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四十八期-巴西经济状况评估和政策建议 ——OECD 经济研究

　　●研究前沿●

　　一、巴西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复苏

　　巴西自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已取得显著进步，这主要得益于加强公共机构的职能，特别是以抵制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框架，以及增强汇率制度弹性和实施《财政责任法（ FiscalResponsibility Law）》。巴西在社会领域的改善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贫困现象和贫富分化状况明显减少。大多数产品市场已经开放，劳动力市场不正规的现象也在减少。现在巴西正享受着经济稳定和抗击风险能力日益增强带来的益处，加上及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响应，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些财政激励政策和信贷扩张的共同作用，使巴西完全能够承受住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010 年，巴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7.5%，是自198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经济增长率排名中列第五位（见表1）。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预计将消除巴西经济中的全部剩余闲置产能。
　　在未来两年中，巴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将放缓至不到4％，远低于预期中每年约4.5%的增长率水平。强劲投资刺激的国内需求很可能能够继续支撑巴西的经济活动（见表2）。通货膨胀率预计将逐渐下滑，但仍会维持在目标区间2.5%-6.5％的上端。在此背景下，巴西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巴西经济能否呈现良好的表现仍仰赖于全球经济出现较为稳健的局面。
　　二、巴西经济强劲而包容性的增长将提高民众生活水准
　　巴西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社会进步，将有助于该国缩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并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并且促使经济更具包容性、更加的绿色环保，从而使其更具可持续性。促进生产性投资对于取得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果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发展为巴西加快经济成长和减少贫困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力。扶持性的社会和教育政策可以提升民众的技能，从而提高薪资收入的长期增长幅度。与此同时，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将要求巴西政府当局持之以恒地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未来十年中，巴西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加深和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其经济格局。自2003 年以来，巴西的石油产量一直稳步增长，但巴西在海上油气田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储量（根据其名称“盐下石油”得知石油位于深海厚厚的盐层下



 



 

方），促使巴西将跻身于世界石油储量前十位的国家行列。这将提高经济繁荣的程度，但也可能带来加大税收收入波动性和促使财政政策更趋周期性等不利后果。虽然巴西的财政框架运作良
好，但它也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这个新环境。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巴西的人口将在未来十年内迅速老龄（1）。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巴西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预计将在不到20 年的时间内翻番，而当今的发达经济体所经历的老龄化阶段是这一时间段的3 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改变宏观经济环境。假设不做出政策方面的调整，到本世纪中叶，巴西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可能显著降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将极有可能通过加速经济增长计划（PAC）的积极效应而得到部分弥补，但其影响是难以估测的。人口老龄化也可能会通过生命周期动态而增加居民的储蓄，但就巴西而言，居民总储蓄额的增长前景将取决于社会和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否能有效持续降低贫困家庭的比例，因为一般来说贫困家庭的储蓄额较少。人口老龄化也将导致公共开支更多地偏向于退休养老金、医疗卫生和长期护理等方面，从而导致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减少。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巴西政府当局应借此机会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以适应这些潜在的发展因素，但巴西仍然能享受到一个良好的人口红利。国际发展经验也表明，制定和实施结构性经济改革措施需要耗费一段时间。这些政策的调整将需要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展开，要求世界各国发展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以应对新的挑战。
　　三、如何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吸引短期资本流入依然是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
　　目前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对巴西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各国政策当局正面临着承担“不可能实现的三位一体”重任（维持货币政策的独



立性，保持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因为巴西央行提高政策利率以降低经济过热的风险，这通常会吸引短期资本涌入，拉动经济扩张和带来巴西货币雷亚尔升值的压力。
　　高回报已吸引外资流入
　　自 2009 年以来，巴西经历了外资流入的大幅增加，这是由于受到了日益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特别是以权益性证券形式）的推动，他们占短期资本的大多数。全球性资本流动的泛滥，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国家之间的
利率差异悬殊造成了热钱的这种流动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 年）。巴西众多的国内因素，如金融市场深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和监管质量得到改善，也都有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Furceri 等人，2011 年）。展望未来，金融
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和居民收入集中度的提升很可能会继续吸引外资的流入。
　　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巴西强劲的国内需求，已助推该国信贷规模扩大和资产价格上涨。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信贷增长稳定几个月后，巴西的信贷扩张已恢复金融危机前的强劲态势。不过，巴西信贷增幅最大的领域是采用贴息贷款的方式向住房产业提供贷款，以及由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发放的贷款，而不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信贷。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在大规模扩展其贷款规模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后，该银行已开始逐步缩减其业务规模。随着巴西劳动者收入强劲增长，以及政府逐步实施旨在为低收入家庭建造新房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计划（Minha CasaMinha Vida），这促进了房地产业的信贷增长。尽管巴西居民家庭收入仍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然而随着利率上升，其债务水平却节节攀升。消费者的贷款拖欠率也在上升，贷款坏账核销预计将趋于增长。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一些大城市的热点地区，房屋价格大幅飙升，但房屋建造成本和住房占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比重只是在以温和的速度上升。总体而言，巴西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迄今仍然受到遏制。
　　广泛使用外国储蓄资金对于满足巴西庞大的投资需求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策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被广泛视为技术转移的源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东道国的生产率（Arnold和Javorcik，2009 年；Keller 和Yeaple，2009年）。它还可以分散风险，有助于深化金融市场（Kose 等，2009 年）。相比之下，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可能导致剧烈的汇率波动和刺激冒险情绪，从而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巴西货币雷亚尔已经升值，部分反映了巴西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巴西雷亚尔自 2003 年以来稳步升值，仅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最近的金融市场动荡期间出现短暂下跌（图2）。海外资本流入导致巴西货币雷亚尔汇价上升，但其效果已被巴西相对于其贸易伙伴国的生产率优势所抵消。本次调查报告的最新证据也显示，巴西越来越高的石油产量也正在推高雷亚尔的均衡汇率。随着盐下石油开采规模的扩大，这种现象在未来将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尽管如此，巴西雷亚尔在2010 年显得有些估值过高，但其偏离正常水平的幅度很难衡量。实证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估计，雷亚尔在2010年被高估了3%-20%。然而，根据基本均衡汇率（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FEER）方法估计（均衡汇率是与国内财政收支平衡和外部贸易收支平衡数据相一致的汇率），雷



