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三十六期-包容性增长标准和评价指标： 评价国家进步的包容性增长指数
●研究前沿●
1.引言
本文在国家层面上构建了一种复杂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文在以下领域确定了相关的指标：（1）增长，生产性就业和经济基础设施；（2）收入贫困和平等，包括性别平等；（3）人的能力；（4）社会保障。利用这些指标，在赋权和得分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诊断方法帮助国家评估它们的包容性增长状况，亚洲发展银行（ADB）也可以用这种综合指标判断如何最大限度帮助一个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目标。本研究用这种方法研究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以验证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在监测一个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方面的进步时，ADB的长期战略框架2008-2020（《战略2020》）是决定哪些标准和指标必须发展的基础。《战略2020》将包容性增长作为第一个发展议程，第二、第三发展议程分别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战略具体阐述了包容性增长的两个关键的方面：（1）实现能够创造和扩大经济机会的可持续增长，以及（2）保证这些经济机会更加广泛的可获得性，从而使社会成员可以参与该经济增长，并从中受益。第二个维度部分地与扩大人的能力有关，例如投资于教育、卫生和基础社会服务，强调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保护脆弱和贫困人群。
ADB的包容性增长议程可解释为狭义的或广义的定义。狭义定义，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将扩展人的能力作为改善经济结果的工具。广义定义，强调全面的发展（Rauniyar和Kanbur 2010），广义定义强调福利和能力的非收入标准，例如良好的卫生状况和读写能力，这些主要是人类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虽然本文将继续使用“包容性增长”的术语，但我们将提供更加广义的解释标准和评价指标。
2.经济增长、生产性就业和经济结构
提高人均收入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也是创造和扩大经济机会的根本。因为这方面的成功是其他各方面进步的基础，本文将在综合指标中赋予极重的权重（25%）。一般地，人均收入增长将伴随着工业、服务业及农业增加值变化，从而决定了增长结构的发展趋势。然而，增长（例如，人均收入的百分数变化）并不一定与广泛的生产性就业增长相一致，有时，经济增长模式只增加有限就业机会，尤其当低工资的服务业扩张但是工业增长萎缩时。
为了建立一个可行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框架，必须确定一个最关键的增长模式，并区别于当前主要关注贫困的模式（无论从收入或非收入角度定义）。很显然，包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人数，例如，最近ADB和世界银行都在强调将体面的就业机会作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方面（世界银行2009和Ali 2007）。
2.1 生产性就业
尽管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前，分析家一直在警告亚太地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无就业增长，然而，就业作为包容性的一个方面一直被忽视。然而，不像收入的分布有那么多的监测指标，可以跟踪的生产性就业趋势的指标不多。所以，虽然很多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应该将就业结果作为包容性的重要维度，但是，现实中缺乏包容性取得进步的指标。尽管有以上问题，本文仍提出了一些可用的备选指标，并且在一些国家案例分析中对他们的可得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测试。
千年发展目标（MDGs）提供了一些其他可能的与就业相关的指标，例如，在MDG1中的指标有就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这个指标将人均GDP增长率指标和同样为MDG1的监测工具就业率指标结合起来。尽管这个指标可以包含在ADB包容性增长监测之中，但它并不真正地扩大生产性就业机会，换句话说，更高水平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可以由少数的经济部门（资本密集）的进步驱动。
另外，由于就业人口比不能显示就业质量，所以这个指标不可用。事实上，它可能是人口因素上升的结果，比如在总人口中就业年龄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
所以，找到合适的可以直接提供关于就业质量的信息非常困难，需要代理指标，一个这样的指标是从包容性增长角度延伸而来的，包容性增长必须伴随结构转型或者经济多样化，如Ali和Zhuang指出，“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体，即持续地快速增长和经济追赶却没有成功完成工业化”（2007，p. 12）。这种趋势意味着大量的从农业到工业的内部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同时可能转向城市服务业，这一般仅仅提供低生产率、低工资就业。
如果服务业的就业指标测量也将包含在本文的总体综合指标之内，还需要识别那些在更加现代的分部门中的就业。然而，如果我们无法确定其相应的工资水平，这就不值得做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全球数据库中，LABORSTA无法充分分组，也不能相互参照分组的工资和薪金水平。
可近似地表示生产性就业的潜在备选指标是，就业人数的比重或者产业内活跃经济体的比重。ILO劳动力调查可以提供这些数据，至少在不定期的基础上。一个值得推荐的补充指标是，在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或者活跃经济体的比重。在一些国家，工业可能由初级部门组成，如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通常只提供很少的就业机会。然而，制造业指标的数据现在并不可得。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可从ILO数据库中得到这个指标。
第三个附加指标是非农有偿就业劳动者的比例。这类就业比工业就业范围广，但根据更高质量的就业协议规定，也需要支付工资或薪水。然而，在类似LABORSTA这样的国际数据库中，当前没有该指标的可得数据。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指标可以通过合并相关的ILO部门和就业身份数据构建。
MDG1也包含了一个指标，即自营就业和家庭雇员在总就业中的比例，其重点是关注低质量就业的范围。这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识别有关在职贫困，因为大部分这样就业的人收入很低。ILO试图通过计算每天每人收入低于1美元的贫困线，识别工作贫困家庭的规模。然而，一个只有两个工作成员的大家庭，即使这两个成员的收入超过贫困线，还是很穷，所以，这样的指标并不值得推荐，除非用于强调特定时点的严重问题。
然而，如果使用这样的一个指标，它应该适用于收入低于每人每天2.50美元贫困线标准的工人家庭，因为识别这样的家庭依赖购买力评价（PPP）的估计（例如，国际价格），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指标，不适用于在国家或者项目层面上常规进展监测。
缺乏相关有意义的生产性就业趋势数据，说明需要ADB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可能与ILO合作搜集就业数据，用于衡量包容性增长进展。目前，缺少数据来监测和评估这种进展，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陷。所以，在本文的包容性增长指数中，赋予生产性就业的权重比经济增长的权重低（例如，就业权重为15%，而增长权重为25%）。
2.2经济基础设施
包容性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对经济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比如，电力、道路、信息和通讯技术）。由于社会设施的可得性（例如，教育、健康、水资源和卫生设施）被认为越来越重要，经济基础设施的可得性被普遍地忽视。因此，关于人们获得经济基础设施指标的数据并不详。但是，在一些案例中，人均指标可以找到，像人均电力消费。在包容性增长的总体综合指数中，通电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首选指标，有些年份的这个指标的数据可以从国际能源机构中获得。
还没发现合适指标衡量通公路人口情况。可得到铺设道路比例的数据，但是得不到道路利用率数据。同时有一些潜在指标衡量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可得性，例如每100人中因特网使用者数，这是MDG8的一个指标。
另一个MDG指标，每100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也可能得到。最近趋势表明，移动电话的拥有率上升速度很快——比因特网和固定电话使用增长速度更快。这个指标，与通电率一起，被作为监测亚太地区经济基础设施可得性进展的指标。所以，在本文的包容性增长指数中赋予了10%的总权重。
2.3指标的建议
总的来说，可用一些指标来衡量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扩大经济基础设施的可得性：
（1）经济增长：
（a）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率。由于增长为其他方面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因此，增长的速度非常关键，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真实增长率作为首选指标。这些数据可以从一些国际数据获得，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或者是ADB的数据库。
（b）总增加值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这个指标必须作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实增长率的补充指标，来评价向高生产率转型的经济结构状况。
（2）生产性就业：
（a）工业部门就业人数比例。可从ILO数据库得到。
（b）制造业就业人数比例。可从ILO数据库得到。
