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1
引 言
城市化是一个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进程。一般而言，经济总量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贫困发生率也相应地越低。但是，有的国家伴随着迅速的城市化，城市贫困反而出现增加的现象，进而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城市化进行减贫的动力机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逐步减少贫困，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刚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市化和减贫就更为至关重要。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1年数据，全球城市化率为52.1%。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为77.7%；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为46.5%，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仅为28.5%。从地区角度看城市化分布情况，北美为82.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79.1%、欧洲为72.9%、大洋洲为70.7%、亚洲为45%、非洲为39.6%。从单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看，全球243个国家或地区（去除两个没有数据的国家或地区），按照城市化区间程度来划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分布大体上以60-70%为主轴，向两边呈递减的趋势，城市化率60-70%的国家有37个，城市化10-20%的国家有16个，城市率在90%以上的国家有31个。
再把视线集中在东盟10国和中国上，东盟10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44.7%，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城市化率分布在70-100%，其中新加坡为100%；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城市化率分布在50-60%；菲律宾在40-50%；泰国、越南、老挝、缅甸在30-40%；柬埔寨在20-30%。
其余国家都普遍偏低，低于全球城市化平均值52.1%，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也仅有50.6%。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化仍然是东盟大多数国家和中国发展的一个趋势。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各国的贫困状况和反贫困政策都不断发生着变化。促使各国贫困状况和反贫困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城市化本身对农村和城市贫困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形象地说，城市化是减贫的手段，也可能成为致贫的推手。
表现之一：贫困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发生着变化。农村人口流动进入城市寻求就业，他们在城市里获取收入，增加了农村家庭的收入，进而减少农村的贫困，这一因素成为很多国家农村减贫的最重要的手段。城市因为农村居民加入到城市劳动过程中，城市经济因此得到繁荣发展，对城市减贫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后，往往不能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受到不平等待遇，工作条件和生活居住等条件往往较差，按照城市生活和贫困标准，他们很大一部分会被划入贫困人口，进而增加了城市贫困规模。即使是原来住城郊由于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城市化后，他们缺乏城市就业的竞争力，也有可能成为城市新增贫困的一部分。同时，这部分来自农村的居民由于他们进城寻求就业，农村中留下了儿童、老年人，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促使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和留守老年人贫困程度加深，因此，农村进一步减贫困难重重。
表现之二：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贫困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的反贫困的政策也逐步开始完善。有研究表明，城市贫困带来的危害可能比农村更加严重，如近年来许多国家频频出现的因失业增加而导致的游行、暴力甚至恐怖活动升温。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重视农村减贫的同时，也开始密切关注城市减贫问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城市化率现在已高达79.1%，这些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经历过贫困的城市化，即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转移。为解决城市高发的贫困问题，这些国家在近二三十年内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城市减贫战略、政策和措施，其中，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和社区升级计划（贫民窟改造项目）是城市减贫的两大支柱政策。当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东盟国家中除了城市化率较高贫困率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3国外，其余国家中有些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贫困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如菲律宾达到26.5%（2009年）、老挝达到17.4（2008年）、印尼达到12.5（2011年）、泰国为13.2%（2011年）。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的贫困仍可能出现从农村快速向城市贫困转化的现象，这需要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这些国家政府关注城市贫困，及早采取应对城市贫困的政策和措施。同时，也要关注流动中的贫困，关注城市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等。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在加快，中国政府虽然有完善的农村减贫战略和措施，在城市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城市贫困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针对应对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引致的贫困问题采取的措施还很缺乏，仍不足以应对因城市化而带来的贫困问题。
本报告研究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贫困主要表现为城市贫困、流动人口贫困和农村贫困三种形式。其中，农村贫困重点关注因受城市化影响而带来的贫困问题，如留守儿童贫困问题和留守老人贫困问题。从性别的角度看，还可能包括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等。本报告写作的目的是为第七届中国东盟减贫和社会发展论坛提供讨论材料，为了更加充分地探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困问题服务。希望通过此报告，唤起人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的重视，总结国际社会有效解决和应对城市化引致的有关贫困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促进各国进一步完善其反贫困战略和政策体系。
鉴于报告撰写团队的专业范围和对资料的有限把握，除了文献综述一章为全球视角，东南亚国家城市化与贫困一章为东南亚国家区域视角外，其余章节都以中国为例。因此报告内容重心是以中国为例，把研究问题融入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贫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上，最后提出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引致的有关贫困问题的解决途径。
