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五十期-绿色增长、资源和弹性 ——亚太地区的环境可持续发展

　　●研究前沿●　

　　过去二十年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强劲的经济增长已帮助5亿多当地人口脱贫，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然而，这种不可持续的、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取得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资源密集型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剧了自然资本的退化，导致大量的污染和浪费。能源消耗和土地利用的方式变化引发的资源枯竭和污染，已经上升为全球议题，而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也愈发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日益严峻的资源约束和经济、环境风险，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已经威胁到了亚太地区的持续稳定和繁荣。而绿色增长的概念正是发端于这种隐忧。本报告期望在变化的环境中为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支持，以更近距离地审视资源利用趋势和绿色增长战略，应对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亚太地区向绿色经济的转型。
　　挑战丛生，经济社会观念转型
　　决策者们正处在飞速变化的经济条件中，依赖免费或廉价资源的无限供给的经济策略早已不复存在。密集的资源消耗、飙升的能源价格、有限的资源存量、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等因素，共同导致环境、经济和社会脆弱性加剧，不确定性上升。
　　2008年末，食物危机、燃料危机和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失业、饥饿和社会冲突。2008年，亚太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接近9.47亿。而到2009-2010年，又有2100万人口因2008年的危机而致贫。虽然亚太地区仍然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一，即在1990年至2015年间将贫困人口的比例降低一半，但来之不易的减贫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成果正在面临威胁，一些国家的减贫成果甚至可能被冲销。
　　亚太地区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将面临着能源、矿产、水和土地等资源约束的挑战。而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供应商们在快速的变化面前无法维持稳定的供给。同时，森林和地下水等可再生资源也同样受到威胁。
　　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粮食供应的充足性和稳定性的关注有所提升，而粮食价格的持续攀升无疑是火上浇油。影响粮食供应的因素很多，包括农作物减产、生产投入上涨、竞争性的淡水需求、耕地被用于建造住宅和发展工业，以及对农业投资的忽视等。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使情况进一步恶化。此外，土地竞争和市场变化使得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张速度超过了粮食作物生产，即便是饱受饥饿和营养不良之苦的南亚和东亚地区也未能例外。一方面，一些国家（以平均卡路里摄入量计算）的营养不良率高于预期，另一方面，粮食浪费却导致可获得的食品数量大大减少。为应对这些挑战，各个国家对粮食自给的重视程度不断上升，农业用地有限的富裕国家已经开始寻求在其他国家获得土地以开展农业生产。
　　在亚洲的许多地区，水资源的季节性短缺是另一个日益严重的危机。该地区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可再生淡水资源，但人均占有量却最低。用水安全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又瞬息万变，从农业、能源、工业和家庭等领域的竞争性需求；水质下降；到应对气候和生态系统变化的脆弱性等。在亚洲一些地区，季节性缺水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影响到该地区的食品和能源生产、生态需求，以及人民的健康和生计。因此，有必要更好地理解水资源不安全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评估方式。
　　同时，随着能源需求上升，亚洲国家将日益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而依赖能源进口和能源强度（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较高的国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依赖能源进口的脆弱性因能源价格波动而加剧，对亚洲国家实现其能源需求的财政能力构成了挑战。而许多国家（特别是南亚国家）试图大幅增加国内能源供给，又使它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由于自然资源管理不善、人口持续膨胀和人均消费量增加，自然资本所能够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也在下降。截至2008年，亚太地区受威胁的物种数量居全球首位，森林覆盖率的增加掩盖了原生林地的持续退化，而这种现象仍在加剧。亚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提供营养，为经济增长提供宝贵的产品和服务——从海鲜、农产品、木材，到废物降解、营养循环、含水层补给和气候调解等。因此，自然资本退化带来的损失不可估量。
　　最后，日益增长的物资和能源消费促使排放、污染和浪费的持续升高。虽然温室气体（GHG）累积排放量大多源自发达国家，但亚洲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新增排放的主要来源，且排放量仍在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亚洲的经济繁荣和生计改善也是严峻的威胁。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社区最容易受到负面影响的冲击，而发展中岛国的贫困社区面临的挑战可能最为直接。
　　绿色萌芽：新的机遇和挑战
　　亚洲地区领导人认识到，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了减少贫困和增加弹性，需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国家层面，一些国家已寻求并投资于绿色战略和政策改革，特别是中国、日本和韩国。许多其他国家也发表重要声明以支持绿色增长，如柬埔寨、斐济、哈萨克斯坦、马尔代夫和蒙古。一些国家制定了低碳发展战略和政策，包括资源设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降低碳强度的目标等。亚太地区也在引导全球的绿色投资承诺，包括低碳发电（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碳贮存），能源和燃料效率（建筑物，公共交通和电网），水供应和废物管理等。
