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六期-脱离贫困（摘要）

　　●研究前沿●

　　原则和方法

　　《脱离贫困》是《倾听穷人的呼声》（Narayan等，2000；2001；2002）的后续研究，其目的是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探索穷人脱离贫困的路径。

　　个体呼声、生活环境和变化

　　该研究有三个指导原则：首先，最了解自己情况的是每个人自己，穷人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们自己，因此我们要优先聆听来自于这些主要居住在农村社区的弱势群体的呼声。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这些来自于对穷人的主观评价的数据，尤其是过去所作的一些努力，展示了大量的关于穷人生活的真实情景。当然这种方法也会有一些不足，例如回忆时的偏见（Gibbs，Lindner和Fischer，1986；Withey，1954）、个体诉述的方式（Tilly，2006；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1）、研究方法和问题的敏感性（Krueger和Schkade，2007； Kahneman和Krueger，2006）以及社会环境和权力结构（Chambers，2002）等会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此外，贫困研究的另一个隐忧是贫困人口和贫困社区可能会出于获得资金或项目利益诉求，而给出“合适”的答案。此研究中收集的数据也无法摆脱这些因素的影响，同时我们也相信个体叙述自身经历的方式完全出于本能的利益。而且我们相信在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学术领域，需要运用多样化的方法从多样化的角度来审视同一现象。所以，本研究是对在贫困领域现有的大量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补充而非替代。
　　第二个原则是重视当地情境。因此我们将个体和农户置于特定的社区背景下进行研究，而不像典型贫困调查那样仅仅关注个体和农户本身的特征。我们特别关注了构建穷人与之互动的当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规章制度、非正式规范和期望。
　　第三个原则是我们的研究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贫困的动态变化而发生改变。很多研究只是对固定时间下个体状态进行静态的、浮光掠影般的呈现，而我们更希望能获得动态的全景影像，能更深入地理解人们脱离贫困或是陷入贫困的过程。
　　什么是贫困？谁是穷人？
　　如果一个人要了解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并知道他们是如何脱贫的，就必须首先对贫困进行定义和测量。当世界银行为了实现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的愿景，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当各国首脑齐聚联合国商议如何对抗贫困时，同样对贫困进行了界定。在我们的研究当中，我们并没有刻意对贫困进行界定，而让当地人自己去定义贫困。
　　阶梯法
　　我们运用阶梯法来构建社区内部对于贫富的定义，找出社区内符合资格的“穷人”。典型的阶梯法，是有目的地在社区内选择代表不同社会和经济群体的6到15个参与者进行讨论。通常来说，讨论会持续2到4个小时，并且最好是男女分开。
　　小组讨论会从一个破冰练习开始，即讨论在社区内促进和阻碍社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参与者构建一个模拟福利水平的定量的“阶梯”，阶梯的最底层代表社区内最为贫穷或者生存状况最糟糕的人群，最顶层代表最为富有或处于小康水平的富人。参与者对处于每个层次的农户特征，以及农户在阶梯结构中层次变化的典型途径进行讨论和描述。
　　“阶梯”构建好后，小组要将社区内的150个农户划分到阶梯的不同层次，这就需要确定农户初始的（约10年前，1995年左右）和目前的生活水平（2005年）。通过这种排序，就可以建立一个社区流动矩阵，展现十年间农户在阶梯不同层次间的变动情况。
　　对农户分类之后，焦点小组将确定社区贫困线（CPL）。社区贫困线应位于阶梯的两层之间：低于贫困线的农户被定义为贫困，而高于贫困线的农户即为非贫困。当然，不同的焦点小组所建构的阶梯模型中层数会有所不同（通常是4到6层），小组成员可以随意划定他们认为合适的社区贫困线。
　　绘制社区流动矩阵，有助于将社区内的农户依据贫困的流动性做进一步的分类。农户在阶梯中的位置可能会上升或下降，也可能会停滞不变。而位置发生变动的农户要么脱离了社区贫困线，要么仍然困于社区贫困线以下。为统一起见，将流动类型分为四种：
　　◆ 脱离贫困：1995年贫困但在2005年脱贫的农户；
　　◆ 长期贫困：1995年贫困，而在2005年依旧贫困的农户；
　　◆ 非贫困：1995年属于非贫困者，2005年依旧非贫困的农户；
　　◆ 陷入贫困：1995年属于非贫困，但在2005年陷入贫困的农户。
　　在研究中，我们使用“穷人”和“贫困”这两个定义，来指代焦点小组通过生命周期法所确定的贫困人群，不再做调整。每个讨论组的定义都未经改动。在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也不是由外来者指定，也并非农户的自我评估，而是小组讨论的结果。
　　主要发现
　　研究有7个主要发现。这些发现将在下文结合基本概念框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主要通过穷人摆脱贫困的“创新活动”和他们能够获得的“机会”（这种机会因地方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而促进或限制）这两个概念的交互来定义在贫困阶梯中的“流动性”。
　　穷人并非陷于贫困文化
　　长期以来，有三种意识塑造者人们对于贫困和“穷人”的认识。前两种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英国的城市中开始出现大量的穷人。在维多利亚女王看来，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缺陷和道德败坏，因此，慈善手段加上提升道德教化是恰当的解决之道。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制度本身就对穷人不利，除非改革社会制度本身，否则无法帮助穷人。这种逻辑将穷人置于宿命论，他们的创新活动无处发挥。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有着世界观的本质区别，却都否认了穷人自身的能动性。
　　上世纪美国人类学家Oscar Lewis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1959，1966）。他将“贫困文化”定义为包含众多特征的复杂概念：离群、消极、懒惰、无权利和无价值感，缺乏抱负，更不用说吸毒、酗酒和犯罪。他认为这种文化缺陷会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传承。他的观点引发了美国关于福利的争论，并促进了福利立法。至今，关于穷人仍然有一个饱受诟病却根深蒂固的认识，即穷人不能因为自身的窘境抱怨任何人。最近，学者Charles Karelis（2007）也开始使用文化因素解释美国及世界范围内贫困的顽固存在。
　　在我们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穷人因贫困文化而陷入贫穷的证据。即使在马拉维这样极端贫困的国家，或者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中被冲突摧毁的社区，穷人也很少丧失信心。事实上，他们确实发挥了创新能力，常常会迅速地采取哪怕很小的行动来维持生存和继续生活，其中一些也确实脱离了贫困。在每一个国家，当我们让那些“脱离贫困者”们列举他们实现脱贫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时，他们的回答多数是自身在找工作或从事新活动方面的创新。而在考察那些长期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原因时，每个地区“先行者”实现向上流动的原因时，情况也极为相同，其原因与惰性、消极和罪性等“贫困文化”相去甚远。
