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国际减贫动态第二期-贸易与减贫-2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贸易与贫困——贸易援助如何减少贫困
减贫实践	开放全球贸易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吗？——论农业扭曲的尴尬角色
专家观点	贸易与减贫之间的关系

· 机构专刊·

·研究前沿·

 

贸易与贫困——贸易援助如何减少贫困

摘要：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最有力的武器。事实上，每一个成功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抓住了逐渐开放的世界市场中的商机。但是，还有许多低收入国家困扰于如何发展他们的贸易。除此之外，贸易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能在贸易发展、经济增长以及消除贫困上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改革和自由化所造成的影响是不一而足的，其影响与贫困人口的消费习惯有关，也与贸易是否能拉动贫困人口聚集的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有关。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国际社会依然认为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以及提供贸易援助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最欠发达的国家，帮助其建立供给方面能力和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才能使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获益。

贸易援助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是一种紧密联系援助项目和贸易政策的工具。它应当保证贸易政策的收益，特别是当政策自身不足以产生预期收益的时候。

虽然贸易相关的援助被已被提及多时，但只有少数双边援助国家对他们的援助项目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到贸易有关的活动中的项目更是少之又少。旨在减贫的贸易援助则更需要被人们所关注和了解。

在由经合组织提出的贸易发展的主流模式中，援助者承诺提供额外的资源来帮助低收入国家挣脱贸易束缚，以便千年计划的实现。

该研究的目的是使援助国和参与国都意识到贸易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潜在贡献。这篇文章为援助国提供“更好的、更多的”贸易援助提供了一个基本原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贸易援助在扶贫开发战略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工具。

一、贸易的重要性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是产生财富的重要源泉，它也是经济增长以及减少贫困的重要方式。

（一）贸易改革与增长

说到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创新与增长联系起来，但是涉及到贸易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不太了解。事实上，贸易与贸易自由化从以下五个方面极大地刺激了创新。

　　1、 增加竞争

生产力增长不仅来源于技术改进也受益于效率的提升。贸易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会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强烈地刺激新技术的采用。

　　2、 技术转移

无论是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新兴技术，或者是从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便利的途径获得技术，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更快发展生产力和提升竞争力，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

　　3、规模经济

广阔的国际市场让企业更加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快速收回研发投资成本。

　　4、全球利益链

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全球技术标准，让人们了解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对低成本供应商的不利影响，同时鼓励贸易的便利化，以便供应商可以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不仅如此，贸易和贸易改革可以帮助形成全球化的分散生产格局。

　　5、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服务和资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数量密切联系，同时也与发展中国家自己增强创新的程度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二）贸易与消除贫困

由于运输与沟通的成本降低，从1980年起，国际货物与服务的贸易不断升温，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化。有许多的历史事实显示了贸易与消减贫困和经济增长呈现正向相关性，然而，案例研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内的社会群体都能从贸易中获利。除此之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低收入国家致力于贸易壁垒的削减，但是却没有维持持续的出口增长。这些案例表明，在国际贸易之中存在着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限制住了贸易对消除贫困的贡献。

经济理论认为，贸易通过提升要素价格，增加非熟练劳工的收入，由此直接减少贫困。但实际则更为复杂，贸易对消除贫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工资水平与就业方面，也取决于口岸价格的变动引起的国内市场价格的变动，以及政府收支的改变等多个方面。而贫困人口是否能有效参与到贸易活动中，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1、贸易在多大程度上引导了贫困人口大量就业的部门的发展；2、贸易引起的经济增长是否直接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其工资水平；3、经济增长是否能带动其他部门吸收剩余的劳动力；4、贫穷人口是否具有胜任新工作的素质。当然，这些都不应该影响到援助团体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视，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发现贸易不能发挥出其潜能的原因，并解决这个问题。

二、贸易的限制因素

虽然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的市场扩张中受益，但有些低收入国家依然面对着如何增加出口量和丰富其出口产品的问题。在全球贸易中，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比例甚至有所下降，他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呢？

主要有来自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的阻碍。最主要的外部障碍是：多边贸易的参与国不能就以何种形式消减贸易壁垒达成共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国家内部的贸易政策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贸易的能力。

自乌拉圭回合以后，OECD国家间关税的削减程度远大于其与非OECD国家间关税的削减。另外，关税升级政策阻碍了贫困国参与到更加长期和更高附加值的市场利益链中。除此之外，非关税壁垒也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大挑战。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贸易壁垒也有待削减。因为这些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减少相对价格变动的幅度以及结构性调整的成本。这也为中低收入国家逐步学习和发展规模经济、进入高附加值市场提供了可能。

除了持续存在的外部限制因素外，由于低人力资本、糟糕的政府机构、缺乏激励机制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了这些国家基本机构的薄弱和供给能力的缺乏，再加上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的瓶颈，造成了低收入国家无法有效开拓其国际市场的困境。

良好的出口表现特别依赖于相关机构的有效运转、完善的运输与信息基础设施。由于这些方面都比较缺乏，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要建立良好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他们体制僵化，不能灵活有效地重新配置资源，增加了调整的时间和成本。缺少必要的金融服务，垄断的资源分配结构又限制了公司自由进出市场，阻碍了新部门的生成。