　　近来的政策举措表明，只有彻底的经济转型才能保障可持续的未来。虽然目前的人均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需求无法满足，但新兴的市场蕴含着无尽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可以试行反映新的经济现实的“无悔”策略（指负成本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因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益，其净成本为负值）。这一策略可以减轻资源风险，并可以因每个国家的需求和具体情况而加以调整。
　　变化的政策环境是治理所面临的最新挑战之一。虽然经济问题仍时常凌驾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上，但治理路径和机制必须具备跨部门的视野。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正视公众参与期望的上升，他们自我组织能力的增强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等现实。
　　资源利用趋势：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1995年至2005年间，亚太地区四种主要原材料（生物能源、化石燃料、金属矿石/工业矿物和建设矿产）的消耗增加了50％，从236亿吨增加至约353亿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该地区的原材料消耗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总和。
　　2005年，亚太地区单位GDP所需要的资源投入是世界其他地区的3倍。而从2000年到2005年间，该地区的资源消耗强度不降反升。其原因可能是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在从日本等效率较高的生产中心迁入中国等资源密集型生产中心。即便大多数经济体（包括中国本身）的效率都在提高，这种转移的规模仍然足以逆转该地区和全球的趋势。倘若这种趋势无法得到遏制，环境开发的增速就会超过经济增速。
　　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也正在经历资源利用方式的巨大变化，即从农业系统和生物能源转向城市/工业系统和矿物能源。大量的沙石和其他建筑材料被用于扩大城市、发展交通和制造业。此外，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也助长了资源消耗方式的转变。当然，最显著的变化来自于机动车化导致的运输燃料人均消费快速上升。此外，更加富足的生活需要更多的动物蛋白，也加剧了对可耕地的竞争。
　　在亚地区层面，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正在加剧。亚太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原材料，特别是化石燃料和金属的净进口国。东亚和东北亚地区因经济多样性而充满活力，却因资源约束而不得不提高人均资源进口量来维持其日益增加的物质消耗。东南亚、南亚和西南亚地区贫困高发，人均资源占有率低，贸易逆差也在扩大——意味着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体现在化石燃料、矿石和粮食价格的持续攀升，为国家预算和家庭开支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这些趋势将进一步增加依赖外部供应的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本身资源禀赋较为贫乏的国家尤其如此。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增长模式，亚太地区将持续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资源效率：亚太区经济及前景》的模型预测，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该地区将每年消耗至少800亿吨的原材料和7亿兆焦耳的能源， 而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则可能在2050年增至目前水平的三倍多。
　　即使完全发挥现有技术的全部潜力，也不足以在长期内减轻资源和环境的负面影响，无法跟上人口膨胀和人均消费率水平提高的步伐。因此，资源的公平获取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谋得生存，亚太地区国家应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努力以更低的环境成本维持劳动生产力的上升态势。从中长期来看，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只能寄希望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制度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降低对碳氢能源的依赖。而消费和生产模式也需要随之进行结构调整，从住房形式到水、能源和食品的生产等方方面面。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政策、经济行为和社会风气等方面实施变革，降低对原料和能源的依赖，提高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和资源稀缺等问题中的灵活性，并规避相应的风险。
　　绿色增长战略：以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导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绿色增长是指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低碳和社会包容性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增长”战略通过对经济行为的“重新调整”，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相互促进，使经济增长的轨迹更好地适应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战略有助于建立“绿色经济”，即增加对依赖地球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的投资，以缓减生态资源稀缺、降低环境风险。类似的经济活动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交通、建设节能节水建筑，进行可持续的农业、林业和渔业管理等。
　　实现绿色增长需要多种方式共同推动制度变迁，而这些路径必须相互完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其核心理念是承认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互补性而非冲突性。对关注环境的人而言，绿色增长能够减少环境压力；对经济学家而言，能够提高利润和竞争力；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则有助于确保基本需求得到满足。
