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二十二期-坦桑尼亚农业增长、贫困和营养状况研究
●研究前沿●
摘要
坦桑尼亚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贫困和营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由此引发了经济增长、贫困和营养状况改善是否会脱节的思考。我们将坦桑尼亚近年来的农业生产趋势与家庭收入相联系，采用区域性、动态的一般均衡微观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结构（而非经济增长水平）是目前制约减贫成效的主要因素。尤其重要的是，坦桑尼亚的农业增长趋势是被大规模农户和农作物所左右。营养含量高的粮食作物以及畜牧业的缓慢发展是造成农业增长和营养状况改善之间不能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加速发展农业，尤其是加速发展玉米生产，可以强化经济增长、减贫、改善家庭热量供应状况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生产效率低，市场约束（包括下游农产品加工能力的约束），以及主要农作物进口替代的限制是制约减贫和营养状况改善的主要因素。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坦桑尼亚经济曾一度萧条不振。尽管如此，该国经济于世纪之交仍实现了飞速发展，1998-2007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6.6%的速度增长（MOFEA 2008）。同时，坦桑尼亚经济发展领域也相对广泛。1998-2007年新兴的采金业增长率最快，大农业和制造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然而，尽管坦桑尼亚实现了看似广泛的经济高增长，但收入贫困依然未得到改善。由于农村和城市的减贫进程缓慢，全国贫困人口减少率仅为2.1%，即从2000-2001年的35.7%下降至2007年的33.6%（世行2009）。而且经济增长似乎对缓解坦桑尼亚的贫困状况未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2001-2007年间，该国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接近0.76。相对较弱的相关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可否带来贫困的减少。此外，通过住户调查我们发现，2001-2007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亦未获得明显转变（世行2009）。由此表明，国民经济核算报告中的高经济增长与住户调查中的贫困和不平等之间存在矛盾。此外，较低的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以及经济增长、贫困与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表明，我们必须要全面认识经济增长会产生的其他后果。
除持续的收入贫困外，坦桑尼亚还受到了营养不良的严重困扰。大约有17%的儿童体重偏低，每10名儿童中就有4名发育不良（世行2007，2008）。近来的经济变化趋势表明，1998-2007年间人均农业GDP迅猛增长，但家庭热量获得量并未相应提高。例如，根据最新的两项家庭调查显示，从2000-2001到2007年，热量摄取不足的人数比例下降幅度很小，仅从25.0%降至23.5%（世行2009）。这表明农业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对家庭增加食物需求量、提高获取食物的能力并未起到任何推动作用。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农业增长能否促进营养状况改善的更多思考。
坦桑尼亚过去10年来的经济发展引发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增长结构是否与缓慢的减贫和食物热量适度增加相一致？第二，农业部门对减贫和营养改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第三，在实现
经济增长、减贫和改善营养状况方面，农业中的哪些部门是最有成效的？为此，我们可通过区域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CGE）来解决。用微观模拟模块与DCGE模型相联系，衡量经济增长对减贫与家庭食物支出的影响，而食物支出又决定了家庭可获得热量的多少。本文的第二部分回顾了坦桑尼亚当前的农业生产趋势，考察了贫困与营养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利用DCGE模型预测了坦桑尼亚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因此也评估了经济增长与减贫变动趋势是否一致。第四部分阐述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可作为强化经济增长—贫困相互关系的一种手段。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第五部分确定了农业内的哪些部门对实现经济增长、减贫和增加家庭热量的可获性能够产生最大效果。最后，本文对研究结果及政策含义做了总结。
2、坦桑尼亚农业、贫困和营养现状
在本节中，我们分析农业部门结构及绩效，利用调查数据探讨家庭支出和热量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后面部分提供相关的研究背景。
2.1农业生产现状
由表1可见坦桑尼亚的种植业结构。谷物种植面积占50%以上，其中玉米又是该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尽管坦桑尼亚拥有十分有利的农业生态条件，但仍是谷物净进口国。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传统的生产技术是玉米产量普遍较低（0.88吨/公顷）的主要原因（MINAG2004）。而小麦的生产方式几乎全部是大规模商业化生产，主要集中于北部地区。因此，不同作物的产量变化较大（FAO 2009）。2000-2007年间，玉米产量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玉米产量有所下降。而小麦和稻谷的产量却在同期迅速增长，稻谷成为了西部和湖泊地区小农户种植的主要作物（MINAG 2006），也是较高收入家庭消费的主要食物（世行 2009）。事实上，稻谷和小麦产量的快速提高仍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从而导致小麦和稻谷进口量的上升。因此，2000-2007年间谷物类产量的提高主要是由于稻谷和小麦产量的迅速提高所致，而并非大面积种植玉米的原因。
表1 农产品种植结构
根茎类作物如木薯和马铃薯也是坦桑尼亚重要的食物之一，其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近15%。2000-2007年，根茎类作物产量年增长率为4%，而高价值的豆类和蔬菜产量则有所停滞，豆类产量以每年4%的速度减少。豆类产量的减少被北部及东部地区水果生产的快速发展、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种植油料作物所抵消。因此，在大规模种植豆类和蔬菜的地区，非谷物类作物产量增长缓慢，而在大规模种植水果的地区则增长迅速。
2000-2007年，产量增长最快的作物是出口类作物，传统作物如棉花、甘蔗和烟草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这些作物主要在某些特定区域种植。西部和湖泊区的小农户主要种植棉花（约占总产量的81.5%），另一类小农户种植的作物是烟草，主要集中于西部和高原地区（占总产量的82.8%），而甘蔗主要集中于东部和北部，以大规模商业化种植为主（占总产量的83.8%）。2007年上述三类作物产量占年出口总量的17.4%。咖啡豆和烟草也是重要的出口型作物，但其产量在近几年有所下降。由此可见，2000-2007年，在少数区域性作物的强劲推动下，坦桑尼亚出口农业实现了快速增长。