亚尔几乎没有被高估。而根据行为研究方法，将汇率波动归因于包括石油生产和资本流入在内的多个因素，则预示雷亚尔汇价出现了更大幅度的偏离。
　　因此，迄今为止，能够显示巴西开始患上“荷兰病”（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和能源价格高涨推动荷兰盾大幅升值，最终导致荷兰出口型制造业在上世纪70 年代一蹶不振）的迹象非常有限。巴西的资源业蓬勃兴起，并且通过贸易额的增加为其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图3）。制造业生产已经下滑，但只是受到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增长，但增长步伐低于总体经济所观察到的水平。贸易方面的证据则更加确凿，制造业的净出口在2005 年即开始下降。
　　在巴西石油行业的净出口持续强劲增长的同时，加强中国与巴西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在第三国市场开展的竞争等其他因素，也能为这些情势的发展提供一些解释。



　　巴西通胀率一度超越官方目标区间
　　自 2010 年底以来巴西消费物价指数（CPI）通胀率上升，反映了该国食品、酒水饮料和能源类分项指数飙升的推动作用，但这些涨幅近来已经趋缓（图4，A 组）。在2011 年的最初几个月，巴西服务类价格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房屋和交通运输领域。自2009 年年中以来，尽管2011年9 月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对巴西本币雷亚尔形成了下调压力，而雷亚尔的升值也一直在缓解物价的涨势。产出供不应求的状况估计也会让企业毛利有所上升。巴西民众的通胀预期已经上升，受2010 年底翘尾因素的影响，今年6 月起巴西较上年同期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官方货币目标的上限。根据推测的假设条件，随着雷亚位足以吸纳新增的劳动力。2012 年巴西的最低工资预计将会增加13.6%。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一直在加快，且员工的平均薪酬收入也在加速上涨。
　　在此背景下，巴西央行依赖利率调整和审慎的宏观经济措施来调控经济。巴西央行在2010 年12 月提出收紧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资本金的要求，并从2011 年初开始上调利率总共175 个基点，但在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因素日渐增多的背景下，巴西中央银行在2011 年9月调低政策性利率50 个基点，达到12.0%。巴西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到2012 年底将通胀率逐步控制在目标区间（2.5%-6.5%）的中点附近。



尔汇率回落，燃料价格将会攀升，预计即便大宗商品价格趋于稳定，未来几个季度巴西仍将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图4，B 组）。失业率已跌至历史新低，这得益于巴西的大多数行业拥有创造就业机会的强大能力，特别是建筑业和服务业，他们创造的就业岗
　　在目前的环境下，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通过调高利率实施常规货币紧缩措施的补充是安全的。当适用于审慎监管比例约束的交易被转移到不受监管的实体时，通过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可能让非常规措施的有效性变得有限。尽管如此，非常规措施在塑造市场有关政策立场的预期方面的效果可能也不太明朗，因为市场参与者更熟悉调高利率紧缩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升息的紧缩政策仍被各国越来越多地使用。

　　巴西政策当局已采取干预外汇市场和对某些形式的资本流入课征税收的组合拳，来阻遏金融市场的投机泡沫和降低本币雷亚尔的升值幅度。在2008-09 年度全球金融危机前，巴西的国际外汇储备被认为处在略微超过他们估计的合尔的升值可能在某种程度是一个长期延续的现象。

　　因此，巴西政府于2010 年10 月提高了海外投资收益的金融交易税（ Imposto SOBREOperaçõesFinanceiras；IOF），在随后几个月对金融交易税进行多次调整。虽然理论模型表明，在特定情况下对资本流入课征税收是最优的（Jeanne 和Korinek，2010 年），但在实证文献中的相关确凿证据却要少得多，因此很难依据



理适度水平（Vujanovic，2011 年）。但随后巴西的国际外汇储备规模急剧上升，在2011 年第二季度已超过巴西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尽管与其他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这仍然是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图5）。虽然巴
西的庞大外汇储备带来了构建安全网方面的好处，但这项政策对巴西而言似乎代价特别昂贵，巴西中央银行为吸纳流动性而向商业银行缴存准备金支付的利率，与巴西官方外汇储备所赚取的回报率之间存在巨大的利差，且巴西货币雷亚以往的经验估计金融交易税对海外资本流入的影响。尽管如此，过去的经验也表明，资本管制能够成功地将资本流动的组成部分转变为较长期限的类型。巴西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有价证券投资，特别是股票证券形式的有价证券投资已明显减少，而巴西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自2010 年10 月以来仍大致保持稳定，最近一段时期甚至出现反弹。是否这一结构效应完全来自课征的金融交易税，或是否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维持下去，仍有待观察。然而，倘若提高金融交易税的政策长期延续，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并降低海外资金向巴西投资的长期吸引力。因此，取消现行政策对外资和/或民营资本入股渔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特定行业的限制将是有益的，也有必要重新考虑最近的立法变化，即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 在任何开采海外石油储备的产品分成合约中，该公司有权获得至少30％的股权。基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所普遍认可的结论，开展资本流动领域的国际合作，可以有助于保护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将自身的优势与应付短期金融市场动荡的需求相结合。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巴西和其他国家想要减轻短期资本流入的相关风险，将需要采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如果政策制定尝试抵消全部的雷亚尔汇率升值，来达到反映巴西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已推升雷亚尔均衡汇价的程度，结果将会是无效，只会将雷亚尔升值的影响转变为通货膨胀，从而阻碍必要的经济调整，并吸引破坏国内市场稳定的海外资本进一步流入。当前的政策组合，包括1999 年1 月取消雷亚尔“钉住”美元联系汇率以来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制定的通胀目标，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应避免作出以往类似的草率调整。这些政策可以与另外实施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措施形成有效的互补，从而减少应对国内需求和通胀的压力。因此，需要优先增加民众储蓄。巴西开展的旨在增强审慎宏观经济框架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巩固巴西应对资产和信贷泡沫的韧性。巴西也可采取短期资本管制，特别是如果他们尽力将涌入的外资分流转变为较长期限的资产。从中期看，巴西深化金融市场的诸多措施将会扩大投资机会，并让海外资本流入更容易被吸收和得到有效利用。
　　四、精心调整财政框架将有助于改善公共财政并维持经济强劲增长

