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区域减贫合作模式探索 ——基于“东盟+3” 村官交流项目的个案分析

 

  国际区域减贫合作模式探索

 ——基于“东盟+3” 村官交流项目的个案分析

                           莫光辉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贫困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随着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纵深复杂性和减贫任务的艰巨性交织互联，使得世界减贫事业日趋棘手。文中以“东盟+3” 村官交流项目为例，分析了“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运行模式，梳理了“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成效和存在问题，认为畅通便捷的交流机制、区域特征、可行能力是“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实践运行经验，指出注重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坚持区域内优势资源的互补联通、强化联动发展的脱贫目标是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价值取向，以期探索新时期构建国际区域减贫合作模式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区域减贫   合作模式  村官交流项目

 

 

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减贫合作的基层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莫光辉（1980-），男，瑶族，湖南永州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广西大学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学术专家等社会兼职，研究方向：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

 

 

 

 

 

 

                       一、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研究简述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poverty(贫困)、population(人口)和pollution(污染)构成的“3Ｐ”问题一度成为世界各国发展共同面临的棘手难题。可以看出，贫困既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又是敦促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有学者研究指出：“贫困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仍然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1]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产能提升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加大了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使得贫困问题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愈发严重。在应对贫困问题的治理进程中，世界各国结合本国的国情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澳发署、国际行动援助、世界宣明会、社区伙伴计划等国际组织、政府双边援助机构、国际民间组织（NGO）等一批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也针对贫困问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援助合作，使得贫困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国内外学术界针对国际减贫合作也进行了学理探讨。

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讨论开始于对国际援助的反思，有学者通过梳理国际援助制度的发展过程与发展治理发现：国际援助的较低的制度化水平、援助机构间的利益协调和发展中国家自主参与的有限，以及“良治”论可能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主权受到损害的疑惧，将是国际援助制度发挥减贫和发展治理功能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2]许多学者通过分析国际援助在运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负功能，从而对以援助为主要模式的国际减贫合作进行反思，但这些对国际援助的分析促成了更多对良性合作模式的思考。如安春英通过分析中非之间的减贫经验总结出减贫合作的基础、内容、路径与方式，指出通过国际减贫经验的交流，引进符合本国国情的理念和方法，并实现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这才是国际减贫合作的核心所在。^[3]也有学者从资源协调的角度探讨国际合作减贫的发展方向，认为可以通过把各类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贷款和赠款混合使用以及把国外贷款和赠款与国内财政扶贫资金捆绑使用的新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减贫资金的使用效益。^[4]随着中国在国际合作减贫领域上的不断发展，对于合作减贫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尽管研究合作减贫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学术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建构长效减贫合作机制的讨论。

世界组织和各国减贫合作的实践进程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在对国际援助运行成效进行评估的过程中总结出：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会产生一些不可控的负面作用，如援助带来的发展机会往往会促使那些直接受益于援助的人们在脱离发展困境后却更倾向于移民往发达国家。^[5]因此，国际上逐渐意识到援助效率低下与援助成果流失的问题愈发严重，推进国际援助的同时重视与受援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国际区域减贫的研究领域中，如何构建良性的合作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如帕特里克在他的研究中阐释了本土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互动关系。^[6]更加强调合作双方的互动成为了现阶段国际减贫合作领域的主要方向之一，而在如何实现这种良性的互动，马克·比森则从机制构建上提出了他的思考：是否具备可能建立一种地区性结构来使地区实力得以促进他们首选的跨国合作设想，而同时又得以保留地区的自主性。^[7]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减贫合作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区域减贫合作模式的实践探索，而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开发完全依靠外来援助并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脱贫能力，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长效减贫合作模式，探索以区域自主为核心的多方合作减贫模式显得十分紧迫，仍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二、“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实践探索

 

