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三十三期迈向绿色经济：通向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

　　●研究前沿●

　　一、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
　　结论概述
　　将全球生产总值的2%投资于10大主要经济部门可以加快向低碳、资源有效的绿色经济转型。联合国环境署的新报告显示，从现在起至2050年，每年将全球生产总值的2%（目前约值1.3万亿美元）投资于主要经济部门中，包括农业、建筑、能源、渔业、林业、制造业、旅游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便可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然而，这些投资必须得到国家和国际政策改革的激励。
　　这份由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专家撰写的报告非常及时。该报告证实，在绿色经济情景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并不矛盾。相反，绿色经济可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经济进步，并且可避免大的负面风险，如气候变化的影响、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等。
　　绿色经济不仅会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自然资本方面的增长，而且也会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模型显示，在5-10年内，在绿色投资情景下所能实现的年增长率将高于常规情景。这种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它与环境影响明显脱钩。预计全球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比例将从目前1.5水平下降到2050年的不足1.2（更接近可持续阈值1），而在常规情景中，这一比例将会上升至2。
　　全球能源需求有所上升，但到2050年会降到目前的水平，大约比常规情景预期的水平低40%，这是因为能源效率将会大大提高。根据绿色投资情景下的预计，到2050年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目前的水平相比，将减少约三分之一。到2050年大气中的排放浓度应低于450ppm，这一水平对于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的极限值内至关重要。
　　绿色经济认可自然资本的价值并对自然资本投资。在报告的分析中，绿色投资的四分之一，即全球生产总值的0.5%（约合3250亿美元）被分配给如下的自然资本部门：林业、农业、淡水和渔业。森林工业的附加值到2050年将比常规情景增加约20%。如果2010年至2050年期间每年对绿色农业投入1000亿至3000亿美元，将会不断提高土壤质量，增加全球主要作物产量，比常规情景下可能实现的水平高10%。农业、工业和市政部门的效率将提高，可于2050年前将水资源需求量相对于预测趋势减少五分之一，从而减轻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所面临的近期和长期压力。
　　绿色经济有助于减少贫困。1鉴于贫困人口直接从自然资本中获益，减少贫困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进行明智管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低收入国家里特别重要，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不但是农村贫穷社区生计的主要构成部分，还是提供抵御自然灾害和经济冲击的安全网。
　　在向绿色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新的就业机会将会不断涌现，最终超过从“褐色经济”中失去的工作岗位数量。这在农业、建筑、能源、林业和交通部门里特别明显。然而，在资本已严重枯竭的渔业等部门，实现这些部门的绿化将在中短期内导致就业机会和收入减少。但这是出于补充天然种群，防止在这些部门永久地丧失收入和就业机会的需要。另外，可能还需要对劳动力的技能再培训和再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在将政府投资和支出优先投入到可刺激经济部门的绿色转型领域方面，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改革所有部门昂贵的不良补贴将为绿色经济转型开辟财政空间，腾出资金。仅取消能源、水资源、渔业和农业部门补贴，每年就将能节省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1-2%的财力。例如，据估计，渔业补贴每年大约为270亿美元，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破坏超过了长期收益。对化石燃料的价格和生产补贴总额在2008年突破了6500亿美元，而这种扶持妨碍了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利用各种手段，如税收、奖励和可交易许可证来促进绿色投资和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对能力建设、培训和教育进行投资也是如此。加强国际治理和全球机制来支持绿色转型至关重要。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峰会）将是一个机会，可为更可持续、更安全和公平的世界确定新的方向。
　　绿色经济转型所需的融资规模是巨大的，但其数额小于全球年度投资额。在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本报告模拟的全球生产总值的2%，只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一部分（2009年全球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2%）。明智的公共政策和创新的融资机制可以筹集到这笔款项。资本市场的快速增长，市场对绿色举措兴趣的日益增加以及新型的金融手段，如碳融资和小额信贷等，正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大规模融资打开空间。然而，与所需的总额相比，这些款额仍然不足，迫切需要扩大规模。
　　迈向绿色经济的步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预计2010年清洁能源的新投资将达到创纪录的1800–2000亿美元，超过2008年的1730亿美元和2009年的1620亿美元。推动这类投资增长的非经合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它们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的比例从2007年的29%上升到了2008年的40%，其中巴西、中国和印度占了大部分。
　　预计将产生的增长和就业至少相当于常规情景下的发展，甚至超过常规情景，中长期的经济表现更是如此，同时可明显地带来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然而，这种绿色经济转型不是没有风险和挑战的，这包括如何“绿化”传统褐色部门以及在一个受碳制约的世界里满足迅速变化着的市场需求。因此，世界领导人、民间社会和主要企业必须共同重新思考和重新确定对财富、繁荣和福祉的传统衡量标准。但明确无误的是，继续保持现状才是最大的风险。
　　二、促成条件
　　第一部分就创造财富、就业、消除贫困和长期经济繁荣方面，概述了实行绿色经济的主要益处。在许多情况下，各国为实现这些结果而采取的具体步骤是通过可在更广范围内复制的范例来概述的。
　　下一部分采取更广阔的视角，通过回顾在促进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卓有成效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提出了一些强有力的设想。虽然绿色经济转型将涉及许多参与者，但以下观点是特别针对各国政府及其决策者。这些主要的促成条件包括：
　　●建立健全的监管框架；
　　●将政府投资和支出优先投入能刺激行业绿化的领域；
　　●限制耗竭自然资本的领域的支出；
　　●运用税务和市场工具，改变消费者偏好，促进绿色投资和创新；
　　●投资于能力构建和培训；以及
　　●加强国际治理。
　　这些建议的中心思想很明确：转型绿色经济的具体政策选择不仅存在，而且正在为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所实施。尽快采取行动建立绿色经济促成条件的各国政府，不仅将支持这种转型，还将确保它们可以较好地发挥其作用。本部分最后特别提到确保所有国家“公正转型”所需的政策和条件。
　　建立健全的监管框架
　　设计良好的监管框架能够界定权利并制定奖励措施，推进绿色经济活动，并消除绿色投资的障碍。监管框架可以通过制定最低标准或完全抑制某些活动，来监管危害最烈的不可持续行为。此外，充分的监管框架能减少监管风险和商业风险，并提高投资者和市场的信心。对企业而言，往往最好按清晰而有效执行的标准行事，而不必应对不确定性或面对因他人不合规而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与企业签订的行业自律和自愿协议可以成为政府规则和条例的有益补充，这是因为这些协议为政府部门分担了一些信息和管理成本。
