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六十四期-农村贫困：新背景下的老问题

　　●研究前沿●　

　　近年来，虽然世界很多地区的贫困率都大幅降低了，尤其是东亚、中国以及近些年来的南亚，但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贫困率仍然很高。贫困的持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高度相关。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依然主要是农村和农业现象，大多数农村贫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
　　本文将回顾几个已经充分讨论的相关问题：农村发展和农业增长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地位如何？农村增长和减贫的主要约束是什么？最新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否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减贫提供了更多的指导？本文将结合世界最贫困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讨论上述问题。我将利用最新理论模型以及基于刘易斯（1954）模型的理论作为指南展开讨论，给出经验证据，尽管并不完善，但是基本佐证了本文结论。
　　在很多关于发展的一般性讨论中，上述问题已经得到充分讨论而且占据显著地位。教科书在不同层次上也涉及这些问题，例如Ray （ 1998 ） 、Barhan 和Udry（1999），而专著方面有Timmer（2002）、de Janvry 等（2002）。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结合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具体情况，回顾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经验证据，因而针对性很强。总而言之，近几十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农业发展、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表现不佳，因而强烈需要对非洲农业的关注、并以此作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必要条件。例如，Sachs 强烈呼吁在非洲将“绿色革命”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部分（Sachs，2005）。更详实的分析如《世界发展报告2008》，强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挥农业刺激经济其他部门增长的关键作用（世界银行，2007），并要求农户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环境和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本文下一部分首先简要总结农村贫困演变的现有证据，并比较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现有证据证实了农业人口游离出农业与总体贫困率降低相关的传统观点。然而，非洲既没有发生贫困率的大幅下降，也没有出现农业人口的转移。当然，这并不证明存在因果联系，也不足以质疑关注农业增长的合理性。我的问题在于理论和经验证据如何才能说明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地位。
　　下一部分我提供了关于农业在增长和减贫中作用的宏观看法的讨论。这要求我们回顾一些关于部门和城乡联系的古老且看似过时的问题，以更好地理解在非洲背景之下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作用。回顾的一个核心困难是证据相对不足，所以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虽然简单但是有效的城乡联系模型说明问题。结合最近关于非洲经济增长范围研究的新方法，强调发展机会的异质性（Ndulu 等，2008），我们能够确认农业发展在刺激增长和减贫方面发挥实质作用的特定情形，以及农村发展在其他情形下的本质和作用。我将着重阐释农业的作用在不同的情形下可能非常不同，这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利用制造业的优势、一个国家是否依赖于自然资源以及一个国家是否深处内陆且资源贫乏。我认为特别是在最后一情形下，重视农业增长是一条脱离贫困的重要但艰难的途径。
　　最后一部分，关于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可能性的微观视角补充了上文宏观观点中的关于市场本质的严格假设。我将着重讨论针对市场严重失灵的三个案例——信用、风险、空间效应，此外还将回顾这些问题的理论影响和经验证据。上述市场失灵，尤其是那些可能导致贫困陷阱的市场失灵，使得农村和农业政策恢复旧状，并据此得到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潜在政策的结论。
　　一、农村贫困模式
　　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农村现象。在世界上随机选择一个穷人，他很可能就是一个生活和劳作在农村的农民。虽然数据可能存在问题，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世界上76%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远远高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比例即58%（Ravallion 等，2007）。撒哈拉以南非洲也不例外：不仅具有最高的贫困率，而且农村贫困率比城市高25%，农村人口比例为65%而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为70%。根据现在的增长、减贫、人口增长模式，贫困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依然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农村现象（Ravallion 等，2007）。
　　情况是否正在发生变化？Ravallion 等（2007）的数据提供了从1993 年到2002年贫困的城市化模式的深度观察。虽然城市贫困率在世界范围内略有下降，城市贫困人口比例反而上升了（从19%到24%），因为迁移导致城市人口增长快于农村人口。与此同时该模式存在很大变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农村贫困率下降幅度更小、城市贫困率停滞不变以及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增加，是造成贫困城市化和总贫困率几乎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减贫效果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的贫困城市化趋势以及贫困人口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事实，说明农村减贫对于全球减贫发挥主要作用：Ravallion 等（2007）基于一个简单分解计算出80%左右的贫困率下降来源于农村减贫。但是这样并不能证明城市化和贫困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也不能证明农村或农业经济内部原因是贫困率下降的原因。
