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七期-为什么多哈发展议程对贫困是不友好的？

        ●研究前沿●

        一、背景介绍
        多哈发展议程进程缓慢，主要是因为它是围绕农业谈判和发展中国家可能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问题进行的。农业贸易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视为谈判中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出于分析上的需要，关于发展，这里采用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极度贫困人口的减少，并探讨了不同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如何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们可以考虑，如果说把改革的议题从谈判桌上完全抛开的话，那么与本应实现的政策目标比起来，多哈发展议程将会变得对贫困更不友好。而且通过以往的分析发现，只关注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补贴并不属于明显的贫困友好型（Hoekman 等，2004；Anderson 等，2006；Hertel 等，2007）。我们支持这一观点，并且也在目前的研究中注意到，如果把具有局限性的改革要求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会降低这些国家在减少贫困问题上的谈判能力。
        基于涉及的贸易保护模式，我们建议通过工业化国家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这会降低农产品价格）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成效，看起来这两种结果是相互矛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把贫困线收入水平分解为收入效应、税收效应和支出效应变动的共同结果，同时也是为了在15 个发达国家的样本中识别出导致贫困减少的起因。
        我们采用以往关于多哈发展议程的模拟分析，比如Hertel&Winters（2006）和Hertel等（2007）通过构造仿真的多哈回合成果（也即农业支持减少的措施），并采用一个一般均衡模型（GTAP）来估计这些贸易政策在34个国家和地区中对生产要素、商品价格和政府收入的影响。而研究所使用的是15 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别住户家庭数据中的要素收入和消费数据，并且在7 个收入组之间都对贸易政策的减贫影响进行了预测。这15 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约10亿人口以及1.5亿以上的贫困人口（按照一天一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计算）。本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建模方法跟Hertel（2007）的一样。Hertel（2007）着眼于富国和穷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仅仅关注它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影响的净效果。所以本文就集中研究如何分解不同政策所产生的效应，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行对比。我们相信，这也是第一次系统地尝试关注多哈回合中被忽略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对贫困产生的影响。
         二、分析框架
        贫困模型
        贸易政策的改革，使得估算贫困人口变化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选择（Winters 等，2004；Hertel 和Reimer，2005）。本研究以Hertel 等（2004）使用的系列模型方法为分析基础，它源于全球贸易模型延伸出来的一系列微观模拟模型，在考虑了消费者需求体系、相关的效用函数，并且在定义了效用贫困线之后，如要估计贫困的变化，就可简单地通过估算低于效用贫困线的人口的比例即可。
        Hertel 等（2004）一个主要的研究发现就是根据主要收入来源对所有住户家庭进行分组异常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家庭几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于农地经营。样本里最为贫困的一些国家中，一国的贫困程度通常取决于完全从事农耕的农户家庭，而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价格的提高使得穷人更容易受益。但在其他国家里，一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则取决于对食物价格上升异常敏感的工薪族。为了描述不同的收入类型，这里采用Hertel 等（2004）在研究中使用的家庭收入五分组法——几乎完全（至少95%以上）是根据收入而对所有家庭进行分组。本篇研究则把所有家庭划分为七个组：农业个体经营者、非农业个体经营者、农村雇佣劳动力、城市工资劳动力、转移性支付受益者，剩下的那些家庭可再划分成两组，即农村多元化阶层和城市多元化阶层。
        鉴于研究强调的是贫困人口，这里使用的是一种被完全分解的贫困弹性，以此来分析贫困线附近的所有家庭。分析的前提是第r个地区的第s 个组的人均收入累积密度函数，即Frs = ( y)。如果用pr y 表示在最初价格p 下的第r个地区为达到效用贫困线而需要的收入水平，那么( p )rs r F y 就相当于计算的是贫困率。由于假定一国的所有收入组有着相同的消费者偏好和消费价格，那么收入贫困线就是唯一的。研究关注的是每个收入组s的贫困人口的弹性，即prs dy ，也就是关注位于贫困线的家庭的实际收入所出现的微小变化。假设商品价格不变，并给定函数( p )rs r F y ，弹性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弹性被定义为非负数）：

        表1的前半部分给出了本研究15个样本国家的各收入组的贫困弹性（正数）。贫困弹性的最小值是0.0006，它来自于赞比亚的农业个体经营者。在这个收入组中，几乎所有的人口都位于贫困线以下。贫困弹性的最大值是3.63，它来自于巴西的城市多元化阶层。在这个收入组中，人口密度在贫困线处变得非常高。
        表1后半部分给出了本研究15个样本国家的各收入组对于总贫困的贡献率。尽管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的非农业个体经营者家庭在贫困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完全从事农耕的家庭和农村多元化阶层家庭依然是贫困人口中的主要群体。表示一国贫困人口变化（受要素变动和商品价格影响）的等式为：