（一）中国-东盟区域减贫合作实践

中国与东盟在区域减贫领域的合作最初能够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资援助与技术支持。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和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接触，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也延伸到了整个东盟地区。^[8]由此可以看出，早期中国—东盟区域减贫领域合作多为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显示出了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虽然在当时对东盟国家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国内贫困状况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简单的经济援助并不具备可持续的发展前景。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盟各国也逐渐意识到需要在亚洲地区建立机制性的长效合作模式来应对未来的发展问题。在1995年的东盟曼谷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建议举行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997年，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承办了第二届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积极促成了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在此背景下，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对话合作会议在1997年顺利召开，与会各国于2003年在马尼拉达成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10+3”合作机制由此雏形初现，中国与东盟国家便开始依托“10+3”合作机制在减贫领域展开了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会议、高官会、东盟常驻代表委员会与中日韩驻东盟大使会议（CPR+3）和工作组会议为支撑的合作体系。在2002年，中国通过《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东盟国家在农业开发领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东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计划”、“中国—东盟农村发展推进计划”等一系列农村开发的项目，旨在通过与东盟国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减贫开发。在高层互动上，中国自2007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从国家层面就如何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减贫领域内的合作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常态化的学术交流活动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提供一个合作减贫的平台。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减贫合作，中国在 2011 年举办了“中国—东盟农村扶贫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与“中国—东盟旅游促进减贫研讨会”等研讨会，通过多个维度对中国—东盟区域减贫合作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而在中国—东盟减贫合作的基层贫困治理领域上，中国政府从2013年开始举办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通过研讨学习和参与式调研的方式交流学习彼此之间在基层贫困治理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广西建立了主要面向东盟国家的国际减贫培训考察基地并开办了多期扶贫经验国际研修班。在2015年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东亚减贫合作倡议”，拟由中国提供1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

 

 （二）“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简况

“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是在东盟“10+3”合作机制的框架下的减贫交流项目，项目宗旨在于交流学习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在减贫领域的先进经验与发展模式，进而研讨基层村官在减贫领域中发挥的作用。“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主要面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等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的基层村官以及扶贫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项目主要分为会议研讨和参与式调研两个部分，会议研讨的内容主要是各国在减贫开发的过程中的发展现状、发展困境以及发展方向，通过经验介绍、案例交流以及分析讨论的形式探讨基层村官在专项扶贫开发、农业经营、教育、卫生、生态、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内的作为可能，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把握时下区域减贫的发展趋势。此外，参与式调研则以实地互动的形式进一步深化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基层村官对减贫开发的理解。通过考察具有借鉴意义的项目村，直观地了解项目村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模式进而分析其在减贫过程中的发展逻辑，从产业发展、社区建设等多个角度出发总结减贫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应各国在减贫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核心在于提升彼此之间的互动层次，深化中国与东盟在协同减贫上合作，项目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区域减贫经验的共享从中高层官员层面扩展到基层村官层面，提升东盟成员国和中国基层村官的减贫能力，从而更具成效地推动区域减贫事业的发展。

在第七届东盟农村发展与减贫高官会暨第三届“东盟+3”农村发展与减贫高官会上，部分东盟国家提出了希望来华学习中国的基层减贫经验的愿望，由此开始了在“东盟+3”机制下开展村官交流的尝试。而在第一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举办之后，2013年10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盟+3”领导人会议上倡议继续举办“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到目前为止，“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已历经了三届，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东盟地区的村官能力建设，进而推动了地区区域贫困治理能力的提升。随着“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进一步朝精准化、专业化等方面发展，其在未来东盟地区在减贫领域的合作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运行模式

“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由中国省一级的扶贫职能部门与东盟国家扶贫职能部门联合承办，从第一届在四川成都举行的“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到第三届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项目运行机制正趋于完善，现已发展成为常态化的中国-东盟减贫互动项目。笔者试图从“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运行结构、培训交流特殊群体、项目培训交流目标等对“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进行梳理。“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运行结构主要为会议研讨和参与式调研，通过经验交流与参与式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来交流各国基层村官在减贫领域内的工作经验。“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培训交流群体具有针对性。与其他的交流研讨项目所不同的是，“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面向的群体主要是“东盟+3”各国的基层村官，参与项目的人员中有很大比例是“东盟+3”各国的基层村官而非各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设计目标是促进“东盟+3”不同国家的减贫经验交流，通过“东盟+3”各国基层村官之间的减贫经验交流推动国际区域减贫合作互动机制，从而共同探讨符合本国区域实际的基层减贫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对“东盟+3”村官优秀的减贫经验进行全面具体的展示和推介是“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有效运行的关键。在参与式调研的环节，通过对选取的项目村进行详细分析尤其是产业选择、产业建成和产业发展等关系到贫困社区发展的核心环节，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农村基层减贫发展体系供各国基层村官参考，从而带动“东盟+3”各国的基层村官结合当地的区域实际进行减贫项目的科学设计，提升适合区域实际的基层贫困治理能力。

