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减贫动态第三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非洲的脉动：对影响非洲经济前景诸多问题的分析
减贫观点	南亚可以效仿东亚的经济成功之道
	东南亚平民主义政策未解决贫困
减贫资讯	欧亚非拉美等地区的减贫新状况
减贫报告	世界银行发布《2013年世界发展指标》
	世界银行《贫困状况：哪里有贫困，哪里最贫困？》报告发布
减贫会议	2013年发展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在北京举行
减贫机构	世界银行将任命新行长

 

· 机构专刊·




·研究前沿·




 

非洲的脉搏：对影响非洲经济前景诸多问题的分析

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




第一节：近年来的趋势和发展前景




全球经济增长继续受到高收入国家财政整顿及消费者信心和企业景气低迷的拖累，2013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略增至2.4%。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增长率的两倍左右。鉴于一些非洲国家处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行列，因此非洲地区2013-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加快至5%以上。

一、近来的全球经济状况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四年多的时间，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不温不火，受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活动乏力拖累，尤其是在欧元区。欧元区的经济衰退恐将延续至2013年第一季度。1月份的欧元区工业生产数据显示，欧洲制造业活动普遍萎缩（经季节调整的季度环比年率为下降5.2%），尽管下降步伐已经减缓。近来的市场景气指标显示欧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依然疲乏。尽管金融市场迄今尚未对塞浦路斯金融危机作出明显反应，但假若这场危机对更广泛的欧洲地区造成冲击，则评估这场危机的实际影响还为时尚早。鉴于目前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脆弱，塞浦路斯金融危机可能损及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趋于旺盛，以及美国进口在一定程度上复苏，正帮助部分缓解欧元区经济疲弱造成的负面影响。

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经企稳，日本经济活动已保持稳定。尽管受到美国提高薪资税和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拖累，截止于2013年2月的三个月美国工业生产环比年率增长率为5.2%，得益于楼市持续复苏和非农就业岗位增加。美国近来的经济指标（如进口需求、耐用品订单和企业景气指数）表现强劲，预示201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将超过疲乏的2012年第四季度。在日本，1月工业生产数据显示，已延续8个月的经济萎缩局面终于在1月份终结（经季节调整的季度环比年率增长0.2%）。这表明日本政府采取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正在提振第一季度的经济成长。但如果供应方面的状况没有改善，这一波经济增长势头或许会在今年末和2014年初濒临结束。

在中国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依然强劲。1月份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环比年率增长8.8%（经季节调整的半年环比年率增长4.3%），部分得益于中国工业生产猛增11.6%；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1月工业生产增长了3.8%。鉴于中国是许多发展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工业生产旺盛和随之而来的强劲进口需求（1月份进口需求经季节调整季度环比年率扩增23.2%），正支撑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态势。美国制造业活动日趋强劲也给发展中国家出口带来良好预兆。

基线预测（Baseline projections）显示，2013-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有所加快。总体而言，2013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增长2.4%，2014年和2015年将逐步加速至3%和3.3%左右。对高收入国家而言，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整顿措施，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依然低迷会继续拖累2013年的经济活动，今年其经济增速料为1.2%，但2014年和2015年有望上升至2%和2.3%左右。受财政状况改善、货币政策宽松和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有所增强提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步伐有望逐步加快，今年经济增速预计达到5.4%左右，2014年和2015年分别升高至5.7%和5.8%，与其经济增长的基本潜力基本相符。但后续年份的经济增长则没有把握。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已较好地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经济增速已大致恢复至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但发展中国家要重新获得或者超越2000-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需要在提升供应潜力方面取得持续进展，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的可持续性，改善政府治理，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医疗和教育等领域。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近年的发展

尽管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经济依然强劲，得益于国内需求旺盛和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在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本地区的最大经济体——南非除外）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7%，其余国家的经济增长强劲，达5.8%，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幅4.9%。本地区大约四分之一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甚至更高，多个非洲国家处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行列。从中期看，其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明朗，有望得益于全球经济回升，大宗商品价格高企和本地区经济体大举投资于扩大产能。总之，本地区2013-201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将超过5%，从2013年的4.9%逐步上升至2015年的5.2%。

外资流入扩大正支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表现，过去10年间，其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如在2012年，民营资本在该地区的净流入增加3.3%，达到创纪录的545亿美元，而同期整个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资流入减少了8.8%。

外商直接投资（FDI）往往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资本流动的主要部分，这得益于本地所蕴藏的巨大的可采掘矿业资源。

