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三十四期-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减贫比较

　　●研究前沿●　

　　发展中国家在缓解贫困方面的成就如何？这个问题一直都受到特别多的关注，其中，巴西、中国和印度的缓贫经验格外令人关注。这三个国家都开展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国的改革于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最先启动，它将25 年计划经济控制下的巨大潜力释放了出来。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到中期，巴西和印度也先后进行了改革，而且目前还在初步试验阶段。
　　这三个国家的改革也都促进了减贫进程，但是速度各不相同。在增长和分配改革方面，中国和印度有许多共同之处，即快速的增长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同时并存（二者之中，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不平等程度却在逐渐降低。
　　这三个国家过去15 年的政策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例如都强调对宏观经济稳定的高度重视，并且其国家控制也都引发了通货膨胀。三个国家的区别在于收入再分配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对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和政策详加审视，与中国相比，巴西和印度显然有更多相同点。但它们都有值得其他两个国家分享的经验。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贫方面的进展相对缓慢，也可以从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政策中取长补短。
　　本文无意对这些国家贫困和增长的文献进行回顾，而许多重要的启示也无法在文献中直接体现。相反地，本文将从世界银行在这三个国家开展的测量和理解减贫成就的项目中提取经验，从比较各自的整体绩效开始，再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对它们的特点和经验加以总结。
　　减贫绩效
　　这三个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测量主要以全国家庭调查为主，以价格、国民核算（NationalAccounts）和人口普查数据为补充。幸运的是，在这三个国家的改革历程中，都持续进行了可信的、可比较的全国性样本调查。（中国的第一次这类调查是在改革开始后不久的1981 年。而巴西和印度的调查在改革前就已开展。）调查对家庭收入（巴西和中国）和家庭消费支出（印度）进行了测量（下文将对它们的区别进行论述）。在多数讨论中，都会设定一个通用的贫困线，即采用经2005 年购买力平价（PPP）兑换率转换的“一天1.25 美元”贫困线，也就是最贫困的15 个国家的平均贫困线。本文也将采用2005 年PPP 下“一天2 美元”的贫困线，即按照可获得的数据计算的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值（Ravallion 等，2009）。当然也注意到了国家贫困线之间的差异。贫困是以人口指数测量的，即人均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总人口所占的比例。而不平等指数则以基尼系数测量，增长率用于国民核算的测量。
　　表1 是这三个国家1981 年、1993 年和2005年的主要统计数据，其中1993 年不但是时间上的中间点，也恰好是巴西和印度政策改革的开端。需要说明的是，表中所示的不仅有调查均值，也有通过调查均值的几何均值和按来自国民核算（NAS）的人均私人消费支出（PCE）计算的预测均值得出的“混合均值”。这种方法并不优越，而且是建立在强假设之上（要注意基于调查得到的收入相对分布并不适于计算混合均值）。考虑到对来自印度全国样本调查和印度国民核算（NAS）得到的消费总值之间巨大且不断扩大的差异，应该对其进行敏感度检验。接下来的讨论主要关注调查中使用的测量方法。然而仍然需要注意混合方法中存在的重要差异，特别是印度。
　　图 1 给出了所涉及的九年中的人口指数。图1（a）是基于全国家庭调查，而图1（b）则采用混合方法。



图 1（a）全国家庭调查数据基础上的1.25美元标准下的三国贫困发生率



图 1（b）混合方法下1.25 美元标准的三国贫困发生率

　　由于每个国家的初始贫困水平不同，将首先测量年度比例减贫率（Proportionate AnnualRate of Poverty Reduction）——即贫困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之差——而非年度减贫百分率。

　　数据表明，在改革开始时，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世界最高。1981 年时，总人口的84%生活在2005 年价格条件下按照2005 年的购买力平价转换为人民币以后的“一天1.25 美元”贫困线之下。而从现有数据来看，在1981 年，仅有4 个国家（柬埔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乌干达）的贫困人口指数高于中国。到2005 年，中国位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降到16%，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26%。在1981 年到2005 年间的比例减贫率为每年6.6%（比采用混合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略高），而贫困人口数量则以每年5.5%的速度减少。

　　按照同样的贫困线计算，巴西的贫困人口比例远低于中国，在1981 年到2005 年间则从17%降低到8%。而每年3.2%的比例减贫率虽然不能与中国相比，仍然十分惊人。相应的减贫率也从1981 年到1993 年间的2.3%上升到1993 年到2005 年之间的4.2%。在已知的人口增长率（在上述两个时期之间有所下降）条件下，贫困人口数量从改革前的长期不变，变为改革后以 2.7%的速度逐年下降。如果采用混合方法计算，这两个时期的差异更加明显——1981 年到1993 年间的减贫没有进展，而1993 年后，人口指数的下降率为每年5.1%。采用“一天2 美元”的贫困线，减贫速率会有所下降。在改革前后的差异方面，如果仅采用调查方式，二者的差异会缩小，而混合方法则表明所有的减贫成就都发生在后一时期。

　　2005 年，印度“一天1.25 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指数为42%，而中国和巴西则分别为16%和8%。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印度的人口指数一直低于中国（如图1a 所示）。1981 年，印度的人口指数为60%，比中国低得多。（如果采用与印度的官方贫困线接近的贫困线，即几乎完全等于2005 年PPP 下一天1 美元的贫困线，那么人口指数则从1981 年的42%下降到2005 年的24%。）采用一天1.25 美元的贫困线，印度的比例减贫率为1.5%，虽然低于巴西和中国，却比上一时期（1981 年到2005 年间）略高。如果采用一天2 美元的贫困线，那么减贫成就会打些折扣，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生活在一天2 美元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量会大得多。

　　不出所料，混合方法对评估印度减贫成就的影响最大。根据这种方法，1981 年到2005年间，在一天1.25 美元贫困线条件下人口指数下降的比例减贫率会翻倍，增加到每年3.0%，表明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而1993 年以后这一时期，减贫速度比前一时期略高。采用混合方法计算，中国在7 年之后超过了印度。然而，就算采用混合方法，印度在1993 年之后这一时期的减贫成就也不如巴西。

