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五十六期-坦桑尼亚2000-2010 年的农业增长与减贫：农业为穷人服务的 路径以及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研究前沿●　

　　1 引言
　　1.1 农业增长和减贫
　　1.1.1 农业增长的路径
　　农业一直是坦桑尼亚最大的经济部门，它包括了种植业、养殖业、狩猎和收集、渔业和林业。在2010 年，农业贡献了大约28%的GDP 份额以及24% 的出口收入（Msambichaka 等，2009）。在近十年内，农作物出口收入在总的外汇收入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从2000 年的34%下降到2007 年的不足20%。虽然农业的绝对份额一直在增长，但是由于其它经济部门如旅游业和采矿业的兴起，农业的相对份额在下降。
　　在1998-2009 年期间，农业部门每年的总体增长率在0.8%（1998）-5.9%（2004）之间波动（如图1）。而GDP 每年的增长率在4.1%（1998）-7.8%（2004）之间波动。不管是与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相比，还是与GDP 的增长率相比，农业的增长都显得缓慢：1998-2009 年，农业的平均增长率为4%，工业和服务业平均增长率为8.3%和7%，GDP平均增长率为6.4%。这种经济增长模式说明了过去十多年坦桑尼亚的经济增长不是亲贫式增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为农业支持着超过70%的人口，而农业相对于其它部门增长缓慢。



　　图 1 总GDP、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1998-2009 年（%）
　　我们更进一步分析这种增长模式，发现GDP 的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和服务业决定的。而农业的年增长率在过去的十年内一直处于停滞的状况，并且是持续的低水平和生产率的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化肥和优良种子的使用率低，农业机械化投入不足，灌溉水资源短缺，农业推广、科研、技术和农业相关的教育培训覆盖面窄，政府农业部门的投入预算低以及市场基础设施的低水平。
　　1.1.2 农业部门的分解
　　从规模上来讲，农业仍然是坦桑尼亚的GDP 增长、就业和创汇的主导部门。表1 说明种植业在这12 年期间甚至更长时期一直占据农业部门的主导地位，平均贡献为70%左右；养殖业和林业（包括狩猎）次之，平均贡献分别为16%和8%；渔业的平均贡献为5%。
　　表1 农业部分的分解，1998-2009 年（%）

　　尽管占GDP 份额21%的种植业一直在农业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反贫困举措（自从1961 年独立后立即实施），但是农村的贫困现象仍然普遍存在（NBS，2007）。有学者认为跨境贸易的管制抑制了市场的发展，进而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Baregu 和 Hoogeveen，2009）。在减贫计划（PRSs）实施的初期，GDP 增长趋势很明显，但是这种增长不是亲贫式增长，尤其是对于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大多数是以农业为生。农民家庭收入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农村收入贫困发生率的降低要远低于城镇地区。
　　1.2 研究目标、背景和方法论
　　研究地点
　　在坦桑尼亚大陆三个地区的6 个地点开展研究。这些地点是从坦桑尼亚2007 年家庭预算调查（HBS）中447 个抽查地点中选取的（NBS，2009）。这些抽查地点能够反映坦桑尼亚不同的地区、农业生态区和农业生计方式。而且在这些抽查地点贫困的发生率相当高。
　　研究方法
　　这项研究是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执行，采用的是传统的双Q（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详见Davis 和Baulch，2009）。坦桑尼亚HBS2007 调查和最近开始的NPS 调查是这项研究的起点。在这两项调查的基础上，为了收集这6 个研究地点的定性资料，研究团队还设计了一整套方法，包括焦点小组访谈法、生活史访谈以及关键人物访谈。
　　焦点小组访谈法
　　在每个抽样调查地点，研究团队试图组织四个焦点小组访谈。第一个焦点小组访谈对象是当地有见识的人，让他们自己绘制一个社区时间表，识别出社区内的主要习俗和惯例、主要生计来源并对生计来源进行排序以及理解主要资产、工资和价格的价值。
　　第二个焦点小组访谈对象是妇女，第三个访谈对象是男人（反之亦然），组成“贫富排序小组”。由社区领导者选出参与者，要求这些参与者在横截面上能够代表整个社区。这个贫富排序小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人开发一套研究地点的贫富分类体系——将农户福利水平分为6 级，从1 级的赤贫到6 级的富裕。排序时要考虑到以下因素：农户的资产、收入、消费水平和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当保留当地相关性时能够在不同抽查地点运行；抓住不同抽查地点贫困线附近人的明显差别；抓住赤贫农户具体独特的经历。
　　第二部分人分别对24 户1999-2009 年HBS 抽样农户进行贫富排序，然后识别出他们福利状况改善、恶化或者不变的原因。我们希望借此对每个研究地点的社会经济动态变化有个大致的了解。在这6 个抽查地点，我们对24 户家庭进行了8 组（男性4 组，女性4 组）贫富排序，总共有144 个排序结果（理论上来说应该是192 个，但是有2 组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排序的）。
　　第四个焦点小组访谈内容是确认主要的结论，探究突出的问题，向社区反馈我们初步的分析结果。
　　生活史访谈
　　通过106例生活史访谈来深入了解被访谈者的生活，探究他们福利水平变化的原因。基于贫富排序的发现，研究团队从24户HBS 抽样农户中挑出10 户左右来进行生活史访谈。这10 户生活史样本要求能反映出福利水平变好、变坏和不变这三种趋势和确保受访者年龄分布合理。访谈针对每个家庭内的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在每个访谈的结尾部分，将受访者的生活轨迹史描绘在坐标轴中，通过6 级贫富分类体系（y 轴）反映福利水平在时间维度（x 轴）上的变化。
　　关键人物访谈
　　关键人物访谈是要深度挖掘某一特定研究主题。看情形选择受访者，主要是焦点小组访谈和生活史访谈里争论比较突出的问题。关键人物访谈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官员、社区领导者、农作物贸易商、债主、农业推广人员、教师和医疗卫生工作者。
　　基于以上准则，我们选择了坦桑尼亚大陆以下几个抽样调查地点：Nchinga(姆万扎区)、Nkangala(姆特瓦拉区)、Ndite(姆万扎区)、Wazabanga(姆万扎区)、Kayumbe(鲁夸区)以及Kalesa (鲁夸区)。表2 简要说明了选点缘由。
　　表 2 抽查地点选择的理由