　　即便在那些未能成功脱贫的穷人中，创新活动依然普遍存在。在印度，我们详细研究了2700个生活故事，发现长期贫困人口和富裕者都有着相似的创新活动，即使他们仍然深陷贫困的泥沼。研究没有证据表明穷人是因为他们懒惰、酗酒、缺乏对工作和储蓄的兴趣而陷入贫困。恰好相反，在不同的国家都能够不断听到对努力工作以及为努力工作而拥有强健体魄的重要性的强调。在乌干达的Bufkaro，男子讨论组总结道：“穷人所拥有的资本是他的体力，于是他们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 穷人并不是圣人。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充满冲突的地区，都有少数社区存在一些贫困家庭，深受酗酒、吸毒、离婚和绝望的折磨。但是这些严重的问题出现在非常少的穷人身上。在任何一组的讨论中，赌博、酗酒和吸毒都绝少被归为是贫困的原因。而国家和地方的经济衰退、突发疾病和的死亡以及家庭支出的增加等，则被认为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
　　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穷人并不缺乏信心，这种信心还会因为脱贫的积极经历而得以加强。即使在充满冲突的动荡环境中，人们仍能表现出勇气、坚韧和怀揣梦想的美德。32岁的Pedro生活在哥伦比亚圣帝马拉一个犯罪率很高的村庄，他说：“我感到充满自信，是因为我喜欢为自己设立奋斗的目标，我喜欢不断努力进步，克服遇到的任何障碍。” 
　　自信心和创新活动与穷人对未来的期待成正比。事实上，我们所采访的78%的农户都相信他们的孩子会生活得比现在更好。出乎意料的是，孟加拉、塞内加尔以及阿富汗这些低收入国家90%以上的农户都对他们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显然，绝大多数贫困的父母并未将贫穷的悲观情绪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这些发现对于减贫战略有三个重要启示。当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贫困时，例如赞比亚的贫困发生率超过60%，马拉维的贫困发生率50%，印度的贫困发生率超过1/3，并不是由于大量人口行为不善导致的。以慈善为导向或家长式的项目规划可以在短时间缓解少数人的贫困症状，但是无法实现独力整个国家或社区的彻底脱贫。
　　贫困评估是关注减贫的机构主要的的贫困识别工具，通常也是关注对处于最底层的1/5的穷人的特征的测量，同时测量和描述其与境况较好的人之间的差异。这种做法暗含的假设是，穷人的这些特征是导致贫困的问题所在。但事实上，研究应该更多地集中在理解制约穷人创新活动发挥的环境因素，以及如何在地方层次上扩展经济机会。
　　当经济前景低迷，国家中一半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时，人人都能受益的再分配项目可能会有助于穷人脱贫，但这种项目很少能够构建减轻脆弱性的固定资产：它们提供的资源通常非常有限，而这些资源也很难能够触及每一个人。在马拉维，一个讨论组将以工代赈项目形容为：“这个项目引发了社会不公平，为在整个社区中只选择两个人„„发展工作不应该挑选„„你们只挑了两个人，但就这两个人怎么能够改善整个社区？”
　　这样的项目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减贫。社会保护项目应该给穷人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挺过危机的冲击，开始建立脱离贫困的资本。此外，应该将关注点转移到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提供更多机会、传授商业技能使穷人的创新活动得以发挥，以及改善健康水平上来。
　　贫困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特征
　　作为穷人，是像左撇子，还是像感冒？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疯狂，但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展现了人类经历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由稳定的、永恒的特征组成，例如生物性别、成年后的身高或左撇子。这些特征是我们个体身份的一部分，虽然也会发生改变。另一个方面则由短期的、依据人们所处的环境或条件而可能发生的特征组成，比如穿着一件红衬衫或身患感冒，这些特征存在时间有长有短，但是并不会永久存在，不能用来定义我们的身份。
　　现实中有上百个组织在寻求解决贫困之道。“穷人”被提得越来越多。谁是“穷人”？这些“穷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全球化将对这些“穷人”产生怎样的影响？“穷人”这个词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它只不过是把那些除了经历贫困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点的人凑在一起而已。
　　基于一部分人的共同特征，对有有着特定经历的人进行实证分类的做法，并没有本质错误。比如，统计学家可以定义一次家庭调查时一部分人是怀孕者。这个群体，“怀孕者”，会有一些相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她们都是女性，处于一定的年龄范围），也可能会在特定的社会特征和行为方式（已经结婚或有性伴侣，有性行为）上有共同点。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怀孕者”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稳定的集合。我们都承认怀孕只不过是一个过渡状态，是个体在人生中特定时期的经历和状态。
　　对研究村的社区流动矩阵和生活故事的定性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可以大胆地说，贫穷并不是“穷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对于少数人来说，“贫困”是一个稳定的归属身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贫困只是一种“状态”。总体上来说，贫困并不是一个家庭的永久特征，而只是一种状态，是家庭经历的一部分。
　　如何证明呢？我们的分析有三个重要发现，都指出贫困其实是一种经历：首先，我们研究社区的农户并不认为贫穷是一种身份；其次，在阶梯法中很多农户的贫困状态都发生了或上或下的变化；最后，区位效应很强，即所居住的社区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社区中的穷人或其他人将贫困视为一个人的身份特征。在上文所介绍的阶梯法中，勉强脱离贫困线的农户与刚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户之间的相同点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这样的结果与贫困是一种身份特征的观念相矛盾。进一步讲，假如贫穷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身份特征，无论出于个体的自我归属还是社会的强加，个体都将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脱贫。问及一个人如何摆脱贫困时，几乎所有的群体，包括残疾人，都会强调个人努力、自力更生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这些都是脱离一种状态的努力方向，而非甩脱简单的身份特征。在生活故事中，被调查者也能够清晰地定义贫困的时期，但是他们强调贫困只是一种需要改变的状态，而不是永久的命运。
