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概论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动因

　　“案例”（case)—词属于外来语，又被译成“个案”、“个例”、“事例”或“实例”等。它在不同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称谓，如在医学领域称为“病例”，在法学领域称为“判例”,在军事领域称为“战例”，在经济管理领域称为“案例”等。对案例进行详细检査和分析，已逐步演变成一种在社会研究领域、经济研究领域常用的重要研究方法，这就是案例研究。

一、 案例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一）医学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源于医学，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理论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而临床实践却是复杂的，需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

　　实践经验的取得，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长期的亲身实践，二是学习他人的典型案例。长期的亲身实践，既浪费医生本身的时间，又浪费病人的生命。替代亲身实践但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的，就是典型病例研究。

　　在医学里，典型病例是一种稀缺物品，它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撰写、分析，同时也需要患特定病症的病人。如果某种病症在医学上非常有研究价值， 那么患病者也许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案例分析在医学里能得以大量应用， 其原因在于医学理论在运用于实践时，需要有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通道。只懂得医学理论，很难保证医疗质量；有大量的临床实践，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医疗质量。典型病例分析可以节约大量临床实践所需要的费用。更为重要的 是，医生能够接触到大量的病例，而病人对医疗质量具有强烈的需求。医生在病人有效需求（有资金支撑的需求，非空想的无资金支撑的需求）的驱动下，也有积极性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症，甚至绝症。

　　随着医学案例研究的广泛应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逐步进入法学、工商管理、经济、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

　　(二）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

　　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经世致用，这是社会科学存在并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

　　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实验取得数据资料，从而人为地制造案例。 医学虽然是自然科学，但它的对象是人，不能对人进行可控制的实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多是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对它们很难进行可控制的实验，也许能够进行局部的模拟，但是这种模拟只是虚拟的现实，很难真实反映现实世界的全部。这时，搜集已发生过的事实，来探讨事物发展的规律，就成为可控制实验的替代品。医学界、法学界及工商管理学界案例研究的成功，使得其他社会科学深受鼓舞，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相继开始了案例研究。

　　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与医学、法学、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有以下区别。

　　首先，虽然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很大的社会需求，但是有效需求非常不足，缺乏直接的需求者为此付费，即使有需求者付费，额度也不高， 也不如为医生、律师、工商管理培训人员付费那么积极。也就是说，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是不确定的，而且强度不大。

　　其次，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自己的投入;二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资助；三是普通高校以及成人教育的需求，这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需求。实际上，这些需求都很难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去联系实际，因为联系实际的费用是很高的，与只是联系理论相比，其机会成本也很高。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投资，但与实证研究相比，投入量相对要少得多，只要靠个人的努力和灵感，有所创新就可以出成果，并且在学术界的地位、职称等个人收益方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案例研究，即理论联系实际，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灵感，而且费用高，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地位、职称的相关度也不高。

　　最后，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政治学者和行政管理学者，都很难轻易地介入实践，至少不如管理学者、法学家、律师那么容易。联系理论需要呕心沥 血，而联系实际的代价比联系理论更大。

　　(三）经济学的案例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里，案例研究不多，其原因是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和数量分析，并且现实需求不大，虽然也有政策咨询、经济人才培训项目， 但总体上愿意为经济学案例研究付费的人极少。

　　在我国，近些年开始有一些案例研究，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做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持人张曙光教授认为，在经济学里，“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案例研究就是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者做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者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件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由别人去检验。四是哲学意义。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很难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

　　获得经济学知识的途径有三：一是干中学，费时费力，风险大，成本高，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允许人们都采取这种途径；二是计量分析，构造计量模型来计算各种参数，用以估计一项变革或者政策可能的定量结果；三是案例分析， 通过剖析一个个的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通过案例研究，通过对经济过程真实场景的实验,我们就能够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

二、 中国扶贫案例研究

　　由于案例研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国外在研究贫困问题时也广泛采用了这一方法。如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就发轫于对美国贫民窟贫困家庭的案例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在研究亚洲国家缓解贫困的传递系统时，也对不同国别的传递组织进行了案例调查分析，了解了各种扶贫组织的组织形式、功能、行为和作用。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将案例研究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扶贫案例研究是指通过对精心选择的具有某种研究价值的已经发生的扶贫开发活动、事件或行为进行记录、描述和分析，以便了解这些扶贫开发（又称 开发扶贫）活动、事件或行为的发生、形成条件、变化过程和机理，以及对相关活动、事件或行为的影响强度和方式.进而分析和推断这类活动、事件或行为在相同发生区域中推广、延伸的价值和可能性。

　　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扶贫的发展历程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阶段，并形成了较为普遍的做法:首先,确定目标，确定扶贫对象（区域、个体）后，对其采取一系列的开发式 扶贫措施，促使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其次，在扶贫过程中进行典型引导， 树立起脱贫致富地区的典型；随后，组织其他贫困地区的相关人员前来实地参观、考察和观摩，不断学习其脱贫经验和致富方法，将其典型经验和方法在合适的环境下推广。上述做法实际上就是将这些脱贫致富的典型作为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便于其他与之类似的贫困地区直接学习和模仿。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注意到扶贫做法的普遍性，并开始组织扶贫系统的相关人员编写扶贫案例，目的在于形成科学的、可复制的经验启示，供其他贫困地区参考、借鉴和模仿。这就是我国扶贫案例开发的雏形。但是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案例研究作为扶贫研究方法并不常见，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第一，对案例研究这种方法有较深理解的人并不多，特别是扶贫系统的相关人士太少;第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发生把案例研究等同于传统的典型调査、行政系统中的工作汇报之类的情况。

　　进入21世纪，扶贫案例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世界银行于2003—2004年在全球开展“扩大减贫规模与全球学习过程”的主题活动。为了让各个国家的扶贫经验得到充分学习和交流，在200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上，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研究了近100个案例，其中中国案例8 个。这次活动通过个案研究、实地考察和全球对话，探讨了各国和各机构是怎样实施减贫计划的：它们做了什么，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怎么做的。这次大会不仅对中国的扶贫成就和经验进行了高度评价及充分肯定，也为如何采用案例和案例研究方法对中国经验进行复制、推广提供了创新方法及借鉴。

　　根据2004年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召开）达成的共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和中国政府联合组建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旨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在扶贫领域交流、研究和培训方面的合作。从2005年年底开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组织实施中国扶贫开发资料编译项目。该项目是该中心研究、交流、培训、合作、知识分享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主要为中心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其中，扶贫案例汇编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建设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项目中“中国扶贫开发资料编译”项目四个分项目之一，目的是要通过一批扶贫案例研究，全面总结和展示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同时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进行专题研究提供文献资料，为国际组织、专家单独或与国内合作进行中国贫困问题研究提供文献资料，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开展对外援助项目（主要是扶贫培训）提供课程设置方面的文献支持。

　　第二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

一、 开展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的背景

　　按照“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截至2010年9月底，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基本完成。经过两年的恢复重建，四川、甘肃、陕西三省，以及4 834个列入规划的贫困村所在的各市（州）、县（市、区）扶贫系统，立足本地实际，积极开拓创新，与乡村干部群众一起，总结了一批效果明显、得到各有关方面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对于开展相关经验交流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典型案例。

　　为了更好地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总结研究，进一步探索汶川地震受灾地区后重建时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经验，有力有序推动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究的工作，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办公室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双方合作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风险管理项目”2010 年度项目计划安排，于2010年8—12月设计和实施“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项目。2010年9月11 一 12日，在成都召开的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方法研讨会，专题讨论了本项目方案。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本项目从2010年10月开始，至2011年年底研究完成，历时一年多时间，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民族大学的50多位教授、研究生共同完成了研究项目。

　　本研究项目主要从100个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的试点贫困村中选取37个村进行案例研究，其中个村作为研究型案例，进行深度研究；30个村作为总结型案例，进行经验总结。

二、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的内容

　　2009—2010年，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公室直接指导三省（四川、甘肃、陕西)扶贫办开展的100个试点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和其他4 734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全面推进，总体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受到了受灾基层干部群众的衷心称赞和拥护，得到了国务院、三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树立了一批典型。这些受灾贫困村，在各有关方面的指导、支持下，从实际出发，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将外部援助和内源发展活力激发结合起来，不仅有力有效地完成了各项恢复重建任务，而且探索和创造了一批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机制与模式。本研究选取了部分典型村，对其做法、经验、问题、挑战、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

　　本项目的案例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型案例研究；二是总结型案例研究。

　　(一）7个研究型案例研究

　　在前期资料和数据积累的基础上，根据监测评估结果、恢复重建效果、代表性、经验可借鉴性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选取7个试点贫困村进行深度案例总结，形成7份研究型案例报告。每份案例报告的作者将按照案例研究的范式， 主要通过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该村地震前发展状况、灾害紧急应对、灾后恢复重建等进行全过程的 记录、描述、分析和总结，重点深入剖析案例村灾后恢复重建的主要思路、成功要素，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终揭示其核心经验价值。每个村一般突出1〜2个具有特色的做法和经验，自成一体，形成一本研究专著。

　　所选的7个试点贫困村，其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 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白蝉乡陡嘴子村

　　陡嘴子村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参与式重建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模式。参与式在灾后重建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特点。引入参与式的重建理念和过程，可以将村庄发展惠及面扩大，使村庄发展计划惠及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保证发展的持续性。陡嘴子村灾后重建与发展的参与方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村民自主议建”、“联户互帮互建”、“党员帮扶助建”、“三级联合监督”。 四种参与方式保证了村民在灾后发展中的参与效果，减贫减灾政策的合作交流给灾后重建带来了有益的帮助。在实际工作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办事处绵阳地方办公室以村庄发展为目标开展工作，其基本的工作单位是村庄， 工作途径则是通过提供各种机会和平台.将中央各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及各机构引入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中，实现部门（机构）间的信息有效交流与资源充分共享。

2. 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民乐村

　　民乐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参与灾后贫困村重建的试点村。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用市场化的机制与方式推动恢复重建和农民组织化发展。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市场化机制以种养农业合作社为依托，通过合作制社会企业的结构治理，推动贫困村灾后生计的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实践表明，以现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基础，合作制社会企业是在合作社之外推进农民生计活动和农业生产活动组织化的另一条出路。

3.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九泉村

　　九泉村是与香港乐施会合作试点村的代表，其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与国际非政府组织（香港乐施会)合作中的冲突与适应，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理念及资源与国内重建理念及资源有效整合与创新的过程。一方面，政府部门和基层社区要适应香港乐施会项目管理和实施的原则及程序，香港乐施会不仅仅作为项目投资方监督项目的实施，同时还直接参与项目的管理；另一方面，香港乐施会也在参与灾后重建过程中调整自身的行动方式和策略。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双方通过高效、有效的沟通，逐渐建立起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合作关系，进而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

4.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

　　阿尔村是羌族村寨，是少数民族受灾贫困村恢复重建的代表，其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少数民族村恢复重建与发展中本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阿尔村的灾后恢复重建探索出了“羌人谷”工程、释比传习基地、龙溪文化中心、羌族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区等有效方式来保护、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

5.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唐坪村

　　唐坪村是甘肃省最早开展贫困村恢复重建的村庄，其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与国内民间组织互动，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妇女在恢复重建中的作用，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项目的经验。唐坪村成为甘肃省最先开展灾后恢复重建贫困村的原因在于，唐坪村村民最早从地震的重创中恢复信心。举办社火等地方传统文化活动为扫除村民心理阴霾、提振其重建信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国内社会组织（如北京富平学校）的援助和社区妇女的积极参与是 唐坪村社火成功举办的两个关键因素。

6.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广平镇骆家嘴村

　　骆家嘴村是综合重建代表村，其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国内各部门、国外各种资源整合开展综合恢复重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为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搭建了一个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相互合作，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际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鼎力相助的社会参与格局，实现了体系之间、条块之间的有效配合与联动。经过灾后恢复重建，村庄公共物品得到增加与完善，村民生活与生计有效恢复，村庄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7.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马口村

　　马口村是综合重建的代表村，其灾后恢复重建的特点是:外部援助与内源发展互动重建。援助部门（组织）以县（区）为单位，以区政府为核心，成立马口村灾后重建指挥部。马口村灾后重建指挥部设立多个工作组，通过区（利州 区）政府的指挥和区扶贫办的协调，建立了部门合作的组织化机制，实现了援助部门的充分合作以及重建资源与惠农资源的有效整合，使贫困村灾后重建外部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社区内源激发的组织化体现在灾后重建过程中， 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村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和各项目功能小组。项目功能小组在村灾后重建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协调下开展工作，保证了项目实施的连续性和社区重建的整体性。社区内部组织化，为群众充分参与灾后重建构架了组织路径，既提高了社区凝聚力，又充分激发了社区恢复重建的内源动力。

　　(二）30个总结型案例研究

　　三省（四川、甘肃、陕西）扶贫系统收集、整理出具有代表性的灾后重建贫困村若干个，作为备选案例，组织专家对这些备选案例进行评审，选出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案例30个(其中四川15个、甘肃9个、陕西6个）。针对这30个案例，由三省及有关市县扶贫部门推荐的、对案例村充分了解的、有较强总结研究能力的本地专家或相关专业的在校研究生，经统一培训后进行研究，形成 30份总结型案例研究报告（每份案例研究报告1万字左右）。

三、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的基本框架

　　(一）《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概论》研究框架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动因

　　第二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

　　第二章  案例研究背景

　　第一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的目标与内容

　　第二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主要成效

　　第三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挑战与对策

　　第四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理论与实践总结框架

　　第三章  案例研究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案例研究概述

　　第三节  扶贫案例研究的基本类型

　　第四章  扶贫案例研究方法

　　第一节  选题

　　第二节  确定研究题目和问题

　　第三节  提出理论假设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第五节  选择研究角度

　　第六节  确定研究内容

　　第七节  选择单一案例或多个案例

　　第八节  安排研究经费和工具

　　第九节  设计案例调査

　　第十节  搜集案例研究资料

　　第十一节  整理与分析案例研究资料

　　第十二节  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第五章案例比较研究

　　第一节  案例比较研究框架

　　第二节  案例比较研究的实践分析

　　第三节  案例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

　　附录A 7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框架

　　(二）7个研究型案例研究框架

　　7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框架参考附录A。

　　(三）30个总结型案例研究框架

　　30个总结型案例研究框架的示例如下。

　　案例题目：* * *

　　引言：本案例研究的特点、研究价值

一、 灾前扶贫与发展概况

二、 灾害应对

三、 灾后重建规划与实施

四、 灾后重建效果评价

五、 做法与经验

六、 问题与展望

七、 启示

四、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报告

　　(一)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报告的一般框架

　　研究报告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呈现。研究报告针对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结构。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报告一般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导言:介绍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

　　（1）灾前发展情况：包括村庄位置和自然条件、灾前产业与收入状况、灾前村庄组织概况等部分。

　　（2）灾害冲击：包括灾害损失概况、灾害对生产生活及长远发展的影响等。

　　（3）灾害恢复重建：包括规划、资金来源、恢复重建项目、恢复重建工作的 组织与管理等。

　　（4）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取得的成绩。

　　（5）结论与思考：案例中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经验与做法、存在的不足等。

　　(二）编写案例研究报告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描述资料

　　案例报告的结论必须有足够的资料支持，而资料的呈现主要由研究者的语言描述来完成。在描述资料时，应当尽量做到简洁、清晰，避免拖沓冗长。在语言使用上，应当有意识地保留所提取素材的原汁原味，通过完整而具体的描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资料的呈现方面，还应当注意避免表达方式过于单调，除了文字描述之外，还可以通过数据、图、表等表达方式来呈现。

2. 分析资料

　　研究者必须客观分析研究问题，进行分析时，研究者的主观“声音”应当被禁止或者减至最低。另外，分析时，研究者应当自始至终围绕案例的研究主题 (有时候是案例的核心经验）有条理地展开，使得案例的分析连贯而完整。

3. 提炼经验

　　案例经验的提炼是案例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也是案例研究的难点。提炼出来的经验是案例研究价值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看，案例核心经验提炼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例研究价值的大小。在提炼案例的经验（特别是核心经验）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提炼的经验是可重复性的。可重复性的经验是案例研究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重复性表现为从案例中提炼出来的经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案例，而应在其他案例中也具有可行性。如果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提炼出来的经验在其他贫困村没有可重复性或者可重复性很低，那么案例研究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2）在提炼案例经验时，要考虑战略性（前瞻性）。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属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范畴。目前，我国正处于农村发展的探索期。在提炼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案例的经验时，应该与我国农村发展和灾后重建的宏观政策相结合。案例提炼出来的经验既要反映灾后重建的宏观政策和农村发展相关政策的作用，又要能对下一步灾后重建宏观政策甚至是我国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

　　（3）指出经验的特殊性。在相同的宏观政策背景下，案例经验的价值也体现在案例本身的特殊性上，如果提炼出来的经验在其他案例中也可以找到，那么案例就会失去研究的价值。所有贫困村灾后重建都是在同一灾后重建宏观政策背景下展开的，然而，为什么有些贫困村的重建工作走在了前列，而有些村的重建工作却发展滞后，这就说明走在前列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一定具有其他村(特别是重建工作缓慢的贫困村)所没有的做法或条件。这些做法或条件就是案例经验的特殊性。

4. 报告结构平衡的技术

　　案例报告需要大量的描述资料来支持分析，因此往往篇幅较长，容易带来报告结构不平衡的问题。例如有些与结论相关的访谈资料字数很多，将其作为内容的一部分写进去就会使得描述庞大，或者造成某些部分篇幅过大的问题，使得整个案例报告结构失去平衡。因此，对于部分资料可以以专栏、附录等形式来呈现，这样就可以避免其所在部分庞大的问题，实现案例报告整体结构的平衡。除了专栏、附录等形式外，实现结构平衡的方在还有将资料数据简化为比较简洁的图、表等。

 

第二章

案例研究背景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是指，研究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村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灾后恢复重建的全过程进行持续跟踪记录、总结分析，以发现存在的问题，提炼成功做法与理性认识的研究。该研究既为同类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提供经验教训，更为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结合政策倡导提供依据。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的背景是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规划编制及其实施成效、存在问题及其应对的总体情况，为单个贫困村的研究提供整体的背景资料。

　　第一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

　　编制的目标与内容

一、 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的理论基础

　　编制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理论基础是扶贫系统参与灾后重建的必然性。在我国，自然灾害对发展的逆向影响越来越大，国家防灾减灾体系也日趋完善。过去，扶贫系统参与救灾、灾后重建的主要形式是根据地方政府安排，给予灾区一定的项目、资金支持，没有系统参与的意识、行动及制度性安排。扶贫系统积极主动、全面系统地参与灾后重建，开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指示国务院扶贫办要摸清地震对 贫困的影响，要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随后很短时间内，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灾后重建要与扶贫开发结合。

　　总结起来，扶贫系统参与灾后重建的主要原因，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从国内外反贫困的理论与实践看，扶贫开发与灾后重建结合是必然趋势。从第一次提出贫困概念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随着对贫困理解 的不断深入，贫困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贫困问题逐步 为公众所认识，并纳入国家发展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贫困被理解为不得温饱；20世纪90年代，贫困不仅涉及温饱，还涉及教育、卫生、交通等方面；到了21世纪，贫困的概念更广，包含了贫困人口的发言权等内涵。21世纪的前 10年，在分析贫困、致贫问题时，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引起广泛关注。

　　贫困人口在社会体系中是比较脆弱的，收入低、公共服务跟不上、抵御各种各样风险的能力极弱，因此，当他们面对风险时，要么更加贫困，要么重新陷入贫困。从这个角度看，要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关注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只有从预防的角度降低贫困的脆弱性、提高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未来扶贫工作的效果。近10年来，我们很自然地把脆弱性和风险的研究纳入扶贫开发的研究，把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性纳入扶贫工作进行重点考虑。换言之，如果扶贫工作不把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列为重要途径的话，扶贫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我国在大灾后，传统上由民政系统承担救灾工作。但近年来，实践表明， 扶贫系统如果不参与灾后重建，将来扶贫的困难会更大。从汶川地震后两年的恢复重建实践来看，在大规模的灾后重建进程中，受灾贫困村往往落在后面。如果汶川地震发生后，扶贫系统不积极参与、中央不安排专项资金的话， 这种落后的差距会更大。玉树的灾后恢复重建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只给予贫困村一般性政策，那么贫困村就会在灾后重建进程中走在后面。扶贫部门确实有责任、有义务设法帮助较贫困的人群加快减贫进程，缩小恢复重建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差距。

　　（2）从国内外的实践看，成功的灾后恢复重建必须把对贫困人口的关注作为重要内容。国际上，日本、巴基斯坦、墨西哥、海地、智利等国家对其发生灾害地区实施的恢复重建政策都包含了对贫困群体给予特殊关注的内容。我国汶川地震灾后的恢复重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重视，全社会参与，特别是18个对口省的援建，其资金投入量非常大。但在现实中，对贫困村的投入还是相对偏少，许多援建项目存在注重形象工程的倾向，最弱 势、最边缘的群体往往易被忽略。在玉树灾后恢复重建中，如果不注意，这样的问题也会存在。

　　（3）从恢复重建的内容看，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构成整体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灾贫困村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其恢复重建更需要扶贫系统的积极参与。由于扶贫系统所从事的各种工作，交通、水利、农牧等行业部门也都在做，因此，在灾后恢复重建整体安排中，扶贫系统很容易被忽略。因为从行业来看，恢复重建的内容似乎都已覆盖到了。实际上，扶贫系统有三个方面的切入点。其一，行业部门的规划没有覆羞到的内容。如：对于村内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道路，交通部门对村内的道终是不規划的；水利部门、农业部门也往往只负责一些大中型工程，较少涉及一家一户的生产。其二，受灾贫困人口的增收。相关行业部门也注重促进增收.但是对于普惠性的项目，贫困人口很难分享其中的利益，需要扶贫系统设计具有扶贫特色的增收项目。在整体恢复重建安排中，同样是项目增收，但扶贫系统针对的是特殊群体，这才是扶贫系统参与恢复重建的重要理由。其三，配合行业部门提高恢复重建的益贫效果。比如，同样是农房重建，每户补助2万元，对于一般户而言，可能可以把房子建起来了，但是对于贫困户，可能建不起来。如果在同样补助的基础上，给贫困户增加5 000元/户的补助，那么，这项政策的益贫效果就会明显得多。这是汶川地震的一条重要经验。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 措。面对灾害，贫困村、贫困人群受灾害打击最重、恢复重建难度最大。帮助 这些贫困村、贫困人群加快恢复重建进程，让他们不至于更加落后，这本身就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如果忽略了最贫困的村落、人群，就很可能会在 客观上加剧区域的不平等和不稳定，也极可能增加该区域的生态脆弱性。

　　扶贫系统参与灾后恢复重建，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任务。中央领 导多次强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要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怎么结合，这就需要扶贫系统在实践中探索、总结，意义非常深远。

　　此外，扶贫系统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可以拓展扶贫系统的工作空间。从未来的定位和发展看，如果扶贫系统不积极主动参与灾后恢复重建，那么在这一领域就会被渐渐边缘化。比如，2010年西南旱灾、水灾频发，如果扶贫系统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帮助受灾贫困村、贫困人群更快恢复，跟上整体恢复重建速度，那么，当灾害再发生时，扶贫系统就更有理由参与到恢复重建工作中。

二、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的重要意义

　　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是国家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开始及基础。 通过规划，可明确思路、目标任务、建设内容、政策支持等;通过规划，可明确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各方的责任及协调机制等。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 划编制完成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目标上。

　　目标之一，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是理清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思路的 途径，即通过规划明确帮助贫困人口恢复发展的目标任务。显然，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无论是内容还是组织，都需要精心设计。 编制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可以理清思路、明确任务。通过规划，明确要做哪些、能做哪些工作。没有这样的过程，就很难做出准确、科学的判断。

　　目标之二，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是争取将贫困村重建规划列入国家整体灾后重建规划的依据。如果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进不了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整体规划，中央财政部门就无法安排专项基金，而编制好贫困村恢复重建专项规划是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正式申请纳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整体规划的依据。

　　目标之三，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是推动贫困村资源整合的平台。贫困村恢复重建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发展，所需要的不只是扶贫系统的支持，而是各行各业、全社会的支持。获得这些支持就需要构建一个平台。比如，交通覆盖到贫困村到底需要多少资金，其依据就是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中的村级道路恢复重建内容规划，有了规划就为争取交通部门的资金提供了依据。

　　目标之四，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是为贫困村、贫困人口争取更多资源支持的工具。中央财政部门安排的专项基金与需求相比肯定存在缺口。实践证明，越贫困越边缘的贫困村，贫困户越难充分享受到普惠性政策的扶持。这就需要扶贫系统考虑如何增强普惠性政策的特惠效果。比如建房，就要考虑到在中央重建基金补助后，还有一定缺口，而贫困人口补足这个缺口的能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规划测算缺口、设计解决办法。规划可以为寻求 省政府财政支持、社会各界的进一步帮助提供依据。

　　目标之五，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是开展扶贫开发机制创新的基础。 如何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性，如何通过5〜10年的努力使类似玉树的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发展环境有根本性的改善，这些都需要在恢复重建中积极探索、积极创新、积极总结，以积累特殊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 这样的机制创新经验，可以为省内或国内，甚至国外同类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三、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的主要特点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首先应具有规划应有的特点，此外，还应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特殊性，即规划覆盖的目标群体是贫困村、贫困人口，具有特殊性。 规划的重点就是要反映出灾害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的特殊影响及其特殊需求。灾害发生后，需要根据贫困村、贫困人口受灾的数据,根据对农户的了解，反映出其特殊性。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手段也是特殊的，所有的措施都需要针对贫困户，而一般而言，其他部门很少规划到户。

　　二是综合性。灾后贫困村需求的多元性，决定了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不是单一方面的，规划内容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创办、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民组织创新等。当然，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規划的内容并不是全部由扶贫部门实施。根据规划，相关行业部门可以负责相应的行业内容，剩下的就由扶贫部门负责。如果没有对口部门负责，贫困村的恢复重建就应该由扶贫部门负责，这是扶贫部门的职责。

　　三是系统性。从规划内部看，各个分项目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应构成一个系统；从村内部和外部看，村内的每一个分项目应构成一个系统，村与外界的衔接也应是一个系统。所以，规划时，既要考虑村本身的系统，也要考虑村和村之间、村与外界之间构成的系统。具体说来，就是要充分考虑户与户之间、 贫困村与贫困村之间如何通过规划连接，要充分体现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与其他行业规划之间的区别.

　　四是前瞻性。比如，对于处于特殊地理环境的灾区而言，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可以为这些地区未来的扶贫开发工作探索路子。规划要抓住受灾地区总体的贫困特征及其变化。只有抓住贫困人口的变化特征，才有可能制定出可行的、有前瞻性的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总之，思路需要进一步拓展，需要更有前瞻性。

四、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的内容要求

　　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和其他规划一样，应有一般规划的内容，如规划区、规划的目标和原则、建设内容、投资概算、效益与风险分析、实施与管理、保障措施等。值得说明的是，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在编制过程中，需要特别突出以下要求。

　　一是在实施的基本原则上要充分体现参与式的特点。国际经验表明，贫困人口之所以贫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声音表达不出来，传达不到决策层。所以增强扶贫开发效果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尊重贫困人口的发言权。过去近10年，扶贫系统探索了许多参与式途径并取得了一些经验。比如建立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已经在近万个村庄推广。

　　二是在目标的定位上要客观、实事求是。过去，扶贫系统做规划、定目标， 许多时候并没有和实施结合起来，容易导致最终无法落实或只能部分实现的结果。因此，规划的定位要准确，不能简单地照抄总体目标，要认真分析实现的可能性。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目标的确定一定要实事求是。

　　三是在内容体系设计上要突出重点、兼顾全面。这也就是说，既不能仅仅强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也不要仅仅从增收的角度设计，而是要从更全面的视角对更综合的内容进行设计。

　　四是在投资概算和资金来源的分析上要依据充分。投资概算是所有类型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投资概算既要充分了解投入的依据、来源的可靠性，还要了解行业的标准、行业资源的可能投入，同时，更要了解国家资金的大致安排等。这样，资金来源的可能性分析才可靠。如果资金来源不足，那么就只有通过调整目标使之更符合实际。

　　五是在管理机制上要勇于创新。需要在传统的管理规范性要求的基础上，包含新的要素。其一，要体现出“大扶贫”的格局。扶贫不仅仅是专项扶贫，而要与行业扶贫、社会扶贫有机结合，还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减贫工作的促进。其二，要体现贫困村、贫困人口的主体性。特别是在藏族地区， 扶贫与发展工作中存在不少不利于发挥藏族农牧民主体性的现象，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三，要体现整体机制的创新。比如通过建立市场把资产固化到贫困户，这一做法具有创新性，需要有说法，分析要有理有据。

　　六是在风险分析和评估上要充分考虑风险的多样性。恢复重建规划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存在社会风险、管理风险、环境风险等，因此，规划编制需要考虑如何预防并降低各种风险的问题。

　　此外，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编制还要特别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规划如何充分反映贫困人口受灾后的特殊性。如果反映不出特殊性，就无法充分反映出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资金安排的理由，在总体安排时就容易被忽略。

　　二是规划的内容和项目选择如何充分体现贫困村、贫困人口的需求。规划不能仅仅从扶贫工作出发来反映贫困村的需求。规划既要立足于贫困村、 贫困人口的需求，还要从整个区域的发展来进行。贫困村的恢复重建不仅是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重建，更是整个区域的重建。

　　三是规划编制与实施如何保障贫困村农户和基层党组织的充分参与。

　　第二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主要成效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灾后重建要与扶贫开发结合的重要指示精神，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扶贫系统积极主动参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主要负责灾区4 834个贫困村的恢复重建工作。涉及的范围是：四川39个县 2 516个村、甘肃8个县1 811个贫困村、陕西4个县507个贫困村。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家支持、社会帮助、群众参与和自力更生， 经过两年努力，使受灾贫困村基础设施、产业开发、民主管理与自我发展能力恢复到灾前水平，基本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确定的目标。按照国家“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总体要求，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和三省扶贫办分批开展了100个村的试点工作，分两批启动了全部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成效可以归结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 激发了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内部活力，增强了贫困人口重建与发展的信心

　　取得这一成效的最主要原因是在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中，广泛采取了参与式方法，动员贫困人口充分参与，强化其主体性。此外，在项目实施、组织发动、培训等过程中，采取了多种手段，努力提升贫困人口恢复重建、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能力。这是开展贫困村灾后重建最基本、最重要的成效。如果信心没有恢复，再多的资金、项目投入，重建的速度和质量也难以保障。为此，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始终遵循坚持瞄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坚持以生计发展为主、坚持群众参与和赋权、坚持强调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原则，有效地确保群众充分参与，在参与中激发活力、增强信心。

二、 明显改善了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其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的项目包括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产业开发、能力建设、生态恢复与村容村貌建设等6个方面，共35个子项目。其中：住房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相关行业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能力建设、生态恢复与村容村貌建设等，以扶贫部门为主，与其他部门一起组织实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组织为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筹措了一定资金。据统计，100个试点贫困村的总资金投入为1.83亿元，每村平均恢复重建的资金为183万元（不包括住房重建、公共服务 设施重建等）。其他4 734个村，截至2010年，已落实总投入资金34亿元，平均每个村获得重建资金71.8万元：更重要的是，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及扶贫资金投入，为各种资源投入支持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建立了平台。一系列重建项目的实施，明显改善了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它们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 改进了系列专题培训交流活动的方式,有效提高了扶贫系统 及村级领导组织恢复重建的能力

　　培训是提高能力非常有效的手段和形式。如何通过培训、交流，促进扶贫 系统提高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的能力，是研究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内容。 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培训按形式分为：动员性培训，如2009年5月20—21日 在四川省广元市举办的“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暨培训会议”；主题性培训，如“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系列培训、贫困村灾后恢复重 建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培训等；交流性培训，如“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结合国 际研讨会”等。培训内容及组织安排，注重了课堂讲授与现场参观相结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与相互讨论相结合；大规模、针对性、参与互动的培训交流， 促进了扶贫系统参与灾后恢复重建能力的提高。

四、 完善了参与式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体系， 展示了扶贫系统的工作特点和能力

　　（1）完善了参与式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从20世 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国扶贫系统极力在扶贫开发工作中推广运用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这些理念和方法在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体现为指导思想的更加完善。一是坚持以贫困人口为中心。始终坚持以贫困人口为中心，是扶贫系统与其他行业部门做规划最明显、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扶贫规划必须以人为中心来编制设计，而一些行业规划则不一定，它们更多着眼于行业项目的发展。二是坚持开发式扶贫。三是坚持整村推进。四是坚持以政府为主导、贫困群体为主体，动员全社会参与。这是在多年扶贫实践和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中提炼出来的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每个贫困村的扶贫与发展规划编制。

　　（2）完善了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框架。如图2-1所示，灾害发生以后，首先需要对灾害影响进行评估，对贫困村、贫困人口的需求进行鉴别，对发展机会进行选择，最后论证、形成可行的规划方案。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编制还需要以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新的扶贫开发战略为指导。 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框架也为同类扶贫开发规划工作提供了参考。





