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五期-利用贸易促进减贫：贸易援助如何发挥作用

         ●研究前沿●

        一、前言
        经济增长是减贫最强有力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不发展国际贸易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实际上，每一个已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国家都是通过抓住更为开放的世界市场所提供的机会做到这一点的。然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拓展贸易并实现贸易多元化的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重要的障碍。而且，在贸易扩张、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贸易改革及其自由化也并不总能带来预期的收益。特别地，贸易改革和扩张对穷人的影响与穷人的消费模式及贸易引致的增长是否出现在穷人生产、生活所依赖的地区和部门有关。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拓展贸易援助行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构建拓展其贸易及从全球经济融合中获益所需要的供给能力和与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
        贸易援助一直被当作是为实现生活水平提高和减贫目标而整合援助和贸易政策的工具。它应该被用来帮助人们确信贸易政策的效益的确存在，尤其是在贸易改革由于包括分配问题（如贸易改革和发展对贫困影响的差异化）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并未充分显现贸易扩张预期收益的时候。
        尽管与贸易有关的援助已经出现了一段间，但仅有很少的双边捐助机构明确地将其援助项目与促进贸易的目标联系起来，而且，数量更少的捐助机构实施了旨在支持穷人开展与贸易有关的生计的项目。贸易援助的减贫效应需要人们进一步作更加深入地解析。各捐助机构也需要更好地把贸易专业技能融入其国别项目和实施团队当中。随着经合组织作出承诺要提供更多资源帮助低收入国家克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程中存在的各种贸易约束，这种纳入贸易的需求尤其紧迫。
        本文目的在于增强各捐助方及合作伙伴国关于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潜在贡献、实现这些潜在贡献面临的挑战以及贸易援助克服这些挑战的作用的认识。将阐释各捐助方提供“更多且更好”贸易援助的基本原理并解释贸易援助能作为构建有利于穷人发展战略体系一个重要工具的原因。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下面一节将论证贸易能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原因。之后一节将指出，虽然许多国家从贸易中获得了收益，但也有一些国家无法从中获得好处。再后，将分析贸易援助增强贸易在增长和减贫过程中所发挥影响的途径，以及哪些政策工具最能强化贸易的减贫效应，如提高生产能力、将穷人带入市场以及消减调整成本等。随后的一节中将强调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基于本国经济一体化的方法。在本文的最后，扼要总结了主要的政策结论以及贸易会产生的巨大的潜在利益。 
        二、贸易为什么重要
       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贸易是创造财富的一个重要源泉和实现自我持续增长与减贫的一个重要手段。
      1、贸易、创新和增长
      如果我们认为贸易、创新、发展是一个统一体，那么对于创新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比较好理解，而对于贸易和创新（增长）间的联系则不太容易理解。事实上，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甚至认为通过侵蚀利润来推动更大程度的竞争实际上降低了一个公司的创新能力（Schumpeter，1954）。不过，贸易和贸易自由化能够通过以下五个渠道激励创新（经合组织，2007e）：
      ◆增强竞争。罗伯特•索洛指出，生产率增长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技术改造和效率提升，并由此解开了熊彼特之谜（Tenraa 和Mohnen，2006）。熊彼特的理论更多的是生产率提高的技术改造成分，而新古典
主义则认为效率变化（和劳动力）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用于资助技术变革的租金同样可以是来自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经合组织最近的出版物《经济政策改革：2007 年的增长走向》（经合组织，2007d）认为，较激烈竞争对于生产力的影响远远大于技术革新对生产力的影响，前者表现为采用新技术有更强的激励机制。其他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发现，开放贸易使市场变得更有竞争力，更能降低产品价格，也更能激励创新（Licandro 和 Navas，2007），提高生产率（Melitz和Ottaviano，2005）。Bigsten 等（2004）的研究表明，贸易还可以通过出口产品学习到提高效率法，进而提高生产率。
      ◆技术转移。贸易可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获得各种各样的技术，这些技术对提高其生产率和竞争力至关重要，进而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机会，包括为穷人。尤其在贸易附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方，更有可能促进技能传播和创新。除了内含在贸易中的直接技术转移或称之为贸易技术溢出外，（Nordas 等，2006），贸易还有一个间接的贡献，即贸易能压低价格进而降低获取贸易内含技术的成本。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从20 世纪60 年代到90年代的经验表明，在合适的前提条件和支持因素下，后来者能够充分利用最新的技术发展成果，而且还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风险为其产业发展购买并应用这些技术（Lin，2007 年；UNIDO，2007）。
      ◆规模经济。为国内和国际市场同时提供产品的企业分摊研发投资的产品数量要比那些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要多。
      ◆全球化的价值链。贸易和贸易改革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来促使生产过程分割的国际化：促进处在价值链各分割环节的企业所必须遵守的国际技术标准的统一；消除限制性原产地规则（设计用来确保从双边和区域优惠贸易协定合作伙伴的进口优惠准入）损害价值链中低成本供应商比较优势的问题；推动贸易便捷化，使供应商能够对快速发展的价值链做出快速的回应。
      ◆知识产权。经合组织近来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日益增加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服务和资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使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增长了1.6％。更重要的是，有研究显示，专利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Lippoldt 和Park，2007）。
        2、贸易与减贫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通过要素价格均等化过程，贸易应当能够直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因为，贸易能提高发展中国家最富裕生产要素（一般是低技能劳动力）的报酬。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实证研究都支持这一判断，一些研究发现贸易能降低不平等程度，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贸易使不平等更加具体化。然而，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并非贸易贫直接效应的唯一表现。Winters(2002)已经提出了其他两个重要的问题：