本报告主要包括四块内容：第一块内容是，对城市化和贫困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这里尽量归纳出城市化和贫困研究的发现，期望梳理出城市化和贫困的关系、引发的问题和处理的主要途径，这部分内容统领整个报告。第二块内容是，以中国为例，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在中国，与城市化有密切联系的贫困问题包括三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城市贫困，报告中对中国城市户籍人口贫困进行分析，研究角度包括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第二部分是流动人口贫困，报告对流动人口的贫困进行了详细论述，这是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特殊类型的贫困。第三部分内容是城市化引致的农村留守人群的贫困问题，包括留守儿童贫困和留守老年人贫困。第三块内容是，东盟国家的城市化和贫困研究。这一部分是一份总结研究，期望这部分内容得到东盟国家与会代表的补充，以期更好地服务论坛主题。第四块内容是，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减贫战略。这部分，主要是针对中国这样城乡分离的减贫政策战略和体系提出来的，即在中国，城市减贫兼顾不到流动人口贫困问题，农村减贫也把流动人口排除在外的情况。这样的框架安排看似比较完整，但是难免还是有些问题被遗漏，如失地农民的贫困状况变化。
本报告撰写分工为：引言，张德亮；第一章，城市化与贫困：文献综述与概念框架，夏庆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第二章，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贫困（1989-2011），王小林、张德亮；第三章，中国城市居民多维贫困（1989-2011），周梁、王小林；第四章，中国流动人口社会排斥，王小林、张露（北京大学）；第五章，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儿童贫困问题及其保障，张晓颖、高睿、王二锋（北京大学）；第六章，农村老人贫困问题及其保障，徐丽萍、王二锋；第七章，城市化与贫困：东盟国家经验，刘倩倩；第八章，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反贫困政策体系的挑战，林万龙（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第1章 城市化与贫困：文献综述
夏庆杰、王大树
一、 导言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本世纪里城市将容纳所有增长的人口。城市化意味着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也在提高生活标准、增加寿命、提高识字率、环境可持续及有效利用稀缺自然资源等方面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对于城市人口特别是女性来说，城市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增加的独立性。然而，城市化并不意味着更均等的财富和生活状况的分配。在很多中低收入国家里，相对于农村贫困而言的城市贫困率在上升。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有很多差别。由于城市居民更加依赖现金收入来满足日常主要生活需求，因而住房昂贵、基础设施和服务不足、自然环境灾难和较高的犯罪率等问题加重了收入贫困状况。
城市化下的贫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收入或消费贫困问题。人类特别是城市人群的生存和发展在不受冻饿之外还需要教育、医疗、生存环境等条件（Sen，1985和1999），因而从多维贫困角度考察贫困问题更有助于弄清楚贫困的根源之所在（王小林，Alkire，2009）。《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度消除贫困目标。《连片特困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从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规划贫困地区发展（国务院扶贫办，2011）。我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型也恰恰反映了单纯从收入角度界定贫困的不足和从多维贫困角度考察贫困问题的需要，从而也给贫困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挑战，即需要国内外学术界从多维贫困（即绝对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环境贫困等）、低收入非贫困人口多维贫困等角度考察和分析贫困问题。为此，本章就城市化和贫困进行文献综述时也把多维贫困方法做为选择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出发点、并且力图反映出城市化下贫困状况和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的多维性。
本章的其它部分为：第二节“城市化和城市贫困”是本章的核心部分，介绍了城市化与城市贫困的理论分析、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的一般性问题、城市化和城市贫民区、城市化和城市贫民区的居住环境、美国芝加哥对贫民区的改造、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的其他方面问题；第三节考察了城市化、城市贫困与恐怖活动；第四节关注了城市化和农村贫困；第五节中国城市化和贫困；第六节为总结。
二、 城市化和城市贫困
（一）城市化与城市贫困的理论分析
Martinez-Vazquez et al.（2009）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了城市化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在理论上发现城市化和贫困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高水平的城市化会导致贫困率降低，随后用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为这一理论发现提供了证据。
Ravallion（2002）建立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城市化的一个简单模型，发现贫困人群比非贫困人群城市化速度更快。这个结果得到了39个国家面板数据和印度的时间序列数据的验证。实证结果还表明，城市贫困率比乡村贫困率上升的速度要慢。根据这个模型，当发展中国家的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时仍将有6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
Sato（2005）使用具有内生生育率的农村和城市两部门模型分析了城市化和贫困陷阱的关系。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互补的。假设与农村相比，城市具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人力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当没有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时，贫困陷阱存在。一旦一国经济脱离了贫困陷阱，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将进入内生增长的路径。为使一国经济脱离贫困陷阱和开始经济发展，提供足够多的人力资本和足够高的技术水平。
（二）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的一般性问题
贫困的城市化：Ravallion et al.（2007）发现城市化有助于减少贫困，但是没有减少城市贫困。发展中世界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三依然生活在农村。然而，贫困本身也越来越城市化。城市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这是城市减贫效果不佳的后果。在1993-2002年期间，发展中世界贫困人口减少1亿，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5亿，而城市贫困人口增加5千万。绝大多数拉丁美洲贫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东亚的城市贫困率低于10%（这主要是中国的贡献）。非洲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减贫成果不明显，尽管总贫困率略有下降。Rana（2011）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孟加拉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但是由于缺乏有效治理，影响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尽管城市当局对这个问题很在意，但是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的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以及对城市贫民生活状况和基本服务可及性的忽略。实际上，农村的贫困问题被转移到了达卡。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性问题有基础设施服务、基本公共区域和环境的缺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和事故，暴力和社会经济上的不安全等等。关于达卡的案例研究发现：城市中很多人无法得到饮用水。这主要是由于城市供水系统被供应商所垄断，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这个问题。