　　巴西通过在 2000 年实施《财政责任法》，已显著增强其财政框架。该国还巩固了吸引外资的稳定性和降低汇率冲击的风险敞口。然而，调整优化财政框架可能有助于改善巴西的经济增长前景，而不会妨碍其实现二次分配目标。巴西已启动整顿财政的工作巴西通过改善政策机制和实施审慎的财政管理让其建立了一个缓冲机制，可用来缓解2008-09 年度全球经济低迷的冲击。然而，当巴西经济复苏在2009 年下半年和2010 年间顺利展开的时候，政府扩大公共开支的举措为本已蓬勃兴旺的国内需求火上浇油。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正在逐步转向。此外，巴西政府当局宣布2011 年联邦预算削减500 亿雷亚尔，其削减的公共开支规模相当于巴西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约0.5 个百分点（此前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 的补充资本金计划进行修正）。巴西政府当局宣布的预算削减措施是财政整顿的第一步，2011 年可获得的数据显示，巴西有望实现其主要预算目标。巴西政府需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降低预算融资需求也将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大量海外资本涌入和本币雷亚尔升值的背景下，整顿财政可避免给货币政策施加过于沉重的负担。出于这个目的，巴西政府提高了2011 年预算盈余的目标，并在2012 年预算法草案中，将未来3 年的主要财政盈余目标设定在与降低公共债务负担相适应的水平。该草案的一个特点是大巴西计划（Plano BrasilMaior），即旨在提高主要贸易部门竞争力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的总金额达到210 亿雷亚尔（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0.6%）。如果巴西2012 年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官方设定的5%目标，政府当局可能不得不限制公共开支以达到财政盈余的目标。

　　鉴于巴西存在诸多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要的是对某些区域直接投资，这将对巴西经济长期增长最为有益，或有助于实现其社会发展目标的领域。巴西政府计划对强制性支出进行约束，把重点放在保障一些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这样的选择似乎符合政府的职责。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如果分配到更有效使用的领域，将会提升巴西经济的中期增长潜力。有针对性的社会福利支出也将是改善社会公平的关键（见下文），尤其是那些旨在帮助年轻人实现就业和发展技能的福利支出。目前巴西国会正在讨论设定联邦政府的工资和其他开支较上年实质增长2.5%的上限，以及切断最低养老金和最低工资之间的联系（但会维持扣除物价因素计算的养老金价值），这些都有助于限制政府公共开支。

　　巴西的石油收入应该在几代人和不同地区之间平均分享

收入分享机制应确保未来的几代人能公平地分享巴西的石油收入，因为石油储备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巴西政府当局在2010 年12 月成立一个社会基金（Fundo Social do Pre Sal），将部分石油收入储存起来。关于基金规范的具体细节仍在讨论中。目前的计划表明，该社会基金的实际回报率将用于非指定用途的领域，大多数是教育措施，虽然有些资金会被分配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领域。根据法律规定，该基金的支出将被用于最符合成本效益的项目。该社会基金的建立将有助于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其资产应投资于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以赚取最大限度的回报，因此应该包括外国资产。这也将减轻巴西经济患上“荷兰病”的风险。与此同时，国际经验表明，设立防止政治干预的防火墙将减少出售自然资源的收入用于短期政治利益的风险。这可能通过将该基金的运作管理委托给一家机构来实现，保障管理机构的良治理应通过民主方式明确设定其目标来实现。

　　石油销售收入的再分配还需要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在立法草案中，巴西当局计划将盐下石油区域石油生产的储蓄以外的收益在巴西各州和直辖市之间分享，包括那些没有参与石油工业的地区。为了让这部分收入得到很好地使用，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尽力提高效率，因为巴西和其他地方以往的经验表明，石油业的暴利收入通常导致公共开支大幅增长，而没有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经济改善成果。联邦政府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良好表现给予奖励的方式来加强对效率提升的激励。

　　反经济周期措施可以增加

　　巴西目前的财政框架运作良好。该国多年来已设法达到基本财政盈余的目标，在大多数年份内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然而，巴西财政框架将需要在中期内适应新的形势，即石油暴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较大份额以及人口老龄化将拖累公共财政。巴西政府当局已于2008 年底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 FundoSoberano do Brasil- FSB），使用财政资源作为一种反经济周期的工具。该基金旨在纾缓汇率波动和促进投资。然而，自2009 年以来没有向该基金挹注任何资金，尽管2010 年巴西经济表现强劲，因巴西政府2010 年的优先事项是偿还公共债务，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在上升，这源于财政刺激措施只能逐渐取消。总体而言，与许多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一样，即使在经济景气年份，实施财政框架内的经济刺激措施似乎也会导致国家难有储蓄备用的余钱。

　　设定的财政目标需要与政府和社会保障账户的长期可持续性相一致。目前，巴西财政的首要目标是实现预算基本平衡（不包括利息支付方面）。该财政目标是以公共债务水平来表示的，在实施的第一年是具有约束力的，但在随后两年的目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指导性的。该财政目标的选择时机恰逢巴西的债券支付采用浮动利率以及汇率指数代表巴西面临巨额可上市交易的公共债务，净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对利率和汇率的变化极为敏感。但改善债务管理方面已降低了薄弱环节。因此，虽然目前的财政框架已经成功地减少了公共债务，这将有利于在中期转化为一个以综合财政平衡表示的财政目标，并与反映经济基本面和社会偏好的长期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相一致。此类派生的债务目标和相关财政平衡路径往往困难重重，经济文献在这方面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巴西可以设想多个选项，如保持名义债务不变或稳定负债占GDP 的比率。在任何情况下，透明度和简洁性是所有能够赢得可信度的财政框架的重要特征。

　　为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巴西政府应逐步淘汰依赖一次性收入和应急措施的做法，因他们会破坏财政平衡目标和损害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过去的例子包括对一些投资开支贴现和使用往年的“储蓄结余”来达到官方的财政平衡目标。巴西政府已表示，他们将不会在2011 年和2012年使用这些举措，并坚持兑现这一承诺。此外，一旦发生不可预知的事件，巴西政府应作出诸多承诺扭转财政赤字或债务目标的相对下滑或实施特定的例外条款。

　　荷兰和瑞典的经验表明，在财政框架内出台财政开支增长上限将有助于加强财政控制。在这方面的第一步是设定公共部门薪金支出的增长上限。然而，就巴西而言，使公共薪资开支上限有效的前提条件是大幅减少普遍存在的收入专款专用，这在以往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经济调查的建议中也屡次提到。虽然专款专用是宪法的规定，旨在保障在财政调整期间一些项目免受裁减的命运，并使得不同的行政辖区的财政收入分配更具可预见性。但实施专款专用的结果

