开座谈会、实地调研、查阅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核对财务凭证、入户访问等。督导内容包括政策出台情况、工作机制建设情况、资金筹集和使用管理情况、服务管理情况等。二是公布了考核标准。继２０１４年《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办法》发布之后，２０１５年９月，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并印发２０１５年度各省（区、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从工作保障、管理、效果和创新４个方面进行评价，工作保障的评价指标包括资金保障、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核对机制；工作管理的评价指标包括标准制定、对象管理、资金执行、监督检查；工作效果的评价指标包括对象准确率、补助准确率、政策知晓率、社会满意率；工作创新将从是否有被推广的创新经验来评价。
下面是主要的社会救助制度与相关的资源动员方式：
１..低保制度
覆盖范围：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城市低保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城市低保人口总数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０２ ..６万人急速攀升至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７０ ..７万人，在２００９年达到２３４５ ..６万人的历史顶峰，随后逐渐回落，２０１５年回落至１７０１ ..１万人（见图１）。
图１ 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低保覆盖人数（万人）
财政投入：根据民政部《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７１９ ..３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减少了２..４亿元。城市低保总投入的缩减与城市低保人口总量的下降有关，２０１５年城市低保总人口减少了１７５ ..９万人，从人均投入来看，依然呈增长态势（见图２）。
财政投入：根据民政部《２０１５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７１９ ..３亿元，比２０１４年减少了２..４亿元。城市低保总投入的缩减与城市低保人口总量的下降有关，２０１５年城市低保总人口减少了１７５ ..９万人，从人均投入来看，依然呈增长态势（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５年城市低保总
投入和人均投入
投入和人均投入
补助水平：２０１５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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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４５１ ..１元／人／月，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９..５％；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３１６ ..６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０ ..９％。与此同时，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３１７７ ..６元／人／年，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４ ..４％；全国农村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１７６６ ..５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３ ..８％。与农村低保相比，城市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的增长速度都略慢（见图３）。这与２０１５年提出了将 “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扶贫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有关，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实行低保和扶贫标准 “两线合一 ”的行动。总体来说，当前贫困治理的重点仍在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城市贫困政策力度并无明显加大。
准４５１ ..１元／人／月，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９..５％；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３１６ ..６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０ ..９％。与此同时，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３１７７ ..６元／人／年，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４ ..４％；全国农村低保年人均补助水平１７６６ ..５元，比２０１４年增长１３ ..８％。与农村低保相比，城市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的增长速度都略慢（见图３）。这与２０１５年提出了将 “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扶贫 ”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有关，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实行低保和扶贫标准 “两线合一 ”的行动。总体来说，当前贫困治理的重点仍在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城市贫困政策力度并无明显加大。
图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５年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水平增长情况（％）
从２０１５年第４季度全国分省的城市低保数据看，东部地区低保标准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京津沪、浙江、江苏和广东，中部地区的黑龙江，西部地区的西藏、内蒙古低保标准都在５００元以上，其中上海最高，低保标准为７９０元／月。新疆、湖南和宁夏标准最低，分别为３４９元／月、３５９元／月和３６１元／月。与２０１４年相比，海南的城市低保标准增长最多，湖南增长最低（见表１）。
２..其他社会救助制度
医疗救助：２０１５年度，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在具体工作方面，将继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意见要求各地要在２０１５年底前，将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整合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要从重点救助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逐步拓展纳入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低收入困难群众，加大对重病、重残儿童的救助；并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情况等因素研究制定资助参保参合、完善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的办法。加强与相关医疗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确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所有贫困重特大疾病患者，帮助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获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助。
从２０１５年第４季度全国分省的城市低保数据看，东部地区低保标准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京津沪、浙江、江苏和广东，中部地区的黑龙江，西部地区的西藏、内蒙古低保标准都在５００元以上，其中上海最高，低保标准为７９０元／月。新疆、湖南和宁夏标准最低，分别为３４９元／月、３５９元／月和３６１元／月。与２０１４年相比，海南的城市低保标准增长最多，湖南增长最低（见表１）。
２..其他社会救助制度
医疗救助：２０１５年度，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在具体工作方面，将继续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意见要求各地要在２０１５年底前，将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和农村医疗救助制度整合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要从重点救助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逐步拓展纳入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低收入困难群众，加大对重病、重残儿童的救助；并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救助资金筹集情况等因素研究制定资助参保参合、完善门诊救助和住院救助的办法。加强与相关医疗保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确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所有贫困重特大疾病患者，帮助所有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获得保险补偿和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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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５年第４季度各省低保标准
表１ ２０１５年第４季度各省低保标准
数据来源：民政部网站，２０１５年第４季度全国分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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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直接医疗救助２８８９ ..１万人次，其中，住院救助１３０７ ..９万人次，门诊救助１５８１ ..２万人次；支出资金２３６ ..８亿元，其中，住院救助２０８ ..７亿元，门诊救助２８ ..０亿元。２０１５年全年累计资助优抚对象４３６ ..５万人次，优抚医疗补助资金３４ ..６亿元，人均补助水平７９３元。
教育救助：我国教育救助的对象主要是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以及不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主要救助方式包括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给予生活补助、安排勤工助学等。另外，国家还建立起了中央、省、市、县和校五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和财政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辅的资助经费保障体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幼儿）达４..１亿人次，年均资助８２０１ ..２６万人次，较２００９年增长２５ ..８％。资助资金规模亦保持持续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总额达５５６４ ..４３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２ ..６９％，其中２０１４年资助金额达到１４２１ ..２８亿元，较２００９年增长１０４ ..８２％。 ①
２０１５年２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从２０１５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标准由生均每年１５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元，并抓紧研究完善高校助学贷款政策。帮助更多经济困难家庭孩子完成学业，为国家培养更多有一技之长的建设者。②
住房救助：国家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给予住房救助。在城市，主要通过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和改造城市危房、城中村等各类棚户区住房等方式实施。
２０１５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６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鼓励地方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在６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２０１５年，各级财政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４８８１ ..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 ..３％。其中公共租赁住房支出１４４２ ..５１亿元，下降１３ ..２％（主要原因是公共租赁任务量下降），占２９ ..６％；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支出５２ ..５２亿元，增长３％，占１..１％；其他支出（主要用于配套设施建设）１２７５ ..５１亿元，增长４..６％，占２６ ..１％ ③。
① 《教育扶贫，“十三五 ”期间实现 “精准资助” ———杜玉波副部长就学生资助工作答记者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ｓｚｚ ..ｃｅｅ ..ｅｄｕ ..ｃｎ／ｇｏｎｇ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１６.０３.１４／２４７６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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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直接医疗救助２８８９ ..１万人次，其中，住院救助１３０７ ..９万人次，门诊救助１５８１ ..２万人次；支出资金２３６ ..８亿元，其中，住院救助２０８ ..７亿元，门诊救助２８ ..０亿元。２０１５年全年累计资助优抚对象４３６ ..５万人次，优抚医疗补助资金３４ ..６亿元，人均补助水平７９３元。
教育救助：我国教育救助的对象主要是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以及不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主要救助方式包括减免相关费用、发放助学金、给予生活补助、安排勤工助学等。另外，国家还建立起了中央、省、市、县和校五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和财政投入为主、学校和社会资金为辅的资助经费保障体系。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幼儿）达４..１亿人次，年均资助８２０１ ..２６万人次，较２００９年增长２５ ..８％。资助资金规模亦保持持续增长，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总额达５５６４ ..４３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２ ..６９％，其中２０１４年资助金额达到１４２１ ..２８亿元，较２００９年增长１０４ ..８２％。 ①
２０１５年２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从２０１５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标准由生均每年１５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００元，并抓紧研究完善高校助学贷款政策。帮助更多经济困难家庭孩子完成学业，为国家培养更多有一技之长的建设者。②
住房救助：国家对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给予住房救助。在城市，主要通过配租公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和改造城市危房、城中村等各类棚户区住房等方式实施。
２０１５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６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鼓励地方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在６个省份开展试点工作。２０１５年，各级财政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４８８１ ..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 ..３％。其中公共租赁住房支出１４４２ ..５１亿元，下降１３ ..２％（主要原因是公共租赁任务量下降），占２９ ..６％；保障性住房租金补贴支出５２ ..５２亿元，增长３％，占１..１％；其他支出（主要用于配套设施建设）１２７５ ..５１亿元，增长４..６％，占２６ ..１％ ③。
① 《教育扶贫，“十三五 ”期间实现 “精准资助” ———杜玉波副部长就学生资助工作答记者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ｘｓｚｚ ..ｃｅｅ ..ｅｄｕ ..ｃｎ／ｇｏｎｇ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２０１６.０３.１４／２４７６ ..ｈｔｍｌ
②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１５.０２／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２１７６４ ..ｈｔｍ
③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网站，《２０１５年财政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ｍｏｆｈｏｍｅ／ｚｏｎｇｈｅｓｉ／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ｇｏｎｇ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１６０３／ｔ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１８６０９２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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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６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１８００万套（其中２０１５年５８０万套），并完善配套措施。２０１５年８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５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新开工７４０万套（其中各类棚改５８０万套），基本建成４８０万套。截至１２月底，已开工７８３万套，基本建成７７２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投资１..５４万亿元。其中，棚改开工６０１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４％ ①。
就业救助：《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要求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通过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费用减免、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办法，给予就业救助，确保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至少有一人就业。《就业促进法》中也有针对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援助的政策。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就业政策依然继续加大对低保家庭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的重点救助和援助，一方面加强就业政策宣传，另一方面在各项推进创业的政策中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创业企业吸纳失业人员就业，并鼓励失业人员参与创业，提高内生发展动力。
２０１５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９６６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４..０５％。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１３１２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５６７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１７３万人。全年全国共帮助５..７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特困人员供养：２０１４年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将农村五保供养和城市 “三无”人员救助统一为 “特困人员供养 ”制度。政府将为这些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及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特困人员可选择在当地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选择在家分散供养。这标志着对城市 “三无 ”人员的救助结束了由各地区自行开展救助的局面，比照农村五保供养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的综合救助政策，实现城乡统筹的特困人员供养。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共有城乡特困人员５９１ ..４万人，其中，城市 “三无 ”人员７３ ..９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０..１６％ ②。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救济城市
① 数字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ｕｒｄ ..ｇｏｖ ..ｃｎ／ｚｘｙｄｔ／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０８＿２２６２５７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年６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１８００万套（其中２０１５年５８０万套），并完善配套措施。２０１５年８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５年，全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新开工７４０万套（其中各类棚改５８０万套），基本建成４８０万套。截至１２月底，已开工７８３万套，基本建成７７２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投资１..５４万亿元。其中，棚改开工６０１万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０４％ ①。
就业救助：《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要求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通过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培训补贴、费用减免、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办法，给予就业救助，确保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至少有一人就业。《就业促进法》中也有针对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能实现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援助的政策。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就业政策依然继续加大对低保家庭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的重点救助和援助，一方面加强就业政策宣传，另一方面在各项推进创业的政策中通过税收优惠来促进创业企业吸纳失业人员就业，并鼓励失业人员参与创业，提高内生发展动力。
