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三十一期-消除女孩长期贫困：以公正的社会制度促进发展变化

　　●研究前沿●　

　　消除女孩长期贫困
　　以更多资源建立一个积极致力于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联合国机构的承诺，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发展机构开始意识到推动性别平等、实现终生赋权对经济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世界银行行长Robert Zoellick最近的声明所述：“投资于少女是贫困国家打破贫困代际传递、改善收入分配的必要催化剂。投资于少女不仅是个公平问题，也是个明智的经济决定。”关于性别发展的辩论长期以来关注男女不平等，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CEDAW）正是强调了这一点。然而，由于千年发展目标和《2007年世界青年发展报告》中都包含了儿童维度，将女孩（及男孩）纳入发展议程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Levine等，2009；世界银行，2006）。但究竟如何操作仍然有待深入研究，针对长期贫困（即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严重的、多维度的贫困）的讨论更加欠缺。尽管《2008-2009年度长期贫困报告》将贫困陷阱的社会维度、非收入维度等容易被忽视的特征纳入考虑——如社会歧视和有限的公民权等（CPRC，2008），但长期贫困领域对贫困的性别动态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
　　本报告希望弥补这一不足，将女孩和年轻妇女置于研究核心，描述各种社会制度对她们所获得的机会和能力的限制和影响。“孩提期”、“青春期”、“青年期”、“成人期”等名词都是社会构建的概念，用于反映生命周期的各个节点，而各个时期所覆盖的年龄范围因不同的文化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然而，为方便起见，本报告采用国际公认的定义，将孩提期界定为0岁到18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C））；青春期界定为10岁到19岁，青年期界定为15岁到24岁（UNFPA，2007）。需要强调的是，对女孩和年轻妇女的关注并非意味着否认解决更广泛的贫困问题或其他人群在生命周期中的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只是更加突出女孩的脆弱性与贫困动态的相关性，及其特有的脆弱性与男孩或成年妇女的脆弱性的区别。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她们的相对弱小，缺乏权力，在生命周期这一特定阶段具有其特殊性。本报告将分析这一特殊阶段的生活处境（特别是决定她们机遇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将如何加固她们自身及未来子女的贫困状态，及对她们脱离贫困或陷入贫困的影响。
　　在报告的引言部分，首先回顾了不同性别的贫困和脆弱性，及要想在生命周期开始时就解决性别不公正问题，那么个人、家庭乃至社会所应做出的努力。随后，报告的主体部分强调了文化、社会规范和习俗等对理解女孩长期贫困经历及寻找可能的干预切入点的重要性。这两方面的重要性是本报告的核心：不仅希望促使读者关注女孩的贫困体验，也强调全球范围内新型的政策、项目和实践，以改革和重塑歧视性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些社会制度阻碍了女孩能力的实现、构成了她们陷入长期贫困的风险）。本报告将采用经合组织（OECD）的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IGI）作为总体框架，下文将对此进一步展开论述。同时，本报告对性别与其他排斥因素（阶级、种姓、种族、城/乡差异、残疾等）的相互交织以及环境因素的重要性予以特别关注，以更好地分析限制因素、寻找解决方案。
　　性别和代际视角下的长期贫困和脆弱性
　　孩提期、青春期和成人期早期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身体和神经的发育，以及所获得的社会手段、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等，决定着未来的发展和学习。然而，对很多女孩和年轻妇女来说，她们在这些关键的人生阶段中饱受剥夺、危险和脆弱，从而能力缺失、发展欠缺，一生都无法弥补（见专题1）。在2005年至2015年间，将上亿女孩迈入婚姻，随之而来的是早育的风险。20岁以下的女孩分娩死亡的几率是20岁以上妇女的两倍多，而15岁以下的女孩分娩死亡的几率则是20岁以上妇女的5倍。于是，每年约有六七万年龄在15岁到19岁之间的女孩死于妊娠和分娩并发症（WHO，2008d。转引自Temin等，2010）。
　　专题1：贫困青春期少女的多维脆弱性
　　"如果女孩没考上十年级，一般就不再考试，而是回到家中，开始养家或是待嫁。而如果男孩没通过考试，却会拉帮结伙地去做生意。他们会找到工作或者继续读书，过上不错的生活。就算男孩选择做零工，也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孩却不一样。即使她们只挣到200-300比尔，这钱也要交给家庭；她们无法离开家庭，像男孩那样独立生活……我算是幸运的了。当我被迫结婚时，还未成年。好在我姐夫借给我一笔钱，我可以开始自己的小生意，所以我能够拒绝结婚。我姐夫告诉我，避免早婚最好的方式是拥有自己的商店，获得一定的地位，就能够嫁到城里。如果经济上无法独立，男人就不会给你足够的尊重。"（埃塞俄比亚一位青春期少女，2009。见Jones，2010）
　　"我四年级就被迫退学了，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我的叔叔告诉我父母，让女孩读书是浪费钱……我哭了，可我的父母骂我说，‘你就想为了男人读书。’后来我就开始每天放羊了。"（秘鲁一位25岁的单身母亲。见Vargas，2010）
　　"丈夫是决定家里大事（如贷款）的人，所以我说不上话……他从不告诉我任何有关贷款的事。他觉得他的妻子一无所知。我从不跟他提（还款）期限或者利息这些事，会让他的家人担心，当然我也怕他不高兴。他说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不能问。我自己也不敢问。"（越南一位19岁的已婚妇女，2009。见Jones和Tran，2010）
　　"女孩不能随便乱逛，因为可能会被强奸。比如说，如果我没有早早回家，我可能会遇上很多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去市场时都会尽早回家（六点之前）。"（埃塞俄比亚一位女青年，2009。见Jones等，2010）
　　同时，约有超过1.3亿的女孩和妇女遭受了割礼（FGM/C），其中大部分来自非洲和一些中东国家。每年仍然有200万女孩面临着割礼的危险（联合国大会，2006）。此外，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受到非自愿性行为的威胁，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在增加。全世界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中，一半以上仅有15到24岁，而60%以上的患者为女性（UNIFEM，2010）。全世界1.37年青文盲中，2/3是女性（UNFPA，2005）。2007年，全球失学人口中，54%是女孩（UN，2009）。全世界世界5至17岁的女性童工数量超过1亿，除家务劳动之外，她们中的大部分从事危险工作（ILO，2009）。由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时间贫困成为很多女孩和年轻妇女生活的主要特征。在墨西哥，有证据显示女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比男孩多出175%（Brunnich等，2005）。最近针对35个国家的研究表明，10%至52%的妇女曾经历过肢体暴力，其中有10%至30%还曾遭受性暴力（WHO，2005）。
　　在很多案例中，女孩和妇女遭受权利剥夺、丧失人类发展机会、被虐待或剥削等现象重叠交错，加剧和恶化了她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贫困。以埃塞俄比亚农村一位50多岁的妇女的经历为例（见专题2）：
　　专题2：贯穿一生的性别贫困和长期贫困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姑姑带我参加了葬礼，然后就走了，她说学校开学时就送我去上学。那时我快要活不下去了，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农村没法生活。后来我决定去城里，遇到了一个男人，他问我是不是愿意跟他一起生活，像他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我同意了，就跟他走了。然而他强迫我当他的女仆，狠狠地剥削我，并拒绝送我去上学。所以我不得不退学，像一个女仆那样工作了九年。
　　我有过三段不成功的婚姻……嫁给第二任丈夫时，我们在租来的房子里靠出售烤面包维生。但是后来他搬到了附近的镇上，带给我一个口信，说，‘你可以带走孩子，但要留下财产。’随后，他父亲把我从我生活和做生意的房子里赶出来，我不得不变卖了所有家当，回到老家。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由于失火我失去了所有的财产。我（第三任）丈夫的兄弟给了我们16万比尔来盖房，可我丈夫只建了一个很小的屋子。因为他酗酒，花了很多钱。他说他会用剩下的钱买牛，但他买了牛又把牛卖了，只是在浪费钱——我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2007年底，我发现自己的艾滋病检测呈阳性。我猜是在照顾得了艾滋病的妹妹时感染上的。现在我跟村里其他人的来往减少了，因为他们看我的反应不一样——社会安全网项目的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就不想让我参与项目活动，可是项目的其他受益人就不服气。如果我没得病，我也很想去参加——我也问了街道负责人为什么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从安全网项目分到牛，他回答你这样（得了艾滋病）的人不能得到牛。
　　我儿子得了精神病，我想带他去圣水治疗，却没有足够的钱。我女儿眼睛也有点问题：在教室里她总是看不见黑板。
现在，我通过卖木材、干草等来养活我的孩子们，给他们买一些旧衣服。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到他们的成功。我自己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我告诫我的孩子们要好好学习，避免我自己辍学以后经历的苦难。"（埃塞俄比亚一位已婚妇女，2009）