畜牧业和渔业是农业中重要的部门，产值约占农业GDP的近1/3。1998-2007年，渔业与农业生产总趋势步伐一致，以每年5.1%的速度增长。畜牧业则落后于种植业，年增长速度仅为3.3%。牛和家禽的养殖收入是坦桑尼亚大部分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低收入家庭而言更是如此（世行 2009）。因此，牛和家禽养殖收入的缓慢增长对家庭收入、尤其是贫困家庭的收入有显著影响。
近期一项研究发现，2000-2007年农业部门发展速度较快主要归因于少数几种农作物。例如，稻谷和小麦主导着谷物类作物的生产趋势；棉花、烟草和甘蔗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这类增长强劲的作物主要集中在北部及东部地区，通常为大规模商业化种植。因此，有人认为近年来农业部门的迅猛发展主要源于经济增长领域的扩大，但经过对农业生产数据进一步考察后，我们发现事实恰好相反。在本文第三部分，我们将利用DCGE模型来分析上述农作物生产趋势，并分析这些趋势对减贫和热量获得性的影响。
2.2经济增长与家庭营养状况
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家庭营养状况的显著改善。例如，按成人每人每天2550千卡热量的标准来算，2001-2007年，热量摄入不足的人口比例仅从25%下降至23.5%（世行 2009）。同样，1999-2005年，体重偏低的儿童比例从25%下降至17%，而儿童发育迟缓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5岁以下儿童中发育迟缓比例仍然维持在40%左右（Alderman等，2006；世行 2007，2008）。上述现象令人担忧：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何没有显著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
本文参考了家庭食物支出的调查数据，仅仅关注家庭的热量可获性，而非“热量摄入”，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家庭成员实际消耗的食物量和所购食物在家庭成员中的分配情况。
热量可获性仅仅是衡量营养状况的一个维度。例如，根据联合国大学（UNU）、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发出的一项报告表明，人体所需能量最好不要脱离饮食中其他营养元素（尤其是微量元素，如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摄入量，因为“缺乏其一也将影响其他元素的摄入”（UNU、WHO和FAO 2004:4）。但实际上贫困家庭的大部分支出通常用于购买高热量食物以避免产生饥饿感（Ecker和Qaim 2009）。从这一点来看，考虑到我们对贫困的共同关注，本研究对热量可获性的强调是合理的。
人们通常认为，人均收入和热量可获性是正向相关的，进而认为，热量—收入弹性是无弹性的，也就是说，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计算），热量增长将低于1个百分点（不考虑因果关系）。Strauss与Thomas（1995）以及Hoddinott等（2000）的研究表明，依据发展中国家热量需求等式估算得出的弹性系数基本处于0.3至0.5之间，而其他研究估测的数值甚至低达0.11。就坦桑尼亚而言，Abdulai和Aubert（2004）发现热量—收入弹性系数介于0.49-0.53之间。
参数分析对热量—收入弹性系数的点估计值十分有用，但非参数分析却发现热量—收入关系通常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特征。收入分配低的家庭，其热量—收入弹性系数要高于富有家庭（Strauss和Thomas 1995；Subramanian和Deaton 1996；Hoddinott等2000），而坦桑尼亚的情况亦是如此。2000-2001年家庭预算调查（HBS）结果显示（NBS 2002），热量—收入曲线在人均收入水平中值或以上部分时趋于平缓，高于最低的每日热量需求量（图1）。
图1 收入-热量消耗无参数估计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使用2000-2001年HBS（NBS 2002）数据估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经济增长和热量可获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比热量—收入关系分析更为精确并与之相关的热量—经济增长来分析。在此分析中，实际人均GDP提高反映了在普通家庭中，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热量可获性也在提高。
为确保热量—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与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之间的可比性，我们将前者界定为热量缺乏率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人均GDP变动百分比所得的数值。热量不足率与贫困发生率类似，表示处于热量标准以下的人口比例。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显示，2001-2007年人均DGP以每年3.99%的速度增长，而根据家庭调查估测，热量不足率以每年1.03%的速度下降（即从25%下降至23.5%），从而得出热量—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26（即：1.03/3.99）。与正常的热量—收入弹性系数（仅考虑平均热量可获性的变动情况）相比，热量—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仅仅对那些接近热量不足线的家庭其热量可获性的变动情况敏感。
DCGE模型包含了一套详细的食物商品清单。其中各类食品均与一定热量含量相联系。表2第2栏列示了各种食品100千卡热量价格的变化情况。例如，畜产品的热量含量要高于其他动物产品和大部分食品的热量含量。然而，动物产品的高价格只说明这些产品是一种昂贵的能量来源。表2其余两栏表明，食物短缺家庭日常可获得的热量来自于价格较低的食品。
显然，经济增长对我们确定营养状况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就经济增长分配而言，如果是有利于高收入家庭的经济增长，那么考虑到高收入家庭热量—经济增长弹性系数很低这个情况，则平均热量可获性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其次，经济增长的不同构成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不同。鉴于食物的卡路里含量不同，引起根茎类作物或谷物类作物价格下跌的政策对热量可获性具有不同意义。此外，不同类型家庭其食品支出方式也不同，一种经济增长策略可能有利于减贫，而另一种策略则可能从营养角度来看会产生积极影响。
对经济增长、贫困和营养进行权衡取舍，是各国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利用模型来分析详细的消费方式和家庭收入来源（尤其是不同家庭和农业活动之间的联系）是制定策略的理想手段。
在下节内容中，我们将利用经济建模框架对坦桑尼亚当前经济增长路径进行描述，在热量可获性的基础上，评估经济增长对贫困和营养的作用。
3、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减贫成就