　　在一些情况下，命令和控制措施可以提供成本最低的解决办法。尽管市场工具在效益上享有名不虚传的美誉，但在某些情形下，命令和控制措施可以提供成本最低的解决办法。例如，也许没有任何市场工具能有效地确保消除底层拖网捕鱼的做法，而如果有机会监管行业上游，如石油开采和精炼，从而对整个供应链产生撞击效应，那么监管的成本效益也许就更为可取。依据具体情形而定，命令和控制措施在行政上易于实施，产生的政治挑战也较少。例如，在短期内，建立新的能效标准和消除可再生能源项目规划许可程序中的障碍，也许比建立一个碳市场和取消矿物燃料补贴更为容易。
　　要实现环境目标，形成可持续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标准可以成为有效工具。技术标准（即有关产品和/或工艺和生产方法的要求）主要在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不过，旨在强化能效和确立减排目标的标准，如与《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相关的标准，也在国际层面制定。这些要求可以基于设计或特定的特征要求，比如许多生物燃料标准，也可以基于性能，如许多能效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在达成预期结果上可能会非常有效。不过，要超出标准促进进一步行动和改进可能会很困难，这不同于许多基于市场的工具，这些工具的设计能为改进提供持续的激励。如果机构过于薄弱，执行标准也可能会有问题。
　　可持续公共采购能够帮助创造和强化可持续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采购在公共总支出中均占很大比例。例如，在南非和巴西，这一比例分别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5%和47%。通过运用可持续的公共采购，政府能为绿色商品和服务创造大量的长期需求。这会发出信号，使公司做出更长期的创新投资，使生产商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这又能扩大绿色商品和服务的商业化，促进可持续消费。例如，在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可持续的公共采购计划将采购的碳足迹平均降低了25%。公共采购在欧洲也已帮助开启有机食品和饮料、节能汽车和可持续木材产品的市场。
　　政府投资和支出优先关注可刺激行业绿化的领域
　　具有公共利益特点或正面的外溢效应的补贴可以成为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绿色补贴，如价格支持措施、税收激励、直接拨款和贷款支持，可以出于若干理由：(a)迅速行动起来，以免被不可持续的资产和系统套牢，或丧失人们赖以生存的宝贵的自然资本；(b)确保绿色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实现，特别是具有重大非经济利益或经济利益难以被私营部门所获取的绿色基础设施和技术；以及(c)扶持绿色幼雏产业，作为构建比较优势和推动长期就业及增长的策略。
　　税收激励政策能够帮助促进绿色经济投资，并调动私人融资。此类激励政策可以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或生产为目标。例如，印度的一些城市已经为太阳能热水器的使用者降低了房产税。在有些情况下，这一减税幅度达到房产税的6-10%。加速折旧是另一种减税方式，也经常用于鼓励生产可再生能源。它允许投资者按较高的折旧率对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实行折旧，从而减少投资者的应纳税所得。在墨西哥，自2005年以来，环保型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已经获益于加速折旧。
　　价格支持措施和净计量电价已经成功用于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价格支持通常采用补贴或价格控制的形式，可保证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格，并提供私营投资者所需的长期安全。正如主要调查结果所强调的那样，其中最常见和最突出的做法是用保购电价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部署和发展。许多国家政府也在运用“净计量电价”，向小型可再生发电设施提供激励。根据净计量电价系统，如果消费者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向国家电网供应的电量大于该消费者从电网取走的电量，那么多余电量就记入消费者帐户的贷方，用于抵扣将来的电费。净计量电价在美国很普遍，并已为墨西哥和泰国采纳。
　　政府支出应有时间限制。补贴一旦设立，可能就难以取消，因为接受补贴者会为延续补贴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游说。一般来讲，政府在设计补贴时会考虑控制成本，尽量把费用控制在最低范围。例如，视支持机制而定，这可包括定期审核计划，并约定调整条件，以及设定总支出的上限和明确废止机制。国际能源署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分析表明，在各国有意刺激某个行业的私人投资时，政府支持务必要稳定并可预见，使投资者放心，并逐渐分阶段退出，以便推动创新。
　　限制政府对耗竭自然资本的领域的支出
　　许多补贴使国家付出高额经济和环境成本。补贴人为地降低商品价格，其实就是鼓励低效、浪费和过度使用，导致宝贵的有限资源过早衰竭，或可再生资源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例如，全球的渔业补贴每年估计为270亿美元，其中至少60%已被认定是有害的，据认为这是驱使过度捕捞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估算，由于渔业资源枯竭，每年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超过全球海产品贸易值的一半。
　　补贴会降低绿色投资的盈利。当补贴人为地降低不可持续活动的成本或风险时，就会造成市场不利于绿色投资。2008年，全球矿物燃料消费补贴估计为5570亿美元，另有生产补贴1000亿美元。此类补贴人为地降低了矿物燃料的使用成本，抑制消费者和公司采用节能措施，而如果没有补贴，这些节能措施原本会具有成本效益。人们一致认为，这些补贴会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构成重大障碍。据估算，在2020年之前，逐渐取消矿物燃料消费和生产补贴，可促成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量降低5.8%，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9%。
　　在充分关注最贫困社区的前提下，补贴改革是可行的。鉴于有人热心维持补贴，取消补贴正面临挑战，但各国已经采取改革的例子很多（见专栏1）。有时，人们以补贴有利于低收入家庭为由，为补贴寻找理由。除非这种救助对象明确，否则绝大部分支出往往流向高收入家庭。不过，补贴改革经常会导致被补贴商品涨价。虽然低收入家庭通常仅获益于很小一部分补贴，但他们把大部分收入花费于基本商品上，包括食物、水和能源。如果对这些商品取消了补贴，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有鉴于此，必须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并实行短期的资助措施。除了其他方面，这类改革策略可包括向贫穷家庭发放定向消费补贴，或将资金转用于高度优先的公共支出领域，比如医疗或教育。
　　专栏1.能源补贴改革：一些实例
　　现金拨款。2005年10月，当印尼政府降低其能源补贴，并提高燃油价格时，政府建立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计划，每个季度向1550万贫困家庭每户无条件发放30美元。考虑到该计划的迅速实施，可以认为该计划运作良好。2008年5月，当燃油价格上提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了15.2亿美元现金拨款。在改革补贴时用于确定贫困家庭的经济能力间接调查法，随后用在了政府设计和试验一项持续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希望家庭计划（ProgramKeluarga Harapan），旨在提高贫困社区的教育和健康。款项通过邮局寄给女性家长，前提条件是她们符合使用健康和教育服务的要求。
　　小额贷款。在加蓬，人们运用补贴改革所释放的款项为小额信贷计划融资，帮助农村弱势妇女，以此抵消补贴改革的影响。
　　基本服务。加纳改革其燃油补贴时，同时取消了小学和初中的学费，政府还增加了贫困地区基本医疗保健计划的经费（IMF，2008年）。
　　运用税赋和市场工具促进绿色投资和创新
　　税赋和市场工具可以成为刺激投资的有效手段。价格严重扭曲的存在会阻碍绿色投资，或造成无法扩大此类投资。在交通等许多经济行业，污染、生产率损失等负面的外溢效应通常未反映在成本之中，从而减少了转入从事可持续商品生产和提供可持续服务的动力。垃圾的情况与此类似，与搬运和处置垃圾相关的全部成本通常并不反映在产品或垃圾处置服务的价格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是，通过纠正性征税把外溢效应的成本纳入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运用其他市场工具，如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见专栏2）。