　　如果一个人因为稳定持久的特征（如文盲）而成为“穷人”，那么在这些特征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看到积极的变化。然而案例表明在农村地区，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还是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改善。这并非否认村庄存在“贫困陷阱”，只是证明很多当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并非由于自身特征而陷入贫困陷阱。在典型调查地区，初始状态为贫困的农户中，几乎一半都在阶梯分析中上升了至少一个层次，最终脱贫的农户的比例平均为1/4。
　　对贫困程度升降的即时统计，隐藏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效果：脱离贫困和陷入贫困。要得出计算贫困发生率净值下降的结论，就需要计算得出在一定时间段内脱离贫困的人口比陷入贫困的人口少。在马拉维的一个社区，所登记的贫困增长率净值不到1%，但这种看似缓慢的停滞，并不意味着贫困的蔓延势头得到遏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阶梯法中10.2%的农户实现了脱贫，但同时有将近10.6%的农户却陷入贫困，加剧的返贫状况从抵消了所取得的成效。
　　通过对研究区域之间的比较，发现向上和向下的流动性都高。在一个典型的项目区，向上或向下流动的人数是脱贫人数净值的三倍，农户的这种流动性对于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假如“穷人”是个固定的群体，那么他们就能够通过简单的目标瞄准的转移支付项目得以识别和惠及。但是在流动如此频发的情况下，就必须解决大规模人群潜在的脆弱性问题。减贫策略必须帮助穷人构建永久的资产和稳定的生计，来帮助他们在经济困难时期处理各种动荡。
　　毋庸置疑，在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穷人有更多的脱贫机会。但是国家层次的减贫常常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我们的数据表明，地方的实际条件对贫困的变化有着巨大的作用。有两个重要发现可以支撑这一结论：第一，我们发现村庄之间在富裕程度和脱贫状况上存在很大差异，有些社区的绝大多数人最终摆脱了贫困，而有些社区几乎没有人实现脱贫；第二，差异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事实上，通过对社区之间差异进行简单分析可以发现，在那些生活有改观的穷人中，只有25%的差异是由研究地区或国家的差异造成的，其他75%则取决于国家内部不同的研究社区。社区层面的影响如此明显，说明贫困显然不是个体能够左右的特征。
　　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都影响社区的流动性。能够贡献于减贫的积极因素包括整体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就业形势良好）、村庄中的市场设施，以及靠近城市和道路的便捷性等。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也同样有影响。另一方面，会阻碍流动性的因素包括：村庄中穷人比例巨大、严重的社会分化阻碍了市场、公共设施以及服务分配的公平性等。此外，集体行动倾向同样是影响社区内部的流动性的一个隐性的消极因素。定性证据表明，在高度社会分化的社区（例如种姓决定一切的印度），穷人因为贫困而被完全排除在富人的网络之外，只能依赖彼此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困难和维持生存，这是个消极的兆头。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发现否认贫困是个体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特征。如果人们是因为稳定的身份特征而陷于贫困，我们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么多脱贫的案例，也不可能观察到这些家庭如此大幅度的向上或向下流动。最后，如果脱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是个体行为或是国家层次的现象，那么村庄层面的变化就不会如此重要。
　　因此，要寻找问题的解决途径，就需要我们将视角从宏大的国家层面转移到具体的社区层面。关注的的重点应该是改变环境因素来促进当地繁荣，包括修建道路和市场，提高当地政府的关注，以及通过诸如穷人自组织等方式来消除社会不平等。减贫中使用的诊断识别工具时应该将有利于促进社区繁荣的当地环境和因素也考虑进来。应该寻求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贫困是一种暂时的状态，那么什么才能决定一个农户是否实现脱贫？
　　总之，正如在坦桑尼亚卡盖拉的研究表明，现有的经济模型对陷入贫困的预测要比对脱离贫困的预测更加有效。通过深入研究当地社会发展过程，并将个体置于地方情境下加以考虑，我们的研究试图更好地解释哪些人最终实现了脱贫，以及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们的分析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即审视穷人的创新活动和地方制度环境所能提供的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考察社会分层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穷人对经济和政治机会的获得，无论是对个体还是集体而言。
　　个体内在力量有助于其自身状况的改善
　　研究中我们与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进行了交谈，发现内在力量和逐渐建立起来的信心在脱离贫困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穷人在经历某种成功时，其自信心会提高更快。事实上，在自信心和内在力量方面，穷人与富人并无区别。
　　在家庭访谈中，我们让被调查者运用十级阶梯法对其权和利进行排序：第一级表示他们感觉自己没有任何权力，而第十级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权力，并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我们采取这种方式来对自信心进行测量，将阶梯上边七层定义为能够感受到拥有权力的状态，而下边三层则是权力缺失的状态。
　　三种类型的结果令人惊讶：首先，对于那些陷入贫困者来说，他们10年前并不贫困，但是现在却沦落为穷人，他们最缺乏自信，也最认为缺少权力，只有33%的陷入贫困者认为拥有权力，而长期贫困者有43%认为拥有权力。
　　其次，虽然长期贫困者认为拥有权力的比重要低于脱贫贫困者和非贫困者，但仍有将近一半表示感到拥有权力。这一结果推翻了“穷人”天生缺乏信心的论调。
　　第三，自信心呈现出动态性，并且与个人经历相关。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十年前后打分排序的对比得出的。十年前，当他们还没有陷入贫困时，有将近60%的陷入贫困者认为他们拥有权力；而现在，这一比例下降到33%。与此相反，十年前的脱离贫困者只有42%认为他们具有权力，那时他们还都处于贫困状态，十年后当他们摆脱贫困，这一比例上升到74%。这说明，境况变差的人会因为经历了坠入低谷的过程而认为自己失去了权力，而穷人会因为境况得到了改善而重拾信心。穷人和富人的自信心并没有天生的差异，而都是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在Uttar Pradesh的Boodanpur，一个男子讨论组证实了这种脱离贫困的良性循环：“摆脱贫困后，人们感到自己拥有更多的权力，因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得以改善。如同一句俗话：恶鬼会带来干旱，人人驱逐，而富人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欢迎。”