上节回顾了当前坦桑尼亚的农业增长模式。在本节中，我们将对DCGE模型进行调整，用以反映当前的生产趋势，分析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对贫困和热量可获性的影响。此模型包括58个部门（其中一半为农业和农业加工部门）。农业部门则被进一步细分为20个地区，以及小型和大型农户。此模型涵盖了坦桑尼亚各地不同的种植模式和农业生态条件。模型的核心数据库为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SAM），包含了不同的数据来源，如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家庭调查数据。农作物和牲畜生产的信息来自2002-2003年农业抽样普查（MINAG 2004, 2006）。非农业生产和就业数据来自2000-2001年的家庭预算调查数据（HBS）（NBS 2002）。从需求方面看，有关行业技术的信息（如中间需求和要素需求）自坦桑尼亚早期社会核算矩阵（Thurlow和Wobst 2003）。最后，我们利用2000-2001年家庭预算调查数据（HBS）对各农场和非农家庭的收入支出模式和收入弹性系数进行了评估。由于DCGE模型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广泛，因此该模型允许我们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评估生产和贸易变动是如何通过不同要素和产品市场影响其他生产者，并为不同家庭群体创收从而改变其贫困状态和热量可获性。
表2单位食品热量含量、含100大卡的食品价格、热量消耗比较
2000-2007年坦桑尼亚农产品产量变动见表3第6及第7栏。以玉米为例，按照目前的情况看，预计2009-2015年全国玉米产量的年增长率为2.11%，同2000-2007年2.08%的年增长率趋同。该增长率可部分通过以每年2%的速率（2009-2015）扩大种植面积来实现。按照不同的作物种类在20个地区分配土地，从而使产量最大化。然后，我们便通过外生变量来提高各类作物及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以获得预期的产量增长率。例如，2009-2015年，玉米产量将从0.91吨/公顷上升至1.02吨/公顷（即：第2栏显示的年单产增长率1.45%）。各类作物和畜产品产量均可按照此方法来模拟其生产趋势。同时，我们还利用了1998-2007年国民核算中的趋势对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进行了模拟。
模型预测了具有代表性的（如：不同地区的农村\城市\非农业家庭等）家庭消费支出的变动情况。模型估测，一般情况下，3.59%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为2.5%）将会使贫困人口比例从2007年的40%下降至2015年的31.3%（图2），即贫困率以3.09%的年递减率下降，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为0.86（3.09/3.59），该数据略高于2001-2007年家庭调查得出的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系数（0.76），但与该时期的分配变化情况基本一致。
按照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坦桑尼亚经济增长与贫困有两大突出的特点。第一，国民经济核算报告中的农业GDP增长水平与农业各部门生产变化趋势相一致。第二，按照当前的发展水平，经济增长与2001-2007年
表3农作物单产、总产及预计增长率（全国水平）
家庭调查提出的分配不平等现象有少量缓解相一致（即：模型和家庭调查均得出相似的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上述两大发现表明，非农业部门的增长水平在国家经济核算中被过高估计，家庭调查则对减贫率估计不足。
第三个发现认为，经济增长构成（尤其是农业增长的构成）对减贫有较大的影响。2000-2007年传统农作物出口的快速增长使这类作物种植区的农民受益很多。同样，某些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如甘蔗和小麦）则更有可能为大规模农户带来利益，而他们受贫困问题困扰的可能性很低。相比较而言，人均玉米产量的下跌使全国贫困农户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放缓。
表4表明了农业GDP增长呈现出地区不平等的现象。西部、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农业GDP增长率最高，而这些地区是快速生长性作物如甘蔗、烟草和棉花的主产区。东南部地区农业GDP增长最慢，该地区农民过度依赖于生长期较慢的玉米、腰果和禽类的生产。因此，尽管坦桑尼亚农业GDP总体增长水平较高，但由于作物种类的限制，GDP增长并未使全体农民都能够平等受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个别地区和更贫困的农民排除在外。因此，如要达到显著的减贫目标，坦桑尼亚必须加快发展与贫困家庭和地区具有紧密关联的部门。
4、加快发展农业
4.1提高农业产量
本节我们将利用DCGE模型来论述农业快速发展的情况，该模型包含的因素很广。更准确地说，我们模拟并预测了在农业要素快速发展的态势下，农业产量的变化情况。在此分析中，土地面积的增加并没有超出2%的年增长率，我们只通过提高每一个要素生产率来提高农业总产量（自2010年起）。以玉米为例，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预计玉米年单产增长率为1.45%，而在农业要素快速发展的态势下，该比率为3.94%（见表3第4列）。相应地，按照以上两种发展趋势，玉米的单产将由目前的91万吨/公顷分别增至110万吨/公顷和124万吨/公顷。这意味着2009-2015年玉米总产量将增加100万吨，比当前经济发展态势预期的产量翻了一番（见表3第8列）。相反，按照农业发展态势，
表4 GDP预计增长率
小麦和烟草产量增长缓慢，这是因为这些作物的增长已经很迅速。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对所有农作物的单产及总产量进行分析。
按照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农业快速发展的态势，2009-2015年农业GDP年增长率将分别会提高3.97%和5.87%（见表5第5列）。当前的农业发展基础更为广泛，其中大部分农作物增长速度都很快。增长最快的是园艺类农作物，先前蔬菜产量下降的状况现已扭转。出口类农作物年均增长近10%，表明了出口类农作物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畜牧业的年均GDP也提高了1.5个百分点。农业快速发展对上游食品加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前向关联效应，这主要得益于两类加工业分别所需的玉米和肉类供应量的大幅增加。而其他农业加工业增长幅度较小，原因在于在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下，烟草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很迅速。总的来说，在农业快速发展的态势下，农业和其上游部门的扩展将导致GDP总量的年增长率由6.17%增至6.83%。
农业增长在各个地区呈现出均衡发展态势。在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下，农业增长主要集中于大米、小麦和某些传统出口农作物上。而在农业快速发展的态势下，所有地区都会从大农业的发展中受益匪浅。例如，东南地区曾是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地区，农业年增长率仅为2%。受国家重要农作物如玉米、腰果和椰子发展的影响，该地区的年增长率现已超过5%。但是农业增长的地区不平衡性仍然显著，这是因为像北部和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主要受出口类农作物如咖啡、茶叶和剑麻快速增长的影响，而这些作物又会使大规模种植户获益（见表1）。
4.2市场制约和价格影响
如果存在需求制约或市场制约，那么增加产量将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我们期望着以下这些类商品价格的下降：（1）能够大幅度提高产量的产品；（2）与上游部门联系较弱的产品；（3）非常依赖国内需求、出口量很少或没有进口替代机会的商品。图3反映了农作物的市场价格变化情况。玉米、黍类和蔬菜的价格下降很快主要是因为这些农产品的收入弹性较低，意味着对这些商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低于人们的收入增长比例。例如对玉米的需求（尤其对于城市地区来说）主要受限于上游玉米面粉的加工能力。类似的上游生产性制约同样存在于咖啡产业中，因为咖啡只有在加工后才能出口。
图3产品价格变化情况（农业快速发展趋势）