　　图2-1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框架

　　（3）完善了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管理体系。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管理体系由项目管理、物资管理、资金管理、参与管理、技术管理等内容组成。各项内容的管理，构成了一个规范的管理体系。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的管理体系设计，不仅体现了规划管理的一般要求，更体现了机 制的发展和创新。通过实践验证、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规划实施管理体系更加完善和适用。

　　（4）完善了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监测与评估体系。监测与评估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如何评估各种投入对目标群体的影响，需要规范的方法、方式和体系。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系统的开发应用，既是规划监测与评估工作的需要，也是完善监测与评估体系的需要。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系统的运行，保证了基础数据的全面、动态，为决策提供了基础性支持。此外，监测与评估体系还包括基线测试、终期监测和系列专题评估等活动，从多个角度完善了灾后贫困村恢复 重建的监测与评估体系。

五、 探索了灾后贫困村的多部门参与重建机制，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首先，在规划过程中注意协调、促进各方参与。相关参与各方既包括了目标群体，也包括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其他方面。

　　其次，充分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汶川地震早期恢复和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关部门共同开展多部门协作参与贫困村恢复重建机制的探索。图2-2是对这一探索的形象反映。





图2-2表明，以试点村为目标，中央层面多个部门按照统一要求参与和推

　　图2-2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多方参与机制

　　动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工作。多个部门包括国务院扶贫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部、民政部、环境保护部等部委，以及中国妇联、中国法学会、国际 行动援助组织等组织。多个部门参与同一个项目设计，实施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项目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项目实施机制，这是一种创新。项目所形成的机制、办法及教训，对于构建“大扶贫”的格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六、 开展了相关专题总结和研究，促进了经验的广泛分享与交流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方法研究，是规划编制和实施的重要内容。系列总结研究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

　　（1）培训教材，分别是《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指导手册》、《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简明读本》、《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培训教材》、《灾害对贫困影响评估指南》等4种。

　　（2）专题研究，包括《〈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实施社会影响评估》、《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救援与重建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与本土文化保护研究》、《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进程与挑战》等。

　　（3）模式与案例研究，选择7个不同类型的村庄，对其灾后恢复重建过程进行深度总结，提炼具有普遍性的机制、模式，从而为其他的村庄开展类似工作提供经验参考和理论依据。

　　（4）社会系统重建研究，在灾后重建中关注经济和生计重建的同时，需要把社会系统重建放在重要位置。

　　（5）可持续生计研究，通过试点村探索和实践贫困村灾后早期恢复后建立可持续增收和发展的机制与模式。

　　（6）理论方法研究，基于实践和国际经验的本土 总结、提炼防灾减灾、 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相关理论方法，以对全球的防灾减灾知识、经验的分享作出贡献。

七、 倡导了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理念和意识，创新性地实践了具体结合的方式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意义重大。一是贫困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工作的目标任务完全一致，结合是必然要求；二是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是村一级的综合性规划，所涉及的项目就是整村推进的建设内容，与各部门规划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三是对于灾后重建而言，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措施也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四是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被各部门髙度理解与认可，充分说明扶贫系统参与灾后重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五是全球性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的发展、全球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在扶贫开发进程中把握好机遇，需要开展相应的研究和试验。

　　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就是对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实现方式的实践过程，是该理念和意识的倡导过程，是提高扶贫系统参与灾后重建能力的过程。

八、 贫困村恢复重建构成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成为总体重建目标的实现作出了积极贡献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包含了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因此，贫困村恢复重建规划完成的进度、质量都会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产生影响。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如期完成，将对总体规划的如期完成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节

　　泣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挑战与对策

一、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面临的挑战

　　尽管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与成效，但是也面临很多挑战。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面临的挑战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缓解灾害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

　　缓解灾害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对于贫困村、贫困群体而言，缓解灾害影响的过程更加缓慢。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现实感受，两年时间的恢复重建仅仅是早期恢复重建。国际经验表明，一个经受严重灾害的区域，其灾后需要8〜1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提出“三年 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要求，可以理解为完成早期恢复重建，并非意味着全部完成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开始把灾后重建从早期恢复转向长期重建，确定了发展产业、促进就业、扶贫济困三大长期重建主题，具有前瞻性，符合灾后重建的规律。对于贫困村，不能仅满足于两年任务的完成，还需要千方百计、主动利用各种政策与资源、 技术支持已完成早期重建的贫困村，以及早开展可持续生计的恢复与重建。

　　(二）普惠性的恢复重建政策提高了贫困村、贫困群体抗风险 的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部分特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一方面，贫困人群的心理还没有完全恢复。另一方面，大规模集中建房导致成本上升，实际上抵消了国家建房补贴的大部分正面效应，加上超前的建房标准，使农户背负了新的债务。由此，新的债务对他们的心理、生计恢复及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调査表明，每户负债4万〜5万元时，对于一般农户而言，用五年左右时间即可还清；而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可能需要8〜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还清。而且，由此产生的心理压力将对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另一个问题是，集中重建的农户，其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关系都将产生根本性变化。集中居住、集中生活，远离耕地，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农业已经不再是他们主要的生计方式。面对这些转变，农户的社会交往、社会网络都需要进行重构。如果没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其负面影响就会慢慢凸显。一旦形成群体性的问题，必然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此外，贫困户的生活能力并没有随着恢复重建进程的逐步深入得到相应的提高。

　　(三）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外部支持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外部支持，包括扶贫部门和其他行业部门、各种组织所支持的资金、项目及其整合，以及技术和培训、信息和其他服务、内源发展机制（如传统文化的作用）形成的倡导，等等。从根本上说，贫困村恢复重建的完成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全体村民在外界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努力。一方面，各种外部支持需要围绕贫困村、贫困人群恢复重建与发展的需求，有效地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外部的帮助需要与贫困村的内源机制培育结合起来，帮助贫困村、贫困人群最终实现内源的发莪。

　　(四）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进程中外部环境的不可控因素多元化

　　恢复重建涉及诸多不可控的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有复杂化的趋势，给贫困村恢复重建带来了新的困难。比如，转变发展方式对贫困村、贫困人口恢复重建的影响存在不可控性。转变发展方式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总体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各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如何转变，特别是如何确保转变能更有利于大众、更有利于穷人，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从理念、方针、政策、措施等方面实现转变。发展方式转变是否更有利于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需要在重建过程中从资金、资源、机 制设计等方面保证贫困村、贫困人口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受益。再如，市场变化、灾害风险具有不可控性，发展低碳绿色产业涉及很多联动的因素。还有，普惠性政策的益贫效果需要通过宣传、倡导、影响来得到提高。

　　(五）特殊贫困群体的需求需要特别的扶持机制

　　面对同样的灾害，贫困村、贫困人口所受打击更大，恢复重建的难度也更大。这里的贫困人口通常包括妇女、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等，他们在灾害中受损更大，恢复重建需求也相应更多。所以，对于这些人群，如果没有特殊的扶持政策，在恢复重建及今后的发展进程中就可能会落在后面。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就会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也是影响灾后重建效果的重要因素。

二、 应对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挑战的对策

　　应对上述挑战，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需要采取多个层面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宏观层面的对策：编制和实施灾后特殊片区扶贫规划；采取有效缓解贫困户债务的政策；发展有利于贫困户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社会发展政策的益贫效果；针对特别人群建立特别援助机制等。

　　中观层面的对策：建立有利于均衡发展的区域发展方式，比如县域发展要城镇与乡村并重，大众整体发展应与特殊人群发展并重；有效衔接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等。

　　微观层面的对策：实施差别化的农户债务缓解政策，对于特别困难的农户的债务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啕建赍型金融与保险体系，提高贫困户抗风险能力；培育增收特色产业，着力提高社区、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等。

　　第四节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

　　理论与实践总结框架

一、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理论与实践总结的意义

　　(一）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不仅是遵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更是灾害与贫困内在必然性的要求，是受灾贫困社区及群众的期盼

　　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贫困村恢复重建和扶贫开发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反复强调扶贫开发要与防灾减灾、灾后恢复重建结合。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灾区农村恢复重建要注重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扶贫开发结合起来；温家宝总理明确要求，要把恢复重建和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加大对受灾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回良玉副总理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报告上批示，今后的扶贫工作要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推动农村低保和扶贫工作的结合，推动防灾减灾和扶贫工作结合，搞好灾后恢复重建和扶贫工作结合。根据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被纳入到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当中，成为汶川地震灾后整体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国贫困地区大多数为自然灾害多发区，因灾致贫、返贫的现象严重，受汶川地震破坏的贫困地区更是如此。实践证明，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结合不仅是遵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更是灾害与贫困内在必然性的要求，是受灾贫困社区和人群的期盼。

　　(二）对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是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常态化的需要

　　我国现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现在是指2012年12月），其中70%处于生态脆弱区，自然灾害频发给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灾害也成为贫困地区农村贫困的重要根源。但由于各种原因，防灾减灾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没有得到应宥的重视，贫困地区灾害应对机制仍未建立：汶川地震灾区100 个试点贫困村、其他4 734个贫困村的灾后重建，探索和实践了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机制与模式。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及相关机制与模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能够有力推动贫困地区应对自然灾害机制的建立及常态化，为把灾害风险管理纳入未来扶贫政策打下基础。

　　(三）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理论与实践总结，是扶贫系统能力建设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灾害与减贫的研究内容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理论与实践总结，是推动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结合、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水平的需要，是丰富全球灾害风险管理知识的需要，也是扶贫系统能力建设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

二．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理论与实践总结的框架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理论与实践总结通过“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研究丛书”实现。该套丛书包括6个系列，共30种图书。

1.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培训丛书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培训丛书共有4种图书，分别为《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简明读本》、《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指导手册》、《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培训教材》和《灾害对贫困影响评估指南》，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2.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专题研究丛书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专题研究丛书共有4种图书，分别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实施社会影响评估》、《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救援与重建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与本土文化保护研究》和《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进程与挑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3.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机制模式研究丛书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机制模式研究丛书共有4种图书，分别为《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机制及模式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机制模式与经验——基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计划”项目的综合评估》、《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多部门合作的探索——基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实践的总结》和《汶川地震灾区贫困村恢复发展评估——来自8个贫困村的调研》，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4.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社会系统研究丛书

　　防灾减灾/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社会系统研究丛书共有4种图书，分别为《灾后社区重建中的公共产品供给》、《非政府组织与灾后重建》、《灾后财 富分配与流动——汶川地震个案研究》、《灾后社会资本重建——以汶川地震为例》，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5.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丛书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丛书共有10种图书，分别为《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概论》、《马口村:外部援助和内源互动重建》、《陡嘴子村:参与式重建》、《民乐村：以合作制社会企业推进灾后生计重建》、《九泉村:互动适应中重建》、《阿尔村：援建主导下的灾后重建模式》、《唐坪村：本土文化恢复推动社区重建》、《骆家嘴村:政策实施与乡村秩序的重构》 和《贫困村灾后重建案例报告选集（上、下）》，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套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国家重点支持出版图书。

6.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理论方法研究丛书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理论方法研究丛书共有4种图书，分别为 《农村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概论》、《自然灾害应对与扶贫开发：理论与实践》、《灾害应对与农村发展——“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及实践”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自然灾害与贫困：国际经验及案例》，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三章

　　案例研究的一般理论

　　第一节

　　案例研究的基本概念

一、 案例研究的定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各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日益增多，实地研究方法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案例（个案）研究 (case study)属于实地研究范畴，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都有广泛的运用。

　　作为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一项基本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 20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就是案例研究的先驱之一，并对案例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林诺夫斯基之后，案例研究法逐渐发展和完善，运用案例研究法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 (William F. Whyte)的《街角社会》、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等都称得上案例研究的典范。

　　尽管案例研究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但学界对案例研究仍没有一致的界定。王金红曾对主要的案例研究定义进行过以下概括：美国社会科学家德尔伯特• C.米勒和尼尔• 萨尔金德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案例研究法的综述中指出，案例研究是从多种信息来源和丰富的背景中收集深入、详细的资料，对一个或多个个案进行历史性的探讨；对案例研究法理论探讨和建构具有重要影响的Robert K. Yin认为，案例研究包含了各种方法， 涵盖了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具体的资料分析手段，案例研究既不是资料收集技术，又不仅限于设计研究方案本身，而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风笑天将案例研究定义为对某个个人、某个事件、某个社会集团或社区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孙立平将案例研究的内涵具体化为“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王金红，2007)。本研究认为：案例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的逻辑思维， 也是一种具体的资料分析手段，对案例研究的界定应该包含案例研究的逻辑和分析手段。

　　一般认为，案例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一特定情境下的某种或某些现象或事件的客观描述，具有真实性、典型性、系统性等特点。案例是由现象或事件构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现象或事件都能够成为案例，只有当这些现象或事件难 以与其背景明确分割时，才会成为案例。而案例研究就是对这些难以从特定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或事件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定义主要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案例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案例研究就是对某些特殊事件进行系统研究的研究方法，从案例研究中并不能总结出带有一般性的、规律性的结论。另一种观点则恰恰相反，认为对案例的研究可以获得新的假说和具有分析性的普遍性结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David Shaw、Gee等人。David Shaw 认为，案例研究方法强调总的场景或所有因素的组合，它通过描述导致现象发生的事件过程或事件后果，在大环境下对个体行为进行研究与分析，进而形成假说。Gee指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似乎首先用于描述当代资料， 并从中得出归纳性的普遍结论。张梦中、马克•霍哲依据Gee的观点给出了案例研究的定义，即案例研究是一种运用历史数据、档案材料、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运用可靠技术对客观事件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带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正是借用了这一定义。

　　我们认为，通过对案例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结论，从而可以将案例中的一些经验、启示及发展模式在合适的条件下在其他地区加以复制并进一步推广。这正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指导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的主要优点，也是相关的扶贫机构不断地举办扶贫培训的主要原因。

二、 适用于案例研究的问题

　　研究者所采取的研究策略应取决于：①研究者提出的研究问题的类型； ②研究者对所研究的事件或行为的控制程度；③研究焦点是当前发生的事件还是历史事件。

1. 研究问题的类型

　　研究问题的类型，即谁、什么、哪里、怎样和为什么。“什么”类的问题可以是探究性的，例如，扶贫干部对什么是好的扶贫理念的研究。对于这类问题， 可以使用调查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或者综合使用这几种方法。研究者可以给扶贫干部发放一张清单，上面罗列出各种对扶贫理念的陈述，请参与人员指出这些陈述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己对扶贫理念的理解，也可以请扶贫干部在实验条件下完成一些任务。同时，可以开展有关扶贫干部个体和他们的扶贫理念是如何蕴含在他们的日常扶贫工作活动中的案例研究。

　　“什么”类的问题也可以是关于“多少”和“多大程度”的问题，要回答这类问题，采用调查法和档案分析法比案例研究法要好；同样，有关“谁”和“哪里”的问题最好也采用调查法；“怎样”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是解释性的，对这类问题可以采用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法。

2. 对所研究的事件或行为的控制程度

　　当对事件或行为不能控制时，应该使用案例研究法，而不是进行实验。

3. 研究焦点是当前发生的事件还是历史事件

　　如果研究焦点是历史事件，应该用历史分析法；如果研究焦点是当前发生的事件或行为，可以采用案例研究法。

　　当然，在开展案例研究时也可能需要运用历史分析法。例如，研究某个扶贫龙头企业的运作机制时，也需对该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调査。因此，除了把历史研究(使用文献和实物资料）当做案例研究的一个部分外，还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证据，如访谈、观察(参与型和非参与型的）。

　　总之，进行案例研究的问题应该满足三个条件：问题要与当前在真实环境中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有关;研究者对此类问题几乎没有控制能力；问题是有关“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当然，案例研究也涉及历史，也可以用来回答除了“多少”和“多大程度”之外的“什么”类问题。要注意的是，选择何种研究策略并不是绝对的，而应依据要研究的问题采取综合的方法。

三、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独特的实证调査方式需要的认识

　　人们对于案例研究存在的误解常见的有以下三种。

　　（1）案例研究是研究者对所收集数据的主观诠释，因此缺乏严谨性，一些研究者存在一种为了得出某个结论而拼凑数据的倾向。还有一些研究者主张对数据分析采用“扎根”方法，即研究者在不具有预先存在的理论或概念性框架的前提下进行数据分析，并完全基于数据分析结果之上建构一个理论框架。 实际上，案例研究者往往需要以某些理论框架，或者起码以某些假设或某些理论倾向为起点，进而对数据进行分析，否则会不知从何入手。但研究者要保持开放、灵活的态度，充分让数据本身去说明问题。此外，研究者还要乐意去质疑、修改甚至否定他们原来用于分析数据的概念或理论框架。

　　（2）案例研究不能为科学推论提供基础。从事案例研究的人经常受到的一个质疑是：你怎么可以基于一个或几个案例研究的结果而做出理论上的概括。实际上，对实验研究也可以做出同样的批评，但很少有人对它提出质疑。 案例研究可以推论到理论主张（理论假设），而不是从几个个体推论到全体。 案例研究与实验研究一样，案例并不是一个样本，研究一个或几个案例并不旨在从小数目的案例推论到全体，而是旨在理论上的扩展或概括。

　　（3）案例研究耗时长，且数据太多，难以处理。在开展案例研究时，因为研究者对事件不具有控制能力，所以他们不得不对情境和收集到的数据作出迅捷的反应，并决定在后续的研究中以怎样的方式收集何种数据.这就要求研究者能清楚地了解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问题，并且还要不断地问自己到底想要研究什么问题、目前所收集到的数据是否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否则，研究者可能会面临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之后却发现其中大多数数据与自己的研究问题并不相关的危险。

　　综上所述，案例研究是对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现象进行的实证调查，是当研究者认为情境与所研究的现象极为相关，但现象与情境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 很明显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四、 案例研究的应用

1. 医学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始于医学，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理论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而临床实践却是复杂的、需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的。实践经验的取得，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长期的亲身实践；二是通过学习他人的典型病例。显然，通过学习他人的典型病例来获得医疗临床经验更为经济、快捷、合理，由此案例研究在医学界获得了广泛应用。

2. 法学案例研究

　　随着案例研究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这一方法很快被引入到了法学界。法学案例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法学理论需要在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典型案例的学习，律师可以提高辩护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也可以提高判决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公道；法学家也可以提高法学研究的质量，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修正法学的理论;立法者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基本含义。案例研究在法学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案例本身甚至起着法律的作用。

3. 工商管理学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逐渐被引入工商管理学领域。早在20世纪初，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管理者及教师就发现:一味地讲授各种管理理论并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兴趣，且依靠这种授课方式学生所掌握的相关理论知识也不够牢固；而一旦学院请一些工商管理人士走进课堂，向学生进行现身说法，展现自己在管理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种种对策，学生们便兴趣盎然，印象深刻。于是在1921年，律师出身的校长华莱士 •多汉姆在注意到案例研究在管理情境中运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前提下，推动全校教师写作并使用案例进行教学。到今天为止，运用案例进行教学在工商管理学界最为彻底，案例经典的写作方式及对案例本身的研究也主要来自工商管理学界。

　　医学界、法学界及工商管理学界案例研究的成功，使得其他社会科学深受鼓舞，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相继开始了案例研究。另外，案例研究也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教学活动中，比如医学、法学、工商管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的教学活动中。

　　第二节

　　案例研究的主要特征

一、 案例研究的主要特征

　　所有的案例研究都围绕某个或多个现象或事件展开，但并不是对所有的现象或事件展开研究。案例研究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 案例研究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案例研究的最基本的特征。所谓真实性，就是指每一个案例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不是虚拟或随意杜撰出来的。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或代号，但事件的情节也必须是真实的，对扶贫案例研究而言更是如此。研究者编写扶贫案例的目的是便于将扶贫经验、启示及模式等加以复制并进一步推广，以利于其他贫困地区学习和模仿。如果案例本身是随意杜撰而来的，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2. 案例研究的典型性

　　所谓典型性，是指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案例研究。

　　在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有很多事情发生，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进行案例研究，要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能够从个案分析中提炼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事件进行案例研究。

　　扶贫案例研究更应如此。由于扶贫工作内容十分广泛，从广义上而言，任何已发生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扶贫活动、事件或行为都可以作为扶贫案例进行研究；然而，对于扶贫案例编写者而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能用于扶贫案例研究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是有限的，同时进行扶贫案例研究的目标又通常是比较明确、具体的，因此必须将众多可作为扶贫案例研究的事件或活动进行精心比较，最终选择一个或几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加以研究。

　　当然，出于其他特定的目的，研究者有时也会对某些特殊现象或个案进行案例研究，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对特殊个案展开深入研究，也会有助于加深入们对事物普遍性的理解。

3. 案例研究的系统性

　　案例研究往往用来分析现实中较为复杂的现象，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案例研究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案例研究必须要对发生的活动、事件的背景、变化的过程、内在的机理及相关影响和结论等进行全面、具体、准确的描述和研究，最好在附录中显示完整的图示和数据等。对于案例中的关键情节，还要进行重点和详细的分析。这样读者阅读完案例之后，才能对复杂的现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判断，理解其中的一些规律，获得一些启示，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或复制推广这些规律、经验等奠定基础。

　　对于扶贫案例而言,进行扶贫案例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这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结论在其他发生相同事件的区域内或具有类似条件的地区内复制和推广。如果案例研究的内容不够系统和深入，便不可能得出任何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结论，从而也就无法进行接下来的复制和推广工作。所以在编写

　　扶贫案例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案例编写的系统性。

二、 案例研究与经验总结

　　(一）有关经验的几个定义

1. 经验

　　经验在哲学上是个很宽泛的概念，通常是指感觉经验，即人们在实践过程 中，通过眼、耳、鼻、舌等感官直接接触客观外界而获得的对各种事物的表面现象的初步认识。感觉经验的来源和内容是客观的，是认识的第一步，是一切知 识的最初源泉。

2. 经验总结

　　经验总结是指一个意识主体采用一定加工处理的方法对感觉经验进行有 意识的加工处理的过程，是对感觉经验做进一步的概括和抽象的过程。可见， 总结能使经验从感觉表象走向理性，从感知客体走向认识主体。

3. 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

　　未经加工的感性认识称为感性经验，包括感觉感性认识、知觉感性认识、 表象感性认识等三种基本形式。加工后的经验称为理性经验。理性经验不同于理性认识：在认识论上，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表现为一系列抽象、概括、分析和综合的过程，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的反映；而理性经验则不把理性或总结的过程看做是一个纯粹的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从感知到科学理性升华的过程，也不认为进入理性阶段就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外界事物的客观反映。

　　(二）经验总结和案例研究的主要区别

1. 在角度选择上的区别

　　经验总结一般有两种分析角度。第一，现身说法，即总结的人讲述自己是怎么做的。这种角度的经验总结的质量会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受自身素质、阅历的影响。做了并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一些在此地、此人很自然的行为在彼地、彼人就未必是自然的。尤其是很多事情的特殊意义又只有在不同条件、不同文化、不同环境的比较下才能显示出来。二是自我掩饰。任何工作都有正、反两个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如何分析、认识、 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全面了解一件事情始末、把握事情核心内容的“关键部件”。但恰恰在这些方面，经验总结经常做“无意识”的回避。原因是大家通常都把经验总结看成是“说好不说坏”，即使说到矛盾和问题，也要从正面说、 从轻说，经验的归纳也主要放在一些风险较小、容易得到社会公认的行为上。 同时，经验总结也要注意处理好经验中所涉及的一些关系上的问题。第二，政府或部门对某个方面或某项工作的总结。由于这类总结仅是从政府或部门的工作角度分析和认识某个事物和问题，而不是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往往有一定的片面性。政府或部门的总结往往很难实事求是地对政府或部门的实际作用做出客观分析，一篇经验读下来，好像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政府或部门做的，这实际上与事实不符。

　　相对而言，案例研究所选取的角度则较为客观，一般都以第三者的身份参 与，这样既可以相对克服前两种角度所产生的问题，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的忌讳、牵连，反映事物可以更为准确、全面。

　　专栏 3-1  . 

　　弄拉发展的真谛

　　弄拉屯地处广西马山县古零镇古零村，周围都是石山秃岭，环境恶劣。唯有弄拉屯，峰峦叠翠、鸟语花香。1992年，全县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07元，而弄拉屯年人均纯收入高达916元，是全县年人均纯收入水平的4倍多。弄拉屯的奇迹靠什么，过去也多次总结过经验，如：靠集体经济；封山育林，保护山林资源；有一个好领导班子。这些都没错，但它的集体经济的凝聚力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别的地方也搞封山育林，效果却不像弄拉屯这样明显？

　　弄拉案例的调查，把视线转向历史与传统，发现了弄拉具有不同于其他地 方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解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就在这种特定的传统文化之中。一是移民属性。弄拉全屯23户都是李姓人家，150多年以前，李家祖先李仕位从四川举家迁移到此时，周围都是壮族村落。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 为求得生存，形成了对内严格自律、对外谦让好施的传统美德，以此为基础的封山育林乡规民俗，不仅杜绝了村内破坏山林的行为，也得到了周围村庄的理解和尊重。二是家族的力量。全村除一家从山东迁来的李姓人家外，其余人家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保护神的认知，有一系列传统的教育方法，这些虽被看做是“封建的”、“落后的”、“非现代的”，却保持了家族的凝聚力。这样，一方面，传统在形成集体意识和集体聚合力方面，起到了凝聚和共识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集体意识在传统的传导下深入到家庭之中，就使这种力量和家庭的教育、控制和生活结合起来，由“外在”转化为“内在”，成为弄拉人的高度自觉。这种建立在道德观念上的传统的、内在的社会控制比外在的、现代化的社会控制有效得多，并构成弄拉人集体意识和 共同行为的准则。三是传统的组织作用和精神力量与现代经济生活的结合。 传统行为并不能构成发展，它只有和现代的发展意识和经济生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弄拉的家族凝聚力巳不再是过去的传统行为，而是现时社会集体经济行为的基础。集体在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保护山村资源方面，得到了在传统教育下形成的全村村民的共识和自觉协作的支持，从而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从弄拉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干部制度、现代技术与传统精神、 传统教育、家族力量的协调、结合与相融，而不是矛盾、冲突和抵触。这就是弄拉成功的基础，就是弄拉独特的发展道路，看不到这一点，就不算真正地理解弄拉。

　　为什么案例研究能够捕捉到弄拉发展的真谛，而经验总结却做不到，关键 在于看到这点就要肯定传统，承认拜祖和祭神。这和正统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同时，也要承担风险，即使这样做了，领导也不会批准这样的一份经验总结，这就是经验总结在观察角度和分析问题立场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性由于限制了对事物发展系统、全面的认识，而使很多经验的总结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2. 在写作方法上的区别

　　经验总结作为一种政府或部门的传统的工作方法，经过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模仿，已经形成了一套大体固定的写作要求。经验总结的写作一般采用三段式：取得的成绩一做了什么（说明怎样取得成绩的）一怎样做成功的（也就是对如何做进行说明）。核心是第二部分,承前启后，主要说明政绩的缘由；第三部分只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这样，在经验总结的章节结构中，三段式的内容分量是不同的，即中一重一轻。

　　成绩既是经验总结的重要内容，也是经验总结的前提条件。“没有做出成 绩，有什么好总结的”已经成为经验总结的一种固有观念。因此很多时候，经验总结不是修正事前的认识，而是尽可能使事后的总结与事前的认识相吻合。 其原因是：经验总结的目的不是检查工作，不是发现问题，而是尽可能地挖掘成绩、提炼成绩、拔高成绩，以此体现成绩和领导水平。既然经验总结的要义在于成绩二字，那么，成绩之后做了什么，以及怎样做成功的就要根据突出成绩的宗旨进行剪裁取舍，或对某一部分进行强调和重点渲染。这种加工和修 饰处理工作，由于已从事实规范退到成绩规范，事物的客观性及内在联系已被阐述成绩的缘由及成绩对事物发展的构成、演化的内在要求所取代，因此，经验总结的方法已成为一种取得成绩的说明文，实事求是的要求在这里只处于 次要地位，而绝非首要约束。

　　案例研究的出发点不是用来说明成绩的，而是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的。因此，案例的调査研究要求对事物与事物的发展条件、因素作出具体的说明（描述），对成绩不是先予以肯定，而是要进行细致的调査与测算，以确定成绩的大小和成功的程度，这是对解决问题方法的有效性的检査。案例研究中 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法中操作的具体内容，如方法的设计、操作的 程序和步骤、每一个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问题的办法与效果。同时，案例研究还要求做好理论上的概括、判断与推广价值的说明。如果假定其内容和经验总结是一样的，仍按三段式的顺序编写，则其内容分量的情况是轻一中一重。

　　此外，在写作上，经验总结大部分都以政策为依据，如政策强调劳务输出， 经验材料就写输出了多少劳动力，外出劳动力学到了本事，增加了收入，缓解了贫困，这种总结实际上只是解释了劳务输出好。而案例则不以政策为分析终点，它的目的是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就像人体解剖，它要看看你的骨骼是怎样长的，为什么会动，大脑的构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思维，看看你的眼睛为什么能看东西，嘴巴为什么能吃东西，牙、舌头、唾液是如何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在这里，解剖、分析无止境，解剖得越细对事物的了解越深刻。

3. 在写作要求上的区别

　　一般而言，经验总结往往是根据上级政府或部门的要求部署进行的，因此，经验总结总是要体现出上级政府或部门的精神和要求。这就在还没总结 之前，先有了一个大体的方向和政策上的框定。在经验的归纳和说法上，也要先掂量政策尺度，再决定材料剪裁上的取舍和分寸。总之,经验跟着“大气候” 走，要求什么，就总结什么，“气候”变，经验也跟着变，有时候，实例并没有变， 仅仅是变换一种分析的角度，调整一下归纳的方向，改变一下总结的语言，具有明显的“时效性”。

　　案例的调查分析，则无政策上的要求，其唯一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切忌主观性和片面性，力求反映事物发展的本来面 貌。案例报告不需要拘泥于某种政策上的说法，而应该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客观的、准确的、能反映实质的描述和归纳；在剪裁取舍材料时不应该回避矛盾和问题，而应该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及解决的方法如实做出评价和判断，指出其有效性和局限性。正因为案例研究的唯一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因此它才能够作为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科学依据，它才具有长期的参考和保留价值， 而不因时间和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同时，由于案例研究强调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及其外在条件要求，并以方法上的可操作性作为成果的重要内容，因此，案例的可模仿性增强，案例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

三、 案例研究与其他社科类研究方法的比较

　　为了避免人们将案例研究与其他社科类研究方法相混淆，为了在恰当的条件下选择使用案例研究，我们根据美国著名案例研究专家Robert K. Yin (2004)的观点，将案例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其他四种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调查法、档案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比较。

　　Robert K. Yin根据研究问题的类型、是否需要对研究过程进行控制和研究焦点是否集中在当前问题上这三个条件对五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对五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进行了界定（见表3-1)。例如：实验法、历史分析法与案例研究法同样是研究“怎么样”、“为什么”类型的问题，但是实验法一般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需要对实验过程进行控制；实验法和案例研究法的研究对象都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历史分析法的研究对象则并非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表3-1不同研究方法的适用条件



　　当然，以上划分是为了精确地区分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分 析什么样的问题最为恰当。在现实中的很多情况下，为了更好地说明、了解及分析当前发生的事情，在开展具体的案例研究时，常常会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 法，正如前面概念中所提到的，可以运用历史数据、档案材料、访谈、观察等方法来收集数据和资料，并把所有数据和资料汇集到一起进行分析。从这个层 面来讲，案例研究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来收集数据，并利用具体分析技术来说明问题并提供经验和启示。

　　第三节

　　扶贫案例研究的基本类型

一、 案例研究的类型

　　(一）按照写作体例的原则划分

　　按照写作体例的原则划分，案例研究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跟踪性的案例研究，即对某一事件做几年连续不断的跟踪调查，并在 此基础上形成案例报告。这又可以分成两种：参与型的和非参与型的。所谓参与型的案例研究是直接参加到事件的发展进程之中，并影响该事件的发展进程，把它记录在案。非参与型的案例研究是指始终以调査者的身份忠实地将事件的发展记录下来。以医生观察病人为例，参与型的案例研究是使用不同的医疗方法来观察病人的反应和药物对病情的影响；非参与型的案例研究是不进行任何治疗，只观察病情的发展。

　　二是一般的案例研究，即用不太长的时间对某一事件的发展进行深入、细 致的调査研究，并写出报告。

　　三是教学案例研究，即对某一事件的发展做场景描述，提出发展中所遇到 的问题，由学员根据案例给出的条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于跟踪性的案例研究所需时间太长，选用者不多;一般的案例研究最为 普遍；教学案例研究要在一般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写成。

　　(二）按照写作风格划分

　　按照写作风格划分，案例研究分为两种类型：描述型案例研究和研究型案 例研究。

　　一是描述型的，即按照事件发展的轨迹，原原本本地描述事件发展的全过 程，以再现事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二是研究型的，即研究者在对处于真实生活背景中的某事件进行调查的 基础上，对该事件进行客观的分析研究，指出案例中所采取策略正确与否，并从理论上给予充分论证。因此，研究型案例也可以称为借鉴型案例。与描述型案例相比较，虽然研究型案例也是描述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但在方法上更注意科学性和规范性，更注意理论的分析和方法的应用。因此，研究型案例对问题的反映和把握也更为准确，加大了案例研究的力度和深度。

