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一期-农产品市场状况2009：高粮价与粮食危机-经验与教训

　　●研究前沿●

　　1 世界粮食价格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
　　1.1 2007-08 年飞涨的世界粮价
　　在 2006 年开始的国际粮价上涨已升级成为全球性的粮价飞涨，不断加剧的粮食不安全引发了暴力示威，甚至引起了人们对国际安全的忧虑。非洲也许受到的冲击最大，但问题是全球性的。关于高粮价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贫穷人口影响的报告引发了各方呼吁，要求采取国际行动，扭转持续恶化的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粮食援助机构诸如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面临难以为继的高昂援粮采购成本，迫切希望得到额外资金。
　　粮农组织粮食价格指数在2006 和2007 年分别上升了7%和27%，并在2008 年上半年持续上涨并加速。此后，价格开始稳步下降，但仍处于长期趋势线之上。2008 年FAO 粮食价格指数比2007和2006年分别高出24%和57%。
　　即使按粮食的实际价格（用世界银行制造业单位价值指数[MUV]扣除通胀）来看，其涨幅也很明显。粮食实际价格一直处于稳步下降的长期趋势，期间出现了一些短暂的价格大幅上涨现象。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价格呈平稳态势；2000年价格开始恢复性上涨；2006年，价格猛升——2000-05 年间价格年均涨幅为1.3%，2006年以来年均涨幅已猛升至15%。
　　汇率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
　　粮价上涨的原因可部分归咎于美元贬值，因为国际价格倾向于以美元计价。如以其他货币计算，粮价的涨幅并没有这么剧烈，仍处于历史波动范围内，但无论如何涨幅还是较大的。
　　在评估农产品价格涨幅时，货币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还会影响对不同国家所受影响的评估。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国家的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上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些国家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及其它各种因素，诸如进口关税、基础设施和市场结构等影响价格传导的因素。由于大多数商品是以美元计价的，对那些本国货币比美元坚挺的国家而言，美元贬值使其产品成本下降，多少对粮价的上涨起到了缓冲作用。然而，对那些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弱于美元的国家，美元的贬值则增加了粮食的采购成本。而有30 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是与美元挂钩的。
　　是否所有农产品价格都以同样的趋势上涨？
　　尽管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至少以名义价格均有所上涨，但不同产品之间的价格涨幅差别很大。特别是，基本食品如谷物、油料及奶制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涨幅远远高于咖啡、可可等热带产品和棉花、橡胶等原材料的价格。因此，那些依赖后者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其出口收入增速低于进口粮食成本的上涨速度。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净粮食进口国，这就带来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2007/08年度的粮价上涨有何特殊之处？
　　此次粮价快速上涨与1995 至2002 年间商品价格长期下跌形成了鲜明对照，而该下跌趋势甚至曾引发恢复国际商品协定的呼吁。一些分析人士把粮价上涨看作是农产品实际价格长期下跌趋势结束的信号，《经济学家》杂志（2007）宣告了“廉价粮食时代的终结”。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看成是潜在的世界粮食危机的开始。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有趣的问题，此次粮价飙升与以往价格大幅上涨是否有本质区别，以及实际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是否已告一段落，显示农产品市场行为已发生根本性变化。高价现象与低价现象一样，在农产品市场并不罕见，但高价往往比低价持续的时间要短暂些。但现阶段涨价现象与以往不同的是国际价格上涨波及的不仅仅是少数产品，而是几乎所有的粮食和饲料产品，而且价格在短期暴涨后仍将保持在高位。
　　伴随价格暴涨的是比过去更加剧烈的价格波动，特别是在谷物和油料部门，显示出市场更大的不确定性。在2008年的前四个月中，小麦和稻米价格波幅接近历史最高位（2008年小麦价格波幅是前一年的两倍，而稻米更达到了五倍）。价格波动不仅局限于谷物，植物油、畜产品和食糖的价格波动均大大超过前几年。波动性大意味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买卖双方决策的难度。市场不确定性的上升限制了生产者对信贷市场准入的机遇，往往导致他们以放弃创新和创业为代价，采用低风险的生产技术。此外，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越大、趋势越难预测，投机者通过投机于商品远期价格而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因此，反复波动的市场会吸引大量的投机行为，使现货市场价格进入价格动荡的恶性循环。从国家层面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的进口或出口。虽然粮价上涨会对出口国的经济带来短暂的好处，但也使它们进口粮食和农资的成本上升。与此同时，价格的巨大波动会影响这些国家实际汇率的稳定，给其经济带来巨大的压力，妨碍其减贫工作。
　　如何比较 2007-08 年的高粮价与以往的粮食危机？
　　从以往粮价走势中可发现，近期的粮价上涨与以往不同。20世纪70年代出现所谓“世界粮食危机”时曾出现特别剧烈的价格升幅波动。本次高粮价与那次危机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天气原因和原油价格的猛涨导致粮食生产萎缩。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一样，限制粮食出口被再次用作控制国内通胀的手段。然而，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是：70年代的危机是由粮食供应波动引发，而导致2007-08年事件的关键因素是需求因素（特别是生物燃料需求），且可能带来更长期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高峰期，每吨稻米和小麦的国际报价分别涨到542美元和180美元。由于2008年初的价格远远超过70年代的水平，这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世界正面临着和70年代类似的危机。但是，美元现在的购买力与70年代相比已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按实际价格看，便会呈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画面。例如，按200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1974年每吨稻米的实际价格是2008年前四个月平均价格的四倍多。
　　“廉价粮食时代”的终结？
