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五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减贫的启示
减贫会议	联合国会议声明：亟需衡量贫困的新方法
专家视点	论中国发展模式 ——读福山《政治秩序起源》有感
书籍推荐	书评：《增长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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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减贫的启示

John O. Okpara & Pamela M. Wynn

工商管理领域的文献关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认知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研究表明关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评估可以影响管理高层对企业社会责任激励的反应方式。虽然存在不少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但是集中在西方国家，针对尼日利亚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还是空白。本文旨在调查尼日利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状况。结果表明尼日利亚存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理解。受访者能够清晰地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由一系列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责任构成，同时能够明确地判断问卷所列的各种项目是否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I 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经济主体因为其运营活动对客户、供应商、员工、股东以及包括环境主义者和监管者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而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Mondol，2010；Ragodoo，2009；Wambura，2010）。企业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既要维持盈利，又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保护利益相关者、遵纪守法以及其他一系列活动，而且旨在根除贫困（Mondol，2010；Ragodoo，2009；Wambura，2010）。

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之一，减贫是国家、国际组织（IOs）、非政府组织（NGOs）和当地社区的重要目标之一。Mondol在2010年的文章中指出，企业团体正在越来越多地采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建立框架，鼓励私人部门更广泛地参与减贫，减贫对于应对发展带来的挑战而言至少和维持企业增长同等重要。Mondol（2010）进一步认为，政府和企业团体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连接商业和发展的渠道，企业社会责任对发展和减贫的贡献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讨论。虽然如此，企业通过社会责任帮助弱势群体的贡献仍然十分有限，甚至可以忽略。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减贫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Wambura，2010）。基于广义的经济社会发展，企业将贫困人口转化为客户和员工，将未开发地区转化为新的市场和供应来源（Wambura，2010）。同时，通过改善当地社区的状况，企业从当地合作伙伴中获得更好更可靠的供应，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企业和贫困人口通过结盟而提高整体利益的方式值得强调（Wambura，2010）。

企业社会责任的当前潮流主要由多方利益相关者推动，例如非政府组织、贸易联盟、消费者和股东等。至今文献很少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和贫困之间的联系（Jenkins，2005），只是从宏观角度考虑了该种联系，并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支持其想法。据我所知，基本没有文献涉及尼日利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形成这个领域的认知空白。本文尝试填补上述认知空白，提高我们对这一重要领域的理解。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企业设计社会责任项目，帮助尼日利亚改变贫困的面貌，同时也有助于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II 文献回顾

相对于公民，企业曾经享受极大的权利，但是没有履行任何社会责任。在此背景下，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观点应运而生（Carroll，1979，1999；Wood & Jones，1995）。Carroll模型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四个部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1999年Carroll进一步发展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构建了一个金字塔理论框架，经济责任是基础（处于金字塔的底部），向上依次是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在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中，Carroll（1999）说明，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应该“在努力实现盈利的同时，遵守法律，符合伦理，成为良好的企业法人”。他特别区分了慈善责任和伦理责任，指出很多企业认为自己在当地社区中是一个合格的企业法人，因此履行了社会责任。有趣的是，不少学者和经济学家否认慈善是企业的必要行为（Friedman，1970；Lantos，2001）。Carroll主张慈善行为值得高度赞赏，但是没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三个部分重要。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部分虽然作为单独的内容讨论，但是并不互相排斥。

基于Carroll的研究成果，Lantos（2001）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三类：伦理、利他和战略。伦理责任是一个企业对公众在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方面的最低要求和强制义务。Lantos（2001）认为战略责任是指企业通过参与慈善活动来引导社会关注以改进经济条件，利他责任是指企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慈善活动以回报社会，前者应该优于后者。利他责任并不是企业的必要行为。无论观点异同，学者们达成一个共识，即企业不能脱离其存在的社会单独运营。Wood & Jones（1995）将上述相互关系进行总结，认为企业和社会是相互交织而非相互独立的实体。

与上述理论支持者相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基本责任是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亚当•斯密（1863，Lantos在2001年引用）是第一个支持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追求利润，能够生产出最大的社会慈善品，因为资本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够化解社会的困境。Lantos（2001）采用“经济的”企业社会责任代表利润导向型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向政府缴纳税收，向员工支付工资（而不是奴役），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向社会做出贡献（Marcous，2000）。一些经济学家更加极端，声称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遵守法律（Carr，1996）。与Carr（1996）的观点相似，Friedman提供了一个将企业的经济活动从社会责任中独立出来的典型观点，即“企业的使命就是经济”（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Klonoski，2001）。然而，Friedman（1970）确实认识到伦理道德方面的责任，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述为“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法律和伦理——的基础上，追求利润最大化”。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观点忽视了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确实影响到多方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观点将企业视为“一系列个人或团体之间相互交织或明或暗的联系”（Rowley，1997，p.51），包括“可能影响或者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行为影响”的任何个人（Freeman，1984，p.56）。该视角区分了根据对企业影响程度而划分的第一利益相关者（即员工、客户和供应商）和第二利益相关者（即媒体和非政府组织）（Clarkson，1995）。企业对多方利益相关者负责——不仅是股东，因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做出了其他非货币的投资（根据企业目标而异）（Boehm，2002；Freeman，1984；Key & Popkin，1998）。

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普遍批评是概念内容空泛（Jones，1980）。Rowe & Schlacter（1978）认为内容空泛是阻止企业接受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重要原因。难以量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和效应是阻止企业高管接受的另一重要原因。证据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目标成就（利润、可持续性、声誉和品牌）之间的假想联系可能是激励企业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最有效的方式。

全球化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催化剂。跨国公司（MNCs）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支持者，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很多跨国公司总部设在西方，但是分支机构迫于政府法规、媒体报道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承担社会责任。此外，经济活动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更加透明。高度透明保证任何不道德的企业行为将受到公众的监视和批评。学术研究呈现出从信息披露角度转向利益相关者角度。

例如，在一个关于亚太9国的研究中，Edelman（2004）采访了客户和企业管理层等利益相关者，发现亚太地区的利益相关者日益关注当地社会等自身之外的要求（从2003年的29%到2004年的36%）。采访中约65%的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而2003年只有35%，1年提高近1倍。企业社会责任在采访对象的排名中最低，优质产品和服务排名最高。Hung & Ramasamy（2004）也曾进行了一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比较研究，结论认为利益相关者的认知程度在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时至关重要。这与Clarkson（1995）的发现一致，“利益相关者满意度”是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之一。

III 企业社会责任和减贫

全球贫困是本世纪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根据Ragodoo（2009），全球10亿人口缺少清洁饮用水，26亿人口缺少良好的卫生间设施，每天4000名儿童因为水传播疾病死亡。此外，全球超过800万人口因为太贫穷而死亡，大约8亿人口每天忍受饥饿，超过1亿适龄儿童无法上学（NetAid，2008；Ragodoo，2009）。政府、社会、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应该携手与贫困战斗。贫困是多维度的，只有多方携手才能够在与贫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Wanbura，2010）。

