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8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报告6

第 4 章 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减贫
林毅夫52 余淼杰53
北京大学


1. 引言
    自 1979 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已成功保持每年 9.9%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率，以及每年 16.3%的国际进出口贸易额增幅(林毅夫, 2010)。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计算，中国已在 2014年跃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54。尽管中国受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仍在2009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且目前中国是举世公认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大获成功， 1979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农业国之一，按照 1979年汇率水平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相当于 243 美元55，这约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短短三十余年后， 2011 年中国的人均 GDP 金额猛增至 5,000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已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国内生产总值（ GDP）中各产业构成的变化状况可见一斑。在 1978 年，初级产品占中国 GDP 的 28.2%，农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35%左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第一产业在中国GDP 中的占比已缩减至 11%，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降至不足 3.5%。伴随着农产品所占份额持续下滑，最近三十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已显著增加，占比从 1980年的 65%攀升至 2009 年的 96.5%左右(Yu, 2011a)。就业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 1978 年的 70.5%锐减至 2009 年的 38.1%，同期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从 17.3%上升至 27.8%。
4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年)，作者自己计算。
     自中国推行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升级也是一个显著的特征。正如随后将要探讨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呈现了四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 1978 年至 1985 年），中国仍依赖生产和出口资源性商品，如石油和汽油；第二阶段（ 1986 年至 1995 年），中国见证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快速增长；第三阶段（ 1996 年至 2000 年），中国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口了数量庞大的机器设备。产业内部贸易额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主要归因于中国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和加工贸易遍地开花，这让中国的比较优势与生产环节相衔接。在第四阶段（ 2001 年起到现在），中国高科技产品（如生命科学设备）出口迅猛增长。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激发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工厂。本文将探讨中国生产结构和产业升级的历程。中国如何在过去三十年间成功实现制造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此番转型升级背后的基本驱动力是什么？此外，中国快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在多大程度上助推了增加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最后，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大获成功当中总结哪些经验教训？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随之发生的减贫成效主要得益于中国采纳了一个适宜的发展战略，即中国自身诸多要素禀赋所推动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林毅夫, 2003, 2009, 2012, 林毅夫等, 2004)。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只要市场没有发生扭曲，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具有竞争力且可自力更生的。中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前遭到了遏制，因当时中国政府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一发展战略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的，当时中国政府为了扶持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建立一个组织完备但高度扭曲的体制。按照该体制，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由一个计划性的行政管理体制来设定，因此价格关系变得畸形。众多企业被剥夺了生产自主权且缺乏激励措施，生产效率低下。相应地，国内产业结构无法得到升级。由于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尽管该工业部门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就业机会有限。最后，由于国家要求国有企业从生产环节压榨尽可能多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薪酬被压制在一个较低水平，且农产品价格按照对农民不利的贸易条件来设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中国民众维持在较低的生活水平，民众普遍贫困的严峻局势无法得到缓解。
    在经济起飞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不仅采用双轨制改革对传统的和古老的诸多行业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和补贴，而且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所推动的比较优势，鼓励发展与自身比较优势相匹配的，能自力更生的新兴行业。包括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对外贸易和汇率改革在内的双轨制改革基本上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所有改革的初始阶段，都允许存在双轨制，即一个价格体系由中国政府主导，另一个价格体系面向市场。两条轨道随后逐步融合交汇，并统一为单一的市场轨道。与之类似，为了避免休克式改革带来的冲击导致国有企业崩溃，
  国企改革发端于授予国企管理自主权，然后转向国企制度变迁。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新企业和新行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鼓励。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政府成功甄别经济增长和因势利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他们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协调失灵、甚至是与市场机制相关联的外部性和适宜性(林毅夫, 2012)。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对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发挥了显著成效。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推进，第一产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份额，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明显上升。随着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逐步得到修正，损害农民利益的不利贸易条件获得矫正。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给农民带来了更多赚取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措施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上述三个因素共同改善了中国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并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产业升级也提高了城镇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准。在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推动下，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这反过来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的数量和产量已大为减少，但绩效表现明显改善，这得益于效率提升和激发了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因此，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城市地区工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得到提升。
    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学习借鉴两个要点。首先，为了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CAF)的发展战略；其次，尽管存在一个自由、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提供并探讨了用于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有用框架，并附带几条重要建议，因政策制定者通常发现其难以识别发展机遇。
    本文其余部分的组织架构如下：第二节介绍 1978 年中国经济改革前，国内制造业面临的诸多条件；第三节探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趋势及特点；第四节审视诠释工业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如政策制定；第五节调查研究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结构调整对创造就业岗位的影响，然后仔细审视制造业就业变迁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基于中国的经验，第六节探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经验的要点；最后，第七节小结，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提供一些建议。
