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六十期-营养、千年发展目标与食品价格变化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研究前沿●　

　　一、概要
　　即便食品价格的上涨是暂时性的，也会对儿童的长期发育造成危害。生命早期（从胚胎形成到2 岁之前）的发育水平将是成年期体质的基础。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和认知水平受损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终其一生也无法弥补。
　　如果不能防患于未然，食品价格的些许波动就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食品价格危机最严重的影响表现在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低收入国家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其他无法弥补的损失包括发育迟缓（个头矮小或体重不足）、学习能力低下等。影响不良的儿童在成人之后也更容易罹患如糖尿病、肥胖症、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此外，危机会轻易地夺走他们在经济繁盛时期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
　　高昂的食品价格对最脆弱的人群的影响，首当其冲地表现在营养不良。贫困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更高，面对价格上涨也更加脆弱。家庭内部的分配机制加上家庭成员不同的身体状况（生物脆弱性），意味着孕妇和儿童面临着更高的风险。而死亡率和退学率等指标，也表明女童比男童更加脆弱。
　　除了抑制价格上涨之外，还有许多措施能够增强个体及其家庭的应对能力，消除长期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干预措施的重点应该是通过现金转移、食品和营养项目、以工代赈等方式维持家庭的购买力、卡路里和微量营养物质的摄入量。要确保针对儿童和妇女的干预效果最大化，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由妇女经手转移物资。而在长期内，干预措施的重点应该是增强小农农业与营养获取之间的联系，解决季节性饥馑问题，提高妇女收入，改善女童的教育状况。
　　具体的干预措施应当通过改变行为方式来瞄准脆弱儿童，例如母乳喂养、病童喂养、卫生、微量营养元素、驱虫（以促进微量营养元素的摄取）、设计针对疾病的预防和食疗性食谱等等。最后，各国政府在消除食品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方面能够实施的措施包括：应当改善营养监控数据（各年龄段的身高、体重和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的质量、推动新的行为方式（母乳喂养）并加以干预；扩大营养干预项目的范围；针对各国实际，与公民社会和私人部门一道设计可行的干预措施，来应对营养安全问题；以营养敏感的路径来推行跨部门项目（社会保障、健康、农业与增收项目等）。
　　二、食品价格飙升如何影响MDG
　　高昂的食品价格会阻碍大部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影响个体的食品消费、营养摄入、社会服务获取以及对婴幼儿的照料等等；从而导致儿童（学习能力下降、存活率下降）、成年妇女（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影响胎儿发育和未来成就）和成年男性（影响他们的生产能力）的营养不良率上升。此外，营养不良还会影响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治疗效果。专题1 总结了食品价格危机和营养不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据Grantham-McGregor 等（2007）的保守估计，发展中国家5 岁以下的儿童中，有2 亿人面临着贫困、健康不佳和营养不良等风险，其家庭也不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导致无法达到应有的认知发育水平。儿童救助会（2011）预测，最近的食品价格飙升使40万儿童的生存堪忧。
　　专题1 食品价格上涨和营养不良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下降，他们的膳食质量恶化，食品消费支出压缩。这些变化都将直接影响千年发展目标1 中的全部指标，影响贫困、充分而体面的就业、饥饿等目标的实现。
　　●营养不良影响儿童的早期发育，增加了儿童退学的风险（千年发展目标2）。
　　●食品价格上涨会更多地影响妇女和女童的消费（千年发展目标3）。
　　●营养不良贡献了儿童死亡率的1/3 强（千年发展目标4）。
　　●食品价格危机导致的贫血，增加了孕产妇的死亡率（千年发展目标5）。
　　●食品危机对医疗服务和健康水平都会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危机国家和个人应对艾滋
　　●病流行的能力（千年发展目标6）。
　　●营养不良会破坏免疫系统，加剧了腹泻、水传播疾病等的影响（千年发展目标7）。
　　●食品价格上涨也削弱了食品市场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千年发展目标8）。
　　三、食品价格如何影响营养
　　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食品安全是改善营养状况的重要投入，拥有一定的身体能力和经济能力以社会和文化可接受的方式获取足质、足量的食品。而营养安全是描述健康状态的产出，即健康的环境、必要的照料和家庭的食品安全（世界银行，2006）。例如，一个母亲也许能够获得健康的食品，但是由于身体不好、照料不周、知识缺乏、性别偏好或是个人喜好等原因，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去关注食品营养，最终导致食品不安全。而只有家庭全部成员都拥有安全的食品获取、卫生的环境条件、充分的健康服务和必要的知识水平，才能实现营养安全。一个食品安全的家庭（或一个国家）的部分（或大多数）成员有可能是营养不安全的。
　　因此，食品安全是营养安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虽然家庭决策可能会影响其成员的营养状况，政府资助和政策条件才是家庭行为的决定性因素（IFAD，WFP 和FAO，2011）。
　　营养安全是个多维度的概念。在某一国家改善营养状况，要求贸易、基础设施、农业、劳动力市场等营养相关部门形成合力，而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等社会部门也需要参与其中（Ecker，Breisinger 和Pauw，2011）。在食品价格危机等经济震荡面前，家庭行为与政府行为都将有所改变。
　　3.1 家庭与个体层面的影响
　　影响膳食质量与食品数量
　　随着价格上涨，家庭会首先放弃昂贵的食物，用廉价食品来满足卡路里的摄入，或者选择残次食品。如果价格继续上涨，这种替代方案也不再现实，只能降低卡路里的摄入量。在第一次调整期间，贫困家庭会放弃肉、鱼、蔬菜和水果，靠谷物和根茎等主食充饥，蛋白质和微量营养元素的摄入无法保障。而幼童（从胚胎期到婴儿期）对铁、维生素A、锌等营养物质的需求很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遭受“隐性饥饿”的长期影响。而在第二次调整时，家庭的卡路里消费会降低，例如巴基斯坦的城市家庭（Friedman，Hong 和Hou，2011）以及海地的贫困家庭（世界银行，2010b）。此外，体重不足的儿童数量也会增加。Gibson 和Kim（2011）在越南发现，大米相对价格升高10%，卡路里摄入量减少约2%。然而，如果贫困家庭不能及时用低质量大米来取代（越南家庭通常会通过降低食品质量来维持卡路里摄入量）的话，这一比例将会超过4%。
　　在城市地区，贫困人口主要靠街头食品维持生活。在加纳的阿克拉和拉丁美洲地区，街头食品占城市贫困人口食品支出的将近40%（Ruel，2000）。因此，食品价格升高就意味着街头食品消费增加，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食用油和淀粉。这种膳食结构具有高能量（富含卡路里）、低营养的特点，加剧了城市地区本就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例如墨西哥（CONEVAL，2009）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1），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营养问题也正在从营养不良转向营养过剩。
　　妇女儿童劳动负担增加
　　妇女的劳动增加会对家庭的收入和购买力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也可能会改变儿童照料的安排。母亲劳动量增加对子女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子女的年龄、家庭可替代资源，以及负责子女看护和喂养的家庭成员所具备的知识和教育水平。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危地马拉城和阿克拉的城市贫困社区的母亲们能够同时承担养育子女和获取收入两项主要职责（Levin 等，1999；Ruel 等，1999，2002）。然而一旦发生危机，妇女的工作压力增加（补充家庭收入的不足），用于子女看护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女童死亡也就随之升高， 印度农村就是一例（Bhalotra，2010）。（农村家庭中的文盲或第一个子女已经长到十几岁的母亲们更易发生这种情况。）因此，针对子女照料和孕期需求的干预措施（例如印度在临时居所附近修建的托儿所）将有助于改善儿童福祉。
　　食品价格上涨对儿童劳动量的影响尚不明朗。如果家庭无法负担教育费用，儿童可能会被迫参加生产性农业劳动。而退学儿童在危机过后也不太可能返回校园，即便能够重拾书本，学习成绩也将受到影响。此外，儿童的收入也会成为家庭维持卡路里摄入的重要来源。然而，价格危机通常也伴随着就业危机，例如在2008 年的欧洲和中亚，或是1988 到1992 年间的秘鲁，在这样的条件下，儿童的劳动参与并未增加。
　　家庭照料减少和健康服务缺失将会危及家庭成员的健康，影响其营养水平
　　如果家庭不能承担医疗健康开支，家中的成人和儿童的健康状况都会受到影响。而健康水平恶化又会降低新陈代谢、造成吸收和消化不良、影响胃口、中断母乳喂养，最终影响营养状况。一些流行病如急性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等，也会阻碍小肠对维生素A 等营养物质的吸收，而缺乏维生素A 又会破坏免疫系统，使儿童更易患病，形成恶性循环。家庭对儿童的喂养方式变化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例如由于腹泻而降低液体食品的摄入，只会适得其反。
　　穷人首当其冲遭受初级保健和社区基础的营养干预资金减少的影响（Alderman，2011b）。20 世纪80 年代早期拉美的经济危机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削减，赤贫的人受到的冲击最为显著（Musgrove，1987）。Ferreira和Schady（2009）对比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的案例，再次证明了在危机中关键性的健康服务供给对儿童营养不良预防的重要性。在秘鲁，公共医疗支出在危机中减少了60%多，医疗服务的使用率也急剧下降（例如生育率升高，但孕检率却在下降）。婴儿死亡率从1988 年的50‰上升到1990 年的7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尼西亚，援助规模的增加弥补了政府开支的不足，婴儿死亡率虽然从1996 年的30‰上升到了1998 年的48‰，但是诸如儿童消瘦、发育迟缓、贫血等营养方面指标却没有恶化。
　　家庭内再分配和照料安排能够缓减或加剧食品价格上涨对特定家庭成员的影响
　　妇女通常通过降低自己的食品消费来为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更多的食物，从而成为“ 家庭食品不安全的重要缓冲器”
