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四十二期-灌溉工程的性能及其在干旱环境下对减贫和赋权的影响研究

　　●研究前沿●　

　　引 言
　　水对于生命来说至关重要，人类在缺水的环境下难以存活。由于对有限的水资源需求的增长，水在许多国家成为了稀缺资源。在水资源不足的地区，尤其是在那些干旱国家，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Dikinya，Areola，2010；Brahim et al.，2011)。在历史上，干旱地区的住宅主要是沿河流或其他水源而建，就如许多古代文明发源地那样，例如，伊朗位于纳卡伦河边（Karoun River），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底格里斯河(Tigris River)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之间的地带，埃及位于尼罗河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部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则位于印度河（Indus）和恒河(Ghaggar-Hakra)周围(Marco，Dorian，2006)。
　　据最新的研究预测，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从目前的62亿上升到87亿。那时，大约有8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会有慢性营养不良问题，而1.99亿五岁以下的儿童将长期或短期存在食物短缺问题。而当前全球有多达70个国家都属于低收入缺粮国(FAO，2011)，其中，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国家主要是那些在干旱地区建立了可持续灌溉系统的国家。由于气候变化，目前全球的47.2%、亚洲的45.8%和伊朗的90%地区都遭遇不同程度的干旱，如果没有有效的灌溉设施，这些地区将难以进行农业生产。
　　相对完整的灌溉系统是保证亚洲地区农产品出口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大量的研究表明，亚洲地区拥有灌溉系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该地区的贫困问题（Hussain，2007)。大量的文献表明，灌溉和贫困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Hussain，Hanjra，2004；Latif， 2007)。多因素决策模型是为制定灌溉规划和灌溉方案，以及评估不同灌溉管理的影响而设计的一种有效的评估方法(Max et al.， 2009)。Ortega et al.(2005)曾用该方法来评估为农民提供灌溉咨询服务的效果及影响，发现这种灌溉咨询服务提高了农民的意识和能力，从而将灌溉对于环境的消极影响最小化。Zarghaami(2006)研究认为，有效的水资源管理需要综合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如技术、社会、环境、制度、政策和金融等等。在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水资源管理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Ashraf et al.，2007；Khalkheili and Zomani，2009)，而供水系统——建设和营运供水系统以持续提供足够的水来满足需求在整个水资源管理系统中尤其重要(Brookshire，Whittingt，1993；Lee et al.2000；Mousavi and Ramamurthy，2000)。基于生态、金融和环境因素，对供水系统的生态进行可持续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通过此系统连续、稳定的运行，以满足人类社会以及不同生态系统的用水需求，这需要有效地分配水资源、利用可再生水源以及采用节水措施，此外还需为维护区域生态、环境及水文的完整性储备充足的水(Loucks et al.，2000；Chang，2005；Nouri et al.，2008；2009)。
　　在可持续供水方面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就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水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双重的变化(Loucks，et al.，2000；Huang et al.，2005；Cai et al.；2009；2010；Tan et al.，2010)。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坝灌溉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降低了社会经济问题带来的风险，也减少了由此带来的贫困。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是干旱、半干旱国家增加粮食产量、减少贫困的关键所在，而善治和监测对增强或减弱这些影响起到关键性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消除贫困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有时与环境保护目标会有所冲突，甚至相悖，其实以环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发展策略也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这些策略仍然难以充分的融入到经济发展和产业策略中去， Schoups et al.(2006)曾对一些环境优先发展策略进行调查，如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综合管理以及工程改善项目(Abbaspour et al.，2009；Calvache et al.，2011)。过去，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是建筑堤坝，而没有考虑任何环境因素，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大坝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逐渐受到更为严格的评估。事实上，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大坝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及其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如今，反对大坝建设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仅仅因为其部分消极影响被夸大，而积极影响却总被忽视。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应用一套指标来分析大坝的灌溉用水供应对减贫的影响，具体目标是收集、分析和比较项目前（基线）和项目后数据，重点分析其中发生的变化及其对生态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此外，本研究另一个重点是对可持续发展中的扶贫和赋权指标进行完善，这些指标或许有助于那些干旱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很多国际机构和组织可以提供项目管理和运作的方法来战胜贫困。例如，联合国(UN)亚太地区扶贫小组委员会已经通过联合国的工作程序采取多种不同行动来缓解农村贫困(UN，2000，2001)。这些项目通常集中在扶贫、粮食安全和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咨询服务、培训、宣传以及经验交流等活动。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开发出了一种可识别减贫中五个利益相关群体的模型，其中这五个利益相关群体分别是：社区、家庭、个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Duraiappah，2000)。类似地，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中国农村的扶贫工作中也开发了一套方法，该方法综合考虑了衡量贫困的8项指标。不过随着千年发展目标的提出，对于贫困的关注也就超过了这8个指标。很多地方的经验也表明，在不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中引进适当的制度变迁，加上新制定的制度所需的能力建设，对在减贫中弥合差距是非常重要的(Yakubov，2007)。
　　可持续发展指标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具体的指标，即可持续发展指标(SDI)，经常被用于定量或定性分析之中，为决策管理和日常生活提供信息。指标可定义为‘可提供某些系统信息的参数’。本文选择这些指标的原因是，他们能够评估项目的绩效并且它们已经在许多研究中被使用和推荐。如果人类行为继续猖獗、不受约束地对地球产生严重地负面影响的话，人类活动也将是不可持续的。为了避免这种不可持续性，设计一个可持续发展框架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评估什么？对发展活动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又是什么？
表1：选择的一些指标