　　具体而言，应该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背景下认识上述模式。人均GDP 的增长、贫困率的下降与农业GDP 比重和农业人口的缓慢下降同时发生。例如，从1990 年到2004 年全球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长率在5%左右而农业GDP 比重从32%下降到23%（世界银行，2005b）。与1990 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以及南亚地区的相对较快发展和贫困率大幅度下降（表1）。我们观察到在东亚和南亚GDP 增长速度高于农业GDP 增长速度，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并非如此，GDP 增长率和农业GDP 增长率相近，分别为2.5%和3.3%。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仍然为2.3%，远高于上述其他地区，人均GDP 增长率很低。换言之，与更加成功的其他地区相比，撒哈
拉以南非洲虽然表现出贫困城市化，但是不存在结构转型的证据。
表1 GDP 增长率和农业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世界银行
　　部分学者认为农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Timmer，2007）。如果非洲农业增长率很高，即使当前的增长率不能作为农业快速转型的证据，也可以作为希望的象征。因此，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增长起飞。标准理论模型着重关注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是否存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联系（Johnston 和Mellor，1961）。《世界发展报告2008》倾向于上述观点，主张在当前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农业高增长速度是经济起飞的途径。虽然历史经验表明农业在欧洲工业革命开始阶段的促进作用很大、以及农业增长是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但是还很难确认农业增长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经验证据模糊不清。
　　历史学家还在极力争辩十八、十九世纪时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农业革命是否是英国及其后来欧洲其他国家工业革命和随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Crafts，1985；Allen，1999）。劳动生产率开始提高的时间充满争议，一些人认为远远早于流行观点（Allen，1999）；另一些人甚至认为英国在1560 年到1850 年之间农业没有任何生产率提高的迹象，因此作为经济增长先导的作用微乎其微（Clark，2002）。农业劳动生产率力提高可能是由工业革命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先导（Gantham，1989）。关于欧洲和17－19 世纪期间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率的最新比较表明，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率接近欧洲当时表现最好的国家（英国和低地国家），这一发现进一步反驳了农业发展状况允许欧洲工业化起飞的观点。毋庸置疑的是政策转变在近来中国农业增长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不一定能够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中去。例如，韩国并没有在农业生产率方面进行投资，但是成功地实现了快速工业化（Amsden，1989）。
　　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中，普遍认为农业和增长之间的联系很大（参见Staatz 和Dembele，2007）。尽管可能，但是很难把找到证据，这主要是方法上的问题。时间序列的计量结果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受到联立性困难的影响，而面板数据分析只能得到模棱两可的结果（世界银行，2007）。大多数分析都依赖于模拟模型（例如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模型），这些模拟模型又不得不依赖严格和未经证实的行为假设以得到结果（Dorosh 和Haggblade，2003）。
　　强硬的证据表明农业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向贫困人口倾斜，但这一结果可能依赖于特定背景。例如，中国农业增长对减贫的贡献比工业和服务业增长高4 倍（Ravallion 和Chen，2007）。有利的土地分配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东亚其他国家如越南得到了相关经验的证实。印度的经验传递了更加微妙的信息：在减贫效果上农业增长的作用与服务业增长基本相同，尽管非农业增长的作用在那些农业生产率高的省更加明显（Ravallion和Datt，1996、2002）。此外，Foster 和Rosenzweig（2004）的证据表明，印度农业生产率增长最慢地区的农村非农可贸易部门的增长率反而最高。
　　关于农村贫困的模式和演变的讨论有利于促进关于非洲的深入分析。贫困在农村最严重，但是这是着重关注农村和农业的充分理由吗？成功的减贫并不简单等同于较高的农业增长率。最多只能认为与增长相关的快速减贫时期农村增长对于减贫可能很重要，但是成功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与超过农业部门增长的非农部门增长相关联。
　　无论如何，这意味着要理解农村贫困的变化不能天真地单纯关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此类分析应该考虑城乡联系、并且在总体增长和变化的背景之下展开。可以说第一个系统分析这类问题的是刘易斯模型（Lewis，1954）。该模型是城乡互动理论的重要部分，尽管该模型关于城市背景下市场发挥作用、尤其是激励和决策的本质进行了一些特定假设。后来的很多研究已经使得此类分析更为精炼，很多文献都关注的问题是：如果在开始时很多经济活动和劳动力都分布在农业和农村中，那么在此状态下如何实现增长和减贫？在最新研究中，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了。
　　然而，相对于1970 年代和1980 年代，发展中国家农村的状况和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特别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取得巨大发展。非洲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及国际贸易正在日趋自由化。全球化、不断提高的开放度、商业化农业投资、市场化正不可逆转地稳步改变着整个环境。商品价格尤其是谷类价格的居高不下为农业提供了新的机遇。所有这些因素为回答下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农业是否可能和应该成为增长的动力？农业是否可能和应该在增长的背景之下成为减贫的动力？
　　二、非洲农村和农业增长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作用
　　很多关于农业增长对减贫的重要性的分析都是基于简单的假设。例如，因为贫困人口从事农业，所以农业是减贫的基础。与此不同的是从关于贫困数据得到的基本结论：经济的全面繁荣伴随着更少的人口依赖农业谋生。关键的问题却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
　　本文分析基于Eswaran 和Kotwal（1993a，1993b，1994，2002），它是该问题中分析最清晰的文献，该文尽管包括精彩的经济理论分析但却没有任何方程。Eswaran 和Kotwal 研究的相关性体现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给予回答；尽管其他很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和观点，但是却很少有Eswaran 和Kotwal 那样简明而令人信服。我将在本节结合印度情况简要总结Eswaran和Kotwal 的主要观点、并请读者品味他们的分析。然后我将讨论这些结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的适用性。