来源：Jones等，2010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长期贫困的学术研究中，对性别维度的考虑还相对不足，对女孩的关注更是缺乏。很多研究考虑到性别的研究，只是将性别（通常只是生理性别）视为加剧脆弱性和社会排斥的变量之一（如Bhide和Mehta，2008；Mosley，2005；Osmani，2007；Silver，2007）。相应地，女性户主家庭和寡妇家庭所面临的特殊的脆弱性常被提及：妇女的资产及继承权得不到保障、长期贫困妇女的贫困状态代际传承的风险、围绕婚姻和嫁妆的社会文化期待值，以及流动性限制及移民问题等。然而，将性别作为弱势和社会排斥的一个特定因素的研究仍然鲜见，重要的文献包括Baulch和Quisumbing（2009）、Cooper（2008；2010）、Quisumbing（2006；2007；2008）及Tudawe（2001）对资产和继承权的研究、Slater（2008）对艾滋病、资产消耗和妇女看护负担加重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Hickey（2007；2009）对性别化的公民权及公民权的性别属性的研究、长期贫困研究中心（2008）对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和集体行动的研究、Deshingkar（2009）、Doane（2007）、Shah和Mehta（2008）对改善妇女工作环境重要性的研究、以及Moore等（2008）对性别和冲突之间关系的研究等。
　　就女孩和青春期少女的长期贫困体验而言，能够借鉴的研究经验仍然很少。针对贫困动态与教育、艾滋病与保护女性免受剥削和虐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Rose和Dyer（2008）认为，虽然女孩接受教育会使生育率下降、婴儿死亡率和发病率降低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仍需要就教育和减贫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Hossain（2008）讨论了孟加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表明在最穷的人群中，女孩最有可能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她们受到的社会排斥还会增加。
　　Quisumbing（2007）从家庭资源分配和对子女照料的差异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子女并没有受到同等的关心，而被关心的程度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她指出，对子女投资的低回报被认为是“绊脚石”，而对男孩的投资却可能被看作是老年生活的保险。Seeley（2008）采用该框架考察了艾滋病对乌干达儿童的影响，指出应超越亲子关系加以分析，并提出对子女投资的合理预期。Moore（2005）则以代际贫困的视角对青年贫困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如退学、工作、生子等生命周期中的特定事件对贫困脆弱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与父母贫困和童年剥夺紧密相连。出于母亲营养和未来子女教育两方面的考虑，应对年轻妇女予以更多关注。
　　De Coninck和Drani（2009）讨论了女孩面临暴力和性虐待的脆弱性。他们对乌干达早婚女性及从事性交易女性的脆弱性进行了考察。Cramer（2008）对女孩脆弱性的研究则认为，女孩在冲突情境中会将性交易作为谋生手段，以支付学费、食品和住所费用等。Moore等（2008）也研究了妇女和女孩在冲突情境下从事性工作并因此遭到社区排斥的可能性。
　　通过对女孩和年轻妇女投资而促进变化
　　对女孩进行投资是一个国家所能采取的最明智的举措之一。今天的女孩占未来成人的50%，然而对她们的投资将使全人类受益。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二个子目标要求到2015年普及基础教育。从全球来看，该目标的实现取得了重大进展，全世界近90%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UN，2010）。然而，在这一全球趋势背后，掩盖着经济和性别两个维度的惊人差异。最有可能退学的儿童居住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些地区，女孩受教育的机会比男孩要有限的多（Lloyd和Young，2009）。最贫困的女孩失学的风险是最富裕女孩的3.5倍，是最富裕男孩的4倍（UN，2010）。此外，喜人成就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事实：中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仍然巨大（Tembon和Fort，2008），在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一差异甚至在扩大（UN，2008）。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女孩接受中等教育的公共投资不仅高于她们接受初等教育的投资，也高于男孩接受中等教育的投资（Levine等，2009；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4）。
　　让女孩接受教育可以推迟结婚年龄；降低患艾滋病的风险；增加家庭收入；降低最终生育率；提高未来子女存活率、健康指数和教育产出；提高妇女在家庭和政治领域的地位；降低家庭暴力的比例（Grown，2005；Lloyd和Young，2009；国际计划，2009；Tembon和Fort，2008）。这些好处不仅仅惠及妇女个体及其家庭。拥有受过教育的、被赋权的妇女的社区，会更加健康、拥有更多的教育选择、贫困状况也会有所改善（Levine等，2009；Lloyd和Young，2009；UNESCO，2000；世界银行，2006）。例如，Benefo在加纳的研究（2009）发现，一个社区中受教育妇女的比例会直接影响村庄的生育选择；而Kravdal（2004）发现，印度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会对整个社区的儿童死亡率有明显的影响。此外，拥有受过教育的、被赋权的妇女的国家，也拥有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国民生产总值（GNP）（Dollar和Gatti，1999；Patrinos，2008；国际计划，2008）。Klasen和Lammana（2009）发现，与东亚相比，南亚、中东和北非的性别差异消耗了其增长率的1.7%。对女孩的投资可以获得双倍红利。
　　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女孩会推迟结婚及发生性行为的年龄（Lloyd和Young，2009；Mathur等，2003；Morrison和Sabarwal，2008）。有研究表明，接受过10年教育的年轻妇女会比没有接受教育的同龄人的结婚年龄推迟6年（Martin，1995），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则降低了3倍（De Walque，2004）。继续读书并推迟结婚的女孩的最终生育率也明显降低（Lloyd和Young，2009；Morrison和Sabarwal，2008）。平均而言，女性接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其避孕率将提高10%，生育率将降低10%（UNICEF，2006）。将发展中国家接受过7年以上教育和3年以下教育的妇女进行对比，上述比例则相当于每个家庭少生育2至3个孩子（国际计划，2009）。
　　低生育率会为妇女及其子女的健康带来多重益处。晚育、少育不仅可以降低产妇死亡率，也能够提高婴儿存活率（Lloyd和Young，2009；Temin等，2010）。一项大规模的跨国研究发现，如果女孩完成中等教育的比例翻倍（从19%增加到38%），婴儿死亡率将会从81‰降至38‰（Subbarao和Rainey，1995）。受过教育的妇女为子女接种疫苗的可能性会翻倍，接受割礼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国际计划，2009）。同时，她们的子女也不太可能出现发育迟缓、体重过轻或贫血等状况（Herz和Sperling，2004；Rihani，2006；联合国千年项目，2005；世界银行，2006）。此外，1970年至1995年间，全球儿童营养不良率的下降比例中，约45%归功于女性接受教育所直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IFPRI，1999）。
　　让女孩接受教育对其未来家庭的好处也不胜枚举。更多教育意味着更高的就业率和更高的工资（Dollar和Gatti，1999；Lloyd和Young，2009）。一个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每多一年，她工资就会增长10%到20%，而如果完成了中等教育，回报率则会增加25%（Psacharopoulas和Patrinos，2004；Schultz，2002）。由于妇女收入的90%都回馈给了家庭，而男性这一比例仅为30%到40%，拥有受教育妇女的家庭陷入贫困的风险就小得多。教育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及她们对家庭资产的控制权（Agarwal，1997；Lloyd和Young，2009；Khandkar，1998；Pitt和Khandkar，1998）。妇女控制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最终的学业成就，以及成人之后的工作能力（Hoddinott和Haddad，1995）。家庭暴力也与妇女教育紧密相关。有证据显示，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遭遇家庭暴力风险最小的妇女，最有可能完成完整的中等教育（Kishor和Johnson，2004）。
　　拥有受教育妇女的社区也能够从促使女童接受教育中获利。妇女们的经济地位与日俱增，使社区实现性别更平等、经济更繁荣的状态（Lloyd，2005、2009；世界银行，2006）。受过教育的妇女也更有可能参与社区交流，不仅能推动民主进程，也会提高政治利益，从而改善家庭日常生活（Barro，1999；Malhotra等，2003；Sen，1999；UNESCO，2000）。例如，一项在印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使妇女接受教育能够促进社区健康设施的改善（Drèze和Murthi，1999；Mari Bhat，1998）。国际水资源和卫生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妇女参与是改善社区获得清洁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的关键所在（Van Wijk-Sijbesma，1998）。同样，在巴基斯坦的一项研究发现，地方层次上的性别角色模式，对女孩的成功十分重要。而在社区学校中，从当地招募女教师的学校比从外地招募女教师的学校，拥有更高的入学保持率（Ghuman和Lloyd，2007；Lloyd等，2005、2007），意味着每一代女孩对下一代女孩的成功都至关重要。