　　支持性的经济激励框架是成功的绿色增长的核心。虽然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成果，但市场不会自动发挥作用。追求绿色增长的绿色投资会带来巨大的长远利益，但有时必须以多年的、大量的前期成本为前提。解决短期成本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时间差”，要求政府和私营部门齐心协力克服目前的财政困难，规避资本进入绿色行业的风险，以引导绿色投资的增加。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提高绿色投资的水平还消除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与其经济价值之间的“价格差”，以提高绿色经济的生存能力，并减轻环境压力。倘若不能通过内化这些负面的社会成本和环境外部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绿色投资和新的融资方式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将很快付之东流，环境保护和资源效率提高等成果将很快被经济、人口和人均消费水平增长所导致的资源消耗、污染和排放所抵消。
　　为此出台的生态税是一种交叉性的、综合性的政策工具，通过将征税对象从“良性产品”（例如劳动力）转为“恶性成本”（资源消耗和污染），实现在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双重红利”。决策者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和其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资源生产力，改变传统的经济、环境、社会发展无法齐头并进的状况。其中，在更广泛的预算改革（包括补贴改革和广泛的激励措施、费用及附加费征收等）中进行税制的调整，以及构建灵活的预算分配体制，可能是最有效的手段。
　　基础设施投资的原则应该是可持续性、可及性和社会包容性。在现有的环境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是实现绿色增长的重要手段。2010年至2020年间，亚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约为8万亿美元，其中2/3将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的设计、融资和管理创造了难得的机会。数十年来，基础设施一直迫使该地区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利用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暗淡。因此，规划者和决策者应当抓住这个机遇，改变资源利用的方式。
　　对于住房、交通网络、能源和用水等基础设施项目而言，实现可持续性意味着对现有的基础设施进行高效节能的改造和升级，并以人的需求为中心，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可及性和社会包容性。借助这种综合的路径，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将贡献于环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多重效益。例如，投资于可持续的交通运输和城市规划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空气和水污染，改善城市交通，降低市场门槛，改善公共卫生和投资环境。
　　从长期来看，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成本不一定高于传统基础设施。如果能够有序地、稳定地进行投资，就能够平衡前期资本成本和基础设施生命周期的运营成本。而在效率方面的投资能够从资源节约中得以回收，抵消对大型的、集中式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然而，实现这些目标仍然面临诸多阻碍，例如缺少合适的工具来将生态保护、效率提高和可持续消费进行“货币化”。此外，需要创新筹资模式，使技术创新获得足够的政策支持，以占据足够的市场。
　　“自然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严重低估。绿色经济认同并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经济功能的实现提供激励。自然资本投资有助于保障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调控和防洪），节约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节约，改善人类和环境安全，并提高对气候变化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适应能力。自然资本的可持续管理将会促进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推动经济转型——开发生态旅游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一例。投资应集中于具有特殊经济和社会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
　　然而，由于衡量指标、会计制度和市场价格的限制，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很少进入决策过程，导致绿色投资还远远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功能进行更好的理解和定量的测量，以改善治理和自然资源管理政策，使生态基础设施的投资成为可能。
　　可通过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转移支付和市场化，例如借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所造成的气体排放等路径，可以提高对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的财政激励。然而，确保生计改善和社区发展的成果是有利于当地居民和土著居民的。
　　可持续农业是维系和构建自然资本的重要领域。为了回应农业部门日益严峻的挑战，政府必须从简单的生产力促进转向农业用地、水和其他农业投入的最优、高效利用，同时确保社会和经济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同时有必要增加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以填补应对农业变化所需要的知识鸿沟，从挖掘农民的传统知识到保护遗传多样性，从而提高竞争力和应变能力。此外，支持亚太地区女性农民的经验已经表明了在农业问题中加入社会性别视角的重要意义。
　　支持性环境：政策整合、治理和减贫
　　实现系统变化的长期计划需要一个综合的政策框架。向绿色经济的转型需要综合性的战略，以整体性、补充性的方式来推动系统变革。而复杂而多样的挑战则需要构建清晰的愿景、目标和监测手段。相应的目标和指标体系，则有助于提供相应的政策信息，衡量经济转型的“绿化”程度。
　　交叉性、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如生态税改革等，可以协调不同政策部门内部和外部的一致行动，开展可持续基础设施、绿色市场和企业、可持续消费和自然资本投资等。
