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四期-金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研究前沿●

　　 1．引言

　　2003年到2007年期间，发展中国家曾经历过一轮令人侧目的经济繁荣，年增速高达7%。该轮经济繁荣的出现得益于全球市场广泛存在的4个因素的推动：特殊融资（exceptional financing）、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以及在许多国家出现的巨额劳务汇款。前两个因素与上世纪70年代那一轮经济繁荣的情况一样，而三种因素同时出现却是以前所没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个亚洲发动机的崛起是第4个推动因素，它给全球贸易及商品价格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自2008年中特别是9月以来，受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海啸（目前已经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些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在危机爆发后一年的时间里，商品价格曾持续高位运行。价格持续走高与外汇储备充足这两个因素一起推动了全球资本向新兴市场的流动，甚至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也没有改变。然而，目前，二者已双双开始下行。有迹象显示，作为本论繁荣第三个推动因素的劳务汇款的增长已大幅放缓，甚至正在走向负增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知道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增长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柱，2008年第4季度的数据显示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更广泛来看，这些变化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认为发展中国家能避免陷入类似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

　　2．危机扩散的渠道

　　人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目前正被促成发展中国家最近一轮经济繁荣的3个有利因素发生逆转所推动：劳务汇款快速增长、资本流入以及国际贸易扩张。本文将首先对劳务汇款做一简要分析（信息不够全面），之后转向对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详细探讨。
　　2．1 劳务汇款
　　在一些地区，已有强有力证据显示，劳务汇款出现了大幅缩水的趋势。特别是拉美，2007年和2008年劳务汇款连续两年缓慢增长，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期也连续下降，与最近十年早些年快速增长的势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筑业移民务工收入最为敏感，到目前已连续下降了3年。人们应该可以将其当做2008年从美国汇到墨西哥劳务汇款呈现出绝对减少态势的一个重要解释，不过，劳务汇款绝对减少目前仍是个案。欧洲的劳务汇款正经历着相同的情形，要么增速大幅下降，要么绝对数量减少（比如西班牙，就是一个因建筑业危机而深陷衰退的经济体之一）。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一些移民目的地，尤其是海湾地区，直到2008年第3季度仍然保持着繁荣，劳务汇款并未出现显著下滑。迄今为止，这一情形似乎还在保持，但未来很可能会因油价骤降而出现变数。世界银行的估计显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务汇款总体上会在2008年出现增幅下降的情况（2008年为7%，而2007年为16%），但仍会保持正的且强劲的增长。不过，到2009年，将会出现负增长，小则-1%，大则-6%（Ratha等，2008）。
　　总的来看，劳务汇款很可能会反弹，因此，它成为危机扩散主要渠道的可能性很低。然而，如果经济衰退加剧并持续下去的话，对劳务汇款的影响可能会加深。
　　2．2 资本流动
　　与劳务汇款不同，私人资本流动是危机从发达国家扩散至发展中国家的一条关键渠道。其效应会通过这种资本流动的规模及其关联成本显现出来。发展中国家因资本流动快速萎缩而形成的脆弱性一定程度上可被其良好的政策和比过去高的外汇储备以及比过去低的外债负担所削弱。如同下文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有利因素有助于缓减这些国家因国际环境恶化而遭受的冲击，但其为实施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所创造的空间比较有限。此外，新兴市场的投资者（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也已成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的一个重要源泉，我们将在政策部分再讨论这一问题。 与此同时，造成脆弱性的新源泉也已显现，比如发展中国家国内日益成长的资本市场证券组合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的流失以及快速的利差交易（carry trade）回补（或平仓，unwinding）（这种交易主要通过迅速增长的衍生品市场工具进行）。此外，发展中国家银行外国投资人所持股份的增加也已证明不是一个增强力量的源泉，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成为更加脆弱的一个诱因，因为这些银行已撤回其在发展中及转型国家附属机构的贷款，从而来缓解其在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
　　在资本流的数量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2008年一直在增加。私人资金流在2006年中到2007年中到达了顶点，在2007年第3季度受次贷危机影响而出现过短暂下滑之后，于2008年上半年有所恢复，但从2008年第3季度开始急剧下滑，到第4季度某些国家已出现负流动。债券发行限于停顿，银行贷款受到重创，共同基金（mutual funds）资金流动急剧恶化，利差交易回补。从年度数据来看，资本流在2007年达到顶点随后于2008年下滑。人们普遍预期其在2009年将会继续萎缩（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以及国际金融研究所等）。
　　就融资成本而言，尽管自2007年中以来新兴市场债券的价差（spreads）一直在增加，但这一态势却被基准利率（一般是美国10年期财政公债）的下调大为抵消，导致其收益并未随之强劲上扬。只在2008年6月出现过较大幅度的增长之后，由于2008年9月中旬全球金融风暴的爆发而再次下行。
　　资本流数量和价格的变动是股票市场活动从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传导的主要机制。平均来看，以美元计，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市场自2007年10月末至11月初达到顶峰之后出现了比工业国更大程度的缩水。
　　新兴市场国家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要比低收入国家要大，后者融入国际私人资本市场的程度要低。事实上也是如此，流向低收入非洲国家的资本相对有限。虽然有些令人遗憾，但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之前启动的债券发行也已停止。受冲击最严重的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的转型国家，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引发的不利预期及国内金融体系的极度脆弱共同作用导致私人资本的快速撤离。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资本流的减少也很大，有些甚至令人吃惊。以韩国为例，国际金融研究所估计2008年外国投资者将从该国撤出大约450亿美元的投资。印度和中国台湾也已出现了负的组合投资（negative portfolio investment）流动。在拉美，巴西和墨西哥受到了衍生品市场损失的冲击，首先来自于利差交易的回补。南非也未能幸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对各种私人资本流动而言，2008年末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发行的中断（在2009年初有所恢复，但数量有限）和银行间借贷的大幅萎缩，二者都是世界范围融资冻结的表现。贸易信贷（trade credit）已成为其一个重要的牺牲品。一些国家，如巴西，已能能够通过向那些无法获取国际私人贸易贷款的出口商提供支持的方式来很好地运用其外汇储备，然而，国际金融研究所和其他一些机构担心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净银行贷款将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走低，因为银行的资本状况将限制银行放贷的能力和意愿。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流向新兴市场的银行贷款从2007年最高点的4100亿美元已下降到了2008年的1670亿美元。更值得忧虑的是，据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09年跌至负600亿美元。
