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五十七期-2012 年全球发展展望:世界变迁中的社会凝聚力

      ●研究前沿● 

      自新千年伊始,世界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财富迁移”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世界的经济重心已逐渐从西方转向东方,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促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格局。新的情况意味着给创建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带来一些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本报告探讨了在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并为决策者提供了如何增强社会融合的诸多建议。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社会能增进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打击排斥性和边缘化,创造一种归属感,促进相互信任,并为所有成员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本报告从三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凝聚力:社会包容性,社会资本和社会流动性。
      本报告认为,社会凝聚力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目标,它也有助于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广泛的不平等和排斥感,不容许表达不同政见,其经济成长的路径将是难以为继的。本报告强调,有必要在财政税收制度设计、就业、社会保障、公民参与、教育、性别和人口迁徙等方面制定统筹协调的政策。因这些领域的政策在影响社会成果方面都相互关联,因此每个领域的政策设计都需要兼顾其他领域的政策。财富迁移给社会凝聚力带来机遇…
      在错过20 年的发展机遇且经济表现不尽人意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10 年的整体经济状况已经复苏。过去几十年中,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在2000 年代首次实现经济增速超过高收入经济体。在2000 年代,有83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增长率达到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人均增长率的两倍(人均增长率是《2010 年全球发展展望报告》中用来界定“趋同国家(convergingcountries)”的衡量标准),而在1990 年代只有12 个国家达到这一水准。但是,由于发
    达国家的增长在摆脱经济危机实现复苏的过程中陷入停滞,2010 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比2000 年代更为黯淡。鉴于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不如从前,新的十年势必会考验新增长引擎的力道和财富迁移的可持续性。
      在2000 年代,大约50 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人均年增长率超过3.5%。如今,在全世界20 亿每天生活费在10-100美元之间(全球中产阶级)的人口中,近10亿人生活在趋同国家。这一数字到2030 年预计将超过30 亿。高增长率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资源,可用来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成长过程并为此提供资金,考虑到新兴中产阶级的期望及其对社会凝聚力的贡献则尤其如此。
    …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各国政府必须应对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经济和社会转型所带来新的压力和负担。这些严峻挑战包括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结构转型,需要满足公民对生活水平和获得机会方面的更高期待。生活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民众希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生活水平有着持续升高的期望。由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更多地与发达国家的民众进行比较,他们的消费模式和对优质服务的需求预计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泰国和突尼斯等高增长国家的人民满意度下降所示,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状况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各国政府不应忽视这些新兴中产阶级的辛劳奔波,也不应低估他们动员民众,施压政府变得更开放透明,或要求提高服务水平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社会凝聚力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政策目标。若政府忽视社会凝聚力问题,可能面临社会不稳定和干预政策效率低下的威胁。从2010年泰国争取民主运动到阿拉伯之春,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理论:如果漠视民众对包容性政治进程的诉求,仅仅运用技术健全的政策框架是不够的。
      政策可产生明显效果
      尽管强有力的经济增长过程对趋同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公共政策可产生明显效果。再分配的政策就是一个有力的例子。曾经收入差距悬殊的经合组织国家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重新对收入进行分配,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在拉丁美洲),税收和转移体系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则较为有限。
