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8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报告7

3.3 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
    鉴于中国出口了大量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有关中国在此类产品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质疑已经涌现。关于比较优势的一个肯定性答案支持了中国已采取遵循比较优势之发展战略的观点。另一方面，有人或许认为，此类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并不明显。
    表 3 显示了按照国际海关HS 个位数水平，中国在新世纪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标。倘若某个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1，表面该行业在全球市场具有比较优势。 1996年中国的诸多行业（如食品和饮料、化学和塑料、皮革、木材和造纸、以及金属）具有比较优势。在这些行业当中，纺织服装业的比较优势最强， RCA 指标高达 3.692。进入新世纪，纺织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已经萎缩。然而， 2008 年中国纺织服装业仍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 RCA 指标为 1.512.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机械和运输设备，该行业在 1996年开始展示出轻微的比较优势；与中国纺织服装业比较优势逐渐下滑不同，机械设备的比较优势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宣称在以下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按降序排列）：纺织服装、食品和饮料、烟草和矿物、以及机械和运输设备。尽管如此，表 3 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经历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通过生产和出口更多与动态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商品，中国已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需要一国采纳基于当前比较优势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等, 2004)。请留意，在甄别某个产业是否符合本国比较优势方面，该国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倘若所在国政府不发挥适当的作用，遵循静态的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停滞不前，正如 Amsden (1989)总结韩国的经验所指出的。与之相反，倘若一国政府能够因势利导和甄别那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则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能自动跟随该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林毅夫, 2012)。
3.4 产业内部贸易和加工贸易
  得益于中国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改革，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在最近三十年间保持了每年9.9%的高增长率。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其要素禀赋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 年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因此，我们难以理解中国如何能够生产和出口数量比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 (Rodrik, 2008)。
    阐释该现象的一个假设是中国产业内部贸易盛行。与纺织服装行业相比，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内部贸易。产业内部贸易指数是通常用来衡量产业内部贸易水平的指标，其定义为 1-|X-M|/(X+M)，其中， X 是该产业的出口额， M 是该产业的进口额。 倘若该指数等于 1，则 表示该行业有大量的业内贸易，因出口额与进口额相当。与之相反，该指数为 0 则表示该行业没有发生业内贸易。表 4 显示，一些行业（如机械，运输设备，以及光学和照相器材）具有较高水平的产业内部贸易。尤其是， 2001 年机械和运输设备行业的业内贸易指数分别上升至 0.94 和0.97。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和鞋类）的业内贸易没有如此普遍。但是，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的产业内部贸易盛行是经济发展 的结果抑或是其原因，各方对此仍抱有疑虑。在实施经济改革之后，中国采纳了遵循比 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中国政府意识到，鉴于本国是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加工贸易是 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个理想途径。的确，加工贸易是促使上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 业内贸易水平处于高位的主要原因。

 
       在加工贸易当中，一家国内企业先从一家外国企业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在原材 料经过本地加工后，该国内企业出口获得增值的最终产品。图 5 显示，1995 年以来加工贸易已占据中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在中国的 20 类加工贸易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方 式是装配加工贸易和采购投入品的加工贸易。在装配加工贸易当中，一家国内企业不支 付任何款项从外国贸易合作伙伴获得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加工后，该企业通过收取 组装费的方式将产品“售予”同一家外国公司(Yu, 2011b)。此类加工贸易曾经在 1980 年代非常流行，因中国企业缺乏资金来支付所进口中间产品的款项，但国内企业利用中 国了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因此，从事加工贸易的行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显然，此类加工贸易是典型的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活动。 
        在 1990 年代，采购投入品的加工出口贸易变得更加盛行。一家国内企业进口原材 料和中间投入品并支付相关款项。在本地加工完成后，该国内企业将最终产品出售给其 他国家或外国贸易伙伴。开展此类加工贸易的通常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机械和运输设 备等。中国加工企业从日本和韩国进口复杂的中间投入品和核心零部件。他们利用中国 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组装最终的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由机械和运输设 备构成。如表 2 所示，目前中国进口了数量众多的机械和运输设备，这致使产业内部贸 易水平较高。因此，采购投入品的加工贸易仍符合中国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 
3.5 工业企业生产率提升 