　　第二个问题是私人借贷者分期债款总量很大，如加上各种贷款和财团债券的话，据预测这一数字将在2009年上半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而2009年全年将达到2500亿美元。更为突出的是，一些新兴国家2007年和2008年短期借款额度大幅增加，这也许会在短期资本流逆转时将其至于非常脆弱的境地。韩国和俄罗斯的短期资本流动尤其巨大，这些流动发生逆转已成为其经济产生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因。
　　另一类问题重重的资本流动是来自非银行渠道的净流动，如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2008年7月以来出现的工业国共同基金撤出及利差交易回补导致货币头寸（positions）的大范围逆转，从新兴经济体的高收益资产流向发达国家的货币。这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即使是那些经常账户盈余较多的国家。这也表明一些特定种类的私人企业几乎完全受国际因素所支配，例如全球风险规避，而受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要小得多。
　　国际金融研究所估计，短期投机利差交易头寸会大幅减少（而银行放款仍会持续高位运行），据此，它预测非银行私人贷款流动将在2009年反弹。然而，这些头寸和公司的透明度很有限，因为这些交易的大部分并不通过交易所，而且根本没有或仅有限度地报备（参见Griffith-Jones和Dodd，2008）。
　　外商直接投资流动一直以来相对较为稳定。然而，联合国贸发会议最近发布的投资报告（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估计，新兴市场外商直接投资额在2008年下降了10%，经合组织的估计更糟。不动产市场的萎缩和商品价格的下跌也许更可能导致流向这些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减少，这在拉美和非洲表现较为突出。
　　官方资本流动则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官方发展援助自蒙特利尔发展筹资大会以来，从2002年的570亿美元上升至2005年1070亿美元的峰值（包括债务减免），自那以后有微幅下降，2007年约为1040亿美元。援助资金流动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按现有承诺来看，其增幅将很小，而国际社会强烈要求进一步增加。由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受本次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将危及其增长和减贫目标的实现，增加援助尤其必要。然而，如果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非常严重的话，将会使援助预算无法增加甚至还可能会削减，从而给贫困国家和贫困人口带来负面影响。
　　与官方发展援助这一发展趋势相比，其他形式官方资本流动的态势还不明朗。首先，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及或公共部门企业活跃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积极地推动海外投资。这已导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流动净额出现负值，西亚石油出口国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其次，由于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甚至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负流动，这一般会在储备货币国家对安全资产的投资中反映出来。第三，近年来，主要的多边发展银行收到的贷款需求在减少，一些国家实际上已偿还了部分贷款。本次危机的发生致使对这些资本流动的需求大幅增加，反映出这种类型的投资具有一定的反周期作用。然而，可用资金规模相对偏低，仅为数十亿，而非私人部门融资净额动辄成千上万亿的水平。这一差距表明，全球目前存在比现有可用规模大很多的官方资金需求。
　　2．3 贸易
　　近几十年来，世界贸易显现出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世界贸易比世界总产出扩张得要快，这一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贸易结构的飞速多元化。在2003年到2006年最近这一轮经济繁荣中，世界贸易年增幅高达9.3%，比世界总产出的增幅（3.8%）高出两倍还多。第二，在经济周期变动的过程中，全球总贸易对总产出的弹性直线上升，也因此，比生产更不稳定。这一特征的主要含义在于贸易虽然能促进世界经济上扬，但也同样使其下滑趋势乘数式加剧。2001年，全球贸易总量曾出现过萎缩，到2009年再次下滑。从2007年中开始，全球贸易总量增幅开始显著下降，到2008年9月仅维持在约2%的水平。如果我们以甚至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出口国——中国也出现出口和进口负增长现象的一系列报道来做出判断的话，到11月和12月，全球贸易增幅已跌到0以下。
　　当贸易总量萎缩成为把危机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国（旅游业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服务出口项目之一）的主要渠道时，价格动态将会显著影响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出口绩效。
　　近年来，无论从持续时间（5年）、繁荣程度还是所涉及到产品的范围（世界银行，2009）来看，全球范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为引人瞩目的经济繁荣。在这一轮经济繁荣中，包括石油和其他能源产品在内的矿物产品比农产品表现得更为突出。2008年第2季度的情形对此有明显的反映，当时矿产品的实际价格达到了顶峰，大大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的均值（能源产品更高，金属产品也一样），而农产品实际价格却仅维持在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换句话说，这是矿产品的繁荣，而非农产品（Ocampo和Parra，2008）。
　　这一情形的一个主要表现是矿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显著改善，农产品出口国则保持不变，而制造业出口国却有所恶化（联合国，2009）。 这一差异似乎表明，有多种因素在影响不同类别商品价格的变化。就矿产品出口而言，主要的问题是20世纪最后20年间价格长期持续低迷所导致的投资不足。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需求快速增长，导致其价格飙升。投资虽然增加了，但新投资转变为供给增加的进程却严重滞后。农业方面，尽管因生物燃料需求增加推动农产品价格有所上升，特别是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上一轮商品价格持续上扬的最后阶段，但其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并不严重。
　　同期，影响商品价格的因素还包括美元汇率波动和金融投机。这些因素导致商品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在9月中旬金融海啸出现之前，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在7月份就开始波动，随后能源产品价格在8月份也开始震荡。之后出现的全球性信用紧缩导致大多数商品价格的跳水。经历了最大幅度价格上涨的能源产品和金属产品，也遭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冲击。
　　商品价格的前景仍会维持不容乐观的态势。它们已跌至世行最新预测水平之下（包括石油，跌得更多），即2009年能源价格将下跌25%，非能源商品将下跌23%（世界银行，2009，表1.4）。不过，许多石油出口国和一些金属出口国已经建立了平准基金（stabilization funds），它将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对农产品出口国来说，一般没有这样的缓冲机制。
