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嘴村：政策实施与乡村秩序的重构

　　第一章  导论

　　这是一本以研究陕西一个贫困村在2008年5月到2010年9月期间灾后恢复与扶贫开发工作为主旨的专著。

　　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政策”与“秩序”是本书重点考察的问题。通过此研究，笔者力求借助一个微观案例，对“脆弱的贫困村如何应对自然灾难”这一问题作出解答。同吋，通过一个脆弱的村落，将汶川地震后农村社区恢复重建的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状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人灭顶之灾。”这是R.H.托尼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一书中对1931年中国农村状况的描述，这一说法用来描述偏远山区贫困村农民的状况也不为过。地处偏远之处，脆弱的生态、稀缺的资源、匮乏的基 础设施、分散的居民、零散的生产等是对贫困山区农村典型状态的一种描述。 然而，2008年汶川地震远比托尼所说的“细浪”更具破坏力，受灾严重的地方很多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山区，许多村庄遭受毁灭性破坏，多年的扶贫成果毁于一旦。地震灾区贫困村在突发的灾情面前失去了恢复静谧的能力，更不要说脱贫和发展了。

　　由于基础较差，抗灾能力脆弱，受灾程度更深，加上贫困人口经济承受能力较低，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显得异常艰难，恢复重建的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更长。然而，“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政府对世界的承诺，能否兑现承诺的关键就在于灾区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的完成。灾区贫困村的重建任务艰巨与时间紧迫决定其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道路。

　　国务院扶贫办在2008年9月启动贫困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试点工作，按照贫困代表性、灾情代表性和地貌代表性，在三省选择了19个村开展规划 试点。其中，四川省10个、甘肃省5个、陕西省4个。为了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弥补贫困村恢复重建资金的不足，2008年]0月，国务院扶贫办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实施了“中国四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该计划所有灾后重建项目全部投放在19个试点村。贫困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工作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参与式方法，以不同类型贫困村规划为塞础，由点及面进行规划，坚持灾后重建与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相结合、物质资本恢复与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注重生态环境改善和机制创新，实现贫困村的可持续发展。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按照“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 两年的重建时限截止到2010年9月。在2008年5月至2010年9月两年多的恢复重建过程中，由国家扶贫办牵头，各部门紧密合作，缜密部署，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倾力协作，灾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按照规划稳步推进，各类重建项目顺利完成。因此，在两年灾后恢复重建期即将结束之际，对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的整个过程进行梳理，对恢复重建工作的效果进行评估，对恢复重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将第一批试点村之一的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作为研究对 象，希冀通过实地调查来展开及时、全面、系统的回顾、评估和总结。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家制定的灾后恢复重建政策在贫困村的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为地震灾区贫困村今后的全面恢复和长远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可以 透视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政策的乡村实践逻辑及其影响，为人们了解政策的微 观运行提供一个窗口，这样有利于我们理解贫困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和“即将发生什么”。

　　另外，由于“试点”背后潜藏着试验和总结经验的深层次含义，因此每一个村都肩负着提炼经验的重任，故而对一个试点贫困村的恢复重建工作进行深人细致的研究，有利于总结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就贫困村早期恢复重建完成后如何开展长期重建提出建议。其实，关于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个案研究意义不仅如此，而且有利于探索防灾减灾、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机制和模式。在骆家嘴村，地震后的应急、抗震救灾和后期的防灾 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等各项工作都是在上级主导下，由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这是一种政策制定与贯彻的历程，也是“从上到下”的资金和人员下移至贫困村社区的过程。在政策制定、贯彻与资源下移过程中，处于乡村场域中的项目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受到了哪些“惯习”的影响？ “上”和“下”及“内”和“外”之间的理念、价值、目标是否存在着张力或差异乃至冲突？如果有，它们又是如何应对的？本研究力争回答这些问题，研究的意义不限于总结经验、探索模式，还包含了描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乡村场景，讲述乡土社会在两年时间里发生的“故事”所独具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节

　　研究思路、理论与方法的设定

　　截止到2010年9月，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基本结束，住房建设、生 产恢复、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环境改善六项目标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然而，两年重建到底给骆家嘴村和村民留下了什么“遗产”，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 研究思路

　　从2008年5月12日到2010年9月，骆家嘴村可谓经历了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与扶贫幵发两大重要事件。如果前一个事件是包含着惶恐、焦灼、忐忑等情绪和惊天动地的情景的话，那么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则给予了骆家嘴村人希望和憧憬。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怀与社会各界的援助下，两个事件是在由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有效的社会动员体制、基本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广泛的社会参与所构织的社会情景下发生的，因此，无论对于国家、地方政府还是对于骆家嘴这个乡村社区来说，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都具有特殊的含义。

　　第一，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是政治行为、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的集合体。一个社会不能不讲政治，因为政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总在以它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在我国，一旦某项工作是关乎全局的重大事件或关键事件，往往就会被提升至政治高度，以克服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困难和增强其执行力度。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针对灾区贫困村恢复重建，都曾多次被提升到政治高度。而在实施过程中，各级政府组织、国内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乃至村庄自治组织都投人其中，相互配合，从而形成了一股合力。各级组织成员和灾区民众成了最末端的执行者，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最终以带着组织特征的个人行为的方式在灾区处处发挥着效力。

　　第二，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是相互衔接而成的社会政策体系。在抗震救灾阶段和灾后恢复重建阶段，中央在已有法律的基础上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 施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汶 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国务院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区恢复生产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文件，相关部委及甘肃、陕西、四川三省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 为灾后重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展开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约束和规范着各种灾后重建行为，使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工作步入正规化、合法化、有序化轨道。

　　第三，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是一种政府与市场作用下的经济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下，汶川地震灾区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走上了一条政府与市场相互配合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实现了“遵循市场规律”和“坚持政府主导”的完美结合，最大限度地整合两个领域的资源，提高了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灾区经济的恢复不能离开政府，也不能离开市场，否则会导致失败。产业的发展、灾民生计的恢复与提高等工作内容更多地归属于经济领域之内。因此，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是一种政府与市场作用下的经济行为。

　　第四，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是社会秩序恢复与重构的 社会行为。在地震面前，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众多民间组 织自觉受命于危难之际，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独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参与 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出现在 紧急救援、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心理救援、儿童教育、物资发放、卫生防疫乃至抢收抢种等一切需要人力的地方，共同见证着“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与社会积极对话,相互协作，努力恢复灾区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实现 灾区社会秩序的全面恢复。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各地积极将灾后重建与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力争为灾区创造一个全新的生产空间和生活空 间，重构社会秩序，促使灾区社会向更加良性的方向转变。

　　第五,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是一项外界作用于村庄内部的社会干预活动。在地震面前，资源不足、人心涣散，导致灾区社会系统一度出现紊乱。正是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等工作的展开，为灾区贫困村提供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同时借助各种项目作用于原有乡土社会，促使乡村社区恢复平衡。因此，无论是抗震救灾还是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对于灾区贫困村来说，都是一次强有力的社会干预，避免了贫困村经济、文化、社会等体系的瓦解。

　　第六，抗震救灾以及灾后重建与扶贫幵发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与碰撞的文化活动。鼓励和引导国际和国内社会力量参与灾后恢复重建是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一项重要政策。然而每个机构都有着自己的工作理念和工作侧 重点，这些工作理念、思路和行为方式对于贫困村来说是新颖的，并与本土传统存在差异。来自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人员的理念、思路和行为方式，与贫困村当地传统文化构成一幅多元文化交织的图画。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碰撞一直存在于两年多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过程中。

二、 研究视角

　　上述内容是笔者对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认识，也是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在此思路的指引下，笔者认为，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作为一项涉及多种行为、多种文化、多重内容的政治、经济、文化 与社会的行为共同体，在一个贫困村场域内发生着、延续着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第一，贫困村的恢复重建与扶贫幵发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如下重要角色。①投入者。政府投人了大量的资源（资金、政策、人力）。②组织者。在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中，当地政府作为当地社会的熟悉者和领导者，使得任何项目的实施都需要政府的配合。③整合者。在抗震救灾以及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中，多种力量及资源的 介人，需要政府进行统筹规划和项目整合。

　　第二，贫困村里的村民具有较强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村民恢复重建的积 极性在经过强烈的灾害的打击之后，不仅影响到重建家园、未来发展的信心， 而且影响到各种项目的实施效果和资源利用率。

　　第三，在对贫困村的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工作进行援助的内容上，除了单纯的物质援劢以外，还有心理援助、能力援助等内容。这些内容产生的作用不仅帮助村民进行恢复重建，而且可以提高村民的风险管理意识，增强村民应对突发性自然灾窖的能力，增强村庄和农户可持续发展的持久性。

　　第四，贫困村的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工作必须结合村庄的历史与现实，以 满足村民的需求为第一要义，无论是时间安排还是内容设计、项目开展都要适 应村庄及村民的生活、生产规律，否则会影响到村庄、村民的参与积极性。

　　第五，政府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幵发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从单纯关注绝对贫困到也关注相对贫困，从单纯的救济扶贫向多元化扶贫、规模扶贫、整体扶贫，以及关注建设基础设施、提高主体参与性和劳动技能的综合扶贫、动态扶贫、开发式扶贫的转变。

　　第六，生态环境特别是自然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地理条件对村庄的恢复重建与对村民的扶贫开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只有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扶贫开发等都充分考虑这一因素，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三、 研究内容

　　在上述基础上，本研究主要是通过对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恢复之后的状况进行访谈、调查、走访与观察等，完成了以下任务：①了解与掌握骆家嘴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与扶贫幵发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②探究影响骆家嘴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工作效果的各种因素；③骆家嘴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工作中村民参与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④探索骆家嘴村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之路，对村庄与农户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⑤研究多级政府、多部门及各种社会力量、多种社会资源、多种项目等之间在贫困村的对接与整合机制，以期为此类项目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⑥总结骆家嘴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工作的蕋本经验，归纳试点贫困村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与抉贫开发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模式。然后，进行了如下工作：①总结自然灾害对贫困村所产生的影响，探索总结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国家、 社会、社区、农户为抵抗灾害、消除贫困所作的努力、采用的方法，以及取得的成就;②探索骆家嘴村在恢复重建和消除贫困以及进行灾后重建的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及有待完善的地方，归纳其恢复重建与消除贫困的历程及其逻辑；③探究多部门、多主体力量之间理念、价值、权利与关系的张力与糅合机制及其在乡村的演绎与运作；④总结贫困村减贫的经验与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案研究的扩展。

四、 分析框架与使用方法

　　本研究是一个整村个案研究的一部分，采取从面到点、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切入路径，以过程一事件为研究方法，以宏观一微观、介人一内生、脆弱一优势为研究思路，挖掘骆家嘴村及村民自身的优点及优势，分析村庄与村民的脆弱性，侧重分析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抗震救灾、恢复重建）下，多元合作的灾害应对与扶贫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政府、非政府部门、村民相互合作的贫困消除机制。

　　抗震救灾、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的政策与秩序是本书所考察的问题。通过此研究，笔者力求借助一个微观案例对“脆弱的贫困村如何应对自然灾害”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同时把一个脆弱的灾区农村恢复重建的图景展现在人们而前。本研究对骆家嘴村的历史分析将会在以下理论框架中展开。

　　第一，结构功能主义。在大多数社会学家眼中，“结构”对“行动”的制约作用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独特的“社会结构”才能产生独特的“社会行动”，因此，突出结构模式、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等对“社会行动”的支配作用，是我们理解骆家嘴村独特的抗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具体活动的一种有效视角。只有在各种特殊场域中去理解各类主体的社会行动及其背后逻辑，才能解释 蓰层干部、村民在灾害面前和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策略性行动”。

　　第二,理性选择理论。其实，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认为，骆家嘴村当地干部和村民都是非常聪明、理智的行动者，是寻求组织利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群体。他们在各种情境下计算和演绎行动的后果，期望以最小的牺牲满足当地最大的需要。也许只有理性选择理论才能解释这一特点。

　　第三,社会秩序论。社会秩序历来是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但它并不是虚幻的东西，而是可以被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感知到的。地震前的骆家嘴村社会秩序井然，然而在突发的自然灾害面前，骆家嘴村曾一度失去原有的秩序源泉，生产的停滞、生活模式的改变及巨大的心理压力等因素使得乡村秩序面临严重危机。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幵发的最终目的就是重建骆家嘴村的社会秩序，各类项目所采用的参与式方法的目标就是让村民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小农”转化为真正的公民，为乡村社会的未来发展带来希望的曙光。 因此，关注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的过程及其影响，就必须将社会秩序与现实相结合，探讨二者在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问题。在本研究中，并不将乡村秩序视为一成不变的完美共同体，而应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在历史实 践中找寻政府部门、组织、基层干部与村民所构成的共同体的诸多变异样态， 将之“历史性和现实性”地展开.提取其中的有益因素，免除其中的危险和不完 善之处，从而为未来的骆家嘴村“秩序的重建”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操作性方案，为乡村秩序的重建提供可行之路。

　　第四，社会学干预理论。在突发性自然灾害面前，在当地基本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时，制度安排也不可能像在稳定时期那样规范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资源和社会生活秩序，而是需要社会各界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当地民众生活之中。政府与社会各界干预灾区贫困村的目标不能仅限于救援和恢复， 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干预来解决原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将救援和恢复、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基于干预理论，本研究将考察重建项目实践的效果与过程。在长达两年的“历史时空”里，骆家嘴村重建项目以村庄为单位、以农户为核心的参与式重建过程，完成了村庄灾后重建与减贫项目计划、实施、监督等过程，并体现出农房重建资金运作、村庄基础项目整合、能源与环境项目功能整合等模式的特点。

　　第五，社会政策相关理论。在社会学家看来，“干预”必须借助各种政策才能实现。应该按照危机干预的目标和原则，强化干预中的社会政策行动，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从总体效果上看，与其他几种干预方式相比，社会政策具有能够兼顾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能力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综合性优势，因此应该是政府、社会各界干预行动体系中的优先选择。为此，对贫困村的千预行动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经济干预，而是经济社会干预，其中社会政策行动应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外部经验支持以及对监测评估的重视，可以发现 灾后重建过程折射出的新的减灾减贫政策运作模式与干预方式。

　　为了能够了解政府组织、农户个人与家庭、社会组织、在灾后采取的恢复重建与消除贫困的措施及其效果，以及这些主体在此过程中相互合作的工作模式，本研究分别采取问卷调查、结构式访谈与文献研究的方法。主要采访研究的对象包括各种类型的农户（分类标准：是否是重建户、残疾人、妇女、物困户等〉、村干部、乡干部、县扶贫办官员。对于这些主体在此过程中的工作方式与合作方式，将主要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深度访谈的方法。访谈采用开放式访谈，注重过程一事件分析，在访谈过程中依时间顺序，采用讲故事、口述等形式。

　　（1）问卷调查。为了考察整体状况以及避免访谈、观察可能导致的误区，本研究采用了 2009年4月和2010年7月底分别实施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综合评估项目年度调研数据。本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借助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村中抽取3个村民小组，在3个村民小组内逐户进行人户问卷调查。平均每个村民小组调査约50户，调查150户，有效问卷为143户。

　　（2）座谈会。2010年7月底“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综合评估项目开展的过程中组织了不同层次的座谈会，在中央一陕西省一宁强县组织了三次座谈会，听取相关人员的工作介绍，了解灾后恢复重建的运行机制，发掘灾后恢复重建的成功经验、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启示，从而获取了大量的定性资料。

　　（3）实地访谈。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10年8月底至9月初在骆家嘴村进行的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和访谈对象的特点分别选取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两种方法，着重对研究对象中的代表性、关键性、焦点性人物开展访谈工作，共取得11万多字的各类访谈资料。这里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4)文献分析。在调研和评估工作中，注意收集、整理和分析与本项目有 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试点村所在省市等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相关统计资 料和档案文献，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5）实地观察。在2010年8月底至9月初骆家嘴村田野调査过程中，运用参与式观察方法，获取感性认识及收集定性资料，用作定量资料的补充。

　　第三节

　　村 庄 概 况

一、 汉中市概况

　　骆家嘴村属于典型的陕南山区村落，属陕南地区三个地市级城市中较有名气的汉中市管辖。汉中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中部是 汉中盆地，地处我国南北分界带西段，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然风光独特。境内有嘉陵江和汉江两大长江水系，生物种类非常丰富，有着很多旅游景点。同时汉中历史悠久，两汉三国文化底蕴深厚。由于西接甘肃，南连四川、重庆、湖北，东与河南毗邻，是一个东西南北交汇的地方，加上移民因素，导致汉中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但同时又受到陕北方言的影响。不仅仅是语言如此，而且生活习惯、生产习惯都呈现出独特的多元化特征。汉中地区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初步形成了以飞机、汽车、机械制造、医药 化工、建筑建材、冶金采矿、烟酒食品、包装装潢等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多门类现代化工业体系。然而，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晌，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在2008年，相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6517元，汉中农民人均纯收人只有1827元，约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8%，全市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

二、 宁强县基本情况

　　宁强，原为宁羌，位于汉中市西部，是汉中市管辖的十县一区中的一个，有着独特的地域、经济系统，地接陕西、甘肃、四川三省，毗邻八县，是秦岭和巴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地带。全县总面积3246.8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地，常用耕地面积31万亩（1亩＝666.67平方米），其中水田6.6万亩。总人口 33. 96 万，其中90%为农业人口，大部分为汉族，少数民族近千人。宁强属山地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生物、矿产、水能是宁强的三大优势资源。以生物、矿产、水能资源为依托的三大工业经济支柱逐步形成，但工业经济发展基础仍然薄弱，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以茶叶、药材利生猪养殖为三大主导产业，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全县36个乡镇之中就有30个贫困乡镇352个贫困村。2008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1823.4元，只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22%，城乡之间贫富分化程度及分化趋势高于汉中平均水平。近几年来，全县耕地面积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灾毁退化等原因，致使耕地资源数量不多、质蜇不高，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三、 广坪镇概况

　　骆家嘴村是广坪镇所辖的十个村级单位之一。广坪镇总面积182.69平方公里，海拔为544〜1612米，迄今已有近600年历史，是古代阳平关通往白水关的必经川道。该镇位于宁强县西南隅，东北接本县安乐河乡和青木川镇，西南与四川广元市相接，观陇望蜀，为三省五县边陲重镇。境内人口大多数属于麻城、孝感后裔，2008年底，全镇总人口约11000人，共2662户，均为汉族。全镇辖9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居委会，91个村民小组、3个居民小组，农业人口约9193人，2358户。现有耕地9776亩、林地204000亩，森林覆盖率为63%，干果区4500余亩、桑园2000余亩、森林12687公顷，年产香菇400余吨、核桃100余吨。境内气候宜人，资源充裕，物产丰富，主要有以铜、铅、锌、金为主的矿产资源，水电和旅游开发潜力大，境内有白龙湖旅游风景区，经济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袋料香菇、劳务输出、桑蚕、茶叶等为其主要产业。2008年农村经济总收人为837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人：2003年为1126元，2007年为1875元，到加08年提高到2172元。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袋料食用菌发展良好，传统养殖业稳步发展，以桑蚕、茶叶、油樟为主的后续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村级活动室标准化建设、农村沼气池、安全饮水、农村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新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建设已经基本实现全镇覆盖。

四、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

　　扶贫开发重点村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地处秦巴浅山丘陵区，位于宁强县城西南、广坪镇西部，距离县城100公里，距离镇政府16公里，东与水观音村相连，西邻金山寺村，南与青川县境花石乡接壤，北镇王家河村，距四川省青川县4公里左右，通往曲龙湖的公路贯穿全境，西边金山寺村属白龙湖风景区。村内有大小河流4条，塘库3座。全村地震前为11个村民組，震后合并为10个村民组，分别为龙神庙、刘家湾、陶家沟、骆家嘴、纸坊沟、杨家湾、苏家沟、路家沟、柳树垭和陈湾里。其中，龙神庙、刘家湾两个村民组的构成比较复杂，内有移民街，住户多为1998年宝珠寺库区移民。

　　骆家嘴村原属于金山寺乡，1996年金山寺乡与广坪乡合并为广坪镇。整 个骆家嘴村共有434户1667人，其中妇女856人，儿童298人。有农村劳动力948人，其中女劳动力475人。2007年底，全村有贫困户69户276人，其中民政救济户41户，农村低保户36户140人。全村残疾人46人，其中女性24人。全村总面积7平方公里，有耕地1678亩，其中水田553亩，旱地1125亩，林地17万亩。该村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经济发展严 重滞后，袋料香菇、生猪养殖和务工收人是全村村民收人的主要来源。200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为1841元。2008年全村人均纯收人为2745元。该村于 2001年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

　　地震前，骆家嘴村有村组公路10.5公里，桥梁4座，人饮工程3处，70% 的农户基本上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全村434户，通电率为100%，通电话率为71.9%，80%的家庭拥有彩电，沼气池弗有90口，节能灶80口，太阳能利用设备3套。有村小学1所，包括教师12名，学生235名，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有村卫生室1所，村医4名。通信设施良好，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90%以上。

　　第二章

　　村庄秩序与村民生计

　　在我国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建设过程中，市场经济已深深嵌人村落 社会之中，乡村经济与村民生活日益被纳入宏观的社会背景中，小农经济必 须转换为商品经济从而增加村民的收人。被转换的不仅仅是原有的土地等生产要素，而且包括各种文化因素。骆家嘴村作为一个西部山区村落，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大传统日益与村落小传统交织融汇，引发了骆家嘴村的社会变迁。在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政府与市场颠覆了传统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传统，并取而代之成为村庄社会的主导力量。新老传统之所以能够结合，并且可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存，关键在于在村庄灾害和贫困话语下村民对救灾和脱贫的渴求。

　　对骆家嘴村社会秩序的梳理旨在探索：①在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互动模式问题；②村庄传统与更大范围内传统的互动问题，这其中包括村庄内部人际互动、家庭互动、村组互动的模式对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村庄内外人际互动、资源互动、政策互动之间的影响问题；③本土知识与经验在新的历程中的应用问题；④骆家嘴村的乡土社会性质。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更好地理解在扶贫开发与灾后重建过程中及其之后“为什么这样”的困惑。

　　第一节

　　历史变迁中的乡村秩序

一、 移民进人与社会秩序

　　在村民眼中，骆家嘴村的历史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话题。在与村民聊天中，笔者发现对村庄历史的追溯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情。骆家嘴村作为一个行政 村，由10个自然村(村组）构成，每个村组的历史不尽相同。历经战乱的汉中地区，以中原居民为主体的当地居民在宋元战乱后人口锐减，明朝时期陕南的流民主要来自河南、山东、山西、四川、甘肃及山西关中、陕北等地，这些人后来成了汉中地区的“老民”。在明末清初战乱后，清朝政府为了恢复生产而颁布各种优惠政策，招徕流民开垦荒地。汉中地区适于耕作，地租较低，土地易得，赋税较轻，又逢江淮湖广连年旱涝，内拉外推，形成了清代“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因此在骆家嘴村村民眼中，他们属于“湖广填陕南”移民群体中的孝感后裔。现在的骆家嘴村是一个移民与“老民”混居而成的村庄，在一组、二组内有着1997年来自金山寺村的“水库移民”。据统计，当时搬迁到骆家嘴村的共计124人，几乎占骆家嘴村原有村民的十分之一。混杂而居的村民构成特征使得骆家嘴村有着很强的包容心态，这样的心态在汶川地震灾区普遍存在，它构成了山区人独特的心理特征，使得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少量自愿通过投亲靠友、自主转移等方式到其他地区安家落户的灾区群众，尊重其自主选择的政策有了社会基础和操作的可能性。

二、 体制转换与社会秩序的变迁

　　骆家嘴村地处比较偏僻的秦巴山区，交通不便，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很多重要事件与骆家嘴村是没有关系的。比如抗日战争中，因为日军并没有占领西安，所以一位将近80岁的老人说：

　　我们这比较偏，日本人没有来到我们这，当时听说在汉中有曰本人，但是我没见过。（20100831-008-SLJ）

　　然而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国家权威日益下沉并成为社会的中心。国家权威中心的建构过程“如同一个马达，搅动着社会生活的行动方向，决定着社会成员包括地方精英的命运。这一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达到了顶点，从此村庄不仅仅是文化建制、经济建制，更是政治建制，成为整个国家政治系统的基层单位，国家政治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在骆家嘴村留下了痕迹。

　　新中国的成立对于乡村来说，意味着村庄社会秩序的重构，首要的表现就是乡村经济逐渐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中。在合作化时期，骆家嘴村在劳动交换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扩大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16—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际，宁强县先后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和“全县人民向县委申请建立人民公社誓师大会”，传达贯彻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祌，部署更大跃进，实现人民公社化。9月1日宁强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公社”成立，5天后骆家嘴村村民就开始成为广坪公社社员，过上了“一大二公”的生活。在“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体制下，骆家嘴村以全村人为一个分配单位，土地、家畜、果树乃至劳动力都被收归公有，各生产队承包生产，根据产值完成情况给予奖罚。为了弥补各个队因地理、人员、水资源条件不同而导致的差异，在公社范围内实行“一平二调”、“一大二公”，由公社统一核箅、统一分配，拉平生产队的贫富差距，将生产队的财产无偿上调至公社，强制社员进行义务劳动，甚至把社员的部分财产、房屋也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至此，骆家嘴村几乎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被纳人计划中，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下乡”，集体经济得以壮大。然而以农业为搖础的集体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以致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日益下滑。在农业税取消后，骆家嘴的乡村集体经济儿乎不复存在。这一状况导致以行政村集体为载体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微乎其微，完全依赖上级的“恩赐”，因此：扶贫开发基本上以增加道路、自来水、农田水利等公共产品为主；②政府掌握了对村庄的绝对主导权，村级的“附和”与“服从”则以争取支持和资源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村庄社会秩序的重构，同时也表现在乡村精英谱系和政治秩序的变化上。在人民政权支持下，原属于底层的贫下中农翻身做起了主人，一些“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被塑造为政治精英，主宰着乡村的政治生活，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种精英成了被批斗、被专制的对象。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由于骆家嘴村没有右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是村庄阶级斗争的批斗对象。在“文革”期间，骆家嘴村村民开始分裂，派别斗争成为主要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后，汉中一个大学的学生来到骆家嘴村开始斗当权派，新中国成立后被扶持起来的精英开始逐步被打倒。

　　我当时是生产队长，刚开始没有参加派别斗争，到1968年参加了“统派” (以工人为主），还有一个派别是“联派”。我们这个派别人不多，有很多红农战斗队，有资格参加大联合。当时村子里有红卫兵（如李昌富〉、造反派，主要参加八一大联合，两个派别斗争不厉害，没有打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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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斗争非常激烈，原来的大队长、支书都被斗下去了。到了70年代初又被扶起来。当时没有什么派别，主要是造反派和红卫兵两派，当时没有引发家族之间、姓氏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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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文革”后期，这枇精英才重新掌握了村庄的主导权。所幸的是真正成为精英的并无太多人，斗争并没有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1年〉，骆家嘴村进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被压抑的个人意志得以释放，与之相伴的是骆家嘴村的老百姓贫富与否开始与外在的市场经济、个人际遇与能力、村庄资源等密切相关，村庄内部开始分化，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并主导着村庄的发展。

　　1959年，宁强县遭遇严重春荒，饥饿导致“营养不足”、“患病死亡”甚至 “吃小孩尸体”的事件，使得原来合作社运动过程中的“资源上移”现象有所缓 解。为了救灾的需要，食用油、糖、大肉、细粮等救灾物资和免费医疔资源开始 “下乡”，农民紧张的生活状况也有所改善。在1960年中央“纠左”精神指引 下，原属于个人的土地、家具、车辆、家禽家畜、农副产品和建筑材料等开始部 分回归到个人手中，停办了公共食堂。然而这只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异类现象，更多的是乡村资源通过“剪刀差”被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之中。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骆家嘴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允许进人城市、非农产业之中，城市经济资源以农民工“个人化”的特征进人村庄，改变了原有“乡村→城市”、“农业→工业”的资源转移格局。而真正的转换是21世纪初农业税的取消和城乡统筹战略的提出，这种格局逐渐转换为“城市 →乡村”和“工业→农业”。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扶贫开发”、“灾后重建”就是一种政策主导下的资源“下乡”历程。

三、 新中国成立后骆家嘴村社会秩序的变迁

　　无论是整体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各个纬度的变迁，还是论述一个村庄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变迁，改革开放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骆家嘴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包括在农民阶级内部划分不同的阶层， 并根据阶层分配各种社会资源〕、“三反五反运动”到“大跃进”、“国有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等，再到“文化大革命”,每一个运动都是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引下开展的，都成了神圣的政治口号，都呈现出很强的 政治性。这种带葙政治导向的国家政策的“下乡”，在骆家嘴村村民的思维方 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微观层次，以及群体生活、组织活动等中 观层次上都赋予了很多的政治色彩。由于村子里没有右派，地主分子汪永印、 张成仁、李含玉、陶生华、李首平、陶生光、李春良、陶耀焕，富农分子郑明礼，反革命分子李振固（音译，参加过李家暴动〉，以及参加过地下非法組织的张凯民等人，成为人民监督和关注的对象，成为每月一次的评审会评审对象。据老人回忆，骆家嘴村的整风“反右”没有引发家族矛盾。1956年骆家嘴村成立高级 社，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时期，此间骆家嘴村也放过麦子和玉米方面的卫星。在“文革”期间，骆家嘴村叫做红星大队，现在骆家嘴村的老年人仍然把“行政村”叫做“大队”，在问及自己的成分时部分贫困的人仍认为自己是贫下中农。在个人生活层次方面，政治生活开始出现并在以后的社会运动中被强化。1969年革委会成立后，政府就开始走向正规，抓农业学大寨,骆家嘴村开田修地，土地增加很多，种地水平明显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提出“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法治”、“民主”、“科学”等口号，在对个人能力及其家庭的评价上，实现了从以阶级成分为标准到以富裕程度为标准的转变。原有的合作社和农民公社解体，1982年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基本完成。曾主宰农民生存的人民公社终于遭到抛弃并解体，农民开始摆脱严格的国家控制，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所有制，家庭重新获得了完全自由掌握劳动力的权力。骆家嘴村村民种庄稼的情绪高涨，原来受压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一家比一家好，农业增产增收非常明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时村组间土地分配的依据是原来合作社以前的土地归属。可以看出，目前村组间的土地归属基本上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划分格局为标准的。后来骆家嘴村兴起了许多自发性的诸如食用菌协会之类的农业生产组织。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房屋打破了骆家嘴村清一色土木结构房屋的状况。骆家嘴村的很多人开始走出乡村，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构成部分，骆家嘴村村民的吃、穿、住、用、行日益与外界趋于一致。市场经济正逐步渗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济方面的异化无所不在，典型表现就是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们对经济因素异常关注，村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被视为经济发展和增加收人的载体，从而成为村落社区生活的经济化和组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村民的生计与生活

一、 村民生计与生活的生态环境基础

　　骆家嘴村地处陕南山地西南部，恰位于秦岭山地与大巴山地的分界处，地理面貌为南北深山中间的浅山丘陵，海拔600〜1000米。处于南北山区分界线的骆家嘴村基本上为河谷坝地，村内有一条骆家嘴河，其余多为溪流。地震前骆家嘴村11个村组中有4个高山组，即原来的3组、6组、7组和11组是最差的。全村各组分布在公路两边的山上，其中柳树丫和刘家湾处于滑坡地带，容易遭遇泥石流。目前骆家嘴村主要为坡地和河滩坝地，南北为山地，目前几乎所有村组均分布在金山寺通往广坪的公路两侧。

　　骆家嘴村的气候属北亚热带湿润山地气候。境内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年平均气温为18.8℃，极低气温在-3℃左右，极高气温为38℃，年降雨量1010毫米，雨量主要集中在六、七、八三个月，冬季偏干旱。近年来受世界气候变暖的影响，降雨量有所减少，气温较过去增高。区内林木覆盖率比较高，骆家嘴村自然灾害频发，冬季防火灾、夏季防水患是骆家嘴村每年防灾的主要任务。

　　骆家嘴村的整体面貌为林地，全村总面积16.7平方公里，有耕地1678亩，人均耕地1亩多一点，其中，人均水困为33亩，人均旱地为1.67亩。林地3.7万亩，人均林地为12.2亩，退耕还林1679亩，人均1亩多。20世纪60年代生态环境破坏非常严重，大量的山林被砍伐，开荒种地。土地增加的同时，山地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骆家嘴村村民忙起了自己的田地。由于林地难以短期获益，农民对林地的生存依赖远弱于土地。在村民可以依赖自有耕地维持生存需艰之外，大面积砍伐山林成为宏观制度变迁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短期内的理性行为，砍伐之后，林地大面积被抛荒。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以“大户林”为特征的第二次林改。由于资金不足及其他各种因素，第二次林改在骆家嘴村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在骆家嘴村调研期间，第三次林改在骆家嘴村轰轰烈烈地上演着，这次改革虽然给 予了老百姓靠山吃山的权力，但这个权力在“退耕还林”政策下受到了约束。

二、 村民的生计

1. 种植业：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生产

　　在骆家嘴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下，该村的经济体现出南北交汇的特征。骆家嘴村的农业生产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水稻、小麦、玉米和菜子是主要的农作物，另外部分农户种植花生等作物。水稻和玉米的种植面积较广，地震前水稻主要分布在河谷两边的平地上，地震后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减少。玉米主要分布于山地和坡地上，水稻是粮食作物，玉米主要用来喂猪，花生和菜子都是零散种植。为避免单一结构作物带来的风险，农户偏好于多元化种植，体现了农民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又规避风险的心态。同时，骆家嘴村村民充分利 用土地，房前屋后的庭院经济比较发达，但在地震发生后由于很多家庭院落面积的减少而衰退，仅4组、8组和9组等组的部分农户中存在。受山区地理环 境的影响，骆家嘴村的种植业无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在2004—2007年的扶贫开发过程中，曾尝试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但至2008年地震前，茶园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意图通过养蚕致富的骆家嘴村村民也因2007年的自然条件和市场因索而未能如愿，种植业结构由粮食作物向经济作物转变的尝试宣告失败。近几年来，骆家嘴村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日益减少，使得很多人的种地积极性降低，村中出现了土地间的流转现象。据2010年7月针对143户农户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3.6%的家庭种植业所产粮食为自己食用，没葙卖出。我们可以看出在骆家嘴村很多家庭的种植业尚处于一种自给II足的状态，商品化程度不高。

2. 家禽、家畜养殖：自给与市场兼顾

　　在骆家嘴村，有家家户户养殖生猪的传统。2007年全村养猪1265头，存 栏1511头；2008年为1474头，存栏1249头；2009年为1473头，存栏1249头。从这三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生猪养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人均头，每户4头左右。很多家庭除自用一头外，大部分用于销售，以增加村民收人。其实，养猪并不是赚钱的行业。据村民介绍，2007年养一头猪大概能赚200元，而在2008年则下降至100元。因此，生猪养殖只是一种积攒零花钱的手段而已，同时也可以将残羹剩饭加以利用。

　　牛和羊的养殖在骆家嘴是比较少的。2008年，全村有250头牛，而出栏率仅为50头，原因在于牛在骆家嘴是一种劳动力，“养牛为种田”是最好的概括。2008年羊的出栏数为122只，存栏152只，可见羊的商品化或自己屠宰程度很高，但由于数目较少，只成为少数家庭的收人来源。家禽养殖则以鸡为主，2008年全村鸡的出栏数为1800只，存栏2300只。笔者在村中访谈得知，家禽主要用来换一些零花钱，同时也是村民改善生活的手段。生猪 养殖规模锐减，其原因在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逐步减少，没有富余粮食来喂养生猪。现在生猪的价格相对而言比原来的要低一些，不过以今年的价格来看，又回升了，所以市场风险也是特别现实的。2010年7月针对143户农户的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91.6%的家庭的养殖业产品未进入市场交易而是供自己食用，收入上万元的养殖大户只有2户，种植业大户有7户，28%的家庭种植业开支为0元，53%的家庭养殖业开支为0元。由此可以看出，在骆家嘴村，很多家庭的农业生产是一种自给商足的状态，商品化程度不高。

3. 袋料香菇：以挣钱为目的的产业

　　骆家嘴村的主导产业主要为袋料香菇，这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原本骆家嘴村没有种植香菇的传统。其所在的广坪镇于1999年从河南西峡引进优良的香菇菌种和先进的栽培技术，经过近十年的品种优化和栽培技术革新，已发展成骆家嘴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然而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于这样一个新生产业，骆家嘴村村民刚幵始并不认可，以致18万袋的任务最终只落实了 6万袋。袋料香菇的市场价格跌到最低点。

　　(这一年）是包括福建、浙江那边，有香菇以来价格跌得最低的一年。干菇 每斤才3块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来得也不是时候。老百姓赔得很苈害，一袋赔了2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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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波动使得骆家嘴村的袋料香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2001—2004年每年基本维持在10万袋左右，2005—2006年每年为20万袋。在市场行情趋于好转的情况下，加上在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产业建设方面，当地政府大力倡导并在技术方面予以支持，袋料香菇的收益不断提高。其实,农民的理性行为是短期的，大多数时候是非理性的。

　　那一年香菇干菇一般卖到每斤28〜29元，这是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一年，老百姓一哄而上。2007年略微降低了一些，跌至每斤18〜22元。2008年是每斤18〜19元。去年还是卖到每斤27〜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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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2007年全村袋料香菇达60万袋。而在2008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由于市场、资金、场地等原因，2008年和2009年基本保持在每年20万袋左右。到目前为止，袋料香菇是骆家嘴村所有产业中最赚钱的产业。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每袋香菇投入一块多，收人4〜5元，每袋纯收入为2.5〜3.5元。一般情况下，两到三个劳动力一年可种植4000〜5000袋，按照正常价格 纯利润在1万多元到2万元。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客商纷至沓来，常年旅 居骆家嘴村一带收购、加工香菇。

4. 打工经济学：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市场化

　　20世纪50年代，政府为了管理的方便和现代化的霈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构筑了一堵墙，旨在将潜在的底层束缚在土地上，以便于减少工业化的成本和加速工业化进程，却在无意中造就了城市与乡村两个边界清晰的群体，成为中画最重要的社会避别。改革开放后，在国家赶超型现代化推动下，农民再一次为工业化、城市化作出贡献，农民流动开始处于国家需求（投资和政策)和市场的控制之下。信息和区域预期成为农民工对流动目的地的选择标准，劳动 力变成商品，受益程度日益提高。其实，农民工离开农村“似乎只是微观层面上的个人选择，但迁移行为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宏观社会背景之下的，这一背景又是由两个维度的要素共同决定的：由一系列政策构成的政治经济制度，它们严格地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次，乡土地理构成的生态系统是纯经济力量和社会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打工经济学成为村民经常面对和思考的内容。2007年，在948个劳动力中，骆家嘴村有301人外出务工，县内务工仅22人，省内务工为105人，省外务工为174人。2008年在951个劳动力中，外出务工309人，省外务工为169人，省内务工为113人，县内务工27人。从数据可以看出，外出务工基本上占了该村劳动力的1/3。2008年外出务工年平均收人为 8186元。骆家嘴村的家庭人数平均为4.2人，家庭年人均收人增加2000元左右。从事行业多为体力劳动，建筑业是男性外出务工人员从事的主要行业。 在性别结构上，男性务工多于女性，女性外出务工者多为未婚女性和年轻已婚女性。劳动力已经作为商品进人了市场，参与了经济交换，除了袋料香菇之外，劳动力应该是骆家嘴村商品化程度最高的经济资源，这也决定了骆家嘴村村民的生计水平无法摆脱市场波动的影响。打工这一谋生方式，正在深深地 改变骆家嘴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人们曾以之为根本的农业生产，不管是家庭养殖，还是作物耕种，在方方面面都要与打工收益对比之后作出选择。

　　除上述维持生计的手段方式之外，全村有5户人从事运输生意，主要为用面包车从事往返于骆家嘴村和广坪镇之间的客运。2户从事旅馆生意，其中 村主任的宾馆在镇上，有10多户家庭兼做小卖铺生意，有4户兼职从事面医和药店生意，用以补贴家用。