　　粮价飞涨带来的冲击可部分归因于全球的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所谓的“廉价粮食”。2006年前，全球食品的实际价格在30 年里几乎下降了一半，许多食品的实际价格以年均2-3%的速度下跌。科技进步极大地降低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加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成员国普遍的财政补贴，导致其他国家高效、低成本的粮食生产变得无利可图，这使得一些国家作为世界粮食供应国的地位得以巩固。这种供应驱动的农业模式，使几十年来实际粮食价格呈螺旋下降的态势。此外，市场和政策环境变化也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导致库存水平下降，使人们更加计划性地靠进口来满足粮食需求。在以上各因素的作用下，主要粮食出口国在国际市场供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当这些国家出现减产，特别是连续几年出现这种情况，全球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最终导致高粮价和粮价大幅度波动的市场紧张状况就不足为奇了。近期的粮价飞涨就是上述现象的典型结果。在此背景下，全球收入和人口增加以及生物燃料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农产品需求，使粮食出口大国没有机会补充库存。
　　一些产品价格的极端剧烈波动是触发人们对大规模危机恐慌的另一原因。在价格上升和持续波动的时期，要区分市场不稳定与本质性高粮价是很困难的。因此，搞不懂国际粮食市场正在发生什么，就再次增加了人们对粮食危机即将来临的恐慌。
　　近期的高粮价是粮食实际价格下跌趋势的逆转，还是世界正在经历又一次价格上涨，而且涨幅还很大？过度动荡的市场波动未必导致根本性和永久性的价格转折。当它真的引起价格逆转时，经济学家通常称之为“结构性突变”。计量经济学方法可用于查找农产品价格的结构性突变。用这些方法衡量后发现，甚至连20 世纪70 年代危机期间许多食品的价格高峰都没有显现出结构性突变的特征。在危机的最高点过去之后，价格又延续了先前的趋势。
　　从至今已出现的迹象看，难以就本次粮价上涨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研究至今未能探测到结构性突变。因此，要回答近期的高粮价是否与以往的涨幅明显但持续短暂、随后持续下跌的商品价格行为是一致的，或以往的价格行为模式已告一段落等问题，还必须探究表面原因背后的本质。导致本次价格上涨的因素有多种：粮食减产、低库存、油价、生物燃料需求、新兴国家的收入增长、美元贬值和投机活动等。虽然无法量化单个因素对粮价上涨所起的作用，但有些因素可能会对平均粮价持续产生影响。目前的形势有一些特点，主要是谷物库存处于历史低谷且对生物燃料的有着强劲需求，这就表明，尽管粮价已从2008年初的高位回落，但近期的高粮价可能还将持续几年。
　　先升后跌——当前粮价
　　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已从2008 年上半年的顶峰显著回落。世界粮食价格下跌了50%，其它基本食品价格也随即下降。然而，这些价格仍维持在历史高位，也高于其2007 年的水平。在许多国家，特别在非洲，粮价仍远远高于2007 年的水平。在某些情况中，2008 年上半年出现的国际粮价高峰仍在国家市场中持续。
　　1.2 粮价为何如此大幅上涨？
　　分析人士和评论家对粮价上涨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最常见的说法是用来作为生物燃料生产原料的某些农产品的需求在增长，特别是用来生产乙醇的玉米。历史最高位的油价和环保问题使人们对替代性能源产生了兴趣，美国和欧盟（EU）的政策措施均鼓励扩大生物燃料生产。高油价也对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和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使其对粮食、尤其是畜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饲料对谷物和油料的需求。以上这些说法都注重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新”驱动力，认为农产品的价格行为可能已经有了根本性改变，高粮价还将持续。而“传统”的说法也很有道理，认为粮食出口大国因干旱导致供应量减少，而且谷物的库存量为30年来最低。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其它一些复杂因素，认为它们至少部分上导致了粮价上涨。这些因素包括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债券和股票市场萎靡不振，投机资金因而流入农产品期货市场。一旦国际粮价开始大幅度上涨，市场和政策为此而做出的反应又将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例如，囤积粮食来应对价格进一步上涨和限制出口等。
　　实际上，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因素都组合在了一起。它们是粮价上涨的直接导火索，不过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面临产量增长缓慢、投资不足、农业发展援助份额不断下降、研究和发展资金日趋减少等长期问题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这不但使粮食不安全问题不断恶化，而且也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于应对。
　　减产及低库存
　　传统上，人们在解释粮价波动时往往强调外部因素对农业产量的影响，特别是天气影响。本次价格上涨的关键导火线就是始于2005 年并持续到2006 年的粮食出口大国谷物减产现象。这两年谷物的减幅分别达到4%和7%。然而，在高价格的推动下，谷物产量在2007 年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美国的玉米产量。2007年谷物供应量快速增加是有代价的，其侵占了原本用于油料生产的资源，特别是大豆生产，导致油料产量下降。
　　库存在平衡市场和缓解价格波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如果库存量与消费量之间的比例过低，市场应对供求突发事件的能力就会减弱；供应量下降或需求量上升均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个比例自2006 年起一直呈急速下降趋势，并于2008 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库存水平，主要是谷物的库存，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实际上，1995 年出现上一次涨价事件以后，全球库存水平平均每年下跌3.4%。《乌拉圭回合协定》签署后，政策环境出现了一些变化，成为导致主要出口国库存量下降的关键原因，这些因素包括：公共机构储备量的大小；储存易变质产品所需的高成本；其他成本较低的风险管理手段的出现；更多国家具备了出口能力；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口大国连续几年出现减产，国际市场的供应就会趋紧；一旦出现意外事件，价格波动性和波动幅度就会加大。的确，销售季节开始时的库存水平（以库存量占即将到来销售季的预计消费量的百分比表示）与该季节形成的谷物价格之间明显成反比。这就意味着，销售季开始时全球市场供应偏紧往往会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这也是2006 年国际谷物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持续的低库存量是较高价格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理由。到2008 年销售季结束时，世界谷物库存量只在销售季初的低水平基础上提高了1.5%，达到了25 年来的最低点。在2007/08 年度，世界谷物的库存消费比例为19.6%，大大低于24%的五年平均值，甚至比2006/07 年度的20%还要低。受谷物市场形势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受小麦和粗粮市场的影响，油类/油脂和豆粕/豆饼的库存情况在2007 年中期开始恶化；到2007/08 年度销售季结束时，油类/油脂的库存消费比例已经从13%降至11%，而豆粕/豆饼则从17%降至11%。
　　正确看待粮食和饲料——中国和印度