　　对女孩和年轻妇女的投资，也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产生影响。生育率的降低会降低整体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提高人均收入，并提供受过更好教育的更大数量的劳动力，最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Bloom等，2002；Levine等，2009）。例如，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印度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程度能达到美国的水平，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将提高4.2%，而其经济增长率则可以提高1.08%（UNESCAP，2007）。为促进妇女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参与，对年轻妇女进行以性别为基础的职业培训非常必要。与男性同事相比，她们向工作生涯的过渡更漫长也更困难（国际劳工组织，2008）。由于缺乏对未来获得体面工作的预期，年轻妇女从孩童向成人的转变中脆弱性会加剧，导致她们滞留在“非正式、间歇性和不安全的工作中，其特点是生产力低、收入不足和缺乏劳动保护（同上）。”
　　针对性别不平等所耗费的成本也有诸多研究。平均而言，接受教育比例高度不平均的国家比性别平等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要低，最高可以低出25%（Hill和King，1995a；1995b）。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还将继续扩大；1995年至2005年间，经济年增长率损失为0.1%至0.3%，而预计到2005至2015年间，该比例将达到0.4%（Abu-Ghaida和Klasen，2002）。比例看似很小，数目却十分惊人。妇女就业受限导致的损失每年高达400亿美元；而教育差异仅在亚太地区就造成每年300亿美元的损失（UNESCAP，2007）。此外，鉴于当前人口规模十分庞大，拥有大量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孩，因此，如果确保年轻人能够接受教育、实现全面有效的就业，就能够获得所谓的“人口红利”，从而为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Marcus和Gavrilovic，2010）。事实上，Bloom和Canning（2003。见DESA，2007）就曾指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贡献了1960年至1990年间“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率的1/3。在对妇女进行投资时需要认识到，无知的代价是昂贵的。
　　社会制度的重要性
　　贫困研究历来集中在贫困的物质表征（即以收入和基本人类发展指标衡量的教育入学率和营养状况）上。过去十年中，社会风险和脆弱性在保持长期贫困和导致人们陷入贫困中的作用逐渐得到更多的承认（Holmes和Jones，2009）。如上所述，在《2008/2009年长期贫困报告》中确定的五种贫困陷阱中，有四种都是非收入测量指标：不安全性（从不安全的环境、冲突到暴力）；有限的公民权（缺乏有效的政治声音）；空间劣势（由于地理位置偏远而被排除在政治、市场、资源等之外）；社会歧视（使人们陷入剥削性的权力关系和庇护之中）（CPRC，2008）。为与之呼应，本报告集中研究社会制度——即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规范和习俗等，能够通过限制或赋予个人和集体的能动性来影响人类能力。这些社会制度在塑造发展成果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然而，过去50年的国际发展行动将社会制度视为一成不变并无法捉摸的，因此要么通过科学和技术走社会现代化道路，要么希望通过自由市场（并错误地将之视作社会的反面）带来变革（Attaran，2005；Easterly，2006；Ferguson，1994；Attaran，2005；Easterly，2006；Ferguson，1994；），并通过以贫困的物质表征（通过收入和基本人类发展指标衡量）为核心的贫困研究增强了上述倾向。关于社会风险和脆弱性在维持贫困状态和导致人们陷入贫困中的作用只是最近才得到了相应的关注。阿马蒂亚·森（2004）认为，这种忽略，即他所述的对“社会因素”重要性的“相对漠视”态度需要得到纠正。
　　法律、规范和习俗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展示了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重要的是，文化并非不可捉摸，也不是永恒不变。相反地，它在不断变化，相互冲突，时刻受到人类互动的影响（（Rao和Walton，2004）。事实上，这一特征正是要求促进平等发展和社会正义的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见专题3）。下文将会阐述，这种变革在很多社会中都成为包容性政策和行动的核心。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规范和习俗可以适应新的环境（包括人口、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从而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以男孩偏好为例，由于出现了新的生殖技术，一些社会杀死女婴的传统习俗，正在被堕除女胎所取代。社会中最富裕的20%的人口会采取这种做法。
　　专题3：社会制度和人的能力
　　对社会和文化问题在发展中的重要性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阿马蒂亚〃森（1993；1999；2004）将社会制度视作社会和个人‚能力‛的组成部分。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它是‚美好生活的构成部分‛，也表现在它对‚个人、公司和政府行为的重要影响‛（Sen，2004）。用经济术语解释发展的‚社会面‛，推动了对文化、对发展行动的影响的广泛理解。社会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广义文化的一部分，而广义文化是指‚福祉的价值所在，谁来进行价值判断，以及为何经济和社会因素与文化的互动导致实现美好生活途径的不平等‛（Rao和Walton，2004）。
　　社会制度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们只是提供标准或社会框架，使个人和群体能够在其中发展自身能力。当社会制度导致了不平等、歧视和社会排斥时，便成为发展的阻碍。因此，社会制度能够且应该提高人类能力，当它们成为不利因素时，必须采取行动加以改革和重塑。
　　本报告重点关注那些对性别平等、女孩和年轻妇女赋权造成了不利影响，并增强女性陷入长期贫困的可能性的社会制度。在分析女孩的处境时，关注阻碍她们实现自身能力、导致她们遭受物质剥夺的障碍。决策者、资助方和发展实践者通常更多从供应的角度关注可能的措施，如服务和技术的提供等；却忽视了在干预选择中对社会文化动态性的分析，从而阻碍了干预措施的采纳，及各项服务的好处的发挥（如Sen和Ostlin，2010）。即使是在以需求为导向的发展干预中，虽然针对性别和社会保护的工作（如现金转移、公共工程计划）越来越多，对可能影响需求的社会因素复杂性的关注却仍然不足（如Holmes和Jones，2010；Molyneux，2008）。
　　性别、社会制度和贫困动态
　　本报告对经合组织（OECD）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IGI）框架中确定的五种特定制度给予关注，即歧视性的家庭习俗和资源权益、男孩偏好、性别暴力、限制人身自由和社会参与。这些制度形成的习俗会造成发展的缺失及身体和心理创伤，如早婚、不平等的继承权、割礼、攻击和虐待、生产资料获得受限、奴役和剥削、婴儿和产妇营养不良比例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教育成就低等（国际特赦组织，2010；国际计划，2009）。这些阻碍人类发展的因素会导致并加固孩提期和成人期的长期贫困和脆弱性，影响到几代人。因此，努力变革和重塑这些社会制度将大大有助于改善总体发展成果，特别是贡献于女孩和年轻妇女多维度的福祉。
　　近来，经合组织（OECD）的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IGI）框架对社会制度的影响进行了更为直观的描述（见专题4）。在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和哥廷根大学Stephan Klasen的带领下，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框架试图找出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性别发展指数（GDI）以及性别赋权测量（GEM）的不足，并构建一个新的性别平等综合指数（Jutting等，2008）。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框架的设计者着重强调社会制度（包括法律、规范、传统和行为准则）与妇女经济赋权之间的关系，并受到Morrisson和Jutting（2004）的启发，他们将社会制度视为决定妇女在家庭之外经济活动选择自由的最重要因素，认为社会制度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了妇女获得教育、医疗等资源的渠道，而这些资源对妇女的经济参与非常必要（见图1）。

图1 发展中国家的性别社会歧视程度
　　注：图中地图所示边界不代表OECD官方认可
　　来源：http://genderindex.org/
　　专题4：理解和衡量贫困性别体验的研究进展
　　与性别相关的测量、变量和资料往往倾向于关注结果，而非造成性别歧视的原因。然而其原因却与限制妇女经济参与的制度框架有着更紧密的联系（Morrisson和Jutting，2004）。然而，Klasen（2006b）强调，无论是性别发展指数（GDI）还是性别赋权测量（GEM）都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性和经验性问题，即都关注不平等发展的影响，而非不平等状态本身。此外，性别赋权测量（GEM）带有一种精英偏好，其重心放在正式的政治参与和正式部门的就业上，忽视了非正式部门的工作和社区参与。而其测量指标缺乏对护理经济的重视（Folbre，2006；Klasen，2006b），没能在不同政治层次上的妇女代表间建立真正的联系，未对诸如暴力、身体控制、性和生殖等为题加以考虑，也无法在家庭层面实现赋权（Ellsberg，2006）。