        其中， rs b 表示在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率在一国总贫困率中所占的份额；rs e表示第r 个地区第s 个组的贫困弹性； prsj a表示第r个地区第s 个组位于贫困线水平的家庭比例； rj W)表示第r个地区的要素j 带来的税后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pr C 表示第r个地区位于贫困线水平的生活成本的百分比变化（可以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计算得出，而函数公式则与达到效用贫困线所需要的消费支出水平有关）。
        表 1：样本国家的贫困分析数据

       *各收入组的竖列数值是考虑了收入变动之后的贫困人口的弹性。最后一列是国家的贫困人口弹性，它是根据对每个国家的各收入组所占贫困份额进行加权求和而得到的。作者使用的是国别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来估算弹性。
        **各收入组的竖列数值是贫困人口比例。这一比例值来自于国别家庭住户调查数据。
        如果要用另一种税收手段来代替因贸易改革而损失的关税收入，就需要对税收构成进行进一步地分解分析。Hertel &
Winters（2006）发现，伴随着贸易改革，选择一种税收收入替代工具对贫困有着非常显著地影响。由于相对价格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非常重要，也由于研究希望能把贸易改革对家庭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分离开来，就有必要使用某种变量来标准化市场工资和生活成本，这里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净国民收入。
        那么，一项贸易改革对一国贫困影响的分解方程就可以表示为：

        其中： rs b 表示在第r个地区、第s个组的贫困率在一国总贫困率中所占的份额； rs e 示第r 个地区第s 个组的贫困弹性； prsj a 表示第r 个地区第s 个组位于贫困线水平的家庭比例； mrj W)表示第r 个地区的要素j 带来的市场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r y) 表示第r个地区净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变化； r T)表示第r个地区的替代性收入税乘数的变动率，同时(1 ) r r T = + t ， r t 是第r个地区关税替代工具的税率； pr C)表示第r个地区位于贫困线水平的生活成本的百分比变化。
        所以，方程的第一项就是收入效应，相对于净国民收入，它能够识别工资收入中某一项的变化；方程的第二项就是税收效应；第三项是支出效应，相对于净国民收入，它能识别贫困线家庭生活成本变化。
        考虑三种不同的贸易政策所引致的变化：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率的提高、税收力量的提高和主食价格的提高。由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是收入贫困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也就是p 0rsj a > ），相对于收入r y ，工资率的提高会增加实际收入，这通常会使那些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移动到贫困线以上。伴随着工资的提高，收入组中人口的百分比变化将取决于贫困线附近人口的密度，描述这一变动的是rs e 。如果贫困线附近的人口密度很高，并且这一收入组在国家贫困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 rs b ），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相对来说会大量地减少。当然，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削减了关税，预计所得税税率r t 会提高，这会造成贫困人口的增加。再者，如果贸易自由化导致了主食价格的提高，那么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份额就会变得很大，由此可以预计贫困线处的生活成本会增加，相对于净国民收入来说，这会导致地区r的贫困人口增加。
        鉴于一个事实——贸易改革改变了所有的相对价格以及税收收入，那么为了了解国家贫困人口变化背后都有着哪些潜在的动因，贫困分解方程的作用就变得很重要了。接下来的研究就将转向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它会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商品价格和税收如何根据贸易政策而发生变化。
        全球一般均衡模型
        关于贸易政策影响的全球一般均衡分析，其出发点是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6.1 版数据库（Dimaranan,2007）。本研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试验，以使那些很关键的贸易政策更新至2005 年，并把这一年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基准年。同时，也修正了标准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下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强化对于农业改革和模拟贫困影响的分析。研究也保留了看似简单亦属经验性的稳定假设，即农业改革研究中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典型的完全竞争特征。修正模型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多哈改革方案对分配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以解开为什么多哈发展议程对贫困更不友好这一谜题。贫困构成中使用的AIDADS 需求体系同样也被放进了全球模型中，以通过这种修正来保证模型中需求方的一致性。因此，虽然不同收入水平对应的消费模式也有着不同，总偏好也是与那些被用来估计价格变化对贫困线家庭影响的偏好相一致的。
        为了识别收入效应，模型也作出与要素市场有关的一些修正。在全球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最新研究中（ Keeney&Hertel,2005），研究者给转换函数（可转换的农场能把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用途中）设定了一个不变的弹性，从而对农业/非农业迁移率建模，这里也采用这种方法。这种转换函数能允许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它有助于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在不同的要素市场上，减少富裕经济体对农业的补贴，对农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或是农业资本所有者和非农业资本所有者）有着不同的影响效果。而伴随着富国的贸易改革，发展中国家从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中获得的收益也有着相类似的效果。本研究根据经合组织（OECD）2001 年对农业要素市场的调查，来参数化对外统一关税（CET）下的要素流动函数。