2.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状况
    在 1978 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在 1952 年，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高达 57.7%，所吸纳的劳动者数量占中国受雇劳动力总数的 83.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很低。尤其是，人均农业和工业产出为 143 元人民币（按 1952 年价格计算，相当于 65 美元） 56。在经济改革之前，一个扭曲的产业结构遏制了中国经济发展，这反过来造就了一个闭关自守的经济，犹如深渊的贫困境况和扭曲的收入分配。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国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类似，中国在 1949 年获得政治独立后，领导人采纳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然而，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匮乏的农业国。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中国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与之相反，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一个违背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defying； CAD)的战略，这扭曲了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且中国不得不依赖高度集权的，计划性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国政府被迫相应建立起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中国经济改革前经济体系中的这三大要素被称为“ 传统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 (林毅夫等, 2004 年)。
    首先，为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不得不扭曲宏观经济政策，压低利率、汇率、工资薪酬、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甚至是农产品价格(林毅夫, 2003 年)。建设重工业的众多项目需要大量资金，而当时中国资金匮乏。为了满足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控制利率以降低资金成本。此外，重工业还需要资金密集的中间产品和设备，而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无法生产这些产品，从而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是重工业项目的先决条件。但是，中国的外汇也非常短缺，因为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仅限于自然资源和低附加值农产品。中国政府被迫高估本币兑美元的汇价以降低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中国人民币汇价从 1950 年的每 1 美元兑换4.2 元人民币升值为每 1 美元兑换 1.7 元人民币，在此期间汇率升值幅度达到 250%。为重工业积累资金的唯一途径是降低各类投入要素的成本。与压低利率相对应，中国政府也为城市职工设定了较低的名义工资。该工资薪酬与工人们的努力程度无关，但工资水平根据等级和资历而有所差别。在 1978 年前，中国员工的平均年工资是 550 元人民币（按照 1971 年的汇率，相当于 223 美元）。人为压低的工资遏制了城市工人们的购买力。倘若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随行就市，城市工人们将没有能力消费大多数的上述产品。因此，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农产品设定为很低的价格，以创造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牺牲农民利益和贴补城市工人(林毅夫和余淼杰, 2009)。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实施了非常严格的住所控制制度（所谓的“户口”），以防止农村居民迁移至城镇地区来寻找工作岗位。该户籍控制制度自 1958 年起付诸实施。其次，中国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性资源配置机制。由于中国政府人为地扭曲很多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每个要素市场都出现了超额需求。因此，鉴于产品和各类投入要素的价格是固定的，一个基于市场供求的资源配置机制无法付诸实施。为了应对56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年)，作者自己计算。过多的需求，中国政府不得不借助一系列有计划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定量供应各类资源。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外贸体系。鉴于人民币汇率被人为调高，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外贸企业发现出口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假若没有企业出口商品，有限的外汇储备将很快枯竭，从而中国将无法进口必要的设备和中间产品。为了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被迫通过设立对外贸易部的方式在外贸领域实施垄断，外贸部授权 12
家全国性的专营外贸公司。这些外贸公司充当“气囊” (air-lock)，将中国与世界经济隔离开来，并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业务。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定量供应资金， 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管理各类原材料和自然资源。最后，根据上述扭曲的制度安排，中国政府还采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建立起众多的国有企业，尽管在农村地区也建立了人民公社。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价格扭曲旨在积累资金，这对于成功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倘若企业性质是私人所有，他们可以在企业所有者内部分配利润，这无法积累很多资金，从而恐将摧毁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因此，企业的所有制必须是国有的。此外，即便某一家国有企业被赋予经营自主权，由于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其工人们也会偏离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国家必须剥夺国有企业的任何经营自主权，并采纳类似傀儡的企业经营体制。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是通过人民公社来强制进行的，以确保国家能垄断农产品的采购和销售。这些措施被付诸实施，以进一步确保国家可积累足够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林毅夫, 1990)。
因此，中国建立起一个旨在支持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制。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企业能够降低投入品成本和赚取尽量多的利润，该利润反过来被用于积累资金。高度集权的，有计划的资源配置机制能确保有限的自然资源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工业，与之相对应，中国采用了一个类似傀儡的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以促使此类安排变得顺畅合理和成功推行。
     然而，如上所述，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因中国在经济改革之前是一个资金极度匮乏的国家(林毅夫, 2003)。一个违背比较优势的国家战略可能导致扭曲的产业结构，并恐将导致中国经济难以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显然，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国家战略无法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并导致工人们过着低水平的生活。有趣的是，这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由于 1978 年之前的相关数据有限，倘若有研究报告，也少有研究报告为这一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然而，正如研究报告 Hsieh-Klenow (2009)所发现的，即便在当今，中国要素市场仍有大量的，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遗留的价格扭曲(林毅夫, 2003)。倘若此类扭曲得到修正，中国制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望提升25%以上。针对这个实证问题的答案远非确凿无疑。但是，我们仍能间接地捕捉到经济改革之前的价格扭曲。譬如，图 1 暗示在 1952 年至 1978 年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的畸形。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占比显著上升，从 1952 年的 19.5%激增至 1978 年的 49.4%；与此同时，农业占比呈现下滑趋势，从 1952 年的 57.7%滑落至 1978 年的 32.8%。然而，同期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双双下滑，这表明制造业占比上升是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的非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的萎缩为代价的。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和农业占比下降并非显示产业结构扭曲的指标。然而，鉴于中国的人均 GDP 仍处于极低水平（按 1979 年汇率计算，为 243 美元），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偏高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扭
曲，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证实。首先，在制造业内部，重工业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35.5%攀升至 1978 年的 56.9%；其次，制造业内部的投资分布也偏向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1953年至 1957 年）的 5.7 倍上升至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 1971 年至 1975 年）的 8.5 倍