       （1）边境价格的变化如何转化为穷人实际面对的价格。这取决于：1）商品流通行业的竞争结构；2）、管理方（如营销组织、营销方式）以及3）贸易在国内经济中的规模。
       （2）贸易如何改变政府收支。两个重要的经验是：
        1）如果设置高额关税和关税豁免能同时解决的话，贸易自由化并非一定会导致税收的减少；
        2）关税收入的短期下降应能通过更加广泛且扭曲度较低的替代性税种来补偿，如增值税。更一般地，良好的的宏
观经济政策在维持社会支出方面比依赖关税要重要的多。
        此外，如上面所述，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增长，并会直接提供增加财富进而推动减贫的机会。穷人能否分享贸易收益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贸易引致的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出现在大部分穷人赖以生存的经济部门当中；
        ◆这种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会转化为就业机会与工资的增加；
        ◆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能渗透到其他能够吸收过剩劳动力的部门；
        ◆穷人怎样才能很好地被武装（在人力、经济和金融资产等方面）起来进而分利用贸易创造的新就业机会。
        由此，贸易和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社会各个分部——有获益者，也有受损者——有所不同，而且，从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中获益将取决于超越贸易之上的政策体系的运行。我们将会再次探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从 1980 年到目前全球经济衰退这一时期，商品和服务市场迅猛扩张，全球贸易总额实际增长了5 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6%上升到了5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下降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它使贸易商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降低，成本缩减。同样，逐步减弱的各类贸易壁垒在20世纪90 年代也加速了全球市场的融合，如快速增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和前东欧集团国家日益深入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当中。随着服务业原料和投资的全球化，这些推动因素也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大幅扩张，尽管其起点要低很多。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这一成功并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也不适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社会群体。此外，虽然中、低收入国家过去20 年间在缩减自身贸易壁垒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这些国家并未出现出口的持续增长（世界银行，2007）。这种异质性的结果引发了质疑：即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什么不一致。大多数实证研究未能在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系统的联系，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持怀疑态度。
        尽管人们关于贸易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和方向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仍然没有经验证据支持对贸易进行限制。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或被促进）着进出口的增长，这支持了贸易开放一般会促进福利收益增加的强假设（Rodriguez和 Rodrik，1999；Winters, 2004）。经合组织所做的一份文献综述发现开放型经济体比封闭型经济体更富有且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存在有力的证据。而且，最可信地研究发现，贸易占GDP 的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收入水平就会提高0.9％到3％（Nordas 等，2006）。Irwin（2002）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方法和测量方面存在缺陷，但是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还是表明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似乎比那些限制性贸易政策带来的绩效更好。他引用了韩国（在20世纪60 年代推行了贸易自由化政策）、智利（在20 世纪70 年代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和印度（在20 世纪90年代开放贸易）的经验。近年来一些国别案例研究证实出口增长和减贫之间的相关性多为正向。但也存在一些负相关的情况，表明其他一些因素可能在阻碍贸易影响的发挥，或在决定减贫进程上比贸易这一因素要重要的多。因此，关于贸易—增长因果关系的持续争论不应该使援助界看轻贸易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且强劲经济增长潜在驱动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是要着眼于解决贸易未能实现其潜能的问题。
        三、贸易无法实现的情况
        很显然，许多低收入国家已经从全球市场的扩张中获得了收益并且分享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贸易壁垒的稳步减少（特别在制造业产品方面）使这些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融入世界市场。贸易对其国民收入的贡献一直在快速增加（图2），而且，近年来他们的出口额一直比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速要快（图1）。然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推动出口增长和多元化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在一些国家，这加剧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边缘化程度。



图1 年度出口（商品和服务）相对增长概况（全球平均=0）



图2 贸易占GDP的比重

        例如，在1980 年至2006 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减少了一半，从3.9％降至1.9％。同期，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情况甚至更糟，其总体平均份额降低了1/3，从0.06％降到了0.024％。此外，如图3所示，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出口额保持强劲增长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出口却略有下降。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不能收获贸易带来的好处，无论他们增加出口还是进口。对此，我们可以区分为两大类贸易障碍：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



图3 不变价人均出口（1980-2005）

        低收入国家贸易面临的主要外部障碍源自于不能在削减贸易壁垒方面达成多边协议。那些贸易壁垒尽管具有带来收益的潜能（通过最终清除），但一般来说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此外，仍有一些工业化国家的贸易政策在限制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最近一项研究认为，最糟糕的商品贸易壁垒（在农业和纺织业领域）对全球最贫困人群尤其有害，限制劳动力跨国迁移的各种壁垒也一样（Anderson 和Winters,2008）。