（c）自营就业和正式无报酬的家庭从业员占总就业人口比例。可从ILO数据库得到。
（d）补充指标。在国际购买力评价下，即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每人每天2.5美元贫困线标准的工人比例。
（3）经济基础设施的可得性：
（a）通电人口比例。可以通过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估计得到。
（b）每100人中使用移动电话人数。可以通过MDG数据库估计得到。
其他看似相关的指标，例如劳动人口中就业不足或者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者比例，因为没有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就业情况的数据。其他指标，例如青年未就业比例，可能会成为一个中等或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有用指标，但是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劳动力人群不能承受失业。
对于本文的总综合指数，50%的权重被赋予这些通常类型的指标。在这个总数中，50%（即占总权重25%）的给予了利用人均GDP的真实增长率所表示的经济表现；30%（即占总权重15%）给予了就业指标；同时，20%（即占总权重10%）给予了经济基础设施可获得性的指标。
3.解决收入贫困以及一般公平
近期包容性增长战略框架的发展趋势表明以往仅仅关注解决极端贫困的框架有很多局限。在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已经面临压力，需要应对更广泛人口的需求。普遍的观点认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大量的非贫困人口，新的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回应了当前的情况。
ADB指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极端贫困人口（通过例如最初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预计到2020年将下降到很小的比例。即使增长的速度很慢并且其分布是倾向于富人，到2020年极端贫困人口将只占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人口的10%（Ali 2007, p. 4）。2005年，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估计极端贫困人口一共只占18%。因为收入不平等在目前的全球危机之前就开始上升，极端收入贫困迅速减少主要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之后的增长复苏很可能还会发挥相同的主导作用。
这可能意味着需要转变国家战略和ADB的援助重点。尽管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必须继续重视与MDG相关的极端收入贫困，同时，还必须监测非极端贫困的进展。
3.1收入贫困，极端贫困和中等贫困
根据每天人均2美元的标准，2005年，ADB对一些国家的贫困水平进行了估算，认为孟加拉国和印度贫困人口大概占总人口的80%，老挝和尼泊尔贫困人口大概占总人口三分之二（Ali 和Zhuang，2007），马来西亚大概只有10%，泰国大概有16%，而中国大概有30%。
由于国际贫困线生成国际购买力平价时的汇总方法存在争议和缺少国家层次的消费和价格数据，国际贫困线一直受到批评。这种估算的变化趋势往往与国家发展趋势不一致。这是本文运用这些指标进行国家案例研究中发现的。所以，这种以PPP为基础的指标可认为是一种在特殊国家对中等贫困测量的国际视角，它应该用于对每个国家定期观测贫困程度的直观描述，而不是一种常规的国家层面的监测工具。
出于监测目的，应以国家贫困线为基础估计贫困。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食物贫困程度（例如，极端贫困）和总贫困程度（例如，以食物和非食物支出为基础）的监测数据可以从世界银行或者ADB得到。
另外，贫困监测——不管是采用PPP估计，还是用国家贫困线——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综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框架。例如，在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2.5美元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在2005年不到总人口的一半，预计2020年将下降到很小的比例。
3.2纵向和横向不平等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追踪不利于包容性收入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极端和中等贫困人口，而且还影响弱势的非贫困人口。基尼系数尽管被用作一个基本的测量收入不平等的工具，但用于测量包容性就不适合了。基尼系数提供了收入分布总体度量，没有提供变化背后隐藏的信息。
基尼系数必须由最穷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为补充。这个指标是评估弱势非贫困人群状况的代理变量，有一种情况是，即使极端收入贫困在减少，但最穷60%人口的收入份额在下降。
一个补充指标是最穷60%人口的平均人均支出与最富10%人口平均人均支出比值。在大多数国家全球经济危机前的10年，我们可能发现这个比值随着普遍的不公平程度（例如以基尼系数为衡量）的上升也在上升。这个指标是通过对Ali和Zhuang（2007）指标的变形得来的——最穷20%人口的人均支出与最富20%人口人均支出的比值。这个指标重点关注收入分布的两端，其优点是关注收入的绝对水平，而不是相对份额。
除了追踪收入分布这样的垂直不平等，横向不平等的变化也应该关注。一般地区和特殊地区的城市农村之间的不平等特别严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不平等， 例如民族之间或者种姓之间不平等，同样可以适当地监测。至少，ADB应该努力定期报告农村和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或者支出的不平等。尽管我们推荐这样的监测，却难以搜集到一套系统数据。
总的来说，可以在多个层次达到更广泛的公平：（1）通过提高对极端贫困人口包容性（根据国家贫困线），（2）通过提高对中等贫困人口的包容性（根据每人每天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3）通过提高弱势的、非贫困人口的包容性（例如，最穷的60%的人口）。随着亚洲和太平洋很多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的下降，ADB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等水平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的非贫困人口上。
3.3指标建议
以下是一系列衡量国家在取得更大包容性增长成就的指标。
（1）贫困度量：
（a）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采用世界银行或者ADB的数据。
（b）以2005年的价格水平为标准，生活在2.5美元/人/天的国际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中等贫困，讨论更广义的剥夺和排斥的出发点。可用世界银行数据。
（2）纵向不平等度量：
（a）基尼系数。
（b）最穷的60%的人口收入份额。采用世界银行或者ADB数据，这是最广义的纵向不平等指标。
（3）横向不平等度量：
（a）城市与农村收入或支出差距。
（d）地区之间或者主要民族、群体之间的收入或者支出差距。
3.4将性别平等纳入包容性增长
实现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包括提高人的能力，这是促进更广泛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解决性别平等，以广义的发展为导向的全面发展应该已经在其他方面使用。所以，其目标不应该只针对贫穷妇女或者男女之间的相对贫困。可以优先选择评估更加广泛妇女进步的指标。重点关注三个方面——教育、卫生和就业——因为可以确定这些方面的性别平等的信息指标。
3.5指标建议
推荐以下一系列指标评估更广泛性别平等。
（1）性别不平等：
（a）15-24岁女性与男性的识字比例。这与极端教育贫乏的不平等相关，识字是一个反映很多信息的结果变量，并且15-24岁的年龄范围反映近期的进展。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估计。
（b）中学教育中男女生数量之比。这个指标可以从UNESCO来源估计。
（c）由熟练保健人员接生的婴儿的比例。这个可以用随之产生的结果指标----产妇死亡率补充，但是这个指标准确的数据常常无法得到。可以从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查到。
（d）妇女在非农有酬就业中的比例。这由评估生产性就业指标的推导变形而来，可以从ILO数据得到。
在本文的包容性增长中权重中，总体的收入贫困和平等是综合指标，共赋予25%的权重。在这25%的总权重里，40%（占总权重10%）赋予极端和中等贫困（国家层次的估计）；40%赋予纵向和横向不平等（占总权重10%）；以及20%（占总权重5%）赋予性别不平等。
4.人的能力维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收入贫困，收入不平等和生产性就业方面对包容性进行了分析。所以，重点关注促进人们就业机会公平方面取得的进步。设计这些指标监测劳动力的需求和随之产生的收入及收入分配。然而，即使根据包容性增长的狭义定义，仍然需要重视劳动机会可获得性，即劳动人口是否具备被雇佣所需要的能力，从而从就业中受益。
由此导致了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可得性的考虑。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获得医疗和教育服务，以及对其他诸如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等重要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例如健康和教育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这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发展结果，但同时也被认为是人的能力，可以创造其他收入，从而加快增长的步伐。在包容性增长的分析框架内，用健康和教育作为观察一个国家人口享有的机会均等程度的晴雨表。这意味着必须提供给所有社会成员形成基本的人类发展能力，这是社会包容性的重要基础。
在本文中，因为采用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即等价于包容性发展——人的能力作为人类发展的优先考虑。并且，缺少基本能力被认为是贫困的一种表现。但是，不管一个人是否同意这种做法或者赞成一种更加狭隘或更加机械的解释，对人的能力的不同解释仍然可以在一系列核心指标和准则上达成一致。