 

    鉴于重工业本身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无法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尽管重工业占 197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四分之一，该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仅占全国的7.9%。与之相反，由于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轻工业占 1978 年中国 GDP 的比重为 3%，但吸纳的受雇劳动力占全国的 4.6%。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超过 73%的劳动力仍从事农业活动。此外，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导致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广大农民不能借助重工业的发展而增加收入。与之相对应，即便在中国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二十年后，中国仍处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1978 年人均 GDP 为 381 元人民币（按 1978 年汇率计算，相当于 221 美元）。
    总之，中国在 1978 年之前采纳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与基于中国要素禀赋的潜在比较优势不一致。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中国工业结构扭曲，也未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3. 中国的工业增长与结构升级
    自 1978 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摒弃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采用了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鉴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但资金匮乏的国家，根据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r–Ohlin）贸易理论， 倘若中国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则有望从对外贸易中受益。然而，中国政府需要加紧努力以纠正现有的价格扭曲，因中国拥有高度畸形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源于政府采纳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在本节，我们重点关注中国经济腾飞以来，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趋势和特点。首先，我们审视中国产业构成的模式和演变，其中特别关注各个时间段的经济结构转型。我们还将探讨每个制造行业所显示的比较优势。然后，我们将讨论各制造业之间和制造业内部的产业链升级。鉴于中国经济腾飞以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
主导作用，对产业内部贸易的仔细审视表明，中国的产业内部贸易是加工贸易蓬勃发展的结果（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材料以便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表明产业内部贸易规模增长基本上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
   3.1 结构转型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中各产业的构成见证了最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若中国坚持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将维持如图 1 所示的， 1978 年之前的快速增长态势。但是，如图 2 所示，这一局面在 1978年后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在中国 GDP 的比重维持不变，但最近三十年制造业的占比略微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3.9%猛增至2010 年的 42%。此外，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下滑，从 1978 年的 28.3%下降至 2009年的仅 11%。



 

    在制造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占比从 1978 年的 43.1%上升至1991 年的 48.9%。与之相对应， 基础设施投资比例（ 即重工业投资额除以轻工业投资额）从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 1978 年至 1982 年）的 8.5 倍下降至 1991 年的 6.5 倍。这些成果表明，中国正从实施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执行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自1978 年以来，中国已优先发展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该战略类似于“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战略。通过采用该战略，中国能够利用潜在的比较优势，并增加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额。



    显然，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可借助于制造业各部门占制造业 GDP 比重的变化状况。如图 3A 所示， 1999 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是制造业 GDP 中所占份额最高的行业（ 12.3%）。在十年后，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占制造业 GDP 的比重已发生显著变化。如图3B 所示， 2009 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在制造业 GDP 中的占比已锐减至仅有 1.47%，而通信设备成为制造业 GDP 中所占份额最高的行业，占比达 8.7%。