　　要想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消费需求，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收入增长通常也会引起膳食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对高价值食品（如畜产品）的需求，而对淀粉类主食（如小麦）的需求则会下降。由于这些变化是逐步出现的，不应该将其视作价格突然上涨的根本原因，如最近的涨价就不能归咎于此。因此，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引发本次粮价飞涨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快速增长而导致需求上升，但这一看法尚有待于重新考量。
　　最近，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研究，重点探究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增长对世界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所起的重要作用（IFPRI，2008）。研究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拉动了对肉类、奶类等畜产品的需求，最终也拉动了对饲料粮的需求。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确在全球农产品供应和需求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2007年和2008年的高价格似乎并非源自这些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谷物消费量增速实际要比其它国家要慢。
　　中国和印度的谷物进口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以年均约4%的速度下降，在过去三年中已经从80年代初的每年约1400万吨下降为每年约600万吨。
　　这就意味着，这两个国家的谷物饲料需求增长主要是靠国内生产解决的，至少直到近期是如此。另外，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油料、植物油和畜产品进口大国，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数年份中，其总体农产品贸易基本上保持着顺差。印度的长期贸易地位也证明，认为它是导致国际市场粮价上涨的因素之一是错误的。印度一直是粮食出口国。在1995至2007年间的多数年份中，印度的小麦、稻米和肉类出口量均超过进口量。即便是提到印度相对较大的植物油进口量时，也要考虑到它同时还出口了大量的豆饼。实际上，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或印度有突然增加油料、豆粕和油类进口的现象，所以无法将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归咎于它们。这些商品的价格是从2007年中期开始上涨的，距粮食（特别是玉米）的大幅涨价已有一年的时间。中国和印度并不是造成油类产品突然大幅涨价的原因，但这并没有削弱这两个国家过去和将来在粮食市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削弱消费方式的总体变化过去和将来在粮食市场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生物燃料的情况又如何？
　　将某些农产品用作生物燃料的原材料意味着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资源出现了减少。生物燃料生产会减少市场上粮食产品的供应量，因为油和原材料价格对生物燃料生产更为有利，用粮食、食糖、油和其他基本食品作为燃料生产原料的“有效”需求可能会超过用它们作为食品的需求。这种新的需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价格。在所有大宗粮食和饲料产品中，对玉米（用作乙醇生产的原料）和油菜籽（用作生物柴油生产的原料）需求的增长对价格造成的影响最大。例如，2007年世界玉米总消费量增加了近4000万吨，其中仅乙醇厂家就吸收了近3000万吨。需求增长大多数出现在美国，它既是最大的玉米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玉米出口国。在美国，用来生产乙醇的玉米约占国内玉米消费量的30%。这使得国际市场的玉米价格从2007年初开始出现大幅上涨。价格如此剧烈的反应还与生物燃料新需求的快速发展（主要在2-3年里）和该项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90%以上）这一玉米出口大国有关。在全球范围内，2007年世界玉米总消费量中约有12%被用来生产乙醇，60%被用来作为动物饲料。在欧盟，估计2007年成员国菜籽油产量中约有60%被用来生产生物柴油，约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25%，占全球菜籽油总贸易量的70%。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每种作物中有多少被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而不是用作食品和饲料；其还关系到有多少原本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被挪用，去生产生物燃料所需的原材料。2006年中期以来玉米价格的持续走高已促使美国农民在2007年扩大了玉米生产。玉米种植面积增长了近18%。而扩大玉米生产的代价就是减少大豆和小麦面积。由于玉米生产的扩大加上有利的天气条件，2007年美国玉米获得大丰收，不仅满足了美国包括不断扩大的乙醇生产在内的国内需求，还可供出口。然而，玉米丰收这一表面现象掩盖了另一个重要情况，那就是小麦和大豆的种植面积在减少，产量也在减少。这就是价格大幅上涨的一个原因。当然，如果澳大利亚没有遭受干旱的影响，欧盟和乌克兰没有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那么就有理由相信粮价也不会如此大幅地上涨。
　　这种连锁反应在2008年似乎又再次重演，但这一次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大豆的相对价格较高，美国的农民减少了玉米面积，转种大豆。坚挺的大豆价格促使美国2008/09年度销售季的大豆种植面积出现大幅上升。这一趋势也可以从期货市场中大豆和玉米的价格比中得到证实。从历史上看，每次该比例接近2，就表明玉米比大豆种得多，结果就是农民从种植大豆转向种植玉米。当该比例在2006/07年度出现下降时，农民就大幅度增加了玉米的种植面积。但当该比例在2007/08年度销售季中大大高于2时，农民却扩大了大豆的种植。大豆种植面积的扩大对于大豆市场来说是个好事，但玉米市场却因此变得非常不稳定。鉴于美国出台了新的《能源法案》，乙醇工业对玉米的需求预计会持续增长。如果玉米产量在2009年出现下降，那么美国要想满足所有国内需求（包括粮食、饲料、燃料和出口），而同时又不大幅度减少自己2009/10年度销售季的玉米库存就变得很困难。将密切关注市场上出现的任何迹象，防备这种情况变成事实。在目前市场偏紧的时期内，玉米的价格会坚挺，很可能还会影响到其他大宗粮食和饲料作物。
　　除了巴西利用甘蔗制造乙醇外，生物燃料生产目前在没有补贴或其它政策支持的情况下都没有经济效益。巴西用甘蔗生产的乙醇每升生产成本是最低的，这也是唯一一直保持比同类化石燃料低价的生物燃料。接下来生产成本较低的就是巴西用大豆生产的生物柴油和美国用玉米生产的乙醇，但这两种燃料的成本还是超出化石燃料的市场价。欧洲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比巴西的乙醇要高出一倍多，这说明原材料和加工成本较高。根据全球补贴动仪，美国2006年为生物燃料产业提供了58亿美元的补贴，欧盟的补贴则为47亿美元。这些政策性干预鼓励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生产液态生物燃料，由此增加对某些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此类补贴的一个出发点是生物燃料比化石燃料更环保，但目前人们开始质疑这一说法，因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某些生物燃料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好。然而，由于生物燃料的补贴依然存在，因此它所带来的对农产品的扩大需求将会继续抬高农产品价格，继而也影响到其他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油价的作用举足轻重。油价越高，生物燃料生产的经济效益就越高，对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的需求也就越大。当油价达到一定水平，使生物燃料具备竞争力时，能源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就会上升，而这一新增需求会抬高农产品价格。因此，农产品市场于能源市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型联系。由于能源市场与农产品市场相比之下更大，因此来自生物燃料部门的需求原则上能够完全吸收可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增产量，能源市场也就有效地为农产品设置了最低价。当农产品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使生物燃料生产不再具有竞争力时，这也就为农产品设置了最高价。因此，最终确定农产品价格的将是能源需求，而不是粮食需求；农产品价格将与能源价格捆绑在一起。显然，这将大大改变以往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投机起了什么作用？
