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七期-贫困数据确实维度导论

　　●研究前沿●

　　摘要：本文旨在考察贫困数据的“缺失维度”——即那些对穷人很重要但我们不掌握具体情况或者没有数据的维度。阿玛蒂亚•森将发展界定为拓展人们珍视或有理由珍视的各种自由的过程。尽管衡量人类发展的指标有人们最熟知的收入、寿命和教育等指标，但许多人认为人类的价值及与之对应的多维度的贫困并不仅局限于这些领域。为了拓展这些领域的研究，我们有时需要利用个体以及家庭层面的数据来对多维贫困做实证研究。多维贫困国际分析的一个致命障碍是我们很少能获得国家或个体层面高质量的核心领域的指标，这些领域不仅对穷人很重要，而且还具有潜在的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1、引言
　　人类发展是扩展人们珍视或有理由珍视的自由的过程。然而，创建推动人类繁荣进步的各种机制需要有与珍贵的自由有关的各类信息，它可被用来监测自由的拓展以及进行实践研究，如那些涉及各种自由相互性或实施各类干预措施的次序的问题。
　　对人类发展最广为人知的衡量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该指数包含了收入、寿命和教育三个维度。然而，人们同样也认为，人类发展的范畴超越了这三个领域。多维贫困研究确定了许多与贫困相关的维度和衡量指标。本文将提出这样的认识：缺乏一些关键领域高质量的可进行国际比较的个体/家庭数据将会成为人类发展及多维贫困研究的瓶颈制约因素。特别是，在标准调查工具中加入一些关于就业质量、赋权、安全、体面出门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福利的简单的数据模块可能会很有用。
　　这些问题曾在2007年5月29日至30日于牛津大学和2007年11月3日至4日于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启动研讨会上进行过讨论。在牛津题为“贫困数据缺失维度”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一个更为宽泛的研究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工作进行了讨论，该研究计划寻求构造一个基于能力理论及其相关问题之上的多维减贫框架。
　　该研讨会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1）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来衡量能力理论提出的内容更为丰富的多维贫困与剥夺？
　　（2）何种反映缺失维度的指标与问卷问题能显示那些需要进行跨国比较的研究性与政策性问题？
　　（3）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初步的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确定了五个数据不够充分的领域：
　　就业，尤其是非正规就业，其核心是就业质量（Lugo，2007）。
　　赋权，或主体性：一个人实现其所追求或有理由追求的目标的能力（Ibrahim 和Alkire，2007）。
　　安全，主要关注财产和人身不受侵犯（Diprose，2007）。
　　体面出门的能力，强调尊严、尊重以及免受侮辱的重要性（Zavaleta，2007）。
　　心理和主观福利，强调价值及其决定因素和满意感（Samman，2007）。
　　前四个领域是贫困的维度。我们并未严格地将心理和主观福利视作贫困的维度，因为关于人们缺乏这一维度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贫困及其与政策的相关性还存在疑问。但同时，心理和主观福利的确似乎又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也成为一个数据缺失的维度。参会者认为这五个领域是人们解决相关问题的合适的考察对象。会议集中讨论了什么指标和问卷问题能最好地衡量这几个维度以及在探索规范数据收集附加价值及其合适时机需要做什么样的研究。
　　本文将展示考察数据缺失问题以及拓展调查问卷问题范围的逻辑依据，这些调查问卷问题将被列入可进行国际比较的国别性家庭与个人调查当中，在发展中国家这样做的需求特别强烈，因为这些国家更贫困且数据更少。其后，我们会说明选择上文提到的五个维度的理由，也会介绍关于这些维度的五篇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每一篇都给出了相应的调查问题和指标，同时也会确定可使用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与政策议题。
　　2、缺失的数据
　　如果我们把发展理解成人们珍视或有理有珍视的自由的扩展过程（Sen，1990），那么衡量这些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要用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之间一致并可比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衡量。比如人类发展指数考虑了教育、寿命以及收入因素，但大多数学者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森（2004）在一本书中写道：“比起国民生产总值，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一种对发展的衡量是非常成功的。它没有仅仅关注经济财富（而这是GNP所显示的），而是以三个组成部分（即基础教育指数、预期寿命指数和收入指数）为基础。在衡量发展的过程方面，人类发展指数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实证研究视野。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发展指标。”
　　在最近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中，拉尼斯等人(Ranis 等，2006）指出：人类发展指数与一系列重要生命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弱，这些重要维度包括：精神福利、赋权、政治自由、社会和社区关系、不平等、工作条件、休闲、政治、经济稳定以及环境。基于该项研究，他们得出以下结论：将人类发展的概念和测度扩展到一个更为宽泛的维度会显著改变人们测度和评估一国发展成就的方式，但目前这些拓展维度的数据要么不存在，要么很不完全，而且仅覆盖了少数样本国。
　　为什么提出一小组重要但不是标准的人类发展维度指标是有用且可行的呢？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理由。
　　首先，与以前任何一个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对这些数据的拥有量更大，在一些国家甚至达到了我们难以全部进行分析的程度。这些数据指标源于家庭调查、社区调查、普查以及人口与社会调查。对于非标准指标，我们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经验来选择技术上精确且又可在多种文化间进行比较的指标。
　　第二，许多人已经采取行动正在探索衡量这五个领域的能力与机能以及构建国家和地区衡量框架的途径。比如，“非正规就业中的妇女：全球化和组织化”项目已经开发出了包括非正规工作在内的就业衡量工具。艾尔索普（Alsop）、纳拉扬（Narayan）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赋权指标的开发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欧盟国家如德国、荷兰和英国以及经合组织有关机构和其他一些组织在构建能力理论框架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此外，致力于开发能力衡量方法的学者们也正在利用微观及原始数据来组织调查和开展研究。最后，社区监测系统也在整合并考察与能力及机能有关的缺失指标。本项旨在为国际数据收集确定人类发展衡量所缺失的关键指标的研究利用了上述行动的成果并尽可能地支持这些行动。