　　1.3 文章的结构
　　本文从第2 章开始对GDP 和农业增长进行分解，审视农业是否有增长以及增长以何种路径转化为减贫？值得一提的是，本章关注了农业增长是否存在一个较短的迅速提升时期，以及显著下降的传统农作物出口是否被少量增加的非传统作物出口所代替。在第3 章，通过从6 个研究地点取证为什么农业增长幅度不大，我们注意到了产量和市场的限制性作用。第四章主要关注了新的制度安排对于农业转型的影响，比如说仓储和信贷政策。除此以外，我们突出了农业在哪些贫困地区起到作用以及原因。我们发现正是新技术、可靠的市场、混合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多样化）以及稳定的制度综合高效运作使得贫困地区出现了增长。我们随后探讨了如何进行制度和政策改革以进一步巩固增长。第4 章是结论和相关建议。
　　2 农业增长及其减贫转化路径分解
　　坦桑尼亚约74%的人的收入和生计是从农业中获得。然而农业部门持续低增长，以至于不能实现明显减贫和提高大多数人生计和生活标准。而在一些地区农业出现适度增长，这种增长可以从一系列指标反映出来，如贸易机会（跨境贸易网点）、牲畜产量、仓单计划、非传统出口的表现、农业相关技术变化、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产量以及播种面积的变化。然而这种增长未能充分转化为贫困的减少和生计的改善。本章试图分解农业部门内部的增长，审视农业增长的主要转化路径来证实农业增长在改善生计方面的有效性。
　　图2 和3 显示了坦桑尼亚传统和非传统产品出口变化趋势，主要关注两个时间周期：图2 关注的是2000-2008 年，图3 关注的是2007-2010 年。在2001-2008 年期间，出口在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制造业出口，以年均38%的速度增长。
　　非传统产品出口总的以年均21.8%的速度增长。当非传统产品出口成为最大份额总出口（80%）时，它的增长速度明显影响到总出口（年均增长20.8%）。而传统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最慢，约为13%。

图2 传统和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变化趋势，2001-2008（10 亿先令）
　　同样在2007-2010 年期间，非传统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在83%和85%之间，明显高于传统产品出口。截至2010 年3 月，非传统产品出口同比从21.812 亿美元增加至24.191 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传统产品出口表现相对欠佳导致了主要经济作物出口增长乏力。几乎所有传统作物出口的增长波动的都很厉害，有些甚至出现负增长。比如说棉花和咖啡的出口仍然没有走出最近全球冲击的影响。

图3 传统产品和非传统产品出口变化趋势，2007-2010（百万美元）
　　2.1.1 鲜切花产业
　　非传统产品针对出口市场采取了一些新措施，如成立鲜切花产业和芒果种植者协会。坦桑尼亚北部地区大部分大型公司都从事花卉出口产业，特别是阿鲁沙区和乞力马加罗区。而南部高原（伊林加区的Njombe和Mufindi 县）鲜切花产业也越来越显得重要，主要生产出口玫瑰花。甚至在达累斯萨拉姆区（Kigamboni 区域）也有一些鲜花产
业投资者。据估计，在2005-2006 年期间出口到异地的鲜花量为5,862 吨， 在2006-2007 年期间这一数量增加到6,897
吨，同时种植面积也达到了137 公顷。鲜切花产业为青年男女熟练工和非熟练工提供了就业机会，除了提供月薪以外，还提供不断增加的工作保障和员工附加福利。如果鲜切花产业的挑战得到解决的话，鲜切花产业是增长转化为减贫的一个路径。
　　比如说，经验表明在面对出口市场时富裕的农户比贫穷的小农从园艺产品中获利更多。当生产线的性质和条件性别化后，不仅对产业造成影响，而且对男性、女性以及他们家庭的生计和福利造成影响（Kessy，2004）。Kessy 发现产业内的劳动力女性化以后，使得女性员工比男性多。并且不同性别劳动力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工——女性从事收割、分级和包装工作，而男性从事喷雾、灌溉和一些体力活，如花房的修建和维修。这种职业分化导致了工资差异：女性集中于从事低收入的工作类别。其他方面的挑战主要涉及福利方面的问题，包括生产工具的缺乏，工作时间长却没有加班费以及大量的使用化学物质对员工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
　　2.1.2 芒果种植者协会
　　坦桑尼亚的芒果种植者协会（AMAGRO）成立于2001 年，旨在共同寻找有效种植水果以及实现盈利的知识和技能，以获得出口市场的机遇。具体来说，这个协会成立主要有三个目的：培训会员最优种植芒果的办法；提供便利可获取的农业投入服务和其他服务，例如农业推广；加强联合销售以提高农民讨价还价能力。AMAGRO 在提高农民生产效率和减贫方面确实起到模范作用。它不仅为坦桑尼亚80 个不同地区的芒果种植者提供直接帮助，而且为那些不是会员的农民带来正的外部效应。
　　协会会员现在比以前拥有更好的种植芒果技术知识，可以达到国际标准要求；能够获得那些对于个体种植者太昂贵而不能进口的农业投入2；拥有更好的加工处理芒果及生产相关副产品方面的知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从此感受到生产率和收入的改善。使用现代技术后，1 个农民在1 英亩土地上能够种植多达64 棵芒果树，每棵树至少能结300 个熟芒果，1 个芒果至少能卖到250 坦桑尼亚先令，这意味着一个农民每英亩地每年能够获得差不多4.8 百万先令的收入（每棵芒果树获得75,000 先令收入）。而1 英亩的芒果树的生产成本（从种植到收获期间所有的开支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投
入）最多为300,000 先令。因此1 英亩芒果的净利润至少为4.5 百万先令——平均月薪甚至高于绝大多数拥有硕士学位的政府官员。而且通过加入AMAGRO，农民每英亩收获的芒果数量要比之前没有相关技术和投入的条件下翻上一倍。
　　2.1.3 非传统出口
　　非传统出口产品主要有9 种：黄金、制成品、鱼和鱼类产品、蔬菜、油料种子、园艺作物、复出口货物、其他矿物质以及其他出口货物（图4）。在Magu、Nkasi 和Newala三个被研究地区，除贸易和做小生意，作物种植，捕鱼和牲畜养殖是主要的创收活动。传统出口包括Newala（姆特瓦拉区）的腰果和芝麻和Magu（姆万扎区）的棉花。非传统出口包括Magu 和Nkasi 的稻谷、鱼、蔬菜和其他园艺作物（三地都有）。在三个被研究地区都有边境贸易存在，Newala 的外境市场是莫桑比克；Nkasi 的外境市场是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卢旺达和苏丹；Magu 的外境市场是肯尼亚。Kalesa 村（鲁夸区Nkasi 县）有90%左右的商人在坦噶尼喀湖沿岸交易，他们大多来自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赞比亚。剩下10%的商人在Mwandima（Nakasi 县一行政区）、Makazi（Nkasi 县首府）和松巴万加（鲁夸区首府）之间往来交易。