　　最近有关高粮价的讨论中对投机者和机构投资者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视。随着其他资产收益的降低，这些所谓的“非商业交易者”开始在期货市场买入农产品。曾有人担心投机活动在粮价上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全球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衰退，资金为追逐利润而流入农产品期货市场，这些资金的来源既包括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传统机构投资者，也包括新生的与商品挂钩的、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在过去五年中，全球期货和期权交易活动总量翻了不止一番。在2007 年前9个月，这一活动比上一年增加了30%。尤其是在商品市场做多的非商业交易者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他们对买入期货合约的兴趣提高。2005 至2008 年间，非商业交易者在玉米、小麦和大豆期货市场的持仓比例近乎翻倍，但
在食糖期货市场的持仓比例保持基本不变。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数额巨大。然而，他们对农产品的投资量仍比不上对金属等其他商品的投资量。
　　非商业交易者在玉米、小麦和大豆市场份额的提高恰逢这些商品在实体市场的价格也出现上扬。过去几年农产品市场投机活动十分活跃，一些分析人士因此把粮价上涨与投机活动的增加联系起来。然而，尚不清楚到底是对农产品的投机推高了价格，还是价格自行上涨吸引了投机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的一项研究结果认为，总体上看，是高价格吸引了投资基金流向农产品期货市场。这一因果关系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大量资金流入至少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粮价会居高不下和出现波幅明显加剧的现象。这一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如果金融投资者的确对粮食价格造成了影响，那么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关注，一些国家甚至考虑对其加强监管。
　　并非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粮价飞涨
　　粮食的美元价格飞涨并在2008 年上半年创下新高，幅度之大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出现这一走势的原因在于许多主要商品市场供求失衡，特别是谷物和油料。能够为粮价飞涨提供合理解释的主要是需求方因素。推动价格上涨的主要供应方因素往往具有短期性，其涉及减产和主要贸易国采取的出口限制等政策措施。在需求方面，推动近期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因素屈指可数。需求方因素的变化与供应方因素不同，其通常较慢，也在意料之中。这是由于除新兴的生物燃料因素之外，粮食市场需求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和收入的增长。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基础变量呈渐变（且可预见）需求上行发展态势，这样就给供应方留出了调整的时间。近期高价格期间的形势也并未偏离这一趋势，粮食和饲料需求都没有发生突如其来或意料之外的增长，故无法对市场出现的价格大涨提供解释。投机和投资资金的流入更可能是价格上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只有生物燃料原料需求的迅速扩张是以往没有经历过的。然而，生物燃料需求本身并不能单
独解释2007年和2008年初期价格的大幅上涨。石油价格创纪录提升了人们对生物燃料开发的兴趣，但其本身也推高了生产和运输成本，从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需求方面，出于对价格继续走高的担忧和原料需求的增长，价格面临着更大的上涨压力。世界市场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单一因素。在人们普遍所接受的原因中，任意一个都不能单独解释近期价格走势的格局和幅度。实际上是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和叠加才引发了戏剧性变化。虽然我们很难对它们各自的作用进行解析，但证据显示生物燃料需求和石油价格是其中的主要驱动因素。
　　通过经合发组织和FAO 的Aglink-Cosimo世界农产品市场模型所做的模拟，可以大概看出各因素对粮食价格产生的相对影响。这一模型可以根据影响市场和价格主要变量的未来数值做出的前提假定，对市场进行中期预测。采用不同前提假设并对相应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甄别每种影响的力度大小。采用的五个主要假设包括：（i）粮食和油料用作生物燃料原料；（ii）石油价格；（iii）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增长：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EE5）；（iv）美元兑所有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以及（v）作物单产。
　　在粗粮和植物油方面，如果生物燃料生产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不变，那么它对价格前景的影响最大。这些农产品作为生物燃料原料的需求变化是很不确定的，不论原因是石油价格的变动、生物燃料扶持政策的调整还是新技术开发促使加工者购买不同原料。假定生物燃料生产维持2007 年水平不变，那么得出的结果是2017 年粗粮预测价格下降12%，植物油预测价格下降约15%。第二种情形显示，小麦、粗粮和植物油价格预测对石油价格变化都极为敏感，如果石油价格跌至2007 年的水平，它们的预测价格将再下降8-10%。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的情形显示，小麦和粗粮价格将仅比基线水平略微有所降低（1-2%）。在植物油方面，由于一般认为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要大得多且上述五个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提高，因此模拟的价格差超过10%。第四种情形模拟了美元走强造成以出口国国内货币计算的价格走高，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增加供应量的积极性。同时，美元走强将使进口国的进口需求降低。出口供应增加和进口需求趋弱的共同作用对世界价格形成了更大的下行压力。到2017年，小麦、粗粮和植物油价格均将比相应基线预测水平低5%左右。假定谷物和油料单产提高5%，该情形将得出2017 年小麦和玉米的预测价格将分别比相应基线值低6%和8%，但对植物油预测价格的影响不大。