　　其他构建综合性政策框架的办法包括：集中投资于创造高质量就业、同时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的经济领域（例如可再生能源部门）。在一个综合性的政策框架内，需求方和供应方的干预手段应当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可以使用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将保障自然资本投资的策略与旨在提高长期经济活力、竞争力和减贫的策略加以整合。
　　向绿色经济的转型需要有效、公平和包容性的治理。从全球到地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治理中都存在诸多的不足。已有大量的路径和方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亚太地区拥有有效治理的成功范例，但环境特殊性使其并不具有普适性。事实上，其可移植性和可复制性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严格分析。各个国家只有辅以与相关利益者的协调行动，才能因地制宜地寻求治理的路径。
　　向绿色经济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管理这一转型过程则需要包容性治理，即确保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相关利益者的观点、创造力、知识和经验都可以用于更好地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弱势群体和脆弱群体的需求、利益和能力，都应当在公共决策过程和问题应对中得到充分尊重。这种包容性有助于确保更公平地使用资源和分担风险。要实现向长期可持续和弹性的有效转型，还需要政府治理具有适应性，即建立特定的机制来学习政策经验，并根据需要加以调整。
　　可持续发展体制框架（IFSD）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的两大主题之一，为解决（包括国际环境治理在内的）可持续发展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关于可持续发展体制框架的讨论结果将对未来治理方案的制定发挥重要作用。
　　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形成绿色增长和减贫策略之间的合力。绿色经济增长政策不能取代明达的社会政策，也无力拔除持续贫困的根源。绿色增长措施必须辅之以切实行动，确保工人和企业“公平”转型，减轻甚至消除负面效应。而这些行动的基础是政府、企业和工会之间的对话。正式和非正式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仍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人力资本的重要基础。应当对学校课程和技能培训进行迅速的评估、更新和扩充，以满足受到负面影响的行业对熟练劳动力的紧迫需求，并创造新的绿色就业机会。
　　增强弹性
　　亚太地区在以绿色经济增长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迈出激动人心的第一步。如果能够做出进一步的承诺，加深对政策方案的认识，辅以正确的投资，该地区可能会推动一个更光明的、更可持续的全球未来。而这样的未来取决于更大的弹性——即在面对不可预见的、突然的变化时，谋求生存、顺利适应且发展壮大的能力。
　　向绿色增长的转型能够减少资源消费，缓减商品价格压力，提高经济、社会和环境弹性，从而降低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在绿色增长的语境中，弹性也包括各种行动——如经济多样化、能源安全、生态系统保护，以及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等，同时应解决信息不完整和不确定性问题。
　　增强社区和国家能力以抵御冲击、自我组织和适应环境变化的方式将越来越重要。国家应当探索适应性治理方式，使知识和灵活性进入体制中来，从而在复杂性和变化面前保障人类福祉，并增强弹性，促进转型。这种“适应能力”不仅是指系统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也包括在不放弃其预期功能的前提下，改革系统功能和反馈机制的能力。
对于促进绿色经济增长而言，各相关利益者构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也十分必要。这种伙伴关系可以推动适应性的自然资源共管，从而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目标相结合；可以促进各相关利益者共同追求可持续城市建设，例如升级改造贫民窟等；可以促进科学家和农户（他们在管理自然气候变化引发的诸多风险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之间的密切交流，管理农业气候风险。
　　为了增强弹性，国内政策应鼓励工业、农业和能源等关键部门的多样化。例如，多样化、分散式的能源系统有助于国家摆脱化石燃料依赖——而过度依赖化石燃料使亚太地区经济体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冲击，引发能源安全的担忧。当然传统的集中式基础设施仍然不可或缺，模块化的、分散的服务方式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更加合适，尤其是存在资金紧张的时候。
　　在气候变化适应性方面，亚太区国家应采取“无悔”策略。这种适应性路径包括了一系列明达的发展实践，以实现包容性的、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种路径与目前许多国家的做法大相径庭——后者往往坐等更先进的预报系统而不采取任何行动。该路径包含连续的响应机制——从针对特殊地域的特殊影响，到良好的发展实践，并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保障人民利益，即便气候变化并未发生。这种“无悔”策略不放过任何机会，可以在任意条件下实施，提供安全保障，并增强信心。而其指导原则应该是对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关注，使用可靠的科学技术和预测方式，整合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路径，并通过保险机制分担风险。
　　结语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面临诸多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仍然是道阻且长。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各种资源需求的增长、尚未满足的基本需求，加上气候变化的威胁，意味着社会、环境和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本报告显示，亚太地区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中的经济战略抉择，对于该地区人民和整个地球的未来都至关重要。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上需要作出彻底的转型，才能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克服减贫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一味依靠技术创新和资源效率提升只是杯水车薪。