　　税赋通常是减少排放、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刺激创新的明确激励手段。与环境相关的税赋，可大致划分成两大类：“污染者付费”侧重向制造污染物的生产商或消费者收费；而“使用者付费”侧重对开采或使用自然资源者收费。比如，新加坡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项道路收费制度，目前在运用价格工具处理垃圾和水的问题上，新加坡位列前茅。人们还发现，随着公司寻觅更清洁的办法，给污染定价也能刺激创新，使用新技术。例如，在瑞典，对氮氧化物排放征税后，现有减排技术的采用激增，征税前有7%的公司采用这一技术，次年，这一比例增加到62%。
　　专栏2.生态税：促进就业和环境的双重红利
　　生态税旨在对污染和使用稀缺自然资源定价，并以在赋税和社会保障缴款方面降低劳动力成本，以达到刺激创造就业的效果。国际劳工组织一项研究分析了生态税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对碳排放征税，并用所征税来弥补社会保障缴款的降低，以此降低劳动力成本，可在五年时间里净创造1430万新岗位，相当于世界就业率提高了0.5%。
　　1999年，德国政府对发动机燃料、电力、燃油和天然气提高税赋，并以可以预见的比率小幅增加，一直到2003年为止。通过降低社会伙伴的养老金交款，该税收直接用于降低薪水以外的劳动力成本。德国经济研究所所作的影响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引入这一适度生态税，养老金缴款就会比现在高1.7%。降低薪水以外的劳动力成本所造成的效果，估计相当于多增加了25万个全职岗位，并在2010年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达3%。
　　所有国家都能享有与环境相关税赋所提供的机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日益侧重对自然资源开采进行征税，包括森林资源收费，渔业许可证费以及矿产石油资源采掘税。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运用了与环境相关的税赋，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坦桑尼亚。
　　市场手段，诸如可以交易的许可证，是应对“自然在经济方面的不可见性”的强有力工具，并正日益用于应对一系列环境问题。赋税是对污染定价，然后允许市场确定污染水平。而可交易许可证制度与赋税相反，它包括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先确立允许的总体污染水平，然后让公开市场确定价格。例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各国可以交易减排信用。2009年，共交易了87亿吨碳排量，价值1440亿美元。
　　对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建立“付费”的市场，促使土地拥有者更好地利用这些环境服务的价值，从而可能影响土地使用决定。据估算，目前亿万资金投入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PES)，如碳吸收、流域保护、生态多样性的益处和景观美，从地方到全国乃至全球层面，PES种类繁多各式各样。随着对森林砍伐和森林衰退对温室气体排放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加深，有无可能创设与森林和碳相关的国际PES制度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焦点。这项制度称为REDD（减少因森林砍伐和森林衰退导致的排放），近期则称为REDD+，将保护、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以及提高森林碳存量添入合格活动的清单。这是一项多层面的PES制度，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转移资金，换取减排，并进一步从全国层面转移到森林土地拥有人和社区。下一节将进一步探讨扩大这一融资的选择。
　　投资于能力建设、培训和教育
　　把握绿色经济机遇和实施政策扶持的能力因国而异，而国情往往会影响一个经济体和人口应对变化的意愿和适应能力。转向绿色经济可能需要强化政府的能力，以便分析挑战、发现机遇、确定干预措施的优先次序、筹集资源、实施政策和评估进度。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运用了与环境相关的税赋。尽管如此，此类税赋的实施和管理也可能带来挑战，并可能需要加强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能力。为维持绿色经济转型的势头，各国政府还要能衡量已经取得的进步。这需要有能力制定指标、收集数据并分析及解释结果，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
　　需要设立培训和强化技能的计划，为劳动力适应绿色经济转型做好准备。根据定义，绿色经济转型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重组，还可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相关劳动者妥善转型。在一些行业，需要为劳动者提供支持，帮助其转入新岗位。比如，在渔业部门，渔民可能需要培养其他谋生技能，可能包括参与鱼类资源的重建。还可能必须对劳动者的技能强化进行投资。例如，在德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经历了熟练工人短缺的问题。实际上，几乎所有能源子行业都缺乏熟练工人，水电、生物气和生物质行业熟练工人的短缺问题最为突出。就可再生能源行业制造领域而言，熟练工人短缺问题也很紧迫，特别需要工程师、营运和维护人员以及现场管理人员。
　　政府间组织、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整个国际社会，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上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促成绿色经济转型的圆满实现需要各行动方作出持续的国际努力。在这方面，目前的海外发展援助水平可能还不充足，需要根据转型所需的规模加以重新评估。此外，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将需要在其支持国家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悠久历史的基础上，动员各方力量，利用这一专长来支持各国的绿色经济工作。南南合作很可能至关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绿色经济上享有经验并且获得成功，他们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动力、理念和手段，来应对类似的问题，而这些经过实践证明的非凡收获和领导才能更不可轻视。因此，南南合作能以减低成本，增进信息、专长和技术的流动。在更广的层面上，随着各国采取步骤迈向绿色经济，在全球开展正式和非正式的经验和教训交流，可以证明是构建能力的宝贵途径。
　　加强国际治理
　　国际环境协议可以推动和促进绿色经济转型。例如，多边环境协议建立了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能在促进绿色经济活动中起到重大作用。曾被广泛认为是最获成功的多边环境协议之一，《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就是一个范例。该议定书促成了侧重取代和逐渐取消臭氧层消耗物质的整个工业的发展。当然，最有可能影响绿色经济转型的多边环境协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已经促进了许多经济行业的增长，如可再生发电和能效技术，目的是应对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范围，后京都碳框架的续签将是决定绿色经济转型速度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各国政府在国际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绿色经济转型的连贯性和相互合作。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Rio+20峰会）将为国际社会促进绿色经济的行动提供宝贵的机会，因为此次峰会有两个主题，其一便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政府、企业、国际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今后两年的决心和行动将决定峰会能否为推动转型提供所需的动力和方向。为准备加速国家层面的绿色经济行动，联合国环境管理小组正与32个国际组织进行协调，对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规划署能如何直接促进支持各国的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做出机构间评价。