　　价格为何回落？
　　2008 年7 月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大幅回落，逆转了此前同样大幅的上涨趋势，并促使价格向2007 年的水平回归。发生这一逆转是供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高价格刺激了全球谷物生产的扩大。然而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中的巴西、中国和印度。除这3 个国家外，2007 年至2008 年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实际有所下滑。因此，很明显，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贫困农民并没有抓住高粮价的机遇——2007 年增产幅度十分有限2008 年更是基本为零。粮价下滑与全球供应量增加关系不大。真正的原因主要是金融危机造成需求放缓，全球进入衰退使经济活动减少，而且石油价格出现大跌。需求下降对诸如橡胶等农产品原料的市场和价格影响最大（至少在初始阶段如此），但粮食价格也受到了影响。
　　尽管粮价下跌对消费者来说是个福音，但不能因此认为全球粮食体系的问题已得到解决。高粮价背后的多种关键因素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依旧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尚未出现大幅提高，而价格刺激因素的趋弱也不利于其他地方生产的进一步增长。全球谷物库存量仍然较低，2008/09年度谷物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仍低于五年平均水平。虽然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但随着原料价格的下滑和新的乙醇产能投入使用，生物燃料的需求依然旺盛。石油价格下跌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十分复杂。油价走低能降低能源和化肥成本，但随着生物燃料竞争力的下降，也会对用作生物燃料原料的农产品价格造成下行压力。其净效应将取决于石油与原料、尤其是玉米的相对价格走势。
　　中期前景如何？
　　国际市场粮价回落幅度很大，但仍明显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一个重要问题是，价格是否还将继续下跌抑或维持这样的历史高水平？2008 年下半年价格回落的幅度与上半年价格上涨的幅度同样令人叹为观止。由于波幅加大，两者恐怕均有“过火”之嫌，因此难以辨别这是否意味着要朝着一个新趋势调整。然而，被视作导致高价格的某些因素表现出长期性，这与以往农产品价格走势的格局迥异；以往价格飙升往往是短期现象，随后则长期低迷。如上所述，从更普遍意义上讲，除石油价格外，造成高粮价的各因素仍保持不变。供应量没有显著提高，库存量依然保持低位。
　　《经合发组织—粮农组织2008-2017 年农业展望》（2008）认为，农产品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均将从2008 年初创下的创纪录水平回落，但今后十年仍将保持高于上一个十年的水平。这种回落刚刚开始，但只是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才表现得比预想的更为迅速。价格的回落将持续多久取决于从衰退中复苏的速度。但《展望》断言，在价格近期飙升的主要因素——低库存背景下的粮食主产区干旱、生物燃料原料需求增长、高油价、美元贬值和商品需求结构变化——中，一部分因素具有永久性，并预计在今后十年中使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展望》特别提及了生物燃料需求和石油价格。尽管从全球范围看，按绝对值计的粮食和饲料仍然是农业需求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但目前生物能源产业对原料的需求增长迅速。生物燃料需求成为数十年来最大的需求增长点，而且被视为支撑农产品价格上行的有力因素。生物燃料在农产品价格与石油价格之间形成了一种新联系，并有可能至少在中期打破农产品实际价格长期下滑的格局。
　　1.3 高粮价的影响
　　粮价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
　　高粮价对靠购买食品生存的贫困人口影响显然最为严重。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而言，食品在其生活开支中所占比重少则50%，多则70-80%。因此，价格上涨不仅影响到他们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也影响到他们的总体开支。粮价飙升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社会骚乱和暴动，这就是负面影响的最直接体现。动乱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些地区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度以及受国际粮食价格影响的程度可能最高，消费者感受到了粮价飞涨最猛烈的冲击。然而，农村贫困人口也受到波及，尽管他们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可能较弱。粮价上涨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关键取决于他们是粮食净出售者还是净购买者：如果是前者则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如果是后者则影响无疑是负面的。有证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多数家庭，尤其是穷人，属于粮食净购买者，甚至主要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也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受影响最严重的都是那些其食品开支占自身收入比重最大和不拥有土地等资产的最贫困人口。户主为女性的家庭在两种情况中均占畸高比例，因此高粮价的负面影响还具有性别层面的意义，需要在政策应对中予以解决。
　　在面临粮价飞涨的状况时，贫困家庭不得不调整消费结构。据报，有的家庭削减了食物摄入量或通过减少较昂贵食品或其他非食品开销的方式维持食物摄入量。在最贫苦人口组别，虽然价格上涨，但随着消费者舍弃肉类、乳制品和蔬菜等较昂贵和更优质的食品而转向以谷物为主的膳食结构，人均谷消费量甚至可能有所提高。虽然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飙升（尤其是小麦、大米和玉米等主食贸易品种），但有关这些主要农产品作为粮食消费量的最新数据显示，人均消费量具有弹性。多数低收入国家都呈现这一趋势，包括那些营养不足水平较高的国家。然而，随着所偏好的进口谷物价格出现上涨，消费者转而食用传统食物的情况也有发生。
　　粮价上升引发通货膨胀
　　粮价上涨对多数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均产生了作用。粮食价格的变化是按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的总体通货膨胀率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数是具有代表性的一揽子固定商品（包括食品）的价格变动加权平均数，其中权数反映每种商品在典型家庭开支中的重要性。食品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越高，食品价格上涨对总体通胀率的推动作用就越大。对多数发达国家来说，食品支出比重一般在10-20%。而在发展中国家，食品在家庭开支中所占比重要高得多，在孟加拉国、海地、肯尼亚和马拉维等国家要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除了对生活开支造成沉重负担之外，粮价上涨还可能对通货膨胀产生更多的间接影响，比如要求提高工资已成为一些抗议示威活动的主题。中央银行如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那么就可能会在对非食品价格影响较大时采取措施来抑制粮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利率。这一趋势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提高利率可能会影响到某些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迫切需要的投资，而这些部门正是脆弱国家摆脱贫困的途径。