对于健康结果，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最可靠和最广泛记录的指标之一。这种贫困导向的测量展现了贫困人口的比例。作为一个综合健康指标，可以使用预期寿命的变异指标，因为预期寿命可以作为一个社会里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在这篇文章里，使用了预期寿命不超过40岁人口比例这个指标，这个指标被用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贫困指数。整合在一起，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40岁以下死亡率可以对一个国家在健康的全面性上所取得的成就提供广泛的信息。
最近几年，人们努力将人类发展的度量与收入或者财产的度量联合起来。例如，人口与健康调查现在提供人口按财富指数排序的5分组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信息。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可以得到这些数据时，他们就可以利用分位数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组。在没有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时，城市与农村地区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差距可以作为实现人的能力不公平程度度量的粗略的代理变量。
Tandon和Zhuang（2007）将该方法利用到中国。他们发现虽然富裕和贫穷省份之间健康结果趋向于一致（即贫穷省份的健康状况进步更快），例如预期寿命和死亡率，城市与农村间的差距在拉大。他们同时利用WHO2003年世界健康调查包含了10个省份的4000个家庭的数据作为一个财富指数来为家庭排序。结果显示，那些健康状况不佳（如体重过轻）的人在贫困家庭更为普遍。
对两种预期寿命变量的补充是五岁以下体重不足儿童的比例。这个指标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和健康状况的信息。特别在南亚，营养不良仍然是主要问题。事实上，南亚国家比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严重。
对于教育结果，使用入学率为指标。因为本文并不只关注贫困的结果，利用识字率（一个典型的基础结果指标）或者只是小学入学率对于这些目的来说是不适当的。需要利用另一个可以追踪的，不止反映极端贫困人口比例的教学结果的指标。所以，小学入学率可以用初中入学率来补充。同时，如果入学率数据可以分解，至少分为农村和城市，需要计算其差值。最后，如果人口和健康调查提供每20%分位点的入学率，那么这样的指标可优先考虑。
对于安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施指标必须作为以上所提及的健康和教育的指标补充。缺少这些设施后果非常严重，尤其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卫生设施。根据《2020战略》，ADB计划未来优先进行这些领域的投资，再次推荐将这些数据根据城市和农村地区分组。
4.1指标建议
一些作为提高人的能力的指标已经被广泛使用，并且应该可得到数据，这些指标应该将其分解为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收入的20%分位数分解后的结果：
（1）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采用UNICEF和WHO数据；
（2）四十岁以下死亡率，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
（3）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例，采用UNICEF和WHO数据；
（4）小学净入学率，采用UNESCO数据；
（5）初中净入学率，采用UNESCO数据；
（6）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采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7）获得适当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采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对于包容性增长综合指数，15%的权重赋予了这类指数。在这个总数里，三分之一（占总5%）赋予了健康和营养指标（例如，五岁以下儿童和四十岁以下人口死亡率，以及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比例），三分之一（占总5%）赋予了教育指标（例如小学和初中入学率），三分之一（占总5%）赋予了对饮用水和卫生的可得性。在数据可得的条件下，这些指标应该以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以收入的5分位分解。
5.包容性的社会保护方面
社会保护方面的指标能够提供一种可靠的方法，用来监测包容性增长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增加收入、提供生产性就业、提高人的基本能力。然而，ADB经常将社会保护作为一个额外的方面加入到其包容性增长的决策框架中。这也是包容性的特别关注点，因为其他大部分关注重点在于极端或者长期贫困人群，他们难以从包容性增长所提供的机会中收益。对于这篇文章，10%的权重赋予这个类别。
Ali陈述道，“…包容性增长关注拓展所有人的机会，但目标是对于长期贫困的社会保护干预”（2007，p. 8）。ADB同样假定“…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因素是通过高速和持续的增长创造机会，并使所有人都平等地获得这些机会，消除极端贫困”（Ali和Zhuang, p. 17）。所以，若要消除极端贫困，需要重视一些基本社会保护或者社会安全网。
Ali和Zhuang进一步陈述“…促进社会融合还需要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以缓解外部和过渡冲击带来的影响，同时满足长期贫困人群的最低需求”（2007, p. 14）。他们描述了一些这种社会保护的潜在方面，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社会保险项目，社会救助和福利计划和儿童保护服务。然而，反映社会保障的结果指标很难确定。
幸运的是，ADB已经将关于社会保护指数的工作委托了（Baulch等 2008），这将填补每个国家社会保障质量和覆盖面的信息缺失。这个综合指标包括四个部分：（1）所有社会保护项目总支出与GDP之比，（2）社会保障方案受益人数与目标群体的参考人数之比，（3）社会保障受益者中穷人数与总穷人数之比，（4）平均每个穷人社会保障支出与贫困线之比。
目前可以得到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指数。只要ADB努力不断扩大和更新这个指数的信息，这将会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监测和评价国家包容性进步的工具。这个指数混合了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但是这些组成部分与本文中已经推荐的监测包容性增长的一些人类发展指标不同，因为后者用来检测结果（例如，健康状况或者教育成果）。尽管如此，这个新的指数将会被纳入包容性增长综合指数。为了更好地分项解释，社会保护指数的四个组成部分可以以单独指标提供。
在本文中，10%的权重赋予社会保护指标。
5.1包容性增长的推广政策
将包容性增长与政策联系起来尤其困难。政策是一项复杂并常常被错误定义的概念，结合了许多有争议的方面。有几个特别好的政策的综合指数可以衡量包容性增长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但是，由于对于如何定义“好的政策”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如果没有经过彻底、严格的审查和实验，并不推荐将这种综合指数应用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从目前来看，对于基于发展的管理及其相应指标只有初步建议。两个这样的指标是：（1）收入占GDP的比例，（2）公共投资占GDP比例。尽管忽略了对“好的政策”的讨论，这两者对政府促进包容性增长议程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
收入占GDP的比例是一个衡量政府调动国内资本是否成功的关键度量值。如果没有大量的资源基础，政府无法展开那些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工作。进一步，公共投资占GDP的比例同样非常关键，因为其给予我们一个政府投资于发展能力和意愿的表现。对于很多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必须提高公共投资，从而提高提供基本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融资的水平。
公共投资或者通常情况下的公共支出的指标，可以适当地分解为反映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各种形式的承诺支出。如，健康和教育上的支出与GDP的比值。同时，社会保护指数包括一个公共支出在社会保护方面的支出的指标，即社会保护支出与GDP的比值。减贫项目中的总公共支出份额同样可以包括在核心指标。经济基础设施的支出虽然很重要却常常被忽视，如在饮用水、卫生设施、道路和电力上的支出。至少，这些数据必须根据城市和农村和地区（以收入水平排序）分类。我们已经将部分指数放入包容性增长综合指数中。
如何提高包容性增长的管理并没有被视作综合指数的单独部分，主要原因是一些投入指标包括产出指标相同的区域（例如，健康和教育）。如果ADB希望强调管理的重要性，也可以将其作为综合指数的独立组成部分，这里已提供了一些实际操作的建议。
6.结论
解决是否包容性增长的框架已经显著超出了贫困议程——甚至是解决中等贫困的议程——是ADB关心的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在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应该将多少权重放在实现更大的平等包容性增长方面，倡导者仍然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强调更大的平等，尽管包容性增长与倾向于贫困增长比较起来，其目标显得不那么以平等为目标。然而，这种方式通过作用于更广泛的人口来实现更加平等的需求，比极端或者中等贫困更加宽泛的人口。所以，在包容性增长综合指数中，对于收入与非收入不平等的适当估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通常来说，包容性增长的就业方面常常被忽略，一个原因是缺少适合的、可以追踪其发展状况的指数，然而，另一个原因仅仅是缺少清晰的、或者是缺少对于如何去促进生产性就业的共识。