　　第三，这些维度可能是人类发展其他维度的重要触发器，忽视它们很可能会阻碍或减缓其他方面贫困的消除，因为这些维度中的每一个维度都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与其他维度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例如，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最低的国家是一些正在经受或出现暴力冲突的国家。人们已经反复指出赋权是消除贫困的一个重要工具；消除针对特定等级、年龄、宗教、种族人群或者其他一些人群的社会排斥似乎已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减贫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四，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讨论的，这些缺失的维度可被证明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选择它们进行分析很重要。此外，如果这些数据能够首先进行不同维度加总之后再进行不同个体加总的话，多维贫困测量能够更好地澄清一些特定问题，如极端贫困的瞄准与分布。对人类发展指数而言，其数据就可以对每一领域所有个体进行加总。如果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从同一个调查或若干个在个体层面能匹配的调查中获得，这种方式就会显现出明显的优势。我满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表1左边三列列出了4个个体一般可获得的数据（黑体），右边三列给出了只有在三个维度被放在调查中考察之后才能获得的数据。如果对每个贫困维度都有确定的贫困线或贫困段，我们就可以确定每个人在每个领域是否贫困。首先来看左侧三列，我们会发现个体1和个体2在三个维度中仅有一个维度贫困，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相同的权重，那么他们的贫困程度是相同的；个体3和个体4在三个维度都贫困，所以他们贫困的程度相同，且他们比个体1和个体2更贫困。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获得右侧三列的数据，这四个个体的贫困排名就会发生变化。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相同的权重，个体4将是最贫困的人，其次为个体1。如果每个维度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则每个个体的贫困状况将会因权重不同而不同。即使存在关联性，确定被研究个体与家庭贫困的性质与程度对政策目标的制定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调查的匹配一致性在伦理上和逻辑上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重点关注那些可以加入到现存调查中的新拓展维度的数据模块。
表1 不同贫困维度的个体数据

　　3、数据来源
　　千年发展目标行动已明确提出并倡导收集国际数据，并发布了49个指标。这些数据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发展的研究，值得赞扬。千年发展目标无疑充当了一个跳板，显著地推动并拓展了福利的一些关键维度的数据收集、整理以及发布，这些维度包括教育、健康、营养和性别等。但是，它仍然处在人类发展的一些特定基础性领域，可进行国际比较的个体与家庭数据依然缺乏。虽然千年发展目标指标很重要，但它并没有涵盖所有人类发展的基础性维度，也由于此，同样也没有涵盖人类安全和人权的基础性维度。200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但它也同时承认人类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很重要，如远离暴力。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等人题为《穷人的呼声》的研究发现：穷人同样珍视就业、安全、尊严、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以及和平安宁。阿玛蒂亚•森反复提及自由和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的重要性，这些问题经常在赋权的议题下被讨论。像《穷人的呼声》一样，他也讨论人们体面出门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当前关于社会排斥与包容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维度。关于那些以前缺乏数据但现在可以获得数据的重要维度，许多其他作者也进行了类似的考察。
　　数据方面的约束极大地影响了研究者从实证角度对人类发展进行研究的能力。因此，寻求开发缺失数据的努力可被看作一种投资，使我们在未来具有开展良好的多维贫困研究的能力。
　　在目前收集相关数据的各种工具中，四种著名的调查已经被有关国家应用到了收集和报告关于多维贫困与千年发展目标的数据及成果当中，它们分别是：世界银行生计标准和衡量调查（LSMS）、世界银行核心福利指标问卷（CWIQ）、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人口和卫生调查（DHS）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多重指标集束调查（MICS）。在上述这些调查中，我们所提到的维度严重缺乏，尽管一些国家采用了与之有关的一些问卷问题。
　　1980年，世界银行启动生计标准和衡量研究（LSMS）开发相关政策数据，展示失业、收入贫困以及低教育卫生水平等的决定因素。LSMS 的目标是使有关国家能够改善数据的质量，强化统计研究机构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并使数据得以公开。LSMS 家庭问卷包括以下单元：

　　我们提出的五个领域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作为一个模块被包含在LSMS 中，但是一些国家已经修正了LSMS，使其包括了非正规就业和主观福利等问题。
　　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人口和卫生调查（DHS）是全国性的大型代表性人口调查，该调查提供了关于健康、营养和人口指标的信息，具体的变量包括：

　　我们提出的五个领域的任何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模块被包含在DHS中。但是一些国家的DHS 已经添加了一些关于缺失维度的特殊问题，比如家庭决策或性暴力。
　　世界银行的核心福利指标问卷（CWIQ）调查被设计用来快速生成标准化的社会福利指标。CWIQ 问卷一般由四页正反两面的纸构成，做完一份这样的问卷大约需要20分钟。其内容主要包括：

　　CWIQ 包括了一些可以提供非正规就业基本信息的问题，但是它不能收集到完全的信息，也不能解决关于其他四个缺失维度的问题。
　　最后，MICS 提供了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问题数据，尤其是提供了关于儿童福利的数据。比如，MICS 调查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能够对某些千年发展目标进行监测，这些目标与以下问题相关：儿童营养不良、免疫接种、婴儿、五岁以下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安全饮用水及卫生可及性、孕妇艾滋病感染率、儿童入学和结业比例等。虽然一些国家也已经引入了相关特定问卷问题，但总的来说，MICS没有包含我们所提出的五个缺失维度。
