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三十期-资产与长期贫困：背景知识

　　●研究前沿●
　　 引言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一向采用动态的方法进行贫困研究，对福利产出的变化尤其予以特别关注。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资产的作用是核心所在。个人拥有的（或能够获得的）资产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一是极大地贡献于降低脆弱性，而脆弱性是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的主要维度之一。大量证据表明，资产能够提供应对生计冲击（shock）的保障，减轻不安全性，避免会招致风险的行为，降低对破坏性应对策略（这种策略通常会导致降低资产水平——如迫使儿童辍学等）的依赖。当然，许多家庭，尤其是陷入长期贫困的家庭，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产，他们应对脆弱性的能力也相应地受到限制。资产的第二个重要作用体现在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其他产出方面。拥有更多资产的家庭，通常更加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并参与经济增长（如获得更好的信贷渠道），也更加能够维持和改善其现有的生计水平。
　　资产积累是摆脱贫困和改善生计的重要手段。拥有更多资产也有助于获得和提高社会地位，并从公共政策干预中获取更多利益。而资产损失（例如遭受健康冲击）则会将家庭拖入贫困。缺乏资产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更高（Carter和Barrett，2006），至少在社会环境改善时会被甩在后面。这种不平等的动态变化是重要的生计风险之一，可以从资产的角度加以理解。
　　如生计框架所示，重要的资产为数众多。同时，个人和家庭获得资产的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对这些资产的使用。如果一个人无法获得一个技术岗位或由于歧视而导致妇女的薪资较低，再高的人力资本都无济于事。缺乏有效利用资产的能力（即资产的“低回报”）可能会导致长期贫困；而获得充分的资产回报的能力则是（在长期内）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个人使用资产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一些本就缺衣少穿的家庭变卖资产的需求，也是长期贫困的成因之一。分析为什么一些家庭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另一些则不然，同样有助于理解长期贫困。
　　各种资产常被用做衡量贫困的指标，而如何综合概括各种不同的资产仍然是个挑战。相对于收入和消费而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波动较小，可以作为衡量长期福利的指标。因此，缺乏主要资产就等同于长期贫困。
　　综上所述，获得资产的类型（无论是否拥有所有权）以及使用资产的方式，都是分析脆弱性、贫困动态和长期贫困的关键，也是这些问题的政治含义所在。分析一些个人（或家庭）拥有和积累资产的过程，而另一些个人（或家庭）为何无法做到；以及一些个人（或家庭）能够比别的个人（或家庭）更有效地使用资产的原因，都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家庭（微观）层次，而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类似问题也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如果一个个人或家庭位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其所在国的其他地区在持续增长），这本身就是导致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如，一些特定的村庄可能由于特定的劣势，而看似没有脱贫的指望。身处一个经济持续倒退（或至少没有增长）的国家，身为穷人很可能意味着陷入长期贫困。可见，中观和宏观环境十分重要，在讨论资产、资产回报及脆弱性时应加以考虑。
　　本文首先将脆弱性定义为影响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的核心要素，并探讨资产（及资产缺失）与脆弱性的关系；随后分析了贫困过渡过程中资产持有的变化情况（第三部分），并延伸到对以资产为基础的贫困陷阱（第四部分）和歧视的可能影响（第五部分）的讨论；最后加以总结，并提出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第六部分）。
　　资产和脆弱性
　　在实践中，贫困人口的资产组合往往更加复杂。因此，减贫政策应该对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资产与其所缺少的资产给予同等的关注（Moser，1998），应该帮助他们积累资产并有效地管理资产。资产是贫困人口抵御生计冲击的关键所在。而同样地，资产缺乏会加剧脆弱性。
　　就资产对脆弱性的重要影响所进行的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Swift，1989；Sen，1991；Maxwell和Smith，1992）。Barrett（1999）也强调了资产在粮食安全中的作用。拥有现金储蓄意味着能够购买食物；拥有土地和充足的人力就能够进行耕作；而拥有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或政府关系则能够获得产品（甚至是免费获得）。许多案例表明，资产能够缓冲特质性或同质性的风险，并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Barrett等，2006a）。然而仅有资产仍然不够，制度和技术也同等重要（Barrett，1999）：如进入市场和获得生产技术，以及政府或私人企业的食物分配等。
　　应对生计冲击的方式很多（Chambers，2003；Dercon，2000）。通常首先启动事后反应机制以试图稳定消费水平，如生计活动多样化、调整消费结构以及支取存款等。出售资产也是一种可行之道，但应避免危及家庭未来的生计安全。每个家庭采取的具体措施取决于其现有的资产及市场渠道。多样的资产组合和市场渠道能够应对气候和市场变化的影响，避免物质资产脆弱性的出现。如果以市场为基础的应对机制不奏效，下一步就是求助于“道义经济”——即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支持网络（Lourenço-Lindell，2002；Woolcock，2005）。然而“道义经济”的效率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以及非同质性的生计冲击——即家人和朋友没有同时遭遇危机。而正式援助项目是在危机中获得支持的第三个渠道（Devereux，2002）。
　　在城市地区，相关的环境和资产呈现出显著的差异（Moser，1998；Mitlin，2003；Nkurunziza和Rakodi，2005）。与农村地区相比，这里的设施更加完善，商业化程度也更高，当然环境问题也更为突出，如住房简陋、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缺乏、污染等等。而道义经济则不及农村的发展程度。对城市居民而言，重要的资产类型通常包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生产性资产中，住房可能很关键；此外还有无形的资产，如家庭关系和社会资本等（Moser，1998）。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家庭都能或多或少地从这些资产中获益，从而构成应对冲击的基础。他们通常对家庭的劳动力供应进行很大程度的调整，如加强孩子和妇女的劳动强度（可能会引发负面的长期后果，如家庭关系受损等）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等（也会危及家庭关系）。家庭经济活动可能会促使住房也成为一种能够创收的资产。同时调整更加灵活的家庭消费以应对冲击（如增加或减少家庭成员等）。社会资本是应对冲击的关键，如采取更多以社区为基础的活动，加强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等（González de la Rocha，2006；2007；Lourenço-Lindell；2002）。
