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二十一期-资源管理及贸易对脆弱地区和脆弱人群的影响： 来自6个案例研究的经验

　　●研究前沿●

　　引言
　　降低贸易壁垒是一项显见的政策变革，而这种政策变革通常与经济领域的诸多变革以及一系列深层次的政策改革相联系。总体而言，贫困国家进行贸易改革的缘由是，开放的市场和经济的增长带来的机会能够减轻贫困。即便如此，当贸易政策变革产生影响时，它们可能会提高一些活动的价值，同时也可能会降低另一些活动的价值。这种影响反过来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方式及其对生计（包括那些贫困人口的生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贸易政策和贸易协定往往饱受争议。决策者、倡导者、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就新贸易协议能够带来的收益及其现有政策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关于贸易改革成就的讨论也莫衷一是，文献中的实践经验更是模棱两可。此外，在针对政策的公共辩论中，持不同立场的人所提出的论据也常常不一而是、自相矛盾。
　　本文将就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展的案例研究的结果展开讨论。这些案例研究由各地研究小组完成，主要关注贸易政策的变化对生活在极其脆弱的生态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影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各个地方研究小组都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得到关于全球市场、地方经济活动和地方生态之间关系的实证，从而推动该领域的公共辩论的发展。完整的案例研究将集册出版（Cook等，待出版）。
　　案例研究表明，总结贸易、贫困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影响下的特定地方环境的不同而不同。这些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其研究地点都选在贫困人口居住距珍稀自然资源非常近的地区，并且都关注贸易对人们为谋生而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所产生的层叠式影响。本研究揭示了全球市场对重要的生态关系及依赖它们为生的贫困人口的重要性，同时也就人们如何通过集体行动保护自然资源提出相应的建议。
　　出于各种原因，案例研究中的一些曾经非常边远的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贸易政策能够通过这些不断加强的联系对环保的成果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全球市场的激励因素在经过国内贸易政策的调整之后，成为了决定人与环境相处方式的众多因素之一。
　　案例研究的第一个主要发现是：受到不同地理区位的影响，再加上交互作用，原本就因地而异的全球市场与地方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二者互动的结果也难以预知。作为证据，本研究包括了不同的案例：有致力于减缓膨胀的农村人口对有限的土地、水和森林资源产生的压力的经济活动变化；也有新的出口需求带来的经济激励对重要自然资源的（有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迅速消耗。更进一步说，案例研究也表明重要的自然资源常常被低估，同时也缺乏保护，从而导致资源利用方式不假思索地随激励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对这些激励因素本身却并不深究。这所具有的一个政策含义即贸易限制并不能充分保护重要的生态环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加剧了自然资源的退化。
　　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发现是：当地贫困人口通常严重依赖自然资源为生，有时甚至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开采。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个体获得森林、土地、水和海洋资源的方式难以监管，从而导致整体上的过度利用。然而，研究也表明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家庭由于缺乏改善生计的私有资源，为勉强维生，被迫陷入对共同拥有的资源过度依赖的境地。因此应当寻求公平的政策手段，以保护居住于脆弱生态环境的脆弱人群。
　　研究的第三个主要发现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生计与市场相互依存的方式各不相同。实践中，各地采取的政策会通过作用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而对收入和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旨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满足地方贫困人口需求的政策方案，必须根据地方条件和实践而因地制宜地制定。不过由于缺乏所需的制度基础和知识储备，政策方案本身也难于尽善尽美。
　　1. 相关文献
　　本节将选择性地回顾近期关于贸易、贫困和资源管理的文献，作为讨论案例研究发现的背景。现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贸易与贫困的关系，以及在缺乏明晰产权的情况下，贸易对自然资源的影响。也有少量文献关注公共资源对贫困人口生计的作用，及其受到贸易影响的方式。并且此类文献与日俱增。不过文献所缺少的是：将对依赖自然资源的开放来获取维持生计的家庭的激励因素考虑在内的概念框架；在资源管理中实现有限获取的激励因素以及贸易对上述激励因素的双重影响。同时，近来关于资源管理的理论模型中包含了管理的内生性，弥补了复杂产出方面的理论空白。尽管家庭和企业作为拥有利用自然资源的事实权利的行动者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模型仍能够普遍地解释案例研究所发现的贸易的异质性影响，同时能够看到在这种程式化的模型中，贸易如何促进行动者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在静态监管的资源管理模型中，贸易事件的可预期结果取决于管理机构的执行力和监管资源获取的能力，长期的预测结果往往呈双峰状态。特别是在将初始条件定义为保护私有和公共产权的模型中，贸易自由化会减少贫困、提高整体福利，也会产生良好的环境结果。然而，当资源利用由开发资源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决定时，缺乏保护的个体只能诉诸于公共资源，类似贸易自由化这样的事件就只能恶化获取资源的激励因素，导致资源开发率上升到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最终对资源存量和整体福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使该模型的其他方面是动态的，也无法避免这一恶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或降低了资源的价格，是决定贸易自由化影响的唯一因素。
　　另外，在动态的内源监管模型中，（甚至在贸易自由化提高了资源价格的条件下）贸易领域变革产生的影响也并不清晰。例如Copeland和Taylor（2009）的内源资源管理模型中，一种出口资源价格的升高会迅速吸引希望开发开放资源的行动者，同时加大对进行额外投资以限制资源获取的激励。于是，在该模型的解决方案中，开放获取的资源价格较低，而获取渠道受到限制的资源价格则较高。本文通过实践案例展示了资源管理在回应新的贸易机会时如何取得成功或走向失败的概念性结论。
　　就实现共同拥有的资源的合作式解决方案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形成过程方面，有大量的理论与经验文献（如Olson，1965；Wade，1987；Bromley，1992；Ostrom，1992；Seabright，1993），内源式模型就蕴含其中。文献中的案例大多关注地方情境如何影响采取集体行动的激励机制，例如通过影响谈判或成果监督的成本。这类模型中合作的成本是固定的，产出则不然，取决于是否能够解决上述固定成本的障碍。然而在合作成本并非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实现连续的产出。如McCarthy、Sadoulet和de Janvry（2000）采取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模型，对墨西哥村社（ejido）成员利用公共草场资源的不同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集体农场的传统治理结构和变化的成本共同对环境及可持续性发展的成果造成影响。