是妨碍了预算拨款使用的再分配变得更加福利化，也不利于通过削减成本措施实现效率提升。财政专款专用制度的逐步淡出将会增强财政的灵活性。

　　五、提高投资率将有助于长期实现经济较快增长

　　更快速的资本积累将有助于抵消人口老龄化对潜在产出增长的影响。目前按照新兴市场国家的标准衡量，巴西的投资率偏低，尽管自2000年以来略有改善，主要体现在能源领域的投资蓬勃发展（图6）。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余威仍未消散之际，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回升已促使潜在产出增长率快速提升。巴西需要实施进一步的改革，以保证即使这些趋势就算无法加速发展，也应原速持续下去。除了这些改革，进一步改善人力资本也将增强对投资的激励机制。



　　改革养老金制度将对储蓄和投资提供支撑
　　巴西国内储蓄不足似乎是该国投资面临的最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巴西的国民储蓄率低于其他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所观察到的水平（图7）。企业储蓄已经占巴西国民储蓄的90%，其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不大。相比之下，提高公共财政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家庭储蓄则有足够的空间。对巴西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展参保系数等方面的改革可能会增强家庭为退休生活而积极储蓄的激励动机，并有助于巩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目前退休金相关的支出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9%左右，但预计该比例在人口老龄化的效果开始显现时将会上升，并加剧公共医疗开支增长的压力。巴西养老保险体系的特殊性在于，最低退休金福利与最低工资挂钩，而最低工资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提高。为了遏制养老金费用的增长态势，巴西最好仿效瑞士的做法，将最低退休金福利与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资薪酬增幅的平均数挂钩。如果在过渡期内将最低退休金福利和消费物价挂钩，巴西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则可进一步增强。此外，正如巴西政府内部讨论的一样，将最低退休年龄可能确定为65 岁，或将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年数可能定为40 年，并取消退休金发放上的男女性别差异，将促使巴西的养老金制度与经合组织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现行做法更为接轨。这些举措，以及加大对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扣罚，也将有助于实现有效退休年龄的上升。在未来，退休年龄可以与持续上升的居民预期寿命挂钩，使得退休年龄的调整可以自动进行，从而避免在一个例行的改革进程耗尽政治资本。这种改革调整应该逐步实施，以避免承担社会动荡的成本并提高公众的接受程度。巴西联邦政府提出的联邦公务员社会保障改革方案，自2003 年以来一直在巴西国会磋商讨论中。新方案将引入新公务员养老金上限，并建立一个雇主和雇员都缴存的补充养老基金。这些措施一旦实施，将可能提高家庭储蓄，并从长远来看能够减轻社会保障预算中公务员退休金的负担。



　　降低利率将会促进投资
　　巴西的实际利率已明显下降，但按照国际标准衡量依然很高（图8）。在2011 年3 月，巴西企业借款人支付了31%的平均年度名义利率，而个人贷款的平均年度名义利率高达45%。除了稀缺的国内储蓄可作为备选的解释外，全面了解这些贷款利率创纪录水平背后的根本因素仍悬念重重。然而，解决一些已查明的问题将可以降低贷款利率，从而支持巴西开展更高水平的投资。
　　历史因素显然是巴西高水平利率背后的原因之一，但其他国家已经设法摆脱过去经济动荡的局面，并成功地将利率降低至比巴西低得多的水平。虽然许多市场参与者仍会记得巴西曾经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拖欠，巴西已成功享
有10 年的通货膨胀符合控制目标和基本财政盈余，更遥远过去发生的问题不应该在形成今天的利率预期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另一种解释可以联系到市场对巴西政府控制或降低目前公共开支水平的执政能力的主观感受，以及利率下调可能通过进一步改善市场对巴西财政前景的信心来实现。事实上，近年来巴西实现基本财政盈余更主要是通过增加税收负担，而不是节省公共开支；过去10 年巴西债务减少更多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结果，而不是整顿财政造成（FUNDAP，2011 年）。有助于减少债务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此期间的实际利率水平较低，这也导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下降。曾作为影响巴西公共债务重要因素之一的汇率风险已被消除，因为巴西现在是一个外汇净债权国。如上所述，通过调整参保系数开展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无疑会发出一个有用的信号，并通过减轻未来社会保障给公共财政带来的负担，来协助提振市场的信心。

　　减少银行中介利差将会降低资金成本
　　巴西的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银行为基础的。按照国际标准衡量，巴西银行业的中介利差被提升至国际标准导致融资成本增加，并促使银行贷款青睐于短期高风险的投资，而不是巴西需要的长期投资。对于获得外国资金渠道有限的巴西中小型企业而言，高昂的借贷成本显得尤其难以承受。虽然目前各界还没有对这些高利差背后的原因达成一致，但可以提出一些解释性的因素：
　　● 巴西央行的官方基准利率（Selic）高，这是对巴西银行业融资成本高涨的一个合理解释，这大概是为什么巴西存贷利差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两者中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 按国际标准衡量，巴西银行业的强制存款准备金比率非常高（活期存款的准备金比率高达43%），这些存款准备金或者根本不付给任何利息，或者支付的利息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他们被发现对存贷款利差和贷款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Souza Rodrigues 和 Takeda，2005 年；Montoro 和 Moreno，2011 年；Mesquita 和Toros，2010 年）。虽然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缴纳强
　　● 巴西银行业需要向包括农村信贷和住房在内的优先领域开展利率受到管制的指令性信贷业务（他们合计占信贷总量的13%左右），以及储蓄账户的价格管制也导致不受银行青睐的贷款项目利率偏高。这些计划的管理成本很高，并导致交叉补贴，即银行对不受监管的贷款业务提出更高的贷款价码要求。此外，金融市场的广泛干预扭曲了相对价格和整个经济的信贷