　　图4 总非传统产品出口贡献率，截止到2010年（%）
　　如上所述，尽管一些作物特别是传统作物的出口在下降，但是非传统作物在过去的十年内出口却有所增加。那些表现比较好的非传统出口作物有稻谷、西红柿、玉米、木薯和油料种子（落花生和芝麻），以及其他一些香料调味品（香草、豆蔻、辣椒、花椒和生姜），还有一些园艺和花卉产品。大部分的非传统作物是由穷人种植的，而花卉、水果、香料调味品和豌豆是由富人种植，主要是为了出口。
　　因此，在鲁夸区和姆万扎区，非传统出口对生产者出口创收方面的重要作用十分明显。据焦点小组访谈（FGDs）的结果，在以上两个地区，贸易是增长转化为减贫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途径。但是这一过程受到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
　　● Kalesa 村私营贸易商提供的价格不合理，因为他们不反映市场价格。而且这些私营贸易商为己利擅自压价，制定价格，让消费者毫无选择余地。
　　● 渔业是Kalesa 村的第二大经济产业，渔业贸易特别是活鲜鱼贸易赚钱多。与作物不同，鱼产品是被运送到Kayumbe 和首府松巴万加。然而，由于在鱼产品保鲜储藏方面缺乏适宜技术，贸易商们只能采用原始的储藏技术和设备，这种储藏技术和设备效率低下尤其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 由于得不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农民们不愿通过跨境贸易出售农产品，这样就导致了他们不能获得境外市场更高价格带来的利润。例如在布隆迪市场提供的价格高于当地市场价，据说是由于它与乌干达、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其它市场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 通过小型、简陋和劣质的船只穿过坦噶尼喀湖到达布隆迪和赞比亚市场危险性很大，尤其是当湖面浪很大的时候。
　　● 正如上面指出的，鲁夸区Nkasi 和邻国布隆迪、卢旺达、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商大多为外国人。本地人没有足够的胆量去尝试这一挑战和抓住这个机会。
　　● 据焦点小组访谈结果，在姆万扎区Magu 县农业表现整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气候条件差，而且农业投入方面的限制和市场出路的匮乏：他们不允许卖到Magu 县以外的地区，也不允许跨境与肯尼亚进行贸易。这样，农业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为制造的障碍和控制的影响。而在过去牲畜养殖人员在Magu 县和肯尼亚之间往来交易很容易，因为Magu 县处在两国贸易和市场上的战略位置上。
　　● 对于出口总体表现不佳，政府主张通过从事非农活动和提高非传统出口作物的生产，以实现农业多样化。尽管非传统作物的扩大种植能够提高一部分农民收入，但是从事非农活动这一农业多样化方式并没有成功解决农业部门面临的问题，因为它需要向农民传授组织和企业方面的技能，这样的话从事非农活动才能成为农民切实可靠的生计来源。
　　3 农业收入增长的障碍
　　农业在这三个研究地点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增长，这种增长不足以达到显著减贫、改善农民生计和生活标准要求。农业增长的长期停滞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在这一部分我们回顾了研究地点资料分析所呈现的阻碍因素，这种因素同样是农业收入增长和农业部门转型制度设计的障碍。
　　3.1 农业市场结构和定价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的可及性以及对生产者来说具有吸引力的价格能够将增长转化为减贫。AMAGRO、鲜切花产业以及仓单计划就是提倡改良的市场和定价体系方面的典型案例，因此它能够改善农民的收入。随后发生的产量和播种面积的变化说明了这三个研究地点的农业部门都有了适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与减贫和生计变化无关（专栏1 和2）。
　　专栏1：比以前更差的经济表现和生活标准
　　在过去，我们的稻田面积相对比较小，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像今天那样的土地资源压力。亩产在400-800 公斤之间，很少有农民有生产剩余用于买卖。那时候我们的收入水平比较平均。现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扩大了土地的种植面积并且收获更多的粮食，然而生活成本相对过去高了并且生计来源途径有限。在Kalesa 除了极少部分人，大家的生活标准都变差了。
　　Alexander，Kales，Rukwa
　　根据焦点小组访谈和关键人物访谈，造成这种失衡现象有以下一系列原因：这种市场导致了当地农民与外部（区域出口）市场脱钩，农民不能获得具有吸引力的生产价格；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了真实生产价格持续低水平；由于少数的商人故意压价，最低限度支付当地农民，窃取了农民创造的财富。这些商人通过异地倒卖获得丰厚的利润。
　　除此之外，当农作物获得大丰收时，巨大的库存使他们找不到销路；而当农作物歉收时，饥荒发生了。农民们抱怨商人们收购行为没有规律，收购时短斤少两而且脾气暴躁，人为压价以及对农民的投入贷款征收重息。囊中羞涩的农民们被迫在丰收的季节抛售所有的产出，放弃晚些时候价格上涨所获得的利润。这些都是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包括鲁夸、姆万扎和姆特瓦拉）农业收入增长的典型阻碍因素。
　　专栏2 是Newala 地区一个焦点访谈小组关于2009 年和1999 年的经济表现和生活标准比较的回应。社区成员现在面临的经济压力要比10 年前更为困难。他们反复重申两点原因：一个是通货膨胀因素，在2009年通胀率为12.1%，而且现在也一直保持在8%的水平。另外一个是现存的市场结构对生产价格的压制。
　　专栏2：生活成本的上涨
　　在2005 年之前挣钱途径比较少，收入低（特别是在1999 年之后），但是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成本也不高。自从2005 年之后基本上挣不到钱，收入低，而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骤然上升。当你挣到1万先令时，很快就会被花光甚至再也赚不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贫困现象如此明显，尤其是在过去的5 年期间。因为价格过高我们吃不起鱼和肉——甚至连生意人和政府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触。肥皂的价格在这期间翻了一倍。由于没人能够买得起鱼，鱼类行业濒临倒闭状态。
　　焦点小组访谈，Newala，姆特瓦拉
　　如果农业增长的障碍能够得到解决（这样的话农民的生计就能得到改善），农村社区的贫困现象能够得到大幅度减少。确实如此，因为社区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户的贫困收入弹性（如平均收入增长）相比其他职业要高（-2.13），比如政府雇员（-0.90），有雇员的自谋职业者（-1.16），无雇员的自谋职业者（-1.37）（如表3）。
　　表3 按照职业分组的全体人口的贫困平均收入增长弹性

　　资料整理来自国家统计局（2007）
　　同时，农村居民的贫困收入（平均收入增长）弹性要高于城镇居民（表4）。
　　表4 按地理区位分组的全体人口贫困平均收入增长弹性

　　资料整理来自国家统计局（2007）
　　仓单计划（详见第四章4.1）必须尽可能进行改革完善，推广到其他作物上以及边远的农村地区。因为在农村地区生产价格持续低水平，而且当地农民或市场与外部市场普遍处于脱钩和断裂状态。私人交易商通过限制农民获得市场信息而组成卡特尔组织严重阻碍了小农进入外部市场。仓单计划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使农民直接与外部市场对接，消除被外部市场孤立的情形。
　　在城市地区，由于基本需求成本的上涨而导致贫困的现象尤为明显，原因在于城镇居民更加依赖于就业市场，而且城市地区的物价水平高于农村地区。姆特瓦拉地区Newala 县的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在邻村一头母牛的价格大概在100,000 先令左右，但是在Nchinga 村却要花费500,000 先令。此外，在Newala 的城郊地区人们往往需要支付租金，这也减少了他们可购买的食品量。
　　3.2 生产性资产的获得：土地、牲畜和捕鱼装备
　　生产性资产的拥有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这个加剧了大部分以农业为生计的农村居民的贫困程度。因此生产性资产分配和拥有的不公成为农业收入增长和农户生计改善的障碍。
　　表5 按职业分组的贫困指数