相反，稻谷和小麦的收入弹性比玉米和黍类的要高，并且在农业发展的态势下产量增长幅度不大。因此，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这两种农作物的实际价格也随之增加。烟草和棉花产量也有小幅上涨，而且其出口导向性也意味着拥有较大的国外市场和较低的需求限制。因此，模型结果表明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制约，上游加工能力的限制对农业可持续增长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这不仅对于主要的粮食作物而言，而且更多地是对于出口类农作物而言。
4.3农业发展对减贫和热量可获性的影响
坦桑尼亚农业以接近6%的速度快速增长，而且对农业加工业的外溢效应将使贫困发生率进一步降低了4.51个百分点（图2）。按照农业增长趋势，2015年坦桑尼亚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预计为26.61%，而按照当前经济发展态势，该比例预计达到31.12%。因此，将2.5%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考虑进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将会使174万人脱离贫困（2015年）。农业的快速发展还加强了经济增长与贫困间的联系。例如，农业年增长率提高2个百分点，就会使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由一般趋势下的0.86%增至农业增长趋势下的1.36%。这是因为2009-2015年预计人均GDP年增长率为4.33%，贫困率年下降率为5.89%。因为我们仅考虑了农业快速发展下的农业增长率，与一般发展趋势相比，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的提高说明大规模的农业增长比非农业增长将更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
DCGE模型中所有农户都从农业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匪浅（见表5第4列）。毋庸置疑的是，农业要素的快速发展将会使农村贫困率大幅下降（如下降4.96个百分点）。北部和中部地区减贫效果最明显，原因是这些地区的贫困农户更多地从黍类和畜牧业中获益，而从出口类作物中（如咖啡）获益较少。改良的大蕉、蔬菜和豆类生产还有利于湖区贫困农户脱贫。相反，西南地区的贫困率下降幅度较小。因为该地区农户对非农收入依赖性较高，因此其收入受农业收入增加的影响较小。城市居民和非农业家庭并未因农业收入的增加而受益，他们是由于消费价格下降而获益。即使1/5最高收入的城市非农业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到其总收入的一半，但是尤其要注意的是1/5最低收入的非农家庭用于购买农产品的支出却占到了其收入的3/4。因此，前向消费联系阐释了为什么在农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城市贫困率却仅下降了2.62%。
农业增长也通过增加收入和食物供给提高了家庭的热量摄取量。因此，每人每天热量摄入不足2550大卡的人数比例将在一般趋势下又下降4.15%，显然要高于一般经济发展态势预计的4.23%的减少比例（见表5第8列）。在一般发展趋势下，经济增长和热量不足率间的初始弹性为0.681（即年热量摄入不足率2.44%除以人均GDP增长率3.59%）。模型结果表明，农业的加速增长极大提高了经济增长—热量摄取之间的关系，其中农业快速发展态势下该弹性增长至
表 5. 贫困发生率及热量摄入不足的变化情况
1.48%，主要是受富含高热量的玉米、豆类和黍类生产、消费提高的影响。
营养状况的改善与减贫结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比城市非农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热量摄入不足率，前者比后者减少的迅速。最初，城市家庭的热量不足率高于农村家庭，然而考虑到城市家庭的高收入，这一现象看起来令人困惑。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城市家庭的生活成本更高。然而，也可能是城市家庭热量消耗被低估所致，这些家庭可能更多地会选择在饭店消费，因此这些开支有可能不太真实。而且，从调制食品中获得准确的热量含量也并非易事。
此外，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提高和价格
1.48%，主要是受富含高热量的玉米、豆类和黍类生产、消费提高的影响。
营养状况的改善与减贫结果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突出的表现是，对比城市非农家庭和农村家庭的热量摄入不足率，前者比后者减少的迅速。最初，城市家庭的热量不足率高于农村家庭，然而考虑到城市家庭的高收入，这一现象看起来令人困惑。其部分原因可能是城市家庭的生活成本更高。然而，也可能是城市家庭热量消耗被低估所致，这些家庭可能更多地会选择在饭店消费，因此这些开支有可能不太真实。而且，从调制食品中获得准确的热量含量也并非易事。
此外，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提高和价格下降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家庭的营养状况。尽管粮食价格下降同样有益于农村家庭，但较低的价格也意味着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回报更低，农业收入下降。作为农产品和食品的净消费者，城市家庭所获收益高于农村家庭。而且，尽管所有家庭都获益于玉米产量的提高，但城市非农家庭从豆类、蔬菜和畜产品中摄取的热量要高于农村家庭。在农业要素快速发展的态势下，这些农作物和畜产品产量增长尤为迅速。
总之，农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贫困以及经济增长—营养之间的联系。这主要归功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由此带来了富含高热量的粮食作物如玉米和黍类产量的增加。这些农作物在坦桑尼亚是非常普遍的，表明小农户参与农业发展的地域范围和人数更广。最后，本模型结果表明农业增长较非农业更有利于扶贫，农业增长态势下预计的贫困—经济增长整体弹性的大幅度提高便证实了这一点。而且，要想提高热量可获性，那么就应该提供各家庭能够消费得起的低价食品。
5、农业增长方式比较
本节我们将比较几种农业增长方式，主要对比这几种方式对减贫、提高家庭热量摄取量以及促进经济整体发展的成效。而农业各部门的发展对这几方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主要有：第一，一些部门已具有很大规模，因此这些部门的产量小幅度提高对农业和经济增长具有很大影响。第二，农业中某些部门具有较大的增长潜能，因此其快速扩展有助于整体经济增长。第三，一些部门在减贫方面更高效，因为这些部门与贫困家庭的收入提高有更强的联系，也会生产更多的、有利于贫困家庭大量消费的产品。第四，某些部门生产的产品对家庭营养状况改善非常重要，例如生产成本很低的产品、能够获取热量和其他矿物元素的产品、以及营养不足家庭能够大量消费的产品。第五，一些部门与上游加工业有更强的联系，因此扩大这些部门的生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我们要优先发展那些考虑到上述五项标准的部门。
农业各部门的贫困—经济增长弹性可见表6（第1、2列）。在农业快速发展的态势下，各部门的增长率各不相同。为确保指标具有可比性，我们将弹性标准化，并提出以下假设：即所有额外的人均GDP全部来自各子部门（即我们抵消规模效应）。贫困—经济增长弹性最高的三类作物是玉米、高粱/黍类和块茎类作物，这是因为这三类作物是贫困线以下家庭重要的食物支出项目，同时也是贫困农户大量种植的农作物。相反，稻谷/小麦增长弹性低，因为这类作物的种植区域特殊，种植范围不很广。通常大规模农户主要种植小麦，而这些人是最不可能致贫的人群。
表6 不同部门的贫困-经济增长弹性、热量-经济增长弹性
注：标准化弹性是指GDP增加的百分比全部是由于某一部门增长所致。