（Quisumbing，Meinzen-Dick 和Bassett，2008 ）。美国和加拿大的农村贫困妇女（McIntyre 等，2003）在经历食品不安全时会降低或改变自己的膳食摄取来保障子女的需要（特别是能量、维生素A、叶酸、锌、钙和铁）。而在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和赞比亚的一些社区（Holmes，Jones 和Marsden，2009），当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时，家庭会首先保障儿童的营养；在另一些社区，男人的营养则最为重要。然而，没有一个社区会为妇女提供最有营养的食品，妇女（包括孕妇）的需求总是被忽视。在印度尼西亚，母亲们在1997 到1998 年间的危机中保障了子女的卡路里摄取，与之相伴的却是孕产妇的营养不良和贫血（Block等，2004）。
　　妇女缺乏教育，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也会导致儿童营养不良和照料不周。在南亚，儿童喂养方式不当使得营养不良率高发，其中女童尤甚。在许多国家，母亲们无法进行6 个月的母乳喂养，而替代食品通常缺乏能量和重要的微量元素。负责儿童照料的祖父母或年长的其他子女在知识储备方面可能更为缺乏。在1970 年到1995 年之间，妇女的教育水平和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儿童营养不良的减少贡献率超过了50%（Quisumbing 等，2000）。而周到的儿童照料能够缓减贫困和母亲的儿童营养知识缺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Armar Klemesu 等，2000）。
　　单纯增收远远不够
　　即使是食品安全的家庭，营养不良率仍然有可能较高。例如，在巴基斯坦，假如收入水平最低的40%的家庭与收入水平居中（即中间20%）的家庭具有同样的营养特征。贫困问题也许得以解决，但仍有38%的儿童营养不良。在埃塞俄比亚，最为富有的20%的家庭中，也仍有40%的儿童发育迟缓。而且这种现象随处可见（Haddad 等，2003），这就促使干预措施要超越宽泛的减贫目标，瞄准特定的营养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所述，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
　　●孕妇摄取的卡路里和蛋白质不足，加上孕妇携带的性传播疾病等感染没能得到医治，导致新生儿重量不足。
　　●母亲们没有时间照料年幼子女，也无暇顾及自身。
　　●新生儿的母亲们没有保留初乳，错失了增强婴儿免疫系统的最佳时机。
　　●母亲们很少对6 个月以下的婴儿进行母乳喂养，而母乳是营养物质的最佳来源，能够抵御许多感染。
　　●给婴儿喂食固体食品的时间过晚。2 岁以下的婴儿获得的食品太少，食品中的能量也不足。
　　●虽然家庭的食品充足，但是家庭内部的分配方式可能导致妇女和幼儿的能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她们的膳食中微量元素和蛋白质含量不足。
　　●在儿童感染腹泻或高烧时，没有进行正确的喂食。
　　●看护者卫生状况不佳，其携带的病毒和寄生虫可能会污染食品。
　　专题2 就孟加拉在2007 到2008 年食品价格危机期间的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个体劳动参与、家庭内部分配模式、服务获取渠道和其他应对机制等进行了总结。
　　3.2 国家层面的影响
　　增加食品购买和补贴支出能够促使资源（从其他部门）流向健康和教育部门。由于营养不良通常与可预防疾病（例如腹泻）和缺乏营养知识（例如婴幼儿的最佳喂养方式）密切相关，健康和教育可以说是影响一个国家营养水平的核心部门。在食品价格上涨时，许多政府通过扩展（或设立）食品补贴项目来缓减经济困境。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此类项目的比例占GDP 的5-7%。然而，这些项目投入的增加可能会影响其他投资。此外，价格补贴通常只针对微量元素含量较低的食品，导致相对价格扭曲，可能会对危机之后人们的膳食结构多元化调整造成消极影响。例如，摩洛哥的面粉补贴为加工部
门提供了支持（世界银行，2005）。对基础设施硬件特别是道路的投资没有被看作是改善营养状况的重要投入，却对食品供应链有着巨大的影响，不仅能够连接食品消费者和生产者，也能够为贫困家庭提供获得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的渠道。
　　经济增长显然能够贡献于减贫，但收入增加与营养获取之间的联系却并不显著（Ecker，Breisinger 和Pauw，2011；Headey，2011）。农村的营养不良率（以体重不足测量）的下降速度仅是GNP 增速的大约一半（Alderman，2011a）——20 世纪90 年代，这一比例在印度是28%，中国是67%，孟加拉是76%。然而，Deaton（2010）发现印度
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在1997 年到2007 年间有所下降，而同期的人均收入和消费都在持续增长。卡路里摄入量的下降可能与体力劳动减少（例如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减少）或发病率降低有关，但仍需进一步探讨。
　　专题2 2007 到2008 年间的食品价格飙升对孟加拉北部农村社区的影响
　　孟加拉的儿童营养不良率始终居高不下（36%的儿童发育迟缓，16%的儿童个体消瘦，46%的儿童体重偏轻）。在2007 年到2008 年间，主食的价格增加了50%。而该国在2007 年年中遭遇了洪水的袭击，又在同年的12 月遇到了龙卷风，影响了第二季水稻的收成。雪上加霜的是，该国主要的大米进口国印度也颁布了出口限制，提高了大米价格。
　　对Kurigram 村（194 户）在2005 年进行的生计和营养安全评估以及随后在2008 年12月的再调查（250 户）结果表明了（生产者）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由于大米价格飙升和当地水稻减产，有1/3 到1/2 的农户在危机之后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可支配收入是指：采用膳食成本方式核算，家庭在按照成年人口标准满足食品能量需求之后所剩余的现金收入。）
　　最贫困的1/4 人口已经无力维持能量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儿童摄入的肉量减少，膳食结构开始单一化，只能获得缺乏营养的食品。最贫困的家庭中，儿童的发育迟缓（身高不足）率是最富有家庭的2 倍。在危机之前，儿童发育迟缓率曾改善了7%（可能是由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道路基础设施的供应），却因为危机而回到了原点，对儿童的智力和体力发育造成了长期的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价格上涨，社区中的家庭开始要求儿童从事劳动，迫使子女退学，出售家庭资产，并减少食品消费。贫困家庭被迫举债来应对收入的减少，还债的迫切性远高于维持生计和饮食投入。有3 个家庭搬到了该国的首都达卡。
　　最富裕的家庭能够从价格上涨中获益，而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却不足以抵消（由于第二季水稻歉收）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仅有1 户家庭从政府的百日劳动就业项目中获益。在校学生以营养餐形式获得转移支付，但没有一个家庭享受到了补贴大米。一些家庭参与了谷物项目，有些还获得了化肥津贴，还有一些得到了针对老人、寡妇或志愿役军人的补贴。
　　来源：儿童救助会，2009
　　3.3 危机与生物学相互作用
　　短期震荡，长期影响
　　食品危机最严重的生物学影响在于婴儿死亡率，特别是女婴死亡率的上升，在低收入国家尤其严重。Baird，Friedman 和Schady（2011）最近的研究表明，人均GDP下降和0-1 岁婴儿死亡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该研究分析了来自59 个人口与健康调查的1700 万新生儿数据，揭示了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的新生儿死亡率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加明显，再次说明在危机面前贫困人口首当其冲地遭受其害。此外，女婴死亡率对收入波动更加敏感。在另一个同样类型的调查中，Friedman 和Shady（2009）发现，2008 年的危机可能导致200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婴儿死亡人数增加了大约35000 到50000 名，几乎全是女婴。
　　解决婴幼儿死亡问题，将会惠及整个国家的增长。除道德论战之外，Baldacci 等（2004）和儿童救助会（2008）发现，婴儿存活率每增加5%，该国未来十年中的年经济增速会提高0.85%到1.0%。
　　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危机对营养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会影响儿童的早期发育，从而影响他们的人生际遇。营养不良、健康和学习三个因素共同导致儿童发育迟缓，而这种不利局面终其一生也难以改变。例如，确保儿童不退学比促使退学儿童复学要容易得多。危机发生的时机也十分重要。从胚胎形成到儿童2 岁之前是身体和认知能力发育的关键时期，更容易遭受风险。这一时期的营养缺乏会导致无法弥补的生长迟缓和社会认知发育不足（Victora 等，2008）。在生命的开始阶段所承受的压力（如照料不周，反复致贫和返贫等）对成年时期的工资水平和生产能力都有长期的影响。
　　经济低迷时期的人力资本损失和经济繁盛时期的人力资本增加不成正比
　　《全球监测报告2010》指出，经济衰退时期人类发展指标的恶化程度远甚于经济繁荣时期这些指标的改善程度。例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预期寿命可能会降低6.5 年，而经济发展时期预期寿命则仅会提高2 年。同样地，经济危机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增加是经济飞腾时期婴儿死亡率下降的3 倍（分别是24‰和8‰），经济危机导致的小学教育完成率下降是经济飞腾时期小学教育完成率增加的6 倍（分别是25‰和4‰）。在婴儿死亡案例中，1/3 是由于营养不良。此外，营养不良还会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见下文）。
　　经济倒退对女童的影响远甚于男童。在危机中，女童的预期寿命降低了7 年，而男童的预期寿命则降低了6 年（在经济繁荣时期，男童和女童的预期寿命都仅增加2 年）。女童和男童的小学教育完成率分别降低了29%和22%。在经济复苏之后，则将分别升高5%和3%。在经济低迷时，入学率的男女比例将会显著升高，而中学和高校的退学率将高于小学退学率。
　　大规模的严重危机导致新生儿体重不足、个体消瘦和发育迟缓
　　阿根廷在1999 年到2002 年的危机期间，新生儿体重不足率低出生体重对与GDP的弹性系数是-0.25‰（Cruces，Gluzmann和Lopez Calva，2010）。而严重的突发打击也会导致发育迟缓率的增加，例如1994 年到1995 年间津巴布韦的干旱（Hoddinott和Kinsey，2001），1995 年到1996 年间埃塞俄比亚的作物减产（Yamano，Alderman和Christiansen，2003）和1988 年到1992年间秘鲁的大规模经济萎缩等等。
　　一般性危机的影响因人而异
　　一般性危机产生的影响包括体重不足、贫血和健康服务的剥夺等。在喀麦隆，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府结构调整项目导致3岁以下儿童的体重不足率从1991 年的16%升高到了1998 年的23%（Pongou，Salomon和Ezzati，2006）。经济低迷和健康服务缺失使得城市社区的营养不良现象恶化。而在农村地区，营养不良率也有所升高，以贫困家庭教育水平较低的母亲所养育的婴幼儿为甚。然而，服务缺失究竟是由于支付能力降低还是服务供给不足，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爪哇中部在1997 年到1998 年间遭受了旱灾和金融危机，导致当地人口的含铁血红素浓度均值下降了6.1%，贫血率增加，严重影响到了新生儿和胚胎的健康（Waters，Saadah 和Pradhan，2003）。也就是说，缺少绿叶蔬菜、禽蛋和食用油的摄入所导致的孕产妇营养不良，有着更具风险性的母婴传播渠道。
　　把握时机：从胚胎形成到24 月龄期间的风险与机遇