        我们已见识了关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很多例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贸 易行业。然而，是否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源自资本或劳动力投入增加所引发 的“粗放式”增长，抑或源自生产率提升推动的“集约式”增长尚不明朗58。在理论上， 企业有动机通过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下的加工创新来提高生产率，以实现利润的最 大化。该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之间的兼容性仍值得验证。 
       表 4 显示 2000 年至 2006 年期间年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约合 77 万美元） 的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和增长率状况。为获得准确的全要素生产率估 计值，我们采纳了扩增的 Olley–Pakes (1996)方式，以克服通常最小二乘法估计值可能存 在的同时性问题和选择性偏差，如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 59。一如预期，所有的制 造业展现生产率为正值。所有制造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 1.454，这支撑了一个论点， 即中国企业在新世纪取得了技术进步。此外，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增幅高达 2.43%，该结 果表明，生产率快速提升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推动力之一。更重要 的是，与烟草和纺织等行业相比，运输设备和通信设备等行业呈现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该研究发现可作为额外的例证来阐释中国根据其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时间推 移逐步更新其制造业结构。 
                                                                                                   
4. 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中国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可直接归因于其实施的“双轨制”战略。一方面，中国政府 向较为古老的部门提供过渡期保护和补贴，以此作为维护稳定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采纳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方式扶持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战略的诸多行业， 以创造富有活力的经济成长。双轨制改革包括两个重要的远景，一是改革微观经济管理 体制，旨在为工人们提供更多激励，并提升生产效率；另一个是安排开展“双轨制”价 格改革，这在保护陈旧的重工业和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企业进入能发挥中国比较优势 的诸多行业。因此，这场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因此，中国已根据其比 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成功地升级了产业结构。 
4.1 微观经济管理安排的改革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改革之前的经济体制是一个有组织的三位一体。中国政府不得 不扭曲产成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以确保国有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并帮助无法自力更生 的重工业发展。人为压低的和畸形的价格创造了过多的产成品和投入要素需求。因此， 中国政府被迫采用有计划的行政管理体制，引导有限的资源流向重工业。此外，鉴于企 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民营企业将偏离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为避免这一局 面，中国政府需要设立国有非私营企业，并限制企业的自主权。其结果是造就了士气低 落的，缺乏激励和生产率低下的职工队伍。 
       为改善工人们的激励措施和提高生产效率，中国从微观经济管理体系着手开展改 革。在农村地区，人民公社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农户们获准在完成国家定额 后拥有自己的生产剩余。中国采用这一方式给农民们带来了激励措施，从而成功地开发 了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其结果是，1978 年至 1984 年期间中国农业的年度增长率达到 6.05% (林毅夫 等人, 2004)。林毅夫 (1992)等实证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产品总量增长 的 46.89%可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城镇地区，过去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 年至 1984 年），国有企业被授予经营自主权，通过与国家分享利润和管理责任来提升 其生产效率。初期的国企改革颇为成功，工人们的积极性得到改善，企业创造的利润高 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边界不太明晰，这一波改革带来了“寻租”问题。 在第二阶段（1985 年至 1992 年），中国通过将企业上缴利润的政策调整为征收企业所 得税（简称“利改税”），将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改为间接的银行贷款（“拨改贷”）， 重新构建起适当的企业管理机制，增强了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两项政策旨在划清企 业可支配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边界。在 1988 年，中国政府出台新政策将税收从 利润中分离出来。一项资产抵押承包责任制于 1987 年被采纳，以便在国有企业和国家 之间分享企业经营管理权。但是，1991 年国有企业的绩效依然无法令人满意，且缺乏竞 争力。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1992 年至 2002 年），为努力改善国有企业疲弱的绩 效表现，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股份制，而小型国企被私有化。自 1992 年以来，股份制 被视作避免任何财产权模糊不清的最佳药方，而产权不明晰被认为是导致国有企业竞争 力低下的根源。在促使小型国企更具生机和活力方面，第三阶段的国企改革取得了成功。 股份制澄清了国有企业的剩余权利，然而，众多的国有企业仍遭受诸多政府分支机构多 头管理的困扰。在国企改革的第四阶段（2003 年至现在），中国政府设立了正部级的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唯一机构。此后，国有 企业能够集中精力经营重要领域和行业，如通信、能源、矿业和重型装备等。中国政府 进一步推动价格改革，以消除产成品和投入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因此，国有企业的绩 效明显改善。 
       从 2003 年至 2006 年，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数量从 3,610 家缩减至 2,610 家，但平均 年利润增长率达到 21.7%。在此之前，这些企业的平均年销售额增长率为 20.2%。如图 6 所示，1998 年多个关键性的国企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毛利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 净利润率、以及净资产净利润率，都显著上升。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表现为阐释 新世纪机械和交通设备产量及出口额激增提供了更多证据，因开展这类业务活动的主要 是国有企业。  