Prahalad（2004）在《金字塔底部的财富》（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中写道，如果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那么就能够在与全球贫困的战斗中发挥重大作用。他认为过去50年世界银行、捐助国家、援助机构、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尝试在消除贫困方面已经证明无效。Prahalad（2004）进一步主张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既应该能够盈利，又应该能够满足金字塔底部人群的真实需求。Ahmad & Mead（2004）支持该观点，并提供印度商业可持续的社会项目的成功经验作为证据。Hindustan Lever生产碘盐帮助7000万儿童摆脱缺碘，通过以农村学龄儿童为对象的健康教育开拓肥皂市场，消除腹泻疾病（每年220万儿童死于腹泻）。GrupoNueva在全球范围为贫困人口生产廉价的木材和水管，再次证明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放弃企业的首要目标：盈利。

值得指出的是，最近的报告倾向于承认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对经济表现将产生正面效应的观点。例如，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报告基于1254位企业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在跨国企业中增长率和社会/环境意识高度相关。相对于股价波动下降的企业，过去三年实现股价高涨的企业对企业可持续问题更为关心。此外，IBM（2008）的一项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增长——基于250位企业家完成，得到的结论是一个组织在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上沿着增长曲线缓慢进展，最终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是开拓出新的市场或者开发出创造性的产品。

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缺失；然而，一项关于如何在肯尼亚和赞比亚最大化企业社会责任潜在贡献的研究表明，两个国家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集中于为卫生、社会和教育机构捐款的慈善活动上。这依赖于上述组织机构将回馈当地社会的前提。克服规模局限，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的环境和建立当地企业社会责任时间安排，是巩固提高企业所做贡献的三个核心。为了评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根据文献提出5个研究问题：

（1）尼日利亚的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企业社会责任？

（2）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企业的经济责任？

（3）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企业的法律责任？

（4）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企业的伦理责任？

（5）利益相关者如何认知企业的慈善责任？

IV 方法

本文采用三角测量的方法制定研究计划，通过比较多种格式的数据和寻找一致性的发现以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此外，本文采用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惯用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多元化方法（Ibeh & Young，2001）。普遍认为跨文化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文化、经济和沟通差异而存在特定的挑战。三角测量法有助于应对其中一些问题，并能够提供丰富的数据，排除基于个体的研究方法内含的偏见，最终提高研究的可靠性（Okpara & Wynn，2008）。

V 调查

V.1 样本

样本是由尼日利亚商业目录（Business Directory of Nigeria）中的企业构成，随机从中选取92家企业，并通过邮件和传真邀请参加此次研究。从目录中选取的企业如果答应参与研究，那么将对其进行考察或者电话访谈。数据收集于2008年夏天，调查问卷发送至随机样本中的315名管理人员。为了提高回收率，问卷亲手发放亲手回收。6位训练有素的助手和5位监督人员负责问卷的发放和回收。问卷选择上述方式发放是为了避免当地邮政系统的问题和邮件系统的不稳定，同时与当地文化习惯相符，并补充说明研究者的背景和研究的目的。多数尼日利亚人不太愿意回复匿名调查，在回答问题之前想要知道调查者的背景和研究的目的。一共发放315份问卷，回收212份，回收率为67%。表1展示了调查对象的类型以及发放和回收的数量。
 

表1 调查对象的类别和问卷发放回收情况
调查对象	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回收率
董事长/总经理	16	14	88
董事会成员	18	15	83
客户	70	40	57
员工	60	45	75
非政府组织高管	12	9	75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20	12	60
政府官员	40	30	75
贸易联盟高管	38	19	50
人力资源董事	15	10	67
商务部高管	12	8	67
政府议员（当地、州、联邦）	14	10	71
总计	315	212	67

 

V.2 调查方法

本文采用的调查方法是基于现存企业社会责任文献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的行业研究用过的衡量方式发展而来。调查方法首先询问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和认知。多数问题采用5点里克特量表的方式提问。问卷的问题包括：选择与最大化每股收益相符的行动很重要；选择与联邦、州和当地规章相符的行动很重要；选择与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相符的行动很重要；选择与社会慈善相符的行动很重要。上述问题尽量采用一种基于5点里克特量表的方式表述（1=强烈同意，5表示强烈反对）。

V.3 访谈方法

数据收集的第二阶段（调查是第一阶段），我们与5位企业高管、3位教授、2位顾问、3位贸易联盟高管、5位员工、10位客户和2位商务部当地议员进行深度电话访谈，探讨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我们也对非政府组织的高管、社区代表、贸易协会和媒体进行访谈。在访谈中，访谈对象不必局限于标准化的问题，允许介绍“其认为相关的内容，不必纠结于访谈人员的界定”。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十分有效，因为访谈对象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反思尼日利亚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

V.4研究方式的可靠性

我们将研究方案提交给10位专家，邀请他们审阅其中的每项内容，确定内容是否处于此次研究界定的利益相关者的语言能力和理解范围之内。经过几处微小改进和修正之后，研究方案再次提交给专家评估，专家推荐采用后者。研究计划先在一个从大样本中随机选择的小样本（n=45）中进行测试。问卷两部分内在一致的相关程度（correlation of random split-halves for internal consistency）处于0.75到0.85之间，升压公式（step-up formula）处于0.80到0.90之间，访谈问题的量表阿尔法值（Cronbach’s alpha for the interview questions）是0.85。

VI 结果

VI.1 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可以确定是否存在特定问题或因子。确认一个因子需要该因子的权重至少达到50%。分析结果得出的4个因子分别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详见表2）。为了检测因子的可靠性，估计了各个因子的阿尔法系数，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结果分别是0.73、0.87、0.84和0.83。表2包括每个因子的特征值和被解释的方差的百分比。每个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单一因子，用于检验本文的假说。在进行因子分析检验之前，先基于Cronbach阿尔法值进行可靠性分析。经济责任的五维测量结果表明非常可靠（阿尔法=0.84）。权重最高的因子是“保持高运作效率”（权重=0.77）。法律责任关于企业的五维因子测量结果表明极其可靠（阿尔法=0.83）。其中2个因子的权重较高，分别是“遵守法律的企业法人”（权重=0.89）和“履行法律义务”（权重=0.90）。伦理责任的五维测量结果也十分可靠（阿尔法=0.84），反映了企业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社会责任。最后慈善责任的五维测量结果同样可靠（阿尔法=0.83）。
 