　　相比较而言，研究型案例要好于描述型案例，但研究型案例需要有较好的 理论功底和方法上的素养，这不是每一个从事案例调査研究的人都具有的。 同时，研究型案例对调查资料的统计和处理在方法上有更高的要求，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的，但不断提高案例的调查水平和研 究水平，应是从事案例调查研究的人努力的方向。

　　(三）按照研究目的划分

　　按照研究目的划分，案例研究有以下四种类型。

　　说明型案例研究，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这种类型的案例研究比较常见，很多扶贫案例研究都属于说明型案例研究。

　　政策型案例研究，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目的是提供 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组配。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配的政策效应分析是政策型案例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

　　决策型案例研究，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目的是提供一个决策所面临的真实场景，以便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决策不存在最优，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某项政策是否相对最优。

　　理论发现型案例研究，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理论发现型案例研究往往会超越已有的理论体系，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假设、观点和方法来解析社会经济现象。这类研究以为新理论的形成作铺垫为己任，其局限性在于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支撑，相关研究成果不是特别完善。理论发现型案例研究比较常见于经济学研究领域，当经济学家遇到一些难以通过计量分析或者干中学的方法来获得答案的问题时，就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剖析一个个的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发现新的理论。

　　(四）根据研究对象的数量划分

　　根据研究对象的数量划分.案例研究可分为单案例型案例研究和多案例型案例研究两种类型。

1. 单案例型案例研究

　　顾名思义，单案例型案例研究就是采用一个案例来说明要研究的问题。 偏好单案例型案例研究的学者认为，单案例型案例研究能够深入地揭示案例所对应的经济现象的背景，以保证案例研究的可信度。单案例型案例研究适合在多种情况下应用，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对那些有争议的现象进行个案研究。比如，是否有必要在社会上开办“神童班”或“少年班”、是否有必要对无药可救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为什么有些“贫困县”并不贫困却愿意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等。对这些有争议的社会现象，可以选择某个学校的“少年班”、某所大医院、某个“贫困县” 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

　　第二种情况是对那些独特的和较为罕见的特异性个案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政府开始对国内一些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的特困地区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农村人口迁移,促使这些人群实现易地脱贫，针对这类比较独特的扶贫方式就可以采取单案例型案例研究 进行调查。

　　第三种情况是对那些本身就很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比如在很多贫困地区都非常注重劳动力转移和培训，但是各个地区的做法不尽相同。这些做法的依据是什么、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实际的效果如何等，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可以选择某贫困地区进行专门的个案研究。

　　第四种情况是对某些现象进行启发式研究。当研究者有机会去观察和分析以前没有深入研究的现象时，适宜采取单案例型案例研究。可以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等，获得真实可靠的结论，最后根据相关结论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建议。

　　第五种情况是对某些不断演变的现象进行纵深研究。比如为了探明某贫困县在实施产业化扶贫之后是否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状况，研究者不妨选择某个刚刚开始实施产业化扶贫的地区进行深入追踪式研究。再比如，为了探明某地区扶贫县脱贫致富的一般路径与模式，可以选择该地区某个已经脱贫致富的个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2. 多案例型案例研究

　　顾名思义，多案例型案例研究就是在一个案例研究中包含着多个案例。 在多案例型案例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要将每一个案例及其主题作为独立的整体进行深入的分析，这被称为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依托于同一研究主旨，在彼此独立的案例内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对所有案例进行归纳、

　　总结，并得出抽象的、精辟的研究结论，这一分析被称为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偏好于多案例型案例研究的学者认为，多案例型案例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更经得起推敲。因为多案例型案例研究能够更好、 更全面地反映案例背景的不同方面，尤其是在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的时候，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将显著提高。适合于多案例型案例研究的情况主要有两种，如下所述。

　　第一种情况是对原有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比如某村多家村民开展养殖业，有些村民取得了成功，而有些却以失败告终。研究者事先认定凡是取得成功的村民必定是注重科学养殖的，凡是那些不注重科学养殖的村民，其养殖业必定不成功。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者就可以选择若干个搞养殖业取得成功的村民和失败的村民进行多案例型案例研究。

　　第二种情况是对那些研究的问题和假设尚不明确的复杂案例进行探索。比如某县在探索产业化扶贫的过程中，规定该县所有的乡镇都要发展养殖业，为了探明这一规定的实施状况及这个规定是否正确，可以选择几个正在发展养殖业的乡镇采用多案例型案例研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单案例型案例研究与多案例型案例研究的区别在于案例数量的不同，不存在本质区别。单案例型案例研究也能够确认一个理论，而多案例型案例研究的特点在于它整合两种不同类型的案例分析——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分析。

二、 扶贫案例研究的基本类型

　　依照研究内容及其应用方向，可以将扶贫案例研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侧重扶贫政策与管理的案例研究

　　侧重扶贫政策与管理的案例研究主要是通过具有典型性的扶贫案例来反 映宏观政策或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实施的实际情况。案例剖析，能使其生动而具体、形象而深刻，促使人们了解和理解扶贫政策的理论与具体管理办法，同时也能够发现其中的不足，为进一步做好扶贫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如在专栏3-2中，我国云南省政府在实施易地开发扶贫政策过程中，采取具体案例研究的方法，对组织移民搬迁、自发移民搬迁、企业组织移民搬迁等形式进行了具体分析；还对迁出地生态环境的变化、搬迁移民生活生产状况、搬迁原因、搬迁中的土地权属问题和户籍问题等进行了探讨，这些具体的案例都是属于侧重扶贫政策与管理的案例研究。

　　专栏3-2  . 

　　云南省昌宁县易地开发扶贫案例

　　昌宁县位于云南省大理、临沧、保山三州（市）结合部，隶属保山市。从扶 贫的角度看，昌宁县突出的特点包括：山地多，坝子地（山间平原）少，贫困面大，全县123个村中，有贫困村74个，贫困人口集中，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边远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昌宁县积极响应党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的精神，遵照云南省政府《关于实施 易地开发项目试点工作会议纪要》以及省政府领导到当地视察工作时的讲话 精神，决定在实施“六一O”扶贫攻坚计划的同时，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县情，对 那些生存在条件特别恶劣、无法就地脱贫的特困人口实施易地开发扶贫战略。

　　作者在案例中详细介绍了迁出区和迁入区的基本情况，迁出区情况非常恶劣，迁入区自婊条件好，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接下来案例分析了昌宁县在实施易地开发扶贫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采取的相应措施。存在的实际困难包括搬迁贫困农户的思想顾虑和实际要求，资金筹措问题及相应的资金管理问题，工程项目的质量和公共设施的持续管理问题等，在案例中分析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昌宁县推行易地开发扶贫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益，无论是直接效益还是间接效益都十分理想，所以案例的结尾部分给出了易地开发扶贫的经验、启示与建议。从整个案例来看，该案例主要是通过昌宁县易地开发扶贫的实际案例来反映我国区域性开发扶贫战略实施的实际情况，属于侧重于扶贫政策与管理的案例研究。



 

2. 侧重扶贫模式的案例研究

　　侧重扶贫模式的案例研究主要是通过具有典型性的实际扶贫案例来反映 中国政府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不同模式的具体做法、实践成效、基本经验与启示 等。案例剖析，促使人们了解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条件下所实施的不同的扶贫模式，了解这些扶贫模式的具体实施方式、主要措施、社会效果评价、基本经验与启示等。如专栏3-3“湖北省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就是侧重于扶贫模式的案例研究。

　　专栏3-3  .



　　湖北省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 

　　建始县位于湖北省西部，2000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02年 以来，建始县按照“一次规划，两年实施，集中帮扶，整体脱贫”的扶贫工作新要求，对全县列入扶贫开发的重点贫困县，分批安排实施“整村推进”扶贫模式。

　　作者在案例中详细地介绍了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具体实施情况 和实施方式。“整村推进”扶贫工作于2001年年底部署，2002年启动，以“五 改三建”（改厕、改厨、改栏、改水、改路，建家、建池、建园）为主要项目内容实施参与式扶贫示范村建设，2003年纳入全省“整村推进”计划。其具体实施方式被总结成四点：一是立足实际，科学规划；二是明确思路，突出重点；三是整合资金，集中投入；四是领导重视，部门联动。

　　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实施之后，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成效，基础设施明显得到改善，村容村貌大为改观，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上升，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发生了积极变化。

　　作者在案例的最后部分给出了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基本经验和 启示，包括：坚持长效机制，不断创新基础设施监管机制；坚持整体谋划，不断创新产业化经营机制；坚持智力扶贫，不断创新科技服务机制等。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其他类似条件的贫困地区实施相同或类似的扶贫模式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这个案例通篇介绍了 “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基本情况、实施方式、具体成效、基本经验和启示等，由此可以判定这是一篇典型的、侧重于扶贫模式的案例研究。



3. 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扶贫案例研究

　　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扶贫案例研究主要通过典型的实际扶贫 案例，从微观角度反映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与战略的落实情况，并展示国际组织 在我国实施扶贫项目的方式和实践成效。如专栏3-4“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就是一个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扶贫案例研究。

　　专栏3-4  .

　　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

　　该案例开篇介绍了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的基本情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喀斯特岩溶地貌面积较大的省区之一，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现象非常普遍，近年来虽然得到一定遏制，但仍非常严重。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于1997年开始准备，2001年启动中国与澳大利亚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执行期为5年，总投资6 845.5万元。

　　接下来作者就进入正题，详细介绍了这个项目的方案与特点。该项目实 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当地进行环境恢复与治理，缓解当地贫困现象。项目设计 思路包括五点：综合治理与综合发展；以实际需求评估为基础；项目布局注重 规模与均衡；创新与适用并重；让当地村民充分参与。

　　作者就项目的实施管理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描述，还画出了该项目的利益 相关者与各子项目的联系图，把整个项目的实施管理系统清晰地表述出来，给 读者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作者分析了该项目的效果与影响。该项目经过几年的实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当地贫困程度明显缓解、环境恢复效果比较明显、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初步形成等。

　　作者在整个案例中，用了最大的篇幅就这个项目模式的可重复性进行了十分全面、详细的评价，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项目综合治理与发展思路的可重复性评价；社区主导型的发展措施体系的可重复性评价；环境治理与扶贫干预对策的可重复性评价；能力建设策略的可重复性评价；项目创新领域的可重复性评价。从这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项目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在其他地区加以复制。

　　作者在案例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实施这个项目的主要经验与所面临的挑 战。经验包括坚持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治理与发展思路、坚持自然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并重、坚持全程创新、坚持现今国际经验本土化等。挑战主要包括农户的创收活动规模小、环境保护的规定对社区外的影响比较有限、农户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有待提高等。

　　从整个案例的内容来看，通篇对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这个项目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其可复制性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最后给出了经验和启示。显然，这个案例是通过一个典型的实际案例来从微观的角度展示国际组织在中国实施扶贫项目的方式和实践成效的，属于典型的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扶贫案例研究。

三、 不同类型扶贫案例研究的要点

　　(一）侧重扶贫政策与管理的案例研究的要点

　　这种类型的扶贫案例研究主要是为了反映宏观政策或区域性扶贫开发战 略实施的实际情况。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扶贫政策与管理实施的背景和条件，即对某宏观政策或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在某个地方实施的一些背景性资料进行介绍。如在专栏3-2“云南省昌宁县易地开发扶贫案例”中，开篇首先就介绍了易地开发扶贫的背景，并就当地是否能够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规划活动。昌宁县地处山区，地理环境恶劣，贫困面大，当地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扶贫政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决定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为了确保易地开发扶贫计划的顺利实施，当地政府相关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及规划活动，就如何开展易地开发扶贫计划、迁出区及迁入区的基本情况等进行了深入调研，对易地开发扶贫的目标和组织机构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

　　（2）扶贫政策与管理实施的具体内容，即某宏观政策或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在某个地方实施的具体内容，包括遇到的困难及采取的主要措施等。具体到“云南省昌宁县易地开发扶贫案例”中，该案例在第二部分主要就昌宁县在实施易地开发扶贫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及对策等展开了详细分析。昌宁县在实施易地开发扶贫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实际困难，比如搬迁贫困农户的家乡情结、迁人区基本的基础设施配套问题、资金的筹措与管理问题等，当地政府根据具体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化解了这些问题给易地开发扶贫计划带来的阻力。

　　（3）扶贫政策与管理实施的效果，即针对某宏观政策或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在某个地方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在“云南省昌宁县易地开发扶贫案例”中，其第三部分就昌宁县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所取得的效益及经验展开了具体分析。昌宁县因地制宜地实施了易地开发扶贫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直接效益而言，改善了当地贫困农户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教育、卫生条件，生态环境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等；从间接效益而言，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提高了搬迁的贫困农户的综合素质，拓宽了他们的生存空间等。通过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昌宁县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如：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统筹安排；要各个部门全力配合，相互协作，互助；要在宣传工作上做到位，让广大的贫困农户充分了解为什么要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搬迁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这些经验对于当地未来的扶贫开发工作来说显得十分珍贵。

　　(4)扶贫政策与管理实施的经验与启示，即对某宏观政策或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在某个地方实施的整个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及启示等。有时，这部分内容和第三部分内容的划分界线并不十分明显，第三部分的部分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内容常常是放在一起的。“云南省昌宁县易地开发扶贫案例”就属于这种情况，其第三部分总结了易地开发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宝贵经验，第四部分则主要就当地政府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所取得的一些启示与建议进行详细阐述。如在实施易地开发扶贫计划前，需要进行充分、深入的调研活动，要确定是否具备搬迁的条件;在搬迁过程中，必须考虑和解决好农户的生计等问题，要尊重搬迁群众的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等。

　　(二）侧重扶贫模式的案例研究的要点

　　这种类型的扶贫案例研究主要是反映我国政府实施扶贫开发战略不同模 式的具体做法、实践成效、基本经验与启示等。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1）推行扶贫模式的背景和条件，即结合某个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分析推行某种扶贫模式的背景和条件。专栏3-3“湖北省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案例研究的开篇就结合建始县的具体情况，简要说明了采取“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背景和现状等。建始县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2年以来，经过深入调研，对全县列入扶贫开发的重点贫困村决定推行“整村推进”扶贫模式。

　　（2）扶贫模式的实施内容，即具体分析在某贫困地区实施某种扶贫模式的具体方式、内容等。“湖北省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案例研究的第二部分内容主要就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建始县所实行的“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以“五改三建”为主要项目内容， 所采用的实施方式十分明确，可归纳为四条：立足实际，科学规划；明确思路，突出重点；整合资金，集中投入；领导重视，部门联动。

　　（3）扶贫模式的实施效果，即对某贫困地区实施某种扶贫模式所达到的效果进行客观描述。在“湖北省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案例研究中，其第三部分主要就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经济社会效果进行了评价。从实际效果来看，建始县推行“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果，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村容村貌大为改观，贫困村的主导产业基本形成，农民收入大幅上升，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发生了积极变化。

　　(4)扶贫模式的实施经验、启示及可推广性，即对在某贫困地区实施的某种扶贫模式进行经验总结，寻求启示，并探讨和估计该扶贫模式的可推广性以及推广范围与条件等。在“湖北省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案例研究中，其第四部分主要就建始县“整村推进”扶贫模式的基本经验和启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建始县推行“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效，为了进一步巩固成果、发挥长效机制，也为了在其他类似地区推广和实施该种扶贫模式积累一些经验，作者在这部分主要总结出了五条基本经验和启示。

　　(三）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扶贫案例研究的要点

　　这种类型的扶贫案例研究主要从微观角度反映我国扶贫开发政策与战略 的落实情况，并展示国际组织在我国实施扶贫项目的方式和实践成效。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项目的背景和条件，即结合某贫困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背景和条件以及实施现状进行介绍。以专栏3-4“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为例，该案例开篇简要地介绍了广西的特点和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的基本情况。广西是喀斯特岩溶地貌面积较大的省份之一，石漠化现象非常普遍，为此中国和澳大利亚就广西喀斯特环境开技术合作,实施环境恢复项目。  .

　　项目设计方案的内容、特点及管理等，即对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 项目的设计方案内容、特点及相关的管理系统进行详细的分析。在“中澳技术 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中，作者详细地描述了该项目设计方案的 具体内容、特点及项目的实施管理系统等。为了对已退化的喀斯特山区进行环境恢复和治理，并减轻当地的贫困程度，该项目在相应的组织系统运作过程中，以实际需求评估为基础，注重规模与均衡，坚持创新和适用并重，让村民主体充分参与，坚持综合治理与综合发展。

　　项目的实施效果，即对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的实施效果和影响等进行具体分析。在“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中，其第三部分内容就集中介绍了项目实施的进展情况和实施效果。作者首先介绍了项目的完成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项目所取得的效果及其影响：通过实施该项目，项目区的贫困程度显著缓解，环境恢复效果明显，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初步形成，项目执行与目标群体自我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

　　项目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即对关于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的项目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以及推广条件和范围等进行分析。在“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案例”中，作者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对此部分内容进行详细研究，通过对项目综合治理与发展思路、社区主导型的发展措施体系、环境治理与扶贫干预对策、能力建设策略、项目创新领域等五个方面进行可重复性评估研究,认定在合适的条件下，该项目可以在同类地区复制和推广。除此之外，作者在最后还简要地总结了实施该项目的主要经验和所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经验就是要坚持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治理与发展思路，坚持自然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并重，坚持社区主导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取向，坚持创新和国际经验本土化等。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户创收活动规模小、环境保护的规定在社区外的影响有限、农户植树造林的积极性有待提高等方面。

 

第四章

　　扶贫案例研究方法

第一节

选题

　　选题是案例研究的第一步。从广义上说，任何已发生的、具有某些特征的、值得借鉴的扶贫活动、扶贫事件或扶贫行为都可以作为扶贫案例进行研究，因此，扶贫案例研究的选题范围很广。然而，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能用于进行扶贫案例研究的时间、精力和经费都是有限的，同时，进行案例研究的目标和旨意又通常是比较明确具体的，因此只能从众多可作扶贫案例研究的活动、事件或行为中精心比较，选择一个或几个加以研究。

　　从我国扶贫工作取得的经验及目前我国扶贫案例研究的实践情况来看， 扶贫政策与管理、扶贫模式、社区发展与国际合作项目都可以作为扶贫案例研究选题的瞄准领域。选择扶贫案例研究的瞄准领域虽然不等于已经找到所要研究的案例，但是案例编写者依照所要研究的地区扶贫开发的实际情况选定案例研究的瞄准领域也很有必要，这样做可以促进研究者集中精力阅读有关该领域的相关文献，收集该地区扶贫开发实际情况的材料，为编写者进一步明确研究题目和研究内容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结合其他类型案例研究的选题经验，也可以总结出扶贫案例研究选题应注意的基本原则。

　　具体说来，扶贫案例研究的选题应该遵循以下四条基本原则。

1. 选择的案例必须置于目标问题区内

　　通常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进行案例研究都是为了解决某一类问题。这些目标问题区也就是案例研究的研究群体。如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存在目标瞄准、扶贫效果、目标群体参与、可持续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各地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共同目标问题区。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或一个问题的某一个影响因素都可设置案例进行研究。这里应当注意，试图把跟研究问题有关的研究对象的所有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是绝对不现实、不可行的。只有缩小研究范围，提出的研究假设才会具体，研究设计才具有可行性。

2. 案例的选择必须具备较高的可研究性

　　案例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汇报或纪实报告，它是需要对发生的活动、事 件或行为的背景、变化的过程、内在的机理及相关影响进行较为全面、具体、准确的描述和分析的。有些活动、事件或行为，尽管对解决目标问题区中的问题很重要，但如无法取得必要的资料，或者对影响活动、事件或行为的相关因素难以确定，也就无法作为案例进行研究。鉴于此，在选择案例时，必须事先对可选的活动、事件或行为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就需要案例编写者或所在课题组根据人员安排与科研能力量力而行。一般不建议地方扶贫工作 者选择综合性太强（如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等）、活动区域过大的案例，最好选择单一性或综合性不太强的问题，并且以县或县以下的地区作为选择区域较 为适宜。当然，我们提倡对于科研能力较强、配备案例编写者较充足的案例编写组，在编写时间较宽裕的情况下，编写以国家整体为研究范围的国际化高水 平的扶贫案例。

3. 案例研究具有经济性

　　与前一条件相对应的是，在选择案例时，要考虑案例编写的时间和经费。 显然，任何案例研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力和经费的限制，如果选题缺乏一定的基础资料，或者问题太复杂，涉及面太大，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经费去收集资料、弄清其内在的关系，而忽视了扶贫案例研究的时效性，那么这样做就有些得不偿失。

4. 案例具有可推广性

　　案例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案例发生的条件和变化机理，了解个案在其 他地区推广的可能性。为使案例研究报告能对案例的可推广性做出判断，就需要在选题阶段进行初步的估计。虽然在一项案例研究完成之前，对其推广性做出十分准确的推断是不现实的，但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进行初步的判断也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节

　　确定研究题目和问题

　　案例研究题目的选择就像打靶时寻找“靶心”一样，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和寻找“靶心”一样，在确定扶贫案例研究的题目时应该明确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靶机”的寻找，另一个是“靶心”的确定。只有在知道“靶机”位置的基础上才能找准“靶心”。

一、 “靶机”的寻找

　　打靶训练的时候，射手的前面可能存在很多靶机，有50米的靶机也有 100米的靶机，50米的靶机中有1号靶机，也有2号、3号、4号等其他靶机，这就需要射手认真确定本次的靶机究竟在什么位置，不能盲目出手射击。

　　根据经验，本研究的“靶机”是比较容易确定的，它主要取决于扶贫案例编写的目的，其来源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扶贫部门已经确定好的案例编写范围 和目的，这就相当于确定了“靶机”的位置，如“编写XX地区扶贫项目开发中 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典型案例”;二是扶贫部门仅仅确定了扶贫案例编写的 范围，如“编写XX地区扶贫项目开发中的典型案例”，并未要求编写扶贫项目 中的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还是资金的高效率使用问题，这就需要案例编写者来确定；三是范围和目的都未给出，例如仅仅要求“以案例形式总结上报本地区中的扶贫典型经验”，或者是“扶贫部门出于工作目的对以往扶贫工作的总结”,这些情况都需要扶贫案例编写者自己去挖掘和寻找合适的题目。寻找 “靶机”时除了明确编写的目的外，还需要注意其他一些问题，如究竟选择50 米的靶机还是100米的靶机，其难度是不一样的，考核标准和效果自然也不一 样，但是一定不能够把本应该打的“1号靶机”确定为“2号靶机”。

二、 “靶心”的确定

　　“靶机”找到后，接下来就要确定“靶心”。扶贫案例研究的题目必须切中所需研究的要害，即找准“靶心”。“靶机”仅仅是给出扶贫案例研究的总体研究方向，例如上文提到的“扶贫项目开发中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典型案例”， 这就要求案例的选择必须从解决劳动力就业方面去阐述扶贫项目开发的作用，但是究竟选择什么项目，选择哪个项目，这就需要编写者来确定。在实际工作中，选择扶贫案例研究的题目也可以先找到“靶机”，找到基本的研究方向，然后根据实际的调研情况确定最恰当的题目。

　　不管是“靶机”的寻找还是“靶心”的确定，扶贫案例编写者都需要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研究的便利性、资料的可获得性、时间和费用的限制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最终选择一个科学、恰当的案例研究题目。

　　在确定了扶贫案例研究的题目之后，接下来便要明确扶贫案例研究的具体问题。一个扶贫案例研究题目一般包含一个甚至多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只有在这些研究问题明确以后，才能进一步提出理论假设，确定分析单位。扶贫案例的编写要求编写者在前言中明确该案例的主要研究问题。

　　第三节

　　提出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亦称假定，它是对未知的客观事物所做出的需要经过实践检验的假设性设想或说明，这种假设性设想或说明是有待事实验证并有最大程度可证实性的假设性设想或说明。理论假设的验证一般包括两种结果：正确或错误。因此，不是任何设想或说明都能成为假定的，只有那些关于事实并可以证明其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设想或说明，才可以成为理论假设。

　　扶贫案例研究的理论假设可以是编写者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而提出的，也可以是研究者从已有的经验、实地考察或访谈中提出的。在具体的实践中，案例研究理论假设的提出可以采用上述方式中的一种或两种方式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一切规范性的解释性扶贫案例研究，必须先建立研究的理论假设，之后再去收集资料，即在设计扶贫案例的调査方案之前提出明确的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的提出，在扶贫案例研究中是重要而且必需的，在明确研究题目 和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就隐含着某些假设。例如“中小企业发展对缓解贫困的作用——以XX省为例”，这一题目隐含的基本理论假设就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够缓解贫困”，提出的问题诸如“中小企业的发展情况如何”、“缓解贫困的途径有哪些”、“缓解贫困的效果如何”、“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等都隐含了一些理论假设。这些理论假设为：“ X X省的中小企业是有发展的”； “中小企业在缓解贫困方面的途径有多个，如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 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力的技术能力，龙头企业可以带动产业链发展、形成产业 群，劳动加工型企业带动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第四节

　　确定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是研究中采用的基本单位，即在研究中将被分析和描述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单位有别于调查对象与研究内容。分析单位是一项研究中所研究的对象，调查对象是研究者收集资料时所直接询问的对象，而研究内容则是分析单位的属性或特征。绝大多数案例研究者在界定分析单位时，都会遇到易于混清的情况。扶贫案例研究中，分析单位的确定也是研究方案设计时的重要内容，案例调査和编写工作也将紧紧围绕分析单位所确定的对象或要素来收集资料，并描述和解释其特征。

　　在扶贫案例研究中，分析单位一般有个人、群体、组织、项目和社会产品五种类型。

1. 个人

　　个人是扶贫案例研究中最常用的分析单位。大部分扶贫案例研究都要通过分析个人特征来解释和说明各种扶贫对象，总结扶贫开发的经验，因此，扶贫案例研究经常把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在贫困地区农民、工人、政府官员等都是扶贫开发工作关注的对象，因此，扶贫案例编写的一般目的就是探索这些群体的特征和行为，以及这些群体间的关联状况。然而，这些群体都是由一个个个体所组成的，因此，只有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才能描述和解释群体的行为和特征。除此之外，今后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工作难免要用到统计技术，借以归纳出一些描述群体的指标，如贫困户的年平均收入增长值等，这种数学的归纳不能回避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事实。因此，扶贫案例研究中的大部分数据资料来源于对个体数据资料的整理，一旦确定了作为案例分析单位的对象，在整个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就应当保持前后一致，不能从某类个人或群体转移到另一类个人或群体。扶贫案例研究大都是探究促使这些个人或群体脱贫的行为特征，以及扶贫政策实施后对这些个人或群体行为（社会性行为或经济性行为） 的影响的研究。

2. 群体

　　扶贫案例研究的着眼点是群体和群体间的差异时的研究单位便是群体。 这时即使研究的是个人，个人也仅仅是代表某个群体中的样本。在扶贫案例研究中，当以群体为分析单位进行研究时，通常需要结合使用嵌入式的分析单位。例如，当以某个国家扶贫开发龙头企业的工人为案例研究的嵌入式分析单位时，通常是为了说明该企业扶贫模式的效果，而不单单是说明这个工人脱贫的效果。群体也是扶贫案例研究中比较常见的分析单位，如省（区）、市 (县）、乡、村、扶贫产业、扶贫实体等。

3. 组织

　　组织是指具有共同目标和正式分工的群体，像企业、学校、政府机构都是组织的一种。每种组织都有描述其特征的一些指标，如企业吸纳的劳动力数、 企业的年纯利润额、政府投入的扶贫专项资金、政府投放的小额贷款总额等。如果案例研究的是“扶贫龙头企业促进贫困缓解的模式”，那么案例研究中势必会包括企业组织这种分析单位，而企业的运行模式、企业吸纳的贫困劳动力数、企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吸纳的贫困劳动力数等便成为扶贫案例研究中观察的主要方面。

4. 项目

　　这里的项目主要是指国家或地方扶贫开发的实施项目，这些项目都可以作为案例研究收集数据或单独观测的分析单位。例如“中澳技术合作广西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中国泰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陕西项目区项目” 等。

5. 社会产品

　　这里的社会产品是指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人们生产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产 品。有形产品如基础设施的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形产品如有效的扶贫开发模式、管理机制等。

　　综上所述，在扶贫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辨别出分析单位，这对于下一步 论证理论假设阶段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尤为重要。清晰地认定分析单位可以避免出现错位的毛病，防止将按某种分析单位导出的结果归属于另一种分析单位。

　　第五节

　　选择研究角度

　　时间纬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因为时间是辨别一个事件因果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扶贫案例研究中，时间纬度的确定关系到案例研究结果的应用和推广。如果某项扶贫案例研究的结果仅仅是反映若干年前的事，那么其推广和应用的价值必然不大。因此，在对某个扶贫案例的理论假设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应该格外注重对其时间纬度的选择。从实践的意义上来讲，在确定了扶贫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以后，就应按时间纬度来细化研究问题，使其成为更为具体的研究问题。

　　从时间纬度的研究角度出发，对扶贫案例问题的研究有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两种类型。

　　(一）横向研究

　　横向研究通常又称为横剖研究，它是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调査研究，例如各类统计年鉴里的数据大都来源于横向研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横向研究只涉及某一时间点，而之所以称之为横向研究，是指它要广泛抽取某一时间内各种各样的个人作为样本。在扶贫案例研究中，针对贫困人口的调研可以说是横向研究的典型。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理论上调査者应做到在某一较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调查到。虽然横向研究仅仅是在某一时间点上收集数据，但对于今后研究扶贫工作的整个发展过程仍具有重要意义。

　　横向研究是扶贫案例研究中的一种常见形式，它可以用来分析和比较地区间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及其所关系到的不同整体之间的差别。因此，在扶贫案例研究中应用横向研究的主要优点是能在同一时间从大量的人群中收集资料，这些资料由于不再受任何时间变化的影响（它们已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有很大的可比性。

　　(二）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又称为纵贯研究，它是对某一段较长时间内的社会现象进行考 察，用于描述现象的发展变化，以及解释不同现象前后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换句话说，纵向研究是对一段时期内自始至终的某种现象或某个事件进行的研 究，即它研究的是事件的变化过程，这种研究的时间跨度可以以年、月计，也可以以旬、日计。纵向研究是扶贫案例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说，纵向研究又可细分为趋势研究、同期群研究和追踪研究三种形式。

1. 趋势研究

　　趋势研究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来预测将来的社会情况而做出的研 究，也就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随时间发生变化的规律的研究。趋势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一般总体在不同时期的态度、行为或状况进行比较，以揭示和发现社会现象的变化趋势和规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时间点上收集资料的内容、测量的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收集的数据、资料就不具备可比性。

2. 同期群研究

　　同期群研究是对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研究对象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 研究。同期群研究注重某一类型，而不是某个个体的特征。应该注意的是，在实施同期群研究的具体调查的过程中应保证每次调查的抽样都是随机的，这样才能保证被调査到的样本可以代表这一类型的人。

3. 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是对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期的状况所做出的调查研究。追踪研究类似同期群研究，它的特点是在不同时期跟踪同一样本。追踪研究在扶贫案例研究中的应用最为广泛，以往的扶贫案例研究几乎都用到了追踪研究。追踪研究主要用来探讨人的行为、态度或意向的改变模式和变化过程，分析影响这种改变的因素。在扶贫案例研究过程中实施追踪研究的困境是理论上每次调査的样本是不变的，而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样本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时间越长，原来的样本就会越不全，这使得不同时期的比较难以进行。

　　综上所述，纵向研究的特点在于它能了解现象的发展过程，能比较不同时 期的变化，此外，由于研究的时间顺序清楚，因此更容易做出逻辑上的因果判 断。纵向研究的优点主要是可以研究被调査对象在时间上的变化，便于探寻不同现象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此种特征，在扶贫案例研究中，纵向研究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六节

　　确定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是指分析单位的属性和特征。一个分析单位的属性和特征包含了各个方面，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态度、行为等。一般来说，案例研究中不可能调查到分析单位的所有属性和特征。因此，在扶贫案例研究中，对分析单位的属性研究通常分为门类、特性和行为三大类。

1. 门类

　　分析单位是可以按某种特征或状态来分门别类的。例如：当扶贫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为个人时，可按贫困人口的居住地、受教育情况、户口类型来分类；当扶贫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为贫困地区的群体和组织时，可按其产业类型、规模、组织结构、成员组成类型来归类；当扶贫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为有形的社会产品时，可按其消费者层次与类型等归类。分析单位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可以按这种作用发生的时间、地点、涉及范围等来归类。很难列出分析单位细分的清单，但研究者总可以选定某些门类作为研究对象。

2. 特性

　　扶贫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如果是个人，其主观特性可从个人对待扶贫政策的态度、个人固有的价值观念、信仰等方面来分辨。如果扶贫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是群体和组织，则群体和组织的目标政策、文化等方面都可以探索出其特性，像产业化扶贫企业通常有其不同的企业价值理念及不同的目标经营策略和管理方式等。

3. 行为

　　行为研究往往是扶贫开发研究的重点，如个人的消费和投资行为等。再比如，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劳动力输出、扶贫龙头企业促进贫困缓解的模式等， 均属于扶贫开发中促进个人及群体脱贫的行为研究。