注：带*号的指标出自(WCD，2000，联合国，2005)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第一次被国际认可是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而后在1983年，布伦特兰（挪威首相，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里约热内卢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的第40章明确指出并呼吁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认同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这些指标应为各个层面的决策提供坚实的基础。2002年于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评估了里约会议决策的进展。在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些指标于2005年由联合国更新为千年发展目标（MDGs）。其中一些指标在现有研究中被修正以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特别是在伊朗（表1）。
　　大坝对环境的影响
　　已有很多机构和学者对大坝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世界水坝委员会在2000年做了一项很好的研究，即大坝对环境与社会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多数的大坝能够超出预期继续创造收益。但另一方面，一些大坝对于生态系统更多的是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没有重视预测和避免这些影响；预测的低质量和不确定性；应对所有后果的困难性；以及缓解措施执行不完全且仅部分成功”(Brids and Wallace，2001)。一些灌溉系统不能实现目标绩效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过于强调物质的基础设施，而往往忽略了社会维度（Kuscu，2008)。环境恶化使人们能够获取的资源更加缺乏，因而也加剧了贫困，自然资源的管理应该有当地居民和政府完全的参与、合作，以此确保可持续性资源管理的社会环境(Manzor et al.，2010)。人口和发展模式的压力频繁地威胁着世界范围内河流系统的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正如Doummar et al.(2009) 最近所提出的一样。在过去，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是建筑堤坝，而没有考虑任何环境因素，然而从几年前开始，投资者已经逐渐重视大坝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事实上，大坝的贡献和需求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可持续发展中是不可否认的。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政府和国内外的公司等不同组织机构中收集了定量和定性资料，并且全面回顾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包括水库大坝的修建及灌溉系统所带来的减贫效果和可持续发展等。运用选择的指标（表1），本研究对伊朗的米纳卜大坝进行了一个综合性评价，所采用的方法论如图1所示。

图1：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框架图
　　研究区域
　　本研究社区位于伊朗霍尔木兹甘海峡东南部的一个省，距离波斯湾大约35公里处。米纳卜是距离大坝最近的镇，大坝也因此得名。大坝建设前，这一带极其贫困。米纳卜河是伊朗南部最为重要的河流之一，它发源于克尔曼山脉的南部斜坡。水坝是米纳卜平原主要水源供应渠道。水坝建成可追溯到1983年，其免费的灌溉和排水系统也于1986年完工。它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带来了巨烈的变化。此灌溉系统也启动了当地的管道灌溉和卫生服务，该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壤，气候适宜，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植季节：夏季和冬季，二者以作物成熟和收获的旱季为界。狭窄的河道平原深度适宜排水，土壤密度适中，钙质含量适度，无盐，十分肥沃。这样良好的土壤加上水源，使该地具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潜力。本研究将以北部灌渠覆盖的区域为例进行分析。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为两个步骤:1)从不同组织和部门收集历史数据；2)实地调查中通过与研究社区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和讨论收集基础资料。下面的数据是从不同组织收集到的关于1982-2006年间的信息。
 