　　三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在增长方面的表现与缓贫表现不尽相同。中国的增长率最高，减贫率也最高。就人均GDP 而言，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长期增长率约为9%。印度在其改革时期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而巴西在改革初期人均GDP 的年度增长率则略高于1%。可见，巴西的减贫率高于印度，而增长率则较低。巴西的增长率在改革中有所提高，大约为1.3%。而1951 年到1991 年间印度人均GDP 的年增长率低于2%，而在1991 年之后则提高了一倍多。

　　另一个分析差异的方法是计算人均GDP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的贫困变化的比例，即减贫的增长弹性系数。按复合增长率的比率计算得出的弹性系数而言，巴西最高。例如，采用一天1.25 美元的贫困线，1981 年到2005年间人均GDP 对增长的弹性系数大约为-4.3，而中国这一数据则大约为-0.8，印度为-0.4（如果采用混合方法计算，则为-0.8）。

　　在现有的增长率对贫困的影响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异也很大，特别是巴西和其他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巴西、中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增长率和减贫率之间的弹性系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现有的经济或政治条件下，巴西能够既保持自己的弹性系数，又赶上中国的增长率。例如，假设印度拥有巴西的弹性系数，那么印度的增长率将带来15%的年减贫率——甚至高于中国速度。即使达到中国的弹性系数，印度的减贫率也会比调查结果提高一倍多（虽然仅仅提高到混合方法得出的结论），足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而如果中国的弹性系数与印度（调查结果）相同，那么其减贫率就会减半。

　　减贫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之间的巨大差异说明了什么呢？接下来将分析初始条件和政策所起的作用。从表1 的统计来看，有个影响因素已经非常明显。这一时期内，以基尼系数测量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平等程度更低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有所增加，而在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巴西）则有所降低。不平等程度加剧会有损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而不平等程度降低则会促进增长对减贫发挥作用。这一结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平等集中”相似，同时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政策集中”——一些国家改革前的政策“人为地”维持了较低的不平等程度，而另一些国家则维持着较高的不平等程度（Ravallion，2003a）。

　　中国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远甚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从1990 年的0.31 增加到了2005 年的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则从0.29 增加到0.42。然而，这种比较需要加倍小心。首先是数据的考虑。印度的不平等测量是基于消费而非收入，而消费不平等往往会低一些。收入测量（来自另一个调查的结果）表明印度的不平等可能会高得多。另外，来自样本调查和来自国民核算的总消费之间的差异，可能表明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被低估了。印度可能并不是一个不平等程度低的国家。

　　需要更加谨慎的另一个原因是印度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维度无法通过以消费或收入计算的不平等指数来体现。（在中国和巴西也同样如此，但在印度的表现最为明显。）这里所指的不平等与身份有关，例如性别、种姓等，或与重要的社会服务获取有关，特别是健康和教育。

　　本文接下来将讨论这三个国家不同的减贫绩效及影响因素，包括初始条件、与增长类型相关的收入分配变化和政策等，其中包括降低不平等程度的直接干预。讨论将从中国开始。

　　中国：显著却不平等的减贫进展

　　中国的减贫成就令人称奇，在时间和空间上却十分不平等。某些阶段（20 世纪80 年代初和90 年代中期）的进度远高于其他时期，而沿海也远远领先于内陆（Ravallion 和Chen，2007）。这些差距不仅是中国的教训，也为其他希望复制中国减贫成就的国家提供了借鉴。

　　增长的地理差异和部门差异也十分重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但中国的城乡差距仍然尤为明显。1980 年前后，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是城市地区的10 倍。因此，在农村经济部门启动改革就至关重要。自1980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辅以其他推动农业产品和农业投入市场自由化的改革措施。改革天翻地覆，大集体解体，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土地都被承包给了农户，并且在公社内部的土地分配也相对公平。

　　农户需要向国家交足定额，然后能够自由地保有（和销售）剩余的部分。这一制度使农户能够保留他们劳动的边际产出，因此对个体生产的激励作用十分明显。这些制度激励和相应的指向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改革措施，证实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期迅速减贫的主要原因。

　　农村经济的增长是中国1980 年以来取得成就的主要贡献因素（Ravallion 和Chen，2007）。回顾1981 年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增长比城市经济增长对减贫的贡献要大得多。同样，第一部门（主要是农业）的增长比第二（以制造业为主）和第三（以服务业为主）部门的增长对减贫的贡献也要大得多。诚然，从对全国贫困的影响来看，中国第一部门的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是第二或第三部门的4倍（Ravallion 和Chen，2007）。Montalvo 和Ravallion（2009）进行的省级平行数据分析也表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需要通过第一部门对贫困产生切实影响。

　　在中国，各部门增长的差异阻碍了减贫。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和长期增长率都相对较低，导致了中国的城市和内陆农村地区之间巨大的经济差异。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更是如此。此外，虽然在某些时期农业增长十分迅速（例如20 世纪80 年代初期），但农业部门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在任何实现了稳定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都会有所下降。然而在中国的案例中，农业部门的绩效不佳（无论是相对于其他部门而言，还是与20 世纪80 年代前5 年相比）阻碍了减贫的进程，然而该国的（高）总体增长率本应实现这一进程。由农业部门推动的农村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见Ravallion，2005），这也表明政策对其他部门的倾斜可能会带来总体的失效。要评估增长过程中部门间不平衡产生的影响，可以假设各部门增长率均等于总体增长率。那么，这种平衡增长将会使人口指数降低到10%所需要的时间缩短一半——从20 年减少到10 年（Ravallion 和Chen）。

　　减贫进程在地理上的分布也不平衡，一些省份的减贫速度比其他省份要快得多，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也要快得多。中国内陆省份贫困人口指数的下降速度仅有沿海省份的一半。然而，虽然农村收入增长较快的省份减贫速度也较快，然而这些增长能够更多地贡献于全国减贫的省份，其人均收入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的增长模式并非完全是一个市场驱动