正如之前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与贸易增长正相关，但受到国内政策的巨大影响。而国内政策又限制着这些国家贸易改革的推进，原因则在于它们自身的脆弱性。主要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1、进口会增加国家债务负担；2、多边贸易自由化会削弱本该给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3、关税的减少会导致政府收入的下降；4、贸易自由化所需要的国内经济调整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短期内，不可预知的调整压力通常不是来自贸易自由化，而是来自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汇率的变动。快速的技术进步也会形成调整的压力。因此，一国经济必须要更加富有弹性，才能更好参与新的经济活动。

三、贸易援助

贸易是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武器”，但只是发展贸易自由化和强化市场渠道而不培养相关国家的贸易能力是不能有效达成目的的。

贸易援助就是以帮助被援助国家建立贸易能力、减少贫困、并且融入世界经济为目标的。WTO发布的共识序言中指出，国际社会需要将能够让多方“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列为自己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各国也应该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多方面的贸易改革和全球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因此才形成了多哈发展议程以及香港宣言的相关内容。

贸易援助计划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低收入国家克服制度限制，扩展其薄弱的生产和竞争能力以及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以及投资中获利的能力。它将设计一个将一系列的援助活动与贸易策略协调一致的总体框架。

目前，与贸易援助有关的政策工具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消除供给限制，建设生产能力；2）增加贫困人口分享贸易收益的机会；3）减少调整的成本。

（一）优化贸易情况——消除供给方面的限制

贸易援助有许多方法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表现。

1、寻找出口机会

高收入国家主要通过灵活的生产线来多样化其出口的产品，而中低收入国家是通过增加生产线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技术援助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几类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并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因此，援助需要按照细化国际分工的思路来进行，而不是生产完整的产品。OECD的分析也指出，企业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提升产量，这也带动了大量中间产品的生产与贸易。

2、提升人力资本

自由贸易能够减少具有良好基础教育的国家的收入不均衡状态。尽管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识，但良好的中高级教育对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贸易援助需要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

3、提升产能

贸易援助帮助形成有效的资金链和技术进步，有效地提升了产能。这样就减少了在低收入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国内生产部门与出口部门的隔阂。

4、解决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

基础设施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运输费用，因此增加对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其质量将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贸易援助不仅可提升出口能力，也由于改善了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还提升了进口能力和技术更新的能力。

（二）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

减少供应链的瓶颈，并不会自动给最贫穷的群体带来收益。因此需要对贫困人口给予特别的关注。贸易在穷人生活中的角色，是决定贸易如何影响贫困的关键因素。只有当穷人们能够拥有有效的途径接入市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才能改善。目前，许多贫困人口还主要是依靠传统农业生存的，发展农业市场是他们的福音。当低收入人口与市场有机联系起来后，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当地有优势的农产品而让人们获利。当然，做出生产决策需要依赖气候以及市场信息，所以相关政策与机构能够帮助贫困人口减少市场费用与风险。除此之外，扩展基础服务、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改善利益分配的机制、增强市场的一体化和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等等都对消除贫困有利。成功的全球化，需要把区域市场与国内市场整合成为一体，让农民也成为这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注意的是，贫困人口也分为不同的群体，比如城市与农村贫困人口，男性与女性，对于不同群体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

当贫穷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并不能有效发展国内经济以及增加穷人参与的贸易机会。当形成自由贸易时，并不能说明国内市场不存在扭曲。国内市场和政府的错误会阻碍贸易改革的溢出效应。只有政策的合理调控，才能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实际的减贫。

（三）减少调整的震荡

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对以下三个调整因素十分脆弱：1、减弱了最惠国关税下的偏向性；2、关税减少后政府收入的减少；3、鼓励竞争后市场混乱的情况。有明确目的性的贸易援助可以帮助改善相关的问题。当然，贸易有关的调整依然需要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与良好施行。贸易自由化最后会得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有时为了长期利益而进行的短期调整会产生较大影响。对短期动荡的准确预期，可以在事先就设计好相关的保障网络。并且同样的变动对不同的穷人群体影响也是不同的，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从宏观来看，如果一国之前有很高的国内保护程度，调整成本就会很高。但相比最终贸易的收益，调整成本就显得小，而且调整期也是短暂的。即使这样，对于某些穷人，变动的影响却仍是剧烈的，因此需要向他们提供政策帮助。

通常最成功的贸易改革项目都是与一些减少调整震动的援助项目一起进行的。在一些情况下，定向帮助比一般的援助更加有效且公平。为了增强有效性，这些定向的援助需要：1、具有清晰的策略，并且有时限；2、不与产量挂钩；3、专注于普通劳工的再就业；4、与通常的保障制度相匹配；5、易于观察和计量。

选择合适的政策并共同实施，以及有效的保障网络是获得贸易收益的关键。

与此同时，提升教育水平可以填补扩张部门对高教育学历或者是技术工人的需求，可以多样化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也可以提升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力和机动性。其中对女性的教育尤其重要。

其他政策的施行也很必要，如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财政政策，完善医保制度，强化产权，增加科技创新领域的信贷投资和拓宽信息渠道。总而言之，就是要符合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促进竞争和有效配置资源；保证产权和确保商业交易不会出现“市场失灵”；能够实现稳定增长以及鼓励投资促进未来增长的宏观环境发展。强化发展中国家设计和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可以使其更好地面对贸易改革中的社会变动、支持改革自身和强化经济的稳定性。