　　高粮价意味着粮食进口费用提高
　　虽然近期国际粮价出现回落，但据预测，2008年全球基本粮食进口费用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比2007 年增加近25%，主要原因是大米、小麦、粗粮和植物油价格大幅提高以及运费上涨（许多航线的运费几乎翻了一番）。许多最贫穷国家属于粮食进口国，严重依赖谷物进口。国际市场粮价上涨就意味着粮食进口费用提高，从而出现国际收支问题。2007 年发展中国家粮食进口总费用已经比2006 年增加了33%，目前低收入缺粮国（LIFDC）的年均粮食进口费用已经在2000 年的水平上翻了不止一番。
　　在国家层面，农产品高价格的影响还取决于该国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进出口的产品种类、贸易政策以及汇率政策等因素。在谷物进口成本不断提高但出口产品价格增幅有限的背景下，最为脆弱的当属那些依赖谷物进口（在某些情况下80%的膳食热能供应量依靠进口）和热带产品或农产品原材料出口、其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或兑美元汇率贬值的低收入缺粮国。而既是粮食不安全国家（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又是净燃料进口国的形势显然更是岌岌可危。具有这些特征的共有20 多个发展中国家，非洲至少占16 个。
　　显然，最脆弱国家承受来自粮食进口成本提高的负担最为沉重，2008 年低收入缺粮国粮食进口总支出比2007 年增加了约35%，创下年度增幅的历史最高纪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低收入缺粮国的经常性项目赤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往往较高，商品出口收入中较高的比例要花费在粮食进口上，而且其人均收入也较低。大多数低收入缺粮国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出现贬值，这进一步提高了粮食进口成本。这些国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经济压力。
　　此外，金融危机可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信贷形势紧张可能会限制贫困国家获取资金的渠道，从而使其粮食进口能力受到制约。低收入缺粮国尤其可能面临难以通过借贷为其谷物进口提供资金的问题，财政压力可能加大。
　　消费者蒙受损失，但生产者能获益吗？
　　显然，高粮价对消费者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然而，从原则上，高价格对世界各地的农民来说应该是福音。粮价上涨理应提高农民生产相关产品的积极性。从原则上，粮价上涨能增加生产者投资所需的资金供应，从而提高农业增长率，有利减贫。从这一意义上说，粮价上涨可以被看作是个机遇，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意外所得。能否获得生产资料和土地等资产是决定谁能从粮价上涨中获益的一个关键因素。土地规模越大，土地所有者受益就越大。从事高度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户也有可能受益，但相对于其他农民而言，这些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生产者一定会做出增加供应量的反应吗？似乎高粮价对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机遇，生产方也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性。如上文所述，虽然价格大幅提高，但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仅增长了不足1%，其中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出现了减产。期望中会出现的生产方积极响应的现象根本没有出现。理解其中的原因以及需要采取何种措施推动生产方的积极性是重要的战略和
政策议题。本报告第2 部分对此予以详细剖析。
　　2 为什么高粮价对贫困农民来说并非机遇？
　　2.1 国际价格上涨是否让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受益？
　　随着国际价格飙升，许多国家的粮食价格出现大幅攀升。但在另一些国家，国内粮食价格并未随世界价格上涨，或者调整迟缓。如果价格上涨实际不能波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者，那么这些生产者就无法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中获益，他们也没有提高生产率和产量的积极性。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首先，国际价格变动是否能带动各国国内价格的变动；第二，如果国内价格确实出现了变动，那么价格变动是否能传导至生产者？
　　从理论上讲，如果自由在贸易环境下某个国家与世界市场接轨，那么该国的价格就应该随着以同一货币表示的国际价格走势而变动。如果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那么就会通过进口，在扣除运输成本之后实现与国际价格的趋同。如果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那么增加出口就会起到同样的平衡作用。在这些条件下，“价格传导”是完整充分的，在充满竞争的国
际与国内市场上销售的某商品的价格只应存在运输成本的差异。商品分析人士把价格的快速完整传导看作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标志。然而，在实践中，有一系列因素可能对国际价格变动向国家一级“传导”的程度形成制约。
　　口岸政策对国际价格变动向国内市场传导的程度具有影响。例如，出口限制或税收能阻碍价格信号的传导。从价进口关税，只要不是畸高，能够使国际价格变动按相对值完全传导至国内市场。因此，如果关税水平不变，国际价格的上涨将使所有时间点的国内价格保持
同比例上涨。运输成本高昂造成的巨大营销成本也可能使国内市场与外界隔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通讯服务薄弱可能造成较大的营销成本，因为把本地产商品运往口岸出口或把进口商品输往国内市场需要高额成本。由于高昂的运输成本和营销成本使套利无法实现，因此阻碍了价格信号的传导。其他因素，诸如消费者对本地产食品某些特性的偏好或国内与国际商品的质量差异等，决定着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食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国产食品，从而影响价格传导。短期与长期价格传导之间的区别也十分重要。某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动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传导至其他市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政策干预、调整成本、营销链的复杂性、经济行为者间的合同安排、仓储和存货、运输或加工甚至惰性造成的延误等。因此，很难有完整或迅速的价格传导。
　　从非洲玉米看，运输成本、美元疲软以及消费者偏好都抑制了国际市场价格信号的传导，导致国内价格响应缓慢。在消费中，白玉米并非能轻而易举地被国际上买卖的黄玉米所替代。尽管如此，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各区域中的正规和非正规玉米贸易增量说明，各国市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体化。对1998-2008 年各月份玉米价格数据的统计分析显示，该区域最大
的玉米出口国南非的黄玉米和白玉米价格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十分缓慢，但国际市场价格信号的确在本区域各国之间实现了传导。在2006 年6 月至2008年6 月间，国际市场黄玉米价格平均每月涨幅达3.9%，而在国内市场，白玉米和黄玉米价格的月平均涨幅分别为1.2%和1.6%。