的过程。不平衡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随处可见，日益加剧的沿海和内陆差距也是政策的产物，如向那些本就具备优越的初始条件的沿海地区倾斜。同样地，政府对各部门的增长结构也有影响，例如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政策重点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会影响增长结构，包括：主要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能源、生产工具和土地）、监管不力或执行不力（包括环境保护）；有利的财政政策，特别是针对大型（私营和国有）企业；通过户口制度限制劳动力流动，农民工在城市的歧视性对待；地方对土地的行政分配，导致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很有可能失去农业用地权等等。

　　价格从两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将农民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到市场水平，为有利于穷人的改革创造了许多机会。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建立了粮食收购制度，政府能够通过设置公粮限额和低于市场水平的收购价（以确保相对富裕的城市消费者能够获得廉价食品）来对农民征税。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提高收购价，这一举措成为政府的一个短期有效的减贫杠杆，不但实现了减贫，而且降低了不平等程度。其次，整体价格水平的飙升也对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有负面影响。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时期，贫困指数也较高，这种分配效应在对经济增长加以控制之后仍然继续存在（Ravallion 和Chen，2007；Montalvo 和Ravallion，2009）。

　　在改革启动时，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较低。这一历史遗产能够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贡献于增长政策并从中受益。较低的不平等程度意味着贫困人口不仅获得了较大块的“蛋糕”，而且当蛋糕扩大时，也能够持续保证获得较大的份额。重要的是，当时中国不仅初始不平等程度较低，而且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占有方面的不平等程度也较低。在农村地区获得农田的不平等程度较低，是确保中国的农业增长能够实现“有利于穷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大集体解体时，也能够确保公社内部的土地得以公平分配。（然而，由于农户家庭的流动性被限制，公社内部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这种相对公平的土地分配（虽然仅涉及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是20世纪80 年代初期农村经济改革带来的农业增长能够实现迅速减贫的关键。

　　在获取基本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相对平等对缓贫也发挥了作用。例如，1980 年前后中国的（总）初等教育入学率在目标年龄人口中超过了100%，1981 年的成人识字率（即15 岁以上能够读写的人口比例）达到了66%（到2007年升高到93%），婴儿死亡率远低于50%，而预期寿命则为65 岁。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些数据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也相当不错——与印度当时的情况相当，然而25 年以后，当印度启动其经济改革时，中国已经远超了印度。Drèze 和Sen（1995）认为，中国在基本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发生在经济改革之前。那么，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组织生产方面的低效已经不证自明，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相对平等成为中国改革开始时一种积极的遗产，并确保改革带来的农业和非农（尤为重要）增长能够促进减贫。

　　在不平等方面较为有利的初始条件，加上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断强调，带来了20 世纪80 年代前五年的迅速减贫。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加剧。从基尼系数来看，每10 年就提高7%，那么中国将在2025 年时达到巴西目前的不平等程度。此外，虽然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毋庸置疑，却并非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0 世纪80年代初期、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和2004 年前后，不平等程度都有所下降。所以，有利的初始条件意味着中国的增长能够使穷人的收益迅速增加，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却抵消了这一成就。

　　在改革过程中，不平等问题的产生有许多原因，例如放开劳动力市场及相应的学生复学率的提高。可以说，其中一些是“好的不平等”，至少在初期，它们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然而另一些不平等则十分不利，进一步导致了机会的不平等。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新的不平等会阻碍未来的增长和再分配改革进程。生活水平的地区差异是公共资源获取不平等的表现，而公共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又会进一步导致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机会不平等。

　　1980 年前后改革开始时，中国的基本教育已经基本普及，然而在教育领域一些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并日益成为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初中教育程度，甚至是高中教育程度，成为获得非农工作的前提条件，在城市地区更是如此。而非农工作的报酬远高于农业劳动。因此，缺乏教育机会已经成为中国减贫进程的重要限制因素。其他国家也应引以为戒。

　　增长类型也影响到中国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好的”（新机会带来新资源）和“坏的”（一些落后地区陷入地理贫困陷阱）不平等都不例外。农村和（特别是）农业增长会降低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而特定时期这些部门增长的停顿则会加剧中国的不平等程度（Ravallion 和Chen，2007）。农村经济增长不但降低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各自的不平等程度，也缩小了城乡差距。

　　那么，不平等是中国为实现增长和减贫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与抵消效应无关。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不平等的根源。如果不平等来自于更深层的机会不平等，那么整体增长前景就会大打折扣（世界银行，2005）。事实上，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经验恰好证明了这种抵消效应并不存在。许多经验证据都对抵消效应提出了质疑。首先，虽然不平等程度在逐渐加剧，但增长更快的时期，不平等程度的加速并未呈现出更快的势头。相反地，不平等程度降低的时期（1981-1985 和1995-1998），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长最快。其次，第一部门增长最快的时期（ 1983-1984 ，1987-1988 和1994-1996）也并未出现其他部门增速放缓的现象。最后，农村收入增长更快的省份也并未出现不平等加剧更为严重的现象，反而还有所缓减（Ravallion 和Chen，2007）。Montalvo 和Ravallion（2009）进行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也表明，没有证据支持非农增长能够贡献于减贫，那么就贫困而言，部门增长模式和整体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的抵消效应存在。

　　展望未来，中国要想在不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其减贫速度将会难上加难。以史为镜，当前中国达到历史高点的严重不平等现象将限制其减贫前景。高度的不平等是一个双重困境：意味着增长放缓，而穷人从增长中得到的份额也会减少，影响程度随不平等现象的来源（即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机会不平等）而不同。现在，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然在加剧，而且正在成为限制未来减贫进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贫困程度很高，而不平等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今早已截然不同。

　　直接的再分配干预在中国的减贫策略中并不多见。虽然经济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显性失业、劳动率流动性提高等，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主导。然而，有迹象表明一切都在改变。低保制度是中国政府对市场化改革在社会保护领域带来的新挑战的回应措施，这一制度旨在保障城市地区的最低收入水平，即将实际收入提高到各地的“低保线”水平。