　　资料来源于实地调研
　　在被研究地区，与土地、牲畜和捕鱼装备（船只、网和着陆场）相关的这些问题尤为明显。表5 所示的贫困指数说明了社区（大部分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和渔民的贫困现象比起其他职业居民更为严重，这一部分群体需要优先进行发展干预。
　　土地资源匮乏和冲突同样导致了农业低增长，进而扰乱了减贫举措。在鲁夸区Kalesa 和姆万扎区确有其事。在Kalesa，当Sukuma 人（牧民）带着大量的牛群从坦桑尼亚北部迁移过来时，冲突开始发生。Sukuma 人占据了土地，并且开始从土著Fipa人手里购买更多的土地。据说他们之所以囤积大量的耕地的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公牛来耕种一部分地而且剩下的土地可以用来放牧。现在土地十分稀缺和昂贵：租用1 英亩土地1 季需要花费100,000 先令。囤积土地的行为十分普遍，地主们正在经营的是一桩大买卖。当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敌对的气氛越来越浓（专栏3）。
　　专栏3：土地的稀缺和冲突
　　Kalesa 县62 岁的Jospehat 说道：“Bigabo 先生已经攫取了大量的土地，而且他欺骗许多小农将土地卖给他，而且他以远低于土地面积和价值应有的价格收购这些土地。我们需要法律的帮助来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拥有和获得土地，进行谷物生产来改善我们的收入和生计来源。
　　Jospehat，Kalesa，鲁夸区
　　土地的稀缺是人为造成的，由于害怕失去土地，地主们有时都不愿意将其租出，因为那些人可能租入或借进土地一季，然后在租借期限快要到的时候隐瞒地主将土地卖给陌生买家。
　　牲畜集中在那些从坦桑尼亚北部迁移过来的牧民手中，饲养牲畜更多时候是与文化有关而非经济方面。在过去，尽管大家生活在贫困之中，大部分家庭也都有大量的牛存栏（同样也有山羊和绵羊），在20 到200头之间。随着时间的过去，诸多原因造成了许多家庭放弃了养牛，这些原因包括气候的反复无常、偷牛和走私牛。例如姆万扎地区的农民生活史表明过去许多家庭拥有巨大的牛存栏量，然而人们的识字率却很低并且整体生活水平非常贫穷。纵然他们拥有很多母牛，但是这个不能给他们带来金钱：他们之所以不卖牛奶是因为他们相信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将失去部分牛。他们不为消费
去屠宰任何动物。当他们年老死后，剩下的母牛会分给家庭子女，这样牲畜存栏量便慢慢减少以至消失。
　　渔业既是鲁夸区Kalesa 村又是整个姆万扎地区一项重要的生计来源，大多数人以此为生，或为鱼商或为渔夫。然而这个产业却被少数相对富裕的人控制住了，这些人拥有大笔的生意以及昂贵的现代化打捞装置。其他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些小生意人和劳工。在Kalesa 村，安置一套完整的打捞装置（渔网、独木舟、机器等）平均花费100 万先令左右。
　　土地稀缺、无力购买肥沃的土地、土地租赁障碍、牲畜数量减少以及捕鱼装置和商业资本的缺乏影响着被研究地区人们的福利和生计。生产性资产分配和所有权偏向少数富人，他们将其他人视为自己的劳动力和市场。
　　表 6 生产性资产的获得（土地和牲畜）资料来自实地调研

　　6 个调研村庄41 个生活史访谈反馈显示：在大部分被研究地区生产性资产的分配倾向于少数人，他们大多是外来者。例如在41 个生活史访谈中，2 人拥有了49 头牛中的40 头（82%），39 人拥有9 头牛（18%）（表6）。同样地，1 人拥有了121 英亩土地中的100英亩（83%），剩下的40 人仅仅拥有21 英亩土地（17%）。这2 个40 头牛和1 个100 英亩土地拥有者不是本地人。很明显，这除了表明严重的不平等因素外，生产性资料和（或）资源分配不均衡是冲突产生的潜在因素之一。
　　同时，研究发现极度贫困的人仅仅拥有一小部分资产（图5）。在2001 年，城市和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人分别仅仅拥有21%和19%的总资产，与之相对应的2006 年数值分别为16%和27%，这种状况令人堪忧。

图5 按贫困状况分组的资产拥有概况，城市和农村，2001-2006 年（%）
　　3.3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在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和食品安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从过剩区运输食品到短缺区时。实地调研资料显示样本地区的交通运输网高度不发达。撇开水路运输（姆万扎区的维多利亚湖和鲁夸区的坦噶尼喀湖）来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的公路网非常有限，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有季节性的公路。
　　尽管新建公路方面有一些明显的发展，但是产地因以上原因和市场联系不足。公路网在连接城乡经济和促进边境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姆万扎区，城镇受访者反映，在1982 年姆万扎到塔里梅（Tarime）之间主干道修建完成之前，他们农产品的市场销路极其有限。当这条路仙剑完毕，他们能够穿过位于Silali 的国界线到达肯尼亚的市场。据一些关键人物访谈所言，跨境贸易刺激了农业企业的发展以及帮助人们脱离贫困。同时，跨境贸易的价格引诱刺激了水稻种植量的增加，许多农民重新分配自己的资源，由种植棉花转向水稻。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棉花市场价格的下降，进一步扩大了稻谷的产量。然而在食品短缺的时候，跨境贸易量受到短期的粮食作物出口禁令的影响。从Kayumbe 到鲁夸区中心城市松巴万加之间的主干道是另外一条连接生产者和其他商业城市交易商的重要线路。农民们能够将他们的玉米运到关键性的粮食采购点，同时中间商也能够从那些负担不起运输费用的农民那里买到农作物。
　　姆特瓦拉的Newala 地区和邻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非农产品。贸易的商品包括织物（batiki 和vitenge）、电器、房屋封顶的铁皮、石油油料、杜松子酒和糖片（从莫桑比克到Newala）；以及腰果、玉米、二手衣服、床垫、沙丁鱼和一种本地生产被用来制作烈酒的腰果梨Kochoka（从Newala 到莫桑比克）。然而，关键人物访谈揭示了出口莫桑比克的城镇农民不太多：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尚且不够完善，特别是穿越Ruvuma 河的水运设施（专栏4）。据估计大约有10%的Newala地区村庄的商人从事边境贸易。
　　专栏4：姆特瓦拉地区Nchinga 和莫桑比克之间的跨境贸易（Ruvuma 河）
 