       一个有趣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在新世纪变得充满生机活力和拥有较 好的绩效表现？这其中至少有三种解释。首先，推着时间推移国有企业快速完成了资本 积累，尤其是在最近三十年间，这改变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更多大型国有企业是资本密 集型的，且他们能够从国家获得更多资金和自然资源，这反过来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占 据有利地位。其次，国有企业仍通过优惠条件和低成本的方式获得融资和其他投入品，                                                                                            
       从而继续享受了政府补贴。最后一条但也很重要的是，很多国有企业集中在电信等高度 垄断的行业。与之相对应，此类国有企业能够享受到这些行业的垄断租金（monopoly rents）。 
4.2 产出品和投入要素的“双轨制”价格改革 
       本质上，很多大型国有企业无法自力更生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 道而驰的行业。中国采用上述价格扭曲体系旨在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双轨制价格改革 被中国政府用作维持对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发放补贴的途径之一。倘若所有的产出品和 投入要素价格突然转为由市场供求决定，所有的国有企业恐怕会坍塌和关闭。数量众多 的国企工人们将会被裁减和解雇，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恐将接踵而至。 
       为避免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针对产出品和投入要素实施了双轨制价格改革。中国政 府设定国家计划内物品的价格，而国家计划以外的物品则由市场定价。在双轨制价格改 革初期（1978 年至 1984 年），中国仍不允许存在市场机制；政府仅仅调整各类价格以 缩小各类大宗商品的计划价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距。然而在 1985 年，中国逐步引 入了市场机制。其结果是，国家计划之外的市场蓬勃发展，市场价很快大行其道。在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宗商品和零售商品当中，分别有 81%和 91.5%的商 品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林毅夫等, 2004)。一旦产出品的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投入 要素的价格改革压力也显露无遗。 
       为应对要素市场的强烈需求，中国政府也着手开展必要的汇率、工资和利率改革， 以及进一步实施其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本节讨论中国的汇率和利率改革，下节将阐释 工资改革。在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当中，外币汇率被人为地压低至很低的水平。 然而，根据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理想的情形是汇率应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以便各 产业的比较优势能得到恰当地体现。反过来，这一汇率揭示可作为一个信号来指引中国 政府甄别和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 
          如图 7 所示，中国汇率的双轨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 年至 1984 年）， 中国实施了三重汇率体系。该体系包括官方汇率，内部结算汇率和掉期汇率，在此期间， 前两类汇率是最重要的。官方汇率被用于大宗商品和服务的外部交易。相比之下，内部 结算汇率被固定在一个恒定水平（即 1 美元=2.8 元人民币），用于将中国企业的创收外 汇兑换为人民币。中国政府逐步调降官方汇率，以便让其向内部结算汇价靠拢。因此， 在第二阶段（1995 年至 1994 年），中国仅有双重汇率体系，其中官方汇率代表着计划 体系，而掉期汇率代表着市场体系。在汇率改革之初，中国政府扶持了外汇留存机制， 鼓励企业出口和赚取外汇储备。因此，有些企业拥有过剩的外汇，而其他企业则出现外 汇短缺。于是中国推出了外汇掉期市场，为贸易公司开展外汇兑换提供便利。通过这个 方式，均衡掉期汇率的确反映了人民币的真实成本，因为它是由市场供需所决定的。以 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掉期汇率逐步且稳固地发展壮大。到 1993 年，中国大约 80%的国际贸易通过掉期汇率结算(林毅夫 等人, 2004)。在第三阶段（1994-2005 年），双重汇率合 并为单一的市场汇率，为 1 美元兑换 8.61 元人民币，这在整个第三阶段都是固定的。最 后一个阶段始于 2005 年，当时中国开始采纳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在随后的六年 （2005-2011 年）里，中国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 8.27 调整至 6.5，人民币升值约 20%。 目前大家普遍相信，中国正接近其“均衡”汇率水平，倘若存在该汇率水平的话(Ma 等 人, 2012)。1994 年以来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再度作为汇率改革的里程碑，让诸多的制造 类企业展现其真实的比较优势。  

      为促使中国企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需要消除诸多要素市场（如资金成本） 的价格扭曲。只有当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中国政府才能推广资本节约型技术并全面实 现制造业结构升级。中国第一波升息浪潮始于 1979 年，当时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被双 双上调。1980 年代见证了中国调高利率的 10 个时期。但是，1990 年至 1992 年中国调 降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 1992 年之后，中国启动新一轮升息潮，主因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金融市场蓬勃兴起。然而，与汇率改革相比，中国利率改革一直 以缓慢而渐进的步伐推进。尽管大多数时间中国的实质利率维持正值，但直到今天利率 水平仍并非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相反，利率仍被用作向大型企业提供补贴的方式；而大 型企业大多数是国有企业。因此，中国利率的市场化进程仍在持续。 
4.3 新生行业的增量改革 