　　能源价格下降为许多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好处。实际上，一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是造成许多发展中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能源价格下降将使能源出口国受损，但却会使更多的进口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受惠。
　　价格下跌将会从为数不少的依赖外部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特别在非洲、中东、北非和拉美）投资和经济活力萎缩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商品价格低迷将会是一个把全球危机扩散到贫困国家的主要渠道。对这些国家来说，面临的一个重要机遇是重新设计国际贸易战略来降低其对外部商品的依赖程度。
　　3．政策回应
　　3．1 国别对策
　　由于近几十年来对外开放成为全球性的趋势，目前出现的危机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的冲击。上文已提过，劳务汇款将会出现反弹。金融海啸将对那些与全球金融市场融合度较高的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相对较大的冲击，而依赖官方资本流动的低收入国家受资本流冲击的影响则会小一些。在商品价格下降同等程度下，国际贸易将会影响所有国家，但那些对外部商品依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可能受到的影响会大一些，它们大都是低收入国家。那些建立平准基金的国家（通常是能源出口国和一些金属出口国）将有能力利用过去的储蓄积累来缓冲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
　　国家层面的对策应把重点放在消除国际市场萎缩带来的影响和重新设计贸易战略上。实施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一般取决于一国所面临的国际收支约束条件（balance of payments constraints）。就财政政策而言，还会受到一国近期财政姿态（fical stances，即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基本态势）、既有公共部门负债以及是否拥有一个完善的债券市场（公共部门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从中获取资金弥补其即期收支失衡）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存在国际收支约束条件的制约，对外融资将至关重要。
　　下表汇总了90个发展中和转型国家最近一轮全球经济繁荣中3个主要外部变量——经常项目余额、外债和外汇储备的变化情况，每个国家2007年的人口都在500万以上。该表显示了各地区这些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简单均值以及本轮繁荣中在该指标上显示出改善迹象国家的比例。
表 人口超过500万的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外部指标



　　来源：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估计
　　2003年到2007年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趋势是出现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越来越多。不过，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国家的外债情况却大幅改善，外汇储备积累形势也有所好转，只不过后者的幅度要小一些。负债率降低与国内政策和国际社会减免低收入国家的债务有关。对外汇储备积累改善幅度的估计较低，与其不包括国外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和平准基金所持有的财政资金有关。
　　就地区来看，中东、亚洲和独联体在这3个衡量维度上表现最好（独联体在外债方面表现稍差一些）。非洲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但在其他2个方面有显著改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效地避免了经常项目赤字的出现，而且在外债方面表现尚可。中东欧情况最差：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和外汇储备方面基本没有改善。
　　遗憾的是，对财政指标的表现没有进行类似的分析。不过，就能够获得数据的国家而言，出现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形总体上并不多。中东欧和南亚国家财政状况最差，但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中央政府赤字巨大且公共部门负债累累的国家，如拉美的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以及中东的埃及与约旦。
　　因此，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拥有实施反周期政策的巨大空间。不过，中东欧是个例外，该地区传统上就薄弱的对外经济和财政状况导致这一地区频繁发生宏观经济危机。这种薄弱状况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除了南亚地区两个突出的案例以外（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都必须要调整其传统的宏观经济结构。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财政调整要注意避免再次出现过去顺周期（pro-cyclical，即在经济繁荣时刺激经济，而在衰退时使经济进一步恶化）调整政策的弊端，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维持社会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在过去，关注政府收入增加的财政改革计划比大幅削减开支的政策更受欢迎。 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决于一个国家经常项目的状况。对于那些负债少且外汇储备充足但财政姿态相对较差的国家（印度和哥伦比亚是典型代表）来说，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要大于财政政策。一般来说，大多数新兴经济能够避免实施过去历次危机中出现的顺周期货币政策，并跟工业国一道实施扩张性政策。大多数国家已经采取的政策都是激励国内融资、用外汇储备支持私人企业以及降低国内利率（后者力度较小）。它们应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采取类似措施放松货币政策。
　　在财政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有有所作为的巨大空间。它们应利用这一空间来缓和外部震荡带来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社会公共支出应当成为这些政策的首选领域。实施这一政策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框架。营养、教育和医疗方面普惠性政策应成为主要的关注点，不过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针对穷人的特殊扶持，如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也很有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缺乏工业化国家所有的传统自动稳定器——失业保险，就需要实施专门性应急就业项目来弥补。在一系列可用的政策中，经验表明减税不一定会带来最好的效果，而拓展税基才应是决策者们要关注的焦点。
　　虽然贸易机会通常并不可控，但贸易政策能以至少3种途径促进恢复。首先，可以通过综合应用汇率贬值和部门激励等手段来鼓励非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特别是那些商品贸易依赖程度很高的国家。第二，增强国内制造业出口商品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度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最后，更为积极的南南合作可通过利用现有融合进程刺激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发挥作用。各国央行之间的支付协定（payment agreements）也能在无需硬通货的情况下促进这种贸易而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此次危机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国内市场作用的机会，这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早已被决策者抛到脑后。事实上，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所有国家都能通过刺激国内需求而推动全球经济的恢复。保护性政策显然不利于生产激励，是在以邻为壑。但是，在那些将国内市场再次置于经济政策体系核心的一揽子政策中，关注消费品大众市场和鼓励中小企业（一般严重依赖地方市场）的政策也能发挥作用。