　　虽然可以从概念上通过对家庭激励因素的简单分析来解释贸易对环境的广泛影响，但是案例研究仍然揭示了资源获取与贫困之间有显著的动态相关性。案例研究所涉及的获得自然资源的家庭在各种私人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方面都是比较贫乏的。已有研究表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共资源会代替私人财产，成为贫困人口生计策略的一部分。这种生计策略包括家庭从公共财产中取得收入、依赖公共财产而获得保险或储蓄等。研究也表明家庭获得共同拥有资源是自我选择的结果，那些缺乏更好的机会的家庭通常会被开放资源所吸引。由于贫困家庭无力对下一代进行投资，其子女会继续利用共同拥有资源并导致其进一步退化，因此与共同拥有资源相关的贫困会陷入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旨在为贫困家庭提供直接激励以作为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机制的政策并不多，而相关的实践项目则随处可见。其中向参与环境保护的小所有者进行支付的环境服务补偿（PES）项目最受关注。例如Zhang，Tu和Mol（2008）分析了中国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项目改变农户激励制度的努力。本文的案例研究也将对此进行讨论。
　　政策更多地是以间接的方式，或通过一般均衡效应影响着对家庭的激励。一般均衡效应及随之而来的增长效应通常用来解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质量将有所下降，而随着发展进程，环境也将逐步改善。Dinda（2004）在他的调查中回顾了解释这一现象的两种可能机制的文献。第一种机制是指，二者并非天然相关，在经济增长由农业转向制造业、随后再转向服务业的结构变化中才产生了联系。第二种机制是一种可预期的内源监管机制，即相关利益者会随着收入增长而更倾向于对自然资源的严格监管。
　　在开展案例研究之前，可以看到文献对资源管理领域的成败因素、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增长机制的作用等已有深入的理解。接下来所描述的案例研究很大程度上强调了这些发现。然而从政策的角度来看，在由于贫困和昂贵的监督成本而无法构建内源管理制度的地区，设计成功的地方性资源管理路径的可能性尚不明确。案例研究恰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家庭动机和地方技术选择如何影响地方生态环境及其服务功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2. 案例研究概述
　　下文将简要介绍6个案例研究。
　　每一案例就地方人口的生计如何依赖于其附近的土地、水和林业资源，以及贸易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这些资源的利用展开，这些案例随后对贫困人口及其利用的核心自然资源受到的影响进行评估。案例研究的地点均选择在贫困人口高度聚居、地方生态环境对全球保护行动至关重要的地区。
　　中国
　　中国的研究聚焦于中越边境附近的云南省屏边县。该地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区，云南省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全球200个优先保护的生态地区之一。该地区为边远山区，生态系统相对完整，水资源未遭污染。该县47.1万英亩土地面积的大约1/4属于大围山自然保护区，其中生活着3000多种植物和500多种动物。
　　屏边14.7万总人口中大约62%为少数民族，因此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苗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他们与生活在老挝北部和越南的赫蒙族（Hmong）本是一个民族。该县以农业生产为主，大约90%的家庭靠耕种小块土地为生。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该县的贫困状况仍然十分严重，年收入低于105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1%；其中低于76美元的人口占大约50%。本研究关注在中国加入WTO之前进行的贸易改革所带来的农业产出结构的转型、相关耕作方式的变化，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等。
　　越南
　　越南的研究围绕位于中国南海和泰国湾之间低洼半岛上的金瓯（Ca Mau）省进行。该省总面积占湄公河三角洲的13%，属于季风型亚热带气候，该地区曾密集种植过红树林，但随后大多数土地都进行了清理以开展农业，并且修筑了堤坝以防洪。湄公河三角洲曾一度加以改造以发展运输业，有运河与自然河流及河口相连，现可用于与中国南海及泰国湾的往来。虽然金瓯省红树林的面积有所下降，但仍居于越南首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风暴的袭击，其潮汐生态环境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鸟类、爬行动物、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
　　金瓯省的平均收入很低。1996年该省人口有120万，其中贫困人口占到了1/3。大多数家庭仍然主要依赖农业、渔业和林业维持生计。农业家庭传统上依靠丰富的水资源种植灌溉稻，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发展出口种植，地方政府不再强调长期以来的水稻生产，转而鼓励农户养虾以供出口。本研究就这种政策转型对收入和地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南非
　　南非的研究地点是伊柯马蒂（Incomati）河盆地的一部分。伊柯马蒂河发源于南非，流到斯威士兰境内，再蜿蜒回到南非，最后经莫桑比克，在马普托附近汇入印度洋。伊柯马蒂河对这三个国家的各种生态环境都至关重要。南非大型野生动物保护区克鲁格（Kruger）国家公园就位于伊柯马蒂河盆地，在伊柯马蒂河源头附近，包括一个入海口及其周围大片的红树林。这个自然保护区中生活着猎豹、长颈鹿、大象、河马、狮子、豹、犀牛和斑马，而伊柯马蒂河流域及其支流附近生存着数百种留鸟和候鸟。马普托附近的红树林不但能够抵御暴风雨，也能够为虾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提供食物。伊柯马蒂河流域是该盆地居民饮用和灌溉所需淡水的重要来源。水资源的需求量很高，目前的用水量已经超过伊柯马蒂河大约26%的年径流量。
　　本研究主要关注毗邻克鲁格国家公园的贫困省姆普马兰加（Mpumalanga）的制糖业的经济效益。该省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为257美元，收入不平等程度十分严重，预期寿命低于50岁。制糖业提供了70000人的就业，不过该省的失业率仍高于33%。姆普马兰加的糖厂为100个大户和1400个小农提供收入来源和技术支持。本研究对可能会促使小农扩大生产规模的欧盟制糖业生产变化的影响，及其所导致的对有限的淡水资源的竞争对保护事业和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后果做了展望。
　　智利
　　智利的研究有两个关注点。一是该国多样化的森林生态；二是其丰富的海洋水生生态。智利拥有世界现存的约1/3的大片温带森林（全球森林观察，2002）。智利的森林地方性物种丰富，并且它的温带森林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最优先保护的温带森林之一。森林能够调节全球气候，通过减少洪水和腐蚀、提供淡水储备和保持土壤肥力而惠及地方。本研究就森林工业如何影响这一最为富足的天然林区及第8区到第10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分析，同时也对智利南部的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及该国鲑鱼产业的发展给予关注。