        研究同时假定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使用量的总水平是固定的，也就是说要素总供给是不受贸易政策影响的。另外，假定是在一个封闭式的经济中，这就使与净国民收入有关的政府支出、税收、净国民储蓄和贸易均衡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固定下来。采用封闭式经济有助于分析贸易改革对整体福利和个体福利的影响。
        三、政策情况介绍
        本研究关注的是富国和穷国实施贸易改革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产生的影响，并且是分两个阶段来考察。首先，只关注富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政策对穷国贫困产生的影响。其次，把它与穷国自己的农业贸易改革影响作比较。穷国的农业贸易改革被证明是非常具有争议的——尤其是考虑到对贫困的影响时，一些政策制定者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低度农业保护会伤害到贫困农民的利益；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较低的食物价格有助于减少贫困。研究使用的贫困分解方程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出这一难题中的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为分析15 个样本国家中的贫困总效应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概念框架。最后，在研究中引入了非农业的贸易改革（在富国和穷国中），以形成完整的全球改革方案。
        我们既把全面自由化作为一个基准点考虑，也把它作为一个经仔细构建的多哈议程考虑——源于所谓的2004年7月的框架协议（WTO,2004）。多哈议程中采纳了Hertel & Winters（2006）关于核心贸易自由化假定。我们在多哈议程中综合考虑了削减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和关税。研究假定，对国内产品支持超过20%的工业化国家，应把它们限制国内支持的承诺再减少75%，其他国家则减少60%。然而即使有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缩减计划，突出强调这种约束力也意味着，实际上仅有5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被要求减少实际上的支持力度，基于2001 年的报告：澳大利亚、欧盟、冰岛、挪威和美国（Jensen & Zobbe,2006）。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捆绑的国内补贴应减少40%。在这种情况下，Jensen 和Zobbe（2006）预测只有泰国的补贴会受到影响。研究也假定出口补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富国的农业关税根据一个分层公式
进行削减，关税头15 个百分点的边际减少率是45%，关税第15 个百分点到第90 个百分点之间的边际减少率是70%，关税余下部分的边际减少率是75%。同样的方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时，在农业中分别是20%、60%和120%的关税约束水平，那么四个区间的边际削减率分别是35%、40%、50%和60%。
        WTO 谈判的核心问题是部门之间的交易，所以我们在一个准多哈发展议程中也考虑了非农业因素的影响。我们特别地关注了非农业贸易中的市场准入，因为依然很难量化服务和投资障碍，所以短期内的WTO 谈判看起来不太可能出现明显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非农产品关税削减率是50%，发展中国家的非农产品关税削减率是33%，但豁免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关税削减。
        四、分析结果
        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自由化
        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自由化，使所有样本国家的要素相对回报率、生活成本和所得税税率都产生了变化。研究发现在所有的样本国家中，农业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回报率提高了，而非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率下降了；非熟练劳动力（农村雇佣劳动力）的整个经济回报率提高了，而熟练劳动力（城市工资劳动力）的回报率却下降了。这一结果跟预期是一致的，因为富国的农业贸易改革倾向于使农业生产逐渐从北向南转移，它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投入和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另外，根据净国民收入来指数化转移性支付，发现转移性支付对收入是没有影响的。
        富国农业贸易改革对生产要素中土地的价格影响是最大的，往下依次是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而它对非农业生产要素回报率和整个经济工资水平的影响要更小。富国农业贸易改革提高了所有样本国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对所有样本国家的要素相对回报率产生了相同的影响。
        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包括减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当然也没必要通过提高收入所得税来弥补因改革而损失的税收收入。因为税收的变化是由贸易、生产、消费和相关税收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收入所得税税率的略微提高都会强化税收的力量。而除了马拉维之外，这种农业贸易改革也使得所有样本国家中贫困线家庭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税收和生活成本都对贫困有着负面的影响效果。
        把富裕经济体的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和在多哈方案下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发达国家根据多哈方案而做的部分改革）相比较，预计不管是在全面贸易自由化之下，还是在多哈方案的贸易自由化之下，富国农业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很相似，而在多哈方案下的影响要更小一些。研究大体上发现，贫困在农业个体经营者收入组中减少了，在非农业个体经营者收入组中增加了，在其他收入组中则因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而减少了。所以，除了那些专门从事非农业个体经营的家庭外，富国农业贸易自由化的收入效应促使了贫困的减少，这一现象在多哈方案的部分改革措施中可见一斑。