　　在应对冲击时，家庭通常会寻求对资产的保护，这可能导致对消费的调整。Devereux（1993）将调整消费看作是应对冲击的策略（参见Corbett，1988）；而Moser（1998）则就不会危及家庭净资产持有的消费类型的调整加以关注。从经验证据看，Fafchamps等（1998）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布基纳法索的极端干旱气候中，出售牲畜只能弥补一小部分的收入损失；也没有证据表明当地家庭的粮食储存、非农工作或现金转移能够弥补这些收入损失。因此，拥有牲畜的好处在于干旱结束之后较高的回报率，或者是由于在布基纳法索，牲畜等同于固定资产，而在生计冲击下的调整仍然来自于消费水平的调整。来自乌干达的证据也表明，家庭会通过调整消费来回应生计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贫困人口的资产十分有限，他们对自然资源（包括公共资源）的依赖程度却明显高于非贫困人口（Arun，2008）。这种依赖可能导致贫困人口面临更严峻的生计威胁：如无法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加剧或受到歧视等。此外，在（并不鲜见的）缺乏话语权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能力宣称资产获取权、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或对抗歧视。贫困人口的资产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与社会的隔离（Arun，2008）。不当的资产管理实践（如过度开采公共资源、缩短休耕期等）会进一步加剧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在许多国家，妇女缺乏对土地的法定权利，从而限制了她们对土地资产进行有效利用以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可能。因此，虽然贫困人口的确拥有资产（这一构建政策干预的重要资源），但其拥有的资产极为有限，（由制度、治理和歧视等问题导致）对资产的有效利用又困难重重，也就无法通过资产利用来降低脆弱性。社会资本十分重要。上文提到，社会资本是贫困人口的一种生计应对机制，有限的资产和管理资产的困难使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虽然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意义更大（即便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存量更低），然而政治资本也很关键（Arun，2008）。
　　社会资本的发展意味着社区组织（CBO）的有效发展。Moser（1998）在城市寮屋（squatter）区的研究表明，水平层次上的社区组织正在蓬勃发展。然而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Moser（1998）在城市地区的研究发现，如果自身的资产已然耗尽，人们就无力为社区提供支持。可见，社会资本固然重要，但脱离住房、朋友和教育的支持时，其作用就无法发挥。因此，对贫困人口来说，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不能取代对其他类型资产的投资（如人力资本、土地和住房的产权、寮屋信贷等），后者在降低贫困人口面临的脆弱性方面也至关重要。
　　各种类型的资产在降低家庭面临的脆弱性中都不可或缺。但是许多家庭能够拥有的资产有限，也难以有效地对其加以管理，最终导致脆弱性加剧，贫困根深蒂固。
　　资产积累、资产损失和贫困过渡
　　大量经验证据，特别是对比数据，显示资产损失（通常是突发现象，例如严重的疾病）或资产积累（通常是个渐进的过程）与陷入贫困或脱离贫困密切相关，甚至正是陷入贫困或脱离贫困的原因所在。同样地，诸多文献对个人或家庭利用资产来影响其生计策略和贫困程度也进行了研究。本节援引一些近期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
　　资产冲击和陷入贫困
　　如上文所述，大量研究表明，关键资产的缺失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贫困通常会持续较长时期。许多资产损失是由健康冲击导致的。健康是人力资产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衡量福利的重要指标），许多实证研究能够为此提供证据（Harpham和Grant，2002）。在乌干达的农村地区，Krishna等（2006）发现疾病带来的影响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疾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病人健康的直接危害、高昂的医疗费用或劳动力的死亡等。而土地带来的影响如土地划分（与继承）或土壤肥力下降等也是致贫的显著因素。
　　Ahmed（2005）指出，在孟加拉，最贫困的人口无法负担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导致发病率上升及被迫使用破坏性应对措施（如出售资产、寻求高利贷等），促使贫困进一步加剧。同样地，Krishna（2004）发现，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健康冲击会带来贫困和高额负债，高昂的利率是贫困家庭难以脱贫的桎梏。这些案例都表明信贷市场失效对贫困人口脱贫进程的严重制约。
　　在加纳东部，较小规模的家庭受健康冲击的影响更加严峻，贫困和较小的家庭规模之间的恶性循环业已形成（Whitehead，2006）。这些家庭在疾病和死亡的冲击面前，显得更加无能为力。这一现象与主流的研究结果相悖——通常认为家庭规模越大，其贫困程度越深。当然主流观点在其他一些研究发现中也有所体现（如Howe和McKay在2007年关于卢旺达长期贫困人口的研究）。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健康冲击，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人力资本的构建：如教师和培训师的死亡；教育投资的预期回报下降；父母将教育投资分散在所有孩子身上，从而降低了每个孩子充分接受教育以从事高回报率工作的可能性；医疗开支增加；储蓄下降；资产流失和消费水平降低等（Hamoudi和Birdsall，2001）。
　　影响教育过程中人力资本构建的其他负面冲击还有很多，仅仅以传统的教育指标（如入学率）加以衡量远远不够。在秘鲁，Escobal等（2005）发现，削减教育经费、缩短学校教育时间，或从高质量的私人学校到较差的公立学校的转学等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不一定会反映在入学率上。
　　Sen（2004）在孟加拉的研究发现，各种各样的冲击都会导致贫困——如生命周期的改变（即增加老年和幼年人口的比例）、健康冲击、自然灾害等等。Barrett等人（2006b）指出，在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资产冲击的影响有所缓减，与健康、土地和劳动力相关的生计冲击更是如此。乌干达的城市精英认为，酗酒和懒惰是贫困的主要成因。然而Krishna等（2006）的研究却否定了这一偏见（当然也有少数特例存在）。
　　显然，资产损失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其中大量证据指向健康冲击。一个家庭是否具备不采取破坏性的应对策略就能够应对这类危机的能力，正是其是否能够从冲击中恢复的决定性因素。Hoddinott（2006）在乌干达的研究发现，暴雨灾害导致当地儿童的身体质量指数下降，然而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孩子能够在冲击过后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则不然。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些家庭无需牺牲长远的生计目标就能应对资产冲击或其他冲击的能力，以及如何提高这些家庭的这种能力，仍然是个未尽的研究主题。
　　资产积累和脱离贫困
　　积累主要资产的过程及拥有充分的资产存量，是个人或家庭能否脱离贫困的重要因素。然而许多家庭无法积累足够的资产。这正是理解长期贫困成因的关键。