２０１５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９６６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４..０５％。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１３１２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５６７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１７３万人。全年全国共帮助５..７万户零就业家庭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特困人员供养：２０１４年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将农村五保供养和城市 “三无”人员救助统一为 “特困人员供养 ”制度。政府将为这些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残疾人及未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疾病治疗、办理丧葬事宜，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特困人员可选择在当地的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选择在家分散供养。这标志着对城市 “三无 ”人员的救助结束了由各地区自行开展救助的局面，比照农村五保供养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的综合救助政策，实现城乡统筹的特困人员供养。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共有城乡特困人员５９１ ..４万人，其中，城市 “三无 ”人员７３ ..９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０..１６％ ②。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救济城市
① 数字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ｈｕｒｄ ..ｇｏｖ ..ｃｎ／ｚｘｙｄｔ／２０１６０１／ｔ２０１６０１０８＿２２６２５７ ..ｈｔｍｌ
②民政部解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意见》发布会，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ｘｗｆｂｈ／ｇｂｗｘｗｆｂｈ／ｘｗｆｂｈ／ｍｚｂ／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１４７２７０５／１４７２７０５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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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 ”人员６..８万人。
受灾人员救助：２０１５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１..９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共启动２０次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累计救助受灾群众６０００余万人次，向受灾省份累计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９４ ..７２亿元及生活类中央救灾物资，创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１３９０个。
临时救助：２０１４年４月，民政部开始在社会救助工作基础较好的市（县、区）开展 “救急难 ”工作试点，提高对突遇不测、因病因灾陷入生存困境的居民（含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及时救助。２０１５年３月，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救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并与７月确定了全国试点单位的名单。通知对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提供了细致的指导，要求细化 “急难 ”事项，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标准、规范和简化救助程序，并与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制度做好衔接，并提出要加强与慈善救助的衔接。试点在全国的推广是继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出台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发布后完善临时救助工作的又一步探索。２０１５年临时救助６５５ ..４万户次，其中，按属地分类救助本地户籍家庭６３３ ..５万户次，非本地户籍家庭２１ ..９万户次。
３..社会力量参与
２０１５年是中国慈善事业领域法制建设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的一年。４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并继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①；１０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 ②，并于１１月向全社会公布并开始征求意见。随着《慈善法》立法的推进，《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也将相继修订。慈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将开启我国社会力量依法参与社会救助等慈善事业的新时代。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３..０万个（其中：慈善超市９６５４个）。全年共接收社会捐赠款６５４ ..５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４４ ..２亿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６１０ ..３亿元。全年各地民政部门接收捐赠衣被４５３７ ..０万件，捐赠物资价值折合人民币５..２亿元。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社会捐款４..３亿元，衣被１７２ ..５万件，捐赠物资折款６１６４ ..４万元。全年有１８３８ ..４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全年有９３４ ..６
①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已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②《慈善法》已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６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三无 ”人员６..８万人。
受灾人员救助：２０１５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１..９亿人次不同程度受灾。国家减灾委员会、民政部共启动２０次国家救灾应急响应，累计救助受灾群众６０００余万人次，向受灾省份累计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９４ ..７２亿元及生活类中央救灾物资，创建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１３９０个。
临时救助：２０１４年４月，民政部开始在社会救助工作基础较好的市（县、区）开展 “救急难 ”工作试点，提高对突遇不测、因病因灾陷入生存困境的居民（含非户籍常住人口）的及时救助。２０１５年３月，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救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并与７月确定了全国试点单位的名单。通知对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提供了细致的指导，要求细化 “急难 ”事项，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标准、规范和简化救助程序，并与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制度做好衔接，并提出要加强与慈善救助的衔接。试点在全国的推广是继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出台和《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发布后完善临时救助工作的又一步探索。２０１５年临时救助６５５ ..４万户次，其中，按属地分类救助本地户籍家庭６３３ ..５万户次，非本地户籍家庭２１ ..９万户次。
３..社会力量参与
２０１５年是中国慈善事业领域法制建设工作取得巨大进展的一年。４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并继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①；１０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 ②，并于１１月向全社会公布并开始征求意见。随着《慈善法》立法的推进，《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也将相继修订。慈善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将开启我国社会力量依法参与社会救助等慈善事业的新时代。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３..０万个（其中：慈善超市９６５４个）。全年共接收社会捐赠款６５４ ..５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接收社会各界捐款４４ ..２亿元，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６１０ ..３亿元。全年各地民政部门接收捐赠衣被４５３７ ..０万件，捐赠物资价值折合人民币５..２亿元。间接接收其他部门转入的社会捐款４..３亿元，衣被１７２ ..５万件，捐赠物资折款６１６４ ..４万元。全年有１８３８ ..４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全年有９３４ ..６
①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已于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８日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自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②《慈善法》已于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６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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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２７００ ..７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三、城市反贫困政策发展展望
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发展需要考虑如下方面：
将城市反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减贫战略。我国的减贫政策应尽快实现从偏重农村向统筹城乡的转变。一、城市贫困问题不容忽视，与农村贫困相比，城市贫困人口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一旦陷入深度贫困，将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发展；二、长期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和反贫困政策体系正是流动人口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统筹协调城乡反贫困政策更有利于提高减贫的效率；三、我国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各项社会政策也相继启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城市反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减贫总体战略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方向。
建立基础性的城市贫困测算和动态监测机制。摸清城市贫困人口的底数是完善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前提。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信息的来源有很多，统计、卫生、民政等各个部门都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但重叠和缺失并存，统计方法和质量不一，很难实现共享，更难以借此窥视城市贫困全局。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公开的城市贫困测算标准和方法，并实现动态追踪监测，为城市减贫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专门的减贫工作。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分化相对明显，如失业人员、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他们的贫困特征和减贫需求各有不同。在现有的政策体制下，每个群体都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应充分地利用既有的工作机制和成果，在统一的贫困测算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之上，由各主管部门牵头，针对不同的群体特点开展专门的减贫工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贫困测算、识别和救助帮扶计划。
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减贫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城市贫困人口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因此城市减贫无法简单复制我国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以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减贫的成功经验，更需要广泛动员非政府组织、企业、志愿群体等各方面社会力量，深入社区基层开展细致、持久的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秀兰 高睿 ）
参考文献
［１］暴向平、薛东前、刘溪等，基于多尺度的西安市新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０１）：１９.２４。
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２７００ ..７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三、城市反贫困政策发展展望
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发展需要考虑如下方面：
将城市反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减贫战略。我国的减贫政策应尽快实现从偏重农村向统筹城乡的转变。一、城市贫困问题不容忽视，与农村贫困相比，城市贫困人口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一旦陷入深度贫困，将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整体稳定发展；二、长期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和反贫困政策体系正是流动人口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统筹协调城乡反贫困政策更有利于提高减贫的效率；三、我国已经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各项社会政策也相继启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城市反贫困问题纳入国家减贫总体战略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方向。
建立基础性的城市贫困测算和动态监测机制。摸清城市贫困人口的底数是完善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前提。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信息的来源有很多，统计、卫生、民政等各个部门都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都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但重叠和缺失并存，统计方法和质量不一，很难实现共享，更难以借此窥视城市贫困全局。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公开的城市贫困测算标准和方法，并实现动态追踪监测，为城市减贫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针对不同群体开展专门的减贫工作。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分化相对明显，如失业人员、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他们的贫困特征和减贫需求各有不同。在现有的政策体制下，每个群体都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应充分地利用既有的工作机制和成果，在统一的贫困测算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之上，由各主管部门牵头，针对不同的群体特点开展专门的减贫工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贫困测算、识别和救助帮扶计划。
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减贫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城市贫困人口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因此城市减贫无法简单复制我国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过程中以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减贫的成功经验，更需要广泛动员非政府组织、企业、志愿群体等各方面社会力量，深入社区基层开展细致、持久的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秀兰 高睿 ）
参考文献
［１］暴向平、薛东前、刘溪等，基于多尺度的西安市新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０１）：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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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陈立中，收入、知识和健康的三类贫困测算与解析，改革，２００８（０３）：１４４.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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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４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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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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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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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高云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制度成因，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９（０６）：５７.６２。
［１１］高云虹、张建华，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城市贫困的影响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０５）：６７.７１。
［１２］韩克庆、郭瑜，“福利依赖 ”是否存在？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２（０２）：１４９.１６７。
［１３］侯学英，当前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的评述与展望，现代城市研究，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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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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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李兰英，城市贫困：原因分析及
治理对策，人口与经济，２００３（０６）：
４２.４５。［１５］李姗姗、孙久文，中国城市贫困空间分异与反贫困政策体系研究，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５（０１）：７８.８２。
［１６］李实，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其原因，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３.２.２７。
［１７］李实、杨穗，中国城市低保政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９（０５）：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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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３９。［１９］刘永富，继续向贫困宣战，求是，２０１４（２０）：２８.３０。
［２０］吕陈，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与演化特征，规划师，２０１５（Ｓ２）：５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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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苏勤、林炳耀，我国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进展，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３（０７）：１９.２５。
［２３］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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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王小林、张德亮，中国城市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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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５（２）：７６.８１。
［２７］王有捐，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统计研究，２００６
分析（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５（２）：７６.８１。
［２７］王有捐，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统计研究，２００６
（１０）
：４９.５４。
：４９.５４。
［２８］王有捐，对目前我国城市贫困状况的判断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２００２
（０６）
：１４.１８。
：１４.１８。
［２９］熊贵彬，城市低保依赖：困境的形成，中国社会报，２０１４.１.２０。
［３０］袁媛、薛德升、许学强，转型时期我国城市贫困研究述评，人文地理，
附表
２００６（０１）：９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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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
：３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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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张青，相对贫困标准及相对贫困人口比率，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２（０６）：８７.８８。
［３３］周昌祥，低保福利依赖及其对策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６（０５）：
４３.４７。［３４］朱冬梅、刘桂琼，“新二元结构 ”下城镇贫困人口的特征、成因及对策研究，西北人口，２０１４（０４）：５９.６２。
２０１５年城市贫困相关政策列表
领域 发布时间 名称 文号 重点内容