　　●人口：伊朗统计中心，相关地方机构及实地考察
 
　　●教育：伊朗统计中心、霍尔木兹甘省管理规划机构、实地调查和访谈
 
　　●住房：伊朗统计中心、实地调查、管理规划机构、已有的关于该地区研究
 
　　●自然资源：伊朗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伊朗圣战农业部，该地区已有的研究结果（Barkhordari，2003)
 
　　●产业：实地调查、伊朗管理规划机构，伊朗国家地理局
 
　　●健康：霍尔木兹甘(Shahid Muhammadi)医院，霍尔木兹甘健康中心（有关研究社区疾病的统计数据）
 
　　●环境：米纳卜气象站（不同年份的水文数据），伊朗能源部（不同年份米纳卜大坝流入流出水量数据），霍尔木兹甘区域水资源利用卫星图像，与该地区相关的环境研讨会
 
　　●平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文件(Isfahani，2007)，伊朗中央银行的出版物
　　结果与讨论
　　灌溉面积与作物产量
　　1989年该地区的灌溉系统（管道和农渠）还没有完全建成，农民也没有充分意识到应该有效地使用灌溉用水。因此，当年的灌溉农业面积远小于2001年。从研究地区收集到的数据清晰地表明，相比于大坝建设前，2006年研究区的灌溉农业面积几乎翻了一倍(约6000公顷)。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坝的建设带来了果树和蔬菜产量的大幅度增加（见表2）。由于区位的特殊性，这一地区的农产品能够比该国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早40天上市。由此，农民从他们早熟的农产品中赢得了额外收入。此外，农民还通过在灌区改变种植类型，增加种植强度和作物产量来获取更大收益。
　　社会经济状况和服务可及性
　　本研究在厘清大坝对该区域产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和效果基础上，总结了大坝对减贫所产生的影响(见表3)。这些数据表明，在研究区域内，大坝对所有参与减贫实践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变量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表2：研究区域内枣椰及不同蔬菜作物的种植面积

表3：大坝及水利建设为农业、畜牧业、教育、健康、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的有益影响

表4：大坝建设前后服务可用比例

数据来源：伊朗统计中心，1982-2006
　　从2006年的人口普查和本研究进行的实地调查上看，相比大坝建设前，该地区的各部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见表4)。很明显，基础服务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如教育、健康、供水、就业、其他生活福利设施利用率等。又如，农村识字率从建设坝前41%增加到了2006年的74%。同时，2006年政府及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分别增加约2.5%和23%。这些数据在1983年以前在私人部门约为9-10%，在政府部门则是微不足道可被忽略的。1996年私营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是19.6%。
　　完成的目标比较
　　表5展示的是项目基本目标及其到目前为止的执行情况。该数据显示，有些目标已达到，而其他的则没有显著的成果。
　　在研究区域应用指标分析的结果表明，项目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不足：1)缺乏各个组织中与其职责相关的跨学科知识；2)缺乏促进技术和制度进步的社会组织；3)缺乏社会部门和工程领域的能力建设项目。这些因素导致了项目主要目标没有太大进展。此外，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间缺乏合作，缺乏可持续发展知识和相关经验也是项目发展目标实现的障碍。类似的例子可参见巴基斯坦的大型盐度控制和填海工程(SCARP)。这些项目极其有效地降低了地下水位，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计划目标（Awan and Latif， 1984；Latif and Zaman，1998）。其他研究结果也强调这个方面，如表6中关于坦桑尼亚的案例。从上面的讨论中可看出，很明显，在不同国家灌溉相关项目的预期目标通常不能完全实现。对此，本研究在下面基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组织信息提出了克服这些缺陷的方法。
表5：研究区域主要计划目标达成情况总结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2006)及 Najmaee (1997)
　　针对发展目标提出的框架
　　该框架的基本设想是在项目完成若干年后，其基本目标能够实现。框架由四个层面组成，即：1)基线；2)综合；3)行动区域；4)产出(见图2)。每一项活动的目标内容可见表7，下面是对这些概念的解释：
　　基线是项目执行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对现象进行充分和真实地了解的前提。在任何活动中的法律支持都有助于向预期活动目标靠近。此框架的第二层面称为综合，其旨在可持续性，它将通过对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评估得以优化。这些影响将通过社会和工程组织基于他们在研究区域的敏感度进行监测。为了对此方法有更为清晰的概念，本文设计了一个模型来展示在项目的不同阶段的影响，解释如下：
 
　　●自然条件：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什么项目活动，一个区域的自然条件表现为变量(P0)，其初始条件设计为表示该区域在没有项目执行时的时点(T0)和影响(I0)。
 
　　●启动：在这个阶段，项目(P1)开始时间为T1，具有的影响为I1.
 