　　以上三大类研究内容不是互相隔离的，就扶贫案例研究内容来说，它们各 自可以构成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以门类-特性、特性-行为、门类-特性-行为之间的组合作为研究内容。

　　在扶贫案例研究的过程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便是对研究内容进行科学的测量。应该说，对研究内容的测量工作贯穿在整个扶贫案例调査过程的始终。这里所谓的测量，就是根据一定的法则，将某种现象或事件所具有的属性或特征用数字符号表示出来的过程。因此，案例研究者应对测量的相关概念和操作做到心中有数。

　　第七节

　　选择单一案例或多个案例

　　在进行扶贫案例研究的设计工作时，研究者还需要确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采用单一案例研究还是多个案例研究。

　　根据经验，在以下情况下可以采用单一案例研究。第一，该案例是验证某一理论的关键性个案。这一理论已经有一套主张（假设），并且说明这套主张 (假设)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确的，而且这关键性的单一案例是用来证实、挑战或扩展该理论的，因此，单一案例的研究发现有助于建立理论。第二，该案例代表了一个极端或独特的情况，因其罕见而值得记录并分析。第三，该案例在过去是没有条件进行研究的。

　　当单个案例无法验证扶贫案例研究的理论假设时就应该采取多个案例研 究。单一案例或多个案例研究的设计不是在一开始就固定并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不变的。实际上，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该设计可能就会有所变化，原来认为独特的案例研究也许最终只是常规情况。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所要选取的案例也许会根据所收集的新信息而做出修改。除此之外，开展多个案例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时间，常常要很多研究者一起才能完成。

　　第八节

　　安排研究经费和工具

　　研究经费是影响扶贫案例研究方案设计的重要因素，它直接限制了研究范围和调査方法的选择。即使在有了充分的经费保证的基础之上，扶贫案例编写者也需要进一步对这些经费做出合理的安排与规划。扶贫案例研究的经费主要包括调査者的差旅费、劳务费、资料费、印刷费、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费、案例报告的编写费等。如果在扶贫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使用了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案例编写的委托方一般还需要支付访谈提纲和问卷的制作费。除此之外，在扶贫案例编写的过程中，研究者可能还要聘请有关专家进行研讨，因此，聘请专家的费用与组织研讨会的有关费用也要列入支出项目之中。扶贫案例研究过程中可能用到录音设备、录像设备、计算机等工具，对于它们也需要有相应的计划和安排。

　　第九节

　　设计案例调查

　　扶贫案例调查的设计主要包括调查方案的设计、调查样本的选择和试调查等。

　　(一）调查方案的设计

　　调查方案设计就是针对扶贫案例研究中某项调査课题的需要而制定的一 个可执行的计划。调查方案与研究方案不同。研究方案是对整个扶贫案例研究程序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详细、全面的考虑之后，制订出的总体计划，也就是说，研究方案的制订包含了从选题到最终编写案例报告整个过程的思考，研究方案有可能包含了针对若干个具体调查项目的调查方案。而调査方案只是扶贫案例研究中将要实施的某项调査任务的计划书，是对某项调査任务的整个调査过程和内容的总体规划，是开展某项正式调査工作的行动纲领。设计调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调查目的、确定调查对象、确定调査方式、确定资料搜集方法、确定调査内容及确定调査时间。

1. 确定调査目的

　　确定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为什么要进行此次调查，以及此次调查工作对于论证案例研究的理论假设有什么作用。调査目的是在对被调査主体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上才提出的，因而调查目的一般都比较明确。

2. 确定调査对象

　　调査对象是指调査者搜集资料时所直接询问的对象。调查对象的确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查范围的确定；二是确定到哪些单位去调査； 三是确定找到什么人做调查。

3. 确定调查方式

　　在设计案例调査方案时，要确定好调查方式。按扶贫案例调査的范围，调査方式可分为普遍调査、典型调查和抽样调查三种。普遍调査是对案例涉及的全部个体进行调查，当案例涉及的个体较少时可采用这种方式。典型调査就是从调查对象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或单位作为典型，并通过对典型的调查来认识同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式。抽样调查是根据随机抽样的原则，从案例所包含的调查总体中抽选一定的样本作为调查单位进行调査。如果案例涉及的个体分布不集中而且类型较多，采用抽样调査的方式比较好。不同方式的具体应用将在后文给予详细解释。在扶贫案例研究的实际应用中，可以从调査效果和调查可行性两个方面对不同调查方式进行比较，并做出选择。

4. 确定资料搜集方法

　　从实际情况和经验分析来看，在扶贫案例研究工作中，资料搜集的方法主 要有实地观察法、文献调査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四种。实地观察法是指调查者进入调查现场，用自己的感官及辅助工具，观察和记录调查对象的表现， 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调查方法。文献调査法是指调查者通过查阅各种文献，对调查对象的扶贫开发工作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的一种间接的调查方法。 访谈法是指调查者依据案例研究目的和调查提纲与被调査者进行直接交谈， 进而搜集语言、书面扶贫资料的方法，是一种口头交流式的调査方法。问卷调査法是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利用书面回答的方式，向被调查者了解情况并搜集信息的方法。

5. 确定调査内容

　　确定调查内容就是要明确研究者要向被调查者了解些什么问题，并用科学的方法把调查中将要询问的问題排列出来。扶贫案例调査的内容通常反映在访谈提纲和调査问卷上，因此，确定调查内容就是确定调査提纲和调査表的具体内容。如果在调査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同一类问题搜集不同个体的资料，那就需要编制调查问卷。如果在调查的过程中只需要对一些人通过访谈来收集资料，那样只需要提前编制访谈提纲。无论访谈提纲还是调査问卷，在编制时都需要考虑所提问题的全面性，即提出的问题尽量包含所需了解的全部情况。在设计调査问卷时还应该注意问卷中各个问题的设置需要保持一定的逻辑关系，主要是问题发生的先后顺序与相互制约的关系。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调査问卷填写的质量，问卷中所列指标的含义应该比较明确且易于理解，而且，考虑到被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思维能力和时间，应尽量减少调查问卷中的量化指标。

6. 确定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是要求调查者把完成各个调査步骤所需要的时间加以预算，得出整个调査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扶贫案例研究的主要调査对象是农民群众， 因此，研究者开展调查工作之前应格外注意对调查时间的选择。具体说来，在选择扶贫案例研究的调査时间时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计划完成该调查课题需要的时间。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扶贫案例研究课题、调査范围和调查人力。如果案例研究要求详细、调査范围大、调查人力不足，那么调査时间就要长一些；反之，调查时间就短一些。第二个方面是选择什么时机去开展正式调查。对农民群众进行扶贫案例研究时，要求调查者尽量利用农闲时间，事前充分做好调查的准备工作。

　　(二）调查样本的选择

　　根据调查对象的范围，可以将样本的选择范围分为全面调査和非全面调 查。全面调查是对调查对象的全部单位所进行的调查，即普遍调查；非全面调査是对调査对象总体中一部分单位所进行的调查，从分类来看主要有典型调 查、重点调查和抽样调査等。

1. 普遍调査

　　普遍调査又称全体调查、普查，它是根据需要对一定时间、地点的客观事物和社会现象的全部单位一一加以调查。也就是说，普遍调查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其全部分子毫无遗漏地加以调查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 “一定的范围”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区域大小的不同，“普遍”的范围也随之改变。全国范围的普遍调查，不能遗漏一省一市；全省范围的普遍调查，不能遗漏一市一县;全县范围的普遍调査，不能遗漏一乡一村。因此，普遍调查可以是全国性的，也可以是地区性的。凡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某种客观事物或社会现象进行的全面调查都属于普遍调查。

1. 典型调査

　　典型调查是扶贫案例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调查方法，它是一种非全面调査。典型调査就是从调查对象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或单位作为典型，并通过对典型的调査来认识同类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典型调査的特点是：它是对调査对象中个别或少数几个单位进行的调査，是对调查者有意识地选择的单位进行的调査，是系统的、深入的调査，是面对面的直接调査，主要是定性调查。典型调査的这些特点将它与普遍调査、抽样调查区别开来。

　　在扶贫案例研究中正确实施典型调查，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  要正确选择典型；

　　（2）  要把典型调査与扶贫案例研究结合起来；

　　（3）  要将典型资料与全面性的情况结合起来；

　　（4）  要慎重对待调査结论。

3. 重点调査

　　重点调査是指对某种社会现象比较集中的、对全局具有决定作用的一个或几个单位所进行的调査。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査一样，是在全部被调査单位中选取一部分进行调查，且这一部分在所研究的样本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重点调查与典型调査有三个明显的区别。一是选择调査对象的标准不同：典型调査是选择同类事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单位作为调查对象;重点调查则是选择同类社会现象中具有集中性的单位作为调查对象。二是调査的主要目的不同：典型调査的主要目的是认识同类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即主要是做定性调查；重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总体的数量状况做出基本的估计，即主要做定量调査。三是调査的具体方式不同：典型调查只能是面对面的直接调查；重点调査则可以是直接调査，也可以是间接调查，如电话调查、通过文献调査法调查等。

4. 抽样调査

　　所谓抽样调查，就是从被研究的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代表总体的单位进行调査、观察，并将其结论推及总体的一种调查方法。抽样调査只对总体的部分单位进行观察、试验和调查。同时，它有别于典型调查、重点调査等非全面调查。典型调査、重点调查一般是有意识地选取部分单位进行调査研究，而抽样调査则是按随机原则来抽取调查对象的。

　　第十节

　　搜集案例研究资料

　　资料搜集尤其数据搜集是扶贫案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大量真实数据资料的应用可以增加案例的说服力；另一方面，数据资料也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因此，数据搜集在扶贫案例研究的资料搜集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

　　在扶贫案例调査过程中，对于资料尤其是数据资料的搜集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一是尽量使用多种来源的数据，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二是尽量建立案例研究的数据库；三是尽量建立证据链。

　　扶贫案例研究资料搜集方法主要有实地观察法、文献调査法、访谈法和问 卷调查法。

1. 实地观察法

　　实地观察法简称观察法，是指调查者进入调查现场,用自己的感官及辅助 工具，观察和记录调查对象的表现，从而获得第一手资料的调查方法。与其他调查方法相比，观察法搜集到的资料更直接、更真实、更生动具体，所以成为扶贫案例调查研究中比较理想的一种方法。根据观察者是否参与被观察者的活 动，可以将观察分为参与型观察和非参与型观察；根据观察提纲的详细程度， 可以将观察分为结构型观察和非结构型观察。

2. 文献调查法

　　文献调査法是指调查者通过查阅各种文献，对调查对象的扶贫开发工作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的一种间接的调查方法。因为文献调查法相对经济、方便、 快捷，所以往往在各种调查方法中充当先行者，可先摸清研究问题的基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深入调査。与扶贫开发工作相关的文献资料的种类也有很多，按照文献的载体形式和记录技术，大体可以分为书面文献、声像文献和电子文献三种。

3. 访谈法

　　访谈法是指调查者依据案例研究目的和调査提纲，与被调査者进行直接交谈，进而搜集语言、书面扶贫资料的方法，是一种口头交流式的调査方法。 采用访谈法对扶贫案例进行调研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对话、讨论等面对面的交往方式，是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过程。在访谈过程中，需要综合运用人际交往和谈话技巧来有效控制访谈过程，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资 料。访谈调研过程中，必要时可以采用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

　　根据访谈提纲的设计，访谈可以分为开放型访谈、结构型访谈和半结构型 访谈;根据访谈对象的数量，访谈可以分为集体访谈和个别访谈；根据媒介的不同，访谈可以分为当面访谈和电话访谈。

4. 问卷调査法

　　问卷调查法是指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利用书面回答的方式，向被 调査者了解情况并搜集信息的方法。构建问卷之前，一要阐明问题，明确问卷的主题，即所要研究的问题和待验证的假设，以便被询问者根据个人意见无误 解地给出答案。二要采用合适的抽样技术选择调査对象，案例研究者应估计所选对象是否能够并愿意提供所预期的信息。

　　第十一节

　　整理与分析案例研究资料

一、 扶贫案例研究资料的整理

　　扶贫案例研究资料的整理包括对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的整理、数据资料的整理，以及在开展扶贫案例调查过程中所运用到的问卷资料的整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文字资料的整理

　　整理扶贫案例研究的文字资料一般包括审查、分类和汇编三个步骤。

1. 审查

　　所谓审查，就是研究者通过仔细地推敲和考察，判断所获得的扶贫案例调 查文字资料是否真实、可靠，初步确定资料在研究工作中的价值的过程。在没有经过审査之前，不能轻易地认为所取得的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是真实、可 靠的，更不能在接下来的扶贫案例研究中轻易地加以使用。

　　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的真实性审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査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本身是否真实;二是审查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所反映的内容是否真实。

　　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审查，是研究者通过各种方法来判断所获得的扶贫案例文献资料、观察和访问记录等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本身的真伪。最为常用的审查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外部审査法，即从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的外部情况来判断这些文字资料本身的真伪，如通过考察作者、出版社、版次、书号、印刷技术、纸张质量等来做出判断；另一种是内部审查法，即从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的内部情况来判断这些文字资料的真伪，如通过所获得的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的内容，所使用的词汇、概念、写作风格、写作技巧，以及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所记录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来做出判断。

　　采取以上两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对扶贫案例调查资料进行审査之后，一旦发现这些文字资料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研究者就不能轻易地采用这些资料来进行扶贫案例研究的编写工作。

2. 分类

　　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的分类方法主要包括前分类法和后分类法两种。前分类法就是在设计扶贫案例研究调査提纲和计划时，就已经分门别类地设计了调查指标，然后按照分类指标搜集资料并整理资料。前分类法比较有计划性，研究者有计划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后，在整理文字资料时其工作量就比较少，比较轻松。后分类法就是事先没有任何分类的计划，研究者在搜集好所有的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之后，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后分类法主要是针对一些无法进行前分类的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而言的，比如一些文献调查资料，一些非标准化的、零散的访谈记录等，这些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往往无法进行前分类，就只好等搜集之后再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分类工作。

　　在整理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过程中，分类的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程序性、技术性问题，研究者对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进行分类之后，会对这些文字资料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是研究者对这些文字资料进行的一种分析和初步研究的过程。对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进行的分类是研究者对所要研究的扶贫问题的初步成果，是揭示所要研究扶贫问题的前提，是研究不同类别事物之间关系的基础，分类具有重要的意义。

3. 汇编

　　在对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进行审查和分类之后，就要按照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要求，对这些审查过关和分门别类的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进行汇总和编辑，使这些文字资料成为能够反映所要研究的扶贫问题总体情况的系统的、简明的、集中的、相对完整的材料，这就是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的汇编过程。

　　对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进行汇编，首先应该根据研究者进行调查的目 的、要求和所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合理的逻辑结构，使汇编后的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能够真实地、很好地反映研究者所要研究问题的真实情况，并 能够较好地解决研究问题。其次，要对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进行初步的加工，比如给各种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加上标題.重点部分可以标出，对各种扶贫案例调査文字资料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编上序号等。

　　对扶贫案例调查文字资料的汇编要求要尽可能把要用的所有文字资料汇 编在一起，而且在结构上要层次分明，逻辑关系清楚，能够系统地、较为全面地反映所要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汇编过程中可以用简要的文字来说明文字资料所反映的核心内容，并进行简要评述，以供将来研 究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工作。

　　(二）数据资料的整理

　　对扶贫案例数据资料的整理，一般要经过检验、分组、汇总、制作统计表或统计图等步骤。

1. 检验

　　对扶贫案例数据资料进行检验，就是验证各种反映扶贫案例的数据资料是否完整和正确的过程。

　　对扶贫案例数据资料进行完整性检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检 査在扶贫案例研究调查过程中所调査对象应该填报的表格是否齐全、调查对象是否有遗漏；二是检查每项扶贫案例研究调查表格的填写是否完整，有没有缺报的指标或漏填的内容。检查调査表格填写是否完整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研究者根据调査前的设计进行仔细核查，检査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是否有遗漏，一旦出现遗漏，就需要研究者补充调研，并把遗漏的部分补齐。

　　对扶贫案例数据资料进行正确性检验，就是看扶贫案例调査数据资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及计算是否正确等。其检査方法主要包括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凭借研究者的个人实践经验和常识来进行判断，对于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数据资料可以判定是不正确的，需要进一步调査核实并弥补；第二种方法是根据逻辑关系来判断，如果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明显不符合正常的逻辑，很有可能这些数据是错误的；第三种方法是计算核查，研究者通过运用各种数学运算方法来核査各项扶贫案例调査数据资料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计算结果是否有误、计算单位是否统一等。

2. 分组

　　对扶贫案例数据资料进行分组就是根据研究者调查的目的和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经过检验之后的扶贫案例数据资料划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这些分组有时是为了反映扶贫事件的数量特征，比如某贫困县存在多种经济成分，按照所有制形式可分为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类别，不同的类别下面对应着不同的数据;有时是为了反映扶贫事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比如某贫困县依靠农业良种的应用实现了农业产值的大幅提升，在施肥量、施肥技术上有固定的比例关系；有时是为了考察所研究扶贫事件的内部结构等情况，比如在农业统计年鉴中，农业这个大类别下面又细分了种植业、林业、副业和渔业等，不同的类别下面对应着不同的数据，每部分数据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农业这个总体的基本特征。

　　对扶贫案例调查资料进行分组，要根据扶贫案例研究者的研究目的，选择 不同的分组标志将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划分为不同的组。选择分组标志，即选择分组的标准或依据。分组的标志多种多样,研究者要根据自己的调查目的、调查对象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分组标志。常用的分组标志主要有四种，即质量标志、数量标志、空间标志和时间标志。

3. 汇总

　　对扶贫案例数据资料进行检查、分组之后，接下来进入汇总阶段。所谓汇总就是根据调査和研究的目的，将分组后的数据资料汇集到有关表格中，并进 行计算和加总，以相对集中、系统和简洁的形式来反映调查对象的各种数量情 况。汇总的方法主要包括手工汇总法和计算机汇总法两种。传统汇总法以手工为主，但是随着计算机的逐步普及，利用计算机汇总数据资料已经逐步取代了手工汇总。

　　(三）问卷资料的整理

　　对扶贫案例研究问卷资料的整理工作，主要应在三个方面把好关:一是对 问卷的审査，避免遗漏和错误;二是对开放式问题编码的处理；三是在数据录入时要注意的问题。

1. 问卷的审査

　　（1）要看调查对象的回答是否符合研究者初始的设计要求。扶贫调查对象具有特殊性，有时候调查对象不一定能够正确地理解调查指标的正确含义。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以尽可能地弥补原有调查问卷存在的缺陷，使之成为合格的问卷。

　　（2）要审查问卷有无漏填内容、填写的数据是否真实准确。特别是对于一些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者可能需要雇用其他人员一起进行调研活动，可能会发生调查问卷漏填现象；也有可能调查对象并没有填写真实内容，研究者对于问卷的回答不能一概相信，需要一个去伪存真审査的过程。另外，如果是访问问卷，研究者还要审查访问员访谈的起止时间、对回答问题的评价和复核员的复核意见是否填写完整、符合要求。如果出现漏填或不真实的答案，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以尽可能地弥补原有调査问卷存在的缺陷，使之成为合格的问卷。

　　总之，通过审查之后，对于一些不合格的问卷要加以弥补，使之成为合格的问卷，提高问卷的合格率和指标回答正确率；对于一些完全不合格或存在严 重失真且没有办法弥补的问卷，要将之淘汰，以免影响接下来的扶贫案例研究 和分析。

2. 对开放式问题编码的处理

　　调查问卷的问题主要包括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两种。对于封闭式问 题，在确保回答正确无误的情况下，直接根据事先的编码进行数据录入就可以 了。对于开放式问题，由于回答的种类及其数量难以估计,所以只有在调査结束后才能进行编码，其专业术语称为“后编码”。“后编码”的具体方法是：首先进行预分类和预编码；其次进行归并；最后进行选择、二次归并和正式编码。

3. 数据录入时要注意的问题

　　数据录人时要注意几点：一是需要对问卷的录入者进行培训；二是要保持 高度的警惕，随时检查问卷的录入情况；三是要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检查和纠正。

二．扶贫案例研究资料的分析

　　资料的分析工作是研究资料整理的继续和发展，是认识的深化过程。分析的任务在于逐步弄清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和内部联系，摸清规律、发现特性。

　　资料分析的一般程序是：确定分析目的—选择分析材料—选择分析方法—进行科学思考。

　　分析的方法有多种，在扶贫案例研究中，常用的分析方法有定性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因果分析、比较分析、典型分析和趋势分析等。

　　第十二节

　　编写案例研究报告

　　案例研究报告是案例研究的最终成果。案例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质量是反映案例调查活动结果的关键和基础，拙劣的案例研究报告能使最好的调研结果黯然失色，相反，优秀的案例研究报告可以使调研结果锦上添花。报告的质量有时甚至影响调研结果在有关决策中的应用。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需要在数据资料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一、 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编写的总体要求

　　(一）全面

　　调研所得的文字资料和数据资料很多很杂，报告编写需要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内容要全面反映调查结果，不能遗漏重要的资料，更不能片面地编写。因此，报告可以从为什么进行此次案例调研、用什么方法进行调研、得到了什么结果、有什么启示和不足等方面进行编写。

　　(二）客观

　　案例编写者需要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扶贫调研的 实际情况，既要肯定取得的经验，又不回避调査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

　　(三）通俗

　　案例编写的语言应该尽量简洁、有说服力，所采用的词汇尽量采用非专门 化的技术术语，便于不同人员之间的学习和借鉴。通俗并不是不科学，也不是用方言来表达，而是采用一般通用标准语言和书面语言来表达。

　　(四）深刻

　　案例编写是对以往扶贫开发典型的总结，其目的是供其他地区在扶贫开发中借鉴和应用，因此，对于案例做法的总结、经验的总结、问题的发现都应该有一定的深度，要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五）国际化

　　案例编写的国际化要求一般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编写的案例需要在国际交流和经验输出方面进行应用，另一方面是我国的经济正在融入国际经济中，编写的案例需要满足当前环境的要求。因此，编写案例的过程中除了要求语言简洁、深刻外，在内容表达、语言修辞、编排风格形式上还要体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例如，“亩”应该换算为“公顷”，“斤”应该换算为“千克”等。

二．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框架

　　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框架应该包含以下六个部分。

　　(一）序言

　　序言主要介绍案例编写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课题的基本内容和目录索引等内容。案例研究报告的序言部分通常包括扉页和目录(或索引）。

　　扉页一般只有一页纸，其主要内容如下。

　　案例研究报告的题目或标题。题目一般只有一句话(一般以“XX分析或研究”结尾），有时可再加一个副标题(一般以“以X X为例”做说明），文字可长可短（一般不超过30字），但一定要将案例研究的内容概括出来。题目和标题的位置一般在该页的中上部。

　　执行该项案例研究的机构名称。如果是单一机构执行，写上该机构名称即可；如果是多家机构合作进行，则应将所有机构的名称都写上。机构名称的位置一般在该页的下部。

　　调研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入员。扉页中一般需要将调研项目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职称，以及调研项目的主要参加入员的姓名、职务、职称反映出来。不过，这些内容也可以不作为扉页的必要内容出现。调研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加入员的信息一般在题目下方的适当位置处。

　　报告的完成日期。这部分内容一般在研究机构名称的正下方。

　　目录或索引的主要目的是列出研究报告中各项内容的完整的一览表。注意：一般只列出各部分的标题名称及页码，目录的篇幅一般在一页范围内，如果案例研究报告中的图表比较多，也可以列出图表的目录。

　　(二）摘要

　　摘要概括说明调研活动所获得的主要成果。摘要一般从三个方面来写： 一是案例的典型意义何在；二是采用什么方法来进行研究；三是得到了哪些主要结论。从实际操作来看，摘要并非扶贫案例报告的必需内容，不过为了加强报告的规范程度和扶贫案例的国际交流应用，对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编写摘要也是必要的。

　　案例研究结果的摘要应该尽量简短，一般最多不要超过研究报告的1/5。 案例研究报告的摘要是相当重要的报告内容，应该引起案例编写者的重视和注意。摘要中最好写出关键词。

　　（三）引言

　　引言主要介绍案例发生的背景、目的和基本条件。引言既是案例研究报告逻辑上的开始，又是判断案例可推广性的重要条件。案例研究报告的引言通常包括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两个部分，案例研究的背景一般给出案例研究的基本环境，案例研究目的一般给出案例研究的必要性和期望达到的目标。

　　研究背景是指案例编写者需要对案例编写的由来或受委托进行该项调研 的原因做出说明。背景资料的介绍不仅可作为研究目的提出的铺垫，还可以作为研究结论和建议的佐证与研究结果相结合来说明问题，所以，背景资料的介绍一般不需要面面俱到，但必须与案例研究的主题有关。

　　研究目的通常是针对研究背景分析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它一般是为获得某些方面的资料或对某些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目的往往和案例的核心内容一致。从扶贫案例研究的经验来看，研究目的有三个:一是通过案例研究提供政策建议;二是通过案例研究总结教训，以供借鉴之用；三是作为项目完成情况的一种说明。以上目的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个的、综合的。

　　(四）正文

　　正文主要是对案例发生的过程、形成机理、案例结果及所得结论等进行详 细的阐述。

　　正文首先需要对案例发生的基本过程给予翔实的描述，指出案例发生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特殊影响因素(关系案例成功推广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找到典型的、有借鉴意义的做法及其必备条件，判断和估计案例的可推广性和推广的范围与条件，最后给出所描述案例取得的成果及案例研究的主要结论。

　　案例研究报告的正文必须包括研究的全部事实，从案例的基本情况、研究 方法到研究结论的形成等一系列步骤都要包括进去。案例研究报告的正文之所以要呈现全部必要的资料，一是让阅读案例的人了解所得研究结果是否客观、科学、准确、可信,二是让阅读案例的人从研究结果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而不受案例编写者自身所做的解释的影响。案例研究报告正文的具体构成虽然可能因案例类型的不同、目的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基本上包括三大部分:案例的基本情况，案例在缓解贫困中的主要做法、作用、经验等，案例的借鉴价值及其在推广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案例基本情况部分。案例基本情况部分包括需要说明所研究案例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社会文化人口特征、经济情况等内容。如果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还需要对调研地区、调研对象、样本容量、样本结构、数据采集方法、资料处理方法及工具等内容进行说明。该部分有助于读者详细了解可供借鉴经验的应用条件、背景等，有助于使读者确信扶贫案例的可靠性。编写时应当尽量简洁明了，把案例应用的基本环境情况或研究方法说清即可。

　　案例在缓解贫困中的主要做法、作用、经验等部分。该部分内容是整个扶贫案例编写的重点和核心，是案例编写者应该花费更多精力和笔墨的部分。这部分内容需要从扶贫案例的方案设计、组织安排、具体实施、问题解决、取得效果等方面来说明案例的具体做法、缓解贫困的方式、缓解贫困的效果等内容。写作时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全面、科学、翔实地反映案例具体情况，例如采用图表的形式、案例专栏的形式、数据分析的方式、定性分析的形式等。图表的形式能够增加案例报告的可读性，案例专栏的形式能够增加案例报告的真实性，数据分析的方式能够增加论证的说服力，定性分析的形式能够说明案例的内在规律。

　　案例的借鉴价值及其在推广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部分。这部分内容是扶贫案例编写的主要意义所在，是供读者学习和借鉴应用的，当然读者也可以从扶贫案例的主要做法中总结出自己所需的内容。在写完扶贫案例的主要做法和内容之后就应该总结本案例中的典型经验和不足了。经验和不足的总结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来写，不能带有编写者个人的偏见，而且经验和不足是可以向其他地区推广和输出的关键结论。案例的经验和不足主要来自于案例调査中所取得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可供其他地区借鉴的、值得推广的主要思想、主要做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

　　(五）结束语

　　结束语部分可以写出本案例的结论、建议、措施或办法等，也可以写存在的问题，一般要求就扶贫案例对其他地区的启示、值得借鉴的做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进行详尽描述。这部分的编写要求更有条理性、概括性和原则性。这部分内容是整篇案例编写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六）附录

　　编写附录的目的是列入尽可能多的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可以用来论证、说 明或进一步阐述已经包括在研究报告正文之内的资料。每个附录都应编号，如附录A、附录B、附录C等。附录中应该出现的资料通常包括研究方案设计情况、调查问卷情况、抽样调查细节的说明、原始资料的来源、一些比较大的图表等内容。

三、 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方法

　　在扶贫案例研究过程中，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的撰写是整个活动升华、实现 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环节。编写一个好的案例研究报告，特别需要注意写作方法和写作内容的表达。

　　(一）写作方法

　　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的写作，可采用描述和分析两种方法。其中，对于案例发生的背景和形成过程等，选择描述的方法较为适宜，而对于案例形成的机理、案例产生的影响和可推广性等，则需要更多地使用分析的方法。此外，在案例报告的写作过程中，使用适当的数据分析方法，对研究的深入和精确度的提高有较大的帮助。因此，凡能使用数据分析方法的时候，就尽量避免采用笼统的文字说明。

1. 描述性写法

　　描述性写法在扶贫案例研究中的应用比较多，一般而言，在介绍案例发生 背景时需要采用这种写法。此外，在对一些主要的扶贫做法进行介绍时也会采用这种写法。正如这种写法的要求——描述性一样，描述性写法需要编写者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展示给读者，就像照相一样，给读者一个完整、真实的场景。一般来讲，描述性写法要求报告的写作客观、描述清晰、尽量少用修饰性语言，尽可能将案例发生的场景和解决过程原原本本地搬到报告中。

2. 分析性写法

　　分析性写法是扶贫案例研究报告的另一种常用写作方法，在编写案例中一般对案例形成的机理、案例产生的影响、案例的可推广性、案例的经验和教训等内容采用分析性写作方法。有时，我们也在描述性内容之后，加入编写者的分析和点评。此外，采用夹叙夹议即描述和分析相结合的写作方法来撰写扶贫案例研究报告也比较常见。

　　与描述性写法不同的是，分析性写法是在对扶贫案例现状思考基础上的一种写法。编写者可以在统计分析、系统分析、比较分析、趋势分析等资料分析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合适、科学、规范的表达方式将所思考的内容展示出来。 比较分析的方法一般是先提出自己的论点，即总括句，然后再通过各种分析工具来论证和说明自己的论点，这种写法就相当于上文的总分写法。当然，我们采用分析性写作方法时一定要紧紧围绕案例的研究目的来进行，不要拿到什么资料都来分析，也不应该将不支持论点的内容写出来，不要分析得文不对题。

　　(二）写作内容的表达

　　表达写作内容的基本要求是：尽可能多地采取文字表达、图表表达、数学公式表达等方式，增加案例研究报告的可读性。

四、 案例研究报告编写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结构安排上需要注意的问题

　　（1）充分重视结构安排的作用。

　　（2）结构安排必须具有合理性。案例研究报告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而客观事物本身有其内在的联系，即固有的规律性。因此，结构必须以能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为依据，如果不这样，尽管“甲、乙、丙、丁”排列清楚，或者“一、二、三、四”编号显著，也只是开“中药铺”而已，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3）结构安排要服务表现主题的需要。主题是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目的，是报告的“纲”。一个案例不论由“主旨”、“纲”演绎出多少个层次，形成多么复杂的格局，都必须以纲统目，只有如此才能使全文严谨统一。虽然实践中结构安排可以有多种样式，但任何结构方式选用的标准或原则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研究目的而写，为主题服务。

　　（4）结构安排反对八股调。

　　(二）案例研究报告写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1)观点和材料要统一。

　　一篇案例研究报告必须有正确、鲜明的观点，没有正确的观点就等于没有 灵魂。而正确观点的形成，不是人们的主观想象，也不是人们的随心所欲。正确观点的形成必须以丰富的材料为前提，也就是说，材料是形成观点的基础， 观点则是材料的升华。观点若不以材料做基础，观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材料的选择要注意以下四点。一是要围绕主题来选材料。一定要选择与主题关系密切的材料，即能有力说明、突出主题的材料，要坚决剔除那些与主题无关的材料。二是要选择典型的材料。典型的材料就是那些能够深刻揭示事物本质、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强大说服力的材料。三是要选择真实、准确的材料。一般文章的写作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都有严格的要求，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对材料真实性、准确性的要求更高。四是要选择新颖、生动的材料。只有材料新颖、生动，才能吸引人、打动人。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应尽可能选择 生动的材料，给读者以新颖的感觉。

　　（2）文章要准确、鲜明、生动。

　　案例编写的行文应该做到事实准确、立场鲜明、材料生动。因此，对标题的选择、段落的安排、词句的应用都应该下工夫。尤其应该注意准确性问题， 如引用的文献要考证其来源、应用的数据要认真核对、典型的案例要确凿等。

　　（3）语言要规范简练。

　　在加强语言规范性的同时，还要注意语言的国际化表达方式，应该尽量采 用国际化的语言和公制单位，避免采用方言和市制单位。另外，案例的篇幅不应过长，应该精练一些，一般控制在10〜15页为宜。