制银行存款准备金可能是有益的，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要求可拉低金融中介利差、隐形税
收负担和资金成本。
　　● 巴西银行业也被课以重税，这增加了银行业的成本。巴西银行业除了要缴纳较高的企业税收外，还需要支付额外的税项。银行业被发现几乎将全部税收负担转嫁到贷款利率上，这意味着这些税收最终由借款人承担（Cardoso，2003年）。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根据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处理方式调整巴西金融机构的税收制度，将减少银行的中介利差并促进巴西的投资迈向更高水平。分配。因此损及银行资源的指令性贷款计划需要被逐步淘汰。在一个有必要实施的过渡期内，隐含在这些计划中的其余信贷补贴应借助一个更广阔的税收基础，如通过一般税收来筹集资金。此举的扭曲作用将低于目前把固定比例的银行存款指定用于这些计划的做法，因为目前仅让金融部门承担了这些成本。
　　缺乏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巴西投资的融资业务仍将发展迟缓
　　巴西国家发展银行（BNDES）最初创建旨在解决市场失灵，迄今为止一直是有帮助的，因为私人贷款机构无法提供长期融资。巴西国家发展银行通过劳工保护基金（FAT）等强制储蓄和公共资金转移筹集资金，然后向长期投资项目提供信贷，利率远低于政府的短期借贷成本。为应对2008-2009 年度的全球金融危机，巴西国家发展银行最近的融资量已经迅速增长（图9）。这种注入流动性的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有助于避免信贷紧缩，但鉴于巴西的局势已趋于正常化，这带来了阻碍私人资金进入这个细分市场的风险。巴西国家发展银行现在已开始适当撤出为企业提供短期周转资金的业务。
　　需要满足巴西的融资需求，因为国家的发展将需要扩大私营部门在长期信贷市场的参与力度，而不仅是充当巴西国家发展银行小额贷款的分销商。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金融资产是短期的，私营银行自身都发现其很难获得长期融资。促进银行获得长期资金的一种方法是解除目前的储蓄账户限制（特别是有关统一贷款资金价格和期限等方面的限制），以及赋予他们的定向贷款义务。此外，促进长期资本市场的发展将使巴西银行业获得长期的债券融资。因此，巴西当局开始在2010 年12 月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授权建立一个流动性基金，旨在增加二级市场私人债券的交易量。巴西政府也逐步取消对银行面向普通公众直接销售长期债券（letrasfinanceiras）的限制，并为投资长期债券资产和交易上述资产提供税收优惠。最后，巴西国家发展银行已经购买和发行不与各业拆借利率挂钩的长期债券，旨在为此类证券建立一个交易市场。这些举措都受到市场欢迎，也是颇有前途的激励举措，以充分发掘巴西国家发展银行作为做市商的巨大潜力。
　　不过，即使私人银行的融资困难和由此产生的资产期限错配的问题得到解决，巴西国家发展银行独家垄断较低成本融资渠道将会妨碍私人银行供应长期信贷。很可能的情况是，私人银行的资金成本将超过巴西国家发展银行目前的贷款利率。通过将私营银行的融资成本调整到与巴西国家发展银行相一致，并向借款人提供明确的，与选择借款机构无关的税收优惠，将有助于私营参与者进入长期金融市场。在第二个步骤中，一旦私人贷款机构已经在长期信贷市场站稳脚跟，此类税收抵免可以逐步被取消，以免信贷供应的突然减少。
　　降低税收负担也将鼓励投资
　　按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标准衡量，巴西的税负水平较高，加上一个复杂而零散的税收系统，导致税后收益下降并遏制了对投资的激励作用。在巴西国家层面课征的增值税（ICMS）根据原始依据进行评估，这明显增加了巨大的合规成本。
此外在某些行业，这些税种的课税基础是企业的营业额，而不是增加值，从而扭曲了企业在国际化领域的决定以及对生产链的组织。巴西政府计划再次尝试理顺税制。巴西政府准备向国会提交建议案，推出一些工资所得税减免和统一各州的
增值税税率。各州财政厅最近已经商讨到2012年将各州之间增值税税率逐步统一至4%的建议。一揽子的税收建议案还设想对出口和投资带来的税收开展持续连贯的税收返还。目前，这些退税返还并未完全兑现，或需要拖延很久才能偿付。这些建议与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最新出版物《促进经济增长》（OECD，2011 年）和最新的《经济调查报告》（OECD，2009 年）相符，后者采用更加翔实的材料检视了巴西的税制。巴西政府应该遵循这些报告建议的税制改革方案。通过将现有增值税和部分行业的市政城建税合并，工业产品税项和各类联邦税费合并为单一增值税，并对出口、资本品和中间采购商品进行全额返还，以及明确选定增值税标准而不是将销售额作为课税基础，则可以让巴西税收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如果保留各州之间的税率差异，税率的制定要考虑各个州发展的经济基础，以避免各州之间的贸易扭曲，以降低对各州之间掠夺性税收争夺战的激励。在财政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投资经济刺激措施可以通过提高企业所得税的折旧免税额而得到强化。最后，通过增加同等规模的联邦税收以弥补各州增值税减少的做法将是可取的，因为在各国之间的分析对比中，消费一直被发现是更能促进经济成长的课税基础之一（Arnold 等人，2011 年）。
　　六、加大基础实施投资将提升巴西经济表现和促进社会发展
　　如果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可能会产生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巴西投资支出缺乏已导致基础设施供应不足。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2010 年），巴西将需要在未来20 年每年投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才能赶上智利的基础设施水平，而智利是南美洲基础设施领先的国家。自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巴西私营部门的参与也未能抵消财政整顿压力导致的公共开支减少（图10）。
　　加速经济增长计划(PAC)是一个值得赞许的倡议
　　因此，发展基础设施已成为巴西政府政策议程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巴西在2007 年推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随后在2010 年之后推出第二个计划。第一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尽管在起初存在有些项目延误交付和费用超支等问题，但巴西联邦政府和国有