　　国际贸易体系对绿色经济活动可以产生显著影响，促成或阻碍绿色商品、技术和投资的流动。如果环境资源在国家层面得到妥善定价，那么国际贸易体制则可允许各国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其在自然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惠益出口国和进口国。例如，缺水地区可以从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进口水密集型产品，缓解对本地水供应的压力。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与贸易相关的措施，如标准，也能在推动绿色经济许多行业的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各国也可能把这些措施看作是对市场准入的挑战或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因此，把环境保护与捍卫市场准入结合并予以平衡，对各国而言至关重要。
　　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提供了促进绿色经济的机会。这些谈判的圆满成功能够促进绿色经济转型。例如，目前的谈判着力取消渔业补贴，渔业补贴往往直接造成过度捕捞。旨在降低环境商品和服务的关税壁垒及非关税壁垒的目前谈判是另一个机会。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可促成这些商品的交易量增加7-13%。最后，以农业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持续谈判预期会促成一些发达国家减少农业补贴，从而应该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可持续性。尽管如此，还是必须通过能力建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在绿色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的潜在利益。
　　三、绿色经济是缓解贫困的核心
　　长期贫困是最明显的社会不公形式，因其关联到无法平等地获得教育、医疗保健、贷款、收入机会和稳固的财产权。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寻求提供多种多样的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的机会，而不耗竭或侵蚀国家的自然资产。低收入国家尤其需要绿色经济。在这些国家中，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是贫穷农村社群生计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可提供抵御自然灾难和经济冲击的安全网。
　　绿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应以小农户为重点，这样不仅能减少贫困，而且还能对贫困群体所依赖的自然资本有所投入。据估计，世界各地约有5.25亿小农户；其中4.04亿平均每户经营的土地不足两公顷。通过推广和传播可持续耕作来绿化小型农户经济，可能是向贫穷者和饥饿者提供更多食物、减少贫困、增加碳吸收以及进入不断扩大之国际绿色产品市场的最有效方式。
　　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数据业已证明，即便农业产量略有提高也会直接有助于减少贫困。此外，有研究已表明，将农田转为可持续耕作已使产量大大增加。对57个发展中国家1260万户农场进行的286个“最佳做法”项目的审查发现，采用资源保护做法（如综合害虫管理、综合养分管理、低免耕农作、农林结合、水产养殖、雨水集留和禽畜一体化）可以使平均产量增加79%，同时提高了重要环境服务的供给水平。我们的模型显示，采用可持续耕作方法也许还能将农业从温室气体的主排放源转变为净中性并可能成为温室气体汇，同时使森林砍伐和淡水使用量分别减少55%和35%。
　　通过加大投资于穷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产，向绿色经济转化能提高很多低收入地区的生活水平。印度《2006年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即农村穷人的社会保护和生计安全方案，对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恢复进行投资）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该方案采取以下形式：在自愿的基础上，每户有一名成人每年至少能享有100天的有薪社会工作保障。与刚实施时相比，该方案的规模增长了4倍，去年的投资总额超过80亿美元，创造 了30亿个工作天数，并使5900万家庭受益。约84%的投资与水源保护、灌溉和土地开发相关。虽然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重重挑战，但事实已证明该项目确实有效、可复制并可扩大实施。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快向绿色经济转变的良机之一是投资于针对穷人的洁净水和卫生服务的供给。水是维持生命的基本要素，但世界上的很多穷人却喝不上水。超过8.84亿的穷人得不到干净饮水；26亿人无法获取足够的卫生服务；而且每年有1400万5岁以下儿童因缺乏干净的水和足够的卫生服务而丧命。当人们没有水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将大量可支配收入用于从商贩手里买水，或者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来运水，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当卫生服务缺乏时，水传疾病的成本会很高，例如，达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2%。在绿色投资占全球每年生产总值0.16%的情景下，全球水利用可维持在可持续限度内，并能在2015年前实现水千年发展目标。在缺水或者大量人口不能获取充足水资源和卫生服务的地方，尽早投资于水资源是取得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进行绿色经济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
　　可再生能源在消除能源贫困战略方面具有成本优势。迈向绿色经济旨在使人们能够更多地享用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作为减少贫困和改善总体生活质量的手段，而解决能源贫困是这一经济转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类行动包括向16亿遭遇电荒的人提供能源。例如，非洲1.1亿户最低收入家庭每年花费40亿美元使用煤油灯，而其昂贵、低效会造成安全和健康危害。除了无法持续之外，现有能源系统还极为不公，使得27亿人只能采用传统的生物质进行烹饪。此外，据预测，在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前，传统生物质和煤所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预计每年将造成150万人早亡。根据国际能源署（IE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估计，在2010年至2030年期间，若要保证所有的人都能用上电需要花费7560亿美元，即每年36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扶持性能源政策承诺要为提高低收入地区（尤其是那些没有电网的地区）的生活标准和健康水平做出巨大贡献。具有成本优势的解决方案包括清洁生物质和离网太阳能发电，其运作成本低、灵便，可小范围配置（见专栏3）。
 　　专栏3.孟加拉国葛拉敏能源项目
　　GrameenShakti（葛拉敏能源公司，英语为GrameenEnergy）于1996年成立，目前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公司。凭借葛拉敏乡村银行（GrameenBank）的小额信贷网络和经验，GrameenShakti采用不同的金融交易组合提供软信贷，为农村人口提供低廉的太阳能家用系统（SHS）。至2009年末，除了沼气装置和改进的厨灶之外，已安装了逾32万个太阳能家用系统。改进的厨灶和沼气方案有助于减少生物质的使用，从而减少室内的空气污染，而沼气技术又能为可持续的废物管理提供帮助。GrameenShakti的目标是在2015年前安装逾100万个太阳能家用系统，同时还提供必要的维护，这样就能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GrameenShakti的例子显示，我们可以发挥以下潜力：凭借创新的金融和商务模式即可成功有效地缓解能源贫困，而只需很少或无需外界的金融支持。
　　最后，规划合理的旅游业发展能起到支持当地经济以及减少贫困的作用。虽然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例如温室气体排放、水消耗、排出未经处理的水、废物产生、危害当地陆地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以及威胁当地文化和传统生存方式等，但旅游者正在推动绿化旅游业，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旅游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约是整个产业增长率的6倍。旅游和旅游业是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2.3亿人从事旅游业，也就是说从事旅游业的人占全球劳动力的8%。并且据估计，核心旅游业中的一份工作可在旅游相关经济中创造约一个半的额外或间接工作。预计绿色旅游业可以加强当地雇用和采购，从而增强旅游行业的就业潜力。在绿化旅游业的过程中，加强吸纳当地社区（特别是穷人）参与旅游产业链，对于发展当地经济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摘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迈向绿色经济：通向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的“面向政策制定者的综合报告”和“促成条件”部分。