　　（4）案例编排形式要规范美观。

　　案例内容的编排首先要求规范，例如：段落的开头要空两格，表格和图示要有标题，表题放在表的上面，图题放在图的下方，参考文献的编排要符合标准(一般是作者、题目、文献出处、页码等）。案例内容的编排还应该美观，能采用图表形式来表达的内容应尽量采用图表来表达。此外，在文章段落安排、页面设置、页眉页脚等方面也应该讲究美观。案例编排中美观度的提高还可以 从字体设置、内容编排、专栏设置等方面来考虑，例如，不同的标题可以设置不 同的字号和字体，不同的内容可以采用不同的字体。

　　专栏4-1   

　　工商管理教学案例编写的要求

　　案例分析仅利用重要的与相关的信息和描述来再现一个组织（企业）的真 实情况。书面案例必须介绍许多实际的情感、相互作用、自然的本质和其他数 据。我们呼吁大家使用案例，案例也应该为使用者提供线索，便于大家分析情 况，从而提出广泛的建议。

　　编写案例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现有的问题，指出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写入 背景材料，使大家了解该组织及其员工等。这就要包括正式的组织结构或层次、实际的（非正式的）层次或关系、物理设置及运作的结果。正如一本年鉴，必须有时间结构和事件的顺序。实际上，案例如果写得有点像个故事，尽管更简练、描述的内容更多、对话更少，也可能是最容易阅读和理解的，但写入没必要的描述与详细内容却达不到案例分析的预期目标。要让读者找出一个基本的主题，或者是一个或两个副主题。不要修饰，案例分析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案例在吸引读者与使读者感到超负荷或厌烦当中有一条界线。案例中有关人物的传记式数据一般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使他们想什么、怎么想，或者他们巳经 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他们对案例中的问题或其他人是怎么考虑的，或者巳经说了什么。在案例的大纲中利用主题的内容满足大家的这些要求，但不要做得过分。前后一致，保持想法和主题衔接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编写案例时要考虑隐瞒的要素。案例中的组织和人物总是有必要保持匿 名，因此，总要隐瞒他们的身份，只保留与案例有关的事件与事实。如果案例中的问题或措施有争议，该报告又可t影响到有关的人员，或者案例的出版会影响到后来的事件，案例组织很可能要求以某种形式加以隐瞒，最明显的隐瞒 方式就是改变组织的名称。不同的案例有不同的敏感性。在真正开始撰写案例之前，与案例组织的联系人和高层管理人员讨论需要隐去的数据和种类，有助于澄清问题，确定期望值。案例如果不能公开，就失去了价值。

　　请你只写出事实。写案例时，即使你可以改变或巧妙地处理这些事实，还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利用你的创造力去隐瞒，而不是去发明。在隐去人物、 组织等细节方面前后必须一致。引用实际发生的事件，集中描写你巳经确定的主题。

　　提出自己的观点、喜好、评价或解决办法不是案例编写者的事情。当然， 所有的研究者都有过去的经验、知识、兴趣和理论改变他们对问题的理解，即使他们小心谨慎，不让这些因素影响案例的报告。同样，所有的案例编写者对他们写出来的案例都有自己的看法。然而，有必要了解案例分析法的目的，不让案例编写者个人的理解或喜欢的理论显现在书面案例之中。书面案例的目的就是提供信息，使得读者能够解决案例中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和情况。

　　论据不应该太难或太模糊，必须时刻记住案例分析的目的。即使案例很复杂，或者多于一个问题，读者也能够找到线索，确定哪些是相关的内容。如果存在太多不必要的事实，或者问题不清楚，读者很容易误入歧途，失去了培训的意义。案例分析法的目的不是提高大家的“侦察”能力，而是提高分析和评价重要信息的能力。

　　在介绍案例的历史时，案例编写者应该引用非语言的数据，如组织内部非 语言的沟通、途径、方式等，还包括存在于组织内部及其下属单位的运作设想、 价值观、道德标准和态度，一些没有说出来（但可以暗示）的东西，或者不管真 实与否都说出来的东西。使用案例分析的读者结合这些信息确定说了什么。 把案例中人物的看法仅仅当做看法而不是事实来写也很重要，所有的引用语当做直接引语来写，不用任何解释，只确定是谁说的话。案例编写者还应该注意写作方式，如人们巳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与谁在一起做，如果可能的话，写出人们行动的条件，以及他们行动的结果有何意义。影响事件的全部因素，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应该写出来。事件的时间和顺序一定要写清楚，并确定所有数据的来源。

　　其他的事实包括与组织和工作流程相关的数据，工作的结果，与任务有关 的交互作用，小组、部门和执行官的压力，财务数据、库存量和原材料、销售数据、市场计划，以及设备的使用年限和物理设置等自然因素。图表用于说明或阐明重要的观点，提高阅读的直观性。这些在版的数据等说明性材料应该出 现在与案例内容相关的地方。

　　在描述案例的人物时，不要使用陈规老套，以免引起案例使用者愤恨或怀 疑。可以描述人物典型的行为及其作用，不要描述他们的民族、性别或工作的旧框框。事实上，就是避免写出任何使读者可能会脱离案例的现实和导致他们不认真对待案例的东西。例如，你隐去了案例组织或人物的身份，而没有使用有幽默感的名称来取代，在直接经验和其他插入中可以被接受，但在案例中却行不通。

　　撰写案例分析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就是提供所需要的全部资料而不做得过 分，也不会为读者提供多于他们能够吸收和使用的东西。书面案例应该很重要、很有意义，而不是压倒一切，需要充分地唤起读者的兴趣参与讨论，使他们有机会提问，从而得出可供选择的办法。不能指望案例编写者为读者提供实际案例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全部信息，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案例编写者应该在采取措施的地方停止案例的描述，让读者来接管，不必 把他们引向特殊的解决方案或行动的过程。

　　修订。写完案例初稿后，最好把它搁置几天，使自己远离案例，以便在检查和准备修订之前了解客观现实。然而，时间不能太长，否则对详细资料已不再新鲜。编写者对初稿不管如何满意，肯定还需要做些修改。

　　修订过程有许多目的。首先，仔细观察介绍信息的方法，删除那些不必要的信息，还必须以读者的眼光来看待案例。初稿写入分析案例所需的全部信息了吗？这些信息有条理吗？适当的时候有助于形象的表现吗？在所有的人物中你“袒护”某人去分析信息，而不仅仅是介绍信息，并倾向于某些事吗？反之，信息太多吗？介绍过不必要的图表和其他数据了吗？其次，检查一下是否以有意义的顺序介绍信息了。不一定按照年代顺序来写，但是时间顺序必须清楚，应该记住案例分析是一种培训手段，所以，教师必须时刻记住培训的目的。

　　案例编写者调查表

1. 撰写内容

　　（1）  你对材料和笔记进行分类和组织吗？你已经准备案例大纲了吗？

　　（2）  你在引言部分告诉读者案例的主要内容及其用途了吗？

　　（3）  你已经开始预览案例的显著事实了吗？该写哪些内容？

　　（4）  案例开始时合乎逻辑吗（如综述要讲的问题）？

　　（5）  你已经写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如组织结构、人员、角色、关系、运作设想、财务数据、销售与市场数据、物理设置、运作的性质及其结果、压力、时间与事件的结果等？你坚持事实，没有进打修饰或解释吗？

　　（6）  你在适当的地方加入图表、数据等内容吗？

　　（7）  你删除了不必要的描述、对话和详细资料吗？

　　（8）  你根据与联系人的讨论，前后一致地隐去组织名称吗？

　　（9）  你的技术数据由该领域的专家检查过吗？

　　（10）你写出注意事项了吗？

2. 修改内容

　　（1）  案例包括读者所需的全部信息吗？按逻辑顺序介绍吗？

　　（2）  你已经删除了不必要的信息吗？

　　（3）  你检查过措辞、拼写、标点符号、语法、句子和段落结构等吗？

　　（4）  有经验的案例编写者或案例组织的专家检查过初稿吗？

　　（5）  联系人看过你的初稿吗？

3. 编辑加工

　　编辑这一步就是重复阅读，并做进一步的修改。这时检查拼写、词语的含义和句法，解释你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你想说的意思，同时检查句子结构和段 落结构。修改完全部内容后，就再读一遍，检查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等方面(如果你分别注意这些事项就不会被内容卡住）。

　　修改完第一稿之后，让同事或专家审查一遍。在提交给案例组织的联系人之前做些必要的修改，让联系人根据该组织对有可能妨碍出版方面的内容进行评估。

4. 出版发行

　　在案例出版发行之前，案例编写者必须得到由案例组织授权的代表签字的正式的书面函件，把书面案例提交给其他高层执行官审阅之前，案例编写者的联系人应该可以找出潜在的问题。在同意出版发行之前，组织中的其他人 (执行官而不是联系人）可能也想看看案例的最后一稿。如果有机会，案例编写者不妨让每个人知道其他人已经审阅过该案例，这些人是谁。他们有人可能会建议重新措辞、添加或删除部分内容。他们非常注重新产品或计划中的财务数据和直接引语。案例编写者可以再次保证：除了案例的写作文本以外，将严格保密有关组织的全部信息（事实上，可能会要求你撕毁笔记和备份材料）。

　　大多数案例的出版发行只用于教学目的，案例编写者及其单位通常拥有案例的版权。书面文件应该声明带标题的案例已经由授权的代表阅读过（案例组织的名称），同时也声明“我（我们）授权拥有版权的案例作者或单位可以使用这个案例”，但“无权更改”用于教学课程或培训课程（或教学或培训目的） 的书面案例的印刷、版权、发行及使用。正式的签署应该有签字人的姓名、头衔、单位和日期等。当然，这些是一般的指导方针，每个案例的专门措辞可能不尽相同。

五、 提高案例研究报告的编写质量

　　(一）影响案例研究报告编写质量的主要因素

1. 案例编写和调研人员的意识

　　案例编写和调研人员的知识结构、判断能力、社会经历等意识形态因素对 于案例调查过程中编写和调研人员对案例的理解、分析、认识、判断会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会反映在案例的编写中。而且，调研时往往需要从众多繁杂的信息中去粗取精，最终挖掘出那些真实、可靠、代表性高的信息， 对调研人员和案例编写者的知识理论水平和社会阅历水平要求就更高。

2. 与案例研究相关的社会因素

　　一个人对于自身之外事物的认识，本身就受到传统的、舆论的、政治的影 响，如政府工作者下去调查，要根据领导的意图和要求进行调査总结。如果领导的意图符合客观实际，那么，这种要求是有利的，但如果是长官意志，与事实不符，就会在总结时产生人为的扭曲，甚至是伪饰行为。

3. 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

　　时间和空间对一个人了解事物的程度有限制。案例编写前的调查是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而这些又直接影响着案例编写者掌握资料和了解事物的程度。

　　这些影响因素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案例研究过程中，只有尽量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才可能缩小研究结果和事实的差距，提高案例研究的质量。

　　(二）提高案例研究报告编写质量的策略

1. 写作态度要端正

　　对于案例研究，研究者认真求实的态度即主观能动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如果是抱着无所作为的想法，原来怎么做，这次还怎么做，案例的质量就会因你的态度而降到了你可为之的最低限；反之，积极进取，全力以赴地去做， 就可以达到你可为之的最高限。同样，克服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实地调査， 尽可能多跑、多问、多看，都取决于研究者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态度决定了案例研究的一半质量。

2. 克服传统的影响

　　所谓传统，就是过去沿袭下来的一套总结经验的方法，并不都有利于实事 求是地总结经验，而我们又很自然地把这些东西作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全盘接受下来。总结经验是一个经常性的工作，你在撰写报告时，首先要参考你所能搜集到的总结性文章及范文。这就是传统，因此这里最主要的是不能简单地照葫芦画瓢，而是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新的调査或补充相关数据、内容。

3. 方法要科学

　　这里的科学是狭义的，是指影响如实反映事情真相的不合理要求，如领导 的意图等。提高方法的科学性需要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经济分析及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泛泛而论，忌讳浅尝辄止或以偏概全。通过规范性要求尽可能地保证案例研究符合实际。

4. 资料搜集要丰富全面

　　占有丰富的材料是写好案例报告的基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研究者在写案例报告之前，必须深入第一线做广泛的调查研究，了解贫困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材料丰富的基础上，写案例就能游刃有余;如果材料短缺，就会捉襟见肘，左右为难。

5. 规范与创新相结合

　　在案例研究和报告编写过程中，既要注意规范，还要不断创新。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影响贫困的因素和贫困发展的方向都会有较大的变化， 所以，案例编写者一定要在原有规范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扶贫案例研究中 的新变化、新方向。

 

第五章

　　案例比较研究

　　本章以案例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以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为表述主题，以7个灾后贫困村（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马口村、绵阳市游仙区白蝉乡陡嘴子村、德阳市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巴中市南江县元潭乡九泉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和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林乡唐坪村）的研究型案例为分析对象，以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过程与机制为研究内容，总结其共同特征，分析其典型特征和差异做法的基本动因，进而围绕灾后恢复重建的做法及原因，灾后恢复重建成功经验的基本要素和推广路径，灾后恢复重建政策的实施过程与效果，灾后恢复重建的模式与机制，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过程与机制这五项研究主题展开案例比较综合分析，提炼若干创新性的理论认识和观点，并从战略和政策层面归纳基本经验、推广路径及适用条件。

　第一节

　　案例比较研究框架

一、 案例比较研究的方法学检视

　　本研究是一项实证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属于归纳逻辑的方法。在研究策略上，本研究试图实现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不过，本研究不是采用计量实证，而是采用案例实证的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法更加偏爱对个案的深入解剖，更加关注个案的独特性，因此一直以来都面临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经久不衰的普遍性-特殊性范式的困境与责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案例研究法自身的变革与调整，其中最为直接而常见的变革与调整方向是从单案例研究发展为多案例研究。在案例研究设计中纳入多个案例或者对多个案例开展比较研究，其动因在于多案例研究的相对优势，即“从多个案例中推导出的结论往往被认为更具说服力，因此整个研究就常常被认为更能经得起推敲。

二、 案例比较研究的框架

　　本研究可以说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试图兼顾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学理 研究与对策研究。在方法论上，综合运用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两种认知方法。 在研究策略上，努力实现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的有机结合，不仅注重实践的案例解读与经验分析，也注重在实践形态的总结基础上进行对策研究，还试图从中发掘原创性的理论模式。具体而言，以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为研究起点和核心主题，从实践分析和理论探索两个层面建构一套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比较研究的分析模型，以此描述并解释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的过程、机制、后果，从而探察现状，总结类型，归纳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建立理论模型，深化后续研究。鉴于本研究兼具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特点，我们力图在现实说服力和理论解释力两个层面保持恰当的平衡与张力。

　　图5-1所示为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比较研究框架图。

三、 案例比较研究的思路

　　本研究的基本写作思路是“一个中心、两个方向、四项理论探索”。

　　“一个中心”：以灾后贫困村救援与恢复重建为中心。

　　“两个方向”：以案例村庄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为研究的两个方向，其中代表性关注案例村庄的共同性、一般性，典型性关注案例村庄的差异性、特殊性，这是本研究的两项学术追求。以典型性为起点，以代表性为终点，其研究路径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论。本研究的基本宗旨在于，力图通过对汶川地震中若干典型案例村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的过程、模式、机制等进行深度解剖与类型分析，提炼某些具有一般性的经验认识，与现有的相关理论展开对话，抑或形成某些创新性的理论观点。

　　“四项理论探索”：通过对七个灾后贫困村的研究型案例进行共同特征分析和典型特征分析，我们对灾后恢复重建的基本过程与机制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把握，但还是停留于一种散状的形态，难以形成整体感，因此还必须围绕若干主题进行综合分析，以块状的形态呈现灾后恢复重建的整体面貌和总





　　图5-1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案例比较研究框架图

　　体轮廓。为此，我们将围绕后重建时期贫困村的可持续发展、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和实践、灾害应对中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封闭与幵放张力中的微型村落和小农这四项命题进行理论探索。

四、 案例比较研究的内容

　　本案例比较研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案例比较研究的实践分析；二是 案例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

　　案例比较研究的实践分析部分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案例村庄的共同特征分析。其研究重点是对七个灾后贫困村的研究型案例在灾后恢复重建中所蕴含的共性进行揭示与分析，研究发现共有三项共同特征，即贫困程度深、受灾程度重、灾后恢复重建效果好。二是案例村庄的典型特征分析。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的灵魂在于典型性或独特性，特色和特点是案例研究的关注点，只有在相异性基础上所开展的类型分析和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入地、多角度地挖掘出研究对象精彩纷呈的多重面目与多层镜像。通过对七个灾后贫困村的研究型案例进行全面对照，分别提炼出各自的典型特征：马口村为内外互动程度高、效果好；陡嘴子村为社区参与水平高；骆家嘴村为政策和资源整合能力强；唐坪村为本土文化活跃、社会组织参与程度高；民乐村为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高；九泉村为NGO组织参与、多部门合作；阿尔村为少数民族村庄、地方性知识深厚。这些特征有些侧重灾后恢复重建的具体实践，有些偏向灾后恢复重建的运作过程，有些关注灾后恢复重建的运作逻辑与机制，有些则来源于村庄的内生特质。

　　案例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部分则是上述实践分析的拓展与深化，从描述性研究提升到解释性研究乃至预测性研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案例村庄的微观行动，甚至超越灾后恢复重建实践，而在更宽泛的关注视野中，以灾害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和分析范式为参照，与现有的相关理论展开对话，抑或形成某些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鉴于本研究主题的理论关联性和笔者的研究积累与研究兴趣，我们注重对后重建时期贫困村的可持续发展、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和实践、灾害应对中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封闭与开放张力中的微型村落和小农这四项命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第二节

　　案例比较研究的实践分析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是一项政策性、操作性很强的实践活动，尽 管地震过后国务院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这一规范政策文 本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而且贫困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生态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鉴于中国基层政治社会运转的多样态性、政策执行的多层级性与不可避免的变通性、地方和基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自主性等多重因素，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具体过程在贫困地区村庄的微观层面既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也具有明显的典型特征，涌现了一些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典型模式，为灾害治理的实践和政策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启示。

一、 案例村庄的共同特征分析

　　对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的贫困地区而言，贫困程度、受灾程度和灾 后恢复重建效果是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试点的区域关照和工作评估的三个核 心指标。在国家层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所确定的规划范围为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处于极重灾区和重灾区的县（市、区）51个，乡镇1 271 个，行政村14 565个。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灾后恢复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要求，扶贫系统高度关注灾害对贫困村庄和贫困人口的影响，着力谋 划贫困地区灾后重建工作。2008年6月16日，国务院扶贫办召开了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研讨了规划编制、试点方案、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并于两天后向四川、甘肃、陕西省扶贫办下发了《关于做好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尽快完成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2008年7月20日，国务院扶贫办完成并报送《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将国家确定的10个极重灾县（市、区）、41个重灾县（市、区）中受灾的4834个贫困村作为恢复重建的规划范围。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贫困村层面推进时将受灾贫困村划分为三种类型， 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政策措施。

　　第一类村庄是试点村。2008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在四川、甘肃、陕西三 省19个贫困村实施灾后重建规划与实施试点工作，这些试点村不仅进入了贫 困村灾后重建规划范围，而且在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支持、物资分配等方面都 处于优先地位。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社会各界对这些试点村的关注度也较高。

　　第二类村庄是规划但未试点的村庄，即进入了贫困村灾后重建规划范围， 但是并不是灾后重建规划与实施试点村。这些贫困村获得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力度处于中间水平，在灾后恢复重建需求与供给之间基本上能够保持平衡状态。

　　第三类村庄是既未规划也未试点的村庄。这类村庄灾后恢复重建的需求相对较少，灾后恢复重建的政策和物资供给也相当匮乏，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

　　确定这三类村庄的核心标准是贫困程度和受灾程度。总体上，第一类村庄受灾程度最重，贫困程度也较深，抑或贫困程度并不太深但因灾致贫和因灾返贫现象较严重；第三类村庄受灾程度较轻，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我应对能力基本上能够满足灾后恢复重建的需求;第二类村庄则介于二者之间，受灾程度与贫困程度的匹配性及村庄的自我应对能力均处于中间水平。

　　在上述政策背景和现实背景下.本案例研究首先从国务院扶贫办首批的 19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试点村中选取了 4个代表性村庄，即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马口村、绵阳市游仙区白蝉乡陡嘴子村、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广坪镇骆家嘴村、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汉林乡唐坪村，随后选取国务院扶贫办主管社团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实施的农村社区生计发展项目试点村一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然后又从国务院扶贫办灾后重建办与香港乐施会合作开展贫困村灾后重建第一批40个试点村中选取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元潭乡九泉村，最后在极重灾区中选取了处于震区核心地带的少数民族贫困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自此完成了7个研究型案例的选取工作。从7个研究型案例的选取标准和过程来看，代表性是案例选取的基本考量因素，共同特征是案例村庄的内在特质。

　　(一）贫困程度深

　　灾害频发为当前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致贫因素之一，因灾返贫和因灾致贫成为困扰农村扶贫事业的主要障碍之一。汶川地震为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在汶川地震51个极重和重灾县（市、区）中，扶贫工作重点县（市、区）高达43个(其中国定县（市、区）15个、省定县28个），比重为84%；革命老区县 20个，比重为39%;贫困村4 834个，灾前贫困人口 218.3万，贫困发生率为 30%。而且，地震灾害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极大阻碍了其经济社会发展。其表现有：①贫困面急剧扩大，据测算，贫困村因灾返贫人口大量增加，贫困发生率由灾前的30%上升到60%以上；②贫困程度明显加深，贫困村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2007年的1 873元下降到千元以下（扣除补贴性收入）；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倒退，2 661个已经实施整村推进规划的受灾贫困村，多年努力毁于一旦，已建成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基本被摧毁。

　　上述数据和分析揭示了本研究所选取的代表性案例的一个共同特征一 贫困程度深。对于政府部门的扶贫工作而言，贫困程度一般是以国家或地方政府所划定的贫困线标准为指标的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等进行评估的。然而，在贫困程度的衡量指标背后其实蕴藏着诸多二级变量或次级因素，尤其是在多维贫困的视域下，贫困问题是历史、经济、地理、自然、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贫困现象也表现为收入水平低、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资源资产匮乏、文化水平低且劳动力素质不高、脆弱性高、生态环境恶化、信息闭塞等诸多面目。

　　其一，收入水平低。陡嘴子村2007年人均年纯收入是3 467元，比所在的白蝉乡平均水平低1100元，而且这种状态已经保持了多年。2002年该村被上级确认为省级贫困村。骆家嘴村2008年全村人均年纯收入为2 772元， 低于全县平均水平，远低于陕西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水平，更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九泉村2008年人均年纯收入为1 826元，比南江县农民年纯收入要低1 266元，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就更远了。从农户的生产生活运转来看，家庭收支是否能够保持平衡是衡量贫困与否和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问卷调査显示，16.1%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在1 000元以下，而16. 8%的农户家庭总支出却在6 000元以下，这表明农户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

　　其二，地理位置偏僻。马口村所在的广元市利州区，位于四川盆地北部边缘山区，嘉陵江上游，川陕甘三省交汇处，全区被嘉陵江、白龙江、清江河、南河 4个水系划割为大光、艮台、黄蚊、云台、南山5个小山系。骆家嘴村地处秦巴浅山丘陵区，所在的宁强县是秦岭和巴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地带，全县36个乡镇有30个贫困乡镇，352个贫困村。阿尔村被称为“云端的村庄，该村地处高山深谷，海拔落差大，村委会所在自然村巴夺寨是所在龙溪乡北面龙溪沟上游的最远一个羌寨，再往上游走全是无人山区。

　　其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九泉村基础设施总体上比较落后， 饮水和交通方面尤甚，用水难和交通不便一直是制约九泉村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九泉村现有的五股泉水只是一、二、三社的饮水来源，位于山上的四、五、六社饮水比较困难，每逢天气干旱，村民就吃不上水，只能依靠储存雨水维持日常饮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水窖用来储水。地震以前，九泉村的灌慨设施就很落后，村庄的几口塘堰由于年久失修，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用水需求。九泉村是一个偏远的山区村，海拔较高，交通十分困难，村内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尤其是五、六社的山路坡度比较大,而且都是小路，出行相当不便。一直到2007年，九泉村所在的南江县实施连片开发扶贫战略，统一规划通村道路，才为村庄道路建设迎来了新的契机。不过由于村庄地势比较险恶，开挖山路的成本相对较高，在地震发生时，道路还在修建之中。

　　其四，资源资产匮乏。由于不少贫困村位于山区或经济行政中心的边缘地带，村庄发展资源往往也较匮乏。陡嘴子村耕地面积815亩（1亩= 666. 7 平方米），人均占有耕地1. 1亩，低于人均耕地面积1. 39亩的全国平均水平， 距离联合国确定的人均0. 8亩的耕地红线不远;水资源面积200亩;林地面积 670亩,人均占有林地0.9亩。人口增长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则是村庄发展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而且村庄缺少可持续的主导产业。阿尔村海拔高，早晚温差大,资源极为匮乏，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比较差，而且高山深谷内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其五，文化水平低且劳动力素质不高。如陡嘴子村总人口 740人，小学文 化程度和文盲331人，占总人口的45%。

　　其六，脆弱性高。以陡嘴子村为例，大部分村民的收入水平仅能够维持在温饱的状态，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气候与自然灾害，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收入方 式则显得相当脆弱。其原因主要在于：村庄交通不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市场;农业基础设施十分落后，纯属“靠天吃饭”;农业产业效益有限，非农产业落后，农民增收困难。

　　(二）受灾程度重

　　从表层或直接后果来看，灾害的首要影响是对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人、 财、物等可见实体的损坏或破坏，诸如导致人员伤亡，毁坏住房，损坏财产，破 坏道路、农田、供电供水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从而破坏了人们的基本生产 生活秩序，然而，灾害的影响其实远比上述内容更为广泛、更为深远，也更为持 久。由于灾害对受灾人群的人、财、物的极大破坏，以及对维持正常生产和基 本生活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巨大损坏，受灾民众的生产生活 秩序陷人混乱，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灾前水平，生计系统难以获得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支撑，与此同时，灾害的影响也会扩展到社会和心理层面，对受 灾民众的人际交往的规则、方式及心理状态产生深层的影响，对于某些重大灾 害或某些受灾人群而言，突如其来的灾害可能会对其生活观念及对人生的看 法等涉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形成导向性的作用。

　　第一，人员伤亡情况。人员伤亡是灾害最直接、显性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所考察的案例村庄基本上都不是位于震中极重灾区，而且地震发生时间与农户的生产劳作时间的关联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对人员伤亡的影响，因此其人员伤亡情况不是特别突出。马口村死亡1人，受伤5人；陡嘴子村死亡1人，受伤164人;骆家嘴村受伤4人;九泉村受伤1人;唐坪村死亡2 人，受伤13人；民乐村伤亡人数较多，死亡27人，受伤9人。

　　第二，住房受损情况。住房受损既是地震灾害的直接后果，更是与地震相伴的次生灾害的破坏结果。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委员董树文表示，伴随汶川地震发生了多次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经初步判断，整个汶川地震的损失，约三分之一的损失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滑坡、崩塌和泥石流造成的。马口村农房全部受损，倒塌房屋47户261间，危房107户614间，面临无房居住的境况。陡嘴子村全村239户2 510间民房均不同程度受损，房屋全倒塌                                           和严重受损无法居住户1 40户1 447间39 075平方米，受损经加固维修可居住户99户594间17 820平方米。骆家嘴村全村434户1 692间房屋全部受损，其中倒塌房屋农户111户369间，重度受损危房244户930间，中度受损 79户393间。九泉村11户63间房屋倒塌，16户86间房屋严重毁损，146户730间房屋中度受损，130户650间房屋轻微受损，240间畜禽圈舍损毁。唐 坪村全村515户4 177间房屋全部受损，其中倒塌1 295间、危房2 715间、可修复167间。民乐村倒塌房屋2 217间50 950平方米，危房155间3 492平方米。

　　第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受损情况。马口村村级公路受损3千米， 社道受损3千米，入户路受损3千米；山平塘受损5 口，灌溉渠道损毁3千米， 抗旱蓄水池损毁70 口，致使300亩农田无水灌溉；90 口人工井裂缝，造成326 人饮用水困难;2座变压器损坏，20根电线杆倒掉，输电线路损毁2千米;村小学教室破裂，无法教学;村卫生室成危房，村民医疗救助问题有待解决;村活动室迸裂，无法办公。陡嘴子村道路损坏4千米；人工机井损毁130 口；损坏武引沟渠6千米，塘埝9 口，石河埝1处，提灌站1处;村办公室、卫生室、计生室 严重损毁，无法使用。骆家嘴村损毁灌溉渠道8. 3千米、提灌站3个、山坪塘3口，损毁人饮管道4千米、蓄水池2 口、人饮水井14 口；受损农电线网4千米，村组道路大面积塌方,损毁村组公路6. 5千米、到户路11千米，有4座桥不同程度受损；一所60间1944平方米的村级完小已成重度危房，需拆除重建;村委会办公室重度受损，已成危房。水利、电力、通信等设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九泉村损毁社道3. 7千米；损毁灌慨渠道3千米、山坪塘2 口，减少有效灌溉面积201亩；损毁人工井40 口、人饮管道7千米，导致84户345 人饮水困难；损毁高压线路1千米和变压器1台，导致村民无法正常用电。唐坪村道路塌方6处、受阻4.8千米;村组坍塌桥涵2座、损坏3千米；中断管引设施850米，损坏水窖61眼、沼气池91个；损坏蜂窝煤厂1家、砖瓦厂2家； 村小学、村活动室严重受损;损坏商业门市部和药店18处。民乐村受损道路 2.2千米、桥梁1座；电力系统全部中断，受损变压器7台；农田水利设施全部损毁，损坏台沟17条共计6 650米，抽水设备损坏10台。

　　第四，生产和生计破坏情况。马口村圈舍损毁720间、牲畜损失81头、小家禽损失641只，农田受损80亩、水果林地损毁120亩，刚刚建起的猪仔、水果等增收产业基本被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地震前的3 500元下降到地震 后的1 800元;全村贫困户从地震前的15户增加到地震后的82户，五保户、 残障人士、低收入农户等弱势群体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陡嘴子村因地震返贫户139户。骆家嘴村倒塌圈舍、厕所998间，家畜死亡179头，损坏沼气池70 口、太阳能3套，农户房屋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961. 7万元；损毁袋料食用菌22. 6万袋，桑蚕养殖减少80张，生猪养殖预计减少60%以上；有241人外出务工劳动力震后返回开展灾后重建，减少收入达149. 4万元。唐坪村毁坏农田360亩，其中，经济作物240亩，粮食作物120亩，农作物减产损失达到 43.2万元;毁坏草场1亩;死亡大牲畜3匹、猪83头，倒塌牲畜棚圈1 016间； 损失粮食9.2万斤；损坏家用电器1 268件、生活用具3 048件、大型加工设备 2台、小麦脱粒机210台、农用车24辆、摩托车24辆；农户家庭经营的二、三 产业损失达58万元，外出务工人员返乡造成劳务收入减少近100万元。民乐村损失家电1 227台、家具863件、交通工具689辆（主要是摩托车）；农用工具损失195台，小型农具全部受损；大牲畜损失254头，小家禽损失17 543 只；粮食等部分损失;耕地面积受损100余亩;全村直接经济损失估计达3 000 万元人民币；地震降低了农户生计发展水平，加深了贫困状况，全村贫困户从震前的79户增加到震后的309户，贫困发生率从14. 7%上升到57. 5%。

　　第五，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影响情况。地震不仅给灾区人们带来了人员、 财产、设施等显性损失，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的深层影响，因为后者在灾害影响评估和灾后恢复重建中更易为支援力量乃至受灾人群自身所忽略。灾害知识学告诉我们，每次灾害尤其是重大灾害过后，受灾群体中都或显在或隐伏地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普遍会有恐惧、焦虑、紧张、痛苦、忧郁的情绪，严重的可能会罹患心理疾病，而且这些心理问题和疾病往往不是个体性的，在灾害及其引发的风险问题的特殊情境下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和弥漫性,有可能会导致一定范围的集体性的心理紊乱，对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构成一定的危害。与此同时，灾害这一非常态性事件和情境也可能对人们原有的人际关系和行为逻辑形成某些冲击，使人际交往的手段、空间、规则、观念和方式等方面发生某些适应性的转变或细微的调整，进而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汶川地震灾害过后，不少村庄和村民都或多或少面临心理问题的威胁和人际交往问题的困扰。

　　心理问题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一是缺乏安全感。对于马口村村民来说，强震的剌激、余震的恐慌、滑坡的威胁、对危房的担忧，以及面对重大经济财产损失的失落和不能安居乐业的无奈，给他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 特别是在余震不断的日子里，惊恐未定的村民回一趟老房子都需要人陪同。 二是对地震过后生活状态的忧虑和未来生活预期的担忧，使得受灾村民心中充斥着特别的恐惧。“害怕”一词是在村庄田野调査中村民描述地震发生之时内心感受使用最多的词语，而且不少村民在诉说中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恐惧感 “传染”给周围的人，导致这种群体性恐惧在村庄弥漫。骆家嘴村的不少村民就显现出上述情形，本能的安全差识导致非理性、自私的避灾行为出现，于是出现很多到处抢购生活资料的行为甚至在抗震救灾中一度出现哄抢救灾物资的现象。