表2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因子分析结果
项目	因子权重
经济责任（阿尔法=73）
1. 最大化每股收益很重要。	0.70
2. 最大化利润很重要。	0.73
3. 维持强势竞争地位很重要。	0.75
4. 维持高运作效率很重要。	0.77
5. 成功企业能够维持盈利很重要。	0.75
特征值	5.33
被解释的方差的百分比	28
法律责任（阿尔法=87）
6. 行为与政府意愿保持一致很重要。	0.85
7. 与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很重要。	0.88
8. 企业法人遵纪守法很重要。	0.89
9. 企业履行法律义务很重要。	0.90
10. 提供符合法律最低要求的商品/服务很重要。	0.86
特征值	5.15
被解释的方差的百分比	29
伦理责任（阿尔法=84）
11. 行为与社会伦理规范一致很重要。	0.86
12. 了解并尊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很重要。	0.87
13. 在追求企业目标时坚守伦理规范很重要。	0.88
14. 优秀企业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	0.87
15. 企业的伦理行为应该高于法律法规的简单要求。	0.85
特征值	5.21
被解释的方差的百分比	27
慈善责任（阿尔法=83）
16. 行为与社会慈善一致很重要。	0.80
17. 资助慈善行为艺术很重要。	0.83
18. 高管和员工参与当地社区的志愿爱心活动很重要。	0.86
19. 援助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很重要。	0.85
20. 志愿援助有利于改进社区生活质量的项目很重要。	0.82
特征值	5.220
被解释的方差的百分比	24
注：1=强烈反对，2=反对，3=中立，4=同意，5=强烈同意


 

VI.2 调查结果

研究的首要问题是从样本中尼日利亚的利益相关者中得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我们发现调查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必须应对的重要问题。超过80%的利益相关者赞成调查中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是持续有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必要条件。企业社会责任觉醒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尼日利亚媒体普及率的提高和提倡企业社会责任的倡议活动。研究所列企业社会责任变量的均值相当高（均值从3.55到4.66不等），反映样本调查的利益相关者对所列企业社会责任的各变量存在明显认知，而且上述变量在尼日利亚相当普遍（详见表3）。
 

表3 尼日利亚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均值和标准差（n=212）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
最大化每股收益	3.59	0.97	88
最大化利润	3.56	0.89	90
维持强势竞争地位	3.72	0.85	92
维持较高运作效率	3.86	0.84	89
遵纪守法	4.25	0.78	97
提供满足法律最低要求的商品服务	4.36	0.80	98
行为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3.57	0.81	87
坚守伦理规范，拒绝向企业目标妥协	4.66	0.52	94
伦理行为高于法律要求	3.76	0.79	89
行为满足伦理道德	4.55	0.88	96
符合社会慈善爱心期望	3.66	0.78	84
资助爱心行为艺术	3.55	0.83	80
参加当地社区志愿爱心活动	4.43	0.57	91
援助私立公立学校	4.58	0.56	95
援助有利于改进社区生活质量的项目	4.63	0.60	90
注：1=强烈反对，2=反对，3=中立，4=同意，5=强烈同意

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确定利益相关者对经济责任的认知。表4显示了5类（竞争、利润最大化、运作效率、持续盈利、最大化每股收益）调查对象的大部分（90%、92%、94%、95%和98%）认同该内容是企业社会责任经济维度的重要部分。正如表4所示，我们的发现反映所列部分都相当重要，重要程度从3.69到4.75不等（1=最不重要，5=最重要）。调查对象高度一致的回答可能是因为他们公认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竞争力和效率以及维持盈利。任何成功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都需要依赖于企业自身的效率程度和盈利水平。




表4 尼日利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经济维度认知的均值的标准差（n=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维度                                                                               均值       标准差    （%）
最大化每股收益很重要。	4.56	0.55	94
最大化利润很重要。	4.75	0.58	98
维持高运作效率很重要。	3.69	0.91	92
维持持续盈利很重要。	4.68	0.52	95
维持强势竞争地位很重要。	4.34	0.63	90
注：1=最不重要，5=最重要

研究的第三个问题旨在探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维度的认知。表5显示超过90%的调查对象统一所列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内容与其个人认知相符。均值最高标准差最低的内容依次是“遵纪守法”（均值=4.70，标准差=0.42）、“履行法律义务”（均值=4.69，标准差=0.45）、“行为与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一致”（均值=4.68，标准差=0.44）。这说明调查对象认为企业遵纪守法、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和履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




表5 尼日利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维度认知的均值的标准差（n=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维度                                                                               均值       标准差    （%）
行为与政府意愿保持一致很重要。	4.15	0.58	92
与联邦、州、地方法律法规保持一致很重要。	4.68	0.44	98
企业法人遵纪守法很重要。	4.70	0.42	96
企业履行法律义务很重要。	4.69	0.45	97
提供符合法律最低要求的商品/服务很重要。	4.67	0.47	98
注：1=最不重要，5=最重要

表6显示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伦理维度认识的分析结果。正如表6所示，绝大部分调查对象（97%）认为行为符合伦理道德是企业社会责任之一。超过95%的利益相关者同意伦理行为不应该仅仅满足法律法规的最低要求。另外，91%和92%的人分别认为企业行为与社会伦理规范一致以及了解并尊重谁的道德规范很重要。




表6 尼日利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伦理维度认知的均值的标准差（n=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                                                                                    均值       标准差    （%）
行为与社会伦理规范一致很重要。	4.12	0.68	92
了解并尊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很重要。	4.05	0.70	91
在追求企业目标时坚守伦理规范很重要。	4.15	0.76	94
优秀企业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	4.50	0.65	97
企业的伦理行为应该高于法律法规的简单要求。	3.39	0.74	95
注：1=最不重要，5=最重要

表7数据显示绝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以下行为很重要：企业资助能够改善社区生活质量消灭贫困的项目（均值=4.50，标准差=0.43）、援助私立公立教育机构（均值=4.42，标准差=0.48）、参与当地社区爱心活动（均值=4.20，标准差=0.69）和参与符合社会慈善爱心预期的行为（均值=4.23，标准差=0.7）。总之，超过92%的利益相关者认为所列项目理应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慈善维度的内容之一。
 

表7 尼日利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慈善维度认知的均值的标准差（n=212）
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维度                                                                               均值       标准差    （%）
行为与社会慈善一致很重要。	4.12	0.68	92
资助慈善行为艺术很重要。	4.05	0.70	91
高管和员工参与当地社区的志愿爱心活动很重要。	4.15	0.76	94
援助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很重要。	4.50	0.65	97
志愿援助有利于改进社区生活质量的项目很重要。	3.39	0.74	95
注：1=最不重要，5=最重要