　　这些政策对未来的意义十分深远。即使中国今天的不平等程度得不到改善，也有可能通过再分配政策实现减贫。测量这种减贫潜力有一种简单的定量方法，即计算需要向中国的“非贫困人口”征多少税才能消除贫困。可以想象，向中间阶层征税来支持低保制度无疑会遇到阻力。所以，（为计算方便起见）可以假设对中国所有生活在美国贫困线以上的人征收收入累进税，然后将税收用于向最贫困的人口进行再分配，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到一天1.25 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上。所需的边际税率很容易计算。2005 年的税率应为36%，即所有生活在美国贫困线以上的中国人，需要将其收入高出美国贫困线部分的大约1/3 贡献出来，才能使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达到一天1.25 美元的标准。（生活水平与美国贫困线相当的人口税率为0，随收入的增加，平均税率也提高。）随后将与巴西和印度的情况进行对比。然而，如果对1981 年的情况进行类似的计算，会发现这一政策在中国改革启动时是无法实施的：所需的边际税率会高于100%，当时的贫困差距十分巨大，整个国家的贫困程度也十分严峻，再分配是个不现实的选择。

　　然而，虽然低保制度在理论上应该能够消除贫困，在实践中却不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标群体的覆盖偏差（Ravallion，2009b），以及地区间的不平等导致居住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无法得到低保制度的保障（Ravallion，2009c）。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以及扩大低保覆盖面是下一步的挑战。

　　巴西：有限经济增长下的减贫

　　巴西 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期的经济停滞引发的财政赤字暴涨和金融政策调整，最终导致了极度通货膨胀。这一时期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民粹主义（Populism）风行，带来了持续的财政赤字、严重的通货膨胀、贸易扭曲、某些部门生产企业的政府所有，以及无法触及穷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通过劳动合同去指数化（De-indexation）、稳定汇率（即“雷亚尔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政府于1994 年终于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也结束了1988 年开始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关税减免、取消定量约束等措施。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的新政策与“华盛顿共识”有许多相同之处，即宏观经济的稳定性、财政稳健、贸易改革和国有企业的私营化等。然而，与华盛顿共识最重要的不同点是：新政策也带来了在社会保障和援助转移等领域的大规模改革，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改善了目标群体的瞄准。

　　与中国相比，巴西更有能力通过再分配来实现减贫。同样假设按照美国贫困线标准对非贫困人口征收边际税率，来消除（以一天1.25美元贫困线为标准衡量）贫困差距。那么在中国，收入边际税率为36%，而在巴西，2005 年所需的边际税率仅为0.7%。即使采用一天2 美元的贫困线，所需的边际税率也仅有4%。（采用更接近巴西国家贫困线的一天3 美元的标准，税率将提高到12%。）当然，这一潜力能否得到发挥是另一回事。

　　要想在巴西通过再分配实现减贫，就要倚仗各种现金转移项目，例如无偿转移、有条件转移，以及自20 世纪90 年代末期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有条件现金转移（CCT）等。有条件现金转移要求贫困家庭必须以送子女上学或获得基本医疗服务为条件，开展了一系列的项目，随后统一整合为巴西的家庭计划（并将儿童医疗服务也设为条件之一），覆盖了1100 万家庭，即总人口的1/4。该项目为巴西最贫困的10%人口提供的现金转移，占他们总收入的60%（Fiszbein 和Schady，2009）。项目对贫困家庭的识别采取了以贫困的协变量（包括地理区位）为基础的资格检验（Proxy-Means Test）。

　　近来，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兴起，最早的案例包括孟加拉的以教代赈（Food for Education）项目和墨西哥的进步计划（现已更名为机会项目）。这些项目的理念是对伤害穷人的信贷市场失效进行回应，并降低这种市场失效而强加于下一代人的成本。信贷市场失效会导致贫困父母无法对其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因此，将现金转移用于促进行为的改变，能够使这些贫困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然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是不是解决信贷市场失效的最佳手段，仍然有待论证。当然，对受益者所附加的“条件”（通常称为“共同责任”），已经提高了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的政治接受性，从而也就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启动与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广泛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积极的增长，但对贫困的影响却令人失望。与中国不同，巴西是个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基尼系数仅仅略低于0.60，比中国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数字低一半还要多。巴西严重的不平等程度意味着：如果不改善平等状况，巴西将需要比中国更高的增长率来实现与中国相同的减贫率。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背后，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平等，特别是教育成就的差异正是巴西收入水平差异的反映。这些不平等限制了穷人参与、分享和获益于整体经济增长的能力。

　　然而，巴西（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和中国的改革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与印度的不同将在下文论述）。巴西的不平等程度在减轻，无论是地区之间还是城乡之间，差距都在缩小（Ferreira 等，2008）。正如上文所述，这是巴西在有限的增长条件下能够实现减贫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相似，巴西的增长模式也会影响到贫困人口。中国农业部门的增长是减贫的主要推动力，而在巴西则要归功于服务业，其增长模式相对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来说是有利于穷人的。1994 年之后服务部门的增速下降，也就波及到减贫进度放慢。因此，巴西的改革模式并不有利于穷人。

　　然而，巴西1994 年以后总体经济的积极增长，抵消了增长模式的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事实上，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巴西大规模的减贫都发生在1994 年之后。Ferreira等（2009）通过回归分解，认为巴西1994 年以来减贫的主

要因素包括：（通过雷亚尔计划）降低了通货膨胀率、联邦政府的社会支持经费增加和改革（包括家庭计划）等。Ferreira 等（2009）认为，如果没有这些转移政策，在疲软的经济增长态势下，巴西在2004 年的贫困人口指数会提高5%。

　　社会支持经费、通货膨胀和政策环境的其他变化必然会对贫困产生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s）（考虑到在控制增长效应之后，对贫困的影响仍然存在。）部门增长类型同样也会在增长效应之外，带来分配效应。