亚洲城市化和贫困：在过去几十年里亚洲地区经济获得了大幅度增长。然而，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所有城市人口受益。亚洲城市贫困的下降速度低于其农村地区；例如在1993-2002年期间东亚地区农村贫困率由35%下降到20%，而城市贫困率由6%下降到2%（Ravallion et al.，2007）。事实上，在亚太地区贫困本身正在城市化。在1993-2002年期间南亚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由1.07亿增加到1.25亿。在2002年亚太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为1.42亿（Ravallion et al.，2007）。于是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其强劲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城市贫困在增加？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城市发展的模式：当地的、全国性的以及外资等企业推动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贫困人口没有参与进来。亚洲城市还缺乏能够使城市贫困人口受益的再分配机制。第二，贫困测算和基线：满足城市四口之家基本物品需求所需要的收入要比农村高。城市贫困的增加是由于收入不足（城市物价高于农村）、昂贵的住房、无法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很多亚洲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对自然灾害之类的侵害不具有抵抗力。第三，反贫困政策：给定亚洲国家中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巨大，政府通常认为贫困是一个农村问题，而不是城市问题。因而，减贫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农村而非城市地区。随着亚洲城市化的不断前进，各国政府会较好地解决以上问题（Dahiya，2012）。
城市规模和贫困：Ferré et al.（2011）根据八个发展中国家（阿尔巴尼亚、巴西、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泰国、斯里兰卡）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贫困与城市规模存在负向相关关系。不论把贫困线设在哪里，城市贫困在小城市比大城市更为广泛和严重。Ferré et al.发现在这八个国家里，绝大多数城市贫民居住在中小城市和小镇里。小镇（根据消费计算的）贫困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被公共设施和服务（基本基础设施如电、燃气、下水道、固态垃圾处理等）的不可及性加重。
城市贫困与宏观经济政策：Arimah（2010）发现城市贫民区随着收入增加而减少，因而为防止城市贫民区的扩大，需要通过增加对收入分布最低段20%人群的收入支持的政策来改善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福利。在实施此类计划中，需要防止中上收入群体从该类计划中获利。城市贫民区还与宏观经济环境相关。加深金融深度有助于减少贫民区的出现，但是对外债务具有相反效应。为达到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相关国家政府需要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那些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缺乏连续性的国家。债务严重的国家应该实施有效的微观经济政策，从而从“重债贫困国家项目”（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y（HIPC）initiatives，其目的是帮助重债贫困国家减少债务）得到支持。快速城市化国家的城市贫民区发生率较高。因而，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注重可持续城市化原则。在这方面，城市规划需要通过城市开发计划解决贫民区和非正式居住问题，该类再开发计划需要保证提供水、卫生清洁设施、垃圾收集和处理、应付罕见大雨的下水道、路灯、人行道和街道（UN-HABITAT，2009）。
Shahbaz et al.（2010）发现巴基斯坦的贫困状况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很大。国际汇回款项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率。城市化有助于减少贫困，但是其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城市化的减贫作用在短期内比长期更有效。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了贫困人口用于购买日常用品的开支。农业和贸易的开放降低了贫困，因而有助于改善贫困人口的福利状况。然而，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减少贫困反而增加了贫困，只是上层社会得到了经济增长的好处。考虑到税收结构，主要的财政收入都是通过间接税得到的，因而增税导致沉重的负担。此外，政府管理费用开支也导致贫困增加。
城市经济增长与城市贫困：2003年以来拉丁美洲经历了长时间的持续增长，这对包括贫困在内的社会和市场指标具有正面影响。在所考察的五个国家里很大比例的城市家庭经历了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正面事件，这有助于帮助他们走出贫困。然而，只有一小部分家庭成功脱贫，其他家庭所经历的收入增加不足以使他们脱贫。没有工作的家庭成员得到新工作更有助于该家庭脱贫。人口变化和公共现金转移支付对贫困指标影响很小。与没有儿童的家庭相比，有儿童的家庭经历较少的正面事件。当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良好时，较高水平的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变动依然会发生，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给很多家庭带来困难（Beccaria et al.，2012）。
（三）城市化和城市贫民区
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在2025年达到56.9%。然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Harpham & Stephens（1991）考察了城市贫困人口生活状况并对他们的疾病率和死亡率进行了分析。边缘理论被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Harpham & Stephens检验了这个理论并且认为目前任何关于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经济、政治边缘的贫困人口的理论都是不明确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健康角度来说，城市贫困人口是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关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研究关注他们所处的环境。居住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生活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但是，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吸烟、饮食、酒精和毒品和就业方面的威胁也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目前对这些方面关注较少。
在印度城市化过程加速的同时，城市贫民区的贫困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加。Chatterjee（2002）估计印度城市贫民区贫困人口的年增长率约为5-6%。这相当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二倍。印度城市贫民区的特征是拥挤、脏乱、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垃圾收集和处理、饮用水、卫生清洁设施）。居住环境的恶劣和缺乏基本卫生服务给贫民区居民的健康造成恶劣影响。其结果是印度城市贫民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明显比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差很多（Agarwal at al.，2007）。Chandrasekhar & Montgomery（2010）发现在印度很大一部分城市家庭虽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但是依然无法满足住房需求。城市贫民区的住房缺口最大，非贫民区的城市家庭也有住房缺口。住房成本约占官方城市贫困线的十分之一。因而，考虑住房成本的大份额，城市贫困线应该修改以反映基本住房需求的成本。