三、 村民的生活

　　骆家嘴村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随着外界的脉搏而跳动出自己的节奏。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在的社区乃至更大的“周边”范围成为他们的家园和意义的港湾。虽然打工成了重要的谋生方式，但人们的生活意义基本上还围绕着村庄生活展开。小孩的教育、老人的赡养，都在村庄中完成。他们的生活意义也在村庄生活中获得，人们在城市里打工，以获取货币资本，再将货币资本带 回村庄内部,通过建房等行为将货币资本转化为获取面子的社会资本，转化为在村庄内部的生活意义。日常生活的琐碎性、重复性和规定性是骆家嘴村村 民生活的典型特征。

1. 个体、家庭与家族

　　家庭是一个社区的基本构成单位。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国家政策的推进来看，骆家嘴村家庭规模与结构趋于小型化、简单化。据调查显示，骆家嘴村4口之家居多，家庭人口规模为3〜5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缩减了新生家庭的规模。与此同时，骆家嘴村普遍存在的子女成家后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分家制度也是家庭规模趋小的原因之一。

　　骆家嘴村是一个山区乡村，与平原乡村不同的是山区乡村农业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工具的应用程度不髙，基本上以手工劳动为主，特别是旱地作物的种植与收获。按照姓氏人数来说，汪姓是大姓，其次是张、刘、陶、李、马，其他姓氏人数更少。据老人讲，在新中国成立前村内存在着规模比较小的家族組织，但都不大。在21世纪初期，笔者到达骆家嘴村时几乎找不到任何象征宗族或家族的外在载体，只是在垃圾填埋场附近看到一个石碑，这个石碑证明着家族这一组织形式的存在。现在整个村庄几乎都没有宗族，在不同村民组内部存在着松散的家族组织。之所以是松散的，是因为家族内部没有统一的领袖，组织是松散的，家族共同体只有在特定情境下家户间有共同利益需求时才会呈现出来，与其说这是家族倒不如说是临吋性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家族组织平时几乎对整个村庄没有太多的影响。骆家嘴村存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有：①村庄内部存在着很多分支，不同的分支有着不同的姓氏，彼此之间的联系借助联姻 来实现;②地理因索的限制，使得村民散居在不同的山洼里，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的聚集与相互联系行为受到了制约，因此导致家庭之间组织化程度不高； ③历史上村庄居民多为移隄，村庄共同体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族或宗族的产生与延续。

2. 住房与劳动工具

　　骆家嘴村毗邻四川，与甘肃相距不远，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物质集散地和不同建筑文化的交流融合之地。当地建筑受到四川、关中建造技术的共同影响，在地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体系。

　　汶川地震前的骆家嘴村的房屋有四种。第一种是生土房屋，多建于20世 纪五六十年代，房屋墙体为生土或土坯，上部为木屋架瓦屋面。第二种是全木房屋，基本上由杉木或者松木搭建而成，四面用木板围起来。第三种是土木混 房屋，或下为生土墙，在起拱处变为木结构，或侧面为土墙正面为木结构等。这种结构形式非常简洁，几乎没有多余的构建，但是整个屋架的受力却很好，非常有利于抗震。第四种是砖混结构或钢筋框架结构等类型，这类房屋数量不多，只有十儿户。其实前三种房屋结构在川北、陕南包括甘南很常见，由于其结构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在汶川地震中完全倒塌的并不是很多，对居民生命安全没有造成较大的威胁。“木结构房屋从古至今就具备良好的抗震能力，其轻质高强变形能力大，是不可多得的好建筑材料。而农村木结构房屋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并缺乏设计，是此次地震中发生大规模破坏的主要原因。

　　骆家嘴村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纹样题材丰富，造型多变，有造型相对抽象的几何纹，有具象的人物、动物、草木花卉纹，这些都讲述着某种特定的情节内容。骆家嘴村民居建筑体现出当地居民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正是基于人们对环境和生活的现实考虑。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老百姓只能就地取材，依据地形、运用当地的材料，采取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一定的聚落和空间形态。

　　骆家嘴村村民的劳动工具多为简易的工具，粮食和生产资料的输送多采用肩挑背扛的形式，所以在农忙季节走进骆家嘴可以经常看到身负背篓的村民。由于村庄多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作物，加上旱地多分布在山坳中，劳动基本依赖手工来完成。近年来，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在村庄里开始出现，但农业生产地理因素的限制使得这些工具并没有推广开来。传统劳动工具多为木质或竹编类如背篓、木桶、独轮车，作物收获后加工工具多为木质手摇或非人力的脱粒机和粉碎机。现在很多农户多使用电动的脱粒机、饲料粉碎机等工具。村民的劳动强度是比较髙的，导致很多外出务工人员经常季节性返固，限制了更远、更长期外出务工行为的发生。  

3. 社会关系网与劳动交换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理来说，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繁重的任务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抢收抢种，是单一家庭无法完成的，必然存在一种家庭间相互协作的形式来完成相互的支援，这就是基于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而形成的劳动交换。

　　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社区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熟人社会”，对“陌生人”有种潜在的排斥和不信任，这一点在婚姻圈方面体现得非常充分。新中国成立迄今，“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圈不超过25公里，这是社会学工作者通过抽样调查得出的。同村和同乡通婚的比例高达 56.95%，另外26.95%为同县不同乡通婚，同省不同县和异省间通婚的仅占 16.06%。这种状况在骆家嘴村是非常明显的，村民的社会关系网基本上 由亲戚和邻居构成。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年轻人择偶范围比较狭小，基本上为本村或本乡，而且被当地称为“抱儿子”的男嫁女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很多村民认为很正常。随着年轻人出去打工，择偶半径不再局限于本地，省外通婚开始普遍，但大多为年轻女性外嫁，村民的社会关系网逐渐扩大。

　　在骆家嘴村村民眼中，亲戚和邻居在互助方面是不同的，一旦涉及重大事件或大额资金方面一般向亲戚求助，而邻居多在日常事务中进行互相协作。在骆家嘴村，各种社会支持主体是农户，目标在于应对单个家庭无法应对的生产生活事件。来自社会关系网的内部资金支持使得单一家庭在应对各种风险时得以维系，同时也为村民生计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而家庭间的劳动交换则具有两大功能：①减少了农户生产生活上的风险，维系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增强了村庄的社会关联和疑聚力，有利于村落的社会整合，保证了传统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②这种相互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合作化和组织化的雏形，为在扶贫幵发中的产业实施提供了组织化保障，特别是在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老人、女性劳动能力较低的情景下，为产业扶贫的推进提供了可能。在该村食用菌生产方面，一些农户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通过劳动交换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近年来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生产方面的劳动交换越来越趋于“劳动-货币”式的转换，而在生活层面的劳动交换仍多为传统“道义”上的交换。

4. 文化与闲暇生活

　　村中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外出务工，使得沉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转移到了妇女和老人身上。这些留守群体在完成必要的事务之外，大多利用业余时间照顾儿童或编制背篓等，真正的闲暇时间并不多。闲暇时间是指人们除了谋生活动时间、睡眠时间、个人和家庭事务活动时间之外剩余的时间。地震前的骆家嘴村没有公共文化设施，加上村民都是汉族，村民均没有信仰宗教。白天闲暇下来的男性村民多去赶集或聚集在一起聊天、下棋，偶尔去附近水库钓鱼或去金山寺打篮球。女性居民多在一起聊天，晚上以看电视为主。根据笔者观察，村民没有听收音机、看报纸和看书的习惯。村民们把闲暇时间都用在了消遣型、娱乐型活动上，如看电视、聊天等，而用在提髙素质的学习发展型活动上的时间很少。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中老年农民都认为过去“大集体”时期有很多集体性的文化活动。在去集体化的今天，乡村社会被分散成―个个独立的单元，加上乡村集体财产匮乏，导致集体生活日益减少。

5. 组织生活与政治生活

　　在由政府、市场与农民三个主体所构成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农民是最脆弱的主体。在农业产业化、市场化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显得尤其重要，被认为是“农民增收的途径、争取与其他阶层同等待遇的一场经济社会革命”。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维持生计的日益简易，骆家嘴村庄内部的农户还是呈现出原子化特征。电视和网络在家庭生活中的出现及外出务工人员新观念的输人,导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被经济利益所控制，个体日益远离村庄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骆家嘴村目前的村民组织有村民代表大会、村委会、村党支部、村食用菌协会等。由于骆家嘴村10个村组分布在长约6公里的公路上，使得村民大会的召幵非常不易，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涉及村庄公共事务或政策传达多通过村民小组予以实施。村中党员人数很少，在很多村干部和村民看来，村食用菌协会就是个空架子，从来没有开展过活动。

　　食用菌协会做的也不是很大，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只是个牌子，会员主要是收购方面的，真正的协会应该是保护老百姓利益的，应由专业人士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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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大多数村民是没有组织生活的。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部主要的政治生活就是村委换届和一事一议民主生活会。村委会换届对于整个村子来说，是个重大事件，在外界看来直接关乎到村庄未来的命运。在集体资源匮乏的时代，处于熟人社会和国家政权双重挤压下的村委会干部待遇低，工作不好做，没有太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以传达政策和资源分配为主的工作任务使得村干部没有太多的创新能力，而且处于夹缝之中的他们有时还要背上来 自村民的“道德上的谴责。乡村精英的流失、村干部待遇低(每年每人平均 不到2000元）和乡村公共事务繁重使得村委会应有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所谓“一事一议”，是指在农村兴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和维护村级道路等集 体公益事业时，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务要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集体 讨论，实行专事专议的办法来筹集。一事一议”制度的实施，目的在于在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和需求意愿的基础上，改变政府或村委会唱“独角戏”的局面，增强乡村社医资源动员能力。然而，在骆家嘴村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全体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也难以操作。随着市场经济对农村禁锢的解放，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别说召开全体村民会议，就是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也很困难。

　　“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越俎代庖，就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这句话道出了农民组织化模式移植的尴尬：无法真正地实现组织化的目标。

6. 曰常生活及开支

　　在乡村现代化和乡村都市化大潮下，骆家嘴村村民的生产、生活、交往的方方面面已经进人社会之中，甚至成为宏大场景中的一部分。自我循环的经济系统和自我服务的家务活动系统日益被打破。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社会。“社会化小农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服务和商品，农户日常生活货币化，导致不少村民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的家庭赤字。从整体来看，2009年全村每户年均现金收入12532元，而支出则为每户年均15941元，平均每户年均赤字13409元。由表2-1可以看出，吃穿 用、医疗、子女上学和人情方面的支出依次排在前四位，共占全部总支出的 77.7%，用于生活方面的开支远大于用于生产方面的开支。这个数据只是平均数据，全村只有15户左右从事商业活动，如果去除小卖铺、交通运输等各类商业类支出，排在前四位支出比例达到86.55%。全村143户调查对象中分别有40户、76户、126户、79户、9户、3户和6户分别没有种植业、养殖业、商业活动、子女上学、医疗、吃穿用和人情方面的开支，这说明日常消费、人情往来和看病是全村人开支的主要方向。

　　表2-1骆家嘴村143户农户2009年开支一览表



四、 贫困：骆家嘴村村民生计的典型特征

　　由表2-2可以看出，2003—2009年骆家嘴村人均耕地不断减少，人均粮食产量也在不断减少。村支书王玉泽认为：

　　现在耕地人均减少非常厉害，原因有：一是退耕还林;二是被多年的水灾破 坏；三是高山的人搬下来没有办法种地，野猪破坏作物厉害，枪支是管制的，野猪 是二级保护动物，所以苞谷、番薯什么的都被吃了……很多人不愿意种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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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骆家嘴村2003—2009年社会经济基本情况一览表



　　注：数据来源于广坪镇人民政府。

　　在粮食产量降低的同时，人均纯收人的提髙得益于外出务工和袋料香菇的种植。在2007年以前，居住环境差，交通不便，山大沟深，村民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大部分村民仅仅能填饱肚子，而林地的收益几乎在十年后才能显现。2008年和2009年人均纯收人的大幅提高得益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具体将在第六章予以全面阐述。

　　骆家嘴村人均纯收人与同期宁强县人均纯收人基本持平，远低于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人水平，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以前增幅远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人增长速度，和陕西、宁强基本保持一致。但在2008年和2009年，增幅远快于全国、陕西和宁强(见图2-1)。陕西省国家级贫困县数目与贵州省并列位居全国第二位，而宁强县是陕西众多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尽管贫困的含义及其衡量标准的确定仍处于争论之中，但是贫困一直都以一种朴素而客观的方式在骆家嘴村存在着。2004年骆家嘴村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就是最好的证明。从农民纯收人来看，2003年骆家嘴村村民平均每天纯收人为3.5元，2007年为5元。

　　数据来源：駱家嘴村数据由广坪镇政府提供；宁强县数据来自2003— 2007年统计年鉴，2008—2009年来自《2008—2009年宁强县政府工作报告》；陕西省数椐来自《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数据来自《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03—2009)。

　　从支出来看，家庭收支方面出现赤字将会为以后的贫困加重或返贫留下隐患。问卷调查显示，16. I%家庭的收人在1000元以下，而16. 8%家庭的支出在6000元以上，说明低收人家庭赤字最为严重。在村庄内部个人能力、际遇、社会资源的多寡等因素的影响下，村庄内部分化十分严重。村庄最富的家庭一年收人40多万元，最少的只有几百元。支出方面全村最高的有96600 元，最低的全年只有1200元。因此，对于大多数骆家嘴村民来说，贫困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和面临的重大挑战。





　　图2-1 2003-2009年全国、陕西、宁强和骆家嘴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趋势图

　　第三节

　　国家干预和乡村减贫工程

　　从骆家嘴村村民的生计和收人来看，整个社区处于贫困状态；而从支出来 看，大多数家庭自我发展动力不足。在这种状态下，要想改变村民的状态必须依靠外界支援和整个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很多骆家嘴村村民认为2000年以来，他们的负担不断减轻，改变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堪重负，叫苦连天”的困境，这要得益于国家对乡村开始由“汲取”向“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的转变。随着包括骆家嘴村村民在内的农民负担的减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农民的境遇开始趋于好转。如果这些减贫策略的实施是普雨式的和循序渐进的，而对于骆家嘴村来说，2004—2007年扶贫部门实施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则是国家对乡村经济运行的一次强干预。

一、 乡村减贫体系的普遍性构建与效果反思

1. 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导向的减贫体系

　　(1)农业税的取消与农业补贴政策。全县农民人均负担由改革前1999年的元降至34元，人均减负27元，减负比例高达44%。直到后来的全部取消农业税，加上同时展开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机补贴等，使得农民的可支配收人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骆家嘴村村民的收人，减轻了生计压力。

　　（2）义务教育“两免一补”。2005年春季开学，作为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的宁强县就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两免一补”工作。从 2006年春季开学起，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杂费（含信息技术教育费、 取暖费等），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由于骆家嘴村有自己的小学，所以小学生基本上都不住校，因此获得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基本上都是初中生，每生每天3元，每年按250天补助，全年补助750元，这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

2. 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减贫机制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先后形成了“家庭保障+ 国家、社区救助（1949-1955）、农村集体保障+国家救助（1956-1983）和农村家庭保障+国家扶助+现代社会保障试点〈1984年至今）三种模式，其实在1995年以前，在我国农村只对五保户和特困人口提供救济。这种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的社会救济制度已无法起到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兜底”项目应起的作用。因此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税后，骆家嘴村建立在集体经济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以政府公共财政负担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2006年，按照“低标准实施，小范围起步，逐步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 围”的原则，骆家嘴村的低保工作开始。农村“五保户”和因病、因残、因灾致贫 的特困户被确定为农村低保对象，“五保户”年人均补助720元，特困户年人均补助300元。2007年10月，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普遍建立，骆家嘴村的低保对象扩大到因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力、生存条件恶劣以及重点项目建设失地等问题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贫困户和特困户，2007年底，全村低保户为36户140人。与此同时，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实施，加上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对接，骆家嘴村村民参保率达98%，极大地减轻 了村民看病方面的支出，降低了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程度。

　　在减免体系中，骆家嘴村村民农业税减免政策受益率达100%，“两免一补”政策惠及所有适龄儿童家庭。2007年全村民政救济户为41户，仅占全部农户的10.6% ；而低保户所占比例更低，约为9.3%。

　　我给你说……通过各种不正常手段照顾自己亲威。低保问题很严重，低保村上有名额……方方面面的关系都要照顾，老百姓有怨言，很多人是关系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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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对某村民的访谈可以看出，名额比较少的低保制度在执行中很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而导致制度错位，这是很普遍但也无法避免的事情。在税费改革后，乡村社区资源日益枯竭，政治精英的货币性收人与社会性收益导致乡村政治精英的消极看守，甚至出现部分乡村干部辞职现象。部分精英通过变通将一些自上而下的资源转化为一种治理手段，将权力的支持系统私人化而获得支持。在低保对象的确定过程中，政治精英会适时稳固、重构或扩展自己的支持系统，由点及面地巩固和加强私人间的关系，从而为其公共权力的行使搭建支持网。只要不过于侵犯村庄的道德底线，就不会受到过于强烈的反对。

二、 整村推进：一项自上而下的乡村扶贫工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扶贫制度经历了体制变革减贫、以区域瞄准的开发式扶贫，再到2001以来的扶贫开发新阶段，扶贫瞄准对象越来越微观化，工作着力点越来越立足于贫困村，整村推进、雨露计划、产业扶贫、定点帮扶、东西扶贫协作和国际合作构成新时期中国扶贫的基本景象。“地方探索十模式总结与推广二扶贫开发基本制度”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葙本生成与推广方式。在现有体制下，扶贫开发政策的演变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政策演变。

　　于2001年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的骆家嘴村便在这样的情景下开始了扶贫开发工作，以期从根本上实现整村脱贫。按照参与式方法制订规划及组织实施是当时工作的一大特色。这一建立在国家干预和外在干预基础上的乡村扶贫工程基本上是围绕着基础设施、产业开发、能力建设和村容村貌四个方面来实施的。2007年骆家嘴村的扶贫开发工作通过验收，被评为优秀。

　　结合以上论述和表2-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尽管规划的制订与实施采取了“参与式”方法，但仍改变不了“骆家嘴村扶贫开发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干预”的事实。原因如下。

　　表2-3 2004-2007年骆家嘴村扶贫开发项目建设情况和资金投向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于《宁强县扶贫开发重点村建设档案资料:骆家嘴村》，由骆家嘴村村委会提供。

　　(1）骆家嘴村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是一项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干预行为。无论整项工作的推进与实施还是众多项目组织都是政府行为。社会现实无法让村民或村委会掌握主动权，从对当时知情人的访谈中可以看出规划的制订过程和实施逻辑。一般来说，产业发展要满足老百姓需要，而在实际过程中并没有对骆家嘴村优势产业一食用菌产业进行扶持，扶持的产业却是桑蚕产业。

　　这个规划（村扶贫开发规划）一般是镇上扶贫干事加上两委会在一起，说你们这个村是重点村，是30万，你们村最需要的是什么，用在刀刃上，大家讨论决定，原则是满足老百姓需要。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村容村貌建设，三是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是老百姓最想投入的，一般都是政府补助一半、群众掏一半来实施。干果园建设、食用菌建设等，重点在于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建设，村容村貌建设主要是由村委会、村卫生室负责，实施“一建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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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贫困问题干预，对于民众来说是一项生计项目，经济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政府来说，扶贫开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政治含义随着政府层级升高而增加。

　　0〉尽管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村民的投人和政府的投入几乎对半，但就整项工程是否完工、效果如何而言，村民是没有话语权的，政府的汇报材料肯定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效果“优秀”的结论是上级下达的。而在村民看来，除了基础设施外，产业发展几乎完全失败。

　　养蚕、种茶叶，基本上到2007年就没有了，主要原因是产品收购价格太低。 我们山区的产业都受市场的影响。我们食用菌产业，全镇有50万袋，便宜时每袋3块钱，最贵时每袋8块多，一般是每袋4〜5块钱。每年一到冬季就有人过来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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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07年做过一些产业开发，结果茶叶没有人管了，蚕没有人养了。 当时的项目基本上都失败了。这边木耳种植一直都不行，有个领导抓过木耳 种植，村镇配有专干，但受到市场的限制，最后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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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这项贫困干预工程是全方位的。从基础设施人手，到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到能力建设，再到产业发展，整个项目不仅意在根除经济发展的瓶颈，企求在短期内或长期内增加村民收人，而且以新农村建设为目标，注重新生活的构建。这一点可由村容村貌整治和“一建三改”的实施得以证明。尽管只有32户受益户且每户分别得到了 500〜1500元不等的资金补助，但其示范意义更大。在该项目带动下，沼气池建设、“三改”户数增加到近80户。

　　产业发展失败的事实表明，原来的项目设计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是正确的。桑蚕产业在市场波动和气候（温度高易致蚕蛹死亡）的双重制约下并没有发展起来。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蚕茧价格迅速下跌，干茧价格一度跌至每公斤30元，生丝价格与2006年相比降幅达55”。按照目前社会普通劳动力价格，即男性主要劳动力日工资70元、女性辅助劳动力曰工资40元计算，蚕农养蚕实际上是挣自己的劳动力的钱。如果鲜茧综合价格低于每公斤18元，蚕农养蚕就要亏本，连劳动力的钱都挣不回来。因此，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在家养要，造成养蚕劳动力严重缺乏。同时，与畜牧养殖和农作物种植相比较，养蚕不但没有得到较多的扶持、补贴与奖励，还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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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一个产业——茶叶产业，由于茶叶价格很低，卖不到钱，所以茶园荒废，无人管理。生猪养殖由于流传很久的传统而一直维持原状，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油樟和核桃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而未发展起来。袋料香菇即食用菌产业也从2007年的60多万袋下降至2008年的20多万袋，究其原因在于市场价格波动而挣不到钱。由图2-1可以看出，2004—2007年骆家嘴村村民纯收人增加幅度和宁强全县农民纯收人几乎持平,增加了 316元。其实，这种效果并不仅为骆家嘴村所独有，王姮和汪三贵对江西省86个贫困村中项目户和非项目户进行基线调查和后续调查得到的数据表明：“没有发现该项目对住户 的收人产生影响，但发现项目能够使住户更容易地获得安全的饮用水，也改善了住户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

　　产业发展的结局就是将农民原本自我循环的经济系统打乱，让农产品进人市场，所以产业不仅承担脱贫维持生计的重任，而且承担增收甚至致富的责任。因此,村民的生计维持与可持续发展、致富与否开始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尽管如此，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不仅具有长期的减贫效果，也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为后来的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出了重大贡献。

　　笔者在对村民的访谈中发现，产业扶贫具有两个独特的潜功能：一是促使村民经济理性的觉醒，很多人开始不甘于现状而努力改变自己；二是促使村庄经济精英的产生与壮大。财政部农财司扶贫处2004年12月对广西、陕西两省的调研发现：“整村推进中受益最大的是贫困村内收人水平中等或较高的群体，对于绝对贫困人口而言，由于存在配套门槛，所实施的扶贫项目帮助有限。”

　　因此，“整村推进”的扶贫方式，是解决贫困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 一种有效方式，但不能解决农村扶贫的全部或主要问题。“整村推进”对解决贫困村和贫困户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资金和项目规模有限，无力解决区域性的贫困问题。

　　第三章

　　抗震救灾与社会秩序的恢复

　　自然灾害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制约甚至破坏性因素，而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广大农村常常是自然灾害的重灾区。自然灾害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可以经由很多研究，特别是灾荒史、流民史等方面的研究得到印证。频发的灾害对我国众多贫困村的发展与村民的生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为贫困人口致贫及返贫的主要因素之一。汶川地震及后续的余震对骆家嘴村的社会秩序、村民的生计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与破坏。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下，外界千预与村庄自救成为骆家嘴村抗震救灾、恢复社会秩序的两大相互配合的手段。本章主要借用社会学思想关注灾害背景下的社会秩序的紊乱及恢复过程中的骆家嘴村经验及启示。

　　第一节

　　地震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衡

　　灾害社会学认为：灾害发生后，会产生一种非道德心理与行为，这是与道德心理及行为性质相反、作用相反、结果相反的一种灾时心理、精神的力量，主要表现为自私、畏惧、逃避，甚至发生攻击、抢掠、流氓等犯罪活动。恐惧的心理、失范的行为和内外约束力量的缺场将会导致民众失去正常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而向原始的、本能的、生物的本性回归。内在的精神压力和恐惧促使灾民需求心理安慰和外在组织、个人、群体的保障，如果这种需求无法得到合法的、正式途径的满足，就会转向非法的、非正式的方式,这将使社会秩序发生严重障碍、离轨、失控。因此,灾害对于贫困村来说不仅仅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使受灾村民正常的社会秩序失去平衡。

一、 灾害与贫困村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一直是社会学这一学科的核心问题和根本追求，在本研究中，社会秩序是指社会日常生活相对稳定而协调的存在状态。在同一个贫困村社区内部，社会秩序包括经济秩序、日常生活秩序、价值观及文化、权威(政治）秩序等方面。

1. 灾害对贫困村经济秩序的影响

　　灾害对乡村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之中。当灾害发生时，抑或生产要素如土地、庄稼等被破坏，抑或由于气候等原因导致农民无法进行劳动。灾害延续的时间越长，乡村经济秩序被破坏的环节就越多、被破坏的程度越严重。与此相伴的是交通背离正常状态，区域内各种物资供应短缺，价格全面上涨。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危害，具有即时性、即地性等特点。即时性，是指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危害是在灾害发生。过程中造成的。即地性，是指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危害是在灾害发生地进行的。这些特点会导致粮食歉收，甚至绝收。粮食是否短缺受到粮食储 备和市场供应、农民购买力的制约，会增加农民的开支。我们知道，贫困村村民的生计是一种基于农业基础上的循环经济，由此会带来副业养殖的不足。基于这种情况，贫困的加剧是无法避免的，生产投人的不足甚至会造成生产的难以持续。而持续的灾害剥夺着村民的抗灾能力，小农易因饥饿而去向大自然索取，甚至不计后果地走向自然和社会的反面。

2. 灾害对村民日常生活秩序的响

　　当外界生产生活资料紧缺，内部生产无法持续的时候，内外部的交换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村庄内部蜂拥而至的各种生产生活资料的变卖或转让，使得这些东西迅速贬值，为灾后贫困人群的生产和生活的恢复增加了难度。乡村社区中的民众行为有着很强的“惯习”特征，每天过着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例行化”生活。而在灾害面前，原本习惯了的自然、社会环境被打破，生产生活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境下，村民的日常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结构趋于一致性。

3. 灾客对贫困村村民价值观及文化的影响

　　自然灾害发生后，贫困村生产停滞，生产生活资料被破坏，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迅速下降，内心惶恐，悲观情绪很容易蔓延开来。如果村庄内部有强有力的道德规范约束体系和约朿机构或组织，就会减少道德失范的发生。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对社会化的小农的约束力日渐式微，相应的经济、组织基础日渐衰落，建立在经济财富基础上的理性在自然面前很容易失去理智。一般灾害发生时，村民很难保持理智的头脑，甚至会失去基本的良知。如果没有外界的介人，失范行为发生后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惩罚无力，其示范效应会导致村民价值观的瓦解。在各种灾害面前，灾民没有心思或无能力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精神高度紧张，增加了失范行为发生的概率。迷信思想 有可能弥漫并主宰无助村民的内心世界。

4. 权威(政治）秩序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常态社会中，社会控制通常以农户为基础，乡村社区的权威主要源自社会内部的家族权威。而21世纪的今天，乡村社区权威主要来自国家权威支持下的“村两委”。在经济发达或受宗教影响比较大的村庄，就会出现村庄权威的分属。而在贫困村中，“村两委”掌握着来自国家的政治资 源、经济资源甚至文化资源，使得其权威地位无法动摇。

　　但在灾害面前，贫困村社会秩序遭遇重大挑战，迫使乡村治理从日常治理转向应急治理。而贫困村经济比较落后，村庄集体经济资源匮乏，使得“村两委”在灾害应急方面的资源动员能力显得苍&。如果没有外界资源输人和干预，村民对“村两委”会由期待转向失望，“村两委”的权威渐趋衰落。村庄内部的非正式组织甚至非法组织（如聚有的话〉会乘虚而人，从而导致日后“村两委”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权威不足，资源整合能力下降，直接影响到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效果。

二、 骆家嘴村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应对方式

1. 骆家嘴村的灾害类型学

　　由于气温和降水的相对变化率较大，且降水相对集中，极易形成洪涝灾害。历史上陕南地区旱灾主要发生在商洛地区的商洛、山阳、丹凤和镇安县，其次是安康地区的旬阳、白河和汉中地区的南郑县。从总体上看，骆家嘴村所在的汉中地区旱灾发生频次最少，所以在骆家嘴村灾害谱系中，旱灾是最少的。殷淑燕等人的研究发现，骆家嘴村所在的汉江上游发生洪水灾害非常频繁，而且越来越频繁。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到2007年，宁强气温逐渐上升，年降水量呈现出较明显的下降趋势，降水的年际变化很大，且年内降水量分配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下半年和夏季。从上级政府要求来看，冬季防火、夏季防洪是骆家嘴村每年防灾的工作重点。而调研发现，在骆家嘴村经常发生的是地震，其次是洪水、滑坡、泥石流、大风雷电,最后才是旱灾，而且很多人对本村自然灾害缺乏了解。因为此次调研是在汶川地震发生两年后进行的，所以有此结论。不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地震在当地并不是很频发的自然灾害，这一点可以由宁强相关资料得到验证:好在汉水上游没有坐落在强地震带上，地震活动比较弱，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一区域从未发生过6级以上的震,很多次地震皆为四川北部、宁夏、甘肃东南部和关中等地地震活动所波及。据统计，从明朝至2008年，当地共发生过35次地震，较多的表述内容是宁强有震感。

　　当下的骆家嘴村村民对地震并不陌生，提到原因时，某访谈对象认为：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从宣传、新闻媒体等知道一些地震方面的基本知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地震频繁发生的国家，也了解一些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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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地很多人的记忆中，1976年的地震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村庄调研中 被问及怎么判断地震时，多数人都言及那次地震。1976年8月16日22时6分，四川松潘发生1. 2级地震，骆家嘴村所在的区域地段地震烈度达到7级。接着，8月22日和23日松潘发生1 7级和7丨2级地震，加上连日阴雨，据骆家嘴村的老人回忆，村中房屋倒塌比较厉害。此次地震中骆家嘴村村民在简陋的防震棚中度过了40天。

2. 应对方式

　　骆家嘴村属自然灾害多发区，政府的应对方式一般集中于救灾。“救灾” 一般多指“救济灾民”的意思。传统的救济方式多为“输血”，即给予一些救灾粮款，帮助灾民渡过难关。至于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恢复，多以自力更生方式进行自我干预。从下面的访谈内容可以看出，当个体家庭无法应对时，家庭之间的劳动交换就起了关键性作用。

　　地震以前，我们这救灾，比如说某年遇到灾害了，（政府）最多就是给你点 粮，实在不行就是给你两三百块钱，别的没什么。如果房子倒塌了，没有地方 住，大家自建土房，成本比较低。生产队和村里老百姓都来帮忙，就盖起来啦， 原来都是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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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内容的真实性从下面一段话中得到了印证。

　　宁强县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非常频繁的县，2003—2007年均不同程度地遭受大风、冰雹、暴雨、洪涝、干旱、秋霖等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2003年“715”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使全县26个乡镇18.63万人21.11万亩农作物受灾，垮塌房屋909间、受损5330间，紧急转移安置560户2442人，直接经济损失1.37亿元。每遇灾情，宁强县民政局在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下，组织人员查灾、核灾，上报灾情，指导、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及时下拨救灾粮款和物资，保证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5年来，共计下拨救灾款495万余元， 救灾粮万斤，救灾棉被4450余床，其他救灾物资50多万元。

　　政府的传统救灾方式多为转移安置，查灾报灾，指导、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以及下发物资等，而缺乏对村段生产自救能力的提高，“造血”功能发挥不足，救灾款、粮和物只能缓解短期灾害对乡村社区的影响，恢复日常生活秩序，而对生产秩序的恢复则显得关注不足，特别是对灾民心理干预及贫困生活状况的干预非常不足，因此汶川地震后扶贫部门的介人可以说是一次全方位的新式的外界干预。

　　从表3-1可以看出，骆家嘴村的灾害预警方式与村隄的信息来源途径密切相关，采用电视、村干部告知和亲人相互告知三种方式。当灾害发生后，电话、面对面的传递方式就成为主要传播方式。由于村庄内各村组之间距离过于遥远，村广播和悬挂标志物的方式在村民中并不奏效。我们知道，房屋对于农民，基本上等同于家，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灾害后村民的应对方式首先是加固房屋，其次才采取别的应对方式。当个体家庭无法应对时，求助对象的选择再一次证明骆家嘴村民众社会关系网的熟人特征，亲戚、邻居的作用 是最重要的，村委会、乡镇政府及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次序和这些主体与村民生活的关联度呈正相关关系。所以说，当灾害发生时，乡村社区内部的应急方式和村民自治组织是减少人、财、物损失的重要支柱。在这种状况下，人手不够、缺乏组织乃至物资缺乏就无法构成救灾困难的重要因素，信息不畅通、内心恐惧和缺乏工具就成为骆家嘴村灾害应急的主要困难。

　　表3-1骆家嘴村灾害类型与应对方式



三、 地震对骆家嘴村社会秩序的影响

　　由于骆家嘴村紧邻四川省青川县，汶川地震及其强余震灾害发生后，该村基础设施、农户住房、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等遭受重大损失。据统计，截至目前，全村434户1667人全部受灾，震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827，9万元。整个骆家嘴村有4人因灾受伤，无人死亡。

1. 农业产业与经济秩序的失序

　　在整个地震中，骆家嘴村主导产业受损严重，损毁袋料食用菌22，6万袋；桑蚕养殖量与常年相比，也有明显下降。因圈舍倒塌、损坏，生产生活物资不足，很多家庭的副业生产不得不停滞下来。生猪养殖量大幅下降，与上一年相比，预计减少60%以上。外出务工有241人返回开展灾后重建，与常年相比，仅此一项减少的收人即达149.4万元。全村因灾造成产业经济损失达451.4 万元。与此同时，与救灾相关的食品、帐篷等物资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这样下来，很多家庭收人下降，家庭开支增加，收支不平衡，经济受到较大影响。

2. 基础设施受损情况

　　在水利设施方面，损毁灌溉渠道8.3公里、提灌站3个、山坪塘3口，损毁人饮管道4公里、蓄水池2口、人饮水井14 口。受损农电线网4公里。村组道路大面积塌方，损毁村组公路5公里，到户路11公里，有4座桥不同程度地受损。一所60间1944平方米的村级完小已成重度危房，需拆除重建。村委会办公楼重度受损，已成危房。全村基础设施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50.8万元。村小学、村委会成为重度危房，无法使用，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地震还造成危岩、滑坡等地质灾害。

　　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破坏对该村造成的后果有：①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②饮水困难；③交通受到阻碍，物资、人员的输送受到限制；④信息不通，加剧村民情绪不安；⑤教育无法持续；⑥“村两委”工作受到制约，等等。

3. 恐惧的心理与行为脱序

　　当时大家都比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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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去抢买一些彩条布，后来老百姓抢（买）方便面。发生地震后没饭 吃。谁抢到谁有，抢不到就没了。先来的有，后来的就没有。我们村里没有了，就去广坪抢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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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次发方便面，三組（受灾最重）势力比较大，霸道，人多，跑到村委会抱着不给，说他们是垮房户，不给他们给谁，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还 有一次发帐篷，还没有开会就直接抢帐篷，我说哪个抢，这是有数目的，谁抢明天追究谁的责任。上面一组、二组的人都抢到家里了，我说统统收回来，你们枪救灾物资这是什么罪，你（即使)有正当理由但这也属于非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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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一词是笔者在调研中听到的用以描述汶川地震发生吋村民内心感受最多的词语。研究证明，人们可以将自己的恐惧感“传染”给周围的人，这种群体性内心的恐惧在村庄弥漫。原本平衡的内心秩序被打破，处于结构中的“行动者”便会无暇顾及正常状态下社会结构与规范所带来的强制力，本能的安全意识导致非理性、自私的避灾行为的出现。骆家嘴村就出现了很多到处抢购生活物资的行为及后来哄抢救灾物资的行为。

4. 村民日常生活的紊乱

　　地震造成全村434户的1692间房屋全部受损，其中：倒塌房屋369间，涉及111户433人；重度受损形成危屋930间，涉及244户951人;中度受损393间，涉及79户283人。倒塌圈舍、厕所998间，家畜死亡79头，损坏沼气池70口、太阳能设施3套，部分农具和家电因房屋倒塌而损坏。农户房屋及财 产直接经济损失达961. 7万元。

　　这些枯燥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事实：将近1/4的家庭433人在地震中因为房屋倒塌而无法再继续自己的日常生活，244户危房户也因不可知的危险而住进了帐篷。从2008年5月12日起，骆家嘴村村民大多在帐篷里度过自己的生活。帐篷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家庭载体，打破了原有家庭成员和村民的居住格周，原本蕋于家户散居的生活习惯被打破，很多看似熟悉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使得日常生活呈现出紧张的状态，以致很多人不顾危险仍旧居住在房屋里。

　　经济生产无法正常运转、基础设施受损、恐惧心理、行为失序和帐篷生活的焦灼与不安构成了一定时期内骆家嘴村社会秩序的典型特征。这些状况迫切需要自我干预和外界干预，否则乡村社会的“脱序”将会更加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节

　　村庄自救与社会秩序的维持

　　农民有一套自我应对方式，如果灾害持续时间不长，农民会通过自我调解来进行自我应对，尤其在家庭层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财产的变卖或者作物的调整是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常用方法；一旦不行，在家庭之外的关系网络就会发挥“减震器”的作用。因此，自我、亲厲、邻居、村庄、政府是农民求助时的选择顺序。

一、 经验判断与家庭自救

　　当汶川地震发生时，村民惊恐之下的反应都是“地震了”，这一判断依据来 自自身1976年地震的经历，而后家庭自救主要依据电视上关于余震的预瞀信息。

　　我说不好，快跑，地震了，因为我们经历过1976年大地震。1976年大地震时我在做饭，我经历过地震，所以我就知道这次是地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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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骆家嘴村村民就开始自救，首先解决住宿问题，很多人要么买彩 条布要么用自家的彩条布搭建简单的棚子。其次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在 5月12日地震发生当天，很多人跑回屋子，在判断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取囬一些用品和粮食。村委会干部要求所有人不能住在房屋里，以避免伤亡事件发生，村民做饭、睡觉等活动都转移到户外安全的地方，并着手构建和恢复自己的日常生活。

　　当晚我们搭棚子，自己搭自己的。当时我就住在后面的空地上。因为我们这种袋料香菇要搭棚子，所以很多家都有彩条布。当天我们就抽空去家里取东西，结果我厨房的东西全都在地上，不过间隙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小卖铺，拿了几袋方便面吃。很多人都回家了，只是晚上不敢住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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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起初的自救中，村干部与部分村民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有些贫困户认为自己的财产比较重要，不顾一切地抢救自己的东西；而村干部和富裕家庭认为生命是最重要的，人为第一位，物资为第二位。这说明在灾害面前伦理观念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一般家庭在地震初期的饮食、日用品、交通工具及住宿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家庭的自救行为。部分受灾群众只能住在帐篷里，同时一些房屋受损较轻的群众开展自救自助，也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恢复日常生活。

　　在骆家嘴村，家庭的生产自救积极性很高。地震不同于其他灾害，其他灾害如干旱、洪涝等灾害的影响程度是与其持续时间长短密切相关的，而地震的影响是瞬间造成的，所以地震一结束，村民对财物的重视便立刻显现，诸如土地、作物及牲畜等生产生活资料都被充分地加以利用。