　　3．2 全球对策
　　从金融传染（financial contagion）在全球范围扩散的各种渠道来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现存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以前的历次危机已证明这一体系在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方面有缺陷，而当前的危机则使全球金融监管方面的严重不足暴露无遗。遗憾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历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深层次的缺陷已为人们所洞悉，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却一直裹步不前（Griffith-Jones和Ocampo，2003）。事实上，这次源自发达国家的危机提供了采取行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机遇，尽管这一行动伴随的风险会主要危及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在20国集团峰会上，几个国家发起进行严肃改革的呼吁和联大主席组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就是值得赞扬的一个进步。
　　消除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当前的危机如此严重，显然与缺乏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有关。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金融自由化必须要辅之以谨慎监管的认识已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吸取了这一教训，然而奇怪的是美国和英国却不为所动，放任自由化泛滥，对金融中介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Stiglitz，2008）。
　　新的监管模式应建立在一个由各国和区域当局组成且功能完备的网络基础之上，真正实施对全球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首先，应对本轮危机的制度结构应充分吸纳发展中国家参与。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安排将不仅能提高应对机制的合理性，而且还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其次，应建立能确实影响各国监管机构的权力架构，特别是对那些大国，包括工业国。最后，人们应该考虑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潜在影响。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将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的不同金融监管组织包括进来，还要纳入那些关注增长与公平的机构。基于此，联合国应在新的制度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前以及以前历次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的危机表明如果金融体系管理不善，危机将不可避免。所以，人们越来越一致地意识到，有必要对金融进行更加彻底和有效的监管。其主要目标必须要放在避免未来再次出现系统性风险上。
　　未来的金融监管应该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D’Arista和Griffith-Jones，2008）。第一个是反周期性，即要纠正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出现的市场失灵，即繁荣－衰退循环出现。核心的理念是，在风险发生时，应增加所需准备金（provisions）及或资本（Ocampo，2003）。这将有助于银行在繁荣期增强能力并避免过度放贷，同时在困难期维持放贷。
　　对于现代的、有效的监管来说，第二个原则应该是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要使监管有效，监管者的活动应与市场活动一样得到监管。这需要确保全面均等地透明，以及对所有金融活动、金融工具以及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此外，对最低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也要同时予以监管。实际上，如果银行的流动性同过去一样很强的话，本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偿付能力问题就会小得多。
　　发展中国家要保证新的监管标准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和特点来使用它们。发展中国家还要推动发达国家改革其监管体制（如衍生品市场），确保自身经济不受其他地方造成的危机所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个重要调整应被纳入改革的进程（South Centre，2008）。第一个长期性的调整是建立一个有意义且切实发挥作用的全球储备货币，这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s）的基础上组建。这种货币应能克服以一国或几个国家货币为基础的全球储备体系所固有的不公正性和不稳定性弊端（Ocampo，2007-8）。特别提款权也可以用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反周期的官方融资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作体系的中心。这是唯一一条能让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发声的途径。
　　第三个特别紧急的问题是国际国币基金组织要在国际收支危机来临时快速充足地放贷，而不受过去放款条件限制，以减轻借贷国的负担，尤其在危机外生爆发时，如资本流突然逆转及或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国币基金组织最近（2008年10月）批准建立的一个规模巨大且快速支付的贷款项目就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这个新的短期流动性信贷是一个针对已实施强有力经济政策但仍面临暂时流动性难题诸国的一个可快速支付的融资机制。取得在短期流动性贷款项目下借贷资格的条件是：有关国家必须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可持续的债务负担。此外，还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一年度所做的国别评估。国际货币组织声称，“由于对过去的绩效进行了特别的强调，这一融资机制可在不考虑为某一项资金安排所设立的标准分期、绩效标准、监督体系和其他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进行”。每个国家贷款的上限是其配额的500%。
　　美联储同时也宣布与巴西、墨西哥、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央行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协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为借贷请求被拒国家保守秘密，以降低这些国家市场的不稳定性。然而，也存在一种担心，即短期流动贷款“实质上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类，A类是那些有资格获得无附加条件贷款的国家，其他则归为B类”。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KemalDervis（华盛顿邮报，2008年11月2日）所言，“不能轻易地把新兴市场划为两类，一类政策好，而另一类政策糟糕”。这种说辞看起来要比“仅向那些实施合理政策的国家开放短期流动贷款”要好得多（Bhattacharya，Dervis和Ocampo，2008）。