非洲城市贫困最为持续的体现是贫民区的快速扩大。沙哈拉以南非洲城市人口的62%居住在贫民区。这些贫民区具有最令人遗憾的生存环境条件，如不充足供水、卫生清洁环境的极度肮脏、没有垃圾处理安排或者处理安排的崩溃、过度拥挤和令人绝望的居住条件、居住地面临很多危险、租期的不稳定、以及面对严重健康风险的脆弱性。Arimah（2011）根据联合国人居项目（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的数据分析发现不同国家贫民区的出现具有很大不同，更高水平的收入、金融财政的更稳定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将有助于减少贫民区的出现。反过来，外部债务负担、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没有计划和管理的城市区域扩大、涉及居民用地提供方面的管制框架的排斥性都会导致城市贫民区的扩大。Lanrewaju et al.（2012）考察了尼日利亚的城市住房质量和城市化对城市居住环境退化的影响。不足的基础设施、低标准的住房、拥挤、家庭和工作场所恶劣的通风条件、建筑规则的破坏等不良的居住环境对城市居民的健康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亟需改善居住环境的方法，有必要检查并阻止任何对良好居住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破坏。
联合国人居报告（UN-HABITAT，2010b，第33页）介绍，“亚洲国家正在花大气力争取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千年减少贫民区目标，这个地区的国家政府正试图改善他们的约1.72亿贫民区贫民的生活状况；这些人约占全球城市人口的75%。南亚和东亚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约1.45亿人（分别为0.73亿和0.72亿）搬出贫民区，即这两个地区贫民区人口总量减少24%。东南亚国家也改善了0.33亿贫民区人口的生活状况，贫民区人口减少22%。”那么亚洲国家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呢？公共部门主要使用五个相互补充的办法：首先，知晓和宣传；其次，长期政治承诺；第三，政策改革和制度性强化；第四，合理贯彻和监控；最后，扩大当地成功项目的规模（UN-HABITAT，2010b）。在城市这个层级上，对改造贫民区的干预主要采取倾向于贫民的政策和战略制定、以及物质上的改进。尽管有这些客观的进步，亚太地区在2010年还有5亿多贫民区人口，即占整个世界一半以上的贫民区居民居住在亚洲城市（Dahiya，2012）。在亚洲数量众多的贫民区问题后面是贫困人口无法得到体面、安全、支付得起的城市用地，缺乏低收入家庭承受得起的住房，以及过度拥挤。此外，非正式的贫民区居住者不能得到充足的基本服务，如饮用水、卫生设施、垃圾收集、能源、交通和医疗服务（Dahiya，2012）。
在很多亚洲国家，住房在国家政策排序中占有显赫地位。然而，投到住房建设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所需要的廉租房的公共资源却很有限。面对大量的住房需求，亚洲国家的反映可以分为五类：首先，新加坡、韩国和香港为避免贫民区的出现贯彻了公共住房政策和建设项目。在新加坡，住房部门为高层楼房居住者提供了85%的住房。估计92%的居住者是住房所有人，其余8%是租户（Joo & Wong，2008）。其次，几个亚洲城市建立了公私合伙制，旨在刺激面向贫困人口的住房建设。在大多数情况下，私有企业在特定地块上开发商业住房的前提是必须根据开发总面积的特定百分比要求建筑面向贫困人群的低价住房。显著的例子有中国四川省成都的住房建设规划（Wang，2001），印度Madhya Pradesh的Ashraya Nidhi计划（ASCI–Centre for Good Governance，2006），印度尼西亚的住房政策要求私有建筑商每建造一栋高成本房子必须建造三个中产阶层住房和六个低成本房子（Zhu，2006）。第三，很多亚洲国家政府驱使私有建筑商建造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然而这个政策的效果是多面的，原因是私有建筑商倾向于高收入阶层，由于土地供给有限，因而导致房价上升，从而使建筑商很难满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第四，亚洲城市租赁住房占住房市场的30%（Kumar，2001）。然而，支持住房租赁的政策很少。当住房私有时，住房租赁的大部分提供给低收入家庭（通过正式或灵活的租赁安排）。尽管租金低一些，租期的不稳定性和低质量的公共设施依然构成问题。最后，亚洲国家（包括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已经开始了名为“人民进程（people’s process）”的住房和城市升级计划，这项计划是由民间社团发起、由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人居项目（HABITAT）和亚太经社理事会（UNESCAP）提供技术支持（Dahiya，2012）。
亚洲贫困人群面对的住房信贷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城市贫困家庭缺乏放贷机构所要求的稳定收入来源。由于运营成本高昂，房贷机构不愿贷出小额贷款。尽管如此，很多正规房贷机构试图通过小额信贷机构或者NGOs做为中介对贫困家庭放款。然而，高运营成本限制了这类计划。亚洲面对城市贫困家庭的住房信贷的不发达反映了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弱项、法律和管理框架的扭曲（Dahiya，2012；Bestani & Klein，2005）。
（四）城市化和城市贫民区的居住环境
Dunn（2010）认为绿色基础设施对城市化过程中的供水管理和自然资源保护而言是经济和环境上可行的方法；此外，绿色基础设施对城市贫困人口来说具有额外和独特的益处。当绿色基础设施集中于贫困人口居住区域时（通常不是这样）能够改善城市供水质量、减少城市空气污染、促进公共健康、美化城市和提高安全系数、带来与绿色产业相关的工作职位、有助于城市食品安全。为使绿色基础设施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和健康方面的好处波及城市贫困住宅区，需要市政当局破除法律和政策壁垒而实施绿色基础设施项目。
Dahiya（2012）把城市基本服务设施的可及性划分为六个方面：
1. 饮用水的供给：在1990-2008年期间，亚太城市供水的可及性大幅度改善，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可能达到联合国千年计划中的供水要求。2008年数据显示东亚和东北亚国家城市在供水方面走在前列，98%的城市居民可以享受供水，紧随其后的是南亚（95%）和东南亚（92%）（WHO & UNICEF，2010）。然而依然存在两个问题需要关注：第一，除东亚和东北亚外，4-8%的亚洲城市居民得不到有效供水；这意味着尽管总体上供水扩展有很大改善，还需要在供水方面完成最后一步以保证所有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有效供水。第二，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尼泊尔等国能够得到供水的城市居民份额在1990-2008年期间下降了3-12%，这意味相关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给新增的城市居民供水（Dahiya，2012）。
2. 卫生清洁设施：在1990-2008年期间很多亚洲国家在为城市居民提供可及的卫生清洁设施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亚洲太平洋上的岛国在这方面居于亚洲领先地位，为81%的城市人口提供了卫生清洁设施，接下来是东南亚（79%）、东亚（61%）、南亚（57%）（WHO & UNICEF，2010）。在很多城市，缺乏可及的安全卫生清洁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共享这类设施得到缓解。2008年数据显示如果把共享的卫生清洁设施包括在内，亚洲城市居民拥有可及的卫生清洁设施的比例要高一些：东亚91%、东南亚89%、南亚77%、亚洲太平洋岛国81%（WHO & UNICEF，2010）。然而供水和卫生清洁设施联合监督项目（the Joint Monitoring Programme for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就共享设施方面提出了两个严重的问题：卫生清洁设施能否在全天24小时内有效可及，在夜间使用这类设施的安全性（UNICEF & WHO，2008）。由于共享卫生清洁设施可及性的有限性，联合国千年目标认为这类共享设施不可接受。因而，很多亚洲国家在这方面可能无法达到千年目标要求（Dahiya，2012）。
3. 固态垃圾管理：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城市贫困居民产生的固态垃圾少一些，固态垃圾管理体系倾向于忽略这些垃圾。其原因如下：第一，城市贫民通常居住在拥挤地段，因而垃圾箱通常不可及。第二，很难组织城市贫民社区收集固态垃圾。第三，由于低再生性，私有企业和非正规部门的垃圾再生处理者无法从城市贫民产生的垃圾中获得有价值的再生资源。第四，由于城市贫民产生的垃圾潮湿和有气味，收集这类垃圾被认为很危险。第五，由于收入低，城市贫民没有能力或者不情愿为收集垃圾支付费用（Laquian，2004）。此外，城市贫民不仅消费的非食品物品较少和生产低质量固态垃圾，而且有规律地收集、处理和再使用废旧物品使得城市贫民在固态垃圾管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非正式部门参与固态垃圾收集和处理，从而为当地市政当局节约了大量资金，因而市政当局和私有企业应该支持非正式部门和基于社区的团体在改进固态垃圾收集和处理上的动议和努力（Dahiya，2012）。