　　众所周知，家庭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资产持有。Ellis和Freeman（2004）认为，资产积累是一个以牲畜数量和获得非农就业的能力为重要前提、由一系列交易活动组成的渐进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资产交易是影响当地家庭福利增加的重要因素，而许多家庭却由于各种原因恰恰不具备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牲畜在生计成功（如储蓄、收入稳定等）中发挥着多重作用——它们能够成为改善福利水平的良好开端，而缺少它们则会导致贫困。此外，Ellis和Freeman还发现，收入增加也会极大地贡献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在墨西哥，即便获得一小块土地，也能极大地提高福利水平（Finan等，2005）。然而土地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其他配套资产，如拥有初级教育和道路等等。在津巴布韦的农村地区，这些配套资产的重要性也同样凸显（Chimhowu，2002）。获得更多的土地对于促进脱贫而言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其他要素的缺失，土地并不能够为大多数家庭带来足够的收入。这些缺失的要素包括提供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干预等。通过对南部非洲地区的研究，Chimhowu（2006）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土地改革对减贫的贡献十分有限，而Rigg（2006）则声称土地的再分配不可能带来财富的再分配，其原因之一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非农劳动以寻求脱离贫困。
　　如上文所述，针对资产积累和脱离贫困的研究大多针对农业生产。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人力资本不仅仅是福利产出之一，也是其他产出的先决条件。Attanasio和Szekely（1999）分析了在拉丁美洲缺乏教育和贫困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哥斯达黎加和秘鲁，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十分有限。在巴西，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贫困人口不愿投资于人力资本，转而更加青睐容易获得回报的资产，然而这些资产往往缺乏长期的生产力。
　　如果信贷市场发育不完善限制了对人力资本构建进行投资的能力，移民及相应的劳务汇款就成为提高学校入学率的主要因素（Mansuri，2006）。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极大地提高了初中入学率，显著地减少了童工数量（MCDSS/GTZ，2006；Haarman等，2008；Samson等，2006；Rawlings和Rubio，2005）。
　　在许多情况下，带薪就业是脱贫的重要推动力（Whitehead，2006；Krishna等，2006）。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量证据已经证明了资产积累在脱离贫困中的重要性。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农业或脱离农业方面）的人力资本。显然，许多个人或家庭仍然没有能力积累主要资产。理解其原因及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是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市场运行逻辑及现有公共政策的性质，可能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资产回报和贫困过渡
　　如上文所述，影响贫困状态的因素不仅包括个人或家庭获得资产的程度，也包括他们使用这些资产的方式。如果不能加以有效利用，资产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Rigg（2006）认为，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先决条件。他指出，农村生计已经渐渐地脱离农业生产；而众所周知，非农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成为许多农村家庭走出贫困的重要途径。他的分析否定了资源再分配能够重振农业生产的观点，对在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内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路径提出了挑战（即“自耕农谬论”）。
　　在传统的观点中，贫困被归因于缺乏与市场的整合或国家制度的缺位——偏远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而逾越这些障碍就会增加贸易机会，提高收入。Rigg（2006）却认为，市场整合可能会带来“新的贫困”，并质疑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商品化程度的增加和市场的整合。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至少能够肯定：农业部门之外存在着许多绝佳的减贫机会。如上文所述，许多人认为农业部门之外的带薪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在乌干达的农村地区，生产力提高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脱贫的相关性十分显著（Krishna等，2006）。然而通过此途径实现脱贫的农户为数甚少。与脱贫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个体生意的成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获得带薪工作等。事实上，带薪工作已经在许多国家都成为脱离贫困的重要路径。
　　在加纳东北部，相对于劳动力和资金而言，土地并非最重要的限制因素（Whitehead，2006）。对家庭劳动力和家庭成员的管理，是家庭安全的核心所在——能够保证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供应。因此，在家庭规模和财富之间存在良性循环。而缺乏劳动力又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就会陷入贫困，导致临时性出卖劳动力（从而破坏农业生产）甚至移民，使贫困进一步加剧。获得稳定就业能够促进积累，从而在城乡之间游刃有余。然而，农村就业机会的缺乏仍然是巨大的阻碍因素。
那么，阻碍非农部门就业的因素仅仅是资产水平（如人力资本）呢，还是更多（如歧视或社会关系）？Ellis和Freeman（2004）强调了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对脱贫的重要性。而Sen也指出，在孟加拉，脱离贫困和从事多元化生计策略之间的显著相关。例如，在首都达卡，人力车夫的生计总是难以为继（Begum和Sen，2004）。对他们而言，这种单一的生计就成为贫困陷阱，其子女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又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其他相关因素
　　在资产所有权方面，在家庭内部“谁控制能够获得的资产”是个关键性问题。Hoddinott（2006）发现，在津巴布韦的家庭内部存在着消费水平的明显差距。Doss（2005）也发现，在加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资产所有权的妇女，其健康和营养状况较好。Valdiva（2001）在印尼的研究同样指出，如果女性成员能够控制更多的资产，福利产出将会得到改善。