　　我们应该推行更大且更为迅速的改革，同时更积极地采用补偿性融资来降低遭到外生冲击（与其贸易条件有关）的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调整成本。由于商品价格急速下滑，早就十分紧迫的补偿性融资并未实施，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2000年以来一直没有启动补偿性融资。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加强减贫和增长贷款（PGRF）（用来消除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和外生冲击贷款（减贫和增长贷款之外的一种补偿性融资）显然是不够的，特别在贷款的规模方面。鉴于当前危机的强度和其对低收入国家增长和减贫的潜在破坏（可能使它们无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扩大这一贷款迫在眉睫。特别在最近商品价格急剧下滑的时刻，下述与补偿性融资有关的诸多建议更切时宜（更多细节参见Griffith-Jones和Ocampo，2008）：
　　扩大规模：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相对于冲击而言现有贷款的范围和每种贷款的规模偏小。这包括提供赠款和补贴（允许进行优惠贷款融资）所用的资源。我们应当放宽对贷款范围的限制（比如，提高获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定配额挂钩的资源的比例）。
　　贷款和赠款同样有用：对低收入国家而言，赠款在应对各类冲击（比如自然灾害）时更有用，会带来更为持久的效果。不过，官方借贷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它是潜在的加速器，而且可能会激励这些国家调整经济，从而降低脆弱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贸易冲击的贷款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整：应该大幅简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它们太多了，而且很复杂。实际上，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的所有贸易补偿性贷款合为一种贷款，即低门槛贷款。
　　缩减附加条件：这显然很有必要。对那些政策合理的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尤其在其因外部冲击而出现收支失衡的时候。
　　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增长和减贫 目前本轮正方兴未艾的全球衰退需要一个协调性的应对政策框架，包括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扩张性货币、信贷和财政政策，许多国家都正要实施这类政策。发展中国家也应加入这一行列，单独或与其他国家协同实施扩张性政策。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一样，与以往危机相比，外汇储备充足且外债负担轻的国家有实施这些政策的巨大空间。对那些不具备这一政策空间的国家而言，应着力避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贷款的附加条件，这些条件总是迫使发展中国家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重要的是让那些规模可观且快速拨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派上用场。
　　一些发展中大国实际上已具备了左右世界经济格局的能力。尤其是中国，其人口数量大，外汇储备充足，而且财政状况量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较大。中国需刺激其内需大幅扩张，并增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这将能给中国和全球经济都带来好处。
　　大幅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能同时有效促进减贫和刺激全球总需求增长。更多的官方发展援助和低附加条件的优惠贷款（例如世行的IDA）对于贸易条件突然恶化（因商品价格骤降和其他外部冲击所致）的穷国避免实施紧缩性政策至关重要。这对穷国继续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有很大帮助。
　　过去的危机也表明，多边发展银行能够在私人融资失效的情况下，作为贷款人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危机期间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口商可利用的商业贷款出现萎缩，这使得这些国家得以从危机中恢复的一条重要渠道被切断。由此，多边及或区域发展银行提供巨额商业贷款及或担保应该是应对危机各类政策当中的核心环节，不应附件任何条件限制。为弥补私人资本流动骤减留下的缺口，这些银行应迅速扩张其贷款规模。遗憾的是，正如我们在分析危机应对措施缺陷时所指出的，官方借贷的规模与私人资本流动缩减的数额相比还很小。因此，如果信贷紧缩持续下去的话，扩大多边发展银行贷款的规模就显得至关重要。
　　3．3 由发展中国家资助的区域应对措施
　　在改革的所有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应该与区域机构如清迈倡议或拉丁美洲储备基金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由于外汇储备充足且能被有效利用，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上述合作方面占据了有利的位置。2008年年中，发展中世界的外汇储备总额高达5万亿美元。除此之外，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其资产总额也超过了3万亿美元。各国央行之间建立的货币互换协议，用以充实储备资金或支持区域债券市场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通过加强对现有机构的投资或组建新的机构，这些储备资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也可被用来增强由发展中国家所支配的区域发展银行发挥作用的能力。
　　多边发展银行应维持其在国际发展协作框架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对人类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开发等方面的投资。不过，由发展中国家所控制的区域和次区域金融机构也应发挥重要的补充功能，这些机构使发展中国家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且拥有了主权感。此外，区域和次区域发展银行还特别适合于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
　　如果发展中国家将其外汇储备的1%，约500亿美元，用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实缴股本（paid-in capital），假设贷款和股本的比例是2.4，按上述金额扩资的区域和次区域发展银行将会创造每年1200亿美元的新增贷款。这在当前的情境下弥足珍贵。
　　通过扩张或新建区域及次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中国家能为其提高自身当前及未来放贷的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最终实现发展的目标。鉴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外汇储备数量巨大，我们认为现在已到了采取这一行动的时候。区域性发展银行的网络实际上已经开始运行，只不过在各个发展中地区发展的进程很不均衡。这些机构的发展和成熟很值得人们去期盼。
　　●减贫行动●
世行在经济危机之际加大对弱势人群的保障力度
　　2009年4月21日，世行宣布将在今后两年把其在社会保障网建设与教育卫生发展领域的项目投资增加两倍，达到120亿美元，其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使全球经济危机对弱势人群的冲击效应较少到最低。作为这一增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世行正扩大抵御食品价格危机基金的投资额度，从12亿美元增到20亿美元，从而进一步支持各国应对食品危机的努力。当前的经济环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更多人口陷入贫困并挨饿，而且还有可能导致卫生和教育等社会服务萎缩。上述举措表明世行正逐步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关切。
　　为帮助贫困人口维持生计，世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是执董会已批准将世行食品价格危机快速融资基金的规模增至20亿美元。执董会作出这一决定时，距世行组建该基金尚不足一年。该基金是全球应对食品危机规划（GFRP）的组成部分，已对36个国家实施了资助，资助总额达11.8亿美元，超出了原定12亿美元的上限。