表6还列出了标准化的热量不足—经济增长弹性。模型结果表明玉米和高粱/黍类是两种高效农作物，可提高农户摄取的热量（以单位增长计算）。但块茎类作物的有效性低于豆类、油籽类作物，原因在于后者含有更高的热量，并且是农村和城市家庭重要的热量来源。尽管肉类产品的热量含量很高，但畜产品的弹性却最低，主要是因为畜产品价格较高，低收入家庭宁愿消耗大量的价格较低、热量含量较高的农产品，也不愿消费高价格的畜产品。
表7 农业各部门对GDP总量的贡献情况
表7列示了各部门对农业和GDP总量的贡献情况，并比较了经济增长的关联影响。例如，玉米产量的提高使农业GDP增长了2378亿先令（依据2007年价格）。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前向和后向性联系，总量GDP增长高于该数目。例如，玉米的高产量降低了谷物和肉类加工部门的原料投入价格，提高了家庭的真实收入，可用于购买更多的非农产品。GDP总量增加了2626亿先令，是由于玉米产量提高而引起的农业GDP增长所致，同时额外增加的0.1先令是由于非农业GDP增长所致（即1.10的乘数效应）。这些结果表明，畜牧业、豆类/油籽以及高粱/小米能够产生最大的增长联动效应。畜牧业与上游肉类加工业有密切联系，是最大的食品加工部门。相反，一些出口类作物在未进行精细加工后便出口（例如茶叶和腰果），降低了这些农作物的上游增长联动效应。此外，玉米相对较低的联系效应主要受其上游加工能力的限制，也是玉米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的原因。尽管玉米的联动效应较小，但对GDP总量的贡献仍为最大。
研究成果总结见图4。将贫困—经济增长弹性和热量—经济增长弹性高的部门分别置于标有贫困影响和营养影响的圆圈内。类似地，我们列出了对GDP增长总量贡献最大的三个部门，从初始大小、增长潜能和经济联系效应考虑。玉米处于三大部门之首，这表明政府的农业投资计划应优先考虑该种农作物。尽管高粱和小米与玉米相比贡献相对较小，但都高居减贫和提高家庭热量摄入量的前列。但应注意到玉米、高粱和小米面临严重的市场限制（见图3）。因此，为促进上述农作物生产的可持续扩展，提高其上游联系和国内市场机遇至关重要。
图4 农业投资的优先部门
6、结论和政策含义
坦桑尼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2000年以来，GDP年增长率超过了6%。但快速的经济增长既没有使贫困显著降低，也没能有效改善家庭的营养状况。于是相关方面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贫困和营养改善可能会相互脱节。坦桑尼亚地区和动态CGE模型结果显示，较低的贫困—经济增长弹性是由于当前的农业增长结构造成的，该农业结构更多的是支持稻谷、小麦以及传统出口作物的大规模生产。因此要加快农业多部门的发展，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目前处于领先发展地位的部门的发展，加强经济增长与减贫、改善家庭营养状况之间的联系。
有证据表明，投资于研究和农业拓展领域，对农业发展和家庭收入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Fan等，2005）。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农业研究每花费100万先令（依据1999年价格），就会使家庭收入提高1250万先令，并使40人摆脱贫困。研究还发现，农业研究的投资回报比教育和农村道路建设的投资回报更大，尽管教育和农村道路建设也有正的投资收益。2004-2007年坦桑尼亚政府用于农业的投资仅占全部预算的3%，而且该比例正在逐年减少（MOFEA 2008）。此外，用于农业研究和农业部门开发方面的支出占农业预算的比例低于15%。因此，随着农业部预算分配效率的提高，需要增加农业尤其是农业研究和农业部门拓展方面的预算支出。
本文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玉米是需要优先投资的作物。经验表明，坦桑尼亚玉米产量的提高，应主要归功于农业推广服务的提供以及农民使用了改良的投入物，尤其是化肥（Nkonya等，1997）。此外，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可以鼓励农民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然而，坦桑尼亚大部分地区的玉米种植是依赖雨水浇灌，因此易受极端气候变化和高波动的市场价格影响。有专家认为，投资于农村道路建设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减少价格波动，提高农场的门槛供货价格，从而提高玉米种植的回报率（Kilima等，2008）。本文也证实了坦桑尼亚玉米生产面临着严重的市场限制。扩展上游的玉米磨粉加工能力，将有助于农民接近城市消费者，可以减少玉米价格下降的压力，因为城市消费者更多的是需要加工后的玉米粉。国内生产的农产品有机会代替进口谷物类产品。
最后，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报告中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家庭调查中的贫困和热量摄取小幅提高之间的矛盾，本文提出两种观点：第一，国民核算报告估计的农业增长与部门生产趋势相一致。第二，本文和家庭调查对贫困—经济增长弹性做出的估计结果相类似，表明经济增长结构仅仅使不平等状况略有改善。这两种观点表明，国民经济核算报告高估了非农业增长水平，而家庭调查却低估了减贫成就，或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于国民核算或家庭调查中。然而，除去这些矛盾以外，本文的研究结果认为，坦桑尼亚经济增长、贫困和营养状况之间的联系很弱，要鼓励经济全面增长，尤其要重视农业和粮食作物的重要性。
（注：本文为作者发表于IFPRI网站上的讨论稿。本文翻译及转载得到了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www.ifpri.org的许可。原文可参见http://www.ifpri.org/publication/agricultural-growth-poverty-and-nutrition-tanzania）。
●减贫战略●
“一起战胜贫困”
——哥伦比亚国家反贫困战略
从2008年开始，哥伦比亚政府实施了一项新的反贫困战略——“一起战胜贫困”(简称JUNTOS)，帮助处于绝对贫困和流浪状态的150万个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摆脱贫困，这是哥伦比亚政府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
1、JUNTOS战略目标
通过指导这些家庭实现已经确立的“基本指标”，改善他们薄弱的社会经济现状。具体地说，该战略使得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适应各个家庭的具体需求，并加强当地政府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的职能。
2、JUNTOS的指标体系
根据哥伦比亚贫困现状，该战略设计了涵盖九个领域的45 项基本指标，实现了这些指标的家庭可以摆脱贫困的束缚，改善生活状况。九个领域和45个指标分别是：
身份确认——家庭成员持有重要证件，证明其哥伦比亚城市居民身份，并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
（1）对0 至7 岁的幼儿进行民事登记，7 至18 岁的儿童配备有身份卡，18 岁以上则持有身份证。
（2）18 至50 岁的成年人持有兵役证。
（3）对列入SISBEN（特困家庭系统）的家庭每个成员的个人信息进行登记，登记的信息严格等同于符合其年龄的有效身份证件上所显示的个人信息。
收入及工作——家庭通过不同支持获得收入（钱或物）。
（4）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某种收入来源 （钱或物）。
（5）家庭中，至少有一名15 岁以上成员拥有有偿职业或者收入来源。
（6）如果有适龄工作者，一旦有需要，会得到技术帮助，就业支持，就业相关过程支持，职业培训或者工作技能认证等服务。
（7）家庭合法享有财产，拥有生产用地及住房用地的使用或占有权。
教育及培训——儿童，青年及成年人是中坚力量，向他们提供有助于其全面发展的相关知识。
（8）5 岁以下的儿童参与到某一项目中，对其看护，饮食及早期教育进行整体监督。
（9）对到达适学年龄（5 至17 岁）却未完成初级教育（九年级以下）的儿童提供正式教育服务。对残疾人（22 岁以下）提供正式教育服务或在同等体系中，为其提供教育服务，增强竞争力。