四、全球之路，本土之道

外部的障碍有时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解决。而且不同政策施行时必须连贯一致，不能背道而驰。贸易自由化需要在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同步进行。发展中国家追求协调一致的全球一体化道路就是要遵循一些共同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关于鼓励劳动力和资本向扩张部门转移的政策。

每国的国情不同，哪怕施用同样的一系列政策，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些不同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间多样的物理和地理特征；政策措施施行的情况；实施改革的机构的能力和数量；政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政策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国家现存的制度框架决定了国家最后贸易的发展情况，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套用。

总结

在能充分抓住贸易机会的情况下，贸易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为了让贸易援助更有成效，应该尽可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工作：首先，贸易援助需要得到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削减外部障碍。第二，发展中国家自身也需要施行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总结来说，有四个实用的步骤可以来提高贸易援助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效果。首先，人们需要认识到贸易援助是值得去实施的。第二，贸易援助可以为多个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第三，贸易援助需要有明确的目标。第四，贸易援助必须能够达成相关的目标。

来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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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全球贸易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吗？

——论农业扭曲的尴尬角色

*扭曲：经济活动中对于最优经济状态的偏离。在本文中更多讨论的是由于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工具性扭曲。

摘要

在最近几十年里，贸易政策的改革已经大幅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中农业扭曲带来的损害，然而在全球贸易中，农产品方面的扭曲程度仍然远大于非农产品。文章新整理了一系列各国经济的实证研究，重点关注了国际贸易中的扭曲对世界商品贸易的影响，以及在发展中国家中，扭曲对于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影响。

全球链接模型（LINKAGE）结果表明，消除国际贸易中剩余的扭曲会减少国际不平等。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农业净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占世界3%）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实现的。

本文的分析基于以15个国家为样本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和9个独立国家的案例研究。

1、引言

几十年来，世界的十亿贫困人口仍然直接或间接地以农业为生（World Bank，2007），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收入持续低迷，一方面是由于一国政策中支持城市建设的偏见，另一方面富裕国家的政府更愿意采取进口壁垒和各项补贴，减少了国家和全球经济福利，抑制了经济增长，增加了不平等和贫困。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直在降低他们贸易政策的扭曲程度，而一些高收入国家也已经开始改变他们贸易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然而无数政策的措施仍然以复杂的方式扭曲着世界粮食市场（Anderson， 2009）。

想要洞察价格扭曲政策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使用整个经济的定量分析模型与最新的价格扭曲数据，以及理想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农村和城市的详细的家庭收入和支出的信息资料。

尽管在过去的25年里，政策改革有所贡献，但是对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仍然十分重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这些政策改革和后续的收入增长使日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数量在1981年至2005年间几乎减半（占全球人口的数量从42%下降至16%）。然而，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在2005年仍然近乎9亿，而且它可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超越了这个数目。此外，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情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善，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005年的贫困率仅略小于1981年，大约40%（总计3亿人）。

尽管看起来中国成功了，但是在2005年，仍然存在着超过一亿人处于每天生活消费不足一美元的窘境之中，其中90%的人生活在农村。在印度，极度贫困的人口数量仍然接近于3亿人，并且居高不下。尽管他们的农民有大量的补贴，这其中的74%贫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人均福利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过去，地方不平等水平影响个人的效用，但如今，不管是仅在局部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增强了收入差异的意识。在国家层面，人们开始担心城乡的巨大不平等。

世界收入分配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什么？Milanovic（2005）指出三种可能性，第一个是国家与国家的不平等。在不考虑人口规模的情况下比较国家的平均收入，每个国家在世界上都有一个同等的权重分布，这样看来收入分配似乎已经变得越发不平等。第二个是国际的不平等，仍然是比较国家平均收入，但是这次使用人口加权。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平等似乎已经减少，但是，减少的原因其实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快速增长（Bourguignon， Levin和Rosenblatt，2004；Atkinson和Brandolini，2004）。第三种可能的重点是全球不平等，这涉及到比较个人的收入，不考虑国籍。按照最后这个定义，全球的不平等程度似乎从1980年末基本保持恒定。

根据目前的依据，本文关注的重点是：进一步减少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空间有多大？在特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消除剩余的扭曲来激励贸易的方法是否可行？

对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研究表明，在2001年，当这一轮谈判启动时，政策带来的农业扭曲造成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商品贸易壁垒和补贴（Anderson和Martin，2005）。一项最新研究中利用了一个新的关于农业扭曲的数据库，并且证实了早期的结果。Valenzuela，van der Mensbrugghe和Anderson（2009）研究表明，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占据了全球福利成本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政策的70%。鉴于农业与食品在全球GDP和贸易份额分别只有3%和6%，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

农场和食品政策对于全球贸易保护政策的的贡献比之前估计的更要大，达到了72%，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政策。即便如此，建模对估计价格扭曲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试图保护他们欠竞争力的农民远离进口农产品的竞争。如果所有市场都打开了，一些农户家庭可能会因此遭受损失（Anderson，2009）。

世界银行最近的关于价格扭曲（Anderson，2009）的研究表明，自从19世纪80年代末，在发达国家，与非农产品的补助率相比，对农民的补助率下降了三分之一（从51%至32%），而在发展中国家它已经全部消失（从19世纪80年代初的-41%上升到2004年的+1%），主要是因为淘汰出口税，并使用进口调节措施来代替。