　　●完成：在这个阶段，项目完成时间设为Tn，在Tn的影响为In。
　　所有这些步骤在图2皆有显示。
表6：坦桑尼亚灌溉项目问题分析所确定的重点问题及其主要原因归类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农业部，食品与合作部， 2002
　　在任何发展项目中对以上这些条件进行评估时，强调影响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影响的活动可以通过项目区域的时间（T0， T1……Tn）来确定，并使用不同的预测模型来获得，具体表述为:
　　I=Σd + Σi
　　其中：I=总体影响， Σd=直接影响， Σi=间接影响
　　图2中的综合矩阵显示了通过社会和工程组织来管理与项目目标一致的影响是主攻方向。其中的一些主要组织在社会和工程部门的分类及其职责列于表8。
表7：设计框架的描述

表8：相关社会、工程机构的职责

　　可持续项目组织
　　图2的活动层面提出了一个永久性的可持续项目组织（SPO），它应在项目区域内来协调不同组织机构。这些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NGO）也可以与SPO采取联合行动，且在每一个SPO里面应至少都有各种不同机构（如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一个代表(见表8)。SPO将搭建政府机构与受益人之间的桥梁，它将通过能力建设及与主要社会、技术、工程组织（部门）合作以改善灌溉网络。这将在项目区域内不同利益群体间建立起合作关系。有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也将与SPO建立起联系。SPO的监测可以为项目地区提供可持续发展，也将有助于减贫。