4. 健康：城市贫民大多居住在破败城区，如得不到公共服务的非正式居住区或贫民区。由于这些地区富含各种风险和卫生状况较差，从而构成亚太地区脆弱人口中的最大群体。“大量证据表明各种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伤害、精神失常与不健康的居住环境带来的风险密切相关，这些风险包括破败的建筑、不正常的饮用水供给、低于标准的卫生清洁设施、低质量的燃料和排风设施、缺乏垃圾收集和储存设施、不正规的食物及其储存和准备、破旧和不安全的地理位置（如接近交通枢纽、垃圾场、污染严重的工业区）”（UN-HABITAT，2010a，第151页；Mercado et al.，2007；UN-HABITAT，2010b）。在亚洲，这类不健康居住环境的负面健康影响非常显著。在印度古吉拉特的艾哈迈德巴德（Ahmedabad），城市贫民区的婴儿死亡率是印度农村平均水平的二倍，与农村相比城市贫民区五岁以下儿童更易患痢疾或呼吸系统疾病或死亡于这些疾病。马尼拉贫民区的婴儿死亡率是非贫民区的三倍（Dahiya，2012；Fry et al.，2002）。
城市化提供了更好的就业、教育、医疗和文化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快速而无计划的城市增长经常伴随着贫困、环境恶化、人口需求超过城市服务能力。这些情况威胁者人们的健康。数据显示城市人口面临的一系列健康风险：低质量的居住条件、拥挤、空气污染、受污染的饮用水、工业垃圾、增加的机动车数量、贫困和失业的压力（Moore et al.，2003）。
沙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在城市的传播增加了人们对城市化和贫困之间关系的关注。最近关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研究表明城市贫困特别是在贫民区居住与危险性行为相关。尽管危险性行为在阿卡拉（加纳）、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哈拉雷（津巴布韦）、坎帕拉（乌干达）、内罗毕（肯尼亚）等五个城市之间差别很大，贫民区居住者与非贫民区居住者相比往往具有更危险的性行为。贫民区女性的性行为年龄提前、低安全套使用率、多性伙伴等意味着城市贫困对性行为具有较大影响（Greif et al.，2011）。
Zulu et al.（2011）发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贫民区流动性很大、贫民区内的不同小区居民高度差异化，约50%的贫民区居民生活状况较好且在这里的居住历史超过10年。贫民区对其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在贫民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所表现，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第一，环境恶劣和破败的基础设施；第二，由于缺乏支付能力而无法得到预防和治疗；第三，对低质量、非正规、不受管理及不适合贫民状况的医疗人员的依赖。这些因素联合作用的后果是贫民区居民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可靠而便宜的医疗服务可及性较差、高死亡率。因而旨在改善城市贫民生活状况的政策和措施应该全面解决贫民区居民在健康问题上面对的深层次的结构、经济、行为、及服务不足等问题。如果目前的状况持续下去得不到改善，那么很难看到肯尼亚和其他面临相同挑战的非洲国家如何实现联合国千年计划目标和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随着沙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居民和贫民区贫民数量持续增长，城市居民和贫民的生活状况将对各国在健康、贫困指标及其他发展问题上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建设性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将推动非洲走出欠发达状况，正如发达国家和新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一样。然而，如果以低劣治理和规划、破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区域、不断增长的贫困、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为特征的现行城市化状况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那么非洲城市化的临界点（根据联合国人居部门（UN-Habitat）2010年预测这个临界点将在2035年到来）将会变成咒语。
尽管城市化对城市贫困人口在医疗健康方面具有很多负面影响，换一个角度看，城市化也为改善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提供了条件，如医疗中心、医疗基础设施和医疗专业人员集中在城市，规模经济和人口集中使得城市能够以低成本供应高质量的饮用水、卫生清洁设施、下水道、健康医疗设施（Sverdlik，2011）。
5. 能源：国际能源署（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在2009年亚洲发展中地区有6.75亿人没有电（IEA，2011）。2009年亚洲发展中地区城市用电普及率为94%，中国和东亚为96.4%，南亚为89.5%。由于不稳定的土地使用期限、共享的空间、费用支付责任的不清晰性、低消费水平等原因，低收入社区的能源设施状况很差。不仅如此，城市贫民还要为低质量的煤油灯和生物燃料支付较高的费用。由于反贫困政策更倾向于农村地区，城市贫民区居民往往被忽略，尽管城市贫民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参与者（Modi et al.，2005）。针对能源部门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教训是：市政当局监管能源供应商的重点是要求他们为所有居民提供能源、需要把城市贫民当成潜在客户（Dahiya，2012）。Jorgenson et al.（2010）发现在1990-2005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与城市总人口的增长正相关，与城市贫民区人口比例的增长负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能源消费与城市贫民区人口比例是城市贫困的结果。
6. 城市交通：亚洲城市贫民与其他地区一样需要便捷便宜的公共交通，因为他们无力承担接近工作地点的土地或住房或机动车。缺乏考虑的城市和交通规划已经导致亚洲的两种很传统的城市的交通方式－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空间下降。由于高人口密度，亚洲城市需要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方式，但是亚洲城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越来越多的亚洲城市“已经开始认识到大众交通的重要性，因而制定和实施了旨在改善车流的政策。几个城市甚至布置了公共汽车、空中交通、地铁网络以满足大众需要，但是很多低收入家庭无力承担公共交通的支出。因而急切需要制定基于便宜、保护环境、机动和非机动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UN-HABITAT，2010a，p. 18；Dahiya，2012）。
（五）美国芝加哥对贫民区的改造
Chaskin（2013）考察了美国芝加哥城市贫困人口所居住的城市公共住房改善状况。旨在解决城市贫困和城市公共住房失败的政策建议强调把贫困人口居住的公共住房分散到非贫困的住宅区、或者把以前的公共住房建筑群改为各收入阶层混住的建筑。其背后的动机是把公共建筑群中贫困人口的孤立和劣势聚集状况改变为让贫困人口居住在更安全、更健康、有较多支持和帮助的环境，这样的环境有助于贫困人口接近和得到资源、关系和机会。
芝加哥的收入阶层混同居住计划已经在住宅区产生了惊人变化，以前这些小区是贫困人口居住的公共住宅群。高耸入云的公共建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邻里间朝夕相处的社区，这里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保持得干净、有序、安全、和平的街道和公共区域。原来居住在公共建筑（大高楼）里的贫困人口搬迁到这些新的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的优良社区，由于安全而减少了精神压力，从而开始追求理想和改进生活状况（Joseph and Chaskin，2010）。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好处不包括不同阶层的有效一体化、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社会壁垒的破除、或者由这种一体化而来的更广泛的益处。在这些新社区里，很多原来公共建筑里的居民经历了更多的审查和入室，因而产生了新的丢失脸面、排斥、孤立现象（McCormick et al.，2012）。构成这些不理想状况的新变化可以从以下方面找到原因：关于下层社会阶层和组织参与活动的假设，后者主要围绕新型社区设计、服务提供、干预、以及为促进不同收入阶层一体化和建立新型有效发挥邻里社区功效的参与机会等给居住这些社区中的最贫苦家庭带来了新形式的社会排斥。很难逐个分析这些新变化，特别是考虑到在市场战略架构下达到这一政策的核心目标（让贫困家庭脱离贫困和使社区焕发出活力），为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这些新型小区具有吸引和留住高收入住户以及获利的能力。