　　分配效应主要来自于宏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经费的稳定。二者对贫困的影响在规模上远大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Ferreira 等，2009）。展望未来，可以预计（由于CCT 项目等的促进作用）贫困家庭的儿童接受更高水平的学校教育能够推动对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巴西的经验能够给我们两个启示。首先，社会政策向着对穷人有利的方向加以改革，能够对减贫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即使在经济停滞时期也是如此。其次，有利的宏观经济和贸易政策不应对贫困人口造成伤害，而在控制极度通货膨胀这一特殊情况下，更应该为反贫困做出重要贡献（即便减贫并非主要目标）。

　　印度：增长对穷人的影响令人失望

　　关于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否带来了减贫，已有很多讨论。在这场影响深远的长期辩论中，一些学者认为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增长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影响甚微乃至毫无影响，而另一些人则将农业产出的增长视作农村减贫的主要原因。Datt 和Ravallion（1998a）在更多数据的支持下，采用将农业生产力与贫困相联系的新模型，认为农业生产力（单位面积产量）为农村贫困人口带来了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而这些收益大多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提高而使得真实工资水平随之升高。

　　关于城市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减贫，也是一场经久不衰的大讨论。在印度独立之后的规划者中，大多乐观地相信以城市为基础的、受到高度保护的工业化进程会为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带来长期的切实收益，然而当时和现在的诸多观察家都持相反观点，认为清除这些错误观念才能为有利于穷人的非农增长创造机会。

　　印度在 20 世纪80 年代曾经尝试过一些经济改革措施，然而真正的改革启动于1991 年，而改革的触因是当时的国际收支危机。一系列的改革为私营部门提供了支持，推动了经济开放，并重组了公共部门。在贸易和工业政策领

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农业部门被忽略了。

　　印度的全国样本调查表明，经济增长的确促进了减贫，在改革期间也是如此。然而，减贫效果因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大打折扣。其中，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一因素。而导致这种不平等加剧（从而影响减贫）的原因，正是印度增长模式的地理和部门差异（Datt 和Ravallion，2002，2009）。而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增长的城乡差异。与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的农村绝对贫困现象更为严重，然而城乡差异则比中国要小得多。（印度城乡平均消费比率为1.3，是中国城乡平均收入比率的一半。也见Ravallion 和Chen，2007；Datt 和Ravallion，2009。）印度

的城乡平均消费差异也呈扩大的趋势，导致总体的不平等程度加剧。此外，自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以来，印度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也都在加剧（Datt 和Ravallion，2009）。

　　与中国一样，印度农村经济增长对全国减贫的意义十分重大，而有迹象表明经济增长过程正在发生变化，使城市经济增长变得更加有利于穷人（Datt 和Ravallion，2009）。同时，有证据表明，20 世纪90 年代的城市经济增长和农村减贫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虽然经济改革的贡献还需要进一步证明，这些发现已经足以印证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在印度的城市经济中催生了一个能够为农村穷人带来可观收益的增长过程。

　　然而，与中国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于不同部门对减贫的重要性。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增长率比农业部门的增长率要高，而这两个部门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农业增长对中国减贫的重要性与印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印度，服务部门是更重要的减贫推动力（Ravallion 和Datt，1996）。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与巴西更为相似。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资产的初始分配存在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启动时的农业土地分配比印度更加公平。中国农业集体化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中国创造了发挥这一优势的历史机会。

　　与中国和巴西一样，印度的通货膨胀也伤及了穷人（Datt 和Ravallion，1998a；Ravallion和Datt，2002）。我们已经了解了印度的传导机制，其重要成因是非技术工种的报酬在短期内突然升高（Datt 和Ravallion，1998a）。

　　印度各邦的表现各异，特别是非农经济增长对减贫贡献的差异更加巨大。这当然也可以回溯到初始条件，特别是人类发展水平的差异（Datt 和Ravallion，2002；Ravallion 和Datt，2002）。人类发展水平的不平等无疑在任何国家都是减贫的阻力，而在印度尤其如此。上文已经指出，在改革启动时，印度的教育不平等比中国要严重得多。直到1990 年，印度仍未达到100%的初等教育入学率，而中国在1980 年之前就实现了这一目标。1990 年，中国的成人（15岁及以上）识字率为80%，而印度的这一比例则要低一半。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启动其经济改革时，2/3 的成人能够识字；比10 年后才开始进入改革阶段时的印度的识字率比例还要高得多。

　　印度的改革启动时，性别不平等也十分严重。印度入学率和识字率方面的男女（绝对值和比例）差异要大得多。在印度进入改革时期时，仅有1/3 的成年女性（1/2 的年轻女孩）能够读写，而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启动时，超过一半的成年女性和70%的年轻女孩能够读写。当然，印度在教育和识字方面的性别鸿沟一直在逐渐缩小。

　　印度在健康领域也相对落后。1990 年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是80‰，是中国1990 年水平的2倍。在预期寿命方面，也有8 年的差距（印度为60 岁，而中国为68 岁）。

　　亚国家层次的不平等也会影响到减贫。印度各邦之间非农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差异，反映出多维的不平等；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生活水平低于城市、基础教育水平落后等等，都限制了贫困人口在非农部门增长中的参与（Ravallion 和Datt，2002）。初始入学率的差异是解释非农经济对贫困影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缺乏学校教育、拥有有限资产、无法获得信贷等，都导致贫困人口无法抓住市场改革带来的新的机会。从亚国家层次上来看，识字率的差异主要是由女性识字率导致，而女性识字率对减贫的影响十分重要（Datt 和Ravallion，1998b）。

　　在印度，通过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贫困问题的机会比中国和巴西有限得多。上文所计算的假设税率要高于中国和巴西，使印度不可能通过向生活在美国贫困线之上的人口征收足够的税赋，来弥补与一天1.25 美元贫困线之间的贫困差距；所需的边际税率将超过100%。事实上，就算将边际税率设为100%，也仅仅能够将印度的整体贫困差距填补20%。如果采用混合方法，那么边际税率虽然略有下降，仍然高于100%。

　　直接干预在印度有着长期的历史，其中多以对抗贫困为目的，例如粮食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补贴、贴息贷款和工作福利制等。特别是粮食和化肥补贴成本高昂却缺乏经济效率，贫困人口中有些能够受益，但大多数却没有从中受益。相反，许多非贫困人口却得到了好处。2004/05 的调查数据表明，印度最贫困的10%的人口获得定量供应卡（以获取补贴商品）的概率最低，而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却拥有最高的可能性（Ajwad，2006）。