图2：发展中国家大坝及灌溉项目的扶贫框架
　　结 论
　　从1989年到2001年间研究区域农业生产由于灌溉系统的引入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坝建设后该区域的种植密度、作物产量和灌溉面积都有显著的增加。由水坝灌溉带来的农业的发展也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到2006年，识字率从大坝建设前的41%增加到了74%。同时，由于各种公共服务的完善带来了工作机会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当地贫困率从建大坝之前的15%减少到了2006年的7.3%。这些结果说明大坝建设的影响显然是正面的，虽然与项目可行性报告中的预定目标不一致。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预期目标中只有50%-60%得以实现，其他目标则没有显著的进展。本研究的经验可以支持其他类似的研究，如针对不同机构间缺乏合作与管理的研究，也可以成为其他一些不完善的水资源管理项目的基础。本研究提出的制度框架旨在通过社会和技术机构的参与来加强水资源项目的管理。
　　Int. J. Environ. Sci. Tech， 8(3)， 533-544， Summer 2011，ISSN 1735-1472)
　　●专家评论●
公共基础设施有效促进减贫和经济发展
Akinlabi，B. H. Kehinde，J. S. Jegede，C. A.
　　发展中国家如何减贫一直是大家广泛争论的话题，Akinlabi等集中讨论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如何减贫和促进经济增长。他们通过强调市场化导向在捐赠国中的增长，着眼于在经济中通过一种直接的方式——公共干预来减贫，并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使用协整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尼日利亚1981-2006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尼日利亚的公共基础设施、扶贫和经济发展三者的关系进行了一个概览，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供给是否能帮助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贫困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是GDP增长的原因，而非财政赤字。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国内生产总值直接而显著地降低了贫困。在尼日利亚，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增加，通过增加资本对经济、社会和社区服务和治理结构支出将有效降低贫困。
　　公共基础设施是为满足企业、家庭以及其他用户需求而提供的服务，它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基础设施服务（包括电力、运输、通讯、供水、卫生、安全的废品处理）是家庭和经济活动的核心。这一点当自然灾害或者骚乱破坏了电站、道路、桥梁、电话线、运河以及水管道时体现得最为明显。基础设施服务供给不足与贫穷、环境恶化有很强的相关性。
　　理论上，基础设施是个含义广泛的词汇，包括实物资产和社会服务(Ogun，2010)。对基础设施服务的研究和考虑对于确保增长和减贫一致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绝对缺乏满足基本的需要状态，而且也是指被排除在构成公民身份最基本的货物、服务、权利和活动之外。
　　已经有大量的、涉及多领域的文献关注通过基础设施发展直接、积极地促进减贫。有争议的问题是对发展中国家过去二十年贫困的研究，是否通过基础设施发展扶贫能带来经济发展。在减贫实践中，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对政策促成持续的经济增长的事实也已有很好的理解，而这些政策的持续也大大减少了贫困。
　　Lipton和Ravallion (1995)的报告中,对八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测显示人均消费每年达到2%的增长率将会带来贫困线的显著下降，且可预计的增长将会得到公平的分配。而最初资产分配、市场不完善本质（特别是资本市场）、增长的模式、技术的偏见因素和政府政策（社会福利和对国际竞争的开放性）等方面对增长则有影响。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帮助穷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增加他们的机会，且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经济的持续增长。
　　Tendler (1979)在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确信（世界银行）发展支持项目中的农村电气化（RE）项目通过鼓励生产加工和传统家庭电力的使用,将会极大地促进农村的发展。在一个类似的研究项目中，Butler, Poe和Tendler (1980) 通过在玻利维亚的研究发现,农村电气化项目的影响是社会性的，并且电力没有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催化的角色，它并非是一个先决条件。他指出电气化项目应该与发展活动联系起来。
　　Adeniji (1983) 以尼日利亚为背景研究了交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使用的数据是真实GDP的年度数据集，还有1975-1983年在交通运输上的支出。两者关系的预计结果显示,在尼日利亚的交通和真实GDP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他许多对尼日利亚城市交通系统的效率、运行特性和经济影响的研究总结道：尼日利亚的交通系统是以大量运输模式为基础的，这是对拉各斯大都市运力的反映，“众所周知，许多年前第三大陆桥的建设提高和缓解了拉各斯的物流不足问题”。运力的增加能直接有效地为各经济单位提供服务。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和狭小的落脚点。许多大城市预计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完全贫困中（Oberai，1992）。Peter Van Dijk (1995)在他对非洲发展前景的研究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减贫是重要的。
　　城市化为那些可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非正式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Peter Van Dijk (1995)总结了政府应该形成和制定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对城市中非正式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呈更加积极的态度。