　　Eswaran 和Kotwal 的分析可以看成是一个一般均衡框架之下的刘易斯模型，舍弃了刘易斯原始模型中的一些最困难的假设，而现在的很多研究仍然保留了这些假设。简言之，去除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假设，因而没有剩余劳动力可供剥削。而且工业劳动力在农业总产出下降时不会以更多的工业品替代粮食的消费。
　　（一）理论框架
　　Eswaran 和Kotwal 模型假设一个两部门经济，即工业和农业。存在两种商品，即衬衫和粮食。两部门的生产受到各自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限制，农业生产同时使用劳动和土地。农村经济中存在地主和工人，工业部门存在工人。关键假设是偏好根据“字典式的排序”：工人首先消费足够数量的粮食然后消费衬衫。关键假设满足恩格尔效应，即富裕人口在必需品上的消费比例更低，但是显得更加极端。换言之，对于极度贫困人口而言，工业品价格下降不足以诱导消费者削减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尽管实际上该假设并不直观，但是它慎重地认为贫困与生活必需的粮食消费的剥夺相联系。正如Eswaran 和Kotwal 所证明，放松该假设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结果，但是减少了不同技术约束下的二元经济在理论含义和其他发展方面的冲击力。经济的初始禀赋不平等，富人拥有土地等财产，穷人只能出卖劳动。首先，穷人只消费粮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财富满足基本需求；一旦满足粮食的消费需求，不再过多消费粮食。因此存在一个粮食消费的最高水平，而穷人只消费粮食。
　　进一步假设存在出清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在农业或工业部门工作没有差异：与刘易斯模型相反，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分割的，而是一体化的。产品市场出清，需求等于供给。所有关于市场的假设说明如果劳动需求上升导致实际工资增加，贫困将减少。换言之，贫困人口的实际工资上升与否决定贫困率是否下降。然而，背后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基于以上假设，可以发展出一个通用的模型以比较在不同战略下如何实现减贫目标。理解不同战略在什么背景和环境下是减贫的有效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应该考虑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来实现（中性）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在上述假设之下，Eswaran 和Kotwal 证明相同数量的劳动力能够生产更多的衬衫。衬衫的价格降下降，但是贫困人口并不关心这些更便宜的衬衫，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食品。其结果是没有任何人有激励转移出农业部门，不然粮食供给下降、食品需求上升。最终，只有富人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受益，富人有足够的粮食而且已经消费了衬衫，由于价格下降富人可以消费更多的衬衫。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上升，但是衬衫的价格下降。就业没变，并以工资、食物价格和穷人的实际工资与之前相同。虽然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但是贫困状态依然维持原状。
　　其次，考虑一个封闭经济和（中性）的农业技术进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粮食。这将显著影响所有工人：相同数量的工人拥有更多的粮食。一旦有更多的粮食可供消费，一些人将跨越食物消费的临界值，开始购买和消费衬衫。结果导致衬衫价格上升。这对工厂扩张生产和雇佣更多劳动力承担额外的生产任务提供了激励。劳动力需求增加将导致更高的名义工资。农村工资也会随之上升，粮食价格由于产量上升会略有下降，而且穷人脱贫后会将其部分需求转移到衬衫上。在均衡状态下，劳动力会从农业转移到衬衫生产中，实际均衡工资的上升意味着贫困的减少。
　　两种情形的结果形成鲜明对比，结论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农业增长对于减贫至关重要，而工业增长没有影响。需求联系是关键因素，但是对于减贫而言需求联系只是通过穷人的消费实现。Mellor（1999）一直强调该过程的重要性，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不仅是增长的联系，同时也是贫困的联系。农业成为减贫的核心动力。
　　以上结果深受开放性假设的影响。在一个开放经济中，关于需求和供给的约束对于可贸易品而言无关紧要。粮食可以进口，衬衫可以出口。因此，如果假设两种商品都是可贸易品，只有世界价格水平才会起作用。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两种情形。首先，考虑工业进步的影响。相同数量的劳动力投入能够生产出更多的衬衫，但是价格维持不变，因为世界的价格不变。工厂存在扩张生产的刺激，因此劳动力需求和名义工资都会上升。即使粮食供给下降，在粮食可以进口的情形下工人也可以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最终劳动力的农业边际产品也上升，城乡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上升。粮食进口与实际工资一起增加意味着消费的粮食更多、某些工人开始消费衬衫。结果是贫困下降。其次，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与工业进步类似。对于实际工资和产出的联系而言，需求联系无关紧要，实际工资上升，更多的人购买衬衫。
　　简言之，减贫可以通过任何相对于国际的国内竞争能力的提高来实现，这与封闭经济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这也同时产生了经济的脆弱性：贸易伙伴的生产率提高以及相对经济竞争力（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丧失将对贫困产生不利影响（即工业和农业的衰退）。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超越贸易伙伴非常重要。在1990 年代早期第一波走向开放经济浪潮的背景下，Eswaran 和Kotwal 坚定认为印度在这方面存在极大潜力，尤其是工业领域的科技进步，而且即使在农业和农村部门进步有限的情况下，开放的贸易模型也有利于减贫。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科技进步也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分析相对简单，但是模型说明了一些核心问题。第一，在任何背景下，关于减贫定义的确定性特征似乎与非农部门逐渐吸收劳动力相关联。关于农村贫困，没有什么特定的性质，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典型标志，同时也是增长动力不当的标志。第二，为了理解农业部门在减贫中的地位，有必要考虑开放经济情况下的状况。如果是封闭经济，农业增长对于减贫非常重要。特别值得说明的是，相对于工业进步而言，农业增长在给定需求联系的条件下更能够直接地实现减贫。在开放经济下，情形并非如此。全球化背景的出现改变了我们关于农业地位的动态理解：开放经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需要合理理解随之而来的陷阱和风险。第三，把劳动力、生产技术和部门的异质性引入模型不会改变上述模型的基本逻辑（Eswaran和Kotwal，1993a）。然而，如果科技进步不是中性和劳动密集型的，而是劳动替代型的，该模型预测到技术进步的减贫作用更为微弱，因为劳动需求和真实工资上升的幅度更加有限。Eswaran 和Kotwal（2002）扩展了模型，引进了服务业部门和不可贸易商品，互动作用更加微妙但是不影响主要结论。