　　分析家呼唤新的思想和措施，以更好地分析权利和义务的女性化（Chant，2006），测量性别不平等而不仅仅是性别与发展（Dijkstra，2006）。Klasen（2006a）对性别平等进行了测量：考虑市场工作和照料责任之间的关系（使用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数据）；建立测量人身安全/无暴力指数；考察推动性别平等的环境，包括法律和制度框架、规范及社会价值等。他认为，需要采取新的测量手段，以矫正性别发展指数（GDI）和性别赋权测量（GEM），从而对性别不平等进行测量（Klasen，2006b）。
　　源自SIGI的《性别与发展图集》测量了非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导致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实践和法律规范（即社会制度）。Klasen等（2006b）认为其更准确地反映了性别差异，表明即使一个社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断增加，社会制度仍然能够排斥妇女的社会参与。家庭习俗（包括妇女继承权、早婚、一夫多妻制和父系权威）、人身安全（割礼的盛行、立法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因性别偏好堕胎而死亡的女性比例）、公民自由（妇女独自离家的自由、对着装自由的限制）和所有权（妇女得到银行贷款的权利、获得土地和财产的权利）等方面对妇女的高度歧视，与妇女在教育、经济增长和其他重要的宏观发展指标等方面的低成就密切相关（Jutting等，2008）。
　　本报告将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对社会文化规范、行为准则、正式及非正式法律的关注作为出发点，使用的定量数据根据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计算，但只用作大量数据中的数据点之一。同时，本报告寻求扩充并修正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强调的性别化社会制度的概念：首先，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仅包括妇女，应该将女孩也纳入考虑，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数据。其次，本报告超越了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对经济利益的狭隘关注，对福祉进行了更广泛的定义，即既包括一系列的能力和成果，也包括支持女孩和妇女避免并脱离长期贫困的复杂因素。再次，解决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SIGI）所包含的五种社会制度划分前后矛盾至关重要。其所使用的术语有些是中性的（家庭习俗），有些是正面的（人身安全，所有权，公民自由），另一些则是负面的（男孩偏好）。因此，我们对社会制度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修正了某些组成变量，以更好地涵盖形成这些特定制度的所有规范和习俗。
　　●歧视性的家庭习俗：这一制度包括父系权威、继承法、早婚习俗、家庭结构和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包括一夫多妻、多代同堂、女性户主家庭）。
　　●男孩偏好：指家庭内部对儿子和女儿在关爱、照料和资源分配中的不平等，表现为存活率/死亡率、人类发展指数（营养、教育、健康）、时间使用、家庭劳动力对看护责任和主要经济行为的贡献。
　　●有限的资源权利和赋权：这里关注女孩和年轻妇女对土地资源、小额贷款、家庭财产和自然资源的获取权和控制权。
　　●人身不安全：这一制度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等地基于性别的暴力，也包括有害的性别化传统习俗，比如割礼。
　　●受限的公民自由：这一制度包括限制活动自由、结社自由和参与集体行动的自由。
　　报告结构
　　按照上文列出的五种社会制度，本报告相应地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是“歧视性的家庭习俗”，关注正式的法律框架在塑造家庭界限和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第二章是“男孩偏好”，侧重点更多在于家庭内部的非正式关系，揭示为大众所熟知的家庭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女孩和年轻妇女的影响。第三章为“有限的资源权利和赋权”，考察女孩和妇女在获得、使用和拥有各种物理、自然和金融资源时的障碍。第四章是“人身不安全”，讨论女孩和年轻妇女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环境中所遭受的暴力威胁和经历，包括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环境中脆弱性的加剧。最后，第五章“受限的公民自由”研究了女孩和年轻妇女在实现公民权、行动权和参与集体行动时的自由受限。
　　每章都以类似的结构展开，着重对每种社会制度的特点、其性别维度、与贫困动态的联系及其对女孩和年轻妇女的影响进行讨论；随后评述旨在解决这些社会制度中歧视性内容的政策和项目。在行文脉络中，强调社会制度的不断变化。变化的过程或许很缓慢，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能会出现倒退，但是本报告罗列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在最具有挑战性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中，社会制度的变化也有可能对女孩和年轻妇女起到积极的作用。变化的动力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女孩自身，她们的母亲、兄弟和父亲，更广泛的社区，非政府组织（NGO），直到国家和国际行动者。争取女孩和妇女权利的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CRC）、《北京行动纲领》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第135号（工人代表公约）》等开展的倡导行动。此外，变化的路径也很多：公众教育活动、媒体和电视剧的运用、学校课程改革、诉讼、普及法律知识、关注女孩的赋权项目、将男人和男孩纳入其中的改革措施、政策倡导、同伴支持和指导、榜样力量及社会保障等。
　　本报告最后对经验教训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在发展行动者中引起辩论和讨论。最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实现革命性变化和全人类性别公正的行动。
来源：http://www.chronicpoverty.org
　　●减贫实●
增长和减贫：质的研究视角下的政策寓意
CPRC 政策简报
　　引言：没有带来减贫的增长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的定性研究对坦桑尼亚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何没有惠及更多的穷人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解释：1）缺乏抵抗高水平和众多风险的保护措施；2）资产积累的难度在增加；以及3）农村和农业增长不足。本报告将在这三个问题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政策建议以及对Mkukuta II项目实施进行简短的评论。
　　1）面对风险和冲击时，穷人只能得到较弱的保护，并且只有很少的资产可以使用。日益增加的依靠工资收入的家庭、多子女家庭、老人家庭以及没有丈夫的妇女（分居的、离婚的、被抛弃的、失去亲人的）家庭在这方面更加脆弱，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仅面临共性的风险，如干旱、洪涝、季节变迁以及市场价格风险等，这些风险还能够得到一些政策的救助；同时还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风险，如疾病、丧失亲人、劳动力市场风险（如专题1）、财产抢劫、酗酒、多配偶等，此外，极度贫困的群体还面临着严格的劳动合同的剥削（专题2），而这些风险都暂时还难以得到有效的政策扶持。
　　2）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穷人获得可支配的资产的可及性越来越低，从而导致通过资产积累来脱离贫困变得越来越困难，脱贫的门槛在不断上升。人们需要用资产来支付医疗费、房租、嫁妆、彩礼、巫术和其他的冲击压力，资产消耗日益增多。同时，土地和牲畜的价格都变得越来越贵，并且大量的优质土地被一些投资者买去，越来越多的农户失去土地（专题3）。很多地主也宁愿自己耕种土地，而不愿意出租土地，因此租种土地的机会非常少，这种情况不仅对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户是非常不利的，对于那些愿意出租自己土地并转移到其他职业的小农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四五十岁的老年人来说，接受过初等教育就足够支持他们实现脱贫的生计目标，而对于如今的年轻人，仅仅是接受初等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即便如此，在贫困的家庭中，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往往也是十分有限的。
　　专题1：基于信任关系的雇工和极端贫困对工资谈判的影响
　　在Nchinga村，雇工关系的形成通常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合同文本上的，而是以双方信任关系为基础。劳动者会先进行工作，在腰果收获以后获得一笔报酬。该村的Hawa Nanguku介绍了这种非正式形式的雇工约定是如何将劳动者推向贫困的：她很不幸，因为地主认为她没有获得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不想支付全部的工资，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她只拿到了应得报酬的一半。一些地主还采用分期支付工资的方式，这种支付办法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实际上，一次性付清能够保证劳动者有足够的资金投资一些重大的有利于生计发展的事项。如果分期支付工资的话，支付的工资就会全部被用于消费支出，难以形成资金积累。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Hawa仅一次性收到了25000先令款额，剩下的20000先令工资是通过分期支付的：500先令、1000先令、2000先令等等。据Hawa所言，这些钱都‚蒸发‛了，意思就是都用来购买小的消费必需品了。