（10）对18 至65 岁的成年人（包括残疾人）进行扫盲。
（11）在当事人愿意的情况下，基本课程结束之后，继续对其进行中级教育，技术或大学培训，或为其提供职业培训课程。
（12）15 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参加工作。
健康——所有人通过优先享受健康系统，接受护理服务，参与推广及预防计划，减少家庭中的死亡率及发病率。
（13）家庭成员参与健康社会保障总体系（简称为SGSS）。
（14）参与到健康推广项目的家庭，在 SGSS 范围内享有权利。
（15）青少年及成年人，无论男女，都要了解计划生育办法。
（16）家庭中1 岁的婴儿要接种3 剂五联疫苗（百白破疫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乙肝疫苗和B 型嗜血杆菌流感疫苗），1 至2 岁的幼儿需接种SRP 疫苗（麻疹，风疹及腮腺炎），6 岁的儿童需注射两剂小儿麻痹、两剂DPT 和一剂SRP 加强剂（麻疹，风疹及腮腺炎）。
（17）对家庭中怀孕的成员应进行登记，孕妇参加产前护理，接受入院分娩。
（18）对家庭中10 岁以下的儿童进行登记，10 岁以下儿童应进行早期成长变化检测。
（19）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应参加宫颈癌及乳房癌的排查活动，男性成员则应参加前列腺癌的排查活动，根据已有标准，了解自身情况。
（20）残疾人应参加康复计划（特别社区中的康复项目），接受自主活动所需的技术支持。
营养——家庭的各个成员应该做到营养均衡，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21）家庭可以享用充足的健康食物，食品供应稳定及时，养成健康的食品处理，烹饪和食用习惯。
（22）根据不同的营养需求，5 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享有充足的食物，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食品。
（23）6 岁以下的儿童接受母乳喂养。
住房——家庭拥有安全的，遵循其文化背景的居住环境。
（24）住房供应饮用水并配备排水系统。
（25）家庭对垃圾进行处理或加工。
（26）住房配备有传统能源或替代能源系统。
（27）住房配备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洗衣间及卧室。
（28）每间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三人，儿童与成人分住不同房间。
（29）住宅无底层。
（30）家庭成员就寝和就餐所需设施齐全。
（31）家庭拥有通讯系统。
（32）住房中配有适当的物质条件，保障家庭成员身体健康和福利。
（33）住房中配有照明，自然通风口和隐私通风口。
家庭关系——家庭拥有稳固的家庭结构和健康的共同生活和情感表达机制。另外，为了其自身发展，要认清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性。
（34）家庭实行计划生育并对此进行追踪。
（35）家庭参与早期信息和服务监测，对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受害者进行看护和康复治疗。
（36）家庭成员了解当地可以参与现有项目和服务的场所（社区组织，娱乐文化中心，运动俱乐部，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娱乐中心，家庭父亲协会，教育中心，玩具中心等等）和机会，并参加其中一些活动。
（37）家庭中有六岁以下儿童的，了解人性化培养模式，对儿童实行改种培养模式。
（38）家庭成员之间有对话空间，实行家庭相处及冲突解决准则。
（39）家庭成员全体参与照顾残疾人，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金融及储蓄——家庭参与到金融系统中，以此作为获得工作机会，收入和家庭保障的一种途径。另外，创建一种储蓄文化，达到自身既定的目标。
（40）通过金融机构（团体自助服务，村银行，合作社，银行和商业金融公司），家庭可以制定一个储蓄份额，根据需要支配这一份额。
（41）家庭了解各种金融服务的特点（储蓄，信贷，小额保险等等），如果有需要并且满足条件的话，家庭会参与这些金融服务中。
（42）家庭不借高利贷。
确保享有司法权益——受益家庭可以享受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服务，解决冲突，了解权利，提升价值，以适当有效的方式增强其和睦相处。
（43）家庭了解其法律需求，在司法系统提供的选择中，选择恰当途径，解决冲突，了解居民权利和职责。
（44）有法律需求的家庭求助于解决冲突替代机构（简称MASC），接受来自司法人员快速、适当的帮助。
（45）流动家庭得到协助，以便追踪他们是否确实享有权利。
3、JUNTOS的主要内容
3.1、协助家庭减贫计划
该战略是由家庭计划协助员对每个家庭的每个成员提供相关支持。以各个家庭分担其改善家庭社会经济状况过程中的责任为基础，支持并指导每一个家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在为期五年的过程中，根据各个家庭的具体社会经济状况，使每个家庭都尽可能地增强其有效地融入到国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之中的能力。协助家庭减贫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需要两个月。家庭计划协助员了解家庭生活现状基线情况。这个基线情况是每个家庭对应基本指标的初始状态。它是家庭情况现状的第一步行动，这些基线情况将被收集到JUNTOS信息系统中。
在第二个阶段，每个家庭制定自己的“家庭计划”。这个阶段的目的是为了跟进家庭计划协助员与每个家庭所达成的协议的执行及各自履行义务的情况，监测每个家庭在实现基本目标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第三个阶段的工作是进一步跟进基本目标及其实现情况。在这个阶段，各个家庭都会得到支持，以帮助其实现家庭计划中所设立的目标。
3.2、优先获得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
JUNTOS战略覆盖的家庭在所有潜在的受益人口中可以优先获得国家的相关社会服务。凡是参与实施JUNTOS战略的各个国家机构、市长和地方行政首长办公室通过与JUNTOS战略国家协调组签订的协议，确保优先向JUNTOS覆盖的家庭提供市、地区和国家机构实施的社会服务。
3.3加强机构建设
建立加强地方执行JUNTOS能力的机制和战略。这部分包括识别各地建立自己的网络，提高充分计划能力的需求，促进与最贫困人口的对话，保证他们有表达其需要并提出建议的机会，以及保证其对JUNTOS提供社会服务、机构之间协调行动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4、JUNTOS实施的组织框架
为了实施这个多维的扶贫战略，JUNTOS采用了一种多部门合作的组织结构，该结构通过必要的资源和信息流整合来实现所提出的目标。各级政府部门（中央政府、部门、市）负责在各个地区执行该战略。
4.1、国家层面
在国家层面，JUNTOS由中央政府相应的不同层次的决策和行政单位组成。部门间协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国家协调单位、协调委员会和技术工作平台是其主要组成部分。
●跨部门督导委员会
跨部门督导委员会是最高决策部门，由社会保障部直接管理。总统府直属社会行动和国际合作署负责秘书处的工作，国家规划部负责政策的监督。该委员会成员每月召开例会，所有与JUNTOS战略相关的机构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界定并批准JUNTOS的援助和具体操作步骤（包括对其改革），它还界定能够保证金融资源得到有效运用的基本原则，监督并在必要时改善该战略的执行情况。
●执行委员会
该委员会总统府直属社会行动和国际合作署的社会计划主任、国家规划部下的社会发展主任以及社会保障部下的规划和政策分析主任组成。它是一个介于部门间协调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之间的决策部门。由于具有技术上的特点，该委员会在决定原则和指导方针的时候，不需要再将其拿到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上讨论。它负责修改相关执行和预算事宜，并为每次在跨部门督导委员会上要讨论的内容做准备。