　　这对于农业增长有什么重要含义？一般而言，这很重要：在很多背景之下，这是最适合的减贫机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的科技进步包括逐步采用新的投入品，例如新的品种、肥料和种子。这包含一些不能令人愉快的算术，农业方面的很多进步本身基本是一次性。例如，对于特定作物而言，采用新肥料只能一次性提高20%的产量，但是不能实现每年持续的收益增长。任何增长效应都将极大地依赖于广泛的关联效应。一些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关联很普遍（例如Mellor，1999），正如之前认为的那样，基于特定的国家采用特定的方法获得的经验证据，例如依赖于关于行为的强假设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关于印度的证据虽然具有启发性，但不是结论性的。Datt 和Ravallion（1998，2002）以及Ravallion 和Datt（1996,2002）基于1995 年以前的省际均值数据讨论了印度增长和减贫的经验，该时期处于印度经济逐渐开放之前，虽然印度在1980 年晚期的总体增长已经加速。换言之，印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该研究的第一个发现是，基于增长和贫困的部门构成，农业增长对于减贫十分重要，而工业增长并没有影响贫困。显然，这是上文模型直接预测的结果。上述证据证实了农业收益增长极大影响贫困。
　　第二个发现是，减贫深受特定（地区内）初始条件的影响。可以用关联效应来解释这种现象：其他条件相同，较好的禀赋如科技水平会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作用方式是经济体的自我强化。证据表明关键的初始条件包括较高的健康和教育水平（与工人潜在生产率相关）、农村地区较好的初始禀赋（包括没有土地的人较少、初始收益较高，反映了较高的科技水平）。该证据显然与普遍提高工人生产率因素的影响一致，不同的是通过农业部门发挥这些因素的增长作用。这与封闭经济模型的预测相符，虽然并不证明该模型完全正确地代表真实情形。
　　印度经济的开放以及成功融入世界经济消除了Eswaran 和Kotwal 模型中关于需求关联的根本约束。不管生产率进步是劳动密集或者中性，生产率提高出现在哪个部门对于减贫已经不太重要。近年来其他部门在研究与开发上的巨大投资为减贫提供了新的可能，虽然高科技服务业投资的
减贫作用主要通过与低技术含量部门如建筑业的增长联系实现的。
　　（二）非洲的适用性
　　上述结果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吗？在Eswaran 和Kotwal 模型中，如果增长是由农业部门劳动密集型或者中性技术进步的增长驱动的，那么这种增长的减贫作用十分巨大。土地在非洲多数国家分布不存在高度不平等。非洲国家没有土地的人相对较少，一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土地分布极其平等。生产率提高有利于贫困农民，因此增长的减贫作用十分巨大。非洲农业环境的变化，如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尤其是消除了很多对农村的歧视，使得减贫潜力得以实现。“非洲绿色革命”具有巨大的回报。
　　然而，农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必要性并非确定不移。正如上述模型所示，在开放经济中，减贫对于农业进步的绝对依赖消失了，因为需求与农业的关联不存在了：其他部门劳动密集型的增长同样能够促进减贫。为了评估农业增长的重要作用，需要考虑非洲的增长机会。
　　Ndulu 等（2008）提供了以三种方式描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增长机会的基本模型；Collier(2007)也采用了类似的描述。研究人员区分经济增长机会：首先，资源丰富型国家；其次，沿海或位置优越型国家；第三，内陆资源贫乏型国家。每类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减贫过程中将会遇到完全不同的困难。
　　对于资源丰富型国家而言，关键问题是怎么管理财富：怎样将国家控制的潜在财富转换为持续的共享式繁荣的基础。他们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荷兰病以及治理问题，更可能爆发暴力冲突，如尼日利亚、安哥拉和刚果。
　　对于沿海国家或者位置优越型国家，他们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他们没有自然资源，所以没有直接的财富来源，需要创造财富。他们充分利用两种生产要素：人口和位置优势。非洲的很多沿海国家，特别是加纳、科特迪瓦、肯尼亚和南非，就是此类国家。他们主要的挑战是怎样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提供的机会。沿海国家在原则上应该利用世界贸易的机会，所以首要任务是建立贸易基础设施，制定市场制度和规则，对技术进行投资，支持高质量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些挑战完全不同，但是全球化提供了重大机遇。如果没有利用自身的优势，沿海国家将落后；但是潜在的优势仍然存在。
　　内陆资源贫乏国家受制于产业集聚效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而且只能完全依赖于邻国克服困难。如果位置优越或者资源丰富的邻国经济落后或处于战争冲突状态，将使情况更糟。这些因素都将产生负的外部性。例如布鲁迪、布基亚法索和埃塞俄比亚。
　　那么，什么时候农业增长是必要的？农业增长在该框架下的地位如何？首先，考虑资源丰富型国家。农业不太可能成为增长的必要来源。然而，此类经济需要实现经济多样化，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农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以农业增长推动总体经济增长的负担不存在了，集约化或多样化的努力可以更加向扶贫倾斜，包括关注小农农业，例如支持新技术和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活动。但很显然有很多方法促进国家财富分配，而刺激农业增长很难说是首要的。而且，在农村地区投资，包括基本服务如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是再次分配的有效方式，并且从长期来看（相对于狭隘地关注农业而言）具有更高的回报率。例如，确保投资集中在高潜力领域的压力相对更小。
　　其次，考虑位置优越型国家。位置优越型国家具有利用世界经济机会的最佳地理位置。通过劳动力市场、技能、规则和投资环境保持比较优势是重中之重。农业的作用类似于开放经济中的Eswaran 和Kotwal 模型：工业化进步是利用贸易机会的最佳路径和最佳工具。农业的作用主要是辅助性的：当贸易导向型增长开始起飞时，作为从农业退出的途径，农业进步具有很大意义。如果能够促进熟练劳动力被吸收进合理的部门，通过健康和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最为有效。印度尼西亚在1970 年代晚期和1980 年代的经验让人联想起它积极的农业政策以及城市工业经济部门最终大量吸收劳动力的过程。对非洲经济而言，主要挑战是克服其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相对于东亚很多经济已经建立起工业基础的国家而言，非洲国家作为后来者处于不利地位。这虽然需要对制造业发展的特殊支持才能实现潜在的地理位置优势（Collier 和Venables，2007），但仍然是增长的最佳途径。
　　内陆资源贫乏国家又面对一个非常不同的困难。在很多情形下很多国家的农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埃塞俄比亚和布基亚法索。而且他们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的风险非常大。这类国家主要依靠位置优越型邻国给他们带来一些贸易导向型的机会，包括劳动力迁移。在积极的政策方面，空间很小：基础设施和技能的投资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投资的目领域，它们在很长时间内排序仍然很靠后，因为位置优越型邻国还没有融入世界经济。结果，看待这些经济的最佳途径是将其作为封闭型经济，而忽略其贸易自由化的努力。正如模型所预测，农业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都十分重要，但是不要期待任何奇迹发生。