　　在向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治理路径的选择与设定目标和制定战略同等重要。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在其中加入经济、社会和环境考量，应该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决策者如何确定这些策略的优先序则依国家而不同。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资源需求、资源利用模式、治理结构、脆弱性和环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等因素，将决定具体策略的目标制定和实施。
　　使绿色增长惠及减贫的呼声从未停止。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必须通过具体的政策，包括在社会政策来加以发挥其潜力。凭借绿色增长一己之力不可能消除造成贫困的根源。理解持续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关系，需要对政策研究和分析予以更多的关注。
　　在采取行动的迫切需求方面，也在逐渐形成更多的共识。而政府必须在回应这些需求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私营部门能够成为提高环境绩效的积极的合作伙伴。各方力量的竞争正在推动主要产业部门（如旅游、汽车和电子等行业）中环境绩效的改善，而政府应该成为这些力量的协调者。
　　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也是必需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援助。国际合作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应对错综复杂的挑战，并构建保障全人类利益的共同未来，从而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提供助力。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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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情况下的水资源管理
——《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4》的介绍
　　《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4》（WWDR4）描述了水资源问题所面临的当前挑战，及未来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持续增加的风险，同时为在不久的将来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指出了方向。水资源是发展的中心，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超越了食物、健康、能源等基本需求，影响到工业、贸易与经济等部门。如今，这些部门大都面临着危机。因此，有必要以全新的方式审视未来，以确保持续繁荣的发展，规避可能发生的灾难。报告表明：解决危机问题必须依赖水资源，而解决水资源问题是保障人类和地球未来的唯一机会。
　　遗憾的是，自2009年的《世界水资源发展报告》发布以来，我们在水资源问题的解决方面并未取得新的进展。近10亿人的饮用水源没有得到改善，而没有自来水的城镇人口数量甚至高于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此外，还有14亿人没有电，近10亿人营养不良。尽管一些国家与地区在实现水资源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MDG）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需要继续努力。特别是回应最贫困、最脆弱群体（妇女与儿童）的特殊需求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
　　水资源约束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并与其它一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贫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全球各地的水资源状况都不乐观，当然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在非洲，针对水资源基础设施和可获得性的投资不足，加上科技落后、制度能力低下，水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污染，最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亚洲，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不仅给卫生设施带来压力，还导致水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加上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贫乏，加剧了脆弱性、风险以及不稳定性。而在本来就严重缺乏水资源的阿拉伯和西亚国家，水资源需求却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工业和贸易的发展刺激了水资源需求。此外，另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于：这些新兴的经济体的治理体制通常不足以应对这些压力。
　　从部门视角来看，用水压力持续增长，而节水技术却没能得到推广。在许多国家，农业这个最大的用水部门仍然无法提高用水效率；而发展中国家往往能力缺乏，政治支持缺位，无法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人均资源消耗量和能源需求量上升，也加剧了水资源的压力。与此同时，用水密集型的能源开发依旧是许多国家能源战略的主要内容。为了达到千年发展目标的7C目标，淡水需求正在持续增加，而大量淡水却被用于城市卫生设施。大量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排入环境，使人类和生态环境都面临着威胁。
　　水资源需求由多种因素驱动。虽然无法预知每个驱动力在未来的变化，但总体需求无疑将会上升，关键的问题也将仍然是“需求出现在哪里”和“需求增加了多少”。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们的管理方式无法提高，我们的发展路径无法变革，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将持续，水资源将仍然无法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面临着水资源稀缺的严重挑战。
