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四十九期-迈向后2015年的发展模式

　　●研究前沿●　

　　摘要
　　本次在贝拉吉奥(位于意大利米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召开会议的目的是：
　　●为新发展讨论提出议案，为2015年后的千年发展目标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议题及其对应的目标；
　　●设计一个机制来提高对这些新目标的参与度、透明度以及责任感，根据受益者的优先顺序向其提供持续的投入，并对发展干预进行评估；
　　●设计沟通策略来引导2015年以后的发展范式；
　　●为在贝拉吉奥召开的小组讨论会议制定活动议程。
　　世界需要一个全新视野来看待全球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突破人类机器组成的生产线就是所谓的发展的传统看法，找到一个新的发展范式来给失望者带来希望，给弱者带来勇气，给蒙冤者带来正义以及给伤者带来康复。其中要做的就是让国际社会承担起共同的责任，使人们过上充实高效，有创造性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保障他们的权利，同时履行尊重他人的义务。依靠善用资源即公平分享财富的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可持续性的，它能确保集体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不影响后代的需求。
　　千年发展目标在2000年制定，实现目标的期限是2015年。尽管联合国在本轮中已经实现了部分千年发展目标，但是无论是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关于世界的发展，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所以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是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既适用于发达国家又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商品、准则和标准上必须达成全球性的最低共识，同时留下空间，使各个国家能够根据本国公民的需要与愿望，充分考虑自身环境来制定他们自己的发展目标。参会者相信如果国家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子目标，他们将会更加支持这些总体目标。这种方法可以避免一体适用的困境，因为一体适用困境中的目标往往不是太笼统、太抽象，就是太过于雄心壮志或者太没有宏伟前途了。我们必须提出客观的评价指标，必须关注基于性别、城乡、身份和收入组别的分解指标和结果，来揭示隐藏在综合统计数字背后的不平等问题。
　　新的发展范式和目标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那些直接受影响的人应该有发言权，比如，他们要怎样生存，为了保证发展他们需要什么。这个新的发展范式需要一个相应的新责任模式来将穷人、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作为政策考虑的中心，从实践角度考虑去塑造他们的生活。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必须努力提高透明度并且信任我们国内和国际的体制机构。
　　这12个未来目标的架构是由专题研讨会的参与者提出来的，这个架构涉及足够的生计和收入水平、充足的食物和水、适当的教育和技能、良好的健康状况、性别平等、安全、富有活力社区、连通性、授权、对生物的可持续管理、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和良好的全球治理这些方面。这些目标特意用充满美好愿望的词语表示，并且可以分成三组，分别为个人实现他们更大潜能所需的基本禀赋，保护和促进集体人力资本和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这些目标让世界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团结起来，对世界发展的关键议题领域提供指导，刺激加大投资力度并取得进展。我们必须为了2015年之后的发展在这些目标上达成一致，因为我们正面临世界发展的一系列转折点。
　　会议报告：塑造下一代发展目标
　　Barry Carin和Mukesh Kapila
　　理想的全球目标应该是一组数量有限但能体现人类福祉的多维性目标，一组能够表述发展的复杂性但本身又很简单的目标，一组包含了一致同意的原则又能够进行定量监测的目标，一组能够反映整体优先和通用标准，同时又适合国内形势和地方挑战的目标；一组指明了目的地，同时又标明了达到目的地的具体旅途的目标……因此要制定一组这样理想的目标是富有挑战性的。它必须是综合性与简明性的结合，复杂性与简单性的结合，原则性和可测量性的结合，普遍性和国家特殊性的结合，目的与方法的结合。要完成其中任何一个任务都是非常艰难的，要让各国政府和领导人普遍接受并在各国政府和领导人之间达成一个政治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
　　前言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组成的国际联合会（IFRC）和国际管理创新中心（CIGI）召集发展领域的专家、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的代表以及政策与治理专家举行会议来共同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范式。专家代表组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意大利贝拉吉奥的中心开了四天的会议，从6月20日到24日。
　　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怎样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初步的选择方案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初步拟定了，它基于2011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关于2015年后发展范式第一次会议的讨论结果。在贝拉吉奥的讨论则重点关注如何应对发展的挑战，为了改善2015年后的目标提议应该将哪些复杂议题包括进去。这份报告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提出一组未来发展目标，并在参会者中有强烈共识和存在较多争议的议题进行简单的总结。