　　网址：www.unep.org/greeneconomy
　　●专家论点●
向生态服务付费与减贫：概念、问题和实证
　　为环境服务支付费用是一项被广泛采用的政策，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高度关注。该政策指“向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强调提高“自然的”服务）或“向环境服务付费”（人工建造环境所提供的舒适性也考虑在内），这里统称为向环境服务付费（PES）。PES项目旨在利用市场力量获取更有效的环境成果。由于很多PES项目涉及到贫困地区的农民、国际援助机构和私人捐助者，因此，使用PES项目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满足社会和环境两个目标的一举两得的潜在方法。
　　本文提出了将PES作为一种环境保护和减贫机制的概念、方法和实证视角。PES满足上述两个目标的有效性到底如何，取决于具体情况和方案设计。本研究深入洞察了PES项目设计，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及制约其成果发挥作用的因素。
　　本篇导论在环境规制经济学范围内对PES项目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概述，并且为这个特殊问题提供了研究指南。我们从方法和实证研究开始，试图识别那些能使穷人受益的项目的设计和总体情况；然后，文章将重点研究瞄准问题；最后，用具体的案例说明PES项目的多样性和那些PES项目的各种具体情况。
　　PES作为经济政策工具
　　经济学家认识到，要创造积极的环境外部性，管理公共环境产品，一般需要各种形式的公共政策干预。到目前为止，政府主要通过采用命令、控制以及其他直接干预形式纠正环境外部性问题，这些手段比较容易执行，但效率太低。科斯（1960）认为，明确界定的、有效的法律结构和强有力的政策能产生自愿合同，克服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许多市场失灵问题。支持科斯论点的那些案例交易成本低，信息获取成本也低。Baumol 和Oates（1989）概述了各种以市场为基础，以实现环境保护为目标的更有效的方法，污染税和费作为补偿污染的手段被广泛推荐。碳税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良好工具，被许多经济学家推崇。然而，由于政治和法律原因，“污染者付费”原则常常难以引入和执行。最近基于市场的选择是“总量控制和交易”方法，即由政策制定者制定一个总体目标——如污染排放总量——在企业之间分配排放权，并允许交易那些排放权，从而以最低成本满足减排目标。与征收污染税相比，许多污染企业倾向于“总量控制和交易”，因为交易是收入在行业内的再分配，而税收则是资源向政府的转移。PES可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机制的补充，根据“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如碳排放抵消交易方案，减排支付费用是一个数量巨大并且不断增加的PES类型。其他类型的PES方案，特别是大型的政府资助项目，如美国保护区的保护计划（CRP），鼓励创造积极的环境舒适度，以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根据功能可以把PES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PES项目主要为污染控制付费，包括消除或减少水域的动物废弃物和农业化学残留，如维特尔瓶装水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协议，让他们改变土地管理方式，减少水源中的硝酸盐含量（Perrot-Maitre，2006）；第二类PES项目主要为保护自然资源付费，包括向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付费，还包括森林资源和湿地、野生动植物物种、农作物和家畜物种；最后一类PES项目用于提高环境舒适度的公共物品，例如植树造林固碳，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和/或调节水流量和流域水土流失，改善水域功能（本地或区域性公共产品）。
　　另外，要区分土地用途转变和“使用土地”项目之间的差异。本文讨论了肯尼亚的土地转移项目的例子，即在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附近，为让大象获得食物来源和迁徙道路，转移农田用途，并对农民付费。关于“使用土地”例子是Pagiola和他的同事在此问题上描述的“林草牧复合项目”。
　　PES项目的受益者和受害者
　　人们对PES项目用于减贫产生了强烈兴趣，其原因包括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很高，以及贫困农户对自然资源依赖，且其生活质量往往很低。贫困农民一般居住在河流上游的陡坡地带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边缘(Heath and Binswanger，1996；Chomitz等，2007；FAO，2007)。贫困使人们过度利用自然资源，产生负的环境外部性，并给生产者本身带来长期损失(Vosti and Rear- don，1997)。向穷人支付费用使其改善环境管理方法可能对这些家庭有利，并且，提供环境商品和服务还对当地和全球其他人也有利（粮农组织，2007）。这些类型的PES机制的例子在Antle和Stoorvogel, Graff- Zivin 和Lipper以及Pagiola等人论文中进行了讨论。
　　通过管理PES达到减贫目标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i)支付环境服务费是否使贫困家庭生活改善了？(ii)PES与整体经济发展轨迹兼容的程度有多大？大多数的争论集中在第一个问题上，这大概因为PES当前取得的成就太小，没有对整体经济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如果开发生物燃料将对粮食价格、粮食安全和穷人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响，那么影响程度将会加深。如果实施规模大，PES方案有可能影响到食品价格、劳动力、土地，而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能对穷人产生相当大影响(本论点来自Zilberman et al.)。
　　有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它们提供了PES对环境质量和贫困影响的总体检验。Zilberman等用福利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而Wunder采用经济逻辑和初步证据提出了几个关键假设和主要结论。这两篇文章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且在研究方法和发现上互为补充。两篇文章都认为影响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强调异质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强调不同方案对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影响。
　　Zilberman等人的文章认为土地用途转移和“使用土地”的项目会因为其环境服务提供者的农场规模、环境质量和富裕程度不同而有不同影响。他们认为，只有当农民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从农业生产获得收入很少，但提供有潜力的环境服务很多，或者所创造的环境服务对穷人很重要时（如水质），土地用途转移才能对穷人有益。相反，城市贫民、无地农民、少地农民则更可能受损，而大面积土地所有者则可能受益，特别是在无地人口、城市穷人众多的地区，贫困通过食物价格和工资与外部经济联系起来。加深全球经济与农村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提供多样化的食物和工资来源，将减少PES项目的负面影响。
　　与土地用途转移PES项目相比，土地使用PES更可能增加劳动力需求。在这些案例中，城市贫民提高生产率和农业产出从而可能从PES项目中受益（通过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但是，如果生产率和产出下降了，贫民则可能从PES项目中受损，无地者可能从劳动力市场中受益，参与PES的土地所有人则会从支付中受益，但是非参与者可能因为高劳动成本和低产出价格而受损。
　　Wunder的概念分析扩大了PES对穷人影响的事件的范围。首先，Wunder强调存在一些约束因素，限制了穷人作为环境服务卖方，那些约束包括非正式和不安全的土地使用权、购买者与大量小农之间的高交易成本。通过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条件，提高小农规模化程度，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这些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贫困者参与是一个主要问题，Wunder建议瞄准贫困人口（农民规模限制等）和补贴。