　　“ 由于没有可靠的桥梁穿过Ruvuma 河，Nchinga 和莫桑比克之间的贸易比较少。在没有引擎设备的条件下，我们通常通过手动控制独木舟穿过Ruvuma 河。我们交易的产品非常有限，因为坦桑尼亚财政局在那没有设点，贸易程序比较繁琐。”
　　关键人物访谈，Nchinga，姆特瓦拉
　　市场结构不发达而且管理混乱。特设委员会的搬迁是一些城市地区农业综合经营商不断向下面流动的主要原因。在姆万扎Ndite 村，受访者抱怨说地区直辖市频繁搬迁中心市场扰乱了他们的经营业绩。
　　3.4 性别不平等
　　性别分析对于理解坦桑尼亚经济增长和减贫关系起着重要作用3。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的女性承担越来越多原本被认为是男性应该负责的工作。这些原因包括：男性外出务工、离婚、被男性遗弃、全职照顾家人、由于艾滋病和慢性病造成的守寡以及酗酒造成男性大量的缺席岗位。女性承担的男性责任如农事工作（农耕和劳力）以及通过对子女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家庭贫困和代际贫困管理。
　　当女性在维持家庭生计中承担越来越多男性部分的责任时，同时她们维持家庭所面临的现金成本也在2000 年以后急剧上升。包括食品价格（营养需求和/或高质量食品）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如医疗、卫生、教育和饮用水方面的通货膨胀。这个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能造成代际贫困（子女体质、认知和教育能力的损失）的深刻影响。
　　表7 按婚姻状况分组的贫困指数

　　资料来自实地调研
　　然而，由于肥沃的土地十分短缺，再加上女性独自肩负起创收的重任，她们通过务农来满足家庭开支时已经力不从心。家庭每个后代继承的土地规模在不断减少而且维护肥沃土地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对于那些由于丈夫去世而丧失婚姻资产拥有权的女性，这种短缺十分普遍。尽管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但是那些离婚和被抛弃的女性却丧失拥有耕地、家庭和其他资产的权利，而且他们还得继续全职赡养子女和老人。
　　表8 按性别分组的贫困农户土地拥有变化趋势，2001-2006 年

　　资料来自实地调研
　　表8 显示了男性和女性土地拥有的份额。女性大约只拥有男性一半的土地，这与女性在农业中的地位不相称，因此女性与土地资源之间的关系紧密（见图6），所以对于那些被遗弃和离婚的妇女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见表7）。