　　这里强调的自信心和个体能动性在脱离贫困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多元回归分析，还是生活故事，都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农户将自身看做包括心理满足在内的其他一切因素的控制者，而可能产生研究偏差，因此在回归分析中，我们对农户脱贫的测量，都是建立在社区的认识之上，而非农户对自身状态的自我评估，这样就可以避免采用农户自我流动性判断的结果。进行回归时，我们建立了对权力和控制度的衡量标准，即结合对权力的自我测量和对日常决策的控制度。通过分析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只能求助于生活故事，即个体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及事件进展，特别是过去十年间的状况。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几个国家中，自我评估的权力状况和流动性都是高度相关的，即使在控制22个或更多包括教育和资产等的社区和家庭变量的情况下，结论也仍然如此。无论在印度的Uttar Pradesh和Assam，在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还是乌干达，都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比如在孟加拉，个体控制力每上升2个单位，减贫的可能性就提高15%。在15个研究地区中的10个得到的定量数据显示，对于另一个心理变量，即对未来的期望来说，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正相关。在West Bengal，对未来的期待每上升2个单位，脱离贫困的可能性就提高35%。
　　马拉维Guluteza的一个名为Milward的长期贫困者强调了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我已经努力了多年，终于挺了过来，我的自信心增强了。现在没有谁可以依靠，无论家里的什么事，都只能靠我和妻子自己去解决。我不得不承认妻子在我身边，也增强了我的自信心。”随着Milward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区的尊重，他的自信心也相应地增强。近日，Milward被推举为部落的监察。“我坐下来思考如何才能让人们像我一样充满信心。我一直在自问我怎样做才能让大家觉得我已经担负起了应尽的职责？每当想到这些，我就获得更多的勇气。”
　　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穷人有时将贫困比喻为缠在他们身上让他们透不过气的巨蟒，但同时又表达了依靠自身力量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定信念。哥伦比亚Los Rincones的一位60岁老人Gudelia说：“我们不用消极的眼光看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我们的境况。”
　　当然，穷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其影响力并非抱有天真的幻想。在小组讨论中，他们对好的权力、坏的权力以及强制权力之间的区别有清楚的划分。他们认识到不公平的存在，却大多接受了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在不同的国家，对不公平最常听到的比喻是：“看看我的手，手指一样长吗？当然不，总有一个长于其他。”
　　贫困的父母总是抑制他们的担忧，并不想把这种心情带给自己的儿女。在与年轻人讨论他们的愿望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将会被禁锢在父母的职业中。他们怀揣着比父母生活得更好的梦想——做生意、成为律师或医生、拥有一个高收入的工作、使自己的农场现代化，以及在社区内争取平等权利。
　　许多资产和能力都可能会促进或阻碍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健康问题，会造成收入减少、额外支出，有时会导致主要养家糊口的人的死亡。所以，健康意外发生频率越低，控制感就越高，也就好不意外。同时，拥有更多的资产、房屋所有权以及受过教育的户主，也会使控制感增强。位于权和利阶梯顶端的人也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例如出于自身喜好来接触当地政治家。
　　关于个体能动性的结论，也对发展究竟如何实现富有启示意义。发展干预的实施应该尊重和提高个体对自己和家人的信心，而不是打压他们的自信。参与式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增强了人们对于自身能动性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资助贫困妇女组织，部分地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也可以增加物质资本特别是永久住房，增强穷人的自信心，并为他们提供建立信心的经济基础。此外，健康意外的预防和缓减策略也同等重要。最后，将穷人的创新活动引导到市场活动上来，同样意义重大。
　　自信会让人走得更远。然而在穷人居住的缺少经济机会、获取渠道堵塞的社区，自信心不可能抵消这些负面因素。不公正的机会获得，会打消穷人的创新活动。为了实现机会获取的公平性，需要对三种基本制度进行调整：市场、地方民主和穷人集体组织。
　　机会平等仍然只是梦境
　　富人拥有眼花缭乱的众多选择，而穷人则只有有限的经济机会。我们在社区内部考察了穷人和富人获得的机会和选择。结果在大多数地区，甚至是地方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公平的机会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在坦桑尼亚的咖啡种植区Ngimyoni，在对咖啡称重时，商人常常欺骗贫困的小生产者。这种欺骗甚至拥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意为使咖啡像向日葵一样轻飘飘。于是，出售超过60公斤咖啡的小农，可能只获得大约50公斤的报酬。他们常常从社区生活富裕的人那里借钱，但即使这一过程也可能被骗。在放款之前，放贷人可能会迫使小农签署一份协议，声称其借了高于实际金额两倍的钱。
　　在调查地区，种植咖啡或香蕉的穷人发现他们与大商贩没有协商的余地。他们对现金的迫切需求经常迫使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或是在贷款时接受剥削条件。马拉维Bamlozi的农民表示：“小农最容易遭受打击。家里的食物不够吃，会很快耗尽那一点微薄的资本积累。”
　　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与大企业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呼吁自下而上的自由化，包括废除限制性的政策法规，（通过提供道路、桥梁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扩展市场渠道，以及通过公平条款将穷人的经营活动整合到新的经济模式中来等。穷人的经济组织和经营培训对他们赢得规模效益，以及通过在价值链中的上升而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至关重要。
　　当新的经济机会出现时，无论通过构建道路、市场自由化还是引入新的经济作物，都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才能看到社会改革的发端。在此期间，机会的公平程度会提高，也可能会引发在不同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最终，新的社会精英将会出现，新的剥削周期也随之开启。
　　有效的地方民主有助于减贫
　　地方层次上的民主运作漏洞百出，腐败现象比比皆是。尽管存在很多问题，绝大多数穷人仍然重视民主，他们将民主视为自由地投票、思考、说话、行动、抗议和工作。“民主就是自由”，菲律宾San Dogon的一个讨论组中的妇女说，“如果没有民主，我们就无法体验自由。”
　　我们在这里关注地方层面民主的有效性，而非国家整体的民主程度。在地方层次上，我们发现国家内部呈现的多样性远胜于国家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地区层次上的民主差异中，93%要归因为国家内部的差异。因此，理解地方政策如何影响穷人的脱贫努力就至关重要。