●国家协调组
JUNTOS的具体实施协调工作由社会行动署负责。国家协调组协调JUNTOS的执行情况，并负责以下两项工作：协助家庭减贫计划和加强机构建设。另外，国家协调组在全国范围内协调各种社会计划优先进入在参与JUNTOS的家庭实施，以及计划、评估和监督工作。
●协调委员会
协调委员会由参与跨部门督导委员会的各机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负责对跨部门督导委员会已定原则的执行和技术支持。在执行JUNTOS战略过程中，它负责协调该战略下跨部门相关活动的实施并监督社会服务覆盖面的进展情况。各机构的代表必须在其部门内部协调实施JUNTOS的必要活动，并就为参与该战略的家庭提供社会服务计划进行商讨。
●跨部门技术工作平台
跨部门技术工作平台的作用是在国家层面各参与部门之间开展技术讨论、分析和达成共识。协调各有关部门之间的行动，监督对参与该战略的家庭实施不同方面的帮助的情况。
4.2、部门层面
参与实施的部门主要成员社会政策部门委员会、地区政府部门（和州长代表）及社会行动署的地方事务办公室。
●地区政府部门
地区政府部门负责JUNTOS的执行及各市参与该战略的相关事宜。各个地区政府部门确保JUNTOS覆盖的家庭优先进入到社会计划方案中。地方政府首长代表派出一位负责部门协商的代表，保证首长办公室所负责的所有单位以及国家相关部门在地区的代表认真执行向JUNTOS覆盖家庭倾斜的社会计划方案。
●社会政策部门委员会
和JUNTOS战略有关的所有议题都会在社会政策部门委员会上讨论，使该委员会作为决定本地区实施JUNTOS战略的原则的中心，具体来说，就是为受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的相关基本原则。
●社会行动署地方事务办公室
JUNTOS的协调工作由社会行动署地方事务领土办公室负责管理。该办公室负责各个部门的运作并监督与各部门中的相关工作人员所签订合同的执行情况。
4.3、地方政府
加强组成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部门及人员能力是保证JUNTOS战略网络正常工作的主要途径。这些相关的官员和单位如下：
●市长
为保障JUNTOS战略的有效进行，市长在全市范围内为其提供必要的后勤支持，并推进与社会政策市级委员会达成协议，为JUNTOS所覆盖的各个家庭提供财政资源和社会服务。在社会行动署（有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为本市实施JUNTOS联合融资。市长派出一位代表负责JUNTOS在该市的执行。
●社会政策市级委员会
在地方，与JUNTOS有关的所有项目都要在社会政策市级委员会上进行讨论，使该委员会作为决定本市实施JUNTOS战略的原则的中心，这些原则就是为受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
●JUNTOS战略市级代表
市级代表的主要任务是在市级负责与不同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交流和谈判，以保证JUNTOS所覆盖的家庭能够优先享受到社会计划所带来的好处。该官员代表市长办公室与社会行动署地区事务办公室就与合同监督有关的报告进行协调，他/她还承担与协助家庭减贫计划和受益家庭优先获得社会服务相关的具体责任。
●项目活动经理
为了执行协助家庭减贫计划，JUNTOS战略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机制，分别是：直接管理机制和项目活动经理管理机制。在直接管理机制下，家庭计划协助员的选择、签约及管理都由JUNTOS国家协调部门负责；在项目活动经理管理机制中，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相关活动都项目活动经理在JUNTOS国家协调部门的监督下负责完成。
●家庭计划协助员
家庭计划协助员是JUNTOS战略的核心人员，他/她负责将各个家庭的需求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就如何实现45个基本目标以及如何让这些家庭享受到相关社会服务提供建议，并帮助这些家庭改善贫困状况。家庭计划协助员大约负责180个家庭完成其减贫计划的工作。
5、JUNTOS战略的特点
家庭计划协助员：JUNTOS战略的受益者以家庭为单位，每一个家庭都会得到家庭计划协助员为期五年的持续帮助，他们定期走访每个家庭，指导每个家庭制定自己的家庭计划，实现基本目标。他们还会提供帮助，确保受助家庭优先获得由公共和私人部门提供的物资和服务。通过这种支持，使受益家庭认识到他们的潜力、机会和技能，加强他们摆脱绝对贫困状态的能力。
所有参与方的协调：共有17个机构参与JUNTOS战略的实施。为确保该战略覆盖的家庭实现基本目标，中央和地方、私营和公共部门组成了一个工作网络协同提供干预活动，以支持这些家庭实现其制定的家庭计划。这种协调过程得以实现，是因为强化了政府权力下放政策，以及市长、行政首长、地方各机构、私营机构和国际合作机构的支持。
受益者：凡是属于SISBEN 1（一种识别获得社会服务的受益者的系统）的家庭和在全国流动人口登记处（简称RUPD）登记的流动家庭都是JUNTOS战略的受益者。
信息系统：参与JUNTOS战略的所有受益家庭信息全部进入信息系统。通过使用技术手段，使参与JUNTOS的各有关机构根据受益家庭的需要协调和监测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帮助参与JUNTOS战略的各成员机构根据各受益家庭需求的变化作出决策，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并监测这些家庭经济社会条件改善的情况。
公共私营部门合作：在JUNTOS框架下，公共/私营部门合作试图通过寻找各方一致的努力来支持各个家庭实现其在9个方面的45个基本目标，并提高各个地区在促进结构调整方面的能力。2009年6月成立的国家规划部、全国工业协会、总统府直属社会行动和国际合作署为公共/私人合作提供了技术平台。在这个工作平台的扩大会议中，所有的公共部门、民间社会组织和企业都有一席之地。迄今为止，在JUNTOS战略下，公共/私人之间的合作项目已达33个，其中的一些合作已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使这些家庭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些企业的各种市场项目也惠及到贫困家庭。
（本文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何晓军副主任供稿）
●新闻稿●
亚行表彰七个优秀技援项目
（选自亚行网站）
中国北京 (2010年3月4日讯)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和中国财政部举行技术援助项目评奖颁奖仪式，以表彰和鼓励七个在2005至2009年间完成的优秀技术援助项目。
此次获奖奖项分别是杰出成就奖、政策推动奖、制度创新奖、成果推广奖、以及三个优秀奖。
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技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机构间的交流和成果推广，提高技术援助项目的管理水平和实施效果。
亚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罗伯特•魏图（Robert Wihtol）说：“该技援项目评选活动正值中国政府确定下一个五年规划这一战略时期，认真总结回顾了亚行资助的技援项目的成果和成就。”
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吴晋康表示：“举办颁奖仪式不仅要表彰各执行机构在亚行技援项目管理中的杰出贡献，更是希望藉此机会，广泛推广优秀技援项目成果，交流分享成功管理经验，进而提高中国技援项目的整体成效。”
本次是财政部和亚行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优秀技援项目评选活动。第一届优秀技援项目评选活动于2005年举行，当时正处于“十一五”规划最终编制阶段。
此次评审活动的专家委员会由财政部、亚行驻中国代表处，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经过三轮严格筛选和认真评定最终选定了此次的获奖项目。评奖主要依据