        如果要确定一国贫困受到的整体影响，就需要综合考虑每个收入组的收入效应、税收效应（税率变动的影响）和支出
效应（消费价格变动的影响）。在所有的样本国家中，富国农业贸易自由化所引起的收入变动最终都促成了贫困的减少。农业要素回报率、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都足以使贫困减少，即使是在那些非农业个体经营者在整个贫困人口中占据了很大比例的国家（比如哥伦比亚和秘鲁）。税收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生活成本的支出效应则倾向于使所有样本国家的贫困增加（马拉维除外）。
        由于收入效应和支出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要确定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国贫困所产生的净效果如何，就需要考察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了。研究发现，收入效应在9 个样本国家中（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印尼、马拉维、秘鲁、菲律宾、泰国）都处于支配地位。所以平均而言，富国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是有助于减少贫困的。与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相比，富国根据多哈方案所做的贸易改革就对贫困显得不那么友好了，其减贫效果也大约只占前者四分之一的水平，这可能就要归因于着重强调取消出口补贴和相对适度地削减关税和国内补贴的措施了（Hertel&Ivanic,2006）。
        发展中国家农业贸易自由化
        这里按照相同的方法来分析穷国的农业贸易自由化影响。非农业劳动力和资本，以及熟练劳动力都意识到了改革所带来的最大化收益，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实施削减关税的措施，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减少了，也造成了相应的关税收入损失。而这种改革对本就不景气的农业要素回报率的影响是混合性的，一些国家表现为回报率的大幅度下降，而在那些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农业出口（因南南贸易的增加）的国家则表现为回报率的适度提高。税收和生活成本在所有样本国家对贫困产生的影响效果是相当一致的，同时也伴随着所得税税率的提高（为了代替损失的关税收入）和生活成本的下降（因为消费者按照世界市场价格来获得食物）。
        研究发现，专门从事非农业个体经营的家庭最为一致地表现出了贫困的减少，其他收入组虽然没有表现出完全地一致性，但大致上显示了总贫困减少的趋势。专门从事农业个体经营的家庭和农村多元化阶层家庭是最为直接地受削减农业关税影响（从收入的角度来看）的收入组。这种改革下的减贫模式与富国农业贸易改革的影响呈现出了鲜明地对比，因为后者所表现出的是贫困在非农业个体经营收入组中增加了。所以从公平的角度上看，把穷国农业贸易改革和富国农业贸易改革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就显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了，因为它们使贫困人口中不同的群体得益。
        穷国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国内贫困的影响是混合性的，但总的来说减少了贫困。鉴于穷国削减了农业关税，这种发现多少是有些意外的。如果对收入所得税进行调整的话，收入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实际上除了巴西和墨西哥之外，所有样本国家的收入所得税提高都对贫困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且税收提高的平均绝对值几乎是收入效应的一半水平。
        为了缓解贫困而削减农业关税的主要用处在于让穷人以世界价格获得食物。研究也发现除了巴西之外，所有样本国家本就不高的生活成本也降低了，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出口需求会提高食物价格。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是通过较低的食物价格而对减贫起着积极的作用。
        综合考虑了收入效应、税收效应和支出效应之后，穷国农业贸易改革的总效应
表现为除了一个样本以外的所有样本国家贫困的减少。它表明了这些改革甚至比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对于贫困更为友好。另一方面，穷国在多哈方案下的农业关税削减虽然对于贫困是友好的，但它对减贫的实际贡献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农业贸易改革的总效应已知的话，可以发现只有墨西哥和乌干达的贫困人口增加可归因于农业贸易改革（因为乌
干达采取的是富裕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而墨西哥则同时采取了富裕经济体和发展型经济体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由于农业贸易改革造成了贫困线附近人口的显著变动，这意味着把富国和穷国的农业贸易改革措施综合起来进行运用所产生的影响，要比单独采用任何一种都更为重要。这一研究发现的直接事实推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都促进了贫困的减少，但它们的受益人群是不同的。从本质上来说，两者的贫困收益是互补的。
        在15个样本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由于根据多哈方案的要求进行了部分农业贸易改革而使贫困人口减少了。不过这种影响却很小，甚至比全面农业贸易自由化下的影响更小，而且这个国家也并不都表现出贫困减少的现象。
        非农业的贸易自由化
        非农业关税的全面改革使得大部分样本国家的贫困人口增加了，但与富国或穷国的全面农业关税改革相比，这种影响又要小得多，因为它既混合着贫困增加的影响，又混合着贫困减少（贫困在越南大幅度地减少了）的影响。
        与全面的非农业贸易改革相比，多哈方案下的非农业贸易改革在样本国家中多少有些一致地表现出了贫困增加的影响。所有商品贸易的全面改革在9 个样本国家中（巴西、智利、印尼、马拉维、莫桑比克、秘鲁、菲律宾、泰国、越南）表现为贫困减少的影响，而多哈贸易改革仅在7个国家中表现为贫困的减少。
        所以可以认为，多哈贸易改革对贫困变动产生的影响仅为全面贸易改革约五分之一的水平，而且对贫困也表现得非常不友好。这源自于一个事实——与全面贸易改革比起来，多哈农业贸易改革和多哈非农业贸易改革都对贫困更不友好。
        五、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多哈发展议程下的贸易改革可能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并把它与全面贸易改革对贫困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与全面贸易改革比起来，研究预期小部分的贸易改革对贫困产生了较小的影响，事实上研究也发现这一情况属实。