VI.3 访谈结果

访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了得知访谈对象的企业在何种程度上参与社会责任相关活动；大多数访谈对象表示他们的企业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活动。就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维度而言，访谈中出现的一个有趣问题是如何平衡利润和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是否需要先盈利然后才会履行社会责任。95%的访谈对象承认盈利是企业对社会责任投入资源的先决条件。一位CEO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表示企业将利润放在首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个普遍回答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需求体系”中的更高端，企业只有盈利之后才会考虑。另一方面，部分访谈对象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必然落后于盈利目标。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企业追求利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必等到实现盈利才开始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植根于企业文化，从成立第一天就应该开始履行社会责任。企业首要目标是盈利，第二目标就应该是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的企业。”所有访谈对象都表示利润最大化应该成为企业的第一目标。然而，少数访谈对象否认盈利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一，其中有人表示：“盈利是经济中现存企业的基本要求而已。”根据该观点，认为盈利是企业社会责任视野过于狭隘。相反，也有人认为盈利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内容。一位上市公司的访谈对象表示他的企业必须维持盈利，达到“企业高效运作，体系改善，并对股东、员工、客户负责，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就企业社会责任法律维度而言，访谈数据揭示超过90%的访谈对象同意企业应该强制遵守法律法规，遵纪守法，缴纳法律规定的最低税费。然而，10%的访谈对象表示企业不应该强制遵守法律法规。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完全是志愿行为，不受任何法律法规监管。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发自内心，而非勉力与政府法律法规保持一致。跨国公司的1位经理和2位董事表示企业社会责任不应由政府界定对错与否，“这不是政府的事，而是企业自身的事——不必局限于政府规定的范围”。

一旦问到伦理维度的认知，30位中的28位访谈对象赞同企业应该以一种与社会伦理规范一致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追求企业目标时不能破坏伦理规范，多从事符合伦理道德的活动，不只是简单符合法律法规的最低要求。就慈善维度而言，95%的访谈对象期望企业参与当地社区的慈善活动，为私立公立学校提供资助，志愿援助有利于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和消除贫困的项目。一位访谈对象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基本的利他行为：“当我听到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时，第一反应是捐献或者其他社区爱心活动，从事一些与企业盈利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有趣的是，不少访谈对象不同意慈善活动应该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尽管不得不承认慈善活动在尼日利亚普遍存在。一位访谈对象区分了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企业倾向于通过爱心捐款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发表公告希望公众了解企业的行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这不是企业社会责任，只是慈善，只是捐献。”

最后，当询问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如何促进减贫的观点时，30位访谈对象中的27位（90%）表示，企业应该通过投资减贫项目促进减贫，例如职业培训、小额信贷、提供就业和爱心资助社区发展项目等。本文记录了访谈对象对此的见解。

一位非政府组织访谈对象说：“企业应该积极提供廉价实用的商品和服务。”另一位访谈对象表示：“企业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机会，通过创造就业维持贫困人口的尊严，给予他们一个获得工资供养家庭的机会。”一位贸易联盟高管也表示：“基于核心业务提供廉价实用的商品服务是企业促进减贫最为推荐的方式，同时需要强调与公众、贸易组织、商务部、非政府组织、社区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贫困情况并且具备减贫的专业知识。”总而言之，85%的访谈对象表示企业社会责任对减贫而言非常重要，企业具备有效的资源促进消除贫困的进程。

VII 探讨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在尼日利亚利益相关者样本中描述对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认知状况。结果表明多数参加调查或访谈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存在基本的理解，知道企业社会责任由法律、伦理和慈善等方面的责任构成（Carroll，1991）。调查对象能够识别问卷所列不同系数（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子。类似，访谈对象也能够全面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而且将其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于盈利是否是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讨论充满争议，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包括盈利产生了分化。很多人认为企业首先需要盈利，然后才能慎重考虑履行社会责任。然而，另一部分人主张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之前不必要求一定要盈利，而应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战略和文化。

基于此次研究的调查和访谈，多数参与对象都认为企业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利润、维持高效运作和维持强势竞争地位很重要。这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视角的观点相符，认为企业的主要目标就是追求利润，增加股东的财富（Friedman，1970）。然而，部分参与对象反对企业的基本责任只是最大化股东财富的观点，主张企业应该对社会及其问题承担一定责任。Davis（1974）和Freeman（1984）的观点得到这部分人支持，企业不应该只是关注利润最大化。绝大多数参与对象也同意企业行为与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一致，遵纪守法，履行法定义务和缴纳法定商品服务等税费很重要。这与Friedman（1970）的众所周知的主流观点保持一致，企业社会责任是“在最大化利润的同时遵守社会的基本规范，包括法律和伦理”。有趣的是，一些访谈对象提出企业不应该强制与法律法规保持一致。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完全志愿的行为，政府不应该强迫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的相关活动。

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维度，我们的调查对象和访谈对象都赞成企业应与社会伦理规范一致，了解和尊重伦理道德规范，坚守伦理规范拒绝向企业目标妥协，行为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期望以及伦理行为不只是符合法律法规的简单要求。这意味着参与对象一致认为经济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重要内容。类似，当访谈围绕企业诚信以及高管和员工的不道德行为时，争论开始出现，但是普遍赞成企业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慈善维度，参与对象（包括调查和访谈）一致认为企业与社会慈善爱心的期望保持一致，志愿参与社区爱心活动，援助私立公立学校，援助能够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和消除贫困的项目很重要。就资助慈善行为艺术而言，多数访谈对象认为其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值得强调的是，参与对象高度一致认为企业应该促进减贫。当被问到企业促进减贫的战略时，回答包括创造就业就会，生产廉价实用的商品服务和向贫困人口提供低息小额贷款。

VIII 结论

本文的结论表明参与研究的企业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具有初步的理解，能够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由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等方面的责任构成（Carroll，1991）。调查对象认识到问卷所列的不同内容是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子。类似，访谈对象能够全面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并且将其作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盈利能力是否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之一存在更多争议，参与对象根据盈利是否构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出现分化。很多人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之前需要首先考虑盈利。参与对象一致认同企业应该遵守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法规，遵纪守法，履行法律义务和提供法定商品服务等税费。同时，参与对象认为企业应该在从事经济活动的同时努力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保持一致，企业应该以一种符合社会慈善期望的方式从事活动。

IX 减贫的启示

基于本文的发现和结论，企业社会责任为减贫提供了很多启示。企业通过创造就业、增加工资（法定最低工资或“生存工资”）和提供稳定工作能够为减贫提供重要帮助。为女性员工提供公平待遇也很重要，因为很多贫困家庭存在不少女性人口。慈善活动和志愿活动对减贫至关重要，其对减贫的关键作用已经得到文献的充分讨论。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企业还可以为贫困人口开设培训中心。例如，南非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曾在1997年为员工培训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超过9000名员工在公司的成人基本发展项目中完成了基本文化和数学教育。该公司致力于提高其黑人员工的技能，最终促成了32%的公司管理人员和专家是南非黑人。非洲西部国家有组织奴役儿童的现象非常严重，人口贩子绑架贩卖儿童，全球大多数可可和其他经济作物来自采用童工的非洲西部国家。如果无法让儿童在当地获得生计，那么就无法阻止贩卖儿童和童工的出现。“为了阻止童工，我们需要提供教育培训，提供工作机会。我们需要的这些都需要经费支持。”一位访谈对象说道。