      增强社会凝聚力需要长期的愿景和承诺。尽管一些政策干预或改革举措能相对较快地产生了效果,但其他政策则难以在短期内奏效。比如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教育体系,提高弱势群体的教育水平和平均教育水平,就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转化为代际间社会流动的增加。此类政策的长期愿景和承诺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执行多个领域的政策协调任务可能会构成严峻挑战。促进协调的工具包括跨部委的小组或委员会,预先的法律影响评估以及基于主题的水平式预算。譬如,根据男女性别制定的预算通过甄别解决产业政策存在性别差距所需采取的干预措施,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划和预算来推进性别平等。
      对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的政策领域
      财政政策
      较大的财政空间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促进发展和增强社会凝聚力。但是为了将这些机遇付诸实现,需要改革财政政策。财富迁移带来的意外巨额收益和资源可用来资助社会项目。但他们自身还不够:这些项目应该是负担得起且可持续的。在这方面,一个关键问题是确保社会项目资金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财政收入取决于动荡的大宗商品价格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即将枯竭的情况下,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是一个难以确定的目标。趋同国家的税收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依然相对较低,因此仍存在拓宽税基或调高税率等税务改革的空间。
      然而,民众对如何课税和财政收入如何支出的信任度较低,较低的信任度通常会影响到脱离互补性开支和机构改革来考虑税收改革举措的效果。一些社会因素对较低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明显影响,尤其是在对财政政策信任度较低的情况下。这可能演变为财政收入水平下降,以及财政政策往往在解决收入不平等和创造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机遇方面效果欠佳。此外,即便存在正规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普通民众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或只能有限度地使用影响政策的集体机制,财政政策也倾向于体现精英阶层或强势游说集团的利益。
      实行让公共支出与目前波动的财政收入脱钩的经济及财政制度,是确保社会凝聚力政策获得可持续资金支持的关键。宏观经济财政政策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创造充足且可预见的财政空间,以便为社会凝聚力相关的重点发展支出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重点项目包括社会养老金、失业救济金、教育或青年就业计划等。如果财政政策能迫使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存下一笔钱,以便他们能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持公共投资的水平,则财政政策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样,主权财富基金可帮助不可再生大宗商品出口国将资源相关的财政收入留在今后或供后代使用。
      税务管理改革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透明度和纳税道德的另一个强有力方式。但是为了做到有效,税务管理改革必须成为加强社会契约的协调努力的一部分。各项改革措施(如设立半自主治的税务征缴机构),如果与公共支出政策的改革相结合,将会产生更大的成效。只有改善公共服务,税务征收才会变得更好和更透明。以公共服务换取纳税举动的财政交换手段,是创造遵守税务制度和提供公共服务之间良性循环的关键。
      就业与社会保障
      财富迁移带来了深层转型,这需要有能够促进劳动力市场发挥其制定工资、人员调配和配置等作用的市场管理机构。旨在为工人和集体谈判系统制定保证条款的改革可以首先建立一些机构,这些机构将协助市场根据新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更平稳地调整工资,同时确保工资薪酬能够反映生产力得到提升的状况。维护工人的利益不一定意味着保护就业岗位。确实,拥有成熟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兴国家可以促进这样一个议程:它致力于通过使失业者和老年人获得失业保险、救济及收入补助,以及包括保健医疗在内的一整套公共服务的社会保障方式来实现收入安全,而不是保障就业岗位的安全。
      从短期看,较为传统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手段,尤其是最低工资,在一些国家的就业政策辩论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和拉丁美洲一些较贫困的国家。即使在遵守劳工规章有限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也是应对工作贫困的一个有益工具。确实,最低工资上涨的情况也会扩展至非正规部门,促使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升高。巴西等一些国家已经广泛使用最低工资的做法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不是有针对性的手段,一般会产生广泛的副作用: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可能导致成本高昂,或在使用不当时导致就业人数减少的效果。此外,提高最低工资的效果在工人中也不均衡,这取决于政策执行程度和劳动力市场细分。因此,积极使用最低工资机制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做法,不应取代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保劳动力市场机构有效发挥制定价格的作用。