　　生命早期发育水平对成年之后的人力资本有重要的影响，涉及身高、技能（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和能力（例如身体素质和社会交际）（Victora 等，2008；Friedman和Sturdy，2011）等方方面面。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期从在子宫里的前几周就开始了，直到2 岁之前。早期认知能力、感官运动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的发育，将会影响儿童的学前教育和学校表现。这一时期也是身体发育的最佳时期：在胚胎时期身高将增加50 厘米，1 岁之前增加24 厘米，2 岁之前再增加
12 厘米，随后生长速度将会减慢，直至青年时期停止生长。如图1 所示，不同地区儿童与健康的参照组相比，其发育差距在24 月龄之后不会变化。

　　图1 各地区各年龄段的平均身高（Z 值）
　　来源：Victora 等，2010
　　影响低收入国家儿童发育的因素包括宫内生长不足（11%的新生儿）、发育迟缓（大约1/3 的5 岁以下儿童）、缺铁（1/4 到1/3的4 岁以下儿童）、缺碘（世界总人口的1/3）、产后抑郁（1/6 的产妇）和认知刺激不足（Friedman 和Sturdy，2011）。缺铁会导致胚胎和婴幼儿发育迟缓、认知能力欠缺，成人体力不足、效率低下，以及产妇死亡。维生素A 缺乏会引起眼盲症并加剧传染，严重时导致死亡。缺锌会引起发育迟缓，腹泻和肺炎高发。缺碘会影响认知能力和智商水平。营养物质的数量和质量摄入不充分，都会降低家庭收入，削弱国家资源；而对产妇和婴幼儿的照料不周则会导致新生儿体重不足、儿童消瘦和发育迟缓等症状的高发，继而对儿童发育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营养不良和慢性病相互交织：儿童时期营养不良可能导致成人时期过度肥胖
　　胚胎发育状况会影响长期的健康水平，而在胚胎期和婴幼儿时期营养不良的儿童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更高，例如2 型糖尿病、腹部肥胖、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等。例如，在1944 年到1945 年饥荒期间受孕的荷兰儿童在其中年时期表现出更高的患慢性病的风险，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认知能力低下等症状（Alderman，2011a）。在印度，婴儿时期瘦弱随后却发育迅速的儿童患糖尿病的比例更高（见专题3），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营养不良儿童和糖尿病患者。许多拉美国
家也面临着曾经历营养不良的成人的超重和肥胖问题，同时长期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也居高不下（见图2）。营养问题正在从营养不良向营养过剩转变，而营养不良的儿童未来超重和肥胖的风险更高。由于缺乏营养知识和微量元素的摄取，儿童的长期发育仍然不容乐观。
　　专题3 印度的营养不良与慢性病
　　在印度的1.6 亿5 岁以下的儿童中，大约有42%体重不足。印度首相Manmohan Singh在2012 年1 月发布这些数据时，将这种状况称为“国耻”，认为营养不良率“高得无法接受”。当然，进步也是十分可喜的：在100 个贫困的重点地区，1/5 的儿童在过去7 年间达到了健康的体重标准。现有的数据意味着政府干预（例如儿童综合发展计划）的不充分和低效率，也表明了印度儿童（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的迫切需求，以及公众对于营养问题的忽视。而这些数据还仅仅是个开始，长期的影响还无法预计。
　　对南德里地区一批新生儿进行的长达32 年的历时研究表明，在婴儿时期消瘦的新生儿（即体重指数BMI 低于15）在成人之前其体重指数将会加速升高。到12 岁时仍没有一个人称得上肥胖，但到32 岁时过高的体重指数就会引发血糖过高和糖尿病等问题（Bhargava 等，2005，引自Alderman，2011a）。在普纳地区采用面板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Yajnik，2009，引自Alderman，2011a）。
　　从资源贫困地区到资源富裕地区的迁移，可能会加剧上述风险。印度拥有全世界最高的营养不良儿童数量，而其糖尿病患者数量也同样居全球之首（Ramachandran 和Snehalatha，2010）。二者的根源是一致的。从世界来看，印度的肥胖发生率并不算高，但印度人的腰围却在与日俱增。这一趋势将会增加罹患长期疾病的风险。

　　图2 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发育迟缓儿童及超重妇女比例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儿童发育、营养不良和体重指数（BMI）的全球数据库
　　在食品价格升高的时候，营养不良与慢性病的风险都会升高，肥胖症和营养不良现象可能会同时出现于某一家庭或某一个体。如上文所述，贫困家庭放弃有营养的食品，转而购买“无营养卡路里”食品，以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为例（Robles 和Torero，2010）。加上新陈代谢的变化，这些“无营养卡路里”就会在中等收入国家引发发育迟缓和贫血现象，同时也催生超重和肥胖等后果。在埃及、秘鲁和墨西哥，大约一半的贫血妇女都超重甚至肥胖。
　　胎儿期发育对成人期的影响可能与胎儿对子宫压力的调整性适应有关。如果胚胎只能获取有限的营养物质，胎儿就会进行自我调整，以有效地储备资源。然而，当个体随后进入到资源富裕的环境，这种调整方式就会导致营养过剩，个体患慢性病的风险也随之加剧。母亲所患的高血糖、糖尿病等病症会加剧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从而可能威胁到下一代的健康（Delisle，2008）。
　　危机可能是暂时性的，但危机对幼儿的影响则不然，如果不加以干预，这种影响会持续终生。1998 年到2000 年，厄瓜多尔1998年到2000 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出生的贫困儿童到2005 年时（当他们5-7 岁时）表现出发育迟缓加剧、识字能力低下（测量认知水平发展）等特征（Hidrobo，2011）。这一发现表明他们获得了有限的看护，他们的家庭也没能保护他们免遭（因厄尔尼诺引发的）环境健康恶化和公共服务削减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村家庭和城镇中能够获得医疗服务
的家庭遭受的影响较小，其子女的身高发育正常，但识字能力同样不容乐观。
　　如果加以干预，营养状况就会得到改善。塞内加尔的全国营养项目以社区为基础的路径开展了“千日计划”，实施了系统的营养监测，并交由非政府组织网络来执行（Alderman 等，2008）。几年之后，该项目增加了蚊帐的发放，加强了对极端营养不良现象和食品营养添加的社区监管，并在最近推行了现金转移支付。孕妇照料的比例从1/3 上升到2/3，6 个月以内的新生婴儿母乳喂养率提高到58%，正确使用蚊帐的人数翻了一倍，达到了59%。2005 年的儿童发育迟缓率和体重不足率分别下降到1990 年水平的59%和65%。
　　儿童时期经历过多（极端事件如干旱、内战、饥荒等，以及一般性事件与降雨量减少等）将对成年生活产生长期的持续影响。经历过中国1959 年到1962 年的大饥荒的人口具有文盲率高、就业困难和过早丧失劳动能力等特征。而经历过希腊1941 年底到1942 年初的大饥荒的人口也具备同样的特征。而那些正处在生命早期阶段的儿童遭受的影响更为显著。经历过饥馑的儿童一般识字率低，进入中学和技术学校的比例有限，职业成就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一般性事件，例如出生时降雨量减少等，也会影响儿童发育，导致儿童发病率升高（如印度），甚至影响他们成年之后的身高和学习成就
等（如印度尼西亚）（Maccini 和Yang，2009）。很显然，一切都是营养问题。在生命早期（6月龄起）阶段的母乳替代品至关重要。
　　专题4 危地马拉儿童早期发育不良造成的终身性影响
　　在危地马拉农村地区，以36 月龄时身高不足（发育迟缓）为指标测量的早期发育不良将会对成人时期造成诸多影响：教育、配偶选择、生育、健康、工资和收入、贫困和消费等等。数据来源于2002 到2004 年间对参与1969 到1977 年间的营养补充实验的个体访谈。
　　从该项目获得了营养补充（富含多种微量营养元素的高蛋白能量饮料）和免费的防疫保健服务（包括派驻社区医疗工作者、培训接生婆、防疫和除虫等）的参与者几乎没有出现发育迟缓现象。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36 月龄时发育迟缓的参与者过早地退学，即使在35 年之后，他们的读写能力和非语言认知能力也仍然很差。怀孕次数在1.86 次以上的妇女继续生育的可能性更高，流产的几率也更大。暂未发现在发育迟缓与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相关。
　　发育正常的个体目前的工资水平较高，他们能够从事高报酬的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其家庭贫困的概率要低34%。男性的身高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其小时收入就会增加20%；女性的身高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其自主创业的可能性就提高10%；参与者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就会增加将近20%。
　　来源：Hoddinott 等，2011
　　身高是测量人力资本的最佳指标，而营养不良会直接危害人力资本。发育迟缓的儿童在学校表现不佳（其得分之低，相当于缺失了两年的学校教育）。以每1 年的学校教育会增加9% 的成人期年收入计算，Grantham-McGregor 等（2007）认为这些儿童成人期的年收入将会损失22%到30%。在危地马拉进行的长期的历时研究（Hoddinott 等，2011）表明，营养不良的长期影响不仅表现在体型和健康方面，也将在就业类型和职业工资等方面有所体现（专题4）。发育不良的长期影响十分严峻，应该采取营养补充、早期基本医疗服务等干预措施，改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产出。
　　四、增强恢复力：以干预手段缓减食品危机的影响
　　食品危机在发展中国家时有发生，而针对营养不良现象的干预措施能够缓减食品危机的影响。食品危机对家庭和个体福利多元化的影响路径也为干预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下文将从三个方面讨论这些切入点及与之相应的成本：消费与社会保障；生物与健康；以及生产与创收。干预措施当然应该根据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能力水平和所面临的特定问题而因地制宜，然而就其目标实现则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世界银行，2012）。
　　4.1 消费与社会安全网
　　在食品价格升高时，食品生产体系就会相应地进行调整。一些社会安全网项目试图维持短期的消费支出，特别瞄准更加脆弱的人群。这些干预手段能够产生长期影响并且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动的保障食品安全措施产生对接。这些措施有：短期的转移支付、救灾和保障消费以及针对食品产出增加进行长期投资。
　　现金转移支付
　　通过向特定群体进行现金转移支付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消费，应对食品价格上涨的措施之一。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如Fiszbein 和Schady，2009）。Fernald、Gertler 和Neufeld（2008）认为，墨西哥的“机会”项目能够对儿童身高产生积极的影响，Attanasio 等（2005）对哥伦比亚的“家庭在行动”计划，以及Ferrreira 等（2011）对巴西的现金转移支付的研究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Macours、Schady 和Vakis（2008）对尼加拉瓜一个旨在应对如干旱、风暴和极端贫困等危机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试点项目对营养和儿童早期发育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该项目要求学龄儿童入学，而学前儿童则必须进行防疫体检。家长们能够获取有关营养和食品选择的相关信息。试点项目对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技巧（社交能力、人格发展和识字水平）都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该项目促使家庭的支出更多地倾向于多元化的膳食、为幼儿提供更有营养的食品，以及书报等更有意义的物品。此外，儿童也能够从健康服务机构的营养干预中获益，例如得到微量元素摄入、进行发育监测与促进、进行驱虫处理等等。在马拉维，Miller、Tsoka 和Reichert（2011）发现无条件的现金转移能够保障受益家庭避免食物短缺，改善膳食结构，促进儿童的体重增加和健康发育（Miller 等，2010）。而Skoufias、Tiwari 和Zaman（2011）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表明现金转移能够保障多样化的饮食摄取。