        作为乌拉圭回合的一项成果，经合组织国家对其非经合组织伙伴国进口的关税削减（30%）低于针对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关税削减（45%）。经合组织国家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均值为3％，而从非经合组织国家进口商品的关税则为4.8％。例如，2002年，孟加拉国被指控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25 亿美元的商品和从法国进口的价值30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相同的关税（约3 亿美元）。此外，关税增加阻碍了贫穷国家从提升价值链到进入更具活力、附加值更高市场中的进程。
        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非关税壁垒比关税障碍甚至更重要。特别是，复杂的产品标准及解并遵守这些标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构成了特殊的挑战。这些标准往往与发达国家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关注相关，不过，它们还不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一个主要障碍。
        此外，发展中国家之间相对较高的贸易障碍表明南南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也可以显著地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税一般高于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为11.1%，最不发达国家的关税为13.2％，而工业化国家仅为3.8％。此外，从南南贸易一体化获取福利收益可能还与不剧烈相对价格变化以及较低的结构调整成本有关。这能够为“ 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发展规模经济进而进入高附加值的北方市场提供了可能（Kowalski 和 Shepherd, 2006）。
        然而，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存在持续的外部约束，但是以下方面解释了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利用世界市场、无法从世界市场获益的原因。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结构性限制以及供给约束的主要原因是较低的人力水平；管理方式和制度落后；缺乏激励措施、较高的管理成本；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些地理瓶颈等。此外，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享受经合组织国家所提供的关税/配额、自由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优惠安排的原因（尽管限制性原产地规则也是一个阻碍因素）。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贫乏的贸易绩效是其经济发展较慢的结果（UNCTAD，2004）。
        Francois 和Manchin (2007)利用重力模型(Gravity Modeling) 分析得出结论，出口业绩以及采取贸易体系的倾向取决于体制的好坏、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发达程度。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贸易便利化、通讯、运输和能源成本）往往很高。例如，非洲的总运费超过其进口值的10％，而发展中国家该比例为8.8％，发达国家为5.2%（UNCTAD，1999）。这或许反映了区域性基础设施不足是导致贸易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肯尼亚的基础设施限制了乌干达的贸易增长，因为需要通过肯尼亚的蒙巴萨岛（Mombasa）进口和出口（英国国际发展部，2008）。
        此外，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系需要时间，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体系仍然很僵化，阻碍了资源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这样既增加了资源转移的成本，也增加了资源转移的调整难度。同时，获得金融服务的限制、垄断性的分配结构以及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壁垒都阻碍了低收入国家贸易新领域的扩大，延长了如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闲置的时间。正如经合组织贸易和结构调整项目所强调的，只有在适合的宏观经济政策、工人能够自由流动的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和监管环境以及能够提供培训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技能需求的教育体系等这样的经济之下，才能完全获得自由贸易的好处（经合组织，2005b）。
        Bolaky 和Freund（2004）发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虽然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往往是正向的，但贸易自由化也会造成特定经济体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经济体要么严格限制新进入者，要么向退出或缩小贸易规模的公司征收很高的费用。Panagariya（2008）分析了印度一系列国内限制政策是如何阻止其具有庞大比较优势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的。
        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改革的政策性限制使得其贸易存在潜在的脆弱性，这可从四方面加以分析，而每一方面都能阻碍发展中国家降低进口壁垒。
        债务负担。外债会威胁发展中国家自由进口的能力，而这也可能会削弱实现经济增长的努力（McCulloch, Winters 和 Cirera，2001）
        特惠侵蚀。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多边贸易自由化给予他们的特惠侵蚀的影响表现的很脆弱，因此也应该警惕这些优惠条件。例如，普惠制或国家倡议的如欧盟“除武器之外所有商品（EU’s Everything But Arms）”规定和美国“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theUnited States’African Growth andOpportunities Act ）”。
        收入损失。脆弱性也会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因推动贸易自由化而损失税收收入之时，进口关税下降会减少收入。
        调整负担。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赢家和输家。尽管有经验证据表明调整成本的规模和影响通常不会很大，但是开放贸易的前景会迫使政府考虑这一举措对那些应对调整并从中获益能力最低的人群的影响。
        此外，正如近10 年来（更不用提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短期内难以预料的调整压力往往来自于其他一些因素而非贸易自由化，如商品价格的变化和汇率的重大变动。快速的技术进步也越来越成为调整压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因此，如果各国要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的话，变的更加灵活且能开拓新经济活动或拓展现有经济活动就变得十分重要。
        四、贸易援助能发挥什么作用