　　与许多关注家庭与特定自然资源互动的研究不同，智利的案例重在审视长期的结构性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和减贫速度及生计资源转型方面的地区差异。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该国农村平均贫困发生率从41%降到24%，然而地区差异逐渐显现，至今仍未消除。在案例研究中地区收入差距尤其明显。本研究着力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对该地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影响。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玉米生产的传统实践及其对该国西南地区米其雅（Mikea）森林的影响以及合约农业对土壤肥力保护这一非洲资源管理中的长期问题的影响。米其雅森林是干旱针叶林，地方性物种丰富，珍稀物种包括陆龟、荒漠拟鹑、鼬狐猴等就仅见于此（马达加斯加前线，2005）。这一地区也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及其他组织的优先保护地区之一。然而在2000年，在马达加斯加仅有3.2%的针叶林得到保护（WWF，2000；Gorenflo等，2005）。贫困的当地居民的生计通常依赖于改造低产的玉米种植，然而这种生计方式转变会造成毁林。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分析了贸易政策间接的、短暂的激励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和毁林行为，随后详细检视了一个旨在促进留尼汪岛附近养殖业发展的欧盟项目，以及法国的一个海外部门如何导致马达加斯加向留尼汪岛玉米出口的增加，从而加速了马达加斯加地区的毁林过程。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是向欧洲市场出口新鲜蔬菜的合同农业如何影响马达加斯加高地10000个小农的收入和生产实践。该地区的土壤腐蚀率很高，通过向土壤追加有机质保存肥力非常紧迫。本研究对由欧盟特定贸易条款推动的农场合同对小农在合同作物与非合同作物生产中有机质使用的差异进行了对比。
　　印度
　　印度的研究是针对森德班斯（Sunderbans）的生态及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居民的生计。森德班斯是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占地620万英亩，覆盖孟加拉和印度的大片土地。在印度部分生长着超过100万英亩的红树林，大约占泛洪区面积的40%。西孟加拉邦的气候温和，降雨集中在七月到十月的雨季。森德班斯的水资源为咸淡水，不过其随季节和潮汐而变化。该地区境内有2个野生生物保护区，以及一座老虎保护国家公园。除老虎之外，该地区还拥有大量珍惜濒危动物，包括渔猫、梅花鹿、野猪、恒河海豚、河口鳄、河龟、丽龟、地龟、玳瑁龟和帝王蟹等。该保护区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遗产。
　　居住在森德班斯地区的许多家庭，其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将近40%的居民属于低等种姓阶层，在420万总人口中，约5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识字率低于35%，大多数社区缺少安全的饮用水和电力供应。大多数家庭（89%）依赖农业获得收入，他们多为小农和无地农民。
　　水稻是该地区主要的传统作物。近年来由于养虾业的迅速发展，许多家庭开始从事水产养殖。据估计，在印度森德班斯地区，大约15万人以养殖虾苗为生（中央内陆渔业研究所，1999；2000）。此外，虽然该地区贫困率居高不下，但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仍然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涌入。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和国家政府的政策如何贡献于西孟加拉邦出口导向的养虾业，及其对地方生计和地方生态造成的影响。
　　3. 研究涉及的贸易事件概述
　　每个案例研究的起点，都是贸易水平或贸易结构的转变程度足以影响地方贫困人口的生计策略。研究团队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承认，要寻找一个独立的事件是徒劳的，定义为“贸易事件”的事件通常包含了一系列贸易决策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有时会持续数年；也有可能包含了（几乎）同时发生的全部行动。例如，成为WTO的成员国当然可以看作是中国和越南最主要的贸易事件，而案例研究也表明越南自1986年启动的革新（Doi Moi）政策和中国在1978年以农业部分自由化为发端的改革也可称为贸易事件。
　　为下文的讨论起见，可以对案例进行二元分类，即1）总体贸易自由化国家：智利、中国、印度、马达加斯加（花卉产业）和越南；2）贸易事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某一产品市场：南非的糖业及马达加斯加的玉米产业。当然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分类方式。例如，这些研究案例可分为：1）外部贸易事件对案例国产生了影响：马达加斯加（玉米）和南非；2）一国自己的贸易政策决定产生了影响：其他各案例国。也可以按照贸易政策事件的推动者进行划分：1）多边（WTO）协定：中国和越南；2）单边政策决定：智利、印度和马达加斯加（花卉产业）；3）外部政策行动：马达加斯加（玉米产业）和南非。
　　最后一种分类方式可能富有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含义的有趣的启示。然而对于贸易经济学家而言，第一种分类方式最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其基本按照案例国对一般均衡（经济领域）或部分均衡的影响进行划分。当然，在做出这样的区分时，我们必须承认在真实世界中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例如，虽然出口经济作物的新机遇对中国屏边县的影响是直接的、与贸易相关的，然而内部移民与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新兴国内市场对生计的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同时，任何其他分类法中，任何一个类别中的案例国都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
　　研究表明贸易事件与特定的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直接，所以贸易事件主要影响某一种产品市场的情况能够直接进行概念化。例如针对马达加斯加玉米生产的研究关注在马达加斯加正在进行总体性的贸易政策改革过程，从而使市场政策的影响加剧的时候，欧盟的一个开放玉米出口机会的外部政策项目所产生的影响。而南非研究则关注外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糖价上升对制糖业生产的影响。在这些案例中，贸易事件和产品市场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线性的：事件导致需求及产品价格的升降，对其他市场则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在贸易事件为总体贸易自由化的案例中，其与市场的联系则更加微妙。我们将“总体贸易自由化”定义为一个或多或少地消除边境贸易壁垒的过程，这些壁垒包括进口关税、非关税壁垒、出口税和出口控制等，这意味着清除或放宽外汇控制。这类贸易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改革最重要的部分，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经济转型过程中（Thomas等，1991），智利的案例就是如此。这类改革的政策目标是提高竞争程度，改善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平均收入），最终实现增长率的提高和贫困的减少。
　　这些政策行动与中期目标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降低关税壁垒显然会加剧国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消除可能存在的垄断现象，同时通过提高压力来改善效率。开放生产资料和资本产品的进口能够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技术，而降低国内消费者商品价格的自由化手段则能够直接惠及消费者。
　　其他联系也同等重要。降低进口关税能够间接地鼓励出口。增加进口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进口竞争性企业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需求（由于企业规模缩小，或被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于是这些资源能够被分配到出口型企业和非贸易部门。另一方面，进口需求增加也会使外汇（购买进口产品的必需品）需求上升，从而抬高外汇价格及国内购买力，即提高“真实汇率”。由于出口产业生成汇率，因此真实汇率能够使它们从中获益。当然，一国从贸易改革带来的激励和机遇中获益的能力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外部因素、政府控制及二者混合因素等。下文将进一步对此进行讨论。
　　这里定义的总体贸易改革是指政府有意识地采取政策，提高与全球经济的整合程度，通过降低进口关税促进出口导向的增长。中国和越南已正式加入WTO；马达加斯加以结构调整项目；智利和印度以单边行动的形式实现了这一改革。在一些案例中，政策手段中也包括支持出口的显性政策。例如马达加斯加为出口商设置了特殊政策，放宽了监管，免除了国内税负。而智利则相对缺乏针对出口者的专门政策（而是进行整体性的、小规模的支持）以促进出口。所有的案例都关注特定的产品，假设这些整体性改革的一般均衡效应能够通过改革体系发挥作用，最终影响这些特定的市场。