　　食品与营养转移支付
　　维持消费的另一个选择是直接针对脆弱家庭进行食品的转移支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货币将会贬值，一些潜在受益者可能更希望得到直接的食品支付。这种食品援助有助于维持充足的蛋白质和能量获取，但通常缺乏微量营养元素。然而随着营养转移支付项目开始包含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多样化口粮，以及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食品，这种现象正在改变。（Gentilini 和Omamo，2011）。其他措施包括食品援助的地方采购、维持食品市场稳定；通过添加安全的添加剂或提供具有一定治疗作用的食品来提高营养含量；以及在家庭主食中添加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颗粒或粉末等。
　　学校加餐
　　2008 年到2009 年间的危机和眼下的危机都对低收入国家的学校加餐计划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相比之下，其饱受质疑的投入/效率比也不再重要（Alderman 和Bundy，2011）。学校加餐应该成为一种有条件的实物转移支付，通过医疗和教育手段支持低收入家庭（缓减贫困）补充营养，积累人力资本。学校加餐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课间餐，一种是可以带回家的口粮。在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学校加餐的成本大约是儿童基础教育经费的10%到20%。然而对于一些低收入的非洲国家而言，这种加餐的成本几乎与基础教育的成本持平（Bundy 等，2009）。
　　学校加餐项目对受益儿童的年幼的弟妹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布基纳法索，享受学校口粮分配的女孩的弟弟妹妹们（12到60 月龄）平均体重增加了0.38 个标准差。而乌干达的学校加餐项目表明，“课间加餐”的受益学生身高增加了0.36 个标准差，而享受“口粮外带”的学生身高却无明显改善。
　　学校加餐项目能够通过强化食品营养提供所需的微量元素，然而这些食品却不会出现在本地市场。影响项目的整体效果也会受到其他现实因素的影响。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存储成本高昂，许多社区都无法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加餐就成为危机中的首选。当然，对其运输成本和可持续性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支付营养工资
　　食品援助和以工代赈项目都能够在危机时刻及时地保障消费。转移支付形式（现金或食品）取决于地方能力、市场条件和文化接受度等因素。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经验表明，以工代赈项目能够改善食品安全，增加儿童体重，但其瞄准机制有待加强。而在印度尼西亚，大米、食用油和豆类等形式的转移支付对儿童发育和产妇贫血状况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Wodon 和Zaman，2008）。
　　一种新的支付形式是营养干预。以工资的形式进行瞄准是非常有效的自我筛选机制，能够吸引来自贫困家庭的劳动力积极参与，以解决其子女的营养不良问题。在吉布提（和尼日尔）所采用的方式是：在传统的以工代赈项目中加入营养元素，推动受益者将额外的收入用于改善家庭的营养状况。在吉布提（Silva，2010），这种支付形式为有工作能力的成人提供（由社区选择和设计的）社区工作和服务（仅针对妇女）的机会，例如采集、回收、用塑料袋制作地砖等。而项目中的营养元素瞄准参与者家庭中那些脆弱的、无法从事劳动的成员，包括每个月定期召开针对营养问题的社区会议、社区工作者每两周进行家庭探访，以及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提供食品等。
　　4.2 生物与健康
　　针对营养不良问题已有成熟的、有效的解决方案。食品摄入不足会导致体重不足（极端性营养缺乏）、发育迟缓（长期性营养缺乏）、免疫能力退化、发病率升高并引发各种疾病。联合国的“增强营养”（SUN）计划确定了三大领域共计13 种有效的、稳定的干预措施：
　　●行为改变。包括推动和支持母乳喂养；以咨询和营养教育（但不直接提供食品）的方式推动辅食添加，养成用肥皂洗手的习惯，培养卫生行为。这些服务主要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和营养项目来完成。
　　●微量营养物质和除虫。包括补充维生素A、锌（针对腹泻）、复合营养粉等；进行驱虫处理；为孕妇补充铁和叶酸；推广富含铁元素的主食；碘化盐；为无法获得碘化盐的孕妇补充碘等。这些服务主要通过儿童健康活动、社区营养项目、基本医疗体系和市场机制来完成。
　　●食疗。包括对6 到23 月龄婴儿的预防性和治疗性喂养，针对极端营养缺乏状况添加可信赖的治疗性食品。这些服务主要通过社区营养项目和基本医疗体系来完成。
　　专题5 全球增强营养（SUN）运动
　　全球增强营养（SUN）运动是推动营养改善的一个平台。2010 年，已有100 多个组织加入该运动，包括政府、公民社会、私人部门和研究机构等。联合国系统致力于与这些组织一道消除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构建一个推动“增强营养”目标的合作框架（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在2010 年4 月的春季会议上启动），并为加强行动的操作型方案绘制蓝图。增强营养运动使各个组织形成合力以支持各国的国别计划。该平台能够保障和协调所需的财政和技术资源，预测其流向并推动效益最大化。2010 年初，已有26 个国家参与该运动，世界银行是其中7 个国家的主要资助者，其协调功能将促使援助方关注各国的焦点营养问题。
　　社区生长发育监测和推动项目为各种服务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已经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成功（专题6）。以社区为基础能够推动项目瞄准引起营养不良的诸多原因，对妇女和2 岁以下的婴幼儿给予更多关注。这些项目能够积极地改变营养观念和儿童发育理念。秘鲁的地方改革运动（RECURSO）成功地让家长意识到儿童个头矮小是营养不良的征兆，呼吁他们“要求营养改善”（Walker，2008）。此外，新的测量手段也能够提高家长对儿童过瘦、超重和矮小等问题的警惕，例如通过测量臂围来直观地跟踪儿童身高发育状况等。
　　专题6 以社区为基础的“成长促进”项目
　　洪都拉斯、牙买加、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印度的一些邦都采取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来推动儿童成长，通过“增强营养”运动的干预措施提高社区层面的知识增加和能力提升。
　　这些手段能够有效地改善母亲的儿童营养知识、观念和行为方式；提高家庭的健康服务需求；改善营养不良状况。这些国家大规模的儿童成长推动项目已经在最初5 年内成功地降低了儿童营养不良率，并在其后持续地缓减了营养缺乏现象。这种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能够促使发展实践者瞄准导致营养不良的诸多因素，并以妇女和2 岁以下的儿童为工作重点。
　　主要的干预手段包括营养教育和咨询，并辅以儿童成长监测、孕期生殖服务建议、推动母乳喂养、及时提供正确的辅食、鼓励求医问药并在医疗服务中心建档等。一些项目还为孕产妇和婴幼儿提供微量元素添加剂，并进行防疫等相关服务。
　　这些项目的实施经验凸显了三个方面的重要性：女性社区工作者应该成为服务的主体；定期的儿童成长监测（体重监测）应与训练有素的（从定期测量体重、进行记录和咨询工作中获益的）社区工作者与母亲的持续探访沟通双管齐下；完备的、文化可接受的、持续的营养教育能够改变特定的营养习惯。然而，在社区工作人员培训、支持和动员等方面仍有不小的挑战；受益母亲在改变行为方式时还面临许多阻碍；为母亲和孩子补充食品添加剂的成本也过于高昂。
　　来源：世界银行，2012
　　健康干预也能够通过向幼童、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特殊服务而来改善营养状况，例如贫血的预防与治疗、改变饮食习惯、营养餐和疾病（特别是腹泻、急性呼吸道感染、麻疹、痢疾和艾滋病等）防控，以及改善生殖健康、推行计划生育等（世界银行，2012）。这就要求在危机时能保障基础健康体系的经费运行，这对许多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
　　4.3 生产与农业
　　食品安全议程（主要是农业发展）与营养安全议程联系起来（如联合国SUN 框架所倡导的）形成合力能够惠及整个国家。SUN框架下的一些干预措施具有性别视角，许多国家的妇女都面临着缺乏生产投入和资产的困境，而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将有助于减贫和改善营养状况。农业生产方式变化会通过种种途径影响健康和营养水平（Hoddinott，2011；世界银行和IFPRI，2008）：
　　●提高农业生产能够促进增收。家庭额外收入能够用于购买改善健康和营养的食品，或以资产形式储存起来，如修建房屋和卫生设施等，会对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农业生产变化会改变膳食结构，促进饮食多元化，特别是引入生物强化作物时（如富含维生素A 的水稻和红薯）更是如此。
　　●作物类型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会增加或减少劳动量，对虫害、人畜共通传染病和意外事故等都产生影响。
　　●农业回报率升高时，家庭会通过雇佣帮工、减少闲暇和使用童工等方式增加农业劳动投入。
　　●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家庭内部再分配结构。例如妇女收入增加可能会影响消费方式、食品分配方式和资产持有方式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健康和营养状况。
　　由于农业项目和农业研究的成果很少提及营养问题，而农业干预成本会显著高于直接的营养干预。上述结论虽然缺乏数据支持。但仍有研究表明收入增加、饮食结构调整和生物强化食品的确能够改善营养水平（Masset 等，2011）。
　　增强农业与营养的联系
　　一些农业战略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与营养之间的联系，例如关注脆弱群体（如小农，特别是妇女）；生产多元化（包括房前屋后的食品生产），提高豆类、蔬菜和动物产品的可获得性；应对水传播疾病和动物传播疾病；在农业生产中结合营养教育等（Pinstrup-Andersen，2010；世界银行，2007；世界银行和IFPRI，2008；世界银行，2012）。改变生产行为的最显著成效体现在饮食结构的多元化。
　　在许多小农经济中，特别是在非洲，妇女主要负责家庭的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因此，农业干预应当避免增加妇女劳动量而导致的对家庭营养产生的不利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方案并不困难，只是鲜少能真正触及妇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妇女很难像男性一样获得化肥、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赋予她们同等的机会，她们的玉米、豌豆和鹰嘴豆的产量会比男性高出22%（Quisumbing，1996）。