　　除了以上这些调查工具外，每个研究者都还会考虑进行其他一些调查，比如地区动态调查、欧洲调查（欧洲社会调查、收入和生活条件调查）以及诸如犯罪和受害调查之类的特殊调查。在各类国家综合性多主题家庭调查中，我们所提出的维度通常也没有被包括在内。即使出现在调查中，这些维度也很难被发现且经常只有很少的信息。由于内嵌于家庭调查数据库中的搜索功能和标准的多主题调查搜索引擎还不允许对这五个领域中的任何一个进行搜索，相关研究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4、指标选择的根据
　　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收集方法在不同的层次上（比如调查、参与式测验、管理记录、人口普查）生成。本研讨会所有论文都集中关注了一种数据收集方法，即国际可比并具有国家代表性的个体与家庭调查（下面简称为家庭调查）。这些调查有许多优点，它主要强调：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对已收集数据（特别是与千年发展目标有关的数据）和新建议维度数据比较的可能性以及为政策分析直接提供数据的能力。家庭调查可以被用来生成各种各样的数据，包括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以及主观数据与客观数据。在这里，我们对使用这些调查收集所有类型的数据不做限制，因为他们包含了缺失的维度。虽然如此，这些方法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局限性：从设计上，家庭调查忽略了其他层次的分析，比如包括像户内和社区因素以及制度、国家或全球因素等对人类福利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家庭调查处在这一特定研究领域的前沿地位，但很明显它们只提供了一个层面的信息。
　　下面提出的一些标准被本项目中所有有关人员采用来选择个体与家庭调查的合适指标。第一，该指标必须具有国际可比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缺失维度的可比指标信息非常稀缺。第二，这些指标不仅要被用来测度我们所提出维度的工具性价值，而且还要被用来衡量其内在性价值。第三，也很重要，我们要求所选择的指标要能反映每个维度随时间变化而发生的变化。第四，同样很重要，我们在选择某个指标时必须要考虑该指标以往被利用的状况，也就是说该指标以往被选用并且被认为能恰当实现研究目的的频次。感知性指标在以往的国别典型调查中并不被经常使用，但它在对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心理测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如此，尤其在贫困国家的背景下，这些指标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5、缺失的维度
　　在明确获取额外数据的需求和提出相应收集方法之后，我们选定了一些受穷人珍视以及具有政策相关性的特定维度。在这里，我们要阐述一下选择这五个维度的内在依据。这些维度被人们认为属于人权的范畴，在《穷人的呼声》系列研究中被加以界定，而且还被罗尔斯的政治理论以及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研究人类安全的学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维度。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维度包括：就业（重点关注就业的质量）、赋权、安全、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福利。此外，在确定这些维度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找到代表这些维度核心要素的可操作的具体的指标与问卷问题。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要为每个维度设计出一个包括5-8个指标的列表，并构成一个模块加入到用来培训调查员的标准调查表中。这些模块会依次出现在下面的论述中。每个维度将被依次讨论。
　　（1）就业质量
　　就业并不是一个关于福利的新维度，但它在人类发展和减贫政策中有时会被忘记，或者至少没有被充分考虑。对世界上大多数家庭来说，就业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人们对贫困的定义很多，但一般来说，一份体面而又报酬不菲的工作总是与不贫困有密切的联系。除此以外，就业还会给人带来自尊感和成就感。就业作为个体福利的一个基本因素，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现有的就业数据大多关注正规就业，而忽视了穷人的就业以及就业的潜在意义。卢戈（Lugo）(2007)从全球层面提出了五个就业指标来弥补这一不足。其中有四个指标与就业质量有关，包括非正规就业、自我雇佣收入、职业安全和健康以及就业不足与过度就业。最后一个指标与数量有关，它试图确定失意性失业的水平，即那些愿意工作但没有找工作的人。
　　（2）主体性和赋权
　　主体性被定义为：“一个人在追求他/她认为重要的目的或价值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去做或实现的事情”(Sen，1985b：206)，更简单地可定义为：“既可以行动又可以做出改变的人”(Sen，1999：19)。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反面是那些被强制、压迫或消极被动的人。主体性及其扩展（赋权）由于对贫困社区具有工具性和内在性重要价值而被再次确定为一个变量。基于大量的实证研究，易卜拉辛和阿尔基尔（Ibrahim 和Alkire）(2007)提出了一个衡量个体或集体主体性的简短的指标列表。简单地说，他们使用“决策（decision-making）”问题来确定控制感，即在家庭生活中谁在做决策以及受访者能否做决策。为了衡量人们感到自己被强制及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动的程度，本文提出了心理自主性的衡量指标，这曾在不同文化之间以及最近在贫困社区进行过检测。其他问题考察了个体或社区层面个人感觉有能力做出改变的程度。
　　（3）安全
　　在后冷战时代，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不再是国家之间军事力量的冲突，而是各国内部个体、团体以及国家行为人所造成的侵犯(Hegre 等，2001；Sen；2006；人类安全会议，2003)。这些侵犯抵消了在诸如教育、健康、就业、收入增长和基础设施供给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成果。除此之外，这些侵犯还阻碍了人类安全生活的自由，使贫困陷阱在很多地方持续存在。但是，侵犯并不是人类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大多数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贫困的人群能够和平共处。人们需要开发关于人身和财产侵犯的可靠且可比的数据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些概念。迪普罗斯（Diprose）(2007)提出了一系列问卷问题来衡量由冲突和犯罪引起的侵犯，这两类侵犯在各类调查工具中并未组合在一起。迪普罗斯的这篇文章试图确定由犯罪和冲突这两类来源引起的人身和财产侵犯的发生率和频率以及现在和未来对安全威胁的感知。
　　（4）可以体面出门的能力