X 缺陷和进一步的研究

这是一项探索性和描述性的研究，但是正如Wood & Pasquero（1997）所说，在一项领域研究的早期阶段，探索性和描述性的研究和解释性的研究同样重要。我们对尼日利亚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不多，不足以基于变量建立理论，形成纯量化的解释性研究。因为缺少尼日利亚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数据，所以无法建立研究方案解释相关现象。我们希望本研究能够激励尼日利亚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涌现更多研究，同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未来的研究人员可以从框架中选择具体的变量（员工、客户、股东、董事和地方领导及其影响）检验其实证关系。我们的研究依赖于参加对象对其企业行为的披露，调查对象和访谈对象鉴于问题的敏感性可能对披露企业行为信息存有顾虑，导致隐瞒可能的负面信息而发生遗漏。社会意识的偏见同样可能扭曲结果。

而且问卷的个别因素（例如评估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是开放性的，参与对象可以进行多种解读，从而调查结果可能忽视了这些差异。该问题与调查方法密切相关，深度访谈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弥补，增加了我们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外部有效性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样本自选择偏差，因为样本取决于对象是否愿意参与。因此，那些志愿参加研究的对象可能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更感兴趣的人。未来的研究人员可以将本文作为参照，深入研究变量的相关性，进行解释性的研究。一个有趣的方向是检验企业的规模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关系。未来的研究人员也应该收集时间序列数据，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而支持本文的发现。

论文信息：John O. Okpara & Pamela M. Wynn，Stakeholders’ Perceptions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 54，No. 1，January/February 2012.




·减贫会议·

 

联合国会议声明：亟需衡量贫困的新方法

 




联合国一次会议发表声明表示，如果希望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国际社会需要改变以经济指标衡量发展的传统方式。

此次会议在纽约召开，由全球多维贫困联合组织（Global Multinational Poverty Peer Network）主办。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组织（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的代表以及拉丁美洲、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的部长官员认为，采用多维贫困指标可以弥补经济指标的不足，得到一国贫困状况的详细状况，判断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

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努力实现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的人口的比例减半。从1990年到2010年，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降低了不只一半（从47%到22%），如今项目的关注点在于少数重点国家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行动援助组织（Action Aid）在纽约主办了一次会议，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Lakshmi Puri将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用水平视作基本生存标准，而不认为是一个合适的贫困线。行动援助组织在当月的一份报告中质疑1.25美元是否足够支付基本生存需求（食物），而且主张每天10美元可能是一个更加现实合理的指标。而社会兼容组织（Participate Initiate，旨在推动世界贫困人口和边缘人口参与到未来发展的过程中）的研究人员认为寄希望于以单独一个指标描述贫困的方式忽略了贫困的复杂内容。

例如，虽然一些人的收入高于每天1.25美元的目标从而界定为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住房，无法享受医疗服务，或者无力为子女提供教育。他们可能生活在暴力的威胁之下，在冲击面前非常脆弱，不能低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组织（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主任Sabina Alkire是多维贫困指标的设计者之一，其成果在2010年已经被联合国发展项目采用作为衡量指标。他认为世界必须深刻认识贫困问题，保证最边缘的群体和地区不被世界遗忘。多维贫困指标不仅能够说明谁处于贫困状态，而且能够展示其为何处于贫困。

多维贫困指标采用个人或者家庭数据构建覆盖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被剥削指数集合。多维被剥削指数同时决定贫困的总体水平。“多维贫困指标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得出一个孤立的指标，而在于可以将指标分解为不同的维度，从而从多个角度理解贫困及其发展轨迹和趋势。”Alkire指出，现在采用的多维贫困指标模型可以适应2015年新设立的目标集合，继续追踪描述项目的进展情况。

智利社会发展部长Bruno Baranda的政府部门设立了一项工作计划，寻找采用多维贫困指标的科学方式，以便于国家政策能够及时调节到社会最需要的领域。该工作计划可以追溯到当年1月份。Baranda介绍了虽然智利政府在减贫领域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只有1%的人口生活于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之下，而1990年的比例是10%——但是仍然面临很多社会问题的挑战。“我们确信这种先进的测量方式将保证公共政策在减贫过程中更加科学合理。”多维贫困指标推向全球的关键在于获得更加可靠的数据。

墨西哥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估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Policy）主任将只依赖经济指标的做法比喻为医生只根据体温判断儿童是否生病。虽然体温异常是生病的一个症状，但是诊断病源和相应医疗需要深入的检查。“哪些是贫困的症状？”他继续补充道，“贫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衡量贫困。虽然经济方面很重要，但是其他方面同样不可或缺。如果我们希望消除贫困，我们只能采用多维的指标衡量贫困。”消除贫困不仅需要“善意和猜测”，而且需要科学的衡量方法。

一旦采用主观的贫困衡量方式，自认为处于贫困的尼日利亚人口将远高于客观的经济指标。每天1.25美元的标准界定60%人口处于贫困，而自认为处于贫困的人口高达95%。上述事实质疑了经济指标的合理性，而且证明了多维贫困指标的必要性。

资料来源：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3/sep/25/new-ways-measure-poverty。




·专家视点·

 

论中国发展模式

——读福山《政治秩序起源》有感

夏庆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核心内容

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根本的变革是生产力的变革，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对一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要求。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容纳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劳动力流动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大众教育体系为工业社会培训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稳定灵活的融资制度、对产权的保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社会稳定和秩序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为工业社会的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发展模式成功的核心机理。

一、导言

研读日裔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新著《政治秩序起源（The Origin of Political Order）》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讨论世界各国政治秩序变迁时，往往把古希腊罗马为起点的西方政体变化作为评价的基准坐标。然而福山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起源》中，把中国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变迁做为评价世界各国政治变迁的参照系。福山的理由是公元前4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形成了现代国家治理模式，而且这种模式在秦、汉、唐、宋以来不断完善，形成了高效的中央集权治理模式。相比之下，公元前四世纪时欧洲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更不用提美洲和世界其它地区了。

与此类似的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而中国这个落后国家竟然也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短短3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政治秩序在长达五千多年里的变迁基本不为世人所知，福山的新著则给读者一个机会从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秩序变迁的全部历史中重新审视中国政治秩序变迁的地位和对现今中国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二十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更令很多人震惊和不解，对是否存在“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有很多争论。本文一方面介绍福山新著，另一方面在福山新著的启发下试图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上剖析中国发展模式存在的机理和成功的原因。