根据这些研究结果，上述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更具体地表示为：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其自身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穷人的福利，哪些农业政策导致了这些结果？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指引各国制定他们的国家政策和多边贸易协议。

现在正是解决这个多元化问题合适的绝好时机。其一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进行多边贸易组织间的多哈谈判，农业政策改革再一次成为最受争论的话题之一。其二是因为贫穷的国家正奋力在2015年前实现他们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关键是缓解饥饿与减少贫困。

这里也有一些原因需要说明，为什么非要在现在这个时间将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第一，现在我们拥有先进的方法。一方面，利用微观仿真模拟，根据家庭的调查数据，且结合整个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作出的模拟。举个突出的例子：Hertel和Winters（2005，2006）的研究和Bourguignon等（2008）的研究表明，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正在迅速使自己的收入来源多样化，通过诸如农场外兼职工作和汇兑等手段，已经产生出超过农业土地和农场劳动力能够创造出的财富。所以在对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时，家庭收入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Otsuka和Yamano 2006，Otsuka， Estudillo和Sawada 2009）。早期在农民收入净额或农业GDP与农户的福利之间密切的对应关系呈衰减趋势，甚至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也同样如此（Davis，Winters和Carletto，2009）。通常情况下，很多低收入人群，包括农村贫困人口，是主粮的净买家，因此至少在短期内，通过增加主粮的价格，会导致他们受到不利的影响。

第二，与跨国家分析相比，全国住户调查的编制分析发展很快，根据世界银行现在已经拥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调查数据集。该数据集已经开始与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的联动模式相配合，用来评估全球收入分配问题（Bussolo，De Hoyos和Medvedev，2008）。

第三，世界银行最近编写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新的全球数据库，可以更新和扩大我们对此的理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激励机制的扭曲这方面。利用那些已有的研究，能够使他们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模拟（Valenzuela和Anderson，2008）。他们不同于常用的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贸易模拟，因为它们是根据国内直接到边境的比较价格（GTAP数据集，Narayanan和Walmsley，2008），而不是与进口关税和其他主要边境措施的适用税率相比。

作者第一次尝试利用这些新方法和数据库对贫困相对影响的评估以及国内外贸易政策的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借鉴了该研究项目的一些引证文献，并对此做出总结。

在实现国家的减贫和优化收入分配这几项目标的过程中，农业和贸易政策向来就不是最好的政策工具，国内社会福利和所得税政策措施才更为合适。假如实证研究表明，与贸易有关的政策会导致特定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日益恶化，那么，其实这些研究也会提供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处在贸易顶层的国家将会从贸易中受益，是因为这些国家单方面改革了他们的政策。如果在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贸易政策改革缓解不平等和贫困的效应，那么，这种效应就为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动力。如果全球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多边贸易改革将会缓解全球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话，则将会推动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DDA）中雄心勃勃的改革承诺，并迅速地取得显著地成绩。

另一方面，一个消极的结果（例如，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贸易自由化将增加贫困），则无法验证贸易改革会提高福利。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总体的框架分析；二是从诸多国家的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经验方法，将它与之前提到的各国模拟中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是根据两项研究，各自进行一个全球性的模拟，在各个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研究农业和非农业价格和贸易政策对全球贫困及其分布的影响。其中，九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横跨了三个关键的亚洲地区（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那里），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2、框架分析

为了充分掌握贫困和不平等对价格扭曲政策的影响，必须谨慎考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户依赖农业。农业收入几乎是这些家庭所有的收入。事实上，在最贫困的国家，最贫困的家庭都集中在农业，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家庭有可能受益于那些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贸易政策改革。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因为贫困家庭把大部分收入花费在主粮上（Cranfield等，2003），所以，如果进行食品价格上涨的改革，那么这个不利影响可能会超过有益影响。城市贫民也会因为主粮的价格上升而受到不利的影响。然而，上升的食品价格也可能提高对不熟练工人的需求（这取决于劳动力的可流动性），通过这一点，可以提高贫困家庭的收入。

目前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一个由Hertel和Winters（2005，2006）在对未来世贸组织多哈协议的研究中开创的方法的变体。目前和先前的研究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新的方法重点关注国内农业和贸易政策的影响。第二，新的方法衡量了不平等和贫困。第三，新方法关注当前政策的影响，即全部（而不是部分）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而Hertel和Winters的研究主要关注2005年的多边部分改革提案。这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考虑的不仅仅是多边贸易改革，也是个别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的单方面改革。单边行动的影响与国外完全自由化进行对比以便能够评估国内的相对重要性。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政策有所区别（超过国家通过贸易谈判的间接影响）。全国性的CGE模型可以估计单方面改革对农业或所有商品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以某个国家的模型来估计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需要从全球模型的模拟。世界银行的LINKAGE模型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它也被校准到了2004年，基于Version7的GTAP全球保护数据库（Narayanan和Walmsley，2008），我们用它来估计某个国家的农业税和一系列国家价格扭曲政策（Valenzuela和Anderson，2008）。

有多种方式来分析全球CGE模型的结果，如LINKAGE至单一国家的CGE模型（Hertel和Winters，2006）。我们采用的方法是Horridge和Zhai（2006）开发的，值得说明的是，对于进口而言，Horridge和Zhai提出的边界价格变化的使用是建立在全局模型对其他世界自由化的模型上的（即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