　　当前的八个目标可以分解为21个可计量的小目标，可以用60个指标来测量。这八个目标在2000年9月份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期间被189个国家采纳，计划在2015年前实现。这些千年发展目标的设计就是为了满足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需求：
　　目标1：消除极度贫困和饥荒
　　目标2：实现全球性的初等教育
　　目标3：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利
　　目标4：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5：提高母亲的健康水平
　　目标6：对抗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
　　目标7：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
　　目标8：形成一个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千年发展目标以道德来凝聚世界，提供方向、激励一些地区增加投资力度并取得进展方面，它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能接受初等教育的儿童数量削减了一半，女孩的入学数量已经基本接近男孩了，五岁前儿童死亡的惊人数字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麻疹疫苗免疫率增加并且小儿麻痹症已经基本根除，儿童能睡在抗疟疾蚊帐的数量已经从2%增至了22%，问题最糟糕的债务危机也已经解决，同时国外援助水平也提高了。由于强大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发展中地区的整体贫困率从1990年的46%下降到2005年的27%。另外，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数增长了10倍，到2008年达到了400万人。在2010年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度报告中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充足的资金和政治承诺的支持下，我们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一些地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根据目前的趋势，仍然有若干千年发展目标将不能实现，一些评论也表明取得的进展也是喜忧参半的。我们不应该只坚持已经制定出的这八个目标和分解出的子目标及其相应的指标而不做改变，也不应该仅仅延长时间期限到2015年后，仍然在新的价值观下坚持同样的子目标。所以，千年发展目标因忽视全球贫困的原因，不够壮志雄心，自上而下推进和采取普遍适用的方法而遭到批评。
　　批评
　　千年发展目标因没有解决一些全球问题而遭到批评，如不平等、国家衰败、缺乏民主、贸易不平衡和气候变化。即使千年发展目标全部实现了，仍然有9亿人每日生活消费不足1美元。均值和总量的使用掩盖了不平等问题。它遭到批评也因为它被理解成了所有国家适用全国性子目标，因为让所有国家拥有完全相同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是毫无意义的。这造成的后果就是那些起点很低但实际成就很好的国家被认为没有达到目标而失败。千年发展目标有点过分夸大了援助的效果，因此也就增加了对发展援助的悲观情绪。千年发展目标中并没有暗含责任义务，也忽视了目标之间的衔接，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千年发展目标在一些人的概念中就是中央集权论和技术专家政治论，由一个捐赠者主导的简约的议程在推动，很少注意当地对尊严和福利的定义和关键的全球诱发因素。
　　其他的批评则集中在子目标设定和指标选取方法的不恰当。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太过狭隘了。千年发展目标因过分强调初等教育、忽视初等教育之后教育的重要性而遭到批评。普及教育的子目标是有缺陷的：注册人数并不能代表教育质量，读写能力并不能代表大范围的认知能力和认识高度。将儿童和妇女健康的目标分开更加容易使努力白费，只关注消灭特定疾病导致目标重复和排斥其他子目标，同时也与改善健康服务之间缺乏整合。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仅仅是一些或笼统或具体并无关联的子目标的集合，和其他的千年发展目标缺乏整合。贫困目标没有和结果有确切的关联（Waage，2010）。总之，所有子目标都是自上而下制定的。
　　准则
　　参会者认为应该有明确的全球目标，对地方和区域进展有一致的测量评价，但是应该分别从国家和地方角度来设定对应的子目标。建议的目标准则包括：
　　●激发承诺和行动；
　　●对履行义务进行定量的考评，但是也有质的考虑；
　　●考虑机会平等；
　　●授权，提供诱发因素（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透明度和责任感；
　　●引入过程目标和中期目标；
　　●考虑每个人都面临的全球挑战；
　　●考虑可持续发展。
　　Todd Moss 提出的准则有所不同。他认为目标应该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应该建立在有野心而又能合理达到的期望基础之上；应该关注中间结果，提示标记而不是操作目标；应该要能够辨别成功与否。总之，在制定2015年后的发展目标时应该将潜在受益人包括进去。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和集体所有制，政府对这些目标的责任问题将存在问题。
　　我们思考2015年后的目标时，应该考虑以下方面：
　　●公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在保证所有阶层都增长的条件下制定目标；
　　●从自由和正义角度来构建发展，形成一个有说服力和有远见的局面——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指数相互作用，关注教育机会和市场准入；
　　●提供发展要素，即通过教育、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更好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增长。抛弃“制定了正确的制度后就撒手不管”的目前流行的范式；