　　理论上，有效的地方政府在提供脱贫机会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通过两个渠道提供脱贫机会：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他们一方面提供诸如健康、教育、稳定的法律和秩序、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穷人生计及其创新活动发挥的规章制度等重要的社区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地方官员向家庭分配政府援助，包括食物、农业生产投入、住房和土地。此外，政府还通过各种农业推广和非农培训项目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
　　我们考证了民主在实践中是否能够实现其理论功能，希望回答在有效的地方民主和减贫可能性之间是否相关。证据表明有效的地方民主可能会有助于其人民脱离贫困。确实，更为有效的地方政府，在提供清洁用水、学校、医生和护士以及公共医疗诊所方面表现更好，所提供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更高，公路覆盖更广，社区安全也更有保障。此外，腐败程度也低得多。然而与个体脱贫之间的相关却很复杂：在一些南亚国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而在另一些冲突不断的地区则呈现负相关。
　　贫困国家政府的福利相当有限，再加上精英的掠夺，穷人能够得到的就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零和博弈：如果我赢了，那么你就输了。因此，穷人为了有限的资源竞争得你死我活就不足为奇。定量和定性的数据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值得庆幸的是，有很多方式促进地方民主径。三分之一的研究社区汇报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有效，表明变化是可能发生的。有效的机制包括：优秀的领导；自由公平的选举；信息特别是地方政府政务信息的公开；提高人民的参与程度；以及通过穷人组织施加压力。地方领导在扩展当地经济发展机会，和支持解放底层生产力的经济自由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的发现最重要的启示是，减贫战略不能脱离当地的政治环境，否则会损害穷人的利益。要理解民主，就必须着眼于地方层次。通过自助组织和其他男子、妇女和年轻人组织（哪怕其成员是文盲）施加的压力，会使地方政府官员更具责任感。地方层次上信息的可获得性，特别是关于地方官员和政府的信息公开，是使民主惠及大众的关键所在。
　　集体行动有助于穷人应对贫困，却无法实现境况改善
　　社区内部的穷人常常将他们的劳力、现金和技术集中起来，这种集中甚至涉及到最微不足道的资源。这种集体行动的悖论在于，它能够使穷人维持生计并存活下来，却无法帮助他们实现脱贫。即使在组织中有成百上千的穷人守望相助，但由于他们还是分散的，彼此之间毫无关联，无法形成合力，还是无法实现规模效益，难以获得任何优势。
　　讽刺的是，穷人的集体行动会使社会整体受益。他们在小组中的活动，加强了团结、信任、社会凝聚力和对组织而非家庭的社会归属感。这就培养了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对于建立稳定的、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这是公民社会的开端。
　　在调查案例中，一些小型的自发性的组织虽然有利于穷人，却并没能使他们脱离贫困。穷人整体都缺少现金、资产、教育、市场知识以及和富人及有权人的关系。当穷人只能彼此依靠时，只是将各自微薄有限的资源聚在一起而已。他们自己也承认“一个饥饿的人，很难养活另一个饥饿的人”，所以挑战在于这种互助的积极传统发挥到何种程度，才能实现能够带来新资源、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其他社会阶层的成员的加入。
　　现实中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依赖最为亲近的制度：家庭。来自印度的2700个生活故事表明，家庭是最常提及的有助于个体积累集中的制度。人们认为从家庭中获得的帮助要比从类似政府这样的公共机构、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获得的帮助要重要得多。这一结论适用于所有四种流动群体：进步者、长期贫困者、非贫困者和退步者。
　　鉴于普遍依赖亲属的现象，我们设法分析成功家庭的特征，探索其他类型的组织（从小组到合作社再到穷人拥有的股份公司）能够如何模仿这些特征。我们选取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进行研究，这些案例包括：孟加拉国的格莱美银行、安得拉邦的妇女自助运动以及印度尼西亚普遍施行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计划。
　　非政府组织（NGO）很少被认为能够贡献于脱贫，仅仅占脱贫原因的0.3%。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代表或没有开展人道主义工作，而是说它们的工作只能影响到很小一部分穷人，或者它们的工作对贫困没有直接影响。穷人的联合组织所产生的集体行动，通过将贫困的小生产者联结到市场，以及促使他们从事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而有希望改变穷人的生活。但是这种组织的成立需要时间和资本投入，也不会立即得到回报，所以从整体来看其针对这一领域的投资仍然不足。改变思想和行动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和社区组织情况的人，和拥有资本、商业技能和市场渠道的人能够形成合力。只要公民社会和私人经济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穷人就会始终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而诸如穷人合作组织，和主流商业模式变革（来确保公平回报）等创新就无从谈起。
　　减贫应由穷人的经验指导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显示那些从事每日劳作、耕种小块土地或是经营小生意的妇女、男子和年轻人，都不缺乏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他们中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却没有，但是绝大多数深陷贫困的人们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始终为自己和子女而追求美好生活。
　　我们的研究对象推翻了维多利亚式的、文化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贫困解释，这些论调都将“穷人”定义为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一个群体。然而，穷人并非都是懒鬼、酒鬼或笨蛋，他们努力工作养家糊口，并且尽力抓住出现的每一次机会。事实上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就是并不存在“穷人”这样一个固定的群体，贫困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永久的身份。
　　鉴于现有减贫措施的不足，我们通过反思提出了三个原则，以求能够更好指导今后的工作。这些原则都基于与我们的田野团队分享生活体验的成千上万的穷人的经验和他们本身。
　　第一个原则是所有的行动都应扩展穷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发挥自身能动性的空间。穷人有自己的需求，但是仅仅强调他们的需求就等于剥夺了他们的愿望、梦想、野心和技能，也就是剥夺了他们帮助自身的能力。穷人的能动性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通过穷人组织的）集体层面都十分重要，当穷人组织形成规模，与市场和公共部门建立联系时，穷人就成为在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中的地位就得以加强。