　　羞耻（shame）和受辱(humiliation)对我们理解贫困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关于这些维度的国际可比数据仍然缺失。基于相关领域已有的指标，扎维莱根（Zavaleta）(2007)提出了八个指标来衡量与羞耻和受辱有关的各种特定问题。衡量羞耻的指标选自研究因艾滋病而受辱的文献、关于歧视问题的文献以及心理学研究使用的工具。第一个指标与因为贫困而感到羞耻有关，或称为贫困的羞耻感。第二个指标是羞耻倾向，即受到特定负面事件影响时个体显现羞耻情绪的倾向（Tangney 和Dearing，2002；2003)。羞耻倾向与贫困具有特别的相关性，因为它会影响社会关系、自尊以及可以无羞耻出门的能力，这些都是能力贫困的问题。外在受辱的问题核心是受到尊重、不公平对待、歧视以及个人背景阻碍其行动的感知；内在受辱的问题旨在衡量个体累积受辱的水平。
　　（5）心理和主观福利
　　我们最后考虑的维度是心理和主观上的福利状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内在性价值。它们是我们所建议的其他维度的一个核心影响因素及最终结果。此外，它们为我们理解人类行为和价值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野，尤其是其作为非物质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对于心理福利，萨曼（Samman）(2007)提出了一种双向嵌入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基于：1）问卷回答者根据自身独特的潜能来回答其对生命意义的感知；2）问卷回答者实现理想的能力。为了开发这些概念，她利用了斯蒂格的生命意义问卷(Steger等，2006)以及德西和瑞安关于确定和追求目标的心理需要（这种心理需要反过来可以预示出最优机能）的衡量方法(Ryan 和Deci，2000,2001)。这些需要是自主（autonomy）、胜任（ competence ） 和相互关联性（relatedness）。对于主观福利的考察,她分别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行了衡量。对满意度的衡量考虑了生活的整体以及其几个特定领域，这些特定领域被认为很重要，即物质福利（食物、收入、住房）、健康、工作、人身安全、与朋友和家庭的关系、教育、邻里关系、有效帮助别人的能力以及来自精神/宗教/思想信仰的福利。
　　6、后续行动
　　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中心工作论文1到5提出了许多代表缺失维度的指标和问卷问题，在研讨会上这些指标和问卷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并得以进一步改进。但是，这些文章仅代表整个进程的第一阶段，该进程将对这些指标和问卷问题进行考察和检验，研究它们的附加值和效用，并呼吁将它们纳入不同数据收集工具。所有与会人员的评论以及格莱斯.贝蒂亚科（Grace Bediako，联合国社会与住房统计处处长）、弗兰克斯.布吉尼翁（FrancoisBourguignon，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和斯蒂芬.克拉森（Stephan Klasen）等人的讨论发言非常重要，通过对把我们所提出的模块加入现有数据收集工具以及未来对这些数据的研究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促进了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行动中心未来行动方案的构建与完善。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尝试的局限。最终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衡量贫困，而是要构造一个新的研究与政策框架来帮助实现持久的减贫。家庭调查似乎是一种收集所需数据的最有效的方法，但它存在许多局限：它忽视了家庭内部的问题而且成本很高。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需要确定只通过几个问卷问题能否足以衡量我们所建议纳入的那些复杂维度。不过，我们坚信从这项行动中所获得的潜在收益将会远大于其本身存在的不足。
　　●专家视点●
脱贫与返贫
DEEPA NARAYAN（世行“摆脱贫困项目”负责人，纽约时报专栏投稿）
　　全球范围的人们目前都急于想了解“新型贫困”的情况。富人们正勒紧腰带：有钱的妇女也总是穿着相同的服装出现；顾客们怯生生地从口袋中掏出优惠券；飞速发展的商业逐渐放慢步伐。
　　但是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人士并不是唯一亏钱的人。世界上数百万的穷人已经陷入了更深的贫困深渊中。对他们来说这就意味着：终止孩子的学业，让他们帮助家庭赚取维持生存所需的食物；祈祷代替看医生；卖掉最后的金耳环以换取一家人几个星期的食品。对于穷人，在更深的贫困深渊中苦苦挣扎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对于贫困的一般认识是我们正在慢慢地把穷人从贫困状态中拉出来。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世界上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挣脱了贫困，但是也有数百万原先并不贫困的人陷入了贫困。如果我们真诚地希望减贫，那么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个“双向道”。在世行我们所从事的一项研究，即“从贫困中走出去：至下而上的成功”，试图去考察这个双向道，调查谁脱离了贫困，谁陷入了贫困，其原因是什么。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调查结果中，两个重要的事实显现出来。
　　第一个是与发达世界的想象不同，穷人们是Horatio Alger（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描绘的天生的资本家，比普通纽约人或伦敦人更像资本家。他们相信自身努力的力量——他们一次次地努力，纵然受挫或被欺骗，他们还会一如既往。虽然穷人通常会被认为是宿命论者，听天由命，但我们对15个国家6万受访穷人的考察发现，这种观点很显然是不真实的。
　　当整个世界处在充满希望的那一半减贫道路上时，我们看到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他们开商店、搬到大城市从事厨师或司机职业并送孩子去上学学习新技能和新语言。他们很少向政府提出要求，总是自食其力。
　　然而，当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时，又有数百万人陷入了贫困，部分因为“自由市场”并不完全自由，部分因为缺乏卫生保健。
　　受经济衰退影响的西方国家，政府正在采取行动避免公众过度遭受市场的冲击。但是对于贫困人口，切断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是个问题。在柬埔寨的产渔区，渔民出售鱼的价格很低，而且还被禁止在大的拖网渔船区域打渔；在坦桑尼亚咖啡种植区，在咖啡豆重量上欺骗农民已经成为了一个制度，堂而皇之地被称为Masomba；在西孟加拉，如果商人没有政治关系，经商没有成功的希望。
　　穷人无法进入市场，他们就只好躲藏在市场边缘，从事低工资工作，卖廉价的商品。他们无力参与竞争，无力积累资产或做出任何能够使明天不同于今天的事情。而且因为他们在贫困线上下摇摆，一个突然的事故——死亡或生病——就能彻底摧毁几年来所取得的一点点减贫成果。
　　Jehangir 是我们采访的数千人中的一个，他的故事说明了自己的顽强努力与银行、法律发生抵触时的悲惨结果，而银行、法律似乎是把穷人排除出外的。
　　Jehangir 是印度北方邦的一个长期贫困人口。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受雇于有土地的人，他靠卖菜增加收入。他的梦想仅是拥有一辆自行车、一块土地和一间不漏雨的茅草屋。