３月１２日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在全国开展 “救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发〔２０１５〕５７号 “救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部署，目的在于完善和加强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临时救助。
３月２４日 民政部、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开展社会救助家庭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工作的通知 民发〔２０１５〕６１号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民政部门开展申请和已获得社会救助家庭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工作，目的在于提高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工作的科学性。
社会救助 ６月１日 民政部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民发〔２０１５〕１０４号 进一步明确村（居）民委员会关于社会救助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社会救助对象的发现、申请、审核、审批和动态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工作机制 ６月１６日 民政部、中央编办、中央农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审计署 银监会 保监会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治理的通知 民发〔２０１５〕１１６号 部署５月至１０月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督查的形式、内容、工作机制和工作要求，目的在于推动社会救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８月２６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特困人员供养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 民办函〔２０１５〕３０４号 包括对城市的特困人员供养工作和机构情况调查，目的在于完善实施特困人员供养制度。
９月６日 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的通知 民办函〔２０１５〕３３０号 评价指标包括资金保障、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核对机制，目的在于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领域 发布时间 名称 文号 重点内容
３月１２日 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在全国开展 “救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 民发〔２０１５〕５７号 “救急难 ”综合试点工作部署，目的在于完善和加强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临时救助。
３月２４日 民政部、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开展社会救助家庭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工作的通知 民发〔２０１５〕６１号 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民政部门开展申请和已获得社会救助家庭存款等金融资产信息查询工作，目的在于提高社会救助对象认定工作的科学性。
社会救助 ６月１日 民政部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 民发〔２０１５〕１０４号 进一步明确村（居）民委员会关于社会救助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社会救助对象的发现、申请、审核、审批和动态管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社会救助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工作机制 ６月１６日 民政部、中央编办、中央农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 审计署 银监会 保监会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治理的通知 民发〔２０１５〕１１６号 部署５月至１０月社会救助专项治理工作督查的形式、内容、工作机制和工作要求，目的在于推动社会救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８月２６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特困人员供养情况调查工作的通知 民办函〔２０１５〕３０４号 包括对城市的特困人员供养工作和机构情况调查，目的在于完善实施特困人员供养制度。
９月６日 民政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的通知 民办函〔２０１５〕３３０号 评价指标包括资金保障、能力建设、信息化建设、核对机制，目的在于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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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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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发布时间 名称 文号 重点内容
信息化 ３月９日 民政部关于加快推广应用全国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的通知 民函〔２０１５〕８３号 部署低保信息系统推广应用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目的在于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提高社会救助工作效率和规范管理水平。
８月３１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５〕５０号 其中的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专门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大数据，加强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和共享，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４月９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的通知 人社厅函〔２０１５〕１１０号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推进建筑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特别提出要积极组织和鼓励农民工参加竞答活动。
４月１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智能监控的通知 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５６号 要求２０１６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智能监控工作，逐步实现对门诊、住院、购药等各类医疗服务行为的全面、及时、高效监控。
７月２２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１号 行业风险类别划分、费率及档次确定等，目的在于使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更加科学、合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险 ７月２２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做好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工作 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２号 总体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加强保险基金管理，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７月２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０号 要求生育保险基金结余超过合理结存的地区降低生育保险费率，做好测算，降低费率，控制基金结余。
７月２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７号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筹资机制、保障水平、制度衔接等具体标准，目的在于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和服务可及性。
８月２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８０号 明确了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的手续和有关权益，《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与此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就业 ４月２７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２３号 将企业吸纳就业税收优惠的人员范围由失业一年以上人员调整为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创办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可依法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６月１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国办函〔２０１５〕４７号 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继续实施，完善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扶持政策将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底前出台具体措施等。
信息化 ３月９日 民政部关于加快推广应用全国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的通知 民函〔２０１５〕８３号 部署低保信息系统推广应用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目的在于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提高社会救助工作效率和规范管理水平。
８月３１日 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５〕５０号 其中的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专门提出建立社会保障大数据，加强相关部门的数据对接和共享，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４月９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的通知 人社厅函〔２０１５〕１１０号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推进建筑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特别提出要积极组织和鼓励农民工参加竞答活动。
４月１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智能监控的通知 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５６号 要求２０１６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智能监控工作，逐步实现对门诊、住院、购药等各类医疗服务行为的全面、及时、高效监控。
７月２２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１号 行业风险类别划分、费率及档次确定等，目的在于使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更加科学、合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险 ７月２２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关于做好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工作 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２号 总体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加强保险基金管理，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７月２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７０号 要求生育保险基金结余超过合理结存的地区降低生育保险费率，做好测算，降低费率，控制基金结余。
７月２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７号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筹资机制、保障水平、制度衔接等具体标准，目的在于提高大病保障水平和服务可及性。
８月２７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的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发〔２０１５〕８０号 明确了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的手续和有关权益，《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与此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就业 ４月２７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２３号 将企业吸纳就业税收优惠的人员范围由失业一年以上人员调整为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创办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可依法享受税收减免政策。
６月１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国办函〔２０１５〕４７号 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继续实施，完善残疾人集中就业单位扶持政策将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底前出台具体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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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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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发布时间 名称 文号 重点内容
１２月１６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政策宣传的通知 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１９４号 宣传重点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
就业 １２月２３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创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１９７号 失业人员是重点培训群体之一，目的在于提升劳动者创业能力，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
教育 １１月２５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５〕６７号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 ”政策；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巩固完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３月６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１４号 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资源要素配置主要指标，包括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机构设置、床位配置、单体规模、人才培养等。目的在于提高服务可及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指导各地科学、合理地制订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４月２１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０号 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包括城乡统筹、合理界定救助对象、资助参保参合、规范门诊和住院救助。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包括实施方案、救助标准、用药范围的合理确定，并加强与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医疗卫生 ６月４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卫生计生委 中央综治办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残联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４４号 确定２０２０年工作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严重精神障碍救治救助，逐步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积极开展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高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完善精神卫生信息系统，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教育。
７月２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７号 要求提升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强化制度间的衔接互补，规范服务。目标是２０１５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
１１月１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 民政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老龄办 中医药局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８４号 建立卫生和养老机构合作机制并鼓励融合发展，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是重点服务对象之一。
１２月１６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政策宣传的通知 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１９４号 宣传重点包括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
就业 １２月２３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创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人社厅发〔２０１５〕１９７号 失业人员是重点培训群体之一，目的在于提升劳动者创业能力，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
教育 １１月２５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５〕６７号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 ”政策；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巩固完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３月６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１４号 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资源要素配置主要指标，包括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机构设置、床位配置、单体规模、人才培养等。目的在于提高服务可及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指导各地科学、合理地制订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４月２１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３０号 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包括城乡统筹、合理界定救助对象、资助参保参合、规范门诊和住院救助。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包括实施方案、救助标准、用药范围的合理确定，并加强与相关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医疗卫生 ６月４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卫生计生委 中央综治办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残联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４４号 确定２０２０年工作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严重精神障碍救治救助，逐步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积极开展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高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完善精神卫生信息系统，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教育。
７月２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５〕５７号 要求提升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强化制度间的衔接互补，规范服务。目标是２０１５年底前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参保人群，大病患者看病就医负担有效减轻。
１１月１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 民政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全国老龄办 中医药局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５〕８４号 建立卫生和养老机构合作机制并鼓励融合发展，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是重点服务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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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领域 发布时间 名称 文号 重点内容
４月２１日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银监会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 财综［２０１５］１５号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住房 ６月２５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３７号 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１８００万套（其中５８０万套），完善配套措施。
８月２６日 财政部 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 财综（２０１５）５７号 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主动参与制定改造计划，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落实相关税费优惠，做好改造项目贷款贴息等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等。
残疾人 ２月５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７号 加大残疾人救助力度，完善补贴制度，帮助落实参保，优先保障住房需求，促进就业和增收，提高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等。
９月２２日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５２号 明确了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对象、标准、形式、程序和管理办法，以及各项叠加福利领取的选择标准。