　　在研究中我们被穷人对市场机制的信心所感动，尽管面对着重重阻碍，他们仍然相信市场的作用，希望能够在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从事商业。因此，第二个原则就是实现市场转型，从而使穷人能够公平地进入和参与市场活动。获得公平的市场渠道有很多办法：扩大穷人的生计活动规模并与市场联系；通过道路、电话、电力和灌溉设施与市场相联结；放宽贷款生产性贷款条件；提供市场信息、经营技巧和技能来进入主流市场。
　　同样地，穷人也仍然相信政府以及地方民主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并希望参与其中。自由和民主都具有天然的重要价值。因此，第三个原则就是运作良好的地方民主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地方民主失效的案例，地方层次的治理常常由于权力的滥用、腐败的蔓延而成为零和竞争，一些人的机会必然会成为另一些人的阻碍。但是如果能够有优秀的领导、公平的选举、公开的信息渠道、参与和集体行动，就能够使穷人有能力要求地方领导更好地履行职责，从而促进自下而上的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发展。
　　概念框架
　　我们的研究从几个基本问题开始：是什么原因导致社区中的一些穷人脱离贫困，而其他人却仍然深陷贫困之中？社会关系在脱贫中的作用究竟如何？心理因素和个人能动性到底有多重要？地方民主是否贡献于减贫？
　　减贫的动力来自数以亿计的人们及其家庭为改善生活所采取的创新活动，这些创新包括种植新的作物、使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设备、进入新的市场、创办自己的企业、寻找工作或是外出务工等等。他们采取这些行动，都是基于自信心、能动力、抱负和权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知道自己有能力取得成功。
　　创新也可以在集体行动中发生，从集中劳力和储蓄共同参与市场活动，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穷人和富人都可以通过正式组织或者非正式的小组和网络来采取集体行动，但是通常都是与自己人合作——穷人和穷人，富人和富人。在面临社区共同的问题时，有时穷人和富人的利益也会一致。其他多数时候，穷人和富人都为了影响和获取有限的资源而展开竞争，穷人的集体行动可能会遭到富人的压制。
　　现实中，所有的社会都是根据不同的阶层、种族、性别、宗教和财富进行分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也遵循同样的社会划分，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可容忍的不平等”（Tilly，1999）。在所有的研究地区的所有研究问题中，都能发现社会分层是影响创新和机会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个体和集体采取的经济创新活动，在当前和未来的机会下，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积极改善。无疑，一个国家整体的发展前景对于减贫的影响非常巨大，但是本研究并非关注国家政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我们仅仅关注地方层次。在地方层次上，机会怎样带来脱贫？经济机会的公平性，即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能够有效地参与经济，又如何在地方层次和国家层次上影响减贫？
　　在政治领域，人们也一样在个体和集体层次上积极参与。我们承认国家层次上的选举民主在构建政治自由中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把关注点放在地方层次。只有公开的、竞争性的、地方的政治进程，才能够触及和影响地方政府及政府支持的项目。穷人可以通过选举实现个体参与，但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也同样重要，因为表达共同利益是成功的参与和代表性的关键，特别是对边缘群体来说尤为如此。进一步说，政治机会的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穷人改善自身福祉的努力，促进或危害这个过程。同时，选举义务的效力、对选民的代表性、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的公平程度等，也令人担忧。在参与公共决策方面，对妇女的歧视是影响公平的重要因素。当然，在现实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交错的。政治权力可能会妨碍或创造经济机会，而经济成就也能够在政治领域增强权力和提升影响力。
　　穷人从未放弃，他们愈挫愈勇。他们已经准备好和企业、NGO、基金会、学生、关心他们的公民和政府——与任何人——合作，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的社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想象力，与他们一道再次努力？
　　●典型案例●
泰国社区基金
　　2001年，泰国政府开始推行社区基金计划，向每个村庄和城市社区提供100万泰铢（约合22500美元）作为当地轮转信贷协会的营运资金，其目的是想通过扶持加工和包装等既有财政规划不予支持的新型经济活动来刺激农村和城市社区的经济发展。泰国有将近74000个村庄和超过4500个城市（含军事）社区。泰国社区基金计划拟议体系共需要注入资金780亿泰铢，相当于17.5亿美元。
　　到2002年，泰国92%的村庄和城市社区都成立了社区基金委，并已贷出大笔款项。到2005年5月，泰国99.1%的村庄有了社区基金，政府下拨给“社区基金委”的资金高达775亿泰铢，已完成了最初计划的98.3%。
　　泰国社区基金的运营一般有五个步骤：（1）该社区首先必须成立一个属于当地的委员会（女性要占半数），负责管理基金并制定贷款标准（用途、利息、贷款期限、最高贷款额度等，其中，每笔贷款通常不能超过2万泰铢，绝对不能超过5万泰铢）。（2）该委员会在合作银行（政府储蓄银行或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其中的一家）开设一个帐户，政府向该帐户存入100万泰铢。（3）社区基金委对贷款申请进行详细审查，以确定哪些人可以贷款以及贷款的条件（利息、利率和期限等）。（4）贷款人从合作银行获得贷款（每个贷款人必须开设一个帐户，所贷款项直接转入该帐户）。（5）贷款人付息还贷（通常情况下，贷款人只需将偿还的款项直接存入农村基金帐户即可），合作银行定期向每家农村基金提供交易清单。
　　政府根据管理运作效率和社会标准评价各社区基金并给予奖励——被评为3A级社区基金的可以获得10万泰铢的奖励，补充到营运资金中。同时，合作银行也对各家社区基金进行评级，并根据评级情况进行贷款——一级或二级社区基金可以贷到100万泰铢，其它的（三级）只能贷到50万泰铢。合作银行通过这些情况对各家社区基金进行效率和潜力评估，并希望通过给予这些社区基金一定的空间来竞争运营农村银行，使自己最终能够脱离小额信贷。在泰国，一些更为活跃的社区基金也正尝试成为农村银行，使资金可以在村与村之间流动，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和服务范围。
　　世界银行相关专家根据泰国2004年的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对泰国社区基金进行影响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社区基金使贷款家庭的人均支出及收入分别增长5.5%和4.4%，通过多种验证方法计算均支持这一计算结果；（2）社区基金的贷款效应集中于最贫困的人口，表明其有减贫政策效果；（3）社区基金对农业收入有积极效应，虽然这与项目试图推进非农经济收入的初衷有所出入——专家推测这与社区基金贷款周期较短，更适用于农业生产资料资金需求周期有关；（4）社区基金与既有的农村信贷网络（如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之间存在协同效应，譬如，若单从社区基金或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一家贷款，对农户的收支影响差别不大，但若同时从两家贷款则有巨大的影响。专家认为，这一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并建议：鉴于社区基金与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在村级贷款具有类似的收支效应，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应慢慢退出村级信贷领域，或者更可取的，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通过社区基金渠道导入足够的资源，并由后者充分地填补村级信贷的空白。结合前面几项调查结果，专家进一步建议：如果政府要扩大泰国农村基金计划，最有效的做法是将目标锁定在较贫困的农业社区，并将泰国农村基金同农业和农业合作银行的金融业务联合起来。