   （四）“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减贫成效

1.“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建构了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新模式。中国的西南地区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地理、气候、甚至人文风俗等多个方面存在共性，所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减贫开发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于彼此而言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例如中国推动的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扶贫开发模式、印度尼西亚的社区组织建设、马来西亚政府的农业合作社建设、老挝的金融减贫等具备国别特色的减贫经验在相似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更具备借鉴的可行性。所以，“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彼此之间构建的合作减贫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减贫可行路径的探索。项目在实际的运行中通过常态化的互动来推动区域减贫领域内的合作，对于深化区域合作具有先导性的作用。“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通过实践与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使参与项目的基层村官能够更为直观、准确地学习先进的减贫经验，为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减贫模式奠定了经验基础，同时也使得各国的基层村官能够构建出一个基本的减贫发展框架，有利于其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明晰发展方向，从而推动当地减贫事业的发展。

2.“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是中国—东盟区域交流合作机制的有益补充。在原有“东盟+3”合作机制下的外长会议、财长会议、领导人会议等高层交流之外，“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开辟了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基层互动。基层村官是减贫开发过程中最为基础的一环，基层村官在推进减贫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对于形成地区减贫推动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此背景下，“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东盟+3”机制下开展的基层互动探索对于完善区域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在构建减贫工作者之间的互动平台的同时，“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也促成了在减贫领域的研究交流。项目在专项研讨环节，往往会邀请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的减贫治理专家就如何构建村级治理框架、整合内外资源、提升集体行动能力等内容做深入研讨，如第一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研讨主题是“提升村官的能力”；第二届的主体研讨则更关注在减贫整村推进、产业扶贫等领域的探索。所以，“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对“东盟+3”合作机制进行了完善，开辟了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交流平台，在实际的区域减贫合作中，这种交流机制更会作为一种区域资源直接促进区域减贫开发的协同共进。

3.“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提高了中国—东盟区域减贫开发的工作效率。“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中提出的加强双方减贫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与建立彼此间的交流机制。^[9]“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东盟国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的发展，尤其是在加强村官、农村青年与妇女的能力建设方面，通过“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直接提高当地在减贫工作的成效。如在第二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中，马来西亚沙巴州在进行旅游发展过程中就产业转型、产业建设等方面积累下的发展经验对其他村官就旅游减贫提供了借鉴经验。^[10]诸如此类的交流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国村官提供了减贫路径选择，使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因决策失误而导致的资源浪费。所以，基层村官在项目中针对减贫开发所进行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减贫开发的工作效率。

4.“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有利于促进区域减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之间在信息和经验共享活动、人才交流和培训等领域内的合作，强化了“东盟+3”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及项目执行人员在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合作交流能力，为深化东盟各国与中日韩三国在减贫领域内的合作，完善地区协同发展的合作减贫体制做出了先行的探索。虽然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资源支援供给，但相较于传统的经济直接援助方式，通过构建畅通的交流机制以保证基层人员的良性互动有助于长期并有效地推进减贫合作工作。常态化的“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保证了区域合作减贫成效的可持续性，而这种从制度层面设计的减贫合作交流机制则可以为整个“东盟+3”区域内的农村减贫合作和脱贫资源开发注入了更为有效的动力，有利于促进区域减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存在问题

1.“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规模限制了交流成果的扩大空间。“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为每年举办一次，而每次参与的“东盟+3”各国村官规模均维持在60人左右。小规模的村官交流项目对于大量的农村基层村官来说，项目的小规模和项目低频次很难满足基层村官对于减贫经验的学习需求。所以，探索辐射范围更广、运行效果更为持续的项目组织模式对于进一步完善“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尤为关键。