        贸易是实现自我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工具，也是反贫困的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武器（Bhagwati，2004）。不过，正如世界贸易组织香港部长会议宣言所承认的，贸易自由化和扩大市场准入不足以拓展许多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更不用说确保贸易的收益惠及穷人。很显然，仅扩大市场准入而不提高贸易能力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贸易援助的目的是要帮助有关国家构建这种贸易能力并融入世界经济。随着世界市场变得越来越一体化，脱离国际市场的机会成本会逐渐增加，因为物质、人力、社会和体制都需要成功地融合在一起。更多更好的贸易援助在帮助贫困国家实施各种相互协调的包括增强供给能力所必须投资和改革在内的发展战略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且还能有助于培育确保出口增长收益也能惠及贫困人群和地区（例如，以就业的形式）所必须的关联性和外溢效应。
        在世界贸易这组织协议序言中，国际社会明确地把“提高生活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确定为这一新型多边贸易组织的优先目标。这一意向导致了多哈发展议程的出台，随后通过香港部长宣言设定一项使命，即启动贸易援助项目，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减贫，而且，要进一步推进多边贸易改革并使全球收益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更加公平地分配（世界贸易组织，2005）。
       “贸易援助倡议”（Aid-for-TradeInitiative）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低收入国家克服其在许多领域存在结构性制约因素和能力薄弱的矛盾，这些矛盾削弱了其生产、竞争以及从新贸易和投资机会中获利的能力。贸易援助被认为是要构建一个框架，它将在一个统一的贸易和发展战略体系下把各个领域的援助活动（从培训谈判者到道路修建）联系起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援助专责小组”（The WTO Task Force on Aid for Trade）界定“贸易援助”很宽泛，足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各种不同的贸易需求。更具体地说，专责小组议定，如果某些工程和项目被确定为合作伙伴国国别发展战略中与贸易有关的优
先发展事项，那么就应该被认定为贸易援助项目。
        与贸易援助相关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三大类（McCulloch，Winters 和Cireca，2001）：
        ◆克服对供给制约和构建生产能力的政策（如降低贸易成本、改善交通运输和电力设施、改善经营环境及或获得贷款的途径）。
        ◆为穷人提供分享贸易收益机会的政策（如进入非传统市场、获得推广服务以及小额信贷等）。在这些政策中，有许多一般也是促进有利于穷人增长的政策。
        ◆降低调整成本的政策（如社会安全网和职业技能培训）。
        1、提升贸易绩效：消除供给制约贸易援助课题通过许多途径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绩效：识别出口机会。有证据显示，高收入国家在其活跃的生产部门促进出口多元化（处在集约边际阶段），而中、低收入国家在新出现的生产部门促进出口多元化（处在粗放边际阶段）。使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在有限几类产品上发展多元化出口的技术援助能让其获得显著的收益（Cadot 等，2007）。其他一些补充性分析（集中于偏好而非援助贸易申请）发现，援助的设计需要与国际贸易的具体任务相一致，而不是贸易的全部产品（Collier和Venables，2007）。经合组织的分析发现，公司依靠专门从事范围较小的核心活动来提高生产力，而不是从当地和国外的其他公司获得大量的投入，因此造成了贸易的中间投入品大幅上升（Nordas 等，2006）。
        开发人力资源。如前所述，贸易自由化可使那些受过初级教育劳动力富足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降低（De Melo, Gourdon 和Maystre, 2006）。尽管基础教育被普遍认为是减贫的关键，但也有证据表明，中级和高
级教育由于能创造和应用新的知识与技术而在提高长期增长率方面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英国国际发展部，2008）。而贸易援助能够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发展物质生产能力。贸易援助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发展生产能力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而这反过来，又能减少在低收入国家通常能看到的进口和出口部门之间的壁垒（UNCTAD，2006a）。
        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据Clark,Dollar 和 Micco (2004)估计，平均而言，低效率的港口相当于距离市场的路程增加了60％。而如果海上运输效率从25%提高到75% ，则双边贸易就会因此增加25%左右。Bora, Bouet 和 Roy (2007)提出的重力模型显示，非洲贸易绩效的低下与极差的贸易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提高基础设施等级和质量的政策干预可获得高额回报。同样，Limao 和 Venables (2001)认为，基础设施的质量是交通成本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基础设施会占预计运输成本的40%以上（内陆地区则占到60%以上）。
         当然，贸易援助不仅仅关注出口。进口（一般有技术内含在其中）的扩张能通过诸如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培育竞争文化以及提高贸易便利化程度（主要是海关服务的改进）等措施加以实现。在布隆迪，完成所有进口程序所必需的时间平均是124 天，而经合组织国家仅为12 天。进口扩张的好处在两个部门表现的尤为突出。一是金融服务部门，因为假定其缺乏金融中介服务（塞拉利昂活期存款的开户费用占到人均年收入的50%以上）；其二，信息技术服务部门，假定进口商
所得的信息技术投资收益高于出口商的信息技术服务收益（Mann，2007）。
        2、为穷人提供机会
        消除供给瓶颈制约并不一定会带给发展中国家最贫困人群以好处。人们应该特别关注穷人与市场之间链接。
        大多数国别案例研究都指出，市场是决定贸易减贫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穷人条件得以改善的地区，一般都是市场发展较好和穷人易于进入市场促进了这一改善。而在穷人条件恶化的地区，不完善的市场通常是主要原因，在一些极端情况下，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市场。例如，在马达加斯加，穷人几乎完全被隔绝在仅有的几个不发达的市场之外，原因在于基础设施的缺乏（Hoekman 和Olarreaga, 2007)。
         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穷人中3/4 的人口生活在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50%-90%的农村地区。然而，居住在最偏远地区的穷人的生活尤其与市场隔绝。他们终日在规模很小、靠天吃饭的农场中劳作，种植一些日常农作物，部分用于自己消费。因而，有效率的农业市场的建设会对农村居民家庭获取经济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07）。
        把贫困农民与市场连接起来让他们出售自己的作物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当各种各样的物质和制度限制因素被清除时，农民可通过专业化种植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作物以及购买那些对其而言种植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而获得更多的收益。随着发展中国家食品运销体系的迅速发展，依据农业气候条件和距离市场远近来确定农民“最佳”的种植作物将很难做到。农民自己必须要有更好的激励和更为充分的信息来做出这类决定。更准确地来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系列将农民和市场连接起来（通过降低他们的销售成本和风险）的运销政策与制度（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07）。