       如上所述，两股基础力量促使中国成功实现经济结构改革和制造业升级。一股力量 是采用“双轨制”改革，另一股力量是对非国有的自力更生行业开展增量改革。当 1980年代初期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时，中国政府转变思维集中力量推进非国有经济 的改革。该政策一般被称为“增量改革”，这符合中国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乡镇企业（TVEs）的蓬勃发展可作为阐释这一增量改革的最佳范例，这有助于理解中 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正如林毅夫等 (2004)所阐明的，以下的几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 1980 年代中国乡镇 企业呈现快速扩张态势。首先，乡镇企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农村地区的比较优势（即丰 富的劳动力资源）来促进农村完成原始生产要素的积累。与国有企业主要涉足资本密集 型行业不同，大多数中国乡镇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 1980 年代人口迁移受到 严格限制，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农村地区。因此，乡镇企业可获得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并 在不依赖大量资本投入的情况下赚取可观的利润。其次，乡镇企业能创造稳定的财政收 入，因他们的产品在市场颇受欢迎。由于中国实施了重工业导向的发展战略，市场上的 轻工业产业严重短缺。乡镇企业的主要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从而可以轻易地满足市场 的需求。最后，与国有企业享受政府保护的优越处境截然不同的是，乡镇企业面临较为 严峻的国内市场竞争，这促使他们竭尽所能地改善其生产率。在上述三个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乡镇企业能够自力更生，维持自身活力和创造可观的利润，并为将来的发展积累 足够的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筹划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润风险机制上。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同，乡镇企业 的管理者通常来自基层，其获得提拔晋升的空间有限。因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留 存在本乡镇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鉴于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们具备掌握更多企业运营相关信 息的优势，地方政府难以对其实施有效地监督和管理。为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此类劣 势，地方政府在 1980 年代通常偏爱实施股份合作制（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下属企业共 同拥有的混合所有制公司），以厘清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利润分成。剩余索取权 关系的明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自 1990 年代以来，大多数乡镇企业成为私营 企业，转而向地方政府缴纳企业所得税。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 1980 年代后期快速发展壮大，得益于农村地区乡镇企业 的蓬勃兴起。随着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和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取得成功，中国有能力将制 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和运输设备等。 
4.4“门户开放”政策与改革 
除了国内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之外，中国快速推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也 得益于其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内向封闭的经济体， 1970 年代的开放度很低，仅有 10%。如图 8 所示，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猛增至国 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左右。如前所述，2009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出 口国。中国出口额的快速增长的确显示了实施遵循比较优势战略带来的经济成果。一方 面，中国已生产很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商品，这符合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 由于此类产品价廉物美，在国际市场上极具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相对 狭小，导致中国大力出口其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消化市场存货(林毅夫, 2004; 姚洋和余淼 杰, 2009)。大量的货物出口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和促进了资本积累，这反过来提升 了中国整体的要素禀赋。中国可根据正在发展变化的要素禀赋来相应推动制造业产品升 级。  

 
       中国的门户开放改革发端于设立各类自由贸易区。这一过程可总结归纳为三个阶 段，从点（一些城市）到线（东部沿海地区），然后扩展至整个地区（即东部和中部省 份）。1980 年中国遴选四座城市（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作为经 济特区(SEZs)。这些经济特区基本上用于出口加工，只要特区企业的进口商品是组装起 来用于出口，该企业的进口商品可享受豁免关税的优惠。如图 9 所示，1984 年中国实施 “沿海开发战略”，开放了 14 座沿海城市，随后不久，中国设立了多个国家级经济开 发区和三个经济三角洲地区。1991 年中国政府还开放了四座北方口岸，以开展与俄罗斯 和朝鲜的贸易活动。此时，中国大部分开放城市位于东部地区。然而，中国在 1992 年 决定以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的形式开放更多的中部城市。 
 
                                                                              
 
       1992 年中国开始推动进口关税和各类非关税壁垒的自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报告， 中国进口关税的简单平均税率从 1992 年的 42%左右降低至 1994 年的约 35%。此外，为 了给中国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地位创造更有 利的条件，中国将进口关税水平从 1994 年的 35%进一步调降至 1997 年的 17%，短短三 年内的关税税率降幅达到 50%。在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兑现承诺在 2005 年将关税降低至 10%左右。尽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引发争议 (Krugman-Obsfeld, 2008)，这无疑给包括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内的中国国内企业带来 了进口商品引发的激烈竞争。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仍能够在各类政府保护体系之下维 持运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效率的乡镇企业将会被市场一扫而空。因此，仅有高效率 和充满生机活力的乡镇企业能够存活下来，这反过来促使制造业的进一步转型升级成为 可能。 
中国门户开放历程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获取 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中国政府不得不消除产成品和投入要素的很多价格扭曲，以遵循 世贸组织的各项要求，这促进了中国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林毅夫, 2009)。此外，中国 加入世贸组织也使得国内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因中国需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林毅夫 等人, 2004)。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等国际贸 易规模迅速扩大。凭借较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按照中国的动态比较优势来 扩大其生产，从而成为一座“世界工厂”。 