二、 非正式的组织化自救

　　在自我、亲属、邻居、村庄、政府五个主体之中，农民应对灾害首选是自我， 其次才是亲属、邻居，原因在于其在寻求帮助时“让渡了对自己的劳动和资源的索要权，事实上，亲友们帮助他，正是有个心照不宣的关于互惠的共识。其实，这种互惠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公平的，这种要求一部分来自对方，另一部分来自自己的内心。当单个的家庭无法应对时，家庭相互协作的自救活动便应运而生，然而有些灾害影响如塌方、滑坡导致道路受阻或者公共设施受到损坏时，少数家庭相互协作的方式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更大规模的协作迫在眉睫。然而这种跨越邻里、亲属关系网之上的协作需要乡村精英的发起和组织。在骆家嘴村很多家庭进行自我恢复与障碍干预的过程中，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化自救行为活跃在社区之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为后来外界干预提供了良好的“地接服务。

　　为了迅速证实村民是否受伤，我和几个年轻小伙骑着摩托车飞一般地跑回到村里排查。经过近二十分钟的检查，所幸所有村民都没有受伤。没多长时间，下面居住的村民喊道：前面一组的村民有受伤的，还有金山寺有两名村民也受了伤。村民们有摩托车的，都跑过去进行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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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访谈内容所表达的只是最初级的群体协作形式，而后来在社区精英的引导和动员下，一种组织化运作开始出现。村里年轻人组织了“抢粮队”，把粮食从危房中抢救出来。

　　我不能动，我就去指挥，组织了 20多个小伙子组成“抢粮队”，帮助大家抢救被砸在屋里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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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骆家嘴村还成立了灾后防疫队，队长由村长担任，成员由各组组长、村医、消毒员组成。

　　其实，这种组织没有成文的规则，没有固定的领导者，是一种松散的组织，但是有理由相信，如果政府不提供并鼓励一个社会“结社自救”的可能，在客观 上意味着那些从旧生活中得到脱身的民众从此陷人被“双重抛弃”的境地。针对一个社区可能陷人一种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它的成员丧失了单凭自己力量即可自救的能力时，又丧失了协作的习惯，那它不久将陷入混乱状态。这松散的结社行动为骆家嘴社区精英及当地政府引导与开展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了难得的民众力量，实现了政府、社区精英与村民的良好互动。

三、 乡村社区政治精英及其所在组织作用的发挥

　　笔者认为，在传统的乡村社区，乡村的规范秩序为乡村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提供了一定的行为标准，众多村民对其有着一定的道德期待，在有困难的情况下不能撒手不管，否则他们将丧失其在村庄的社会荣誉和道德地位。另外，在中国很多贫困村，由于村民“先富带动后富”的期望和对“为富不仁”的仇视,使得社区内部的经济精英多数成了政治权威拥有者，实现了政治与经济权威的一体化。

　　在中国，村庄政治精英大多有着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共产党员。长期的政治教育使党员有着独特的使命感。乡村社区的规范体系与共产党员的纪律、规范要求使得骆家嘴村的精英们在地震发生后自觉地承担了抗震救灾的任务。

　　骆家嘴村经济精英兼政治精英之一就是村主任周林山。此人是市县两级人大代表，靠淘金发家，在广坪镇开有宾馆，据村民讲他每年能挣40万元。而村支书汪玉泽也是比较富裕的人，其两层楼房在震前已经盖好。二人在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骆家嘴村出现了很多到处抢购生活物资的行为及后来哄抢救灾物资的行为时，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威维持了秩序，使社会失序的现象得到遏制。无论是村主任、村支书还是各组组长都发扬了“舍小家顾大家”的精神，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汪玉泽书记受到了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的关注和表扬，以村主任周林山的事迹采写的长篇通讯报道产生了广泛影响，三组组长被汉中市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村主任周林山说：

　　我感觉是地震，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学校，因为学校离我家比较近。其他组长和个人都是自觉行动，没人通知。过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组织了 2辆车，全村跑遍，看有没有伤亡者；又赶到村委会，会同村党支部书记和镇上火速赶来的领导召开碰头会，通报了灾情……当天晚上，把人几乎是赶出家门了，不愿意出来的，我们也强行叫出来。一晚上几乎没睡觉^立即组织本村8名懂水电知识的青壮年抢修水电设施，经过昼夜奋战，终于在地震后的第三天下午恢复了全村供电，解决了 6个组的临时供水问题……和村上干部摸黑去了各组，详细了解灾情，看望、安慰村民，帮助搭建临时帐篷，全村1400多名群众全部被转移到了室外安全地带，得到了临时安置^和村上干部一道，组织抢收抢险队，帮助村民抢救粮食和财产近200多万元，枪收成熟油菜50多亩，发放上级分配救灾物资，组织消毒防疫。

　　村支书汪玉泽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学校，帮助学校把小学生疏散到教室外。等到4点多， 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在村委会开的。当天晚上，因为有些人在家住，在家里不出来，当时不允许在家住人，我们就挨家挨户地去叫。中间给书记汇报灾情，电话通了，手机都通了。第二天采取紧急措施，上面给的彩条布、大米、面粉要发放。当时上面检查、调研的特别多，每天至少4拨人，有时七八个人，有时二十多人，来得最多时有七八拨人。我每天都组织老百姓搭帐篷，发放救灾物资，一天忙得不亦乐乎。

　　无论是村支书还是村主任乃至村组組长都在没有人号召的情况下全心全意地从事抗震救灾工作。在农村社区内，镶嵌于亲友关系网的家庭联合体所能应对的灾害范围是非常有限的，除非这种联合体（如家族）在村庄内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资源动员能力，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处理事关村庄整体利益的事务的。乡村社区内精英及其所在组织就成为社区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和乡村秩序的构建者，完成着单一家庭所无法承担的任务：①组织发放物资，构建资源动员与使用规则，创造有序的应急秩序；②最早利用村民的非正式群体协作自救行为建构非正式的组织救灾行为；③承接村庄内外救援、救助主体的沟通与协调任务，完成对外来干预的“地接服务”;④关注集体场所和抢救村庄基础设 施、公共设施；⑤査验灾情，汇报灾情；⑥转移并安置群众，避免继发性灾害的 发生等。

　　在党和政府无法及时处理时，他们自觉承担任务，避免了“权威”和“组织”在乡村社区的缺位。他们的党员干部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社区在场，国家的伟大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社区得以张扬。从骆家嘴村的经验可以看出，社区内組织及村干部作为受灾群体的管理者，其责任决定着受灾群体生命财产的安危状况，决定着自救措施的成功与否，甚至进一步决定着对其他灾害风险的应对。这就要求他们在短时 间内收集灾情信息，调配人力与物力，制定应急对策，勇于承担风险与责任，果断处理各种事情。恰当的处理与示范有利于引导村民采取有效的自救措施， 制定公正的财务分配原则，他们的行为直接关系村民的集体响应程度、村庄共同体的构建和稳定的乡村秩序的重建。

　　其实，乡村社区自救活动一直持续着，直到余震的威胁结束。这种自发和村干部组织相结合的方式，为以后的外界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提高了外界干预的效率。其作用主要有：①减轻了灾害损失的程度，为外界干预奠定了宝贵的基础；②初步形成资源整合与发送的规范，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内部共识的达成；③村干部在乡村社区抗震救灾中树立了独特的应急权威；④稳定了社会秩序，避免了社会秩序的紊乱。

　　第三节

　　外来干预与社会秩序的恢复

　　乡村社区对各种风险的应对能力，随着生产资源、生活资料满足村民基本生存需要的紧张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家庭财产和集体财产越多，其抵抗灾害的能力就越强；家庭财产和集体财产越少，其抵抗灾害的能力就越弱。相对于江浙一带富裕的乡村，西部很多乡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劳动是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一旦劳动无法进行，乡村经济就会衰落。在农业税被取消后，没有乡村工业的农村社区集体资源则会完全依赖外界。骆家嘴村是西部比较典型的贫困乡村之一，因此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包括社会救助、救济在内的大规模、全范围的抗震救灾工作全面展开。

一、 外来干预的必要性

　　“干预”原意指任何旨在减少或避免不属于受控实践或因事故而失控的辐射源所致的照射或照射可能性的行动。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心理学领域，特 指针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障碍而采取的一系列促使其改变、减少的措施和行动。在社会领域，干预主要是各种社会力量针对某一社会问题或行为进行干涉从而促进干预对象发生变革的社会性行动。

　　汶川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遭受了巨大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人员伤亡严重，房屋倒塌较多，工矿商贸企业停产面较大，机关、学校、医院等严重受损，部分农田和农业设施被毁，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灾区多为贫困地区和灾害易发频发地区，且连年重复叠加受灾，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十分脆弱。离青川县境仅有4公里的骆家嘴村在汶川地震中受灾十分严重，它与相邻的金山寺村、水观音村成为广坪镇二大重灾村。乡村中资源不足、公共服务产品无法自我供给及各种次生灾害无法自我干预，迫切需要外界的干 预，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1. 乡村资源有限，迫切需要外界干预

　　骆家嘴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政策的演变是步调一致的。由于乡村集体产业的缺失，骆家嘴村的集体财产以土地为基础，耕地与林地是法律上的集体所有财产；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实现了乡村集体资产使用权的家庭化，林权改革促使林权下放到家庭之中，而农业税的取消使村集体完全丧失了涉农资产的收益权。作为农民生计手段的副业等，乡村一级是没有任何收益权的，这样一来，骆家嘴村的集体经济和集体财产蕋本上是空白的。

　　汶川地震发生后，骆家嘴村的家庭自救、非组织化自救及社区精英、“村两 委”的自救活动基本上没有涉及财产的再分配。权力的缺失使得村落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合法权力去整合经济资源来从事抗震救灾，有权力整合的只有劳动力，以及村民救灾的经验、智慧与知识，这一状况致使乡村基础设施(村组道路、水利设施〉、公共服务（教育、卫生、自来水）及村落内弱势群体的救助无法完成。骆家嘴村的乡村社区整体的自救能力受到资源不足的困扰，因此，乡村的自救能力被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

2. 贫困村“村两委”权威的不足

　　地震发生后，骆家嘴村很多村民的住房和饮食出现困难，很多村民去买彩 条布来搭建帐篷，出现了一些无序状态。在访谈时村支书汪玉泽无奈地说：发生地震后没饭吃。谁抢到谁有，抢不到就没了。当时村委会组织不了。先来的有，后来的就没有。方便面不是救灾物资，是店里的东西。老百姓抢方便面都抢着吃了，我们村里没有了，就去广坪抢买。当时也没电。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村两委”面对无序状况的无奈。在一个没有宗教组织、宗族组织等的村落里，只有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党支部才拥有一定的权威来组织和引导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行为。在一个社区内部，村两 委”及村干部是乡村一切事务的责任主体，然而由于权威不足和各种行为的无法可依，“村两委”及村干部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做与不做都可能遭遇非议。这一境遇与村集体资源的匮乏相叠加，于是，乡村社区整体层面的抗震救灾就走进了无奈之中。

3. 灾后社区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

　　地震除因强烈震动直接造成房屋倒塌、人员死伤等破坏作用外，还常引起火灾、疫情、洪水、崩塌、滑坡、地裂等多种灾害，因而会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破 坏损失。历史上的地震灾害表明：绝大多数破坏性地震均有次生灾害发生，有时次生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超过地震直接灾害。汶川地震灾区的灾中灾、灾后灾、灾灾相连情况，使得救灾环境非常恶劣，开展救灾工作也非常困难。这是乡村社區尤其是贫困村无法应对的。不仅如此，而且抢险救灾、地震监测、卫生防疫、宣传、生产恢复、蕋础设施恢复与灾害重建、水利、社会治安等，都需要外界进行援助性干预。

4. 村民的期待

　　地震发生后，骆家嘴村周围20公里左右范围内的村庄基本上都受到了地震的严重破坏。20公里的范围基本上是骆家嘴村村民婚姻圏的半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网所波及的范围，这样一来，村民的社会资本就会出现供应不足甚至无法供给的状况，村民建立在亲属关系网之上的自救模式的效用大大降低。当自己或单个家庭，甚至社区内外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无法满足抗震救灾的资源需要时，村民不得不将满怀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外界。

　　长期以来，我国在救灾方面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应急经验，国家在塑造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或讲述执政为民理念时，无论是面对灾害时的政府行为还是国家救灾的基本程序和做法，都在告诉灾民“国家不会不管你们的”这样一个事实。同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知晓存在着“历朝历代政府救济灾民的传统”。因此，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基于国家救灾传统的存在和道义上的客观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期待，村民才有了应对灾害的信心和勇气，从而避免了灾民绝望心态的出现和蔓延，有利于社 会秩序的稳定。

二、 外来干预的主体、内容与影响

　　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家紧急启动地震应急预案，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成了抗震救灾的强大合力，大量组织及人员支援灾区，构筑了有效的灾害救助体系。这一救助式外界干预是建立在自救基础上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减少损失，消除灾害后果，以谋求新的发展。一般来说，外来干预的方式多为给予物资、人力、资金、精神上的支援，帮助灾隄克服灾害给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政府部门

　　政府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对灾害造成的损失通常会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政府成为救灾的主要责任承担者。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形成了“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上下级分工负责，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灾害管理体制，并以《国家抗震救灾法》等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其中对灾害发生时各级行政部门应当具体承担何种责任及如何进行部门间合作与分工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此指导下，各省、市、县都建立了自己的应急方案。

1. 在外来干预体系中的角色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工作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了地方的主动性， 中央更多地承担了协调、指导和决策者的角色，为广泛调集、统筹整合各种救灾救援力量和资源提供了组织保障。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更多地承担了协调上级与下级之间互动关系的中介角色，同时又对下级政府承担了资源整合、部门协调和本级事务的决策角色。而乡镇政府是抗震救灾的具体实施者和责任主体，承接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与要求。

2. 干预内容与方式

　　(1)输送物资。骆家嘴村抗震救灾是整个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一部分，广坪镇党委、政府人员在地震发生后的两个小时内就到达了骆家嘴村，而县政府人员则于下午5点就来到了广坪镇骆家嘴村，全面检查灾情和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第二天移民局就拨付了15万元用于购买钢管和彩条布以搭建帐篷，同时拨付了30顶帐篷和120架简易棚。5月16日，外界物资到达骆家嘴村，而后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涌人骆家嘴村。截至5月27日，骆家嘴村共发放了5批救灾物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运转，骆家嘴村村民领到了每人每天10元、连续3个月的受灾群众生活救助资金，人均将近1000元，总金额 236.7万元，每人每天一斤粮也一并发放。

　　（2）组织与协调社会力量、国际力量。汶川地震发生后，政府及时进行信息公开，公民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得到广泛调动，各类志愿者组织应运而生，同时我国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对于自发到达灾区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也一并纳入不同层次的抗震救灾指挥体系中。在骆家嘴村比较活跃的社会组织有香港乐施会、香港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宇会、中国妇联、中国法学会、世界宣明会、陕西妇女研究会及志愿者力量等。

　　(3）心理安慰与辅导。对灾民进行心理安慰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心理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引导着个体行为趋于常规化和日常化，否则灾害情绪与压力的蔓延会导致各种失范行为的发生。国家的紧急救援、灾区内外信息的互动、中央及各地政府的默哀活动、各级领导亲临骆家嘴村等，都给灾民以巨大的心理安慰。

　　(4)稳定社会秩序。政府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不同层级的政府工作方式与内容是不同的。“救援工作何去何从，需要中央及时作出前瞻性指引，如果指引过晚，可能出现新的次生无序。为此，中央成立了九大工作组，以组织强、力量大的军警为核心的抢险救灾组处于首位，其余分别为群众生活组、地震监测组、卫生防疫組、宣传组、生产恢复组、基础设施保障和灾后重建组、水利组、社会治安组，对部门和军警力量进行合理分工。基层政府基本上沿用了这种模式，在骆家嘴村有细微的体现，比如危房排除由兰州军区救援部队负责，卫生防疫由武警陕西总队医院负责，救灾物资发放由民政部门负责。而宁强县政府也利用这一模式，分别成立了稳定组、宣传组、后勤保障组、应急救援组、灾害统计调查组、监督检查组、机动组等7个工作组。同时，宁强县及广坪镇政府采取了包干分组的形式，无论是宁强县起初的7个工作组还是后来的26个工作组，都承担了所管辖片区的责任，并非以部门职能来进行划分。分工负责广坪镇片区的是以张炳华、高存兵为领导，由林业局、林业站、广电网络 中心、乡企局构成的责任组。而附近的青木川镇片区则由文化旅游局、宣传文 化中心、县医院、文联、新华书店部门负责。广坪镇负责骆家嘴村的则为以书记万春荣为首的抗震救灾组。该救灾组围绕着采取临时安置措施、优先解决 居住问题、稳定市场秩序、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引导群众积 投身生产自救、防范次生灾害等方面来稳定政治、经济及灾民的日常生活秩序。

3. 启示

　　政府干预危机的原则如下。第一，要将解决眼前问题与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相结合。从骆家嘴村的政府救助来看，政府救助多为物资援助，而心理干预、法律服务供给不足，没有针对汶川地震后余震频发的现实幵展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第二，要通过政府干预，促进乡村社会秩序转型。第三，要避免对社区事务的过多干预，赋予社区和村民以自主权。第四，在这次救助过程中，政府充分发挥了“村两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村两委”的权咸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有所增加。因此，政府干预不能破坏当地的社区结构和权威形态，否则会造成社区秩序的紊乱。

　　(二）部队

　　地震发生后，兰州军区和武警的救援力量主要用于危险排除、物资搬运和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在广坪镇设置了帐篷医院，与武警陕西总队医院及广坪镇医院医务人员三支医疗队对灾民提供医疗服务和消毒防疫，满足了骆家嘴村村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避免了疫情的发生。

　　部队来过，部队主要是关注学校这一块，安排学生上课。先救灾，后建了八一小学。有的（家庭）房子严重受灾，他们（研究)如何规划、如何推掉、如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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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军区一直关注骆家嘴村等周边受灾学校的恢复问题，后来援建了八一小学，使得骆家嘴村和金山寺村适龄儿童的教育条件有了很大改变。

　　(三）非政府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灾害的干预一直是我国救灾的主要形式，直到后来随着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变化，才开始兴起一种国家与社会联动的干预方式。2008年被誉为公民社会的元年，无论是捐款捐物还是直接参与，民间组织都比以往显示出了更大的活力，在募集款物、参与救灾、提供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成为政府救灾的有益补充。各种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军队力量结合在一起被纳人救灾管理体制之下，为抗震救灾工作提供了强大的人力、物力支撑。

　　非政府组织为骆家嘴村的抗震救灾作出了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捐款、捐物、递送人力资源。如中国红十字会、香港乐施会、世界宣明会、陕西妇女研究会等社会組织先后来到骆家嘴村。世界宣明会援助了彩条布，陕西妇女研究会为村民提供了少量清洁用品和妇女用品，香港乐施会的援助物资涵盖了大米、面粉、牛奶、棉被、彩条布、帐篷、编织袋等生活用品及各类卫生用品、应急小电器等。第二，做灾民需求调査和村民安抚工作。无论是乐施会还是其他非政府组织都派出人员来到骆家嘴村了解灾情，同时兼做灾民安抚工作。第三，做社会中介与资源联络工作，这是非政府组织运作模式的需要，几乎所有介入骆家嘴村的组织都承担起这一角色。第四，帮助特定对象，如陕西妇女研究会利用国际资金为儿童开展早教活动，陕西省残联针对残疾人开展慰问活动等。

　　有个XX会2008年来了，带着彩条布、大米、面粉等东西，他们不相信我们地方政府，不让我们搞，说我们搞平均主义，我们满足他们要求，他们亲自发，结果发了两个村，搞不下去了，就对我们说你们发去吧。

　　(很多非政府组织）每次的物资都给了危房户、五保户、低保户、囷难户等 这呰弱势群体，结果他们吃不完。相对弱势群体怎么办？他们也困难，不管他 们，结果在倾斜后还是要公平公正地去发。就像X X会等组织都照顾弱势群体，都倾斜，结果就重复了。另外的人说我也是公民，我也有权力啊，我也没吃 的啊。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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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上面访谈对象所讲述的一些事实来看，非政府组织在参与抗震救灾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资源使用重叠。非政府組织都有自己的理念和关注的特殊群体，但不同组织关注的群体有重叠之处，导致资源过度重叠而其他灾民受到忽略。 因此，家庭是农村的基本单位，发放物资应该在了解基本情况后进行适当调整，以家庭为单位发放，而不应固守理念。

　　第二，与政府沟通不足，互补效应发挥不好。无论是基金会还是社会组织，在参与救灾过程中，工作内容、物资发放脱离了当地政府、村委会是无法开展的。在调研中发现，在骆家嘴村村民眼中，他们无法区分不同组织的类型与特点，政府在灾民内心拥有绝对的权威，因此，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调与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非政府组织的理念及经验本土化问题。包括香港乐施会在内的非政府组织，本身拥有不同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法及理念，比如说公平、公正。当救灾物资比较少时，发放给特征明显的弱势群体是没有问题的，灾民是可以接受的；而一旦重复率过高，就会导致弱势群体接受的物资超过了其他灾民的生活水平或者发放给特征不明显的群体或个人，从而引发各种问题。

　　(四）志愿者

　　由于骆家嘴村小学倒塌，小学生被安置至金山寺小学。2008年7月16—20日，西安理工大学大学生灾区支教服务队一行20人，来到了陕西省受灾较为严重的宁强县广坪镇金山寺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20日全天，志愿者们分成两组进人他们所在的骆家嘴村进行“灾后重建，爱心调查”活动，了解村民的受灾情况及损失情况。

　　欧亚学院的学生来过，大约半个月到二十几天。学生和学者这一块大部分都去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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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医生，也有人过来做心理安慰，主要针对学生，他们正在上课，比我们 小，害怕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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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骆家嘴村，志愿者关注的群体多为学生，学生是心理辅导的主要受益者。而所有的调研都以成年人为对象，由此可以看出村民对心理辅导和心理援助的满意度比较低（见图3-1〉的原因。



图3-1村民对心理辅导和心理援助的满意度

　　从上文可知，地方政府是骆家嘴社区秩序干预的法律主体，也是事实主体，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而其他力量只是补充，所发挥的领域多集中于地方政府无力承担的科教、文化、教育、卫生及次生灾害防御等公共服务上。

三、 日常社会秩序的恢复与应急社会秩序的构建

　　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遵循社会秩序与日常行为习惯。在国家法律的社区伦理道德规范的强制下，人们的行为多遵照一定的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地予以实施，而突发的地震打破了人们的一般生活方式，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的行为缺乏秩序性和规则性，因此必须在建立应急社会秩序的同时尽快恢复日常秩序。

　　当受灾村民被转移至安全地方后，村民的吃饭、饮水、睡觉等日常生活内容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要求下，骆家嘴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依赖“八个一的保障得以恢复。建立在帐篷生活、集中安置、外来物资发放、规避次生灾害及生产自救之上的社会秩序又具有应急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的独特的社会秩序。

1. 社区秩序的主导权在抗震救灾栺挥部

　　我们在陶家沟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主管是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当时是副县长张炳华挂帅。政府非常重视，还有县长、书记经常来；还有副县长、移民局局长，已在这工作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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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发生后，在政府的帮助下，骆家嘴村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原葙的政府相关部门、社医自治组织〔村委会〉、政党组织（村党支部）及群众组织（妇联）乃至外来社会组织、志愿者都被纳人这一应急部门中。其实，政府领导、相 关部门的嵌人使得这一村级指挥部有了很强的整合力和强制力，而且有了干预社区灾害应急秩序的合法性。

2. 符合灾害伦理要求的规则与秩序

　　在灾害面前，人们的恐惧、忧虑等心理的存在，使得村民的心理十分脆弱。 这就需要在安置点建设方面满足灾民的“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在生活空间、 日用品供应、物资发放、社区内部组织恢复、社会交往规则等方面符合灾民震前的生活习惯和内在规则要求，力求恢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例行化行动。

　　这种应急的社会秩序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 ①生命与财产关系；②责任人优先示范；③整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④妇女、老 人、儿童等弱势群体优先。同时，引导受灾村民自身进行角色转换，建立一个共同分担、互助的统一体。这些共识的达成必须建立在村民的日常道德伦理观念之上。

　　1)生命与财产关系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但是在骆家嘴村这样的贫困村，财产对于贫困的灾民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骆家嘴村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积极抢救粮食、家具、电器等农户财产，尽可能降低受灾损失，同时也是在挽救灾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2〕责任人优先示范

　　基层队伍、党员队伍还是靠得住的，支书、主任、组长等村干部和村民都起早贪黑，既然事情摊上了就要咬牙挺过去。国家和政府给了老百姓这么多帮助，应该对国家感恩。要不是国家经济实力强大了，不可能有这么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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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罕见的地震灾害，全县上下众志成城，同心协力，连续奋战，表现出顽 强过硬的精神风貌。全体县级领导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领县直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受灾第一线坐镇指挥，身体力行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广大干部舍小家顾大家，服从大局，听从指挥，停止休假，坚守岗位，充分发挥敢打硬仗、不怕疲劳的优良作风，毫无怨言地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全力以赴救助灾民，安抚灾民，稳定民心。这次严重的地震灾害，对各级干部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看，我们的干部经受住了考验，思想觉悟高，作风过硬，工作能力强，是一支能打硬仗、敢于胜利的优秀干部队伍。

　　摘自宁强县县长周景祥《在全县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紧急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和社会化机制的存在，基于日常生活的规则与规范已经被内化为自我约束的尺度，因此平时社区成员的行为规范和行事规则在灾害发生后会继续发挥作用，但在灾害应急时迫切要求建立一些关于灾害应急的规则和秩序。骆家嘴村的党员、干部及村组负责人都积极参与救灾，舍小家顾大家，用自己的行为告诉灾民整体利益是优于个人利益和小群体利益的。 心理学上的从众效应、情绪感染理论都告诉我们，在特定情况下，需要责任人作出正确的示范，对不良的从众行为予以干预，从而引导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在骆家嘴村从事抗震救灾的干部充分实践了责任人优先示范这一灾害伦理要求，避免了乡村社区秩序的失范及陷人混乱。

　　3〕整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和小群体利益

　　在骆家嘴村,部分村民曾发生过抢救灾物资的行为，“村两委”及社区精英实时进行正面引导，注意处理方式和方法，有效稳定和维护了当地社会秩序。有时候善意的“欺骗”也是必需的，可以给灾民一定的希望。可怕的不是没有物资，而是令人丧失希望。

　　我们有次发方便面，XX抢了过去，他们实力比较强，霸道，人又多，跑到 村委会抱着就想走，说他们是垮房户，说你不给我们你给谁。实际上是到村委会去抢。你说全村垮房户很多，我们要大面积照顾，满足你们后，其他人也要满足。他们还有人要抢，我说你敢，马上打电话处理。我对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你不能带头闹事，救灾物资发放村上有权力，要争取各组意见，共同决定。”

　　还有一次发帐篷，还没有开会就有人直接抢帐篷，我说哪个敢抢，这是有数目的，谁抢明天追究谁的责任。××人都抢到家里了，我说统统收四来，你们抢救灾物资这是什么罪。你有正当理由但这是非法索取，我可以打电话给派出所，好歹我还是人大代表，这点权力还是有的。最后，先垮房户、危房户最后才是一般户，刚开始才18顶，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就说瞎话，明天就来了，明天就给你们解决。说实在话，我们心里也没有底，谁知道还有没有。但是这个事必须镇住，要不然出了事影响不好，我们镇上要承担责任，政府威信付在？所以有时候需要工作艺术，要不然老百姓就要抢。当时郑镇长还说有的老百姓昏了，就哄骗，这次不行下次。你能给他们说下次没有了？那要出大事的。要给老百姓以希望，哪怕再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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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弱势群体优先和平均分配

　　在救灾物资发放方面，从上到下，社会各界都把“受灾程度”作为唯一标准，但救灾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并不一定符合灾民需求，或多或少、发放不均，都会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骆家嘴村采取一种先弱势群体而后平均发放的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在外界看来是平均主义，但符合了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倾斜，当物资叠加超出其他人内心接受程度时，一种不公平感便会在人群中油然而生。当照顾性物资到达一定充足程度时，平分在灾民心中就是一种简单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问：在当时发放救灾物资的时候，有没有对这些群体进行倾斜？

　　答：没有。几乎是平均的。因为有些人心理会不平衡。但是对一些房屋倒塌严重的人，基本上是有慰问的。有的是发些米，还有被子、蔬菜，有的是给点钱。我们村上给钱的有几家。有两家分别给了500元钱，有十家分别给了一桶油和100元钱。还有三家人是迁过来的，分别给了1000元钱。有两家得了 1000元钱，还有被子，米、面、油、蔬菜都有。有一家是给了1000元，还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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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物资少就按受灾情况来确定，后来都是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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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按轻重缓急，以及物品的多少来分配。我们村大，人比较多，434 户，所以如果水有30瓶，就先给弱势群体。像量大点的东西，如大米和面粉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受灾重一点的，人人都有。如果人均100斤，给受灾严重的家庭人均120斤或150斤都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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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每天送来的东西多得很，方便面、馍馍、矿泉水、大米、面粉陆陆续续 都拉过来了。这些都有台账，在民政所。所有物资按人平均发放，无论房子是否倒塌，都要吃饭。不论房子垮没垮，都是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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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文字可知，当一个社区内部大部分人经济状况基本相同时，村民的灾害伦理观念是平均，我们现代社会很多公平公正的理念和组织规则在乡村社会可能是不适用的。现代规则是建立在非农业基础之上，以效率为目的的，而乡村社会是以公平为第一要义的。因此，政府、社会组织在对受灾群众予以帮助、对当地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进行干预的时候，一定要相信当地民众会认可权威和规则，只要灾民能接受，就应予以认可。

　　总之，在灾害面前，在国家动员下和社会广泛参与下，很容易形成强大的灾害共同体。在社区自救和外来干预相互配合下，广大干部群众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实现了灾害面前社会秩序的有序化，使骆家嘴村从一个生活典同体转换成一个灾害应对的责任共同体。

　　第四章

　　“政策下乡”：骆家嘴村灾后

　　恢复重建政策的本土化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灾情的汇集，以及灾害面前独特的、非常规的生活方式给村民带来的匝力方面的信息日益呈现在世人面前。任何灾害都会给相应地区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必然使人们已经熟悉、适应的生存环境发生破坏性改变，由此使人们正常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受到妨害与破坏。特别是如何在帐篷里生活及过冬的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当地震区域的余震弱化的时候，“灾后重建该怎么做”成为政府和公众面前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川、陝、甘三地的灾后重建急需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等支持，从而搭建一个约朿灾后重建期间政府及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只有这样，地方政府和乡村社区及村民的做 法才具有合法性和最大限度的权威。因此，一个“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和“自 上而下”的政策贯彻过程开始形成。

　　第一节

　　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

　　的宏观社会情境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在《“政策下乡”及对乡土社会的政策整合》一文中提出了“政策下乡”这一名词，他认为：“政策对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政策将亿万分散孤立的农民组织到政党和国家体系中来。伴随‘政党下乡’的‘政策下乡’推动着权力的集中和渗透，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规范化，强化了农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由此，国家或政党所制定的政策是包含多重目的和诉求的，并融合了当时的社会情景和宏观政策体系，只有这样，新政策才能有效嵌人既有政策体系之中。

一、 转型期的新农村建设

　　“在社会转型的名义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从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转变；而在社会秩序的名义下，人们更加重视的是社会转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或稳定状态，亦即形成了何种新秩序。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然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相比更加复杂而艰难。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相互交织，推动着开展新农村建设的乡村社区社会秩序的转变。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明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就需要将农村生.产要素纳人社会化大生产中，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向市场要生计，向外界要收人，实现经济秩序由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旨在引导农村社区成员伦理道德转变、生活方式革新和治理方式民主化。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主要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基础，这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构成了传统中国的道德秩序。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经济转型、生活方式的革新和乡村治理的民主化，迫使乡村社会中的人们的社会行为从由熟人、人情道德塑造而成的社会秩序向由契约、理性主导下的现代道德秩序转变。

　　地震发生后，灾区很多农村民房倒塌严重，基层政权控制力下降，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崩溃，灾民生计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救助阶段结束之后，灾后重建问题就摆在了党和政府面前。灾难摧毁了一切，在前所未有的国家重视和外界援助之下，对于很多贫困村来说恰恰是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契机。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明确指出要将灾后重建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结合，这给地震灾医灾后重建指明了方向，也对灾后重建政策与规划提出了要求。因此，2001年被列为扶贫开发重点村的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就必然要将新农村建设纳人规划和实施中。

二、 地震对贫困的影响与扶贫开发

　　汶川地震灾区51个县中有43个贫困县，33.7%的农村社区为贫困村，很多贫困村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比较差。地震灾害造成了贫困发生率的增加，已经成为农民致贫和返贫的重要因素。《汶川地震灾区（15个贫困村）灾害对贫困影响评估报告》调查显示，地震灾害造成了“贫困的广度和深度加剧，贫困村的脆弱性加剧，农户生计资产损失严重，农户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妇女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和收人下降十分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要求贫困地区和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必须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期望相关部门参与到贫困村的灾后重建中来。

　　中国扶贫工作历经三十年的历练，已经形成一整套成熟的经验与做法，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扶贫工作机制，这为扶贫系统参与灾后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于2008年6月13日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提出：“灾区农村恢复重建，要注重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扶贫开发结合起来。”

　　温家宝总理在6月20—22曰考察陕西、甘肃时多次指出：“把恢复重建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加大对受灾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在政治动员、条件具备和现实需要下，扶贫系统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就成了岛然而然的事情。国家扶贫办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并引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香港乐施会和德国技术服务公司等机构的资金，在借鉴国际经验的蕋础上，力争在完成灾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同时实现贫困村村民脱贫的目标。在这种情境下，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与汶川地震灾区其他非贫困村的灾后重建相比就拥有了更多支持和任务。

三、 生态问题与社区减灾

　　乡村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不仅为当地社会提供村民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各种自然资源，为他们的物质福利与生计提供物质保障，而且深刻影响着村民的安全、社会关系、健康、选择及行动的自由。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乡村社区是各类自然灾害的承载体。灾害首先是一种“本地”现象，各种灾害对贫困村来讲是可知或未知的风险，困扰着灾区农民收人的提高和生计的改善。因此，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任务，一是为了贯彻国家的生态环境政策，二是为了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减少加剧贫困村发生自然风险的几率。

　　社区提供最初的救援和急救，它的能力不可低估。只有那些与应急事件和灾难临近的社区，也就是社区成员，才能快速作出反应。在救助（包括自救、 互救、外部力量救援）的各种方式中，自救互救是最为重要的救助方式。种种经验证明社区力量在自救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着眼于当地社区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是非常迫切的。事实上，社区也是真正实施减轻风险措施的基本单位，灾害风险信息收集、核实与上报，减轻灾害风险资源与工程规划、建设与管理等，都需要在社区层面来展开。因此，加强农村社区自身的减灾能力建设，提高社区居民自救能力，是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任务。

四、 强有力的抗震救灾措施和社会关注

　　汶川地震聚集了世人的“眼球”，在以举国之力抗灾救灾的大会战中，一切力量在以人为本的信念下集结，做到了快速反应、快速营救、快速突进、快速支援。在应急秩序构建完成之后，就要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确保村民的灾后生活来源。在国家重视、国际援助、地方援建、社会帮扶和灾民自力更生等多元力量支持下，如何重建灾区已经成为抗震救灾的焦点，贫困村的重建更是焦点之中的焦点，这也使得贫困村的灾后重建处于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状态下。相对于其他社区来讲，贫困村的灾后重建目标不在于恢复到震前水平，而是要高于震前，因此贫困村的灾后重建是一场具有积极开拓性和崭新创造性 的社会实践，在其之上形成的新的经济秩序〔农民生计系统的更新）、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也一定要在社会秩序中增添积极的元素，剔除不良的元素。

　　我们知道，重建后的乡村社会新秩序，不能脱离乡土社会延续至今的传统秩序。无论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制度体系，特别是其中作为文化传统存在的风俗、习惯和习俗的非正式制度，还是人们在不同生活层面上形成的社会行动方式，都是通过文化传承而不断延续的过程。因此，贫困村的灾后重建必须贯彻参与式理念和方法，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同时实现贫困村居民生活的再造。

　　从内容实质上来看，灾后重建政策宏观情境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层次内涵：①国家对地震灾区贫困村社会秩序再造，将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予以贯彻；②民众对地震灾区重建的关注和期待为宏观情境进入政策体系提供了民众基础。于是，扶贫开发、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三者的结合就是灾后重建政策体系的基本构成，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村的面貌和提高贫困人群的生计水平。

　　第二节

　　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下乡”的历程

　　伴随着“政策下乡”的推进，基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群众路线，考虑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下的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调动，要求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时必须给基层留有一定的余地，这就使得农村社区政策并不完全受中央政策所支配，地方性“土政策”便会应运而生。因此，在统一的中央灾后重建政策以外，也需要在中央政策精神之下，通过制定和实施地方性政策对乡土社会进行政策整合。

一、 中央灾后重建政策体系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人,行政管理领域的改革也逐步推进。经过多年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我国政府行为越来越趋于理性化和科学化，政府日益强调其行为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国家和政府行为越来越强调其合法性。在“政府主导、对口支援、社会参与和自力更生”的重建理念下，多元主体力量参与其中的灾后重建的复杂性要求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责任，“重建过程中和重建后的社会秩序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一问题需要方向明确并有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以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复杂多变的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就成为灾后重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必然要求。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抗震救灾的运作方式充分发挥了地方的主动性，中央更多地承担了协调者、指导者和统筹者的角色，并在后来的灾后重建中得以延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部门的持续无空白调研，使得偏远灾区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拥有了与中央直接对话的机会和权力。

　　从中央的角度来看，重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实现国家领导人对灾区人民、全社会乃至世界的“政治承诺”，以及对地方的政策支持，体现中央政策的科学性、合法性，满足更深刻的政治诉求，同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的现实差异。政治和经济权力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的集体模式持续存在，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自由度和因地制宜的权力是要予以保证的。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重建规划和法规，都需要明确其合法性来源，也意味着灾后重建政策的理性化设计既不能凭空而起，也不能单凭设计者的意志一厢情愿地施行。因此，国家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法规和总体规划在第一部分都明确地指出了制定依据。

　　2008年6月4日，国家颁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令第 526号），紧接着《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6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地震灾区恢复生产指导意见的通知》6月16日〕、《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6月29日）、《国务院关于做 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7月4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9月19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农村建设专项规划》11月5日）等文件及部门规划陆续颁布。

　　政策制定所处的宏观情境和政治诉求被细化为具体政策和指标体系，具体体现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农村建设专项规划》和《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项目的内容和技术标准则是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和灾后恢复重建的较好结合”。后来，在国家扶贫办主导下启动了“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试点村项罔”，该项II组则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固际机构的援助下实施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项目，力求在灾后重建、扶贫开发和贫困村自然灾害风险应对能力三者衔接机制方面布所创新。骆家嘴村则为19个试点村之一，灾后菔建政策制定所处的宏观情境和政治诉求被转换为社区行动和家庭行动。

二、 地方先行与灾后重建政策的地方化

　　所有的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都在更宽泛的省级管理环境中运作，省级管理环境尤其是贯彻性意见在地方政府有效贯彻中具有独立的影响。因为省部同级的体制，可以实现政策制定、执行、反馈等对话与沟通，而县乡两级特别是乡级政府就成为政策的真正执行者、贯彻者和资源的争取者。

1. 中央与地方互动关系中的地方政策先行

　　汉中市、宁强县和广坪镇等地方政府在贯彻上级政策的同时，也采用了第三种方式即先于上级制定本地政策，为本地灾后重建指明方向。如《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汉中市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汉政发〔2008〕22号）则于地震后第9天即2008年5月21日制定出来。宁强县于5 月15日就开始准备灾后重建工作，下发了《县委、县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的紧急通知》（宁发〔2008〕7号、并于5月24日进行了再次动员和安排。广坪镇于2008年6月22日向县政府上报了《广坪镇灾后重 建工作实施方案》。