　　Wunder还认为，即使穷人出售了环境服务，他们也并不一定会生活得更好。他们经常被迫参与到项目当中，而确保项目收益的关键因素是自由的选择权。Antle和Stoorvogel，Graff-Zivin和Lipper，Pagiola等的文章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量的、非正常的现金支付可能产生局部的不利影响，而精心设计的、有条件的、持续的现金转移能促进增长和福利实现。环境服务销售者能从资产转移中受益，如植树造林，尤其在“使用土地”项目中，销售者能够从培训中获得非收入性收益。然而，Wunder建议，因为市场力量强大，买方通常处于优势地位，获取了大部分收益，可以用集体行动代表穷人利益。
　　Wunder强调，环境服务能让本地穷人显著受益，其中一些收益是计划内的，一些则是其他环境目标的附带收益，如为了渔业发展改善水质也会让当地水消费者受益。他认为，在一些情况下，穷人可以被组织起来为购买环境服务的联盟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捐助国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协调方案设计，增加环境收益和穷人的利益。
　　与Zilberman等人相似，Wunder也强调PES对非参与者的不利影响，尤其只能自由地获得有限自然资源时，无地者会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他认为PES与贫困矛盾的争论常常缺乏有远见的判断：认为PES不可能显著地改变贫困面貌，也不会大幅提高贫困人口对资源的可用性，或限制了他们的机会。为PES设定满足贫困标准的限制条件可能会适得其反，务实的做法是，将贫困标准看作是达到环境目标的工具。
　　Wunder的结论表明，通过案例研究改进PES设计，在PES项目产出方面实现更高的产出，这样做是有分析价值的。
　　Wunder和Zilberman等的两篇文章都认为，PES项目不一定能消除贫困和改善环境质量，实现一个政策的两个价格目标是灵活多变的，需依具体情况而定。考虑到穷人的福利，意味着很多PES项目应该同时实施安全网行动，以补偿穷人的损失。
　　Antle和Stoorvogel，Graff-Zivin、Lipper和Pagiola等在这个问题上阐明的各种观点在Wunder和Zilberman等文章中都被提到。Pagiola等提供了一个分析尼加拉瓜穷人参与PES项目的实证研究，该项目针对退化牧草地的情况，旨在提高特定林牧复合实践项目的采用率。
　　穷人参与的主要问题包括获得信贷和技术援助。他们发现，尽管有严格的参与条件，贫困和极端贫困人口仍可以（而且确实已经）参与到PES的计划。灵活性高的参与条件，允许农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揽子计划，这可能有利于推动项目开展。本文认为，交易成本可能是穷人参与的一个更大威胁，超过了家庭本身制约因素带来的限制（包括他们在融资方面的某些管理活动能力）。买方购买生态服务时为了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有强烈的激励去寻找大规模土地所有者。所以，除非专门设计一套减少交易成本的机制，否则穷人可能被排除出去。
　　Antle和Stoorvogel关注那些能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PES项目，他们分析了Machakos(肯尼亚)、Cajamarca(秘鲁)和Southern Peanut Basin(塞内加尔)关于提高农业系统中土壤固碳能力的支付费用案例。增加土壤中的碳含量能提高农业生产力，降低边缘农业地区的粮食不安全，从而有助于减轻农村贫困。他们当前的一系列模拟分析表明，碳交易能大幅度提高碳封存技术。这些技术的采用，除了为全球提供公共物品外，还提高了农业系统的可持续性和收入，然而，对减贫的影响似乎不大。
　　Graff-Zivin和Lipper调查了采用保护性农业技术——土壤固碳技术的风险因素影响，这种技术在过渡阶段，短期内倾向于增加产品风险，但长期内，则可能降低风险并提高生产力。
　　他们采用动态优化框架模拟这项技术，假设农民规避风险，从生产和土壤固碳支付赚取利润。该文把农业的采用效应分为两大类：采用一项新产品系统的“技术”效应和改变农业生产率土壤碳的“生产率”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对土壤碳汇付费不太可能有效诱导农民改变以往做法，除非他们能得到显著的农业合作收益。
然而，即使对那些能产生长期高收益的项目而言，风险仍是一个主要障碍，尤其让穷人采用那些新技术时。在这种背景下，土壤固碳服务付费是克服约束的有效手段，但只有在设计适当时才适用。Graff Zivin和Lipper认为，对土壤碳封存付费，把碳汇资金用于团体保险计划能有效提高公共和私人利益。
　　瞄准PES
　　有效管理PES方案需要整个空间环境质量的各个指标分布的详细数据，以及从事其他活动的、主要农业的潜在收益。随着遥感技术的改进、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以及监测和通信技术的改善，获取这些资料成为可能。在项目刚开始实施时，大多数土地用途转移费固定支付给每单位土地，吸引成本最低的土地，而最大化登记面积。当可选用途径提供的环境舒适度与其他收益负相关时，在给定的方案预算下，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可获得的环境质量。然而，当获利更高的单位土地也能提供更多环境舒适度时，“瞄准便宜土地”的项目目标便可能失败。
　　另一种做法是瞄准环境效益最高的土地。这种方法在给定总预算条件下，获得最大收益，例如，所有的土地有同样的产值，但提供的环境服务价值不同。然而，当每公顷土地产生的经济价值不同，如果环境效益最好的土地同时在生产中也提供最高经济价值时，则瞄准环境效益最好的土地可能也是无效的。
　　早期的瞄准研究集中于强调美国保护区计划的作用，研究表明，瞄准技术可在给定预算下使收益增加30%或更多(Babcock et al.，1996)。这导致了大多数的购买决策都以“每公顷受益”标准为导向。现在，保护区计划的参与以一项提议为基础：土地所有者需要提供基于几项土地环境质量指标的信息、经济功能和要求付费的信息。
　　Alix-Garcia等的文章认为文献研究和项目设计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环境保护是在有风险的条件下开展的，在一些地方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的风险比其他地方高。文章论证了墨西哥减少森林砍伐的PES项目目标可以通过“瞄准方案”来实现，瞄准方案考虑在所谓合作农场和土地共享的社区保护森林的环境质量多样性和森林砍伐风险。文章阐述了提供水文收益的云林比其他森林收益高并量化了相应收益。文章还假设如果支付的费用至少与砍伐森林的潜在收益一样高，则合作农场将改变人们的行为。
　　Alix-Garcia等的分析扩展了以往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研究表明，替代目标计划为政策制定者、环境服务购买者和交易商提供了交换取舍。当环境服务购买者是一个环保集团时，他们更可能采用环境受益最大化战略，但是，如果支付者是政府、政治经济强势集团就可能采用更有利于减贫的战略和预算既定下环境受益低一些的战略。
　　向野生动物保护付费
　　大部分的PES文献重点强调对水质保护、农作物或森林系统的碳汇付费。但是，随着对禽流感、物种入侵、野生和家养濒危物种的关注越来越多，人们已经考虑把PES也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这一专题有两篇文章重点讨论了野生动物方面的PES问题：一篇是Bulte等人的文章，另一篇是Horan等人的文章。
　　Bulte等采用一种简单的成本效益分析来研究付费给马赛区以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一行动的经济理由，马赛区位于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附近。传统的放牧场地是野生动物和家畜共享之地，这里正日益被转化为农业生产区域。这些地区架起了围栏防止动物糟蹋庄稼，阻挡了一些动物--如大象--的迁徙路线。
　　人们开发了一种综合的、空间直观的生态系统家庭模式，探索生态环境对经济刺激变化的反应，文章特别分析了引入恢复田园作为一种竞争活动的PES计划的保存效果。
　　主要结论是，一个PES计划的保护效应更有可能保证实施落实。然而，一个重要的该能够进行必要的投资，有非常安全的使用权等）。设计方案很难符合这些条件，这样的项目无助于战胜贫困。如果资源使用者未获得补偿，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对所使用的资源缺乏正式的产权，那么，把资源转向提供生态服务可能导致更高昂的机会成本，如失去发展、恶化贫困等。
　　然而，本文的分析也表明将PES和减贫的结合可能导致完成其中一项目标的低效率。事实上，集中于项目的一个目标，或者把其他目标分离开可能会更好。尽管如此，由于PES项目在食品价格、工资、土地使用权方面对贫困相关的因素有间接影响，因此，在项目设计时，即使减贫不是项目的一个目标，也确实需要将贫困和穷人考虑到PES项目之中。如果PES能触及穷人，我们就可以推断，这将使他们生活得更好，事实上，Pagiola所提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案例就是表明了这一点。Zilberman等（关于这一问题上）发现，当生态服务的回报与农业在空间上负相关时，穷人从PES项目中受益的可能性最大。付款安排的灵活性和供应者之间的有效集体行动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PES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流从而减少参与者收入波动性的潜力，这对于接近边缘的人群很有价值。PES也有积极的非收入影响，PES改进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这对穷人至关重要，PES协定也对社会资本的形成有潜在影响。