更进一步说，尽管包容性增长被隐含地假定为是包容性发展的代名词，包容性增长显然不被假设为ADB的总体战略框架。《战略2020》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其三个发展议程之一。在本文中，包容性增长的维度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更广泛维度是未来必然趋势。
6.1权重计算方案
上面强调的综合指数可以作为评估国家包容性增长的诊断工具。这同时是一个评估ADB对各国援助的战略重点的初步框架。然而，这个综合指数不能作为评价国家进步的工具。
这个在计分方法和加权方案基础上的综合指数隐含着价值判断。然而，这样一个框架可以迫使人们去分辨不同的价值（例如，人们放在增长和平等上的权重）和澄清之间的区别。同时，任何评分系统可以迫使人们比较其进步的成果，帮助明确差距的大小，协助人们达到共识。
综上所述，国家层面的“包容性增长综合指数”包括四个组成部分：
（1）在增长、创造就业和获得经济基础设施方面取得成功——50%的权重；
（2）在减少极端贫困，中等贫困和不平等（包括横向，纵向和性别不平等）方面取得成功——25%的权重；
（3）在扩大人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取得成功——15%的权重；
（4）在提供基础社会保障（尤其是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取得成功——10%的权重。
6.2评分系统
这个综合指数是在各国在其四个组成部分上的表现为基础上，由0到10分的加权平均组成的。正如前面所解释的，四个组成部分各自由分解指标组成的加权平均。例如，第三个部分，增强人的能力有三个子组成部分：健康和营养，教育以及对于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可得。每一个子组成部分会评0到10分，由此产生的分数将各自获得三分之一的权重从而得出人的能力的评分。这总得分，反过来，有15%的总综合指数的权重。如果相加的该组分的总分为6，那么权重后的0.9（6*0.15）将会与其他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权重得分加在一起。
一般来说，1到3分为不令人满意的包容性增长，4到7分为是令人满意的进步，8到10分为非常突出的进步。
6.3 ADB的援助
尽管这个指数在强调某个国家在包容性增长的某些方面进展不足上有很大帮助，该指数不能机械地套用在评估ADB援助对该国家的贡献。ADB很可能只对包容性增长的一些特定方面提供援助，部分因为它的资源有限，另一部分因为其他双边、区域或者多边开放机构也在某些方面提供援助。然而，这个指数可以作为评估ADB行动的出发点，因为这可能透露一些国家所需要的援助（以其在特定方面的缺少发展显示）和ADB援助该国的优先决策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
对该综合指数的使用在随后的案例研究中详细陈述（附件1-6）。这些案例研究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乌兹别克斯坦。
附件1：孟加拉国案例研究
1.增长、就业和经济基础设施
即使孟加拉国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最近几年有很好的经济表现。1995-2000年，年人均GDP增长率为3.2%，并且，2001年到2007年，进一步上升至4.0%，2008年，这个增长率为4.8%，2009年为4.6%。
孟加拉国正在经历温和的结构变动。其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1990年的大约30.0%下降到2000年的约25.5%和2008年的19.0%。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工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从21.5%上升至28.5%。相应的，制造业增加值从约13%增加到近18%。到目前为止，服务业仍然是最大的部门。199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经占总GDP份额的48.0%，到2008年，增加到了52.5%。
孟加拉国生产性就业的增长是混合的。工业部门就业比例从1996年9.5%上升到2005年的14.5%。同时，自我雇佣或者贡献型的家庭工人占总就业的比例从1996年的约69%上升到2005年的85%。2005年的这个数据非常的高。
孟加拉国在增加其国民对于经济基础设施的获取上取得了一些进步。在2000年，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是每100人中0.2个，到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几乎28个。然而，2008年的这个比例水平仍然低于柬埔寨和印度。孟加拉国确实施法实现通电上的更多进展。国际能源机构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只有20.4%的人通电。但到2008年，这个比例增加一倍，达41%。
2.贫困和不平等
在2000s，孟加拉国在减贫上做得很出色。根据其国家贫困线的估计，贫困发生率从1996年的51.0%微跌至2000年的48.9%，并且在经济增长加速和不平等相对稳定的2005年，达到更加明显的40.0%。在2000s，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都下降了。其中城市贫困发生率从35%下降到28%，同时农村贫困发生率从52%到44%。
如果使用国际贫困线人均每天2美元，那么到2005年孟加拉国的贫困发生率仍然是大概81%。对于2000年，这一发生率是85%。在2005年的发生率是本文检验的6个国家中最高的。这个发现显示根据国际视野，贫困在孟加拉国仍然是广为流传的。
虽然从90年代开始，孟加拉国的收入不平等开始上升，其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在2005年，支出基尼系数是34.1（Ali和Zhuang 2007）。在1991年，这个系数是非常低的28.3，以及在2000年其是30.7。在2005年，最穷的60%人口其总支出为38.1%。然而这个比例在下降，从1992年的41.5%下降到1996和2005年之间的38.0%，尽管比较平稳。在2005年，孟加拉国最穷的60%的人口的支出比例在五个不平等数据可得的国家中仍然是最高的。所以，尽管不平等在2000s比1990s高，这在区域标准中，仍是比较低的，并且在近几年保持较为平稳。
3.性别平等
孟加拉国妇女在教育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年轻（年龄为15到24岁）的识字妇女与年轻的识字男子的比例从2001的约90%上升到2007年的约103%。另外，初中的女性入学率比男性入学率上升了，从1998年的96%到2007年的106%。并且，在2005到2007年间，女孩与男孩在小学和中学结合教育的比例是106%到107%。这些比例与菲律宾的相似，但是远高于本文中所检验的其他四个国家。
在健康方面，孟加拉国却表现地并不好。由专业医护人员接生的婴儿比例仅从1994年的9.5%上升到2007年的18.0%，其结果水平仍然很低，即使与印度或者柬埔寨的水平相比。毫不意外的，UNICEF报告在2005年，孟加拉国的婴儿死亡率为570每100,000个出生儿，一个非常高的发生率。这个估计是在调整了国家机关的漏报和误判之后的。
在非农业部门的妇女有酬就业的比例在1990s早期到2000s中期并没有显示出很大的改善。这个指标显示出妇女们转移到高质量的就业。例如，在1991到1995年之间，这个比例在20%到21%之间徘徊。在2000年，其达到最高点大概为25%，但是到2006年，其又下降到约20%。
4.人的能力
孟加拉国在降低五岁以下死亡率上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进步。在1990年，这个比例是大概151每1000个新生儿。到1995年，其下降到122个。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60.5。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和城市的减少死亡率均有显著的进步。但是，在最穷的60%人口中，仍然有每1000个婴儿85个死亡率。在最富裕的20%人口中，这个比例仅为一半，即43。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2005年孟加拉国预期40岁以前死亡率为11.6%，与1995年的相应比例21.0%相比有了显著的降低。2005年所产生的比例无论与柬埔寨或印度的水平相比，都是比较低的。然而孟加拉国并没有在减少营养不良和营养不足上获得很多进展。在晚期1990s，体重不足的儿童的比例是56.3%。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这个比例保持在高水平的47.5%。
孟加拉国也没有在小学和中学净入学率上取得很大的进展。净入学率从1991年的76.0%上升到2006年的86.5%，但是这个进展并不是特别的迅速，并且产生的水平也不是非常高——例如，与其他五个包括柬埔寨在内的五个国家的入学率相比。这个国家的净中学入学率记录甚至更加不令人鼓舞。在1998年，这个比例是39.0%，并且到2007年，它仍然只有40.7%。
孟加拉国在其人口获得改良水源或者改良的卫生设施取方面得了轻微的进展。在1990年，78%的人口可以获得改良水源。在2006年这个比例只上升到80%，并且可以获得这些的城市居民的比例事实上下降了。在1990年，孟加拉国只有26%的人口拥有改良的卫生设施。到2006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36%，仍然是一个低水平的成就。在农村地区获得卫生设施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是在城市区域，获得这些的人口比例从56%下降到48%。
5.社会保障
目前还没有追踪孟加拉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ADB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保障指数，以2000s的31个国家数据为基础。分数从0到1。孟加拉国在这个指数上的综合分数是0.33。这个分数与地区平均0.36相近（对于31个已经收集数据的国家来说）。孟加拉国在31个样本国家中排第18位。
6.总结
孟加拉国并没有在包容性增长的任何一个方面上表现地特别出色。它在经济增长，获得经济基础设施，贫困和不平等方面有令人满意的表现。但是，其无论在改善获得教育还是在获得卫生设施和饮用水方面没有表现糟糕。其总分数是4.55，其在满意区间（即4分到7分）的低端。
注：通常，1到3分被认为一个不令人满意的进展，4到7分被认识是令人满意的进展，以及8到10分是一个卓越的进步。
表A1 孟加拉国的包容性增长指数
附件2：柬埔寨案例研究
1.增长、就业和经济基础建设
直到全球经济危机开始前，柬埔寨一直保持着异常迅速的GDP增长率。2007-2008年，该增长率约为8.0%。1995-2000年，柬埔寨的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4.7%，而该值在2001-2007年上升至7.8%。不过在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增长率下降至5.1%，2009年则为-4.0%。然而，基于人均GDP增长率这一指标的危机前柬埔寨经济表现还是很出众的。