      评判劳动力市场机构和社会保障系统不仅应依据其工作效率,而且应根据它们防止或减缓二元制和市场割裂的能力。近年来社会保障领域的创新(扩大有条件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社会养老金、新型医疗保险覆盖等)有利于减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方面的差距。不过,这些措施往往导致二元系统:最贫困者由社会救济覆盖,而富人则享受基于缴款的社会保障或私人保险。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缺口--大部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中等收入工人正“失去中等水平的”保险覆盖。若要让社保制度以最低的冲突实现社会公平的结果,这些机构将需要改革以更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全体民众普遍享受社保权益能促使社会保障与就业状态脱钩,因此具有最好的保险覆盖前景,并为激励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架构。
      全民享受基本社会服务可能无法在短期或中期内实现,但各国政府仍可采取一些更支付得起的措施。例如,通过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来扩大社会服务就相对经济实惠。巴西、印尼和墨西哥开展的社会保障项目花费不到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实现了对多达三分之一人口的覆盖。正如拉丁美洲国家推行的失业保险储蓄账户一样,以缴款为基础的保险制度可放松管制,使之对未纳入保险覆盖范围的工人们开放。
      通过社会服务和其它项目来加强社会凝聚力既取决于可获得足够的资源,也取决于提升公共支出的效率。政府一方面宣称付不起巩固社会保障的资金,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政府经常进行大规模的补贴或支付,而受益者往往不是穷人。例如,燃料和食品补贴可能就是十分昂贵和非常随意的。燃料补贴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补贴富人的倒退性举动。
      教育
      由于教育成果影响到社会凝聚力三角形的所有三个层面,因此它是任何社会凝聚力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体民众能够负担得起优质受教育机会时,教育就成为强有力的发展机会均衡手段,即便弱势群体也能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从长远来看,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是趋同国家减少工作收入不平等的重要途径,在教育回报随着财富迁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除注册入学外,需要注重教育质量,使教育产出增长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率上升、更亮丽的经济增长前景和劳动力市场机会改善等。
      确保具有任何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儿童都拥有平等的机会来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本,是加强社会凝聚力工作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一些干预措施能有助于减少家庭背景的重要性,鼓励来自所有阶层,包括最弱势群体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教育。应该把减小个人受益于正规教育的能力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学校以外的投入,如幼年营养项目和学前培养计划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估计超过2亿名儿童因为发育不良和缺铁缺碘而未能实现其发展潜能。
      同样,采取措施降低继续教育的机会成本也能够提升教育水平。降低学校教育成本是鼓励学生完成中学学习,进入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和教育换食品补助计划是公认的提高就学状况的有效措施。
      缩小受教育的性别差距尤其重要,因为除了规定男女儿童平等获得受教育机会以外,这一工作还有助于打破贫困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的确,教育对儿童的健康和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注意性别平等的学校政策和设施确实促进了社会融合。
      上学经历本身也影响到社会凝聚力,因为它塑造并传播了作为社会资本和包容性支柱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儿童的方式对于建立他们的社会归属感非常重要。应该对学校教育进行适当的组织,以扩大弱势群体儿童的参与,从而使教育更具包容性。提高教学技能,编制教学大纲以支持社会多元化并提高本系统内及社会上其他人的正面感受,也可以赢得更好的包容性。这尤其适用于将少数民族整合纳入教育体系中。一般而言,学校包容性较好的国家,社会上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也较高。此外在学习成绩方面,包容性学校教育体系的表现也胜过割裂式的学校教育。
      性别
      尽管在过去20 年里很多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他们尚未在提高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文化积淀和社会管理机构处于现有权力关系底层的事实使得对歧视性的社会制度发起挑战困难重重。因此,促进变革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变革应该首先在就业、教育和创业等方面启动,比如,提高妇女获得信贷和科技知识的机会,并特别针对改造歧视性的社会习俗(如包办婚姻和早婚)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突破性别平等方面制度性瓶颈的一个重要起点是,通过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和继承权来增加妇女的生产活动。妇女和青年女性获得资源的渠道有限,从而降低了他们赚取可持续收入的能力,这可能导致她们从事工资较低或缺乏保障的工作。此外,由于妇女无法获取及控制土地,全家的粮食安全也可能受到负面影响,使得妇女更容易面临贫困或遭遇暴力,从而妨碍她们获得银行贷款或金融服务,并导致她们的决策权下降。
      人口迁移