企业的基础设施支出显著上升，在2010 年达到估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2%。该计划有助于巴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增强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第二阶段（不包括石油，天然气和住房）的计划投资支出总额估计在未来四年达到3,949 亿雷亚尔，平均每年的投资额相当于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7%，其中大部分投向了电力部门。巴西联邦政府还资助额外的，未纳入PAC 计划的基础设施。巴西政府应该在削减公共开支之际，继续保持网络产业相关的PAC 基础设施建设支出。PAC 计划还增加了运营和维护（O＆M）开支以恢复现有存量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在铁路等部门，运营和维护开支已经从其他开支项目中分离，巴西还计划在其他行业开展类似的费用剥离做法。此外，运营和维护费用已成为PAC 项目遴选的标准之一。巴西政府应更进一步，通过设置具体的规则以量化每年现有和规划建设的基础设施的运营及维护成本，并将它们纳入为期多年的联邦预算。这将有利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有助于保护基建项目运营和维护支出免受预算削减的冲击。
　　2005 年，在巴西PAC 选定项目之前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试点项目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效，但鉴于巴西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现状，PAC 计划覆盖的基础设施领域已经扩大。该计划包括的项目非常广泛，涵盖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有一些社会发展项目，并涉及许多企业和机构。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监测项目的实施上。此外，巴西政府PAC 项目报告的重点转向大型项目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项目。在PAC 项目内部，应优先考虑竣工完成最有价值的项目。在2011 年初，PAC 计划管理工作转移到巴西联邦规划部，后者负责整体经济的协调运转。这有利于监控这种体制变化是否会克服协调痼疾带来的诸多挑战。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巴西政府PAC 计划的预算成本，政府已寻求大力促进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历史上看，巴西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大多采取特许经营权的形式，将那些无需公共财政支出，财务上能够自立的基础设施项目出售给私人运营商。巴西政府在2004年设立了一个法律框架，以管理那些要求获得公共补贴以实现财务独立的项目运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PPP）。该法律经过精心设计，透明度显著提升，简化合同谈判程序和限制，复杂的合同谈判程序和限制在过去妨碍了私营部门参与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Calderón 和Servén，2010 年）。但到目前为止，该计划未能产生公共私营伙伴关系项目数量增加的预期效果，部分原因是由政府选择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就此而言，巴西政府决定更多采用公共私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公路领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公共私营伙伴关系进展缓慢，可能的解释是由于项目的遴选和评价的过程繁琐冗长，涉及许多的政府机构和部委。因此改善营商环境是吸引更多私人部门投资于巴西基础设施领域的首选，但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巴西可以简化基础设施项目遴选过程，同时继续通过严格的物有所值行为审查项目的可行性。在涉及众多机构之间整合其职责，也可能加快这一进程。
　　环境许可应该得到理顺
　　尽管最近出现了一些改善迹象，巴西的环境许可仍然是会拖延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特别是在能源部门，因为围绕基础设施项目的纷争频繁发生。巴西是极少数采用三阶段许可过程的国家之一（涉及初步牌照，安装牌照和营业牌照），并在三个阶段都拥有单独的过程和机会让第三方发起争端。这种做法导致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长时间的拖延和极高的交易成本。 2005 年，巴西设立了每一步的时间表，主要目标是减少在第一阶段所花费的时间。通过采用综合广泛的规则让受到基建项目影响的居民获得经济补偿，巴西缩短环境许可的努力可以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政府当局目前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增强项目审批的可预测性也将加快这一进程，并降低其遭遇挑战的可能性。
　　巴西应取消某些基础设施联网行业的投资壁垒
　　在不同的基础设施联网行业，巴西已经在过去20 年实施多项改革以改善资源的供给。巴西应继续努力取消剩余的投资障碍。
　　供水和环境卫生可能是最需要投资的部门。下水道的情况尤为关键，因为只有47%的巴西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东南部地区——能受益于污水收集，收集的污水仅有约20%是经过污水处理的。污水处理服务的覆盖范围在各个直辖市
之间差别很大。该领域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城市的债务水平很高。为解决这个问题，巴西联邦政府可以提供专项贷款，以帮助市政当局解决财政困难，联邦政府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联邦政府可以设想提供这类贷款的条件是服务提供商必须开展股权结构改革，并促使其在经营上能够实现财务独立，例如，组建一个市政财团以成立一家单一的自来水供应商。这可能会提供适宜的激励机制，以尽可能实现规模经济。
　　巴西电力部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在于提高发电能力以便在未来几年满足迅速扩大的需求。巴西政府当局目前计划实现发电来源的多样化，并促使电力的边际价格更加体现需求的状况，这将对提高发电能力有所帮助。巴西当局也应调查电力部门是否存在获得交叉补贴的可能性，并禁止配电公司和发电公司属于同一集团。鉴于巴西国有电力公司（Eletrobrás）在该国电力行业发挥着主导作用，探索巴西发电领域是否存在打破垄断开展竞争的空间将是有益的。旨在促进低收入家庭获得电力供应的社会关税可能会扭曲投资决策并导致在不同客户之间的交叉补贴，电力企业对用电大户收取的电价高于回收成本的水平，这制约了用电企业的竞争力。扶持此类家庭的一个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将是推广使用现有的，针对贫困群体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
　　至于其他的基础设施网络产业，固定电话市场仍然有引入进一步市场竞争的空间，因为固定电话企业通过完全控制他们所拥有基础设施网络的使用，在他们的特许经营地域内享受着完全的垄断地位。目前，巴西固定电话部门被分成两种体制。一种是“公营”制度，企业必须实现普遍服务的目标，遵守通讯价格上限和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并实现会计核算的分离。通常在巴西的每个州只有一个主要的固定电话企业，该制度仅限于固定电话业务。这一制度于2025 年到期，到2015 年应进行反思。而根据“私营”制度，企业经营只受到最少的政府干预，通信价格都是自由制定的。考虑到在特许经营权下难以对细分市场注入竞争的因素，巴西政府当局应利用截止于2015 年到期的机会，评估保持目前双轨系统的成本和效益对比。如果发现维持这两种体制是有用的，巴西政府当局应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并公布法规澄清竞争对手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租赁现有的固定线路基础设施。此外，目前的监管架构似乎不适应电讯和广播服务融合的过程。政府当局应协调通信和广播部门的监管规则，以更好地满足服务融合的要求。采取这样一个战略可以为转向单一的电讯/广播许可证做准备，这可能刺激在不同服务市场的竞争，使运营商能够获得范围经济的益处和增加各种服务项目，从而增进消费者的福祉。
　　巴西的铁路和公路网络不太发达（图11）。巴西在财政整顿的情况下，决定增加对铁路的公共投资的举措很受欢迎，因为此类投资能带来长期的回报。政府当局应继续让铁路投资免受削减预算政策的冲击。就道路而言，巴西可在特许经
营权合同中设定具体的投资目标，将鼓励特许经营让人在特许经营权存续期间延长和改善道路网络，而不仅仅是保持其正常运营，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保持减贫的力度是一个高度优先的事项
　　消除极端贫困一直是巴西政府政策议程的头等大事。自1993 年以来，巴西经历了一个贫富差距持续大幅下降的过程，表明该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和收入再分配政策取得了成功（图12）。巴西的贫困率已经下降一半。这一举世瞩目的减贫现状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以进一步降低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发生率。所需的进一步行动将涉及扩大高效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方案（家庭补助金；BolsaFamilia）的规模和领域，巴西使用相对较低的财政成本努力达到减少贫困的效果。该计划在2010 年惠及1,270万户巴西家庭，而成本仅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4%，巴西GDP 的11%用于社会保障