４月２１日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银监会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通知 财综［２０１５］１５号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公共租赁住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住房 ６月２５日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３７号 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１８００万套（其中５８０万套），完善配套措施。
８月２６日 财政部 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 财综（２０１５）５７号 要求各级财政部门主动参与制定改造计划，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落实相关税费优惠，做好改造项目贷款贴息等资金管理和绩效评价等。
残疾人 ２月５日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７号 加大残疾人救助力度，完善补贴制度，帮助落实参保，优先保障住房需求，促进就业和增收，提高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等。
９月２２日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 国发〔２０１５〕５２号 明确了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对象、标准、形式、程序和管理办法，以及各项叠加福利领取的选择标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政府网、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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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度扶贫研究成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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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度扶贫研究成果综述
２０１５年是中国扶贫开发最重要而特殊的一年，一方面２０１５年是 “十二五 ”规划收官之年，另一方面２０１５年又是制定 “十三五 ”新规划的重要一年。但与以前五年规划所不同的特殊意义就是，“十三五 ”规划最后一年是２０２０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收官之年，而扶贫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因此，２０１５年扶贫脱贫有其特殊性。仔细进行梳理２０１５年的扶贫脱贫，有４个主要关节点。首先是２０１５年６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贵州对精准扶贫基本方略进行了系统总结和 “四个 ”扶贫路径提出 “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即 “六个精准”和 “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即 “五个一批 ”脱贫路径。其次是２０１５年９月在１９３个国家一致通过的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倡议探讨构建 “全球能源互联网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包括“１００个减贫项目、１００个农业合作项目、１００个促贸援助项目、１００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１００所医院和诊所、１００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即“６个１００”项目支持。再次就是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之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未来扶贫脱贫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点、措施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工作机制和各项政策保障措施，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总体来看，２０１５年注定是中国扶贫脱贫最重要的历史性年份，本年度的研究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５年扶贫脱贫研究专著达４４部以上，发表学术论文约４１００篇左右，博士和硕士论文中与减贫有关的大约在１３０篇，显示出扶贫脱贫关注度的再提升。
一、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及习近平扶贫战略思想研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
一、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及习近平扶贫战略思想研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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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总体目标之一，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建立新时期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就是新时期中国扶贫脱贫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即习近平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了中央和国家政策研究者和高校理论学者很多成果，如刘永富、张占斌、黄承伟、唐任伍等，归纳起来，新时期习近平扶贫战略思想的观点主要是：社会主义本质思想、重中之重思想、民生工程思想、科学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思想、内源扶贫思想，社会扶贫思想以及包括底线短板理论、共同富裕理论和命运共同体理论等等。应当说中国扶贫脱贫因为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亲自来抓，使得扶贫脱贫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推动，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获得了迅速提升，这为到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和贫困县如期全部摘帽奠定了基础，也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扶贫脱贫重要历史时期，而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体系也将在不断丰富发展中形成。有专家认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治理体系的总体思路是：以国家扶贫开发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核心，加强和完善国家和地方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消除贫困提高民生的全社会共同责任基本国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新机制，为我国扶贫开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国家治理体系是为保持国家正常运转而制定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就是通过在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形成体制和机制，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建立消除贫困全社会共同责任的基本国策。必须制定一套社会约束机制，建立共同负责、共同参与的制度和机制。
二、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经过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加快推进落实２０１３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即扶贫脱贫六大机制和十大重点工作等，以此为主线，扶贫脱贫机制研究成果得以极大丰富。
（一）扶贫脱贫机制综合研究和小康社会目标下的扶贫脱贫研究
在扶贫脱贫机制方面，张琦、黄承伟等著《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在分析了完善我国扶贫脱贫机制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扶贫脱贫机制目标要求即建立内源内生发展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扶贫脱贫新机制。其中内源发展机制是内源自我动力机制和内源推动机制的有机统一，是扶贫脱贫动力源泉的内在力量。内源自我动力机制主要来自自我的内在源动力，主要包括内源机制和主体参与机制，是扶贫脱贫自我内源源动力。促进和催生内源发展机制，提升扶贫脱贫的造血能力是根本。主体参与机制和内源扶贫机制是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的必要前提和
化改革总体目标之一，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建立新时期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就是新时期中国扶贫脱贫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即习近平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了中央和国家政策研究者和高校理论学者很多成果，如刘永富、张占斌、黄承伟、唐任伍等，归纳起来，新时期习近平扶贫战略思想的观点主要是：社会主义本质思想、重中之重思想、民生工程思想、科学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思想、内源扶贫思想，社会扶贫思想以及包括底线短板理论、共同富裕理论和命运共同体理论等等。应当说中国扶贫脱贫因为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亲自来抓，使得扶贫脱贫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得到了快速推动，扶贫脱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获得了迅速提升，这为到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和贫困县如期全部摘帽奠定了基础，也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扶贫脱贫重要历史时期，而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体系也将在不断丰富发展中形成。有专家认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治理体系的总体思路是：以国家扶贫开发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核心，加强和完善国家和地方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消除贫困提高民生的全社会共同责任基本国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新机制，为我国扶贫开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国家治理体系是为保持国家正常运转而制定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称。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治理体系就是通过在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形成体制和机制，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并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建立消除贫困全社会共同责任的基本国策。必须制定一套社会约束机制，建立共同负责、共同参与的制度和机制。
二、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经过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加快推进落实２０１３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即扶贫脱贫六大机制和十大重点工作等，以此为主线，扶贫脱贫机制研究成果得以极大丰富。
（一）扶贫脱贫机制综合研究和小康社会目标下的扶贫脱贫研究
在扶贫脱贫机制方面，张琦、黄承伟等著《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在分析了完善我国扶贫脱贫机制面临新形势和新挑战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扶贫脱贫机制目标要求即建立内源内生发展和外源拉动相结合的扶贫脱贫新机制。其中内源发展机制是内源自我动力机制和内源推动机制的有机统一，是扶贫脱贫动力源泉的内在力量。内源自我动力机制主要来自自我的内在源动力，主要包括内源机制和主体参与机制，是扶贫脱贫自我内源源动力。促进和催生内源发展机制，提升扶贫脱贫的造血能力是根本。主体参与机制和内源扶贫机制是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的必要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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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条件，只有不断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参与能力和自救能力，才能不断加快扶贫脱贫机制改革完善，成为新时期扶贫脱贫攻坚的内生助力。强化外源拉动机制是提升新时期我国扶贫脱贫能力的关键。外源拉动机制完善则较多的是通过外部宏观经济政策和多方合作改善内部治理环境，实现内外联动，共同促进国家扶贫开发攻坚顺利推进。主要包括：片区发展与扶贫攻坚结合机制、社会扶贫机制、金融扶贫机制和专项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这是我国扶贫脱贫机制完善的宏观战略重点，也是其机制完善的外源推动机制。徐勇编著的《反贫困在行动 ———中国农村扶贫调查与实践》提出着力建立协调机制，构建由 “政府、社会、贫困人口 ”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扶贫开发大格局，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兵团作战的转变，精准有力扶贫。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共同筹划编写的《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２０１５— ——市场主体参与扶贫专题》回顾了 “八七 ”扶贫攻坚以来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历程，介绍了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意义、方式和地方经验，尤其是着重讨论了新时期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理念与方法，也是其系列研究社会扶贫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扶贫脱贫研究方面，１０ ..１７论坛组委会秘书处编著的《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 ———首届１０ ..１７论坛文集（上下）》上册收编了首届“１０ ..１７论坛 ”的开幕闭幕致辞３篇、主旨主题演讲１２篇、平行论坛专家演讲３５篇、主论坛及平行论坛综述总结７篇，全面反映了论坛的全景及讨论的主要观点、提出的相关建议。文集下册收编了我国扶贫脱贫机制研究、我国精准扶贫机制研究、普惠与特惠扶贫政策概述、社会扶贫系列研究摘要、青年参与扶贫案例报告５个主题研究报告。王春光认为，政府应该为社会融入扶贫开发事业做好引导。首先，政府从政策上要规定，开发式扶贫项目必须采用社会治理方式和机制；其次，在经费上要考虑社会治理成本，这里的成本在于培育社会治理机制；最后，用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发展，从而为扶贫开发项目的落实提供社会基础。如果考虑到社会治理机制，那么扶贫开发项目在时间安排上不要像当前那样紧凑，必须要留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社会治理，否则会适得其反。李丹认为，我国应构建立体型扶贫格局。农村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凸显了转型期物质扶贫的失范问题。贫困具有动态性与情境性，所以应该构建立体型的扶贫模式。
在社会扶贫机制研究中，黄承伟、周晶、程水林强调农村草根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对秦巴山片区４家草根民间组织的调查，发现民间组织面临着制度性障碍、非制度性障碍、外部资源依赖和自我组织等障碍，需要不断探讨解决途径以推进农村的贫困治理。刘赛特从创新社会治理上作了论述并建议：要改
必备条件，只有不断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参与能力和自救能力，才能不断加快扶贫脱贫机制改革完善，成为新时期扶贫脱贫攻坚的内生助力。强化外源拉动机制是提升新时期我国扶贫脱贫能力的关键。外源拉动机制完善则较多的是通过外部宏观经济政策和多方合作改善内部治理环境，实现内外联动，共同促进国家扶贫开发攻坚顺利推进。主要包括：片区发展与扶贫攻坚结合机制、社会扶贫机制、金融扶贫机制和专项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这是我国扶贫脱贫机制完善的宏观战略重点，也是其机制完善的外源推动机制。徐勇编著的《反贫困在行动 ———中国农村扶贫调查与实践》提出着力建立协调机制，构建由 “政府、社会、贫困人口 ”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扶贫开发大格局，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兵团作战的转变，精准有力扶贫。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共同筹划编写的《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２０１５— ——市场主体参与扶贫专题》回顾了 “八七 ”扶贫攻坚以来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历程，介绍了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意义、方式和地方经验，尤其是着重讨论了新时期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理念与方法，也是其系列研究社会扶贫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扶贫脱贫研究方面，１０ ..１７论坛组委会秘书处编著的《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 ———首届１０ ..１７论坛文集（上下）》上册收编了首届“１０ ..１７论坛 ”的开幕闭幕致辞３篇、主旨主题演讲１２篇、平行论坛专家演讲３５篇、主论坛及平行论坛综述总结７篇，全面反映了论坛的全景及讨论的主要观点、提出的相关建议。文集下册收编了我国扶贫脱贫机制研究、我国精准扶贫机制研究、普惠与特惠扶贫政策概述、社会扶贫系列研究摘要、青年参与扶贫案例报告５个主题研究报告。王春光认为，政府应该为社会融入扶贫开发事业做好引导。首先，政府从政策上要规定，开发式扶贫项目必须采用社会治理方式和机制；其次，在经费上要考虑社会治理成本，这里的成本在于培育社会治理机制；最后，用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发展，从而为扶贫开发项目的落实提供社会基础。如果考虑到社会治理机制，那么扶贫开发项目在时间安排上不要像当前那样紧凑，必须要留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社会治理，否则会适得其反。李丹认为，我国应构建立体型扶贫格局。农村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凸显了转型期物质扶贫的失范问题。贫困具有动态性与情境性，所以应该构建立体型的扶贫模式。
在社会扶贫机制研究中，黄承伟、周晶、程水林强调农村草根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对秦巴山片区４家草根民间组织的调查，发现民间组织面临着制度性障碍、非制度性障碍、外部资源依赖和自我组织等障碍，需要不断探讨解决途径以推进农村的贫困治理。刘赛特从创新社会治理上作了论述并建议：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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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传统扶贫项目实施的做法，创新社会治理，把贫困者视为主体，有效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项目中，与政府形成有分工有合作的伙伴关系，发挥政府优势，避免政府劣势和不足，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治理更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应该通过大力促进公益性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在掌握社会治理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把扶贫作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夯实社会治理贫困的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总结社会治理经验，不断提高扶贫成效。
（二）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机制创新的核心，不仅在实践中全面推进，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成果丰富，研究涉及各个方面。黄承伟等认为，精准扶贫的内涵在于通过系列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对具体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和动态管理，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农户实施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在扶贫效果上，以消除全部贫困人口作为精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人口众多、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等原因，难以做到贫困人口资源全覆盖，而采取以区域瞄准为主的选择性瞄准。在扶贫效果上，精准扶贫的外延追求的是贫困人口规模稳步减少的精准。要求扶贫治理体系从体制改革向以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力量转变和扶贫资源的县级瞄准，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以较大规模持续较快缩小，在减贫效果上获得了较好的精准度。汪三贵、郭子豪等从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方面指出，目前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依据的是收入、消费指标和贫困线标准。但如果继续用该方法作为精准扶贫效果的考核，就会出现识别和扶持标准与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建议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核只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评估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收入、消费、资产、教育和健康等多个维度的改善状况和脱贫状况。这就需要改进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特别是建档立卡信息要反映在住户抽样调查中。在此基础上，国家统计局每年可以对建档立卡户的变化情况进行可靠的评估。国务院扶贫办也可以利用建档立卡系统对扶持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价。张琦分析了精准扶贫发展历程提出，从时间跨度上看，我国精准扶贫已经历两个时期。一、探索期 ——— “四个精准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５月）。二、深化细化推进期 ——— “六个精准”（２０１５年６月至今）。王艳慧、王小林等著《基于ＧＩＳ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与评价》针对我国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贫困人口、贫困村和贫困县的有效识别和瞄准问题，基于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分别选取省级、市级、县级研究示范区，研究了县、村、农户不同尺度层面上的，瞄准区域与瞄准人口相结合的，综合考虑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多尺度多维度贫困测算与分析技术体系。