      在过去20 年,南南迁移(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迁移)显著增加并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这一趋势在将来可能会加剧。但移民融入不仅对富裕国家而言是一个挑战,对贫穷国家也是如此。新兴经济体的经历表明,世界各地的移民国家都面临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挑战。虽然移民的确与当地民众面临着同样的生活挑战,但他们往往被剥夺了获取适当公共服务的机会。尽管新近成为移民目的地国家的资源有限,令人担忧这些国家会针对移民制定排斥性的社会管理措施,但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融合历史似乎表明,各国越早处理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政策干预措施就会越成功。
      与人口迁移相关的社会凝聚力问题必然会超越反歧视措施的范畴。移民顺利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应该特别包括一套完整的社会、就业、教育和住房领域的保障措施。政府还应努力改善原住公民对外来移民的看法。鉴于社会排外情绪仍是外来移民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最大单一障碍,政府应出台政策防止和转变对移民的社会排斥;促进移民和当地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为创业提供便利、改善移民技能与当地就业需求之间的匹配,以及鼓励教育培养等方式来提升移民的社会流动性。
      制定和实施社会凝聚力政策
      民间参与:一个包容性的政策议程
      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关键。为使经济增
    长过程不至于脱离正轨,政府必须利用民间参与和政治反馈的机制。这一观点在财富迁移的背景下尤其适用,因为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社会错位都需要创新性的政策响应。对于构建社会凝聚力而言,制定政策的过程与政策本身同样重要。社会凝聚力将因包容妥协而协调一致的决策过程而获得提升。
      包容性的决策汇集了包括政策实施者到最后受益人在内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意见。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政策将得益于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更多的民众支持,而合法性和民众支持是最终决定政策效果的两大因素。促进民间参与和地方分权可能被证明是改善民众获取公共服务的有力手段,而它们本身也值得重视。妇女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她们全面参与民主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
      实施社会凝聚力的政策议程需要多个政策层面的有效管理和协调配合。强有力的机构和优质公共服务是政府行动取得成功的基础。首先,各国应集中力量加强公民服务和提升监管质量,此外改善对公职人员的人力资源管理,实施“根据绩效编制预算”的机制。其次,由于各干预措施的效力具有相互关联性,需要在各部委之间开展横向合作。第三,许多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权力分散和地方能力建设来加强公共管理机构的能力,但其成效并非水到渠成。不同政府层面的各家参与机构需要妥协磋商,才能确保问责机制的落实。总而言之,政策各领域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而需要纵向和横向的协调工具,中央政府必须积极承担起管理的职责。建章立制需要一些时间,因此贯彻实施社会凝聚力议程也需要做出长期的承诺。
      更好的数据,更好的评估,更好的政策
      决策过程还需要更多地以证据为基础。在实践中,旨在加强社会凝聚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需要一个对政策影响进行预先和事后评估的框架:它们造成了更多的还是较少的社会排斥性?它们是否增强了社会信任和民间参与?它们是否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监测和评估社会凝聚力政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需要获得新的数据。正如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 Sen-Stiglitz-Fitoussi Commission ) 在其2009年报告中所倡导的那样,衡量社会进步应该涵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之外的指标,以获取在其他维度衡量民众福祉的信息。衡量社会进步的绝对指标及客观方法应该与相对指标及主观感受相互补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评估结果。
      为计算这些衡量指标而开展的数据收集努力目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并大部分由私营机构进行。如果各国的国家统计局(也能)收集这些数据,就能提高数据的可比性、可得性和质量。但是数据的潜力得以全面发挥需要满足多个条件,包括:1) 拥有收集数据的国际标准;2) 各国根据需要推动统计能力建设;3)数据尽可能地公之于众。
      展望:社会凝聚力能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各国融入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为加强社会凝聚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可能性。更多可获得的财政资源能用来发展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保护全国人口的所有社会阶层。一些国家在改变歧视妇女习俗方面取得了成功,应能激励其它国家纷纷效仿。在一个更加全面融合的经济中,发展有助于社会向上流动的教育模式变得势在必行。
      提升社会凝聚力并非促进一个面临社会挑战却不关心政治的愿景。只有一个社会的主要利益攸关方(执政当局、企业组织和民间团体)都参与其中,积极携手努力并采取集体行动,才能实现提升社会凝聚力这一整体目标。捐赠国可以通过帮助培育民众能够积极参与并发表意见,且政府担负起责任的环境来提供支持。许多趋同国家正在经历的转型过程可能会是波折动荡的。但只要管理得当,它将使我们有机会解决长期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民众的归属感,进而增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潜力。
      ●减贫案例●
    加纳乡镇企业计划——改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
      乡镇企业计划(REP)旨在减少贫困,减缓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为创造可持续就业岗位做贡献。该计划也旨在解决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等领域存在的技术和生产率水平低下,收入较低和缺乏竞争力等问题。该计划希望通过转让技术解决这些方面的\不足,从而改善技术及生产率水平较低的状况,并帮助改变目前受益者收入水平偏低的状况。