       加工贸易是中国最新的，同时或许是最重要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促使中国在对外贸 易上的表现远胜过印度。如前所述，通过组装加工，中国的加工贸易在 80 年代起步； 随后借助采购投入品加工的方式，促使加工贸易在 1990 年代变得繁盛流行。大多数加 工企业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公司的外资子公司，并集中于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 密集型行业。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一年的 2000 年，政策制定者决定设立出口加 工区，到 2010 年中国出口加工区的数量扩大至 55 个。出口加工区享受与经济特区同等 的自由贸易优惠政策，但它们还具备额外的优势，如出口加工区内的加工企业能免受全 面而复杂的行政管理和监管架构的束缚。凭借上述出口加工区的遍地开花，中国的加工 贸易一直占据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并为加工企业采用外国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这刺激了中国的制造业升级。 
5. 经济结构转型对就业和减贫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1978 年中国的总人 口达到 9.62 亿人，而总人口规模在 2009 年增长至超过 13.3 亿人。在经济改革年代，中 国保持了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率，因此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蔡昉, 2010)。如图 10 所示，中国的抚养比率（定义为非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在 1982 年和 2009 年分别是 62.6%和 36.9%，成为世界上最低的抚养比率之一。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劳动 力；截止 2009 年底，受雇员工总数为 7.98 亿人60。该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经济 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如何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减少贫困。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 详细介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引发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变化，随后将仔细审视中国产业升级 导致的制造业各行业内部的就业变动情况。最后，我们将讨论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 如何促进减贫事业。 

5.1 各行业的结构变迁和就业人口变化 
      如前所述，在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当时中国采纳了以 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其仅能吸纳数量很少的工人。 这两个因素导致中国有很高比例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如图 1 所示，1978 年大约有 70.5%的中国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相比之下，仅有 17.3% 的劳动力参与第二产业，其余 12.2%的劳动者从事第三产业。  

       自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已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最近三十年，中国经历 了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转型。如前所述，农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从 1978 年的 28.3%下滑至 2009 年的仅 11%，第三产业的占比从 1978 年的 23.9%上升至 2010 年的 42%。第二产业的占比仍保持稳定。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变动与中国经济结构的形成 具有正相关关系。在 2009 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者占比下滑至 38.1%，该占比在三 十年内的降幅达到 50%；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人数占比则增至 34.1%，该占比在经济改 革后激增了两倍；第二产业的员工总数比例也增加至 27.8%，占比在三十年间翻了一番。 
       中国就业人口结构变化的演变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1 年）， 农业从业者的占比从 70%快速下滑至 60%左右；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 人数占比迅速上升。第一产业从业者占比快速下降可归因于中国在农村地区实施了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改革前夕被废止，很多劳动力从土地束缚中解 脱出来，转而投身于城市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中国启动双轨制改革，国有 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并拥有更大的激励动机来通过雇佣更多固定工和临时工 扩大其生产规模。尽管新雇佣固定工需要国家批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仍可雇佣那些 原本是农村地区农民作为临时工。因而，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数量增长。与之类似，根据 中国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增量改革也导致 80 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的农民 离开他们的土地去从事非农行业。  

       1988 年至 1991 年期间中国就业人数的结构性变化出现短暂的停滞，此后的 1992 年至 1996 年，中国经历了就业结构剧烈变动的第二阶段。在 90 年代初期，中国进一步放松了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迁移限制。如图 12 所示，在 1993 年至 1996 年期间，超 过 6,000 万劳动者从农村迁移至城市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如图 13 所示，农 民工迁徙的路线主要是从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奔赴沿海地区。在第二阶段末期，尽管中 国有一半的劳动力仍从事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工人数量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然而，第三阶段（1996-2001）的特点是就业人口的结构性变化步伐缓慢。两个因 素可解释这一变化。首先，1997 年和 1998 中国面临外部需求萎缩的严重冲击，这源于 1997 年和 1998 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当时很多亚洲国家纷纷调降本国货币汇率以刺激 出口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然而，中国宣布人民币固定汇率维持不变，使得中国 的商品处于不利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受外部需求萎缩的冲击，中国企业不能扩大生产， 因此无法吸纳更多来自农村的务工者。其次，更多的国有企业职工被裁减和安排下岗， 为城市地区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供应。自 1997 年以来，为了摆脱国有企业绩效欠佳的 被动局面，中国政府缩减了国有企业的规模，甚至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 一缩减规模的举动导致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迫使他们在城市地区寻找新的就业 机会。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疲软而供应充足，使得外来农民工失去了就业空间。图 12 显示，农民工人数从 1996 年的 6,000 万锐减至 1997 年的约 4,000 万，规模缩减了三分 之一。 