　　在灾后重建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过程中，中央与地方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在中央制定政策时，吸收了很多地方灾后重建规划和政策，特别是四川省在此领域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地方的做法。对于地方来说，先行先试的行为不仅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肯定，而且在各种资源分配上也占据了优势。

　　积极编报项目，多渠道争取中央、省、市朴助资金，帮助灾区恢复重建。——宁强县县长周景祥《在全县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紧急会议上的讲话》积极筹措重建资金。各乡镇要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引导群众克服等靠思想，积极投身生产自救；县民政部门要积极倡议，发动号召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立即行动，向上级对口部门汇报灾情，申报项目，争取更多 恢复重建资金；扶贫、发改部门要向上级业务部门汇报，争取把今后几年搬迁 指标调整到今年用。

　　——《宁强县委、县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的紧急通知》各县区、市直各部门要在全面查灾核灾的基础上，分别对口认真做好灾情上报，并制订向上争取资金、项目和优惠政策的专项方案，经政府分管领导审核把关后同口径向中央、省有关部门汇报，争取上级更多的支持。各金融机构要积极向上争取增加信贷规模和救灾专项贷款；对因灾害造成损失而发生还贷困难的企业，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予以核呆（核查呆账）或展期；市直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增加救灾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救灾项目支持。中央、省驻汉中单位要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对受灾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给予适当优惠政策。

　　——《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汊中市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由汉中市和宁强县两级政府的灾后恢复重建文件可以看出，市县两级迅速查灾、报灾并制定规划的目的在于：①在电、水、交通、通信畅通和维持好社会秩序的同时，提前做好灾后重建的准备，实现责任到位、人员到位、安置到位和灾后重建工作到位，以更好地承接上级安排的任务;②争取资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本地区灾后重建任务繁重、资金缺口大，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是不可避免的。

2. 灾后重建政策的地方化及其路径

　　中央政策的制定是在各部门、各地方重建项目、资金、人力、物质和技术基本明确，对灾后重建任务安排和资金使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开始的。所以，当中央政策一并下发，争取上级支持就成为市县两级的重要任务。规划编制的完成也就意味着项目编排和资金安排的结束，省级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对本辖区资金使用作进一步安排。

　　列入国家规划的宁强等4个重灾县（区〉，项目建设由中央、省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享受《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的各项政策。省内规划的36个一般受灾县（区）原则上由各市县政府自行组织建设，农村住房等享受4个重突县（区）同样政策，其余主要由市县政府统筹安排，可争取中央、省专项资金的补助。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规划的通知》

　　由汉中市、宁强县地方政策行文可以发现，内容是相对比较宏观，没有太多具体的规定，在资金、技术等安排方面并没有作出说明或者说明比较模糊，为以后地方性政策与中央政策的对接留下了空间。这样，市县两级的地方性政策随中央、陕西省政策依势而动，“上级文件的转发和政策的实施意见”便成为政策地方化的基本方式。

　　于是，灾后重建政策地方化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①转发国家层面的文件，如陕西省2008年6月17日全文转发《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②结合国家政策要求，专门制定贯彻类政策，如《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问题和政策措施的意见》（陕政发〔2008〕35号，8月29日）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规划的通知》（陕政发〔2008〕51号，10月14日）等；③先于国家政策来制定本地政策并被国

　　家政策借鉴，如《陕西省地震灾后重建农村建设规划工作方案》〈2008年6月7日〉。

三、 “政策下乡”的最终完成

　　“在特定的国家制度环境中，地方制度的演化表现出路径依赖。然而，当较大制度环境中发生实质性变化时，地方层次的急剧变化也会发生。灾后重建政策在县乡两级政府和相应机构的贯彻执行下，进人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贫困村社区和农民的灾后重建行为被统一。普遍性灾后重建政策“下乡”至骆家嘴村的历程就完成了。

　　在国家层面的政策特别是《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出台后，拥有大量贫困村的宁强县的政策随之进行了调整。骆家嘴村属于贫困村，其灾后重建任务在《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里作出了明确分工。此规划是在中央颌导重要指示和国家相关重建政策基础上，经国家扶贫办和地方扶贫办讨论、出台编制方案，评估贫困村受灾基本情况，以及了解群众意愿、 专家评议和国家扶贫办审议等一系列环节已经完成的前提下出台的。规划规定，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有关部门组织实施，而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恢复、能力建设和环境改善由扶贫部门组织实施，其中对项目规模、技术标准、资金补助标准、机构职责和群众参与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是针对村一级的灾后重建所制定的规划，作为贫困村的骆家嘴村就被纳人这一体系之中。这样，国家关于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就一步到位地进入了村庄，其他要做的就是资源争取和整合了。

　　可以看出，与骆家嘴村有关的灾后重建政策是经过两条线来完成“下乡”历程的，也就是灾后重建政策“下乡”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所有灾区特别是灾区农村普遍性政策下乡路径；另一条是通过扶贫系统贯彻下来的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

　　第三节

　　国家、社区、村民三元

　　互构情境下的规划编制

　　在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互构论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而提出的两大本土化理论之一，是关于个体和社会两大行为主体交互建塑、互构共变的理论。该理论强调互构主体是平等的，是具有选择能力的，是一个主体间的相互构建过程，这一过程是共存、共建和共生的，结柒是互惠互赢的。然而，“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还是其他流派的社会学家概莫能外。这一现状显然是不符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众多领域建设都是由国家主导展开的”这一事实。故而在本研究中，将国家纳人互构主体之列，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考虑，也是对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工作事实的一种回应。在贫困村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社会、社区和农户都参与其中，因此，在规划之初，这些主体都是潜在的规划制定者和参与者。而事实上，参与规划是多方考量、资源使用和权力分布的结果，直接影响到不同主体参与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中的国家“在场”

　　在灾后重建阶段，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和责任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改变抗震救灾时期中央政府直接介入、包揽一切的做法，确定地方政府为灾后重建工作的责任主体,肯定其领导、组织之下的，包括村民参与在内的各种“自救”做法。

　　其实，骆家嘴村有其特殊的政治资本。在抗震救灾中，李源潮等国家和省市领导人多次视察骆家嘴村。2008年7月，骆家嘴村被确定为“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试点村”时，国家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专门视察了骆家嘴村。 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就是在中央、地方、乡村社区、村民四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行为和事件中发生的。

1. 责任归厲与实施

　　中央的灾后重建政策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灾后重建工作的责任主体，这就要求宁强县及广坪镇政府承担起骆家嘴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职责。骆家嘴村是“灾后重建与扶贫幵发相结合试点村”之一。“灾后逭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扶贫系统首次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因此在骆家嘴村展开试点工作就要求地方政府探索出扶贫开发与灾后恢复重建相结合的有效工作机制，充分展示扶贫系统的工作能力和水平。按照国家扶贫办的要求，贫困村灾后重建曲扶贫系统进行组织与协调，但由于骆家嘴村是宁强县第一批两个试点村之一，无论从中央要求还是从“试点村”本身政治深意来看，都客观上要求宁强县扶贫办负担起骆家嘴村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的协调与组织任务。因此，宁强县扶贫办联合了广坪镇人民政府、骆家嘴“村两委”共同进行调查研究，组织编制了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为了使灾后重建规划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我们抽调了熟悉扶贫规划的干部組成工作组，由县扶贫办领导带队，在省市扶贫规划组的指导下，深入灾区开展调查研究，在全面了解灾区群众对灾后重建工作的意见和愿望的基础上，对该村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认真筛选、讨论，确定主要围绕农户住房、基础设施、产业恢复发展、村级公共服务设施、村级面貌、能力建设等六大类项目进行编制规划。

　　——《骆家嘴村突后重建规划》

　　其实，除了贫困村方面的转型规划外，还有骆家嘴村域规划，该规划是由骆家嘴村帮扶单位——汉中市规划局制定的。两个规划的侧重点不同，贫困村专项规划涉及住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生产恢复、能力建设和环境改善六个方面，是一项全面性、整体性的规划；而村域规划主要是村庄格局、 农户居住格局等方面的规划，是一项具体性的规划。

　　规划是汉中市规划局给我们制定的，但是我们村委会也有一个安排部署意见。我们村过去是11个組，有4个高山組，原来的房子已经老化了，涉及几百人的一百多所房于全部重新部署。由我们统一规划8个点，村委会这边由 4组、5组、6組还有10组这4个组自己来选点建筑、统一规划，按要求来建。 按规划图纸，统一规划是按能抗8级地震的标准来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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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市规划局的介人贯彻了住建部“省和市、州建设部门要加强对灾后恢复重建村镇规划编制工作的支持、协调、指导和监督，及时帮助解决规划编制中可能遇到的基础资料不全、技术耍求把握不准、技术力量不足等问题等文件的要求，对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及农村示范房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

2. 智力支持与能力建设

　　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对于扶贫系统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其对于基层政府和骆家嘴村来说更是陌生。做好此项工作重要的一步就是做好规划，而做好规划的前提就是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以增强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社区组织的执行力。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援助下，国务院扶贫办牵头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及全国妇联、中国法学会、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等国际国内非政府組织，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实施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引进先进经验、知识，对扶贫系统和基层干部进行系统全而的灾后重建、减灾防灾与扶贫开发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培训。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扶贫办编写了灾后重建、减灾防灾与扶贫幵发培训丛书，不仅介绍了相关政策，而且对“灾害对贫困影响评估”以及“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内容、程序、技术标准和群众参与”等内容进行重点讲述，提高了骆家嘴村等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参与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骆家嘴村村主任汪玉泽、妇女主任汪秀清等很多人员多次参与培训。汪秀清说：

　　我们参加联合国项目启动会的时候，都讲过这些问题。第一次去参加是 2009年2月7号，参加的是灾后重建项目启动会，这是全国妇联和联合国举办的。在我们村举办了两次不同培训。今年也举办了两次，我都参加了。

　　在项目带动下，国家投人了大量资源，为贫困村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对扶贫系统和农村妇女进行能力建设，不仅提高了项目参与人员、社区精英的参与意识，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3. 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的搭建

　　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体系中，一个贫困村的灾后重建是一件微平其微的事务。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科技资源分配中，贫困村的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是一项边缘性工作，对于骆家嘴村而言却是头等大事。在骆家嘴村实施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基本上为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搭建了一个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相互合作，国 际国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鼎力相助的社会参与格局，实现了体系之间、条块之间的有效配合和联动。这一方式之所以在贫困村灾 后重建工作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得益于各级扶贫机构所具有的协调、组织特点。“社会大扶贫”工作机制的形成及扶贫办的机构特点，使得多部门合作和社会参与机制有效嵌人既有的灾后重建工作体制中，减少了部门职能不同、参与主体工作理念与工作方法不同所带来的负面张力。

二、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中的村民参与

　　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灾后重建工作要以受突群众为中心，要用群众的眼光看问题，要站在受灾群体的立场做规划，事实上，群众的参与式重建是灾后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的重要保证。村民参与重建规划所表现出来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有效地反映当地群众的真实需求和迫切需要，也能有效地整合贫困村内部人力、资金、知识、经验等相关资源。

　　在参与式村级规划中，发展的主体是农民，因而农民不仅要执行规划，还要参与到规划的制定之中。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将扶贫开发纳人其中，就要针对扶贫人群进行赋权，为贫困群体参与反贫困行动提供了技术、途径和制度保障，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扶贫资源的渗漏，提高了扶贫资源的瞄准精度。

1. 村民组织的参与

　　重建规划中的社区参与必须是有组织的参与、有秩序的参与、有针对性的参与以及有代表性的参与，这就要求受灾群众的参与应该在当地政府及基层组织的指导下有序展开。在骆家嘴村，村民自治组织是有着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合法组织，只有它才有权组织村民参与到规划制定中来，它与扶贫部门、镇分管干部、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一起构成了骆家嘴村的灾后规划组织。

　　扶贫办让老百姓统一讨论投资规划，商议把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哪一块。最重要的是用这些资金干什么。我们搞安置点的户坎，就是村委会根椐老百姓的意见作出的决定。开村民大会，征求每家每户的意见，讨论应投入多少资金，主要用来建设什么。村民大会开过3次。召开村民大会很不容易，一般情况涉及哪个村組，就由哪个村组讨论；如果涉及全村，就大家一起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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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中可以发现,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规划制定过程中，注意引导村民组织及其领导人参与其中，鼓励其作为代言人向上级反映意见，代表村民参与规划会议，同时作为组织者引导和组织村民参与其中。骆家嘴村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参与形式。①村民大会。②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并非由选举产生，而是由村组组长和“村两委”干部组成。 ③村小组大会。这是骆家嘴村村民组织参与规划制定和实施的主要形式，原因在于骆家嘴村的十个村组分布比较零散，直线距离较远，增加了村民参与的难度。④受益户大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资金的使用和整合问题。由此可以 发现，在国家、村民组织和村民参与的灾后重建规划制定过程中，上级与村民的利益诉求要通过村干部来实现。

2. 村民的参与

　　经过多年的扶贫工作实践和经验总结，参与式扶贫已经成为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主要经验，村民参与特别是贫困户的参与是扶贫开发工作嵌入灾后重建工作机制之中的重要支柱，首要表现就是不同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的人群参与到规划之中，满足村民的多样性需求。参与的方式主要是村民大会、村小组会议和受益户大会。

　　老百姓参与了，主要是开会，比如这个自来水能管多少户，都由村民小組组织大家讨论，讨论建在什么地方，谁使用，谁使用比较好。通过开会来讨论，这个村民小组需要修哪条路，大家在灾后重建的前提，每个人出多少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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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图是他们根据经验本着新农村的要求做出来的，做得很好，老百姓很 满意，是先走访后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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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规划局的人来过多次，建议搞个安置点，给我们绘图的规划局的人经常在那里，宣传技术、指导建设。镇上也比较重视，他们的协调力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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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家嘴村的村域规划主要是由汉中市规划局承担和负责的，这个规划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将国家灾后重建政策的宏观社会情境和领导指示精神纳人村级规划中，为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技术支持。

　　其实，骆家嘴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架，更多地来自上级意志和制度要求，而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意志的随意性可能随时改变村民参与的场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骆家嘴村要整合全村不同村组意见、不同人群意见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村级规划主导权的上移和灾后重建的迫切性使得村民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参与度不高，并未有效地将村民的不同意见纳人规划中，导致村民对规划的知晓率很低和在日后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因此，在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和工作方法时，不仅需要强制性的制度要求，而且需要设置一定的制度对村民的参与进行诱导，建立诱导性制度和强制性制度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第四节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概况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社会的广泛参与下，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楚国家总体规划在乡村社区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扶贫办关于贫困村灾后重建的个案规划。此规划不仅确定了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基本任务，也确定了灾后重建的基本原则和做法。

一、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的指导思想与目标

　　以县政府《灾后重建规划》和镇《灾后重建规划》为指导，以村为单位，坚持以人为本、群众参与、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自力更生、政府支持、社会帮扶的方针，着重进行农户建房、村级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产业开发、人力资源和村级环境改善等建设，用3年时间使该村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和群众生产生活恢复到震前水平，2010年达到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水平。

　　3年灾后恢复重建，使受灾农户生产生活、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达到震前水平，农民收入来源初步建立，自我发展信心和能力基本恢复。到2015年，村级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总体达到或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

　　从上述可以看出，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的主要依据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规划，规划确定的灾后重建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国家规定的基本方针，贯彻了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的思路，确定了 3年灾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的基本目标，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要在两年内完成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当时进行规划制定时，在规划人员心目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实现的难度要小于灾后重建任务的完成。其实，新农村建设并没有统一的具体标准，不过这一目标的提出贯彻了上级“灾后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要求，是灾后重建政策宏观情境的再现。同时，规划也确定了灾后重建任务完成与否的参照体系，并涵盖了村民收人、发展信心和基本能力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远景目标。

二、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的基本内容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的内容分为九大部分，包括：基本情况（地理概况和社会经济状况），受灾情况,灾后重建项目规划编制方法，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灾后重建任务，建设资金概箅及资金来源，重建项目年度实施计划，灾后重建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项目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

1. 确定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任务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房屋1285间（涉及320户），其中建集中安置点2个，一个是陶家沟，另外一个是一组移民街安置点，集中安置46户210人，修缮房屋255间（涉及73户）。公共蕋础设施方面主要为恢复村组道路4公里，架桥2座，浆砌护坎1500立方米，建人饮工程2处。在能力建设方面，计划开展实用技术培训800人次。村容村貌建设侧重于农户“一改三建”。

　　由表4-1可以看出，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共需建设资金300万元，其中， 财政扶贫资金100万元，部门捆绑资金110万元，农户自筹资金90万元。 这些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恢复村组道路、桥梁建设、浆硇护坎、人饮工程、技术培训和村容村貌建设。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任务几乎涵盖了新农村建设、社区防灾减灾（护坎〉能力建设等众多领域。由于《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里明确指出，社区公共设施及住房建设由相应部门负责，所以此规划并没有涵盖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表4-1宁强县试点贫困村一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建设项目计划投资一览表



　　注：此表及《骆家嘴村灾后茧建规划》啦宁强县扶贫办提供。

2. 资金的来源与规划制定

　　规划确定了灾后重建的资金来源为财政扶贫资金、部门捆绑资金和群众自筹资金，这三种资金整合方式来自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扶贫开发基本经验。从目前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结果来看，此规划所确定的资金全部是扶贫部门有能力整合的资源，而非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所有资金，毕竟很多资金使用的主导权和分配权是以零碎化状态分布于有关部门手中的。

3. 灾后重建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根据农村现行居住需求和建房成本，一般2〜6人家庭住房面积需80〜120平方来，全额建设成本约为8万元，政府财政补助每户2万元，户均尚需自筹资金6万元。根据本村本次重建户经济收入状况，贫困户约占80%，自 筹资金能力约为2万元，户均资金缺口为4万元，超出当地农村金融机构借贷承受能力。

　　按照省、市、县民房重建质量要求，结合本地重建量大、户多的实际，劳动力紧缺，合法施工单位承建能力有限，建设工价上涨，缺乏有效监督,技术质量难以保证，成为摆在政府和农户之间的一个共同障碍。

　　按照每户重建需机砖3万页、水泥20吨、钢材2吨计算，全村320户重建所需建材严重超出本地生产能力，原材料的缺口势必延长建设期限，影响整体重建速度。

　　本村灾后重建工作量大、面广，辖区现有基础设施受灾严重且不能满足使用需要，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财政能力所限，资金不能如期到位，建设任务不能按时完成，影响或阻碍重建工作进程。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中，专门提到了存在的资金缺口、承建能力、物价监督、工程技术质量、原材料缺口及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绝非扶贫系统所能解决的。不过从行为语气可以看出，在骆家嘴村规划小组成员眼中，此规划的最佳阅读对象应该是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毕竟，争取上级财政支持是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否则将会“影响或阻碍工作进程”。

4. 规划实施与监督机制的确定

　　规划确定了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多部门合作的性质，并在县乡两级分别成立试点村，建立灾后重建领导小组。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作为乡村政治精英和代表参与到领导小组中，并与乡镇分管领导及职能部门、其他村干部共同组成实施小组，具体负责组织群众进行项目建设和具体问题的协调解决。而监督小组也有效保证了村民的参与，社区经济精英张子忠等与镇纪委工作人员具体负责重建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及工程质量监督等工作。

　　在工程管理方面，由于扶贫部门为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单位，按照政府资金管理规定，宁强县扶贫办为资金使用责任主体，因此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明确规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扶贫主管部门通过政府采购、招标等方式来完成。

三、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的基本经验

1. 从部门和地方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

　　灾区各村组在地域、风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就 要求规划必须摆脱思维惯性，因地制宜,根据每一个村庄的特色确定适宜的发展方向。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基本上以扶贫部门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社区需求为依托，强调从地方实际出发，非常务实地制定了规划。骆家嘴村的规划基本上从扶贫部门的视角来筹划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主要针对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村容村貌来开展工作，并没有将其他部门的民房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纳入规划中。根据灾后村民困难的轻重缓急与重建意愿排序制订重建计划，体现出以农户为核心，以村民的需求为重建工作基础，增强了针对性。

2. 兼顾短期建设和长期发展，实现规划的动态调整

　　由规划内容可以看出，骆家嘴村灾后重逢规划不仅仅着眼于解决当前紧迫性问题，同时兼顾到长远发展的要求。同时，由于参与援助主体的多元化 (包括对口援助省市的政府、国内外社会团体及个人〕，农房建设的市场化运作（地方政府监管，村民自建，具体由村民委托施工队建设、以及政策、资金等方 面的不断变化，使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因素，所以骆家嘴村的规划的模糊性为后期规划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规划的理想蓝图最终真正“落地”。

3. 鼓励和引导村民参与，最大限度地满足村民的需求

　　骆家嘴村作为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试点村，其灾后重建不仅要满足村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而且要完成村民生计的改善、贫困人口的脱贫、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任务，以达到最终为社区秩序注入新元索，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作为一项规划，它是基于既有社会秩序之上的 理性化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需求。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实施 小组和监督小组及工程验收方面，积极吸纳村民参与其中。村民参与的程度和深度基本上达到了国家扶贫办的基本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村民的广泛参与。

　　由上述论述可知：规划的出台意味着“政策下乡”的基本完成，也意味着国 家在骆家嘴村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说2004—2007年骆家嘴村实施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是一次农民生计、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主导权上移过程的话，那么汶川地震后的恢复重建将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集中供给，以及农户住房建设、农业生产等领域主导权的上移，增强了国家对骆家嘴村内部各项事务的影响力。不过这种影响力是否能够得以有效实现，不仅受到政策贯彻的影响，也将受到资源使用和整合情况的影响。

　　第五章

　　“资源下乡”：灾后恢复重

　　建实施与探索

　　灾后重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所需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灾后重建 政策已经基本确定，从总体来说资源却是不稳定的。在政策贯彻的过程中，资源是个重要的制约瓶颈。然而不同的资金来源主体有着不同的理念、工作方式和使用方向，这就要求基层政府统筹安排、合理使用。因此，资源的来源与整合的力度是影响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重要因素。只有从多重资源抵达骆家嘴村的方式和历程的角度，才能理解骆家嘴村灾后1：建的结果。“资源下乡”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政策下乡”过程中的不同资源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第一节

　　“资源下乡”：多重资源

　　的村庄整合与对接

　　根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约为1万亿元。这是中央政府无力承担的，更是汶川地震灾区基层政府无力承担的。中央财政只能拨付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的30%左右，这就要求在贫困村灾后重建过程中通过地方政府投人、对口支援、社会募集、国内银行贷款、社区自有资源和村民自筹的方式，多渠道筹措恢复重建资金。

一、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资源类型

　　骆家嘴村有着独特的政策优势，它不仅是灾后重建政策的受益者，而且是扶贫开发政策的惠及者，双重政策体系增加了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资源。资源是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政策是一种资源，可以带来稳定的和可以预期的其他资源。由于本书第四章已经对“政策”进行了关注，因此，在本研究中资源主要栺物力、财力和人力。

　　整个贫困村灾后重建是一个社区外部主体（国家、社会〕用各种资源恢复贫困村村民的生计与生活的过程，也是通过资源集聚效应促使贫困村经济、社 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突变的过程。对于骆家嘴村来说，这些资源包含着社区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两种类型。有些资源是需要争取的稀缺性资源、竞争性资源，而有些资源是已经确定了的规划内资源，是无须争取的资源。实际上，针对不同的对象，资源的类型是不同的。比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些资源是需要争取的，一旦争取过来，怎么分配直接影响着资源的类型。如果是充足的或是平均分配的，对于下级或贫困村来说则是确定性资源。因此，资源下乡”一词 是站在骆家嘴村的立场上，通过划分资源类型，以求更好地展现外界资源下移 及其与社区内部资源互动的过程。

1. 规划内资源

　　在骆家嘴村，规划内资源主要指中央和地方规划中已经基本确定的资源。财力方面主要包括在骆家嘴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补助受灾户户均两万元的专项基金，国家扶贫办统筹安排的贫困村灾后重建专项资金，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每个试点村提供的36.5万元资金，以及宁强县整合资金等。 对物力和人力在各级灾后重建规划内并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均为诱导性资源。

2. 规划外资源

　　规划外资源包括项目性资源、援建性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帮扶资源等。项目资源主要包括UNDP项目资源(民政部、国家减灾委承担的“早期恢复和灾难风险管理项目”子项目“农村社区减灾项目”和“妇女生计项目”）、援建帮扶性资源天津援建资金，陕西省科技厅和汉中市规划局捐助的财物，香港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资金，宁强县水利局和移民局下发的中央专项资金)、市场资源（灾后重建物资筹集、银行住房贷款〉、骆家嘴社区资源(土地、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这些资源多为混合型资源，特别是UNDP项目资源， 不仅注重资金支持，更注重智力支持和能力援助。

　　无论规划内资源还是规划外资源，都是一种外来资源积聚在骆家嘴村，这其中有国家规定的强制性的制度性资源，同时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非制度性资源。这些资源的管理方式不同，使“资源下乡”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二、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资源下乡”与整合方式

1. “资源下乡”的方式

　　规划内资源“下乡”的方式多为资源多级下移，一般由中央拨付给陕西省， 然后再到市、县，最后到达农户手中，与社区资源实现对接。对于不确定的资 源，就需要基层政府和社区积极争取。在基层政府和社区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要想按计划完成灾后重建任务，就必须争取上级及社会中各种资源的支持。

　　问：刚才你说联系争取项目资金，在于上级部门沟通时是公对公形式还是私人感情起的作用大？

　　答：主要是公对公形式，以政府的名义申报项目，都是镇政府需要什么项 目，对相应部门做相应汇报，他们再编制规划向上汇报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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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局局长原来是我们的X X，做了很多事情、很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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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农村，说实话，这个家不太好当，比如我们去哪个部门申请项目，买 东西、送礼就没那个本钱，关系很重要。比如在县、市、省都要有人际关系。每 届领导来我们都反映，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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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争取上级资源倾斜是汶川地震灾区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点在“政策下乡”过程中，在地方政府的先行先试行为的诉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科层制行政组织环境和人情社会双重环境下，争取资源的方式表现为“正式的公对公”模式和“私人关系”模式相互融合。除非上级领导人和上级组织处于合法和合理的考虑而对资源掌握者施加影响，否则，在地方政府和社区争取资源过程中，“私人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载体。其实，广坪镇是宁强县的重灾乡镇，而骆家嘴村又是广坪镇三大重灾村之一，国家领导人和上级、社会的关注为广坪镇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责任人员争取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政治资本，使得骆家嘴村的“争取”显得相对比较容易。

　　其实，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灾后重建资源抵达骆家嘴村的过程中，很多资源是经过层层争取才实现的。尽管诸多资源的使用有着很多约束性条款，但对于基层政府来说，争取上级的支持和社会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其余要做的事情就是资源整合了。

2. 资源整合

　　宁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实力不足，地方政府工作的展开多依赖于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是灾后重建的责任承担者，社区及其成员是灾后重建的主体，在灾后重建“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指引下，就要求地方政府和社区内部进行必要的资源配套。然而，灾后重建任务重、时间紧、项目多加剧了地方财政的困难程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和社区资源配套的难度。因此，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合理和合法的整合，对于地方政府和社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农民本来就没钱，打工又挣不了多少，家庭还要开支，债务越滚越大。现在一事一议投资投劳，搞不起来，老百姓不愿意交钱，如果村上讨论村民愿意，财政局给你倾斜补贴，还有农业综合办也会补贴。比如说你修路要10万 (元〉，村民集资6万（元〉，财政局补贴4万（元)，如果你无法集资，那4万（元） 就没有。这么好的政策，对村里的发展还是很有好处的。但这个政策具有双面性，老百姓承受不了，实行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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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级给的项目，修房子的时候已经把老百姓掏空了，你让老百姓搞项目哪还有钱搞？政府在出这个钱的时候，考虑到让老百姓出一半，政府的本意是好的；但老百姓账没有还清，没钱怎么弄？我们说实话，他们要求村上配套资金， 但村上没钱，要不没法搞，要不就是比较歪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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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对象无奈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灾后重建政策的一个不足之处：在地方、社区和农户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灾后重建财政成本分袒的模式存在着很大的隐患。本来，骆家嘴村是扶贫开发试点村，社匠集体财产在农业税取消后锐减，很多家庭都是贫困户，原本用来调动地方、社区和农户参与积极性的财政分担政策在重大灾害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就会失灵，这是灾后重建乃至很多领域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根本原因。

　　这个我们说直白一点，只要是向宁强投钱的项目，啥项目都能整到一块去。

　　——2010年9月6日宁强县座谈会

　　我们广坪是重灾区，但我们这不是灾后重建重点区域，很多项目都投入县城周边了。那边也有个安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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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资源整合多借助于工程或项目联姻的形式呈现，集中资源办一件事而非完全按照上级要求办多件事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毕竟前种方式能使资源利用最大化，而后种方式将会导致一无所成。地方政府资源整合的做法和成效也得到了上级的默认，毕竟有限的资源得到了最大化，自己本身也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因此，资源的聚集程度和整合力度就成为影响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重要因素。

3. “资源下乡”过程中资源使用的主导权

　　当灾后重建资源到达乡村社区后，这些资源使用方式和拨付方式就成为影响灾后重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住房建设方面的中央补贴和地方配套的2万元以及住房贷款与家庭自有资源由家庭主导，扶贫资金和部门资金则由扶贫部门和相应部门掌握，项目提供的资金由项目承担方决定资源的使用与分配，香港红十字会提供的资金由该会自己掌握，而其他资源的主导权属于乡镇，其他物力、人力等资源则随着项目和工程的实施一并进入社区。社会捐助资金由捐赠对象享有资源的分配权和使用权。

三、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资源下乡”过程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地震的突变性质，决定了灾后重建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向心化力量和离心化力量，当下的灾后重建工作效果如何以及会对未来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均取决于两种力量的较量,在贫困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这两种力量的施加对象是资源，也就涉及拥有资源分配与使用权力的主体对资源分配及使用领域、区域的倾向性问题，两种力量的较量直接关乎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的落实情况，也关系到规划外项目的实施问题。

1.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资源的向心化力量

　　无论是国家、非政府组织、社区还是村民，在经历抗震救灾阶段后，相互配 合和相互支持的模式莶本形成。资源能够积聚骆家嘴村，印证了向心力的存 在。在政府主导下，援建单位、帮扶单位、捐赠单位和有关部门在资源配置方 面实现了有效衔接和配合，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共识，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共同 完成了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任务。

2. 灾后重建资源整合过程中的离心化力量

　　(1）理念上的差异。在灾后重建中，资源供给者的意志是无法摆脱的，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理念和工作方法，使得资源使用的倾向性不同。

　　一个是自来水，在做的时候，渠挖深设计的是30厘米，施工方给做到皮面上，有些修建的时候给碰坏了，老百姓就没有水吃，称之为豆腐渣工程。另一个是修桥，说是他们争取了国家资金60万，修了两座桥，2/3的钱都没用到。省里拨到市里，市里拨到县里，工程由县里主管部门的亲属承包。质量好坏、花多花少，当地老百姓不知晓，反正是两座桥。国家给你拨了60万，你最起码要花50万啊，你弄个10来万还可以，而现在他们贪得狠，桥虽然修了，但浪费得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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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政体制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存在的诸多缺陷导致灾后重建过程中出现资源“沙漏”现象，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个别“拍脑袋作决定”、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部门往往很难做到实事求是。

　　（3）伴随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追逐利益成为主要的行为准则，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由价值性转为了工具性，这在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过程中表现为一小部分官员的追功求赏和满足一己之私的行为及市场资源供给方的涨价行为。

　　(4)农民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因而灾后重建中灾区自救和恢复能力弱，过于依赖外界援助。

四、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资源供给主体差异性分析

　　作为一种新型的灾后重建模式，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是一个不断被政府、社区、市场和村民所接受的过程，此过程的结束意味着资源要嵌人制度结构、经济结构和社区结构之中。由于灾后重建任务繁重和资源需求量大，所以不同主体都参与了资源的供给。我们知道，处于不同结构和地位的主体，其动机和规则是不同的。

1. 地方政府参与

　　“当抗震救灾场景结束，结构重新也在现实中复苏，乡镇政权再次受到上下结构的压力，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行为不但让灾民不满意，也导致上下不同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外界干预项目，需要多部门进行合作，其完成和实现基本上要依靠地方政府和部门。骆家嘴村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财力吃紧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很多项目要求基层政府在基础设施、科技服务等很多方面进行投人。在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在“政绩主义”和“压力体制”主导下的基层政府的唯一动机就是要在骆家嘴村出效果、经验和模式，从而引起上级的肯定与重视。

　　当地政府只是我国行政科层组织体系中的一环。科层制强调集权主义，以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为准则，在既定的章程和规则的约束范围内，通过职务等级所形成的权威影响集体行动形式。在科层制治理模式下，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所依赖的权力路径就是在上级发动，层级之间管理、控制和监督之下，以合乎逻辑和高效率的方式完成一个复杂的目标，保证大规模组织的控制与协调。但是这种制度有着很多缺点，比如信息过滤问题、行政内耗问题及潜规则运行问题，影响着部门资金、扶贫资金和中央专项资金及政府所掌握的捐贈资金的使用和分配。

2. 市场介入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市场主要供给物资和资本，同时承担着产业发展销售的任务。企业参与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是以赢利为第一要义的，因此，在物资紧缺的时候，产品涨价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行为，但是企业要服从灾后重建大局，政府的介入可能违背了市场本身的规则。

　　刚开始信用社贷款卡得比较严，有基本的审核程序要做，到了后面，有老百姓反映：“你让我建房，两年之内完成，这时间我贷款贷不出来。”结果政府部 门和信用社，也就是部门和部门之间进行沟通，沟通完了联社（工作人员）住到 广坪，不贷不行，老百姓只要建房，就一路绿灯，不管你有没有经济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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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遵守这种契约规则的人群中，农民可能是最不熟悉规则的，是规则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尽管市场奉行的是公平交易准则，但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之下，农民权益维护问题十分突出。

3. 乡村社区整合

　　此处的社区主要是指乡村社区，在现有体制下，其代言人是“村两委”负责

　　人。

　　村干部在灾后重建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組织、协调作用，做了很多扎实的惠民工作。该村村民建房用的建材物资，绝大多数由村干部义务帮他们统一购回，价格和质量都可以得到保证，所以村民对他们的评价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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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面也做点工作，尤其是土地，都在农民手中，大的项目必须要有土地 来做，要占些土地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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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两委”负责人是乡村社区熟人社会中的一员。尽管社区集体经济匮乏，伹他们在乡村社区仍有着很强大的权威和政治资源，具有资源动员能力。因此，“村两委”负责人一般要在社区层面拥有一定的主动权，并掌握一定的资源，成功之后有权参与相应的资源分配与使用。

4. 村民参与

　　就农民而言，农民是灾后重建项目实施、管理、监督的最重要的主体，必须 从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其主动参与的基本权益。因此，采取参与式重建对于农民而言，不仅是一次能力的训练，而且能扩大资源整合的效果，实现农户资源、社区资源与外界资源的有效对接。但农村社区结构所存在的部分问题，如原有社区结构被消解、社区认同度降低、互助传统弱化、成员间的社区合作意识淡薄、缺乏通过集体行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等，使得农户的参与和不同农户之间的利益协调很困难。“从村民社区参与的内容上看，涉及个人(家户〉利益的‘私参与’多而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参与’极少。村民参与的灾后重建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永久性住房建设、农业生产恢复、产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村民参与后两者更多地是为了“挣钱”这一经济目标，而非社区民主参与式的体现。村民参与程度不足，村民自身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强。

　　第二节

　　重建规划实施的具体行动与结果

　　当外界资源下移至乡村社区后，资源的使用方向和领域乃至与社区资源、农户资源的有效对接，直接关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成效，而资源在社区内部、灾后重建不同领域的使用实际上是贯彻规划、进行灾后重建的具体行动。骆家嘴村作为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行动试点村，采用了贫困村扶贫开发的整村推进模式。这种模式具有“规划先行、多元参与和整村推进”三大特征，“它将个人需求与村庄发展、当前需要与长远发展、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及基层民主建设全面结合起来，以一种整体思维来推进贫困村庄的发展”。

　　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在这种模式的主宰下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行动与结果

1. 住房与安置点建设

　　在农民心中，没有住房就等于没有了家。住房是农村社区居民生产生活的中心，也是农民赢取自尊和维持良好的内心秩序的根本，农民的生产、消费和人际交往及日常生活都以住房为主要载体。在不少地方，当地人评价一个农户是否富裕，多以住房为标准。因为住房对于农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各级政府都将住房建设作为灾后重建的重中之重。截至2010年9月，骆家嘴村灾后房屋重建总投资1904万元〔其中，中央投入住房重建补助资金376万元，天津援建住房补助资金冗6万元，信用社贷款建房资金400万元， 群众自筹资金752万元〉，完成了部农户的房屋重建，建成集中安置点1个， 香港红十字会援助骆家嘴村重建户89户每户1.5万元，合计433.5万元。 住房平均每户投入2万元，国家补助2万元，贷款3万元，加上香港红十字会每户损助1.5万元，每户住房共投入8.5万元，其中不少农户的群众自筹部分资金是通过借偾完成的。个别家庭自行扩大建设面积，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压力，或者因不符合香港红十字会的四项标准(地圏梁、构造柱、现浇板和门窗齐全、有52户未得到该会每户1.5万元的补贴。

　　而针对特困户家庭资源（资金、劳动力等)不足的现状，当地政府采取了帮 扶制度。

　　弱势群体另外安排资金进行帮扶。我们村有一家人，两个孩子是疯癫，夫妻两个都60多岁，其中一个是精神病，另外一个时好时坏。我们郑镇长亲自去帮他们解决资金难题，政府进行了补贴，但数量不多，所以镇上垫付了一部分钱。现在还有很多人欠镇上几万块钱，房子修起来但没有能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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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稳固灾后重建的成果，避免灾民的住房在余震中发生二次损坏，国家 明确指出：“村民住宅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在汶川地震发生前，骆家嘴村 农户的地理分布是自然而分散的。

　　为了抗8级地震，达到香港红十字会的要求——地團梁、构造柱、现浇板和门窗齐全，全村现在交通条件改变了。原来的高山组1组、5组、6组和10组，本住在山上，现在全部搬迁下来了。因为他们住在山上，如果要求修砖混结构(的房子），建材无法搬上山，而且什么都要钱，氷泥、砖都要钱，所以就要求4个高山组都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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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求对骆家嘴村的部分农户进行集中安置，但安置点建设需要考虑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习惯，不能破坏原有的社区秩序。住房重建必须满足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即在满足受灾群体生理需求的同时，也必须满足社会组织和劳动者的生产关系。因此，骆家嘴村的安置点建设采取村庄内部异地重建的方式。骆家嘴村起初打箅设8个安置点，而被纳入上级计划的只有2个，其他安置点都是乡镇或村级的安置点。对于不同级别的安置点，资源的投人是不同的，比如陶家沟安置点为宁强县的安置点，在选址、推平、水电全通上路等配套方面，投资了40万元左右。护坎、排水沟和推平土方，由于政府无偿投资，扶贫办支持了一些资金。对其他安置点的资源投人相对比较少。

　　土地承包后，政府、村上协调，按照每平方米50～60元的标准对被占地的农户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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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点建设基本上选择了比较平坦的地方，占用了部分耕地，这就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广坪镇有关人员和骆家嘴村干部承担了土地资源整合的任务，采取“占地农户补偿被占地农户”的方式。而整合的力度和效果与政府重视程度密切相关，二组安置点建设因为农户土地资源的整合未能完全实现而未完成规划。

　　由于集中安置模式的实施，骆家嘴村居住格局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村民分散居住的状况有所缓解，更加集中在公路两侧。

2.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

　　村委会是骆家嘴村村民的自治组织活动场所，是骆家嘴村集体组织生活的载体和公共空间，也是村民跨越血缘、邻里关系进行交流和互动、构筑公共秩序的场域，因此对倒塌的村委会进行重建也就是为了重建村民的集体生活。在陕西省科技厅、汉中市规划局的援建下，骆家嘴村新村委由一栋二层楼（六间房）和楼前广场组成，其中楼前广场为村级活动场所。加上后来配置的价值2万多元的办公桌椅，价值9万多元的图书，以及一些电脑、电视、投影仪、打印机和远程教育设施，共投资70万元。新村委基本上将村委会活动场所、村民集体活动场所、文化教育场所融合在一起。