        在15 个样本国家中，国内贫困的变动有着较低的平均绝对值（只占全面贸易改革的五分之一）。然而，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不考虑影响大小的情况下，研究描述了这两种政策是否对贫困友好的问题。此外，研究认为全面贸易改革对贫困的友好程度几乎是多哈贸易改革的两倍。
        有两个原因能够解释这一结论：首先，富国在多哈谈判下采取的农业贸易改革，这种改革只强调进行小部分的政策改革——出口补贴和减少国内支持，总的来说这对发展中国家并不重要（Hertel &Keeney，2006），而且尤其对减贫不利
（Ivanic,2006）。研究通过比较富国在多哈谈判下采取的农业贸易改革和全面贸易自由化的一致性趋势来突出强调Ivanic
的观点；第二，缺少对于情况的了解，多哈发展议程大大地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本身采取的关税削减。同时也表明，这就是全球贸易改革对贫困最友好的一个方面，并且被作为富国贸易改革对减贫发挥作用的有效补充。富国贸易改革是倾向于提高食物价格的，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革则通过削减商品关税来降低穷人获得食物的价格，这就促成了贫困的普遍减少。
        ●减贫实践●
美国的住房计划和贫困分散目标
Anne R. Williamson, Marc T. Smith 城市问题评论
        住房抵用券（HCV）以及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LIHTC）
        美国政策目标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贫困分散，近年来考虑到工作与住房之间的不匹配现象，这一目标也变得越来越突出了。美国为此所做的一些努力包括HOPE VI 计划、1998 年的优质住房计划和工作责任法。
        与住房抵用券（Housing Choice Vouchers,HCV）计划相类似的举措，最早可见于20世纪70 年代到1998 年间所采用的住房抵用券和住房凭证。HCV计划是美国诸多低收入住房援助计划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获得抵用券的家庭就可以到私人市场上寻找一个能满足其在房屋质量和租住条件方面要求的房子。美国在2008 年所使用的抵用券约有190万张。HCV 计划反映出在提供援助的方式上，美国低收入住房政策表现为直接向租住户（或需求方）进行补贴。
         由国会创建的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计划，是1986税收改革法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计划针对的是“供给方”。税收抵免已经成为美国在提供新的、可负担的出租房时一个最基本的工具。税收抵免从1986 年开始就对建造的多住户出租房使用了，使用LIHTC建成的房屋总量大约为150万套（国家住房机构委员会，2008）
        HCV 本身就是一项重度补贴计划，所以对那些收入满足计划实施条件的家庭来说，他们对住房成本和水、电、煤气、垃圾处理等费用的实际支付额并不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0%。LIHTC则是一项轻度补贴计划，该计划可允许的房屋最大化租金要受到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限制，而非个体的租住户收入水平。LIHTC 没有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足够的补贴，也没有与其他补贴结合起来使用。再考虑大部分的LIHTC住房，只有那些收入至少为地区平均收入60%水平的家庭，才能够支付得起LIHTC 住房的租金。
        HCV 计划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使受益者在选择住房的类型和位置时可以有很大的灵活性，这与公共住房和其他供应房不同。以往的公共住房和其他供应房都造成了邻近聚集的都是低收入住户的现象。然而，分散的抵用券持有者也会因为缺少可得的、可负担的租住房而受限集中在某些地区内。造成这种房屋短缺的原因包括了土地使用的排他性、有限的租赁市场、房东不愿意参与政府的住房计划、抵用券持有者的个人问题、计划的实施和管理，以及种族歧视。
        LIHTC 为抵用券持有者和极端低收入家庭（收入只占地区中值收入30%或更低水平的家庭）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获得住房的机会。极端低收入家庭可以使用抵用券来获得那些他们本来购买不起的LIHTC住房。研究发现几乎一半的LIHTC住房的受益方，起码是一人持有一张抵用券。在那些原本只提供有限住房的地区，LIHTC计划使抵用券持有者可以有机会获得租用房，因此也就提供了一个贫困分散的机会。另外在LIHTC计划的激励下，工程也开始进入贫困集中的地区，也即所谓的合格的普查区（Qualified CensusTracts, QCTs）。这种情况下若使用抵用券的话，明显与贫困分散的目标不符。如果把LIHTC住房比作是周围邻居住房群的话，抵用券持有者可能更喜欢的是质量有很大改善的住房（或称优质住房）。
        住房抵用券和贫困分散
        贫困分散是美国住房计划、HOPE VI 计划和HCV 计划的一个政策目标。使用住房抵用券是为了促成贫困分散目标的实现。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描述了它的基本原理：
        基于租住户的租赁援助，其政策效果已经超越了补贴住房工程和公共住房两种方式。租赁援助的优势在于，它使受益方能够选择附近的价格合适且拥有大量教育、就业和社会机会环境的私人住房。然而，许多接受租赁援助的家庭却依然面临着大量的障碍——市场条件、歧视、信息缺失、交通等，这些因素使他们不得不接受租住房的附近聚集着大量贫困人群（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00）。
        缺少能负担得起的住房是实现贫困分散目标时的一个难题，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住房抵用券持有者对于住房的可得性以及可获得住房的位置。HUD 的报告表明，住房抵用券计划鼓励参与者们避免高贫困发生率的地区。
        低收入住房税收抵免和穷人邻居
        在 LIHTC 计划实施的头十年，LIHTC工程项目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要么是提供了可负担得起且邻近住户是高收入家庭的住房，要么是提供了更高质量且邻近住户是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其他一些研究也验证了LIHTC项目下的邻近住户收入情况，结论表明大量的LIHTC住房建在了市中心的位置。比如Rohe & Freeman（2001）发现，LIHTC项目下的邻近住户有非洲和亚洲居民，并且业主房价值、邻近住户收入、贫困人口的比例、空房数量和其他变量都直接指向了穷人邻居的结果。
        结论和政策含义