所有下面提到的CGE模型都是比较静态的，他们假设了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除了南非（和尼加拉瓜），所有情况下的失业率都被认为是不受贸易政策制度影响的。这些假设仅仅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国家数据。我们使用的这一组假设降低了各国结果的差异。差异是由不同的假设投资行为或垄断竞争的程度、公司的非均质性、规模经济或总就业对贸易政策变化造成的风险（Helpman，Itskhoki和Redding，2010）。这样的规格通常导致衰退国家的净收益，但是增加了贸易改革的可能性（Francois和Martin，2010）。因为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的主要方式，（Ravallion，2006），缺乏动力学意味着这项研究结果几乎低估了潜在的贫困减轻自由化的后果，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显示贫困人口增加，而实际上是减少的。

所有的国家案例研究中，全球建模研究调查使用了社会核算矩阵（SAM），还利用了家庭调查数据。SAM是CGE模型的数据的基础，家庭调查数据则用于微观仿真建模。

通常这些实验是在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在全国实施CGE模型的政策冲击（无论是单方面的自由化还是对边境价格的外生冲击和LINKAGE模型提供的出口需求）。这在国内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上产生变化，然后消费和价格的变化因素传送到微观模拟模型，来观察它们是如何改变各种家庭的收益（根据他们来自各种因素的收入的份额）和他们的生活成本（根据在各种消费产品支出的份额）。这反过来又提供了家庭收入信息的分布，诸如在低于1美元/天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数。

所有国家的案例研究都使用了一组公共模型，以使它能够比较不平等和贫困在每个国家的影响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政策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包括轻度加工食品和其他商品）。其他全球研究使用了相同的2004年全球数据集，而对模型中的15个发展中国家使用稍微不同的全球模型，并附加了全国家庭调查数据以进行微观模拟。

即使这里接受调查的模拟符合完全竞争的所有标准，建立起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比较静态的整个经济体系的CGE模型，但在其特定的设置下，捕捉重要的现实情况（如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或数据的限制）时，他们也有所不同。为了确保它们的可比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符合共同要素市场的假设和闭合规则（但是把2004年作为他们的基础平台、并使用相同的一组进行通用模拟这种情况除外）。

模型设定中的所有假设如下：要素总存量固定（没有国际流动性），除了在对尼加拉瓜和南非劳动力的研究中，一些关于就业的贸易政策是允许的。但大多数的资本和劳动的类型是被假定为是以共同的浮动回报率。土地被假定为农业部门的特定要素，在该部门在不同的作物和牲畜生产中流动。财政平衡是在取消部门贸易税和补贴的情况下，通过使用统一税率（一般是直接收入）来实现的。

3、实证研究结果：全球贸易模型的结果

本节是从全球贸易模型（GTAP）得到的结果。

以下的部分汇集了来自九个国家的情况与更详细的研究结果，并且分析了两组经验与教训。

联动模型结果

Anderson，Valenzuela和van der Mensbrugghe（2010）使用世界银行的全球联动模型（van der Mensbrugghe，2005），评估了全球农业和贸易政策2004年在个别国家和集团中的市场影响，以便于讨论国际不平等（Milanovic，2005），考虑到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贫困（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弹性方法模拟贫困），该模型还提供了估计世界其余国家的政策对进出口和需求的影响，这是下一节中对9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讨论的基础。

联动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2004年，全球的农业和贸易政策都被废除，发展中国家将取得近两倍于高收入国家的福利（平均福利增长0.9％，高收入国家为0.5％）。因此，在广泛意义上，世界仅有的两个大国集团完成全球性改革将减少国际不平等。结果在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一些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贸易条件将受到特别大的不利影响。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三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农业作为他们的主要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农场规模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并且研究还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农业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回报，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国际不平等。

我们发现，如果废除这些政策，与非农业产值增加的1.9％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净农业收入将上升5.6％。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户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中会下降（印度例外）。高收入国家的净农业收入平均水平将下降15％，相比而言真正的非农业增值略有上升。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国内的措施来补偿，在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户之间的不平等将会增加，特别是在印度。他们还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和高收入国家的农户之间将大幅减少不平等。如果只有农业政策被废除，与非农业贸易政策相比，这些不平等的结果将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又强调了农业巨大的扭曲。

该研究还报告，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其中大部分在农场工作——将从改革中受益（其次是熟练工人，然后是资本所有者），在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下降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平均水平上升3.5％。然而，对消费价格最为关心的贫困人群，包括许多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他们自己劳动的贫困农民及其他农村家庭，是食品的净购买者，他们主要消费食物和纺织鞋帽等衣物。因此，食品和服装的价格指数的降低比总体CPI的降低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指标来反映这些工人的福利变化。按照这个指标，所有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将会增长5.9％。即在发展中国家中，非熟练的工薪阶层和富裕得多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将明显减少。

上述结果表明，贫困和不平等会全球性地减轻农业和贸易政策自由化。这项研究的作者更进一步明确地评估了改革对贫困的影响，即使联动模型对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单一的代表家庭。他们使用弹性的方法，估计真正的家庭收入的影响和应用一个估计收入贫困弹性去评估贫困人数指数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他们专注于改变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并假设在贸易改革后那些工人免于直接缴纳所得税来取代失去的关税收入（一个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假设）。