　　●在不平等方面做更多努力，不仅仅是从年龄、性别和城乡角度区分不平等。
　　制定2015年后发展目标的基本原理和利弊分析
　　下面所列的选项在贝拉吉奥和日内瓦的讨论会上被普遍认同，参会者一致同意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构建共同的全球目标，但是建议子目标的设定和采用则建立在国家级的水平上；
　　●对每一个全球目标，建议设定所有国家都要达到的最低标准；
　　●对围绕结果还是手段的激烈讨论进行巧妙处理，根据条件来构建目标，让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一样，针对个人能力设定一组目标，针对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气候变化设定一组目标，针对制度安排和提供公共物品设定一组目标；
　　●强调底层人群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建议男性和女性都有各自的目标，因为主流化目标就是意味着性别目标将会被遗忘；
　　●再次强调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实现全面富有成效的就业，为所有人提供体面的工作，包括妇女和年轻人”。
　　我们很认同老子的格言“如果不改变方向，那么你将在起点处失败”。
　　参会者决定将新目标大致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个人能力和自由；经济的可持续性，社会和文化活动及其对生态系统跟气候变化的影响；制度安排和公共物品的提供。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目标，单个国家还应该根据其具体环境来为每个目标制定相应的子目标和指标。考虑到会议时间有限，针对每个子目标的评价指标只是匆匆略过了。要为每个目标寻找数量有限的可测量的相关指标需要更多部门和调查统计资料等专门知识。参会小组认为，所有的指标应该都能根据性别、收入、城乡和弱势群体进行分解。如果有可能，还应该有一个所有国家都要达到的最低标准。但是这种方式会让贫困成为一个随处可见的问题。
　　参会小组的全球视角与之前的发展范式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之前的发展范式主要是安排捐助者和接受者进行对接和进行援助预算。虽然新方法可能会减少富裕的发达国家援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但是应该授权每个国家定义、测量和实现他们自己的发展。
　　总结：关于2015年后的目标
　　此次会议一致同意了提出的12个新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特意用充满美好期望的词语表述，可以分成三组，每组四个目标。
　　第一组目标包括的是让个体具备更能开发其潜能所需的基本禀赋。
　　目标1：作为有尊严的人类存在而获得充足的生计和收入。
　　目标2：正常生活所需的足够的食物和水；
　　目标3：参与社会生产性活动所需基本教育和技能；
　　目标4：身心健康。
　　第二组目标关注保护和促进集体人力资本开发。
　　目标5：保障免于遭受暴力；
　　目标6：性别平等，让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中并平等地受益；
　　目标7：通过减少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的影响而建设富有活力的社区和国家；
　　目标8：获得基本的信息、服务和机会。
　　第三组目标是解决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目标9：授权人民实现其公民和政治权利；
　　目标10：生物圈的可持续管理，让人类和地球一起发展繁荣；
　　目标11：建立相关规则来管理世界经济，让所有国家公平地分享利益；
　　目标12：良好的全球治理，有透明和负责的国际机构与合作伙伴。
　　作者简介
　　Barry Carin
　　Barry Carin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高级研究员，维多利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全球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和前副主任。2006年至2009年担任全球治理杂志的编辑。在加入CIGI之前，Barry Carin作为加拿大的高级专员被派到新加坡，是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主管贸易和经济政策的助理副部长。他是OECD执行委员会的加拿大代表，加拿大就业和移民部负责战略政策和规划的助理副部长和财政委员会秘书处效益评估主任。
　　Barry Carin拥有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学士学位。
　　Mukesh Kapila
　　Mukesh Kapila博士是IFRC国民社会和知识发展处的副秘书长，从2006年开始在IFRC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位。Mukesh Kapila博士曾是联合国驻阿富汗的高级顾问和联合国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他担任过的领导职位还包括联合国驻苏丹的常驻代表、人道主义协调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常驻代表，世界卫生组织危机卫生行动的主任，世界银行灾害风险减少和补救全球基金的资深政策顾问。在这之前，他是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负责冲突和人道主义事物的领导人，还曾任职于英国国家健康服务部。
　　Mukesh Kapila博士出生于印度，现为英国公民，毕业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医学和公共卫生学专业。他因从事诸多国际服务而被授予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同时也获得了全球领导协会颁发的Dr. Jean Mayer全球公民奖。
　　背景报告：关于2015年后的发展范式
　　为了促进6月20-24日在贝拉吉奥的会议讨论，特意准备了一份背景论文，为我们开始讨论提供了七个目标。
　　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