　　在村里无偿供给土地的蕋础上，中国红十字会投资10万元，援建了骆家嘴村卫生室。村小学并没有重建，而是纳入金山寺八一小学教育体系中。该小学由陕西省军区捐赠438万元，于2008年8月1日开工建设，2009年3月2日竣工验收并举行了开学仪式。新建的金山寺八一小学总建筑面积达215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2个班级500余名学生就读。学校由教学楼、宿办（宿舍、办公一体)楼两幢主体建筑，以及体育音乐室、实验室、办公用房与食堂等辅助功能用房、操场等构成。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在儿童乐益会的支持下，为骆家嘴村6岁以下的儿童提供了早期儿童教育和发展方面的服务。

　　全村的人饮工程由多部门协作完成。宁强县扶贫办投资30万元解决了 4组、5组、6组、7组、8组、10组共6个村组的自来水饮用问题。UNDP项目资金10万元用于支付全村饮水项自工人工资。宁强县移民局共投资29万元对1组、2组、3组的自来水管道进行维护。在道路建设方面，由宁强县扶贫办投资28万元恢复村组道路2公里。桥梁恢复重建则由宁强县扶贫办投资42万元修建钢筋板桥2座，县移民局投资29.7万元新建刘家院（2组）小桥1座。

3. 社区防灾减灾设施建设

　　社区灾后风险管理是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试点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UNDP项目——“汶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暨风险管理项目”的主要内容。因此,骆家嘴村防灾和减灾设施建设也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一环。该村在移民办资助下修建户坎共1200米;县移民局投人20万元新修一组河堤共280米；县水利局下属机构水保站投资64万元新建了骆家嘴村转咀河堤，投资4万元新修堰渠450米。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区的自然灾害风险应对能力。

4. 生产恢复、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

　　生产恢复基本上是以农户为主的重建模式，外来资金主要用于生产设施的建设，其中县水保站投资32万元对3组的30亩基本农出进行了坡地改造。除此之外，外界对骆家嘴村生产恢复的支持多从智力支持和能力建设方面来促使产业的良性运行，而劳动力的解决则借助村民互助小组相互进行劳动交换的形式。

　　根据骆家嘴村男性劳动力多外出务工的事实，妇女已经成为骆家嘴村产业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体，全国妇联/UNDP实施的妇女生计项目在全村对30户妇女进行了试点培训，讲解科学种植食用茵常用的实用技术、技能，并购买了 5套种植食用菌的设备，创办了“妇字号”食用菌生产基地。目前加盟基地地的有20户，培训350人次，为加盟基地的农户搭建食用菌大棚20个，并免费提供栽培技术指导。帮助基地农户统一联系、购买食用菌栽培所需的原料和辅助材料，降低种植成本，使食用菌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并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品立村的产业格局。

　　同时结合UNDP科技部“灾后重建科技特派员对口帮扶项目”，科技人员还幵展了培训和帮扶工作，加上其他项目的相关培训，拓宽了本土人才培养途径，将村民技术培训、知识培训、能力培训等培训项目与灾后扶贫重建有机整合。同时，“村两委”干部及村民们参与项目，实现项目运作的乡村化、自主化。截至目前，经过妇女培训、村干部能力培训、养殖种植技术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为该村留下了很多文化、能力、科技等方面的智力财富。

　　在UNDP项目的支持下，骆家嘴村成立扶贫互助资金协会，投人资金18.5万元，目的在于解决受灾农户产业发展缺少资金、贷款难的问题。为了提高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壮大产业实力，2010年骆家嘴村又成立了1个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农户”的方式组织食用菌产业化生产。在“陕南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带动下，陕西省科技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成食用菌快繁中心个，引进试验示范水稻、油菜新品种10个，建设高产示范田100亩，种植500亩核桃，为村民提供种猪53头，建造了 1个良种种猪繁育基地。

5. 乡村环保工作

　　在陕西省环保厅的支持下，先后投入资金27万元，在3组陶家沟选址新建垃圾填埋场1处，在全村设立的8个垃圾临时堆放点添置垃圾桶18个，并确定160户农户为沼气池试点户，每户补助500元。为了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有关部门为全村印发环境整治宣传手册450本，户均1本。制作10副喷绘，张贴在村委会周围和8个垃圾临时堆放点。与此同 时，在多级部门争取下，骆家嘴村成为国家科技部“陕南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 设技术集成与示范”课题示范点。该课题曲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4所大学和2个单位共同组织实施，将陕南民居恢复重建技术、生活垃圾和农业废弃物处理及肥料化利用技术、水源地保护及安全用水技术、生猪健康养殖及病防控关键技术、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技术相结合，形成先进实用的陕南绿色乡村社区建设配套技术体系。

二、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结果的诸多遗憾

1. 村级区域规划未完全实现

　　除了陶家沟和移民街两个安置点建设如期完成外，2组、8组、9组的安置点规划，基本上没有真正实施或在实施中难以执行。在灾后重建中，农居建设一直按宅基地的政策进行管理,农户自建自用。为了解决农居的占地、公用设施及住房质量等问题，地方政府组织专业部门做了住房建设方案，然而方案的实施和农民自建的现实存在着许多矛盾。

　　我们这个组的规划是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多宽、怎么建都是规划好的，但是因为老百姓觉悟低，牵涉到个人利益就会扯皮，村上镇上来协调解决都不行。地基协调不好，都是自己找地方建。基础设施方面，中间有个路，一直从这到下面，320米。51户全部住在路两边。土地解决不好，就成现在这个样子。比较乱，路也没有修成，上面协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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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内容可以发现，规划的实施和灾后重建活动受制于社区内部不同农户间资源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制约因素成为规划实施的决定性因素。村镇干部的动员、协调只是一种外界干预，能否产生效果取决于村民之间资源有序、合理、公平的流动，然而，农户之间资源多寡的差异增添了资源有序、合理、公平地流动的难度，使得规划无法得到全面落实。

2. 灾后重建政策村组间的受益偏差

　　用于基础设施的扶贫资金主要修了自来水和便道桥。自来水方面受益最大的是8组和9组，8组和9组修建了自来水，而便道桥则分布在9组、4組和6组。户坎集中在陶家沟的安置点，其次受益的组是4组、5组和10组。而村组公路主要的受益组是5組和6组。对于新修的村卫生所和文化活动室，1组、2 组、8组和9组因为比较远而受益偏少。100亩核桃主要分布在1组、3组和4组，2组、7组、8组和9组都有种植，但相对少一些，5组和6组则完全没有。而其他产业如生猪养殖产业受益的农户只有10户，但是包括技术培训在内的能力建设的受益面比较广泛。

3. 村民的灾后重建认知

　　在信息社会，媒介信息深深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认识社会的方式。灾后重建到底是什么样的，往往取决于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接触到什么，而每个人看到、听到和接触到的信息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者的个人知识、信息、经验便无法涵盖和取代广大民众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而需对后者给予充分的了解和尊重。

　　村民参与依赖于对政策的了解，而这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调研中发现，骆家嘴村村民对国家政策相对比较了解，而对地方性政策了解程度不高，虫活补助和建房补助的发放按照国家要求需要地方配套，而从电视了解到的政策缺乏相应的宣传和解释，不知道本地根据财政情况制定了不同的政策，从而对政府方面充满着不满。为了了解具体情况，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电视机是骆家嘴村村民了解中央政策和陕西省政策的主要渠道，而骆家嘴村大部分家 庭电视机使用的是卫星接收器(俗称锅盖〕，收看的大多是地方卫视，而本地汉中市电视台和宁强县电视台在当地没有信号，导致村民对本地政策缺乏了解。村干部和道听途说成为骆家嘴村村民了解本地政策的两大渠道。

4. 村民的不完全参与

　　对于参与式方法，地方政府及村委会尚处于摸索的阶段，在较大程度上仍需上级机构的组织和指导。现行的参与式方法没有统一的规范，乃至什么样、什么程度的参与才叫做真正的参与并没有一致的标准。这显然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见参与式方法的本土化历程并没有结束。基层政府是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责任主体，其权限和责任范围在很大程度上迫不得已地挤压了村民的参与空间。没有规范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就使得参与式方法的推行流于形式。笔者在访谈中问及是否参与吋，很多农户都说他们参与修路、修桥了，其实这种参与就是干活，而不是参与到决策、执行与监督之中。

　　不完全的参与使得社区内部资源整合能力大大下降。在骆家嘴村2组，原本计划建设成一个安置点，计划对2组所有农户进行集中安置，然而由于个别农户资源的不足和安置点级别低，政府没有参与其中的资源整合，最后只有几户人家建在安置点上，由此自来水等各种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及减灾设施都没能有效配套。具体而言，参与机构的不健全和不规范挫伤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事实告诉我们，多元参与增加了对骆家嘴村的资源供给，增加了资源集聚效应，但在灾后重建中或许是因为任务太急迫、太繁重，牵头单位太多等原因，呈现出多方而的无序状态。这种无序性会给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规划、设计、建设留下先天不足的隐患。基于此，灾后重建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的不同主体，一个合理的协调机制便成为灾后重建的主要体制保障。

　　第三节

　　独特的UNDP项目资源

　　与村庄灾后恢复重建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积极提供援助的同时还制定了早期恢复援助框架，用倡导变革的方式，利用国际经验、知识和资源支持地震救援救助工作。2008年10月，与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合作，启动了为期两年的灾后重建项目，以帮助开展重建试点的部分受灾贫困村进行社区灾后恢复重建。骆家嘴村成为第一批19个试点村之一。及其在骆家嘴村实施的项目与政府资源投入不同的是，UNDP项目背后是以“人类的自由与发展”理念为指导的，UNDP项目在骆家嘴村的实施给骆家嘴村的社区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一、 骆家嘴村的UNDP项目

　　项目资源进入骆家嘴社区内部的方式是借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由中央相关部门分别负责，以项目的形式采用自上而下的资源下移渠道。具体来说，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扶贫办统筹安排实施，通过扶贫系统以项闫的形式抵达骆家嘴社区；另外一种是采用多部门合作机制，由项目实施相关部委或组织以子项目形式在骆家嘴村开展具体工作。两年多来，在骆家嘴村，UNDP项目共投人资金52.5万元。扶贫项目投人资金36.5万元，其中 18.5万元用于成立村级产业发展扶贫互助资金协会，10万元用于支付全村饮水项目工人工资，8万元用于改造全村160户的圈舍、沼气池。妇联/UNDP项目投人资金16万元，用于全村妇女食用菌种植户技术培训、产业扶持。由民政部承担的“农村社区减灾模式研究项目”则在“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下直接开展了社区应急演练活动。总体来说，两年多来在骆家嘴村实施的主要项目和活动有如下几种。

1. 村级互助资金协会

　　贫困村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资金短缺，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则又加剧了资金短缺的程度，而银行信贷门槛几乎排斥了贫困群体贷款的可能性。骆家嘴村利用UNDP资金成立了扶贫互劢基金协会，主要通过会员人股、吸收国家扶贫资金加人，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实行民用、民管、民监督，增强农民致富的“造血”功能，有效地解决了会员们增收的资金短缺难题。

　　第二次搞互助基金会，我去开会。后来没有参加，（因为）没钱。说是交 500元，能贷款3000元到5000元，当时我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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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种局面，当地政府采取了垫资而后扣款的办法。

　　联合囯开发计划署给我们18,5万元的扶助资金，成立村级互助资金协 会。说实话，叫老百姓出钱，老百姓拿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领导，领导 想办法，说你们想搞这个事情没钱，我们镇上先垫上，垫了 5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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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特派员计划

　　UNDP联合有关部门在骆家嘴村实施了“灾后重建科技特派员对口帮扶项目”。该项目结合了科技部陕南灾后重建科技支撑计划农业产业项目。宁强县选派6名科技人员作为科技特派员，到骆家嘴村进行技术服务；采取技术培训，到户现场指导，协助购置优良菌种、种苗、种猪和有关农药等方式对骆家 嘴村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进行生产技术示范帮扶，积极引进优质香菇菌种、核桃品种和生猪品种，并在骆家嘴村大力推广应用香菇袋料栽培技’术、早实核桃丰产栽培技术、生猪发酵床生态养殖技术等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要素同科技资源的有效结合，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意识，从产业和技术两个方面增强了骆家嘴村农民抵御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及自主发展的能力，同时展开科技特派员志愿者队伍建设。

3. 妇女生计项目

　　妇联/UNDP妇女生计项目先后在西安和德阳举办了两次培训班，旨在提高妇女参与虫计项目的能力和增强地方领导的性别意识。在陕西省妇联的组织下，陕西省社科院针对骆家嘴村进行脆弱性分析调研，了解村庄弱势群体的需求，为后期项目开展提供相应参考。随后，技术专家在骆家嘴村针对妇女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并启动了妇女生计项目，为骆家嘴村部分农户提供了生产设备，创办了“妇字号”食用菌生产基地。目前加盟基地的农户达20户，为加盟 基地的农户搭建食用菌大棚20个。

4. 民政部/UNDP“农村社区减灾模式研究项目”

　　该项目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下，由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联合北京京师安泰减灾与应急管理技术中心在骆家嘴村和四川马口村实施的。在当地干部、村民的广泛参与下，农村社区自然灾害应急演练活动在骆家嘴村举行。演练活动以骆家嘴村存在的威胁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为背景，根据该村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设计了自然灾害应急演练方案。对灾害来临时村里的灾情监测、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模拟。整个演练活动在90分钟内结束。此项目旨在探索在当前农村社匠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利用当地本土性防灾减灾知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农村社区的灾害预警、受灾村民转移和受灾村民安置等应急救助能力，为其他农村社区的灾害救助应急演练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 基本理念和做法

1. 以赋权为理念，搭建有助于维护村民主体地位的参与机制

　　参与式作为一种方法论和工作手段，被中外学者介绍到中国已有近20多年的历史。参与式旨在赋予项目所涉及的民众以主体地位和参与权，通过群众的参与决策和专家的协助，使群众公平地拥有发展的选择权、参与决策权和受益权。在骆家嘴村实施的诸多UNDP项目都明确要求以农民为主体实施多方参与，充分尊重了农民的需求和意愿，发挥了农民的智慧和能力。这一基本理念及其主导下的参与式灾后重建不仅借鉴了国际社会减贫和灾后重建经验，而且充分汲取了国内诸多工作中参与式方法在应用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参与式方法的应用主要表现在支持骆家嘴村开展地震影响评估和采用参与式方法制订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通过能力建设鼓励和引导骆家嘴村村民平等参与抗震救灾、灾后重建。

2. 聚焦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注重提升项目的益贫效果

　　村庄整体经济发展、村民生计的脆弱及受灾情况决定了作为贫困村的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必须走一条“扶贫开发与灾后重建”相结合的道路。扶贫开发必须以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为瞄准对象，同时积极引导贫困群体和弱势群 体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0X0？项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 理项目”采用参与式脆弱性分析工作方法鼓励和引导妇女、残疾人、老人和儿童等贫困群体及弱势群体参与应对灾害所造成的影响，从而评估农户的受灾情况、自身的脆弱性和优势所在，并形成了相应的分析报告，提出了行动建议。随后在骆家嘴村实施的全国妇联承担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子项目“妇女生计项目”和民政部承担的“农村社区减灾模式研究项目”都吸收了参与式脆弱性分析活动的结果。如“妇女生计项目”就是以骆家嘴村留守妇女这一弱势群体的需求为基础的，针对妇女开展相应的能力提升和技术培训活动，并投资6万多元购买了53头子猪、5套食用菌木材碎木机和配套设备，聘请专业人员为全村食用菌生产和生猪养殖提供跟踪服务，帮助她们恢复生产生活。

3. 构建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平台，实现资源整合及利用最大化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非常注重搭建多部门合作 与社会广泛参与的平台。该项目联合多个部委及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国际国内社团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单位，搭建了广泛的伙伴合作平台，与政府多个部门如扶贫、减灾、建设以及环保部门紧密合作。在这种合作机制下，各部门及各级政府协同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实行了横向、纵向协作，实现了资源优化整合。在骆家嘴村为期两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众多部门、国际机构（UNDP、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国际行动援助（中国）等）、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同济科技大学等）、国内社会组织（妇联、陕西省生态文明促进会、陕西妇源汇等)等诸多力量或投入资金、人力，或提供智力支持，为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与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 引进国际灾后重建、扶贫开发先进经验，助推骆家嘴村可持续发展

　　在项目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项目所搭建的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的平台的基础上，国际减灾、减贫、环保、住房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模式借助项目实践、研讨会、交流会、培训会、出版物等多种形式逐渐介入村庄灾后重建 过程之中。参与式脆弱性分析方法、参与式灾后重建、村级互助基金运行、社区减灾等做法都融合了大量的国际经验。男女平等、绿色环保、公民参与的理念逐渐融人村庄重建活动之中。这些理念、经验和模式的引入旨在提髙骆家嘴村的减灾、减贫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締造新的社区发展态势和良好的社区秩序。针对贫困及弱势群体开展的技术培训、能力建设等“增智”行动，更是在社区生产生活条件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的前提下，力促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

5. 以多元评估监测体系为载体，提高试点村的示范效应和经验推广价值

　　骆家嘴村不仅是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试点村，同时也是UNDP项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试点村，这就决定了骆家嘴村与其他第一批试点村的灾后重建活动在众多层面或单一层面上具有示范价值和意义。因此，从项目实施开始，就建立了制度化、多重性的长效监测评估机制，以实现对骆家嘴村试点经验的收集、研究、总结与推广工作。借助监测管理系统、基线与终期监测、专题监测评估、全面调查评估等不断总结、反思灾后重建经验。项目实施以来，在充分发挥我国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估监控体系作用的同时，积极引人“第三方”进行监测评估，增加了项目实施的透明度， 增强了灾后重建的效果。

　　通过上述活动的开展及理念、方法的应用，UNDP项目呈现出了“以人为本、知识与技术并重”的特征，骆家嘴村村民特别是妇女的社区参与意识及主人翁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其社区臧灾、社区动员与组织、应急救助及可持续发展等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第六章

　　村庄再造：灾后重建对

　　骆家嘴村社区秩序的影响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政策下乡”的推动下，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走出了一 条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模式。在多级政府、众多部门相互合作，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项目及其子项目等项目带动下，各类资源下移并积聚，再加上社区内部的资源整合使得资源使用的效率大大提高，骆家嘴村生产生活设施、公丼产品供给及生产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骆家嘴村的社区秩序在巨大的外界干预和自我干预之下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灾后重建工作的追求，更是扶贫开发工作的目的。

　　第一节

　　村民群体心理秩序的恢复与重塑

　　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心理秩序问题不是社会秩序的关注之所在。个体心理失序会导致个体对外界认知及外在行为的异常，引发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失序，进而关乎着群体生活的组织与建构。任何社会体系都需要一种关于意义的文化体系——"它要么使之合乎时宜，要么破坏其稳定，使之更加易于或者不易于产生变革。其实，个体对自身在一定时空内所经历的事件或身临其境式体验“意义”的赋予就是其所依赖的文化体系作用于个体内心的过程，即群体基于文化体系之上的心理认知。在此过程中，群体心理认知与反应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群体心理秩序的平衡与否影响着群体的日常生活秩序及建构未来秩序的信心。

一、 地震前后村民群体心理的演变

　　地震作为一种突发性自然灾害，对于身临其境的人来说是一次境遇性危机，它的“随机、突然、震撼、强烈和破坏性”特征给灾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创伤。相关调查显示，恐惧、担心、无助、内疚、悲伤、愤怒、过度反应和基本信念受到冲击是汶川地震灾区民众的基本心理反应。

　　当时大家都比较害怕。               20100830-001-WYZ

　　我的老婆都吓瘫了，走不动了，我就拖着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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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以为是压路机在门前过，刚好出门，我才发现地震了。我感觉像世界末曰到了。

　　从村民回忆当时的心理感受所用的词语可以发现，恐惧、害怕、无助是骆家嘴村民众的主要心理特征。骆家嘴村村民在地震中所遭受的生命损失相对于其他村落是比较小的（骆家嘴村在地震中受伤14人，没有人因地震死亡）、地震带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物质与财产方面。在巨大的财物损失面前，村民表现出了对灾难的恐惧、害怕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无助感。

　　当一个巨大的群体心理在灾难面前遭受重创时，更大范围的心理干预就显得非常必要。其实，外界在骆家嘴村所开展的心理干预主要是针对儿童和学生的，对骆家嘴村村民的恐惧、担心、无助心理的干预被置于一个非专业的社会情境之中。这种非心理学专业的干预是经由情感支持和物资支持来实现的。地震发生后，来自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正式承诺与非正式承诺，全国人民的各种情感与道义支持等，都借助媒体等各种途径影响着村民的群体心理，逐渐消除着村民对现实生活的无助感和未来生活的担心。这种非专业的心理干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激发了村民内心的乐观情绪，而且提高了他们对灾后重建的信心。

　　随着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各种承诺逐渐兑现，村民的心理开始转向紧张与忧虑。集中式的帐篷生活使得人们难以采取以前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必须摆脱以往的行为规范，寻求新的有利于大家共同生存的行为规范。村民的生活空间被极度压缩，个人隐私和家庭私密生活面临着被发现的风险，加上持续不断的佘震和类似战斗式的生活都导致了受灾群众难以体验到秩序感和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感。

　　灾后重建结束后，村民的心理和行为开始“回家”，村民重新完全掌握了家 庭物理空间内外日常生活、关系与秩序的主导权。以农业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家庭为基点的日常心理状态开始增加，灾害心理、应急心理逐渐退却。在村民心理演变的全过程中，对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帮助的感恩之情一直常常以口头上的“感谢”和对外来人的“热情”等方式表现出来。

二、 对灾难认知正面性的增加

　　笔者在调査起初，以为谈及地震，村民很可能表现出恐惧、害怕或者躲避等负面的认知。然而当骆家嘴村村民在经历了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两大相互衔接的阶段性任务后，在强大的国家支持与社会支持下，骆家嘴村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正改变着他们对地震的看法。

　　一名村干部在谈及地震给村庄所带来的变化时，用了“要不是地震，我们村也不会变化这么大”这句话来形容这一巨变，言辞中透露出对地震的复杂情感。在村庄整个社会变迁史上，汶川地震是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村民特别是老年人的群体记忆中，整个村庄地震前变化不大，地震后的变化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特别是国际机构的介入，使得此次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试点工作不仅是整个灾区重建工作的一部分，而且使整个工作具有“国际眼光”。

　　要不是地震，我们房子也修不起，现在国家掏一部分、自己贷一部分把房子修起来，慢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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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土房子占了 80%，就住房来说，前进了 30年左右。如果没有地震的话，群众不会修房子，因为不管好坏毕竞有房子，况且还冬暖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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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震前，骆家嘴村80%的农户住的是土房子，这种土房子在村民看来是冬暖夏凉的，是秦巴山区历史比较悠久的房屋类型。在长期的社会变迁中，尽管村庄社会结构、土地产权、村落文化等要素发生着改变，但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住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对于村民来说，不仅仅住房，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改观均可以用“前进30年”来表述。由此我们觉察出村民对地震的认知不再停留于负面的看法，开始趋于包含正面评价在内的多元认知状态。

三、 对灾后重建效果评价的正面性

　　其实，村民对灾害重新解读并释义的根源在于对灾后重建效果的肯定和认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综合评估项目组于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次在骆家嘴村进行调查，该调查对灾后重建效果评价采用量表方式。根据调査结果，除了环境改善、灌溉设施恢复、基本农困恢复和生产辅助资金实施状况几项测量指标外，其余诸项指标2009年的满意度都高于或持平于2010年。2009年是灾后重建的关键一年，村庄很多灾后重建项回正在实施中，因此在2009年村民对正在实施的各项灾后重建项目寄予厚望。2010年7月，综合评估项目在骆家嘴村再次开展，此时灾后重建项目基本上接近验收的临界点，在各种因素的规制下，村民的满意度有所下降，这与整个汶川地震灾区群众对灾后工作满意度下降趋势是一致的（见图6-1）。





　　图6-1 2009—2010年村民对灾后重建满意度变化（均值）

　　调査结果中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如村小学的重建。骆家嘴村小学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在灾后重建中，救灾部队援建了金山寺八一小学，骆家嘴村小学被合并至金山寺八一小学。村民对这一现实情况给出了不同意见：将近 70《的人认为这一问题在该村不适用，认为原来的村小学并没有重建；而另外的村民则认为尽管没有原地重建还是建起来了，适龄儿童的教育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此，村民对村小学重建的满意度最低。这种多元评价结果在其他重建项目的满意度测量中同样存在。如果不考虑问卷中的“不适用”选项，加权结果均超过2.5，表明村民对灾后重建是认可的，评价是积极的。

　　村民对灾后重建效果评价标准是一个个体性认知结果，是以自身需要为标准的，而众多村民评价结果是村民意愿是否得到较好满足的体现。根据政策评价主体性原则、综合效果原则、超前原则和民主原则，村民对灾后重建的评价是基于所实施项目的综合效果、能否满足未来需要等综合考量后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背后的规范则来自日常生活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平、文化水准、兴趣爱好、审美取向等，在村民自主性评价中就会体现出多向性和随意性特征，不过这是合理的。在骆家嘴村共同的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下，形成了相似甚至相同的评价规范，这种结果虽然权威性不足，但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从结果可以看出，骆家嘴村村民的被拔高的灾后重建预期只是部分变成了现实，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佐证了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在政策执行与资源的双重制约下，村民诸多需求未能得到较好的满足就成为一种必然，“全部满足”对于短期内剧烈的非常规外界干预是不可能的，一劳永逸的结局并不是好的结局。

四、 未来生活预期的复杂心态

　　恢复与重建灾民的生活信心，解决村民未来生计问题，是村民考虑得较多的问题。债务及社会化所导致的日常生活开支的增加，使得不少村民开始寻求未来生计的来源。在面对数额不低的债务时，除了个别农户经济比较富裕外，大多数人都对未来生计表示忧虑，不过不少村民认为“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尽管有关部门在骆家嘴村实施了产业扶贫与开发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是以增加收入为目的的，对于这些项目的实施不少村民持怀疑态度，因为先前政府推行与实施的项目除了食用菌项目外几乎都以失败告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年轻男性群体相对于参照群体，其未来生活预期是比较髙的。恰恰年轻的男性劳动力是整个骆家嘴村未来生活的支柱，这种未来生计维持与改善的信心建立在外出务工的基础之上。

　　“国家承诺”、社会关注和国家政策及其带来的资源集聚效应给村庄带来了巨变，重建了村民的生活信心，但这一巨变是以外界对汶川地震灾区重建的强大关注为菡础的。无论是国家承诺还是社会关注及灾后重建政策都是有期限的，一位村民认为，面对诸多问题，老百姓将何去何从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一个贫困村来讲，国家的政策引导和资源输人是对底层社12：及贫困群体的政治承诺、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的兑现，而市场及社会资源的无偿输人是一种道义的体现。因此，村民未来生活的信心建立在对国家“兑现”承诺和责任的基础上是合理的。如果将这种信心过多地建立在追求利益的市场主体与尚未发育完全的社会之上，则它将会是虚幻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对于因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欠缺而处于经济贫困、文化贫困和能力贫困状态下的贫困村村民而言，信心的根基是对社会制度的信赖、对国家发展的良好预期，而非来自村庄的自我发展。

　　笔者认为，村民心理秩序的恢复与重塑是一切灾后重建工作开展的基石，也是村民参与灾后重建的原动力所在，使得村民不仅积极参与自己家庭的灾后重建，而且参与村庄家庭间劳动交换和集体性灾后重建活动，并积极关注村庄公共事务。村民的村庄集体认同度得以提高，村民对大大小小的重建工作就赋予了较髙的“价值”或“意义”，增强了外界干预与自我互动的效果。

　　第二节

　　社区社会关系的再造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村落集体共同体解体，家庭生产生活日益独立，村民、农户日益原子化，社区内部关联度日益下降。而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骆家嘴村社区居住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居住格局和新的村落空间需要社会关系的重建。“从受灾群体的主位角度来说，汶川地震的主要危害在于，它迫使受灾群体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了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从而导致了受灾群体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后重建是受灾群体进行社会再适应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社会关系的重建。

　　村落社会关系是一个村落的成员在生产和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个人之间的关系、家庭之间的关系、家庭与村庄集体之间的关系等。在本研究中，家庭之间的关系、家庭与村庄集体之间的关系反映着村庄关联度的高低，也直接影响到村民组织自治能力的发挥。

一、 村庄社会关联度提高

　　村庄社会关联度是指建立在个人与初级群体(家庭〉之上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链接程度。村庄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其社会关联度特指集体和农民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村民的密切配合程度，它综合反映农村村民自治 组织和农民关系亲疏程度及衡量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积极性的综合指标。

　　在地震发生后，地震及其后果是单一家庭无法应对的，救援救助也是单一家庭无法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就成为整合社会关系的黏合剂，骆家嘴村村民跨越血缘、邻里关系的界限，齐心协力应对灾害、重建家园。在抗震救灾中，自发的组织化自救行为活跃在社区之内，抢粮队、防疫队等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而在灾后重建阶段，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农户间的劳动交换这种民间互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难题。2009年监测评估数据显示，在124户抽样调査家庭中有93.5%的家庭参与或协助过其他家庭的灾后重建活动（见图6-2)。





　　图6-2 农户参与协助办其他家庭的灾后重建活动情况（2009年监测评估数据）

　　其实，在此之外，农户的互助还表现为社会资本交换，就业信息交换、人际关系典享都比以前有所增加。与此同时，食用菌协会、食用菌生产合作社、妇字号生产基地等新兴农民合作组织的培育为村民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新的载体。从表6-1可以看出，与灾前相比，村民之间的交往比以前有所扩大，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表6-1村民对地霣前后村民关系变化的认知               单位：%



　　人际互动频繁、生产生活上的相互帮扶和共同应对困难，这些行为的发生增强了村民的集体意识和社区责任感。而参与式方法的应用赋予了村民一定的权力，调动了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大为增强。村庄社会关联度的提升，使得超越家庭、村民之上的村庄共同体日益凸显。

二、 村治的接续和能力的增强

　　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成员与集体的关系是借助宗族、家族等组织及乡绅-农民的关系而得以存在并延续的，这些组织利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一种新的阶层关系、协作关系（比如农业生产合作社关系〗和“治理关系”（党群、干群关系）所取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村落的生产与生活权力日益下移至家庭中。与此相伴随的是村级集体资源的逐渐减少，村庄公共事务与公共活动日益减少，农村家庭原子化倾向日益明显。因此，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基层民主实践，不仅是一种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将农民纳人组织体系，提高其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方式。村民的集体意识、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村民与自治组织的关系都影响着村民自治的连续性和能力的发挥。

　　第一，“村两委”动员和组织能力得到提升。在抗震救灾中，骆家嘴村村干部及社区精英不顾个人安危与自身利益全力投人工作中，在灾害救助、物资输送与发放、秩序维持、应急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乡村社区抗震救灾中树立了独特的应急权威。而在任务重、时间紧的灾后重建工作中，他们在组织动员、资源整合等方面尽心尽责。从表6-2可以看出，超过四分之三的调査对象对村委会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正面评价。这种正面评价增加了村委会及村干部在社区内部的权威性，降低了社区治理的难度。与此同时，在外界援助下，村委会办公条件及村干部的組织能力都有所提升，从而使得传统的村治秩序得以维系并有所增强。

　　表6-2村委会在灾后恢复霣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评价（2009年监测评估数据)



　　第二，村民自治水平得到提高。参与式灾后重建作为一种民主式、赋权式的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活动，在灾害对社区造成很大危害、强大外力干预基础上是有效的。参与式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使得村民自冶水平处于上升状态，场所建设、制度建设、自治组织能力建设、乡村精英领袖的动员能力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结束后发生了很大改变，民主监督得到了实施，村民对村干部的期望以及村干部对村民期望的认知和实现都在同步加深。

　　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村民积极参与蕋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管 理，并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和对村庄事务的比较髙的关注度，这些都说明村民 的集体意识提高了，村民与集体间的关系日益密切。

三、 社区秩序日益公平与公正

　　作为贫困村，村庄内部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在骆家嘴村，最富有的农户一年收入可达40多万元，而最贫困的农户一年收人只有几百元。社会的不平等影响着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英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金森等认为“社会成员的收人差距程度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秩序的稳定。这一说法在社区内部也比较适用。笔者在调研期间，不少贫困户用“为富不仁”来评价村中的富裕户。社会公平与公正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社区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微观场所，是人们获得社会认知和感受的首要、直接来源。因此，社区内部的公平与公正直接关乎社会秩序问题。

　　在抗震救灾阶段，骆家嘴村在进行救灾物资发放时，坚持对儿童、老人、贫 困户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予以优先照顾。在灾后重建中，扶贫系统的介人和UNDP项目的实施都以贫困群体为首要目标群体，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计为第一要义。在外力干预下，社区资源的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贫困户的收人增力加，收人差距减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问题发生的几率，有利于社区秩序的长久稳定。

　　其实，公平与公正的认知来自对他人、群体与自我的对比，对比的结果是否公平与公正不仅影响着群体间的关系，而且其本身就是对群体间关系的反映。在贫困村灾后重建过程中，公平与公正度的高低取决于贫困人群与非贫困人群彼此之间对生活水平差异的判断和对灾后重建资源分配情况的认知。客观、合理地评价别人的生活状况、了解别人的需求并给予理解，是社区群体关系有序化、合理化的标志。

四、 家庭关系的变革

　　根据以往经验，女性群体的需求在灾害发生时往往易受忽视。在抗震救灾中，在乐施会、妇联等机构的援助下，骆家嘴村妇女的特殊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在物资发放及项目开展时要了解妇女的需求，确保妇女切身需耍得到响应和获得公平对待。

　　贫困是影响贫困村妇女地位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制约着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还会影响她们在各个方面的权益保障。不改变贫困的现实，贫困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就很难提高。因此，妇联承担的灾后重建妇女生计项目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在通过脆弱性分析活动了解骆家嘴村妇女这一弱势群体需求的基础上，以妇女为帮扶对象，针对妇女开展相应的能力提升和技术培训活动，并建立了妇女自我的生产基地。妇女的话语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得到了保证，骆家嘴村家庭内部关系趋于平等化，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第三节

　　以农户为基础的村落经济的改造

　　贫困村灾后重建的制度创新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的结果。尽管在汶川地震中损失惨重的贫困村蕴藏着对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巨大需求，但贫困村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其必须借助权力运作，不过这一运作是建立在灾民生产生活自救基础上的，政府能做的就是整合资源和提供支持。骆家嘴村的村落经济是贫穷的，村民呈现出普遍的贫困。改革幵放以来，农户的生产生活曰益独立，成为农村社区生产生活的主要单元，所以扶贫部门对村落经济的改造必须以农户为基础。

一、 基于农户基础上的村落经济支持体系

　　山区贫困村整体贫困的原因与基础设施落后、绝产资料不足、资金匮乏、技术不足和信息闭塞等是有密切关系的。农户是村落经济的主要单元，是产业重建的主体，因此外界输入社区内部的资源只能以农户为分配对象。

　　(1)物资扶持。在骆家嘴村，外来资金主要用于生产设施的建设，有关部门投资32万元对3组30亩基本农田进行了坡地改造，妇联援助5套种植食用菌的设备。在UNDP项目的支持下，骆家嘴村成立扶贫互助资金协会。“陕南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为骆家嘴村建成食用菌快速繁殖中心一个；引进试验示范水稻、油菜新品种，建立高产示范田和核桃园；以补贴的形式提供种猪53头，建造了一个良种种猪繁育基地。

　　(2)知识技术支持。无论是生计项目、项目还是绿色乡村社区项目，都以提供技术支持为重点，以发放资料、技术培训等方式为骆家嘴村的食用菌、核桃等产业提供技术指导。截至2010年9月，妇女培训、村干部能力培训、养殖种植技术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为该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同时，借助绿色乡村社区项目，骆家嘴村的环保工作开始展开，通过宣传与实施，环保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3）组织支持。在骆家嘴村，外界提供的组织支持表现为：在对“村两 委”等已有社区组织的办公场所、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予以加强的同时，新建了村委会大院和办公楼，添置了相应的办公设施，并对村干部进行了系列培训；②培育新型生产生活组织，利用村民之间的互助，创办“妇字号”食用菌生产莲地，帮助成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4)基础设施支持。基础设施是指为生产生活提供基本条件的各种工程及其服务的总称。它不仅包括供水、交通、能源等经济基础设施，而且包括文教、睽保等社会基础设施。从微观上讲，社会基础设施有利于降低村民在医疗、教育等生活上的成本，而经济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基础设施降低了本地村民虫活生产的成本，同时有利于吸引外来资金和产业的流人，通过增加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等）或改变原有产业組合方式来带动本地产业的升级和重构。茌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中，道路、饮 水、灌溉、能源、环境、医疗、教育等设施都葙了很大改善。

二、 农户对外界所提供的经济发展支持体系的评价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产业扶贫和能力建设是农户生计恢复与家 庭经济转好的三大支柱中的两个（另外一个是生产类基础设施〉。从表6-3可 以看出，村民对外界力量提供的劳务转移培训、农业技术培训给予了相对较高 评价，而对基本农田恢复最不满意，处于两者之间的就是生产启动资金扶持和村级互助资金扶持。

　　表6-3村民对政府开展的生计恢复措施满窻度（累计百分比） 单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地震后的农田恢复与其他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农田恢复的难度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地震后的农田恢复是比较困难的。生产资金的扶持是经济发展支持体系中最直接的方式，这一方式填补了骆家嘴村村民资金不足的缺口，而技术培训对农户的增产增收是长期有效的。

　　从表6-4可以看出，村民对公共设施方面的满意度普遍比较低。毕竟，贫 困村的灾后重建资金是有限的，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耗资巨大的任务，所以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满足全体村民的需求。

　　表64村民对公共设施供给的满意度（累计百分比)  单位：%



三、 对村落经济秩序的改造

　　自然经济是骆家嘴村经济的主要形态，这一经济形态是以当地自然环境资源为基础的，呈现出特有的边陲山区村落的经济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政策下乡”和“全能型社区”的构建，村落经济的自主性随着政府的介人而逐渐下降。改革开放后，由于市场经济构建和国家政权职能调整，骆家嘴村的村落经济自主性开始逐渐恢复，与此相伴的是外界体制内资源输人也在逐渐减少，村落经济在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下开始走向贫困，社区经济和村民生计自主能力逐渐衰退。2004年启动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旨在扭转这一趋势，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村落经济的重大损失，随后的灾后重建在公共设施和农户生计等方面的努力旨在对经济秩序进行重构。两年过去了，相关政策的落实及项目实施对骆家嘴村的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缓解经济秩序恢复的资金压力。项目本身资源加上整合资源，UNDP项目为骆家嘴村的经济发展注人了必需的资源。村级互助资金协会的成立与运行解决了骆家嘴村农户生产资金不足的难题，而其他项目资源都带来了相应的资金投入,这对于一个贫困村来说是难得的。

　　第二，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项目为骆家嘴村生产要素的革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经济发展中，资源在各类生计项目运行中得到有效配置，各种项目所带来的技术培训使得骆家嘴村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有所增加，村民文化 和科技素质得到提高。

　　第三，优化经济结构。项目投人多以养殖业、食用菌等产业为载体，在一 定程度上弱化了部分农户对种植业的依赖，部分农户的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得到改观。

　　第四，培育新迺经济组织。以“公司+农户”方式创办“妇字号”食用菌生产基地，帮助成立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第四节