柬埔寨经济经历了一些结构变动，这主要是由于服装出口的持续增长。据UNIDO报告，2000-2005年制造业增加值的真实年增长率为14%，为该国非制造业GDP增长率的两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约16%增加至2007年的约20.5%。后者数值远远超出了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3.9%。而在1990-2008年的更长时段内，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3%增加至24%。
然而，这种高经济增长率和显著的结构变动是否转化为了更好的生产性就业仍是不确定的。尽管总体工业增加值在2005-2007年的增长率大约为13%（比GDP增长率的11%略快），并没有相应的按行业分类就业趋势数据。
2007年，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关于ASEAN的区域报告显示，2005年柬埔寨的工业吸收了总就业的13.4%，而农业仍为59.1%，服务业为27.5%。工业的百分比记录有了增长，因为工业工人在2000年仅占劳动力人口的8.4%。这种增长毫无疑问归因于该国服装部门的快速发展。
不稳定就业（即自营就业和无收入家庭工人）占总就业比重原本已经很高，2000s略有上升，从2000年的84.5%到2004年的86.7%（根据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
2000年，柬埔寨人口只有15.8%能够用电。2008年该比例已上升至24.0%，不过这依然是明显的低水平。2000年，每100人中仅有1.0人为移动电话用户，但2008年已上升至29.1人。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该移动电话使用率水平也相对较低。
2.贫困与收入不均
尽管柬埔寨的就业有了的基础广泛的改善，收入贫困并没有显著降低。根据国家贫困线标准，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47%下降至2004年的35%。世界银行2009年发布的一份贫困报告显示，2007年的贫困发生率已下降至30%。除了1997年的贫困发生率被记录为了36%以外，这可以被认为是可信的表现。
根据人均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世界银行2004年购买力平价估计的贫困发生率为68%。该估计说明，根据国际标准总体贫困依然影响着柬埔寨人口的大多数。
为了理解弱势非贫困群体近年来的进展，我们对最贫困60%人口的收入份额作了检验。根据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这部分口人被认为至少是适度贫困的。在1994年，最穷60%人口的收入份额为33.4%。2004年下降至30.8%。据ADB报告，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32显著上升至2004年的41（Ali, Zhuang, 2007）。不过2007年最穷60%的收入份额似乎稍稍好转，为31.7%。
这些数据说明，在贫困和收入分配数据可得的1994-2004时间段内，不平等有所恶化，而贫困在缓慢减少（至少在1997年后）。随着经济在2000s中期更加快速增长，不平等似乎有所缓和，与最富40%人口相比的最穷60%人口的总收入份额略有上升。
3.性别平等
和性别歧视或减少贫困相比，柬埔寨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进步更多。15-24岁有读写能力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从1998年的87%上升至了2007年的92%。中学女生与男生入学率之比从1998年的54%上升至了2007年的81%。此外，小学和中学合并入学率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79%上升至2007年的约90%。
然而，健康方面的性别平等改善则没那么明显。熟练卫生人员参与的出生比例从1998年的34%上升至2005年的约44%。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算是明显的进步，但最终水平和国际标准相比仍然较低。进一步地，据联UNICEF报告，2005年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人540例，是相当高的比例。这一估计已对国家机关的少报、分类错误等做过调整。
4.人的能力
柬埔寨在提升人的能力方面的进程格外出众。例如，1990年柬埔寨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平均每1000人119例。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为106，2007年则为91。2005年，农村地区该比例仍高达111，而城市地区只有76。2005年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将最穷60%人口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估计鉴定为每1000人123例。这一比例和最富20%人口的每1000人仅23例对比显著。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预计40岁前死亡的总人口比例为18.5%，比1995年预计的27%有所下降。然而，2005年比例和国际标准相比依然较高。柬埔寨在减少营养失调和营养不足方面也表现得不好。20世纪90年代早期，5岁以下儿童体重过轻的百分比接近40%。2000-2006年，这一比例仍为36%的相对高水平。
在反应教育的指标方面，柬埔寨有所进步。小学纯入学率从1991年的72%上升至2000年的87%，进而渐渐升至2007年的90%。中学纯入学率从1998年的16.5%翻倍至2007年的34.0%，不过最终水平和国际标准相比仍然很低。
柬埔寨在提供改进的饮水及卫生设施方面的进步有所差别。1990年，总人口中拥有改进的卫生设施的比例仅为8%。2006年，这一比例缓慢上升至28%。然而，在城乡之前的差距很大。2006年，只有19%的农村人口拥有改进的卫生设施，而城市的比例则高达62%。
在提供改进的饮水设施方面的进步则更快也更公平。1990年，柬埔寨人口的19%能获得改进的饮水设施。2006年，该比例显著上升至65%。这一年城市人口的该比例为80%，而农村为61%。
5.社会保护
还没有根据可以记录柬埔寨提供社会保护的进程（附件1）。然而，柬埔寨的社会保护指数综合评分为0.19。和地区平均的0.36（对于数据收集的31个国家而言），这一评分较低。在样本的31个国家中，柬埔寨排名第25。
6.小结
柬埔寨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表现优异，但在促进生产性就业和加快经济基础建设方面仅勉强令人满意。柬埔寨在提供社会保护方面表现糟糕。其他方面的评分则在满意的范围内。柬埔寨的综合评分为5.05，在满意这一项评分的中游水平（即4-7分）略微偏下。
表 A2 柬埔寨包容性增长指数
注释：总体来说，1-3分被视为不满意，4-7分为满意，8-10分为优异。
附件3：印度案例研究
1.增长、就业和经济基础建设
印度在1995-2000年间增长稳定，平均人均GDP增长率为4.3%。在2001-2007年，这一速度加至6.1%，在2005-2007年间为7%–8%。2008年，该速度下降至5.2%，又在2009年略升至5.7%。因此，印度总体的增长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近年来，印度的经济似乎经历了一些结构变动，但并不明显。据联UNIDO报告，制造业增加值真实增长率在2000-2005年为6.9%，和非制造业GDP的增长率几乎相同。在2000到2007年间，制造业增加值在印度GDP中的份额从14.3% 微升至 14.9%。
近期，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远远快于农业。2005-2007年印度GDP的增长率为9.5%，其中工业为10.5%，服务业为10.6%。然而农业仅为4.5%。农业的缓慢增长因此妨碍了农村收入的显著提高。
从长期来看，服务业增加值占总GDP的比例显著上升，但农业增加值则没有。在1990到2008年间，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从44%上升至54%，而农业从27%上升至29%。
这种增长趋势表明，就业应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然而印度没有相应就业指标的相关趋势报告。这些指标包括工业和其他部门的随时间变化的雇佣份额，以及任何关于不稳定就业份额的数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07年一份关于ASEAN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04年印度总就业的54%仍在农业部门，26%在服务业，20%在工业。这一工业就业百分比对低收入国家来说相对较高。
印度在扩大经济基础建设方面有一定进步。在2000年，43.0%的人口能够用电，这一比例在2007年显著提高至64.5%。2000年，100人中仅有0.4个移动电话用户；2008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4。尽管这一进步明显，但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等国家的进步程度相比依然比较缓慢。
2.贫困与不平等
对于印度的贫困减轻程度的全国性讨论一直没有结束。世界银行估计表明，根据国家贫困线，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36%降至2000年的28.6%。如果这一估计是精确的，那么印度的表现可视为可信的。
根据每人每天2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印度2005年的贫困人口率被估计为75.6%。这一估计表明，按照国际标准，贫困依然笼罩着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从印度很少的几个报告不平等的估计值来看，它的不平等程度按国际标准并不高。据亚洲发展银行报告，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32.9%显著上升至2004年的36.2(Ali, Zhuang, 1007)。最穷60%人口的收入份额高于均值，至少和以柬埔寨、菲律宾群岛为代表的国家相比如此。1994年，这一份额为37.8%，2005年下降至34.3%，显示了收入分配的明显恶化。若果真如此，这种恶化将减贫进程，尽管2000s后印度经济增长迅速。
3.性别不平等
根据可得到的指标，印度在性别平等方面有所进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印度在教育指标上有所进步。尽管1991年15-24岁有读写能力的年轻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67%，2001年该值上升至80.5%，2007年为88.9%。女性-男性中学入学率之比在1991年为59.7%，2001年达到72.0%，2006年为83.3%。小学和中学合并入学率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从1991年的70.3% 上升至2006年的90.6%。