　　没有任何完美的方式来表达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目标。当前“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的目标因只定义结果而没有定义解决的方法，局限于贫困的结构性原因，缺乏社会正义，捐赠者导向和脆弱性（短暂和长期贫困）而遭到批评（Sumner和Tiwari，2011）。对当前子目标的评价指标也因为测量贫困发生率不准确和存在偏见而遭到批评。存在的问题还包括忽视不平等、监督缺位、指标模糊、缺乏数据、国家所有权问题、不准确的饥饿测量方法等（Waage等，2010）。
　　尽管当前构建的方法存在缺点，我们仍可以说“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的解决方案是最差的。在2015年后的千年发展目标中，各国应该签署全球性的目标同时还应该提出（并公布和监控）他们自己国家的贡献，同时还应该设定国家子目标，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处境。应该明确地为最底层群体设定国家和地区子目标来解决不平等问题。
　　普及教育
　　与数量和质量讨论相关的议题是要区别是投入和产出以及产出和结果。学校基金是一项投入，入学学生和师生比是产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使他们在成年后有核心竞争力，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有所贡献。与其相关的产出就是一个能读会算的人。测量一个群体的入学率比测量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水平简单得多。国际成人识字调查是一个关键的评估工具，它可以进行家庭调查。南部和东部非洲教育质量监测联盟对他们的教育系统进行了调查，特别关注了学生的科学和数学技能。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评估，例如国际学生评估计划，它是由OECD组织的，主要是在工业化国家测量15岁孩子的数学、科学和阅读能力。2011年，有60多个国家参与到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项目中，它对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知识进行测量。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对其中的几个全国性的读写能力调查进行了跟踪监督，比如成人读写能力和生活技能调查。
        健康：提高充实高效生活的预期
　　当前有三个不同的健康目标：降低儿童死亡率，提高母亲的健康水平和对抗艾滋病、疟疾与其他疾病。这些目标虽然准确地表述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三大健康挑战，但是它忽略了发达国家的健康问题。健康目标应该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健康。但是这样做的缺点在于会降低人们对当前这三个千年发展目标的关注度，可能会使用于解决关键问题的投资减少。然而，通过选择一个更广泛的健康目标，各国可以采用与其目前实际情况最相关的子目标，基于他们自身的优先考虑构建他们的健康政策。
　　世界卫生组织的伤残调整寿命指数（一个衡量人们健康受损的指标）能用于构建健康目标。伤残调整寿命(DALYs)是过早死亡而导致的潜在寿命损失和残疾而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这两部分的加总。“一单位伤残调整寿命表示的是一个人丧失了一年的健康生活。人口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总和或者疾病负担可以用来测量当前健康状况与理想健康状况的差距，理想的健康状况是所有人都能长寿，没有疾病和残疾”（世界卫生组织）。
　　伤残调整寿命指数能够提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健康问题的统计数据。这个指标涉及一些传染疾病，如艾滋病、疟疾、肺结核、腹泻和儿童疾病，还有一些非传染疾病，如癌症、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及糖尿病。
　　提高人类安全
　　人类安全就是个人保护，这是用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来定义安全概念。广义的定义可以包含许多威胁，包括如战争这样的传统的安全威胁以及健康、贫困和环境这样的更加关注发展的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4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人类安全的七个构成部分：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群安全和政治安全。狭义的定义将人类安全参数限制于个人遭受的暴力威胁，包括毒品交易、地雷、民族分争、国家衰败、非法交易小型武器、犯罪和家庭暴力（Owen，2004）。
　　人类安全从最低程度来说就是免于暴力和免于对暴力的担忧。人类安全目标应该注重人免于威胁和免于对暴力的担忧。免于暴力和经济、粮食、健康以及环境安全都是生存、尊严和生计的构成要素,这些也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
　　设计人类安全目标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选择可测量的指标。少数特权国集团建立了一个“受威胁民族”数据库，专门设计用来识别种族灭绝、大规模杀戮和其他系统性的暴力镇压的危险，不像其他大多数预警工具那样只聚焦于暴力冲突。它的主要用途是平民保护，全面衡量基于一揽子的10个指标。另一个安全信息数据库是全球和平指数。它测量正在进行的国内和国际冲突，社会安全和149个国家的军事化，包括暴力示威的可能性和对犯罪的理解等几个指标。如果有条件的话，国家、地区和本地人民自由活动的能力、获得政府服务的能力和性别暴力方面的数据以及在武装暴力中受到伤害或者受到影响的人数都应该成为人类安全的独立指标。另一种方法是基于最关心的安全问题自行制定子目标，让国家、地区和社区能够采用。
　　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到人均四吨