        Hertel 和Winters（2005）认为，通过提供更好的推广服务并辅之以销售和分销网络的改善，提高生产力的各种措施将会提高农民的收入。相似地，他们的研究还有力地证实了更好的市场融合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降低交通及能源成本进而更好地将市场开放创造的机会转移给那些穷人方面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为成功实现全球化，人们需要整合地方、国家和区域经济，特别是要将农民纳入更深且更具竞争性的价值链中。当今世界，食品和其他农产品与制造业产品一样，都来自于全球市场。日益扩大的农产品市场正在为发展中国家开发新的机遇。参与区域或全球农产品价值链允许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克服其狭小的国内市场的限制。这将使他们进入更活力的市场，从而促使他们升级生产工序并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
        然而，穷人们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和信教人口，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时可能会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此，关注穷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妇女与男人之间、城市穷人和农村穷人之间反应的差异十分重要。这就需要采取全面细致的瞄准机制来提高干预措施的适应性，从而确保贸易创造的机会的收益尽可能地被广泛地分配，并使那些弱势人群尽可能地免受调整成本的影响。
        在那些贫困面大且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刚足以维持其基本需求水平线及以下的地区，一个单纯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独自不太可能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与国内经济有着各种各样密切的联系并能为穷人拓展其可以利用的经济机会。
        一个开放的贸易体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内经济没有扭曲现象。相反，国内市场和政府失灵可能会阻碍贸易改革的溢出效应。例如，在许多低收入国家，非正规部门在国内经济和跨境贸易中的比重非常高。尽管非正规部门完全不受管制，而且由于这种自由的存在有时非常繁荣，但非正规企业的增长及其采纳技术与提高生产力的能力仍严重受限于其难以缔结可靠而又公平的合约，而这是合法的跨境贸易的一个关键要件。由此，在那些非正规部门实现正规化的成本很高的地方，贸易的收益可能仍局限于那些正规的部门，而且潜在地将一大部分人口排除在外。
        我们必须认识到，总体上，经济增长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任何人都应不会预期它能无条件地公平地惠及所有人。这就是政府为什么要制定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政策，使其惠及到那些根本不可能受益的群体。为了使经济增长更加有利于穷人，经合组织（2006a）提出，需要出台解决多维贫困（包括性别和环境等交叉性维度）的政策和促进穷人赋权的政策。在考察贸易到增长和增长到贫困的联系的研究中，Cicowiez 和Conconi（2008）认为，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减贫成效的关键因素似乎是那些具有互补特征且功能多元的公共政策。简言之，虽然贸易，进而是贸易援助，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单靠贸易政策是不能实现减贫目标的。与Tinbergen（1956）所确立的原则——某项政策要起作用，可行性目标越多，政策独立作用的有效性措施就越多——相一致，贸易政策需要众多支持性政策工具加以辅助。该经验尤其适应于解决贸易带来的结构调整问题。
        3、降低调整成本
        正如我们已经所看到的，低收入国家特别难以应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三种特定的调整压力：一是由于最惠国关税待遇减免而造成的特惠侵蚀；二是降低关税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三是竞争加剧带来的社会混乱。在上述这几个方面中的每一方面，贸易援助都要产生直接的影响。有针对性的发展援助有助于发现能降低特惠侵蚀效应的促进出口多元化的机会。这里，我们要注意，仅有少数国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特惠侵蚀所造成的损失不能被最惠国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更广泛的收益所补偿（Lippoldt 和Kowalski, 2005)。贸易援还能帮助有关国家找到收入的替代来源，以弥补减少的关税收入。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避免将收入减少当做贸易自由化的“人质”。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强调这一点，指出，对那些高度依赖援助的国家而言，关税创造的收入是不稳固的，因为它会被援助实际价值的削减所抵消（Venables Collier，2008)。而且，最后，发展援助也能帮助扩大培训，使劳动力从逐渐萎缩的经济部门转移到逐步扩张的部门。毛里求斯就是一个小发展中国家将贸易援助战略与职业技能培训集合在一起重新配置受经济结构调整所影响劳动力的范例。
        但是，这三个贸易调整领域中的每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即贸易和贸易援助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根据丁伯根准则（Tinbergen principle），成功的贸易调整将还需要建立合适的社会安全网络并在超越贸易之上的一系列政策领域出台一些补充性的措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贸易自由化不会自动地减少贫困，而且，如果没有辅助性政策措施的话，它还有可能会走向政策的对立面。
        贸易自由化的最大益处在于将资源配置在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部门。不过，尽管贸易改革能够加快出口工业的发展，但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也常常意味着某些经济部门企业的关闭和就业的减少。确实，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贸易自由化能带来长期的福利和效率收益，但也会引起代价昂贵的短期宏观经济调整，一些人有所得而另一些人则有所失。作为贸易扩张的一项后果，新创造的就业机会首先会集中在出口部门，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某些采掘部门），出口部门与其他非正规经济部门间的联系很弱，这使得一些可观的溢出效应不能显现。此外，就贸易自由化来说，其带来的损失更加明显，因为与那些通常来说价值较低但比较普遍的收益相比，这些损失更容易被预测，更早被具体化以及更集中于少数群体。
        逻辑表明，确定哪些群体可能会遭受短期的危害有助于提前设计合适的安全网。贸易融合对一个特定贫困人口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他最初所就业的部门和其消费篮。经常是，消费价格的变化会带给不同的贫困群体以不同的影响。例如，食品价格的上涨总体上对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贫困人口有利，至少他们能看到收入提高的机会。而对城市中贫困人口的影响却正好相反，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食品，任何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此外，获益者和损失者也并非一成不变，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有所得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又有所失。
        从宏观方面来看，如果经济本来受到了严格的保护，那么贸易调整的成本就会变得很大，但是与贸易自由化的收益相比，贸易调整成本一般会很小，而且一般呈现出短期性(Winters, McCulloch 和McKay, 2004)。但是，当贫困人口处于贸易一体化受损一端时，他们应对调整的能力就会降低，而且贸易一体化的影响会长期持续下去，尤其是在家庭卫生和教育投资受影响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出台社会保护政策，推动紧随贸易改革之后的转变，并提供保障和保险避免转变的倒退，更为关键的是，要帮助穷人开始进行转变进程所必须的调整。然而，人们需要仔细考察社会保护政策，确保它们不会阻碍贸易调整的进程，尽管一些研究认为，我们通常不必关注这类问题。