 

3.2 价值链升级
    中国对外贸易额持续增长是审视其价值链升级的理想窗口。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封闭且落后的经济体。外贸依存度（定义为进出口总额占当年 GDP 的比重）仅有 10%。然而，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增长超过 6 倍。 2008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 67%，远高于美国的 25%，表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较高。尽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损及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中国仍在 2009 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并在 2011 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是该国采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所带来的经济成果(林毅夫等, 2004)。该论点可通过制造业升级的动态演变而得到进一步的阐明。鉴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转型为一个全面开放，且外向型的经济体，中国出口商品组成是反映制造业升级的适宜数据。在最近的三十年间，中国的出口呈现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表 1 显示， 1980 年农产品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阶段（ 1978年至 1985 年），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出口商品是低附加值的矿物燃料（如石油，油）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这一局面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在 1978 年至 1980 年期间，中国主要油田之一的黑龙江大庆油田提炼加工的石油产品数量增长。中国政府深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当时轻工业出口商品的规模仍较小。截止 1980年，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矿物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为 23.6%。该占比在 1985 年攀升至 26%，高于第二大出口类别轻纺和橡胶制品 16%的占比。
    从 1985 年至 1995 年，随着中国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生产并出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其他轻工业制成品。在第二阶段，纺织和橡胶制品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重要份额。表 1 显示，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出口的占比达 20%， 1995 年升至 21.6%的峰值。
    有趣的是， 1996 年中国运输设备机械的出口额为 353 亿美元，高于同年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 285 亿美元。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中国进入出口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资本密集的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表 2 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试验提供了更多佐证。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异在于，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已逐步远离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和服装）。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跻身中国十大出口商品类别之列。目前，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是电气机械和器材，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和机械器具。尽管矿物燃料和矿物油重新回到十大出口商品类别的行列，但与三十年前的情形相比已显著不同。目前矿物油行业拥有很高的附加值产出率，2007 年该比率高达 77.7%，远高于 2007 年纺织业附加值产出率的 26.2%。
前三大行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 50%。

    表 1 显示， 1980 年农产品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阶段（ 197年至 1985 年），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出口商品是低附加值的矿物燃料（如石油，油）和其他自然资源。造成这一局面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在 1978 年至 1980 年期间，中国主要油田之一的黑龙江大庆油田提炼加工的石油产品数量增长。中国政府深知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发展的重要性，但当时轻工业出口商品的规模仍较小。截止 1980年，矿物燃料、润滑油和相关矿物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为 23.6%。该占比在 1985 年攀升至 26%，高于第二大出口类别轻纺和橡胶制品 16%的占比。从 1985 年至 1995 年，随着中国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生产并出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和其他轻工业制成品。在第二阶段，纺织和橡胶制品占据了中国出口总额的重要份额。表 1 显示，在此期间纺织和橡胶制品出口的占比达 20%， 1995 年升至 21.6%的峰值。

    有趣的是， 1996 年中国运输设备机械的出口额为 353 亿美元，高于同年轻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 285 亿美元。这一研究发现表明，中国进入出口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资本密集的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表 2 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试验提供了更多佐证。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差异在于，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已逐步远离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和服装）。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跻身中国十大出口商品类别之列。目前，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是电气机械和器材，紧随其后的是机械和机械器具。尽管矿物燃料和矿物油重新回到十大出口商品类别的行列，但与三十年前的情形相比已显著不同。目前矿物油行业拥有很高的附加值产出率，2007 年该比率高达 77.7%，远高于 2007 年纺织业附加值产出率的 26.2%。前三大行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了 50%



    最有趣的观察或许来自第四阶段。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最近一个阶段，中国出口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如航空器、计算机、药品、科学仪器）和电力机械。截止 2007 年，高科技产品出口占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 30%，占世界高科技出口总额的 18.1%(Yu, 2011)。此类高科技行业涉及的附加值产出率（定义为最终产出和中间产出的差额除以最终产出）较高。表 4 显示，三大高科技行业的增值率均呈现快速增长，特别是，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的增值率从 2001 年的 4.3%升至 2007 年的 24.7%，增幅超过五倍。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阶段彰显了制成品试验如何促使出口的价值链升级，即从初级产品到机械和运输设备，甚至到高科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