      该计划的目标受益者是一些具备“创业精神的贫困个体”,其定义为一些拥有经商潜质的农村贫困人口,如果他们获得该项目干预的资助,有望发展成为个体经营户或微型企业。根据该计划,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失业和半失业的年轻人,以及大学毕业的实习生都是目标群体。该项目的支持将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企业发展服务,技术推广和支持学徒工培训,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渠道,扶持小微企业组织发展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乡镇企业计划已成功地在两个阶段付诸实施:
      ●第一阶段是从1995 年至2002 年,获得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的930 万美元资助;
      ●第二阶段是在2003 年至2012 年实施,获得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850万美元)和非洲发展银行(650 万美元)的共同融资支持。
      迄今为止,该计划已在加纳全国的66个地区实施。
      改善民生和增加家庭收入:该计划已改变了受益地区妇女和男子的生活,他们以往基本上依赖农业维持生活。该计划还通过积极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对提高贫困农民、辍学青年和妇女的收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实地调查的评估表明,在参与实地调查的340 个项目受益者中,280 人提到该计划已改善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在加入乡镇企业计划之前,他们每月的收入为455 加纳塞地(合255.62 美元)。而在获得乡镇企业计划资助后,目前受益者的月收入已增加至755 加纳塞地(合424.16 美元)。
      来自实地调查的证据也显示,该计划也为家庭层面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大部分受援者(86%)表示,该计划已通过创造收入提升了他们获取健康食品的渠道。据62%的援助对象反映,这有助于改善儿童的营养状况。
      Isahaku Saluh 是一位“接受过乡镇企业计划培训”的自豪者,丹布鲁肥皂企业(Down Blow Soap – Buipe)的首席执行官。
      Isahaku Saluh 由于经济困难,在上中学后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他曾担任商店服务员工作五年。在2008 年,Isahku 参加了乡镇企业计划下属的制作肥皂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技能培训。此后,他经营一家肥皂生产企业,并已接受小企业管理、发蜡和头发护理产品等方面的培训。
      “…我照顾我叔叔家的几个孩子。目前一个孩子是培训教师,其他两个孩子在上高中。我希望真主赐予我力量以资助这两个孩子上大学。我已经将他们三人全部在全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登记注册,因此当他们生病时,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正在盖一所房子,可以自信地说,大部分所需的原材料都已经购置,包括袋装水泥,钢筋和屋顶薄钢板等。我已经开始养牛,目前有八头牛。我现在收了两个学徒工。”
      促进技巧转移和技术开发:该计划也通过技术技能培训和示范,资助技术推广和支持学徒培训。
      加纳共建成21 座农村科技中心,通过培训工艺大师,来自技术学院及大专院校的学徒和工业辅助员工,促进农村技术转让。根据该计划,共有4,393 名工艺大师和17,538 名学徒工接受了培训。总之,102,000人接受了各类基于社区的技能训练模块的培训。除了已经由乡镇企业计划安排工作的受训学员外,很多人已凭借他们的毕业证书在外地找到正式的工作岗位。
      Isaac Kojo Antwi,Twifi Praso 地区一名接受乡镇企业计划援助的残障人士。“在乡镇企业计划给予我援助之前,我从事小规模的家禽养殖。但由于在我开始饲养家禽之前就实际上已经被支付了报酬,饲养家禽的收入非常微薄。尽管目前我的收入很少,但我不得不继续做下去,只是想让人知道我并不是个没用的人。”
      “乡镇企业计划培训我从事皮革工作,并给我设备支持以创立自己的企业。目前,我生产的皮鞋和腰带已经畅销,甚至销往外地。我在靠近Twifo Praso 地区的帕索(Paaso)拥有一座六英亩的油棕榈树农场,我目前在争取获得海岸角大学(Universityof Cape Coast)的远程教育课程文凭,这将促使我获颁管理和商业学位证书。该计划的确已经表明,残障人士可借助适当的扶持来取得成功。”
      创造就业:乡镇企业计划的社会技能发展模式已经为以下领域的中小企业(SME)提供技能培训:农产品加工,如鲜果汁和棕榈油加工;食用菌栽培,蜜蜂养殖和养鱼等。根据该计划,共有35,742 名个人接受了不同的中小企业活动培训。这些培训以促成了总共新创设24,052 家中小企业。培训的示范带动效应和创立的中小企业已创造了54,683个就业岗位。
      Zaliatu Ibrahim 女士在2007 年参加了制作肥皂的BAC 培训项目。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女缝纫工。Zaliatu 于2007 年开始生产肥皂。最初,她每周生产两箱条状肥皂。目前Zaliatu 手下拥有四名兼职员工,每月生产260 块条状肥皂,400 瓶液体肥皂和360箱各类小块肥皂;她平均每月可赚到280 美元。
      Zaliatu 已经能够给她的家庭和整个社区的很多人带来积极的影响。她已经成为Obogu 社区内妇女和年轻人的致富模范人物。在她服装制作企业工作的五名学徒工也全部成为肥皂生产的培训学员。她已经有能力资助弟弟接受高中教育,与此同时让两个妹妹上初中。Zaliatu 目前整理基本的商业交易记录,并能够计算出自己的盈亏状况。
      自从Zaliatu 开始生产起,她已经创造了20 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0 个经她培训的员工目前已开始生产肥皂。此外,她的成功创业已增加了本地区15 个肥皂零售商的收入水平。
      改善信贷获取渠道:6,900 个已注册成立企业和参与BAC 的项目受援者已能够获得信贷支持。600 位私人金融机构 (PFI)专家已接受基础管理培训,以支持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该计划已通过聚焦于妇女和弱势群体,62%的该计划受益者是妇女,从而巩固了非洲开发银行作为最可信赖的中小企业发展伙伴之一的形象。该项目已培训各类妇女团体从事生产润发油、洗衣粉、漂白剂、肥皂以及养殖藤鼠。据妇女们介绍,目前她们也能够为各自社区的发展作出贡献。