以上分析意味着可能解决社会排斥的几方面行动。其中一个行动是关于社区设计、公共空间的分配、小区开发者和潜在住户的取向，即关于所建社区的类型和居住在不同收入阶层混合社区的性质的取向。尽管引入新城市人（New Urbanist）原则，新出现的社区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很“城市”。与其说是不同收入阶层混同的一体化社区，还不如说这些新建筑区主要是用来居住的。为增加私有空间而限制了公共空间，商业开发被限制在小区建设的最后阶段，大量公共园区的空间或者构建在这些小区的周围或者受到管理、而出现了可及性问题。但是在公共空间分配和一体化之外，促进不同收入阶层社区一体化还需要在这些社区的居民中培育关于城市的不同取向、或者吸引具有这种取向的居民，后者应具有更大的宽容性、愿意把这种城市生活看成“规范的理想（normative ideal）”（Young，1999，第236页）、在多样性中寻找快乐、乐于包容、乐见公共区域的广泛可及（Chaskin and Joseph，2013）。
（六）城市化和城市贫困的其他方面问题
城市化与社会稳定：大众传媒把城市的语言、希望、信念传播到农村。城市生活标准要比农村高很多倍，城市的各种机会也远远多于农村。大批农民从农村移民到城市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大批农民在城市住下来，但是他们关于高标准生活和丰富多样机会的理想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Huntington，1968，第72－78页）。
城市贫困中的性别差异：城市贫困带有较为特别的性别色彩，这是由于城市贫困增加了没有收入的家庭工作如清洁、做饭、照看小孩和老弱病的负担。与此同时，以现金为基础的城市经济意味着贫困女性被迫在小小年纪时就得干活挣钱。当经济不景气时，低收入工作往往要求工作较长的工作时间，但是收入却不增加。公共服务的不足、昂贵的食物、供水不足和交通不便等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大。另外，城市贫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非收入贫困如时间贫困。还有，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女性很难获得资产等（Tacoli，2012）。
城市化和城市农业的减贫作用：Zezza & Tasciotti（2010）认为城市农业一方面在减贫和增加食品数量上的作用不应被高估，原因是城市农业在农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有限。另一方面，在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及其他农业收入占城市贫困人口收入较大份额的国家里，城市农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城市农业有助于改善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
城市贫困与城市移民：Kundu（2007）发现印度城市贫困家庭可能派出成年成员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其目的可能是寻找增加收入的机会。向城市移民是改进经济状况和脱贫的主要方式。移民的贫困可能性低于当地人口。大城市的贫困率比小城市低一些，这可能是由于大城市对外来贫困人口更为严酷，因而减少了对外来贫困人口的吸纳，因而贫困率降低。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帮助任何群体提高收入和获得更好的工作。
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Massey（1996）发现贫困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犯罪率增加0.8个百分点，当贫困率由20%上升到40％时，暴力犯罪会增加3倍以上。
城市贫困与青少年贫困：Grant（2012）预测青少年（18岁以下）在2030年将占城市人口的60%。大多数城市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移民居住在没有规划的区域、常处于肮脏的环境中、面临着高失业率。Grant考察了城市为青少年创造就业的能力，区分了不同的经济部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城市贫困青少年低水平的正式教育是他们获得城市发展机会的主要限制。但教育不是唯一的障碍。社会经济因素，比如地方市场的力量、个人社交网络都影响这些青少年的就业机会。
城市移民和非移民的贫困差别：Cameron（2012）使用孟加拉的首都达卡、越南胡志明市和首都河内的数据考察了移民和当地居民的教育开支、儿童学习成绩，且重点考察了贫困家庭的状况。与城市家庭相比，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家庭财产较少、居住条件较差、居住地公共学校较少、在居住地社会关系较少、家庭成年成员受教育水平较低。在考虑这些家庭特点的情况下，农村到城市移民家庭教育开支、儿童学习成绩比城市家庭低。这些发现与越南的移民家庭儿童教育受到户口等制度性限制所阻碍。城市学校的扩展没有赶上城市移民的增加速度。农村到城市移民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壁垒与城市贫民家庭类似，后者作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很少从城市义务教育中得到好处。
城市化与小额信贷减贫：Bashara & Rashidb（2012）通过对孟加拉主要城市的考察发现：城市小额信贷在发展。小额信贷的对象是城市贫困家庭，其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其发展前景很可观。小额信贷机构只是看到在他们当前的信贷活动中有无限的需求。
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减贫作用：印度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非正式部门的经济活动快速增长。城市非正规经济的工资和就业水平的影响是正面和可观的。非正规部门的城市个体户经历了显著增长。理论模型预期如果贸易保护取消而导致与进口竞争的国内生产部门萎缩，那么非正式部门的工资上升。非正式部门工资的增加有助于减少城市贫困的发生。另外，大量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存在和高城市贫困率之间有相关关系（Kar & Marjit，2009）。
三、 城市化、城市贫困与恐怖活动
Mousseau（2011）根据在占世界穆斯林总数62%的14个国家（孟加拉、加纳、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约旦、黎巴嫩、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土耳其、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的约8千份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持赞同态度与宗教信仰、缺乏教育、农村贫困或不满足收入现状无关，但是与城市贫困（而不是农村贫困）相关。这一结果与伊斯兰恐怖分子从城市贫困人口得到支持，并在城市贫困群体中（那些以集体行动寻求非市场经济利益的人）招募成员的假设一致。这些团体在争取掌握国家权力的租金上进行竞争，因而一个团体得到这种租金就意味着其他团体得不到租金。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兴起可归因于最近几十年来很多穆斯林国家的快速城市化。高速城市化培育了暴力行为，因为新兴派别总是要把执掌权力的现有派别打倒。新兴派别还在招募新成员方面进行竞争，因而鼓吹其他派别带来的恐怖，树立本派别的派别意识，这对城市贫民来说似乎很真实。由于很多城市贫困人口是来自农村的移民，因而比较受欢迎的宣传是对农村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并把城市现代价值观和那些执掌权力的世俗派别视为敌人。阿訇们通常灌输听众想听的内容，因而变异的伊斯兰版派别－伊斯兰主义－在全球的几个大城市引起共鸣。随着大众传媒的全球化，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被视为与城市现代化相关的敌对派别。限制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组织支持和人员招募的最好政治战略是给城市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也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如医疗、教育，这些正是城市贫困群体目前从伊斯兰组织得到的东西。
恐怖分子及其领导人可能被抓住和杀掉，但是只要恐怖组织能够得到经费、政治支持和招募到新成员，那么这个恐怖组织就能永久生存。这意味着恐怖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刑事犯罪。为构建对付恐怖主义的有效政治策略，就需要首先知道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城市贫困的作用与“市场文明（market civilization）”假设相一致，市场文明的含义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植根于发展中世界大城市中的不安全状况（Mousseau，2002–03）。在这些城市中，很多人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因而被迫效忠于那些以恐怖和暴力做为手段来追求政治利益的派别组织领导人。