变传统扶贫项目实施的做法，创新社会治理，把贫困者视为主体，有效动员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项目中，与政府形成有分工有合作的伙伴关系，发挥政府优势，避免政府劣势和不足，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治理更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应该通过大力促进公益性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在掌握社会治理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把扶贫作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战略目标，夯实社会治理贫困的基础，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总结社会治理经验，不断提高扶贫成效。
（二）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精准扶贫是我国新时期扶贫机制创新的核心，不仅在实践中全面推进，理论研究也取得了较多成果，成果丰富，研究涉及各个方面。黄承伟等认为，精准扶贫的内涵在于通过系列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对具体贫困人口进行有效识别和动态管理，深入分析致贫原因，并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农户实施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在扶贫效果上，以消除全部贫困人口作为精准要求。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人口众多、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等原因，难以做到贫困人口资源全覆盖，而采取以区域瞄准为主的选择性瞄准。在扶贫效果上，精准扶贫的外延追求的是贫困人口规模稳步减少的精准。要求扶贫治理体系从体制改革向以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力量转变和扶贫资源的县级瞄准，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以较大规模持续较快缩小，在减贫效果上获得了较好的精准度。汪三贵、郭子豪等从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方面指出，目前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依据的是收入、消费指标和贫困线标准。但如果继续用该方法作为精准扶贫效果的考核，就会出现识别和扶持标准与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建议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核只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评估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收入、消费、资产、教育和健康等多个维度的改善状况和脱贫状况。这就需要改进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特别是建档立卡信息要反映在住户抽样调查中。在此基础上，国家统计局每年可以对建档立卡户的变化情况进行可靠的评估。国务院扶贫办也可以利用建档立卡系统对扶持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价。张琦分析了精准扶贫发展历程提出，从时间跨度上看，我国精准扶贫已经历两个时期。一、探索期 ——— “四个精准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１５年５月）。二、深化细化推进期 ——— “六个精准”（２０１５年６月至今）。王艳慧、王小林等著《基于ＧＩＳ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与评价》针对我国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贫困人口、贫困村和贫困县的有效识别和瞄准问题，基于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分别选取省级、市级、县级研究示范区，研究了县、村、农户不同尺度层面上的，瞄准区域与瞄准人口相结合的，综合考虑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多尺度多维度贫困测算与分析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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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实现综合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贫困状况测算与分析模型，系统分析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的贫困程度、致贫原因和贫困类型，为扶贫业务部门设计相应的扶贫开发识别和瞄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刘解龙指出，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面临新的机遇，必须推进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包括市场机制创新、主体之间协商机制创新、扶贫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可持续发展支撑机制创新）。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编著的《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以山西省扶贫开发工作为研究对象，立足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精准识别、精准规划、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五个维度，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设计出精准扶贫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精准有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勾勒出精准扶贫的识别新模型、规划新图谱，建立起精准扶贫的帮扶新机制、管理新制度和考核新体系。郑瑞强基于精准扶贫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 “十三五 ”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 “支出型贫困 ”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徐勇、刘艳华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进行研究，提出人口区域识别的精准度是关键，建议：基于不同维度缺乏需采取不同基础扶贫措施的考虑，将多维贫困县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８种类型，建议每种贫困类型区都应根据其具体的弱势维度情况既要采取基础扶贫措施消除农户脱贫和发展可持续生计中的 “短板”，又要依据地方资本（组合）优势发展地区经济、拓宽农户的生计途径以寻求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减贫突破。另外李小云、吴国宝、左停等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看法思路和建议，不再赘述。
三、聚焦实现如期脱贫的扶贫路径研究
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 “五个一批 ”的脱贫路径，包括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经济扶贫、生态旅游扶贫、文化扶贫、绿色扶贫等途径和方式。
在产业扶贫方面，全承相、贺丽君、全永海在对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扶贫开发中如何实现精准化目标的基本思路，主张有针对性地开展贫困农民产业技能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条件扶贫；利用积极有效的财税金融政策，有针对性地促进产业扶贫事业的发展；健全科学的产业扶贫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精准推动产业扶贫深入发展。沈洋提出，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农业经营的
设计并实现综合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的贫困状况测算与分析模型，系统分析贫困人口和贫困区域的贫困程度、致贫原因和贫困类型，为扶贫业务部门设计相应的扶贫开发识别和瞄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刘解龙指出，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面临新的机遇，必须推进理论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包括市场机制创新、主体之间协商机制创新、扶贫资源整合机制创新、可持续发展支撑机制创新）。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编著的《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以山西省扶贫开发工作为研究对象，立足理论和实践创新，围绕精准识别、精准规划、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五个维度，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思路，设计出精准扶贫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精准有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勾勒出精准扶贫的识别新模型、规划新图谱，建立起精准扶贫的帮扶新机制、管理新制度和考核新体系。郑瑞强基于精准扶贫大数据分析支持的可行性研究，总结当前扶贫工作的挑战，提出 “十三五 ”期间扶贫策略：精准扶贫，供需对接，整合扶贫资源，实施普惠式扶贫向适度竞争式扶贫战略转变，关注 “支出型贫困 ”家庭救助，优化扶贫资源运作与传递，注重扶贫治理机制创新，强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强化发展扶持政策衔接，提高贫困人口资源承接水平。徐勇、刘艳华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进行研究，提出人口区域识别的精准度是关键，建议：基于不同维度缺乏需采取不同基础扶贫措施的考虑，将多维贫困县划分为金融资本缺乏型、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建设缺乏型、金融基建兼缺型、人力基建兼缺型、生计途径缺乏型、生存条件缺乏型和发展条件缺乏型８种类型，建议每种贫困类型区都应根据其具体的弱势维度情况既要采取基础扶贫措施消除农户脱贫和发展可持续生计中的 “短板”，又要依据地方资本（组合）优势发展地区经济、拓宽农户的生计途径以寻求更有效和更可持续的减贫突破。另外李小云、吴国宝、左停等也提出了很多有益的看法思路和建议，不再赘述。
三、聚焦实现如期脱贫的扶贫路径研究
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 “五个一批 ”的脱贫路径，包括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经济扶贫、生态旅游扶贫、文化扶贫、绿色扶贫等途径和方式。
在产业扶贫方面，全承相、贺丽君、全永海在对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扶贫开发中如何实现精准化目标的基本思路，主张有针对性地开展贫困农民产业技能培训，充分利用当地产业条件扶贫；利用积极有效的财税金融政策，有针对性地促进产业扶贫事业的发展；健全科学的产业扶贫绩效考核奖惩机制，精准推动产业扶贫深入发展。沈洋提出，应该加大对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农业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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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化现状，成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一步明确合作组织与贫困农户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增强农业产业发展对贫困地区减贫工作的推动力。谷树忠、巩前文、穆向丽以打造从跨区域扶贫产业区思路为出发点，认为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应充分尊重连片特困区的资源特点、产业特点。完全立足于产业发展，弱化区域界线，实现资源的统一配置。提高规模效益、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效果，生产、加工、销售整个链条上实现完全统一，杜绝区内各自为政的现象。他们建议，探索（联合体发展模式）发展跨区域扶贫产业区，主张做好 “三统一”：一是统一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区内产业在面向全国市场时具有历史差异性如区域位置、地域文化、市场认同度。二是统一产品生产标准。区内产业发展过程中做到统一产品生产流程、投入品选用、产品质量标准等。三是统一开发新产品。区内企业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产品开发模式（联合体发展模式），要求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在教育扶贫方面的资料比较多，其中大部分是基于一定具体地域的教育扶贫研究。周常春、张秀云、张泽辰分析了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府和社区对扶贫项目和资源的管理能力严重影响着产业扶贫实施的效果。因此，贫困地区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政府和社区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有效地利用扶贫资源，选择适当的扶贫产业，对于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和社区合理使用扶贫资源，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各种类型的生产技术培训能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与脱贫积极性，使得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从而对产业扶贫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在教育扶贫方面，何家理、查芳、陈绪敖基于对陕西省７地市１８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发现，陕西贫困山区教育扶贫效果处于 “有功不明”的状态，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人们生育观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司树杰以武山县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为例分析指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发展乡村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通道。邓宏亮、黄太洋、辛娜基于对江西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江西省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和贫困发生率均呈现收敛性特征；教育财政支出和贫困发生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弹性低于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教育财政支出减贫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门槛特征，其减贫弹性与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呈同方向变化，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方
分散化现状，成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进一步明确合作组织与贫困农户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增强农业产业发展对贫困地区减贫工作的推动力。谷树忠、巩前文、穆向丽以打造从跨区域扶贫产业区思路为出发点，认为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应充分尊重连片特困区的资源特点、产业特点。完全立足于产业发展，弱化区域界线，实现资源的统一配置。提高规模效益、资源配置效率和扶贫效果，生产、加工、销售整个链条上实现完全统一，杜绝区内各自为政的现象。他们建议，探索（联合体发展模式）发展跨区域扶贫产业区，主张做好 “三统一”：一是统一市场的开拓与发展区内产业在面向全国市场时具有历史差异性如区域位置、地域文化、市场认同度。二是统一产品生产标准。区内产业发展过程中做到统一产品生产流程、投入品选用、产品质量标准等。三是统一开发新产品。区内企业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新产品开发模式（联合体发展模式），要求跨区域扶贫产业区在教育扶贫方面的资料比较多，其中大部分是基于一定具体地域的教育扶贫研究。周常春、张秀云、张泽辰分析了扶贫参与主体能力建设对产业扶贫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府和社区对扶贫项目和资源的管理能力严重影响着产业扶贫实施的效果。因此，贫困地区在实施产业扶贫过程中，政府和社区是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合理有效地利用扶贫资源，选择适当的扶贫产业，对于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扶贫项目与资源的管理能力和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和社区合理使用扶贫资源，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各种类型的生产技术培训能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与脱贫积极性，使得扶贫参与人员的执行力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从而对产业扶贫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
在教育扶贫方面，何家理、查芳、陈绪敖基于对陕西省７地市１８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教育扶贫效果调查发现，陕西贫困山区教育扶贫效果处于 “有功不明”的状态，教育扶贫具有推动人口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减轻当地环境承载压力、引起家庭收入来源结构发生变化、外出务工的工资同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人们生育观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功效。司树杰以武山县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为例分析指出，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发展乡村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通道。邓宏亮、黄太洋、辛娜基于对江西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江西省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和贫困发生率均呈现收敛性特征；教育财政支出和贫困发生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教育财政支出的减贫弹性低于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教育财政支出减贫效应还未充分发挥出来；教育财政支出减贫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门槛特征，其减贫弹性与教育财政支出强度呈同方向变化，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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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变化。谢霄男、王让新认为，推进教育扶贫大发展解决农村教育扶贫问题，不能缺少顶层设计。需要完善从 “输血式 ”到 “造血式 ”的扶贫规划。尤其是需要注意到目前农村学校学生移民激增与农村学校萎缩严重，与 “输血式 ”的教育扶贫规划不无关系。杨树东、于虹指出，教育在贫困的分析中具有双重性：一是教育匮乏造成收入低下；二是教育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主要表现。在现实中人们能够感觉到，教育匮乏，就业困难，收入低下，贫困，教育更匮乏这样的恶性循环过程。教育扶贫的专著成果中，阎桂芝的《清华教育扶贫十年路》介绍了清华教育扶贫事业十年来的经历、启发和影响，总结了清华大学教育扶贫项目实践开展和教育扶贫研究的丰硕成果。清华大学时刻以 “智力扶贫 ”作为工作理念开展教育扶贫工作，从国家供血到帮助贫困地区自己造血，从 “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这一系列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２１世纪扶贫方式转变的深刻内涵和意义。
在金融扶贫方面，本年度的成果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考察普惠金融、小额信贷、扶贫资金运用、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资金运用中的问题及对策等。如周孟亮、彭雅婷基于普惠金融视角，对我国金融扶贫工作的开展提出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注重政府在金融扶贫中的导向作用、加强信贷产品创新、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等建议，尤其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体系构建中，要发挥大型商业性金融、微型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各自的比较优势，贫困户积极培养信用意识，转变金融观念。曹诚、严晨以甘肃酒泉为例，指出金融扶贫面临贫困面较广、基础设施配套率低、耕地质量不高、公共服务设施滞后、农业科技服务滞后、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等诸多问题。朱兆文基于对重庆市金融扶贫的具体研究，提出强化金融扶贫合力、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并进、加强金融扶贫的生态建设等建议。刘开华、彭见琼认为应健全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首先，创造各种政策优惠条件推动贫困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次，还要强化政府、行业和金融等主体为小微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人才开发、信息咨询、法律援助等社会综合服务，为小微企业实现自主创新、自我提升创造条件。再次，贫困地区探索建立由国家机制保证、行业政策引导，针对创业企业提供财政担保、贷款贴息或补贴。李晶玲、张双英、谢瑞芬从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做了论述，指出应加大金融与电子商务的结合，推动实现精准扶贫。一是政府搭建平台，加大对贫困地区电商客户需求的分析，找到提供服务的切入点。二是建议金融机构将为电商提供相应金融服务与支持中小企业相结合。三是鼓励金融机构拓展产品，简化贷款条件，满足贫困地区的金融基本需求。郑寿明、吴滋兴、张茂林、蒋立南强调，一种好的金融制度设计，能够为解决贫穷的宏伟目标服务。为此建议：一是承办扶
向变化。谢霄男、王让新认为，推进教育扶贫大发展解决农村教育扶贫问题，不能缺少顶层设计。需要完善从 “输血式 ”到 “造血式 ”的扶贫规划。尤其是需要注意到目前农村学校学生移民激增与农村学校萎缩严重，与 “输血式 ”的教育扶贫规划不无关系。杨树东、于虹指出，教育在贫困的分析中具有双重性：一是教育匮乏造成收入低下；二是教育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主要表现。在现实中人们能够感觉到，教育匮乏，就业困难，收入低下，贫困，教育更匮乏这样的恶性循环过程。教育扶贫的专著成果中，阎桂芝的《清华教育扶贫十年路》介绍了清华教育扶贫事业十年来的经历、启发和影响，总结了清华大学教育扶贫项目实践开展和教育扶贫研究的丰硕成果。清华大学时刻以 “智力扶贫 ”作为工作理念开展教育扶贫工作，从国家供血到帮助贫困地区自己造血，从 “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这一系列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２１世纪扶贫方式转变的深刻内涵和意义。