　　正当他攒钱准备买一辆自行车时，他双亲的突然去世打乱了他的存钱计划。因为银行不给向他这样的穷人提供贷款，因此他不得不向当地放贷人借高利贷来埋葬父母，于是他的妻子和2 个年幼的儿子开始寻找工作以偿还贷款。让孩子辍学或许对于尽快偿还贷款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在教育决定人一切的国家中，这是一个有风险的长期投资。
　　Jehangir 最终攒够钱建造了房子。但是墙壁倒塌碰伤了手和腿，因为没有可靠的公共诊所体系，没有医疗体系也没有向他那样的私房业主提供的保险，Jehangir 不得不贷第一笔高利贷用于支付治疗费，贷第二笔款用于屋顶修缮，贷第三笔用来建造临时的住所。
　　尽管 Jehangir 又回去干活了，但他的工资却比健壮的人低很多。他对于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努力工作想要致富的结论是：“现在我正在失去信心”。
　　Jehangir 的故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共鸣。即使经过多年的努力，穷人也几乎没有固定资产。一场冲击就会把他们吹跨，因为他们仅能从当地的放贷人手中借到高利贷，而这些放贷人又是地主，他们在当地开有商店，也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
　　富裕国家正在缩减市场和中央政府计划，而贫困国家所需要的却截然不同，他们需要能更多、更好地利用自由市场来提供工作机会。他们不需要中央集权政府，但是需要积极的地方政府能提供基本的服务，特别是提供他们能负担得起的卫生保健，这样的政府应该是帮助提供基本服务，而不是阻碍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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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儿童贫困：成功宣言
英国儿童贫困行动集团
　　本宣言指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最先考虑儿童的利益。现在减贫已经被列入政府的工作议程中，但是减贫的步伐在第一个十年中进展很慢，而有些政策已经在逐渐削弱减贫的成就。
　　2010 年贫困儿童减半的目标是实现2020年减贫目标的基础，完成第一个十年目标的日期已经临近，现在虽然有60 万儿童已经脱离了贫困，但是如果不继续努力，2020 年的减贫目标将难以完成。本宣言列出了10个明确的步骤来减少不平等，把儿童利益放在首位。这10个步骤是：
　　1. 保护就业。父母失去工作是导致儿童贫困的一条快速通道，也给儿童造成了直接的压力和长期的损害。政府必须向公众及机构部门投资，以保护现有的就业机会。把资金直接投入人们的口袋中，使他们能够用现金消费，从而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保护就业。
　　2. 修补社会安全网。目前的社会安全网使许多家庭挣扎在官方贫困线以下，一些家庭被排除在保护条款之外。因此政府需要增加福利和税收抵免，以确保它们满足人们基本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标准。
　　3.改变调查方法。税收抵免和福利状况调查既费时又费力，较高的出错率阻碍了一些贫困家庭应享受某些权利的资格。相比之下，普遍性的福利如儿童津贴是简单、有效和受欢迎的。如果和累进税相结合，就会排除那些并不需要享受普遍性福利的人，确保福利真正惠及到那些需要的人。
　　4. 消除工作障碍。拥有体面收入的工作是脱贫的一条途径，但这条途径并不包括那些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收费高昂的幼托服务、自身较低的技术水平以及雇主的歧视都设置了巨大的工作障碍（甚至在经济衰退之前）。高质量的、量身定制的技能培训对于那些由于缺乏技能而无法工作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以应对雇主对某些群体的歧视。
　　5. 消除就业贫困。一半以上的贫困儿童父母仅有一人从事有薪酬的工作，但就业仅仅是脱贫的一种渠道。
　　6. 把幼托工作放在儿童优先发展战略中。幼托工作作为儿童减贫议程的核心部分，本身就已经把从事有薪酬的工作当做了脱贫的一条路径。但是就业第一而不是儿童优先的做法与当前儿童问题议程不相符合。提供有利于儿童茁壮成长并受父母信任的幼托服务，对于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减少儿童贫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收费高昂的、难以获得的、不充足的幼托服务供给使一些最贫困的孩子被排除在幼托之外。因此，我们不只要考虑父母的就业，而且还要把儿童的需要放在儿童优先战略的首位。
　　7. 取消依据贫富程度对教室划分的做法。在贫困中成长的儿童，平均而言在学校受到的待遇更糟。学校教育对贫困儿童设置的障碍，如各种选拔活动、高额的费用和贫困的标记，损害了他们对教育的感受，减少了将来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对每个学生的投入，减少额外的费用对在校的贫困儿童非常重要，但大量的知识还来自于校外。消除儿童在校外的贫困将有助于减少校内的教育不公平。
　　8. 为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低收入家庭需要依靠公共服务提供那些富裕家庭认为理所当然应获得的教育、健康和社会支持。但是“逆向照顾法则”导致越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得到的公共服务越少。追踪公共服务使用模式，有针对性的资金投放，确保那些贫穷阶层最需要的公共服务供给，都将有助于为贫困家庭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帮助，缩短穷
富阶层的教育、健康差距。
　　9. 取消对贫困家庭收取额外的税收及服务费用。贫困家庭为基本生活必需品、公用服务事业支付的费用更多，低收入家庭也把总收入的一大部分用来交税。额外费用、预付费率和高利息率都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特别协定往往只提供给那些可以先期付款或直接借记的人。监管者必须要对那些不公平的做法采取强硬的措施，税收政策也必须要公平。偷
税、漏税和享受特殊待遇的“低税精英”必须要被最贫困阶层的公平税收所取代。
　　10. 确保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住所。居住环境的质量对于儿童的健康、社交和教育非常重要。英国需要提供更多良好舒适的住房并消除拥挤的状况，降低住房成本，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现在正是应该投资“社会福利性住房”的时候，该项目能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有美好的家园。
　　儿童贫困影响了儿童时期的生长发育，损害了儿童发展的潜能。在某种程度上，贫困摧毁了儿童宝贵但脆弱的生活，可能对他们长大成人以及为人父母都会带来长期困扰。由贫困引发的不公正方面很多，本宣言主要列出以下十大方面。
　　1.贫困儿童的父母超过一半仅有一人在工作。尽管父母就业能使孩子脱离贫困，但贫困儿童家庭中成年人都有工作的仅占全部家庭总数的1/4。许多低收入有工作的家庭只能依靠在职津贴脱离贫困。在有成员找到工作贫困家庭中，有1/3 只是无业贫困简单地被在职贫困所代替。
　　2. 当前的救济金和税收抵免使太多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项独立研究估计，一家4 口即一对夫妇2个孩子的“最低收入水平”（租金除外）为每周349.32 英镑（大约每人每天12.5 英镑），比大多数有资格家庭所享受的社会安全网救济金的收益高出124.52 英镑。不仅社会安全网救济标准设置太低，以至于不能使儿童脱离贫困，而且相关问题的复杂性，管