　　显然，不同的个人和家庭在其能够获得的资产上的回报率并不相同。这不仅反映了资产水平或特定的资产组合方式，也反映了资产获得的差异。两个拥有相似资产存量的个人或家庭，完全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回报——这一差异往往与歧视有关。然而，仍然缺少（来自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经验研究就歧视对长期贫困的影响程度加以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仍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个人和家庭就其拥有的资产获得不同回报的过程和原因。
　　资产与贫困动态的关系
　　针对贫困动态的传统研究往往从金融维度入手，以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将贫困划分为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Hulme和McKay，2007）。研究长期贫困曾使用过时间分析和组成分析两种路径（McKay和Lawson，2003）。然而在这两种路径中，测量误差都会对长期贫困人口和短期贫困人口的界定造成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时间分析路径中，测量误差很容易导致高估短期贫困程度。此外，一些短期贫困看起来只是好运或霉运罢了。因此，一种折中的方式是以家庭资产来区分结构性贫困和偶发性贫困（Carter和May，1999；2001）。结构性贫困是指当前的资产水平非常低，并且（如果不能积累新的资产）几乎无法脱离贫困；偶发性贫困是指拥有足够资产却不时陷入贫困，这种贫困可能只是一段时期的不走运（偶发性的负面因素）而已，不会引发长期后果。
　　许多以收入衡量属于长期贫困的家庭，以资产而论都属于结构性贫困；同样地，长时期内非贫困的家庭更可能属于结构性非贫困。短期贫困家庭则可以属于偶发性贫困，或属于偶发性非贫困。例如，一个家庭在某一时期内属于贫困，可能只是该特定时期内的短暂现象。他们可能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并反映在资产水平上。可以通过对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回归分析，定义在某一给定贫困线条件下的资产贫困线，从而区分结构性贫困和偶发性贫困。这种研究路径假设资产能够以单一维度加以解释，其典型做法是以因素分析对各个维度加以综合（Sahn和Stifel，2000）。该路径依赖于对资产组合的强假设。
　　可以针对任意家庭讨论其能够获得的平均资产水平是否足够超过贫困线。如果其资产水平在一定时期内高于贫困线，但却属于收入贫困，即可界定为偶发性；而资产不足的贫困家庭则属于结构性贫困。这一逻辑也可以应用于贫困的历时变化。如果一个家庭在两个时间段之间脱离了贫困，并在第一个时间段内所拥有的资产低于资产贫困线，而在第二个时间段内高于资产贫困线，就将之界定为结构性脱贫；若其脱贫前后的资产都低于资产贫困线，就只能被看作偶发性脱贫——仍然是积极的变化，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从这个角度看，在某一时间点的贫困状态和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贫困过渡（或未过渡），同样可以划分为结构性和偶发性两种。
　　要证实上述结论，需要获得关于资产的综合信息，并以要素分析法对不同的资产组合加以分析。在实践中，资产指数通常仅包括物质资产，有时也将人力资产纳入考虑。这一过程包括如下假设：1）相似的资产对所有的家庭而言都同等重要；2）所有的资产类型都进行了充分的测量；3）不同家庭的资产回报没有实质区别。这些假设都是强假设，尤其是第一条。然而，这一分析路径归根结底是静态的。因此Carter和Barrett（2006）提出了针对资产历时积累的动态的资产临界点路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家庭在整个时间段内是否出现了生产规模回报率的下降，或是否有某些地区实现了规模回报率的上升。Carter和Barrett指出，有三个原因可能导致地方回报率上升：
　　1）在主要的创收活动中，其本地回报率不断上升；
　　2）高回报率的生产过程拥有最小的有效规模；
　　3）对于拥有较少财富的家庭而言，受到风险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其财富的边际回报率也较低。
　　以上述假设2）为例，图1中的L2代表高回报的活动，但要求最小的运营规模。该图描述了两个不同的家庭可能拥有的稳定的资产水平，其中一个家庭采取策略L1（其资产水平的平衡点为A*1），而另一家庭采取策略L2（其资产水平的平衡点为A*2）。第一个家庭仅有少量的资产，不能寻求高回报的策略，因此比较容易陷入贫困陷阱。而第二个家庭的资产水平较高，能够采取高回报的策略并维持在贫困线之上。资产水平低于AS的家庭只能采取低回报的策略（从而受制于贫困），而高于该点的家庭则可以选择高回报的策略。资产水平处于A*1和AS之间的家庭，由于资产回报较低而缺乏储蓄动力，最终会实现A*1平衡。



图 1 资产和生计选择
　　来源：Carter和Barrett（2006）
　　当然，也可以通过借贷的方式将资产持有量提高到AS，从而开始资产积累（资产水平高于AS的家庭则会寻求提高到A*2）。然而现实是他们可能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许多低于这一资产水平的家庭缺乏借贷的渠道。Zimmerman和Carter（2003）界定了米考伯临界线（Micawber threshold），资产水平高于该线的家庭采取自给自足的储蓄策略（如削减消费）更为合理，最终能够实现较高的产出。图2中下面那条曲线代表资产的动态，如果一个家庭的资产水平达到A*（即动态资产，或称米考伯临界线），就能够不断地积累资产，最终采取L2这种高回报活动。当资产水平低于A*时，该家庭就不得不动用储蓄，回到一个较低水平的平衡点——这是一个贫困家庭不借助外部干预就无法脱身的贫困陷阱。可见，依家庭所有的初始资产水平而异，资产积累的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同时存在。在动态的资产临界值的条件下，会自然出现家庭生活水平的分化。如果没有外部干预，（至少在一个增长的环境中）就存在导致不平等的巨大风险。
　　图2所示是A*1
　　Barrett和Swallow（2006）引入了多层贫困陷阱，拓展了贫困陷阱的概念。将可以类比的贫困陷阱概念应用于社区、地区和国家层次，会发现贫困陷阱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层次上（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并彼此加强，最终形成多层贫困陷阱。例如，政府、社区、市场和家庭可能会同时处于低水平平衡，导致摆脱长时间的贫困难上加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很难从过去的劣势和负面的冲击中摆脱出来。

图 2 资产和资产贫困线的动态变化
　　如果有证据表明贫困陷阱确实存在，那么其对应对长时期贫困的政策意义就不言自明。特别是以安全网来阻止破坏所需资产的应对策略，并辅以“吊货网”（cargo net）以帮助家庭积累足够的资产基础，保障他们无需采取可能导致贫困的应对策略。具体的策略应该因地制宜，例如可以采取措施以提高资产的生产力（如改善市场渠道；改善金融渠道；教育投资；土地改革）。Carter和Barrett（2006）认为，相对于一个家庭拥有足够资产以应对生计冲击的能力而言（与第二部分关于脆弱性的讨论相关），该家庭所面临的风险的严峻程度对长时期贫困的影响并不重要。
　　在具体的政策建议之前，有必要阐明贫困陷阱及上述分化过程发生的时机和可能性（及发生的地点和原因）。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资产积累的动态性和长期内回报递增的可能性。如果在该时间段内回报不可能增加（即资产积累曲线不像图2中那样呈S形），那么贫困陷阱就不可能出现。在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中，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贫困人口就会陷入贫困而无法脱身。或者说，他们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脱离贫困，因此明达的政策干预势在必行。
　　那么，支持贫困陷阱的经验证据是否足够有力？关键在于寻找资产积累的非线性证据（如图2所示）。Lybbert等（2004）对牧民的牲畜变化进行了评估（牲畜是他们唯一的核心资产），证实了非线性关系的存在。Barrett等（2006）也在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发现了类似的证据；而Adato等（2006）则在多种相关资产的条件下为动态资产临界线找到了支撑。然而，这些研究所采用的计量经济方法都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强假设——特别是假设所有家庭的资产积累过程都可以用同样的曲线来表示，因此很难有说服力。此外，动态贫困陷阱这一概念关注一个家庭的历时变化，却只能基于某一特定时间点的剖面数据来估算。