　　2009年至2011年，世行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有望从危机爆发前两年的40亿美元大幅增至120亿美元。资助的对象包括社会发展领域快速应对危机的项目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其中，后者向家庭提供赠款，促使其保障子女的教育和基本的身体检查。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表示，社会保障项目投资的增加不仅能有效地刺激支出，而且还会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占一国GDP的比重通常不到1%）向贫困人口提供有效的保障。墨西哥“机会”项目和巴西“家庭”项目等成功项目的投资仅占其GDP的0.4%，埃塞俄比亚规模最大的保障网项目，即生产安全网项目的投资约占其GDP的1.7%。4月上旬，世行批准向墨西哥政府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扩大“机会”项目的规模。
　　世行的这一举动旨在帮助该国政府向其最贫弱500万家庭2500万人提供救助。为使资金惠及那些受食品和经济危机影响最重的家庭，世行组建了脆弱性融资基金，专门资助社会服务领域的快速应对危机的项目和食品安全项目。 世行全球食品危机应对规划向严重遭受食品价格影响的国家提供了即时救助。世行与联合国系统机构实施的资助，为以工代赈等社会保护项目和针对最弱势儿童的学校营养餐项目提供了帮助。其中，以工代赈项目为家庭主妇及其子女提供了口粮和微量营养素。例如，塞拉利昂以工代赈项目已获批准，该项目将向5300多人提供每天42000个就业机会。在利比里亚，2008年10月以来， 已向6万名儿童提供了月度学校营养餐。
　　截至目前，全球食品危机应对规划已用资金近7.5亿美元。除提供上述救助外，该计划还通过以下措施为粮食生产提供短期和中期支持：向农户供应种子和化肥；帮助小农户改造灌溉和牲畜饲养设施；充实政府政策预算支出，如弥补食品关税降低造成的损失和其它预料之外的损失。
　　世行社会领域快速应对项目是专门面向弱势群体的紧急援助行动，强调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持续对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进行投资，同时要扩大向孕产妇或婴儿提供保健及营养服务与学校营养餐项目的规模，扩大专项保障网项目的覆盖范围，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投资，为失业人口提供收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强化就业培训，等等。
　　●全球热点●
当前危机对贫困可能带来的影响
　　2009年3月，英国发展研究所（IDS）发布了题为《当前危机对贫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政策简报，以历次危机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分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贫困可能造成的影响。
　　针对这一主题，全球范围的讨论已经广泛展开。世界银行认为危机可能会使贫困人口的数量增加4600万至5300万，2008年粮食和燃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会使这一数字增加到1.3亿，甚至是1.55亿。然而，这些都只是预测而已。那么，金融危机带来的实质影响到底是什么？
　　金融危机影响贫困的渠道很多，包括：就业需求变化、价格波动、公共开支调整、经济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环境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以及营养不良与辍学，等等。Baldacci等认为危机通过4个方面影响贫困：失业、通货膨胀、公共开支减少和GDP缩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贫困家庭会尽可能能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如动用存款，甚至借贷或变卖资产。另一种做法是通过调整饮食、降低医疗和教育费用来节省开支。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危机对贫困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对收入贫困的影响
　　危机会使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都大幅上升。Cline认为一次危机会将一个国家的贫困率提高7个百分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计，发展中国家的GDP每下降1%，贫困发生率就会增加2%。
　　对不平等和非收入贫困的影响
　　从性别的视角来看，劳务市场波动和辍学都会加剧不平等，而城乡分割又会使生产和消费的差异拉大。危机对营养、卫生和教育也会产生影响，贫困家庭不得不减少子女的开销，紧缩食物、医疗和教育开支，导致这种影响持续更长的时日。危机还会造成心理压力加剧和精神混乱的问题，使家庭内部冲突加剧。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各国政府能够有效地规避这些风险，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表明它们并未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甚至还在变好。
　　该简报还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两个有效建议：
　　首先，加强对贫困和脆弱性早期预警监测体系的投资。仅仅监测贫困变化还远远不够，每个贫困指标都应设立相应的脆弱性评估指标。以收入和营养贫困为例，我们不仅需要即时监测收入徘徊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变化，还要对其进行快速的定性评估。
　　其次，将这一新型的监测体系应用于：
　　◆ 对应对政策、社会保护和有利于穷人的公共支出作出规划；
　　◆ 针对脆弱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建立诸如食品安全和社会保护的指标；
　　◆ 针对每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建立相应的脆弱性指标，完善千年发展指标框架。
　　当前的危机可能会比历次更为严峻，由于其影响范围波及全球，致使出口导向型的减贫陷入困境，贫困家庭在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面前疲于应付。同时，各类发展援助和公共支出因危机影响而无力维持。于是，进行贫困监测和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对贫困和脆弱性变化进行密切监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当的干预措施，从而减轻当前危机对贫困的影响。
　　●发展监测●
《世界发展指标》在危机中提供基准指标
　　2009年4月23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09年世界发展指标》（WDI）。该报告通过广泛的数据，说明发展中国家如何得益于长期的繁荣，如今却可能因为目前的危机而遭受挫折。《世界发展指标》的主要内容包括：
　　经济
　　◆ 发展中经济体在2000～2007年期间以购买力平价度量平均年增幅达到了6.5%，而全球经济总产量的年增幅仅为4%。同期，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世界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36%上升至42%。
　　◆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是由出口拉动的，2000～2007年期间，其出口增长率为年均12%。目前，发展中经济体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接近30%，并持续提高。虽然其部分出口以中低收入国家为目的地，但最大的市场仍然是高收入经济体，占出口的70%以上。
　　◆ 经济增长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流向中低收入经济体的私人资本在2007年超过了9000亿美元，而2000年这一数字仅为2000亿美元。
　　◆ 发展中国家为高收入国家的消费提供了资金来源。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2008年年底，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高达3.1万亿美元。
　　新技术传播
　　◆ 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高技术的大用户和输出国。高技术产品在2007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中的比例为19%。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一马当先，其制造业产品出口中有31%属于高技术类，其次是拉美与加勒比地区（12%），再次是欧洲与中亚地区（6%）。