　　推广营养丰富的食品能够促进饮食结构的多元化。从事花卉生产或养殖业（家禽、豚鼠、水产等）的家庭的营养改善程度更为明显。生产类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饮食质量和微量元素的摄入。此外，营养物质储存方式改良和收获之后的营养强化处理，也能够提高食品的营养含量。
　　另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是生物强化。推广橘色甘薯（富含维生素A）对莫桑比克的幼儿和妇女的维生素A 水平产生了直接影响，也贡献于当地的能源消费、妇女营养知识获取和妇女赋权，同时增加了家庭收入。粮食作物强化组织（Harvest Plus）的工作旨在增强铁（贫血）、锌（发育）和维生素A（夜盲症、免疫系统和发病率）的生物强化，以解决微量元素缺乏问题。其中一些作物已经在推广阶段，例如印度的富铁富锌的珍珠粟、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富铁水稻、卢旺达的富铁大豆、尼日利亚和刚果（金）的维生素A 木薯以及赞比亚的维生素A 玉米等等。2008 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将生物强化确定为（除直接营养干预之外）解决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的第五种低成高效手段。
　　应对天气变化和季节性食品短缺
　　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和食品储存方式，能够解决季节性的食品短缺问题，而构建社会安全网则能够产生更为长久的影响。如上文所述，从胚胎形成到2 岁是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该时期会跨越几个农业生产季节，其中难免会发生食品短缺，而儿童利益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这种季节性短缺将更频繁、更严峻。低成本的食品储存技术（如晒干）能够保障一年中较长时期内的食品多元化。而选择早熟或晚熟品种和抗旱作物也能够有所裨益。构建水资源管理体系，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能够提高生产力、预防水传播疾病，并减轻妇女的取水负担（Pinstrup-Andersen，Herforth和Jones，2012）。如果辅以社会安全网，这些干预措施就能够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在孟加拉北部的研究（Khandker，Khaleque 和Samad，2011）表明，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减青黄不接时的季节性饥饿现象，其中NGO 执行的项目成效尤其显著。
　　减少收获后损失
　　减少收货后的营养物质损失能够提高农业收入，改善营养状况。收获后损失主要发生在富含微量营养物质的水果和蔬菜生产中（ Pinstrup-Andersen ， Herforth 和Jones，2012）。增加对道路和仓储设施的投资能够有效地连接市场、降低损失。最后，农民营销协会能够提供价格信息等服务，其作用也不容忽视。
　　瞄准性补贴
　　政府通常选择对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来提高产量，然而这种补贴由于成本高昂、瞄准偏离、破坏地方市场和无法贡献于减贫效果差等种种弊端而饱受争议。针对马拉维的农业投入支持项目进行的模拟结果表明，该项目的产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贴的筹资方式、争夺稀缺的政府资金的公共投资的回报率以及小农通过使用化肥和种子而带来的生产力提高程度（ Buffie 和Atolia，2009）。当生产资料补贴对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时，项目产出尤其不尽人意。因为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在长期内推动农户的生计多元化，从而保障其食品安全。而对比加纳和马拉维的补贴项目和现金转移支付项目（Taylor 和Filipski，2012）结果表明，现金转移支付在改善儿童营养不良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
　　妇女收入和女童教育
　　从1970 年到1995 年间的观察（Smith和Haddad，2000）表明，妇女教育（43%）比食品可获得性（26%）对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贡献更大。在南亚一些营养不良率居高不下的国家，其妇女地位很低。在危地马拉的研究（Ruel 等，2002）发现，通过提供工作机会等方式增加妇女收入，能够改善城市贫困社区的儿童看护状况。在印度和塞内加尔（世界银行，2011a）瞄准性的现金转移支付和为妇女支付薪酬能够增加家庭消费、促进饮食结构多元化并提高儿童照料质量，从而改善了儿童的营养状况。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是减贫和改善儿童营养不良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的研究表明，妇女的嫁妆在家庭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妇女的嫁妆越是丰盛，其家庭的教育支
出比例就越高（女童尤其如此），女童的发病率就越低（Quisumbing 和Maluccio，2000；Quisumbing 和de la Brière，2000）。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婴儿抚育和营养的重要投入，因此投资于女童的教育将使其终生受益，其收入的增加和能力的提高也将惠及后代。
　　4.4 成本
　　不作为的后果
　　营养不良会降低个体生产力，并反映在国家的GDP 损失上。在印度，个体生产力下降导致其一生收入减少10%，引起的GDP 损失也高达3%到4%（世界银行，2009）。在塔吉克斯坦，营养不良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4100 万美元。其中由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劳动力死亡损失为1230 万美元，个头矮小、缺碘、儿童贫血和体重偏轻等问题导致的损失为2860 万美元。
　　营养干预
　　Horton 等（2010）对增强营养运动中的13 种干预措施进行了成本核算，得出的最小值为每年118 亿美元，其中15 亿美元预计将来自富裕家庭自身花费在补充和强化食品方面的成本，仍有103 亿美元的缺口。如果能够筹资成功，营养干预将能够覆盖全球36 个国家，90%的发育迟缓的目标人群。如果将覆盖范围扩大到另外32 个营养不良状况较差的国家，预算又将提高6%。筹资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每年投入55 亿美元，其中15亿用于微量营养元素和除虫，29 亿用于行为方式改变，10 亿用于能力建设，以开展和推广更为复杂的、瞄准性的食品项目。
　　第二步：每年投入63 亿美元，用于资源禀赋较差地区的食品援助和食疗工作，其中36 亿用于补充食品以缓减和预防一般性营养缺乏，26 亿用于治疗严重的营养不良。
　　当然，每个国家采取的干预措施和步骤应当针对自身的营养问题（如季节性波动、城乡分配格局、蛋白质和能量不足、营养物质缺乏等）和行政能力（能力较高的国家会更迅速地开展第二步工作）而有所侧重。
　　针对营养干预措施的投入/产出比的系统分析仍然空白（世界银行，2010a），但经验表明，每种干预手段的投入/产出比都高于2:1（表1 和图3）。如推动母乳喂养行为方式干预措施的回报率在5:1 到67:1 之间，补充维生素A 添加剂的回报率在4:1 到43:1之间；食盐加碘的回报率为30:1；驱虫处理的回报率在3:1 到60:1 之间。而针对胚胎期到2 岁这一生命早期阶段的营养改善措施的最新研究表明，回报率可能会更高。而新技术的出现，如复合营养粉（颗粒）、食疗和通过媒体进行的现金转移支付等，使这些干预措施的执行更加简便。
　　表1 营养干预措施的年人均成本非常低

　　来源：Horton，Alderman 和Rivera，2008
　　图3 不同干预措施的投入/产出比

　　来源：Horton，Alderman 和Rivera，2008
　　全球增强营养运动的干预措施的成本低于在农村、农业和农业企业发展领域（2010 年的140 亿美元）和社会安全网构建方面的援助承诺。当然，从1995 年到2007年间，用于基础性营养干预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为每年3 亿美元，这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并非所有的农业、医疗和社会保障项目都旨在缓减营养不良，而这些领域的一些干预措施显然能够在适当稍微提高成本的基础上就能极大地改善营养状况。在国家的层面上，全球经济危机之前用于社会安全网的支出占GDP 的比例平均为1.9%（Grosh 等，2008；Marzo 和Mori，2012）。而在危机中，总投入为6000 亿美元（Zhang，Thelen 和Rao，2010）。如上所述，这些干预措施能够成为改善营养状况的平台（世界银行，2012）。
　　推动综合的、稳健的跨部门营养项目要求制度创新和政策改革
　　加速加大针对营养问题的投资包括建立跨部门合作基础，要求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和贸易等社会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有：国家层面上营养不良数据的陈旧（人体测量数据特别是身高数据）、微量营养元素缺乏数据的不足（血液检查）和如母乳喂养和洗手等行为改变方式数据的滞后；潜在直接受益者（幼童和孕妇等）缺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的缺乏；缺乏政治承诺的缺乏。
　　在政策环境、项目实施和效果各异的国家进行的针对营养政策和项目的系列案例研究表明，“低优先序”的恶性循环正在被打破。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原因如下：最受威胁的群体开始群策群力，共担风险，推动变革（以运动的形式）；结成（广泛的）联盟与阵线（包含一个或多个发展伙伴），统一发声，影响决策者和决策过程；政治“机会之窗”已然打开，而上述运动和联盟能够抓住机遇，促进改革（专题7）。
　　这些因素也会互相促进。例如，运动能够创造政治“机会之窗”，而形成联盟又能够促进运动的发展。在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改革通常会以失败告终。而如果这三个因素能够形成推动变革的力量，就能够形成共享性的政策文本，以推动营养干预，确定和聚焦于特定的政策优先事项，并以数据和干预产出为基础提出制度发展和资源动员的诉求。
　　专题7 打破优先序倒置循环：营养问题如何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公共部门优先事项
　　过去几十年中，应对营养不良问题在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优先序列中没有体现。直到近来，一些国家才开始采取行动。
　　要理解营养问题为何未能成为这些国家人类与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就需要从其政治经济环境入手。许多国家的营养问题都陷入了“优先序倒置”的恶性循环：对营养服务的低要求，导致政府的回应措施、政治承诺和资源投入都十分有限，于是实施过程效率低下，结果也不尽人意，又反过来再次降低了人们对营养服务的需求，低优先序也就持续至今。随着技术的进步，营养不良的严重性及其对人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逐渐进入国际援助者的视野，它们的核心目标是共同推动“营养增强”和调整食品营养结构。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塞内加尔在对抗营养不良方面卓有成效。一旦营养议题跳出了“优先序倒置”的恶性循环，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塞内加尔目前在总理办公室下设置了对抗营养不良的跨部门论坛；制定了国家营养政策并设置了相应的国家执行办公室，以保障政策的日常管理、协调和监测；与各部分的相关利益者一道开展了各种项目；拨付了人均0.20 美元的专门预算（2002 年到2006 年间，这一数字仅为0.03 美元），并计划到2016年时提高到人均0.65 美元；援助规模达到年人均0.65 到0.70 美元。该国的营养不良率的降低幅度是非洲国家整体水平的16 倍。