        HCV 计划给家庭提供了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并且目的是让抵用券持有者从贫困集中地区分散开来。然而，由于一些地区缺少可获得且可负担得起的出租房，实现贫困分散的目标就受到了限制。LIHTC 计划为抵用券持有者提供了潜在的获得住房的机会，但是因为它鼓励在低收入邻居住房区中启动这一项目工程，并把它作为改善住户区和鼓励地区进行再开发计划的一个手段。如果极端的低收入家庭接受HCV的话，他们就能够使用这些抵用券来获得LIHTC 计划下的住房。
        在 LIHTC 计划中使用抵用券具有多种政策含义。在QCT 地区的LIHTC 住房中大量使用抵用券的情况显示出这些地区虽大量使用抵用券但并不成比例。在QCT地区新建的可负担得起的住房，为抵用券持有者提供了高质量但穷邻居的住房。它虽有助于改善那些邻近户的居住情况，但也可能会引起贫困人口在这些地区更大程度地集中，因为这些地区本就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LIHTC住房为抵用券持有者在住房市场上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本来不可能获得的住房却买得起了。尽管地方公共住房机构努力让抵用券持有者去低贫困集中度的地区，家庭也会根据他们各自的偏好来选择在QCT 地区的居住位置。
        ●全球热点●
绿色增长、气候变化和援助未来
Paul Steele & Yusuke Taishi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亚太地区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气候变化的威胁。在喜马拉雅国家的不丹和尼泊尔，冰湖溃决和洪水是其最紧迫的威胁。许多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每个国家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本文将指出亚太地区国家如何在绿色增长的讨论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援助未来。“绿色增长”现在被政策制定者广泛的应用。本文中指的是根本性的变革，社会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尤其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以最大限度的弹性来适应气候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相当于来自自然的“基础设施”，这是经济增长以及
各国有能力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经济危机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然而，这也为“绿色复苏”带来了机会。
        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进行的可操作的绿色增长
        可操作的绿色增长是根据LIFTT 框架提出来的，其中介绍了实现低碳增长从而实现环境适应性发展的重要内容：
        1、低碳增长：鼓励措施和目标
        气候变迁通常被视为威胁，但是给亚太地区引领低碳经济的工业变革提供了宝贵的机会。亚洲地区转换至低碳经济显示了一些迹象。中国很多的低碳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端，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信号表明低碳技术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在很多国家，转向低碳经济的改革一直进展缓慢，可能需要通过改革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市场导向型的经济。
         2、应对气候变迁和绿色增长的机制改革
         气候政策需要在政治领导和经济决策制定者的领导下进行，通过制定国家减少、适应气候变迁的决策，最终达到绿色增长。至关重要的是，未来的气候体制框架是由总统/总理办公室、财政部以及规划部带领和协调的。
        3、投资于生态和农业系统
        亚太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阶段，它们仅仅通过转换系统和自然资本取得增长而不是通过投资资源去实现增长。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环境贫困”的特殊群体，这些人的贫困往往与环境和自然资源有关——生活在干旱地区、山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
        4、促进农村和农场的向外迁移
        虽然很多人在农村，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并不是都来自于农业以及自然资源。这种非农收入的构成已经存在并有扩大的趋势。同时历史上气候变迁驱动了人口的流动。
        5、增强乡镇和城市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到 2050 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住者将占到人口的67%。亚洲将会走在城市化的前端。应对城市气候变迁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首先，城市地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有自己的脆弱性，比如许多大型的城市都是临海城市；第二，城市以及城市人口受到气候变迁所增加的疟疾和登革热疾病的影响；第三，城市往往会得益于支持粮食安全计划，如果气候变迁推高食品价格，这种城市化的推进将会继续发展。
        ●专家视点●
性别视角下亚洲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Ursula Schaefer-Preuss            亚洲开发银行
        亚太地区在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利的整体表现是混合跨越不同国家以及区域的。其中有些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引以为豪。联系15 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京行动纲要，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同时还有新出现的全球挑战，增加了实现两性平等的困难。
        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女性权利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减少小学和中学教育性别差异的早期成功者。最新的数据显示，通过各级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多数国家都在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前进。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可以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有50%的国家没能够做实现性别教育的公平化。