　　在评估这些项目对贫困的影响时需要加倍小心，政治经济因素就是原因之一。但印度在动用政治经济政策对抗贫困方面的经验，显然无法一语道清。如果根据谁是“穷人”的传统定义，这些干预措施可能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减贫，但显然还没有进行准确的定位，而腐败也一直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人们对新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框架”（NREGS）寄望很高。该框架承诺为印度农村人口提供每户每年可达100 天的非技术工作，按照法定的农业劳动最低工资水平支付报酬，任何人均可参加。这个制度已经逐步推广，覆盖到印度全国。印度在这类项目上有着充分的经验，早在19 世纪末就颁布了《饥荒法案》。NREGS 受20 世纪70 年代早期Maharashtra 著名的就业保障框架（EGS）的影响很深，EGS旨在以最低工资水平为农村地区任何有需要的人提供非技术劳动岗位，保障他们的收入。该框架全部由国内财政支持，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向Maharashtra 的城市人口中相对富足的部分所征收的税赋。现在的NREGS 是EGS 理念的创新，即支持社会保障并向穷人赋权。希望得到救济的人必须贡献劳动才能获得支持，他们的劳动又能够促进公共设施的建设。同时非贫困人口也不会被这种工作岗位所吸引。这种操作方式能够提供自我识别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对抗风险，正是优于其他项目（例如巴西热衷的特定目标群体转移项目）的地方。然而，这一方案同样成本很高，特别是隐性成本十分高昂。此外，这种方式要求参与者付出一定的成本，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预支一部分未来的收入（收入来源于参与这一项目之外的其他时间所挣）。

　　关于这些框架的历史研究指出，要想实现目标，设计很重要。特别是在预算条件下，工资水平必须能够保障就业（Ravallion 等，1993）。与其他框架相比，所创造的资产价值对减贫的成本/收益也十分关键（Ravallion 和Datt，

1995）。项目执行和检测问题，以及腐败的程度，也是NREGS 能否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NREGS 中包含的一系列创新理念将有助于打消这些疑虑，例如社会审计的引入、先进的监测和信息系统等。NREGS 无疑将有利于印度农村的减贫，当然其效果如何，还需要假以时日才能看到。印度能够从其他国家（包括巴西）的经验中学习如何使旨在减贫的转移支付和补贴真正惠及穷人，从而促进积极的行为变化（例如改善印度女童的入学率）。巴西等国家的CCT 项目也值得印度的关注，但需要根据印度的情况加以调整。（印度计划中的全国身份证将有助于这一项目的行政管理。）然而，重要的是需要整合这些激励框架以推动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供方”的努力提供更好的医疗行业教育服务。

　　结论

　　要理解这三个国家减贫成就的差异，历史因素十分重要。中国的高速减贫反映了其促进增长（以及弥补过去政策错误）的政策改革和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条件——特别是在获取生产资料（土地和人力资本）方面相对较低的不平等程度，意味着穷人能够更充分地从增长中获益。

　　相反地，巴西在改革前不平等程度较高，政策扭曲又使这种不平等难以动摇。这一历史因素无疑是巴西减贫进程的阻力，严重的不平等意味着穷人在增长带来的收益中所占的份额十分有限，同时还会阻碍增长速度——事实上，巴西的增长速度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虽然有所加快，多数情况下却仍然不尽人意。然而，较高的再分配能力是巴西的一个有利初始条件。巴西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通过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实施更有效的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政策等，积极地对抗贫困。虽然巴西曾出现过极端的宏观经济动荡现象，但这三个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期，这三个国家的减贫进度都有所放慢。如果没有稳定的高增长率，巴西很难实现中国的减贫成就。

　　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中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导致贫困人口在增长中获益减少，也威胁到未来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有效的再分配政策，中国可能会变成一个如同巴西一样高度不平等的国家。要解决新的不平等问题，中国应该向巴西借鉴经验。如果能够结合中国的增长促进政策和巴西的社会政策，任何国家都将受益匪浅。

　　从某些角度看，印度的减贫历程与中国有更多的共同点，特别是增长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加剧和贫困减少。但印度与巴西同样有着相似之处。印度的消费不平等程度较低，特别是低于巴西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虽然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高于其消费不平等程度，但一项评估表明，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中国，却并不比巴西低多少。印度其他维度的不平等（包括人类发展水平）显然限制了印度的减贫进程，特别是影响了非农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虽然有积极的信号表明改革中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果更加显著）。这两个国家都为改革之初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付出了代价。

　　本文进行的比较研究提出了 4 个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一个国家的初始条件会影响该国减贫策略的制定，但减贫策略应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国的案例中，改革启动时（在收入和人力资本方面）较低的不平等程度和大量的增长限制因素导向了“有利于增长”的减贫路径，而不平等在很久以后才终于进入政策考虑。而在巴西的案例中，初始条件则是不平等程度较高，再分配能力较强，经济改革过程及其影响滞后，都是补充性再分配社会政策的先决条件。最后，印度的情况是“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导致了人力资本的高度不平等，而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公共能力又十分薄弱，因此推行促进增长的改革大有机会。虽然印度快速的经济增长为贫困人口享受健康和医疗服务提供了渠道，但由于这些初始条件的影响，增长未能带来迅速的减贫。贫困人口获得健康和医疗服务，能够使他们更充分地参与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是实现迅速减贫的关键所在，同时也能够使贫困人口更多地贡献于未来的增长。巴西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该国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印度也应该致力于解决自身的不平等问题，特别是人类发展的不平等。