　　五、政策回应及对营养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预期影响
　　食品价格上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在各国和各个社会经济群体中不尽相同。一个国家是（世界价格发生变化的）食品的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该食品（对贸易、生产和消费）的重要性如何？同样地，不同国家的不同政策回应（例如动员储备资源来弥补政府支出的增加等）也会影响世界价格。要分析危机期间的支出方式和筹资行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我们采用世界银行的MAMS 模型来分析各国的策略（包括应对营养不良的策略）。在该模型中，我们假设食品价格到2015 年将会翻番（随后保持不变），分析器对两种类型的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这两种低收入国家类型在许多维度能够代表低收入国家的中值，区别在于不同的贸易结构，一个代表食品净出口国，另一个代表食品净进口国（专题8）。
　　在微观层面上，两种类型的国家都迫切地需要进行政策干预。虽然食品价格上涨对于净出口国而言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某些特定类型的家庭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在短期内的表现尤其明显。例如完全依靠食品购买的家庭可能会面临真实收入减少的压力，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从增长中受益（例如依赖国外劳务汇款的家庭，其国内购买力会因货币升值而降低），其食品安全和营养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而净进口国则无论如何都需要进行广泛的政策干预。
　　干预类型和筹资方式也会对营养干预和改善MDG 指标的表现产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加以展示，我们构建了6 种模式，每种都代表净进口国在食品价格升高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政策回应，随后再与不进行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对MDG 指标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其中，前4 种模式（补贴+税收，补贴+援助，补贴+借贷，补贴+支出）都包含了普惠式的食品补贴，以保持国内加工食品价格到2025 年前的稳定（作为基线）。在这4 种模式中，都需要进行额外的筹资（GDP 的5%），例如国内税收（补贴+税收）、国际援助（补贴+援助）、国内借贷（补贴+借贷）或国内支出缩减（补贴+支出，如减免针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和农业支出等）。而后2 种模式（转移+税收，转移+税收（2））也如同补贴+税收模式一样提高税率，却不对食品进行补贴，将财政收入用于瞄准性转移支付，瞄准对象为以人均收入测量的城乡贫困人口（即收入在后50%的人口）。转移+税收模式假设转移机制能够由现有的政府机构实施，而转移+税收（2）模式则需要支付15%到25%的成本用于增加工作人员和其他成本，这一成本将逐渐下降。
　　专题8 不同支出和筹资类型对低收入国家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

　　左图所示是对在食品危机中仍能处于净出口位置的低收入国家的MDG 指标的影响。在这里比较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世界价格在2012 年到2015 年间逐渐翻番，随后保持不变直至2025 年。图中数据是对2015 年到2015 年间MDG 指标变化与基线值的对比。可见，食品价格上涨会刺激需求和政府（回应高增长的）服务，从而促进MDG 指标的实质性改善。
　　而右图所示则是净进口国所面临的截然相反的状况。二者得失的差异之大反映了经济灵活性的影响：二者都对生产和消费进行了调整。对于净出口国而言，其目标是增加出口；而对于净进口国而言，其目标则是减少进口。
　　来源：更多关于MAMS 的信息，见www.worldbank.org/mams
　　更多关于数据分析的信息，见Lofgren，2012
　　这些政策回应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发人深省。不考虑成本的转移支付（转移+税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极端贫困（MDG1.a），需要支付成本的转移支付（转移+税收（2））和援助式食品补贴（补贴+援助）次之。事实上，援助式食品补贴能够保护国家经济免遭进口价格上涨的影响（图4a）。依赖国内资源的普惠式食品补贴在减贫方面乏善可陈，而通过缩减开支（补贴+支出）所产生的影响与增加税收（补贴+税收）的效果如出一辙。然而在真实世界中，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缩减开支对贪污浪费的影响，以及税收究竟是在提高分配效率还是在阻碍投资等等。通过国内借贷支持的普惠式食品补贴（补贴+借贷）初期略有成效，但最终却导致贫困率（与基线值相比）不降反升。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借贷打击了国内的私人投资，降低了资本存量，导致GDP 下降。这种负面效应在初始阶段并不显著，随时间而日益加剧，与营养不良对儿童的影响路径有相似之处。
　　由于抑制了加工食品的价格上涨，补贴是应对营养不良现象的最成功手段（图4b）。援助（补贴+援助）模式也十分可取，随后是紧缩开支（补贴+支出）和增加税收（补贴+税收）。在其他3 种模式中，到2025 年营养不良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对于两种转移支付模式来说，其原因在于真实收入增加，消费者的食品消费降低而其他消费增加。而对于国内借贷支持的补贴来说，主要原因则是家庭真实收入的降低。需要注意的是，补贴通常只针对富含卡路里但缺乏微量营养元素的粮食作物。因此，即使体重有所增加，发育迟缓和微量元素缺乏也可能持续（以洪都拉斯为例）。

　　图4 食品净进口国应对食品价格波动的不同政策产生的影响
　　最后，对于MDG4（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MDG5（生殖死亡率）的影响取决于增长对真实消费和投资的影响，包括私人消费和政府健康消费（转化为政府健康服务；见图4c和4d）。以援助支持的补贴（补贴+援助）不会触动国内政策，而私人部门的购买力也会由于货币增值而有所提高，因此能够最有效地降低5 岁以下儿童和产妇的死亡率。而来自其他筹资渠道的补贴则会导致5 岁以下儿童和产妇的死亡率提高，其中削减政府开支进行补贴（补贴+支出）带来的影响最为严重，而来自国内借贷的补贴（补贴+借贷）影响次之。这些结果表明，削减政府开支不仅会影响政府服务的提供，也不利于私人消费的保障。增加税收（补贴+税收，转移+税收以及转移+税收（2））不会影响政府服务，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上文分析表明，如果考虑管理成本，各个国家应该引入瞄准性措施（包括瞄准性转移支付）。如果不考虑管理成本，普惠式的食品补贴是对抗营养不良的最有效方式，其中援助支持的补贴因避免了国内资源重组的重重困难而成为首选。然而，补贴模式并不能解决发育迟缓和微量营养元素缺乏的问题。如果补贴的筹资方式破坏了国内资源流动而产生了抵消效应（如影响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和政府对人类发展服务的需求等），那么最好的选择是维持现状。分析结果还表明，在分析中长期内的国际食品价格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贸易格局也应当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认为仅仅是消费者的食品购买价格发生了变化，将会大错特错。
　　六、政策建议
　　加强营养状态、行为和干预的信息建设
　　设计干预措施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少关于基本营养指标、价格变化和干预措施等的可靠数据。如果能够了解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对象和影响方式，就能够更好地进行政策回应。然而，鲜有全国性调查会采集家庭和个体层面的食品消费数据，预测也就无从谈起。一些国家甚至缺少新生儿数据，导致对儿童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也十分困难，无法收集个体发育数据，更谈不上计算各种发育指数。对微量营养元素的测量需要采血，涉及到复杂的后勤安排，而基于生物标记的新技术还没能推广。此外，针对成本、影响和跨部门干预的数据也十分稀缺。MDG指标之一是儿童体重不足。而近来的研究表明，身高不足才是测量营养不良的最佳指标。如果能够开展多目标的、全国性的家庭调查，收集关于食品消费、营养状况（包括微量元素信息）和市场条件等信息，将有助于各国监测营养水平，设计瞄准性干预措施。
　　营养投资需要高回报
　　全球增强营养运动的成本看似很高，然而不作为的成本更高。推动全球营养运动可以节约单位成本（表1），（即使进行保守估计）回报率也非常可观。针对营养问题的筹资水平仍然十分低下——能力问题被凸显：各部门形成合力并共同实施营养干预的能力不足，基本的营养服务能力也有欠缺。最近，营养关注重新成为援助方的援助热点，包括多边援助机构如联合国、双边援助方如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挪威和英国等，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儿童救助会等。“增强营养”框架也可能会催生新的行动（见专题5）。
　　瞄准从胚胎形成到2 岁这一生命阶段
　　许多干预措施都是对营养状况产生间接影响。而针对婴幼儿及其监护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特殊干预则会为人力资本的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上文已经对从胚胎形成到2 岁这一生命阶段所经历的营养不良可能导致的身体机能和社会认知发展所产生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阐述。这一时期进行干预的回报率较高，也能够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
　　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整体性路径需要考虑营养、健康、幼儿激励（如游戏、规范）等方方面面。高水平的幼儿看护和照料对营养状况改善和社会认知能力提高都至关重要。一些行为方式的改变需要因当地的社会环境而有所调整；同时健康系统的工作重点要实现从治疗到预防的转变。
　　根据各国的实施能力和营养问题制定适当的干预措施
　　虽然只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才会得到筹资和救助，然而针对长期性营养不良也应建立应对机制。很少有国家会经历严重的蛋白质和能量缺乏等营养不良，因此营养不良问题主要是突发性（非洲之角）、季节性（例如孟加拉和萨赫勒地区国家的“饥饿季节”）、局部性（吉布提、肯尼亚北部和巴西东北部的“饥渴地区”）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干预方式（专题6）能够解决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应对食品短缺和市场失灵；短期的食品转移支付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却无法预防长期的营养不良。
　　“隐性饥饿”（即缺少微量元素）需要进行多种渠道的干预。大部分人口都会缺少铁、维生素A、锌和碘等微量元素，而“增强营养”计划建议的干预措施包括在重点地区向脆弱人群供应添加剂（如为孕妇和儿童提供维生素A 和铁，向腹泻儿童提供锌片），以及在食盐、面粉和食糖中添加碘元素等方式进行食品强化。对主要的粮食作物进行强化需要私人部门的支持。未来，生物强化作物可能会在防止微量元素缺乏方面大有作为。驱虫也会改善妇女儿童的卫生和贫血现象。健康部门通常负责驱虫、婴幼儿喂养和微量元素补充，而社区为基础的项目则是行为方式改变和营养监控的最佳平台。