       中国就业人数结构性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 后。中国获得世贸组织成员国地位使得国内企业能够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为中国 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提供了良好机遇。因此，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从 2001 年的21%增加至2009年的27.8%。尽管55%的中国人依旧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仅有38.1% 的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度仅为 11%。经济结构转型促 使中国从三十年前的农业国升级为今天的“世界工厂”。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近年 来中国沿海地区数次调高工资薪酬，并不表明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和不再是一 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Yao and Yu, 2009)。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仍会有越来越多的劳 动力脱离第一产业而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5.2 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就业人数变化 
       通过实施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中国在 80 年代将制造业结构从石油粗加工和采矿 升级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借助使用加工贸易，中国在 90 年代以来 将制造业结构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其突出标志是采用机械 和运输设备。此类制造业升级也体现在最近三十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变动上。 
       我们必须核实随着时间推移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第二产业员工总数的比例变化情况， 以审视制造业就业变化的演变过程。在 1982 年，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刚刚启动，制造业 工人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 71%左右。但该比例到 2009 已经下降至 50%左右， 表明更多的工人转向从事建筑等行业，这部分源于技术进步促使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减 少。 
       更重要的是，2009 年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部门不再是纺织或服装业（图 14）， 尽管这一过渡期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雇佣了大量员工。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部门是 通信设备生产（占所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9%），紧随其后的是运输设备（占所有制造 业就业人数的 8%）.该研究结论再度表明，制造业内部的就业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步伐亦 步亦趋。 

 
5.3 经济结构转型与减贫 
       在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之前，政府实施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导致民众的生活 水平几乎没有改善。当时国家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头等大事，有限的物资几乎全部投向重 工业。因此，中国经济并缺乏必要的物资来发展轻工业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重工业 创造的利润没有用于消费，而是继续进行资本积累。中国政府还在城镇地区设定了较低 的固定工资。在农村地区，农民承受了农产品价格不及工业日用品价格的不利交易条件。 此外，农村地区禁止从事农副业生产（如渔业和畜牧业）。因此，农村地区民众改善生 活水平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鉴于中国在 1949 年政治独立之前是一个极度贫困 的农业经济体，国家实施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使得农民几乎不可能改善其生活水 平。因此，大约 3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 627 元人民币（按 照目前汇率计算，相当于大约 100 美元）。 
自中国经济腾飞以来，中国已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最近三十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已促使中国的减贫事业大获成功。根据 Chen-Ravaillon (2008) 的估计，1980 年中国的贫困率高达 41.6%，但贫困率已下降至 2004 年的 15.9%。农村家庭的人均年度纯收入也从 1978 年的 133.6 元人民币猛增至 2006 年的 3,587元人民币， 在三十年内增长了 20 倍。  

       自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可以归功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 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将人民公社的农村管理制度调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从而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旨在扶持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的价格扭曲政策也逐 步得到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被废除。与之相适应， 农产品的交易条件也迅速得到改善，这些举措非常有助于农民增加收入。其次，农民们 获得了重新分配的土地，他们被赋予了完全的生产自主权。因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显 著改善。第三，在新世纪（2006 年起）中国政府还取消了农业税，终结了这项沿袭两千 多年的传统税收。因此，农民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 