      位于Sissala West 地区Gwollu 的妇女Alhassan Mamuna 表示:“在实施乡镇企业计划之前,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妇女在当地社区并没有像样的谋生方式。大多数妇女的收入来源收集木柴然后出售。但由于本社区剩余的木柴很少,我们不得不步行到野外打柴。这不仅是个苦差事,而且我们辛苦努力但赚到的钱屈指可数。现在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我们已拥有别的谋生方式,不再拾柴出售了。”
      在Fanteakwa 地区Dorminase 和Otuarter连片社区的妇女团体
      这些妇女团体接受了生产润发油、洗衣粉、漂白剂、肥皂以及养殖藤鼠的培训。总计有72 名妇女已接受两个成片社区内两家机构的培训。在培训闭幕式上,地区议会的工作人员、各社区的酋长和广大民众都踊跃出席。
      这些受益者已组成团体,他们在创立自己的企业后,很快开始生产并在短期内实现盈利。一个妇女团体起步资金只有大约320 加纳塞地,经过三个月的经营运作,她们的运营资金已增加至705 加纳塞地。其中一位妇女Salomey Tetteh 说,“这些技能培训是拯救生命的干预行动。在当地没人可以看不起我了,因为现在我享受到高度的尊重。我现在可支付家里孩子们的学费,而不用等到我丈夫收获一些农场的木薯或芭蕉来卖钱。”
      这位妇女表示,她们现在也能为各自社区的发展作贡献。她们目前在筹划购置机械化的肥皂制作机器,以提升生产水平。
      促进结成伙伴关系以改变现状:乡镇企业计划的实施也已促进了加纳政府机构内部和外部多家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政府机构如共同实施该计划的地区议会等。该计划已发展了与中小企业扶持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如加纳全国小规模企业理事会,GRATIS 基金会,ARB Apex 银行有限公司和多家金融机构等。该计划通过创造不同机构的认识机会和相互交流,也形成了各类非政府组织(NGO)的伙伴关系和协同效应。加纳反饥饿计划(THP)为培训活动提供了20-30%的对等资金。其他中小企业援助机构包括卫理公会发展和救济社(MDRS),国际关怀组织加纳分会,根茎和块茎改良及营销计划(RTIMP)等。
      面临的诸多挑战和约束
      乡镇企业计划的第二阶段起步进展缓慢,主要受制于以下多个因素:
      ●执行机构和监督部委的调整
      ●该计划分支机构的重新安置
      ●招聘国家级专家的步伐缓慢和采购领域面临诸多考验
      ●三个负责协调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制度安排面临诸多挑战
      ●领取贷款的规模较小,因私人金融机构对项目客户的敏感性不足,且部分农村私人金融机构无法达到加纳央行设定的认证标准。
      前景
      总之,该计划已表明,技能提升通过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和企业,能为提高加纳民众的生活水平发挥关键作用。
      根据加纳政府的要求和早期乡镇企业计划取得的成果,该计划的第三阶段目前正在规划中。第三阶段料将扩展到加纳全国的其他84 个地区,配以基于地区的小微企业支持系统作为全国公营和私营机构体系的主体,以增强公共部门—私营企业间的合作关系(PPP)。
      来源:非洲开发银行
      ●减贫行动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GAFSP)宣布:
    向抗击饥饿和贫困提供新一轮捐助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GAFSP)是一个支持国家主导努力消除饥饿和贫困的基金。该计划的合作伙伴今天宣布,六个国家将获得总共1.77 亿美元的捐赠。这笔捐赠资金将用于支持布隆迪、冈比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马拉维、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帮助每个国家提升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
      国际粮食价格依然剧烈动荡和处于高位,2011 年度的国际粮食价格指数比2010年的平均值高出24%。在很多国家,某些食品的价格维持在极高的危险水平,令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威胁,其中许多是儿童。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他们努力提升粮食生产的生产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GAFSP)已很快被证明是国际社会已创建的最具创造性和效率的发展项目之一,”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莱尔·布兰纳德(Lael Brainard)说。“GAFSP 计划提高750 万小农户以及家庭的收入。这些新捐赠资金将满足全球对农业资源的旺盛需求以实现粮食安全。对于维持发展动能以实现消除饥饿和贫困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而言,国际开发机构持续提供资金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GAFSP 计划于2010 年4 月启动,表明国际社会努力援助遭受饥饿和贫困的弱势群体。该计划在失去紧急援助和经济复苏支援的地区开展活动,旨在通过向现有具备援助成效的进程提供金融支持,实现贫困国家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的转型升级和持久改善。
      在多哥这个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0%份额的国度,GAFSP 援助资金正帮助该国实施全国农业计划,并已资助种子、化肥和农民培训。它已帮助农民更好地组织起来,提高了玉米和木薯的产量,并加强捐助者的协调配合。在GAFSP 计划首批受益国之一的卢旺达,用于减少土壤侵蚀和提高山坡农业生产率的资金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马铃薯单
    产比以前高出七倍,且谷物单产已翻两番。
      澳大利亚已被选定为GAFSP 指导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国,该国将致力于提高GAFSP计划的响应能力,鼓励提出高质量的建议,并吸引更多的捐助者。