         2005 年经合组织贸易与结构调整工程确定，最成功的贸易改革要辅之以一些形式的援助来承担调整的冲击。相比一些通常的援助办法如社会保障来说，有针对性的贸易援助对贫困国家更实用，更有效也更公平。为了体现有效性，有针对性的援助计划应该具有以下特征：（1）有明确退出的时限性；（2）与生产相分离；（3）以重新雇佣工人为目的；（4）与通常的安全网协议（如果存在）并存；（5）透明性和问责性（OECD，2005b）。
        Harrison（2006）也认为，要更多地关注哪些政策应该和贸易改革相伴随，要认识到如何规划合适的社会安全网络，这些是确保贸易利益的关键。
        正在适应贸易援助方案的毛里求斯，着手进行了彻底的经济结构调整，改变传统部门（纺织和制糖部门），促进现有部门如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如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门。因为该政府充分意识到，劳动力和贸易改革需要相互补充，以降低贸易改革的调整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改革的稳定性。这个情况与国际劳工组织（ILO）、WTO（2007）的研究相一致。ILO/WTO的研究发现，贸易改革的引进与劳动力市场规划相互协力，对贸易增长和就业会产生非常大的积极影响。同时还发现，提供了更多受教育机会的政策，能够刺激贸易增长，减少不公平。
        完备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培养高学历人员或熟练工人，以满足部门扩大的需求，有助于将多样化产品纳入更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中，也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劳动力流动的灵活性。近来的研究发现，就中国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容易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这常常是脱贫的渠道之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工人的非农就业机会就提高14%（Zhang, Huang andRozelle, 200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得出结论：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积累水平，是贸易补充策略的重要内容，而贸易补充策略需要涉及贸易调整的性别方面（UNCTAD，2008）。
        重要的补充性政策还包括健全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宽松的财政政策，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明确的财产权，容易获得投资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容易获取信息等。Rodrik（2003）将所有因素综合考虑，总结出宏观经济政策中三位一体的基本原则：（1）市场：能够促进竞争和资源有效分配的市场。（2）制度：确保财产权，完善商业交易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市场将不存在。（3）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能够对未来经济树立信心、激励投资的宏观经济。在促进贸易增长方面，上述三方面独自作用的能力有限，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提高发展中国家规划和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有助于它们更好地适应贸易改革对社会的影响，也有助于其自身改革赢得普遍支持，提高它们的可持续性（ILO/WTO）。
        五、全球方式—地方层面的解决措施
        我们需要从国际层面采取行动，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一体化中的每一个外部障碍，而不论是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出口限制的障碍，还是更多的治理过程和限制性援助的障碍，或者是提高发展中国家获得财政支持所
遇到的障碍，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后果又会引发对信贷的关注。
        国际行动和国际合作包括一系列的政策领域，如贸易、发展援助以及金融改革政策，这些政策在应用时要一致。正如Collier（2007）所言，“以促进发展为目的提供贸易援助，然后又接受阻碍该目的实现的贸易政策，这是非常愚蠢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以期巩固基础设施和贸易份额，而同时又终结地区合作成员间的特惠贸易协定，这两方面始终不能协调一致（Heydon 和Woolcock, 2009)。正如千年发展目标所认为的，需要校正政策的不一致性。
        政策“一致性”的另一方面涉及到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发展中国家发展能力不足，为了在贸易和减贫间建立更好的联系，需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允许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商品和服务在合适的时机）的开放贸易，允许优先人类发展成果的贸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UNCTAD，2004）。然而，正如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经历以及不同的贸易待遇所提醒的，我们需要关注在贸易自由化中没有带来益处而被放弃的渐进主义的思想。
        发展中国家贸易一体化所追求的一致性方法在于一些广泛适用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能够使劳动力和资本从狭小的活动领域转向扩大的、有出口优势的领域，要以被考虑国家的比较优势为基础（Michalopoulos, 2003；Lin, 2007)。
        然而，“被考虑国家”是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款。一项国际消费者团结与信赖协会（Consumer Unity和Trust Society (CUTS)International） (2008) 关于贸易发展与贫困联系的研究认为，对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发现，最显著的特征是，相同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究其原因有很多：不同国家自然和地理特征不同，不同国家执行的政策不同，不同国家改革机制的能力和特征不同，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策改革以及国家现存的结构性特征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决定了贸易改革的全面成果，超过了简单理论构成的预期（CUTS，2008）。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一成不变”的方
法无助于贸易发展，最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尽管不同的增长经验所包含的内容相同，但是我们仍然要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
        六、结论
        贸易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非常重要，因为贸易援助为贸易提供了更有可能实现的机制。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为了保证贸易援助的有效性，需要伴以更多的政策行动。首先，贸易援助需要得到国际合作的有力支持，以解决影响贸易的外部障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障碍，如与贸易有关的直接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形式，以及间接的贸易壁垒如治理过程以及融资渠道等等。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使得信贷获得了倍加的关注。国际合作的其中一方面是要追求贸易应用和发达经济援助政策间更加协调一致。第二，贸易援助需要发展中国家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的支持。自由贸易体制的好处就是用经