　　食品进口国和食品出口国为应对食品价格上涨，会采取相似的干预措施。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起社会安全网，并在危机中扩大其覆盖面。食品补贴是稳定食品价格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其成本过高，营养改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瞄准性补贴或现金转移对贫困人口和脆弱人群的意义更为显著。本文的一般均衡计算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考虑管理成本，那么瞄准性措施（包括瞄准性转移支付）是最佳选择。而如果不考虑管理成本，援助支持的普惠式的食品补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改善营养不良状况。然而，如果普惠式补贴的筹资方式会导致其他社会服务资源的减少，就应该果断放弃。
　　瞄准幼童所在的贫困家庭能够改善高危人群的营养状况，避免营养不良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在社区层面或健康部门层面实施综合性的儿童发育监测和促进项目，也是对营养问题进行干预的一个切入点。该项目应当包括信息传播功能（ 例如秘鲁的RECURSO 项目），以动员大众、提升意识，避免营养不良带来的长期影响，保护儿童和孕妇免受其害。专题9 展示了海地在2010 年震后重建食品安全的策略及其为完成政策优先事项而采取的首要措施。
　　专题9 海地2010 年地震之后的食品安全：优先事项和首要措施

　　在跨部门干预中引入营养敏感路径
　　要想同时实现食品安全和影响营养安全，就需要权衡短期救助和长期投资的投入/产出比。长期投资通常能够提高（特别是小农的）生产力，发挥跨部门效应，将营养问题与健康、农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应当促使健康、农业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干预手段中加入营养视角（世界银行，2012；也见http://www.securenutritionplatform.org/pages/home.spx）。全球食品贸易环境会影响国家特定的政策选择，国内市场同样也重要，所以有必要完善市场机制（公开价格信息、避免价格扭曲）并促进私人部门的市场参与。
　　在地方层面上，食品价格上涨将会对地方市场和生产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成功的干预措施需要政府与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建立联盟。在许多情况下，还需要通过意识提升项目来促进行为习惯和社会风气的革新。大规模的社区营养项目已经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取得了成功（专题6）。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意识倡导和服务扩散的功能。私人部门在食品强化和食品添加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也贡献于改善营养食品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最新进展●
2012 全球就业趋势
国际劳工组织
　　在未来十年内全球面临着创造6 亿个就业机会的挑战
　　进入2012 年，全球面临着严重的就业挑战和普遍的体面工作赤字（Decent WorkDeficits）。全球劳动力市场持续3 年危机状态，并且经济活动预期将进一步恶化，在这种状态下，全球有2 亿失业人口等待解决（失业人口数比危机开始时增加了2700万）。此外，为了避免失业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在下一个十年仍需要4 亿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为了在确保社会凝聚力的情况下形成就业机会的可持续增长，全球必须奋起迎接这一严峻挑战，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创造6 亿个就业机会。即使是这样，依旧有9 亿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每天2 美元的贫困线之下，并且这些就业者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全球劳动力市场少有起色
　　面临这些劳动力市场的挑战，全球创造就业机会的前景日益恶化。基线预测（Baseline Projection）显示2016 年的全球失业率将与现状持平，保持在全球劳动力数量6%的水平。这将导致2012 年的全球失业人口增加3 百万（总数为2 亿），到2016年增长到2 亿6 百万。如果出现下跌风险（Downside Risks），2012 年的全球就业增长下降到2%以下，那么全球失业人口将更加快速地增长。在此情况下，全球失业人口在2012 年将超过2 亿4 百万（比在基线情况下至少多出4 百万）；在2013 年将达到2 亿9百万（比在基线情况下多出6 百万）。另一种更加乐观的情况是，假设欧元债务危机能够快速解决，2012 年全球失业人口将会比在基线情况下减少1 百万，2013 年将会比在基线情况下减少170 万。这种情况仍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失业率的发展趋势。全球失业率预计会维持在6%左右的水平。
　　危机尤其严重地打击了青年就业者
　　2011 年，有7480 万15 岁到24 岁的青年人失业，这一数字比2007 年增加了4 百万以上。全球的青年失业率（12.7%）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全球来看，青年人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成年人的3 倍。此外，据估计有640 万青年人已经放弃了找到工作的希望并且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即使是那些已就业的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是兼职工作，并且常常是临时合约。在发展中国家，青年人在穷忙族1（WorkingPoor）中所占比重过高。失业青年人的数量和比重预计在2012 年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并且随着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的青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当下对近期青年人就业的预期中不太有希望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劳动力参与的下降掩饰了更加糟糕的全球失业状况
　　2011 年全球劳动力数量比基于危机前趋势的预期减少将近2900 万，其中青年人减少了640 万，成年人减少了2230 万。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2011 年实际劳动力数量的1%，也几乎是全球失业人口数量的15%。1 穷忙族来自英文单词“working poor”，原意是指那些薪水不多，整日奔波劳动，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人。但是随着逐渐壮大的“穷忙一族”队伍，主要的标准为每周工时低于平均工时的三分之二以下、收入低于全体平均60%以下者。这个定义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为了填补空虚生活，而不得不连续消费，之后继续投入忙碌的工作中，而在消费过后最终又重返空虚的“穷忙”。换句话说，穷忙族并非失业者，有人可能兼了好几份差事，甚至全职受雇者都可能沦为既忙又穷的工作穷人。欧盟还将这群人细分成不同等级，提供不同的协助方案。
来源：http://www.hudong.com/wiki/%E7%A9%B7%E5%BF%99%E6%97%8F如果这些潜在的就业者能够工作并且进入
劳动力市场，失业人口数量将超过2 亿2500万，或者失业率将达到6.9%（实际失业率为6%）。参与率的问题已经出现在很多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区域，使得这些地方的劳动力数量比基于危机前的预期减少了6 百万。若将这一群体加入到失业人口中，这些区域的失业率将从8.5%增加到9.6。
　　全球经济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大幅降低
　　全球就业人口比率在危机期间急剧下降，从2007 年的61.2%下降到2010 年的60.2%，这是自1991 年以来最大的下降。基于现在的宏观经济预测，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就业人口比率的基线预测并不理想，预计到2016 年的趋势是基本持平后稍有下降。国际劳工组织（ILO）对下降趋势的预测将会导致全球就业人口比率的二次探底（Double Dip），在2013 年可能会下降到最低点。对上升趋势的预测也不会带来足够的增长率使得全球就业人口比率有大幅的增长，全球就业人口比率仍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维持在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除了亚洲，发展中地区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已经落后于发达地区，这使生活水平差距加大的风险提高，并限制了减贫的发展前景
　　由于全球经济再一次减速，国家间生活水平差距缩小的速度也被放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衡量国家间收入水平差距缩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过去20 年间已经有所减小，但仍旧巨大：2011年发达经济体和欧盟区域的人均产出为72900 美元，而发展中地区平均只有13600美元。这意味着，调整各国价格差异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人均产出低于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均产出的1/5。其他发展中地区都落后的情况下，1991 年到2011 年间发展中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对发达国家的追赶都归功于三个亚洲地区。
　　全球层面上减少劳动者极端贫困已有进展，但工作贫困依旧普遍存在
　　在9 亿穷忙族中，据估计2011 年全球约有4 亿5600 万劳动者生活在低于每天1.25 美元贫困线下的极端贫困中，此数量比2000 年减少了2 亿3300 万，比2007 年减少了3800 万。但是，全球数量的总和很大程度上受东亚地区极端工作贫困的显著下降。东亚地区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贫，贫困劳动者数量自2000 年以来减少了1 亿5800 万，自2007 年以来减少了2400 万。此外，2008 年以来减少工作贫困的进展程度显著变缓。一项危机前（2002年至2007 年）的预测趋势显示2011 年穷忙族的数量比基于危机前的趋势预测多出5000 万。类似的，据估计2011 年与其家庭生活在每天2 美元的贫困线以下的劳动者的数量与预计超过5500 万。
　　脆弱就业（Vulnerable Employment）自2009年以来增长了2300 万
　　2011 年全球脆弱就业的劳动者数量据估计约有15.2 亿，比2000 年增加1 亿3600万，比2009 年增加2300 万。自2007 年以来，东亚地区的脆弱就业人数减少4000 万，同期撒哈拉非洲以南非洲地区增加2200 万，南亚地区增加1200 万，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增加将近600 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增加500 万，中东地区增加100 万。女性劳动者中脆弱就业者所占比重（50.5%）超过了男性劳动者中脆弱就业者所占比重（48.2%）。在北非地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脆弱就业（女性55%，男性32%），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同样如此（女性85%，男性70%）。