      “该计划已取得显著的成效,我们预计会大幅提升国家粮食安全。譬如,GAFSP将帮助柬埔寨的农户实现农作物的多样化以增加收入,这让农民在自给自足的同时,获得商品和服务以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和福祉,”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第一助理总干事詹姆斯· 吉尔林( JamesGilling)指出。“借助GAFSP 计划来提供资金,意味着我们可降低成本,并确保援助努力的协调配合,而不是重复进行。”
      GAFSP 指导委员会向以下国家建议案拨付新资金:
      在布隆迪,总额3,000 万美元的GAFSP基金将改善安博(Imbo)和莫索(Mosso)等易干旱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和灌溉。通过技术改良、增加生产性资产和建立农民田间学校等方式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农业集约化。
      在冈比亚,总额2,800 万美元的GAFSP基金将改善三个存在严重粮食安全问题地区的状况,通过三个综合性的地区发展计划来实现,其中包括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园艺园林,水产养殖,小型反刍动物和家禽养殖。
      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GAFSP 基金已拨付1,650 万美元用于支持一个项目,该项目侧重于灌溉和排水系统修复,用水户协会的能力建设,提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增加营养成分。
      马拉维将获得3,960 万美元GAFSP 资金,以改善水稻灌溉和园艺生产,以及农作物多样化和特定商品的价值链开发。
      在塞内加尔,4,000 万美元的GAFSP 资金将用于提升三个具备高潜力和易干旱地区的牲畜和农作物生产,包括投资聚焦于:提供水资源管理体系,修建农村道路和疫苗接种中心,以及为反刍动物和家禽养殖示范户提供资金援助。
      坦桑尼亚将获得2,290 万美元的GAFSP资金,用于支持地方政府当局设计和管理的18,500 公顷灌溉系统修复计划,以及根据一个农资投入优惠券计划向该计划的实施地区发放水稻农资配套补贴。
      顺利实施的国家建议案是通过一个竞争性过程遴选出来的,参与遴选的机构包括GAFSP 指导委员会(由来自捐助者和受援国的等额投票成员组成),以及来自民间组织和其他无投票权的利益攸关者的三位代表。遴选过程基于全球农业专家开展独立评审后的推荐意见。顺利入围的国家建议案需要阐释其具有高度的必要性,一个扶持性的政策环境,以及一份农业发展的综合计划。
      这是第四批获得GAFSP 计划资助以开展政府所推动的农业及粮食安全投资的国家。前三批获得GAFSP 计划资助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海地、利比里亚、蒙古、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塔吉克斯坦和多哥。这些投资将帮助改变750 万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
      “GAFSP 资金来得正是时候,让我们改善已实施的多哥全国农业投资和粮食安全计划(PNIASA)的初始资金水平。这有助于我们促进农业部门发展,而此举对振兴国民经济是至关重要的,”多哥农牧渔业部长科西· 梅桑· 埃沃沃尔( Kossi MessanEwovor)表示。“我们已看到积极的成果,这鼓舞我们加紧努力以促进农户更积极地参与这个计划,以便它能直接改善我们的收入。这对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最终将有助于我们减少贫困和巩固粮食安全。”
      迄今为止,GAFSP 已累计获得捐款承诺11 亿美元,捐助者包括澳大利亚,美国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Gates Foundation),加拿大,爱尔兰,荷兰,韩国,西班牙和美国,援助资金流向的国家通常已拥有改善农业生产率和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创新性和可信赖的计划。八国集团(G8)最近拟定了在未来三年募集12亿美元,向GAFSP 计划提供进一步捐助的目标。
      来源: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将致力于促进通电、清洁燃料、
    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
      世界银行集团2012 年6 月21 日宣布将促进扩大能源可及性的努力,同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项目的支持,作为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的“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的响应。
      世界银行集团每年为能源项目和计划提供约80 亿美元的融资,并撬动捐助国、政府和私营部门类似数额的资金。通过下述动议,作为对“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的支持,世行集团谋求将能源贷款的杠杆效应提高一倍,增加到每年160 亿美元。
      世行常务副行长马哈默德•穆辛丁说,世行集团已在全球60 个国家支持能源供给项目,计划进一步扩大部分国家的供电、家用清洁燃料和改良炉灶的项目规模,同时谋求增加实施项目的资金。
      穆辛丁说:“为世界上没有电的13 亿人通电,为缺乏燃料的27 亿人提供家用清洁燃料,这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一项优先任务。同时,我们还要推广节能方法,促进各球转向清洁能源的努力。”
      世行集团的具体承诺包括:
      通过提供技术援助、政策指导和资金,有选择地帮助五个国家建立能源供给计划;
      扩大能源供给项目,如“照亮非洲”项目,开发离网照明市场,到2020 年为7000万户低收入居民提供负担得起的照明;
      在非洲、南亚、东亚、中美洲等地支持清洁炉灶和居民燃料项目,推进清洁烹饪议程;
      为清洁能源投资项目提供风险缓释;
      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发地热发电;
      支持城市提高能效;
      帮助各国开展绘制可再生能源资源图;
      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投资清洁能源;
      扩大“减少全球天然气燃除”合作伙伴,捕捉和有效利用燃除天然气。
      “气候投资基金”也将在很大程度上以有利于调动私人投资的方式,投资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项目。该基金由世行集团和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负责管理,捐助国已承诺捐资70 亿美元。