　　地震对人们人际关系的影响出现了两种相互背离的结果。一方面，灾害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集体行动能力，改善了村民们的人际关系，扩大了部分村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利益导向和理性趋向日渐明显的人际交往方式至少暂时地向亲密、互助和关系取向等方向回归，尤其是在首属群体中最为明显。基于村民们的长期共同生活，民乐村村民之间的邻里关系和人际感情在地震发生后都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不管是地震刚刚发生后的互相鼓励，还是在安置房里的彼此照顾都有明显的体现。巨大的灾难迫使他们必须寻找最近的社会网络来共同抵御这种突发事件，在“远亲不如近邻”这一传统的交往实践中，邻居就成为村民们相互支持和帮扶的最直接来源。灾难发生后，村民们相互鼓励，彼此照顾，将自家没有被震坏的东西拿出来同大家分享，共同渡过了难关，这种同患难、共生死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邻里关系。另一方面，地震既破坏了村民的个体性资产，也极大地消解了村庄公共性资源，加剧了村民的生活竞争。一定时间里的居住空间和交往对象的变化也使得村民之间的人际交往需要进行快速的调适，同时，来自村庄外的救灾资源的集中投放、帮扶力量的出现与关注，导致村民之间曾经单线条的、简约式的交往方式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形态，面临着更多的变数。在地震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帐篷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住宅载体，打破了原有家庭成员和村民的居住格局。原本基于家户散居的生活习惯被打破，很多看似熟悉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使得日常生活呈现出紧张的状态，以至于很多人不顾危险仍旧居住在旧房屋里。此外，地震对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的破坏是巨大的，但村庄外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由于在基层实践中没有多少操作性经验，资源分配规则的无序和行动的失序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震过后，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救灾物资和重建支持，而且不少官员、志愿者、记者及学者都来到灾区展开救援、采访和研究工作，受灾群众受到“爆炸性关注”，村民的行为意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由于他们认定这些帮扶力量的支持行动具有暂时性甚至一次性，因此村民们往往会出现不计后果地采用各种方式获得利益的冲动行为。

　　第六，生活观念和人生意义影响情况。中国农民一直以来就具有勤劳、勤俭、求稳等生活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这才是创造“中国奇迹”的真正动因。然 而地震灾害的发生使得农民的生活理性和生活观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如实地调查发现，地震之后，民乐村村民认为，以前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置办的家产，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而且生命很脆弱，说没就没了，没有必要为以后的生活攒钱，今天挣的今天就花，花在自己身上才是最实在的。以前还有人自己种菜吃，现在很少有人自己种菜，大都去镇上或者绵竹买。在日常生活中， 九泉村有些村民表示，早晨也没有以往起得早了，常常睡到早晨九十点钟才起 床，起床后，有时脸也懒得洗，男村民胡子也懒得刮，吃完早饭也不去地里干农活了。村民喂家里的牲畜也不如以前那么有规律了，有的村民甚至将家里的 猪、鸡、鸭等牲畜都吃掉了。地震之后，村庄中甚至出现了许多让一般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导致村民的心理状态极不稳定。譬如在九泉村就传出两段谣言： 一种说法是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地震只是个前兆，到时候天塌地陷，谁都不能逃脱，什么都不要干了，不要再节省着过日子了，赶快享受生活，要不就没有机会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天爷发怒了，近期将来到人间，要准备好保命钱，给老天爷上供，要不然又有灾难要降临，或者是受到惩罚之类的。谣言的蔓延，使得不少受灾严重的村民情绪相当低落，出现了明显的厌世心理，甚至患上了强迫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三）灾后恢复重建效果好

　　经过两年多的恢复重建，七个案例村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以阿尔村为例， 这些变化在重建过程中主要表现在村落基础设施的修复、村落重组与村民日常生活的恢复、社会公共服务的完善、文化保护与发展实践等四个方面。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受惠于对口援建项目，阿尔村灾后的基础设施在功能与质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主要有通村公路工程、安全饮水工程、堤防加固工程、农业灌溉工程、村内公共设施用房的建设等。

二、 案例村庄的典型特征分析

　　灾害恢复重建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牵涉到多种主体和多类 要素，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重样态。

　　从灾后恢复重建主体上看，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作为防灾救灾的法定主体和公共事务的主要承担者，是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实施的首要主体;村庄和村民作为灾害的受体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受益者，自然也是灾后恢复重建具体实施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社会组织（包括官方公益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国内外 NGO组织、国外基金会组织等）在近几年的灾害治理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亦成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重要支持力量。

　　从灾后恢复重建内容上看，宏观结构层面的内容应包括经济、社会、政治、 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微观实施层面则应包括生活、生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区秩序、文化心理等与受灾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

　　从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与机制上看，重建政策与规划是一项连续性很强的工作事项。从政策与规划的制定、试点、完善，到组织实施，再到监督管理与评估总结，每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并环环相扣的。同时，灾后恢复重建又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空间形式相互碰撞、磨合与交融的过程，介入到恢复重建活动中 的各类主体(或行动者)之间在价值理念、行动逻辑、行事方式、目标定位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其中，最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一体化、规范化的制度文本与差异化、多元化的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张力，即如何在遵守某些具有普适性价 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充分尊重与关照地方社会及其民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上述分析的指引下，本案例研究除了对七个研究型案例的共同特征作出概括和分析之外，还对这七个研究型案例的突出特色或典型特征进行揭示，并对其中的逻辑关系、核心要素和表现形态等进行解析。

　　(一）马口村：内外互动程度高、效果好

　　马口村之所以能够从4 834个受灾贫困村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务院扶贫办首批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19个试点村之一，最主要的动因在于马口村和村民在地震灾害发生后不是被动地“等、靠、要”，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抗震救灾阶段就开始谋划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村庄政治精英和村民群众以高度信任为基础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与项目实施。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马口村探索出了一条互助共建、统建统分的运行机制，将国家的宏观规划与村庄的实际情况、供需状况有效对接起来，努力实现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开创了震区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的“马口样本”，受到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的高度赞誉。

　　(1)实现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与政策的上下贯通和有效对接，在前瞻性与操作性两个层面保持较好的平衡。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发现，在政府治理层级较多的超大国家中，公共政策从 文本走向实践的过程中会出现较多的变数。换言之，公共政策执行往往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国家制定的公共政策只有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通过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执行格局，这可称为“层级性治理。然而，从政府公共治理的角度上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两个层面的不一致性或非对等性是有一定限度的，绝不应达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境况，其变通形式应该为“求神似，去形似”，而非 “不求神似，只求形似”或“既不求神似，也不求形似”，即在基本原则、要求和目标等内在精神和核心要素层面必须保持高度一致，而在具体内容、实现形式等层面则允许甚至鼓励地方的创新性和自主性。

　　灾后恢复重建与此类似，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规划与政策制定领 域牵涉到各级政府及其各个职能部门，需要兼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目标。在规划与政策执行过程中更是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行动主体 既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灾后恢复重建的总体规划与要求，也要充分尊重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与基层社会的实情和需求有机契合，实现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与政策的上下贯通和有效对接；既要满足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又要考量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

　　马口村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政策执行和项目实施过程中就较好地处理了上述问题，从而为灾害应对和治理提供了不少创新性的经验与范例。在马口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目标的讨论和确定中，规划组成员和参与的村民就主张综合性重建的理念和做法，既考虑住房、基础设施等物质层面的重建，也注重产业发展、生活垃圾和水处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发展性和长远性的内容，兼顾生产发展、生活恢复与生态环境建设等多重目标，将灾后重建与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等国家整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将带有导向性和前瞻性的农村发展要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效对接起来。在灾后恢复重建的后期阶段，马口村清晰地认识到村庄中长期发展问题，提出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的社区发展规划，在扶贫部门的指导下制定了村庄未来五年发展规划，即《马口村2010—2014年经济发展规划》，为后重建时期的村庄发展指明航向。在政策细化和操作化中，马口村非常注重国家政策与村庄条件和村民需求的结合问题，起草了一系列操作性政策文本，比如《三堆镇马口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办法》(2008年5月14日）、《三堆镇马口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公示制度》(2008年5月14日）、《三堆镇马口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接收申报制度》(2008年5月14日）、《马口村村民委员会“5 . 12”抗震救灾物资收发分配方案》(2008年5月28日）、《利州区马口村贫困社区互助社章程》（2008年7月25日）。

　　构建“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村民参与”的灾后重建模式，确保灾后恢复重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耗费极大的工作，仅靠一方之力很难达成规划目标， 完成预期任务。作为一项公共事务，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主导力量和中流砥柱，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具体实施者和直接受益者，受灾村庄和村民是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力量和参与者。“马口样本”的主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此，充分调动了政府、村庄和村民的积极性，在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筹措上,形成了内外结合、多方支持、合力推进的局面。

　　马口村灾后恢复重建共投入资金约1 851万元，其中农户自筹（含投工投 劳折资）近1 137万元，财政扶贫资金约441万元，信贷资金约273万元。在灾后恢复重建的组织实施上，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灾后重建领导小组，马口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宪烈任组长，随后又推选组成了施工组、采购组、理财组、监督组(4个组都由村民代表组成，每组4〜7人）作为灾后恢复重建的具体实施机构，并且讨论确定了每个工作组的职责和要求，以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效益。在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实施上，重点在集中安置点的住房 重建中采取“统规联建，统建统分”和“五统一、三公开、一分户”的建房模式。 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工排好、账算精、节约一分是一分”推进重建，实现省心、 省钱、省材料。

　　“五统一”:①统一规划和建房图样，农房由建设部门按照新农村建设标准 规划设计，圈舍由畜牧部门按照养殖小区标准规划设计，统一式样，统一色调， 统一绿化，统一供水，统一排污；②统一平勘场地，国土部门进行环境地质评估后，采用机械作业，在长方梁统一平整出1号居民安置点18户建房场地，既保证进度，又节省资金；③统一建材采购，即建房所需水泥、钢材、木料、砖瓦等建材全部由采购组统一采购，既节约成本，又可防止假冒伪劣材料，保证质量； ④统一组织施工，即建房所需技工和临时工均由本村外出回家劳务人员和富余劳动力组成，由施工组统一安排调度使用，互帮互助，既确保用工数量，又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⑤统一质量监管，即在规划时、建设中、建设后都要请专业技术人员给予技术指导，建房质量自始至终都受监督组和受灾农户的双重监督，既保证了质量，又确保了安全。

　　“三公开”:一是公开灾后农户重建政策（包括国土、林业、建材等审批、使用政策，国家建房补助政策）；二是公开灾后重建项目实施内容及程序（除农房重建外，还要实施水利、饮水、道路、产业等项目；哪些项目先实施，哪些项目后实施等均向群众公开）；三是公开材料采购及财务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群众分户集资，统一交给理财组用于灾后农房重建，由理财组将集资情况及使用情况向群众公示、公开。

　　“一分户”指具体建房资金由各集中安置户分户集资统一使用，统一建好 住宅地基和第一层之后，以抓阄的形式抽签分房。

　　这种重建模式有效降低了建房成本。在原料环节，以购买沙子为例，单户购买是60元/方，而村民集体购买则只需50元/方；在人工方面，该村常年有 250余人在外务工，且多是建筑工，为此，村庄发动他们回家修建房屋，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村民反映，与单户自建相比，集体建房时，每户在平场地环节大约可节约2 000元，购买建材环节大约可节约5 000元，请建房工匠环节大约节约4 000元，因此每户平均节约1.1万元。

　　(3)达致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综合考量减灾与减 贫、发展，以及短期效应与长远目标。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对于贫困灾区的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可持续发展必 须也必然要进行联动分析，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应当充分、综合考量减灾与 减贫、发展等多重目标，兼顾短期效应与长远目标。

　　马口村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制定和项目实施过程中自始至终都非常注重 产业发展与生计恢复,努力实践综合性恢复重建模式，达致经济、社会、文化、 生态等各个层面的均衡发展。

　　马口村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制定之时，就将社区生产恢复发展项目列入其中，并细分为种植业恢复发展、养殖业恢复发展、林果业恢复发展、农业技术培训四个子项目。

　　马口村在灾后恢复重建具体实施阶段，结合村庄产业基础和资源环境条 件，由行业部门、扶贫系统、国际援助机构等共同支持建立了马口村猪业专业合作社和贫困社区互助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等产 业发展模式促进社区产业恢复与发展，重点开展了生态生猪养殖项目、枇杷和 海椒种植产业发展项目。

　　马口村在灾后恢复重建的后期，创造性地提出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的社区发展规划，探寻村庄社区的内源式发展动力。一是在村民大量外流的背景下探索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尝试实施农业股份制的土地使用新形式，即采取土地流转方式，集中马口村闲置撂荒土地，引进业主和成立合作社规模化发展红柿、绿色蔬菜产业，使产业既能抵御市场风险，提高种植效益，又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充分调动与激发留守妇女、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生产积极性，组建贫困村互助社，开展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缓解贫困农户发展生产的资金短缺问题，推动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在村两委之外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需要，组建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诸如猪业专业合作社、贫困村社区互助社、老人协会、农民工协会等，优化村庄社区治理格局，提升村民的议事能力和民主管理能力。

　　(二）陡嘴子村：社区参与水平高

　　本原意义上的社区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需要利益联结公共交往的稳固性的支撑，并建构了一种社会文化体系的概念。“居民可以利用这一体系在彼此间建立联系以解决由于居住在一个可界定的疆域内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满足共同的需求。35为此，以公共利益为指向、以集体行动为动力的社区参与就凸显为社区治理的关键一环。社区参与的核心是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显著标志，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简言之，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通过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参与，影响社区公共事务的行为。社区参与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社区自治程度和社区发展态势。对于受灾村民而言，灾后恢复重建与其生产、生活和村庄社区发展息息相关，自然应将村民的公共参与纳入灾后恢复重建的全过程。陡嘴子村灾后恢复重建的典型特征就是自始至终践行参与式重建，将社区参与嵌入到灾后恢复重建的整个过程，并不断提升村民参与能力和社区参与水平。

　　村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招标、监督竞标等方式，积极参与灾后恢复重建。由于灾后恢复重建的资金有限性及村民主体性和直接受益性，灾后恢复重建的一个普遍性做法就是通过村民投工投劳的方式筹集自筹资金，节约重建资金，适当补充重建资金缺口。陡嘴子村在村道硬化环节通过投工投劳自筹资金23万元;村道水泥路修建环节通过投工投劳自筹资金29万元;夏湿田改造环节通过投工投劳自筹资金11万元;饮水工程建设环节通过投工投劳自筹资金12万元。由于村庄内有不少建筑包工队和建筑工人,村民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标和竞标。在项目招标上，采用严格的政府招标方式，项目进入绵阳市招标中心进行招标，村民派出代表参与招标过程，听取投标方的竞标方案，监督投标竞选，排除了村庄重建项目招标的舞弊行为，保证了工程项目的有序进行。

　　借助社区调査和农户座谈两种形式，努力促使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制定与村民日常生活有机结合。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制定与修改过程中，陡嘴子村主要借助社区调查和农户座谈两种形式，建立了以村庄为单位、以农户为核心、以需求为依据的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制定方式。社区调查的主要做法是：由省、市、区、乡业务人员及对村情较为熟悉的人员组成的规划组深入村庄对村情和受灾状况进行全面掌握后，分别召开村社干部座谈会、群众代表座谈会和妇女座谈会这三种座谈会进行社区调查。三种座谈会的具体实施过程是:专家小组成员与三名村干部进行座谈；与贫困户、受灾严重户、受灾一般户、受灾较轻户等不同类型农户代表进行座谈；与妇女座谈，初步了解社区基本情况、受灾情况及其影响、下一步打算、发展潜力等，得到了村基本情况、社区平面图、社区剖面图、农事季节历等。农户座谈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单独座谈。规划组分三个小组走访不同类型农户（贫困户、一般户、较富裕户，倒塌户、危房户等），采用半结构访谈方式对各种类型农户受灾情况、存在的困难、灾后重建的想法进行了解，同时对农户灾情调查情况进行了核实，基本掌握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项目意愿等情况。二是座谈会。规划组经过充分的准备，首先于2008年6月28日上午在村上召开了农户大会，用挂图的形式向农户反馈了调査成果，包括村基本情况、受灾情况及分泰、当前生产生活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户项目意愿、建设方式等情况，然后进行项目意愿排序，讨论对问题干预的对策建议和工程建设方式，最后向群众通报了农户选择排序结果。

　　(3)利用问题和需求排序等公共讨论与协商机制，充分吸纳村民对村庄公共需求和社区发展的评判与意见，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取得实效。公共讨论和公共协商是社区公共参与中的重要机制之一，为社区公共参与的实践提供了较好的实现平台。在社区治理中，通过社区居民的公共讨论和集中议论，激发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关注，形成了社区的公共意见和公共舆论，在公共讨论中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还能采取集体行动以使公共意见转化为实际的社会行动。公共讨论和协商的介入者并不仅仅从个人偏好、一己之利出发，他们也会认识到自己的公共责任，并时刻注意协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价值导向，“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最大限度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许多环节由于牵涉到村民们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需要引入公共讨论与协商机制进行决策。 陡嘴子村通过将社区调査和农户座谈收集到的关于“灾后存在的问题”和“灾后重建农户意愿”的结果进行排序，确定其中最重要的五项内容，从而依据轻重缓急确定灾后重建项目的优先顺序和重心。

　　(三）骆家嘴村：政策和资源整合能力强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单项政 策所能涵盖的，需要综合考量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项目标，应当采取多属性治理的政策形成机制和政策执行体系，提升政策的整合能力。同时，介入到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主体和力量也相当多，其支持资源在属性、类别、额度和使用要求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立足于受灾村庄和村民，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重建资源并将这些多样化的资源有机整合起来以发挥其最大 效益，也是衡量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骆家嘴村在灾后恢复重建的推进过程中，根据各个阶段的特点与运行逻辑，不断提升其政策和资源整合能力，创造有利的外围环境和条件。我们力图依照灾后恢复重建自身的逻辑线索对骆家嘴村的政策和资源整合过程进行历时性的分析。

　　(1)在自我救援阶段和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阶段，主动先行开展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政策及措施的地方探索，着眼于地方政策的向上吸纳和资源争取，为灾后恢复重建实施奠定扎实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基础。汶川地震对于政府救援而言是始料不及的，曾经的小规模地震应对政策和实践也面临着严重的知识匮乏和经验不足的困境，因而导致高层政府的规划与政策难以在短时间里制定出来，这就为地方和基层在一定特殊的时间里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留出了充分的空间。

　　骆家嘴村及所在的基层政府成为灾后恢复重建探索性政策的先行者，汉中市在地震后9天即2008年5月21日就制定了《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汉中市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汉政发〔2008〕22 号）；宁强县则在2008年5月15日就着手开始准备灾后重建工作，下发了《县委、县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的紧急通知》(宁发〔2008〕7 号），并在2008年5月24日进行了再次动员和安排；广坪镇于2008年6月22 日向县政府上报了《广坪镇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对这些政策文本进行解读发现，字里行间多处都隐藏着对资源争取的诉求和考量。宁发〔2008〕7号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立即行动，向上级对口部门汇报灾情，申报项目，争取更多恢复重建资金；扶贫、发改部门要向上级业务部门汇报，争取把今后几年搬迁指标调整到今年用”。汉政发〔2008〕22号指出，“各县区、市直各部门要在全面查灾核灾的基础上，分别对口认真做好灾情上报，并制订向上争取资金、项目和优惠政策的专项方案，经政府分管领导审核把关后同口径向中省有关部门汇报，争取上级更多的支持。各金融机构要积极向上争取增加信贷规模和救灾专项贷款……市直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增加救灾资 金、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救灾项目支持。中、省驻汉单位要积极争取上级部门对受灾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给予适当优惠政策”。以骆家嘴村为中心的多元动员资源获取模式的核心要素是,搭建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最大限度地整合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村落及村民等多方力量所拥有的资源，以求资源集聚和利用最大化，满足社区整体和村民的多种需求。

　　(2)在灾后恢复重建实施阶段，着重于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的地方化和政策体系的有效整合，以及恢复重建资源的整合使用。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如何与地方的具体情况实现有效对接，并在政策的操作化内容、实施方式等层面与社会现实相互匹配，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中高层政府的政策体系进入执行和实施层次后，政策会不断细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以适应各个地方的具体实情和条件。另外，动员多方力量，最大限度聚集和利用资源也是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的基本经验之一。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扶贫部门及其他涉农机构都参与到骆家嘴村灾后重建工作之中，实现了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输入至骆家嘴社区内部，而且很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也都投入了大量资源。在重建过程中，将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建设、通村水泥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农网改造工程、安全饮水、移民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与灾后重建有机结合，有效地整合了国家、省市、县乡及村庄本土资源，形成了较为有效的资源整合与动员系统，通过联合援建和帮扶单位、社会组织，鼓励村民参与，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构筑了有效的内外、上下资源整合机制。

　　(四）唐坪村：传统文化活跃、社会组织参与程度高

　　现代化理论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没 有共存的空间。后现代理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批驳了“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观，认为现代化进程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完全消亡以及现代性对传统性的全面替代，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会承担一定的正功能，传统因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为现代化提供助力。正如罗伯特• D.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追溯公民共同体之源”时所指出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

　　改革开放以后，与市场经济曾经格格不入的宗族文化在沿海地区复兴并与地方经济发展勾连在一起，以家族企业为依托的农村工业化模式逐渐凸显，就是明证之一。在某些传统文化底蕴较为深厚的村庄，传统文化因素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交融在一起，丰富了基层社会生活。

　　在唐坪村,传统文化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留并深深地介入到村民的生计发展和日常生活之中。村民生计发展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主要体现在武都花椒种植和收毛发生意两种经营活动上。

　　居长江水系白龙江中游的武都区自古就是优质花椒的故乡，素有“千年椒 乡”的美称。作为我国花椒源产地之一，武都花椒栽培的历史已经有2 000多 年，该区花椒种植面积90. 4万亩，年产量1 020万公斤（1公斤=1千克），堪称“中国花椒第一县”。唐坪村山高沟深，水源缺乏，常年干旱缺水，属典型的半山干旱地区。唐坪人很早就有种花椒的习惯。2003年，唐坪村村民在现任书记的号召下，投劳集资整修和拓宽了唐坪村与外界联系的通村道路,这就大 大方便了唐坪村的花椒进入市场。花椒产业逐渐发展成为唐坪村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而且，花椒名称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乡村社会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个有关大红袍花椒与武都水濂洞红女祠的传说。唐坪村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外出打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收毛发生意就成为村民获取现金收入的一条出路。改革开放以后，唐坪村就有人外出做收毛发生意，一般是在每年农闲的公历11月到第二年的2月，主要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乡镇与农村,早期是用袜子、被单、被套等实物进行交换，后来用货币进行交换。唐坪村有近4/5的农户在农闲时到外地收毛发，以至于收毛发生意成为绝大多数农户最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而且，以收毛发为业的中间商也开始涌现，在毛发价格不断上涨的形势下，收毛发成为不少村民脱贫致富的主要手段。

　　传统文化元素除了介入到村民的生计发展中之外，还直接与村民的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在唐坪村，具有独特性的民间文化活动主要有送灶神和社火。每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三进行送灶神活动，从这一天到除夕，全村家家户户都要把衣物、家具、门窗、地面、墙壁、屋顶等逐一打扫或擦拭干净，其寓意是把一切“晦气”统统扫地出门，辞旧迎新。社火活动的范围就更大了，这里“社”即土地之神，“社火”就是祭祀土地神的仪式。社火通常在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和十六白天举行，晚上表演歌舞。社火原本是由民间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演变而来的，在社火中娱乐性的歌舞比重越来越大，祭拜神灵的时间越来越短。社火年年盛行，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逐渐演变成一种“娱神娱人”的民俗文化娱乐活动。

　　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社火活动在村民们忙碌于住房重建时由社会民间组织北京富平学校组织进行，2009年地震后第一个春节举行的社火活动仍然从 2009年的农历正月十四进行到正月十六，仅元宵节这一天就吸引了周围村庄 近2万人前来观看。实地调査发现，社火活动对灾后恢复重建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帮助村民释放灾后重建中积累的焦虑、紧张情绪;激发年轻人参与家园重建的热情；为化解村民在灾后重建中产生的矛盾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增强并培养了村民自组织和资源动员能力；培养了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和财务公开意识。

　　在传统文化活跃并从精神、心理等柔性层面推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同 时，社会组织参与到灾后恢复重建、介入到村庄发展也是唐坪村灾后恢复重建 的一项突出特点。汶川地震发生后，自2004年就与唐坪村所在的甘肃省的扶贫办和妇联合作开展农村妇女培训和转移就业的北京富平学校，应甘肃省扶贫办邀请于2008年6月26日至2008年7月3日前往唐坪村协助开展灾情调查与灾后重建规划，并与相关部门达成协议为唐坪村灾后重建试点项目提供社区能力建设与技术支持。北京富平学校参与唐坪村灾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与内容主要有：与地方各级扶贫部门、乡村机构共同组成灾后重建规划组，深入村民了解村民重建意愿和内容，制订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重视妇女等弱势群体的作用，协助吸纳妇女代表进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实施小组；深入社区走访，沟通信息，化解村民负面情绪；支持村民组织民间文化活动，凝聚灾后重建信心；运用参与式方法发放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房屋补助金；调动妇女的生活热情和参与能力，引入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社会性别视角；协助建立村级互助资金；探索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展乡村社区教育工作的新途径。

　　(五）民乐村：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高

　　如果从组织规模看，当今的农民仍然属于“小农”，而且这种“小型化”的趋势更加突出。“小农”之“小”主要表现在农户耕种的土地规模小、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小两个方面。上述“小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导致农户的产业化程度不高，组织化程度也不理想。然而，“小农”之外的世界已经在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小农”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小农”的内外部情境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对于民乐村村民而言，单家独户的兼业化家庭生产方式往往是零散的、小规模的，处在产业链的最底端，农业产业无法实现规模化组织化经营；单家独户力量单薄，很难应对市场风险。村庄集体财产很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很差，没有资金的村庄其村干部的号召力很有限。这些都预示着村庄发展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外部力量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民乐村就得到了幸 运之神的眷顾，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支撑的合作制社会企业的兴起，为民乐村 的灾后生计恢复与产业发展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我们下面就对这一过程、机 制和绩效作出描述与解析。

　　合作制社会企业推动民乐村灾后生计恢复与产业发展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一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灾后恢复重建的后期阶段逐步聚焦于生计恢复和 重建问题，使得村庄发展问题浮出水面。中国扶贫基金会参与灾后恢复重建活动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紧急救援，主要是筹集救灾款项、采购并发放物资;第二个阶段是过渡安置，主要是板房社区建设和临时学校搭建；第三个阶段是恢复重建，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区灾后重建、青少年心理重建、生计恢复和重建，通过村庄调査评估发现，生计恢复和重建凸显为村庄的重要难题。

　　二是进行村庄选点，进入民乐村。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实施生计恢复和重建的考虑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基础条件：在汶川地震中受灾比较严重，属于贫困村。人口规模900〜1 200人。②民意要求：全体村民理解和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农村社区灾后重建项目的工作模式，有超过30%的农户愿意自投资金在即将发展的集体经济中参股;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后，愿意将其中一定比例股份捐赠给设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农村社区发展基金，帮助其他贫困村庄发展。③村基层组织要求：村两委组织机构健全，理解并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农村社区灾后重建项目的工作模式，对村民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可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要求组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选报产业发展项目。④政府支持要求：项目村所属地成立以分管县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扶贫办配合具体工作实施，并指定专门联系人；项目村所属地县（市、区）级政府为该村即将创办的合作社提供10万元工作经费，并解决项目发展必要的基础设施配备;项目村所属地乡镇政府理解、支持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理念，并积极配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各项工作；中国扶贫基金会进入村庄后，适度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并与村庄达成了一致意见。

　　三是组建民乐村专业种养合作社。主要是通过社员代表选举和理事会、监事会选举，分别产生了民乐村种养专业合作社27名社员代表和7名理事、2 名监事，并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村两委干部等组成理事会、监事会，确定合作社章程。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是:①社员代表大会由社员代表组成，社员代表从全体村民中直选并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②理事会和监事会应在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时选举产生；③合作社是经济发展的实体组织，坚持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基本方针，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开展各项工作;④中国扶贫基金会员工代表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合作社的筹备和前期发展工作中发挥协助和组织的作用。

　　四是组建合作社的产业公司。合作社的产业公司包括民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普惠缘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前者是通过外来人员项目招标评选出来的，而后者一开始是由本村人负责的肉兔项目扩建组建的。

　　合作制社会企业与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都有所不同，是指生产营销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但其利润主要为公益事业服务的企业形式，与开发式扶贫所倡导的通过市场机制缓解乃至消除贫困是吻合的。其基本思路是将原本量化到农户的扶贫资金以股权形式赠与农户，捐赠资金则采用集约化经营方式发展规模农业产业，推动灾后生计恢复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具体做法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投入民乐村的531万余元重建资金，30%用于支持农房重建，也就是平均每人1 200元；20%用于能力和文化建设；50%则用于生计发展，即把闲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交由民乐村种养专业合作社管理，并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监事会进行监督。民乐村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大部分资金（不低于80%)投向集约经营的规模产业，通过公平的过程公开招标选择管理和经营人员，并通过严密完善的机制监督经营过程，从而确保资源经营的效益最大化，以此增强民乐村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小部分资金（接近20%) 用于投资支持农户自主发展、灵活易掌握的小项目，借此发挥农民的积极主动性，带动农民参与其中、自我发展，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六）九泉村：NGO参与、多部门合作

　　在汶川地震救援及灾后重建的舞台上，中国的志愿者及其民间公益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NGO(非政府组织）普遍采取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不但有NGO之间的联合、NGO与志愿者之间的联合，也有NGO与地方政府的合作、NGO与解放军的合作、NGO与企业的合作。责任产生行动，行动孕育合作，“联合行动”及其背后的合作精神，成为整个抗震救灾中最关键的主题词。《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指出，“创新机制，协作共建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责任明确、公开透明、监督有力、多渠道投资的重建机制”。从中可以看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绝不仅仅只是一项政府的行政工作，而是一项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社会组织尤其是NGO鉴于在理念、行动和机制等方面的独特性，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部门的正规化、制度化的行政行为的不足与空缺。有效动员与引导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支持，也有利于建立多部门合作、多领域推进的综合性社会行动框架。

　　九泉村灾后恢复重建中社会组织的参与主要表现为香港乐施会的支持和 帮扶。2009年1月，经批准，国务院扶贫办所属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外资项 目管理中心与香港乐施会签订了《开展汶川地震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试点项目框架协议》,确定策略合作伙伴关系。香港乐施会主要在四川、甘肃、陕西三个省开展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南江县是汶川地震重灾县，也在香港乐 施会项目试点项目的援助范围之内。鉴于南江县在选择财政扶贫资金项目村的时候已经将九泉村确定为试点村并上报四川省扶贫办，因此香港乐施会在对九泉村深入考察后，接受了四川省扶贫办的推荐意见，将九泉村确定为香港乐施会灾后恢复重建80个试点村之一。香港乐施会工作人员在九泉村召开入户访谈，了解九泉村存在的困难和村民需求，初步拟定了重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方面的项目，总投资为100万元。之后，香港乐施会再次召开村民大会征求村民意见，最终确定在九泉村修建陡岩子文明路，四、六社泥碎石路，一、二社泥碎石路；实施五、六社人畜饮水工程和村小学操场硬化项目。当确定具体实施的项目、项目的实施方式及项目管理团队以后，香港乐施会规划组对管理团队的人员开展了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培训活动。最后编制了项目建议书，通过参与式项目规划，让贫困村农户主动积极参与村庄重建事务。从九泉村重建管理框架的外在表现形式看，是由香港乐施会这一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开展的;但从重建内在的运行模式看，尽管香港乐施会援助项目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主体是目标村所在县扶贫办，但其合作伙伴更偏向于受益对象——农户。香港乐施会在目标村成立了项目管理团队，这个以农民民主选举为依托、由农民自主成立监督和管理香港乐施会援助项目的管理小组，是香港乐施会的重要合作对象之一。面对多元的合作主体和可能存在的不一致的潜在利益诉求，香港乐施会与不同的主体展开以平等、协作为基调的互动和适应，实现了预期的重建目标。

　　恢复重建资源的获取与整合是多部门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作为灾后恢复重建试点村，九泉村被纳入财政资金扶持重建的范畴之内，获得5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的支持。香港乐施会对九泉村的灾后恢复重建资金支持为100万元。除此之外，南江县还通过多部门整合资金，为贫困村重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项目。在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进入到九泉村进行规划和实施项目的政府部门除扶贫办以外，还有水务局、交通局、畜牧局、农业局、民政局、以工代赈办、国土资源局、文体办等。多部门整合资金项目的规划提高了试点村灾后重建的瞄准性，也是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机制和模式的创新。 通过整合扶贫系统资源、其他涉农部门资源和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改善受灾村庄的生态环境、村庄设施、产业结构等，是受灾贫困村从灾难中恢复并得以脱贫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以扶贫资金和香港乐施会资金为“引子”，南江县扶贫办在南江县县委、县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整合各方面资金共计1 092万元，用于九泉村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尽管不同渠道的资金集中投入九泉村，但所有的资金并没有被混合在一起，而是由某个组织来统一管理使用，各个投入主体仍旧以相对独立的状态来经营分内事务，其项目管理方式和运行过程各不相同。