　　——Hawa Nanguku，Nchinga和Nweala区
　　专题2：穷人没有价格谈判的能力
　　Wazabanga的男性讨论小组的成员们还认为极度贫困的人（2级）"缺乏权威和影响，这样的话使得他们听从别人的命令"。当谈到劳动报酬时，他们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力，虽然这些讨论者认识到了这些极度贫困的人得到的劳动报酬很低，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假如一项工作的报酬被普遍认为是3000先令，支付给这些极端贫困者时甚至只有500先令或者对他们的要求更苛刻。此外，为了和这些给予他们工资的人建立良好关系，他们仍然要微笑的面对支付给他们工资的人"。他们受到来自其他阶层的剥削，而这些人利用的正是这些极度贫困者绝望的心态。
　　专题3：土地被投资者购买
　　牧场主变成农场主和小农出售土地并且租种自己土地
　　在鲁夸（Rukwa）沿海地区，迁入的Sukuma族的牧场主已经成为农场主，久而久之当地人却成为他们自己土地的租户。退休教师Mpama先生抱怨道，现如今的青年没有水稻田，‚Bigabo先生已经攫取了过量的土地，并且欺骗许多小农以低于土地价值的价格卖给他土地。我们需要法律援助，来重新分配土地，使得大部分人获得土地，种植水稻来改善贫困……这正是对土地重新分配以进行水稻生产的时候，这样的话大部分人都能公平的获得土地，（否则的话……）未来可能从口角纠纷上升到流血事件……Mwandima地区水稻的高产潜力众所周知……地区当局应当出来处理这件事，使土地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发，然而当局却没这么做。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种植水稻是Mwandima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Josephat Mpama，退休教师，Kalesa村，Nkasi区，Rukwa
　　商人成为大型企业农场主，小农出售土地并且成为耕作自己土地的劳工
　　Chang’alu Mtanda是个来自Newala区Nkangala的大商人，但最近他却成为一个农民。2003年他用为印度商人从事腰果代理挣来的钱购买了10英亩高质量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他采用最现代化的农业技术种植腰果。他买了只需要3年就能成熟挂果的优质树苗，然后将这些树苗整齐种植，使用化肥（他声称硫磺粉配制肥要比政府在仓储计划提供的化肥要好得多）。这些技术遥遥领先那些大部分继承祖辈腰果种植园的农户，他们那些种植园中树苗种植杂乱无章。他们可能有一些新的树木，但都不是优质的品种。在2006年，他第一次收获了大约10吨的腰果——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丰收。（对比丹迪农户的收成是2吨每10英亩，所以这些农户收到7-8吨大概需要4倍的农场规模（40英亩））。由于Chang’alu还可以得到NeFA（妇女小组）的市场服务，他可以绕过贸易商然后直接以850先令卖给小加工集团。（这个区域的其他农民在这个时候拿到的是500先令或更少）。2007年，他买了另外的10英亩土地，种植快速成熟的腰果和芒果树。在2007年和2008年在他的第一块土地上收到了6-7吨腰果——由于气候不好，他认为产量有点少，但是相对当地的标准仍然是个好收成。2008年，他买了12英亩地种植玉米和木薯。在2009-2010年他又买了10英亩地。相信这一年将是个丰收年。这42英亩地是他从当地小农那里购买获得的。这些小农现在成了这些土地的农场工人。
——Chang’alu Mtanda，来自Mtwara区Nkangala的大农场主和商人
　　该区存在的大量拥有高技术的农民并没有给当地街道主任Nkangala A.先生带来惊喜。他对于穷人卖出土地现象不断上升的趋势非常不满，他认为增加就业也难以弥补土地的流失带来的损失。他认为那些购买当地人土地的人使得Newala区的贫困正在加剧。他说道：‚穷人卖地是因为他们穷或者他们需要支付上学费用。他们被迫将土地卖给那些为了攫取更多土地的富人。这样的话穷人便一无所有，只能出卖劳动力给富人。这种攫取土地的方式使得当地贫困正在加重。‛
——Nkangala A.，街道主任，来自Nkangala最后一次小组专题讨论，Nkangala DT，Mtwara
　　3）农村和农业的增长停滞不前，连最强壮的贫困劳动力都开始进入本来就已经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鲜花、水果和香料的出口主要来自大型农场，在这些大型农场，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她们主要从事劳动条件比较恶劣、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如修剪花枝。在阿鲁沙（Arusha）地区，低薪仍足以使穷人获得住房和土地等其他资产。尽管性别工资实际差距依然存在，但在工会的努力下，劳动力工作的安全和工资水平在这些年还是得到了部分改善。

图1：按收入分组接受超过初等教育的比例
　　按照性别和财富五分组的接受中等以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数比例，2007-2008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艾滋病和疟疾调查，207-2008
　　传统的农作物出口市场（腰果和棉花）受到了制度失灵的困扰，包括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价格是生产者对于提高腰果生产的重要因素，订单计划是一个潜在的改善市场条件的做法，在一些国家，订单农业的发展和减贫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小农完全可以有机会出口其他作物，例如芒果，但是这些作物出口需要满足一系列苛刻的先决条件，也仅仅能得到非常有限的回报。通过类似AMAGRO协会的中介组织，小农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新的技术和知识，抵御市场风险以及和分担投入等。但是，目前这些组织对会员资格的规定却将大部分小农排除在外。对于小农来说，没有机会进入一个有组织的市场，其进行现代农场经营就困难重重。挑战在于如何解决在一个买方市场中季节性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低于最低成本问题。随着坦桑尼亚的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观。
　　大多数小农只能为当地的区域市场或边境市场生产，这使得改善市场进入机会的行动变得易于操作和行之有效。虽然这些市场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是贫困家庭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生产来满足这些市场快速的需求增长，他们往往要受到无管制的行业垄断和寡头卖方垄断的剥夺，垄断寡头方往往只提供非常低的价格，这些价格有时候都不能抵消其推广服务和农业投入的成本。此外，由于艾滋病的流行而带来的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丧失，妇女在家庭粮食安全生产方面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她们在获得需要的资产、信息和市场方面却有着很多的障碍。
　　虽然农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是非农企业和非农就业往往是更快更有效的脱贫途径。然而，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经济多元化发展趋势一直十分缓慢，其主要的限制性因素包括农民的技能水平较低、农村通电程度低、金融服务差。
　　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系统的定性研究，我们界定了五种相互关联的政策启示。
　　政策集1：资产积累和脱离贫困
　　反贫困政策目前还没有开始关注支持穷人的资产积累过程。土地和牲畜仍然是穷人最重要的资产，土地政策更多关注如何能够让穷人出租或者承租土地，以便能够保证优质的土地不会被闲置，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在土地租赁过程中，保护土地出租和承租双方的合法权益十分重要；但是对一些土地的传统习惯性权益的保护有时候也对闲置土地的开发利用有时候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传统土地的所有者名衔的肯定为这些人继续拥有土地提供了保证，但是对于穷人土地权益的保护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妇女的土地权益保护问题则更为突出，尤其是离异或者丧偶的妇女想要继续保持土地所有权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对土地稳定的所有权属，妇女就难以通过必要的投资来提高土地生产率。妇女在离婚/分居/丈夫死亡以后被剥夺了继承家庭资产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剥夺随着家庭破裂现象的增多而逐年增多。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包括：男性迁离出农村、艾滋病等疾病引起的死亡以及部分由于小农场无法维持两个家庭而造成的离婚/分居。坦桑尼亚1999年的土地政策和宪法在妇女权利保护方面的意识非常弱，并且各部门以及妇女本人在这方面的意识在都很弱，因此，需要通过公共信息系统宣传来促进妇女权利保护意识的提高。现行的有关继承权的法律制度和程序需要简化，一些法律文献中的模棱两可的地方要进行修订，并且要进一步宣传普及法律体系，如对地方法官和领导对保护妇女财产权方面的法律进行培训，提供相关的案例材料等。目前，一部新的继承法（围绕土地和婚姻的法律）也开始有助于明确妇女的合法权利（专题4）。
　　专题4：一个新的明确了妇女权利的继承法？
　　在现行的宪法框架下，一个全新的继承法能够有效地明确妇女的权利，例如：
　　●婚姻法应该明确：当当地惯例和习俗对妇女有歧视时，应该遵循成文法。
　　●在婚姻资产分配时必须考虑到妇女从事的具有隐性价格的工作：不仅仅只是用金钱来衡量他们对家庭所做的贡献，也不是社交或工作方面，对于婚姻资产的获得问题，法院可以考虑他们对婚姻的贡献以及照顾家庭方面的贡献。
　　●财产法中关于配偶死亡的问题应该和宪法规定相一致。
　　●修订婚姻法的规定：丈夫或妻子在婚姻存续的期间内获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
　　●进一步提出妇女参与村庄土地委员会的强制性。
资料来源：Ellis，2007