二、读福山新著感想

（一）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创始国

福山认为现代政府治理模式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秦孝公治下的商鞅变法。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国秦孝公发奋图强、任用商鞅实施变法，即“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在经济上，为适应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遍应用，商鞅变法取消了效率低下的井田制。在井田制下，诸侯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庶民）分封给贵族，贵族再向诸侯缴纳租税、在战时自备兵马粮草为诸侯打仗。取消井田制使得庶民摆脱了对世袭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可以自由地被新出现的土地所有者雇佣或者自己开垦土地。井田制的取消和对私有土地的认可使得国家绕过世袭贵族直接向所有土地所有者征收租税、在军事上不再依赖世袭贵族武士而直接实施普遍兵役制。取消井田制也使得秦国在国家行政管理上实施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吏对郡县治理、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为强化政府对个人的控制，商鞅实行了保甲连坐制。在军队治理上取消世袭制，根据战绩和军功提拔各级军官。

在福山看来，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取消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其目的是在政治军事上消除世袭制、任用贤能、强化中央集权，其结果是使秦国完全彻底脱离了西周以来的世袭贵族分封制，从而形成了现代国家政府治理模式的雏形。这为秦国崛起、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基础。

可以说，中国在秦朝就建立了现代国家政府治理制度，如建立常备军、统一税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实施郡县制、普遍兵役制，在吏治上消除世袭制、任用贤能。后来在汉唐时期又逐渐形成了官员任用上的科举制，从而使出身卑微的贤能之士也可以出任政府高官。也可以说秦汉以来的政治军事制度是一种包容性的制度，即消除世袭制、允许出身卑微的贤能之士出任国家重要职位，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治理水平，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秦汉以来不断形成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先进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即使外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如五代十国和清朝也不得不采用中国原有的国家管理体制和文化。

秦汉以来至明清不断完善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制只是实现了政府官员任用上的包容，即通过科举制任用贤能，从而实现了国家高效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是为适应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产生的，也完全适应小农经济存在的需要。用马克思的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是生产关系适应了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用Acemoglu（2012）的话说，就是“包容”，即就生产关系要能够包容生产力的变化。

尽管中国拥有现代国家的治理模式和高效率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但是十八世纪初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面，从而饱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这是为什么？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主要是由于明清统治者没有在世界各国工业化开启之时根据工业社会的要求建立适合企业和企业家生存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从而沦落到落后挨打的窘境。

（二）奥斯曼帝国：不可复制的政府治理模式

没有顺应世界工业化趋势的不止大清帝国，信奉回教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也是一个重要例子。延续长达六百多年（1299-1922）的“奥斯曼帝国是土耳其人建立的国家。…极盛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包括整个巴尔干半岛、亚细亚半岛、整个中东地区及北非的大部分，西达摩洛哥，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南及苏丹。十七世纪后逐渐衰落，领土不断被沙皇俄国和英法等国蚕食。1922年，奥斯曼帝国被推翻”（百度百科）。奥斯曼帝国也实施中央集权制，文官对军队具有绝对控制权，各省的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其他各级行政官员由帝国骑兵军官出任，政府按军官的等级为军官分配领地，领地内的农民向军官缴纳粮草，军官自己需要将这些粮草到市场上变为军备用品，战时这些军官自备各类军需为国家出征。

强大的军队是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原因。奥斯曼帝国借鉴阿巴斯王朝（存在于750-1258，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王朝，Abbasids，中国称为“大食”）和中世纪埃及的奴隶骑兵制度（Mamluks）而实施外族奴隶兵役制，其目的是制约本民族部族势力、防止其坐大而威胁中央政权。因为外族奴隶与本族人没有关系，而且外族奴隶只能一代为军，后代不得从军。军队中提升完全根据能力和战绩。在福山看来，奥斯曼帝国的外族奴隶兵役制与中国的科举制度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保证进入国家政权体制的人完全忠于国家和防止本民族家族势力干预政治。后来由于经济上入不敷出和新占领土地的减少导致获得外族奴隶上的困难，外族奴隶兵役制解体，奴隶军官由国家的工具蜕变成削弱中央政府权威的利益集团。另外，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也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无法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最后奥斯曼帝国战败解体。

（三）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那么英国的哪些特征导致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呢？要考察这个问题，需要理清英国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在探讨英国国家发展历程之前，还需要剖析基督教对英国的影响，这是由于基督教进入不列颠群岛在前、而英国国家形成在后。

中世纪西欧教会权威的发展和形成。与中国不同，宗教在欧洲政治秩序演化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公元313年教会首领通过与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的对话，使基督教由异教转化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而基督教完全受制于罗马帝国，教皇也是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的。公元476年罗马帝国消亡后，欧洲分崩离析，基督教与国家政权分离。同时欧洲政治上的支离破碎和脆弱也赋予了天主教教会独立发展的机会。但是在1059年以前大部分时间里教皇和各地主教都是由皇室任命的。十一世纪中叶后教皇格里格七世（1073-1085年）实施了宗教改革，其目的是实现教会独立于世俗政权。格里格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教会自己的金字塔式治理体系：教士不得结婚和拥有自己的家庭；彻底改变出售教会职位和教会财产成为个人可继承财产的局面，变革为各级主教不再由当地皇室任命而由教皇任命、其他各级教会人员变为可以雇佣和解聘的领薪水的教职。经过约半个世纪的抗争，教会的改革和独立于1122年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认可。西罗马教会改革的成功主要归功于11世纪时西欧政治上的支离破碎和脆弱，而在东罗马帝国和后来俄国的基督教教会（东正教）就没能够独立而一直是世俗政权的附庸。

在宗教改革、争取教会独立的过程中，由于教会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而不得不从现存的法典和法律等法理中寻找教会独立和统治的合法性。另外，在改革过程中，教会整理了教会自己的各种法律和规定、制定了统一的教会法典，对教会本身实施法治。十一世纪中叶开始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变成了不受世俗政府控制的、由各级神职官员根据教会法律层层管理的、金字塔型的现代组织机构治理模式。这一治理模式也很快成为当时西欧各国政府治理的楷模。

从西欧政治秩序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发现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政治上支离破碎，从而给教会提供了发展空间，甚至建立起自主的金字塔式治理体系，宗教成了先入为主的力量。因而也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约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西欧各国的神权高于皇权。

英国国家的形成。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至公元476年）消亡后，日尔曼人的一个分支央格鲁－萨克森人在约五世纪中叶进入不列颠群岛。此时的英伦三岛还处于没有统一国家和政府的部落制社会，几个村落组成“百户”或“县”，百户或县之上的部落首领是“王”。当时英伦三岛上有七个王。公元829年，威塞克斯（Wessex）王国吞并了其他六个王国，从此诞生了英格兰（England）。“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以亲属关系要求继承王位，遭到拒绝后，以武力夺取了英王之位，称为“征服者威廉”（即威廉一世），建立了诺曼底王朝”（百度百科）。