　　Akinlabi等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尼日利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就是政府在基础设施上支出的增加。这意味着如果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上的支出下降，那国内生产总值也会相应地下降。这也许会导致贫穷的发生。从经验上看,我们发现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扶贫开发和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影响。但是也应注意，在尼日利亚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文化的持续发展应该被认同，否则公共支出只会加剧通货膨胀。为了决定用于基础设施上的公共支出，政策制定者应该有足够的眼光超越短期影响去关注整体的长期影响,因为在基础设施上的公共支出没有得到恰当使用时,他们就会增加其他部门的生产性投资，这将是有害的,其他部门的经济衰退也将随之发生。
　　●专家视点●
　　社会保护是下一个实现减贫的良策吗？
Madeleine Bunting
　　支持者认为“福利国家”支付，例如儿童救济金不是工业化国家的奢侈，而是在扶贫战略中必须的举措。
　　随着南苏丹准备独立，一些政策也开始制定，其目的在于修复该区域数十年内战带来的破坏。据说是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们提出的、一个最具创新的想法是为2005年和平协议（该协议为独立铺平了道路）签订后出生的儿童支付救济金，资金来自该区的石油收入，这一政策尚在考虑中。和平儿童政策明显的政治含义在于这个新生的国家想要与暴力的历史划清界限，同时开启崭新的未来。
　　这个政策吸引了许多密切关注者，因为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即将普通民众享有自然资源收益权的理念融入这个新兴国家的政治文化中——这在非洲许多地区是非常难以实现的。非洲其他国家在发现石油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机会窗口。加纳和乌干达可能使用新的、源源不断的石油收益在未来几年建立社会保护项目（如儿童福利津贴）。Hulme认为，且不说这个政策对减贫产生影响的证据，这种创造为服务“加强非洲国家与公民的联系和期望”的政治目做出了贡献。
　　现在援助有一个奇特的趋势，即作为为减贫而设立的小额信贷开始出现负面的影响，而社会保护似乎要替代这一政策。对于儿童福利津贴和以现金支付的养老金计划，现在有数百种不同的版本。一些国家已经发展了造福数百万民众的方案，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但是在许多其他地方，在不同的受益人排列和制约条件下，各式各样的试点实验还正在进行。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院的研究者们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程——将各种试点实验汇集在一个数据库中。
　　十年以前，社会保护是一般机构是很难去实行的，而现在每一个援助机构，包括世界银行都认可它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且现在社会保护方案的普及程度正在超出中等收入国家。Hulme是一个热情的倡导者，他认为，甚至在低收入国家社会保障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必要，用于健康和教育的预算需要转回到确保社会保护的足够资金上。而且他认为，与社会保护相比，确保健康和教育政策的工作是处于次要位置的。例如，如果儿童获得良好的养育，然后（才能）受益于教育，这样他们生病的几率也会降低。社会保护不是工业国家的奢侈品，而是扶贫战略的必要工具。
　　根据Armando Barrientos，《仅把钱给穷人》的另一位作者，在为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院资料数据库所作的序言中所提及，可行性的问题是关于受益人的准确识别——例如南苏丹将其定义为某个年龄段的儿童。他引用赞比亚卡洛莫社会现金转移试行方案作为论据，证明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实现的社会保障政策。
　　一个仍旧困扰我的问题在于这个政策还是很难被厌烦援助的一些公众所接受。小额信贷的吸引力在于它声称自己以帮助人们来帮助自己，且需要的初始资金比较小，项目可以自筹经费（实际上，这种方式并未有效地实施，小额信贷基金需要有大捐赠者持续的资金转移来支撑）。同样地，“使贫困成为历史”以及持该观点的主要经济学家Jeffrey Sachs的吸引力在于，通过大量的援助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陷阱。人们往往想要一个关于援助的故事，这个故事有清晰的结果。想要建立拥有社会保护政策的新型福利国家似乎还需要一些援助和支持，在许多西方国家如英国，无期限的福利带来的危机成为这些国家（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一个特别严重的障碍，也可能引发国内激烈的辩论。
　　那就是说，有一些有趣的想法正在被实现，最引人关注的是加纳的一项计划，该计划资金来源于卢森堡的社会保险制度每月自愿资助的5欧元，方案的目标在于为贫穷的孕妇、妇女以及五岁以下儿童每个月提供10美元的资助，只要她们参加产前及产后的检查以及带孩子进行健康检查。这是全球联合开展的有趣实验。
　　●最新进展●
第四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在京召开
　　9月4日，第四届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交流重点是农业与农村发展，探讨中国与非洲在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经验以及改善农村生计的有关措施。
　　农业是非洲最大的行业，约占非洲就业人口的60%，这反映出农业对保障生计和粮食安全的关键作用。今年中非交流活动的一个特别关注点是与“非洲全面农业发展规划”（CAADP）密切联系。非盟的此项规划是非洲主导的整个非洲大陆范围的一项动议，是扩大非洲农业生产规模以促进提升经济增长率的一项根本性举措。因此，2011年的中非研讨会主题涵盖了与“非洲全面农业发展规划”相关的议题，譬如如何推动农业主导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农业高等教育、农技研究与推广、以及土地与水资源管理等专题。
　　生产性农业对于中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实现史无前例的减贫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也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和非洲与会者分享。通过互动讨论、专家论坛和三天的实地考察，来自15个国家的30位高层代表和来自区域性机构的9位代表将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的知识，与中方政府决策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专家交流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经验。