我们曾见到：与事前的关于宗教、教育落后、农村贫困、收入不满足不同，市场文明假设提供了关于全球逊尼派圣战组织的四种不衰特征。对组织而不是对国家的忠诚是理性的和对高的结构性失业率的反映，有限理性过程能够导致非组织成员的非个人化和降低个人标准而赞同恐怖。因为关于暴力行为的决策是由领导人而不是由追随者们决定的，因而集体行动问题得以解释，此外领导人可直接从暴力行为得益。随时空变化而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持赞同态度的变化可以由城市化程度得到解释：经历高速度城市化但市场化程度较弱的国家（与其他类国家相比）更容易有不同派别之间和反国家的暴力行为，这是由于新兴派别追求建立新的权力均衡。最近几十年以来穆斯林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经历了高速城市化。最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国际化，西方国家被缺乏安全感的城市居民视为具有其他利益的另类，因而针对西方的恐怖主义不过是跨越国界的当地政治的延续。
一旦我们理解了组织内的思维模式，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逊尼派圣战组织领导人的野心。只有为保护那些参与市场活动的人而在一个地理空间上垄断武力使用权的国家才有价值，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需要国家保证缔约的自由、契约的实施以及促进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对于那些依赖于派别组织的人来说，各派别组织之间的竞争常态化：胜利者压迫国内和国际上的失败者。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欧洲的大众运动－当时恐怖主义植根于城市贫困群体之中（Gurr，2006：87）－今天的全球逊尼派圣战组织运动不承认他们所在国家的合法性和不接受国家对武力使用权的垄断。他们也不认可西方的国家主权体系：伊斯兰主义者坚持整个穆斯林世界应该构成一个社会（Sadowski，2006：227）。正是这一对西方国家主权体系的挑战使得市场文明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伊斯兰圣战组织，这是就保证全球市场正常运转的国际法基本规则达成一致的国家对武力的垄断。
很明显伊斯兰恐怖分子不可能达到推翻西方国家主权体系的目标，但是他们依然搞恐怖活动，这是因为在集体忠诚者的思想意识里为组织而牺牲是一种荣誉，正如在转化为个人主义和保护国家之前的欧洲的思想意识一样（Bowman，2006）。对付伊斯兰主义恐怖根源的政策建议很直接、也很深刻。为对抗伊斯兰恐怖分子，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为在伊斯兰世界大城市中生活的贫困群体提供经济机会、为他们提供那些他们目前从伊斯兰恐怖组织得到的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全球化已经使得城市贫困成为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四、 城市化和农村贫困
城市化有助于农村减贫：Calì & Menon（2013）使用印度1983-1999年的地区数据发现城市化对周边农村地区具有巨大的减贫效应，城市人口每增加20万会导致周边农村贫困率减少1.3-2.6%；按照这个估计，在1983-1999年期间城市化会导致农村地区贫困率下降13－25%；而土地改革大约仅解释1958-1992年期间印度农村贫困下降的十分之一（Besley & Burgess，2000）。Calì & Menon认为城市化的减贫作用并不是由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导致的，而是由城乡之间的经济关联带来的；这种城乡关联对农村的减贫效应主要有四个途径：第一，由于缺乏统一市场城市扩大过程中食品需求的增加要由城市周边农村地区来提供，这个途径解释了城市减贫效应的五分之一；第二，通过进城务工人员给在乡村居住的家人汇款带来的，这个途径也可以解释城市减贫效应的五分之一；城市化的其它减贫效应还有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城而导致农村土地／劳动力比例上升；城市区域扩大通常有利于经济活动多样化，从而有利于收入增加，在印度这种城市减贫作用较小，原因是农村非农就业与农村贫困呈到U型关系。Calì & Menon认为以上发现的政策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评估城市公共投资的减贫作用，这是由于根据流行的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该集中在农村地区，原因是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鉴于城市化对农村具有巨大的减贫作用，因而在城市投资应该成为在农村投资之外的减贫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上述发现也与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发展潜力贫化的流行看法相反，这有助于相关方面改变对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偏见。
Fan et al.（200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农业增长带来了城乡贫困率下降，但是农村减贫的作用大于城市。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增长只对城市减贫有作用，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在印度，农村经济增长有助于农村减贫，但对城市减贫的作用不显著。另一方面，城市经济增长只有助于城市减贫。
城市化下投资战略的选择：Dorosh & Thurlow（2011）发现强劲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埃塞俄比亚的快速城市化，这可能是由于该国特殊的土地制度造成的。Dorosh & Thurlow使用强调国内移民和工业区的城乡经济模型考察了加速城市化的经济意义。数据模拟结果显示加速的城市化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农村福利、减少城乡差别。然而，如果缺乏在城市的投资，城市化对贫困户的福利改善会很小、城市收入不平等恶化。与此同时，给城市配置更多的公共资源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这不大可能改善贫困家庭的福利。尽管农业导向的投资计划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对改善城乡贫困人群的福利状况更为有利。除去国内移民的制度性限制和增加对农村的投资（以减少城市投资为代价）对埃塞俄比亚的未来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更为有利。
城市化下城乡贫困的关联：Mohanty（2010）发现在印度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减贫计划的失败导致农村贫困人口流入城市。由于来自农村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水平较差，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工作因而依然停留在贫困状态。因而，如果不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城市贫困问题也无法解决。
五、 中国城市化和贫困
城市化与城市多维贫困指标：王小林和Alkire（2009）本文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都存在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城市和农村近1/5的家庭存在收入之外任意3个维度的贫困。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维度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健康保险和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对样本地区的分解结果表明，贵州省多维贫困指数最高。城乡分解结果表明，黑龙江和广西的城市多维贫困比较突出。
国企改革下经济增长对城市贫困的影响：夏庆杰等（2007）侧重于研究处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变量分布较低端的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根据包含了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信息的CHIP数据，我们揭示了从1988年到2002年处于各收入分布子区间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夏庆杰等发现从1988年到1995年补贴的取消降低了城镇最贫困家庭的实际收入。但是这一收入下降随后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超过。可能最让人惊奇的发现是：尽管1995年之后大量失业出现，但是中国城镇的绝对贫困却持续减少，而且不管把贫困线定位在哪里情况都是如此。因而有关改革期间城镇绝对贫困增加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一时期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反贫困措施在不断强化，但其覆盖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而且对该时期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很小。