　　气候变化是由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对化石燃料能源的需求造成的。政治领导们普遍认识到让全球变暖，温度上升超过两摄氏度是很危险的，温度上升两摄氏度将会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50ppm（百万分之450）这个最大限度。也许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全球最大浓度转化为全球年度分配额，然后再按人口均分，这样所有国家都会尽最大努力使之不超过这个全球极限。世界人口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82亿，不超过450ppm的情况下，全球年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约是320亿吨，人均4吨。计算到2050年，不超过450ppm的情况下，当年排放量配额是180亿吨。到2050年全球人口达90亿时，人均排放量指标下降到了每年2吨。相比于其他的千年发展目标，人均排量的方法对发达国家更加严格。如果跟印度和中国的定位保持一致，那么它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具有优势。
　　实现全球性连通：经济服务——信息通讯技术、电力和运输
　　当前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包括一个子目标“利用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发展带来的好处”，2015年后的目标要拓展新技术的应用，重新构建“连通”目标，不仅仅包含信息通讯技术，还包括可靠的电力和运输。连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要素：它允许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和市场，确保业务日常运转，提供市场准入、政府服务和知识信息。
　　定义这个目标要面对可持续性和平等性的挑战，如：
　　●我们能否利用更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来供电？
　　●建一条跨过亚马逊河的公路将有何影响？
　　●我们怎样让最贫困人群获得信息通讯技术？
　　设定子目标和指标时应该充分考虑提供条件使人们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避免环境破坏和加剧不平等。针对连通的子目标应该考虑到不同的社区和社会获得技术的方式不同。例如，子目标不应该是每1000人中移动电话数量、拥有移动电话的人数、人们的手机拥有量或者电脑数量。它应该是通过合理和负担得起的方式获得手机和电脑或者进入互联网的数量。
　　促进授权
　　授权的定义很多，例如Jupp 和Ali（2010）就提出了几个：
　　●授权就是反对压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都能参与到他们不平等和不承认人权的社会中去（Oxfam和1995）。
　　●授权就是“在一个多维社会进程中帮助人们主宰他们自己的生活”（Page和Czuba）。
　　●授权就是让目前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获得平等权利、获得资源和力量的过程（Mayoux，2008）。
　　●英国政府社区网站说：“社区赋权就是人民和政府共同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让更多人能够对他们社区的决定产生影响，更多人负责处理当地问题，而不是指望他人去做这些” ( www.communities.gov.uk /communities/)。
　　●扩大穷人的资产和能力，使之能参与、谈判、影响和控制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社区（世界银行关于授权的读物资料，2001）。
　　“授权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和变化的目标。它由价值、知识、行为和人际关系这些复杂而相互联系的要素组成”（Jupp和Ali，2010）。现在也有方法可以将人们自己产生的定性信息进行量化。
　　授权过程是非线性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它因具体情况而异……授权的非线性和灵活性对常规监测提出了挑战，常规监测通常假设是线性发展趋势并且说明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授权的复杂性导致很多人得出如下结论：授权的结果是无形的、因境况而异的、单个的、行为的、相联系的、几乎是难以计算的……。
　　由于授权是一个带主观价值的术语，也是进一步行使主观价值（如参与、需求和行使权力）的结果，它没有一个共同的定义。授权不能被简单提炼成一个单一的有意义的可测量目标：“如果要适当处理授权的内部复杂性，那么授权就是不可测量的了”（Brook和Holland，2009）。故所提出的2015年后的目标应该致力于改善权利被剥夺群体的境况。这就要求为达到前面提到的教育、健康、安全和连通的目标而设定子目标和指标时考虑到最弱势的群体。但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说这种看似完美的方式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鼓励从国家层面来定义授权，重点针对被严重边缘化的群体。不过这将背离授权的自上而下目标。
　　●专家观点●
让个体充分发挥其潜能
　　“自由”的概念之一是从被干扰中挣脱出来，即通常的说法“不要管我”，它是舒适生活的典型特征。“自由”更为积极的一个概念是“给我一次机会”，而习惯舒适的人们通常把机会看作理所当然的。按照更为积极地推进机会的方法，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目标要在某个特定日期之前得以完成。除此之外，与会人员同意设计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使得“让所有个体都充分实现其潜能”假设可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十二个发展目标的最终框架，下面是此次会议的讨论要点。
　　目标一——减少贫困：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
　　应当建立衡量最底层五分之一人群收入增长率的指标，衡量民生/雇佣状况以及人们拥有适当住房状况的指标。
　　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公认的概念描述“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这个目标的特性。人们已经开始指责现行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局限于追究贫穷和社会不公平的结构性原因等。（Summer和Tiwari，2011年）。而衡量现行目标履行状况的指标也被指责为不够精确，偏向于测量贫困现象的发生率。针对此目标，现存的问题包括：目标履行缺少监管，衡量指标模棱两可，衡量缺少数据支撑，存在国家所有制问题，饥饿状况衡量较少以及方法技术上的困难（Waage等，2010年）。