　　积极追求农业技术进步以及促进农村生产率提高的其他方式是促进增长的主要途径，同时对于减贫具有很大影响。农村、农业的发展可能是最困难的，因为这些国家一般处于农业薄弱落后地区，但农业也是最值得努力的领域。为了减贫，在发展潜力较大地区促进农业发展（如增长的要求）和在边远贫困地区促进农业增长之间存在重要的权衡取舍。如果商品价格很高，促进增长和减贫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明显，因为提高农业总产出更为重要。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对比十分鲜明。
　　埃塞俄比亚在最近几年试图实施开放政策，但是位置优越的邻国未能利用贸易机会，一般而言埃塞俄比亚与他们的关系冷淡（如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这严重限制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择空间。埃塞俄比亚最好只能建设基础设施和培养劳动力技能，增长只能通过农业系统而持续地降低农村贫困率来实现。埃塞俄比亚的人们无法利用与邻国贸易和迁移的增长机会。
　　印度的一些小块地区甚至省份（如比哈尔省）也正如埃塞俄比亚一样面临自然资源匮乏等发展困境。但是印度经济广泛一体化，部分落后省份充分利用了日益提高的开放程度和优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优势，而且增长的外部性和就业的机会为落后的省份提供了机遇，降低了当地贫困率。
　　即使如此，埃塞俄比亚也不能单独通过农业政策实现奇迹。相对内陆的位置、依赖降水的多少等使得农业丰收暂时大幅压低农民的粮食价格，因为出口粮食价格很低（世界粮食价格减去从农场运到世界市场的费用）。例如在2001/02 年，在一个短暂的收益增长和地区扩张之后，风调雨顺的天气使玉米大获丰收，但是价格低到丰产变成不丰收。这些事件延缓了农业的转型，对于具有高额运输成本的内陆国家而言，需求增长以避免价格的突然降低十分必要。
　　三、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
　　本文第二部分介绍了宏观或者一般均衡模型中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作用的阐述。整个环境的改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日益提高的开放程度和市场自由化经济的进程，改变了农业和农村发展在经济增长和减贫中的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是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分析中得到完美结合。但这个分析建立是在要素和商品市场运行良好的假设之上。正如最近几十年关于农村发展的很多研究表明，即使消除了很多政策造成的市场缺陷如农产品市场，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只有不同要素的边际回报相等时资源的分配才是有效的。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要素市场，对不同的人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其结果是差异性的形成，如具有不同初始禀赋的人可以利用不同机会（如增长所带来的机会）。农村非市场制度安排的发展可以部分替代或弥补市场失灵，但不可能完全替代。这对于经济增长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及对于贫困人口可以参与经济增长的程度而言都很重要。上文讨论过的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地区一般经济增长机会的潜在分类不会受到根本影响，因而经济增长的减贫和经济过程的广泛包容性的效应才能实现。
　　我在本节将尝试将过去几十年关于家庭和制度的大量微观研究的核心成果应用到减贫和增长的更加广泛的境况中去。核心问题在于：关于农村贫困人口参与乃至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关键制约因素是什么？最近很多关于农村问题的学术文献探讨了要素市场的市场失灵，如土地、劳动力、信贷和保险。这些成果构成了研究生微观发展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核心。然而，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微观问题是否能够放到增长和减贫的广阔背景中去。
　　我将考虑的问题是：即使是在已经开始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过程的国家中，什么因素会导致一些农村穷人陷于贫困之中？此外，对于通过增长来减贫且其增长完全依靠农村发展努力的国家而言，如内陆资源贫乏且邻国经济落后的国家，解放农村潜在生产力的需求意味着当我们试图解释什么原因导致某些特定农村地区增长落后时需要特别注意。我重点讨论三种情形，阐释最新理论文献的一般原则和发现，其中一种是经验证据发现的：初始贫困和市场失灵一起使得部分贫困人口持续贫困甚至陷入贫困陷阱。我还会关注市场失灵的三个问题：资本（信贷市场失灵）；风险（保险市场失灵）；空间外部性（地理诅咒）。
　　（一）信贷市场失灵和贫困陷阱
　　最为明显的可以观测到的市场失灵是信贷市场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偏离。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任何可盈利的项目都能在当前利率水平下获得贷款。如果市场是完美和有效的，没有银行会要求抵押担保贷款。现实生活中，没有抵押就不会得到贷款。抵押要求可以理解为信贷市场处理困扰这类市场的核心问题即不完美信息的重要手段：信息不对称，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执行问题。不完美信息意味着贷款人不能从很多项目中区分哪个项目的风险更大，不知道借款人在获得贷款之后是否会采取当初承诺之外的行动，所以会要求抵押担保贷款。抵押还可以确保贷款的偿还。
　　如果一些人初始就没有财产，市场失灵对穷人而言极其有害，排除了穷人获得贷款进行有利投资的机会。很多含义丰富的模型如Eswaran 和Kotwal（1986）展示了信贷市场失灵的关键含义：富人不仅通过财产获得更多收入，而且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财产。市场失灵迫使穷人处于低效的状态，这进一步加剧了初始的不平等。农业部门中普遍存在类似过程，而且通常与信贷市场失灵相联系。模型的一个重要预测是穷人土地的边际回报高于富人，穷人的土地每亩平均产出也高于富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耕种土地数量和每亩单位产出之间的负向关系。Binswanger 等（1995）对这方面的证据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且寻找不同的解释。土地质量差异是部分原因，但是与信贷相关的要素市场失灵也是部分原因。
　　该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但是它潜在的动态含义在直觉上很吸引人。资产不平等，富人回报更高而且资产增值更快，穷人采用新技术或进行其他活动的回报率更低、而且也不可能开始财富积累的过程。很多增长模型给人的直觉是一些人陷入贫困陷阱而另一些人不断积累财富。Banerjee 和Newman（1993）发现资产不平等对于增长的影响与信贷市场失灵相关。当进入不同经济活动存在一定的资产门槛时，那些只有有限资产的人进入特定项目的机会就被排除而陷入贫困陷阱，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进入某些职业并开始攀升。贫困陷阱是一种均衡结果，如果没有外在的帮助就无法改变状况，如正向的意外收益、收入再分配、援助、市场运行方式的根本改变等。很多其它文献认为贫困陷阱、整体无效率、增长乏力是信贷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贫困和不平等造成的，因而部分人无法利用增长带来的投资机会（Galor 和Zeira，1993；Benabou，1996；Aghion；Bolton，1997）。信贷市场失灵模型同时也是《世界发展报告2006》（世界银行，2005a）的中心内容；该报告还讨论了这个模型引申含义的相关证据。