　　资料资源：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 245–254 C 1 20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 S1355770X08004348
　　●名人讲坛●
CARE 秘书长 Robert Glasser演讲
气候变化与贫困：将理想转变为行动
　　“气候变化使已经生活在极度贫困困境中的数以亿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化，它还可能使更多的人面临类似困境的威胁。如果我们要避免这灾难性的人类苦难，必须协调一致地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
　　气候变化不仅使数亿已经陷入极端贫困困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生活处境更加艰难，还导致更多人面临着类似困境的威胁。要避免人类承受灾难性痛苦，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
　　气候变化中的人类
　　气候变化的相关各方描述了人类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全球性的、迫切的、严重的，尤其对于最贫穷的人们，这些穷人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所负责任却是最少的。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极端天气模式，包括洪水、飓风和干旱。虽然有些气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仍然有时间去避免最糟糕的影响。我们可以避免无法预测的人类灾难，但这需要我们快速行动，而且人类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因此事不宜迟，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不采取行动将带来影响深远的高成本，而这一成本将不成比例地由穷人承担。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不仅破坏了生产生活和基础设施，还加剧了金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从而让人们更难实现广泛的发展目标。因此，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我们还需在全球范围内扩大降低灾难风险的投资，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加强地方治理并打破权利结构的不平等和歧视。
　　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强度都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形势非常严峻，我们可能正在迅速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事实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正在急速增长，很多人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时做好两件事：有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着手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
　　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减少能源开采、森林砍伐、交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上，国际社会商定了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将有助于防止我们重蹈覆辙。哥本哈根会议的挫折将使我们防止气候变化变得更加困难。
　　CARE正在帮助全球数百万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贫困人口。他们为生存做斗争的日常生活经历提醒我们，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的一面镜子。在与贫困斗争并捍卫数百万人尊严的工作中，CARE的工作重心是帮助最脆弱的社区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从非洲日益频繁的干旱，到美洲消融的冰山，欧洲的热浪和南亚恶化的季风，我们显然已经来不及完全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科学家们担心，由于气候系统的惯性作用，气候将无可避免地继续变暖。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便我们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立即减少到工业化以前的水平，我们仍至少需要1000年来逆转系统的惯性。这说明，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适应人类活动给气候带来的变化。对于CARE而言，必须重点关注适应能力最差的、最脆弱的人群。
　　适应措施包括技术性的（例如更高的海墙）、行为性的（例如减少消费）、管理性的（例如新的农业方法）和政策选择（例如新的规则）。在许多国家迅速发展的适应性战略中，以上几种措施都得到了很好的综合利用。例如，CARE正在坦桑尼亚的Misali岛与村民一起重新种植红树林。这些红树林长成之后，将成为水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从而支持当地居民的生计并成为减少旋风灾害风险的“活风暴屏障”。
　　最穷的人付出代价
　　由于穷人们用以维持生计的农业生产等活动，对降雨模式的改变和其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尤为敏感，因此，尽管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应付责任最少，但却是最容易受到其影响的人群。然而，决定个人、社区和社会整体脆弱性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人们对自然、人力、社会、物质、政治和金融这些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源的可得性和控制力。由于贫困人口极度缺乏上述资源，因此他们在气候变化中遭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尤其是边缘社会群体，如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缅甸发生的纳尔吉斯风暴是说明这个观点的最好例子，这场灾难夺走了14万人的生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典型的穷人聚集区，他们住在最不结实的房子里，缺少可以帮助他们减少风暴损失的资源和相关机构（如预警系统、迅速转移资产的能力和寻找其它住所的资源等）。资产损失使这些人更加贫穷，且使他们在未来的灾难中面临更大的风险。
　　虽然像纳尔吉斯风暴这样的具体事件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气候变化，但显然，极端天气的恶化模式正在且将继续蚕食来之不易的经济发展成果。同时，降雨时节和总量的变化正在摧毁依靠简单种植和放牧牲畜的农业经济。
　　利用当地知识
　　因此，我们必须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人适应气候变化。这包括通过技术支持保证基础设施投资不被极端天气摧毁，还包括协助将气候科学前沿融入政策制定过程。然而，国家层面的努力必须同以人为本的草根行动相结合，才能运用当地知识来瞄准并降低贫困人口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CARE采用了这种以社区为基础、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包括：
　　降低灾害风险：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包括洪水、飓风和干旱在内的极端天气模式。许多实例表明，气候变化正带来更严重、更频繁、更难以预料和持续时间更长的灾难。这加剧了世界各地灾难的风险，尤其是那些已处于高度人类脆弱性的地区。所以，建立预警系统、改善庇护所，以及建立食物和种子银行，是降低灾害风险并最小化灾害带来的长期后果的关键。降低灾害风险需要更多的投资，尤其对于那些正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极端天气的“灾害热点型”贫困国家。