理不善，错误和社会烙印意味着五分之一家庭本来有权享受儿童税收抵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
　　3. 最贫困的家庭为购买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最多。购买生活必需品如电、煤气、食品或金融服务，最便宜的购买方式是拒绝面向较贫困家庭的，而这些贫困家庭为得到相同的服务常常支付的更多。
　　4. 最贫困家庭总收入中很大部分用来缴纳税收。1/10 最富裕的家庭（有孩子、非退休），其总收入是1/10最贫困家庭的9.6 倍多，但是支付的税收比例却分别为33%和42%。
　　5. 贫困儿童更可能生活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在最贫困的1/5儿童中有1/4 儿童无权使用能够安全玩耍的户外空间或设备，有42%的家长无力更换破碎的电子设备。在最贫困的1/10 地区，有1/4儿童在步行时遭遇事故，生活在较贫困地区的儿童比富裕地区的儿童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高3倍以上。
　　6. 较富裕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容易获得最好的公共服务。最需要公共服务支持的贫困家庭常常得到最差的服务。一项研究发现，对于非常贫困的学生，当局没有有效的资金配置。而有效的、有针对性的资金配置意味着在小学阶段对贫困学生的支出将翻番，用于中学的支出将提高50%以上。
　　7. 贫困是教育成功的障碍。对于3 岁阶段的孩子，贫困家庭的教育通常落后于富裕家庭的约9 个月。
　　8. 贫困儿童缺乏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应拥有的必需品。在最贫困的1/5儿童中，14%的学生没有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每学期一次的旅行，28%的10 岁以上的儿童没有自己单独的卧室，11%的儿童不经常去幼儿园。
　　9. 贫困危害着儿童的健康。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出生时或幼儿期死亡的可能性是富裕儿童的2倍。最贫困的1/5地区的儿童与最富裕的1/5地区的儿童相比较，出生时的体重要低200 克左右。贫困儿童也意味着面临残疾的风险更大。例如最贫困的1/5家庭，儿童患脑瘫的可能性是富裕家庭儿童的2 倍。
　　10.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很高，但实现的可能性很低。政府认为当今政策“提高了福利水平也提高了父母及孩子的远大抱负”，但是最贫困阶层中的一半父母，抱有五分之一的希望期盼孩子能上大学，但是成功者寥寥无几。随着时间的过去，英国社会越来越不公平。
　　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使许多儿童陷入贫困，造成人才浪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是我们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战胜它。解决贫困就意味着减少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使所有儿童能茁壮成长。
　　●减贫实践●
英国的贫困及测量
　　英国是一个发达国家，由于其发达的社会基础设施（卫生服务、福利等），英国的贫困人口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样数量庞大，而且，英国的贫困问题，也仅仅是相对贫困，而不是绝对贫困。
　　贫困的定义和测量
　　贫困被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收入中位数的60%”。这里收入中位数是指处于收入分配中间位置的家庭收入。
　　2004-2005 年，60%的收入中位数是指夫妇2 人每周家庭总收入为183 英镑；一个成年人每周收入100英镑；有2 个孩子的4 口之家每周家庭总收入268 英镑；有2 个孩子的单亲家庭每周总收入186 英镑。这里的收入是指扣除收入税、国民保险，并且缴清家庭税、房租、抵押借款利息、水费后的收入。
　　通常来说，贫困有3 种类型：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排斥。
　　绝对贫困是指个体缺乏维持其生存所需的足够的物资。
表 1 贫困人口变化数及变化比率

　　相对贫困是指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缺乏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资源。或者说相对于平均水平而言，个体不能获得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全部资源。
　　社会排斥是政府使用的一个新术语。英国首相把社会排斥描述为“当个体或地区暂时处于失业状态、劳动技能低、低收入、简陋的住房、高犯罪率、卫生条件差、较高离婚率时”，就称为存在社会排斥。
　　贫困的其他类型：
　　饮水贫困：政府把饮水贫困定义为如果家庭水费支出超过税后收入的3%，则为饮水贫困。2006 年，全英国约有10%的家庭处于饮水贫困状态。
　　燃料贫困：燃料贫困是指一个家庭努力使取暖的费用保持在一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公认的燃料贫困被定义为：一个家庭的取暖费用超过收入总和的10%，房间内温度达到足够温暖的水平就为燃料贫困家庭。此处的取暖标准是指保持卧室的温度在21°C，其他房间的温度在180C。
　　贫困原因
　　◆ 伤残：从收入方面来看，伤残人导致的贫困是健康人贫困的2 倍。
　　◆ 疾病
　　◆ 精神病类
　　◆ 失业
　　◆ 出生在贫困家庭
　　◆ 生活在单亲家庭：一半单亲父母处于低收入水平。
　　英国的贫困情况
　　◆ 从 1994-2004年间，在任何一个持续时间段内，有17-18%的人口总是处于贫困状态。

图1 英国贫困人口比例（1995-2004）
　　◆ 家庭中无人工作位居贫困的首位，如果你来自一个无人工作的家庭，那么将更容易
　　◆ 陷入贫困。政府制定措施使更多的人出去工作而非仅仅依靠救济来削减贫困。

图2 贫困家庭类型比例（2005）
　　注：图中1 自营职业家庭
　　2夫妻一人或双方全职工作家庭
　　3 夫妻都工作，但一人全职家庭
　　4 一人工作，一人不工作家庭
　　5 都是非全职工作家庭
　　6 60岁及以上不工作家庭
　　7 失业家庭
　　8 疾病和残疾不工作家庭
　　◆ 2005年英国约有390万单身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大部分是离异妇女。
　　◆ 近 60%的贫困人口是私房屋主。
　　◆ 在扣除住房开支前后，分别有21%、2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英国贫困人口的范围总是被界定为遗孀或以救济金为生的人。事实上，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最贫穷的是有孩子的家庭，政府实现脱贫目标的关键是要帮助这些有孩子的家庭脱贫，即在2010年使半数孩子脱离贫困。

图3 英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英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中，夫妇有孩子的占总贫困家庭的比例为33%，而无孩子的占11%；单身家庭有孩子的占18%，无孩子的占19%；夫妻都领取救济金的家庭占12%，单身领取救济金的占7%。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
　　以收入中位数的60%为贫困线，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瑞典为12.3%，德国为13.1%，法国14.1%，英国14%，美国23.8%。