　　内外互动下的

　　村民日常生活重构

　　“日常生活”一直是宏观社会学所无暇顾及的领域，被文化社会学所关注却附加了太多的神秘色彩，尽管其对微观社会学如互动论、现象学等有所涉猎，但并没布改变其薄弱地位。日常生活视角及日常生活理论开始崛起，日常 生活成为观察和批判现代社会的视角。什么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所司空见惯的、纷繁复杂的，随时接触到并且生活于其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 死、婚丧嫁娶等活动，它是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基础。若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睡觉和性行为的发生，就不会有人的繁衍，社会再生产又何以为继？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对周围可以利用的物体予以对象化来组织我们的生活。曰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在两年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历程中，在外力的干预下，骆家嘴村村民的寓所、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日常交往及重复性思维与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一、 住房重建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压缩

　　在日常生活中，住房是蕋本的空间载体，是家庭与个体的日常消费活动场所，也是日常交往活动的核心原点。对于村民来说，住房是农民内心安全感的基本组织方式，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延续的基本脉络。从本质上来讲，住房重建就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空间。

　　骆家嘴村原来传统的土房子是理于取材的便利性和以成本控制为基础的。在住房重建之初，在国家有关部门法规和制度的规制下，在地方政府探索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指导下，住房建设的科学化、标准化便成为灾区住房建设的基本要求。尽管住房建设样式、材料都是多元化的，但大多民房建设都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毕竟这是抗震性能最好也最为普遍的房屋建造方式。这样一来，建材的来源及搬运就成为骆家嘴村高山组、高山户灾后重建的难点，所以大多数村民都采用了选址重建的方式。

　　2008—2009年，灾匠建材、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及购买新房选址都增加了建房成本，选址重建的家庭为被占用土地家庭按照40元丨每平方米的标准支付了6000〜16000元的征地补偿款。菡于经济压力，不少农户为了控制成本，减少了院落空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包括厨房在内，两到四间房成为一种常态，完成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原来分家另过的家庭重新居住在一起。生活空间的压缩，使得养殖、食用菌种植等家庭副业生产空间不足，生产生活便利程度有所降低，客观上制约着产业的推广。随着生活空间的压缩，家庭成员、亲属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增加了不少生活障碍。单元套房的房屋结构，导致家庭成员的私密空间被分隔为不同部分。相对于原来封闭性不好、隔音效果欠佳的房屋结构，家庭成员的私密生活空间得以保留。

　　住房重建选址权力不仅仅为村民所有，考虑到灾害规避、菡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供给成本和建房成本、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等客观因素，规划部门、政府及村民在规划制定阶段就共同分享了这一权力内容。高山组搬迁、集中安置等措施的实施使得村落空间被压缩，客观上促成了一种具有新型空间结构的集体生活。与此同时，由于灾后重建项目的非均等化，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菡本上以安置点和村委会为中心来组织安排，各组供给的差异化使得村落内部空间结构等级化，8组、9组由于远离定居点和村委会，相对于其他组便处于等级的下方。

　　村落空间的压缩，把村民的日常生活安排在一个以住房为单元的集体化 生活网络中，村民之间交往的空间成本、时间成本降低，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加便利。村民自治组织的强化、村民关系的亲密化和村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也增强了集体生活的凝聚力，环保活动、业余读书活动等日益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 生计的可持续性与日常生活对象化范围的扩大

　　贫困村的灾后重建不仅要考虑农民生计与生活的重建，更要关注村民未来的命运。在整个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实施过程中，大到宏观的制度，小到具体项目的实施，都将灾民的当下与未来的日常生活纳人视野，并构筑了农民命运的总体性支持体系。由于村民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保守性和习惯性特征，要想真正实现贫困村贫困人群的脱贫目标，在减少外在基础设施瓶颈的基础上，打破村民传统日常生活的保守性思维，拓宽他们的视野，提高资源使用的范围和效率便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把各种需要解释的问题放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本体论”关怀，才能准确地解读问题背后的“符码”，并找到有效的操作性政策框架。

　　传统的生计维持和农民自我命运的把握是建立在对内外资源的采集与利用之上的。在骆家嘴村实施的生猪养殖、食用菌项固、农业示范项目、核桃项目及劳动力技术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就是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骆家嘴村内外的有效资源，拓宽村隄日常生活中物质资料的获取渠道，扩大日常生活的对象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对自己需要的和所能依赖的资源、劳动力、关系网等对象打上自我印记，从而实现自我的“对象化”。

　　这些是在外界智力、资源输人的基础上完成的，为了实现农民日常生活的持续性自我改变，就必须帮助村民自身拓宽日常生活对象化的范围，这就要求进行文化扶贫，改变其思想观念及对物质的认知和判断，抑制传统日常生活的惰性或保守性思维的影响，让更多传统观念中无价值的物质进人村民虫计维持的可利用范围之内，促进村民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

三、 社会化小农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再组织

　　在骆家嘴村的社会变迁史上，农民生，活的市场化是剧烈的，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则是缓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骆家嘴村的贯彻，使得村民的生计基本上以当地农业、林业等资源为依托，农产品多转换为自给自足的消费资料，少部分拿到集市上变卖而转换为口常生活的基本物资。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非农产品市场的开发，大量的工业品开始进入骆家嘴村，但这一进程由于村民余钱不多而逐渐趋缓，且社会化程度不高。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政府替民做主，推行农业产业化，有些失败了，而有的成功了。另外，劳务经济崛起和食用菌产业化使得村民日常生活收支水平被提升至新的髙度，大量的消费品（电器等物品〉被不少家庭纳入日常生活领域，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04—2007年实施的整村推进，2008年至今实施的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以及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文化扶贫、能力建设等措施，都以拓展农户向外界市场、社会获取资源的能力为目的，力求改变村民日常生活中吃穿、 住、用、行等诸多领域的经济依赖。

　　灾后重建导致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加上原来金山寺水库移民（他们也没有耕地）和部分家庭的土地流转，几乎80%的农户的粮食需要购买才能满足日常需求，其他日用品完全依赖于外界市场。不少农户的日常生活被完全社会化，变成了整个国家宏观市场经济体系的消费者与弱势的生产者。村民的日常生活逐渐由内向型、自我化组织转化为外向型、社会化组织。这一进程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得以加速和深化，从外界获取收入能力和从外界购买消费品的能力逐渐演化为农民日常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

　　由于村民对更多外界资源与物品予以对象化，农民对自我日常生活的自主权开始逐渐丧失。其实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组织起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从农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通过组织的形式安排农民的日常生产和消费，但这种组织安排仍是内心化和自我满足的。然而，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化，改变了农民的日常遭遇。农民的日常生产遭遇的是一个缺乏赢利空间的初级农产品市场和自主权缺失的劳动力市场,农民的日常消费面对的是一个垄断性和同盟性的次级消费品市场，城乡二元市场结构对农民日常生活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形成了双重限制，这种双重限制构成了农民日常生活的总体性格局和支配性逻辑。于是,农民在市场中的生产与消费遭遇决定了农民日常生活的质量乃至农民的命运，不仅由各种渠道所渲染起来的消费欲望无法实现，即使一些实现自我再生产的基本消费需求也受到限制或被转移出去（如养育孩子带来的生计增加，导致很多年轻家庭生育观念的改变，减少了乡村计划生育的阻力)。

　　第七章

　　追求与无奈：乡村新秩序

　　的延续与挑战

　　对于骆家嘴村来说，灾后恢复重建的要义在于恢复秩序与重建家园，更是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的再建。然而一个乡村社区新秩序的再建，要涉及众多层面和领域的东西，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而且是一个外来干预主导下和村民不完全参与之下的社会转型。对于骆家嘴村来说，无论是村民还是社区层面都没有做好应对急剧社会转型的准备。在国家主导下的乡村社区新秩序如何良好地持续下去，成为摆在国家、社区和家庭面前的重大考验，这一考验所包含的难度有可能超过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第一节

　　村庄经济可持续发展

　　面临的困难与出路选择

　　在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刚开始的时候，资源的投入又快又多，国家的关注与投人、社会大众和社会组织的捐助令人感动不已。然而，我们也要考虑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资源投人的持续性。骆家嘴村这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构建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强大的干预和资源配置之上的，新的社会秩序的稳固需要资源的不断投人，否则就会回归传统和原始，因此有效干预与持续的资金投人是个很大的问题。二是资源投入的均衡性。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中很多资源的使用并非普及式的，而是针对性的，特别在产並发展方面坚持农户自我投人，而住房建设消耗了农民的资金，因此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恩惠被大户所独享，加剧了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村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 资金短缺与互助基金协会

　　资金短缺是骆家嘴村农户生计改善的一个普遍问题。在灾后重建阶段， 民房建设加剧了老百姓的债务负担。在资金不足的前提下，后续发展与生计改善成为严重问题。

　　灾后重建最大的压力就是贷款。我们经济来源少、贷款压力大，贷款利息每年达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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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花了12万元呢，国家2万元、贷款3万元，红会（香港红十字会）给了 15000元，剩下来都是东挪西借的。我们家没人挣钱，我们娘家、他兄弟都 帮我们贷了款，又借了很多，很多人不相信我，我到处求人。

　　房子是2008年10月份开工。钱主要来自国家的2万元补贴、3万元贷 款、红十字会1.5万元，加上自己多少有点，又借了2万元，加上贷款我欠外债5万元。怎么还呢？走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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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在骆家嘴村是非常普遍的，从表7-1的数据可以得到验证，该村农户每户平均外欠资金为41932元，而此时骆家嘴村被调查农户每户全年现金收人平均值为12532元，而2008年为7396元，也就是说，骆家嘴村很多农户不吃不喝也要将近3年才能还清所有欠款。这种现实使得在后来实施的各种生计项目中，贫困户被完全边缘化了。

　　表7-1骆家嘴村农户欠款情况



　　注：表中农户欠款总金额系所有样本广中欠款圾多的一户，而非前四项所加。毕竞该户不足毎项最大值的一户。

　　从表7-2可以看出，村民债务问题和启动资金缺乏问题是非常普遍的，几乎占所有被调查农户的五分之四以上，可见这一问题是多么严重。为有效缓解贫困农户发展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提髙骆家嘴村和贫困户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在项目资金帮助下，骆家嘴村成立互助基金协会。该协会坚持贫困户优先扶持原则，但贫困户加入互助组织需要人股，才能从中享有相应的借款、收益等权利。

　　表7-2村民的债务问题和缺乏启动资金情况



　　第二次搞互助基金会，我去开会。后来没有参加（因为）没钱。说是交 500元，能贷款3000元到5000元，当时我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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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上文提及的此类贫困户，不少曲于无钱入股而没有参加互助基金协会，使得互助基金协会运行状况欠佳。从2009年到2010年8月，恰好是灾后产业恢复的关键时期，在143户被调查农户中只有两户从中贷款5000元从事产业发展，仅占样本总数的1.4%，98.6%的农户并未从屮受益（见表7-3）。

　　表7-3互助基金协会村民贷款情况表



　　究其原因，骆家嘴村互助蕋金协会发展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产业规模不大是影响协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互助基金的主要发展对象和投放对象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现阶段，骆家嘴村农业产业化程度比较低，很多示范性产业项目都处于推广阶段,但由于不少农户资金不足，示范效应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出来。产业的规模决定着从事主导产业农民的数量，也对农民生产资本的需求有着必然的影响。

　　第二，农户参与率不高是影响协会发展的客观因素。互助基金协会虽然是一个能够独立行使职能的法人主体，是一个农户自愿、自管的基金组织，但它的成立恰是骆家嘴村民房建设高潮阶段，大部分农户资金都投人民房建设之中，导致其参与率不高。另外，农户对诸多示范产业项目如新品种猪养殖、高效农业项目等持怀疑态度而没有跟进，同时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经济成为很多家庭的主要收人来源，因此在社区内部从事一萣产业的农户大大减少。

　　第三，如何管理、如何开展业务是影响协会发展的核心因素。到目前为止，协会仍没有专门的业务人员，协会构成人员主要由“村两委”干部担任，群众对互助基金协会存在着不信任和不支持情绪，影响了群众人会和借款的积极性。

二、 受损生产性农业设施尚未及时修复

　　灾后重建对农田水利、土壤改良、田间道路等生产性农业设施修复的投入相对不足。生产性农业设施投人占灾后重建总投资的比例太低，这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骆家嘴村农业生产的较快恢复和发展，而且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障碍。

　　我觉得是修路把堰毁了，路没有了，渠没有了，干农活都不方便。基础设施之间缺乏配合，关键是缺乏后期管理，有个堰被水沖了，以后就没有人管了。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为了修路把堰破坏了，后来路没完工，路没有用处，大家不走那条路，人已经搬下来，干农活大家又不走那，就是个废品，就是4组上山的路。现在由于没水，基本上不种水稻了。灾后重建对土地影响非常严重，老百姓种地积极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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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访谈资料的内容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灾后重建活动对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而灾后重建结束后并没有进行积极恢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户生计的改善。

三、 对灾区农民劳动就业培训投入明显不足

　　我们组八十多亩田基本上占完了。可能年轻人不在乎，认为不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一亩两亩无所谓，三五十亩、三五百亩呢？靠地获得的收入在减少，很多人已经不是真正的农民了，只是在农村生活。前面那个水库也占了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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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家嘴村在地震中和灾后重建过程中耕地毁损严重，同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导致耕地面积锐减，加上库区移民所在的移民街的无地农户和外出务工收益的增加，骆家嘴村有很多人已不再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了。外出务工不仅成为这部分农民增收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其实现被迫性就业转型的现实选择。当时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各类项目对农村人力资本开发重视不够，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支持力度不够，劳动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针对被迫性就业转型所需要的专业性就业及创业培训十分缺乏。

四、 村民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运行未走上良性轨道

　　骆家嘴村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在2007年经济危机影响下，骆家嘴村的桑蚕和食用菌价格跌至历史最低点，农户遭受了很大损失，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产业扶贫对村民的生计的作用再一次进入村民“值”与“不值”的掂量之中。单一农户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都较弱，加之观念落后、思想保守、信息不灵以及缺乏创新和冒险精神，如何抵御市场风险就成为骆家嘴村及当地政府的一大难题。地方基层政府没有太大的权力和能量来影响乃至干预市场，所做的只能是壮大产业规模和提高村民经济方面的组织程度。前者一般是通过组织农业龙头企业来实现的，而在骆家嘴村、广坪镇乃至宁强县都没有发达的农业龙头企业；后者主要通过“公司十农户”或者“公司+合作社+农户”两种形式展开。

　　而镶嵌到社区结构之中的骆家嘴村食用菌协会、食用菌生产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前景尚不明朗。从表7-4可以看出，食用菌协会这样的合作组织益贫效果并不明显，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这一组织因为资金不足而尚未开展任何活动。同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和由农民构成的组织会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大农吃小农”而导致的分配不均。二是农民把组织甚至龙头企业当做风险的承担者，而自己成为“搭便车”者。这两种不良倾向都会导致村民合作组织前途未卜。

　　表7-4骆家嘴村食用菌专业生产合作社与村庄关系结构



五、 骆家嘴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骆家嘴村的可持续发展就面临困境，急需破解相关难题。 第一，在骆家嘴村实施的很多项目都需要地方政府或者村民提供配套资金，这给本身就资金匮乏的地方政府、贫困村民增加了压力。不少村民表示如果不抓住机会增加收人，可能灾后重建一结束，政策良机就会丧失，但是由于资金匮乏，也没有办法。而同时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巳经确定，专款专用和严禁挪用的“紧箍咒”使得地方政府政策寻租的空间急剧缩减。

　　第二，基层政府无法从扶贫产业幵发中直接受益，整村推进并不一定能带来本地产业的兴旺。除了企业，村民、流动的小商小贩一般不在政府征税范围之内，而在骆家嘴村推行各种生计项目，如生猪养殖、食用菌种植等，还基本都是“农民十小商贩”的形式，地方财政无法受益，只能是获取工作经验和工作模式，得到上级的首肯，增加政绩亮点。因此，在产业扶贫中，政绩考量和产业效率就成为当地政府权衡的对象。

　　第三,对于项目实施方来说，几万元的村级项目鉴本上可以算作小项目，如果不是领导意志、上级要求和“为灾区作贡献”等此类意义的赋予，项目实施方的积极性无法得到充分调动。

　　对于骆家嘴村这样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阶段，国家和社会等外界资源是以集聚状态抵达社区内部的，这就形成了村民对国家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是农户、社区及当地资源匮乏情况下的必然产物。当灾后重建及项目实施结束，各种外界力量和资源撤离骆家嘴村，而当地政府资源有限，无法实现给予社区常规化、持续不断的资源援助时，原本依赖社会捐赠的弱势人群的福利服务有可能面临断炊之困，存在着恢复到灾前状况的危险。因此，不能仅满足于两年任务的完成，而需要千方百计、主动动员各种常规性政策与资源、技术支持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及早培育村庄自身的可持续能力、社区自我组织管理能力和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上述三种能力的培育是一个统一体，要注意三种能力培育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防灾减灾是骆家嘴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社区的自我组织能力通过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和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而得到增强，这是实现社区自我发展的基础。同时，只有着眼于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内部发展与外部援助的互动，确保村民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从根本上说，贫困村恢复重建的完成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主要靠全体村隄在外界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努力。一方面，各种外部支持需要围绕贫困村、贫困人群恢复重建与发展的需求，有效地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外部的帮助需要与贫困村的内部机制培育结合起来，帮助贫困村、贫困人口最终实现内源发展。

　　第二节

　　文化设施欠缺与文化贫困

一、 本土文化的流失

1.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流失现象严重

　　骆家嘴村的传统住房依山就势，与自然结合紧密，原有土房木制门窗等雕花独具特色。骆家嘴村村民原来居住比较分散，不同农户的生活空间比较宽阔，院落、房屋布局独具一格，院里院外、屋前屋后种植菜地，正是浓郁山村文化的写照，是别具特色的景观风貌。在住房重建过程中，整齐划一的安置点和统一样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贴瓷砖或粉刷白灰〉的住房导致传统建筑特征的流失。在骆家嘴村，民房重建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外界政府或援助者，他们的援助意志以各种技术标准相对湮没了被援助者一村民的有效参与。而缺乏位居主体的民众的有效参与，承载着村民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诸多建筑，如1958年建设的传统民居老宅等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没有恢复重建，原有的文化标志系统几乎不复存在，骆家嘴村的乡土文化特色、乡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保护就成为空壳。

1. 公共文化空间的再造

　　新建的村委会及其广场不仅是骆家嘴村的行政集会空间，也是村民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但是骆家嘴村作为一个行政村，是由十个村组构成的，尽管三组、四组、五组、六组、七组、十组相对比较集中，分布在村委会周围，而村民的交往仍以原有村组及姻亲关系圏为界限，特别是一组、二组、八组和九组离村委会比较远，以村组为单位的活动空间相对不足，而村民对以行政村为单位的村庄共同体缺乏一定的认同和归属感。

　　为了丰富村民的生活，陕西省科技厅、汉中市规划局在援建村委会的同时捐献了大量图书，建立了农家书屋。但笔者经长达半个月的参与和观察发现，村民的闲暇生活仍以娱乐为主，有阅读习惯的村民比较少。

　　农闲的时候老百姓在家里主要是打打牌、下下棋、看看电视，亲朋好友在一起聊聊天、串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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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骆家嘴村村民的闲暇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援建农家书屋则没有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没有阅读习惯，加上无人进行图书管理等后续问题，使得农家书屋在建好两三个月之内仍无人借阅，而成为摆设。在尴尬之余，如何在了解农民需求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或者开展文化科技活动则成为资源供给者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引导村隄利用这些图书，则是留给当地政府或“村两委”的一大考验。

3. 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开展不足

　　在骆家嘴村，由于灾后重建特别是民房建设的实施，很多原本不熟悉的农户聚集在一起，迫切需要通过社区集体活动增加社区居民的熟悉度。同时也可以借助活动进行心理安慰，活跃社区气氛。

　　我们春节有村和村之间的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还有耍狮子，但活动都是 在金山寺进行的，我们村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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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型集体性社区文化娱乐活动都是在外界力量的帮助下开展的，当外界力量撤去后，集体经济不发达和“村两委”掌握的资源有限使得社区集体文化活动开展遭遇到现实障碍。

二、 村民思想与伦理观念的转变

　　在救援物资的分配过程中，村民大多表示分配原则是比较公正、透明的。而且，村民对分配物资时优先照顾“老弱病残”和特困户的做法都没有意见，也不嫉妒，认为这是合理的、应该的。大多数被访谈到的村民都表示邻里之间没有因为救援物资分配而产生过矛盾。很多村民虽然本身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在地震中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但都明确表示救灾物资多分一些给比他们更困难的家庭，他们能理解，支持政府这样做。即使刚开始由于救援物资紧缺，村民们围绕帐篷、食品等物资的分配偶尔出现了一些嫌隙和争吵，但也很快过去，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中仍能做到互帮互助。

　　从图7-1和图7-2可以看出，有21%的农户认为在灾后重建资源分配中没有对贫困户予以照顾，有将近50%的人认为资源分配是不公平的。而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诸如国家住房补贴之类的普及型资源几乎惠及所有农户，而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供给则以需求为基础，尽管存在分配不公的情况，但不至于出现大范围认为不公的现象。

　　灾后重建中各种资源的分配公平吗？





　　图7-1 村民对资源分配公平性判断

　　灾后重建中照颐了贫困户吗？



　　图7-2村民对资源分配向贫困户倾斜的认知

　　在访谈中，很多农户认为村子里的贫困户条件和自己家庭差不了多少，自己也很穷，自己理所当然也应该享受照顾。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乡镇干部、村干部说：

　　现在老百姓思想变化很大：地震前，群众不大计较；地震后物资分配时平均主义很严重，依赖政府思想很重，千方百计多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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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也要求照顾弱势群体，在物资发放上进行倾斜。大家都没有意见，大家在地震时思想都很好，坏就坏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有些房子本来不用重建，当时老百姓说你不考虑我，说我的房于没问题，如果我住进去，出了事你要负责，所以没有办法，几乎全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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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是人心都比较散。第二个问题是老百姓依赖心理比较严重。一开会就说今天又发什么钱了吧。思想素质变了，认为这是面子问题，你搞了我没有搞，很没面子。有户人说他们家想修房子，问能不能补贴，怎么补贴。他就不想想，他已经享受到了政策，不可能二次享受，就是有政策，还有政策的附加条件呢！所以基层干部不受气是不可能的。还有人身攻击呢，他只要觉得不公平、情绪不好，他就会发泄，不是良好的心态、理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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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一问题深有感触的人不仅仅是基层干部，不少村民也认为：

　　我们村要发展，首先一个是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素质要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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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原因，这种思想的转变与抗震救灾阶段工作成就及灾后重建大规模的外界资源输人现状密不可分。贫困村的社会秩序在地震后迅速恢复及灾民所获得的救济保障赢得了社会和灾民对政府的高度认同，在抗震救灾的非常时期结束和应急制度停止后，残留下来的资源配置路径和应急制度的影响力却会持续下去，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同会得以延续，人们仍会对应急制度产生的资源配置方式存在依赖和预期。事实上，这种思维方式无论在灾民还是政府的思维中都会存在。单独的村民无法作为一个巨大的债务人来承担更多的东西，而对外来援助的过度依靠则会加剧其无助的灾民心态，彻底丧失自救的主动性。

三、 农户生计改善所面临的科技知识和市场信息缺乏

　　在贫困村扶贫开发工作中，能力建设是以组织能力建设和村民技术培训为载体的，其中针对村民的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对农村生计改善具有直接的作用。在我国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行政供给体制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是不足的，这一现象在科技知识普及和技术推广方面尤为明显。在乡级政府“七站八所”中，服务类的广播站、科技站等几乎不复存在，使得科技部门几乎全部分布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部门的市场化倾向使得科技部门的服务对象逐渐转向市场。农村社区经济收益的低下及其处于市场经济的末端，使得科技类公共产品和市场信息都无法及时、有效地抵达社区内部。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科技的输人是以项目为载体的，项目一旦结束，科技类公共产品和市场信息进人社区内部就会恢复到常规状态。因此，村民生计改善和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科技、信息缺乏问题开始凸显。从表7-5可以看出，超过60%的农户都面临着技术和倌息缺乏的问题，这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有可能重蹈2004—2007年整村推进产业扶贫的覆辙。要改变这—状况，必须建立常规化、日常化的社区科技支撑和信息输人体系。

　　表7-5村民对生计发展所面临的技术和市场倍息缺乏的认知



　　第三节

　　公共设施的后续维护与管理

　　农村公共设施是指相对于农民私有财产而言，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点，用于满足农村生产与生活需要的设施。在骆家嘴村，农村公共设施主要包括环境保护设施（垃圾填埋场、垃圾车和垃圾桶〉、小学（与金山寺小学合并为八一小学）、卫生设施（村卫生所〉、道路（村组便道)、公共水利设施等，这些基础设施对骆家嘴村社区秩序的稳定与变迁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般情况下，贫困村的公共设施建设为各级政府常规化投人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投入，属于程序“自上而下”的上级政府主导型，农户分散经营利益的多元化趋向、地方资源的匮乏和行政机构绩效考核方式，使得不少贫困村于整村推进过程中，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出现了重短期轻长期、重新建轻维护、重“硬”公共设施建设轻“软件”投入、重表面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现象。尽管在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公共设施是以满足灾民需求为目标的，采用了参与式方法，但“四重四轻”现象仍然存在。

一、 公共设施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比方说，到现在我们的看法不是说任何事情都要国家投入，现在农民不存在义务工，做任何事都要钱。如自来水坏了，我们请人维修吧，要钱，没钱不来维修。那钱从哪儿来呢？当地的干部很不好解决。国家的投入就一次，后面坏了就不投入了。所以这些问题比较明显，也就是后续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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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通了，如果我们有人专门管理、专门维修，那么这样能够使用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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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忧虑，也是不少村民的要求和建议。在村民看来，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很多公共设施之间都缺乏配合，后期管理跟不上。比如说安置点的自来水管理：

　　—个是自来水，国家扶持了三次，现在是间断的，没有具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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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骆家嘴村，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援建的村卫生室因为没有专业医生而未得到充分利用，部队援建的八一小学硬件非常现代化，而师资力量并没有太大的提高。科技厅援建的环保设施因为没有管理经费和维护经费而处于闲置状态。不少村组的自来水、道路因为后期管理跟不上而导致出了问题无法修复。

二、 问题存在的原因

1. 管理主体不明确，合理有效的管理机制没有形成

　　维护道路和水渠，你当干部的不组织，你也是老百姓，我也是个老百姓，你 也说了算，我也说了算，我怎么会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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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村民自治组织不是一级政府，故无权收取费用，加上村集体资金不足，导致基础设施后期管理缺乏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教育、卫生、文化(农家书屋）等公共设施方面的软件投入对于村级组织来说由于没有资源的支撑更是不可能的，而市场配置、行政手段等只会导致优势人力资本(优秀老师和医生）的流失。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骆家嘴村的公共设施基本上是由外界力量无偿供给的，农民可以无偿使用，人人有使用的权利，于是监督管理的职责由谁来承担便成了一大难题。“谁投资，谁拥有产权和收益权”的原则在骆家嘴村是不适用的，因为投资方并不需要产权也并不会从中收益，导致产权不明晰。基层政府认为，“谁受益谁管理”，村民应该自己管理；而村民认为上级没有投入，靠老百姓自己管理是行不通的，结果一些公共设施被超强度使用。如公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变得坑坑洼洼，一些科技、文化、卫生、教育等公共设施利用率低，合理有效的公共设施后续管理机制在骆家嘴村并没有形成。

2. 农村基础设施的曰常维护、后续投入资金不足骆家嘴村的公共设施不仅无人管，更重要的是无钱管。地方政府、援建方和项目实施方只管前期投人建设，不管后期维护资金的投入，致使农村基础设施日常维护、后续投人资金不足。按理说，村公共设施作为集体财产，设施维修费用理应由村集体承担，然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村集体收人微乎其微，村千部收入也较低，无力无心去管。

3. 灾后重建评估考核指标体系不健全，公共设施后续管理问题被轻视对贫困村公共设施的评估是灾后重建和项目实施绩效监测评估的重要内容，但已有的考核指标系中，其评价指标如资金投人情况、修了多少里程的公路、自来水普及率、网络普及率、图书馆面积、人均卫生机构数等，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效率，只重视前期投入，根本不重视基础设施投人后的使用效率 和管理效率，导致公共设施投人很大，但村民满意度不是很高。

4. 村民"搭便车”行为，导致公共设施后续苷理问题的“公地”悲剧

　　自来水是后来修的。村里说是一千元承包给某个人，后来管于被水冲断了，也没承包成，现在也没人管理，费用也收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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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社区，农民“搭便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这种行为源于农民拥 有特殊的公正观，即“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的好处而在于其他人可以从自己这里免费得到多少好处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种看似特殊的公正观，是不同社会境遇下不同行动者理性计算的结果。

　　基于这种情况，要妥善处理骆家嘴村这样灾后重建的农村的公共设施后续管理问题，政府也要提供相应的维修资金，在明确经营和管理责任的基础上，可尝试采取市场方式或者自我管理方式。笔者经调研发现，骆家嘴村留守群体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管理理论知识和法律知识比较欠缺。因此，科学、合法、有序、长期的自我管理方式难以发挥效果。笔者认为，市场方式如承包经营、集体转让等方式是可行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水利协会、股份合作社等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可以作为辅助力量参与管理，同时还应利用社区内部社会资本的力量解决“搭便车”行为。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骆家嘴村，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助行为的发生更多地仍然是遵循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 序格局”的机制，即以血缘、公私、群己关系为标准来度量个人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衡量自己是否应该或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灾后重建行动中，社会资本，是集体行动悖论的解决途径之一。社会资本，是社会生活中的信任与协作，是一种互惠的潜规则。在它的作用下，彼此信任合作，并受到互惠规范的约束，可以将那些有搭便车行动的人，排挤出行动团队，而将那些有搭便车倾向的成员，约柬、教育为自觉行为者，使得集体内的成员群策群力重建家园。

　　第四节

　　村民生计的脆弱性与可持续改善

　　“灾后重建阶段既非完全的非常态社会，也非完全的常态社会，而是处于由非常态社会进人常态社会的过渡阶段，在理论上属于非常态社会的末期、常态社会的黎明期。地震灾区贫困村只有经过灾后重建阶段才能恢复到常态社会。在常态社会恢复过程中，骆家嘴村是在强大的外界干预和大量的资源 输人的基础上完成的。

一、 产业开发遭遇资源不足障碍，村民生计可持续改善成为难题

　　灾后重建结束后，骆家嘴村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改善依赖于村民的资源投人和自我发展机制，而骆家嘴社区整体资源和农户资源有限，未来几年内农户资金短缺压力将会影响未来生计的可持续改善。尽管扶贫开发与灾后重建在骆家嘴村的衔接，以整村推进的形式确实给骆家嘴村提供了众多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产品，带来了村民自身能力的提升，但是扶贫开发中产业扶贫资源投人是以农户为主体的，国家只是提供补贴和辅助，使得原本益贫的项目由于贫困户无力投人，受益的可能仅仅是“大户”。这种做法加剧了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参与产业扶贫和未来生计改善的难度。

　　如在UNDP项目妇女生计项目实施中，新品种生猪养殖比原本计划投人大大减少，按照村干部的说法是村民没有积极性，无钱投人，只能选择一两户来做。相关部门实施的绿色社区科技示范项目中的民居恢复重建技术，生活垃圾和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利用技术，水源地保护及安全用水技术，生猪健康养殖关键技术及疫病防控技术，粮油和食用菌、核桃等农业生产技术等众多技术的推广并未达到预期目标。

二、 债务危机与生活预期

　　未来一到三年时间里，贷款到期、利率补贴取消加上民间借款，不少农户进入还款高峰期，将会是骆家嘴村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于老百姓来说，偿还债务是个不小的压力。

　　7000多元，按目前来算，三年下来本息共7万元。3年后低息政策结束，就更麻烦了。老百姓有的人比较负责，有的人想着我还不了，你把房子拿去。还有人认为，如果有抵押，还不了可以执行；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执行？三到五年后肯定有坏账、呆账。比如我修了3间房，共80平方米，每平方米1000元，共8万元，贷了3万元，国家补贴全加上有3.5万元，再借一点，债务就是4.5万元，农民本来就没钱，打工又挣不了多少，家庭还要开支，債务越 滚越大，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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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对象的表达，我们可以感受到村民的无奈和悲观的生活预期。2009年，村民户均现金收人12000多元，而同期农户在种植、养殖、商业、教育、医疗、吃穿用及人情往来等方面的日常开支户均为15800多元，照此理解，不少农户一年下来没有结余，还款能力非常弱。

　　咱这人均纯收入，刚开始我也挺纳闷，人均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不是一个概念，人均纯收入算的时候，你吃的米面、用棹的东西也算收入，一年到头都算上，人均纯收入数据很大。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按照企业的方法，除去各种成本它就没有了，甚至可能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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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村规划，2011年村民收人为4430元，2012年为5316元。养殖、种植业仍为村民收人的主要来源，劳务经济仅占10乂。然而随若物价上涨，农民的开支也在增加，村民的收人增加仍是个未知数，2012年人均收入预期仍是个虚拟的数字或者“被增长”。曲于灾后重建时间过度集中，材料费和人工费的“双上涨”导致灾后重建成本儿乎翻番，村民负债水平创历史新高。不少村民被迫由震前“打工存钱”向震后“打工还钱”转变，致使农民本就脆弱的生产投资能力遭受严重破坏，甚至可能危及灾区社会稳定。可以预见，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策支持，骆家嘴村大多数村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三、 野猪之患

　　在目前所有产业中，农业是受生态环境因素影响最大的一种产业类型。退耕还林、野生动物保护和移民搬迁的实施，使生态环境趋于好转，这对农业生产相对来说是有利的。然而，正当骆家嘴村不少村民在种植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方面摩拳擦掌之际，却遭遇到了野猪之患。野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打野猪就成了违法行为。近两年野猪泛滥成灾，危害农田及作物，在笔者调研期间，不少农户忙着抢收未成熟的玉米，以免被野猪吃掉。

　　土枪被收走，野猪不允许打，是保护的，又没有进行补偿。本来打野猪也是老百姓的收入之一，一头可以卖300块钱。野猪多得很，庄镓被野猪糟蹋完了。但现在老百姓没有枪，没有工具，所以以后就不种了，只能出去打工。产业发展问题比较突出，原来家家户户都有很多地，粮食很多，现在家家户户都买粮食，这也影响到生猪养殖。虽说老百姓心态不好，很恼火，但又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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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种不了，只有几亩田。苞谷都让野猪吃了，有地也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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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野猪与野猪危害农作物成了两难的尴尬局面，“这背后预示着我们生态修复、野生动物保护、粮食保障、狩猎机制的几多困局。这就需要建立一 种补偿机制，从而减少村民的损失，同时对泛滥成灾的野猪进行适当捕猎，以减少灾害的发生。

　　其实，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困局不仅表现在野猪之患上，而且表现在食用菌产业发展上。

　　去年开了一个关于食用菌的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发展食用菌是个好事，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反过来说，它又破坏生态资源。因为它用的是林木资源，咱们现在好不容易保护了十几年才使树木长这么高，转过来就用刀这么一砍，粉碎成小碎木头，这对生态环境有影响，但是农民要吃饭要发展，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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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不能仅仅停留在目前的范围之内，还应该构建更大范围的多部门合作机制，对多重因素制约下的困局进行沟通和协商，从而达成共识，实现多方共赢。

四、 没有土地的农民

　　在骆家嘴村，没有土地的农户主要由以下群体构成：①新搬迁而来的移民；②移民街库区移民；③灾后重建中耕地被占用的农户；④搬迁到公路边和 安置点的农户。年轻人表现得比较坦然，而中老年人内心无法接受。

　　在骆家嘴村，耕地减少是个不争的事实，主要原因有退耕还林、自然灾害的破坏、搬迁和因野猪之患而拋荒。失去土地的家庭的生计基本上以非农业为唯一手段,特别是外出务工成为这些家庭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因此，类似骆家嘴村这样经过灾后重建的贫困村所存在的“农民非农化”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 贫困群体的生计维持与返贫现象

　　劳动力文化素质、生计来源依赖、资金和土地等资源的拥有量等因素是制 约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的主要因素。此次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试点 村采取的是整村推进的方式，以村庄为整体来展开，资金不足加上贫困群众的 收人偏低与偾务相对偏高导致他们无力投人生计项目，使得贫困群体受益程度并不是很高。

　　我们2008年人均纯收入2800多元，2009年为3800多元，（之所以增加〉因为也把国家补助的2万元给算上了。不是很合理，但确实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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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增长问题比较敏感，你也知道，我们这收入的增加很多来自打工。其实2008年后人均收入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上面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人均收入要提高，所以我们也要提高，要不然上级的经济怎么发展呢？比如说2008年地震后，很多家庭收到了很多捐款、物资，所以收入就提高了。2009年我们这发放住房贷款，最高3万元。关于收入统计这一块是有技巧的。比如贷款，你说是收入还是支出？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我外面欠钱了，加上利息，那我的收入肯定减少了，但是政府不这样说，政府说你今年多收入3万元，人均收入就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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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中可以看出，大规模的资源输人和在社区内部的分配确实提高了骆家嘴村村陂，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收人，但这种提高是外援性的而非内生的。与此同时，大规模集中建房导致成本提高，实际上抵消了国家建房补贴的大部分效应，加上超前的建房标准,形成了新的债务。函此，新的债务对农户的心理、生计恢复及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据调查表明，平均每户债务4万至5万元时，对于一般农户，用5年+左右时间即可还清，而对于贫困农户而，可能需要8〜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还清，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将对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集中重建的农户，其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集中居住、集中生活，远离耕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此外，贫困户的能力建设并没有随着恢复重建进程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贫困群体的经济状况和未来预期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资源大规模投入所 来的贫困群体脱贫的成果随时会丧失，他们的生计维持仍是一大挑战，返贫 风险比较高。如果没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其负面影响就会渐渐凸显。一旦形成群体性问题，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

　　第八章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模式总结与启示

　　汶川地震灾区地方政府是灾后重建的责任主体,在中央强大的政治动员和资源供给及兄弟省市援助的前提下，截至2010年10月，灾区灾后重建任务基本 完成。而对于骆家嘴村来说，“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新模式的试点使得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践证明，以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引领灾后重建是一种有效的贫困村灾后重建模式，其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葙效性和优越性。以扶贫开发整村推进模式引导灾后重建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因此，归纳和总结这一模式，探讨其中的内涵和经验做法，宿助于外界了解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及其所具有的独特推广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一节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模式总结与启示

　　从2008年6月骆家嘴村被国家扶贫办确定为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试点村以来，骆家嘴村的民房重建、基础设施重建与产业重建三项重建任务无论在速度还是规范方面都明显优于周边非试点村。在整个灾后重建过程中，始终不满足于简单恢复重建，而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路径选择上坚持灾后重建、扶贫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并举。重建任务紧紧围绕民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生计改善及增加贫困人口收人这个中心，力求将防灾减灾与社区发展相结合，降低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可能性。在资金投人和扶持堡上，以政府投人为引导，以村级优势资源为蕋础，充分调动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资源，形成了坚实的资源利用平台和整合平台。

一、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基本做法

1. 以整村推进为基本工作方式

　　整村推进作为一项起源于甘肃的扶贫开发模式，已经成为贫困村扶贫开发的主要模式。该模式以全局观念统筹解决贫困群体的生计与村庄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尽可能地满足贫困人群生计改善与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需求，坚持公共设施建设与能力扶贫相结合，以一种整体思维来推进贫困村的发展。根据《贫困村灾后重建专项规划》规定，当地扶贫部门是骆家嘴村灾后重建的主导、协调和组织部门，因而将比较成熟的贫困村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应用到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之中就成为合理的选择。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从规划到实施始终以整村推进的方式，聚焦贫困及弱势群体，力求实现村庄防灾减灾、扶贫开发与灾后重建相结合，注重将资源输人和能力建设相结合，从而使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改善得以实现。

2. 坚持脆弱性分析和优势视角相结合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有关部门开展了脆弱性分析活动来帮助村民认识和识别自身的脆弱性与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行动建议。后来无论是防灾减灾、产业开发还是能力建设都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同时采用优势视角观察和了解社区的优势所在，帮助村民认识到他们的优势，从而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帮助村民有效利用自身优势解决其外在或潜在问题。