　　●减贫会议●
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09年7月8日至17日，由商务部、财政部共同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承办、世界银行协办的第二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等政府部门的官员、来自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加蓬、几内亚、贝宁等21个非洲国家的驻华使节等共计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分赴山东省和福建省进行了实地考察。
　　与会代表围绕着5个专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应对发展挑战：中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农业改革、农村发展与减贫；基础设施发展策略和融资；经济特区、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发展；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在会上，与会代表阐释了中国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在农业、交通基础设施、农村发展等领域所面临的挑战、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就，并对比非洲国家不同的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促进发展经验与模式的相互借鉴，增强了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推动南南知识合作，并探索了当前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在会上指出，过去3年中国政府免除了34个非洲国家的308笔政府债务，提供了102个优惠贷款项目，培训了2.5万名非洲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对31个最不发达非洲国家的400多种商品实行零关税，促进他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非贸易额在2008年达到10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5%。他表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各项援助不受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如期进行，中国政府希望援助的项目能够尽早让非洲国家受益。
　　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在致辞中展示了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扶贫开发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在介绍减贫成效的同时，分析了减贫事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下一个十年扶贫领域的新方针和新举措。他指出，当前世界各国正面临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所遭受的影响更大。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扶贫工作进行了调整，努力缓减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中国和非洲在减贫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符合双方需要，具有广阔的前景。他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在优化减贫战略、提高制定和实施减贫政策能力方面，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为非洲国家分享国际减贫与发展知识、信息及经验搭建平台，同时与国际多边和双边机构合作，在非洲实施具体的扶贫行动，为非洲各国优化减贫战略体系与提高减贫成效做出积极的贡献。
　　DONSTELOR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Paulo Gomes作了题为“非洲发展的挑战”的发言，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回顾了非洲的发展历程，指出非洲当前发展的挑战主要在于：区域一体化缺失；资金缺乏，表现在低储蓄水平和移民没有使用国内生产和金融改革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等。他在对非洲私人资本流入进行分析和对GDP增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指出对非洲的援助关注重点应该转移到推动创业、改善基础设施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上来。同时，非洲应该认真分析中国发展的经验，包括快速的工业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入、应对经济低迷和财政刺激手段、以粮食安全为导向的农业发展和保护弱势群体等，结合非洲自身的条件加以借鉴。他总结道，非洲的发展应该着眼于区域的发展，非洲与外部援助的关系应当是双赢的局面。
　　●减贫措施●
贫困人口的水补贴：一种创新的产出型援助方法
　　产出型援助（OBA）是一种创新的援助方法，是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对基本服务的获取程度，改善服务的质量，促进积极的外部性的发挥。产出型援助也称为绩效型援助，在健康领域也叫做“以结果为基础的筹资”。可以说，产出型援助是确保援助效果的手段之一，将援助的资金与特定的服务，即“产出”联系起来。在这种运作方式中，服务的提供被转包给第三方，针对那些无力负担服务成本的贫困家庭，第三方能够得到部分或全部的补贴。该补贴是以绩效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必须要在服务或产出已经提供，而一个独立的机构认可其服务和产出之后，第三方才能够获得补贴。
　　摩洛哥的水资源基础设施相对较为良好。116个大坝储存了90%的可饮用水资源，超过140万公顷的土地拥有灌溉设施。然而，在农村水资源供应方面（2007年仅为70%），城市下水道方面（2005年为70%），以及污水处理方面（2004年仅有5%免费使用），基础设施要落后得多。如今，摩洛哥面临两个挑战。首先，必须将水资源的利用程度与可更新资源存量结合起来，其次，必须改善服务的获得性和效率，来减轻国家和贫困消费者的负担。
　　2005年5月，摩洛哥启动了一个综合性的改革项目，进行整体的、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该项目包括一个国家人类发展创新活动（INDH），旨在使基本服务惠及穷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城市和半城市地区的移民，他们过去被认为是非法移民而无法享受服务。在这一创新活动中，试验了OBA的方法，鼓励低收入社区建设用水设施，希望通过这种援助机制，使贫困、脆弱的社区得以享受该项目的成果。