　　图6 按性别分组的资产占有概况，城市和农村，2001-2006 年（%）
　　官方对此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女性从事商业（贸易和小制造业）和为女性提供更优惠的贷款。但是，所有被研究地区的女性都面临启动商业活动所需资金的问题。即使她们成功获得资金支持的话，她们会发现女性在这种市场上已经人满为患了（比如鲁夸地区的番茄和鱼类商人；姆特瓦拉地区的甜甜圈和其他熟食、番茄和衣服商人）。此外，这种商业依赖于农民的购买力。当农民的收入降低时（由于价格很低或者产量不好，不管是多少年或者仅仅是一个季度），这种生意
的市场同样不景气。例如在姆特瓦拉地区的Nkangala，由于1999-2006 年期间腰果价格全球性下跌导致了当地鱼类、衣服和快餐商人纷纷面临商业倒闭的情形。
　　在鲁夸地区Kalesa 我们同样注意到单身女性从事贸易或者商业活动要比已婚女性自由。当已婚女性外出经商，丈夫们信不过他们的妻子。已经发生过女性借经商之名幽会别的男人。因此，大多数男性都不允许自己的妻子从事商业活动。这一原则和规定仅仅针对女性；妻子对外出经商丈夫的担心被认为是不正常。丈夫们因此非常自由，他们从事商业活动要远高于女性。不管怎样，与十年前相比，女性总体上来说更为自由，更有权力。她们参与贸易和商业活动的程度显而易见要比十年前更高。
　　3.5 技术、支持服务和制度
　　坦桑尼亚第一个减贫计划（MkukutaⅠ）实施过后两年的国家农业抽样普查2002/03显示：18%的小农使用改良过的种子。17%使用杀菌剂，12%使用有机肥料以及6%使用混合肥料。令人惊讶的是，74%的农户没有使用农家肥料，而66.7%的农家肥料是由当地生产的。大约有61%的牲畜饲养者距离兽医服务站15 公里开外。
　　生活史访谈发现农户对农业投入用途方面的小知识掌握甚少。很多受访者认为是指经济作物的投入；其他的受访者仅限于关心化肥方面的问题。受访者透露农业低投入的诸多因素：化肥价格昂贵、缺乏相关意识、农资商店距离远以及对土地肥力的信任，尽管所有研究地点的受访者一致性反映农业产量和土壤肥力的下降。
　　在一群腰果种植户中有一个农业投入受益者，他使用了硫磺并且每棵树收获了8 公斤的腰果（别人每棵树收获不超过5 公斤）。如果按照推荐比例在腰果树上喷洒硫磺的话，据估计每棵树能收获多达10 公斤的腰果。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农民几乎没有提到有关农业投入代金券方面的问题。在同一个村庄内，有些农户收到了投入代金券，但是大部分农户没有。这意味着投入代金券计划没有告知所有的农民，它的分配可能需要区别对待。因此收入代金券不足以及分配低效率。
　　我们发现在耕种0.5-5 公顷的地块时，所有的受访者都是采用手锄耕种。这种生产工具既费时又费力，而且会导致收获量不足。这样的话生产仅能维系生存，没有多余的可卖。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改良的推广服务不足，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大约只有15%的农户接受到畜牧业推广服务以及34%的农户接受到作物生产服务。同时，一名区农业官员指责农民将这种服务关系到政治方面，这导致了农民对推广服务的响应低。
　　专栏5：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大部分农民对农业信息态度不重视。我邀请了70 个农民参加农民田间学校示范活动，但是仅仅5 人参加。之所以出勤率如此低，原因在于这地方人有一种不良观念，那就是他们认为农业就是政治，而且专家是执政党用来误导他们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反对党成员。”
　　区农业官员，Nchinga，姆特瓦拉
　　因此在所有的被研究地区农业是一种低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手锄是主导性生产工具以及有限的改良种子和化肥使用。
　　4 农业部门的增长点
　　如上文所述，坦桑尼亚农业部门在有限的领域取得了适度的增长，而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经济作物价格变化、作物和农畜产品产量变化、作物种植面积变化等等。当然，这些成就并未贡献于减贫和生计。
　　4.1 仓单系统
　　仓单系统由自2007 年的农业市场体系发展项目（AMSDP）引入，虽然也遭到部分农户的批评，在改善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生产力及其效率、增强农业生产者信心、稳定生产者价格和农业技术投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仓单系统是坦桑尼亚政府实现市场公平与稳定的重要举措，鼓励农户使用仓储设施储存农产品，在市场价格升高之后再加以出售。这一体系通过农村初级组织（primary society）、农户协会及信贷合作社（SACCO）得以运作。初级组织先向农民支付产品价格的70%和其他红利（缓减农户支付来年生产资料和协会费用的压力），对农产品进行细致的称重和评级，向农户签发一式三联的收据。农户将农产品储存起来，几个月之后经由仓单管理系统进行拍卖，得到剩余30%的款项。这一过程降低了仓储、利息、运输和管理的成本而使农户受益。仓单体系旨在稳定生产者价格，向农户进行生产资料补贴和提供信贷（SACCO）而增加技术投入。
　　仓单系统提高了流动性，减少了大买家的反竞争行为，从而激励了市场竞争。在引入仓单系统之前，这些拥有银行金融渠道的大规模出口商和加工商占据着Mtwara、Lindi 和沿海地区的大部分腰果市场。他们收买地方的私人贸易者（代理商或中间商），从初级组织和合作社购买腰果。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出口商和加工商为数甚少，就有可能形成垄断。而地方贸易者之间也不存在竞争：他们只是这些大型企业的代理人，只为了赚取可观的佣金而已。因此，引入仓单系统：
　　为农业部门带来了更多的银行资源（和流动性），使初级组织和合作社能够获得独立的银行资金；
　　迫使大规模的出口商和加工商无法直接从初级组织和合作社购买腰果，而是只能参加拍卖，减少了它们的反竞争行为。
　　而这一系统对农户的作用又如何呢？来自腰果产区农业市场合作社组织和来自旱稻产区信贷合作社组织的运作经验表明：作为一种有效的市场工具，仓单系统能够通过设立市场终端、稳定及提高市场价格等方式，使农户得以受益。随着出口价格的上升，农场交货价格也有所上涨。例如，在Nchinga、Nkangala 和Mtwara，在2007/08 年度引入仓单系统之后，农场交货价格从2000 年的每公斤250 先令上涨到每公斤800 先令。在Tandahimba 区，腰果的生产者价格从每公斤
150-410 先令上涨到了每公斤710-850 先令（几乎翻倍），不但反映了生产者价格的上升，也表明价格波动得到了大幅度的抑制。
　　在Iringa 和Mbeya 地区，仓单系统是通过信贷合作社运作的。仓库从农户那里购买旱稻，先预支他们50%的市场价格。在收获季节，旱稻的平均价格大约是每100 公斤50,000 先令。这样，农户会通过信贷合作社得到每100 公斤25,000先令的首付款。随后，储存的旱稻被仓库管理者以75,000 先令的平均价格（反季价格）出售。支付给农户的第二批款项会扣除贷款、生产资料成本和利息，这样农户大约能够获得每100 公斤60,000 先令的总收入，也就是每公斤600 先令。由此，农户能够承担市场成本、生产资料投入，获得稳定的相对高价。
　　当然仓单系统也存在问题。一些农户不喜欢分两期付款的形式，更倾向于在收获时拿到100%的价格，来支付劳动力成本、学费和其他必需品开支。可见仓单系统的运作不能“一刀切”，可以为部分农户保留其他的选项。还有一些农户希望在定价和拍卖中争取更多的代表性，呼吁审计、内部控制和透明度，并要求获得更多关于支付二期款项和红利的时间信息。对农户访谈时，他们大多以抱怨开始，又以积极的建议结束，他们希望这一制度能够尽快扩展到其他作物，如木薯、
玉米和豆类等，因为私人贸易者并不可靠。
　　4.2 生产力促进因素
　　在20 世纪90 年代，Nkasi 和Rukwa 的旱稻和玉米产量要高于当前水平。1992 年，水稻产量首次达到峰值（每公顷30 袋，而之前的水平仅为每公顷5 袋）。20 世纪90 年代末期，这一数字继续提高到每公顷35 袋。然而，在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期的时候，由于无法获得充分的灌溉，加上水流中断（如洪水）等原因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产量回落到每公顷25 袋。
　　而畜产品产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北部Sukumaland 的游牧民族Sukuma 人。他们拥有许多牛，也就自然地享受了有机肥施用、牛耕犁、牛拉车等农业技术的裨益。养牛文化开始逐渐蔓延，意味着个人的资本存量和资产在增加。如果能够提供适当的管理、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养殖业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在1995 年到1999年间，国际小母牛在1999 年到2003 年间，香港明爱在2004 年到2005 年间，分别支持过坦桑尼亚的奶牛养殖，使其成为一些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那些积极参与项目并遵从项目原则的农户更是如此。例如，一个来自Rukwa 地区Kalesa 的受益者在1996年获得了一头奶牛，用出售牛奶所获得的收入购置了5 公顷土地用于水稻种植，修建一栋有4 间卧室的瓦房，将唯一的孩子送去私人中学，并邀来8 位亲戚的孩子同住，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学费。虽然这些支出使她本人无法脱贫，但为亲戚提供支持在当地社区被普遍视为福祉的指标之一。
　　4.3 信贷制度
　　农户能够更多地获得小额贷款，为他们扫除了农业生产中最大的障碍。例如Mwandima 的信贷合作社覆盖了整个
Mwandima 地区和Rukwa 的所有4 个村子（包括Kalesa）。自2006 年引入的信贷制度目前已经吸引了417 个成员，并拥有一个由6 人组成的董事会和由3 人组成的监委会。信贷合作社要求其成员进行储蓄以获得贷款资格，并鼓励他们购买股份。每股价值5000先令，入社费则为2000 先令。一个人要想获得贷款，必须拥有至少50,000 先令的股份和50,000 先令的存款。
　　从Rukwa、Mwanza 和Mtwara 的生活故事访谈中可以明显看出，普通人要想加入信贷系统仍然困难重重。然而，一旦满足了初始条件成为信贷合作社成员，回报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在获得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尤其如此。确实，信贷渠道是农业生产力和减贫的重要决定因素。回归分析也表明（经济活动的）金融化、储蓄和信贷机构的成员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的渠道，都是减贫和生计改善的重要决定因素，显著度为5%。
　　信贷制度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其成员及社会大众过高的文盲率。其成员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储蓄和购买股份的传统，他们只是想贷款而已。如果贷款没有得到批准，他们会抱怨受到了歧视，声称信贷合作社只为富人服务。鉴于这种负面观点甚为风行，通过成员资格促进资源流动就无从谈起。
　　在网络方面，每个村庄大约20%的人参加了循环储蓄和信贷合作社（ROSCA），其模式是将成员的所有储蓄贷给某一成员，在特定时间之后收回贷给下一位成员。一些焦点小组访谈受访者认为，信贷合作社比循环储蓄和信贷合作社所需花费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后者能够更快地发育成熟。在Rukwa的Nkasi 地区，葬礼组织十分普遍，其成员会以现金和劳力的方式，在成员或其近亲去世时分担葬礼成本。这种组织或协会也可以用于农业生产或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的筹资。
　　除了循环储蓄和信贷合作社之外，本研究还发现了另一种重要的非正式信贷制度：在亲属、邻居、朋友、商人和房贷者之间的财务安排。这是大部分农村人口获得信贷的主要来源，而获得的款额主要用于消费，如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和婚礼花费等，仅有部分投入到生产环节。这种贷款的额度一般比较小，大约在5000 先令到10,000 先令之间。部分贷款不收取利息，也没有附加条件，还款的模式基于互惠原则而比较随意。在Kalesa 和Rukwa，农户会以一袋旱稻来偿还10,000 先令的贷款，而其市场价格则在20,000 先令到30,000 先令之间。放贷者由于收取高昂的实物利息而被指责借机剥削农户。然而，非正式贷款促使农户能够获得不受约束的贷款，从而增加耕作面积，放贷者承担的风险反倒较高。农户能够耕种2 到3公顷的土地，提高产量和生产力。另一方面，Kalesa 村的放贷者因为缺少资本而无法满足当前的贷款需求。
　　5 新的增长是否促进了减贫？
　　令人沮丧的是，上节所述的增长并未促进人民福祉。其原因主要是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扭曲的农产品市场。
　　5.1 基本需求成本迅速上涨
　　5.1. 1 2005 年到2009 年间的上涨
　　受访者认为，在2000 年到2005 年间，生活成本上涨并不显著。而到了2005 年到2009 年间，上涨之快已经抵消了仓储系统带来的所有收益。因此，在MKUKUTA Ⅰ时期人们反而感到更加贫困。虽然仓单系统使腰果的价格从250 先令涨到500 先令，又进一步涨到800 先令，但仍然不及生产资料投入和生活成本（基本需求，如鱼、煤油、香皂、糖、盐和布）的上涨幅度。贫困人口被赶出了某些基本需求市场（例如牛肉、鸡肉、牛奶和鱼，即食物蛋白质）。生活成本的上升体现在几个层面。图7 所示的指数在2002 年以来在持续上涨，自2005 年以来上涨速度甚至在加快，其中食物价格的增速最快（燃油价格次之）4。诚然，自2007 年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以来，食物通胀成为通胀中最为严峻的部分。