　　近年来的研究鲜有对贫困陷阱的支持。Naschold（2008）通过对埃塞俄比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研究，发现在多种资产存在的情况下，动态资产临界线呈现略带凹形的曲线。也就是说，证据支持（非常缓慢的）趋同而非分化。Baulch和Quisumbing（2009）在孟加拉的研究虽然费尽心机，仍未能找到支持贫困陷阱的证据；Perge（2010）对玻利维亚一个森林社区的研究亦然。在更早的研究中，Jalan和Ravallion（2004）、Lokshin和Ravallion（2004）均未能为多元动态平衡找到证据。因此，贫困陷阱主要适用于高度依赖单一资产的家庭，而在更广泛的条件下，面对更多相关资产时，则缺乏解释力。当然，这也再次表明，贫困人口的脱贫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Carter、Barrett等构建的贫困陷阱理论至少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许多个人和家庭陷入长时期贫困这一现象，表明了其资产的缺乏，以及无法获得信贷、金融和保险。然而该理论的经验证据仍然不足。
　　歧视对资产获得和使用的影响
　　贫困陷阱理论的逻辑是：许多家庭之所以会陷入长时期的贫困，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产。毫无疑问，长时间内持续的资产短缺是长期贫困的主要成因之一。进一步而言，大量经验证据表明，缺乏资产会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Payne等，2007），甚至被排斥在整个金融市场之外。此外，许多研究表明，以贫困人口为目标群体的小额信贷项目常常无法惠及最贫困者（Hulme，2000；Kabeer，2008；Mosley和Hulme，2009）。
　　然而贫困陷阱框架（至少上文所述这一框架）并不偏爱一个家庭利用同样的资产获得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这当然可以用运气来解释——在足够长的时期内，拥有同样资产的家庭会开始趋同。然而，这一框架的确对这些家庭有能力使用其所拥有的资产抱有歧视。一些家庭的资产回报更低，可能是出于系统性原因；甚至他们可能在资产积累机会中就遭到歧视，输在了起跑线上。
　　歧视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于性别、民族、阶级、宗教、地理位置及收入水平等方面。其中一些歧视针对“天然”的地理劣势，如边远地区通常远离重要的市场（当然本土因素也会是地处边远的原因）。这种歧视也会体现在政策选择中，例如新的道路通过X地区而非Y地区。然而许多例子中，歧视的表现更为公开。
　　对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经典分析，显然以人力资本的回报率为关注点。在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的工业国，也包括发展中国家）都有针对性别和种族的报酬差异的深入研究：即将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异分解，然后对收入进行回归，发现工资差异中的一些能够以人群特征（如受教育程度）进行解释，而另一些则不能。这种不能解释的差异就是歧视。
　　除同工不同酬之外，歧视还体现在获得工作机会、工作岗位分配等方面。现实中，这些歧视比工资差异的影响更大。在许多国家，获得一份（农业部门之外的）带薪工作是摆脱贫困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针对这一主题进行的许多研究都针对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就业可能性建模，以分析他们各自群体特征的影响；或就二者在不同部门的就业进行系统分析，发现遭受歧视的群体往往会处于弱势。Thorat和Mahamallik（2007）列举了大量的资料，表明虽然公共部门采取了一些反歧视的手段，印度的劳动市场中仍然存在对贱民在择业、薪酬、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歧视。
　　在这些模型中，特征（特别是教育）的差异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成为歧视过程的产出：被歧视的群体在获得教育时面临更大的阻力，从而导致不平等、更多的歧视和资产积累的差异，重新回到遭受歧视的根源。针对不同群体（特别是不同性别群体）获得教育（入学率和出勤率）的差异，学者们进行了许多计量经济分析。在这些研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主要集中在受歧视群体中的贫困人口身上。来自分段回归分析的结果（即贫困线并非以各个变量的均值划定，而是按段划分。其中包括资产分配较少的群体）则更为直接。在儿童教育产出模型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也是相关因素之一，而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本身就是过去歧视的产物。
　　在劳动市场之外，歧视依然是个重要的议题，可能体现在土地获取、市场渠道或其他公共服务（如医疗保健）的获得等方面。Thorat和Mahamallik（2007）分析了印度的低等种姓在土地市场中面临的歧视及相应的政策手段。低等种姓和部落也无法进入消费品和农产品市场，并且不能经商。低等种姓缺乏信贷支持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缺乏资产。这些歧视现象逐渐有所缓减，却依然无处不在。与劳动力市场类似，在获得生产投入、市场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歧视，会严重地影响到资产积累和资产回报。在许多国家，这些歧视已经对长期贫困人口和最贫困人口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歧视对长期贫困人口的影响尤为严重，使他们承受苦难并陷入贫困。然而由于技术手段尚不能把歧视从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其他差异中完全分离出来，这一因素对长期贫困的影响还无法进行有效的定量分析。除技术之外，另一个限制因素来自于歧视的无处不在。而以劳动力市场为主的分析也存在局限性。至少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中，歧视对长期贫困的影响不容忽视，甚至有证据表明歧视会影响整体的经济运行。当前的研究主要指向性别不平等，而性别不平等确实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利影响。因此，解决歧视会直接或间接地惠及长期贫困人口，并提高整体经济绩效。
　　总而言之，在资产获得和资产使用能力方面的歧视是长期贫困的成因之一。有必要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更加全面地研究歧视与市场的联系。
　　结论
　　资产有助于对贫困的理解，尤其有助于在长期贫困的视野中理解贫困。首先，要认识到贫困人口，即使是长期贫困人口，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应该被纳入减贫策略。然而，贫困人口拥有的资产水平相对较低，并缺乏广泛的资产组合，加上种种原因（如缺乏所有权、缺乏足够的资产组合、地理位置等其他劣势、歧视或政治排斥等）导致他们有效使用资产的能力不足。
　　低资产水平意味着高脆弱性。为了避免出售本就不多的资产，贫困家庭往往会采取规避风险的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本身就成为他们难以脱贫的障碍。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之一是贫困陷阱模型，即弱势的贫困人口由于资产水平较低而无法获得信贷资源。贫困陷阱理论尚未得到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却能够在实践中用于解释贫困人口难以脱离长期贫困的原因。此外，贫困陷阱又被其他劣势因素进一步恶化，特别是歧视和社会排斥的作用最为明显。歧视、社会排斥、资产水平低、利用资产的机会有限等等，都会成为长期贫困人口无法抽身的制约因素。相反地，如果一开始就拥有充足的资产水平，资产就会成为参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帮助人们维持并改善现状。