　　◆ 印度在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出口方面领先于世界各国。ICT产业的出口额从2000年约5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300多亿美元，约占整个服务业出口额的42%。印度软件业的就业人数为160万人。中国是ICT服务的第二大贸易国，出口额约为55亿美元。
　　◆ 移动电话服务和技术的普及正在将过去与世隔绝的人民和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连通。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多地依赖移动电话而不是固定电话——2008年年底，全世界的移动电话注册用户已超过固定电话用户的3倍。
　　人员流动
　　◆ 2000～2005年期间，流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净移民总数为1850万人。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在所有发展中地区中输出的净移民数最高，其中墨西哥占58%以上。该地区2007年收到的劳务汇款达630亿美元，仅次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墨西哥一个国家就收到其中的43%。
　　◆ 部分经合组织（OECD）国家移民状况图表显示，爱尔兰吸引的移民教育水平最高，41%受过高等教育，西班牙最低，56%仅受过小学教育。出国务工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职业类别为机械设备操作人员。
　　能源与气候变化
　　◆ 全球能源利用量自1971年以来增加了一倍。高收入经济体的能源利用量很大，接近全球总量的一半，而发展中经济体能源利用量的增长速度更快。在世界六大能源消费国中，有3个是中等收入国家，即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另外3个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它们也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新书推荐●
2009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
　　2008年1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题为《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的2009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主要介绍了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护理的基本状况以及为拯救生命而应当加强的行动和措施。报告指出，大部分母婴死亡是可以通过预防措施避免的，包括加强营养均衡、改进卫生服务、实施产前护理、培训助产人员、增加产科急诊以及强化新生儿护理等，这些措施可通过家庭与社区双层医疗保健体系实施。
　　在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事业发展方面，亚洲和非洲地区需要特别引起关注。在这两个大洲，孕产妇和新生儿的保健与生命保障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据估计，约95%的孕产妇死亡案例和90%的新生儿死亡案例发生在这两个地区。调查表明，大约80%的孕产妇死亡案例是可以通过必要的产科护理和卫生保健服务避免的。200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达成协议，力图帮助25个母婴死亡高发国家发展母婴卫生保健事业。
　　早婚早孕、艾滋病、性暴力和其他一些性虐待增加了青春期少女辍学的风险，从而加剧了性别歧视、贫困以及母婴高死亡率的状况，形成了恶性循环。向女童和年轻妇女提供教育服务是打破贫困陷阱和营造母婴卫生保健有利环境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通过强化必要的服务和完善保健体系，加强对少女和妇女的保护能有力地推动母婴保健事业的发展。
2009年全球监测报告：发展的紧急状况
　　2009年4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了《2009年全球监测报告》，向全球发出警告：目前的金融危机正危及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使发展面临紧急状况。报告显示，在所有8项全球已达成共识的目标中，多数可能难以实现，其中包括饥饿、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教育以及防控艾滋病、疟疾与其他重大疾病。
　　这场危机将在未来两年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具体表现为：出口总量萎缩；商品价格下跌；内需增长放缓；劳务汇款和对外投资规模缩小、融资渠道减少以及财政收入收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会从2006～2007年的8.1%降至1.6%，全球产出预计将会收缩1.3%。
　　由于全球性衰退，2009年极端贫困人口将会新增5500～9000万人，长期饥饿人口预计会超过10亿。这将会使人类在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上取得的成效被抵消，加强农业投资刻不容缓。
　　据预测，到2015年将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一半的目标仍有可能实现，但不确定性很高。2009年，一半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数可能会上升。而在低收入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一比例有可能更高——分别为2/3和3/4。
　　《报告》强调，应对这场危机需要特别关注社会保障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在帮助贫困和弱势人群度过眼前难关的同时，加快实现人类发展目标进程的努力也至关重要，特别是卫生方面的目标，该领域的形势最为严峻。 报告主要作者齐亚·奎雷西指出，这场危机要求世界各国重申对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使得加强关键性的卫生、教育计划更为紧迫，包括防控艾滋病和疟疾等重大疾并加强卫生体系和教育“快速道动议”等。
　　●减贫实践●
东亚各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为应对危机，东亚各国已经启动实施了扩张型货币和财政政策。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都降低了利率，并采取措施确保资金充足的流动性。一些国家的央行还采取了增加美元流动性的措施，包括中日韩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清迈倡议提出的相关安排。由中国率先，东亚各国纷纷出台财政刺激计划，资金总额相当于东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3.6%，其中，2009年要执行的资金总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中国的刺激方案在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相当于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10年年底完成全部资金投入。马来西亚和韩国也公布了2009年刺激计划，预计资金规模与中国持平。
　　由于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升高且外部劳务汇款持续萎缩，减贫的进程将会大幅放缓，各国政府积极行动，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来缓解危机对最易受伤害人群的影响。中等收入国家都在扩大现有的社会安全网计划。中国政府向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困难民众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贴，并强调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抑制失业率上升。印度尼西亚政府2008年恢复了2005年推出的有针对性的现金补助计划，到2009年第1季度末，1920 万户居民（总人口的1/3）领到了现金补贴。此外，该国政府还将在2009年把社区发展计划扩展到全国范围，并继续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试点。菲律宾政府扩大了现有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覆盖范围，并启动了帮助失业回国海外务工人员的计划。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由于其财政资金有限，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救助机制，在帮助贫困人口应对危机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在外国援助机构的帮助下，柬埔寨政府拓展了以工代赈项目，并实施了学校供餐计划。