中国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改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这符合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正如此前分析的，乡镇企业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居民提供了 众多的就业机会。与从事第一产业相比，在乡镇企业获得一个工作岗位通常可确保一份 较高的收入。乡镇企业位于农村地区，而极端贫困通常也出现在该地区 (Naughton, 2005)，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显著促进了贫困人群的减少。 
       此外，服务业占比上升也为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上述图 2 所示，中国服务 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 70 年代末期的 25%上升至目前的 42%左右。由于 餐馆等服务行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该行业能够吸纳来自中国农村的大量农民工。服 务业就业人数的增长超过比第二产业员工总数增长更为显著。特别是，服务业在全国就 业人数的占比已从 1978 年的 12.2%提升至目前的 33%左右。相比之下，第二产业从业 人员的占比仅从 1978 年的 17.3%增加至目前的 27%左右。 
       最后，中国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因势利导举措也为减少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1992 年中国开始甄别全国的贫困县，随后拨付大量扶贫资金以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2002 年中国还设立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并强调发展在中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发挥的特殊作 用。凭借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快速增加财政扶持资金，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已极大地缓 解。 
       在经济改革期间，中国城市地区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增长。如图 15 所示，城镇家庭 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43.4元人民币猛增至2006年的11,759.5元人民币（按 名义价格计算），增幅超过 30 倍。城市地区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国有企业改革 取得成功，以及私营部门的蓬勃兴起。在 90 年代后期，当国企改革处于停滞不前局面 时，中国政府决定缩减大型国有企业的规模，允许裁减下岗一部分工人和鼓励工人们提 前退休。1998 年中国新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帮助下岗职工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中国政府还创立了被称作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新机构，允许下岗职工在该机构最长挂靠三 年。此外，小型国有企业获准转制为私营企业。通过上述努力，四分之三的国企下岗职 工在新世纪找到了新工作。而其余的下岗职工在城市或私营部门工作，或提前退休。中 国政府还拨付大量财政扶持资金为提早退休的工人们补缴养老金。因此，中国在新世纪 赢得了城镇地区的低失业率。  
6. 建议学习借鉴的中国经验 
       中国经济已经从中央计划管理的农业经济转型为最大的世界工厂，其中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凭借最近三十年中国平均年经济增长率 9.9%的推动，中国已 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发动机。得益于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中国 已经从一个落后封闭的经济体华丽转身为一个先进而开放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改革所取 得的巨大成功也卓有成效地缓解了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贫困面貌，并提升了城乡居民的生 活水准。 
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汲取两条主要的经验。首先，一个发展中国 家应该通过采纳基于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 济改革之前，中国采用了与劳动力丰富这一潜在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发展战略，当时中国 错误地将重工业作为发展的首要优先事项，并选择了一整套相应的微观经济制度安排和 宏观经济政策，投入要素和产出品的价格被扭曲，以适应这一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其结果是，企业无法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自力更生。相比之下，一旦中国选择了基于 自身要素禀赋的，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大力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让扭曲的 要素价格得到矫正。企业被赋予足够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利润在企业内部和政府之间进 行分享，以激励中国人的首创精神。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在市场展开竞争， 并创造更高的利润率。因而，中国有能力积累资本和提高在产业链中的阶梯位置，逐步 发展更多资本密集型产业。 
       其次，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甄别并因势利导发展与各自潜 在竞争优势相符的新兴产业。在任何行业，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通 常不太清楚或并不太关注本国经济的要素禀赋。当且仅当要素价格真实反映本国经济中 各要素的充裕或稀缺状况，众多企业才会遵循本国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林毅夫, 2009)。 各要素之间的相对比价关系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政府的主要任务是 消除要素市场的所有价格扭曲，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 
      然而，各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创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他们还需要在甄别和因势利 导推动经济结构形成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基于以下的原因(林毅夫, 2012)：首先，有关产业升级的信息需要政府拿出专门的投资。随着一国经济中比较优 势的动态演变，单纯一家企业并不具备足够的财力来收集足够的信息，以确定在全球制 造业前沿有哪些产业与本国潜在的比较优势相匹配。此类信息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因收 集这些信息是代价不菲的；但企业分享这些信息的边际成本则接近零。政府应该收集并 分析此类信息，以避免在此类信息上进行不必要的重复投资。 