　　大量证据表明，资产损失特别是健康冲击，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原本就仅有有限资产的个人或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虽然关于资产积累能够推动脱贫的研究说服力欠缺，但由于脱贫是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我们仍将拭目以待。
　　在研究领域，针对资产与脆弱性的关系、资产损失与陷入贫困的关系的研究相对完善。而未来研究的空间还十分巨大，例如贫困陷阱发生的可能性、对（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歧视的全面分析等等。歧视是影响长期的资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与长期贫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资产的所有权与权力密切相关，而权力则是许多贫困人口无法脱贫这一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这一主题下也可以有所发挥，特别是针对在何种程度上为贫困人口构建社会资本能够改善现状等领域。此外，进一步了解资产积累和资产交易的过程，特别是通过市场和继承手段的资产交易，将会有助于理解长期的资产不平等（及长期贫困），及这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来源： www.chronicpoverty.org
　　●减贫会议●
　　第五届非洲经济大会在突尼斯举行
　　2010年10月27日至30日，第五届非洲经济大会在突尼斯举行。非洲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非洲经济大会最初由非洲开发银行倡议召开，每年举办一次，目前已成为讨论非洲经济问题的最主要平台。参加大会的主要是世界著名经济界人士、非洲各国经济发展的决策者、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本届非洲经济大会由非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举办，主题是“制订推动非洲经济复苏和实现长期增长的行动计划”，重点就世界经济危机后的非洲经济形势、非洲经济复兴的不同模式、促进非洲的储蓄和投资、预算政策与管理、绿色增长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在开幕式上指出，非洲过去的十年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非洲的增长一直具有广泛的基础，这就是资源和非资源领域的支撑。在非洲经济增长中，尽管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和商品非常重要，但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他认为，经济增长必须具有可持续性，不能昙花一现。此前的“非洲悲观主义”已经远去，到了倾听非洲声音的时刻。非洲开发银行和合作伙伴的目标是保持现有基本模式，直到“听到雄狮的声音”。而当前最紧迫的是缩减非洲大规模基础设施的赤字，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他强调，在当前形势下，认识到不同国家通过不同发展道路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非常重要。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相同，所以走的道路也是不同的。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詹纳指出，非洲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3%）不足以在短期内减少贫困，而且经济增长将受到西方经济、金融削减和全球财政紧缩的威胁。这种衰退和削减对非洲国家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非洲局局长泰格艾格奈瓦克·盖图表示，非洲必须在创造就业、发展农业和赋予妇女权利上下功夫。他同时强调，距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期限只有5年时间，需要加倍努力。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重申非洲经济大会重要性的同时，强调非洲经济复苏要好于其他国家，同时强调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非洲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有共同事业的一体化大陆。他同时指出，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年轻的劳动力，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财富，并使产品和价值多样化。
　　非洲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姆图利·恩库比认为，非洲经济大会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知识交流和分享的里程碑，能够促进非洲明达的政策过程。他指出，非洲大陆的对话和知识交流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2010年的非洲经济大会实现了与会者之间尽可能的交流和沟通，这是知识界与决策界之间的创新性桥梁。同时，来自各国、各机构的代表，能够为处于困难中的非洲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和政策实践方面的有效帮助。
　　与会者强调，非洲经济还面临诸多内外挑战。从内部因素说，非洲国家需要将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多样化，比如银行、通信、旅游等领域。外部因素集中在贸易壁垒等方面，它们削弱了非洲国家在多哈谈判上的地位。
　　此外，会议文件表明，非洲2010年的经济增长可望达到5%左右，与中东地区一起，成为全球经受金融危机打击之后率先复苏回暖的地区之一，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农业在非洲经济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非洲各国30%至35%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的就业及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均来自农业。从整体上看，非洲经济的增长已逐渐摆脱依靠资源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资源出口拉动占经济增长的比重现已降至30%，非资源与资源出口增长速度相差无几。不少非洲国家大力开展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使经济结构趋向合理、有序，加强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等，都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复苏。
　　来源：www.afdb.org
　　●减贫实践●
　　FAO促进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在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实践均在一个以上的区域被成功采用。虽然这一问题的解决仍然很复杂，但是这些经验仍然能够鼓励处理相似问题的人采取具体行动，从而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自然资源管理和农村发展信息沟通
　　贫困、粮食不安全和自然资源退化三者关系密切、相互依靠。与这三个问题相关的共同因素是人。没有个人和社区的参与，哪个问题都无法解决。过去主要注重推广和采用一揽子技术措施的交流措施产生的影响有限。