健康指标方面的进步则不那么令人满意。例如，由熟练卫生人员接生比例在1993年为34.2%，但在2000年仅仅上升至42.5%，2005年仅仅为46.6%。更糟的是，根据UNICEF统计，2005年孕产妇死亡率依然很高，每10万人450例，这一估计已对国家机关的少报、分类错误等做过调整。
在就业方面，印度促进性别平等的进程比地区内的许多其他国家落后。1990年，非农业部门仅12.7%的带薪工人为女性，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6.6%，2005年为18.1%。不仅进程缓慢，2005年的最终水平也依然偏低。
4.人的能力
印度在一些健康指标方面有所进步。例如，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1990年为每1000人117例，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91，2007年降至72。印度要完成2015年前将这一比例降低三分之二的千年发展目标可能比较困难。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大部分死亡率的绝对下降发生在农村地区。然而，若该死亡率用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数据库所提供的五分位数检验，2005-2006年最穷60%人口的死亡率为每1000人99例。相比之下，最富20%的人口仅为39。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05年报告，15.5%的人不能活到40岁。1995年这一比例为16.0%，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进步。尽管2005年的这一比例比柬埔寨低，它仍比许多其他国家数值要高，如孟加拉和菲律宾群岛。
印度在营养失调和营养不良方面表现不好。20世纪90年代初，53.4%的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2000-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46.0%。因此，几乎一半的5岁以下儿童仍然遭受着幼年长期食物短缺的折磨。
目前可得的印度在教育指标方面进程的数据不充分。小学纯入学率数据表明，尽管2000s有一定进步，但并不迅速。2000年，小学净入学率为79%，数据可得的最新一年2007年达到90%。另外，青年识字率从20世纪90年代起显著上升。1991年，15-24岁青年识字率为62%，2006年上升至81%。尽管互联网上的中学入学率数据不可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报告，中学入学率从1999年的44%上升至2007年的57%。
印度没能在进一步改进的饮水及卫生设施。1990年，71%人口拥有改善的水源，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9%。城乡差距不大，农村地区为86%，城市地区为96%。关于卫生设施的记录则不令人满意。1990年，仅仅14%的人口拥有改善的卫生设施，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8%。更糟的是，尽管52%的城市人口拥有改善的卫生设施，农村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18%。
5.社会保障
印度（或其他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进程无法追踪（附件1）。然而，印度的社会保障综合评分为0.46。和地区平均的0.36比较（对于数据收集的31个国家而言），这一评分相当高。印度在31个国家中排名第10。
6.小结
印度在增长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表现优于平均水平，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也做的相当好。然而，数据不充分导致无法评估就业机会的制造。印度在以下几个维度的表现仅仅勉强让人满意：总体不平等、性别平等、健康与营养，以及饮水及卫生设施的提供。印度综合评分为5.70，处于“满意”这一评分档（即4-7分）的中间略偏上。
表 A3 印度包容性增长指数
就业的评分基于的数据不充分。
注：总体来说，1-3分被视为不满意，4-7分为满意，8-10分为优异。
附件4：印度尼西亚案例研究
1.增长、就业和经济基础建设
过去20年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表现不突出。1995-200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仅为0.8%，这主要是受1997/98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由于经济崩溃增长率为-14.3%，1999年仍为–0.6%。作为对比，1990-2004年间，印尼的平均人均GDP年增长率为6.3%。2001-2007年，人均GDP增长率从危机中复苏，达到年均3.7%。2008年增长率为4.7%，2009年为3.3%。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减速，该国持续经历了结构转型。GDP中农业增加值的份额从1990年的19.4%降至2008年的14.4%。这一水平比除了菲律宾群岛以外的其他受检验的5国要低。相应地，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9.1%增加到2008年相对更高的48.1%。与此同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同期从41.5%下降至37.5%。
然而，印度尼西亚没能进一步提供生产性就业。尽管1990年总就业中工业份额为13.7%，2007年这一份额仅上升至18.8%，约42%的受雇者仍留在农业部门，剩余的40%在服务业。另外，在减少劳动力中的自营就业和家庭雇员比例方面，印度尼西亚几乎没有进步。这一比例在1997年为63%，2007年的数值总体仍然相同。
印度尼西亚在扩大经济基础建设方面的记录有好有坏。该国在增加移动电话用户数量方面的成绩斐然。2000年，100人中移动电话用户仅为约1.8人，但2008年这一数字跃升至61.8人。然而，电力方面的进步则平庸许多，2000年53.4%的人口通电。2008年，这一比例仅上升至64.5%。在这方面，孟加拉和印度的进步都要更显著。
2.贫困和不平等
到2000s中期，印度尼西亚在减少贫困方面几乎没有进步。例如，根据国家贫困线，1996年贫困率为17.5%。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压力下，贫困率上升至27.0%。之后贫困率下降，2004年为16.7%。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最显著的贫困率上升发生在农村地区。在那里，贫困发生率从1996年的约20%上升至1999年的34%以上，直到2004年才回落至20%。
当我们用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来衡量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程度，结果显示60%的人口被认为是贫困的，至少从国际视角来看如此。因此，这一国际标准表明的贫困率要比基于国家贫困线的估计值更严重。
印度尼西亚的不平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和2000s早期似乎没有改变。1993年的基尼系数为34.4，2002年为34.3，表明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2005和2007年有最穷60%人口的总支出份额的估计值。2005年，这一份额为32.3%，2007年为33.2%。因此，尽管没有趋势判断基准，印度尼西亚最穷60%人口的支出份额比菲律宾群岛（28.4%）要高，但比孟加拉国的（38.1%）要低。
3.性别平等
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在争取更大的性别平等方面有一些进步。15-24岁有读写能力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在1990年已经是相对高水平，达97.6%。2006年则微升至几乎极限的99.2%。中学女生与男生入学率之比1991年为82.6%。2007年上升至100.6%。小学和中学合并入学率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从1991年的93%上升至2007年的超过97%。换句话说，在后来的十年，印度尼西亚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中都向性别平等有所迈进。
印度尼西亚在健康方面也有所进展。尽管1991年只有32%的新生儿分娩由熟练卫生人员参与，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9%。这一比例比该研究样本中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的其他国家水平要高。然而，UNICEF在2005年仍然记录的孕产妇死亡率仍为每10万人420例。这一估计已对国家机关的少报、分类错误等做过调整。
在就业方面，印度尼西亚非农业部门的女性带薪工人比例几乎没有变化。1990年这一比例为29.2%，2007年为30.6%。
4.人的能力
过去20年，印度尼西亚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没有什么进步，不过在降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面很成功。1990年，这一比例为每1000人85.6例，2007年下降至42.2。2007年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一数值为77，而最富五分之一人口仅为32。
根据1995年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13%的印尼人可能40岁前死亡。2005年的估计值下降至6.7%。进一步地，印尼继续降低了营养失调和营养不良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期，体重过轻的儿童比例为37.5%，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34.0%，2005-2006年，这一比例降低至28%。尽管从国际标准看这一水平不算低，但比孟加拉和印度要好很多。
尽管印度尼西亚似乎在小学纯入学率方面没有进步，中学纯入学率方面则有提高。1991年，印度尼西亚的小学纯入学率很高，达98%，到2000s这一比例有回落，2007年为85%。相比之下，印尼的中学入学率有可信的进步。尽管2000年中学的纯入学率为50%，2007年这一比率快速上升至69%。