其次，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需要不同行业的众多企业之间开展协调配合。譬 如，某个行业的一家企业或许不能将各类要素投入的供应问题内在化，譬如，依靠内部 力量解决熟练劳工和本行业专门技术的问题。此外，一家企业制造升级取得成功也需要 一个成熟的，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软件系统，如金融机构和市场分销机构。这些要素几 乎无法由某个特定企业来提供。相反，政府可以为不同行业多家企业之间的协调配合发 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最后，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一个风 险很高且代价不菲的投入。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不得不为新产品和较好的加工技术支付 巨额的研究开发费用，但他们同时承受了高概率的失败风险。由于新产品具有正外部性， 其他企业将追随并分享额外的经济效益。倘若研发企业的利益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 得到保护，很少会有企业具有投资开展创新的动机。相应地，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 级将会趋于停顿。与发达国家成熟的专利体系不同，发展中国家中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 往往缺乏成熟市场和全球产业前沿原本提供的，适当的专利保护。作为补偿，政府必须为此类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在这方面，政府的调节和指引是经济结构 转型和制造业升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过，中国并未提供一个优秀范例来阐明这一 理念。 
       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何能甄别适当的经济增长机遇，以 及如何能因势利导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林毅夫 (2012)建议采用具有六个步 骤的一个框架。 
      首先，某个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一个参照对象，即一个要素禀赋相似但人均收入比 本国高出一倍的成功国家。譬如，中国可以作为越南和印度的学习借鉴范例，因两国都 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度，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越南和印度的两倍多。 
       其次，通过甄别中国的前十大贸易品，如表 2 所示，某国（如印度）政府可将本国 企业已经进入的行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政府应实施一整套政策来消除壁垒 或缓解价格扭曲，而这些价格扭曲妨碍国内企业提升产品的价值链或实现其自力更生的 目标。一个良好的范例是，中国在 80 年代采用各种政策鼓励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当 然，有任何产业并未纳入对照组但被证明具有竞争力和生机活力，则政府也应该因势利 导并为此类企业提供必要的产业政策扶持。 
       第三，倘若没有国内企业涉足一些参考对照行业，政府应鼓励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企业可以从这类外商直接投资中学习值得肯定的技术溢出。90 年代初期，外商 直接投资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左右，随后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GDP 的比重维持在 3%的较高水平。80 年代海外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激增，为国内企业带来 了新技术，并明显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令其从一个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 更具资本密集型特点，甚至技术密集型特征的产业。 
       第四，倘若某个国家由于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而陷入一个不利的营商环境 和基础设施环境，该国政府或许可以像中国一样采用双轨制改革。尤其是，设立各类出 口加工区和工业园区将有助于鼓励形成产业集群，由于资源有限和收入较低，政府不可 能在整个国家都构建起令人满意的基础设施投资。如表 7 所示，在经济改革期间，中国 共设立超过 160 个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和高科技开发园区61。 

     
       最后，政府应该提供激励措施鼓励率先推动创新的企业。此类鼓励政策或许包括短期的
企业所得税减免，直接贷款和获准使用外汇储备。譬如，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中 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给予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授予这一优惠政策也比承诺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的“国民待遇”标准要理性得多。因此，一 国应根据自身要素禀赋推动的潜在比较优势来更新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应发挥
积极作用以克服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协调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 
7. 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提供证据证实了自 1978 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
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在经济结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政 府错误地实施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
略。由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经济改革前的中国产业结构更为先进，但不太具有竞 争力。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
两套主要的政策可诠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获成功。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 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中国政
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 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
量大幅减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还从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 而创造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
国家开发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最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相类似，中国的改革仍在进行，且并非完美无缺。 譬如，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绊脚石(Hsieh-Klenow, 2009)。因此， 中国双轨制改革的遗产，如金融结构中残留的价格扭曲，课征资源税，以及服务业中的垄断 现象，还需要推行进一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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