　　“交流促进发展”是一种参与性创新手段，依靠从部委到基层、从农村电台到因特网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充分协调一致的合作，由社会和机构大力参与，并开展广泛的培训。经过培训后方法的采用率很高，因为这些方法特别适合地方需要，加强利益相关方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多层面和多利益相关方路径形成特殊的合力，受益范围大大超出了直接的利益相关方。
　　土地合并
　　土地归整解决农田零散化问题。它涉及与各国政府合作，确定实行土地归整的最佳政策和计划方式，土地归整可能对粮食生产和国家/家庭粮食安全、改进农田利用以及减少农村土地冲突产生积极的影响。
　　FAO与各国政府合作，支持发展便于全面实行土地归整的国家政策和管理框架。以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工作为基础，为土地归整制定了一套最佳方法准则。虽然有效的土地归整政策和过程必然以具体情形为背景，但适当的土地归整方法可以在国家之间和区域之间推广。活动包括区域研讨会、与政府的磋商会、技术合作计划及捐助者的后续项目。
　　冲突后的土地提供和管理
　　普遍的暴力事件造成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弱势群体几乎必然包括妇女和儿童，也可能包括少数民族和政治上的少数。冲突结束时，流离失所者需要获得土地。当内部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冲突结束后返回原籍和原有农场时，他们往往发现其他人已经占有其土地，于是就出现了谁应获得这块土地的冲突。由于连续多次流离失所，对同一块土地可能提出几个相互冲突而又合法的申诉。还有许多人可能无法收回其土地，必须到其他地方定居。使用人们认为无主的土地来重新安置内部流离失所者，而实际上地方社区又认为他们对这块土地拥有传统使用权，此时就会出现问题。在这些土地上安置流离失所者又使他们与地方居民发生冲突。
　　FAO与各国政府合作，提供获取土地的手段，恢复土地持有制系统及其管理，以便满足紧急人道主义需要，奠定较长期社会和经济稳定的基础。FAO一直在提供技术援助，通过解决因安置内部流离失所者而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土地权利问题，改进安哥拉的土地获取状况。由于有关暴力冲突后处理土地获取问题的规范性材料极少，FAO制定了相关准则，用于重建摆脱暴力冲突的国家中的土地持有制和土地管理系统。这些准则在全球紧急情况中的推广潜力良好，但必须根据各国国情改进方法。此外，改善紧急情形下的土地持有制状况，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
　　农业土地税权力下放
　　为改进农村服务的提供，往往促进把提供服务的责任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各级政府。虽然分配给地方政府的服务范围已经扩大，但许多乡镇和村落缺乏履行其责任所需的收入。农村地方政府可获得的收入有限，造成许多国家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增加。
　　FAO日益要求土地持有制机构支持把各种服务下放给地方政府。可利用地方财产税增加收入。此类税收适用于农业土地和建筑物，同时也应用于农村地区的商业、工业和住宅财产。把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财产纳入征税范围，应视为尽可能扩大征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指令。扩大税收基础这一做法，创造了农村地方政府可获得的少数稳定税收来源之一。
　　来源：www.fao.org
　　●减贫实践●
　　UNDP在行动：践行发展承诺
　　《UNDP在行动：践行发展承诺》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对自身主要工作领域的总结：减贫与千年发展目标（MDG）；民主治理；危机预防与恢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减贫与千年发展目标（MDG）：2015倒计时
　　减贫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是UNDP工作的核心所在。通过聚焦最脆弱群体的需求，应对和缓减危机、冲突和自然灾害，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等等，都是这一议题下的重要内容。其中，将千年发展目标整合到各个国家的发展议程中，是UNDP近年来努力的重点。以哥伦比亚为例，UNDP不仅为当地政府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也促使政府将千年发展目标纳入国家发展规划。UNDP投入了3.46亿美元以支持11个公共政策，并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一道，为哥伦比亚构建了千年发展目标的社会经济信息数据库。
　　在援助效率方面，已有60多个国家建立了援助管理信息系统，以网页或数据库的形式，对援助进行透明管理，同时预测援助流向，辅助决策。
　　在贫困的监测与评估方面，UNDP与世界各国政府一道，致力于构建综合性的贫困监测评估系统，涵盖普查式的全面数据，以及更有针对性的及时性数据。
　　在包容性市场和可持续生计方面，为中小规模的企业构建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财政资源平台，防止垄断。同时促进合作社建设，推广环境友好型技术。
　　在性别与贫困方面，性别不平等仍然是工作重心，特别是通过政府项目、小额信贷项目和其他储蓄信用项目，促进妇女在家庭生计和创收领域的赋权。
　　在艾滋病领域，UNDP是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行动计划（UNAIDS）的联合发起机构，将艾滋病与发展规划、治理、人权和性别问题紧密联系，支持各国实施健康医疗项目。
　　民主治理：提供有利环境
　　民主治理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贫、冲突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所在。UNDP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围绕：支持人们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促进更负责任的民主制度；推动民主治理的原则——特别是反腐败、性别平等和人权。
　　2009年，UNDP以技术、咨询和财政援助等方式，支持了35个国家的选举；同时启动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计划，投入5000万美元以帮助各国完善选举法、选举过程和制度，以及促进妇女在选举过程中的参与。
　　此外，UNDP还支持包容性的、有效的地方治理，促进对妇女的赋权，完善地方立法，并提供相应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等。
消除腐败现象是减贫和实现人类发展的关键要素。2009年，共有112个国家通过UNDP的技术援助，成立或完善了反腐败机构，改善了公民社会和大众媒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
　　危机预防与恢复：做到更好
　　保护处在危机中的妇女，特别是防止性暴力，是UNDP危机工作的原则之一。而在预防危机方面，针对自然灾害和政治风险设立了早期预警系统，但主要的工作仍然是灾害发生后的紧急救援与恢复。此外，UNDP对解除武装人员也进行援助，帮助他们从冲突中恢复并实现个人发展。UNDP还将城市化、不平等、武装暴力和犯罪等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冲突进行了分析和预防，协助各国实现法治、正义和公共安全。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适应新现实
　　环境与资源是实现低碳未来的关键。UNDP致力于促进长期的排放改革，同全球环境基金（GEF）一道，推动和构建可持续的绿色未来。此外，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十分高昂，UNDP在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也帮助各国制定自己的适应性策略，推动国际和地区公约，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生态责任。