图7 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度变化，2002 年11 月到2009 年11 月
　　来源：NBS（2010）
　　图8 为先令在不同时期的消费购买力。2002 年11 月100 先令的价格/购买力下降到2009 年11 月的59.28 先令。在Nkasi 的城市地区如Newala、Magu 和Kayumbe 等地，基本需求成本的通胀导致的贫困现象更为明显，这里的居民更加依赖市场获得就业机会，而所需支付的价格也高于农村地区。

图8 100 先令的购买力，2002 年11 月与2009 年11 月的对比
　　来源：NBS（2010）
　　5.1.2 必需品和临时性劳动力的价格上涨
　　临时工们更能体会到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一位妇女说，“如果我们去做临时工，比如做20 天的甜甜圈，会拿到20,000 先令的工资。但是20,000 先令没办法从市场买到够20 天吃的食物”（见专栏6）。
　　专栏6： 真实收入下降
　　Asna 主要依靠临时性工作生活，她抱怨钱在市场上已经不值钱了，因为基本需求的价格太高了，一些东西已经买不起了，比如牛肉、糖、食用油、鸡肉、鸡蛋和牛奶。她说，14 年前刚结婚时她能买得起这些东西来烹制传统的玉米或木薯面饼（ugali），但现在只能用蔬菜或者自己种的干果来替代了。Asna 希望政府能够对市场价值加以规制。
　　Asna，来自Mtwara 的Nkangala
　　根据一位受访者的反馈，表9 对1999年到2009 年间的价格变化幅度进行了粗略的估算。官方数据表明2002 年以来坦桑尼亚的物价水平整体上翻了一番，因此表9 的估算可能略有夸大，而该受访者在访谈中也十分生气。然而，表9 仍然能够反映受访者对价格上涨的感受。
　　表9 1999 年到2009 年间的食物价格估算（单位：先令）