　　其次，这三种减贫策略都依赖于大规模的政策改革，而政策改革的动机都是由危机产生的政治意愿。中国农村改革是由粮食不安全触发的。集体制度的失败导致20 世纪70 年代粮食可获得性持续下降，甚至相对具有特权的城市地区也没能幸免。于是，必须采取措施来提高农业产出。当时的政策选择都以打破集体所有制、重回小农耕作、部分放开粮食市场等为议题。中国第一轮农村改革的成功也推动了非农经济部门的改革。而对于巴西和印度来说，危机来自宏观经济。在巴西，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和极度通货膨胀，催生了“雷亚尔计划”下的宏观经济和外部改革。而在印度，改革的推动力来自于20 世纪80 年代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所导致的不可持续的财政扩张政策。在这三个国家中，危机都增强了改革的支持者们的政治权力，从而引发了经济决策权力格局的转变。

　　再次，在这三个国家，无论总体增长率如何，部门增长模式也会影响减贫。在中国，第一部门（主要是农业）产出的增长是减贫的主要推动力，而在巴西和印度，第三部门（服务业）更加重要。第二部门（工业）在三个国家中的作用都相对不明显（可能会通过其他两个部门实现间接影响）。由于不同的部门需要不同的政策来促进增长，决策者制定的部门优先序（不仅在各国之间有所区别，在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不同）就会极大地影响减贫进程。

　　最后，虽然经济增长通常能够促进减贫，但受初始条件影响，再分配政策，特别是进行再分配的国家能力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巴西采取了比中国和印度更为积极的措施通过直接干预解决贫困，特别是推广了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这里，巴西再通过再分配实现减贫方面更强的能力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正在构建类似的再分配能力。这三个国家都需要在未来社会政策的影响评估方面加大投资的力度。

　　要总结本文所进行的比较评估，可以对影响一个国家减贫绩效的两个主要维度进行简单的评分：对穷人有利的增长和对穷人有利的社会政策。在这三个国家各自的改革阶段，中国在对穷人有利的增长方面有所建树，而巴西和印度则不然；巴西未能实现增长，而印度的增长没能带来减贫。另一方面，巴西在社会政策领域表现最佳，而中国和印度则不然；中国在实施与新的市场经济相关的新的社会政策方面进展缓慢（虽然中国在这方面继承了一些有利的历史条件），而印度的许多政策则被非贫困人口所控制，国家也缺乏能力来提供更好的公共基础服务。

参考文献略

表1 巴西、中国和印度的统计数据



　　●全球进展●

2010年世界食物不足状况：

食物不足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依然过高

　　全球食物不足人口数量自2006至2009年间因高粮价及全球经济危机而急剧增长之后，在2010年估计已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有所回落。但食物不足人口数量依然过高，高于目前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也高于40年前的水平，甚至高于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就减少饥饿目标达成一致之前的水平。根据最新数据，全球食物不足人口总数在2009 年估计已达10.23亿，预计在2010 年会降至9.25亿，降幅9.6%。世界上98%的营养不足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中营养不足人口的比例达到16%，虽然这比2009年的18%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千年发展目标1所制定的目标。

　　过去几年，尽管食物不足人口数量仍在上升，但全球谷物收成一直较好，2010年粮食安全状况的总体改善表明，粮食的获取随着预期中的经济增长复苏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同时粮价也维持在2008年的高位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世界经济总值在2009年收缩0.6%之后，在2010年将增长4.2%，比之前的预期要快。总体来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世界银行估计，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有资本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原先的预期。同时，国际谷物价格在近几个月也有所下降且低于近期高位，这反映出2009/10年全球谷物供应充足且2010 年谷物丰收有望，但在大多数低收入缺粮国，粮食价格依然高于2008年初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对易受害人群获得粮食有负面影响。

　　对危机期间和经济复苏期间饥饿状况的分析表明，很多贫穷国家在经济冲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由于缺乏适当的机制应对经济冲击或保护最易受害人群免受冲击影响，危机到来之后，饥饿状况波动较大。此外，我们不该认为一旦危机结束，危机对饥饿的影响就会随之消失。为了应对冲击，易受害家庭通常变卖很难重新获得的资产，减少粮食消费的数量和种类，削减卫生和教育支出。这些应对机制都会对生活质量和生计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

　　世界上大部分食物不足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三分之二居住在仅七个国家（孟加拉国、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超过40%居住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根据对2010年状况的估计，食物不足人口在所有发展中区域均会有所下降，尽管速度各不相同。亚太区域依然是食物不足人数最多的地区，但人数将从2008年的6.58亿降至5.78 亿，降幅为12%，而该区域也是2010年全球在这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预期区域。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目标是将食物不足人口的数量减半，而千年发展目标1 则旨在将食物不足人口的比例减半。因为世界人口仍在增长（虽然近几十年来有所减缓），所以饥饿人口数量不变就代表着饥饿人口比例的下降。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这一群体在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方面均有所倒退（食物不足人口数量从1990-1992年的8.27亿增至2010年的9.06亿），但就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而言已有所进展（饥饿发生率从1990-1992 年间的20% 降至2010年的16%）。食物不足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依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2010年达到30%，但各国取得的进展差异很大。2005-2007年间（离目前最近的具有完整数据的时段），刚果、加纳、马里和尼日利亚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埃塞俄比亚等国也接近实现；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已（从1990-1992年间的26%）升至69%。在亚洲，亚美尼亚、缅甸和越南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中国也接近实现。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圭亚那、牙买加和尼加拉瓜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1，巴西等国正接近实现减轻饥饿的目标。

（资料来源：FAO）

2010/11全球工资报告：危机时期的工资政策

　　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各地实际工资的增长放慢很多。《2010/11年全球工资报告》根据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国家统计，估算出平均实际月工资增幅从危机前2007年的2.8%降至2008 年的1.5%和2009年的1.6%。若排除中国（其官方统计只包括与国家有关的“城镇单位”），报告计算的实际工资则从2007年的2.2%下降至2008 年的0.8%和2009 年的0.7%。虽然工资增长率几乎在所有国家均已放慢，但是，工资增长为负数的国家和地区在2008年的抽样中占四分之一以上，而在2009年的抽样中占五分之一。