印度尼西亚在为公民提供改善的饮用水源和卫生设施方面没有什么进展。1990年，72%的人口有改善的饮用水源，但此后比例上升有限，2006年到达80%。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一比例在城市人口中自92%下降至了89%，而农村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上升了8个百分点。在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方面也几乎没有进展。1990年这一比例为51%，2006年为52%。
5. 社会保障
印度尼西亚提供社会保障的进程无法追踪（附件1）。该国的社会保障综合评分为0.33。这一分值与地区均值0.36（对于数据收集的31个国家而言）接近。印度尼西亚在样本的31个国家中排名第19。
6.小结
印度尼西亚没有能达成快速增长或生产性就业。在收入不平等、性别平等、健康与营养，以及较低程度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建设及教育方面的进步则令人满意。不过它在贫困以及提供卫生设施及饮用水方面进展不好。因此，印尼的综合评分为4.40，仅为最低限度的满意。
表 A4 印度尼西亚包容性增长指数
注：总体来说，1-3分被视为不满意，4-7分为满意，8-10分为优异。
附件5：菲律宾群岛案例研究
1. 增长、就业和经济基础建设
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增长疲软。1995-2000年间，该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仅为1.9%，其中部分原因在于1998-1999年间遭受了1997/98亚洲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2001-2007年经济改善，但增长率仅为平均3.0%，2008年这一数字跌落至1.8%，2009年该国经济衰退，增长率仅为-1.0%。
根据UNIDO报告，2000-2005年制造业增加值的真实年增长率为4.8%，相应的非制造业GDP增长率略高，为4.8%。不出意料，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4.8%下降至2008年的22.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从1990年的34.5%跌至2008年的31.6%。与此同时，服务业占GDP的比值从43.6% 跃升至53.5%。
基于如此低经济增长率且缺乏结构变动的经济体就业增长也不可能快。总体工业增加值在2005-2007年间的增速比GDP稍低（5.0%和5.8%）。服务业增加值增长更快，超过了7%。
自从1990年以来工业部门总就业份额几乎没有变化。1990年的工业就业份额为15%，2000年为16%，2007年为15.1%。2007年的服务业部门就业占总就业的48.8%，而农业部门为36.1%。
不稳定就业（即自营就业和家庭雇员）的份额也几乎不变。1998年该份额为44.9%，此后一直没有清晰变化趋势或显著波动，2007年的最新数据为44.7%。
2000年，菲律宾成功地为公民提供了相对高水平的电力供给。那一年，总人口中的87.4%通电。到2008年为止，这一比例略微降低至86.0%。换句话说，电力供应的略微增加没有跟上人口增加速度。菲律宾群岛在提供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表现要出色得多。2000年，每100人中有8.3人为移动电话用户，到2008年，100人中有75.4人为移动电话用户。
2.贫困与不平等
菲律宾近年来在减轻贫困方面几乎没有进步。根据国家贫困线的估计，1994年的贫困发生率为32.1%，2005年为32.9%。根据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2006年的贫困率仍为45%。因此，从全球角度考虑，贫困仍然影响着菲律宾的很大一部分人口。
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也没能令人鼓舞。2007年Ali和Zhuang的报告显示，1994年42.9的基尼系数（该值已经很高），2003年上升至44.0。这一收入分配的恶化也在最穷60%人口的支出份额中得到印证。1994年这一份额已经相当低，为29.4%（比地区内很多其他国家的水平都低，包括柬埔寨和印度）。到2000年，这一份下降至27.3%。幸好该系数在2007年有所好转，达到28.4%，但仍低于1994年的水平。总体来说，尽管菲律宾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没有达到历史最严重程度，但近年来也有所恶化。
3.性别平等
菲律宾在性别平等某些方面的记录很典型。例如，女性在很多教育指标上比男性要好。15-24岁有读写能力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在1990年稍稍超过100%，在2000年轻微上升至101%。到2007年，这一比例几乎达到102%。1991年，中学女生与男生入学率之比大约为104%。2007年上升至更高的110%。小学和中学合并入学率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在991年为月100%，2007年为102%。
不过，菲律宾在一些关键健康指标上并没能取得与性别平等相似的进步。例如，1993年熟练卫生人员接生婴儿的比例大约为53%。十年后的2003年，这一比例略微上升至60%，尽管这一趋势有进步，最终的覆盖率水平与国际标准线相比仍然不高。
根据UNICEF的报告，2005年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人230例。这一估计已对国家机关的少报、分类错误等做过调整。2005年亚太地区的这一整体均值为每10万人350例。尽管以地区标准看菲律宾的比例很低，但已是较难接受的高数值了。
1990年，非农业部门的带薪工人中女性比例已经为40.3%，在地区内该比例很高。然而，此后的进步非常有限。2007年，该比例仅上升至42.3%。
4.人的能力
在减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方面，菲律宾进步明显。事实上，数据显示，1990到2007年间菲律宾群岛已将该数值减半。1990年的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1.5，而在2007年为28.2。这一比率在城乡地区的变动有一定程度的不同。2003年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数据表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农村地区为52，城市地区为30。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数据，2005年菲律宾有约5.7%的人口无法活到40岁，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相对低的水平，但这一比例是由1995年的9%减少而来。
菲律宾在减少营养失衡和营养不良方面也有显著进步。20世纪90年代初期，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比例为33.5%。2000–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至27.6%。因此，尽管有一些进步，相当一部分菲律宾群岛儿童依然经受着严重的饥饿。
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菲律宾的入学率相当高。1991年，菲律宾群岛的小学纯入学率已达到96%。然而，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92%，2007年则为91%。相比之下，菲律宾设法使其中学纯入学率从1998年的49% 提升至2007年的61%。
菲律宾给人口提供改善的卫生设施和水源的记录比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好。1990年，菲律宾已给83%的人口提供改善的饮用水源，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3%。尽管城市地区人口中96%得到了改善的卫生设施和水源，农村地区的比例仅为88%。1990年，总人口中仅58%有改善的卫生设施，200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了20个百分点至78%，其中城市人口为81%、农村人口为72%。
5.社会保障
菲律宾提供社会保障的进程无法追踪（附件1）。该国的社会保障综合评分为0.21。这一分值与地区均值0.36（对于数据收集的31个国家而言）相比非常地低，使得菲律宾群岛在样本的31个国家中排名第22。
6.小结
菲律宾既没有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没能促进生产性就业。不过它确实在经济结构变动方面取得了合理的进展。然而，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菲律宾群岛表现不好。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例如提供健康和营养、教育、卫生设施、饮用水等方面，它完成的很好——尤其是提供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综合评分为3.80，依然在不满意分值(即1到3和低于4)范围内。
表 A5 菲律宾群岛包容性增长指数
注：总体来说，1-3分被视为不满意，4-7分为满意，8-10分为优异。
附件6：乌兹别克斯坦案例研究
1. 增长、就业和经济基础建设
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方面表现不错。1990–1994年，乌兹别克斯坦从苏维埃式经济体转型，当时该国人均GDP增长率平均为每年–5.6%。仅在1997年人均增长率才变为正数，且在1995–2000，人均增长率均值仍然仅为每年1.4%。这一速率在2001–2007年增加至5.0%，2007年达到7.9%。2008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增长率仍为7.4%，2009年为6.2%。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过渡得相当不错。
乌兹别克斯坦经历了明显的经济重组。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33%，2000年为34.4%，然而，2008年这一份额下降至21.4%。工业部门则经历了U型曲线。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为33%，由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转型，2000年该份额下降至约23%。近年来，工业增加值又重新回升，2008年为GDP的31%。在1990–2008年的整个期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上升，从1990年的34%到2008年的48%。