　　世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复杂变化。在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和需求方面，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危及人类、社会和环境。除非我们现在就改变认识，提升政治意愿，否则眼下的危机就将持续恶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当然，WWDR4所警示的这些当前挑战不能全然抹杀自WWDR3发布以来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事实上，对水资源和其他发展要素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认同，2011年11月在波恩举行的“水、能源和粮食安全”大会就是明证。会议的许多活动都由能源部门或食品部门牵头，充分体现了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可以视作水资源领域的积极进展。虽然大会没有能够完全实施的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计划，却通过“三方”对话为“水资源之外”的水资源决策提供了具体的、切实的机会。水资源综合管理领域也初见成效。2011年联合国水资源全球调查针对水资源综合管理进展的初步发现表明，这种综合路径已经得以推广，并对国家层面的发展实践和水资源管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大会缔约方（COP）会议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然而，虽然许多相关利益者认识到水资源是实现如MDG和其他国际（或国家）进城等全球目标的重要因素，却依旧将水资源与其他问题和挑战分开讨论。在2012年的联合国永续发展大会（UNCSD）上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而正如本报告所述，不解决水资源问题，就会在其他所有发展领域引发危机和不确定性——包括农业、能源、工业、健康和生计等各个方面，最终危及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
　　水资源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逐渐认识到采取跨部门长期行动的必要性。其他部门的决策者也应当顺时而动，参与到解决跨部门问题、管理风险和消除不确定性的综合性路径中来。政府和水资源管理者有责任与相关利益者和水资源使用者一道，寻求最适宜、最公平的水资源再分配方式，推动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水资源相关问题已经超越了国界，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为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由于国家政府是国际政策的主要推动力，它们有责任将水资源问题带向国际舞台，促进公共问题的分担式解决。
　　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它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虽然重要，却难以测量。如果这些重要的功能和价值不能进入决策的视野，即便耗尽全部的水资源，我们也不会改变现有的行为方式。水资源管理者应该积极地在各个部门进行教育和宣传——例如水资源的价值、对发展进程的意义，以及怎样的水资源利用方式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等——以有效地形成合力。要实现共赢乃至多赢，可以选择许多方式进行部门管理，如适应性管理、科学工具、经济方式和其他政策机制等。
　　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环境中进行水资源管理，有必要采取打破部门和制度界限的新的路径，建立使用者和供应者之间的新的联系。许多国家已经在实践这种新的路径，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如跨国界的水域管理、多学科的景观规划，“绿色会计”制度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实施。然而，要想进一步推动这些实践，就需要构建更加灵活的对话机制，鼓励针对社会目标的持续讨论，为水资源配置和管理的决策提供支持，以顺应瞬息万变的环境条件。
　　成功的水资源管理也需要对水资源价值及其功能的显性认识。这是促进水资源基础设施和管理制度投资的前提；而如果没有这种投资，水资源就将成为“机器中的幽灵”——即现有的经济模式鼓励以增长为基础进行投资，而经济增长却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假设基础之上。如果不能认识到是水资源决定了今天的全球和地方经济发展，就无法正确预测可持续增长的未来。因此，承认水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保障这些利益的公平分配和水资源服务功能的持续发挥，能够缓减或消除未来的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
　　提升认知之外，成功的水资源管理还要求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而增加对水资源的投资。成功的管理包括在固定的、长期的基础设施方面的“硬性”投资，为提供长期的水资源服务降低风险，也包括在能力、科技、数据收集和分析、信息管理等方面的“软性”投资，以消除不确定性的影响。此外，还有必要投资于替代性的、创新性的水资源服务提供方式，例如（常常被忽视的）健康的生态系统提供的水贮存服务应该成为水资源管理的切入点。硬性投资和软性投资相结合，才能提高水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成效。
　　只有当经济政策、产业规划、城市设计、粮食、能源和贸易政策都将水资源考虑在内时，才有可能实现水资源的最优和公平分配。如建模、风险管理、无悔规划等新型规划工具能够凸显抵消效应与合作效应，从而降低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推动经济增长加速。公众的环境可持续意识提升，降低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面临的阻力，也成为了公共部门以短期风险消除长期不确定性的动力。
　　而勇于冒险的私人部门则常常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其追逐利益的天性能够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天然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效率、减少污染和浪费。已有许多企业认识到环境可持续性和水资源管理是长期的经济可持续性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一些大型的私人公司顺应市场对企业责任的要求而投资于生态保护，获得了高效的、稳定的生产资源。然而，由于公共政策的滞后，采取“绿色”科技的成本依然过于高昂，这种路径尚未成为私人部门决策的主流。
　　因此，政府应该就抵消效应向私人部门的决策者们传递正确的信号，并提供正确的激励，使他们正确认识水资源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而公民社会，特别是环保NGO，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环保NGO曾一度被视作政府力量的制衡，它们如今在决策过程中的建设性参与有助于确保不同的考量和利益都能进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视野。
　　预测和适应性调整能够避免夸大风险，推动积极的变革。虽然过去的经验并非预测未来的最佳途径，仍然可以从当前的趋势来评估结果。对变化的推动力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不作为的后果和决策的可能影响。预测未来是为了未雨绸缪。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措施是一种无悔发展规划模型，展示了在不确定性（或确定性）变动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制度都具备在新信息出现的条件下“纠错”的灵活性（和合法性），使适应性管理和无悔规划更加适用于各个部门。适应性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已经引起了水资源管理者和其他部门管理者越来越多的注意。