　　经济增长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人们的收入水平与营养状况的好坏、卫生环境改善程度与经济增长有直接联系。我们需要设计国家在收入增长和改善民生方面的目标，以引导大众对歧视现象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通过设定（尤其是为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口设定）国家性和地区性的目标，不平等的问题应该得以解决。“饥饿”一词已经从本目标中删除，这不会分散人们对工薪阶层的关注。
　　选择底层五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的缺点在于：收入增长率提高的同时，人们的福利可能会有所下降，贫困也有可能会增加。另外，提高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可以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如食物、住房和医药等。更进一步地讲，小组内的讨论发现贫困概念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有时收入增长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当人们拥有那些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必须品之后，人们才得以摆脱贫困。
　　目标二——保证适当的食物和安全的饮用水：消除饥饿，减少肥胖，确保安全的饮用水和公共环境卫生
　　应当建立衡量营养状况的指标，衡量五岁以下体重不足的儿童数量、人类体质的指标，衡量人们喝到安全饮用水的程度、具备安全的环境卫生的程度。
　　尽管目标一论述了收入增长、民生和就业的情况，然而保障食物安全却分离成了一个单独的目标。当前，饥饿依然是全世界一个主要的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粗略估计，有9亿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联合国粮农组织，2011年）。而与此同时，全世界却有超过10亿的成年人处于超重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事实上，因超重而死亡的人数要多于因为体重不足而死亡的人数。从世界层面上来讲，我们还需要对食物资源进行更好的管理与分配。我们的目标应当涉及富有国家面临的问题，诸如肥胖和营养过多；同时，目标也应当涵盖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诸如关注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的问题。安全的饮用水和公共环境卫生同样应该被归入该目标中。
　　对于饥饿等相关问题以及应该把营养放到哪一目标下的考虑，催生了目标一的制定。在我们的参会人员中，有一部分人把重点放在“饥饿”层面（实际上是贫困问题）而非“营养”层面（实际上是健康问题）。然而，大会最终决定：应该让拥有适当的食物成为一个单独的目标。饥饿和食物保障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但是食物保障是一个涉及环境和贸易政策的更大范围的问题，把它归于另外一个范畴会更加合理。通过对指标的分析，如体质指数，发现发达国家的肥胖和节食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饥饿、缺乏食物供给等问题会同时得到解决（前者是一个行为问题，而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问题）。
　　目标三——普遍实现读写能力：确保市民拥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基本的技能
　　应当建立“识字、识数比率”等指标以衡量具备识字能力的人数及其学习的质量情况。这一指标的计算方式是：完成中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受教育年限；或者是通过中等学校女生人数的百分比来衡量。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到最基本的技能以具备向社会各个方面做出贡献的核心能力。在教育质量和数量的辩论中，区别在于投入和产出、产出和成果的不同。学校的资金是投入，在校生的数量以及师生比是产出，成果则是建设一个具备文化人才的社会。事实上，衡量某一特定人群的识字和识数能力比率要比衡量整个人口中的这一比率要简单的多。在现行千年发展目标中，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阶段的识字比率就是的这样的指标。诚然，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会对学习成果和如何衡量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确实拥有一些考试和评估方法来衡量所学到的内容。
　　把“普遍实现读写能力”作为一个目标也有缺点，在于它的呼吁制定不同于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即“普及初等教育”。原来的目标由于聚焦于教育投入而非教学成果，所以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而此次参会人员则同意应该将目标的重点放在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上。尽管文字类的测试通常是通过学校考试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导致我们无法获得校外学习的同龄人的相关数据，但一般意义来讲，识字比率或许一直都是衡量教育的最好指标。全球发展中心（2000年）有一项测量每一个校外同龄人学习成果的提议。如果这个校外适龄人想要拥有完整的学习成果，这个建议自然就需要他的高参与度与出席率。对于女孩子来说，我们应该在她们中等学校教育的完成程度上给予更为特别的关注。我们的指标应当要涉及衡量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质量和教学成果三个方面（以防止十二岁以下的女孩子中途辍学）。