　　来源：www.undp.org
　　●新书推荐●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什么？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需要什么》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份内部评估报告。该报告以来自50个国家的实证　　证据为基础，界定了推动千年目标实现的成功因素，包括了埃塞俄比亚入学率的大幅度提高、阿富汗的健康服务项目降低了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案例，希望为各国提供可复制的具体经验。
　　报告表明，许多国家都在健康和教育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得益于充足的公共开支和新伙伴关系的建立。报告案例也展示了当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就业、推动农业生产时，对减贫和饥饿的影响。以加纳的国家生育补贴项目为例，在2003年至2005年间，粮食生产上升了40%，而饥饿率仅下降了9%。
　　快速的减贫是农业生产力提高、就业促进和收入、资产和机会等公平分配的结果。因此，通过提供农业生产投入，促进生产，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支持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瞄准产出和就业，并拓展到私人部门。印度的农村就业计划已惠及4600个家庭。该计划旨在为无地和少地农民提供至少100天的就业机会，而这些受益者多半是妇女。这种社会保护和就业项目能够有效地贡献于减贫和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
　　政治承诺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咨询、参与等手段，提高制度能力和促进问责，是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策略和政策的有效途径。阿尔巴尼亚引入了千年发展目标9，即改革公共管理、立法和政策，以促进问责、推动发展。
　　这份评估报告也就各个分目标之间的联系加以说明和评估，指出各个目标之间存在协力，一个目标的实现会促进其他目标的实现。例如，改进妇女和女孩的机会和提高能源的可获得性，就会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造成多重影响。在布基纳法索、加纳、马里和塞内加尔的能源项目，就为妇女提供平均每天2到4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以接受教育、改善健康状况或从事其他创收活动。
　　报告表明，指向明确的援助能够促进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已经在布基纳法索、莫桑比克、卢旺达、乌干达和越南等国，创造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国家仍然需要动员国内资源并调整预算，才能实现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
　　报告也指出了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将之称为构建国际发展伙伴关系历程中的巨大鸿沟。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渠道仍然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而发达国家国内的农业补助又使得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政策举步维艰，支离破碎。
　　将生计策略从气候依赖型转向多元化活动，是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必要手段。低碳活动能够为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和非农就业机会，从而惠及贫困家庭。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资源，应该纳入目前的援助框架中。
　　基于50个国家的经验证据形成的《千年发展目标行动计划2010-2015》，为未来五年内加速千年发展目标实现进程、维持千年发展目标实现成果，指出了8个具体的行动方向：
　　◆支持国家主导的发展和有效治理；
　　◆培育包容性的、有利穷人的经济增长；
　　◆增加公共教育、医疗、饮用水、卫生和基础设施开支；
　　◆扩大干预规模，特别是社会保护和就业项目；
　　◆为妇女和女孩的机会进行投资，提升她们在经济、法律和政治领域的赋权；
　　◆改善获得能源的渠道，推动低碳发展；
　　◆加速动员国内资源，为千年发展目标提供财政支持；
　　◆确保国际伙伴关系能够为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支持性的环境，特别是能够有利于实现援助承诺。
　　报告认为，千年发展目标仍然是消除贫困与饥饿、保护孩子和母亲、提供持续体面的生计选择及为后代保护环境的愿景。这些承诺不仅关乎道德，更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依存的唯一选择。
　　来源：www.undp.org
　　●机构介绍●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创建于1966年。资本发展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用途的基金，主要为最不发达国家（LDC）提供小型投资项目。资本发展基金通过本地发展项目和小额信贷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具体的做法是帮助当地贫困人口使用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使他们增加生产能力和自力更生的本领。其长期目标是通过在地方发展和小额金融服务这两个工作领域内的工作来减少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资本发展基金力求创新、大胆、灵活和注重结果。资本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改革和提高联合国的统筹协调能力，几乎其所有方案均与联合国其他组织合办。
　　资本发展基金在金融部门的发展路径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包括：1）金融部门评估。即以识别制约因素和潜在机会的视角，对金融部门加以诊断，促进贫困家庭和小型、微型企业在金融部门内部的全面参与；2）实现包容性金融部门发展的国家愿景、战略和行动计划。基于多相关利益者咨询的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能够促进金融发展更具包容性；3）投资。以来自小额信贷机构（MFI）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FSP）的建议书为基础，以多边资助的形式，提供赠款和贷款。投资主要用于能力建设、小额信贷机构和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资本化过程，以及改善政策、立法和执法环境等。
　　在地方发展这一领域，资本发展基金以地方发展项目（LDP）的形式，在地方层次上推广参与式规划和参与式预算。这些项目促使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得以参与地方公共决策过程。地方发展项目的工作特点包括：1）关注次国家层次。即支持次国家层次治理，并将其纳入国家财政转移体系或国家分权战略中；2）强调地方层次上的制度发展。即改善地方层次上资源动员、公共支出管理等实践的效率、效力和问责性；3）绩效相关的财政拨付式筹资。即为地方政府提供仅要求支出方向的预算支持，旨在促进地方的能力建设并改善绩效，成为能力建设的推动力；4）国家政策导向。即进行分权政策试点，推动分权过程。地方层次上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能力，能够促进冲突后情境下的民主与和平。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