　　从2007年春天开始，摩洛哥已经从全球产出型援助伙伴关系（GPOBA）得到了大约700万美元的资助，针对3个城市的11300户家庭进行水供应和下水道管道的建设。在这3个城市，由不同的服务供应商进行建造，包括2个国际私人企业和1个市政企业。摩洛哥政府也是这一援助方式的伙伴之一，负责监管和评估。
　　这一援助瞄准贫困社区和贫困家庭，符合资格的家庭承诺支付一定的受益者费用，其他成本由运营商预先支付，随后通过认证过程得到补贴。补贴的60%在确认提供合格的饮水和下水道系统之后支付，其他40%在确认持续提供至少6个月的服务后支付。
　　在摩洛哥的这种OBA项目中，采用了天然的以地理区位进行瞄准的方式。项目惠及的街区最为贫困，目前已经有超过160个城市和半城市社区参与项目。所有的参与都是需求推动的，所以需要进行交流来宣传项目，提高对项目的认识，以及解释项目参与条件。运营商也找到了新的方式定位潜在的消费者，他们派遣专人深入市场或目标社区，寻找那些不可能到运营商门店的受益者，记录他们的需求。
　　无论规模和成效如何，这一项目在摩洛哥都是一个创新之举。它不仅是摩洛哥第一个OBA项目，也是第一个多运营商和多公共部门参与的项目，同时也是世界银行运作的第一个以当地货币为单位核算的OBA项目，也是世界银行的第一个卫生设施方面的OBA项目。
　　OBA将风险转变为激励。在摩洛哥，运营商的金融和运行风险可以通过对目标群体的服务需求进行有效评估得以消除，这种需求会决定运营商得到的补贴金额。同时也可以消除产出被掠夺的风险，更好地瞄准了处于贫困线和脆弱线以下的群体。其灵活的操作也获得了更高的满意度。摩洛哥政府希望加以调整和推广，在国家层面上普及这一新型的援助方式。
　　●减贫实践●
世界银行集团大幅增加对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支持
　　世界银行集团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给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国家带来的影响作出迅速反应，调整地区战略，2009财年提供发展资金援助逾90亿美元，比上年融资额度显著增加。同时世界银行集团也增加了技术援助，帮助东亚地区各国政府缓解危机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
　　世界银行集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副行长詹姆斯·W·亚当斯说：“虽然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增长状况仍很有利，但贫困弱势人群已经深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仅东亚个地区预计就会有超过1000万本可以摆脱贫困的人民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调整了地区战略，增加了对该地区的资源以帮助各国渡过经济危机，确保重点项目得以继续进行，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农业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项目。”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东亚地区许多国家刚刚开始从2008年的食品和燃料危机中恢复过来。世界银行集团作出的反应是增加援助——贷款、赠款、股本投资和担保——以帮助各国和私营企业应对全球金融崩溃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融资、风险管理产品及其他金融服务）09财年的承诺额达到6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7亿美元。国际开发协会（IDA，为最低收入国家提供无息信贷和赠款）在09财年提供了12亿美元的援助。
　　作为最大的为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提供多边融资的机构，世行集团的私营部门窗口国际金融公司（IFC）也为帮助私营部门主导的复苏增加了援助。在2009财年，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国际金融公司产生了45个项目11亿美元的新业务，其中有7个项目位于受到战乱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每5个项目中就有1个包含气候变化的内容。
　　国际金融公司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局局长冯桂婷说：“为了帮助东亚地区走出危机，我们集中力量帮助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我们很高兴能够把针对国际开发协会借款国的资金承诺从2008年的2亿美元增加到近4亿美元。”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支持，该地区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污水问题。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为两个污水项目签发了7530万美元的担保合同，促进改善水质，提升环保措施。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执行副总裁Izumi Kobayashi说：“作为促进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国际机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可以帮助投资者在动荡时期缓解风险，在帮助各国吸引外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可以成为市场中的一个稳定化影响。”
　　2009财年世行集团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提供援助的部门行业分布为：
　　农业和农村发展：5.2亿美元；
　　教育：7.97亿美元；
　　能源和矿山：5.26亿美元；
　　经济政策：27.92亿美元；
　　财政和私人部门发展：1.6亿美元；
　　公共部门治理：4.6亿美元；
　　社会发展：3.22亿美元；
　　社会保障：2.15亿美元；
　　交通运输：8.55亿美元。
　　●机构介绍●
南亚政策研究中心（SACEPS）
　　南亚政策研究中心（SACEPS）是一个地区性的网络组织，合作伙伴包括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多个研究中心。其宗旨是：
　　◆ 形成南亚视角的文献；
　　◆ 为促进南亚地区的合作，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参考；
　　◆ 促进南亚地区的研究和项目合作，主要关注如何推动这种合作的政策选择；
　　◆ 作为南亚地区的学术和研究机构网络平台发挥作用，促进这一地区各国在研究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 作为南亚地区NGO交流合作的网络平台发挥作用；
　　◆ 作为政策制定者、商业机构和研究组织、NGO、学者和公民社会的对话中心，在促进南亚地区合作方面发挥作用；
　　◆ 定期召开南亚地区政府首脑、政策制定者、企业和NGO参加的会议，推动这一地区的达沃斯（Davos）进程。
　　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要进行六个方面的工作：南亚地区的投资合作；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南亚地区与下一轮WTO谈判相关的议题；建议南亚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南亚的宏观经济政策；南亚公民社会宪章。
　　南亚政策研究中心至今为止已经召开了15次峰会。2008年8月召开的第15次峰会发布了题为“为了人民的增长的伙伴关系”的宣言。此外，南亚政策研究中心还召开多次论坛和地区研讨会，并开展了减贫、医疗、基础设施和政策等领域的一系列项目，同时发行了多种出版物，包括简报、报告、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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