包括项目内容的实效性、科学和高效管理、对可持续和均衡发展的贡献、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力、媒体报道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力。
本次获奖的七个技术援助项目分别是：
●书评●
对全球化与贫困问题的探索
《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研究—贸易、金融、援助、移民和政策》书评
刘民权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由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肯尼斯•瑞尼特（Kenneth Reinert）合著，由张蓝予等翻译的《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研究－－贸易、金融、援助、移民和政策》，已于2008年8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讨论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全球化的五个层面的探讨，即贸易、金融、援助、移民和思想观念，全面剖析全球化对消除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与国内外同类著作相比，《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研究－－贸易、金融、援助、移民和政策》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将全球化的多个经济因素全面而集中地进行了研究。本书的第三章至第七章依次考察了贸易、金融、援助、移民、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减少贫困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穷人的影响机制，为有关全球化和贫困的政策讨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全球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只研究贸易，或者单独研究金融与贫困的关系，但同时将贸易、金融、援助、移民和思想观念等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并不多见。因此，本书为分析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全面可行的研究框架。
第二，叙述条理，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该书的作者认为，其他机构或个人之所以会得出全球化是减少世界性贫困的唯一方式和全球化是导致世界性贫困的主要原因两种相悖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就消除贫困而言，全球化的大多层面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没能充分认识到政策在影响结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全球化会对穷人产生什么影响，主要取决于相应的政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得问题的分析更透彻，结论更科学，逻辑更清晰。基于此，该书首先界定了贫困的含义，然后客观地讨论了全球化的各个经济层面与消除贫困之间的关系，详细阐明了全球化对穷人的影响机制。在此分析基础之上，在本书的最后，为了增强全球化对穷人的积极影响，作者又从全球化的不同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清晰的内在逻辑结构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全球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
第三，分析方法多样化，侧重案例分析。全书始终贯穿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又较多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比如，该书在论述贸易在减贫中的作用时，就分别对农业和非农业领域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很好地说明了有效的贸易手段可以抑制贫困恶化。具体地，越南于20世纪8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包括逐步开放贸易的改革措施，使得一个以稻米为主要食物的国家，由原来的稻米进口国一跃发展成为稻米出口国，而且成为世界上较大的稻米出口国之一，大大地增加了农业人口的就业率，增加了人均收入。这是一个农业领域的典型案例。另一个关于工业领域的案例是，孟加拉国的服装工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对降低贫困人口尤其是女性人群的数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可以看出，生动形象的案例无疑是说明问题的好方法之一。
第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侧重对策研究。该书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贸易、金融、援助、移民、思想观念与贫困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从历史的角度对全球化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回顾，便于读者对全球化与贫困问题有一个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基于前面各章节的系统分析，作者在第八章提出了有利于消除贫困的政策措施。关于国际贸易政策，作者建议从市场准入、培养贸易能力、军火贸易和强制劳动等几方面进行改革。关于融资政策，作者建议从非常规的资本账户改革和变动跨国公司的资格条件两方面进行资本流动的政策变革。关于对外援助，作者倡议的改革措施为：提供双倍的援助资金；提供无条件援助，不以贫困国家的减贫策略限定分配原则；协调捐助国减轻受助国沉重的管理负担；广泛使用合理的评估手段和学习过程，增加援助效果，达到知识分享；无条件进行债务减免。关于移民政策改革措施，作者建议从这些方面展开工作：多边协调移民政策；允许自然人短期流动，提供服务；管理技术劳动力的外流问题；减少人才浪费，改善大流散的网络沟通等。在观念政策改革方面，作者认为应该涉及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知识管理、知识产权和谐化、核心药物的研发和使用权及技术转让。作者在第八章对各个层面的政策主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政策清单，简洁明了，一目了然。
当然，《全球化与发展问题研究－－贸易、金融、援助、移民和政策》一书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像作者提到的，本书没有涉及全球化的其它重要的方面，比如和平、安全、人权、文化和环境等，因此在提出政策主张时还应该多方位地考虑。另外，与同类著作一样，由于从国际视角分析问题，该书更多地着眼于各个国家共性的问题，而对于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制度下的国家和地区如何更好地实施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则没有更多的讨论。
即使有以上缺陷，但总的来说，该书是相关研究领域一部较有影响的力作，扩大了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对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消除贫困具有较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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