3. 以参与式灾后重建规划为基础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是在扶贫部门的组织和引导下，在充分了解村民需求的基础上以参与式方法制定出来的。整个规划以村庄为地域单位，采取扶贫部门、规划部门、基层干部和普通村闰等多元参与的方法对村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规划为后续灾后重建行动提供参考和基本路径，实现了灾后重建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

4. 动员多方力量，最大限度聚集和利用资源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扶贫部门及其他涉农机构都参与到骆家嘴村灾后重 建工作之中，实现了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输入骆家嘴社区内部。同吋在多部 门合作和社会参与机制下，很多非政府组织或民间团体都投人了大量资源。 在重建过程中，将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建设、通村水泥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 农网改造工程、安全饮水、移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与灾后重建有机结 合，有效地整合了国家、省市、县乡及村庄本土资源，形成了较为有效的资源整 合与动员系统。在骆家嘴村这一平台上，在中央与地方贫困办主导下，联合援 建和帮扶单位、社会组织，鼓励村民参与，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构筑了有效的内外、上下资源整合机制。

5. 参与式方法贯穿灾后重建全过程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村民的配合、参与程度不仅会影响到灾后重建的效果与进度，也会影响到村庄内外、村民内外的关系。因此，在赋权理念下采用参与式方法引导和鼓励村民参与到灾后重建规划制定与实施中来，不仅是灾民自力更生的要求，也是社区内部动员与资源整合的关键。该村开创性地实施了“村两委”、受益户联合动员机制，在项目实施前，先召开受益户会议，然后再召开村民动员会，提高了资源整合与动员能力。该村灾后恢复重建始终坚持“参与式”理念，广泛动员村民参与，建立了政府、社会力蜇、村庄、村民四种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联动的机制。

6. 注重村民的能力建设

　　在贫困村灾后重建过程中，每个项目的实施，都有很多专家通过指导、现场服务等途径提供智力支持，然而如何解决专家“退场”后村民知识、技术缺乏的难题，破解灾后重建特别是产业发展缺乏智力支持困境是贫困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走上了一条“打造本土精英，实现项目运作民间化”的道路,加强技术资源整合，在项目实施中注重放大项目的示范效应，采取各种途径拓宽本土人才培养途径，将村民技术培训、知识培训、能力培训等培训项圉与灾后扶贫重建有机整合。同时，“村两委”干部、村民借助负责或参与项目，实现项目运作的乡村化、自我化。截至目前，通过妇女培训、村干部能力培训、养殖种植技术培训、劳动力转移培训等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为该村留下了文化、能力、科技等智力财富。

二、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模式总结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模式呈现出“规划先行、多方动员”的特点，是以整村推进方法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模式，可以称之为“整村推进式贫困村灾后重建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以下要求。

　　第一，规划先行。要求以村庄为地域单位，采取多元参与的方法对村庄发 展进行科学规划。在政府机构、专家学者的有效参与下，在充分了解村民需求的基础上，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村民参与的机制和渠道，鼓励和引导普通村民参与规划的制定。其中村民需求是规划的基本依据，专家学者的参与旨在为规划提供科学引导，政府的参与是规划公信力的基本保证。规划是这一模式的首要工作。

　　第二，多元动员。这一模式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搭建多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要求最大限度地整合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村落及村民等多方力量所拥有的资源，以求资源集聚和利用最大化，满足社区整体和村民的多种需求。在多元力量中，必须维护村民在灾后重建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他们才是灾后重建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第三，整体推进。统筹考虑村落社区和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问题，通过脆弱性分析和借助优势视角全面了解村落社区及不同农户的脆弱性所在和优势之处，从而将不同农户需求特别是贫困农户需求与村庄发展、农户当前需要与 区长远发展、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及组织能力建设全面结合起来，以一种整体思维来推进贫困村的灾后重建。

　　骆家嘴村的实践证明，“整村推进式贫困村灾后重建模式”在贫困村女后重建工作的理念和机制上有所突破，在资源整合、机构协调、项目衔接、持续发展、民众参与等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优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三、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骆家嘴村两年间的灾后重建活动所发生的点点滴滴告诉我们：这一模式仍不成熟，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予以补充和完善。

1. 存在的问题

　　在骆家嘴村杭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扶贫系统主导下的贫困村 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新机制的引人和构建，使得灾后重建资源来源主 体已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主多元式，但仍存在政府权力向社区领域过分扩 展的问题。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行为最终导致社区治理所需的各种资源 严重依赖行政供给，出现了各类主体在社区平台资源整合中的行为失范现象。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在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中无限权能色彩浓厚，超越其边界乃至 扩展至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比如在住房建设方面，过度强调统一性和一致 性标准，虽然最终目的是维护村呙的利益，但却加剧了贫困户的债务危机。

　　第二，科层制政府的弊端和政府人员无法摆脱的私人利益影响并降低了 资源使用效率。基层政府及工作人员对骆家嘴村实行自上而下的等级控制， 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以及制定和实施政策来对社区资源进行 单一向度的管理，削弱了骆家嘴村社区及村民的主体地位。另外，政府部门之 间的相互沟通和协调机制在中央层面取得了一定经验，而地方政府多部门之 间，以及政府与企业、社会力量的沟通协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第三，资源使用不均衡，加剧了村庄内部发展的不均衡。由于政府拨款数 量有限，加之社区自身创收额度有限，灾后重建过程中经常出现人财物匮乏的 尴尬局面，各村组之间资源分配不均衡，过度偏重于安置点建设。

　　第四，不完全的参与，降低了应有的社区动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原规划中有两个安置点，陶家沟安置点建设达到了预期目标，而2组的安置点因为基层政府重视程度不足及资源有限，加上政府介入不够及社区动员和组织协调能力跟不上而未能全部完成。

　　第五，政策失灵，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输人缺乏日常化长效机制。现在看来，产业发展应该放在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成之后，这样，农户才布相应的精力和财力予以投人，效果会好一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在制定社区资源整合政策中存在决策失误，所做决策缺乏宏观、长远、综合的战略考虑，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短期行为，这主要体现在产业扶贫和能力建设方面。灾后重建结束后，科技特派员计划、技术指导与培训等项目也宣告结束，人员撤离使得社区产业发展和能力建设所需要的资源状况又恢复到震前水平。

　　第六，村民主体地位的保持问题。在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香港红十字会、乐施会、UNDP、陕西妇源汇等国内外机构广泛参与，为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每个机构都有着自己的工作理念和思路，这些工作理念和思路对于贫困村来说是新颖的，并与本土传统存在差异，但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而被迫一味地服从援建方的理念和思路，当地干部和村民担当了配合角色，其主体地位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

2. 启示

　　如果说在抗震救灾阶段，由于应急需要，政府无限制地介入是可以理解 的，而在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过程中就涉及政府、市场、社区和农户多重主体，所以应该明晰政府行为的边界，避免自身功能缺位、错位和越位。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的力量搭配格局应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区资源整合机制不能持续优化，规避村民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度在灾后重建时及重建后有所降低等诸多现象。

　　作为一项干预贫困问题的工作方式，整村推进式灾后重建应做到：①改善村落的总体环境，阻断贫困人群的恶性循环；②从根源上缓解灾害对社区的影响，增强社区的防灾、减灾与救灾能力，减少导致贫困问题发生的因素；③对贫困村的特困户做到分类指导，制定一定标准，通过一些倾斜性的政策予以优先扶持，这是今后整村推进模式应该予以重视的地方；④整村推进式灾后重建应引导和鼓励农户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重构，优化农户的社会资本；⑤始终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

　　第二节

　　骆家嘴村社区减灾和绿色社区实践

　　骆家嘴村地处陕南地区，交通不便，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村落社区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造成很大冲击，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和村民生计的改善受到了很大 制约，灾民的生活与生计非常脆弱。同时，骆家嘴村是贫困村，经济基础欠佳、公共设施与医疗基础薄弱及弱势群体的脆弱性等诸多困难极大地削弱了其对灾难的抵抗力和灾后的恢复力，导致社区整体抗风险能力较低。汶川地震所带来的灾难让本来就深陷生存困境的骆家嘴村村民受到了二次伤害，因此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应打破原有的发展模式，同时积极探索社区减灾机制，从而 提高社区减灾和防灾能力，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

一、 骆家嘴村的社医减灾模式

1. 社区减灾的重要性

　　当灾害发生时，社区及其成员不仅要面对灾害，而且要应对灾害。实践证明，灾民自救是最快速、最直接、摄有效的救灾方式，乡村社区内部的应急方式和村民的自救是减少人、财、物损失的重要手段。因此，提高社区及其成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的抗震救灾工作机制中，社区是查灾、报灾工作的重要承担主体。然而，在城乡二元体制制约下，由于农村蕋层政府应急投入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和减灾设施缺乏等因素的影响，我圃农村社区灾害应急能力非常薄弱。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社区减灾水平的稳步提高，最大限度地提高社区居民的灾害风险意识与减灾能力是我国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

　　“灾前预防系统是自然灾害应急系统的制约系统，位于自然灾害系统的前端。灾后恢复系统是自然灾害系统的恢复重建系统，位于自然灾害系统的后端。灾前预防系统间接制约着灾后恢复系统，灾后恢复系统间接影响着灾前预防系统，三个子系统共同构成循环往复、互相促进的可持续发展系统。一 般情况下，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为灾前预防和灾后恢复，骆家嘴村社区减灾实践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2. 骆家嘴村的灾害预防系统

　　防灾和减灾设施建设是灾害预防的重要载体。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中曾 提及“骆家嘴村经常发生的是地震，其次是洪水、滑坡、泥石流、大风雷电最后才是旱灾”。到13前为止，对地震的预防，人类仍是力不从心的，故而骆家嘴村能够应对的主要灾害就是洪水及其次生灾害，防灾和减灾设施也是围绕着这一灾害类型来修建的。在多部门的资助下，修建了护坎、河堤和堰渠，这些设施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区的自然灾害风险应对能力。

3. 骆家嘴村的灾害应急演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着眼于灾害与贫困的密切联系、社区‘与救灾和减灾的关系、贫困人口在应对灾害及突发事件中的脆弱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对减贫进程的推动作用等相关因索，于汶川地震发生后发起了与我国段政部合作的农村社区，减灾模式研究项目，社区应急演练成为农村社区减灾模式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该项目同时在包括骆家嘴村在内的5个贫困村展开。在对5个贫困村（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富兴镇光明村、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柏隆镇清河村、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马口村，甘肃省陇南市文县中庙乡肖家坝村、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干部和群众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贫困村社区存在缺乏风险性和脆弱性评价、防灾减灾资源匮乏、缺乏综合减灾规划、减灾管理机制和职能不健全、没有统一的应急队伍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村社区高风险、高脆弱性、低设防能力等特点，将自然灾畨风险评价结果与乡镇相关预案相衔接，参考村干部及村民代表的意见，编制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通过专家评审并最终选取了骆家嘴村和马口村作为演练试点村。

　　比如说去年来了个演练，演练内容比较简单。按我们当时的具体情况，比如说要下大雨了，上面给个紧急通知，组长到时候看雨下得大，先把人撤离掉，然后再抢救财产什么的。当时在村委会设置了应急指挥所和减灾物资存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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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练中，村干部按照预案，各负其责，从灾情监测到組织撤离，从外界援助到就近安置，每一个环节全部进入“实战”状态，客观真实地模拟了本村在灾情监测、应急响应、转移安置这三个环节的行动能力，同时也为参与演练的村民提供了一次生动的学习实践机会。当时来自国家减灾委办公室、民政部、联合国灾害管理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城乡社区、社会团体和企业以及地方民政救灾系统的代表到现场观摩了演练活动。此次演练不仅得到了国际专家、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社区干部的防灾减灾应急处理能力，提高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同时为进一步推动创建全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工作积累了经验。

4. 成效与不足

　　在2010年7月22日至25日，骆家嘴村连续普降大到暴雨，造成特大洪灾，致使村民房屋受损，农田被毁，道路垮塌。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81万元，全村125户672人不同程度受灾，农作物受灾总面积达95亩。洪灾发生时，村委会启动《骆家嘴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应急救助领导小組、灾害巡查队、转移安置队、物资保障队和医疗救援队各司其职，有力有序地将3组陶家沟群众及8组路家沟群众共142人转移到了地势高的村委会应急避险场所，分区安置隄众并发放方便面和矿泉水，降低了此次洪灾对灾后恢复重建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应急管理机制是自上而下、行政主导式的方式，这种机制并没有将社区纳入视野，来自制度的正式权力缺失与资源的缺乏使得社区组织几乎没有自我应急管理能力。农村社区减灾与城市社区存在很大不同，我国大部分应急机构和力量都在城市社区，应急组织资源整合相对比较容易。村级集体资源匮乏，无法及吋补充应急物资，资源保障能力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村两委”在避灾和减灾方面的组织和引导还处于无力利被动地位，无法有效提升贫困户的抗风险能力。

　　对于乡村社区来讲，其在风险管理体系之中的角色是参与者、配合者和自我组织者，因此赋予社区组织以自主权，提高社区的参与意识、应急能力和自救能力便成为演练的主要目标。这次演练主要是针对洪灾展开的，并没葙考虑到不同自然灾害对家庭的影响。一个小范围的自然灾害可能不会对社医整体造成太多的危害，但可能会对贫困户造成很大影响。社区减灾和避灾探索没有充分利用社区的政治资本、村民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来应对灾害，没有有效调动农户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尽力实现自然资源和物资效用的最大化。而骆家嘴村开展各项减灾和避灾莶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已有设施的后续管理和后期的资源投入长效机制缺失，将会导致未来十年内该村减灾和避灾能力衰落。

二、 骆家嘴村的绿色乡村社区实践

　　“现代自然灾害研究中的脆弱性分析表明，灾害是‘致灾因子，（triggering）与‘脆弱性’(vulnerability)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致灾因子，是指引发灾难的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灾’和‘人祸’ 。①骆家嘴村坐态敏感度较高，人地矛盾突出，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灾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状况，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因此，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灾后重建的协调发展，必须重视对诱发灾害的相关因素进行治理，要想从根本上防灾和减灾，就必须消除自然灾害的人祸因素。

1. 基本做法

　　在骆家嘴村的项目规划与实施过程中，结合库区移民街建设、震前扶贫开发建设，针对不同村组受灾情况及现实情况，合理分配资源，合理开展项目实施。从长远发展着眼，将民房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工程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听取村组干部、党员和群众意见,按轻重缓急，优先解决灾后群众生产生活紧急问题，避免了平均使用资源、重复投人资源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实现了村组、农户受益面的最大化。同时该村在陕西省环保厅支持下，修建了垃圾填埋场，设置了垃圾临时堆放点和垃圾桶，并积极推进沼气池建设。在灾后恢复重建中，还将产业发展与林权改革、生态保护有机结合，避免了各种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促进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2. 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实践

　　该实践活动是在“陕南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支撑下展开的，该项目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地震后灾区新农村建设技术集成及示范”项目的研究课题之一，骆家嘴村是该项目的综合示范点。

　　该项目是在陕西省科技厅组织下和地方政府配合下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相关高校承担的，旨在将民居恢复重建技术，生活垃圾和农业废弃物肥料化利用技术，水源地保护及安全用水技术，生猪健康养殖关键技术及疫病防控技术，以及粮油和食用菌、核桃等农业生产技术等运用于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之中，从而形成先进实用的陕南绿色乡村社区建设配套技术体系，促进村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截至2010年9月，该项目组为骆家嘴村编制了1套绿色乡村社区规划图及建设方案，设计了5套农村住宅建造图纸，并在骆家嘴村建成10套示范民居样板房，制定了相应的住宅建造技术规范。在产业方面，建成食用菌快繁中心1个，胁助广坪镇建设食用菌种场1个，引进试验示范水稻、油菜新品种10种，建立高产示范田100亩，完成猪场建设规划和工艺设计，制定了生猪健康养殖及疫病防控技术规范与操作规程，取得了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等标志性成果5项。

3. 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项目实施后，住宅建设规范在骆家嘴村得以应用，食用菌快繁中心及新作物品种得以应用。然而住宅新材料推广、食用菌快繁中心、新品种生猪养殖等遭遇了困境。比如住房新材料应用技术示范与推广就遭遇了成本过高的难题。

　　那个囷面施工模型我已经看过了，还是比较结实的。当时实行的是自愿报名。当时说便宜，所以报名的人很多，交钱的人很少。其实那东西（建材)太贵了。后来发现挺责的，也没有给补贴，就我们几户。原来说的是既能节能，又能环保，还冬暖夏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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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这样一项节能环保的新型建筑材料和技术因为成本太髙而没有被更多的村民所接受。与此同时，食用菌快繁中心建设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该中心获得诸如陕南绿色乡村项目、UNDP项目、妇联项目等的支持，但笔者在该中心看到院内只有闲置的设备。

　　没有做培训。说的是搞液体菌种生产，做个培训，他们给了三万块钱后，他们的人再也没来过。说是要来，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来。本来打算给点新的品种，拿到这进行初步试验，后来也没有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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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课题组计划在骆家嘴村投放二元母猪（一种新的母猪品种)100头对骆家嘴村的生猪品种进行改良，同时进行技术推广；但受到了市场低迷因素的制约，生猪价格偏低，没有多少利润，村民不愿意养。最后由3户承担了这一试点项目。计划中的肥料厂因为其原料是沼气池肥料，而后因沼气池尚未成规模修建而夭折，后期的水稻、油菜新品种推广仍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项目在进行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农民的心态、经济成本及各种因素。同时这一项目从效果来看是一个长期项目，但项目实施的时间仅为两年，在2010年10月进行验收和考核，因此在短期内完成长效项目，无论对项目承担方、地方政府还是骆家嘴村的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这一点是以后在农村社区开展项目时应考虑的问题。

三、 前景未卜的乡村环保事业

　　灾后重建结束后，骆家嘴村村民主要集中在公路沿线两边和安置点居住，导致垃圾废弃物较多，环境污染严重。为此，有关部门援建了垃圾填埋场，并配备了垃圾车和垃圾桶等环保设施。

　　这个是环保厅搞的，配置的有十几个垃圾捅和垃圾车，每个村組放置一个，如果不够就增加几个，集中回收填埋，这样环境卫生就没有问题。上山去垃圾填埋场的路还需要再修一下，宽度可以。但“7·23”特大洪水冲毁了去垃圾填埋场的路，如果不修，车无法通过，就没有意义。垃圾填埋场估计用5年到10年没有问题。一旦填满后要另选址，至于说报废后怎么办则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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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垃圾桶、垃圾车等配套设施仍没有投入使用，骆家嘴村的环保之路任重道远。在项目规划和实施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科学性，还要充分考虑到其可行性及其所需要的各种配套设施，而不能简单地“一建了之”。此外，后期管理问题也是乡村环保事业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节

　　讨论与回应:贫困村

　　灾后重建的政策安排与运用

　　在研究之初，本研究就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视为相互衔接而成的社会政策体系指导下的国家政治行为、经济行为、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的集合体，是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体相互协作、旨在恢复与重构的干预活动。其实，无论是扶贫开发、抗震救灾还是灾后重建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以恢复与重建社会秩序为导向的。

一、 贫困村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政策与秩序关系问题

　　政策与秩序的关系一直是制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主题,但当我们来梳理它时，往往会发现它散存于众多研究之中而无法把握其清晰的脉络。对政策背后的人类互动行为研究存在于社会学知识体系之中，对外在制度的研究存在于政治学与法学特别是政治人类学和法人类学之中，而政策与各种社会形态的关系则被制度经济学占有了。综合性较强的社会学学科能否用其知识体系“一统江湖”，则是不可预知的结局。

　　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讲，秩序包含着模式、规律和顺序，它具有“主体多样 性统一、诸要素的有机统一和追求和谐的特征，对于其是否会形成可能依 赖于社会的组织、个人、文化、结构、制度、资源等诸要素间的良好互动关系，在现代社会学家看来，其中的文化、结构与制度对彼此间的互动产生着重要影响。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知，作为行动准则的政策只是一种作用于社会秩序的外来力量而已。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政策涉及两大内容：人和资源。政策的制定，一方面是为了调节人的行为，规范人际关系，形成稳矩、合理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是为了规范和约束各类资源的获取与使用。从目的上来讲，政策是为了恢复和重建目标对象或区域内良好的卩丨常生活秩序。一般情况下，政策的制定要基于两点：①作为事实的社会秩序，即政策要么是恢复、维持，要么是改造作为事实的社会秩序;②作为预期的社会秩序，即政策所要达到的存在于观念之中的预期社会秩序。因此，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政策体系是集恢复、维持和苒造社会秩序为一体的政策体系。

　　由此来看，以骆家嘴村为代表的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与秩序有着密切关 系，从“政策下乡”与“资源下乡”的双重历程中，这一密切关系不仅体现于致力于实现贫困村脱贫的目标中，而且显现于灾后重建秩序恢复的诉求中，可谓是恢复、维持和再造社会秩序的统一体。无论是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还是社区及村民都认为根基于贫困之上的“事实秩序”对乡村社区及其成员的发展是不利的，力争通过政策所涉主体间的合作，将“预期社会秩序”变为现实，从而实现贫困村灾后重建的多重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贫困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政策是一个指向贫困村“社会秩序”的政策体系。

　　在哈耶克视野中，社会秩序被分为人造的秩序和自生自发的秩序。人造的秩序指的是那些建立在特定目的和刻意设计的规则之上并由外生力量（个 人或集团的强制性力量）所建造的秩序，是一部分人为了某种目的而建造起来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是那些产生于人们自发的社会交往并经由‘试错过程，利 ‘赢者生存’的实践过程逐步演化而成的秩序。”而在强有力的宏观社会体系中，两种类型的社会秩序往往交织在一起而无法区分，且人造的社会秩序越来越成为地方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贫困村的灾后重建透露出国家对贫困区域的关注和对灾后社会秩序恢复的展望，扶贫开发旨在打破或者革新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自生自发秩序，而灾后重建则以自生自发秩序为基础，以社会秩序恢复为第一要义，因此，贫困村的灾后重建政策在秩序诉求上将人造秩序和I自生自发秩序完美结合作为根本目标。然而，从骆家嘴村的事实可以发现，以追求将人造秩序和自生自发秩序完美结合的政策体系在实施过程中，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索。在两年的灾后重建过程中，强大的外界干预活动给骆家嘴村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巨变，但维持新社会秩序的机制由于时间紧迫而未能得以有效搭建。

二、 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权力格局

　　在汶川地震灾区，大量贫困村的灾后重建是整个灾后重建体系的一部分，其“贫困村”与“灾区”双重词汇的叠加，使得灾区贫困村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地位”，它们不仅是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受益者，也是灾后重建政策体系中的一环。双重政策体系的衔接问题与配合决定了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其中。在细细反思中，在实施过程中所采用的多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是多主体参与平台，是传统的“国家一社会"、“政府一市场”和“社会一个人”等分析框架所能完全涵盖的。因此，在研究中笔者罙用了“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社区、社会组织等）一群体(个人)的分析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国家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资源的输入者，而市场、社会和群体(个人)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和资源的供给者，四者之间的差异性在于资源供给背后规则的不同。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国家掌握了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的内容、时间、目标等方面的主导权。在国家内部，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但由于政策的制定、解释与效果评价权掌握在中央有关人士手中，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分布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多部门之间则是一种彼此平等的合作 关系，扶贫部门作为发动者和倡导者，自然而然掌握了主动权。市场、社会及村民只是参与者，而不同的是社会组织和市场的权力在于资源掌控之下的话 语权，村民拥有的权力在于参与其中。“参与式灾后重建”或者“参与式扶贫开 发”就表明村民主体地位及相关事务主导权的式微。

　　外界干预的目的在于与村民合作，帮助他们选择替代他们现有行为、态度和使用环境资源的方法，以实现他们的生计可持续性和生活的持续改善，从而构建新型社会秩序，增加他们对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控制权。对村民来说，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能够很好地把握乡村 社区事实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延续性决定了革新与再造乡村社会秩序必 须以“事实社会秩序”为基础，否则会因变迁过于激烈而导致秩序混乱；②能够使村民个体明显感受到自我力量的外化，能主动与外界主体、资源进行互动，并能主导互动结果的变化。外界主体所输人的资源中，智力资源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里面所包括的一些概念在村民脑海中是一头雾水，更何况要用这些概念将农民动员起来并应用于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乃至今后的日常生活之 中。

　　然而在两年的历程中，由于资源不足，基于资源利用、政治实施控制权之上的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事务的主导权旁落至政府手中，村民的参与权也退 化为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事务的劳动权。因此，村民在蕋础设施后续管理、未来生计改善等诸多问题上都对外界特别是对政府具有依赖心理，并对未来生 活预期呈现出复杂形态。

三、 乡土场域中秩序构建的主体及其关系

　　长久以来，在社会学视野中，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一直是解读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社会治理等问题的主流分析框架，因而形成了费孝通的“双轨结构”、黄宗智的“三角结构”、杜赞奇的“经纪人模型”及徐勇的“二元权力体系”等。在本研究中，政府、市场、社会及村民都参与到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之中，并分别掌握一定的权力，社会组织被捆绑于部门体系之中，市场主体则游离于社区、村民及政府之间。相对于乡村社区来讲，它们都是外界力量。乡村社区内的民众作为一个群体，在内部精英的领导和组织下，形成了内部力量。因此，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乡土场域中形成了“二元权力格局”。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中，在多部门合作及社会参与平台下，多重力量在扶 贫系统的组织协调下共同开展活动，它们的身份、资源和文化各异，却因国家的强大的动员机制和资源集聚能力而捆绑在一起。在国家层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协作关系。除了政府之外，它们一般在地方政府的伴随下进人社区内部。对于村民来说，这就赋予了所有外来主体以权威地位。外界力量借助乡村精英进人社区内部并开展活动，几乎所有的外界主体在骆家嘴村的所作所为都有着一定的报酬，有着一定的资源，同时它们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公益心。被组织化个体在代表组织发生组织行为、履行组织任务时,个体对组织的态度、依附程度及对组织任务、理念等组织要素的理解不同，导致组织行为被个人化。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与组织相背离的个体行为（谋取个人私利等行为〉，在实践层面扭曲了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

　　在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过程中，乡村精英是连接乡村内外的桥梁和中介，而乡村精英在灾后重建任务中无相应的合法获益权，他们对谋生与工作的兼顾是靠道德上的责任感或公益心实现的。由此，骆家嘴村的灾后重建成功之处在于农民的愿望、政府的责任或社会组织和乡村精英的公益心的有效结合，从而使正式权力系统与非权力系统实现了有效结合。这种二元权力格局实现了行政权、参与权和公益权的有机结合。

　　基于与组织关系的密切程度，骆家嘴村村民的参与呈现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两种。在很大程度上，个体参与依赖于其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资本，这只是少数精英才能做到的事情。更多的参与是以组织化形式出现的，农民组织是其与市场、政府的缓冲与中介。然而，无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还是别的组织，都存在人才空缺的现象，农民的文化生态结构已经失衡与退化，使得农民的参与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多部门合作和参与机制和“参与式”的政策设计在多层级社会结构中层层递减，在乡土场域中，实践与政策日益相背离。

四、 回归政策边缘的乡村秩序

　　边缘是相对于中心来说的，原本屑于地理概念范畴，用来形容远离中心的地理空间位置。而在社会学家眼中，边缘有着被忽略、遗忘的意思。在本研究中，边缘是对人或事物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地位的描述。无论从地理、政治还是经济上，地震灾区贫困村都处于边缘地位。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贫困村大多处于交通不便、比较偏僻的地方;从经济上来看，与中心城市、集市的偏离导致其经济被边缘化；从外界关注度来看，像骆家嘴村这样的贫困村很难进入外界视野之中。而在政治结构中，贫困村是国家统治与社会治理的末端。然而，这一切于汶川地震后发生了改变，灾区贫困村开始被外界所关注，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阶段性任务实施过程中，骆家嘴村作为“试点”而被国家及有 关部门重视，其边缘化地位有所改变。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和社会等外界力量都给予试点贫困村以大量的资源支持，有效地帮助了灾区贫困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优化。纵观骆家嘴村两年的灾后重建历程可以发现，“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试点村是该村的一个鲜明特征。“试点”是中国公共政策形成与推广的主要形式，借助“试点”而探索出的经验和政策操作模式是日后政策贯彻和执行的参考。在吴毅看来，“试点”的实质就是“依靠优势的行政资源，以强势的组织化动员力量运作政策。由于具有这些优势，骆家嘴村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获得了特殊的资源，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灾后重建一旦结束，骆家嘴村之类的贫困村又将恢复平静，恢复到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边缘化境遇中。

　　灾后重建结束后，骆家嘴村又回到了依靠常规力量进行发展的轨道上。在缺少强大的政策、资源支持和外界干预下，骆家嘴村能否实现自我“造血”从而维持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到目前为止，骆家嘴村发生了多层面、多领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这一模式是成功的。尽管这一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始终以“可持续发展”为努力目标，并为此开展了诸多工作，但是未来几年才是真正考量这一贫困村灾后重建模式的关键时期。“外力退出之后的骆家嘴村会怎么样”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附  录

　　附录A

　　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

　　广政字〔2008〕号

　　广坪镇人民政府关于报送《广坪镇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的报告

　　宁强县人民政府：

　　随文报来《广坪镇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请予审示。

　　2008年6月22曰

　　抄送：县委办、政办、城建局、国土局、林业局、民政局

　　广坪镇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

　　(草案）

　　为切实搞好灾后重建和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宣传动员群众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不等不靠，开展自救。根据我镇实际，特制定此实施方案。

一、 指导思想

　　坚持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因灾制宜，因地制宜，在防震避险保安全的基础上，加快恢复重建步伐，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二、 基本原则

　　按照县上灾后重建工作蕋本原则，结合我镇实际，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坚持和把握以下原则：

1. 自救为主、政府扶持的原则

　　教育和引导受灾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积极开展生产自救，重建美好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突出重点、民生优先的原则

　　灾后重建要着眼于民生，着力于民本，把灾后重建工作抓成民心工程、谋求更大发展的工程。把受灾群众建房、恢复正常的教学和医疗秩序作为重点和首要工作。

3. 科学规划、量力实施的原则

　　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避开地质灾害点，节约土地，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分步量力逐步完成。

4. 集中为辅、分散为主的原则

　　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地理条件、经济能力和建房户实际，充分尊重建房户意愿，可砖混、砖木或土木结构，可集中、分散或原址重建。

5. 统一标准、先建后补的原则

　　自建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社会捐助为补充。

6. 节约用地、保障安全的原则 (略）

7. 本组规划、以土安置的原则 (略）

三、 主要任务

1. 建房是恢复重建的重中之重

　　（1）尽快落实重建房户（垮塌户和重度危房户）名单，张榜公布，三榜定案。然后，确定安置方式、建房类别和规模以及具体实施步骤，灾后重建工作 组落实人员包组包户，确保建设速度，让受灾群众人冬前住进新房。

　　(2）受灾严重无法维修的房屋排除险情后，予以拆除，纳人重建范围。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抢挖建筑材料，保护每户的一砖一瓦和一檩一椽，减少损失，减少建房开支。

2. 抓紧维修中小学校舍，重建广坪镇中心卫生院，恢复正常教学、医疗秩序

3. 加快恢复莲础设施，切实搞好民生八大工程建设道路建设结合村通水泥路工程逐步完成，电力设施建设结合农电网改造 进行，水利、人饮、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八大工程建设同步进行。

4.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要将成熟的夏粮及时抢回，同时搞好晚秋作物播种和田间管理，确保秋粮增产增收。

　　（2）尽快恢复产业发展秩序。各村要组织抗震救灾抢险队，继续从垮塌房屋下面抢救袋料香菇,及时安放进大棚，降低损臾，确保主导产业继续能为农民增收；要及时恢复圏舍、蚕房等，让养殖业和桑蚕业迅速得到发展；其他产业也要结合实际，加强管理，适时发展。

　　（3〉尽快恢复工业生产秩序。汇友公司以及大茅坪铜矿要积极组织抢救，开展生产自救，在恢复生产的基础上，加强管理，切实搞好安全生产，降低损失，提高效益。

　　(4)尽快恢复商贸、餐饮等服务行业秩序和市场秩序。

　　(5）尽快恢复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秩序。

　　(6)尽快恢复社会稳定工作和社会治安秩序。

四、 恢复重建的具体实施办法及步骤      

1. 居民建房

　　(1)集镇居民建房按照集镇规划，包括第二次修编规划，统一规格和标准，分步实施。

　　（2）农村居民建房以分散、原地安置为主，集中安置为辅。广坪河、水观音、骆家嘴、金山寺村主要沿广金公路，设7个集中安置点，安置11个村民小 组218户878人。

　　①寺沟里安置点：安置金山寺村1组受灾群众24户97人，每户按7.2米×20米砖混结构修建。

　　②后坝里安置点：安置金山寺村4组受灾群众13户49人，每户按砖混结构修建。

　　③许家沟安置点：安置金山寺村5组受灾群众34户136人，每户按7.2 米×20米砖混结构修建。

　　④雷家沟安置点：安置金山寺村6組、7组受灾群众25户93人（其中6 组24户89人，7组1户4人〕，每户按砖混结构修建。

　　⑤陶家沟安置点：安置骆家嘴村3组35户151人，前期已相对集中安置 12户45人，这次集中安置受灾群众23户96人。

　　⑥水观音安置点：安置水观音村1組、9组受灾群众14户53人。

　　⑦广坪河集镇老街安置点：安置广坪河村1组、2组受灾群众46户187人。

　　⑧曹家沟安置点：安置曹家沟村2组受灾群众39户167人。

　　（3）集中安置点建房，必须符合规划要求，符合抗震等级。

　　(4)所有集中安置点，按新农村建设要求，沼气池、圈舍、庭院、绿化等必须配套建设。

2. 学校建设

　　中学、中心小学和各村小，恢复重建必须严格按照普九建校标准；援建学校应在县教体局和镇政府统一规划下具体实施。

3.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道路建设以村通水泥路为标准，三年内完成茅嘴至大茅坪村，金山寺至王家河，曹家沟至后坝河水泥路，并完善桥涵、护坎、边坡、水沟、路标等配套设施。同时，调动群众积极性，继续维护和新修到組到户公路，逐步提高等级，力争三年内组通公路达100%，户通公路达95%，组通水泥路达60%。

　　（2）农困水利方面，年内维修好现有的柴家沟、路家沟、苏家沟、银场沟水 库和灌溉渠堰。

　　（3）三年完成所有居民集中安置点人畜安全饮水工程。

　　（4）三年内全部完成农村低压电网改造。

　　（5）新建茅嘴、曹家沟、王家河移动基站和金山寺联通基站，移动电活信号覆盖率达95%以上。

4. 镇政府机关和驻镇单位建设

　　(1)凡属维修加固的建筑体，必须以保证人身安全为前提，兼顾抗震性能和美观程度。

　　（2）新建房屋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质检和城建规划要求。

　　（3）驻镇单位维修或新建房屋必须服从统一规划。

5.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

　　(1）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办公用房继续按组织部制定的标准建设。

　　(2）三年内完成村卫生室、计划生育活动室、文化体育活动室建设及配套设备。

　　（3）五年内建成水观音、曹家沟、金山寺村级文化站。

6. 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

　　（1）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2）随着袋料香菇的发展，每年点种橡籽1000〜20000亩，扩大林木资源，提高森林覆盖率，确保产业永续发展。

　　（3）以河滨广场为中心，搞好集镇公共活动场所和各单位内部的绿化、美 化、亮化工作。

　　(4)汉中至九寨沟、汉中至扫龙湖过境段公路两侧统一栽植风景树。沿线居民安置点邀请专门设计人员实地勘察设计绿化方案，逐步实施，五年内完成。

　　(5）加强广坪河及主要支流的水土保持工作，严禁河道采金、采沙。

　　（6）加强所有矿山和企业的排污管理，治理好污水、污渣和污烟。

　　（7）明年建好集镇垃圾填埋场，五年建成所有集中安置点垃圾处理站。

7. 工作步骤

　　（1）第一阶段（6月10日一6月20日）为前期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准备资料，拆除危房，协调土地，平整场址，划分地基，备齐建筑材料。

　　(2)第二阶段（6月21日一 11月15日）为全面建设阶段。建房户按照集中安置点规划方案规划地块，建好房屋。

　　（3）第三阶段（11月16日一9月25日）为检查验收人住阶段。镇抗震救灾指挥部组织工作组按照重建标准对受灾群众建房进行检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组织建房户人住到位。

五、 恢复重建的主要工作措施

1. 教育引导，生产自救

　　（1）生产自救是主要力量。恢复重建必须依靠群众自身力量，群策群力，互帮互助。

　　（2）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党员干部、科技示范户、致富带头人要走在恢复 重建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有条件的党员干部要包扶1至2户困难群众搞 好房屋重建。

　　（3）克服消极等待、畏难情绪。不要因地震灾害而产生消极情绪，全镇人 民必须竖定信心，增强勇气，鼓足干劲，奋发向上，充分相信党和政府，重建美 好家园。

　　(4)党和政府的支持，社会各界的关心是灾后重建的动力，但不是主要依靠力量。

2. 严格政策，阳光救灾

　　(1)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前提下，搞好救灾物资发放和救灾资金使两工作。集中安置点的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经过立项、设计、招标、施工，以及质量检验和财务决算审计。

　　（2）规范操作程序，建立制约监督机制。在确定群众重建对象，补助资金标准及兑现程序方面提高透明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严禁优亲厚友、徇私舞弊。

　　（3）建立制约监督机制。按村和集中安置点成立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必须有2〜3名群众代表参与管理监督重建全过程。设立重建工作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3. 严明纪律

　　(1)广坪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和灾后重建包抓工作组必须坚守工作岗位，服从领导，服从统一指挥。

　　（2）工作必须认真负责，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任务。凡因不负责任或懈怠造成工作失误者，视其情节严重程度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救灾物资和救灾资金的管理、使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违者镇纪委将严肃查处，情节严重者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4. 加强领导，夯实责任

　　(1)成立广坪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组建灾后重建包抓工作组10个，貝体负责各村和社区的灾后重建工作。

　　（2）集中安置是以较低土地资源消耗成本换取群众的安居乐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为加快灾后建设步伐，提升灾后重建质量，广坪抗震救灾指挥部实行领导干部包抓制，任务到人，责任到人（乡镇部门领导及干部包抓集中安置点建设名单附后〉。

　　（3）各驻镇单位要在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争取主管部门的支持，全力搞好灾后重建工作。

　　(4）减轻受灾群众压力，加速恢复重建。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在严格政策界限的前提下，用活土地、林业、信贷等各项优惠政策，降低受灾群众建房成本，协调、解决资金空缺，减轻农民建房资金压力，提升建设速度，实现人冬进房建设目标。

　　（5）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灾后重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动员一切积极力量，迅速幵展灾后重建工作，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苦干实干，不懈努力，全面夺取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的胜利！

　　附件:

　　乡镇部门领导及干部包抓集中安置点建设名单

　　附录B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资料及2010年“7·23”

　　特大洪水受灾基本情况

　　―、广坪镇及骆家嘴村2007—2009年社会经济基本情况一览表

　　宁强县广坪镇2007年社会经济基本情况一览表

　　截止时间：2007年12月31日

　　宁强县广坪镇2008年社会经济基本情况一班表

　　截止时间：2009年1月4日

　　宁强县广坪镇2009年社会经济基本愤况一览表

　　制表人：沈囯祥                                    制表时间：2010年3月10日

二、 广坪镇及骆家嘴村2010年“7·23”特大洪水受灾情况

　　(一）洪灾损失情况

　　“7·23”特大洪灾致使我镇房屋受损、农田被毁、道路垮塌、通信中断，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981万元。

1. 房屋受损情况

　　全镇10个村（居）委会94个村（居）民小组2156户8014人不同程度受灾。倒塌房屋10户29人25间，严重受损74户257人224间，一般受损199 户738人624间。