在完整的商品贸易改革方案中，极端贫困的人口（一天不足一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将下降2600万，相对值下降了2.7%。减少的比例远高于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了约4%。甚至在拉丁美洲更高（7%），南亚除印度外（10%）。相比之下，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印度（虽然不是在其他南亚国家）预计上涨4%。更为温和的定义之下的贫穷——那些每天生活消费不超过两美元——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数将下降近9000万，比2004年的聚合基线水平略低25亿，占3.4%。

GTAP模型结果

Hertel和Keeney（2010）利用广泛使用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的全球整体经济模型。他们的研究像其他研究调查一样采用相同的价格扭曲，运行相同的场景，但对多边贸易改革的场景利用从GTAP模型生成的世界价格变化。这些价格变化在GTAP模型中改变各个国家的边境价格，其中附加了详细的家庭调查数据。这允许作者讨论在一系列不同的经济体中使用一种内在一致的框架对于贫困的影响，来抓住所有影响收入变化的因素。

这个多国研究关注了15个发展中国家：五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四个非洲国家（马拉维、莫桑比克、乌干达和赞比亚）和六个拉美国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总的来说，废除当前全球农业和贸易壁垒政策会减少贫困，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农业改革实现的。这15个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数（1美元/天）的未加权平均数下降了1.7%。亚洲子样本平均下降的程度是其两倍，然而——亚洲是几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极度贫穷人生活的地方（虽然他们的样品不包括中国和印度）。把其结果转为特定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的示例，即智利、泰国和越南这些扶贫项目最多的地方。15个国家的大多数贫困人口从非农业改革中学习经验，虽然未加权平均数在15个国家表现出了一个轻微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越南的下降幅度过大。这些GTAP模型结果基本接近于本论文第一部分中的关联模型的结果。

作者详细地探讨了农业贸易改革，鉴别影响实际税后农业与非农业改革的收益因素。他们的分析扩展到通过观察分配的家庭底层特定贫困的变化。他们发现更多农业改革的有利影响是由于农民劳动力增加的回报以及非技术性农民工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他们还发现，粮食市场的自由化代表着对减贫的最大贡献，并且取消那些大宗商品市场上的进口关税，主导着高收入国家取消补贴增加对贫困的影响。

关于全国贫困人数的百分比的变化，当贫困不再受制于贸易改革后所得税上升所替代的贸易税收收入时，这个假设代表了一个重要的由非贫困向贫困家庭的转变，并从而产生了扶贫预测的明显变化。贸易改革在15个案例中减少贫困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贸易改革减少了泰国和越南大约四分之一的贫困比率。总体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贫困也被认为要征收所得税以代替失去的贸易税收，区域和扶贫的总平均程度是其四倍还要多。三个地区的未加权的平均贫困人数是符合联动模型的人口加权平均值的，亚洲（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后来的30％和拉丁美洲的6.8％均高于GTAP模型的14％和5.7％，而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8％仅仅低于Hertel和Keeney样本中的4.5％。

4、系统实证结果：国家模型

我们现在来看看九个国家的案例的研究结果，相比全球模型的结果更加详细。相比之前的两个全球模型，他们着眼于2004年的价格扭曲的政策，即使他们的CGE模型和他们的家庭调查数据的数据库可以追溯到更早一点的十年前，包括家庭和劳动类型。所有的国家研究结果包括对模型的微观模拟图，如上述的GTAP全球模型。

实际GDP和家庭消费的国家结果表明了GDP将由于全球贸易改革而增加，但在所有九个国家中均只增加了1％或2％。在消费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真正的家庭消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会呈现非常明显的增加。一般来说，这些数字是略大于全球LINKAGE模型所产生的数据的。共享全球模型的功能可能低估了贫困缓解贸易改革的好处，考虑到广泛共识的文献，贸易自由化促进增长成为了扶贫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

分别的比较极端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发生率，从自己的国家、其余的世界或全球的农业自由化或所有货物贸易来看。一些作者只使用了模型里9个中的6个，但那些使用了所有9个的发现他们的结果几乎完全正确。因此假设只有农业和只有非农业的结果综合了所有产品的改革成果，我们可以推断出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中消失了的三个结果。在每一种情况下，贫困和不平等的总体影响都被分为农村和城市两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Hertel和Keeney（2010年）所产生的各地区的贫穷的未加权平均数的结果是相似的，因为Hertel和Keeney在15个国家中只取了5个国家的案例研究为样本。尽管如此，后者的每个关键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贫困影响的未加权平均也已给出，可以很容易与国家案例研究的未加权平均数相比较。在所有十二个国家中，除了三个特定国家之外，其他的九个国家都可以进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比较（农业，非农业和所有商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在现有的国家案例研究样本中预计的地区平均贫困减少水平要比Hertel和Keeney的15个国家样本得到的结果要大。

至于个别国家的结果，除了菲律宾，其他所有国家的贫困都由于全球农业和非农业自由化而减少了，当所有的商品贸易自由化时，减少的程度范围会从接近于零变为约3.5%个百分点，（除了巴基斯坦是6%以上）。平均而言，近三分之二的减少是由于非农业的贸易改革，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巴西，那里的农业改革的结果主要得益于其大规模扶贫的贡献。后者的结果是，尽管巴西有着对贫困农民的关税保护的存在，而且自由化后非熟练工人需求也有所增加，但这显然超过了废除农产品关税对于贫困的影响。尽管对于农业和非农业改革都有相当大的分歧，但一个国家为贫困减少进行的改革似乎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同样重要。