六世纪末天主教会进入不列颠群岛，在接下来的约5个世纪里教会不断削弱央格鲁萨克森（Anglo-Saxon）各部落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天主教会当时反对近亲结婚、一夫多妻制、离婚、寡妇与其死去丈夫的近亲再婚、领养孩子，鼓励一夫一妻制、个人产权，特别是未婚女性和守寡女性的财产权。在福山看来，天主教会这些规定的目的是诱使没有子嗣的家庭和个人把财产捐给教会，然而这些规定并非来自天主教教义，例如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并没有试图改变婚姻和继承规则，因而这些规定的主要目的是经济而不是什么宗教信条；因为近亲结婚、兄弟与寡嫂结婚、一夫多妻、领养孩子和离婚是生产子嗣和家族控制财产不外流的主要手段；因而西欧女性的较高社会地位不过是教会经济动机的副产品；在中世纪教会的规范下，家族和亲缘势力在西欧基本解体；教会在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都拥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正是这些收入来源为十一世纪教会的改革和独立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从世俗政治发展看，九世纪英国统一以前的诸“王”把自己看成民众的“王”，而不是领土意义上的“王”。即使是到十一世纪时这些“王”依然没有领土概念，福山认为“王”的地位相当于众多世袭领地贵族中的头领，其发力的主要手段不过是当原告或被告对当地世袭贵族领地内的法庭不满意时提供上诉法庭服务。这些“王”很愿意提供这类法律服务，因为这些法律服务都是收费的，皇家法院是“王”的主要财源之一。当然，由于“王”与当地人没有关系，因而判决更为公正一些；另外，“王”掌握的资源多些，可以雇佣专人研究法律、提供更为专业的法律服务。因而，越来越多的原告选择到“王”的法庭去诉讼，其结果是地方贵族的法庭影响越来越小。这种市场驱使的偏好主要是由于“王”的法庭更为公正、对地方贵族的偏袒更少、执行力更强。

从以上英国政治发展过程看，中世纪时英国王室在战争和武力之外还主要通过提供司法服务赢得了权威、合法性，从而也提高了政府的司法制度建设水平。另外，政教分离的结果是不列颠群岛上的早期诸“王”和英国统一后的王室习惯于以下现状：即世俗政权并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王室并不高于法律。可以说，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先于世俗政权形成导致了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世俗政权处于受制约的状态。换句话说，由于教会和世俗政权势均力敌，因而各方只能用法律和制度相互制约。英国政治秩序安排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私有产权和法治。而产权和法治恰恰是市场运行的基础。基督教在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所采取的特殊制度安排带来法制。然而，英国的这种政治秩序逐渐形成的过程在其他西欧国家并没有发生。

（四）印度：表兄的专制

在世人看来，印度是发展中世界民主的典范，即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也这样认为。然而，在福山看来，尽管印度具有民选政府和议会，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得个人基本没有人身自由，个人的婚姻、受教育、择业等基本要求需要完全服从于所属种姓的规定，同时也阻碍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用福山的话说，这是表兄的专制（tyranny of cousin）。此外，福山还认为印度政府执政效率低下，常常为利益集团所累，如一方面上千万吨的粮食在仓库里被老鼠吃，另一方面是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和儿童因缺乏食物而营养不良。

（五）小结

福山在探讨世界各国政治秩序起源和变迁时摆脱了以西方国家为基准的做法，因而也得到了很多与其他西方学者大相径庭的结论。不管福山的看法正确与否，但是从人类全部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今天世界各国政治秩序变迁总会令人们得到意想不到的看法。另外，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观察今天中国的变革应该更公正一些，也会更自信一些。

中国历来是政府的权威高于一切，宗教及其他社会势力历来处于从属地位。这可能是由于在宗教兴起之前，中国世俗力量就实现了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秩序的基础。

而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分崩离析，给宗教提供了发展空间，天主教会甚至建立了自主的金字塔型治理体系。天主教会自身治理体系的形成先于各国政治秩序建设。换句话说，宗教成了先入为主的力量，后来的西欧各国世俗政权不得不受到教会的制约、与教会共生共存。在英国，世俗政权与教会共存的结果是对私有产权的承认和法治。但是，英国的这种法治局面当时在其他西欧国家并没有发生。

三、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发展模式成功的原因

（一）现代工业社会对一国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安排的要求

十七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由古代推进到了现代，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也不断推进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对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安排的要求有着极大差别。古代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区别是生产方式的不同。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其主要生产单位是家庭，经济增长极为缓慢；农业社会需要产权，劳动力和土地的关系相对固定，即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也不需要劳动力流动；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因而也不需要大众教育体系。但是需要精英教育，主要是为政府培训官员的。

而现代工业社会以工业为主，其主要生产单位是企业，经济增长迅速。熊彼特认为企业和企业家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主要动力。然而，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对一国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具有与农业社会不同的几个基本要求。

首先，工业社会的主体是工商企业和企业家，因而要求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国家在其社会政治经济架构中允许各种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的存在和发展。

其次，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工业社会需要大量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这就要求一国制度安排设计中允许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流动。

第三，工业社会需要大量的白领职工，因而要求政府提供大众教育体系，从而为工商业企业培训源源不断的技术职工、管理和经理人员、销售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律师等。

第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需要销售，因而工业社会需要产品市场的存在和正常运行。

第五，工业社会的企业和企业家需要产权保护制度。只有如此，企业和企业家的创新才能得到保护。

第六，工商业企业需要灵活稳定的融资体系。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最先需要的就是“信贷”，在现代企业发展中，信贷构成了经济发展的要素；只有把这种生产要素托付给企业家才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Levine等人（2000）发现银行给私人部门的贷款每加倍一次（相对于GDP的比例来说）几乎能为长期增长率贡献两个百分点。

最后，Acemoglu（2012）还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

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而且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在一国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上（或者说在生产关系上）具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因而在工业化时代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逐步形成有利于各类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发展的包容性制度安排。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迅速适应这种转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变成了世界强国，没有能够及时适应这种转变的国家则暂时落后受辱。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化

我国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逐渐摒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和建立“包容性”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安排的过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迅猛增长到1990年的4.5亿吨（国家统计局，1991年，第346页），农村贫困率由改革开放初的75%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不到20%（Ravallion and Chen，2007）。另外，农村包产到户制度实施的结果还有释放出了数以亿计的工业社会所需要的可雇佣劳动力以及大量非农经营企业和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以国企改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成就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民生的大幅度改善，同时也加速了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的局面和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012年6月现任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教授Stefan Dercon在实地考察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后认为：非洲国家应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就极为重视大众教育体系的建设，新世纪以来政府对教育体系的投资更是不断增加。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估计，2020年中国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口将达到2个亿，而美国全国的人口也就3亿多点。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基本提供了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如各种所有制企业能够生存的环境、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大众教育体系、融资体系、产权保护制度、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管在一些领域还需要完善如融资体系、产权保护等。换句话说，西式民主可能不是工业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中国政府还成功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秩序、提供了优良的公共设施（如水、电、交通、通讯）。这是中国发展模式能够成功的深层次机理。