表 2 2005 年各国相对贫困人口比较

　　贫困测量方法
　　Seebohm Rowntree 选用基本的食物、衣服、住房需求的“购物篮子”（shopping basket）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与本地居民配额供给相同）。如果一个人不能负担的起基本的“购物篮子”，则他就被视为贫困。1950 年，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用“购物篮子”来测量贫困的方法被废除。
　　对于今天拥有财产、大多数被国家界定为贫困人口的人们来说，很难想象1900 年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的生活。在发达国家，贫困常常被看做是一种感知，人们总是用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和邻居、以及较广范围内的人们的财产相比较，而不是和他们的祖先或其他国家的人们相比较。这也是政府用来衡量贫困的标准。许多研究认为，尽管英国经济越来越繁荣，但从1950 年以来，人们的幸福感基本没变甚至有所降低。


图5 2005 年人们的幸福感
　　●减贫会议●
第三届“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2009 年10 月17 日是第17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驻华系统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华代表处承办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这是为纪念国际消除贫困日而举办的第三届年度论坛，它已成为了一个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程中信息交流、各方对话、政策制定的重要平台。
　　在由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尤其是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有可能再增加9000万，然而2007 到2008 年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预计下降80%的情况下，本次论坛的主题确定为“金融危机与贫困：挑战与行动”，主要议题有：中国减贫与社会发展的历程、战略与模式；新时期中国减贫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经济增长与贫困；国际贸易、
市场波动与贫困；自然灾害及防治与贫困；就业结构转变、人力资源开发与减贫；环境治理与贫困等，有来自亚洲、非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等约200 名代表参加。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向会议发来书面致辞，评价了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并大力赞扬了中国在扶贫工作上取得的杰出成绩。他也呼吁，经济危机下，当很多国家下调扶贫预算和减少发展援助时，我们不能忽略扶贫工作的持续性。他指出，面对全球多重危机，世界上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群体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经济衰退期最先受到牵连并且损失最多的是穷人。作为回应，联合国副秘书长Thoraya Ahmed Obaid强调了中国在推动人类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他认为中国在双边援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通过联合国系统，中国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官方援助。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致辞中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减贫事业和千年发展目标进程遭遇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应共同采取有力应对措施。他介绍了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减少对贫困人口影响的做法，同时强调，虽然中国在促进减贫事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中国目前仍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
出，国际金融危机对减贫事业的影响依然存在。他强调中国将以自身不断减少贫困、坚持和平发展、走向繁荣富强的行动，为推进世界减贫事业、促进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小建在论坛上作了主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国60 年来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取得的瞩目成就，同时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冲击和负面影响，使扶贫开发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并介绍了中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手段和切实行动。
　　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Khalid Malik在发言中强调了国家内部机构和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合作开展扶贫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各自的重要角色，指出应当发挥各方优势、集合力量资源，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对抗全球危机。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James Adams，埃塞俄比亚财政和经济发展部长Ahmed Shide，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Jomo Sundaram，中国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世界粮食计划署副执行干事Sheila Sisulu等也进行了主旨发言。在平行会议于讨论发言中，与会代表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深化国际金融合作，完善社会保障与救助政策体系，为经济复苏创造坚实的条件，为促进全球减贫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付出更大努力。
“国际发展合作：增长与减贫经验分享”国际研讨会
　　2009 年10 月28 日至29 日，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和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国际发展合作：增长与减贫经验的分享”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着中