        妇女一向是亚洲最有活力经济体的主干力量，然而妇女仅享有28%的非农业雇佣工资。此外，劳动妇女往往受雇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低价值增值的生产和服务业。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曾指出亚洲地区每年因为妇女的就业限制导致470 亿美元的损失。妇女就业的脆弱性更加突出了全球的经济放缓，因为吸纳很多女性的以出口为导向型的企业遭遇了产品需求减少。同时妇女缺乏决策权为制定有利于妇女的政策造成了障碍。
        性别差距以外的其它问题
        Ø  与健康有关的指标。首先关于产妇保健进展的十分缓慢，亚洲太平洋地区占到世界上一半的产妇死亡人数，每年有25 万产妇死亡。仅次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Ø  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女孩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她们占到了太平洋次区域艾滋病新近感染人数的50%，并且感染者年轻化的趋势明显。同时对于妇女的暴力行为继续成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的阻碍。在16 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5 岁以下女孩与男孩相比有较高的死亡率。这与女孩比男孩有更高的成活率这一自然生物规律是相悖的。
       Ø  妇女承担着许多其他发展带来的挑战。其中包括环境带来的挑战。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使得妇女和女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收集家用的燃料和水源。同时极端的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亚太地区的发生率比全球的平均水平高出50%，这使得本是脆弱性群体的女性与孩童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最高。
        问题存在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政府和发展合作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资源来充分兑现长期存在的性别平等承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决策者和从业者还没有完全明白两性平等是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先决条件。许多国家仍然否认性别不平等以及女性没有决策权的存在性问题。它们认为这不是女性这一群体所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性别不平等问题需要让位于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如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政治动荡，暴力冲突以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挑战，需要共同采取如下行动：第一，提高和多元化妇女和女孩的技能和教育，以提高其生产力和获得体面的工作，同时让女性提供更多的服务；第二，投资于产妇和生殖健康服务，并作为优先提供服务的事项；第三，给予妇女更多的机会来拥有和控制资源（比如信贷、土地和自然资源），从而保证她们的经济权利和增加经济赋权；第四，继续提高女性的决策参与；第五，通过促进资源分配、提高服务标准和实施政策、战略以及法律的能力来提高妇女的权利。
        ●新书推荐●
《贫困的全面分析：理论与案例学习》
Louis-Marie Asselin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贫困是一种矛盾的状态。任何领域的敏锐观察者都可以在边远的农村地区以及城市贫民窟识别出贫困群体，同时也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发现这些边缘化的群体。对于贫困的概念化界定以及与概念一致的测量至今都是一个挑战。
        对于贫困的分析是多学科交叉的。它涵盖的范围从道德到经济学，从政治科学到人类生物学，并且任何领域的测量都依赖于数学。根据群体被剥夺的类型，贫困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性别以及年龄段中也各具特色，因此多维度变量是必须的。也即对贫困分析来说个人以及群体的实质性问题对比分析非常重要。同时分析的维度对政策制定也很重要。在收入贫困的情形下，公平和效率这两个冲突的问题往往得益于经济领域的重大进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这本书将研究范围锁定在较为明确和较为狭小的目标范围。文章提出了贫困概念的起源、多维度测量贫困的操作化方法、贫困的规模和程度以及对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地域实体贫困主要指标的量化等方面的内容。
        贫困全面分析的特色
        作者在本书中呈现了一个多维度测量贫困的新方法：在批判性的分析了各种统计方法的同时，提出了因子分析技术应用的新方法—多重对应分析，应用其进行贫困分析。这种新方法的核心在于对贫困类型的界定以及对于贫困的综合指标构建。这一综合指标旨对多元化的贫困进行分析。作为一个两步骤的方法，多重对应分析允许整合的单
维度货币度量技术。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使得它成为一本工具书，主要面向贫困以及政策的研究者、国际发展的专家以及那些对于贫困和不平等感兴趣的研究生。
        贫困全面分析的核心结构
        作者在书中反映了对于贫困界定的争议以及贫困程度的问题的界定。对于各种贫困测量方法的长处和缺点进行实证研究。文章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理论部分，发展了基于理论所提出的方法，这些理论是与越南经验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样本结合起来一起阐述的。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Ø  对于贫困的界定，文章将收入、教育、健康、食物和营养、安全水和卫生、劳动和雇佣、住房和生活环境、生产资本的可得性、市场的可得性以及社区参与作为衡量人生存的基本条件；
       Ø  指标以及多元化分析，文章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将指标进行划分；
       Ø  贫困的综合指标；
       Ø  不平等以及贫困的多元化分析；
       Ø  结论，文章指出全面消除贫困的路径十分复杂，还处于探索阶段，同时与当地的文化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往往这些渐进的探索需要依靠大量观察，同时这些观察将转化为可靠的及相关的测量结果。