　　七、巴西实现生活水平可持续上升的其他措施
　　促使巴西经济可持续强劲增长的两个前提条件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和确保经济发展路径与保护环境相一致。福利，其中大部分流向中产阶级（Abrahão deCastro 和Modesto，2010 年）。家庭补助金计划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巴西的贫困家庭进行全面详细地登记，这可能是用于改善其他社会福利政策的针对性，正如巴西政府最近推出的

消除赤贫计划（Brasilsem Miseria）所筹划的那样。这些附加服务可涵盖照顾儿童和年迈的家庭成员、培训或贷款，这将有助于贫困家庭克服在巴西已提供社会政策方面的信息障碍。
　　虽然巴西目前的转移支付计划已成功地降低了老年人的贫困率，但在减少青少年的贫困率方面仍有相当大的改善余地。近年来巴西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调整幅度是依据上年巴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消费价格指数（CPI）之和。尽管如此，提高最低工资未能惠及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因而在减少贫困方面成效不太明显，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甚至仍远多于家庭转移支付计划能够帮助的人数。此外，一些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似乎在抗击贫困方面并不具有成本效益优势，最好将其逐步缩减。这些措施包括向已经领取退休金的人士发放幸存者养老金，或通过老年福利条例向领取养老金的老年提供额外的免费服务。相比之下，拨付额外的资源以提高家庭补助金是必要的，原因是减少贫困领域的重大进展是通过此计划取得的。
　　教育将有助于促成近期减贫工作取得成功
　　近几十年来，在巴西接受教育的机会已明显改善，因此传统上教育工作者非常高的工资奖金
已有所回落。这更多源于获得教育机会的分布更为均衡，并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驱动力，对公众所感受到贫困减少的贡献甚至超过社会转移支付计划（Barros 等，2010 年）。尽管如此，巴西的教育领域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需要提高教学质量，降低中学教育中较高的辍学率。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指出，巴西学生的表现在所有评估的项目中各方面均有改善，但仍大大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图13）。巴西愿意继续衡量、评价和与基准比对学校的表现，以及延长上课天数，对于确保教育质量进一步改善是至关重要的，该目标已成为巴西2011-2020 年国家教育计划突出强调的内容。高辍学率导致高级中学的入学率只有适龄学生人数的70%左右，这可能与“一成不变”的教育系统难以为来自弱势家庭背景的一些青年提供有吸引力的课程选择有关。巴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源于巴西承担了世界如此多森林覆盖和生物多样性守护者的重要角色。因此，巴西政府当局一直积极参与在国际和国内气候变化辩论。在2009 年哥本哈