由于缺少国际可比数据，要判断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复苏和近期的经济增长是否转化成了生产性就业的增长仍然很困难。1995-1999年工业部门雇佣工人的份额数据在19.1%和19.4%之间。基于工业和制造业在GDP中比重的提升，以上份额自2000年以来应该有所提升。但由于工业内增长的部门为资本密集型，这一份额的上升不可能很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19%的数据表明，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份额即使不高于、也至少和印度（20%）和印度尼西亚(18%)持平。
乌兹别克斯坦为其人口提供更多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数据也很少。国际能源机构2000年的数据显示，乌兹别克斯坦81%的人口通电。尽管这一比例近年来可能有所上升，并没有确切数据给予证实。不过，乌兹别克斯坦的电气化水平很可能超过菲律宾，菲律宾在2008年已达86%。
乌兹别克斯坦在为人民提供信息和通讯技术方面的有一些进步。2000年，每100人中仅有0.2人为移动电话用户。到2008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7。样本国家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超过这一进程。
2.贫困和不平等
乌兹别克斯坦贫困方面的国际可比数据很少。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指标表明，根据国家贫困线，2000年的贫困发生率为27.5%。然而，世界银行自身的国家贫困研究报告显示，2000-2001年的贫困率发生率为31.5%。政府估计值也指出，2005年的贫困发生率已降低至约26%。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地区的贫困减少比农村地区快。在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00-2001年的大约34%仅仅降低到2005年的30%。而城市地区则从28%降到18%。
世界银行基于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的估计表明，2003年乌兹别克斯坦有大约77%的贫困人口，这使得该国贫困程度和印度相当。这一基于全球标准（而非国家标准）的估计值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乌兹别克斯坦在减少不平等方面似乎有一些进步。1998年的基尼系数为45.4，2003年下降至36.7。相应的，尽管1998年最穷60%人口的总支出份额为28%，2003年已升至34%。这是明显的进步。
3.性别平等
和研究样本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乌兹别克斯坦在提升性别平等方面要更加努力。2000年，15-24岁有读写能力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已高达99.9%。中学女生与男生入学率之比在1991年（当时该国遭受转型危机）为91.4%，而在2007年上升至98.2%。相应的，小学和中学合并入学率中女生与男生的比例2007年为97.9%。
乌兹别克斯坦在提供卫生设施方面也保持了很高的性别平等。1996年，由熟练卫生人员接生比例为97.5%，而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9.9%。孕产妇死亡率方面的数据与以上高水平的卫生设施情形一致。UNICEF 2005年估计，乌兹别克斯坦的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人24例。
乌兹别克斯坦非农业部门中的女性带薪工人比例很高，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水平稍有退步。1990年该比例为46.7%，2000年为41.7%，2004年为39.5%。这比菲律宾取得的水平略低一点。
4．人的能力
从转型开始，乌兹别克斯坦取得了相当高的人类发展水平。然而，尽管在一些地区有进步，其他地区的进步并不明显。
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为每10万人73.7例。200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62.3，2007年为40.8。尽管这一纪录有所进步，但进步不快。从高水平起，印度尼西亚已经取得了更多进展。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随着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的逐步降低，再要取得其他的进步越发困难。有希望的一点在于，乌兹别克斯坦这一比例的城乡差距并不大。根据联合国人口司，2005年10.7%的乌兹别克斯坦人无法活到40岁。尽管这一比例比柬埔寨（18.5%)和印度(15.5%）要低，但仍然比菲律宾(5.7%)高。早年的估计无法获得，因此无法判断乌兹别克斯坦在这方面的发展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在营养失调和营养不良方面的比例相当低。2003-2008年，UNICEF报告显示乌兹别克斯坦仅有5%的5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尽管早前的可比数据无法获得，2000s的这一水平比样本中的其他五个国家都要低很多。乌兹别克斯坦在教育指标上表现不错。1991年的小学纯入学率为78.2%，2007年达到91.0%。这一比例很高，尽管还未达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水平。在中学水平的记录则要好很多。2007年（也是数据可得的唯一一年），中学纯入学率为91.7%，这一水平远远超出了研究中的其他五国。次高水平的印度尼西亚2007年的中学纯入学率仅为69.6%。
乌兹别克斯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其人口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改善的水源和卫生设施。1990年，90%的人口拥有改善的饮用水源（农村地区为85%，城市地区为97%）。2006年的全国比例下降至88%，这主要是由于农村百分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1990年，93%的乌兹别克斯坦人拥有改善的卫生设施（农村地区为91%，城市地区为97%）。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研究中的其他五国。2006年的该比例在全国范围内达到96%，这是由于农村的该比例上升了4个百分点。
5.社会保障
乌兹别克斯坦（或其他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进程无法追踪（附件1）。该国的社会保障综合评分为0.57。与地区均值0.36（对于数据收集的31个国家而言）相比，这一分值相对较高。乌兹别克斯坦在样本的31个国家中排名第5。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略高，但乌兹别克斯坦的评分是样本六国中最高的。
6.小结
乌兹别克斯坦在包容性增长的几乎所有维度中都表现良好。在不平等、性别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表现尤其出色，在增长、健康与营养、以及教育方面也表现良好。其他评分，比如就业、经济基础建设、贫困、卫生和饮用水等，排名也令人满意。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综合评分6.80，位于满意分值范围的上端。
A6 菲律宾群岛包容性增长指数
注：总体来说，1-3分被视为不满意，4-7分为满意，8-10分为优异。
全面的增长标准和指标：评判国家进步的一种全面的增长指数
本文构建了一个国家水平的综合的包容性增长指数来测量包容性增长的贡献。指标包括(i)增长、生产性就业和经济基础建设；(ii)收入贫困和平等（包括性别平等）；(iii)包容性人的能力维度；(iv)包容性社会保障维度。随后这一方法被用于了孟加拉、柬埔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研究。文本是ADB包容性增长运作的一部分。其他研究包括(i)包容性增长运作的基本概念，(ii)生产性领域的包容性增长运作，(iii)以环境作为策略性增长目标项目中的包容性增长运作。
资料来源：ww.adb.org/Publications/
●减贫实践●
非洲开发银行获得非洲能源奖
2011年4月25日，非洲开发银行（AfBD）因其在能源发展方面提供特殊服务而获得了 “电力部门的最佳金融支持”奖。AfDB是获得该奖项的几家金融机构之一，这被认为行业优秀的标准。AfDB的首席可再生能源专家Youssef Arfoui陈述道“非洲开放银行非常荣幸能获得该奖项，我们一直努力扩大我们的金融服务，从而为所有非洲人促进清洁能源。”
该银行为开发者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从而使他们建立企业以达到吸引更多资金和支持的水平。这些服务帮助支付第一阶段的项目编制，允许开发者展现其项目的可行性和对冲私人投资者的风险。
气候投资基金是AfBD提供的一种金融服务，包括清洁技术基金和为低收入国家设置的按比例可再生能源方案。AfDB同时还与国际环境基金资助联合项目，例如在东非的绿化茶产业和非洲的热电。后者是东部和南部非洲先行区域，包含糖生产和其他农产品加工业的项目。
其他特殊的服务包括新的种子资本援助基金，在非洲和亚洲为由于规模过小或者风险过大而不能吸引商业投资的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同时包括非洲的可持续能源基金，一个由银行管理的通过建立生产和销售气候友好的能源而创造就业的丹麦基金。
注：*Terrapinn是一个商业传媒公司
●机构介绍●
非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AfDB）成立于1964年，是一家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是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成立宗旨在促进非洲的社会及经济发展，共有53个非洲国家及24个非非洲区国家为其会员。总部设在科特迪瓦的经济中心阿比让。2002年，因科政局不稳，临时搬迁至突尼斯至今。
非洲开发银行主要业务是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包括普通贷款和特别贷款），以发展公用事业、农业、工业项目以 及交通运输项目。普通贷款业务包括用该行普通资本基金提供的贷款和担保贷款业务；特别贷款业务是用该行规定专门用途的“特别基金”开展的贷款业务。后一类贷款的条件非常优惠，不计利息，贷款期限最长可达50年，主要用于大型工程项目建设。
非洲开发银行除通过提供投资、贷款和赠款，利用非洲大陆的人力和资源来促进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外，还与联合国有关机构一起，帮助非洲国家实施防治艾滋病、疟疾、河盲症和热带地方病等医疗卫生项目，积极参与援助非洲难民、妇女和儿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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