　　印度政府自2008年以来出台了许多刺激经济发展和消费的政策与措施。印度央行在多次上调短期贷款利率的同时，还数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仅上半年短期贷款利率就上调了0.75%，存款准备金率则达到了8.75%。同时尽可能地免除农民的债务并加大对农业投资的力度，尤其是农业灌溉设施建设投资和种子、肥料购买补贴以及对农村医疗教育设施建设增资。此外，印度政府还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基础设施，其中在海港、能源、交通等方面的力度较大。同时，鼓励企业增加出口，遏制外贸逆差逐步扩大的态势。
　　在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有望在年中触底。中国采取的果断政策措施应有助于遏制预期中的出口萎缩（10 年来首次）并弥补社会投资的疲软，从而使2009 年的增长率维持在6.5%的水平，去年为9%。中国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增量的贡献自2007 年以来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可能继续保持下去。不过，中国正处在调整增长模式的过程中，即从依赖投资、出口和外向型制造业转向依赖国内消费的增加和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的份额，刺激国内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应有助于实现更快且更可持续地增长，并带来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进一步减少贫困。在此过程中，中国的进口也有可能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增长，但增加部分可能以原材料、资本品、服务和越来越多的高档消费品为主，此类产品的出口国有望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恢复增长前，来料组装外销的电子元器件出口可能会保持持续低迷的态势，即使是恢复到10 年前的水平看来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
　　●专家视点●
Martin Ravallion：帮助全世界最贫困人口摆脱困境
　　2008年10月，Martin Ravallion发表了题为“帮助全世界最贫困人口摆脱困境”的世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是全球性的事件，但对发展中世界特定国家特定人群的福祉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些贫困家庭所遭受的冲击将会通过子女营养摄取不足和教育机会丧失而传递下去。所以，需要针对不同人群设定不同的社会政策，为最需要的人群提供快速的收入支持，以确保他们及其所在社区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不致受损。
　　由于对外贸和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不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来袭时受到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危机爆发前储蓄率和外汇储备额的差异，也使各国在进行财政结构调整时面临的困难有所不同。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发生率开始回升，但显然在一些国家的情况要严重得多。 当然，并非所有的穷人在金融危机中都会利益受损，事实上，一些穷人反而有可能从使他们陷入贫困的诱因中得到保护，例如地理上的隔绝和与市场的脱节。 危机对穷人福利造成的伤害，将会比危机本身持续更长时间。最贫困的人群经不起哪怕一点点的波动，他们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家庭负债增加，子女不得已辍学，而他们能够采取的对策却相当有限。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同样重要。美国和欧洲所面临的衰退可能会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也可能会使贸易保护重新抬头。2008年的危机已使经合组织国家在维持国内经济稳定方面筋疲力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能力有所下降。虽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但它们能够提供的援助也依然有限。同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也将大幅下降，转向发达国家。
　　报告还分析了过去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些失败的措施，强调危机的规模、表现和政治意义会迅速催生短期回应，容易忽略长期目标。在短期内应对危机，公共财政对策的重点集中在刺激有效需求上。采取这一对策的前提假设是贫困人群受到的限制更多，他们的消费和投资的潜力未能发挥。而在公共危机面前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对受损最严重的群体进行支持，也很容易引起争议。需要权衡的第三个方面是当前的贫困和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这关系到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和社会保护政策。政策调整应当充分权衡当前影响和未来影响，作者建议，建立安全网是在短期内弥补损失和长期内恢复增长的有效手段。
　　社会安全网的重要功能是提供社会保险，特别是为那些自己无力负担的人群提供可持续的支持，降低保险成本、扩大保险覆盖面等都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同时需要防止向非贫困人群的“渗漏”，改善目标瞄准程度。
　　帮助最贫困人口脱离困境，需要注意避免应对措施可能对他们带来的伤害。例如许多国家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可能并不有利于穷人，穷人本身的限制因素并未解决，获得的信息也不充分，可能会被再次排斥。作者据此建议公共财政调整的方向，要兼顾短期的灵活性和长期的减贫目标，而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不但要向穷人提供现金、食物，还需提供工作机会。
　　●机构介绍●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展政策局（BDP）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展政策局（BDP）是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重要组织机构之一。
　　其主要工作领域包括：
　　◆ 社会治理
　　◆ 环境和能源
　　◆ 减贫（包括防止艾滋病）
　　同时，BDP还关注跨越这三个领域的性别平等和能力发展问题。其主题研究组通过全球性的政策倡导、知识构建、在重要议题上建立和促进共识、政策建议、能力建设、信息网络和实践分享等研究与实践手段，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BDP同时还管理建立于2001年的主题信托基金（TTF）中的社会治理主题信托基金，UNDP通过该基金来关注全球、区域以及各国在社会治理实践领域的项目。在社会治理领域，BDP发布过题为《议会发展》、《选举体系及其过程》、《实现公正》、《人权》、《减贫和人权实践》、《电子时代的治理和信息获取》、《分权、地方治理和城乡发展》、《公共管理改革和反腐败》、《公共管理改革实践》等实践评论，出版过《连接城乡：紧急的优先政策》等报告和其他出版物。
　　BDP的环境和能源组主要从事几个领域的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和战略；水资源治理、可再生能源利用、可持续土地管理、生物多样性维护、化学制品管理、气候变化应对、赤道倡议、贫困和环境倡议等。
　　BDP和UNDP非洲局共同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制定了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以及就业和财政金融政策，名为“支持千年发展目标和减贫的经济政策”，并提交了加纳、南非和赞比亚等国的国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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