　　(七）阿尔村：少数民族村庄、地方性知识深厚

　　阿尔村巴夺寨为典型的羌族村寨，村民99 %为羌族。由于这里地处深山峡谷，与外界交往比较少，民族源流比较简单，民族成分也比较单一，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村庄。阿尔村山高谷深、海拔落差大、气温变化大、资源匮乏，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相对比较差。当地高山深谷内的生态环境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 而产生一定的差异。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传统的当地羌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台地，这里的土层沉积较厚，土地相对比较肥沃、耕种面积广阔。传统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为适应当地垂直差异较大与资源总体匮乏的自然环境，其经济生产充分体现了多种资源交互利用、规避风险与开放自足的社会经济生产原则。当地多元的经济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周围相对有限的资源，达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与规避风险的最大化，并满足了自我生存的需要。

　　亲缘系统是阿尔村应对灾难时社会得以组织动员的基础，发挥着物资与人力的互济共享、外援关系的拓展，以及心理抚慰和精神恢复等作用。可以说，地方社区的亲缘系统正是社会得以克服灾难，实现生活持续的重要本土资源。在地震中，阿尔村小学的校舍损毁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无法继续开课。幸运的是，阿尔村在震前依托自己羌族的文化资源与外界建立的种种联系，成为当地孩子及时实现返校复课的有效社会资本。地震前就与阿尔村建立起援助关系的深圳松禾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6月，阿尔村小学的学生们被接到深圳，在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重返课堂，幸运地成为整个汶川县率先实现异地复课的村级小学。阿尔村小学震后及时复课的事例，以及阿尔村作为当代中国民族地区的基础乡村社区，如何充分利用当地已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在灾害应对中获取外界的有力援助的典型案例，值得我们从其震前的互动与震后的救助过程中总结经验与教训。

　　由于阿尔村所处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村民在与 自然环境的共存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防灾减灾知识。这些方法多是观察一些自然现象，以此作为判断灾害的前兆，从而在灾害爆发前预先撤离，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这些地方性知识都是羌族先民们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简单易行。事实上经过这一场大的浩劫，他们更加相信祖辈积累下来的传统知识， 因而地震过后很多村民都谈到传统经验的应验，但他们同时也对科学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比如认为村里现在各个沟都修建有电站大坝，有利于防洪减灾。

　　第三节

　　案例比较研究的理论探索

一、 后重建时期灾区贫困村的可持续发展与扶贫开发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气候变化，全球逐渐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 导致巨大而深远的经济社会损失。而且，当前的灾害不仅表现为一种实在的形态，更凸显为一种潜在的风险状态。值得关注的是，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成因及应对方案来看，灾害与贫困在实践和政策两个层面显现出高度的关联性，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也呈现出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此背景下，灾害风险管理在中国扶贫开发战略乃至整个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对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命题、实践活动和政策框架展开研讨，有利于推动扶贫开发战略纳入灾害风险管理的视角及内容，促进贫困社区防灾、避灾能力和扶贫开发水平的提高。

　　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主要任务已基本完成后，灾 区重建进入后重建时期。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也进入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相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阶段。立足于后重建时期灾区贫困村扶贫开发与发展实践,探讨并总结灾区贫困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条件、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

　　后重建时期灾区贫困村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动力机制上牵涉到村庄内源式动力的激发和村庄外部的支持、干预力量的推动，从而应寻求一种相对全面的、可自我维持并逐步摆脱外界依赖的贫困村发展方式。鉴于关联性程度和影响范围，我们着重从可持续生计、产业发展、资源环境平衡发展与生态保护等层面对灾区贫困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策略和机制进行探讨。

　　(一）以可持续生计为导向的减灾减贫

　　“可持续生计”这个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的报告中提出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

　　地震灾害过后，对于受灾村民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人员伤亡、房屋倒塌、 农田破坏、财物毁损，而更深远、更值得关注的影响则是农户的生计陷入严重的困境，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恢复，这就极大地破坏了村民原有的生产生 活系统，因灾返贫和因灾致贫就是这一境况的主要表现。

　　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在灾后早期恢复阶段乃至灾害过后的发展中，都面临 着资源环境脆弱、生计基础薄弱、生产结构单一、替代性产业发展能力弱等难 题。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是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在后重建时期，生计恢复发展将会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对于饱受灾害之苦的村民来说，在增加收入与可持续生计之间，村民可能更需要可持续的生计，而不是简单、短期地增加收入。

　　2008年9月、10月，对国务院扶贫办在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村中选择的19个试点村灾后重建的基线调査显示，生计恢复被受灾村 民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受灾村民对生计恢复重建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期望。 一是政府帮助解决房屋重建需要的建材（价格合理）、提供劳力和技术指导，尽早完成房屋重建，以便早日外出打工，恢复家庭收入来源，这是所有灾民的最大愿望。如果房屋重建迟迟不能完成，多数劳力将滞留在家无法外出打工，对家庭生计的影响更大、更持久。二是提供外出打工的技能培训，包括建筑、餐饮、驾驶、裁缝、美容美发等，以及提高家庭种植和养殖（核桃、花椒、香菇、养 猪、养蚕等）的技术水平，以便尽快提高家庭的收入。三是对地震破坏的生产性基础设施进行重建，如水渠、山坪塘（堰塘）、乡村公路、猪圈、蚕房等，方便今后的生产恢复。另外，对于过去村民需求强烈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部分生产性基础设施进行修建，尤其是河堤、防洪堤、提灌站、桥梁。四是坡改梯、低产田改造、改良种植、养殖的品种和种植中药材等。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救援与重建政策效果评估研究发现，后重建时期灾 区贫困村的可持续发展至少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加大对试点贫困村的投入力度。试点贫困村在农房建设、基 础设施建设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将受灾地区的硬件设施提前推进了十年以上，绝大部分村民的生活条件较地震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灾后贫困地区的生存生活压力也相应提高。重建过程中大部分农户背上了大额债务，清偿债务将会是未来几年村民生活中的主题。随着灾后恢复重建暨灾害风险管理项目的结束，生计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后重建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因此，试点贫困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省、市、县各级部门应加大对灾区贫困村的支持力度，各涉农资金要向灾区贫困村倾斜，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山区灾区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标准。对丘陵、平原地区人口数量多、幅员面积大的灾区行政村，应按实际需要增加恢复重建与发展资金的投入。资金来源方面要继续多渠道、多途径的整合资金，以财政投入为主，充分动员国际机构、社会力量方面的资金加入到试点贫困村的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

　　其二，加强贫困农户能力建设。加大灾区贫困群众职业技术培训的广度和深度，努力扩大劳务输出渠道，加强贫困灾区劳动力的转移。继续通过对贫困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增强劳动力的竞争能力，使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周边城镇转移，同时增加灾区群众就业岗位。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学习等方式培养灾区贫困群众中的能人,不断扩大村内产业发展能人的引导和示范效应。

　　当然，在可持续生计恢复发展中，有效整合各种生产要素以增强贫困村的 经济活力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在汶川特大地震的打击下，灾区尤其是受灾贫困地区，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鄣发生了巨大变化，如农户负债、民间借贷比例剧增、土地灭失、耕地征用、劳动力流失等，这些都是阻碍贫困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健全的生产要素产权制度和流通制度是贫困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在资金层面，由于灾后恢复重建，贫困村村民储蓄大多数用于住房重建，甚至许多农 户因为重建住房还严重负债。农户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的变化，势必对未来产业发展埋下隐患，这个问题需要在未来的扶贫开发工作中予以重点考虑。在土地层面，一是贫困村内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十分重要，它对土地集中经营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由于灾后重建集中居住的需要，部分农户耕地灭失，失去土地这个生产要素后农户势必向二、三产业转移，那么需要从劳动技能上予以帮助。在劳动力层面，贫困村大多妇幼老残留守、青壮年男劳动力外出打工，导致贫困村发展劳动力要素不足，因此吸引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是保障劳动力供给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以产业发展为突破口的贫困村内在活力激发

　　在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过程中，应及时选择和培育具有市场竞争活力的产业。在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的双重政策下，灾区贫困村从外界获得的支持较多。有一些看起来很有市场活力的新开发产业，一旦脱离外界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就可能不能存活。因此，在产业选择和培育上要格外重视可持续性,逐步达到即使外界支持撤出，贫困村的产业也能够持续发展的目标。

　　同时，努力促进农业的产业化进程。鼓励涉农龙头企业引领贫困村群众发展产业。扶贫龙头企业多是农副产品初级加工型企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不强，带动农民增收的空间狭窄。地震灾害使灾区农业生产、扶贫龙头企业基地建设、设施设备和产品销售遭受严重损失。后期需要支持扶贫龙头企业的发展，为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优惠政治，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大贫困村发展需求宣传力度，通过土地、税收、人才等方面优惠政策吸纳龙头企业。不断总结和完善“企业+农户”、“企业+合作组织+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实现农产品“产一供一销”一体化，促进农村产业的产业化进程。

　　在七个灾后贫困村的研究型案例中，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土门镇民乐村探索出了一条可称为“合作制社会企业”的贫困村扶贫开发与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新型模式有两项基本运行机制，即组织重建和市场引导。

1. 组织重建

　　在组织重建上，中国扶贫基金会推动成立了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在灾后生计重建过程中，灾后援建方中国扶贫基金会认识到，通过组织创新不仅能将农户组织起来，而且能将这种组织深深嵌入到市场机制中，引导农户逐步形成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援建的生计发展资金量化为农户股份，由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集中管理和使用。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大部分资金（不低于 80%)投向集约经营的规模化产业，由公开招标选择的职业经理人具体经营；小部分资金（接近20%)用于支持农户自主选择、独立经营、灵活易掌握的小项目，借此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这种大部分资源集中经营、小部分资源支持农户自主发展的方式，既可以保障规模化经营，又可以保证有自我发展愿望的农户得到参与机会，并带动相对弱势的群体一起发展。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旗下的规模化产业由合作社控股的产业公司具体经 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其具体运作方式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全体村民均为合作社社员，各户户主以合作社社员身份组成合作社社员大会。社员大会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社员代表。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组成理事会，理事会负责制定合作社的基本管理制度，组建合作社的经理班子，决定合作社的经营计划、财务方案等；选举产生监事，组成监事会，负责检查合作社业务和财务情况，以及合作社理事、经理人员的履职行为。

　　（2）理事会成员尽量在各村民小组中保持均衡，确保各组的利益平衡。理事会成员中严格控制在任的村两委及村民小组的干部数量。理事长和监事长分别从理事会、监事会中选举产生，在任村两委领导一般不担任理事长，但可视情况出任监事长。

　　（3）合作社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在村两委的支持下开展各项工作，认真听取村两委的意见和建议，并接受村两委监督，但其工作对包含全体村民在内的所有社员（股东）负责，而不是对村两委及上一级政府机构负责。理事会是合

　　作社的执行机构，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会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决议，负责制订合作社发展规划、年度业务经营计划、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制订合作社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等一系列经营和管理活动。合作社理事在理事会中行使职 权，参与上述工作的讨论、表决等。根据项目发展的需要，理事也可能负责某个具体项目的运作管理。

　　（4）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代表在合作社的筹备和前期发展工作中发挥协助和组织作用，引入科学适宜的管理制度（合作社章程、财务制度、人力资源制度、合作协议等），并使之本土化；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协助选择项目、面试项目负责人等。在项目初期，也协调处理合作社、村两委、外来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及工作安排。

　　（5）村干部在合作社的发展中既是协调者，又是协助者。合作社筹备工作、注册、经营场所等均需要在村干部的协调和全力支持下方可完成。村干部还要协助合作社与农户沟通、关心和监督合作社日常运营。

　　（6）合作社社员享有自由提出退社申请的权利，但社员退社后，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资金折合而成股份本金不予退还，其所有权和收益权均归合作社所有。社员以自有土地、资金或其他资产等形式入股的部分，退社时一并予以清算。

　　（70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农户社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捐赠方，为保障捐赠资金使用方向和方式，在理事会中拥有一票否决权。这主要是考虑到一人一票可能出现村民联合起来干扰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决策甚至导致合作社解体的情形。

2. 市场引导

　　在市场引导上，合作社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投资项目，招聘职业经理， 注册成立产业公司——民富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中，合作社出资 150万元，职业经理投资10万元，总资产是160万元。合资经营期限是自 2009年10月20日起至2019年10月20日止，共10年。合资期间各投资人的出资为公司财产，投资人不得抽回、挪用，合资三年之内不得转让。扣除当年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提取公积金后的可分配盈余，经董事会制订方案并经股东大会决议，按股东出资比例分配。以公司的名义获得的政府资助、科研资助或捐赠资助等非经营性资产收入不得分配。

　　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责任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框架范围内，生产经营由总经理全面负责。部门经理以上的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财务负责人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三年一届，由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两方各派一名代表组成，是公司的执行机构。公司设经理一名，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公司设监事一名，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代表担任，经理和监事均有明晰的职权。合作社对有关人员采取激励措施。对理事监事，每开一次理事监事会议，发放一定的开会补贴。当下属企业开始贏利后，合作社拿出一定的资金对合作社中有突出贡献的理事、监事给予奖励；对项目经理及其团队,发放基本报酬、业绩奖励和股权奖励。经理的报酬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岗位补贴、业绩奖励和股权奖励五部分组成。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岗位补贴每月600元等三部分当月考核兑现。每年公司按照当年投资收益率给予经理人团队一定比例业绩奖励，年底决算后兑现。合作社将根据经理工作表现，在任期结束之日起5年内，给予经理相应的公司股份认购权。

　　(三）以资源环境平衡发展、生态保护为关照的扶贫开发

　　资源、环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实现平衡发展，生态是否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是贫困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和真正 源泉。贫困村往往处在资源环境匮乏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其生态环境的友好度、保持度都是相当欠缺和急需的，并且地震所造成的连锁式损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贪困村的这种环境资源脆弱性。随着灾后重建的推进，大量的工程建设也会或多或少地对其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因而，灾后重建过程中贫困村生态环境的保持就显得尤其重要，应当注重贫困村的环境友好性和生态的稳定性。

1. 环境友好性

　　要强化环境资源的保持，增进贫困村的环境友好性。就目前而言，灾区的环境由于地震等灾害性因素及各种重建项目等人为性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十分 脆弱。因此，灾区在重建时，不仅要注意灾区环境资源的保持，杜绝和限制重建带来的二次破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大力维持和加强灾区的环境重建工程， 因地制宜地促进和加快当地环境资源的恢复。

2. 生态的稳定性

　　要在注重环境友好性的前提下，保持生态的稳定性。由于灾后环境资源十分脆弱，其生态的稳定性程度也相对较低，因而在对灾区环境资源保持与重建的同时，还应当大力保持生态的稳定性。从灾区资源保持的角度来看，应当在加大对当地环境保持力度的同时,着力关注当地生态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从各类环节人手，增强各自的抵抗力和稳定性，进而促使整体抵抗力稳定性的提升。从灾区环境重建的角度来看，应当在注重环境重建的同时，加大当地生态圈自身恢复力的培养，掌握其内在的生态规律，从规律出发来提高整个地区的生态恢复力稳定性。具体而言，可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打破农村贫困人口的脆弱性与对自然资源的严重依赖所形成的“贫困-环境退化”恶性循环怪圈。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两者之间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高度重合。因贫困而迫使人们为追求短期的生存目标而放弃可持续的资源经营方式，过度使用环境资源，造成环境退化，而环境退化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形成“贫困—环境退化—贫困加剧—环境退化加剧”的恶性循环怪圈。

　　二是调整地震灾区人口分布，降低典型生态脆弱区和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人口密度，降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脆弱生态系统的强烈干扰。因此，建议借助灾区恢复重建工作引导灾区人口合理分布，以减少自然保护区和生态脆弱区内人口数量。通过农村村落区域布局调整规划、产业布局调整、转变居民身份等措施，逐步引导灾区农村人口逐步向灾区城镇、灾区环境容量较高的区 域集中。将一些居住分散、受灾比较严重的农村人口迁到相对安全区域。

　　三是推动地震灾区农村扶贫工作，转变贫困人口的生存方式，切断贫困与 环境退化之间的连接点，打破贫困与环境退化循环怪圈。贫困问题是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重建的核心问题。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在地震灾区的广大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河流河源区及生态脆弱区，其粗放的生产活动对这些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自然保护区形成强大的保护压力，与退化环境构成完整的循环怪圈。而地震活动更加重了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因此，生态建设首先要对区域农村贫困人口进行扶贫，让贫困人口脱贫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实施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相结合的模式则有利于避免这一问题，可加强扶贫工作绩效并有效遏止因生态环境而引发的灾害。因此，汶川地震灾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重建，应摒弃“就生态而生态、就环境而环境”的传统保护思路，从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角度，以人为本，以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从人口布局、农村扶贫、区域生态补偿及生态资源开发等角度，推动灾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二、 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

　　当前，伴随着气候变化，全球逐渐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期，而且这些灾害的性质、类型和特征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经济社会危害亦更为显著。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灾害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实在的形态或有形的事实，而越来 越凸显为一种潜在的风险状态，从而引发以风险始料不及、绵延不绝为基本表 征的高风险社会的全新登场。同时，从实践状况来看，灾害及其风险又以贫困地区为关键存在场域。在上述背景下，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两项实践工作和理论命题就显现为一项具有较强创新性和引领性的学术论题。基于此，笔者试图以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实践和已有研究资源为基础，建构一套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分析框架，厘清其间的逻辑关系，对当下的灾害风险管理实践作出初步解说，并对国内外的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进行对比分析，以借鉴成功经验。

　　(一）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结合的背景分析

　　其一，全球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期。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多种迹象表明全球已经进入自然灾害多发时期。人类社会面临的潜在环境风险越来越大，各种新型灾害不断出现，灾害损失日益增加，这些都严重威胁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气候变化引发的几乎无法预料的灾害，使人类本已十分脆弱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加恶劣。灾害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其二，灾害导致了巨大而深远的经济社会损失。自然灾害的频发，不仅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秩序，毁坏现有的资源与环境， 而且会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甚至导致文明的毁灭。由于地形地貌的复杂多样，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种类多、频次大、分布广、损失严重 (邓拓，1998)，尤其是近几年的地震灾害以及相应的次生灾害，具有突发性、广泛性和强破坏性等特点，给人们带来大量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并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对贫困地区的脱贫和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其三，灾害与贫困高度关联。从中国近年来的几起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成因及应对方案来看，灾害与贫困在实践活动和政策框架两个层面显现出高度的关联性。首先，灾害的巨大破坏性使灾区和灾民步入贫困状态或走向贫困的边缘，或加重了地处贫困地区的灾民的贫困程度，所谓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灾害成为重要的新型致贫因素之一。灾害过后，发达地区经济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相对容易，而贫困地区则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已有的减贫成果，减缓了脱贫的进程。其次，贫困与灾害在分布区域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灾害高发地区往往是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贫困进一步加重了灾区与灾民的脆弱性与受灾程度，降低了其灾害应对能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灾害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它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因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

　　其四，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灾害风险给减贫工作带来了挑战，也唤起了人们从灾害风险管理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减贫的意识。科学有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有助于降低缓解贫困成本，提高减贫效果，巩固减贫成果，而卓有成效的减贫工作同样可以达到防灾、减灾的效果。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对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展开研究，都有利于建立新型应对灾害的战略和政策,不断创新应对灾害的体制和机制，构建综合性更强、效度更高的灾害风险管理理论和措施，进而为减贫研究提供开拓性的理论视野和方法技术。因此，重新审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灾害问题，探讨适合农村贫困地区的灾害风险应对机制，把灾害风险管理真正地纳入新阶段减贫战略，将是灾害多发的贫困地区从根本上脱贫致富的有效路径。

　　在上述研究背景的导向下，本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于：灾害、灾害风险与贫困以及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 在一起。因此，作为一个研究前提，本研究必须厘清灾害、灾害风险与贫困以及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之间的理论和现实关联，明确它们的相关程度、方式、 机制、内容及类型。而在研究的具体展开过程中，都必须将灾害、灾害风险与贫困以及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作为研究的主线，并关注实践的运行层面、政策的操作层面与理论的建构层面三个向度的多维面目。在研究定位上，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应在实践、政策和理论三个层面开展开拓性的工作，并进一步理清相关的核心论题。在实践层面，灾害频发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高度重合现象在工作实践和管理实践中的着力点，及其运作过程和运转机制等现实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在政策层面，受灾群体基于自身经济条件、发展机遇及脆弱性程度的差异，对政策的认知、接受和需求都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其政策影响和含义需要作出探讨。在理论层面，灾害与贫困、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之间到底存在何种相关性，以及相关性的现实表现、实现机制和理论意涵等都需要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解答。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至少应考察不同的贫困地区、不同的贫困类型、不同的灾害风险级别、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等因素。

　　(二）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及运用

　　在对社会实践和已有研究资源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分析框架，为本研究提供一个扎实的研究基点。同时，为了对这套分析框架作出更充分、深入、全面的理解，以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等重大自然灾害应对实践为例，对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及实践的关键要素和核心论题作出解释性分析。

1. 动因

　　从灾害、灾害风险、贫困三个概念和“灾害-贫困”、“灾害风险-贫困”两对关系出发，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阐述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动因和背景。而且，这两对关系模型是双向的，不仅灾害和灾害风险会导致贫困或使受灾人口随时面临陷人贫困的可能，而且贫困人口在脱贫致富过程中也 会由于其他替代性资源的缺乏而采用非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增加灾害发生频次及其可能性。近年来，雪灾、地震、旱灾、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集中爆发，从贫困的视角实质上预示着贫困的成因、特性和分布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工作，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巨大成就，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程度的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初期的5亿减少到2007年的1 479万，贫困发生率从30. 7%下降到1. 6%。然而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化，贫困的特性、成因、分布逐渐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状态，反贫困工作也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在贫困的成因上，个人和家庭因素以及文化心理因素逐渐占据主导。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民处于普遍性的贫困之中，这种贫困主要是体制因素造成的。其后，体制、政策改革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民群体的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约1/5为五保户，1/3 强为残障人士，超过1/4居住在不宜生存的环境中，剩下的有相当大部分是常年被疾病困扰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和受教育水平极低的。对于贫困问题来说，个人和家庭因素逐渐凸现出来。同时，社会排斥、文化心理守旧等也成为重要的致贫原因。王亚玲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传统致贫因素和新增致贫因素交织在一起，农民贫困呈现出多维形态特征。李小云也认为，农民贫困的原因从区域经济发展不足、地理位置偏远、自然条件恶劣、人力资源不足等结构性因素为主，转变为贫困人口生计不稳定、脆弱性强等个体因素，因病致贫和因灾返贫人口成为新时期贫困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

　　其次，在贫困的特性上，个体性贫困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整体性贫困成为当 前农民贫困的主要类型；绝对贫困现象弱化，相对贫困现象凸显。随着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果，农村地区整体性贫困有所弱化，个体性贫困相应凸显出来。农村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与群体分布日益分散化、边缘化，出现了集中与分散并存的局面，不少发达地区也有不少贫困农民存在。李小云指出，农民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类型巳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通过长期努力，贫困问题已经从普遍性贫困转为区域性贫困，绝对贫困为主转变为相对贫困为主，长期性贫困为主转变为暂时性贫困为主，贫困人口内部的结构化和多元化特点也日趋明显。

　　最后，在贫困的分布上，生态脆弱、生存环境恶劣的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是贫困人口集中地区，也是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任务的主战场，并成 为新十年扶贫开发攻坚工程的重点区域。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二五”规划纲要及2011年12月1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都从扶贫战略上指出了新十年国家扶贫开发区域重点的战略性变化，突出了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扶贫攻 坚对全国整体扶贫开发的战略意义。

2. 表现

　　“灾害-贫困”、“灾害风险-贫困”两对关系存在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其一，灾害成为重要的新型致贫因素之一；其二，灾害与贫困在分布区域上的重合性；其三，灾害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属性凸显。

　　灾害与贫困的高度关联体现为两者在因果关系、区域分布、基本属性等方面。

　　首先，在因果关系上，灾害与贫困在因与果之间是相互交错、互相转化的。 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短期性贫困或者个体性贫困诸如因灾致贫、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日益代替中长期性贫困和普遍性贫困，成为农村贫困的主要类型。 贫困监测数据表明，自然灾害是大量返贫的主要原因，2003年的绝对贫困人口中有71.2%是当年返贫人口。在当年返贫农户中，有55%的农户当年遭遇自然灾害；有16.5%的农户当年遭受减产五成以上的自然灾害；42%的农户连续2年遭受自然灾害。通过对四川、甘肃、陕西319位农户的实证研究表明，汶川地震发生后，在不考虑农户获得灾后补贴的情况下，农户的总体贫困发生率由灾前的5.97%增加到25.79%，贫困深度指数由灾前的2.73%增加到21.95%,贫困强度指数由灾前的1. 99%培加到34. 35%。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在脱贫致富过程中也会由于其他替代性资源的缺乏而采用非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从而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增加灾害发生频次及其可能性。作为贫困的重要表现之一，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在灾害发生的不同时段都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使其灾害应对能力大大削弱。

　　其次，在区域分布上，灾害与贫困具有高度的区域重合性。在区位上，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中重度贫困地区，往往是自然环境恶劣、自身发展条件有限、发展机会不足的偏僻地区，这些地区由于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而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较高，出现区域重合的情形相当普遍。据统 计，我国农村每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村在10%左右，而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超过50%，贫困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几率是其他地区的5倍。另外，从返贫的区域分布看，当前农村返贫的区域性特征也很明显，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是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中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最后，在基本属性上，灾害和贫困的社会属性在实践与政策层面受到了同 等重视且联系密切。灾害的首要属性是自然属性，是自然环境自身规律的结果，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人类也无法预测或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是，不管是从原因还是从后果来看，灾害的社会属性逐渐凸现出来，人为因素对灾害的发生、应对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政策、规则、资源等非均衡性、不合理性对于不同的受灾地区和群体构成了不同的影响。与此相应，对于贫困的认知，区位视角、文化视角乃至经济视角逐渐被社会视角所代替，贫困的存在与产生不是单纯的自然因素造成的，而更多地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战略、政策框架及治理体制有关，贫困及贫困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扶贫开发工作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改善不利于人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解决温饱问题，还应关注人的发展权和社会公平正义。贫困更多地属于 一种“社会病”，而非“文化病”。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在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在工业社会中以及直到今天，人类担心的都是来自外部的风险，如糟糕的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然而，在某个时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最近），我们开始很少担心自然能对我们怎么样，而更多地担心我们对自然所做的。这标志着外部风险所占的主导地位转变成了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占主要地位。

3. 后果

　　灾害、灾害风险与贫困密切关联的后果是贫困人口的脆弱性，而且这种脆 弱性是生态脆弱、经济脆弱和社会脆弱的高度叠加与累积的结果。生态脆弱是指贫困人口往往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生态脆弱区，而且在生态保护与生态破坏之间难以保持适当的平衡。经济脆弱是指贫困人口在收入与消费水平、经济发展资源与条件、市场分享和参与度等方面的低下、弱势与不足。社会脆弱是指贫困人口在社会资本、话语权、社会参与、社会排斥等方面的制度性或机制性弱势。在上述多重脆弱的叠加与累积背景下，当贫困人口遭受灾害打击时，在不同的时段都面临相当不利的境况。在灾害发生前，贫困人口在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都表现出防灾减灾能力低的特征；在灾害发生时，贫困人口的受灾程度重，出现“面临仅有的资产或生产剩余被剥夺的风险”的局面;在灾害发生后，贫困人口的恢复重建难度大，在缺乏外部的强力支持下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到灾前，脱贫致富的愿望就更为遥远了。

4. 应对

　　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落脚点是从理论、实践和政策等多个层面探索应对之道，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其一，短期措施，包括以降低贫困人口的脆弱性为目标的防灾减灾知识普及与培训演练，以贫困地区和人口为关照的灾中救援、应急管理和社会救助，灾后恢复重建和可持续生计发展与能力建设。其二，长期政策，强调可持续发展及综合性政策框架和长期发展战略，以及新十年扶贫开发纲要实施中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重点关注。这套政策框架应在现实说服力和理论解释力两个层面实现有效衔接，既有理论的前瞻性又有实践的可行性，在内容体系上，应关注市场机制、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要素。其三，理论研究，包括灾害多发区、环境脆弱区与扶贫重点区的分布结构分析，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框架建构，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国际交流。

　　另外，应注意几个结合:一是主体要素层面，国家与社区（及居民）的共同 行动和通力合作，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又可以细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 可以进一步细分出基层政府），应认识到各个层级的政府的理念、认知和行动的差异，同时还应注重国际知识分享与经验借用；二是实际运行层面，“理论一实践一战略一政策”技术路线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在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这条路线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甚至网状的；三是应对策略层面，根据主体需求和现实条件等因素的取舍，注意短期措施、中期策略与长期战略(政策)之间的张力、联结与融合。

　　在研究展望上，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具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拓展空间和努力方向。

　　一是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工具的综合运用与互补互促。该研究涉及环境 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区位学等多学科的资源和知识，任何单独 一门学科都不可能对该研究展开。因此，必须在学科归属上保持开放性和交 融性，为灾害学与贫困学之间的交叉性研究搭建一个平台，形成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及专家资源的合力攻关。

　　二是跨领域的理念、知识、经验、技术的有机结合与有效衔接。由于该研究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所以在研究层次上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在研究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应当虚实结合、知行合一，实现理念、 知识、经验、技术的有机结合与有效衔接。

　　三是多层面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至少要囊括以下几个层面。①环境层面， 包括环境脆弱性、环境可持续力、生物多样性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以及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风险管理等。②经济层面，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农户的就业方式、收入结构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减灾和减贫资金的筹措、使用与评估等。③文化层面，包括社区和农户的发展意识、风险意识、文化传统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少数民族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等。④社会层面，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社会参与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等。⑤政治层面，包括体制要素、政策要素、公民权利、基层民主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等。⑥综合层面，包括性别、心理、信息平台建设、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机制与灾害风险管理和减贫等。

三、 灾害应对和扶贫开发中的社会政策

　　灾害风险的上升，以及现有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迫切要求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以系统减少贫困农户的脆弱性。灾害应对和扶贫开发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与所处社会的发展战略、政策框架及治理体制紧密相连，两者绝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公共事务或工作事项，更是一个牵涉到社会良性运行的社会政治问题。社会政策就是其中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下面我们就在灾害风险凸显的背景下探求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建构，并以惠农和社会保障政策为基点评估社会政策的益贫性，以发掘社会政策之于灾害应对和扶贫开发的价值。

　　(一）灾害风险凸显背景下益贫性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实践和研究领域， “社会保护”这个概念逐渐替代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概念，其使用频率更高、适应性更强。“社会保护”的内涵包括“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两个概念所包括的内容，而且它所包括的内容比这两个概念单独使用时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在外延上几乎包括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所有项目。

　　之后，“社会保护”这一概念和政策框架开始拓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主要动因在于其较强的包容性，既可指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又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应对绝对贫穷的社会安全网。

　　与“社会保障”相比，“社会保护“具有以下优势：供给策略更加积极、供给形式多样化、供给对象大大拓展、参与主体有所增多。在这些革新性的形势下，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自然也面临着制度创新和体制变革的 外在压力与内在动力。从基本走向上看，多主体、宽领域、多形式、全方位的城乡新型社会保护体系的建立就成为我国社会政策领域的一项重要目标。

　　以上所论是社会保护政策框架自身的特性及其引发的政策创新，而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指向在于从逻辑关系上厘清社会保护政策与反贫困之间的关联性，并以中国城乡社会保护政策为分析对象来验证两者的关联性及程度。事实上，尽管社会保护政策的保护对象具有多样性，但是其重点保护对象仍然是弱势群体或贫困群体。

　　Andy Norton等、Armando Baa等研究发现，社会保护政策与反贫困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抑或社会保护政策具有显著的益贫效果。他们认为，社会保护是在保护对象被剥夺的程度达到了社会无法接受的地步时应对风险和劣势的有效方式，它不仅可以对付暂时性贫困，也可以降低周期性贫困人群的风险及其对消费的负面影响。杨立雄、徐月宾等、李薇等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反贫困政策的梳理和评述发现，中国社会保护政策具有较显著的益贫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不断调整的政策变动和体制变革中处于逐步增强之中。

　　然而，文献梳理和分析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缺陷与不足。首先，较多研究成果都没有将社会保护政策与反贫困联系起来探究社会保护政策的益贫 性。现有研究大多数都是单向研究，要么是探讨社会保护政策和制度的理论模型、历史演进、改革变迁或者某些群体（如农民工）的社会保护问题，要么是探索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公共政策和支出与减贫之间的关联，与社会保护最