　　发达国家的增长缺乏就业机会（Job-poorGrowth in the Developed World）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低下，威胁着更大范围的复苏并限制经济发展前景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了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负向经济恶性循环，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内：高失业率和低工资增长正在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损害商业信心使得企业在投资和雇佣方面犹豫不决。如果要开启可持续的复苏，打破这种负向恶性循环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部分发展中地区，这种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加速的结构转型，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要从自给性农业转向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并且出口收益方面要降低对不稳定的商品市场（VolatileCommodity Markets）的依赖。为了确保基础深厚的发展立足于公平、公正地分配经济收益之上，需要进一步的教育和技能发展，以及充分的社会保障方案，来保证大多数脆弱者的基本生活水平，并且增强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之间的对话。
　　2012 年全球增长必定走低
　　始于2009 年的复苏非常短暂和轻微，巨大的就业缺口仍旧存在。从2011 年夏季开始，由于投资和创造就业依旧疲软，宏观经济危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有所恶化。在前景不明朗的外债之后的金融部门波动和上涨的风险溢价（Risk Premiums），限制了私营部门获得信贷，并且阴影覆盖了商业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即使仅有少数的国家面临严重且长期的经济和财政挑战，由于不确定性在发达经济体中扩散，全球经济仍旧快速地恶化。因此，全球经济已经更远地偏离了危
机前的轨道，并且在现在的情况下，甚至二次探底都是很有可能出现的。
　　三阶段的危机
　　进入经济危机的第四年，一个三阶段的危机已有迹可循。在危机最初时刻实行的协调的财政和货币激励，带来了增长的恢复，并且避免了进一步的紧缩和更高的失业率，但是并没能足以带来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复苏，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内。
　　在第二阶段，更高的公共赤字和外债问题，导致了在增加资金市场信心的尝试中紧缩措施的增加。因此，财政刺激开始减少，发达经济体对经济活动的支持集中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这种共同影响似乎削弱了GDP 增长和就业。GDP 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从2010 年的5%下降到2011 年的4%。这主要是源于发达经济体，其2011 年GDP增长的预期在2011 年9 月被IMF 下调至1.4%。同时，尽管经济衰退的最初征兆伴随着较低的产业发展出现在2011 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但这也影响到了2011 年增长依旧强劲的新兴经济体。
　　政策的紧缩以及持续高水平的失业，增加了出现危险的第三阶段的可能性。第三阶段中，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增长和就业的二次探底的风险增加，这将使危机初期出现的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困难恶化。
　　政策空间被缩减
　　在危机的第三阶段，政策空间被严重的限制，很难停止或者减缓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全球危机的初始阶段，政府已经快速地采取了支持金融部门的措施和激励计划。尽管做了非常的大的努力（一些案例中将近90%的额外公共支出）用于救助银行），金融产业依旧高度脆弱，其借贷给实体经济的能力被削弱。借贷状况在最近几个月中再一次紧缩，其中部分原因是对全球经济前景的高度不确定。同时，发达经济体高额的国债限制了其政府实施新一轮激励计划的能力。
　　事实证明，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更加具有可恢复性，使得政策有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由发达经济体的困难导致的一些溢出效应，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已可见。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全球需求持续增加的贡献，全球增长的来源从危机开始时就已经实质性的转移。新兴经济体间增长的贸易促成了全球危机的逐渐缓解和新的增长中心的出现。新的增长中心有潜力稳定全球增长，并阻止二次探底的经济衰退。在这些国家中，尤其是较大的新型经济体，例如拉丁美洲和东亚，有利的经济状况促使就业机会的创造率高于劳动力增长，从而支持国内需求。但是，由于新型经济体依旧继续依赖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其增长率在201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出现下降。就这一点而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通过协调的努力，可以帮助全球经济从新的增长中心获益，并阻止进一步的全球经济减缓。
　　投资持续萧条，给创造就业造成压力
　　伴随着全球前景的不确定，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不均衡的发展。在发达经济体和东欧，未解决的金融部门问题、对全球前景的预期高度不确定、以及家庭的低消费倾向，减缓了企业投资的复苏。在危机的初始阶段，商业投资下降到历史低水平，这种投资低水平情况常常导致资本存量的破坏并且不利于创造就业。考虑到投资的缓慢复苏，创造就业很难重新开始，进一步导致就业损失。相反的，在新兴经济体，在其强有力的一系列措施后，其投资率已经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并且预计会在中期内超过危机前水平。发达经济体投资的减缓标志着创造就业的暗淡前景，使投资与创造就业的联系强于从前。投资增长确实（高于生产的增加）是失业率下降的主要指标。就这一点而言，国际劳工组织估计，需要加强激励投资的快速恢复（使投资增加高于全球GDP 两个百分点，后者全球投资达到12000 亿美元），才能完全弥补危机带来的就业缺口。
　　结构不平衡正在拉低就业增长的中期趋势
　　在前十年中形成的结构不平衡使就业前景更加恶化。危机前房屋及其他资产的价格泡沫造成了严重的部门间的失调，解决此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各个经济层面的长期和高成本的工作转移。较强的流动性的增长使房屋和金融部门急速发展（在一些经济体中仍在继续），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并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对于增长的回应，这些结构性的摩擦也导致了低就业，尤其是在那些繁荣后走向了破产的经济体，例如美国、西班牙和爱尔兰。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对这些不平衡的重新调整很可能会限制政策干预的效果，因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重新平衡部门增长模式时很可能会比较低效。为了解决 这些障碍，需要额外的政策手段来促进各个经济层面更快的就业机会和劳动者的再分配，进而带来更快的就业机会的增长。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策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相互配合……
　　为了解决持续的劳动力市场不景气，并把全球经济转上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复苏轨道上，我们需要一些政策改变：
　　第一，全球政策需要更加稳固的配合。被很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初期同时实施的赤字支撑的公共支出和货币宽松政策已经不再是对所有国家都可行的选择了。确实，一些国家公共债务的大量增长，以及紧随其后的对公共金融可持续性的担心，已经迫使那些受外债风险溢价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实施严格的紧缩政策。但是，来自财政支出和流通手段创造的国家间的溢出效应会很严重，如果能够协调的处理，也许能够使各国仍有空间来实施策略以支持其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现在需要这种协调的公共金融措施来支持全球总需求，并刺激创造就业。
　　……修复和规范金融系统……
　　第二，更加实质地修复和规范金融系统将恢复信誉和信心，使银行克服危机带来的信誉风险。所有的企业都将受益于此，尤其是中小企业，它们不仅更需要信贷，而且将结束创造超过70%的就业机会。一个包容性的金融市场改革（包括国内银行部门更大的安全边界）将根据国家情况很大地帮助劳动力市场，并使就业率增长增加半个百分点。
　　……对就业的目标刺激措施……
　　第三，现在亟需利用实体经济支持就业机会的增长。缓慢的就业创造以及紧随其后的劳动力收入的薄弱增长，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放缓和公共金融进一步恶化的核心。国际劳工组织担心尽管有巨大的激励计划，这些措施并没能击退由危机的初期影响带来的增加的2700 万失业人口。显然，政策措施没能很好的瞄准目标，并需要重新评估期有效性。确实，关于发达经济体不同劳动力市场工具的估计显示，积极的和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都被证实在刺激创造就业和支持收入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一系列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具体国家中都显示对就业和收入有影响，这些政策包括：失业保险扩展和工作共享项目（ Work SharingProgrammes）、对最低工资及工资补贴的重新评估以及对公共就业服务的加强、公共工作项目（Public Works Programmes）和创业激励。
　　……鼓励私营部门投资……
　　第四，仅仅额外的公共支持措施不足以实现可持续的就业机会的复苏。政策制定者必须果断的行动，以一种协调的方式来减少阻碍私人投资的担心与不确定性，从而私营部门才能重启全球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激励商业部门投资于工厂和设备且扩大就业，对于促进强有力和可持续的就业的复苏将会非常重要。
　　……避免使财政稳定陷入风险……
　　第五，为了能够有效的创造就业，额外的激励计划绝对不能因为公共债务进一步的增加而使公共金融的可持续性陷入风险。在这方面，与税收收入增长相当的公共支出仍旧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需求不足时，即使支出增长正好相当于税收收入的同步增长，扩大政府在总需求中的角色能够帮助稳定经济，且形成一种新的激励。 正如本报告中所言， 预算平衡率（Balanced-budget Multipliers）可能会很大，尤其在现在这种大量能力没有充分使用且高失业率的环境下。同时，平衡支出和更高的税收，确保了预算风险能够保持在足够低的状态以满足资本市场。因此利息可能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从而使激励措施能够对经济产生足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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