在金融扶贫方面，本年度的成果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考察普惠金融、小额信贷、扶贫资金运用、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资金运用中的问题及对策等。如周孟亮、彭雅婷基于普惠金融视角，对我国金融扶贫工作的开展提出发挥市场导向作用、注重政府在金融扶贫中的导向作用、加强信贷产品创新、加强农村金融法制、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等建议，尤其在我国连片特困地区金融扶贫体系构建中，要发挥大型商业性金融、微型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各自的比较优势，贫困户积极培养信用意识，转变金融观念。曹诚、严晨以甘肃酒泉为例，指出金融扶贫面临贫困面较广、基础设施配套率低、耕地质量不高、公共服务设施滞后、农业科技服务滞后、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等诸多问题。朱兆文基于对重庆市金融扶贫的具体研究，提出强化金融扶贫合力、政策性与商业性金融并进、加强金融扶贫的生态建设等建议。刘开华、彭见琼认为应健全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体系。首先，创造各种政策优惠条件推动贫困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次，还要强化政府、行业和金融等主体为小微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人才开发、信息咨询、法律援助等社会综合服务，为小微企业实现自主创新、自我提升创造条件。再次，贫困地区探索建立由国家机制保证、行业政策引导，针对创业企业提供财政担保、贷款贴息或补贴。李晶玲、张双英、谢瑞芬从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做了论述，指出应加大金融与电子商务的结合，推动实现精准扶贫。一是政府搭建平台，加大对贫困地区电商客户需求的分析，找到提供服务的切入点。二是建议金融机构将为电商提供相应金融服务与支持中小企业相结合。三是鼓励金融机构拓展产品，简化贷款条件，满足贫困地区的金融基本需求。郑寿明、吴滋兴、张茂林、蒋立南强调，一种好的金融制度设计，能够为解决贫穷的宏伟目标服务。为此建议：一是承办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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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根据当年新增扶贫支农再贷款的存量总额，打包向当地人民银行申请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二是建立政策性、商业性、网贷平台等多主体的扶贫金融体系，完善资金供给机制，增加小额信贷投放量。三是整合各类财政扶贫资源。四是建立精准金融扶贫考核机制。五是在贫困地区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使金融产品为更多的农户认识和使用，并且培育信用意识。林建华主张建立金融扶贫联动机制和包片联系工作机制。如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省会中支重点联系市州、市州中支重点联系县、县支行重点联系村的包片联系工作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在全省创建以贫困户为点、贫困村为面、贫困县为片的 “点、面、片”相结合的三级联动机制，联合扶贫办、银监会等部门和主办银行建立三级联动联系制度，明确各单位职责，将责任落实到人，进行分级包干，确保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的各类金融服务问题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有人解决。
在生态、低碳和旅游扶贫方面，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认为国外旅游扶贫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社区旅游是旅游扶贫的主要方式，旅游扶贫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合理的规划与操控才能可持续发展。并指出，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是旅游扶贫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和支持者。田开春支持建立生态补偿实施效果考核机制：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将生态效益补偿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确实履行支付义务，同时引导各类受益主体履行生态补偿义务。二是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效益评估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的效能考核。三是在落实产权的基础上，结合林地面积以林木蓄积量为主要补偿指标，建立受补偿者履行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责任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任务具体落实到各生态区块，坚持责权利相结合，提高当地居民参与度，使政府执法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李志伟以太行山区为例，强调旅游扶贫开发应以政策性项目驱动模式为主导模式，借助于项目驱动平台，为旅游扶贫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来源。黄泽海、侯春娥认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根据协同创新的自组织理论的特征，按照开放、共享、问题导向、分工协作的原则，针对主要问题构建开放式的、协调发展的内生增长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张渝、王永生提出了要根据本地的自然资源、经济状况、传统文化选取和发展特色农业，同时需要了解各区位的不同产业优势，发展前景好的市场，合理布局、发展支柱企业，并建立优势地位的产业。黄永斌、董锁、成方婷认为，把贫困人口生计与生态环境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解决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突出矛盾的有效路径，县区间贫困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所以需要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解
贫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根据当年新增扶贫支农再贷款的存量总额，打包向当地人民银行申请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二是建立政策性、商业性、网贷平台等多主体的扶贫金融体系，完善资金供给机制，增加小额信贷投放量。三是整合各类财政扶贫资源。四是建立精准金融扶贫考核机制。五是在贫困地区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使金融产品为更多的农户认识和使用，并且培育信用意识。林建华主张建立金融扶贫联动机制和包片联系工作机制。如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省会中支重点联系市州、市州中支重点联系县、县支行重点联系村的包片联系工作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在全省创建以贫困户为点、贫困村为面、贫困县为片的 “点、面、片”相结合的三级联动机制，联合扶贫办、银监会等部门和主办银行建立三级联动联系制度，明确各单位职责，将责任落实到人，进行分级包干，确保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的各类金融服务问题有人关心、有人过问、有人解决。
在生态、低碳和旅游扶贫方面，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认为国外旅游扶贫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社区旅游是旅游扶贫的主要方式，旅游扶贫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合理的规划与操控才能可持续发展。并指出，非政府组织（ＮＧＯ）是旅游扶贫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和支持者。田开春支持建立生态补偿实施效果考核机制：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将生态效益补偿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确实履行支付义务，同时引导各类受益主体履行生态补偿义务。二是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效益评估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的效能考核。三是在落实产权的基础上，结合林地面积以林木蓄积量为主要补偿指标，建立受补偿者履行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责任机制。将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任务具体落实到各生态区块，坚持责权利相结合，提高当地居民参与度，使政府执法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李志伟以太行山区为例，强调旅游扶贫开发应以政策性项目驱动模式为主导模式，借助于项目驱动平台，为旅游扶贫的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来源。黄泽海、侯春娥认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根据协同创新的自组织理论的特征，按照开放、共享、问题导向、分工协作的原则，针对主要问题构建开放式的、协调发展的内生增长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张渝、王永生提出了要根据本地的自然资源、经济状况、传统文化选取和发展特色农业，同时需要了解各区位的不同产业优势，发展前景好的市场，合理布局、发展支柱企业，并建立优势地位的产业。黄永斌、董锁、成方婷认为，把贫困人口生计与生态环境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解决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突出矛盾的有效路径，县区间贫困与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所以需要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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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法与路径：循环经济发展较高县区应继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需重点解决贫困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应在优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扶贫开发，此时政策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与投资政策绿色化转向；而循环经济水平较低县区应着力提高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注重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绿色化转向。
低碳与生态扶贫旅游的专著方面，吴大华、叶韬、张学立、黄承伟等编著的《反贫困 ·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论坛（２０１４）》以反贫困的超前视角，对当今的反贫困予以高度概括，正面回答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众多专家提出了关于 “生态文明与反贫困 ”的最新论断，围绕 “生态文明与反贫困 ”这个主题来探讨当下的反贫困问题，指出一个颇具创新价值的严峻问题。蔡典雄等著作《中国生态扶贫战略研究》构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生态扶贫概念框架，从理论上揭示了贫困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两者发生变化的驱动力，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系统总结了中国生态扶贫面临的主要战略，最终提出了生态扶贫发展战略。杨德进、白长虹著《旅游扶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按照国际旅游扶贫发展脉络、理论前沿、实践动态、经验启示的思路编译成 “国外经验借鉴 ”部分。基于南开大学与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 “校地合作、扎根研究”，对马边彝族自治县旅游扶贫路径和我国旅游扶贫相关政策、旅游扶贫试验区建设、相关研究进展等梳理和总结，形成 “国内研究探索 ”部分。王亚娟著《基于行动者中心的旅游减贫研究 ———以漓江杨堤 —兴坪段为例》以旅游减贫为核心，围绕漓江旅游产品变迁进行论分析，旅游减贫的逻辑已经从如何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增长波及到贫困人口，转变为如何发展有利于贫困人口旅游，贫困人口在减贫中作用得到研究者重视。
易地扶贫搬迁包括生态移民扶贫等研究方面，郑瑞强、王英编著的《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围绕江西省移民扶贫政策运行系统解构、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与生计变化、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影响因素探寻、同步小康视野下扶贫移民扶贫资源承接等内容进行了剖析。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协会编著的蓝皮书《２０１４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发展报告》翔实地记录了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部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扶贫移民工作现状，推介扶贫移民经验、促进扶贫移民发展。
在低保扶贫方面，王增文通过构建ＳＣＣＲ评判矩阵，分析中国农村低保户贫困程度瞄准与识别。他指出，从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状况来看，只有贵州省的社会救助制度针对贫困程度实施了适合本地的贫困程度的划分，并且按照贫困程度将最低生活保障户分为五档，补助水平分为五个档次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
决方法与路径：循环经济发展较高县区应继续推进循环经济发展，需重点解决贫困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胁迫，应在优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扶贫开发，此时政策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与投资政策绿色化转向；而循环经济水平较低县区应着力提高县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注重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绿色化转向。
低碳与生态扶贫旅游的专著方面，吴大华、叶韬、张学立、黄承伟等编著的《反贫困 ·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论坛（２０１４）》以反贫困的超前视角，对当今的反贫困予以高度概括，正面回答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众多专家提出了关于 “生态文明与反贫困 ”的最新论断，围绕 “生态文明与反贫困 ”这个主题来探讨当下的反贫困问题，指出一个颇具创新价值的严峻问题。蔡典雄等著作《中国生态扶贫战略研究》构建了适合中国特色的生态扶贫概念框架，从理论上揭示了贫困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两者发生变化的驱动力，开展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系统总结了中国生态扶贫面临的主要战略，最终提出了生态扶贫发展战略。杨德进、白长虹著《旅游扶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按照国际旅游扶贫发展脉络、理论前沿、实践动态、经验启示的思路编译成 “国外经验借鉴 ”部分。基于南开大学与乌蒙山连片特困地区 “校地合作、扎根研究”，对马边彝族自治县旅游扶贫路径和我国旅游扶贫相关政策、旅游扶贫试验区建设、相关研究进展等梳理和总结，形成 “国内研究探索 ”部分。王亚娟著《基于行动者中心的旅游减贫研究 ———以漓江杨堤 —兴坪段为例》以旅游减贫为核心，围绕漓江旅游产品变迁进行论分析，旅游减贫的逻辑已经从如何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增长波及到贫困人口，转变为如何发展有利于贫困人口旅游，贫困人口在减贫中作用得到研究者重视。
易地扶贫搬迁包括生态移民扶贫等研究方面，郑瑞强、王英编著的《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围绕江西省移民扶贫政策运行系统解构、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与生计变化、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影响因素探寻、同步小康视野下扶贫移民扶贫资源承接等内容进行了剖析。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协会编著的蓝皮书《２０１４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发展报告》翔实地记录了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部门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扶贫移民工作现状，推介扶贫移民经验、促进扶贫移民发展。
在低保扶贫方面，王增文通过构建ＳＣＣＲ评判矩阵，分析中国农村低保户贫困程度瞄准与识别。他指出，从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状况来看，只有贵州省的社会救助制度针对贫困程度实施了适合本地的贫困程度的划分，并且按照贫困程度将最低生活保障户分为五档，补助水平分为五个档次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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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人员中的老年人、重残人员、患重大疾病人员、在校学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纯女户的女孩，以及一类贫困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等特殊困难对象，可结合本地实际，按其核定的家庭人均补助金额的２０％～４０％或定额增发救助金额，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研究成果，在此略去。
在文化扶贫研究方面，成果主要包括王俊文认为 “文化扶贫 ”是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中部贫困地区农村由于资金、基础设施等方面制约，以致 “文化扶贫 ”逐渐被 “边缘化”，加强 “文化扶贫 ”已成为中部贫困地区农村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吴晓东等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视角》以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为视角，以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为构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理论基础，以 “扶贫 ”为目标，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徐惟诚著《徐惟诚文集（第８卷）：宣传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扶贫》结合工作实际，加强理论研究，总结宣传规律，提倡文明新风，推动文化扶贫，反映了新中国宣传思想领域的发展历程。
四、扶贫脱贫区域差异性研究
（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研究
１４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扶贫开发主战场，学界关于扶贫的地域性研究也相对集中在这些地方，一方面是站在全局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是具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
在研究专著中，尤习贵著《情系扶贫 ———湖北省四大山区交通连片扶贫开发新探索》是湖北省交通系统对 “十二五 ”期连片扶贫工作的总结和思考，阐述了连片扶贫工作在湖北省交通系统的实践和社会经济影响。书中指出，连片扶贫是现阶段扶贫工作的科学思路，是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得到交通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经过五年多的实践，湖北连片扶贫工作以交通建设为突破口，在省内四大山区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有力推动了各片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了既定目标。
在学术论文方面，林晓红等基于对罗霄山片区茶陵县、炎陵县区域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计生部门要明确职责，理清计生精准扶贫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快精准扶贫的进度，加大精准扶贫的力度。王建平基于对川西北藏区的考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和贫困人口增收有积极影响的结论，但不同类型的资金投入和资金投向产生的减贫效果却存在较大差异。李志伟基于对太行山旅游扶贫的研究，认为应借助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等优势资源，以政策性项目驱动模式为主导模式，加快太行山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促进当地人民群众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陈绪敖、何
遇人员中的老年人、重残人员、患重大疾病人员、在校学生、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纯女户的女孩，以及一类贫困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等特殊困难对象，可结合本地实际，按其核定的家庭人均补助金额的２０％～４０％或定额增发救助金额，在这方面还有其他研究成果，在此略去。
在文化扶贫研究方面，成果主要包括王俊文认为 “文化扶贫 ”是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中部贫困地区农村由于资金、基础设施等方面制约，以致 “文化扶贫 ”逐渐被 “边缘化”，加强 “文化扶贫 ”已成为中部贫困地区农村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吴晓东等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视角》以民族地区文化软实力建设为视角，以民族地区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为构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的理论基础，以 “扶贫 ”为目标，构建一个全新的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徐惟诚著《徐惟诚文集（第８卷）：宣传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扶贫》结合工作实际，加强理论研究，总结宣传规律，提倡文明新风，推动文化扶贫，反映了新中国宣传思想领域的发展历程。
四、扶贫脱贫区域差异性研究
（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研究
１４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扶贫开发主战场，学界关于扶贫的地域性研究也相对集中在这些地方，一方面是站在全局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是具有针对性的个案研究。
在研究专著中，尤习贵著《情系扶贫 ———湖北省四大山区交通连片扶贫开发新探索》是湖北省交通系统对 “十二五 ”期连片扶贫工作的总结和思考，阐述了连片扶贫工作在湖北省交通系统的实践和社会经济影响。书中指出，连片扶贫是现阶段扶贫工作的科学思路，是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得到交通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经过五年多的实践，湖北连片扶贫工作以交通建设为突破口，在省内四大山区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有力推动了各片区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了既定目标。