　　提高生存的适应能力：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显然远大于处理其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的需求。虽然新闻报纸关注于剧烈的风暴等极端天气，但慢性的气候变化——更高的气温和混乱的降雨模式——将会对贫困人口构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帮助社区和当地机构调整农业生产活动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这非常重要。相关活动包括适当的复兴传统知识、创新性的农业实践推广和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加强当地能力：当地的行动者已有许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所需的技术、经验和关系网。然而，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些资产，当地行动者还需要加强能力，以理解气候风险，采取恰当的适应措施以及将这些知识融入规划和决策制定过程。
　　打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与歧视性权力结构：低水平的正规教育、有限的信息获取、缺失的家庭与社区内部的决策权和政治边缘化，是贫困人口适应能力面临的最严重的制约。世界必须推翻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歧视性权力结构，从而使贫困人口能够在面临气候变化威胁时提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通过赋予妇女政治权力、允许弱势群体参与地方决策、坚持透明的治理和充分的问责制度、并确保资源和重要服务（如卫生和教育）的公平可得性来帮助他们。
当前的政治行动
　　三十多年来，气候变化一直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威胁。我们怎么会面临这样一个危险的绝境？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确定，全球变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发表宣言，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然而，直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首脑会议上，154个国家才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是为了实现“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使其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从而防止气候系统受到人为干扰。”工业化国家承诺在2000年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1990年水平，但却毫无置疑地失败了。
　　紧接着是《京都议定书》。它为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到2010年减排量（平均只有5.2%），这一规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尽管1997年就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但直到2005年才得以生效。美国和其它少数国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且少有国家真正为达到减排目标而采取行动。
　　显然，要迫使政府认识到世界面临的挑战的程度，不仅要有正确的科学依据，还必须有外部的社会压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地方、州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了解到，我们希望，也认为他们有责任采取大胆、及时的措施来应对挑战。为了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应该支持并参与公民运动，反映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忧虑。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确定一个自己希望解决的具体问题，然后与志同道合的邻居和民间社会组织（宗教组织、工会、非盈利组织等）合作，通过政府与企业领导人开展行动。包括如下目标领域：
　　减排目标和改用清洁能源。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政府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市民们愿意付出短期的代价来支持巨大的进步。政府还需要鼓励商业活动减少排量，并支持环境友好的商业活动。
　　保护和保育森林。由于森林具有储藏碳的功能，其在全球变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腐烂后，其所贮存的碳将被释放进入大气。目前，全球每年20%的二氧化碳排量来自于森林的采伐。
　　帮助弱势群体适应气候变化。尽管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对气候变化所负责任最小，但这一问题将给他们带来最大打击。许多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会因此而被推向生存边缘。他们需要你们的帮助来解决这一深刻的不公平。
　　采取个人行动
　　气候在变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采取高排量生活方式的人，有道德义务采取行动。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解决气候变化方案中的一部分。以下是几点行动建议：
　　了解更多信息：对于气候变化，你了解的越多，为改变结果做出的贡献也将越多，你也将更好地向别人解释你的选择。学习气候变化的知识，你的行动将带来改变！
　　减少你自己对环境的影响：虽然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确实需要政府参与，包括基金、法律和法规的改变以及私人领域的参与，但个人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甘地告诉我们：“要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检查家庭和生活习惯，发现做出改变的机会，从简单的改变开始，逐步做出更困难的转变。
　　说服别人共同行动：我们可以通过共同行动击败气候变化。
　　将理想转变为行动
　　我们必须通过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来充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防止气候变化到达危险水平。所幸，我们知道打破政治僵局并做出必要的全球政治承诺需要什么。
　　首先，工业化富国的国民和政府应该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做出表率。只有这样，发展中国家才会同意承担他们的公平份额。
　　其次，发达国家必须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有效援助，帮助他们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过去，更富有的国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出于实践和道德考虑，必须在资助气候适应和解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移民问题方面做出郑重承诺。
　　全球各国政府日益意识到，做出更加公平的承诺是十分必要的。应对这一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处理气候变化与贫困、冲突和不平等带来的长期性威胁之间关系的具体提议。
　　气候变化是一项严峻的威胁，同时也是一个调动个人、社区、政治及多方行动的前所未有的机会。这就是CARE在帮助贫困社区克服气候变化带来挑战的同时，不断学习、创新并开展合作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我们如何应对挑战与最终能否克服挑战同样重要。
　　资料来源：
　　http://www.100places.com/en/abouttheclimate0/climatechangeandpovertyturningambitionintoaction/
　　注：CARE组织简介：
　　CARE是一个以战胜贫困为目标的引领救济和发展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和非宗派组织，CARE每年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欧的70多个国家开展活动，涉及贫困社区近6000万人口。CARE帮助解决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使人们可以自给自足。CARE往往是最先向自然灾害与战争幸存者提供救助的机构之一，并且当危机过去之后，还帮助人们重建家园。CARE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本地业务，拥有12000名员工，97%的员工是运行项目所在国的国民。
　　资料来源：http://www.care-international.org /About-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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