　　目标四——发展更为健康的生命：减少疾病和可预防的死亡发生
　　应当建立衡量儿童死亡、产妇的健康、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指标。
　　目前有三个不同的健康指标：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健康以及和艾滋病毒、疟疾以及其他疾病作斗争。它们确实准确地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健康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却忽视了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问题应该被统一到一个目标当中，同样被赋予优先等级。通过选定一个更为广泛的健康目标，各个国家可以将与本国现状最为相关的具体目标涵盖其中并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健康政策。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DALYs方法将来自于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健康问题中的数据联合起来，所以很多人都提议将其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测量方法来运用。
　　运用DALYs方法衡量健康状况的观点在全世界通用，这个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并且允许各国自行选择与之关联最多的目标。然而，这个方法还是太过技术化，而且丧失了原有目标中的激励因素。 　　　　
　　目标五——减少暴力：保护市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使他们免受暴力或暴力威胁
　　应当建立衡量家庭暴力，针对妇女实施暴力的指标，衡量移民、少数民族、流浪的人和难民的指标，衡量遭受武装斗争或暴力影响的人们的指标。
　　千年宣言中提到：在21世纪，某些基本价值观对于国际关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些价值观当中包括摆脱对暴力、镇压和不公平待遇的恐惧（联合国，2000年）。宣言中的一些条文对和平、安全和裁减军备都做了描述。原来的千年发展目标就是从千年宣言中演变过来的，但是却未能把对于和平和安全的考虑纳入其中。正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原有的目标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而对于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人们来说和平与安全却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应当得到进一步的思考和关注，所以新的目标已经将其包含进去。
　　在这个领域的政策选择不像其他目标中涉及的政策选择那样清晰：比如说减少暴力的政策就不如那些改善教育状况的政策明确。家庭暴力包括对孩子的暴力，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讲它是有具体情境的，并且从全球角度来定义它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怎样界定、测量和处理不同种类的暴力”，这些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事实上，莫·易卜拉欣指数已经将一些暴力指标归入到安全和法律规则的范畴当中。对于国家是否有意愿采纳那些衡量家庭暴力或衡量针对妇女实施的暴力的指标，如何取得和跟进这些指标等问题同样也不断地被提出。
　　目标六——促进两性平等：赋予妇女权利，消除针对妇女和女孩子的歧视
　　应当建立衡量性别和生殖权利的指标，衡量学校内和用工单位的性别平等的指标，衡量妇女财产权利的指标。
　　为了发展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其中。赋予妇女权利，让妇女与贫穷、饥饿、疾病作斗争并且刺激经济。如果两性平等被纳入到另外一个指标当中，那么这个指标就不够清晰明确，所以它应该作为单独的一个目标被列出。关于平等的问题会加强每一个目标，但是妇女权利应该单独地做讨论，否则两性平等存在被其他问题稀释的风险。
　　启用环境和基础设施
　　目标七——改善环境可持续性：确保对地球有限资源的有效管理
　　应当建立衡量气候变化（能源效率/能源强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生物多样性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渔业/海洋）的指标。
　　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拓展到气候变化之外，要能够阻止环境资源的流失——比如说：森林、鱼类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最初的提议是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目标，并且旨在将203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4吨以下。与会人员认为这个目标不具备包含性并且忽略了诸如生物多样性这样的重要元素。气候变化这个指标应该避免政治分裂。参会人员认为为了给Rio+20会议作准备，将会有一些主要的技术和政治讨论的结果反馈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当中来。
　　目标八——实现普遍的连通性：创造约束关系
　　应当建立衡量拥有交通网络、能源、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金融服务的程度的指标。
　　现行的千年发展目标八“全球合作”包含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即“让新技术（尤其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好处都得以利用”。2015年后的版本将会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并且把这个目标阐述为：连通性。它超出了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范围，把交通和金融服务也涵盖于其中。连通性对于经济增长是非常必要的：它让农村的居住者到达城市和市场，保证了每天生意的正常运转，同时提供给人们接触市场、政府服务和信息及知识的途径。