　　来源：de Corta 和Magongo（2010）
　　过去10 年间，非食品类必需品（如肥皂和煤油等）的价格也翻了一番甚至两番。在坦桑尼亚，依赖市场获取食物的人口面临着最高的食品不安全性，临时性劳动力尤其如此。坦桑尼亚虽然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其食品不安全问题却可能会恶化。原因有三：
　　人口增长过快（自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增加了2 倍）、耕地面积减少、肥力降低等因素，导致劳动力数量增加；农业生产持续萎靡，减少了就业机会，限制了工资上涨；食品和非食品必需品价格上涨。
　　因此，虽然MKUKUTA 进行了减贫的努力，但临时性劳动力的饥饿问题却在加剧。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饥馑早期预警网络（FEWSNET，2009）对坦桑尼亚2009 年10月到2010 年3 月的预测表明，食品价格的居高不下导致了食品不安全家庭数量的增加。
　　5.1.3 低收入缘何产生高成本？
　　这是个困扰经济学家已久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对这些产品的有效需求缺失，应该会导致价格的降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运输成本。在坦桑尼亚，燃油价格的上涨导致食品从农场到市场的运输成本增加，最终提高了食品和非食品必需品的价格（FEWSNET，2009）。Newala 地区位于一个高原地区，运输者不仅要承担较高的燃油成本，也要考虑在破损的路面上行驶的风险，于是他们会通过提高产品价格加以弥补。从Kalesa 到Kayumbe 的道路破损不堪，雨季更是寸步难
行，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成本。
　　电力供应的持续缺乏也提高了生产成本，推动了消费者价格的上涨。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政府部分的扩员。政府雇员拥有永久性收入，并因稳定的工资而获得信贷渠道，成为少数有能动性的群体之一。这些带薪的
政府雇员及为他们服务的人群（发廊、餐馆和旅店等）导致了地方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而不受腰果价格波动的影响。非政府组织（NGO）也带来了稳定的客流（NGO 工作人员、到访的官员、作物贸易商等），从而带动了商品需求。在Mtwara 和Mwanza，这种情况尤其明显。此外，近年来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导致现金量增加，也是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5.2 服务成本迅速上涨：水、教育和健康
　　对贫困人口而言，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成本增加来自于基础服务领域。在大部分地区，成本上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水、教育和健康等方面。MKUKUTA 旨在扩展基本社会服务，却因成本不断增加而恶化了贫困人口的处境。贫困人口由于无法负担成本，就只能承受年轻人得不到充分的教育、卫生设施不足和不利的健康状况等后果。
　　例如，Nchinga 人正在缺水。20 世纪60年代，他们用水泵从Ruvuma 河取水，再以管道通到各个建筑。这些设备已经年久失修，水泵所需的电力供应也不足。结果当地人只能选择买水或者远距离取水。每天，他们都要花6 到8 个小时来取水（早晨2 点到6 点或早晨6 点到下午2 点），而返程还是一段上坡路。年纪大一些的孩子能帮忙，却会因为过于劳累而不愿上学。或者，当地人还会雇佣临时工来取水，并支付现金。总之，缺乏免费或廉价的水资源，会直接影响贫困人口的金融成本（500 先令的工资支出），或间接降低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或是影响家庭的卫生状况和健康水平。在3 个研究点，研究者都提到了许多孩子脸部和衣着的脏污情况。同时，购买力降低意味着昂贵的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品开支无法保障，而卫生设施不足又会进一步恶化营养不良。
　　另一个问题是学费成本和其他开支的增加。当问到Newala 的焦点小组为何Nchinga和Nkangala 的学校退学率高于坦桑尼亚其他地区时，得到的反馈令人无限伤感：“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让孩子上学！但是穷人没法交得起学费、校服费和其他的钱，只能滚蛋。”
　　专栏7： 教育成本上涨——来自Rukwa 地区Nkangala、Mtwara 和Kalesa 的案例
　　Asna（32 岁）是一位单身母亲，她决心排除万难送4 个孩子上学，却发现成本高得吓人。3 个上小学的孩子每年要交10000 到20000 先令的学费，加上10000 先令的校服费（3 个孩子总计70000 先令）。而大女儿由于没有通过7 级标准考试，Asna送她到一个私人走读学校，这在当地也很常见。事实上，这正是她婚姻破裂的原因：她的前夫不愿承担女儿的学费。大女儿每年需要给学校交70000 先令赞助费、20000 先令学费（包括考试费、保安费等）和15000 先令校服费。这样，子女的教育费每年就要175000 先令。此外，Majengo 地区的居民还要从每公斤腰果的收入中拿出10 先令，用于修建政府中学。
　　Kalesa 的Samweli（35 岁）抱怨她的9 个孩子上小学太花钱了。每个月每个孩子要交2500 先令，用于支付不在政府体系内的教师的费用。这是一项村庄政策。此外，她每周还要交纳200 先令的文具费。
　　Asna，Mtwar 地区Nkangala；Samweli，Rukwa
　　地区Kalesa
　　比Asna 和Samweli 更贫困的人根本就没有能力送子女去上学。在当地的政府学校，一个孩子要交纳30000 先令购买桌椅，或者从家里自带桌椅，否则就不能上学。小学教师会强制学生交钱而不能自带。而买不起校服是最令人伤感的退学理由，在当地却十分常见。所以，能够上学（包括中学）的孩子一般都来自“非贫困”家庭。
　　教育支出数据表明，极端贫困人口教育支出占其总支出的20%（图9）。贫困人口不送子女上学的主要原因是真实收入降低直接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
　
图9 按贫富类别分组的教育平均支出，城市和农村，2001-2006 年（%）
　　资料来自实地调研
　　虽然药房、医疗中心甚至医院都十分便利，但享受这些健康服务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仍然过于昂贵而望而却步。X 光检查需要花费25000 先令，“但很少有贫困人口能够在突然患病时拿出25000 先令，只能坐以待毙”（Mtwara 地区Newala 的焦点小组）。即使到了医院，贫困人口也会发现那里缺医少药，两三个病人只能挤一张床。
　　MKUKUTA 试图以税收调节这些基本服务的提供，特别是对健康、教育和水资源部分加大投资。然而，本地人的农业收入还是跟不上这些服务价格的涨幅。
　　6 总结、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试图评估调查地区过去10 年间是否实现了农业增长，而这些增长是否贡献于减贫。
　　6.1 基本必需品价格迅速上涨
　　研究发现表明，农业增长速度长期以来无法显著地针对广大农业人口实现减贫、生计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当然，某些地区实现了适度的农业增长，有一系列指标可以证明，例如贸易机会（如跨边界贸易终端）、农畜产品、农业技术、仓单系统等。不幸的是，这些增长没能提高人民的福祉。
　　价格的上涨和农产品市场结构的扭曲是主要原因。通胀迅速地拉升了基本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包括农业部门临时性劳动力的成本。同样地，如水、教育和健康等服务的成本也在上涨，抵消了腰果、芝麻和非传统农产品的生产者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此外，通胀持续压低了真实生产者价格。同时，市
场结构也不利于农户。在本地市场积累起来的财富没有惠及生产者，相反地，少数贸易者有意压低本地价格，降低支付给农户的成本。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地方经济和地方农户都与外部市场脱节，也就无法享受有利的生产者价格。私人贸易者能够在外部市场上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农户的产品，获得巨额利润。
　　自20 世纪80 年代早期的市场自由化以来，坦桑尼亚一直没能建立起市场扭曲的调解机制。市场结构需要加以调整，以反映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对于政府而言，重要的是维持支持性的政策环境，并发挥有效的最小监管作用。政府对市场的最小干预必不可少。目前的市场结构存在漏洞（由于一些市场角色的不作为，特别是政府），导致收购商对农户的剥削，农户无法直接进入更加有吸引力的市场进行交易。
　　因此，制定一个有效的农业战略规划就迫在眉睫，才能推动小农农业转型，刺激农业活动以促进农业增长，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最终改善农业部门从业人员的生计。
　　6.2 农业增长（和减贫）的阻碍
　　农业市场被少数私人贸易者主导，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加重了小农的负担。在9.5%的通胀率条件下，现有的市场结构并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仓单系统是矫正市场扭曲的手段之一，使农户能够间接地与外部市场相连接。要降低通胀的影响，需要为粮食生产者提供支持以保障食品安全、提高农户收入、降低食品通胀。
　　通过支持如Tandahimba 农户腰果协会（UWAKOTA ） 和Newala 农户腰果协会（UWAKONE）这样的农户组织，能够弥补仓单系统的一些弱点。它们借助仓单系统建立了新的市场渠道，向其成员收购腰果，再通过仓单系统进行储存和出售。据称，与初级组织相比，这些协会更透明、更负责。它们以需求推动，有更强的市场谈判能力，以成员利益为行动准则。在其他地区，特别是Newala 和Masasi，对这类组织的需求十分强烈。
　　要扫除农业增长的阻碍，需要出台一系列干预措施。农业增长和减贫的阻力同样来自于以下方面：低下的土地生产力、劳动力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生产力；有限的资本存量和金融服务渠道；农业技术支持服务缺乏；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城乡联系；传统的性别关系；生产者组织能力不足；初级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价格劣势；不安全的产权；将商业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用于借贷抵押等。这些负面因素影响了农业生产力（渔业、畜牧业也未能幸免），是促进农业
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也应该是农业投资的优先领域。因此，应当关注私人部门的参与，改善道路网络、信贷和教育条件，确保农业支持服务的及时到位。
　　与妇女及婚姻有关的法律法规缺失，加上农村离婚妇女大多是法盲，妇女常常遭受离婚或被丈夫抛弃之苦。她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善现状。应当给予陷入这种困境的妇女更多的关心，并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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