　　肯尼亚和乌干达等非洲东部国家重要市场的玉米价格也与世界价格连动。平均来看，2003-08 年间国际价格变动传导至这些市场的速度相对较慢，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玉米价格要在大约七个月后才能根据国际价格变动完全调整到位。尽管如此，2007 年7月之后国际玉米价格的飙升在该两国均有所反映，这说明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进行的调整可以是迅速的，
特别是如果这种变动与低库存或区域粮食供求紧张同时发生时，调整尤为迅速。在这一期间，内罗毕和坎帕拉玉米价格月平均涨幅分别为3.7%和7.1%，而国际价格每月涨幅为4.3%。
　　就亚洲大米而言，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因国家而异，也取决于兑美元的汇率、贸易和市场政策以及国内供求形势等。总体上看，2006-07 年美元疲软部分抵消了国际价格上涨对一些亚洲国家的影响。例如，在印度、菲律宾和泰国，本国货币兑美元的升值使国际价格上涨的影响被拒之于口岸之外，造成国内价格走势格局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基本面的因素，某些情况下也是由于对国际大米价格飙升做出了政策反应。在主要大米出口国印度，由于2007-08 销售季增产，而且采取了禁止大多数大米出口的政策措施（2007 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国内价格涨幅较小。在净进口国，国内价格上涨主要发生在2007年，且多数情况下与大米进口量的增加同步。在孟加拉国，2007年的飓风和洪涝造成粮食短缺，致使国内大米价格大涨，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大米进口量出现了上升。
　　即使存在国际价格变动向各国市场的传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上涨一定能传导至所有生产者或消费者身上，但城市地区的消费者经受价格上涨的速度可能较快。生产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取决于他们参与当地市场的程度以及当地市场与更大范围的国内、区域或国际市场的关联程度。不能作出这样的假设，即价格的空间传导能力很强，而且小农也能充分参与到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市场中去。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假设根本不成立。
　　小农参与的价值链通常与商业化经营程度较高的农民不同。后者可能与大型粮食贸易、加工和零售企业、农产品交易以及仓储、面粉厂和超市零售商一体化网络之间存在业务联系，有时还属跨国公司所有，掌握市场信息，交易量巨大，拥有特定的分级规定和标准以及能够承接更为复杂的合同安排的法律系统。这与小农通常参与的非正规链形成了对照，这些
非正规链的特点是市场现货交易，少量出售所生产的农产品，道路和通讯基础设施薄弱，信息系统薄弱，而且农资供应、信贷和销售之间缺乏协调等。
　　有相当多的证据说明，东部和南部非洲的小农只作为粮食出售者在有限范围内进入当地的市场。在这两个区域，只有很少一部分玉米生产者在积极向当地市场销售玉米；往往生产玉米的农户作为玉米购买者在当地市场的参与程度比作为出售者的参与程度更高。
　　由于小农的市场参与程度有限，因此对于作为出售者在市场参与程度并不高的众多农户来说，价格上涨对其积极性未必会产生较大影响。此外，由于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许多生产者实际上与区域或国际市场处于隔离状态。在这些情况下，区域或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对小农的境况就不具有影响。对非洲市场一体化和价格传导的经济计量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
　　2.2 价格上涨，但成本也在提高
　　无论价格上涨对生产者收入可能产生何种正面效益，农资成本的提高都是一种反作用，甚至会完全抵消这种正面效益。农资成本已多年呈稳步上升态势；农产品价格上涨对许多农民来说不过是效益空间不断缩小过程中的暂时喘息之机，但2007 年农资价格暴涨，涨幅超过了农产品价格涨幅，这种暂时性喘息便告一段落。
　　石油价格从2003年开始大幅上扬，对包括农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燃料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直接原因是提高了农业动力和运输成本，非直接原因是石油是化肥生产的一项重要成本。能源价格上涨势头迅猛，路透商品研究局能源价格指数2003 年以来已经提高了两倍以上。
　　2008 年头几个月，部分化肥（如三重过磷酸钙和氯化钾）的美元价格比2007 年同期上涨了160%以上。化肥价格的这一涨幅大于农产品价格的涨幅。
　　（未完，下期待续）
　　●专家视点●
越贫困的国家再分配的能力就越差吗？
Martin Ravallion，世界银行
　　哪怕是在最穷的国家，也有一些人即便从美国的水平来衡量也算不上穷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再分配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全球各类援助方在实施援助时都在考虑这一实际情况。这也可以理解，如果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通过对本国那些与富裕国家纳税者生活水平相当的人群进行再分配来解决自身的贫困问题，那么这个想在贫困国家实施减贫
项目的富国政府就不会愿意提供援助。在有关援助的各种研讨中，人们常常会提到各国再分配能力的差异。这些讨论都假设这种能力能够通过测量平均收入得到充分的说明，然而，这一假设从未得到过确认和验证。
　　国家再分配能力的问题同样也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引起了对发展政策的争论，一般都认为，“没有持续的增长，持续的减贫无从谈起”。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从其得出的推论：“通过收入再分配不可能实现持续减贫”。然而，在现有的文献中，人们找不到关于这一推论的论述。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通过财政收支机制来影响再分配，这些手段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显著影响正在凸显。累进税制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还远不如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那样重要，不过，情况正在好转，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调整的可行选择。相比较而言，能够影响再分配的间接税收手段更加常见。在支出方面，即使是贫困国家，也有一些已经实施或可能推行的政策措施如福利项目和目标瞄准转移支付等选项。
　　这些可选的政策手段是否被实际应用，而且其效果能否发挥以及设计和实施精良程度如何，都取决于国家在再分配方面的努力。再分配的政治意愿往往体现在细微的手段上。再分配的政治意愿与再分配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再分配的能力才是发展援助和政策选择的关键。在任何情况下，再分配作为一种反贫困策略，其范围受到一个国家贫困程度和该国富裕人群富裕程度的双重限制。然而，各类文献缺乏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再分配前景的系统评估，而且再分配能力评估手段也存在一些缺陷。
　　要测量再分配能力，最简单的方式是将总贫困差距（即距离人均贫困线的收入缺口的总和）用总体平均收入来标准化。这种方式长期以来被用于测量“一个国家消除贫困的潜力”（森，1981）。这种测量方式也可以演变为将贫困差距用非贫困人口的总收入进行标准化，总收入可以采用毛收入，也可以采用超出贫困线的净收入来计算。这种方式可以理解为对非贫困人口征税来消除贫困差距。Anand（1977）的一项研究认为“如果打算通过由非贫困人口向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来消除贫困，那么非贫困人口就需要贡献其收入的8.3%（或其高于贫困线部分收入的12.7%）”。