      世行集团作出的新承诺包括支持地热开发项目特别是非洲的地热项目、可再生能源资源绘图、小岛屿国家清洁能源开发以及扩大城市能效项目的规模,这些项目都将与多个捐助国参与的“能源部门管理援助计划”(ESMAP)联手实施。
      最后,世行集团将与国际能源署(IEA)、ESMAP 以及广大国际机构合作,根据“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的三大目标,编制世界范围的现状基线报告。这个报告将形成监测和通报实现2030 年能源可及性、可再生能源和能效目标进展情况的定期全球跟踪报告的基础。
      穆辛丁说:“通过动员我们的知识和召集力,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我坚信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战略和所需要的资金,消除能源贫困,实现2030 年的目标。”
      来源:世界银行
      ●减贫会议
    “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实施艰难
      6 月22 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闭幕,193 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会议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
      该峰会的最大议题是走绿色经济之路,备受企业和投资者的关注,因为对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短缺情况进行长期预测,将令企业和投资者受益匪浅。
      但在绿色经济的资金投入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针锋相对。发达国家强调,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全部国家均要向绿色经济转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宣称,绿色经济只是选项之一,改走绿色经济之路的前提是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
      “早在1992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被各国广泛认可,但真正按照可持续发展方式发展的国家还很少见,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个完美的典型。”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曲格平告诉记者,美国曾明确表示不提供环保援助资金,并缺席了此次峰会,而其他发达国家对外援助资金还在继续减少,绿色经济之路布满荆棘。
      《我们憧憬的未来》实施艰难
      事实上,《我们憧憬的未来》在讨论过程中一直备受争议,利益冲突导致谈判过程几经中断。在此前的6 月14 日,77 国集团(即:发展中国家集团)举行了一场磋商会。谈判代表强烈表示:若不能在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等方面有所进展,将不参加绿色经济的“小组磋商”会议。这是一次罕见的谈判场内的“罢谈”。
      虽然《我们憧憬的未来》最终获得通过,但在这份文件中,没有任何国家作出任何承诺。它呼吁“紧急行动起来”,反对“不可持续的”经济行为,但既没说明这些经济行为是什么,也没阐明可能采取哪些措施。
      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斯蒂芬•豪斯认为,文件草案太无力,不具备可实施机制。“这不奇怪,外交官没能就任何具体行动在文件中达成一致,因为各国必须首先在国内达成一致,然后才能采取行动。”
      金融危机迫使一些国家放弃对绿色经济的高额投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认为:绿色经济成本很高,但如果不发展代价将更高。然而,政治家不敢要求人民承担这些费用,因为他们担心人民生活成本一旦增加将导致选票流失。“里约+20”峰会达成的只是一份空洞的共识。
      发达国家“稀释”资金承诺
      “从最后一轮的非正式磋商会议开始,发达国家就开始系统地试图‘稀释’自己此前做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发展中国家的绝望与日俱增。”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南方中心执行主任许国平如是说。
      事实上,资金支持并非新议题。1992年的“地球峰会”就曾提出,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0.7%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当时,全球领导人聚集在里约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随后,各国就“全球环境破坏是冷战后时代的全球普遍课题”达成共识,并通过一份旨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行动计划《21 世纪议程》,全球合作应对环境问题拉开序幕。
      但是,20 年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国际合作机制并未深入人心,发达国家提供环保援助资金的承诺一再落空。有专家讽刺说,一旦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便“顾不上环保”。
      1997 年,《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协议规定:发达国家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2001 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日本的环保援助资金也降至1997 年峰值的一半左右。
      曲格平曾被聘请担任全球环境基金高级顾问,该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环保基金国际机构。全球环境基金根据相关协议,向各个发展中国家分配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他告诉记者:“我在担任顾问期间看到,每年收到的援助资金与规定的1200 亿美元差距很大。”比如,发达国家援助资金就从1992 年的583 亿美元下降到2002 年的487亿美元。
      目前,全球环境持续恶化。人类社会能否根据过去20 年的成功与失败再次掀起一场环保浪潮将受到严峻考验。
      来源:《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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