济装备应对贸易调整，这需要有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教育、培训以及健全的监管环境的支持。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能够促进工人流动和企业进出自由，反过来说，也会促使劳动力和资本从衰退领域向扩张领域转移。有效地处理贸易调整还需要为那些处于开放市场中最不利地位的人（往往是最贫困人口）提供社会安全网，这可能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应该是透明的，有时限的，旨在重新聘用工人，并且与其它一般安全网相互协调。
        可以采取以下四个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贸易援助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做出贡献：
        首先，需要认识到贸易援助的贡献。我们仍然迫切需要彰显和传播这样一个事实：即广泛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中将会蕴藏和产生巨大的潜力。
        第二，需要看到贸易援助有助于实现大量的发展目标。利益相关者需要认识到，贸易援助仅仅是包括国际合作、提高政策连贯性、经济发展和减贫一体化治理中的一部分。
        第三，贸易援助需要具有可识别的目标。需要对每一个具体案例、每一个国家的特性以及影响贸易利益充分实现的阻碍因素逐一识别。
        第四，需要看到贸易援助能够解决特定问题。要清楚地看到贸易援助如何解决已识别的障碍，它如何按照私人公司既定的目标和愿望发挥作用并增值，以及它如何融入不断发展中的区域和多边合作框架内。
      ●专家视点●                                     
气候变化：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
        Angel Gurría, 经合组织秘书长；James P. Leape, 世界自然基金会秘书长
        经过痛苦和悲观的一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经济复苏的“绿芽”正在萌生。在过去一年里，各国政府采取大胆的经济和金融措施现在已经开始生效。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现在我们要确信经济复苏必将到来，而且也要确信，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大胆的行动也是必要的。在今年12 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将经济转向未来低碳发展的方向。
        要想使经济得以复苏，过去按部就班的做法不是一个可选方案。如果我们继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气候变化的结果必将导致大规模的灾害：如洪涝和干旱，更加猛烈的风暴，更加严重的热浪，以及食物、水、资源间的冲突逐步上升，这些令人震惊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
        在几年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正在融化的北极冰冠会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少的冰也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海水。到2070 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可能会淹没世界上许多沿海城市，也会使沿海的1.5 亿人遭受洪灾的危害。随着永久冻结带的融解，储量巨大的冰冻甲烷和二氧化碳会被释放进入大气层，这将会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加速全球变暖。
        面对这种危险，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根据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麦肯锡（McKinsey）以及其他机构的分析，治理严重的气候变化所花费的资金仅仅占全球GDP年增长量的一小部分；相反，正如《斯特恩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所告诫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将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从今天起，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我们需要分别从生产、运输、消费、规范、治理和想法方面入手，走向绿色。今年有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包括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就业的投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同样需要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为我们实现气候变化治理目标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上个月G20 允诺的在2020 年取消对化石燃料补贴，为气候治理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根据OECD的分析，一些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化石燃料补贴的做法，将会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减少10%，同时也会提高经济功效。除此之外，我们必须将投资引向清洁能源技术、建筑和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领域是低碳经济的基础。
        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将会为新产业和新就业领域创造巨大的发展机遇，帮助弥补近来在其他部门流失的工作岗位。仅在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实现了170 亿美元的产值，雇佣工人达100万人，而这仅是发展机遇中的一小部分。“绿色技术”在能源、水、建筑、运输和工业等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
        从现在到哥本哈根峰会，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气候变化，解决当前国际谈判中一系列重大的症结所在。
        我们要想赶上这个良好的机会，即把全球气温上升幅度限制在仅高于前工业化水平时期2 摄氏度以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未来的10-15 年必须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要想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必须发挥各自的作用。
        首先，发达国家必须同意大规模减少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时也要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新兴经济体也必须为此做出贡献。作为对融资承诺的报答，发达国家必须保证采取适当的、富有远见的行动来应对由于过量的能源使用和森林砍伐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将是就融资机制的具体建议达成协议，这将使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可能。我们需要为从OECD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投资铺路搭桥。
        2007 年，双边官方发展援助（ODA）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低碳的资金流量约为43 亿美元，与多边融资贡献量相当。从长期来看，还将需要私人部门给予大量的、补充性的资金支持。采取紧急行动是非常必要的。气候变化是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既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也为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可以将绿色与经济日
益繁荣兼容并蓄，哥本哈根会议将必然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转折点。