2. 农业生产受灾情况

　　1)农作物

　　农作物受灾总面积7292亩，其中玉米4311.2亩，水稻975.2亩，秋杂粮 1810亩；成灾面积5523.2亩，其中玉米3189.45亩，水稻738亩，秋杂粮1375亩；绝收面积1958.8亩，其中玉米1202.75亩，水稻230亩，秋杂粮462亩。

　　2〉经济作物

　　水毁香菇、木耳14.24万袋，茶园337亩，蔬菜241亩,林木2675亩，花生 85亩。

　　3〕其他

　　水毁耕地685亩，死亡大家畜6头。

3. 基础设施受损情况

　　1〕道路交通

　　水毁镇、村、组道路44条150.1公里，塌方180处47720立方米；水毁桥涵12座，挡墙1706米。

　　2〉水利设施

　　水毁堰渠47条8860米，河堤8处9025米；损毁塘库3口，人饮工程20处18980米。

　　3〉电力、通信、市政设施

　　损毁电线杆76根，线路12条5590米;损毁通信线路8处2公里；水毁市政设施8处3.5公里。

　　4〉工矿企业

　　水毁大茅坪铜矿公路10公里，造成矿山停产；水毁广坪机砖厂道路35米，河提150米及配电实施一套，预计经济损失共计150万元。

　　(二）不等不靠，全力自救

　　面对洪灾带来的巨大损失，镇党委、镇政府组织广大干群不等不靠，全力自救。一是核实灾情，及时上报；二是除险安民，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恢复基础设施;三是采取“亲友帮一点，邻居借一点”的办法帮助重灾户渡过难关；四是镇村干部实行分片包干制，确保稳矩；五是组织群众清除塌方，疏通檐沟，维护河堤，疏通公路，抢修通信线路，全面幵展生产自救。目前，阳平关至广坪公路广坪过境段已经全面恢复通车，一度中断的互联网络、中国电信基本能正常使用。

　　(三）几点建议

　　(1)及时拨付救灾款物，确保受灾群众有房住、有粮吃、有衣穿。

　　(2〉将受损的供电供水、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列人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力争早日立项实施。

　　〔3〕我镇主导产业袋料香菇受损严重，请求给予资金救助，力争在短时间内达到灾前水平。

　　(4)我镇集中安置点防洪设施普遍滞后，须继续维修改造，请求给予资金、物资、项目支持，健全完善防洪设施,提高防洪御洪能力。

　　(5）广坪凤凰街后地质滑坡点治理未结束，仍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请求相关部门协助，加大滑坡点治理力度，把地质灾害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6）为保证防汛抢险道路畅通，镇上用于应急抢险资金已达9万元，因镇上财力有限，请求给予补助。

　　附件1：

　　广坪镇灾害损失初步统计表

　　填报时间：2010年7月23日

　　宁强县“7·23”暴雨洪涝灾害受灾情况统计表(一）

　　填表人：赵元刚                                                                                               填报日期：2010年7月25日　　填报单位(盖章）：广坪镇人民政府                                                                                        签发人：肖义恩

　　宁强县“7·23”暴雨洪涝灾害受灾情况统计表(二）

　　填报单位(盖章）：广坪镇人民政府                                                                                        签发人：肖义恩

　　壙表人：赵元刚                                                                                               填报日期：2010年7月25日

　　附件2：

　　宁强县“7·23”暴雨洪涝灾害受灾情况统计表(二）

　　填报单位(盖章）：广坪镇人民政府                                                                                        签发人：张杰

　　填表人：

　　填表说明：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员后附详细情况，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后附详细名单。                               填报日期：

　　附录C：

　　灾后恢复重建方面制度、通知文件与实施方案

　　第一部分  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扶贫重点村灾后重建规划

一、 基本情况

　　(一）地理概况

　　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扶贫重点村位于宁强县城西南，广坪镇西北部，距宁强县城100公里，距广坪镇政府11公里。东与本镇水观音村相连，西邻本镇金山寺村，南与四川省青川县花石乡接壤，北枕本镇王家河村。距四川省青川县境4公里左右。广坪至白龙湖镇村主干道纵贯该村全境，是通往四川省白龙湖风景区的必经之道。

　　(二）社会经济状况

1. 人口、土地状况

　　全村辖10个村民小组434户1667人，有农村劳动力948人。2007年年底，全村有贫困户69户276人，其中，民政救济户41户，享受农村低保36户140人。全村总面积26.7平方公里，有耕地1110亩，其中水困553亩，旱地557亩；林地3.7万亩。

2. 农业生产状况

　　该村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农村经济水平低。2001年被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村，2004年启动重点村建设，通过3年重点村开发建设，到2007年年底，该村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农业产业规模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2007年全村粮食播种面积达21.57亩，粮食总产量达59.5吨，人均占有粮食354公斤；油料面积475亩，产量达57吨；出栏生猪865头，大家畜51头，羊150只，家禽1800只；发展桑蚕87张；生产袋料食用菌42.8万袋；劳务输出301人。全年农民人均纯收人达1841元。

　　(三）基础设施及资源利用状况

　　该村有村组公路10.5公里，桥涵4处，全村10个村民小组全部通路；有人饮工程3处，有70%的农户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架设有高压线路3.2公里，低压照明线路17.5公里，全村434户全部通电；312户农户通电话，电话人户率达71.9%。农户能源利用观念逐步形成，建有沼气池90口，节能灶 80口，太阳能利用设备3套。

　　(四）社会事业

　　村级组织健全，有村委会活动室一所4间。该村有村完小一所，有教师12名，学生235名，全村适龄儿童全部人学。有村卫生室一处，村医4名，农村合作医疗参会率达90%以上。

二、 汶川地震受灾情况

　　由于该村紧邻四川省青川县，汶川大地震及其强余震灾害发生后，该村基础设施、农户住房、社会公共服务设施遭受重大损失。据统计，截至目前，全村434户1667人全部受灾，震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827.9万元。

1. 人员伤亡情况

　　全村有4人因灾受伤，无人死亡。

2. 农户房屋及财产受损情况

　　地震造成全村434户1692间房屋全部受损,其中倒塌房屋农户111户433人369间，重度受损形成危屋244户951人930间，中度受损79户283人393间。倒塌圈舍、厕所998间，家畜死亡179头，损坏沼气池70口，太阳能利用设备3套，部分农具和家电因房屋倒塌而损坏。农户房屋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961.7万元。

3. 农业产业受损情况

　　主导产业受损严重，损毁袋料食用菌22.6万袋,桑蚕养殖与常年相比，减 少80张。因圈舍倒塌、损坏和农户灾后重建任务繁重等原因,生猪养殖大幅下降，与去年相比，预计减少60%以上。有241人外出务工劳动力震后返回开展灾后重建，与常年相比，仅此一项减少收入达149.4万元。全村因灾造成产业经济损失达451.4万元。

4. 基础设施受损情况

　　在水利设施方面，损毁灌溉渠道8.3公里，提灌站3个，山坪塘3口；损毁 人饮管道4公里，蓄水池2口，人饮水井14口；受损农电线网4公里，村组道路大面积塌方，损毁村组公路6.5公里，到户路11公里，有4座桥不同程度受损；一所60间1944平方米的村级完小已成重度危房，需拆除重建；村委会办公室重度受损，已成危房。全村基础设施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50.8万元。

三、 灾后重建项目规划编制方法

　　为使全村灾后重建规划更具科学性、可操作性，我们抽调了熟悉扶贫规划的干部组成工作组，由县扶贫办领导带队，在省市扶贫规划组的指导下，深人灾区开展了调查研究，在全面了解灾区群众对灾后重建工作的意见和愿望的基础上，对该村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认真筛选、讨论，确定主要围绕农户住房、基础设施、产业恢复发展、村级公共服务设施、村级面貌、能力建设等六大类项目进行编制规划。

四、 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1. 指导思想

　　以县政府灾后重建规划和镇灾后重建规划为指导，以村为单位，坚持以人为本、群众参与、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自力更生、政府支持、社帮 扶的方针，着重于农户建房、村级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产业开发、人力资源和村级环境改善等建设，用3年时间使该村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和群众生产生活恢复到震前水平，2010年达到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水平。

2. 规划目标

　　通过3年灾后恢复重建使受灾农户生产生活、村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达到震前水平，农民收人来源初步建立，自我发展信心和能力基本恢复， 到2015年，村级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总体达到或超过全县平均水平。

五、 灾后重建任务

1. 农户住房建设

　　(1)灾后重建房屋320户1285间，其中建集中安置点2个，集中安置46户210人。

　　（2）修缮房屋73户255间。 2.基础设施建设

　　(1)恢复村組道路4公里，架桥2座。 (2)浆砌护坎1500立方米。

　　（3）建人饮工程2处。

3. 技能培训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800人次。

4. 村容村貌建设

　　实施“一改三建”的农户有50户。

六、 建设资金概算及资金来源

　　全村灾后重建共需建设资金300万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资金100万 元，部门投人110万元，农户自筹90万元。

1. 基础设施建设

　　(1）恢复村组道路4公里，架桥2座。规划投资85万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资金35万元，部门投入20万元，农户自筹30万元。

　　（2）浆砌护坎1500立方米。规划投资95万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资金25万元，部门投人50万元，农户自筹20万元。

　　（3）新建人饮工程2处。规划投资80万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资金30万元，部门投人30万元，农户自筹20万元。

2. 技能培训

　　开展实用技术培训800人次，规划投人财政扶贫资金2万元。

3. 村容村貌建设

　　实施“五建三改”的农户有50户。规划投资38万元，其中财政专项补助 资金8万元，部门投人10万元，农户自筹20万元。

七、 重建项目年度实施计划

　　计划从2008年12月启动建设项目，到2009年12月完成全部建设项目内容。

八、 灾后重建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 资金缺口问题

　　根据农村现行居住需求和建房成本，一般2〜6人家庭住房面积需80〜120平方米，全额建设成本约为8万元。政府财政补助每户2万元，户均尚需自筹资金6万元。根据本村本次重建户经济收人状况，贫困户约占80%自筹资金能力约为2万元,户均资金缺口为4万元。超出当地农村金融机构借贷承受能力。

2. 承建能力、物价监督、工程技术质量问题

　　按照省、市、县民房重建质量要求，结合本地重建量大、户数多的实际，劳动力紧缺，合法施工单位承建能力有限，建设工价上涨，缺乏有效监督，技术质量难以保证等，成为摆在政府和农户之间的一个共同障碍。

3. 原材料缺口问题

　　按照每户重建需机砖3万页、水泥20吨、钢材2吨计算，全村320户重建所需建材，严重超出本地生产能力，原材料的缺口势必延长建设期限，影响整体重建速度。

4. 政府基础设施财政负担能力问题

　　本村灾后重建工作量大面广，辖区现有基础设施受灾严重且不能满足使 用需要，政府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财政能力，资金不能如期到位，建设任务不能按时完成，影响或阻碍重建工作进程。

九、 项目组织管理和保陣措施

1. 组织管理

　　(1)县上成立以县长为組长，县委分管领导、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为副组长，县扶贫办、财政局、水利局、教体局、卫生局、农业局、交通局、林业局、电力局、科技局、城建局、审计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重建项目规划审定、资金整合、部门协调等工作。

　　（2）镇政府及试点村建立灾后重建领导小组、项目实施小组和质量、资金 监督小组。一是成立以广坪镇镇长李阳为组长，镇人大主席沈连杰、副镇长杨昌富为副组长，镇扶贫办主任汪久强、镇财政所所长汪玉良、镇国土所所长李兴民、镇林业站站长赵元刚，骆家嘴村村支部书记汪玉泽、村主任周林山为成员的广坪镇骆家嘴试点村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重建项目的组织实施、任务落实、施工指导、物资保障等具体工作。二是成立以广坪镇人大主席沈连杰为组长，副镇长杨昌富、骆家嘴村村支部书记汪玉泽为副组长，镇扶贫办主任汪久强、镇扶贫干部刘玉俊、镇财政所干部刘登虎，骆家嘴村村主任周林山、村文书汪浩、各村民小组组长为成员的重建项目实施小组，具体负责組织群众实施项目建设，协调解决重建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三是成立以广坪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余波为组长，镇纪委副书记莫永祥为副组长，镇纪委委员徐廷满以及骆家嘴村村民代表张子忠、沈玉俊为成员的重建项目实施、资金使用监督小组。具体负责重建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及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2. 工程管理

　　(1)民房重建工程原则上要求由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单位负责承建，确保建设质量。

　　（2）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扶贫主管部门通过政府采购、招标 等方式完成，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3. 项目管理

　　(1)坚持专款专用、一支笔审批的原则，管好用好财政扶贫资金。

　　(2）目建成后经骆家嘴村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初验后报请乡扶贫开发暨灾后重建工作组织机构审查验收。

　　（3）项目经县、乡扶贫开发既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验收后，按照建后管 护责任制度列人后续管理项目。

　　附件:

　　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试点贫困村灾后重建建设项目计划投资一览表

　　第二部分骆家嘴村震后农业恢复计划

　　―、基本概况

　　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地处宁强县西南角，南临广元市朝天区花石乡，西接青川县营盘乡，广金（广坪至金山寺)公路穿境而过。境内丘陵起伏，村域面积26.7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1863公顷，耕地面积1110亩，退耕还林面积1676亩。全村辖10个村民小组434户1667人。近年来，骆家嘴村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农村特色产业，食用菌、生猪等农业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受汶川地震和频发强余震波及,骆家嘴村遭受严重损失，全村434户1692间房屋受损，111户369间房屋倒塌，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农业生产也遭受了很大破坏。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由国家科技部组织西北大学、陕西省农业科技开发中心、宁强县科技局、宁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和当地人民政府在该村共同实施了“陕西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计划在3年内，重点集成灾后陕南民居恢复重建示范技术，形成先进、实用的陕南绿色乡村社区建设配套体系，示范带动整个陕南地区的灾后生产恢复和重建工作。

二、 农业生产恢复计划

　　结合“陕西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实施，对该村 2008年7月至2011年6月的农业生产制订以下计划。

1. 食用菌生产

　　充分利用当地栎林资源，以袋料香菇髙产栽培技术为依托，发展香菇生产40万袋，实现销售收入240万元，实现利润160万元，人均增加纯收入1073元。

2. 生猪生产

　　充分利用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对生猪生产的优惠扶持政策，大力推广应 用各项生猪养殖配套技术，发展生猪4000头，实现毛收入400万元，利润80万元，人均增加纯收入536.5元。

3. 干果生产

　　在对现有800余亩核桃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新建新疆薄壳核桃500亩，生 产核桃65000公斤，实现收入65万元，人均增加纯收入436元。

4. 粮食生产

　　(1)水稻。应用水稻二段苗秧高产栽培技术、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发展水稻生产500亩，使产量达到275000公斤。

　　(2)油菜。应用油菜高产优质多抗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种植油菜200亩，生产油菜子40000公斤。

　　（3）玉米。应用玉米综合优质高产技术，种植玉米600亩，生产玉米30万公斤。

　　包括其他小杂粮生产，使粮食产量达到100万公斤，产值150万元，人均生产粮食700公斤，人均增加纯收人280元。

　　计划完成后，可使农民人均增加纯收人达2325元，比震前人均纯收人 1823元增加502元，同比增加27.5 %。

三、 主要措施

　　(1)成立骆家嘴村震后农业恢复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各成员始终坚守岗 位，到一线指挥，狠抓农业恢复生产。严格落实责任，一手抓抗震救灾，一手抓农业恢复重建。指导该村农业恢复重建，使该村有条不紊地开展农业生产。

　　（2）抽调6名科技特派员和10名农业技术人员，配合省市专家实施“陕西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

　　（3）结合灾后重建，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人。着力抓好农村水、电、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该村灾后恢复农业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加强农村乡土人才培养，积极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该村农民科技素质，增强该村农业发展后劲，使“输血”变为“造血”，促进该村可持续发展。

　　第三部分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基本情况

　　(截至2009年12月23日）

　　骆家嘴村是汶川地震中宁强县受灾最为严重的村之一，位于宁强县西部， 与四川省花石乡交界。全村现有10个村民小组434户]667人。汶川地震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受伤14人，其中重伤4人，受灾面达100%。全村倒塌房屋111户369间，形成重度危房218户930间，村小学、村委会办公楼成为重度危房无法使用，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地震还造成危岩、滑坡等地质灾害多处，食用菌、干果、桑蚕等主导产业受灾严重，全村直接经 济损失达1383.5万元。

　　面对严重的灾情，村支部、村委会不等不靠，积极行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第一要务，迅速开展生产自救，按照贫困村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要求，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共投人财政扶贫和灾后重建资金670余万元，取得了灾后重建的阶段性胜利。

一、 工作成效

1. 以灾民建房为基础，确保受灾群众安居乐业

　　按照“自建为主、政府扶助、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坚持长远减灾与当前需要相结合，科学选址，合理规划，确保质量。在灾民建房中，做到四个结合：一是规划选址同村镇规划建设相结合；二是规划选址同乡村道路相结合；三是规划选址同重点村移民搬迁相结合；四是规划选址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 在保证尽快人住的前提下，全方位提高建房质量和水平。在坚持安全标准的 同时，注重经济实用，坚持分散建房为主、集中建房安置为辅，防止因建房增加农民负担。共建设相对集中的建房安置点8个，安排受灾群众320户1152人。配套建设沼气池320口。目前，全村居民建房已经完成主体建设210户 607间，全面竣工124户372间，住进新房65户196间。通过灾后重建，住所 偏远、生产条件差的农户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都搬进了新建的居民安置点。 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公路盘山转，汽车开进山，山清水秀人又欢”的山村美景。

2. 以基础设施恢复为重心，全面提高重点村基础条件.

　　一是恢复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完成了由省科技厅、市规划局注资63万元 捐建的建筑面积达303平方米的村委会办公楼建设；二是恢复人畜饮水工程2处，架设管道7200米，修蓄水池3痤，解决了全村人畜饮水问题；三是恢复了刘家院、柳树垭、石坝子的便民桥，解决了群众的交通难题；四是完成了电力设施恢复，实施农网改造工程，结束了不通动力电的历史；五是完成省军区捐资420万元的村小学恢复重建项目。通过基础设施的全面恢复，全村的村容村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以主导产业恢复为抓手，确保大灾之年经济持续发展一是大力恢复食用菌产业。食用菌是骆家嘴村的一项主导产业，全村有390户从事食用菌生产，占全村总户数的90%。地震导致我镇食用菌产业严重受损，大部分大棚倒塌。为最大程度挽回损失，村委会组织劳力对受损的大棚、菌袋进行整理,全村的40万袋袋料香菇得到全面恢复，通过细心管理，户均收入达到5000元。二是狠抓畜牧产业的发展。积极恢复受损圈舍，投放子猪，全村户均饲养生猪3头，发展年出栏50头以上的大户有10户。三是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积极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完成建房任务的劳动力提供就地务工和外出务工信息，全村务工人数达到了 400人。通过以上措施，受灾群众的收人稳步提高。2008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人达到2745元，比受灾前 的2007年增长了1904元。

二、 主要做法

　　在灾后重建中，骆家嘴村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之所以得到迅速恢复，得益于宁强县采取的扶贫开发捆绑资金模式，得益于产业扶贫的扶持方式，得益于全体村民的广泛参与。

1. 捆绑资金集中投入，增加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年来，骆家嘴村投人扶贫重建资金136.5万元，其中资金36.5万元，重建资金100万元。完成道路修复4公里，架柳树垭、石坝子便民桥2座，道路及安置点浆砌护坎1700立方米，完成覆盖全村的人饮工程2处，建成沼气池50 口，改造圈舍40间，培训劳动力800人次。与此同时，积极争取省、市、县扶贫包扶部门及其他援助重建单位的项目支持，充分发挥社会帮扶的积极作用，争取到县移民局、省军区、省科技厅、市规划局、县代赈办等部门和单位的重建项目资金533万元，建设村组道路、学校、村委会等基础设施;争取到省科技厅500万元的科技支撑项目，今年已经开始实施，重点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2. 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深人人心，深受村民的欢迎， 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在项目规划过程中，我们结合村庄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从全村长远发展着眼，从水、电、路、校、村容村貌、产业建设等方面全面入手，广泛听取组干部、党员和群众意见，分轻重缓急，优先解决灾后群众生产生活紧急问题，把房屋重建、人畜饮水、供水供电作为优先建设项目，先行启动，先行建设。全体村民发扬胡总书记在广坪镇金山寺村题写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摒弃了等靠要思想，在建设上积极自筹资金，自投劳力，加快了项目的建设进度，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1. 成立村民互助小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针对重建任务较重、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我们一方面引进外地建筑企业施工队伍，全面解决技术力量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广泛开展村民互助，组建互助小组，在资金和劳力上相互帮扶，帮助重建户调运砖块、水泥、沙石等建筑材料，支持产业大户建设厂房和香菇大棚等生产设施，掀起了恢复重建和生产自救的一个又一个高潮。

　　第四部分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入一览表

　　第五部分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基本情况

　　(截至2010年8月底）

一、 住房重建及全村恢复重建情况

　　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对骆家嘴村进行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住房重建及基础设施重建共投人资金2716万元，其中，中央投人住房重建补助资金376万元，天津援建住房补助资金376万元，信用社建房贷款资金400万元，UNDP项目资金52.5万元，扶贫重建资金100万元，部门捆绑重建资金158万元，社会捐助资金501.5万元，群众自筹资金752万元。

　　（1）灾后房屋重建总投资1904万元，其中，中央投入住房重建补助资金 376万元，天津援建住房补助资金376万元，信用社贷款建房资金400万元，群众自绔752万元。完成了 376户房屋重建，建成集中安置点1个。

　　（2）香港红十字会援建骆家嘴村重建户289户，每户1.5万元，合计 433.5万元。

　　（3）陕西省科技厅和市规划局共同投资58万元，援建了骆家嘴村村级活动场所。

　　（4）中国红十字会投资10万元,援建了骆家嘴村卫生室。

　　（5）县扶贫办投入灾后重建资金100万元，其中30万元解决了 4、5、6、7、8、9、10共7个村组的饮水问题，42万元修建钢筋板桥2座，28万元恢复村组道路2公里，修护坎1200方。

(6)  UNDP项目总投人资金5万元。扶贫\UNDP项目投人资金36.5万元，其中18.5万元用于成立村级产业发展扶贫互助基金协会，10万元用于支付全村饮水项目工人工资，8万元用于改造全村160户圈舍、沼气池。妇联UNDP项目投入资金16万元，用于全村妇女食用菌种植户技术培训、产业扶持。

　　（7）县移民局总投资58万元，其中，29万元用于对1、2、3组的自来水管道维护，9万元用于新建刘家院小桥一座，20万元用于新修一组河堤280米。

　　（8）县水保站总投资100万元，其中投资32万元对3组30亩基本农田进行了坡地改造，64万元新建了骆家嘴村转咀河堤2800方，4万元用于新修堰渠450米。

二、 产业恢复发展情况

　　骆家嘴村境内栎木资源丰富，气候湿润，四季分明，适宜菌类生长，具备袋 料食用菌生产种植条件。经过科学论证，骆家嘴村确立了以种植袋料香菇为产业发展重点，从河南西峡引进了食用菌袋料香菇，先后3次组织技术骨干到河南西峡学习种植技术，并建立了干部带头、党员连动、科技示范户带动、群众 积极参与的发展模式。

　　骆家嘴村抓住机遇，配合全国妇联妇女生计项目在全村对30户妇女进行了试点培训，讲解了科学种植食用菌常用的实用技术、技能，并购买了5套种植食用菌的设备。同时，扶贫项目成立了村扶贫互助基金协会，投人资金18.5万元，从较大程度上解除了受灾农户产业发展缺少资金、贷款难的问题，迅速壮大了骆家嘴村的香菇产业，使全村香菇种植业呈现迅猛发展之势。2010年，该村又成立了 1个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农户”的方式组织食用菌产业化生产。利用全国妇联/UNDP妇女生计项目资金创办了“妇字号”食用菌生产基地，目前加盟基地农户20户，培训350人次，为加盟基地的农户搭建食用菌大棚20个，并免费提供栽培技术指导，帮助基地户统一联系购买食用菌栽培所需原料和辅助材料，降低种植成本。目前，全村生产袋料香菇60余万袋，覆盖农户达86%，产干菇90吨，全村仅食用菌单项总收入220万元,人均纯收入2000多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收益。

　　骆家嘴村依托本地资源，引进了技术，开阔了思路，搞活了经济，确立了本 村的产业支撑。通过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食用菌种植成为全村的主导产业，并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品立村”的产业格局，形成了本村以设施农业发展为主的都市农业基本轮廓，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加快了全村传统农业向都市现代型农业的转变步伐，为全村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村的和谐发展。

　　附录D

　　骆家嘴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一、 总则

　　(一）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建立紧急情况下科学快速的救助应急机制，切实提高本村防灾减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特编制本应急预案。

　　(二）编制原则

　　（1）依据自然灾害风险评价。通过自然灾害危险性评价、房屋和人口脆弱性评价、应急救助资源与紧急避险点信息收集等，制作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救助资源分布图，作为本预案编制的科学依据。

　　（2）依托村支部和村委会，鼓励村民参与。应急领导小组依靠现有党委和村委组织，吸收积极分子组建应急工作队，并大力鼓励村民参与。

　　（3）分级启动简单易行。本预案中应急响应级别确定为三级，各级启动标准简单易懂，各级行动清晰明了。

　　（4）灾情上报应用相关制度。本预案中灾情上报依据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制定的《自然灾害灾情统计制度》。

　　(5)衔接广坪镇相关应急预案。本预案中的人员组织及职责分工与广坪镇相关预案相衔接。

　　(三）使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村范围内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应急救助。自然灾害包括本村可能发生的地震、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干旱、森林火灾等地质灾害、气象灾害及生态灾害。本预案适用对象为本预案的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及其成员。

二、 基本情况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位于川陕交界处，宁强县城西南，广坪镇西北部，广金公路穿境而过。东与本镇水观音村交界，西与金山寺村相邻，南与四川省广元市花石乡接壤，北枕本镇王家河村，距广坪镇政府驻地11公里，距四川省青川县境4公里左右。

　　骆家嘴村总面积12平方公里，共有大小河流4条，塘库3座，耕地1100亩，林地3.7万亩。辖10个村民小组，共有村民434户，总人口 1667人，其中男性811人，女性856人，60岁以上老人417人，残疾人76人。

　　骆家嘴村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经济水平低。有村完小1所，包括教师12名，学生235名，全村适龄儿童全部入学。有村卫生室1处，村医4名，农村合作医疗参会率达以上。通信覆盖情况较好，电话入户率达71.9%。

三、 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救助资源分布

　　本村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救助资源分布图为本预案的基础信息图件，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危险分布、脆弱人群与易损房屋分布、应急救助物资与紧急避险点分布三方面的信息要素（见附图1）〗。各信息要素的具体说明如下。

　　(一）自然灾害危险分布

　　本村的主要自然灾害危险有地震、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干旱、森林火灾等，其中洪水和滑坡、泥石流灾害较为频繁，易发时间为每年6—9月的雨季，洪水一般在7月中旬较为频繁。依据国土资源、气象、水文等部门的相关调査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获得本村自然灾害危险分布情况：滑坡危险点主要分布在路家沟奎形楼附近；洪水危险点主要分布在陶家沟、原困盖上、移民街桥头和转嘴上附近。

　　(二）脆弱人群与易损房屋分布

　　本村脆弱人群主要包括孤寡老人、残疾人、留守家庭子女等。易损房屋主要为修建在地质灾害点附近、年代较久远且质量较差的房屋。依据对本村脆弱人群和易损房屋分布的调查，获得本村脆弱人群与易损房屋分布情况：何发庆家、王厚军家、陶光杰家、陶明礼家、毛嘉林家和马占成家有残疾人；张明英家有老人和残疾人；陶明友家、陶明贵家、蔡玉名家、汪杰文家和冯守俭家居住的房屋处在危险点附近，属于易损房屋。

　　(三）应急救助物资与紧急避险点分布

　　本村的应急救助物资主要有手电筒、蜡烛、雨农、担架、铁锹等。依据对应 急救助物资分布的分析汇总，获得本村应急救助物资与紧急避险点分布情况：应急救助物资主要存放于村委会；紧急避险点共有10处，均为震后沿公路边安全地带新建的居民安置点，紧急避险时均可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各紧急 避险点名称及可容纳人数分别为村委会300人左右、骆家嘴一组350人左右、八一小学500〜600人、刘家院70人左右、陶家沟130人左右、石坝子180人 左右、郑家院100人左右、柳树垭150人左右、路家沟奎形楼100人左右。

四、 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

　　应急救助机构由应急救助领导小组综合协调指挥，下设灾害巡查队、转移安置队、物资保障队和医疗救助队。

　　(一）应急救助领导小组

　　应急救助领导小组组长由村主任周林山担任，成员为灾害巡査队队长、转移安置队队长、物资保障队队长、医疗救助队队长以及10个村民小组组长。

　　(二）灾害巡查队

　　灾害巡查队队长由第十村民小组組长马步庆担任，灾害巡査队队员由各村民小组组长指派的本村民小组成员担任。

　　(三）转移安置队

　　转移安置队队长由汪秀清担任，转移安置队队员由各村民小组组长指派的本村民小组成员担任。

　　(四）物资保障队

　　物资保障队队长由汪浩担任，物资保障队队员由各村民小组组长指派的本村民小組成员担任。

　　(五）医疗救助队

　　医疗救助队队松由汪久永担任，医疗救助队队员由各村民小组组长指派的本村民小组成员担任。

五、 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分级与启动

　　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响应级别分为3个等级，各级别启动标准如下。

　　(一）三级响应

　　近期可能出现险情或灾情需要进行预警时启动三级响应，即当预报或者预警信息显示本村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II然灾害危险时，启动三级响应。三级响应的主要目标是当II然灾害危险尚未发生但是可能来临时进行早期预警。

　　例如，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可能出现比较强烈的降水，存在引发洪水或者滑坡、泥石流危险的可能时，即启动三级响应。

　　(二）二级响应

　　出现一般险情但尚无灾情时启动二级响应，即当出现具体自然灾害危险，但尚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时，启动二级响应。二级响应的主要目标是当一般的自然灾害危险已经来临，但是还没有出现灾害时进行应对。

　　例如，出现持续性降水，部分河流和山谷沟渠的水流量较大，灾害巡查队报告部分危险区出现滚石、塌陷等危险时，即启动二级响应。

　　(三）一级响应

　　一级响应为出现灾情或者特大险情时的应对级别，即当自然灾害已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或者自然灾害危险性很大时，启动一级响应。一级响应的主要目标是当已经出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或者虽然没有财产损失，但是自然灾害危险很大时进行应对。

　　例如，持续降水，出现了人员伤亡或农田、房屋受损等情况，或者虽然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是爆发了山洪或出现了滑坡、泥石流征兆时，即启动一级响应。

　　(四）响应终止

　　当自然灾害危险已经解除，或者部分地区虽仍然处在一定危险中，但危险区内的村民均已安全转移至紧急避险点并得到妥善安置时，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响应终止。

六、 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工作内容与职责分工

　　当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响应启动时，由应急救助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灾害巡查队、转移安置队、物资保障队、医疗救助队的行动。

　　详细职责分工见附表1。

七、 附则

　　(一）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由骆家嘴村村民委员会制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二）预案的管理和更新

　　应急救助领导小組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及时修订本预案。未尽事宜由应急救助领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解决。

八、 附件

　　附图1骆家嘴村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救助资源分布图

　　附图2骆家嘴村自然灾害应急救助机构组成及成员（略）

　　附表1骆家嘴村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工作内容与职责分工表

　　附表2骆家嘴村应急救助领导小组联系方式（略）



　　附图1骆家嘴村自然灾害风险与应急救助资源分布图

　　附表1辂家嘴村自然灾害应急救助工作内容与职赍分工表

　　续表

　　附录E

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一 县级以上政府官员

一、 抗震救灾

1. 汶川地震对骆家嘴村造成的影响。

2. 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社会各界对骆家嘴村抗震救灾的基本情况（组织协调机构、具体参与者、内容、方式、效果〉。

3. 您参与了哪些抗震救灾的具体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与体会？ 4.骆家嘴村抗震救灾中的自救情况。

二、 扶贫开发

1. 据您的工作体会，在地震前后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模式及效果如何？地震前多部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情况，这些部门或社会力量和扶贫部门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地震后有什么变化？

2. 地震前后，骆家嘴村扶贫开发情况及其不同（项目概况，项目资金来源，使用方向及效果〉。

3. 全县扶贫资金来源情况，是否有外来扶贫资金参与？如果有，是哪些？资金(包括对骆家嘴村的资金和其他地方的资金）为多少？

4. 地震前后，扶贫工作方式有无改变？具体是怎么样的？（除了对贫困户进行生活救助、生产扶助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通过政府的组织，促进农户组织经济合作社，或者提髙农户的理财能力〉

5. 地震前后扶贫工作方法有无改变？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行政手段之外还有其他专业手段吗？例如UNDP的脆弱性分析〉

6. 在多部门、多种社会力量与资源参与扶贫背景下，多部门与多种社会力量是如何衔接的？当地政府是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与资源的？

7. 地震前后在扶贫开发中村民的参与情况是怎样的？（如规划或项目的制定、实施等）

三、 灾后恢复重建

1. 谈谈目前灾后恢复重建所取得的成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走过 一些弯路？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2. 骆家嘴村恢复重建主要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住房重建？生计？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弱势群体恢复与发展？其他）

3. 汶川地震后政府在消减自然灾害对贫困村的生活、生产上的影响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4. 能否谈谈骆家嘴村灾后恢复与扶贫经验？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面临 着什么样的挑战？

访谈提纲二乡镇干部

一、 广坪镇及骆家嘴村基本情况

1. 广坪镇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基本情况（生态环境部分注重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政治部分注簠村民自治、社会治理与建设等情况；经济部分注重收人来源、劳动力流动、经济作物、产业等方面；文化与社会 部分特别关注宗教、文化、家族结构、村民分化、弱势群体、留守妇女等方面）。

2.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

　　(1)村庄历史、灾害发生情况及应对措施；

　　（2）村庄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基本情况；

　　（3）村民的生计与虫活（补充关注点：亲属关系网与社会支持；

　　(4）2000年以来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

二、 抗震救灾

1. 汶川地震对广坪镇及骆家嘴村造成的影响。

2. 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社会各界对骆家嘴村进行抗震救灾的基本情况组织协调机构、具体参与者、内容、方式、效果等〉。

3. 您参与了哪些抗震救灾具体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与体会？

4. 乡镇政府具体承担了什么样的工作？面对众多救灾机构、众多资源，镇政府是怎么应对的？

5. 骆家嘴村抗震救灾中的自救情况。

三、 扶贫开发

1. 根据您的工作体会，您认为在地震前后扶贫开发工作的思路、模式及效果如何？地震前多部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情况如何？这些部门或社会力量和扶贫部门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地震后有什么变化？

2. 地震前后，骆家嘴村扶贫开发情况及其不同（项目概况，项目资金来源、使用方向及效果)。

3. 全镇及骆家嘴村扶贫资金来源情况，是否宥外来扶贫资金参与？如果 有，是哪些？金额是多少？

4. 地震前后，扶贫工作方式有无改变？具体是怎么样的？（除了对贫困户进行生活救助、生产扶助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通过政府的组织，促进农户组织经济合作社，或提高农户的理财能力〉

5. 地震前后扶贫工作方法有无改变？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行政手段之外还有其他专业手段吗？例如口的脆弱性分析〉

6. 在多部门、多种社会力量与资源参与扶贫背景下，多部门与多种社会力量是如何衔接的？当地政府是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与资源的？面对众多机构、部门、资源，镇政府是怎么应对的？

7. 地震前后在公共事务（政治、经济与文化〕特别是扶贫开发中村民的参 与情况。（规划或项目的制定、实施等）

8. 乡级政府在扶贫开发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四、 灾后恢复重建

1. 谈谈目前灾后恢复重建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走过一些弯路？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2. 骆家嘴村恢复重建主要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住房重建？生计？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弱势群体恢复与发展？其他）

3. 汶川地震后政府在消减自然灾害对贫困村的生活、生产影响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4. 能否谈谈骆家嘴村灾后恢复与扶贫经验？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面临 着什么样的挑战？

访谈提纲三村干部

一、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

　　(1)村庄历史、灾害发生情况及应对措施；

　　（2）村庄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基本情况；

　　（3）村民的生计与生活（补充关注点：亲属关系网与社会支持）；

　　(4）2000年以来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

二、 抗震救灾

1. 汶川地震对骆家嘴村造成的影响。

2. 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社会各界对骆家嘴村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的基本情况〔组织协调机构、具体参与者、内容、方式、效果）。

3. 您参与了哪些抗震救灾具体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与体会？

4. “村两委”具体承担了哪些工作？面对众多救灾机构、众多资源，“村两委”是怎么应对的？

5. 骆家嘴村抗震救灾中的自救情况。

三、 扶贫开发

1. 根据您的工作体会，您认为地震前后扶贫幵发工作的思路、模式及效果如何？地震前多部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情况怎样？这些部门或社会力量和扶贫部门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地震后有什么变化？

2. 地震前后，骆家嘴村扶贫开发情况及其不同（项目概况，项目资金来源、使用方向及效果〉。

3. 骆家嘴村扶贫资金来源情况，是否有外来扶贫资金参与？如果有，是哪些？金额是多少？

4. 地震前后，扶贫工作方式有无改变？具体是怎么样的？（除了对贫困户进行生活救助、生产扶助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吗？比如通过政府的组织，促进农户组织经济合作社，或提高农户的理财能力）

5. 地震前后扶贫工作方法有无改变？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行政手段之外还有其他专业手段吗）

6. 在多部门、多种社会力量与资源参与扶贫背景下，多部门与多种社会力量之间是如何衔接的？当地政府是如何整合这些力量与资源的？面对众多机构、部门、资源，镇政府是怎么应对的？

7. 地震前后在村级公共事务（政治、经济与文化特别是扶贫开发中村民 的参与情况。（参与的方式、途径，规划或项目的制定、实施等）乡级政府在扶贫开发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四、 灾后恢复重建

1. 谈谈目前灾后恢复重建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绩，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是否走过一些弯路？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2. 骆家嘴村恢复重建主要的工作重心在哪里？（住房重建？生计？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弱势群体恢复与发展？其他）

3. 汶川地震后政府在消减自然灾害对贫困村的生活、生产的影响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4. 能否谈谈骆家嘴村灾后恢复与扶贫经验？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面临 着什么样的挑战？

访谈提纲四农户

1.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

　　(1)村庄的历史、灾害发生情况及应对措施；

　　(2）村庄生态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基本情况；

　　（3）村民的生计与生活（补充关注点：亲属关系网与社会支持；

(4）  2000年以来村庄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

2. 汶川地震发生时您在做什么？地震对您家造成了什么影响？目前恢复重建情况如何？

3. 汶川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社会各界对骆家嘴村进行抗震救灾的基本情况（组织协调机构、具体参与者、内容、方式、效果）。

4. 您参与了哪些抗震救灾具体工作？您有什么样的感受与体会？

5. 汶川地震后发生过其他自然灾害吗？

6. 您是怎么知道村里开展的一些项目的？您参与了吗？您是怎么参与的？村里经常开会吗？您经常参加村级公共事务（如村民选举)吗？

7. 您家目前的收人情况和地震前相比有变化吗？

8. 您家的花销情况和地震前相比有变化吗？

9. 地震前，您有做生意或是参与养殖业、种植业的打算吗？当时怎么考虑的？实施了吗？地震后呢？

10. 您能否讲讲汶川地震以来您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家里发生过大事

　　吗？

11. 您能否讲讲汶川地震以来村里发生的大事吗？

12. 您是否参与了村里的灾后重建工作？都参与了哪些事情？参与的方式如何？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

13. 政府、社会组织的灾后重建与扶贫活动是否贴近您的需求？

14. 您目前有什么样的困难？该怎么改变家庭现状呢？

　　 附录F

　　访谈对象及座谈会参与人员一览表

1. 访谈对象一览表

2. 2010年7月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座谈会与会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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