　　上文已经指出，宏观经济真实汇率对整体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某一特定产品自由化的影响。当汇率上升时，进口价格随之上升，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进口竞争性生产部门能够从中获益。然而在整体贸易改革中，其他因素是会发生变化的，降低关税和放松非关税壁垒能够使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有更大的压力来提高竞争力。这两种抵消效应对进口竞争性生产者的影响不尽相同，他们不会同等地感受到激励因素的减少，而如果一个部门的自由化程度低于其他部门时，一些生产者甚至会从中受益。例如，如果整体贸易改革中将玉米关税降低40%，玉米的真实国内价格不可能随之下降40%。由于真实汇率效应抵消了部分关税减免，真实国内价格的下降幅度可能会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其他未经自由化的产品关税降低40%，玉米生产者将会看到价格确实下降了整整40个百分点。
　　贸易与增长和减贫的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它取决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概念——比较优势和要素价格均等化。比较优势是指两个自由贸易的国家中，一国在生产集约利用该国相对充裕（因此也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某些产品方面效率更高。因此，自由贸易会促使各国专门从事其擅长的生产活动。而要素价格均等化则与比较优势密切相关。由于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导致其需求和价格上升，贸易总量增加就会使各种生产要素最为富足的国家中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上升。简单地说，一个拥有大量劳动力和少量土地的国家可以高效地种植蔬菜（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而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则可以专门从事小麦种植。两国之间的贸易将会促使前者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劳动力相对廉价），劳动力相对土地的价格就会随之上升。然而后者（土地相对低廉）的土地相对劳动力的价格则会上升。因此，要素价格会倾向于“均等化”。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或生产投入进口的技术转移同样是贸易自由化提高生产效率的渠道。智利、马达加斯加、越南和中国的案例就是如此。其他研究也表明这种影响的重要性。例如“蕴含在”生产投入中的农业技术转移可能会被种子、肥料或机械的管制需求所限制，从而对农民造成负面影响（Gisselquist，Pray和Nash，2002）。
　　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通常会假设劳动力（特别是非技术劳动力）丰富而廉价，所以这些国家会倾向于专业化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品，最终提高劳动力从低工资中获得的收入，从而减少贫困。然而真实世界并非如此简单。在贸易政策改革导致结构性激励因素发生变化和贸易政策改革对增长及减贫产生影响之间，存在诸多中间环节。本研究及其他针对贸易改革的研究所得到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需要构建必要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确保贸易确实能够作用于贫困。必须认识到，直接的劳动力利用（例如种植经济作物时，土地上所需的劳动力）并非衡量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唯一维度，分配生产投入、加工初级产品以及进入市场等环节也需要相应的劳动力。本研究的一些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详见下文）。
　　贸易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拥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其中许多是发展中国家）将会专业化生产需要密集利用这些资源的产品。然而问题是自然资源及环境服务都是无法控制获取渠道的免费产品。在没有价格机制指导决策的情况下，资源的过度开发就无法避免。在某些情况下，贫困人口会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所导致的环境破坏抵消了减贫成果（至少从短期来看）。从长期来看，这种短期抵消效应的平衡会在长期内形成双输的局面，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所造成的环境退化使眼前的短暂收益难以为继，使贫困人口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如何通过制度手段防止及缓解这种恶果也是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
　　定义实现某种特定产品市场行为变化的贸易事件，有两个基本要求：1）该事件能够引起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因素发生变化；2）现有条件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进行回应。本研究无意探索贸易政策改革对国内价格传导的细节，然而大多数研究案例都表明生产者对传导机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正如我们的预期。这些案例研究主要目的是关注这一链条的第二个环节，即激励因素变化和经济行为之间的联系。
　　4. 案例研究结果
　　在选择研究案例时，假设案例地点的贸易产业与脆弱居民的资源之间存在事实的联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经历过出口导向增长的区域给予了重点关注。于是研究案例普遍表明贸易事件能够促进减贫，但同时也导致脆弱的生态中资源额外需求上升。案例选择过程并非按照贸易改革阶段进行随机抽样，也并未试图在案例中平衡贸易对贫困或环境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然而案例已经足以说明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已迫在眉睫，以及贸易发挥作用的方式及相关的影响因素。
　　于是有必要对研究案例中采用的测量方式加以说明。在项目启动之初，研究团队希望对贸易、人类福利和环境进行全面的定量测量。贸易的典型测量包括边境关税、变相补贴或定量限制等；环境的测量则需要记录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服务功能，并测量历时变化；人类福利的测量则需要增加收入数据。研究团队在实践中需要因地制宜地对测量手段进行调整。后文将指出，有必要针对重要的生态及依赖其维持生计的人群，发展出更加综合性的测量手段。
　　环境
　　案例研究揭示了脆弱生态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却被过度利用的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与外部性相关，即并未从事资源管理的人的成本与收益。在大多数研究案例中，所研究的生态都具备非市场性质的服务功能，从而惠及地方社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同时，评价核心资源及对其保护行动进行支付的机制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对资源的不完全评价为基础的市场激励作为资源利用方式的决定因素。第二个原因与出台资源利用相关政策的难度有关。实践中，企业和家庭能够在最小程度的监管条件下对案例研究中的多种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从而导致过度开发。
　　如上文所述，许多案例研究都选择在环境科学家和更广泛的环境社区所关注的、具有价值的、处于危险中的地区。在一些案例中，这些地区为珍惜动植物提供了生境，增加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例如中国案例中的大围山保护区中生存着数千种植物和数百种动物；而印度的森德班斯则为珍惜的野生虎、海豚、野猪和河口鳄等提供了栖息的场所。除此之外，自然保护区也发挥着其他功能。例如大围山保护区为附近的城市提供水源，森林也能够防止水土流失；而森德班斯河口则为虾类和其他海生养殖动物提供了天然的养殖场。