　　不过，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妇女法律咨询中心都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但是并没有一些明显的进展，目前在地区法院的一个法律案例都没有能够顺利结案。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新的权利保护制度对于人们福祉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群体不愿意打破传统制度运行的机制。
　　1999年的土地政策过度遵从了当地传统权利，没有考虑到妇女难以获得土地权利的问题。在财产合法化项目（MKURABITA）框架下，土地所有人的产权保护是十分有效的。然后，当地的习惯法总是更倾向于保护男人的土地权利。并且土地产权不能用来抵押贷款。因为该国总统就是以反对没收或充公土地或者将土地作为抵押品贷款政策闻名的，这也就导致了银行没有开展土地产权抵押贷款业务。而这就意味着通过一定组织渠道和途径获得贷款十分重要，如储蓄和信贷协会（SACCO）以及循环基金（ROSCA）等。
　　牲畜不仅是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缓冲器，也是农户进行资积累从而脱贫的重要途径。对于穷人来说，由于牛等大牲畜的饲养成本很高，饲养小牲畜则更为重要。目前，畜牧业的发展政策对穷人家庭饲养牲畜的限制比较多，主要体现在牲畜的租赁、买卖和风险保障、饲料、水、兽医服务以及家畜管理知识宣传等方面。妇女在牲畜养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特别是小型家畜的养殖，因此，增加女性家畜养殖推广技术人员是非常必要的。虽然畜牧业在促进脱贫和风险应对方面的重要性，但是畜牧业在Mkukuta II和Kilimo Kwanza计划中体现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虽然这些计划中所有与农业相关的政策也都特别提到了要把养殖业为农业的一个子部门，但是整个Mkukuta II中并没有迹象显示畜牧业增长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
　　Kilimo Kwanza和Mkukuta II都十分强调灌溉对提高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一个农场的案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案例中，穷人无法投资灌溉设施的设计，从而可能会导致当地农业生产效率难以获得提高。（专题5）。
　　专题5：灌溉设施建设的筹资
　　在Newala地区，据一个地区农业官员所言，2009年，当地农业发展有3个重点投入——灌溉、生产资料投入以及仓储建设。在灌溉设施建设方面，计划从Ruvuma河进行引水灌溉，该官员对于这个项目会带来土地生产率翻倍的前景感到很兴奋。但是，政府只打算为灌溉水渠建设提供所需资金8%的支持，而其他资金希望通过地方筹集方式来获得，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人们连沙丁鱼和学费都支付不起，筹资十分困难。
　　如果政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脱贫，那么这些问题应该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一样重要，因为仅依靠后者帮助人们脱贫是远远不够的。
　　在城市的很多脱贫案例都显示了非农企业租用土地或者房屋等建筑的重要性。虽然Mkukuta II框架是关注农村贫困问题的，也可以考虑借鉴这一点。
　　通过与金融服务机构建立联系，如通过ROSCA和葬礼协会以及SACCO和其他的金融服务机构穷人能够获得资产（专题6）。然而，贷款也是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穷人在获得贷款方面仍然持比较谨慎保守的态度。采用如果能够有效控制贷款风险的发生，可能对于穷人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专题6：连结SACCO和ROSCA/葬礼协会
　　在Nkasi沿海地区，贫穷的农民种植水稻的投入成本很高：土地、耕牛的租金很高以及缺少足够的水稻种植经验和知识。以妇女为服务对象的循环信贷协会，如葬礼协会网络等来实施SACCO项目开始扭转这种局势。在Mwandima地区SACCO主席Wilium解释道：Mwandima地区的SACCO中会员有300个农民，其中200个是妇女（28个代表来自于ROSCA，其余的172个是个体成员），也就是说2/3的成员是女性。此外，因为这28个ROSCA代表也是当地一些葬礼协会的负责人，她们每个人大约代表了25个个体成员。因此，实际上大约有700多个妇女受益于SACCO贷款。SACCO通常都会在政府部门注册，鼓励这些团体性会员借款。丧礼协会的负责人是SACCO的正式成员并需要交纳2000先令的入会费，从而拥有10份SACCO的股份。SACCO也就不直接和丧礼协会的会员打交道，而是主要面向这些负责人。
　　据Willium所说，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并非当地所有的葬礼协会和ROSCA都注册过，因此，SACCO潜在的服务对象数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不仅能够使得妇女可用资金可以增加3倍，也可以促进当地的妇女参与了循环基金和信贷协会等，虽然在这个地方没有开展正式的能力培训，但当地妇女们仿照其他地方，如Sumbawanga地区，来推动妇女组织的发展。在过去的十年里，当地的妇女类似组织得到了蓬勃发展。
——Wilium Semiomo，Mwandima SACCO，Kalesa村，Mwandima Ward，Rukwa区
　　穷人一旦获得资产，就应该有相应的机制来对这些资产进行保护。为金融服务和畜牧业发展建立保险机制、提供信息服务和资产管理的培训以及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社会援助等等，都是保护资产的重要有效措施。
　　Mkukuta II从哪些维度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Mkukuta II框架没有太多涉及资产积累战略，尽管其中也有部分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穷人的资产积累。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获得性来促进农业产量的提高目前已经开始有些进展，穷人可以通过正规银行，如坦桑尼亚农业开发银行（TADB），和非正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如SACCO，来获得贷款；并且该框架也开始强调受教育的机会和土地权利要考虑妇女等弱势群体的需求；在传统土地法不能满足新的需求时要修订新的土地成文法，并且也开始灌溉设施建设（土地灌溉面积将从2009年的37万公顷增加到2015年的74万公顷——这个是农业增长的优先发展前提之一。Mkukuta II提出了小规模和大规模水利灌溉发展的计划）；并且开始建立国家水利灌溉部来协调和监督灌溉问题，包括融资、招募水利工程师、水文学家、大坝设计者和承包商；并且开始进行农业相关的“推广支持”系统的建设；协调道路工程建设和农业小型水坝建设。
　　政策集2：促进农业增长
　　农业政策的重点依旧是通过改善投入要素市场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实际上对农业生产效率影响最大的是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市场的优劣直接决定了下一个农业生产周期的投入水平，仓储收购计划的成功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专题7）。农民非常支持并欢迎仓储收购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并且希望能够推广应用到其他作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季节性价格波动和调整中面临的困难。
　　小农生产者生产最多的作物：玉米、大米、木薯等需要更多的产品销售上的支持，这些可以通过促进本地购买或仓储来实现。这些方案可以帮助调节季节性价格波动和剔除消费食品价格中增长的运输成本。例如，将木薯碾碎储存起来，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在当地销售，而不是将多余的木薯急于出售给那些不确定的商人——假如有条件进行区域性仓储的话，适当存储一部分食物，这个将会有助于减少通货膨胀。此外，当地生产的食品不太适应本地粮食短缺家庭的需求，如Rukwa的玉米需要销售到外地，Newala的木薯也是如此，Mkukuta II框架之一就是实施和推广仓储收购计划。
　　专题7：仓储收购计划
　　在坦桑尼亚，2007年在农业营销系统发展计划（AMSDP）框架下实施的仓储收购计划（WRS）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改善了农产品市场条件，又促进了农业产量、农业生产率、农民信心的提高，以及保证了生产价格的稳定和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纳，当然在该计划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还不尽如人意。
　　WRS计划源于政府对当时一些社会问题的回应，那就是确保市场的公平和稳定，特别是能够将农民丰收的农产品储存在仓库，然后等到价格更有吸引力的时候再出售出去。这套系统通过基层协会和SACCO来运转。基层协会对农民交付的农产品进行严格的分级和称重，然后支付给农民该农产品价格的70%（减去来年的补贴投入和人头税），再发给农民一个一式三份的收据。农产品存储一段时间后，由存储仓库的管理者再组织销售，然后支付给农民剩余的30%的费用，有时还会给农民一些奖励（储存、利息、运输和管理的费用较低）。实施该计划的目的还在于稳定生产价格，通过提供投入补贴来改善新技术采纳，并且还能通过SACCO为农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
　　WRS计划同时还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流动性来鼓励竞争性市场的发育，从而降低了一些大买家的垄断行为。在WRS计划实施引入之前，大型垄断的外销商和加工者能够获得银行资金，为当地私人买办（代理人或中间人）提供金钱，这些私人买办用这些钱去基层协会和合作社购买腰果。由于能够有能力为那些买办预支腰果购买资金的大外销商和加工者数量非常有限，容易形成买方垄断市场的情况。当地的买办成为大玩家的代理人，他们之间并没有竞争关系，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佣金。这样的话，WRS计划的实施有如下几个作用：
　　●为基层协会和合作社等部门带来额外的投资资金，使它们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