扶贫被细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研究结果显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农村贫困的削减要远远超过城市贫困。这适用于农业和非农贸易的改革，以及本国家和全球其它地区的改革。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在平均程度上比城市贫困人口要贫困得多，这会让人们更加期望贸易改革对减少不平等的贡献。

事实上，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所有的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模型中，通过本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改革，所有商品的贸易实现自由化之后，不平等程度会下降（或者仅是农产品的不平等程度下降）。非农业贸易改革的影响则比较复杂，这是我们在贸易谈判中不能忽视农业改革的另一个原因。全球其它地区和全球农业改革都导致样本中的每个国家（除泰国以外）的不平等程度的减少。非农业的全球改革将会略微增加三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印度尼西亚非农业改革的影响增加超过了农业贸易改革的效应，而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菲律宾和泰国会增加不平等的程度。

与国家整体的不平等相比，农村或城市家庭分组的不平等程度不会因为贸易改革而被非常大程度地改变，这突显出一点，即贸易改革将会主要减少城乡不平等，而不是在任何一个地区中减少不平等程度。

在这几个国家的研究中我们重点审查了改革的影响。最明显的不同的是消除了贸易税收收入，如果这些收入可通过税收收回，不用让穷人承担，那么为减少贫困的改革的影响会更有利。在中国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减少农业壁垒的迁移，通过改善土地市场运作来减少户籍制度的流动壁垒。这些措施，以及为增加中国市场准入率的其他措施，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被采用于减少贫困，这些措施的综合运用都会有利于主要的家庭群体。

5、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不管是基于计量经济学（如2007年的Harrison）的事后分析，还是事前在一定经济范围内的模拟（如在2006年Hertel和Winters），本文的研究结果仍然不可避免的显得复杂而难以统一，特别是当需要衡量贫困带来的影响时，这一特征显得尤为明显。然而，仍有一个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最重要的标志可以去衡量贫困带来的影响，就是用开放所有国家的商品贸易这种手段，去考察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在总结以上的研究时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导致的影响存在着一些重叠的部分，即在所有已显示的32个例子中，有2个例子一致指出，其带来的结果是，整个全球的贸易改革将会减少贫困。

相对于非农业改革来说，贸易交易完全自由化对世界贫困的有益影响将更多来自农业改革。不仅如此，在农业方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发达国家取消对农民的大量支持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根据目前研究中使用的经济模型，这些改革将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收益，这些工人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收入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减少贫穷，这也将减少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根据LINKAGE的模型显示，随着全球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极度贫穷（日消费水平低于1美元）的人数下降了2.7%。其中，中国和非洲撒哈拉地区更是下降了4%之多。但是在印度却增长了4%（或者说，在每天2美元的标准下增长了1.7%）。

本文讨论的GTAP模型通过对15个国家的研究得出结论，贫困下降率要比预计中的更大，其中9个国家的案例表明，不论只是对农业产品还是所有商品的改革，自由贸易都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之后的研究还表明，在所有的案例中，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改革，不管是否包括非农业产品，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下降比率要远超过城市。

根据LINKAGE模型，全球贸易开放将会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更富裕，除非改革能够带来一个经济的飞跃（得到这些结论的研究使用的不是捕获的比较静态模型）。

在国内及国外的改革中，全部商品的自由市场贸易，或者只是农产品，同样也会导致样本中的三个发展中国家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居民在城市和农村的地产拥有量不会因为贸易的改革产生太大改变，但贸易改革会显著缩减城市与农村的贫富差距。

政府使用的税收途径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GTAP模型，假设穷人不再享有免受贸易税而是按照比例征收贸易税，那么在被调查的15个国家中，贫困指数将会比现在提高4倍。

两位权威的分析专家认为，相对于非农业贸易的改革，去除现在仍保留的农业贸易壁垒政策会对消除贫穷有更加强劲的作用。通过9个地区案例分析的加权平均结果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国家间的数据回归结果还具有一定的离散程度，但这九个案例同样也表明国内改革与外部改革有一定的相关性。

6、注意事项

农业和其他贸易改革的影响是复杂的，同时影响了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政府预算和对外贸易。本次经过调查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事前建模的观点，包括对全球和各个国家的模拟。通过使用最新的微观模拟和贫困弹性的方法，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将这种方法利用在了捕捉对贫困的影响上。而使用相同的价格和使用相同的全球模拟进行失真估计则是为得到其余的世界边境的9个国家的模拟冲击、类似的行为假设、税务更换的假设和封闭模拟。然而，在这个结果之中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通过额外的比较，去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包括深入到每个模拟结果，以及探讨其起源的形式。

这里考虑的改革仅指商品贸易自由化。而开放全球服务贸易也有可能给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带来收益，这些国家的农民也同样会受益（Francois和Hoekman，2010）。促进国际资本流动无疑也会增加这些收益（Hoxha，Kalemli-Ozcan和Vollrath，2009），其道理就如同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Walmsley和Winters，2005；World Bank，2005）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一样。而这些改革将如何同农场和其他货物贸易改革相互作用？又会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现状产生怎样的影响？结果注定是复杂的，所以我们期待着更加复杂的全球贸易模拟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个主要的挑战依旧是把握自由化带来的持续影响，特别是它们导致的一般均衡分配（贫困和不平等）的后果。实证文献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最近才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现有的局部均衡分析里特别指出，贸易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可能比当前的研究中发现的重新分配的静态影响更加重要。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一旦放到动态模拟中，他们将会加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关于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政策改革是贫困和不平等减少的源头。