日本明治维新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政体也不是西式民主政体，但是日本在此期间也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强国。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也不是西式民主政体，但是德国当时的工业成就超过了英国。这些经济发展事例也说明西式民主可能从来不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前提。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具备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也不具备工业社会需要的稳定灵活的融资体系。关于产权，尽管福山认为比较好（good enough）的产权制度就可以保证经济增长，但是要保持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确需要完备的产权制度。只有完备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和鼓励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富裕阶层不再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

尽管我们也有银行体系，但那基本是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非国有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得到贷款。因而严格说来，我们缺乏为非国有企业服务的融资体制。关于如何建立灵活稳定的银行金融融资体系，这确实是一道难题，美国等西方国家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难题。1929-1933年大危机后，美国制定了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过度冒险和不负责任行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个法案保证了美国约半个世纪的金融稳定；然而美国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自由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过度冒险行为再次导致了2007-2008年美国及全球金融危机（Roubini，2011）。美国在金融融资体系建设上的惨痛教训警示世界各国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防止其过度冒险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三、结语

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起源》告诉我们两点，一是西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政治变革史并不是判定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基准；二是理解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全人类各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问题。东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不同，不一定要遵循同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根本的变革是生产力的变革，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对一国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不同的要求。现代工业社会需要容纳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大众教育体系为工业社会培训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稳定灵活的融资制度、对产权的保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社会稳定和秩序等。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为工业社会的主体——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发展模式成功的核心机理。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完美。恰恰相反，即使是根据本文提出的工业社会对一国制度安排的要求来看，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建设上还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如建立灵活稳定的能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融资的一系列金融机构，完善对产权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消除腐败和不正当的垄断，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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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增长为何重要？》

Sadanand Dhume




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发展首次面临黯淡的前景。今年的增长低于6年前高峰（9.8%）的一半，而且改革派领袖曼莫汉•辛格总理的声望跌倒了谷底。他领导的政府无疑成为了腐败丑闻、民粹主义和政策迟钝的代名词。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Jagdish Bhagwati和Arvind Panagariya认为混乱的主流思想以及无所作为的经济政策是印度增长放慢的罪魁祸首。在《增长为何重要？》一书中，他们从1947年独立开始追踪印度经济发展的轨迹，并整理出一份改革派行动的全面清单。《增长为何重要？》的核心内容表达了一个简明深刻的思想：1991年以后，印度“从一个毫无生气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有力地证明了印度左翼人士至今仍然试图否认的真理，即经济快速增长是减贫的最佳方式。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印度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取消工业的垄断许可（政府直接制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和降低贸易的税收水平，使得将近2亿人口脱离贫困。虽然如此，印度的公共社会仍然充斥着大量不合理之处：富裕阶层垄断经济增长的利益；减贫过度依赖于收入再分配；国家财政没有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总而言之，上述现象导致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印度改革太快而非太慢。现任政府打出“兼容性增长”的口号赢得2004年的大选，宣称兼容性增长致力于消除贫困。

其实，Jawaharlal Nehru于1947年印度独立之际主张的社会主义模式充满自负而夸夸其谈。Messrs Bhagwati和Panagariya极力反对印度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对私有经济部门的严重干预，正是后者促成东亚经济从1960年代的起飞，例如韩国和台湾。相反，由于政府对私有经济部门的干预、公有经济部门的持续扩张以及满足于自给自足从而限制外国投资，印度从独立到1980年代三十年间只保持了3.5%年均增长水平。简而言之，正如作者所说，独立之后“印度经济快速崩溃”。

然而，Nehru并不是本书指责的罪人，他只是一个出生于特权阶层的倒霉的理想主义者——而且父亲将他送往巴黎。Nehru的女儿Indira Gandhi从1966年到1984年间领导着印度（其中3年在野）。她更加严重地重复着父亲的错误，选择忽视自由私有经济部门在东亚展示出的明显优势和巨大利益。在其执政期间，印度国有化了矿产、公民保险公司和14家最大的银行。她强迫稀释印度公司的外国资本，分散生产能力于经济中的千万小企业中，限制城市土地拥有规模，禁止解雇员工。

在1965年至1975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年均增长0.3%。如果你准备为殖民地独立后对其人民犯下经济罪行的国家领导人整理一份名单，那么Indira Gandhi必将位居前列。根据一个研究所的估计，如果印度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1年而非1991年，那么到2008年印度的贫困人口将减少1.75亿。

在国际支付危机威胁进口和政府债务破产风险的双重刺激之下，印度被迫决定改变。印度大力取消行业许可，极力淡化进口干预。自1991年之后，贸易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17%上升到超过50%。外国投资从1991年的1亿美元猛增至2007年的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印度电话拥有量从500万部骤然增加到8.95亿部，平均每个月有1500万部新电话入网。汽车年产量从18万辆增加到2010年的200万辆。至于贫困，1980年代中期二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一代人之后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

关于印度改革的争论并不局限于常识层面。Messrs Bhagwati和Ranagariya指责了左翼经济学家，例如其哥伦比亚大学同事Joseph Stiglitz、比利时人Jean Dreze和哈佛大学Amartya Sen，认为其“精神上懈怠，不愿意在访问期间从印度的废墟中和贫困人口上了解学习”。在思想的碰撞中，左翼经济学家一直质疑市场是否有效，夸大了贫困的程度，反对私有化低效的国有企业。上述观点仍然能够迎合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胃口，并找到兜售的市场。

在旁观者看来，印度竟然还在纠结于增长是否重要以及如何确定贫困线等问题，令人惊异。数据毫无疑问表明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最低阶层都从经济改革中获益，增长为什么还会成为一个争论的话题？本书最令人沮丧的方面在于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存在撰写本书的必要。如此基本的问题不是应该一致通过吗？

无论如何，作者对贫困人口的深切同情、对印度经济以往复杂历史的锐利眼光和对未来的由衷关心在字里行间流露无疑。对于那些对世界民主面临的宏观政策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情况感兴趣的读者而言，《增长为何重要？》一书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资料来源：

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

书籍信息：

Jagdish Bhagwati (Author) & Arvind Panagariya (Author)，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PublicAffairs，1 edition (April 9，2013)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主    编:左常升

副 主 编:何晓军、夏庆杰

本期编译:夏庆杰、赖海涛

责任编辑: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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