　　由于预测未来的手段发生了变化，就更需要认识和理解制度的运行方式。应该将气候预测、建模和情景规划等工具运用到公共政策中来。此外，应该及时更新和补充有关水资源制度的知识，包括地下水运行、生态系统维系和引导水流的功能，及其可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等。这些知识必须成为决策的基础，能够与直接或间接的水资源使用者交流，而不应该仅仅为水资源科学家所拥有。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够有效地消除风险和不确定性，推动从水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向水资源效率型发展模式的转变。然而，大多数国家都缺乏系统的数据收集，影响了对水资源现状、利用和趋势的总结分析，也对水资源数据和统计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即提高数据的可获得性、结构性和广泛性，使不同的使用者能够计算感兴趣的指标。
　　另一个挑战是决策和商业活动的抵消效应。每个决策都将影响水资源。例如，一些国家放弃核能的决定可能会导致水资源密集型的能源生产模式（如油砂开采），从而影响水资源的利用格局。为应对灾害或扭转公共意愿而仓促决策，则可能会由于缺乏跨部门的长期视角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确定政策“终点”或预期产出（即所期待的未来）有助于预测短期、中期和长期内的抵消效应。在现实中，（无论是在水资源这一特定领域，还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这种“展望”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千年发展目标进行了这样的展望，却未能从整体视角在发展坐标中呈现水资源的跨部门性质。
　　因此，应当摒弃以往部门分割的决策方式，取之以这样一个新的框架：以长期目标为导向，包含了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每个决策的成本与收益。而国家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适当的筹资机制，保障长期的水资源服务和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促使水资源因素进入到主流决策和国际治理的视野，从而构建稳定的、灵活的协作机制。而水资源管理者有责任持续地向公众公开这一过程，并就水资源在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展开宣传。
　　近来的经济危机使我们能够再次反省所梦想的共同未来，并厘清各个国家、各个部门和各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地，以“水”为镜展望未来，也促使我们的决策能够实现人类福祉、环境功能和全球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燃料危机和气候危机个个棘手，它们的并发可能会对全球可持续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WWDR4希望通过危机和不确定性的视角，正视我们所面临的水资源现实；鼓励借助各种工具和手段，促使水资源在各个发展部门中的效益最大化，实现共赢，从而对我们共同的未来产生不同的认识。在水资源领域，无论是政治或商业领袖，是水资源的管理者还是使用者，甚至是普通人，都已经见证了过去的挑战和风险，也都能够通过长期的行为改变贡献于可持续的共同繁荣。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减贫进展●　
俄罗斯经济报告：化解风险，促进增长
　　俄罗斯最近以来经济表现强劲，尽管今年产出增长出现放缓，与欧洲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增长趋弱相一致，世界银行今天在莫斯科发布的《俄罗斯经济报告》第27期如是说。
　　世界银行俄罗斯联邦国别局局长迈克尔·鲁特科斯基说：“在2012年，由于贸易收支有很大盈余，因此经常账户状况看起来非常好。虽然2011年资本净流出量有较大增加，但主要似乎是俄罗斯以外的原因，主要与对全球复苏无把握和对欧元区的担忧有关，导致资本逃向安全地点。此外，俄罗斯央行增加了外汇储备存量，失业率已回落到危机前的6.5%左右，2012年初工资出现两位数增长。2012年2月的核心通胀率是3.8%，为20年来最低水平。2011年，不平等下降，较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财政收支恢复到盈余状况。而且在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公共债务水平超过GDP百分之百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公共债务仅为GDP的10%左右。”
　　然而，俄罗斯近期经济成就的最佳部分是建立在全球油价高涨的基础上的。在供应紧张而非全球强劲需求的推动下，乌拉尔石油价格在2012年3月初打破每桶125美元，这是2008年7月以来的首次。油价高涨转化为巨额的出口收入、财政收入上升和股市上涨。不过，尽管油价高涨，俄罗斯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的确，与许多其他经济体以及1998年危机后俄罗斯的复苏速度相比，俄罗斯从2008年危机以来复苏速度迟缓。
　　世界银行俄罗斯国家局经济政策与公共部门协调人、报告主要作者卡斯帕·里奇特说：“2011年下半年，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放缓，固定资产投资最近才开始回升，而外国直接投资依然滞缓。2011年，非石油类经常账户逆差创出新高，达到GDP的13%，凸显出俄罗斯出口对全球油价的依赖性。非石油类财政赤字仍然在GDP的10%左右，2012年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今年晚些时候，推迟的水电煤气涨价措施一旦生效，通胀预计会抬头，而劳动力市场收紧会带来价格压力的增加。”
　　良好的经济政策能够帮助增强俄罗斯在动荡经济环境中的韧性，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强化增长潜力。首先，在油价高企之际，应利用财政政策来重建经济缓冲力，这不仅有助于为下次危机做好准备，而且可以确保在产出缺口缩小时，财政政策不会变成顺周期的。其次，货币政策应继续抑制通胀，金融政策应加强监管。最后，消除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可以有助于促进投资和提高生产率。改善营商环境对于最大程度地利用2012年夏俄罗斯入世带来的经济收益大有裨益。
　　撰写世行俄罗斯入世特别关注论文的作者戴维·塔尔最后说：“经过18年的谈判，俄罗斯完成了入世条件的谈判。世界银行估计俄罗斯将从入世中获得巨大且基础广泛的收益。从中期来看，收益约相当于年GDP的3%左右，工资上升4～5%，99%以上的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从长期来看，收益约相当于俄罗斯年GDP的11%，工资上升13～17%。尽管需要减免关税，但由于投入成本降低（尤其是服务性投入）和出口价格上升，大部分行业的利润率和竞争力都会得到提高。对于可能有工人下岗的行业，政府的妥善措施是把重点放在协助下岗工人进行调整，提供资源安排下岗工人再培训和重新安置到工资更高的岗位就业，而不是对衰落的行业进行补贴，延误了向生产率更高的经济转型的调整时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新估计显示2005～2010年期间绝对贫困人口下降