　　如果信贷市场失灵导致农村的贫困陷阱、或投资不足的普遍存在，这会抑制经济增长。此外，如果经济增长加速，但是有利的机会需要一定的投资门槛（例如家庭成员迁移成本、项目的沉淀成本），那么信贷市场失灵将会使穷人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虽然证明信贷导致贫困陷阱很困难，但是在非洲农村存在进入成本的证据（特定项目）以及资产（投资资产有限）导致家庭拥有更少的有利组合（Dercon，1998；Barrett 等，2005）。
　　如何用政策干预信贷市场还不清楚。对信贷市场的干预一直是受到偏爱的干预手段，如近年来的小额信贷，当然其它很多干预措施对于解决信贷市场失灵可能也很有效（Besley，1994）。贫困群体是否从小额信贷中收益最多同样不清楚（ Amendatriz de Aghion 和Morduch ，2005）：这需要等待从最有影响的小额信贷产品的评估得到更多的发现（Karlan 和Goldberg，2006）。对于非洲而言，关键问题是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培养农村穷人参与经济的手段是否被过度高估了：在农村环境中，小额信贷被看做帮助农村穷人脱离农业生产、而进入受到限制的非农经济活动的手段。虽然信贷市场的限制将农村贫困群体排除在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之外，但是大规模的减贫不可能通过越来越的人从事独立经营活动来实现。很多国家实现高收入和低贫困的途径是提供更多雇佣工作岗位、不断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长期来看，对健康、教育和技能的投资将获得高收益，对于资源丰富和制造业出口导向的非洲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允许部分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的经营活动会有助于经济转型的完成，但是靠大规模人群从事创业经营活动不大可能是成功的经济转型之路。
　　此处存在一个困境：只要经济还没有起飞、劳动力需求没有加速，此时援助穷人从事创业经营活动有助于减贫。在非洲很多国家，教育回报率随着教育水平提高而不断增加：小学很低，更高程度教育的回报率更高（Soderbom 等，2006），因而在劳动需求很低的1980 年代和1990 年代投资教育不是脱离贫困的快捷途径；如果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局面将会将会改变。小额信贷为穷人提供了脱离贫困的可能，但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小额信贷本身还不是大规模减贫的有效途径。在很多情况下，小额信贷不要只面向创业活动，而是更多地面向普通的家庭金融需求，这会使小额信贷的作用更加有效（Karlan和Mullainathan，2007）。
　　（二）保险市场失灵和风险诱导型贫困陷阱
　　另一个过多影响贫困群体的严重市场失灵是贫困群体面对风险时保险和保护的缺失。完全保险市场（或更准确的说，完全或然市场）的存在是现实中不成立的另一个假设。与导致信贷市场失灵的原因相同，不对称信息和执行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保险机制覆盖率有限的主要原因。穷人即使愿意，也无法为他们面对的风险获得任何保险。
　　没有保险的风险给穷人带来很多困难。发展中国家频发自然灾害、干旱、冲突、动乱以及经济冲击，如物价上涨和货币危机。健康问题和农作物虫害更为广泛。这些都被看成暂时性问题，急需临时解决方案，如安全网的建立，之后回到更加根本的问题即发展。政策制定者也认为这些社会问题不应该转移他们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社会贫困的注意力。然而，这是误导，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风险和冲击是低增长的原因，低增长又造成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陷入贫困陷阱。集中关注贫困人口有助于增长和平等；任何情况下都是确保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工具。
　　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机制应对风险。典型的是两种措施：风险管理策略和风险应对策略。风险管理策略包括通过选择项目组合优化降低风险以实现管理风险的目的。例如，选择低风险的活动或者通过不同的风险搭配多样化风险组合，如种植耐寒作物、进行小额交换或者收集柴火、季节性迁移等。风险应对策略包括处理收入下降风险的后果。两种常见的方法是：通过储蓄实现自我保险，通常在急需时出售耕牛和其它牲畜；非正式互助机制，小组成员或社区成员基于互助的基础上在急需时提供转移性资助（Fafchamps，1992）。
　　这些策略都有成本：收入风险管理策略导致平均收入降低和收入波动变大，收入风险应对策略调整财产组合处理风险通常要求持有低收益的流动资产，放弃生产性的固定投资。这影响了他们的长期收入，并且削弱了脱离贫困的能力。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策略意味着贫困人口遭受严重的效率损失，而富人一般受保险、财产和信用的保护不需要承担损失（Dercon，2002）。Morduch（1995）展示了在印度因为在一定的环境下风险太高而无法采用更有利润空间的技术。即使存在生产性投资的机会，农民仍然可把持有牲畜作为预防风险的措施（Rosenzweig 和Wolpin，1993）。Rosenzweig 和Wolpin（1993）发现印度样本中的最富的五分之一人群和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群之间的效率损失差距超过25%，这是由于面对风险而调整资产组合所致。在埃塞俄比亚，Dercon和Christiaensen（2007）发现很少采用现代投入是因为很少获得风险相关的投入贷款，即使由于降水原因作物歉收，也需要强制偿还上述贷款。长时期内，这些结果
导致大量效率损失，极大地影响穷人。
　　这些风险管理策略会使穷人陷于贫困：为了避免极端贫困，他们被迫放弃盈利但有风险的机会，也就放弃了脱离贫困的机会。即使如此，他们并不能完全保护自己：虽然很多证据表明风险管理策略能够减少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波动性，但是它们仍然无法处理一些严重的重复发生的冲击，如那些影响整个社区、地区甚至国家的冲击（Morduch，1999；Dercon，2002）。这些没有保险的冲击破坏家庭财产，迫使家庭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们甚至可能跌落到一定的水平之下，落入贫困陷阱之中，例如由于风险策略需要避免更加严重的穷困或其他。
　　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上述过程是导致持续贫困和永久处于贫困陷阱的重要原因。Jalan 和Ravallion（2003）利用来自中国的数据检验贫困陷阱是否存在，虽然没有发现纯粹的贫困陷阱，但是发现家庭需要很多年才能从一次收入冲击中恢复过来，而且贫困人口的恢复更加缓慢。Dercon（2004）利用埃塞俄比亚农村的面板数据发现非洲也存在相关证据，没有保险的冲击与持续贫困有关，前四年的降雨量冲击影响当前的增长率，甚至1984-85 年饥荒是1990 年代家庭收入增长率的解释因素之一。而且，埃塞俄比亚农村的一种重要储蓄方式是牲畜，它们平均需要10年才能恢复到1984-85 年饥荒之前的水平。Elbers 等（2007）利用基于模拟的计量模型校准了一个增长模型，并用津巴布韦农村数据直接测算了风险和风险反应。他们发现风险大幅降低了增长，降低了40%的资本存量（稳定状态）。三分之二的损失是
由于家庭试图最小化风险影响所采取的策略所致。Barrett(2005)基于肯尼亚牧民牲畜持有量发现了贫困陷阱的证据。
　　健康和教育也由于没有保险而受到冲击，其长期影响的证据也越来越多。例如，干旱对于儿童的永久影响已经被详细阐述，更低的成年身高、更差的教育质量、更低的永久收入。例如，在津巴布韦农村1980年代早期的儿童遭受干旱和战争的影响，永久性收入损失了7-12%甚至更多（更多参见Dercon 和Hoddinott，2003）。