　　此次活动是由中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合作举办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 来自布隆迪、马拉维、肯尼亚、刚果（金）、加纳、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塞拉利昂、塞内加尔、乌干达等11个国家的政府高级官员，非洲部分区域组织代表，世界银行高级代表以及国内有关部委和科研机构的代表约100人应邀参会。研讨会期间，非洲代表分两组赴陕西、甘肃实地考察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现状。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商务部援外司商务参赞余应福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现在的非洲和1979年的中国非常类似，如果中国只用30年的时间实现巨大的变化，非洲一定也能。”林毅夫在开幕式致辞上对非洲经济发展寄予厚望。他指出，1979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182美元，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而目前非洲人均收入甚至高于中国，为575美元。他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农业和农村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扶贫进程。中国经验可以成为非洲发展的借鉴，中非交流将会增加非洲发展的信心。”
　　●机构介绍●
水与环境卫生计划（WSP）
　　水与环境卫生计划（WSP）是一个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多方援助信托基金，用以支持穷人获得实惠、安全和可持续的水源和卫生服务。其主旨在于帮助穷人获得持续的水和卫生服务，WSP相信，改善饮水和卫生服务以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减贫、健康、性别平等以及环境保护主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WSP致力于社区总体发展，以达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第十条、第十一条。 实现此目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1）直接途径；支持实施部门对话、信息交流、能力建设。（2）间接途径；帮助同行以及合作伙伴建立大规模可持续的项目，支持政策发展和部门改革，从事于特别是服务于穷人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试点创新项目。
　　WSP的团队包括超过70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四个区域团队以及位于华盛顿区的管理小组，其中WSP非洲区团队的总部设于内罗毕,在达喀尔有一个分部。它通过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华盛顿的区域办事处与25个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府直接接触工作。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WSP在水资源与卫生服务部门取得了许多成就。它能够跨区域分享相关经验，通过与学术界、公民社会组织、捐赠人、政府、媒体、私人机构等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形成对能力建设的强烈关注。其工作有助于水与卫生部门大规模改革中管理与结构的变迁。现在WSP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复制其成功的经验，继续着眼于学习已有成果，支持改革以确保帮助穷人脱离贫困的部门投资的可持续性。
　　发展历史
　　该项目始于1978年，是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携手合作的计划，着眼于为贫穷国家提供安全水和卫生设备的技术的成本-绩效及模式。
　　20世纪80年代：WSP的开创者-UNDP-世界银行水与卫生计划-将很多精力用于一些技术测试，如对水泵和厕所。然而，到80年代末，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对如何探索有效的模式和策略以更有效地动员社区帮助他们自己都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1992年，UNDP-WB水与卫生计划开发了一个发展策略，不再单从供给方面考虑，而是探索当地社区能够根据他们自身的需求获得水源与卫生服务的途径。同时，可持续服务（使得该服务在社区内将来也可以运行）的概念在水与卫生部门得以引进。90年代末，UNDP-WB在世界各地区项目区域都有活动，并且进行研究和绩效评估以进行成果汇编和知识的传播。
　　发展至今，WSP已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由世界银行管理的多方援助信托基金。在农村水源与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项目活动。
　　活动领域
　　WSP主要包括六个活动领域，其重点都锁定
　　在帮助政府监测提供的服务并确保其持续性，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及时进行部门规划。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项目活动是根据项目对象的需求和WSP的整体地区战略来制定的。这六个核心领域包括： （1）改善农村水源和卫生服务：（2）通过国内私营部门的参与创造可持续的服务；（3）支持有利于穷人的供水和卫生服务（WSS）体制改革；（4）改善城镇中穷人的生活和获得的服务；（5）调整供水和卫生设施服务（WSS）应对气候变化；（6）为脆弱国家提供供水和卫生（WSS）服务。
　　项目区域
　　WSP项目地域多在于那些穷人不能获得足够的饮水和卫生服务的地域，主要位于以下四个地区：（1）非洲；（2）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4）南亚地区。
　　捐赠者与合作伙伴
　　水与卫生是当今世界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在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WSP与项目对象及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以创造更加有利于环境可持续的发展。在该领域，WSP与公众、私人、非政府组织和机构进行合作以加强它们的能力建设并支持其改革。他们在水资源与卫生领域不同国际捐赠者和合作伙伴那里获得资助。其国际捐赠者包括：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澳发署）
　　奥地利——奥地利外交部
　　加拿大——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法国——法国发展机构
　　挪威——挪威发展合作机构（挪威发合机构）
　　瑞典——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瑞开发署）
　　瑞士——瑞士发展与合作署
　　英国——英国国际发展署
　　美国——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丹麦——外交部
　　爱尔兰——外交部
　　卢森堡——外交部
　　荷兰——外交部
　　芬兰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世界银行
 
　　地址：1818 H Street, NW
　　DC 2043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电话: +1 202 473 97 85
　　传真: +1 202 522 33 13 / 32 28
　　电子邮件: info@wsp.org
　　网站: http://www.wsp.org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