2.“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缺乏现实基础使得项目成果难以完全直接转化为减贫推动力。一方面，“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受限于项目组织时间较短，一般只有5-7天左右，实地考察只安排1-2天，仓促的学习交流时间使得参加培训的村官很难对减贫开发进行更深入地交流探讨；而另一方面，在“东盟+3”各国之间的基本国情和贫困问题不尽相同的情况下，“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确实能够使得参加项目的基层村官对减贫开发产生新的思考，但受制于各国政治环境以及经济基础等多方面的原因，缺乏更具针对性的指导使得学习成果很难上升到减贫机制的层次，交流学习的优秀经验能否真正地运用到实际的减贫开发之中，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村官的态度自觉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推动。

3.“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缺乏与援助项目之间的相互衔接支持。虽然“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畅通的区域减贫交流机制，但是由于项目的独立性，仅通过村官交流项目机制难以获取必要的资金、物资等脱贫资源开发的支持，学习的先进经验很难直接转化应用成为推动区域减贫开发的脱贫资源。所以，在一定基础上“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只是在构建合作机制的层次上体现了其独特的价值，而从直接推动减贫开发的角度而言，“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与其他各类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项目之间的衔接互动互通仍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国际区域减贫合作前景及发展路径

 

 一、国际区域减贫合作前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等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纵深行进，贫困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减贫困境很难仅靠某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力量便可以完全应对解决，世界减贫事业的推进需要融入到全球性贫困治理的合作机制之中才会得到有效解决。由下表表一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到2010年为止，世界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减少一半贫困人口的发展目标，但仍有部分地区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贫困人口比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2010年的贫困率仍达到48%。此外，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统计，到2015年为止，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14%，在发展中国家仍有许多人的人均日收入不足1.9美元。总体而言，世界贫困治理的形式依旧非常严峻。^[12]而随着减贫开发的进一步深入，减贫工作的对象往往是那些生存环境异常恶劣、脱贫难度非常艰巨的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相较于以往的贫困人口，这一部分贫困人口更缺乏发展的机会、能力与资源。而区域减贫合作模式的建构有利于整合国际优势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能够充分结合自身特性与国际经验开展更为精准的减贫工作。

 

表一  世界贫困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亚		南亚（除印度外）		东南亚		东亚（仅中国）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高加索和中亚	西亚	北非
1990	56	51	52		45		60		12	10	5	5
2010	48	30	22		14		12		6	5	4	1
2015（目标值）	28	25	26		24		30		6	4	3	3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2014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11]

 

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前景并不仅仅局限于推动在减贫领域的合作，对于构建中国各国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以减贫合作为试点进而推动更为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既符合我国的国家利益又能够推动国际减贫合作的发展；而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减贫合作的探索来积累相关合作的经验，对政府开展与NGO等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体间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广泛的社会合作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社会资源，并提高其使用效率，此外，与各方的合作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社会治理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构建区域减贫合作模式无论是对于减贫开发还是对于构建和谐的内外关系都是大有裨益。

 

二、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发展路径

    （一）“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实践经验借鉴

1.畅通便捷的交流机制是区域减贫合作的核心。“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运行过程中构建的交流机制与以往有所不同，首先，项目的针对群体是基层村官，由于基层村官是直接服务于贫困农民的减贫工作者，所以构建起基层村官这一群体之间的交流机制十分必要；其次，常态化的项目使得项目成效更为持续。每年一次的项目运行频率使得项目呈现常态化、机制化的发展态势，而持续的项目更能巩固之前的项目成果从而使得项目作用更为牢固；最后，“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所构建的交流机制也为以后进行长效合作模式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2.区域特征是区域减贫合作目标设计的关键。在进行区域减贫合作的探索时，针对区域特征而进行的减贫目标设计是国际减贫合作的关键，只有精准地把握区域特征才能做出适合区域减贫实际情况的脱贫合作项目。减贫合作本身就是解决贫困实际问题的过程，因此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才能够保证项目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所以，“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针对东盟地区的较为相识的区域特征所做出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3.可行能力是是区域减贫合作的持续有效的动力。现阶段的国际减贫开发已经不再单纯是简单的资金匮乏，减贫能力的低下在财政能力、社会控制以及减贫管理经验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相较于以往的合作模式更加重视从可操作的层面去促成区域减贫的合作，通过基层村官相互间的培训学习和经验分享，拓展基层村官的减贫视野，并促进区域内的减贫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使区域减贫合作获得更为长效的发展动力。