　　所有这些证据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农村没有保险的严重后果，尤其对贫困人口而言。如果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且该失灵由于贫困而加重，那么显然存在一种既能减贫又能刺激效率和增长的干预措施；无论如何，这些干预措施能够保证穷人更加有效地参与经济增长过程。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欧洲，保险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被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大量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直接转移支付解决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很可能是无效的，因为高昂的行政成本和高度的信息要求。简言之，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
　　有很多应对措施可以考虑，如减少农村家庭的风险（例如预防性健康服务，或者更好的农业用水管理），加强现有应对措施（例如投资建立更多的储蓄产品，或者运行更好的针对牲畜的资产市场），改进保险形式，拓宽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范围。虽然每种措施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近年来采用了很多针对保险的有价值的创意，即使其潜在的收益并不是很大。
　　（三）空间效应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普遍原因是空间外部性的存在。如果经济或其他交易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在交易主体的考虑范围之外，那么就存在外部性。标准的案例是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因为环境污染不在商品的购买者和销售者的考虑之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更广泛的现象是，以外部性的概念理解特定地理区域处于落后的状态——贫困的邻居、贫困的地区和贫困邻国。如果仔细观察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就会非常震惊地发现一些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正在日益被边缘化，伴随着低经济增长、持续的人口增长和持续贫困。虽然研究得较少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即使在高增长国家，仍然存在系统性落后的地区，从收入增长和贫困降低角度看这些地区没有从总体经济增长中获益。中国和印度的特定区域正是这种类型。虽然描述得较少但是依然真实的是，类似非洲国家增长和减贫方面的地区间差距在这类国家也存在。
　　关于工业集群化及地理位置的理论对上述地区间差距现象给予了很好解释，这些理论预测企业为了追求地理外部性带来的不断增加的回报而集中于同一地区（Fujita 等，1999）。其推论是某些不那么具有竞争力的地点会失去增长的机会：不经这些地区得不到所急需的投资，而且这些地区现有的资本也会为追求利润而逃离该地区。那些失去增长机会的地区就遭受了那些成功地区的负面外部效应。显然这也是一种贫困陷阱：尽管这些地区起初没有差异，但是那些失去增长机会的地区只有依靠外部帮助或大规模的努力才能脱离贫困陷阱。这些地区遇到了吸引或者留住资本方面的门槛。
　　其他解释同样强调与特殊的当地环境相关的外部性，例如公共品、公共产权资源和私人财产等当地禀赋。如果经济起飞也面临一定的当地禀赋门槛，那么禀赋贫乏的地区难逃贫困。要证实这一点很难，但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是有一些证据。对于非洲而言， Christiaensen 等（2005）根据很多国家的证据讨论了非洲地理位置偏远对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
　　上述外部性也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影响着财产较少的贫困人口，不过在这里财产定义是广义的，即包括当地公共品和环境。给定已经确认的贫困陷阱，上述经验证据论证了“贫困地区”项目的合理性，即贫困地区需要大规模投资项目来增加地区或社区的资本存量。然而，这些经验研究缺少充分的细节以及关于外部性如何发生的说明。因而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引导乃至指出哪种干预手段更为有效。
　　例如，很多农村“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是偏远，主要与缺乏道路和通讯基础设施相关。最普遍的捐助政策指向是为贫困地区修筑道路。虽然这种捐赠无疑为偏远地区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这不一定是一个地区实现经济起飞所需要的。在一些国家，证据表明捐赠修建道路确实是一项合理的措施。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修筑道路是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反应或者至少说是承认当地经济增长潜力的一种标志（例如经济作物或煤炭），但不是增长的主要原因。相反，例如灌溉、健康和教育对于解放增长潜力更加重要。
　　无论如何，少量努力是没有帮助的，为了使落后地区经济起飞，大规模投资是跨越起飞门槛的必要条件。也许创造更多迁移的机会是更好的政策。然而，这不但成本很大而且可能困难不少。如果劳动力迁移面临的门槛也很高，那么很多农村贫困人口将无法抓住其它地方的增长机会。但是这不过是前面潜在农村贫困陷阱的例子，解决方案需要仔细考虑城乡背景以及其他关联，只关注农村地区是无效的。
　　四、结论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反，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过去几十年之里增长缓慢、贫困率居高不下。由于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也许会认为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政策是增长和减贫政策的核心。
　　本文在非洲背景之下利用了宏观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微观视角讨论了一些核心问题。基于Eswaran 和Kotwal（1993b）的模型框架以及Ndulu 等（2008）关于非洲增长机会的证据，我得出结论认为在非洲对于内陆资源贫乏型国家而言，农业增长很重要，虽然农业增长本身也很难实现。在
其他国家，尤其是位置优越有利于制造业和出口或者资源丰富的国家，农业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即使农村发展可能是实现经济缓慢转型的重要措施，但是农业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然而，上述分析基于运行良好的要素和商品市场，没有考虑初始禀赋对贫困人口利用经济增长机会的影响。但是农村完全市场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大量证据表明即使经济起飞，贫困人口仍然被排除在有利的机会之外无法摆脱贫困，甚至落入贫困陷阱。农村发展政策以贫困人口以及刺激贫困人口从事的农业生产为目标，可能是促使经济增长更具包容性的一种方法。我充分讨论了信用和保险市场失灵以及贫困地区的空间效应，并分析了排斥贫困人口的机制。相关合理发展政策措施的证据仍在不断出现，更需要更多的试验和研究。
论文信息：Stefan Dercon, Rural Poverty: Old Challenges on New Context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24, no. 1 (February 2009). The World Bank Observer is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2009.