　　后文将进一步指出，保护这些能够惠及全球和地方公众的环境资源的成本却未能得到广泛分担。例如生活在在越南和印度的红树林中的农民或渔民并没有因其对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而得到任何奖赏。出于对众所周知的环境服务及其与生计选择的密切关系的考虑，构建一个为农民和地方社区管理、维护如森林、河口等共同拥有资源提供适当激励的资源管理制度是可行的。
　　事实上，案例研究中的自然资源常常被忽视，由于缺乏保护，过度利用随处可见。来自智利、中国和马达加斯加的研究表明混乱的林地权属会直接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印度和越南的案例中，公有的红树林河口最后转变为私人用途。而在南非，研究所关注的公共财产是水资源。在伊柯马蒂地区，糖料作物是需要大量灌溉的作物，如果按照机会成本来征收水费，并且有更多的节水高效栽培技术运用的话可能会使该地区的糖料作物无法生长。然而水资源事实上成为了免费产品，大量地用于低附加值的作物生产，导致了生态环境破坏及下游使用者的利益受损。
　　在大多数研究案例中，公共资源的问题由来已久。本研究不可能覆盖所有根本问题。如人口压力和耕作方式转型导致马达加斯加针叶林持续退化、智利天然林消失等。
　　即便如此，由于获得这些公共资源的途径没有任何限制，面向出口市场的额外需求仍然在加剧资源的剥夺。马达加斯加的案例正是如此。通过砍伐森林或利用土地，就能够获得非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案例表明研究地区10%的毁林可以归结为玉米出口需求的增加。中国屏边向国内外市场提供传统的动植物产品导致的过度收获；印度西孟加拉邦森德班斯地区由于收获野生虾子导致的仔鱼和贝类等副产品产量的下降；越南金瓯由于虾类出口所导致红树林生存环境的逐渐消失和支离破碎；以及南非伊柯马蒂河盆地因糖类出口增加而导致支流减少，从而引发生存环境消失的危险等案例，也正是如此。
　　在污染自然资源不会得到任何惩罚或承担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贸易并不会引发污染，然而贸易会导致污染的持续恶化。例如金瓯的通过公共水资源导致的疾病传播，以及智利笼养鲑鱼带来的垃圾堆积等。
　　贸易自由化会使资源不可持续的利用加剧，而出于食物自给而出台的贸易政策的影响可能会更令人堪忧。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点。马达加斯加针叶林的大面积消失发生在限制贸易活动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时政府支持种植水稻，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造成了毁林。而越南红树林的消失也主要是由于自给自足的政府政策鼓励毁林以发展水稻种植、木炭生产、薪柴收集和供应建筑材料等。越南南部更是如此。同样地，在中国屏边的边远山区，对种植土地密集型作物的长期激励机制导致了严重的土壤腐蚀。随后的政策变化促使农民为新兴市场提供水果和蔬菜，包括中国的国内贸易和越南及老挝的国外贸易。在伊柯马蒂地区，无疑是制糖业生产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利用，然而如果没有国内市场保护政策的话，制糖业产业也不会有如此的发展速度。同时，全球自由化提高了世界糖价，使情况进一步恶化。而地区贸易自由化使邻国低成本的生产者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南非市场，降低了国内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制糖业生产。
　　即便在关注贸易和资源利用的直接联系的案例中，一些最为显著的影响也属于劳动力资源向农业部门之外转移所带来的次级影响。下文将讨论这种与经济增长和减贫密切相关的一般均衡效应，及其对环境的重要影响等。例如中国的外出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改变土地用途、砍伐公有林以获取薪柴等的环境压力。然而马达加斯加和越南的移民现象则加剧了生态恶化。当然，中国屏边的新兴产业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和空气的污染。
　　贫困
　　如上文所述，案例研究表明了贸易政策能够与其他政策和事件共同作用于本地和整个经济体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大多数研究案例都显示，在调查时期内，各国的整体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地方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例如中国整体的经济迅速增长在屏边县也有所体现，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越南的经济增长也促使金瓯省的收入提高和贫困减少。在马达加斯加西南地区的玉米种植区的减贫成果并不显著，然而有证据表明该地区的减贫速度远远领先于该省的其他地区。
　　然而研究也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能够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智利为例，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明显下降掩盖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同时在取得显著减贫成就的地区，绝对贫困率也仍然居高不下。例如中国屏边和马达加斯加西南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仍然保持在61%和73%。
　　从总体来看，家庭获得资本和土地等资产的渠道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家庭是否能够抓住经济机会。例如，印度和越南的案例表明能够获得土地的农民会直接从新兴的虾类出口市场中获益。此外，获得资本渠道更好的家庭有能力采取促进增收的生产技术，而缺少技术的无地农民则只能间接地从开挖池塘、清除淤泥、饲养虾苗、加工运输等就业中得到收益。越南案例表明调查地区超过一半的家庭承认水产养殖带来的收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在马达加斯加出口生产带附近拥有土地的家庭则是出口导向的合同农业最主要的受益群体。
　　研究也表明获得自然资源的途径至关重要。例如中国屏边的降水和土壤条件决定了家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种植经济利润更高的作物。而在南非，获得土地和水资源的渠道是决定伊柯马蒂地区贫困人口的家庭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案例研究同时发现贫困家庭能够通过利用共同拥有资产，弥补由于缺失私人资产获取渠道而导致的低收入水平。以印度为例，大量贫困的无地家庭选择通过捕捞野生虾苗获得收入。屏边的一些家庭在森林边缘地区采集中草药。而越南缺乏资本的家庭则高度依赖潮汐流和天然食物来源来养虾以供出口。
　　智利的研究展示了在更长时期内贸易和收入的联系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在智利的研究发现增长初期是由出口导向的初级生产推动的，随后逐渐由高附加值的、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加工业和服务业以及生产投入增加所主导。这一发现与针对智利农业增长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该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本身不能对贫困产生最为显著的影响，必须通过相关的上游和下游产业链活动得以发挥（Valdés和Foster，2003）。
　　贸易、地方生计选择与环境后果
　　如上文所述，案例研究地点的生态各不相同，多元生态环境分布其中。案例研究强调在相同的生态中，包括贸易产品市场在内的不同条件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生计模式。研究发现地方生态与生计选择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及其他政策变化如何影响脆弱生态及脆弱家庭的方式。换句话说，贸易事件能够通过影响生产决策和生计选择，进而对贫困与环境造成影响。