　　●大外销商和加工者需要通过腰果拍卖来购买腰果，而不是直接从合作社和当地买办那里购买，这样就能减少他们的价格垄断的行为。这个系统能够为农民服务吗？WRS运行情况显示WRS是一个有用的市场工具，有利于WRS成员扩大产品市场销路、稳定市场价格等等，在腰果产区通过农业销售合作社（AMCOS）及在稻谷产区通过SACCO进行农产品销售。农产品离场价格与出口价格呈现一致性的上涨趋势。例如在Newala区，农产品离场价格从500先令上涨到700先令，随着2007年实行的WRS计划（随着仓储收购计划实施上涨了40%）。这些农户同样受惠于生产成本的降低，现在的生产成本大约是过去投入的75%。在Tandahimba区，WRS计划实施后腰果生产价格从以前的150-410先令/千克提高到现在的710-850先令/千克（近一倍），这些案例表明WRS计划既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又稳定了不同时期的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并且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价格。
　　在Iringa和Mbeya地区，WRS通过SACCOS系统运行。仓库从农民那里买入稻谷，首先支付市场价格的50%。如果收获期间稻谷的平均价格是每100公斤50000先令，那么通过SACCOS付给农民的价格就是每100公斤25000先令。然后，仓库管理者将这些贮藏的稻谷在淡季的时候以均价75000先令出售，然后再支付给农民剩余的尾款，尾款的支付是依据当时的价格水平扣除储存成本和利息后的标准计算，因此支付给农民的价格水平是每100公斤40000先令。因此，农民不仅能够顺利销售其生产的农产品，并且农产品价格水平相对较高。
　　WRS并非是完美的，大部分受访的农民开始都有些抱怨，但最终他们还是觉得这个计划非常有用，并且呼吁能够扩大到更多的农作物上，如木薯、玉米和豆类。农民的抱怨主要是部分农民希望能够一次性获得全部的销售货款，这样就能够及时支付雇用劳动力的费用、孩子学费和其它的一些必需品费用。还有一些农民认为在价格制定和拍卖时应该有更多的农民代表参与、希望有更清晰的审计、增加内部控制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和更加透明化管理、以及提供更多的信息，如支付第二期付款和发放奖金的时间等。合作社（Tandahiba和Newala）也发现现行的制度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银行的高贷款利率和WRS仍然过度依附于买家——那些大规模的加工商和外销商，这些人可能出价比较晚，这样就会延迟奖金的发放和影响存储腰果的质量。合作社希望能够加工腰果，这样不仅能够掌握购买的时间，而且能够促进当地女性在农闲季节的就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不仅仅只是赋闲在城市，并且加工后的腰果比初级农产品腰果具备更多的市场机会。
　　尽管政府和投资机构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因此需要采取其他的替代措施，向穷人提供资源保护以及环境生物多样保护的补偿性资金，要不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购买这些服务。当前的政府部门也无法为穷人提供化肥农药等投入方面的支持，可能也需要依靠私营部门的参与，但这种方式只有能够做到像马拉维那样快速转型才可能有效，当前在坦桑尼亚的发展环境下，最好的路径还是前面所说的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对资源保护和生态多样性服务支付环境补偿资金。
　　通过支付环境服务的方式来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可以将农业风险应对放在相关政策纲领的中心位置，这样就可以将贫穷的家庭纳入到农业发展的主流中，因为穷人的投资和战略选择受到风险的影响更严重。保护土壤和水资源有利于降低风险，就像随着降雨变得越来越不确定，灌溉就能够发挥作用；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够减少长期风险，并且还有助于增加农场种植品种的多样性，从而能够减少短期风险。
　　Mkukuta II从哪些维度解决了这些问题？
　　Mkukuta强调通过加强企业投资、水利灌溉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推广服务来促进农业发展，同时也强调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激励，并且希望通过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转移农业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促进农业部分的发展。
　　通过资源保护、天气预报等预警系统来加强农业风险管理、开展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抵抗病虫害和疾病方面的研究都属于长期投资。对于穷人、脆弱群体和农村家庭，风险管理则更为重要。
　　因此，政策应该聚焦于改善市场准入制度、产业价值链的功能等，并且尽量避免第二产业可能带来的风险。
　　政策集3：劳动力市场
　　当工作稳定，并且保证就业者有一定的储蓄或者汇款时，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是有助于缓贫的，因此通常来说，在城镇或者境外的非农就业机会是非常有助于缓贫的。当然能够转移到城镇或者境外就业也是需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关系的。由于本地企业发展不足而对就业需求有限导致了当地劳动力过度供给（专题8），从而导致了当地工人不得不接受超常时间的工作时以及低工资等，如在当地的腰果加工工厂必须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而获得的工资只相当于5个小时的收入水平。
　　政策需要致力于如何降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尤其是要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因为通常来说非农就业比从事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首先需要采取措施促进当地非农企业的发展，此外，还需要让儿童接受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禁止使用童工、对不适合就业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以及降低人口出生率等方式来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坦桑尼亚，最让穷人害怕的是：雇主拖欠工资，这种情况经常会出现在劳动力供给过剩或者缺乏规范性制度约束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和雇主都应该各自加强自身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劳动纠纷调解机制。
　　Mkukuta II从哪些维度解决了这些问题？
　　政策框架对劳动工资和劳动市场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框架所提出的目标是非常宏大的——为妇女、青年和残疾人士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以及为农村年轻人创造有利的环境，严格执行劳动法规定的一些标准，但是在促进目标实现方面的具体措施上却讨论的不多，虽然Kilimo Kwanza旨在通过促进中大型规模的种植业的发展来促进农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希望这种战略具有缓贫意义，那么劳动力就业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在就业机会供给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然而，目前在坦桑尼亚，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仍然有限，还不能拿出证明劳动力市场和缓贫之间关系的有效证据。
　　专题8：过度供给的劳动力市场
　　一些受访者谈论到妇女从事农业劳动工作量在增加，但是这种就业水平往往是很低的或者维持生存的就业，她们仍然遭受到剥削，工资水平很低（甚至低于极端贫困者的工资水平）甚至是零支付。Sirila是一个未婚妇女，但有四个孩子要抚养。她不得不住在她母亲家里。她抱怨道：她不能得到持久的工作，并且她的工资水平要比现平均水平低很多。她为棉花和水稻除草能每天只能获得1500先令。她非常贫困，因此在和雇主商讨工资的能力很低。在Nkangala，妇女们抱怨道："假如我们做20天甜甜圈的临时工作，能获得20000先令的工资，但是这20000先令的工资不够我们吃20天。"
　　政策集4：食品安全和社会保护
　　食品不安全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相当比例的人口既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健康的饮食，主要的原因是：工作不稳定、冲击和压力、农业风险。政策集2主要讨论应对农业风险，政策集3主要讨论劳动力就业，这里我们将要讨论穷人面临的冲击和压力。
　　首先，穷人承受冲击的能力较弱。瞄准最贫穷人的社会援助计划可以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贫困线水平以上，并且有助于应对风险冲击，降低穷人由于减少消费或者让子女辍学带来的负面效果。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如现在坦桑尼亚正在实施的小规模社会援助计划以及在肯尼亚和乌干达实施的一些更大规模类似计划。国家社会保护框架提供一个综合的概念和一系列的行动措施，这个可以从Mkukuta II中看出来。
　　理想的情况下，社会援助计划还能够推广到非贫困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避免贫困的社会安全网机制，尤其是降低这些群体出售一些重要资产的可能性。当然社会援助计划的瞄准准确度取决于实施成本，我们研究表明，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来识别社会援助计划的瞄准对象是可行并且易于操作和准确的。
　　Mkukuta II从哪些维度解决了这些问题？
　　该框架的NSPF方案就有效的解了社会援助的问题，目前的困难是：采取什么样的工具和措施可以促进最弱势群体的减贫，并促进他们参与就业和接受医疗教育服务。
　　Mkukuta I（关于增长）中提出要增加对脆弱性群体的扶持，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活动人口的增加，促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Mkukuta II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保护方面的干预行动，如为那些与艾滋病人一同生活的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帮助、以家庭为基础的保健和社会保障计划，包括食品安全网、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为残疾人士、孤儿和易受害的儿童、与艾滋病毒一起生活的老人和其他的弱势群体提供扶持和费用减免计划，这些计划都是创收行动（GA）和现金转移支付计划配套措施。社会保护体系的建立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寻求能够迎合众多目标的一两个手段或工具。