　　●减贫会议●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在武汉召开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第11 次部长级会议10 月30 日在中国武汉开幕，这是继2006 年中国首次在新疆承办CAREC第5 次部长级会议之后，该会议再次在中国召开。
　　CAREC 机制于上世纪90 年代由亚洲开发银行倡议建立，2002 年提升为部长级合作。其宗旨是以合作谋发展，通过促进交通运输、贸易、能源和其他重要领域的区域合作，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减少贫困，实现“好邻居、好伙伴、好前景”的长远愿景。
　　CAREC 第11 次部长级会议以“实施CAREC2020 战略：愿景与行动”为主题，重点讨论CAREC 在交通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政策、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进展、CAREC 学院实体化、落实“CAREC2020”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以及CAREC 交通走廊发展研究等议题。
　　担任本届会议主席的中国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开幕式上说，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强中亚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也有利于我们妥善应对在社会包容、收入分化、自然资源、气候变化等领域面临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和互利共赢。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在开幕致辞中说，受欧债危机及美国财政悬崖危机影响，全球经济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中亚区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结构改革推动经济复苏。今年是落实“CAREC2020”战略的第一年，亚行愿与区域内各成员国紧密合作，促进扩大区域贸易，提升各成员国竞争力，推动本区域实现包容性增长。
　　此次会议将通过落实“CAREC2020”战略的“武汉行动计划”。由亚行牵头起草的“CAREC2020”战略提出，在中亚区域推进交通、贸易便利化、贸易政策和能源四大领域合作基础上，2020 年之前将在该区域打造经济走廊，推动实现贸易扩张和提高竞争力两大战略目标。
　　CAREC 第11 次部长级会议为期三天，29 日为CAREC 高官会，30 日为CAREC 部长级会议，31 日还举行湖北——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会。
　　CAREC 目前有十个正式成员国，包括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此外，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6 个多边机构，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双边援助机构作为发展伙伴参与了CAREC 机制下的合作。
　　资料来源：中证网http://www.cs.com.cn/xwzx/hg/201210/t20121030_3705872.html。
　　●专家视点●
西方援助的困境与中国的解决方案
（Xiaobing Wang，Adam Ozanne，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非洲的援助政策存在两种相反的途径：西方援助提出附加条件并且有选择性地援助，集中关注直接的金融支持，而中国援助没有附件条件，集中关注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普遍认为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援助。至于援助的质量，自从2006 年发表《关于援助效率的巴黎声明》以来，普遍认为需要更多强调援助的效率。然而，怎样提高援助效率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正如Burnside 和Dollar（2000）提倡的，西方的答案是提出附加条件并且有选择性地援助。然而，本文认为此种方法存在一个根本问题：此种方法假设援助只在采取了合理政策的国家（满足附加条件）才发挥作用，因此只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有选择性地援助）；但是最需要援助的国家恰是那些无法满足附加条件的国家，因为发展和政府管理是内生相关的。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通常具有更高的人均GDP，倾向于具有更好的管理；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通常具有更低的人均GDP，倾向于具有更差的管理。如果目标是发展，援助应该旨在消除发展的约束，而不是将消除发展约束作为获得援助的前提条件。
　　贫困、腐败和政府管理的低效是相互依赖的。因为欠发展和差劲的政府管理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将良好的政府管理作为获得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在理论上存在漏洞。如果国家不存在政府管理问题，国外私人资本将自由流入从而不需要援助。援助应该用来帮助解决该问题，但是相反世界银行和其追随者要求非洲国家必须首先承诺解决政府管理的问题，否者不会给予援助。这部分地解释了西方援助在非洲失败的原因。
　　因为发展和良好的政府管理在本质上是内生的，附加条件和有选择地援助造成了西方援助的困境难以解决。然而，中国援助并不面临此困境，因为中国援助没有附加条件。相反，中国援助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供中国资金、技术、工程师和工人。虽然在西方眼中，中国援助的方式是过时的，退回到西方1950 和1960 年代的所作所为，而且在接受援助的国家中创造更少的直接就业，但是中国援助项目的间接正面外部性形成巨大影响，启动和加速当地经济发展。
　　普遍认为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缺少基础设施是非洲很多国家经济增长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降低交通成本（道路）和交易成本（通讯网络），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日益提高的专业分工），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西方援助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而创造了更多的间接就业。一些人认为非洲最近的经济发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与中国贸易增长以及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
　　虽然中国援助方式因为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而深受指责，但是我们认为中国援助方式能够成功解决非洲欠发展恶性循环的核心问题，而西方援助对此无能为力。而且，中国援助的高效源于中国在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以及与非洲国家资源禀赋的互补性（丰富劳动力），此为西方不可模仿的优势。
　　资料来源：Xiaobing Wang and Adam Ozame, The West’s Aid Dilemma and the Chinese Solution, BWPI Working Paper 177.
　　●书籍推荐●
城市和儿童：坦桑尼亚城市化的挑战
　　坦桑尼亚城市化发展迅速，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城市，而该比例在未来还将继续上升。儿童在城市或者城镇中成长，虽然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但也可能意味着一个终身贫困和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生。
　　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在儿童福利的很多维度正在向城市靠近。人口增长刺激起来的日益膨胀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城市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能力。城市发展停滞甚至衰落，在缺少公共服务的贫民窟中长大的儿童深受其害。
　　虽然城市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随之而来的城市贫困却被忽视了。据估计，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四分之一的家庭和其他城市地区六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甚至在一些地区高达80%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过度拥挤、没有规划的贫民窟，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和充分的医疗卫生设施。儿童在垃圾堆周围玩耍，暴露在危险甚至有毒的物质之下。他们的家庭依靠微薄的收入为生，但是却面临着高昂的食物、住宿和其他必需品等生活成本，无法提供合格的饮食、教育和健康医疗。儿童面临着社会、人身和环境疾病的威胁，同时还冒着被犯罪分子伤害的危险。
　　相对于农村地区，城市确实拥有优势：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工作和教育的机会更加充足，城市为儿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更多的机会。但是，城市优势并不能被所有城市居民平等分享，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如学校、健康医疗等，在城市中分布不平衡，一般集中在富裕地区。
　　城市必须探索发挥优势的途径，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坐失良机。高效、透明和平等的政府管理能够消除同一个城市中儿童之间的差别，平等的满足儿童的需求和权利。地方政府能够为今天的城市儿童和未来的一代人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生——如放宽审批土地的标准，降低建造住宅的难度；提高规划水平，监督和防止非法聚居点的形成；分配更多的空间用来清理垃圾、建造公厕和修筑道路；加大饮用水、电力和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消除城市贫民享受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障碍；打击犯罪，保护儿童免受侵害等。
　　在坦桑尼亚全境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不仅是一个在道义上义不容辞的目标，更是地方政府建立威信的一个迫不容缓的措施。地方政府、社区、家庭和儿童必须精诚协作，将今天充满敌意的城市环境改造为一个清洁、健康的社会，儿童和成人都能健康发展。
　　书籍信息：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Cities and Children: The Challenge of  Urbanisation in Tanzania,Tanzani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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