　　上文已经指出，居住在重要生态地区附近的许多家庭赖以生存的资源，正是维持生态环境价值和其他地方环境服务所需的资源。这些家庭同时也需要其他私人和公共资产，例如家庭劳动力、资本和公共基础设施等。获得这些资产的差异会促使不同的家庭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和生产选择，即便在同一社区内部也是如此。而不同的生计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收入，也会对地方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越南案例能够证明上述观点。在金瓯省存在不同的养虾方式，许多缺乏资本修筑虾塘的贫困农民选择集约式的养殖方式，高度依赖食物资源和地方河口的潮汐流。而许多富裕农民能够更方便地获得信贷，采取投入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经济产出，也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开放式水闸和公共用水系统中，污染源会缓慢地危及所有生产者和地方河口，因此疾病传播的风险也很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更集约的生产体系会更好地控制污染，但会导致倾倒在地方河口的化学物质增加。此外，在采用集约生产方式时，池塘淤泥会更迅速地堆积，导致沟渠淤塞、水污染加剧等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和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抑制自然资源过度利用的政策改革对某些家庭或企业的影响会比另外一些家庭和企业的影响更为严重。当这些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的家庭多数处于贫困状态时，决策者就陷入两难境地：虽然依赖生态服务的贫困人口采取保护行动会为他们自身带来长期利益，然而这种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会在短期内对他们的生计造成难以弥补的不利影响。例如南非研究表明制糖工厂在南非各处均有分布，而小生产者则不然。如果出台政策以调整伊柯马蒂河盆地稀缺的水资源的使用价格，那么这些小生产者将遭受严重打击。
　　5. 影响政策产出的因素
　　如上文所述，在特定生态条件下针对贫困人口进行的贸易改革，会受到诸多国内外市场因素，以及地方社区、企业和家庭决策的影响。太多因素相互作用，使产出难以预知。然而案例研究表明：出台监管措施以保护脆弱生态和脆弱家庭免于不利影响，寻求能够增加经济机会的政策设置，比预测贸易政策变化的可能产出更有意义。
　　上文已经提到，认识研究地区生态、市场激励与地方生计等对贫困和环境的影响，是制定相应政策的重要前提。同时，促使决策者选择政策方案的因素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本节将通过案例研究，揭示政策能够在与贸易相关的贫困与环境领域有所作为的四个方面：1）市场制度如何决定贸易改革能够带来多少新的经济机会；2）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项目如何对贸易带来的新的经济机会进行补充，减少贫困人口面临的障碍；3）制度在构建关于重要自然资源、其提供的服务及其与贫困人口生计之间的联系等知识方面的作用；4）资源管理路径及制度在保障脆弱生态和脆弱人群中的作用。
　　市场制度
　　整体上，市场制度要素在将贸易改革带来的潜在经济影响转化为切实的经济增长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政府在建立市场赖以依存的法律框架方面也举足轻重。政府和非正式制度也能够通过引进项目，促进市场良好运作。研究案例能够提供有力的例证。
　　完善的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立法能够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智利的发展。案例强调“移民在促使经济增长以实现减贫中的重要性”，发现没有流动的劳动力反而会成为一个不利条件。智利的立法框架使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从收缩的产业部门和地区向不断壮大的产业部门和地区转移。劳动力流动对实现工资平衡和贸易改革的整体效益意义重大。动态的劳动力市场也能够积极推动产业结构重组，这对于改革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在改革前，智利的林业产业受到高度保护，生产者严重不足。然而经过结构重组，林业部门已经成为具备竞争力的出口产业。
　　中国也不例外，各种辅助性政策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政府帮助农民工组织起来，并出台政策保护他们的资源产权，使他们外出务工时没有后顾之忧。这一措施鼓励了非农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有助于使贸易改革能够惠及边远地区，促进了收入平等。而动态土地租赁市场促进了印度养虾业的发展，为该国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研究者发现南非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农民投资于制糖业的能力，也降低了制糖业生产带来多样化收入的可能性。而智利的研究表明林业部门解决土地利用纠纷的失败，引发了土著之间的冲突。
　　研究也强调了传统市场制度和非正式市场制度的重要性。例如印度的中人（aratdars）在构建野生虾子的分散的财务市场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而屏边的苗族以及老挝和越南的赫蒙族之间的非正式文化纽带，也有利于消除贸易壁垒之后新市场的形成。
　　案例研究表明国际制度及其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上文已经提过一些积极的促进因素。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作用，国际消费者通过传导机制向智利的生产者施加压力，从而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环境标准。自由贸易协定也有类似的作用。在马达加斯加和中国，通过直接投资带来的资本和技术建立起来的合同农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更为友好，在减贫方面也更为有效。例如马达加斯加面向欧洲超市的蔬菜出口合同中包括了更高的雇佣和卫生标准。外国直接投资对智利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另一些国际制度则弊大于利。例如不断改进的高标准（卫生、检疫、商标等方面）为印度的养虾者和中国的农民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而美国的反倾销条款则对越南的养虾农民不利。
　　一些国际制度由政府政策推动，另一些则是由市场推动。最近的研究（Jaffee，2005）发现一些标准有时会被政府用于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实现贸易保护，而国际市场上相对严格的质量、劳动力和环境标准则大受私人部门的欢迎。这些标准可以积极地推动变革，生产者在启动提高生产标准的项目之前，会权衡其进入各个市场的成本和收益。在一些案例中，生产者在国内市场、地区市场，或进入附加条件较少、有更多时间实施相关措施的工业化国家市场可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而政府决策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影响公共部门投资。无论如何，经验证据都表明应该未雨绸缪而非亡羊补牢。
　　针对性项目和公共投资
　　政策变化及其对制度和市场的支持是开拓新经济机会的核心所在。案例研究对目标政策和投资如何增强市场激励、补充私人投资也给予了充分关注。旨在消除准入障碍的项目更是如此。总体而言，案例研究表明最有效的项目会强调信息和技术的传播、以及特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提供等。
　　来自智利、中国、印度和越南的案例表明私人企业通常会利用非正式的信息网络和投资资本，最先发现新的经济机会。随后国家和地方政府才意识到新的贸易机会可以促进增长，开始发布市场和生产技术信息。以智利为例，政府贸易工作小组“智利出口贸易促进局”（ProChile）在市场认定和产品出口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而印度和越南两国的省级政府则支持了技术研究项目，并提供推广服务。在一些案例中，私人企业也会以合同的形式提供生产技术信息及其他推广服务。如上文提到的马达加斯加的蔬菜出口，及南非的Tsb糖厂为小生产者提供的服务等。
　　在一些案例中，国家或地方政府也会投资于运输或灌溉体系。例如越南案例表明放宽改变水稻田用途的决策，会伴随着对灌溉设施、孵化场和推广服务等的投资；南非的伊柯马蒂灌溉发展项目则投资于小农的灌溉基础设施；而印度国家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发展机构，负责为虾农提供帮助。
　　然而设计不佳的项目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甚至滋生不可持续的行为。例如西孟加拉邦的发展机构不仅投资于灌溉、道路、培训和推广等公共服务，也不知不觉地承担了分发渔网、提供住房等本该由私人市场或社会福利项目完成的额外工作。
　　制度与知识构建
　　如上文所述，案例所涉及的自然资源能够提供广泛的环境服务。如果这些服务仅仅惠及个人或群体，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对资源进行适当的评估和有效的保护。而在另一些例子中，自然资源惠及更大规模的社区，那么单靠市场就远远不够了，必须设计新的路径，实现对核心资源的保护。这就需要对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及其维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在国际层面上，需要确认地方资源对国际生态的影响；在地方层面上，则需要把握向地方社区所提供的服务，以及地方家庭和企业依赖地方生态为生的方式。其中对家庭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以及家庭选择对其收入水平和地方环境的影响应该给予特别关注。