　　目标九——改善减少灾难和管理危机的水平：提高应对灾难和危机的能力
　　应当建立衡量减少危险与风险的指标。 这个指标反映了社会和个人应对危机和疾病的能力，同时也隐含了他们的发展水平。一个独立的目标在提升活力方面会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并且在未来的几年会成为一个优先事项。
　　相信制度安排，让公共商品供给成为可能
　　最后三个目标是“使…成为可能”的目标。在这里，我们想法上存在着分歧：他们应该与原来目标的框架保持一致，还是应该远离原来千年发展目标的架构？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讨论最后三个目标，从而在他们的框架及内容上达成统一意见。然而，小组成员还是认为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所以一定要把他们做单独的考虑。目标十的一个替代性名称可以是“赋权和责任”，目的即在于避免复制或者削弱现存的人权结构。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没能充分发掘这些目标的内容或者考察以另外一种方式把它们分为一组是否会更好。我们对这些目标初步的建议如下： 
　　目标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实现人们在政治上的活跃和参与到决策制定中的权利
　　应当建立衡量政府透明度（政府预算公开）与承担责任的指标，以及衡量公民参与政治、享受公平（接受法律援助等）和享受基本政治自由，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等的指标。
　　目标十一——有益和平等的全球治理：确保各国公平参与，公开透明及明确国际机构的责任
　　应当建立衡量公平和平等的指标——比如说在投票权利、领导选举方面进行衡量，以及其他反应治理能力的指标。
　　目标十二——平等的经济规则：确保全球经济规则促进经济发展
　　应当建立衡量贸易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优惠信贷条例的指标。
　　各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潜能会或多或少遭受抑制，而这个目标将会解决与此相关的系统问题。
　　这12个目标以穷人的立场出发，解决了调查对象的担忧（世界银行，2011年）。同时，这组目标也总结了对于穷人而言四个重要的事项：有一份工作、与世界上其他的人更好地联系、减少暴力威胁以及告别耻辱和不受尊敬。当然，这个新的发展规范（或者说是目标）不应该只按照其阐释的内容宣传，我们应该邀请那些最受既定目标影响的国家来规范他们。事实上，伴随着新目标的出台，应当建立一个新的责任体系：穷人、弱势群体以及被边缘化的人群将处于政策的中心，塑造他们新生活的想法也将得以付出实践。
　　赋予争议的问题
　　在比勒加奥会议上，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与会人员就“人口”“创造工作/收入”“经济增长”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都有可能成为2015年之后的目标。但是，此次会议上并未在添加他们至新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 人口：一些参会者认为，考虑到地球有限的承载能力，人口问题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目标。例如：如果全世界人口数目是60亿而不是90亿，那么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会高出50%。但是，鉴于限制人口数目会引起强烈的争议，将控制人口计入到其他的拥有人口统计元素的目标中或许是可行的。
　　创造工作/收入：将“拥有创造收入的能力”作为一个单独目标的支持者希望这个目标的阐释和“民生”有关。他们同时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将衡量获取过上一个完整生活所需的资源和商品、服务程度的指标包含其中。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份工作这么简单。“民生”这个词隐含表达了人们生活需要尊严。有一些人认为“减少贫困”的说法不具有远大的抱负，运用“减少贫困”这个目标交流起来可能会简单一些，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在人均收入增长这个方面建立一个广泛应用的指标。 经济增长：许多人都指责背景文件中提议的2015年后的目标忽略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为了取得更大范围的进步应该不断地发展经济。而我们现在却依然关注与财富分配这个问题上？我们注意到：财富创造和收入增加一直都是所有千年发展目标涉足的领域取得进步的先决条件。“财富创造和收入增加是千年发展目标取得进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为什么还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那些不充分的条件上，而不在必要条件上花一分精力呢？”并且，“我们必须帮助这些穷人们提升尊严和受尊重程度（而非由财富增加而创造的存款比率或者就业比率增加）”。摒弃经济与援助的方法实现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一观点已经有多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关于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单独的目标，依然没有多少一致的意见。不过，参会人员同意重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并且在一些目标当中体现增长指标。
　　交流与促进
　　我们提议由这十二个目标来替代现行八个千年发展目标。我们会在下述几个场合为其作出努力：
　　●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秘书长高级小组会议
　　●关于发展政策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委员会会议
　　●二十国集团发展工作小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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