      ●新书推荐●
                                《包容性增长、充分就业和结构转型：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及对策》
       主要观点
      尽管亚洲经济增长速度在近几十年来非常可观，但许多国家未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表现为目前的高失业率和就业不足，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包容的。本书作者认为，各国政府必须重新修订政策目标，因为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作者强调，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机会均等的增长），亚洲各国政府必须采取能够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各种政策措施。充分就业会带来诸如高收入、高税收等好处，同时也会降低贫困。促进结构转型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即资源从低效的经济活动转向高效经济活动，增加产品和出口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对于地区经济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概述
      《包容性增长，充分就业和结构转变：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和对策》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农业政策，投资政策，必要的国家干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作为最终
雇主的国家应扮演的角色等。
        本书作者认为，劳动力充分就业是提供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充分就业也是提高人们福祉—特别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穷人的福祉—的最直接方法。由于亚洲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失业和就业不足，因此亚洲各国领导人必须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本书还分析了近几十年来结构转型方面的地区性显著增长，认为加快结构转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可能会受到阻碍，因为结构转型需要配合跨部门的大量劳动力转移，而协调这些部门是很困难的。此外，充分就业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放弃，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转向于关注保持低通货膨胀方面。
        作者简介
        Jesus Felipe是亚洲开发银行中亚区域首席经济学家，也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中心、澳大利亚宏观经济分析应用中心、澳大利亚Newcastle 大学充分就业和公平中心、美国Missouri–Kansas 大学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中心研究助理。他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东亚发展、生产率度量和技术进步、增长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商业周期、盈利率演变以及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等方面。他的著作包括《亚洲劳动力市场：问题与展望（伦敦，2006）》（《Labor Markets in Asia：Issues andPerspectives 》）。
        ●减贫实践●
                                                                  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柬埔寨村民的生活
        Hok Chi Im是柬埔寨西北部马德望省Samlot 区一名13 岁的女孩，因为取水的小溪流远离她家，因此过去她经常一天都难以洗浴一次。
        Ki Nariya是一名12岁的学生，她回忆起自己的学习是如何因雨水而一次次中断。因为教室没有完整的墙壁，凄厉的风常常随着雨一起涌入教室，学生们被迫挤在教室的中央，老师也不得不中断了上课。那些艰难的日子对于这两个女孩已成为过去。通过欧盟、UNDP的倡议，授权柬埔寨当地政府监督马德望省四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新打了水井，建设了新的学校。该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为柬埔寨的Samlot, Kamrieng,Phnom Proek 和Sampov Loun四个地区的数千名村民提供了更加清洁的饮用水、更好的教育、更繁荣的市场以及其他更多的服务。过去三年中，这些地区的24 个乡镇已建成10 所校舍，107 口水井，70 多公里道路，2 个妇女职业培训中心，8 个混凝土桥梁，114个涵洞和1 个泄洪道。
        1000 多名村民与政府官员、UNDP 代表于2009 年7 月在Kamrieng 地区举行了仪式庆祝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宝贵的成就将大大造福于四个地区的人。”副总理、内政部长Sar Kheng在庆祝仪式上总结该项目时说。他对欧盟和UNDP的支持表示感谢。
        Hok Chi Im的父母是Samlot地区种植玉米的农民，去年她家附近新建了一口水井后，她就不再需要经过长途跋涉去取水了。“现在我可以一天洗3 次澡，附近有了水井后真是太方便了。”她笑着说道。
        去年年底建成的混凝土新教室，迎来了六年级小学生Ki Nariya及其同学们，她不再担心上课因下雨而打断。“有了新教室我太高兴了，而且这个教室比我们的旧教室要大好多。”
        由于新校舍有五间教室，学校已经能够从每班70 人减少为50人，尽管每班学生人数仍然很多。由于班级学生人数的减少，教师能够更密切地关注每一个学生。学校副主任SaingThoeun 女士说，“孩子们现在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学习，他们也不会由于教室狭窄而像过去那样拥挤在一起出汗。”她说她任职教师的地区仍在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控制之下。该地区在1996 年重新融入国家政府之前，这四个行政区由于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仍然是孤立的。
        在过去的13年中，这一带因为遗留的爆炸物曾被认为是战争的一个主要战场和危险地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农业生产中心。放眼远望，玉米和木薯种植园遍布山坡。利用新建的道路和桥梁的优势，玉米贸易熙来攘往。
       “我们能够将玉米很容易地运出田地，买家也能够开着卡车收购农产品，我们的农产品也能够以很好的价格出售，所有的这一切都归因于有很好的道路和桥梁。”一位28 岁种植玉米的农民Chou Savuth 高兴地说道。欧盟管理着170 万欧元基金，UNDP 与马德望省的农村发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密切合作，该项合作机制有利于协调地方各级规划和实施发展项目。该机制是产品的权力下放和取消权利集中的改革，此项改革为地方行政当局提供了更多的决策权力，使他们能够更快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但并非所有的项目建设都能如愿进行，2007 年居高不下的商品价格迫使现有基金对于项目的支持额度有一定比例的缩减。因此，7/10 的校舍建设方案仅建造了4 间教室，而非原先计划的5 间教室。尽管面临着挑战，但UNDP 国家行动副主任Ismael Toorawa 先生说，该项目是省级政府、欧盟和UNDP在地方一级执行多部门方案时密切合作的一个“成功的故事”。该项目不同于合作伙伴的国家部委签署协议的项目。
       “在此之前，柬埔寨职能部委决定发展项目，并在当前的体制下通过它们的职能部门对于提供部门进行干预。而现在的项目对于省、县和乡行政部门提供诸如学校、培训中心和当地道路服务是有可能的。这个项目的成功表明改革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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