　　能够实现保护的公共资源非常有限。案例研究表明国际社会和国内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定义优先保护地区方面都卓有成效。案例研究回顾了过去以科学标准选择重点保护地区的方式对国内和国际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产生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就各种生态都加以保护。过去的研究所建立起来的优先地区也会影响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例如本文在选择案例时，就着重选择了保护主义者界定的脆弱的、重要的生态地区。
　　知识构建的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出能够用于现有条件、历时变化和政策及其产出之间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基本手段。案例研究要求寻找能够测量人类福利、环境影响及二者关系的手段，然而现有的测量手段并不统一也并不完善，特别是在测量历时性的环境变化方面力不从心。因此许多研究团队发现，很难对自然资源的历时变化及其提供的服务功能进行定量描述，同样也很难判定人类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空气和水污染的影响。研究者只能通过国家和地区调查，记录收入和贫困程度的历时变化，有时也能够获得关于地方生产和收入来源的经济数据，例如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
　　研究者将所研究的生态服务类型定量化、测量其历时变化及对人类福利影响等所需的信息更加缺乏。例如，屏边大围山自然保护区提供饮用水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环境服务的功能十分显著，却缺乏用于比较的基线数据。而在印度和马达加斯加，采取焦点小组访谈和调查的方式测量人类福利时，通过回忆获得的基线数据漏洞百出。因此，关于环境历时退化的结论只有在毁林图上才能清晰地显示。南非的研究团队在试图评估姆普马兰加制糖业生产扩张产生的环境影响时，总结道，“对伊柯马蒂地区的生态基线和环境破坏的可逆程度知之甚少”。
　　管理脆弱生态
　　案例研究描述了目前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的几种不同的机制，它们都试图适当地评估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保护提供服务的核心资源。如上文所述，保护这些资源的重中之重就是限制对共同拥有资源的获取，以免沦为公地的悲剧。一个可行的选择是就资源利用征收适当的费用，以使“外部性内部化”。然而后文将指出，采取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为数甚少，且多停留在实验阶段。印度的案例研究提到了这种可能性，但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现有的制度缺陷，该方案可能不切实际。
　　管理自然资源的另一个可能路径是明晰公共财产资源的产权，从而激励所有者对其进行保护。在案例研究所涉及的传统管理方式中，体现了集体所有的思想，集体领袖有义务确保资源利用方式的可持续，例如马达加斯加和印度的传统权威等。然而这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不堪一击，特别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证据表明一些内部移民可能会降低社会凝聚力，造成传统制度的瓦解。
　　更为常用的方式是构建正式制度，明晰所有权或使用权。以马达加斯加的Gelose项目为例，这些权利理论上应该能够使群体而非个体受益。然而案例研究中涉及的资源管理方式都包含了私有使用权，通常会对资源利用方式进行限制。对某些自然资源而言，所有权的私有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解决过度利用的问题。例如马达加斯加的合同农业案例，就表明私有产权对农民采取保持土壤肥力的新技术的激励作用。有时积极或消极的外部性也会通过使用限制而影响自然资源的私人利用。此外，针对特定的污染现象，也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例如南非的糖厂被要求在倾倒加工废水之前进行冷却处理，以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热量造成影响；出于对环境破坏的考虑，印度最高法院着手对一些养虾技术进行限制；而金瓯政府也开始就养虾产业中一些特定种类的抗生素加以禁止。
　　然而，由于所研究的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仅仅限制使用对其保护而言仍远远不够。案例研究表明，在自然保护区中划分公共区域与私人区域可能是个可行之道。印度的案例中同时设置了野生生物保护区和缓冲区，森德班斯的一部分毗邻保护区，就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方式做了相应的规定。而越南的农户分到了7.4英亩到24.7英亩不等的红树林，其中70%仍然完好。研究表明这种混合利用方式对实施分类利用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依赖程度很高。例如越南的案例中对资源利用的约束不尽完善，最后成为一纸空文。
　　如上文所述，贫困人口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限制公共资源的获取对脆弱家庭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案例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在限制使用的同时，对替代生计加以补偿。例如中国的退耕还林项目和生态移民项目；智利对私人企业植树造林进行激励；而越南的移民项目恢复了3.95万英亩红树林。
　　这些案例表明资源管理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的社会规范、正式制度，以及执行这些规范和制度的组织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承担起制定和支持相应制度的责任。案例研究对它们最常遇到的实际困难也进行了总结。
　　首先，任何制度安排都会滞后于经济和环境事件，这也与内源模型相一致。例如，智利直到1991年才制定了相关的渔业和水产业法律，当时这些行业已经经历了10年的迅速增长。环境立法更加滞后，直到1996年才终于颁布。同样地，保护土壤和恢复退化土地的林业制度和项目在1998年才开始启动。智利案例研究表明这些制度运行情况良好，对其林业和鲑鱼产业的影响相对中立。此外，在不同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实现预期目标，鲑鱼产业的自我监管就是一个例子。而越南金瓯的红树林则是在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出台相关的保护政策。各级政府曾一度支持养虾业的发展，在随之而来的污染面前措手不及，相应的解决方案明显滞后。
　　在其他例子中，实施和执行制度要么干脆缺失，要么缺乏财力支持而无法落实。例如马达加斯加研究团队就注意到了Gelose项目的治理问题。此外，该国的针叶林仅有3%得到了保护，而针叶林是许多濒危动植物的重要生存环境。
　　案例研究中的大多数管理体系都并不完善，且相对滞后。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建立一个综合管理体系会面临重重挑战。例如测量生态服务及其对脆弱家庭生活影响的手段仍不完备，为测量体系建立定量的基线数据也十分困难。此外，研究所涉及的生态类型中利益相关者众多，也增加了一定的阻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预期目标，需要将大量地方及非地方性的制度考虑在内，甚至需要重新构建新的制度。于是，协调无果的可能性很高。
　　来自伊柯马蒂河盆地的案例表明，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利益群体为数众多，因此咨询、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十分复杂。伊柯马蒂盆地的水资源管理从前期的国际行动和实践中获益良多。1992年的国际水资源和环境大会，以及1998年的南非国家水资源法案为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目前的国家立法框架中，仍然有必要在农村和城市多元使用者之间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机制，留出部分水域作为环境保护区。同时，19个水源管理机构组成的网络就如何利用各个水源地的水资源达成了共识。案例研究表明在实践中咨询委员会的组成主要是为了落实资源利用的许可，而这一过程事实上是在维护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公平的现状。特别是南非的三级治理结构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责任分散于国家、省和地方三个层面。由于地方制度和机构能力较弱，这种设置效果不佳。