　　在2005～2008年期间，各大发展中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和贫困率同时出现下降，这是世界银行开展三年为一周期的贫困监测以来的首次。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发展中国家人口中有22%（即12.9亿人口）每天生活费仅相当于或低于1.25美元。最新数据采自占世界人口90%的近130个国家开展的850项普查结果。数据仅涵盖1981~2008年的主要原因是缺少低收入国家更新的统计数据或其数据与过去的估计没有可比性，但中等收入国家和少数较贫困国家有比较近期的统计数据，使我们可以做出初步估计。
　　根据规模小于全球贫困数据更新依据的样本，这些初步估计显示，截至2010年，基于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率已降至1990年贫困率的一半以下，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已提前实现了首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把绝对贫困率降低一半，同时也意味着多数国家已从最近的食品、燃料和金融危机中得到迅速恢复。
　　世行研究局局长、贫困统计团队负责人马丁•拉瓦雷说：“发展中国家在消除极度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最近的经济冲击和食品原油价格上涨中表现出韧性。但即使以目前的减贫进展速度，到2015年依然还会有大约10亿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大量人口集中在每天1.25美元贫困线偏上一点的情况说明，世界各地的贫困人口仍然处于脆弱境地。”有些地区的进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在东亚地区，处于每日1.25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77% 下降到2008年的14%。特别是中国从1981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将每日1.25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数减少了6.63亿人。但是，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是喜忧参半：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在2008年的贫困总人数约为11亿人，基本上与1981年相同，尽管1999年以来贫困人数先升后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08年已将基于每日生活费1.25美元的贫困率降低到47%，有史以来第一次降到50%以下。该地区自2005年以来绝对贫困人数持续下降，扭转了1981年后长期的上升趋势。
　　在这个时期，从整体看，处于每日生活费2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数仅有小幅下降，从1981年的25.9亿人降至2008年的24.7亿人，在此期间贫困人数先升后降，1999年2美元贫困线下的人口为29.4亿人，此后降幅较大。
　　世行的官方国际贫困线定在每日1.25美元，为世界上最贫困的10～20个国家的贫困线的平均水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贫困线，国家越富，贫困线越高，这是很自然的。世行也采用其他标准，如每日2美元，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中值贫困线。
　　贫困线的设计是为了比较各国的消费能力，是采用根据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开展的价格普查得出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制定的。研究人员首先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这些数据转换成本地货币单位，然后才可以用获得的最佳消费物价指数将标准转换为开展每项居民普查时的普遍价格。贫困线应用于居民商品消费或（在没有消费数据的情况下）收入数据。但消费没有考虑到非市场物品，如医疗和教育，也没有考虑到居民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为了全面反映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世行还对其他有关指标，如学习成绩和健康状况进行分析。
　　公众可以通过在线工具PovcalNet获得最新国际贫困估计依据的所有统计数据，用户可以采用全球、地区和国家数据计算贫困率，许多数据，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有2008年以后的数据。
　　来源：世界银行
　　●减贫概念●　
绿色增长
　　亚洲开发银行与联合国共同研究报告《绿色增长、资源和弹性——亚太国家环境永续性》指出，若亚太国家采取新的发展策略，将有潜力领导全球走向低碳成长。亚太区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成为全球最大资源耗用者，若持续现行发展模式，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50年时成长超过3倍，使地球的生态系统难以负荷，要扭转情势则需涵盖系统创新、资源有效使用及大幅降低对碳氢化合物依赖等的新发展模式。报告认为转型成绿色经济的巨额前期投资成本，阻碍了发展规模，然而通过正确的政策与诱因，长期将实现向绿色经济转变并获其效益。
　　绿色经济概念主要注重环境与经济的关联。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增长已经并将继续最有效地促进消除贫困工作。与此同时，人们认识到，在21世纪，增长所使用的能源和资源及所造成的污染必须远远低于历史。绿色增长的概念包含这一点，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将绿色增长界定为“注重环境上可持续经济发展，以促进低碳、社会包容的发展”。经合组织的定义与之类似，但同时强调绿色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绿色经济并不“排挤”或取代可持续发展，相反，最好将其理解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有的国家（印度）强调，绿色经济应为“国家保留充分的灵活性和空间，以便根据本国的情况和优先事项作出自己的选择，并确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绿色经济对消除贫穷和生计的影响可在不同层次来进行分析。第一层，单个经济体平均增长率的转变可能对这些经济体减贫和改善社会成果的能力产生影响。第二层，国民经济结构改革可能影响就业机会和需求，各国应对不利影响的能力各异。第三层，具体的绿色经济政策可以通过创造可持续生计、额外就业和其他影响来增强国家能力，将增长转变为扶贫和其他有益的社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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