国减贫与发展的经验及其对非洲的启示展开，目的在于研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长与减贫的战略、模式、成效与经验；研讨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历程、战略、模式与经验；研讨中国增长、减贫及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对非洲国家的启示；以及研讨完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的思路与途径。来自中国、非洲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15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出席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会议设两个专题会议，分别为国际发展合作与中国的增长及减贫；国际发展合作与非洲的增长及减贫。在这两个专题会议中，与会代表就国际发展合作对中国和非洲增长及减贫的影响展开研讨，提倡发展中国家在有效利用对外经济与发展合作领域的经验交流和相互学习，建立新型经济与发展的合作框架，持续推进各自减贫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程。
　　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和乌干达财政、规划与经济发展部国务部长Fred Jachan-Omach Mandir 分别作了大会发言。魏建国秘书长介绍了中国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来发展和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将中国模式与经验总结为：通过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始终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基础性的地位；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构建了学习型政府，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从救济性减贫转向开发式减贫。而中国减贫面临的挑战有城镇化问题、农民工问题、贸易结构调整问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等。他表示要继续加强减贫领域国际合作，坚定不移地帮助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减贫。
　　Fred Jachan-Omach Mandir 部长在致辞中指出作为非洲的战略伙伴，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非洲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在不同领域采取的策略和政策。而中国和非洲的伙伴关系有助于提高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中国是非洲的主要市场、投资商、承包商和建设者，同时也是一个援助国。应将中非合作从国家之间逐步推进至地区和非洲大陆层面，来提高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降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经商成本。最后，他指出应当改善沟通和交流渠道，促进有效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并建议在技术转移领域作出切实的努力。
　　在研讨会的专题会议和平行会议中，与会代表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国际援助方与中国开展合作的战略、途径和能力建设，中国参与的多边和双边合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情况进行了讨论，介绍了中非发展合作的新进展、非洲合作模式以及非洲视角下对全球发展学习网络的反馈等，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由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组建，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中国与非洲各国在减贫与发展领域的交流合作，增强双方应对全球发展挑战的能力。研究小组专家组长李小云教授在闭幕式上进行了大会总结发言。他指出中国—欧洲—非洲之间如何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对非洲的发展十分重要，但在援助过程中，必须强调非洲国家的主人翁精神。这就需要通过学习培训进行能力建设提高谈判和说服能力，掌握发展的主权以促进非洲的发展。同时他也强调规划工具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以中国五年计划为例，通过不断调整的规划提高国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将有利于促进非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最后，经合组织发展合作理事会Richard Carey 在闭幕式上对中国—发展援助委员会研究小组活动框架进行了介绍。
　　●机构介绍●
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PHI）
　　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OPHI）是牛津大学国际发展部的一个研究机构，旨在为减少多维贫困而建立和发展更加系统的分析方法和经济框架，是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性能力建设及一些相似的观点为基础。这个框架包含多个维度，维度间相互连接同时作用。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构成了中心研究议程的核心内容。
　　1.贫困数据的缺失维度
　　OPHI识别了贫困数据的五个缺失维度，即就业（重点关注就业的质量）、赋权、安全、可以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幸福。在确定这些维度之后，对每个维度设计了可操作的具体指标和问题。
　　2.多维比较
　　OPHI已经开发和应用了对多维贫困、长期贫困、机会均等的测量和检测方法，更多的多维分析方法论的检测和可靠性试验正在实施中。
　　3.多元化准则
　　对多维贫困除考虑效率准则外，还需考虑如公平、可持续性、自由等准则，它们是如何影响贫困的。
　　4.参数选择和诱因用行为经济学来对规范福利进行评定。
　　5.政策启示
　　渴望多维贫困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减贫政策有所影响。
　　OPHI的使命是：通过系统的协调研究和富有挑战性的行动以推进人类自由和人类繁荣。目标是：为减少人们的主观感受贫困以及价值贫困而建立一个多维度的经济框架。
　　OPHI借鉴了过去慎密的、先进的经济学思想策略，致力于以下方面的工作：合作协调研究、建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网络、课程学习与各种培训相结合、参与媒体的活动、为决策者提供指导、培育新一代的学者和大众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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