　　6.政策改善的障碍
　　案例研究展示了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环境如何遭到不可持续的利用。同时研究也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生态环境所提供的非市场性服务功能相关，使自然资源的价值无法被正确地认识，从而也就无法得到保护。当贸易事件发生时，现有保护体系的缺点暴露出来，而市场化服务的需求相应增加。同样地，这种有缺陷的保护也催生了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依赖生态环境的生计活动。对于缺乏私有资产的贫困人口而言，依赖程度就会更高，他们更加依赖于共同拥有资源。同时，与贸易和减贫相关的政策无法调整激励因素，也就无法充分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本研究建议在地方层次上构建有力的制度，寻求各相关利益者的广泛支持，共同管理脆弱的生态环境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生计活动。建立这样的制度面临着重重挑战，然而本研究指出，政策制定者和保护主义者应该以此为决策的首要任务。
　　最重要的是理解自然资源所提供的服务功能，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的人们的生计，以及他们维持生计的需求。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完善对不进入市场的生态服务功能的管理，包括净化水、提供生物多样化生态环境等服务。这是实现合理的资源管理方案的第一步，这些措施对评估现有及未来政策的失败意义重大。案例研究指出，关于居住在脆弱地区及其周边的人们的生计、他们的生计选择对收入和环境的影响等信息也至关重要。案例研究尤其强调新生产技术的影响，以及贫困人口在选择新生产技术时面临的阻碍。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任务是在全球和地方层次上建立和增强重要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市场和非市场服务的机制。在市场服务方面，案例研究指出增强市场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项目和进行投资能够帮助贫困家庭更好地抓住新的经济机会。而对于非市场服务而言，案例研究通过几个例子表明，诸如合同农业以及特殊技术管制等手段，也能够推动保护事业。然而，案例研究同样表明，在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建立整体性的资源管理体系，以充分保护核心环境资源。构建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障碍之一是地方制度对于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框架来说，仍显得相对薄弱。然而地方制度的重要性又无法忽视，在地方层次上常常会出现管理与生产此长彼消的现象。而一些成本最高、最为艰巨的任务，例如就公共自然资源标价和监管等，也常常由地方政府和地方组织承担。因此，政策的成功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制度在地方层次上的表现。
　　于是，第三个任务就是寻求分担知识创造与传播、制度构建、为贸易政策和资源管理政策变化所伤害的脆弱家庭提供社会安全网等成本的方式。案例研究表明，地方生态会以多种方式惠及更大的社区，例如在地方政府从供应淡水中获益的同时，全球都能共享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然而目前，构建制度和实施政策的成本仍然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地方组织承担。而不当的激励和缺失的保护常常使公共池塘资源管理中，对会导致地方生态退化的生计选择出现包容甚至鼓励的情况。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些帮助家庭实现可持续生计的成功项目案例，然而这些项目通常过多地依赖来自中央政府或国际社会的资金援助。因此，寻求可持续的生计选择并对其提供资助，在解决家庭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来源：世界银行
翻译人：唐丽霞 赵丽霞
（本文英文标题：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Vulnerable Places and People：Lessons from Six Ca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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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应否认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相反地，我们应该庆幸自己处在生物金字塔的顶端，因此才能不断富足和持续改善。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应当唤醒人类对自身的尊敬，以虔诚的姿态认识人类在“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中的作用，实现价值观和意识的转型，以维持人类及自然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世界银行
　　●机构介绍●
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ISS）
　　位于海牙的荷兰社会科学研究院（ISS）成立于1952年，是一所以政策为导向的、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发展研究和国际合作领域的教学、科研与公共服务，主要关注欠发展、发展及变迁中的贫困、全球化和不平等等焦点问题。ISS的主要研究项目包括：
　　构建公民社会。在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的框架下，研究公民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特别关注公民社会场域本身的建设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冲突。在军事化、暴乱、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频发的背景下，针对冲突与和平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包括战争与和平的起源及原因，与发展、援助实践及政策干预的联系等。
　　教育与贫困。包括正规的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以及非正式教育体系等。
　　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水资源管理的制度环境、改革历程及成功经验等。
　　移民研究。关注移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影响不同移民机制形成的因素，及其对移民福利的影响。
　　贫困的宏观及微观联系。主要研究主题包括健康危机与政策、教育政策与干预、工业与就业政策、制度变迁、冲突与宏观经济平衡，以及贫困的概念与测量等。
　　政党与治理。包括四个主要研究方向：伊斯兰政党、冲突域民主；政党筹资与选举；竞争性政策与经济政策改革；地方民主与治理等。
　　资源、环境与生计。包括四个主要研究方向：土地、贫困与制度；水资源、生计与可持续发展；林业、农村发展与贫困；经济、政治环境变化及退化等。
　　价值链、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入。强调全球不平衡的生产与分配治理结构，关注全球化对协调各国生产行为的影响等。
　　公民社会与社会行动。主要着眼于公民社会部门的行动者在社会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公民社会形成的机制、外部行动者对其的影响，及其如何贡献于不平衡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等。
　　ISS还在中东与非洲等区域研究、促进非正式企业发展等领域具备相当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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