城市化与城中村：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Song & Zenou（2012）研究了距离城中村的距离是否影响城市房价，发现：距离城中村越近房价越低。城中村具有很多弊端：人口稠密、噪音、污染、公共区域（如街道、人行道、公园）拥挤、自私、到处乱扔东西及其他由于拥挤导致的社会行为。尽管城市小区与城中村被隔离开，城中村的负外部性依然存在和被考虑在住房价格之内。然而由于城中村中居住着大量农民工，当地政府有不能拆除这些建筑。因而，当地政府需要对城中村再开发、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活状况。
Hao et al.（2011）以深圳为例研究城中村问题。他们发现城市中大量农民工的存在并没有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民区问题。在缺乏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城中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的、便宜的住房。然而，城中村通常被政策制定者拒绝，因而面临被拆迁、开发为正规城市小区。这种政府主导的拆迁和开发城中村项目不仅对农民工打击很大，而且对城市经济也构成冲击，这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农民工是这个产业的主体。
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相比，城市农民工的居住和生活条件较差。富裕农民工只能支付得起小单元房，而其他人被迫合租、合住。城中村为低收入城市农民工提供了支付得起的住房。深圳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但是这里的农民工住房状况不比其他城市差，甚至比重庆和沈阳还好一些。在深圳，大多数农民工居住在新建筑里。尽管这些建筑的质量比不上官方计划的居民楼，但是比其他城市的低矮民宅要好得多。深圳是从一个小镇发展起来的，因而城中村在市中心。这个优势使得农民工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由于农民工和当地居民的文化和职业背景类似，因而租期相对安全，其公共区域尽管比不上正式商用住宅，但价格比较便宜。从这个意义来看，深圳城中村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如何为贫民提供住处的一个选择。当地居民为大量低收入农民工在城中村里提供了便宜的具有现代基本基础设施的住房。这个办法避免了其他发展国家的城市贫民区问题。深圳城中村模式不同于公共廉租房、自建房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支持的各种政策。这一模式与Turner（1976）提出的想法有相似之处，即没有政府支持，在满足农民工的多样性需求方面较为灵活，由市场来调节供求，不强调设计标准但是低收入劳动力者支付得起。然而这种模式不在正规城市住房市场和市政当局支持的范围之内。国际组织强调的土地权、产权、住房信贷和融资体系等均与深圳城中村的农民工无关。实际上，深圳市政当局曾经试图控制城中村的发展，但是不成功（Wang et al.，2010）。
当城市开始重组和追求高科技和金融发展时，城中村在快速工业化初期的正面作用开始消失。曾经红火的非正式住房市场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规划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城中村是现代城市的癌症，生活环境差且犯罪率高。大城市试图对城中村再开发以提高现代城市的形象。然而，再开发计划很少与城中村的农民工协商。尽管表面上再开发的目的是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但往往是拆除地理位置优越而便宜的住房。贫困农民工被推向城市的边缘地带，大城市的城中村再开发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Wang et al.，2010）。
在城市老旧小区居住对城市贫困的影响：Wu et al.（2010）根据广州、哈尔滨、昆明、南京、武汉、西安等六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在老旧住宅区居住的失业家庭是最贫困的。城镇贫困集中在某些特定住宅区。居住在贫困区域会增加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居住贫困区和失业使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的更大。
城市家庭和移民家庭的贫困状况对比：Park & Wang（2010）使用十个城市2005年入户调查数据发现城市农民工家庭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与当地城市居民差别不大。尽管城市农民工的工资率低一些，但是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其家庭非劳动人口少、劳动参与率高。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民工家庭的居住条件差，不能享受社会保障。
制度安排对中国城市化的限制：易宪容（2013）认为户口制度及其附带的各种福利安排的城乡差别、土地制度等制度安排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
六、 总结
本章主要就城市化和贫困研究方面的国内外主要文献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综述，并试图总结出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城乡贫困问题具有一些借鉴意义的理论和实践。城市贫困与农村贫困有很多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区别是城市居民更加依赖现金收入来满足日常主要生活需求。因而城市化下的贫困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收入或消费贫困问题。换句话说，需要从多维贫困角度考察贫困问题更有助于弄清楚城市贫困的根源之所在。
贫困也在城市化，因而城市化下城市减贫任务更为严重。因为快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性问题有基础设施服务、基本公共区域和环境的缺乏，环境恶化，交通拥挤和事故，暴力和社会经济上的不安全等等。为避免城市贫困，政府需要制定和保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城市规模和贫困关系而言，城市贫困与城市规模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25年达到56.9%，然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因而解决城市贫民区的住宅问题就成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核心。与城市贫民区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城市基本服务设施的可及性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很多城市对城市贫民区的基本服务设施提供不足。城市基本服务设施可以划分为六个方面：饮用水的供给、卫生清洁设施、固态垃圾管理、健康医疗、能源、城市交通等。我们也介绍了美国芝加哥对贫民区的改造。这种改造对我国城市公共住宅小区建设就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缓慢或者不增长会导致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增加，从而可能引起社会稳定问题。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帮助任何群体提高收入和获得更好的工作。城市贫困率的上升会导致犯罪率增加。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更容易陷入贫困，因为移民受教育程度差、社会关系少，而且还受到很多城市壁垒的制度性限制。移民大多工作在城市非正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经济活动也具有减贫作用。
穆斯林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贫困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产生的摇篮。为对抗伊斯兰恐怖分子，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为在伊斯兰世界大城市中生活的贫困群体提供经济机会，为他们提供那些他们目前从伊斯兰恐怖组织得到的基本服务如医疗教育等。全球化已经使得城市贫困成为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关于城市化和农村贫困，印度的经验是城市化有助于农村减贫。在城市化过程中，既需要重视城市贫困，也需要重视农村贫困。
就中国城市化和贫困而言，首先我们需要从多维贫困角度看待和研究城市贫困问题；其次，健康的经济增长是解决城市贫困的关键。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是城中村。尽管很多人对城中村予以诟病，但是城中村为数以亿计的城市农民工提供了他们能够承受的住房，因而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城中村也需要改造升级。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考虑城市农民工的住宅问题。城市农民工家庭和城市家庭的主要差别是前者的居住条件差，不能享受社会保障。
最后，户口制度及其附带的各种福利安排的城乡差别、土地制度等制度安排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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