    （二）国际区域减贫合作的价值取向

1.国际区域减贫合作应注重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构建国际区域减贫合作需要遵循协同创新的行动准则。一方面，构建良性的合作模式需要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使彼此在进行合作的互动之中可以保持较高契合度；另一方面，协同创新行动可以保证各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保持较高的参与度，从而保证了合作交流的效果。在“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的探索过程中，强调“东盟+3”各国基层村官彼此间的互动使得项目的成效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共同参与的形式使得各国村官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所以，对于构建国际区域减贫的合作模式而言，注重多元参与主体的协同创新行动准则显得尤为必要。

2.国际区域减贫合作应坚持区域内优势资源的互补联通。通过构建畅通的交流机制，将彼此之间优秀的减贫经验进行充分地学习从而达到相互完善相互补充的目的。构建区域减贫的合作模式的根本便在于通过交流、探讨与学习等方式达到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目标。“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在运行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东盟各国在减贫开发的过程中积累下的宝贵经验，结合各国具体的需要进行分析与交流，则这种“取其精华”的合作运行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合作的质量。

3.国际区域减贫合作应强化联动发展的脱贫目标。构建国际区域减贫合作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合作双方的互赢发展，而推动区域减贫合作的动力也在于实现彼此间共同的脱贫目标。通过对“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成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构建区域减贫合作并不在于更具发展能力的国家对缺乏发展能力国家的援助输出，而是在于以通力合作的方式共同在减贫领域取得相应的脱贫成效，利用各自在减贫领域的优势促进双方联动发展，从而使得所建立起的合作模式更具持续发展的前景。

结语

随着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纵深复杂性和减贫任务的艰巨性交织互联，使得世界减贫事业日趋棘手：一方面，在减贫开发的过程中，各国仅靠自身的力量并不足以应对更为复杂的贫困形势；而另一方面，原有的国际合作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的减贫需要。在现阶段的世界各国脱贫需求形势下，构建区域间的减贫合作模式对于进一步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减贫开发十分必要。通过冲突理论来审视发展问题，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竞争的过程，但从合作竞争的维度来讲，国际减贫合作却是一种可以实现共赢的非零和博弈。从规模而言，各国在可以使减贫领域内的优势条件在合作的过程中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从成本而言，推动国际层面上的减贫合作不仅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更能够缓解自身在减贫开发过程中所需面对的压力；从效益而言，充分利用合作主体各自的异质性资源进行合作可以在减贫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成效。文中通过“东盟+3”村官交流项目以探讨如何构建更具长效发展动力的区域减贫合作模式，其意义不仅仅体现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减贫开发，更为构建在其他领域进行多元主体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参考文献

[1]施锦芳.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J].2010:113

[2]丁韶彬.国际援助制度与发展治理.国际观察[J].2008:51

[3]安春英.中非减贫领域经验与互鉴.亚非纵横[J].2009:54-58

[4]韩广富、何玲.中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交流与合作问题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J].2015:84

[5]Filippo Belloc.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Migration: The Case of Sub‐Saharan Countries.International Migration[J].2015: 187

[6]Patrick I.East Timor emerging from conflict: the role of local NGOs and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Disasters[J].2001: 48

[7]马克·比森.“东盟+3”和保守地方主义的兴起.南洋资料译丛[J].2003:14

[8]粟原毅.东盟＋3地区金融合作——10年的成果与今后的课题.南洋资料译丛[J].2011:28

[9]中国-东盟中心.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2-02/27/c_131433868_5.htm.2015–11–7

[10]李龙俊.农村扶贫发展没有标准答案.四川日报[N]. 2013-4-15

[11]联合国.联合国2014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pdf/Chinese2014.pdf.2015–11–7

[12]联合国.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pdf/MDG%202015-C-Summary_Chinese.pdf.2015–11–7

 

Exploration on the mod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Based on the “ASEAN +3” village exchange project case analysis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poverty has been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long with the complexity of the global poverty and the difficult task of reducing, worl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SEAN +3” village exchange project ,analyzing the operation mode of the "ASEAN +3" village official exchange program and its effect and problem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xchange mechanism,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easible ability of the smooth and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 are the experience of the practice of the "ASEAN +3" village official exchange program ,pointing out that the focus on the main body of the multi - participation, the complementary to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target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explore possible path to construct the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model.

Key words: regional poverty reduction    mode of cooperation   village exchang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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