　　然而，当我们面对一个援助方如何评估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再分配的能力这样的问题时，要考察过去的测量是否进行了适当的标准化。援助方在评估针对穷人的再分配能力时，绝不能忽视处于贫困线以上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在其既定收入分配状况下，实施再分配将所有税负强加于那些勉强高于贫困线的人的身上，是难以推行的。我们要注意，一些相对富足的国家高于贫困线的人口更多。
　　从性质和手段两方面来看，向中产阶级征税对最贫困人口进行财政援助的必要性都值得商榷。在评估一个贫困国家的再分配能力时，一个富裕国家的人会认为，指望这个贫困国家向那些在该富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穷人的人征税来解决贫困，从道德和政治上都无法接受。而关于“不平等”的流行论调更倾向于从富人到穷人进行再分配，而非在中产阶级内部或从中产阶级到穷人的再分配。从手段角度来讲，中产阶级是进步的代名词，他们应当对那些处在贫困线附近的人形成激励效应。此外，援助方还会质疑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要求中产阶级承担减贫负担的政治可行性。
　　测量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主要手段应该关注“富人”将会承担的可能税负，正是这种税负才能带来足够的税收来消除或缩小贫困差距。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应该被免除再分配的负担，即在过去旨在消除贫困的税负手段中，进行“中产阶级豁免”。
　　如果仅关注“富人”应该承担多高的税率来消除贫困差距，可能会将税率设置到100%，所以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谁需要承担这种税负。Medeiros（2006）曾提出过一个“富裕线”的概念，只要收入水平高于此线，超出部分就应按照100%的边际税率进行征税，以消除贫困差距。Medeiros 将生活在这一标准之上的人定义为“富人”。据此计算，1999 年巴西的全部人口中，富人占1%。然而，我们认为，Medeiros的富裕线在贫困国家并不存在。如果存在这样一种富裕线的话，贫困程度的加剧、贫困差距的加深就意味着“富人”越来越多，未免自相矛盾。除此以外，Medeiros 的“富裕线”对解决本文提出的问题也于事无补，因为相对于贫困差距的支付能力由整体结构所决定。
　　对国家采取惩罚非贫困人口的高收入来实现减贫的绩效，也有相关的测量。Kanbur 和Mukherjee（2007）建议对“减贫失效”进行测量。也就是说，如果A国的资源更多，当A国和B国贫困程度相当时，A国的减贫绩效更差。这里同样是用高于贫困线的收入来定义资源的。这种测量方式认为，依赖非贫困人口的收入并不能缩小贫困差距，实质上反而扩大了贫困差距。Kanbur 和Mukherjee描述了一系列减贫失效的指数，展示了来自90个国家的测算结果。不过，虽然这种测量非常吸引人，却未能以一种直观明确的方式把握“再分配能力”。特别是，非贫困人口所占的收入份额升高的话，即便估测到了更为严重的减贫失效，也应当看做是能力的提高。
　　上文提到的所有手段都与贫困差距密切相关。有些文献提出了关于“基本收入”（也称为“保障收入”或“公民收入”）的一些建议，即为所有人，无论贫富，提供统一的（非瞄准性的）转移支付。这一建议不只针对发展中国家，也针对发达国家（Standing，2008）。其支持者建议应当通过累进收入税来为此提供资金，其中穷人应当被免除税负（Raventós，2007）。
　　在评估一个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时，援助方会希望该国最富裕的公民能够承担最大的责任，而不是希望那些以富裕国家的标准来看属于穷人的人（不管他们居住在穷国还是富国）做出贡献。我们认为，过去对于再分配能力的测量都将成本强加于那些在富裕国家并非穷人的人身上。我们也建议新的测量手段应能够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
式来表现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人群负担税负的情况：除非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在有代表性的富裕国家不算穷人，否则其税负应当设为0，税负应随其收入超过富裕国家贫困线的比例而上升。
　　在对 90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使用这种方法时，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对那些以西方标准衡量并非贫困的人口进行内部再分配来解决自身极端贫困问题效果不好的国家，第二种类型是进行这样再分配的前景较好的国家。大多数根据消费均值测算而被认为是最贫困的国家都属于第一种类型。对于在2005 年购买力评价下人均消费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来说，它们中的大多数要想按照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消除贫困差距，所需的边际税率都不现实（100%或更高）。就算只是想缩小一半的贫困差距，这些贫困国家也无法负担所需的边际税率。而在相对富足的国家，即人均消费超过4000 美元的国家，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所需的边际税率
非常低，平均不超过1%，不高于6%。
　　当然，再分配能力在任意消费均值水平上，都因国家而异。最贫困的国家方差最大。有一些贫困国家的贫困差距，可以通过富裕国家非常低的税负来消除。（同样地，任意增长率对于再分配能力的影响，方差也很大。）这些差别与不平等标准化测度结果相关性很小，但反映出各国通过收入再分配进行减贫的深层决定因素。
　　在半数最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由累进税制支持的基本收入分配框架也需要限制边际税率。事实上，如果仅对那些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不算穷人的人口征税，然后提供1 天1.25美元的基本收入，对于3/4 的国家来说，所需的边际税率都要达到100%甚至更高。即使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种再分配的类型也只在提供基本收入低于1 天1.25美元和（或）对中产阶级征收高税负的情况下才可行。
　　我们这里的分析是为了使发展援助集中在更为贫困的国家，毕竟它们依赖自身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有限。我们发现，还可以支持贫困国家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减贫。不过，这一机制常常会影响在贫困国家内部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再分配的减贫战略的可行性。虽然最贫困的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较弱，在初始分配格局中，它们的贫困根深蒂固，富裕人群还未站稳脚跟。然而，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增长，为消除贫困差距而向富人征收的税率将会飞速下降。所以，对增长而非再分配的重视以及对外援依赖，都将随经济发展而改变。
　　我们对测度再分配能力的不同手段没有进行国家层面上的总体评估，而是以初始收入分配为基础，关注限制从富人到穷人进行再分配的“首要”因素。在实践中，对特定国家，会有一些其他重要的限制因素。当然，国家实施税收和转移支付所需的行政成本也因国家而异。如果想要对再分配能力进行整体评估，还可以引入效率成本进行分析。
　　无疑，随着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发生变化。在贫困国家，这些成本必定会下降，同时，经济发展也会增强政府能力，从而对各个经济领域进行有效干预。我们认为，与再分配能力相关的因素越多，就越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越贫困的国家，通过依靠自身资源实施再分配策略来消除极端贫困的可能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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