在学术论文方面，林晓红等基于对罗霄山片区茶陵县、炎陵县区域的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计生部门要明确职责，理清计生精准扶贫发展思路，进一步加快精准扶贫的进度，加大精准扶贫的力度。王建平基于对川西北藏区的考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和贫困人口增收有积极影响的结论，但不同类型的资金投入和资金投向产生的减贫效果却存在较大差异。李志伟基于对太行山旅游扶贫的研究，认为应借助于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等优势资源，以政策性项目驱动模式为主导模式，加快太行山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促进当地人民群众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陈绪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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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理调查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发现，交通条件和地理区位对贫困地区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交通、通信、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差，形成相对较高的交易费用及有效投资动力不足。韩斌研究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精准扶贫生态扶贫的绿色发展模式指出，通过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依石漠化地区立体的地貌、地形和气候变化，在山顶、山腰、山脚和坝区分别采取生态造林、种植经济林果、坡地改梯田、生态移民安置等措施，加快传统农业向绿色生态效益型农业转变，走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路子，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的扶贫开发。张立群研究武陵山片区内生发展模式发现，调整产业结构是根本。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大农业，在 “农、林、牧、副、渔”等大农业上拓展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涉农企业，以农业产业化企业为龙头，带动武陵山片区农业发展。再一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如生态农业观光、休闲旅游等。沈茂英指出，四川藏区特殊性在于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生态功能以及人口分布等。国家应在制度层面对四川藏区的扶贫给予全额资金投入，取消地方配套和贫困人口配套的资金要求。对易地扶贫，要准确测算资金需求并提供足额资金，使最贫困的农户也能够通过易地安置实现发展。何芬、赵燕霞以国际经验聚焦１４个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美国阿巴拉契亚、日本北海道两个典型地区为案例，从构建合作框架、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加大扶贫力度、导入绿色产业、重视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陈绪敖、张立群分别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探讨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情况。张琦等在对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整村推进与差异性相结合的扶贫开发模式。他认为，要想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一个区域进行整体推进，必须从实质层面加强片区内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如在目前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涉及片区扶贫的工作，在项目规划重大项目的选择和审批等方面，联席会议要加强其投票权，片区涉及的省份根据贫困县数目或其他指标设立进入联席会议的席位，并对相关决策进行投票表决等。此外，各个规模片区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扶贫，对于发展现状相对较好但是增长情况不理想的片区，要进一步在扶贫进度上下功夫，提升增长速度，而对于增长情况较好但是发展现状表现一般的片区，则应该进一步扩大投资力度。
（二）特殊区域的扶贫脱贫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面建成小
家理调查秦巴山片区、武陵山片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发现，交通条件和地理区位对贫困地区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交通、通信、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差，形成相对较高的交易费用及有效投资动力不足。韩斌研究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精准扶贫生态扶贫的绿色发展模式指出，通过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依石漠化地区立体的地貌、地形和气候变化，在山顶、山腰、山脚和坝区分别采取生态造林、种植经济林果、坡地改梯田、生态移民安置等措施，加快传统农业向绿色生态效益型农业转变，走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路子，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的扶贫开发。张立群研究武陵山片区内生发展模式发现，调整产业结构是根本。一方面，应大力发展现代生态大农业，在 “农、林、牧、副、渔”等大农业上拓展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涉农企业，以农业产业化企业为龙头，带动武陵山片区农业发展。再一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有条件的地方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如生态农业观光、休闲旅游等。沈茂英指出，四川藏区特殊性在于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生态功能以及人口分布等。国家应在制度层面对四川藏区的扶贫给予全额资金投入，取消地方配套和贫困人口配套的资金要求。对易地扶贫，要准确测算资金需求并提供足额资金，使最贫困的农户也能够通过易地安置实现发展。何芬、赵燕霞以国际经验聚焦１４个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美国阿巴拉契亚、日本北海道两个典型地区为案例，从构建合作框架、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加大扶贫力度、导入绿色产业、重视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陈绪敖、张立群分别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探讨武陵山片区的扶贫情况。张琦等在对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成效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整村推进与差异性相结合的扶贫开发模式。他认为，要想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一个区域进行整体推进，必须从实质层面加强片区内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如在目前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涉及片区扶贫的工作，在项目规划重大项目的选择和审批等方面，联席会议要加强其投票权，片区涉及的省份根据贫困县数目或其他指标设立进入联席会议的席位，并对相关决策进行投票表决等。此外，各个规模片区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扶贫，对于发展现状相对较好但是增长情况不理想的片区，要进一步在扶贫进度上下功夫，提升增长速度，而对于增长情况较好但是发展现状表现一般的片区，则应该进一步扩大投资力度。
（二）特殊区域的扶贫脱贫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脱贫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面建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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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会，离不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张志远编著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借鉴西方福利三角理论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作为福利提供方及组成的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以国家、市场、社会为内容、与本土相结合的新福利三角分析框架，并用于西南地区云南省布朗山布朗族乡的贫困治理研究。李红军著作《临翔南美拉祜族反贫困问题研究》以临沧市临翔区南美拉祜族乡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对南美拉祜族及其所处的地域历史文化考察基础上，对其反贫困发展历程作了梳理。王晓毅论述了滇西北和贵州的案例研究反思的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他认为，经过大规模反贫困以后，中国的贫困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相对贫困，随着贫困线的提高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扶贫的任务越来越瞄准于特定的贫困人群。但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地理区位、文化传统和贫困纠结在一起，使得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成为一个政府干预下的发展问题。发展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是国家推动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比较，政府和资本更迷信单一方向的发展过程，因此促使政府和资本的反思是很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发展方式的选择不是靠单一的设计所能完成的，尽管好的设计可以减少发展中的摩擦。发展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决定了作为行动的反思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贯穿在发展过程的始终。王孔敬以民族山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变动趋势为切入点，发现贫困分布的非均衡性与地域的相对集中性，应成为今后多维减贫中的主要扶持对象。
（三）高原特殊地区扶贫脱贫研究
黎莉莉、秦富对高山贫困地区生态移民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基本生存条件是影响高山贫困地区生态移民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经济条件直接决定农户的搬迁能力，基本生存条件是生态移民决策行为的重要推力。而实际搬迁的大多是有些家底的贫困户，而真正需要尽快搬迁出来的高山地区深度贫困户由于自身资金不足，想搬而又无法搬迁，不可避免出现 “搬富不搬穷 ”的现象。李生总结了内蒙古生态脆弱区生态移民的相关经验、问题与对策，认为发展绿色产业、提升产业支撑力、加快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才是解决生态移民问题的根本。吴炯丽、宋建华针对新疆南疆三地州进行健康、医疗、教育、住房、资产５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进行考查，发现南疆三地州贫困更多表现为教育和资产贫困，并从金融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减贫措施。李继刚从脆弱性贫困的角度审视西藏自治区，认为供基础性农牧业服务、提高农牧民应
康社会，离不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张志远编著的《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借鉴西方福利三角理论中国家、市场和家庭作为福利提供方及组成的范式作为分析框架，提出以国家、市场、社会为内容、与本土相结合的新福利三角分析框架，并用于西南地区云南省布朗山布朗族乡的贫困治理研究。李红军著作《临翔南美拉祜族反贫困问题研究》以临沧市临翔区南美拉祜族乡为个案，对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对南美拉祜族及其所处的地域历史文化考察基础上，对其反贫困发展历程作了梳理。王晓毅论述了滇西北和贵州的案例研究反思的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他认为，经过大规模反贫困以后，中国的贫困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相对贫困，随着贫困线的提高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扶贫的任务越来越瞄准于特定的贫困人群。但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地理区位、文化传统和贫困纠结在一起，使得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成为一个政府干预下的发展问题。发展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是国家推动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市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比较，政府和资本更迷信单一方向的发展过程，因此促使政府和资本的反思是很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发展方式的选择不是靠单一的设计所能完成的，尽管好的设计可以减少发展中的摩擦。发展方式的选择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决定了作为行动的反思会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贯穿在发展过程的始终。王孔敬以民族山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变动趋势为切入点，发现贫困分布的非均衡性与地域的相对集中性，应成为今后多维减贫中的主要扶持对象。
（三）高原特殊地区扶贫脱贫研究
黎莉莉、秦富对高山贫困地区生态移民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基本生存条件是影响高山贫困地区生态移民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经济条件直接决定农户的搬迁能力，基本生存条件是生态移民决策行为的重要推力。而实际搬迁的大多是有些家底的贫困户，而真正需要尽快搬迁出来的高山地区深度贫困户由于自身资金不足，想搬而又无法搬迁，不可避免出现 “搬富不搬穷 ”的现象。李生总结了内蒙古生态脆弱区生态移民的相关经验、问题与对策，认为发展绿色产业、提升产业支撑力、加快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才是解决生态移民问题的根本。吴炯丽、宋建华针对新疆南疆三地州进行健康、医疗、教育、住房、资产５个维度的贫困发生率进行考查，发现南疆三地州贫困更多表现为教育和资产贫困，并从金融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减贫措施。李继刚从脆弱性贫困的角度审视西藏自治区，认为供基础性农牧业服务、提高农牧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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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风险能力、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化解市场风险、发挥村委会的职能等可以指导西藏的扶贫。杨清清、李小双对重庆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与社会稳定进行研究分析提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是一种减轻人为对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能够实现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也为子孙后代保护了青山绿水，也降低了因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四）省级扶贫脱贫研究
在扶贫的地域性研究中，一些学者选取特殊典型的省市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案例研究，比如重庆、广西、甘肃、新疆等地，这些具体的扶贫研究对扶贫工作更容易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扶贫效果也更加准确明显。郑子敬提出如何将贵州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通过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来促进地区脱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并建议加强贫困地区地质勘查投入、加强环境保护、实行资源就地深加工战略。黄晓平、刘永久认为在贵州的扶贫生态移民中，“先易后难 ”的推进策略极易造成 “搬富不搬贫 ”的结果，建立健全扶贫生态移民对象识别机制，实行差别化的资助政策和多样化的搬迁安置方式才是实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精准化的合理选择。李宏庆研究贺州市扶贫生态移民工作，发现存在搬迁对象点多面广、生产资料量少质差、补助资金不足、移民对象综合素质相对偏低而后续发展困难等问题，并在政策、组织、机制、创业方面给出思考和建议。李小安反思甘肃多年来的扶贫模式，认为要彻底解决甘肃农村地区的贫困，必须由法律来调节和规范扶贫工作，实现政策性扶贫向法制化扶贫的转变。李先东、黄国勇、戴泉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ＥＬＥＳ）模型对新疆农村贫困线进行测度，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现行线与修正线的差异。依据修正后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引入Ｌｏｒｅｎｚ曲线测算新疆农村贫困结构指数（ＦＧＴ），得出新疆今后的扶贫助贫工作应由输血转向造血机制，贫困线的确定不仅要充分考虑该地区居民的生存，还应该充分考虑贫困群体家庭中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和健康需求，从源头上制止 “贫困陷阱”。
在研究专著方面，高杨著《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以山东省作为样本研究区域，运用问卷调查法、ＰＲＯＢＩＴ计量模型、动态博弈分析等方法对互助社的总体情况及具体的筹资、管理、运营、风险监管、贫困瞄准５个方面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熊娜著《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广西为例》评价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测度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构建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框架，提出了建设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路。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著编著的《天
对自然风险能力、发挥政府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化解市场风险、发挥村委会的职能等可以指导西藏的扶贫。杨清清、李小双对重庆高山生态扶贫搬迁与社会稳定进行研究分析提出，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是一种减轻人为对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能够实现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也为子孙后代保护了青山绿水，也降低了因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四）省级扶贫脱贫研究
在扶贫的地域性研究中，一些学者选取特殊典型的省市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案例研究，比如重庆、广西、甘肃、新疆等地，这些具体的扶贫研究对扶贫工作更容易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扶贫效果也更加准确明显。郑子敬提出如何将贵州的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并通过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来促进地区脱贫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并建议加强贫困地区地质勘查投入、加强环境保护、实行资源就地深加工战略。黄晓平、刘永久认为在贵州的扶贫生态移民中，“先易后难 ”的推进策略极易造成 “搬富不搬贫 ”的结果，建立健全扶贫生态移民对象识别机制，实行差别化的资助政策和多样化的搬迁安置方式才是实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精准化的合理选择。李宏庆研究贺州市扶贫生态移民工作，发现存在搬迁对象点多面广、生产资料量少质差、补助资金不足、移民对象综合素质相对偏低而后续发展困难等问题，并在政策、组织、机制、创业方面给出思考和建议。李小安反思甘肃多年来的扶贫模式，认为要彻底解决甘肃农村地区的贫困，必须由法律来调节和规范扶贫工作，实现政策性扶贫向法制化扶贫的转变。李先东、黄国勇、戴泉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ＥＬＥＳ）模型对新疆农村贫困线进行测度，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现行线与修正线的差异。依据修正后的新疆农村贫困线，引入Ｌｏｒｅｎｚ曲线测算新疆农村贫困结构指数（ＦＧＴ），得出新疆今后的扶贫助贫工作应由输血转向造血机制，贫困线的确定不仅要充分考虑该地区居民的生存，还应该充分考虑贫困群体家庭中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和健康需求，从源头上制止 “贫困陷阱”。
在研究专著方面，高杨著《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以山东省作为样本研究区域，运用问卷调查法、ＰＲＯＢＩＴ计量模型、动态博弈分析等方法对互助社的总体情况及具体的筹资、管理、运营、风险监管、贫困瞄准５个方面的运作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熊娜著《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广西为例》评价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绩效，测度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构建了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框架，提出了建设新型农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政策思路。天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著编著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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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扶贫开发》全面反映了三十多年来甘肃省天水市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情况、发展阶段、主要做法、典型经验和巨大成就，着眼于推进全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王朝新、宋明、黄勇等编著的蓝皮书《２０１４年贵州农村扶贫开发报告》就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情况，取得经验和典型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贫困标准提高到２３００元后农村贫困的新趋势和特点，如何推进本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对策等内容，进行了总结与探讨，应当说，省级研究成果很多，限于篇幅在此略去。
五、其他方面研究
“互联网＋”扶贫。结合互联网扶贫脱贫，是在新形势下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指示精神，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莫问剑著《八万里路云和月 ———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互联网》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通榆县域电商及其代表品牌 “三千禾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并对该案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讲述了通榆这个距离各个交通枢纽都十万八千里的偏僻小县城，搭载着电子商务的快车，踏上了云高速，开辟了如火如荼的电商致富的新战场，实现了一个贫困县的电商突围。张瑞东、蒋正伟著《电商赋能 ·弱鸟高飞：电商消贫报告（２０１５）》以阿里在贫困地区建设ＴＢ村发展电子商务借助市场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和案例，总结了电商消贫的成就与经验，明确了如何理解和认识电商消贫，如何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带来的新方法、新手段，如何思考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对于消贫工作的意义，如何看待新型服务体系对于消贫工作的影响，如何借鉴在社会化大平台上展开的创新和实践等一系列问题。