另一个更深入的模拟改变是引入随机程度的大小，以此获得陷入贫困的概率的变化情况。如果扩大开放程度则会增加粮食价格暴涨的风险，一个上涨的尖峰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的粮食短缺，甚至会有居民饿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均衡的实证模拟，它都包含足够的部门和家庭的细节，即使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并且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是可以对贫困状况分析有所帮助的。然而，这一领域发展迅速的深层次原因是为了响应早期的原型Ahmed， Diffenbaugh和Hertel（2009），满足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的需求。

这里也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去探索伴随着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改革产生的辅助性国内改革，在经验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伴随着贸易改革的扶贫，那么效果将会扩大几倍。由Zhai和Hertel（2010）在中国的案例研究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印度这个国家，它的改革可能依旧不会加剧贫困。假如我们将更高效的传输机制放在高回报的基础设施投资中，那么将会得到被逐步淘汰的农业生产者的支持。即便是政治策略里最好的国内政策，也不一定比任何与贸易相联系的政策更为复杂，然而，它着重强调有必要进行对不限制其边境政策措施的全面的政治经济的分析。

7、对政策的影响

以上的实验结果对政策有一系列的影响。首先最为关键的，无论单边还是多边的贸易政策改革，其对缓解贫困和不平等都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国家对国内和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其次，在各国案例分析中常常出现的主题是，在贸易开放带来的总体实际收益的基础上，缓解贫困与不平等所带来的益处往往在全球贸易改革中比本国的改革中更为显著。例如，在印尼的案例中，单边贸易开放对缓解贫困起到的作用很小，但全世界的开放则会明显地减少贫困。菲律宾对现阶段的国内保护所进行的改革可能会使贫困率略微上升，而国外的开放几乎能完全抵消掉这种影响（在农业改革中甚至不仅仅是抵消）。

第三点，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证明，贸易改革的最大获益者是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和最为贫困的居民。不过也很明显，一些极端贫穷的国家与个人也可能失利。所以，补偿政策具有优势，最理想的是重视公有财产而非私有财产，以保障对于促进增长的因素的投资，比如农业人力资源。

第四点，尽管包含政治敏感性，我们不得不承认最大的益处来自于农业改革，并强调此领域改革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确实有比贸易政策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手段来达到政府关于贫困与饥饿的“千年发展目标”，但这些手段都是对国库财政的巨大消耗，尤其是对于高度依赖贸易税收的低收入国家政府。一种解决方法是扩大贸易援助，作为正式发展扶助计划的一部分。

最后，基于对各国国内改革研究的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其他国际磋商的过程中无需减缓国内改革的步伐。并且，从减轻贫困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协商豁免权或因为在WTO多边协议框架内的改革的延误而承受较大损失。

来源：世界银行




·专家观点·




贸易自由化及贫困

 




作者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文章从经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诱发贫困的多种原因，包括产品的生产、销售、工资、税收等。然后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采取诸如基础设施支持、建立市场体系等配套措施能减少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

有关本文的其他内容，详见：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POVERTY/Resources/WDR/winters2.pdf

来源：L. Alan Winters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直接投资对于减贫的影响

——文献综述及在印度尼西亚的发现

 




基于对“直接投资对减贫影响”的文献分析，作者概括出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减贫有积极作用：1）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带动出口的增长；2）投资公司的科技、创新和知识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益；3）政府扶贫计划或者通过投资公司上缴的税收进行项目融资。

来源：工业经济研究

贸易政策改革和扶贫

本文主要介绍了在最不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作为一项主要策略如何减贫的，以及关税、非关税壁垒、特殊进口制度（退税、出口关税、出口补贴）和与贸易相关的政策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成功实现贸易改革的一些补充政策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富有竞争力的汇率、灵活的劳动市场、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市场以及无差异的投资政策等。

文中还提到发展农业和服务业是减贫的重要手段，建议完善针对这两方面的政策法规。

来源：2001 世界银行

贸易和贫穷：基于发展角度

 




在全球化浪潮下，贸易与贫困的联系一直存有争论。UNCTAD主张，为使这种联系有效，国家和国际政策必须植根于以发展为中心的方法来贸易，而不是以贸易为中心的方法来发展。发展方法由7个要素组成。确定这些政策，有必要站在贸易自由化和贫困的角度客观看待两者的联系。之后，就可能会看到贸易自由化是如何融入更广泛的发展战略中的。

来源：UNCTAD秘书处的问题报告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自由化和减贫

 




文章探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及贫困的关系。该研究对比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估计了该地区国家贸易自由化之后的福利。指出贸易自由化可以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减贫的效果比较显著，该地区国家应致力于国内改革，参与自由贸易，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有关本文的其他内容，详见：

http://www.cato.org/pubs/pas/pa557.pdf

来源：Marian L. Tupy 美国卡托研究所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主  编：    左常升

副主编：    何晓军

本期编译：  林  海  张海森

责任编辑：  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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