西于2011 年4 月推出令人称道的技能教育（Pronatec）倡议，可方便失业者和家庭补助金的受益者进入技术学校学习。然而，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只提供给从普通中学课程毕业的学生，这个条件可能将具有较强辍学倾向的群体排除在外。加强技术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而无论其是否成功地从正规课程毕业，对于提高弱势学生群体的职业技能将是重要的。
　　继续保护森林是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最后，只有当经济增长不以环境退化作为代价，经济增长才会是长期可持续的。巴西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因为它可能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后的短短几天后，巴西出台了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并设定了到2020 年预计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36.1%至38.9%之间的国家减排目标。巴西政府行动的重点是遏制滥砍乱伐，砍伐森林带来了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整个巴西排放量的将近一半，其中大部分是以非法采伐形式进行。其结果是，亚马逊森林的砍伐量从2000 年至2008 年之间的平均每年18,200 平方公里，锐减至2010 年的6,500 平方公里。巴西有望比预定的2020 年提前四年实现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各地区之间的进展一直不平衡。政府当局应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第一，通过增加林业监测和严格遵守法规可更好地执行现有法律。第二，在地方经济严重依赖砍伐森林的地区，进一步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保障，可降低非法采伐的吸引力。第三，政府当局应抵制修订《森林法》的提议，目前巴西出于保护良好环境的立场限制了一些地区的森林砍伐。这种变化可能扭转在过去十年中观察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和滥砍乱伐的趋势。加快经济增长计划（PAC）为巴西当局提供了一个引入更绿色环保基础设施和提高基础设施抵御气候变化能力的机会。鉴于绿色投资可能具有很高的公共利益，政府当局应确保在PAC 计划的项目遴选中，投资决策能对环境相关的外部性承担起适当的责任。
　　资料来源：OECD
　　●减贫实践●
　　可再生能源贷款接近世界银行能源贷款的四分之一
　　世界银行集团可再生能源贷款总额从2008-2009 财年间的31 亿美元增加到2010-2011财年间的49 亿美元。由于同期能源贷款总额同步增加，因此可再生能源贷款所占比重从20%增至23%。
　　2009 年和2010 年，世界银行集团为应对财政危机的贷款达到创纪录的水平，但之后其贷款总额将出现萎缩。鉴于此，贷款的绝对美元数值在今年内将会下滑。即便贷款在不同年度有所波动，但各国继续实行有助于增长、面向贫困人口
且增强气候适应能力的政策，将有可能增强这些国家从世界银行集团借款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兴趣。
　　这方面同日益增加的如下事实相吻合：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的国家将逐步成为赢家。这些国家的投资可扩大能源覆盖面，而且在基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制造业领域，还可以新增就业，为持续繁荣奠定基础。
　　扩大能源覆盖面虽然是目前覆盖率较低国家的一项重要目标，但并不是推动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唯一动力。例如，埃塞俄比亚正在开发其巨大的水电潜力，以满足国内城市和产业日益增加的巨大需求，并向邻国肯尼亚出口电力。
　　埃塞俄比亚这样做旨在加入对可再生能源作出战略性选择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彭博新闻社和法兰克福学派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指出，以中国、巴西和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2010 年吸引了总额为720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这一数字超过了发达国家略高于700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非洲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增幅位居除上述三大经济体之外的发展中地区首位，达到了36 亿美元，较2009 年7.5 亿美元的投资水平增长了380%。
　　“目前，低收入国家的能源覆盖率低于30%，一些国家甚至仅为10%，因此扩大这些国家的能源覆盖率必须成为我们的一项要务”，世界银行可持续能源局局长S. Vijay Iyer 表示。“这一点从我们对电气化工程和电力系统的投资中得到了体现。水电、地热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诸如“点亮非洲”等项目，均有助于提供人们能承受的电力，为家庭和企业提供照明，并为数以亿计人的手机充电。”
　　2011 年，世界银行针对低收入国家批准了数个大型项目，旨在实现两大目标，即扩大能源覆盖面和巩固低收入国家为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而付出的努力。世界银行批准向印度尼西亚地热清洁能源投资项目提供1.75 亿美元贷款，帮助以清洁和气候友好型方式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该项目将有助于佩塔米纳（Pertamina）地热能源公司在三大地热田的发电能力最高增加150 兆瓦。如果没有这笔投资，则需要新增等量火力发电能力。
　　在印度，世界银行批准向THDC 印度有限公司提供6.48 亿美元贷款， 支持VishnugadPipalkoti 水电厂建设。预计该厂年发电能力将达到16.65 亿千瓦时，满足家庭和企业用户的峰值需求。这一装机容量为444 兆瓦的项目，还将帮助印度每年减少160 万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世界银行正在肯尼亚资助实施另一个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一笔3.3 亿美元国际开发协会贷款于2010 年获准，旨在将肯尼亚Olkaria发电厂的地热发电能力增加280 兆瓦。该笔贷款是肯尼亚政府和多个合作伙伴联合筹集的14 亿美元一揽子资金的一部分，后者旨在扩大电力覆盖面，在2015 年之前使150 万人和企业接入电网。
　　在各国代表团为11 月29 日至12 月9 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7 次大会上开展气候谈判之际，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可再生能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最近，他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共同努力，在2030 年之前实现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所占比重翻一番的目标，同时实现能源全面普及，提高能源效率。
　　这些目标体现了应对能源危机的紧迫性，而应对能源危机需要具备雄心，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Sri MulyaniIndrawati 在今年10 月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能源会议上这样表示。他说：“看一下能源性贫困的规模——14 亿人在日落后仍生活在黑暗之中，30 亿人在用木材、牲畜粪便或煤炭烧火取暖，就会认识到这一紧迫性了。我们需要诸如上述的这些宏伟目标……我谨代表世界银行欢迎并分享这一雄心。”
　　那么，如何在扩大能源覆盖面和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之间建立联系呢？这取决于政策激励措施和融资以及节能措施之间互为支撑的良性循环，其中政策激励措施和融资旨在鼓励应用新型清洁能源技术和系统，节能措施旨在帮助提高新技术的效果和可承受性。
　　世界银行同国家合作以可持续方式扩大能源覆盖面的一个范例为越南。1993 年，越南仅有14%的农村人口能够用上电；如今，这一比例已跃升至95%。电力构成中，三分之一来自水力发电，40%来自天然气发电，仅有19%来自煤炭发电（目前这一比例持续下降）。虽然年人均碳排放从0.4 公斤增加到1.3 公斤，但这一增长并不仅仅是家庭用电造成的，因家庭用电仅占用电总量的20%。世界银行通过技术援助和国际开发协会无息贷款支持了这一持续的农村电气化进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减贫实践●
　　《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的评估报告发布
　　2005 年的《巴黎援助有效性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定与改革计划，是几十年来为改善援助质量和影响发展的各种尝试最重要的成果。在刚刚结束的韩国釜山第四次发展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发布了对这一宣言执行以来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是对2005 年以来改善国际援助有效性的各种努力的一个独立的全球评估。这次评估历时4 年（2007-2011），包括在22 个伙伴国家和18个援助机构中展开的50 项调查研究，以及一些特殊主题的调查研究。此次评估回应以下三个主要问题：（1）哪些因素影响和限制了巴黎宣言改革的实施，这些因素的影响如何？（2）在援助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3）援助有效性的改善如何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结果？
　　评估主要发现
　　●宣言的实施环境
　　本评估中强调了影响和限制宣言实施的主要政治、经济和官僚因素。评估发现伙伴国家已经采用并将宣言提倡的改善嵌入了社会发展中，不仅仅是更好地管理援助，而是因为其迎合了国家需要，例如引入更好的资本管理、公共采购或问责制。相比而言在援助国家中，援助和援助改革不那么被需求，捐助者实施改革的能力更高。援助和援助改革需要和其他各种国际国内事务竞争来获得政治和公众的关注，并且其实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援助有效性的改善
　　《巴黎宣言》旨在从三个方面改善援助的有效性：援助提供的效率、援助的管理和使用和更好的伙伴关系。（1）援助提供的效率方面，并没有达到最初快速减轻援助管理负担的预期。（2）援助的管理和使用方面，虽然进程缓慢且不均衡，但与之前的情况相比，被调研的国家的援助管理和使用得到了改善，并且宣言所提倡的援助形式为这一改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3）建立更加包容和有效的伙伴关系方面，宣言明确关注援助关系，在伙伴国家、援助国家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了重要的对话，这种对话不再仅仅局限于援助管理的技术或资金层面，并已取得一系列实际成效。
　　●对发展结果的贡献
　　关于援助改革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评估：具体部门层面（尤其是卫生部门）、优先满足最贫困人群的需求、增强制度能力和社会资本、促进援助形式的融合。（1）在具体部门层面，尤其是卫生部门，可以发现明显的积极贡献，这些贡献虽不直接，但很清楚。（2）总的来说，大多数国家在优先满足最贫困人群（尤其是妇女和女孩）的需求方面只有非常少的进展，但有证据显示援助和援助改革还是有一些积极贡献的。（3）虽然能力不足仍是很多国家的重大障碍，但有证据显示援助和援助改革为长期内加强制度能力和社会资本做出了贡献。（4）2005 年以来半数被评估的国家中，援助形式的多种选择和创新，尤其是在部门层面更多的援助者联合支持，促进了对发展结果实际的或潜在的贡献。
　　主要建议
　　给伙伴国家与援助国家和机构的政策制定者建议：（1）做出坚定的政治选择并贯彻执行；（2）关注透明度、相互问责与共享的风险管理；（3）在各国加强和中心化援助有效性的努力；（4）将援助改革的收益扩展至各种形式的发展合作中；（5）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巩固改善后的国际伙伴关系；
　　给伙伴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建议：（6）充分领导本国未来的援助改革并对其负责；（7）制定增强能力的策略和优先序；（8）加强政治优先性和具体的行动，来抗击贫困、社会排斥和贪污；
　　给援助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建议：（9）更好地实现诺言，与至关重要的国际格局相匹配；（10）勇敢地面对与处理风险，承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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