        第二个部分是两个案例的学习，这两项研究的实施，都是基于不同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大规模的家庭调查进行的。
       Ø  第一个案例的研究分析是基于塞内加尔的静态分析；
       Ø  第二个案例是基于对越南1993 至2002 期间的贫困状况进行的动态分析，这一项研究使用了本书第一部分所提出的所有方法。
        ●发展监测●
亚洲开发银行的减贫战略
        亚行的长期发展目标就是消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贫困
        1999 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其总体目标，并宣布通过减贫战略（PRS）实现这一目标。该战略是建立在三个相辅相成的措施所进行的扶贫，包括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包容性的社会发展以及良好的政府治理。它还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性别平等、私营部门发展以及区域合作等优先事项。
        2004 年，根据千年发展目标（MDGs），亚行审查和改善其减贫战略，为了更好的支持其发展成员国的减贫工作。亚行采用了更为广泛和全面的方法进行减贫，表明亚行所有的直接或者间接业务和知识的工作都是为了减贫事业服务的。改进了的减贫战略（PRS）强调以国家为重点，将本国的减贫战略与亚行的业务有机结合，并且根据减贫战略促进战略合作。同时对发展成果和能力发展的管理日益重视。
        战略 2020
        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强劲的经济增长提高了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绝对贫困的人口数减少了，从1990 年的9亿下降到至今的600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人们得到了更多的教育，更好的健康水平以及更长的寿命，同时为几千万的亚洲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但是，据估计仍有17 亿人口（超过一半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的生活水平低于1 天2 美元。亚太地区仍然具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该地区的增长往往是不公平的，往往会影响到社会和谐，同时带来环境压力。不过，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扩大了的区域合作一体化，如果利用得当，可以有力地促进减贫。
        为了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亚行新的长期战略为2008-2020 制订了框架（战略2020），确认了减贫战略--提高生活条件以及改善生活质量，作为亚行的中心任务。战略2020 的长远目标就是在亚太地区消除贫困。并通过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性别平等、私营部门发展以及区域合作来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预计直至2020 年，亚太地区将保持经济增长，许多人们、国家甚至区域会因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平等而错失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如果经济不平等的差距扩大，减少贫困的任务会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确保增长的利益分配以及社会发展是包容性的，战略2020 关注可以为所有群体带来经济机遇的战略项目。战略2020强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宜居城市、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发展教育和健全金融体系，并且加强未来关键业务的区域合作。
        监测进展
        为了监测战略2020 的发展重点，亚行将制定年度发展效果评价。这些评价将会显示亚行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其他区域与千年发展目标或者其他发展战略目标相关的发展成就。它们还将展示亚行业务工作的实际成果以及如何使人受益。同时还会评估亚行整体行动的有效性、投资组合的业绩、资金调动、知识发展以及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最后将对亚行人力和资金资源的处理效率以及业务流程进行评估。一个新的项目分类系统以及两年一度的部门报告，也将有助于亚行密切关注发展计划的影响。
        ●机构介绍●
非洲议会减贫组织（APRN）
        非洲议会减贫组织将议会委员会集合在一起进行减贫政策（包括减贫战略报告）的设计、实施以及监督。这个组织促进了更为广泛的跨非洲的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同时为减贫项目的有效实施创造机会，尤其是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团体来进行地方水平的监控。
        非洲议会减贫组织的目标：
        Ø 帮助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加强责任，使减贫成为国家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
        Ø 保证减贫战略报告在每一个国家得到有效实施，积极参与与各国议会成员以及选民在减贫方面的对话与交流；
        Ø 提高对于当代减贫的相关议题的认识，协助整理与分享信息，尤其关注那些致力于减贫并且对促进减贫政策的设计有建设性意见的观点；
        Ø 保证减贫项目监控的参与率，尤其是代表贫困阶层的民间社会团体的参与；
        Ø 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减贫经验与教训的学习与实践。非洲议会减贫组织为实现目标所从事的三个主要领域：
        Ø 建立一个积极活跃的减贫组织。这可以使得机构更加制度化，同时与合作议会建立可持续的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也包括区域议会以及泛非洲议会。为了达到组织的区域化水平，非洲议会减贫组织在阿克拉和加纳都建立了支持部门；
        Ø 对于减贫的社区监控主要致力于与贫困相关的议会委员会的基地可持续培训以及生产技术升级。在国家内部已经进行了这种培训，社区监控领导人项目也即将设立；
       Ø 通过加强与政策协会的联系，促进委员会对减贫相关领域政策制定知识与能力的掌握。学习所选择的非洲国家的减贫政策，密切关注减贫协会所参与的生产计划，通过一系列研讨会的学习及参与国际化的评估，最终进行学习成果的宣传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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