特殊群体脱贫扶贫研究。２０１５年，针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脱贫扶贫研究成果显著。向德平、程玲著作《巾帼脱贫：农村贫困妇女扶持政策评估及建议》运用社会性别视角，通过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女性的生活状态的调查，分析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女性的贫困状况、反贫困路径以及影响因素等，呈现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女性群体在反贫困中的独特经验，评估现行扶持政策对贫困妇女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唐丽霞、杨亮承著《关爱春蕾：农村贫困儿童救助政策评估及建议》通过大学生返乡问卷调查，对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儿童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状况和贫困儿童扶持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整体性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对６个县的实地调研深入了解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儿童的生存现状，把握儿童的实际需求。在对我国现有的农村贫困儿童扶持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政策设计和实施状况等方面寻找完善贫困儿童扶持政策的突破点。杨立雄著《残者有助：农村贫困残疾
水扶贫开发》全面反映了三十多年来甘肃省天水市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情况、发展阶段、主要做法、典型经验和巨大成就，着眼于推进全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王朝新、宋明、黄勇等编著的蓝皮书《２０１４年贵州农村扶贫开发报告》就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情况，取得经验和典型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贫困标准提高到２３００元后农村贫困的新趋势和特点，如何推进本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对策等内容，进行了总结与探讨，应当说，省级研究成果很多，限于篇幅在此略去。
五、其他方面研究
“互联网＋”扶贫。结合互联网扶贫脱贫，是在新形势下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指示精神，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莫问剑著《八万里路云和月 ———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互联网》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通榆县域电商及其代表品牌 “三千禾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并对该案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讲述了通榆这个距离各个交通枢纽都十万八千里的偏僻小县城，搭载着电子商务的快车，踏上了云高速，开辟了如火如荼的电商致富的新战场，实现了一个贫困县的电商突围。张瑞东、蒋正伟著《电商赋能 ·弱鸟高飞：电商消贫报告（２０１５）》以阿里在贫困地区建设ＴＢ村发展电子商务借助市场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和案例，总结了电商消贫的成就与经验，明确了如何理解和认识电商消贫，如何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带来的新方法、新手段，如何思考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对于消贫工作的意义，如何看待新型服务体系对于消贫工作的影响，如何借鉴在社会化大平台上展开的创新和实践等一系列问题。
特殊群体脱贫扶贫研究。２０１５年，针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脱贫扶贫研究成果显著。向德平、程玲著作《巾帼脱贫：农村贫困妇女扶持政策评估及建议》运用社会性别视角，通过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女性的生活状态的调查，分析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女性的贫困状况、反贫困路径以及影响因素等，呈现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女性群体在反贫困中的独特经验，评估现行扶持政策对贫困妇女的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唐丽霞、杨亮承著《关爱春蕾：农村贫困儿童救助政策评估及建议》通过大学生返乡问卷调查，对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儿童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状况和贫困儿童扶持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整体性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对６个县的实地调研深入了解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儿童的生存现状，把握儿童的实际需求。在对我国现有的农村贫困儿童扶持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政策设计和实施状况等方面寻找完善贫困儿童扶持政策的突破点。杨立雄著《残者有助：农村贫困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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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帮扶政策评估及建议》对连片特困地区的５个县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对连片特困地区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贫困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影响残疾人及其家庭贫困的原因，并对残疾人的人力资本、家庭住房、社会排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了连片特困地区残疾人反贫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残疾人反贫困政策的措施。黄恒学、李本钦等的著作《巴中市残疾人扶贫模式创新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四个层面展开研究：一是理论层面，分析残疾人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与运行机理。二是国际经验借鉴，强调从残疾人发展的视角研究
附
国际经验。三是实际层面和政策层面，在文献综述、问题筛选、关键问题识别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残疾人扶贫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针对这三大关键问题提出构建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完善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扶贫开发模式，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创新扶贫模式，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行动纲领。四是案例研究层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调研，并运用前述研究成果，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张 琦 陈国创 孙思睿）
附
国际经验。三是实际层面和政策层面，在文献综述、问题筛选、关键问题识别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残疾人扶贫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并针对这三大关键问题提出构建我国扶贫开发的战略，完善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 ”的扶贫开发模式，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创新扶贫模式，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行动纲领。四是案例研究层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调研，并运用前述研究成果，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张 琦 陈国创 孙思睿）
２０１５年扶贫脱贫研究专著成果统计表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１ 中国扶贫行动 黄承伟 五洲传播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 城乡一体化与减贫 左常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３ 旅游扶贫：江西的构想与实现途径 黄细嘉，陈志军等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４ 旅游扶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杨德进，白长虹 中国旅游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５ 山西省雁门关地区生态环境恢复与扶贫技术及管理模式 奥小平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６ 基于ＧＩＳ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与评价 王艳慧，王小林等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７ ２０１４年贵州农村扶贫开发报告 王朝新，宋明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８ 巴中市残疾人扶贫模式创新研究 黄恒学，李本钦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４月
９ 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 张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１０ 反贫困在行动：中国农村扶贫调查与实践 徐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１ 克贫攻坚 曾福生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２ 清华教育扶贫十年路 阎桂芝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３ 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 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１ 中国扶贫行动 黄承伟 五洲传播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 城乡一体化与减贫 左常升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３ 旅游扶贫：江西的构想与实现途径 黄细嘉，陈志军等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４ 旅游扶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杨德进，白长虹 中国旅游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月
５ 山西省雁门关地区生态环境恢复与扶贫技术及管理模式 奥小平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６ 基于ＧＩＳ的多维贫困精准识别与评价 王艳慧，王小林等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７ ２０１４年贵州农村扶贫开发报告 王朝新，宋明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３月
８ 巴中市残疾人扶贫模式创新研究 黄恒学，李本钦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４月
９ 多民族聚居地区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视角：以布朗山布朗族为例 张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５月
１０ 反贫困在行动：中国农村扶贫调查与实践 徐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１ 克贫攻坚 曾福生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２ 清华教育扶贫十年路 阎桂芝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３ 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 山西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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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１４ 反贫困 ·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论坛（２０１４） 吴大华，叶韬，张学立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５ ２０１４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发展报告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协会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６ 八万里路云和月 ———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互联网 莫问剑 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７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高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８ 中国生态扶贫战略研究 蔡典雄等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９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区域性扶贫政策选择 方迎风，张芬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８月
２０ 定西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崔敏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１ 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 ———首届１０ ..１７论坛文集（上下） １０ ..１７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２ 干部驻村帮扶实务参考 全国扶贫培训宣传中心，吉首大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３ 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２０１５ — ——市场主体参与扶贫专题 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４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视角 吴晓东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５ 徐惟诚文集（第８卷） 徐惟诚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６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郑瑞强，王英 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７ ２０１５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本书编委会 团结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８ 巾帼脱贫：农村贫困妇女扶持政策评估及建议 向德平，程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９ 国际社会保障动态：反贫困模式与管理（２０１５） 李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０ 残者有助：农村贫困残疾人群帮扶政策评估及建议 杨立雄，黄承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１ 关爱春蕾：农村贫困儿童救助政策评估及建议 唐丽霞，杨亮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２ 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 ———在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３ 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 张琦，黄承伟等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４ 情系扶贫 ———湖北省四大山区交通连片扶贫开发新探索 尤习贵 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５ 基于行动者中心的旅游减贫研究 ———以漓江杨堤 —兴坪段为例 王亚娟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１４ 反贫困 ·社会可持续与环境可持续：生态文明与反贫困论坛（２０１４） 吴大华，叶韬，张学立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６月
１５ ２０１４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发展报告 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协会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６ 八万里路云和月 ———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互联网 莫问剑 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７ 扶贫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现状及运行机制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高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８ 中国生态扶贫战略研究 蔡典雄等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１９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区域性扶贫政策选择 方迎风，张芬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８月
２０ 定西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崔敏 甘肃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１ 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 ———首届１０ ..１７论坛文集（上下） １０ ..１７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２ 干部驻村帮扶实务参考 全国扶贫培训宣传中心，吉首大学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３ 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２０１５ — ——市场主体参与扶贫专题 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４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视角 吴晓东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５ 徐惟诚文集（第８卷） 徐惟诚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６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郑瑞强，王英 江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７ ２０１５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本书编委会 团结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８ 巾帼脱贫：农村贫困妇女扶持政策评估及建议 向德平，程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２９ 国际社会保障动态：反贫困模式与管理（２０１５） 李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０ 残者有助：农村贫困残疾人群帮扶政策评估及建议 杨立雄，黄承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１ 关爱春蕾：农村贫困儿童救助政策评估及建议 唐丽霞，杨亮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２ 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 ———在２０１５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习近平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３３ 完善扶贫脱贫机制研究 张琦，黄承伟等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４ 情系扶贫 ———湖北省四大山区交通连片扶贫开发新探索 尤习贵 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５ 基于行动者中心的旅游减贫研究 ———以漓江杨堤 —兴坪段为例 王亚娟 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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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续表
名称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３６ 临翔南美拉祜族反贫困问题研究 李红军 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７ 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战略研究 吴华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８ 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广西为例 熊娜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３９ 天水扶贫开发 本书编委会 甘肃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０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２０１５） 左常升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１ 电商赋能 ·弱鸟高飞：电商消贫报告（２０１５） 张瑞东，蒋正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２ 农民创业与贫困治理：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莫光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３ 农村贫困家庭生计支持政策效应研究 吴军民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４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３６ 临翔南美拉祜族反贫困问题研究 李红军 云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７ 中等收入阶段中国减贫战略研究 吴华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３８ 精准扶贫战略下贫困地区新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以广西为例 熊娜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３９ 天水扶贫开发 本书编委会 甘肃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０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２０１５） 左常升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１ 电商赋能 ·弱鸟高飞：电商消贫报告（２０１５） 张瑞东，蒋正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２ 农民创业与贫困治理：基于广西天等县的实证分析 莫光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３ 农村贫困家庭生计支持政策效应研究 吴军民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４４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注：按照出版时间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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