　　相关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探究农村小额贷款和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效果。其次，现有研究一般侧重于城市或农村单方面的研究，没有将二者联结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当前，鉴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和社会保护政策框架的城乡差异，中国社会保护政策的益贫效果研究基本上都是分城市与农村两个区域进行的。从研究对象上看，对农民工这一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群体的研究较多。最后，整体性和一般性的探讨较多，而建立在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基础上的系统研究较少。这种研究现状很大程度上与当前我国城乡社会保护体系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是该项综合性研究既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政策研究领域在社会保护政策益贫性方面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也可以通过绩效评估推动社会保护政策益贫效果的改善与提升。三是结合灾害风险凸显和气候变化等新背 景，以及新十年将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新任务，社会保护政策 研究也将面临更大的发展空间，并为社会政策研究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基于此,灾害风险凸显背景下益贫性的社会保护政策框架的总体思路是： 对中国社会保护政策及其益贫效果作出全面评估，提出改进与提升社会保护政策的政策建议和现实举措，并构建一套内在逻辑连贯、解释力强的社会保护与减贫相关联的理论模型。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中国社会保护政策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和基本走向。从政策运行和制度变迁层面对中国社会保护政策的成长、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性总结，理清研究的背景因素；并对中国城乡社会保护政策开展类型分析和比较分析，探究社会保和政策框架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提炼基本特点和基本经验;进而运用相关的社会政策理论，预测城乡社会保护政策的基本走向。

　　社会保护政策的国际经验。在对全球各国的社会保护制度和政策进行类型与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对中国具有较大借鉴意义的若干代表性国家展开绩效评估与比较分析，梳理其对完善中国社会保护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社会保护政策与反贫困的逻辑关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究社会保护政策与反贫困之间的逻辑关联、关联程度和方式，以若干研究假设为基础构建一套内在逻辑连贯、解释力强的分析模型，并在理论解释力和现实说服力两个层面保持恰当的平衡与张力。

　　社会保护政策的益贫效果及影响因素、益贫机制及内在动因。从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及时性、可操作性、前瞻性等政策本身，以及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监控、创新等政策过程两个层面，分析并评估社会保护政策的益贫性及程度，并从保护主体和对象等多重视角探寻社会保护政策益贫效果的影响因素；从目标导向、内容结构、保障条件和运作方式等层面，挖掘社会保护政策的益贫机制，并深入分析其内在动因。

　　(5)社会保护政策益贫性的问题困境、改进方向和政策建议。以问题和对策为导向，以社会保护实践为分析起点，对社会保护政策框架中的法律、制度、体制及政策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探求社会保护面临的突出矛盾、困境和难题，开展预测性的研究，提出较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从而推动社会保护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

　　(二）以惠农和社会保障政策为基点的益贫性社会政策

　　21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自实施以来，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促进了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降低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负担，提高了农户应对经济、社会和自然风险的能力，保障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农村经济环境的显著改善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对缩小全国范围的城乡、区域差别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惠农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主要包括农业补贴政策、农村税费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家电下乡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涉及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公共财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教育卫生、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生活、农村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根据各项惠农和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们重点选取农业补贴政策、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项政策，对惠农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效果作出评估，这四项政策直接并较深地涉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显著地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进程。

1. 农业补贴政策的益贫性评估

　　对农业补贴政策绩效的评估是与政策目标紧密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绩效评估主要聚焦于三个层面：一是增加农产品产量和促进农业发展；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并改善生态环境。

　　首先，农业补贴政策的增产效应很弱且呈递减态势，并可能引发某些负面 影响。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产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粮食产量增加幅度小于补贴标准的提高幅度，而且由于当前补贴标准较低，无论哪一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数据分析表明，2004年“三项补贴”政策使粮食增产59.3亿公斤，贡献率为15.3%；“两税减免”政策的贡献率为4.5%，粮价上涨的贡献率为51.8%，良好的气候贡献率为28.4%左右。2005年“三项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为12.1%，2006年的贡献率为8. 9% ，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减规律。另外，农业补贴可能导致农产品过剩，并由此引发贸易摩擦，由于补贴惯性的存在，将来取消补贴还可能引发政治问题。不过， 在一定程度上，农业补贴对改善粮食品质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

　　其次，农业补贴政策尤其是直接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农民增收，但增收效应 并不显著。 2004年“两税减免、三项补贴”政策使农村人均直接增收约50 元，贡献率为15.9%，其中种粮直接补贴政策仅仅使农户人均收入增加10元左右。而且，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粮食价格的上涨和气候。2005年 “三项补贴”政策使农民人均直接增收近3元，2006年“三项补贴”使农民人均直接增收1.7元。按照计税面积、粮食种植面积和商品粮数量补贴的收入效应分别是1.84%，1.04%和1.01%，尤其对主要靠提供劳动力获得务农收入的农民的收入都没有作用或作用甚微。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不降反升的状态就是最好的旁证。

　　最后，机遇增产和增收目标的农业补贴政策与生态保护政策存在不协调， 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较明显的负面效应。其表现有：农业补贴政策影响农业的种植结构与面积，缩小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农业补贴政策诱导农民盲目追求“石油农业”，污染了生态环境，降低了农产品质量；农业补贴政策降低了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加大了清洁农业生产方式推广的难度。

2. 农村义务教育的益贫性评估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绩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共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5年出台的《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确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新机制。新机制从制度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科学地划分了各级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经费的比例，并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县级政府财力与义务教育责任不对称的问题。新机制最核心的内容是经费保障机制，这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运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实现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因贫辍学现象减少。新机制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寄宿生还提供生活补助，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在校农村学生不会因贫辍学，并促使已经綴学的农村学生重返校园，农村学生辍学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3)缩小了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差距，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新机制的实施大大改善了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从而有利于在地区、城乡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

　　(4)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利于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相当于通过减少农民支出而增加农民收入。

　　与其他惠农政策相比，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减贫效果是相当显著的，而且 具有持续性和累积性。对农村义务教育与贫困减少之间关联的一个操作性分析框架是农村义务教育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联分析。通过对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和理论研究表明，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教育对我国农民增收的作用是显著的，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更高水平的教育均可持续稳步增加农民收入，基础教育的收益率达10.25%.而且，基础教育的收益率处于逐步上升之中，其对家庭总收入的增加作用较大，因此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可成为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基于上述认识和判断，通过对12个省30个村庄1 201份问卷调查和实地研究发现，不论是相对贫困状况，还是 绝对贫困状况，户主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家庭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 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对农村贫困形成了三个层面的正面效应。一是农民受教育 年限逐步提髙。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不同年龄段农民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年限越来越长，接受教育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特别是接受初中教育的户主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到20世纪80 年代所占比例达到最高值，而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相对上升了。二是中小学生入学率大为提高。村庄调查发现，2006年以来，小学入学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2009年的小学入学率分别为78.2%、 82.5%和81%。三是贫困家庭教育期望值有所增加。免费义务教育实施后，希望孩子读到大学及以上毕业的有效比率从75.0%上升到了84.0%，增长了9个百分点；希望孩子读到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从5.3%上升到了6.5%，增长了1.2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希望孩子读到高中毕业的则从8.4%下降到了6.3%,下降了2.1个百分点；希望孩子读到初中毕业的从9.8%降为3.1%, 下降了6.7个百分点；希望孩子读到小学毕业则从1.7%降为0.4%，下降了1.3个百分点。

3.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益贫性评估

　　由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点到面逐步推开的，而且各级政府、农民 个人等的资金分担比例处于消长之中，所以其政策绩效和减贫效果也随着政策的覆盖范围、筹资机制和实施力度等调整而变化。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阶段和实施初期，农民的参与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加之各级政府在筹资机制中的比例不太高，使得在这一时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绩效有限，农民的获益情况不容乐观。通过对5个省25个县50个乡101个村的808户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民减轻医疗支出负担，提高农民的就诊率和住院率；不过，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从中得到的补偿占农民医疗总支出的比例较小，对于减轻农民医疗支出负担的作用并不明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开后，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政策框架也日益完善，农民的参加人数和比例也迅速增加，政策绩效也就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其政策绩效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制度框架已经形成，管理运行日趋规范。开展新农合以来，各地探索适应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医疗服务供需状况相适应的政策措施、运行机制和监管方式，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了符合农村实际的新农合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

　　（2）覆盖面不断拓展，农民参合率逐年提高。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2 716个，参加新农合人口 8.33亿人， 参合率达94%。

　　（3）筹资力度不断加大，保障能力逐步增强。2009年，全国新农合实际人均筹资113.37元，比2008年增长了 17.12元，2009年的筹资总额达 944. 35亿元。

　　（4）补偿水平逐步提高，参合农民得到实惠。从2003年到2008年，全国累计有15亿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偿，共补偿资金1 253亿元。新农合在满足农民医疗需求、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保障农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运用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分析发现，新农合的补偿更倾向于患病群体。

　　（5）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随着新农合的实施，基层医疗机构的就诊和住院人次明显增加。2004—2006年，平均46.68%的参合农民就诊乡镇卫生机构，37.24%的参合农民就诊县医疗机构，到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就诊人次已占总人次的83.92%。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政策目标和制度设计上是与贫困有所关涉的，对农村贫困群体是有所关照的，自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减贫效应。通过对中西部青海、内蒙古、广西、云南和湖北五省区645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户发生因病致贫风险的概率由3.3%下降为2.5%,即新农合分担了农户因病致贫风险中的24.2%。总而言之，自2003年实施六年以来，新农合解决了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现象，大大改善了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实现了农村医疗资源的丰富和优化，从而保障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同时，新农合尤其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卫生健康状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改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保障贫困人口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减轻了他们的看病负担，为农村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其表现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

　　（1）受益人群及受益比例。从全国新农合的实施情况来看，新农合自 2003年试点实施以来，农民的参合率逐年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直至2008年下半年，农民的参合率已经达到了 91. 5%,惠及全国8亿多农民，提前两年实现了覆盖率达80%的目标。

　　（2）农民健康保障水平。从2003年新农合试点至今，参合农民只需以家庭为单位每人自愿缴纳10〜20元的参合费用，即可享受当年的医疗保障。如果当年有生病住院治疗或有慢性病等情况，那么10〜20元的参合费用相当于为农民买了份保险，参合农民可获得相应的医疗补偿，相对之前巨额的医疗费用而无处报销的现象，参加新农合后减轻了农民相当沉重的看病负担。

　　（3）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新农合基金主要源自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补助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资助，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等补助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及附近地区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使农村卫生所的医疗服务条件得到提高，改变了之前落后的卫生条件，为农民当地就医和紧急情况的解决提供了条件。尤其对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来说，当地农村卫生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非常迫切，这就为当地农村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4）贫困人群从合作医疗中获得的扶助。无论是对于贫困人群的参合费用的缴纳，还是对于医疗费用的报销补偿，新农合及相关的诸如医疗救助制度等制度和方案都针对贫困人群给予了特殊的照顾——由当地民政部门代贫困人口缴纳参合费用，并将贫困人口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同比提高至少10%且不设置起付线，这样就既保证了贫困人口能够参加新农合，又对其参合后所要报销的医疗费用进行了大幅度提高，大大地减轻了贫困人口医疗负担。

4.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益贫性评估

　　在很大程度上，农村低保制度是对传统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使得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常态化、制度化。传统农村社会救济制度，是对农村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的孤老残幼和因天灾人祸造成生活 困难的农民家庭，以及其他需要救济的对象，进行定期定量救济和临时救济。 虽然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弊端，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形式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传统社会救济存在诸如救济标准过低、资金来源不稳定、管理不科学等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农民的生活困难。建立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是实现这一改革的有效途径，它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社会救济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水平，真正构筑起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保障的最后防线。

　　从当前农村低保制度的运行现状看，主要取得了以下几个层面的政策绩效。

　　一是覆盖面不断扩大，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村低保覆盖2 528.7万户5 214万人。低保能够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难题，从而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2000年以来，我国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从2000年底的9 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 688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10. 2%下降到2010年的2.8%。

　　二是资金投入规模不断加大，保障标准逐年提高。随着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低保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2010年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445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69亿元人民币；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为每人每月117元,人均补助水平为每月74元。

　　三是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城乡一体格局基本形成。实践表明，社会救助体系只有以基本生活保障为主体，不断完善各项救助政策,从各个层面缓解贫困 群体的生活困难，才能够有效提高困难群体的脱贫能力。随着农村低保制度在全国范围普遍建立和其他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城乡低保为基础，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灾害紧急救助制度、医疗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为主要内容的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全面建立，已经成为解决困难群体的一种长效机制。同时，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31个省市区都巳经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标志着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正式建立。不少地方采取了“城乡联动、整体推进”的原则，缩小城乡低保差别，力争在低保制度建设上实现城乡一体、城乡同步，为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 封闭与开放张力中的微型村落和小农

　　正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一位地方官员评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影响 时所说，“地震对于受灾地区和民众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但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又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封闭的村庄从未获得这么多的关注，贫穷的农民从未得到这么多的支持”。曾经封闭的村庄和贫穷的村民受到了“爆炸式的关注”，暴露在村庄之外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人员面前,并突发性地与外界社会联结在一起，从而进入到一个开放性情境之中。对处于市场化、社会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户而言，微型村落和“小农”的被关注以及被动员过程，使得他们与外部世界超越性地勾连起来，凸显了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张力，这必然会对其行事方式、行动逻辑乃至价值理念 产生导向作用。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曾经有两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共同关注：一是内部的，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的快速反应能力，灾害应对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有目共睹；二是外部的，全球媒体热议中国大地震，对中国政府、社会和民众形成了全新的评判，尤其是对政府的应对能力、开放透明，以及社会、民众的自主意识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而这些新认识的关键在于有力、有效的政治动员，政府自身、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个人都被有效调动起来，以至于外电评论“中国政府以高分通过这次灾难带来的考试”。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动员主体（国家、政党、政治集团等）运用物质刺激、精神激励、宣传劝导、权力强制等手段，引导政治动员客体接受或认同政治动员主体的权威和政治主张，促使其开展特定旨意的集体行动，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和利益要求的行为与过程。

　　政治动员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至少具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功能：一是提 升政治活动中诸主体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能力具备较强的穿透性和贯通性， 从政治上层一直延伸到社会基层，从而将政治嵌入社会之中；二是提高政治动 员主体的资源配置能力，构建政治动员客体的资源分享机制，从而实现了政治

　　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在本文的研究设计中，政治动员的功能定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中央政府一直贯通到村庄社区的政府(或准政府）的集体行动问题;二是以政府和社会为对象的灾后重建资源配置问题。在危机管理和灾害治理中，政治动员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一）合作共治机制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与灾后救援相比又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持续性，往往牵涉到政府各个部门、社会各类组织、灾民个体以及志愿者个人等多方力量和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能否构建一套融合多方力量和利益主体的合作共治机制就成为考量政治动员能力和效果的尺度之一。调査研究发现，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民众支持的多中心、网络化合作共治机制凸显为政治动员的鲜明特色。

　　由于工作职责、范围与内容的设定不同，各政府职能部门在综合性和系统 性的灾害治理工作中应当也必须实行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中，政府各个部门的分工负责工作机制一般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部门之间的协调，保持工作联动和信息共享；民政部门负责毁损房屋补助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及时筹集并拨付补助资金；国土部门负责地质灾害评估、建房选址、用地审批工作;农业部门负责土地调整工作；建设部门负责建设技术指导；经委负责建材企业生产，配合商务部门做好灾民建房所需建材的产销衔接工作，保证建材物资供应;工商部门负责加强市场监管；物价部门负责加强建材价格监测监管，保持价格基本稳定，严防建材价格暴涨；交通部门负责重建物资调运工作；扶贫等部门负责农户恢复重建有关工作。

　　除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之外，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个人包括境外的支持力量也都积极地参与到恢复重建工作中来，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合力。

　　一是境内民间组织的联合行动和志愿活动。地震发生当天，多背一公斤、 NGO发展交流网等约20家基于华南地区的民间组织发出紧急呼吁，呼请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援助行动,并依托成都的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等震区当地组织，开始配合政府救灾。次日（2008年5月13日），民间团体赈灾援助小组已有超过50家的机构参加工作；南郊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汶川地震发生后三天内有120余家民间组织响应行动。

　　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凸显，积极开展捐赠活动和慈善基金活动，截至2008年5月16日，捐赠总额达到千万以上的企业有360余家。而且，一些企业不单单捐钱捐物，还创新并建立了长效性的灾害救助机制。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天，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简称中国人寿）宣布依托国寿慈善基金会(2010年3月更名为中国人寿慈善基金会）承担所有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成长至18周岁的相关费用，2008年11月中国人寿向民政部划拨了首期13个月的爱心助养金共计486. 72万元，2009年12月，根据民政部提供的最新地震孤儿统计名单将2010年度助养金400.32万元划拨民政系统。

　　三是NGO参与了灾后恢复重建。如香港乐施会和台湾的慈济会等积极参与了贫困村的道路和住房重建。

　　四是企业家、社会名流、爱心人士、志愿者等社会个体通过捐款捐物、亲赴灾区开展直接的救助活动等方式参与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据报道，在震灾 发生后的第二天、第五天、第七天、第十四天，中央财政的抗震救灾款分别累积 达到8.6亿元、34.1亿元、57.82亿元、166.26亿元；同时，在民政部统计范围内的社会捐款则分别达到6 500万元、31.75亿元、89.45亿元、308.76亿元。截至2008年9月8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93.47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92.88亿元。

　　(二）利益共享机制

　　在灾后恢复重建和灾害治理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资源的极大破坏与重新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的破裂与修复等一系列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显著变化，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都将受到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将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纳入其中，对各方利益进行关照，并建立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等文本由于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和政策效力，不可避免地会对灾区民众的切身利 益产生重大影响。恢复重建规划的内容是对灾区民众的生产、生活做出全面的新的安排，诸如灾民在地震前拥有的房产、商铺、耕地等重要财产，在重建规划中都将被重新安排，而区位上的差异将使这些财产价值悬殊。在异地安置的情况下，上述情形更将由一家一户的利益放大为一村一镇的利益。我们在灾区的实地调研发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基本上都能够通过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见表达和共同协商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公平性和民主性。

　　具体而言，在重建项目参与方面，村干部发动村民参与，自主确定建设项目的规模、建设方式和建设顺序，能够由群众组织实施的建设项目，一律由村民自主实施，不能由群众实施的项目，村民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参与。在决定选址集中重建还是原址重建上，村民参与进来，充分考虑、尊重村民的建议。重建时涉及土地调整等问题，号召村民尽量私下协商调整。村民的参与对各项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减少工作阻力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在部分极重灾区或重灾区，由于重建资金难以在短期内全部到位及重建工作本身的时序性，重建名额可能较为紧张，需要在村民之间进行协商分配，此时利益整合问题就凸显出来。我们在四川省广元市马口村就发现了这样的案例，该村原本上报的重建户名额有100多户，然而上面的重建户名额只有54户，如何解决好房屋重建指标的分配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问题，马口村的规划很好，没有引起太多的不满与矛盾，他们通过村民大会选举成员组成评估小组，对村里房屋受灾情况予以如实的反映，给予公平的评估，由于评估组成员是由他们自己选举的，所以他们对最后的评估结果都没有意见。对于国家的指标有限这个问题，村里讨论决定，先将村里；组的28户重建户集中安置，统一修建，统一建筑风格，节约了成本，在统一修建的同时，又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对于那些暂时没有统一规划的一、三组村民，村里做足他们的工作，逐步安排，安抚村民情绪。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灾害治理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诉求及其合法、合理的利益要求的重视与满足上，以及对社会各类群体和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认同与聚合上。不同的利益群体或阶层为了保护或争取各自的经济社会利益，必然转向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等渠道，这些渠道的畅通与否直接影响着灾害治理的效果。

　　(三）政治传播机制

　　政治传播是指大众传媒参与政治信息的传播，纳入政治动员之中就是一种传媒动员。传媒动员是一种传统的政治动员形式，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过，随着大众传媒的创新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传媒动员的介质日益现代化，从原来单调、平面的报纸、 广播、电视等逐渐过渡到包括多媒体、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在内的多元化、网状化的动员工具，尤其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政治动员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并促进了政治传播机制的快速、高效和全面。

　　当然，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政治传播和传媒动员是建立在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政务公开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主要是公开与政治体系有关的涉及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事项，它是政治体系根据自身的政治发展要求，向社会成员传播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使社会成员获得广泛认同和支持，并内化为自己的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的过程。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则要狭窄一些，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项具体举措，当然也是实现公民民主政治权利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务院于2007年4月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监督和保障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为政府的信息公开提供了法律保障。

　　以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为基本要求，建立实效、透明、持续、有序的政 治传播机制是政治动员的有力保障。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期间，以大众传 播媒体为载体的政治传播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迅速实效。汶川大地震后，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传播媒体迅速启动抗震救灾报道应急机制，全方位、高密库地展开抗震救灾报道，及时发布灾情权威信息，全面反映救灾工作进展，大力报道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亲切关怀，报道灾区各部门抗灾救灾的措施成效，生动反映抗灾救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广泛报道各地区各部门支援帮助受灾地区的感人事迹，为政府立即开展抗震救灾指挥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平台保障，也帮助政府掌握了灾情发布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二是公开透明。总体上看，汶川地震中媒体报道的信息很广泛，随时发布死亡人数，实时播出救灾的进展情况，及时通报救援队伍情况和中央的最新部 署，公布救灾款项的信息，公布灾区急需物资情况和数量，关注幸存者的生活情况和受伤者的救治情况。自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分别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及有关领域的专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现场提问。

　　三是全面持续。各大媒体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反映震情灾情、死亡人数的即时消息；有反映抗震救灾感人场面的通讯、特写；有报道抗震防震、卫生防疫基本知识的介绍；有现场采访;有连线访谈;有重点新 闻节目；也有全频道整体直播。

　　四是开放有序。中国政府打破了以前的媒体进入限制，允许外国记者进入灾区采访并实行相关报道，美国联合通讯社、法国新闻社、《联合早报》、《金 融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纷纷派出记者深入灾区采访，采访的媒体从20多家迅速增加到100多家，记者多达300余人。

　　附录A

　　7个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案例研究框架

一、 陡嘴子村：参与式重建

　　导言

　　第一章  地震前的状况: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陡嘴子村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陡嘴子村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陡嘴子村发展的SWOT分析

　　第二章 5.12地震:灾难与应对

　　第一节 救灾与应急

　　第二节  村庄脆弱性分析

　　第三章  灾后重建规划:过程与参与

　　第一节  重建规划的过程与做法 、

　　第二节  重建规划的内容

　　第三节  重建规划特点

　　第四章 灾后重建过程:实践与探索

　　第一节  农房修复与重建

　　第二节  基础设施修复与建设

　　第三节  能源改造与环境保护建设

　　第四节农户生计发展

　　第五章灾后两周年：回顾与总结

　　第一节村民日常生活恢复

　　第二节村庄基础设施得到完善

　　第三节村庄环境与卫生状况改善

　　第四节 灾后重建信心增强

　　第五节 社区参与能力提高

　　第六节村民风险意识提高.

　　第七节部分贫困村民脆弱性加深

　　第六章灾后早期恢复: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参与式重建过程

　　第二节政策下乡与回馈机制探索

　　第三节“绿色重建”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节陡嘴子村灾后重建经验小结

　　第七章灾后可持续重建:挑战与展望

　　第一节灾后可持续重建的基础

　　第二节灾后可持续重建的挑战

　　第三节灾后可持续重建的发展

　　第四节经验与机制的推广和复制

 

二、 民乐村:以合作制社会企业推进灾后生计重建

　　导言

一、 研究的问题

二、 文献综述

三、 分析框架和思路

四、 研究方法

　　第一章村庄概况

一、 地理位置

二、 自然条件

三、 简要历史

四、 人口、家庭与村庄组织

五、 经济

六、 社会事业

　　第二章灾害冲击

一、 直接损失

二、 地震对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及其实施概况

一、 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的背景和指导思想

 

二、 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制订过程

三、 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的组织实施及其监督

四、 灾后恢复重建基本效果

　　第四章  生计恢复与产业发展模式的创造性探索:经验层面的描述

一、 中国扶贫基金会与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的组建

二、 基于合作社的产业公司：组建过程与治理结构

三、 产业公司的发展机理与扶贫途径

四、 产业公司的发展状况:业绩与面临的挑战

　　第五章  民乐村生计恢复、产业发展模式及其运转机制的理论思考

一、 社会企业

二、 民乐村合作制社会企业

　　附录

　　附录A  民乐村灾后恢复重建2009年进展明细表

　　附录B  中国扶贫基金会扶持四川绵竹土门镇民乐村产业发展项目捐赠

　　协议书

　　附录C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章程

　　附录D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选举相关文件

　　附录E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会会议记录

　　附录F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稿）

　　附录G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销售管理办法(试行稿）

　　附录H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稿）

　　附录I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关于理事长变更的决议

　　附录J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200万元项目招聘负责人的公告

　　附录K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项目评审及项目负责人面试方案(讨论稿)

　　附录L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项目合资经营协议书

　　附录M  民乐种养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聘任合同

　　参考文献

　　后记

三、 九泉村:互动适应中重建

　　引言

 

　　第一章  村庄概貌

　　第一节  村庄由来

　　第二节  村情村貌

　　第二章  灾害与救援

　　第一节  地震灾害的损失

　　第二节  紧急救援

　　第三章  灾后重建规划

　　第一节  财政扶贫资金项目

　　第二节  乐施会援助资金项目

　　第三节  部门整合资金项目

　　第四章  灾后重建实施

　　第一节  九泉村灾后重建项目实施背景

　　第二节  乐施会援助资金项目的实施

　　第三节  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的实施

　　第四节  部门整合资金项目的实施

　　第五章  灾后重建效果

　　第一节  物理指标

　　第二节  经济指标

　　第三节  社会指标

　　第四节  机构指标

　　第六章  灾后重建的经验与挑战

　　第一节  灾后重建的经验

　　第二节  灾后重建面临的挑战

　　第七章  基于案例的相关思考

　　附录A图表

　　附录B访谈资料摘录 参考文献

四、 阿尔村:援建主导下的灾后重建模式

　　导言

　　第一章  地震前的状况:历史与发展

　　第一节  龙溪十八寨与阿尔村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与市场依附

　　第三节  立别寨的搬迁

　　第四节 羌文化传习代表的村落

　　第五节  阿尔羌族的灾害应急地方性知识

　　第二章  地震的阈限：灾难与应对

　　第一节  自救与援救

　　第二节  离开家园的焦虑

　　第三节  复课与复学

　　第四节  应急中的亲缘系统

　　第三章  灾后重建规划:原则与内容

　　第一节  原则与政策惠泽

　　第二节  村落空间的规划

　　第三节  生计与产业规划

　　第四节  文化保护规划及行动

　　第四章  灾后重建过程:资源与实践

　　第一节  村落基础设施的修复

　　第二节  村落重组与村民日常生活的恢复

　　第三节  社会公共服务的完善

　　第四节  文化保护与发展实践

　　第五章  灾后两周年：回顾与总结

　　第一节  重建与社区参与

　　第二节  灾害风险与贫困

　　第三节  村民防灾知识的提升

　　第四节  NGO在阿尔村的行动效果

　　第六章  灾后重建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重建过程的村民自评

　　第二节  灾后村落重建的路径选择

　　第三节  对口援建模式与风险分担的探讨

　　第四节  重建后村落发展的挑战与展望

　　参考文献

五、 唐坪村:本土文化恢复推动社区重建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第二节  研究问题缘起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第四节  相关研究综述

　　第二章  唐坪村——陇山之南的贫困村

　　第一节  地理环境

　　第二节  历史沿革与社会文化特点

　　第三节  唐坪村的社会经济

　　第三章  汶川地震冲击下的唐坪村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

　　第二节  灾后紧急救援——疏散与排危

　　第三节  灾后紧急救援——发放救灾物资

　　第四节  历史上的武都大地震

　　第四章  唐坪村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编制

　　第一节  启动恢复重建规划制定

　　第二节  村庄灾情评估与需求调查

　　第三节  灾后重建规划制定步骤

　　第四节  灾后重建规划项目及管理方案确定

　　第五章  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规划实施及效果

　　第一节  恢复重建实施项目概览

　　第二节  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

　　第三节  国际援助重建项目的实施

　　第四节  恢复重建主要效果

　　第六章 本土文化对唐坪重建的激发

　　第一节  唐坪村本土文化底蕴

　　第二节  社区中依然鲜活的本土文化活动

　　第三节  灾后首次社火

　　第七章  重建中的唐坪妇女

　　第一节  背景:农村与农业女性化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中的唐坪妇女

　　第三节  灾后唐坪妇女激发社区恢复重建动力

　　第八章  社会组织参与唐坪村重建

　　第一节 富平学校与唐坪村

　　第二节 北京富平学校在唐坪村实践的思考

　　第九章  唐坪案例的思考——谁的重建？重建什么？

　　第一节  社会组织参与——推动乡村发展的新兴力量

　　第二节  促进妇女发展——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第三节  文化活动恢复——社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

　　第四节  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唐坪村实践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A唐坪村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规划

　　附录B武都区汉林乡唐坪村村级扶贫发展互助资金协会章程

　　附录C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住房补助金发放过程记录

　　附录D唐坪村参与式社区需求评估报告

六、 骆家嘴村:政策实施与乡村秩序的重构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思路、理论与方法的设定

　　第三节  村庄概况

　　第二章  村庄秩序与村民的生计

　　第一节  历史变迁中的乡村秩序

　　第二节  村民的生计与生活

　　第三节  国家干预和乡村减贫工程

　　第三章  抗震救灾与社会秩序的恢复

　　第一节  地震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失衡

　　第二节  村庄自救与社会秩序的维持

　　第三节  外来干预与社会秩序的恢复

　　第四章  “政策下乡”: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政策的本土化

　　第一节  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的宏观社会情境

　　第二节  贫困村灾后重建“政策下乡”的历程 .

　　第三节  国家、社区、村民三元互构情境下的规划编制

　　第四节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规划概况

　　第五章  “资源下乡”：灾后恢复重建实施与探索

　　第一节  “资源下乡”:多重资源的村庄整合与对接

　　第二节  重建规划实施的具体行动与结果

　　第三节  独特的UNDP项目资源与村庄灾后恢复重建

　　第六章  村庄再造:灾后重建对骆家嘴村社区秩序的影响

　　第一节  村民群体心理秩序的恢复与重塑

　　第二节  社区社会关系的再造

　　第三节  以农户为基础的村落经济的改造

　　第四节  内外互动下的村民日常生活重构

　　第七章  追求与无奈:乡村新秩序的延续与挑战

　　第一节  村庄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与出路选择

　　第二节  文化设施欠缺与文化贫困

　　第三节  公共设施的后续维护与管理

　　第四节  村民生计的脆弱性与可持续改善

　　第八章  总结与回应:骆家嘴村灾后恢复重建的反思

　　第一节  骆家嘴村灾后重建模式总结与启示

　　第二节  骆家嘴村社区减灾和绿色社区实践

　　第三节  讨论与回应：贫困村灾后重建的政策安排与运用

　　附录

　　附录A 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灾后重建工作实施方案

　　附录B 骆家嘴村基本情况资料及2010年“7 • 23”特大洪水受灾基本情

　　况

　　附录C灾后恢复重建方面制度、通知文件与实施方案

　　附录D骆家嘴村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附录E访谈提纲

　　附录F访谈对象及座谈会参与人员一览表

　　参考文献 后记

七、 马口村:外部援助和内源互动重建

　　导言

　　第一章  村庄概况

　　第一节  地理环境

　　第二节  简要历史

　　第三节  人口与经济

　　第二章  新世纪的发展

　　第一节  村庄领导人的变化

　　第二节  村规民约——马口村社区规范化治理的开始

　　第三节  修路

　　第四节  妇女会议与老年人协会

　　第五节  马口村新农村建设情况

　　第三章  灾情与紧急应对

　　第一节  灾害情况

　　第二节  灾害的影响及风险

　　第三节  抗震救灾

　　第四章  恢复重建

　　第一节  恢复重建规划

　　第二节  道路建设

　　第三节 住房维修与重建

　　第四节 水利设施建设

　　第五节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第六节 产业发展与生计恢复项目的初探

　　第七节 灾后恢复重建的效果及影响

 

　　第五章  中长期发展

　　第一节  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实施

　　第二节 土地流转与农业股份制

　　第三节 互助资金与妇女发展

　　第四节 社区组织的能力建设

　　第五节 均衡发展：文化与社会事业的跟进

　　第六章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主要经验

　　第二节理论思考

　　附录

　　附录一  马口村村规民约

　　附录二  三堆镇老年人协会马口村分会章程

　　附录三  三堆镇马口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办法

　　附录四  三堆镇马口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公示制度

　　附录五  三堆镇马口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接收申报制度

　　附录六  马口村村民委员会5 • 12抗震救灾物资收发分配方案

　　附录七  广元市5 • 12抗震救灾指挥部关于5 • 12地震灾害农村居民自

　　建过渡期安置房享受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

　　附录八  四川省5 • 12汶川地震损坏农房维修加固工作方案

　　附录九  四川省农村房屋地震破坏程度判别技术导则

　　附录十  四川省5 • 12汶川地震灾后农房重建工作方案

　　附录十一  广元市人民政府关于5 • 12地震灾后农房重建工作的意见

　　附录十二  马口村农民工协会基本任务

　　附录十三  马口村农民工协会会员权利和义务

　　附录十四  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马口村猪业专业合作社章程

　　附录十五  利州区马口村贫困社区互助社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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