图 1 2006–09 年全球工资增长

（年同比变化，按实际价格计算，以百分比为单位）

　　工资增长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别。报告估算，在发达国家，危机前一直以每年约0.8%速度增长的实际工资，在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下降了0.5%, 继而在2009年增长0.6%。在东欧和中亚，实际工资增长从2007年（那时的工资自从转轨初期崩溃后依然还处在恢复中）的平均约17.0%下降至2008年的10.6%和2009年的-2.2%。在中欧和东欧，实际工资从2007年的6.6%下降至2008年的4.6%和2009年的-0.1%。在亚洲，实际工资增长在2006-09年期间超过7%，2007年为7.2%，2008年为7.1%，2009年为8.0%。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实际工资增长据估算从2007年的3.3% 减至2008 年的1.9% 和2009年的2.2%。至于非洲，初步估算显示，月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在2007年为1.4%，2008年下降至0.5%，2009年反弹至2.4%。在中东，由于迄今为止报告其工资数据的国家为数太少，对2008和2009年的工资增长即使作初步的估算也为时尚早。然而，可获得的先前年份的数据表明，中东的工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移民工人）工资即使在危机前也未快速增加。

　　在发达国家，本次危机对平均工资产生的短期影响，应该放在危机前工资在GDP中的份额长期下降和工资的持久节制这一背景下来认识。2000年以来全球平均工资在该时期几乎上升四分之一。上升的动力源自1999年以来工资几乎翻番的发展中区域，如亚洲，和工资几乎增加两倍（这部分反映90 年代工资下滑的程度）的东欧和中亚国家。与此相比，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在整个十年只增加5%，反映出这是一个工资节制的时期。

表1 1999 年以来各地区累计工资增长（1999 年=100）



　　报告还显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三分之二以上有数据的国家中，低工资定义为低于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人群的比例已经上升。这包括阿根廷、中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爱尔兰、大韩民国、波兰和西班牙等国。在这些国家以及低工资比例很高或日益增加的其它国家，存在着大批人会被抛在后面的风险。进入报酬更好岗位的机率很低，而深陷低报酬岗位的风险却很高。这进而会增加社会紧张，特别是如果某些群体认为自己在危机期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却未能均衡分享到先前扩张期以及可能未来的复苏的好处。报告还指出，持续存在的低报酬和工资差距含有强烈的歧视成分。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低报酬工人通常是青年，不成比例地多为女性，并更有可能是弱势少数民族、种族或移民群体成员。这些特征集中在低报酬工人身上，导致其工作价值被低估。

　　另一正在出现的担心是危机前的工资停滞实际上可能促成了危机，同时削弱了经济迅速复苏的能力。虽然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引发牵涉到许多其它因素，但有一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在于危机前总需求的下降。将工资转化为利润，从中等工资收入者转向高工资收入者的再分配，使收入从具有高消费倾向的个人转移至储蓄更多的人，进而减少了总需求。在危机前，有的国家能够通过增加负债来维持家庭消费，而有的国家则主要使经济基于出口来维持。然而这种模式证明难以为继。未来，各国可能会认为，更为强劲的家庭消费，那种由挣得的收入而不是由增加债务所支撑的家庭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会符合自己的利益。

　　报告提出，工资政策可以为建立一个更为持续的经济社会模式作出积极贡献。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均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平衡、更公正的复苏，因为这会确保低工资的工人家庭和住户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中获得公平份额的成果。《2008/09年全球工资报告》显示，在集体谈判覆盖30%以上雇员的国家，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更为有力，最低工资可以减少工资分配下半部分的不均等。我们目前的报告显示集体谈判和最低工资也有助于减少低工资工人的比例。

　　然而，工会在向弱势工人努力伸出援手和建立有效最低工资制度方面，依然同时面临相当的挑战。除了改进工资决定机制外，报告强调需采取政策措施，以减少低工资者陷入贫困的风险。诸如税款抵减等工作中享有的待遇，特别是辅之以有效的工资底线管理，肯定是于事有补的。在那些由于存在大量非正规就业，工作中的待遇不是可行选项的国家，需要考虑向贫困家庭提供更为直接的收入资助（如现金转移）。因此，工资和收入政策应该放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框架内制定，不同的政策要素在该框架中得以审慎和连贯一致地确定。在危机时期和复苏时期，为弱势工人家庭确保“最低收入”，其重要性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资料来源：ILO）

　　●国别动态●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形势和前景

　　世界银行最新一期的《俄罗斯经济形势报告》（第25 期）对处于后金融危机阶段的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虽然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但是受到货币政策收紧、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部分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11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态势并不乐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也将呈现出相似的特征。2011 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 年第四季度的4.5%下降到4.1%，投资需求下降最为显著，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1.5%。将俄罗斯2011年1 月-4 月的各项经济指标和2010 年同期相比，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从8.2%下降到5.5%，制造业从13.3%下降到9.2%，零售业从7.4%下降到5%，交通运输业从12.6%下降到3%。该报告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了以下几点判断：

　　第一、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俄罗斯的收支平衡，但这种机制的作用强度将日益减弱。

　　第二、公司和企业，尤其是国有银行和公司企业的债务增长显著，同时，私营部门获得长期贷款的难度在增加。

　　第三、劳动力市场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并不充分：季节性失业的压力仍然很大；中部和西北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改善显著，但其他六个地区则相对困难；在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实际收入和工资水平增长速度下降明显。

　　第四、尽管实施了货币收紧政策，但是通胀压力仍然很高；虽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下降明显，但目前还无法对其控制通胀效果进行判断。

　　第五、高油价和天然气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俄罗斯的财政状况，使得财政收支略有盈余，但如果剔除石油财政，其财政收支赤字巨大，这对其财政收支平衡的可持续是一个挑战。

　　该报告还对俄罗斯 2011-12 的经济前景提出了几点展望：首先，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但俄罗斯有望在2011 年的保持4.4%的经济增长，2012 年为4%。其次，在高油价的推动下，2011 年俄罗斯将能够继续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但俄罗斯需要改善财政政策，重建财政储备。第三，通胀压力将会减轻，但难以达到了俄罗斯政府预期的6.5-7.5%的水平。第四，在财政刺激政策的影响下2010 年年底俄罗斯的贫困发生率维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但仍然有18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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