　　政策集5：治理
　　导致长期贫困的部分原因是和治理有关的。征税和收费会导致贫困，减少征税和相关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尤其是教育收费的取消，可以让穷人接受更多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缓贫途径，因为接受初等教育对生计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参与式治理有助于资源分配的透明化和公开化，然而目前，教育、医疗和水资源等方面的支出决定往往是不透明的，因此推广参与式治理的方法还有很大的余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需要更加透明。例如从仓储收购计划中支付对投入和利息的扣除需要透明化，提高服务的效率。弱势群体往往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因为一些传统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不利于穷人的。
　　在研究中发现，在Newala地区有一个妇女，她的丈夫娶了第二任妻子，所以她被剥夺了孩子们的抚养权。后来这名妇女成为地区法官，并通过审判帮助了一个可怜的妇女获得了子女的抚养权。这个案例表明，如果能够让更多的妇女成为政府工作人员会有利于对妇女权益的保护。目前坦桑尼亚国会议员中妇女的比重很低（只有5%），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提高政府官员中的女性比例也是将来政策努力的一个方向。
　　Mkukuta II从哪些维度解决了这些问题？
　　这个文件提出了要确保穷人的司法公正，其主要途径是向穷人提供法律援助以及在相对完善的法制环境下促进和保护妇女的权利，并且采取措施提高当地法官的业务素质。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强调如何降低社会服务的高成本以及如何促进市场干预过程中的透明化。
　　结论：在Mkukuta II计划下增长是否能够更有利于减贫？
　　提高穷人资产积累的机会至关重要。Mkukuta II的政策框架也是强调要通过各种途径达到这一目标。由于资产积累对缓贫意义重大，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促进穷人收入的提高。此外，进行必要的资产保护也十分重要，所以制定和实施国家总体的社会援助计划也十分关键，让更多的穷人能够受益于经济增长，并获得健康、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此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以及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等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有利于穷人的。
来源：www.chronicpoverty.org
　　●减贫援助●
世界银行最贫困国家基金获500亿元创纪录捐助
　　2010年12月15日，国际开发协会（IDA）增资达成最终协议，捐款总额达493亿美元。国际开发协会是世界银行面向最贫困国家的基金，是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的一个关键角色。
　　国际开发协会第16期增资（简称IDA-16）的捐款总额比三年前的第15期增资提高18%，资金承诺不仅来自传统捐款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世界银行集团内部以及国际开发协会现借款国和原IDA借款国。
　　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说：“捐款承诺表明，捐款国和借款国已结成一个非凡的全球联盟，联合起来确保我们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也为贫困国家提供希望与机会。获得如此大力的支持，正是IDA坚持不懈地重视结果，重视为贫困人群带来实际改善的一个明证。”佐利克说：“IDA大量增资后，我们将有能力帮助把儿童免疫接种人数增加2亿，医疗服务覆盖面扩大3千多万人，为8千多万人改善水源，帮助修建8万公里公路，培训和聘请2百多万名教师。”
　　新契约体现在新老捐款国做出的积极捐款承诺及来自于原IDA借款国的还款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净收入。
　　协议标志着捐款国和贫困国家有效地利用IDA资金进一步推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包括世界各国一致同意到2015年将贫困减少一半的目标）进程的最后机会。共有51个国家对IDA-16（2011年7月至2014年6月）做出捐款承诺。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和IDA-16主席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说：“捐款国踊跃捐款也是一个信号，表明发展资助不应仅仅被看成是援助，更应视为是对未来的投资，因为我们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激发全球经济增长。IDA有助于确保发展资金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益。”世界银行主管优惠融资和全球合作的副行长埃克塞尔·范·特罗森伯格说：“这些捐款承诺不仅将帮助改善2亿多人民的生活，也代表着对IDA及其利用稀缺的纳税人资金实现发展效益最大化的能力投下的信任票。”
　　在未来3年，IDA将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79个国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医疗服务，教育儿童，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反贫困促增长的目的，特别关注社会性别问题以及帮助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寻求和平与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一如既往继续成为IDA支持的主要重点。
　　马拉维总统、非盟轮值主席宾古·瓦·穆塔里卡表示：“对于世界上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国家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在这些地区IDA的长期资助业已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农业、水利和环境卫生等一些关键领域取得了具体成果。对于国际捐助界通过这次大幅增资所表达的团结意识，我们欢迎。”
　　捐款国与合作伙伴还批准使用IDA危机专用资金帮助低收入国家应对自然灾害影响和严重的经济冲击。这个新的“危机应对窗口”将为海地提供一笔特别拨款资助其继续2010年地震后的恢复重建。
捐款承诺是在一系列的会议后做出的，最后两天会谈在布鲁塞尔举行，由比利时政府主办。比利时财政部长迪迪埃·雷德尔斯和发展合作部部长查尔斯·米歇尔对IDA16的增资结果表示欢迎，并赞扬各捐款国在困难的金融和经济环境中做出的努力。他们表示，这次增资的成功将使IDA在帮助最贫困和最脆弱国家实行千年发展目标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谈判期间，与会代表肯定了IDA在过去10年取得的业绩，包括帮助拯救了1300万人的生命，为3.1亿多儿童免疫接种，改善了1亿多人的用水，建设或修复公路10万多公里，帮助贫困人口进入市场和获得服务。
来源：www.worldbank.org
　　●机构介绍●
印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赤脚学院）
　　印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赤脚学院）成立于1972年，是一个为农村社区提供基本服务和问题解决方案、最终使其实现自给自足和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赤脚学院提供的“赤脚解决方案”包括太阳能、水资源、教育、医疗服务、农村手工艺、人民运动、通信、妇女赋权和荒地开发等。
　　赤脚学院认为任何农村发展活动都能够成功并可持续，但必须基于村庄自身，由村庄自我管理并拥有。因此，一切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赤脚”行动，都应由“赤脚专家”，即当地男性和妇女共同规划和实施。
赤脚学院的理念是：农村男性和妇女，无论年纪，即使受教育程度十分有限哪怕是文盲，都可以接受适当的培训成为日校或夜校教师、医生、接生员、牙医、护士、培训师、太阳能工程师、太阳能灶具工程师、水钻工、手工艺者、水泵工程师、电话接线员、铁匠、会计等等。给予他们适当的指导、鼓励和空间，他们就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杰出的成就。
　　赤脚大学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包括：工作和生活要尽可能贴近乡村社区；为个人成长建立一个创造性、建设性的空间，不因等级、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有所歧视；在机构内保持性别平等；在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坚持自身的信仰原则，在政治观点上不随波逐流，包括执政党；根据学习的意愿和能力去评定人的价值，而不是看他们所获得的文凭；遵守所在地区的法律，并承诺以非暴力的方式推进社会公平；尊重社区内所有团体、传统、宗教、智慧和实践；保护自然资源，决不签署任何毁坏、剥夺和滥用自然资源的协议；使用适当的技术以保持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不提倡使用破坏人们生计的技术。
　　目前，赤脚学院已经遍及印度13个邦，总数量达到20所，惠及数十万人。学院经费40%来自政府，40%来自国内外援助机构，15%来自生产经营，5%来自村民捐款。赤脚学院是个教学相长的地方，其成功模式正在被许多国家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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