另一个原因是本地区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业不够发达，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程度较低（南非和毛里求斯除外），因此当地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入（如投资组合基金）和银行贷款比较有限。2012年本地区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增长5.5%至377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总计FDI规模则萎缩6.6%。2012年本地区FDI资金流动规模坚挺，表明大宗商品价格依然处于高位（尽管当年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回落）。

2012年当地扩建和新建了多个矿场，促进了非洲东海岸主要油气产地的繁荣；西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开采了多口有利可图的油井，一些国家勘查发现了新矿藏。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吸引的国内外民间资本和公共投资（主要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已然增长，但该地区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有22%左右，在发展中地区中处于最低水平。本地区投资占GDP比重的水平相当于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及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均早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腾飞时期，预示该地区需要拓展投资领域以进一步增强扩大产能项目的投资力度。

虽然就总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而言，采掘业占据了本地区投资的主要份额，但服务业投资，尤其是建筑、交通运输、电力、通讯和水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领域的投资也在持续扩大，一些中产阶级群体正在扩大的较大规模经济体（如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和加纳），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涌向其迅猛发展的消费者相关领域，如零售业。非洲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2012年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称，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盈利能力数据显示，2010年非洲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0%，高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14%，以及亚洲的15%。

虽然从整个地区看出现了积极的发展变化，但一些国家（如几内亚）的政局不稳和监管环境充满变数正妨碍其资金流动。

除私人投资规模增长外，本地区的各国政府正致力于解决基础设施落后的短板，因本地区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受到基础设施滞后的制约。譬如，尼日尔2010年以来的投资支出激增与建造康达吉大坝（Kandadji Dam）相关，此举将增加当地的电力供应和灌溉能力。在科特迪瓦，一场遍及全国的基础设施修复和更新计划已扩大了该国的资本支出。本地区投资项目的资金筹措一直依靠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来自经济快速发展和大宗商品价格攀升），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改善，以及政府双边融资的新渠道，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双边融资。要维持中期内的经济增长日趋强劲，这些国家继续投资于重要基础设施将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如此，各国政府必须小心谨慎以确保公共投资计划的长期可持续性。比如，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已推动一些国家的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但公共开支需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便有能力来应对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导致的财政收入锐减局面。世界银行的模拟算法显示，若工业大宗商品价格下滑20%，将导致未来三年内政府财政盈余推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回落1.6个百分点。因此，各国需要仔细谨慎地在加快优先投资项目支出和维持财政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以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下跌和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不利局面。

总体而言，2012年本地区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占GDP的比重情况恶化，近40%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占GDP的比例恶化了1%或以上。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出现财政储备资金减少，而油价停滞不前和石油以外领域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导致多个石油出口国的财政盈余萎缩。一些国家（如乍得、加纳、马拉维和苏丹）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扩增幅度超过4个百分点。尽管从历史上看或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本地区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相对较低，但占比已从2008年的31%升高至2012年的38%。在过去四年，加纳、尼日尔、塞内加尔和乌干达是债务水平快速增长的国家之一。总而言之，本地区石油进口国的债务占GDP比重达到43%的较高水平，高于石油出口国的34%。

2012年消费者支出维持增长态势。得益于稳步的实质收入增长（每年人均收入增长2.3%），近年来消费者需求以较快的步伐增长。消费者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60%，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为负0.9个百分点），表明国内需求（投资、消费和政府公共支出）对本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提振消费者支出的因素包括通货膨胀持续下滑，通胀率已从2012年1月的9.5%降低至2012年12月的7.6%（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2012年的通货膨胀率下滑超过8个百分点）；获取信贷的渠道改善，如安哥拉、加纳、莫桑比克和南非的低利率，这些国家每次调升利率都伴随三次降息；农业收入回升，得益于几内亚、毛里求斯和尼日尔等国的气候条件更为有利，这些国家风调雨顺的状况好于2010/2011种植年；以及稳定的海外汇款流入，估计2012年和2011年的海外汇款达310亿美元。

本地区内不同组别出口国的表现参差不齐。在石油出口国当中，2012年1-10月石油出口量较上年同期增长3.8%，大部分源自于安哥拉的石油出口猛增。主要金属出口国的出口量上升7.8%，而同期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属需求下滑和世界银行金属价格指数下跌15%。金属出口量增长源于早些年大量投资涌向莫桑比克、尼日尔、塞拉利昂和赞比亚等国的采矿业。本地区农业出口国的出口量增幅最大（去年1-10月农产品出口量猛增13.7%）。这部分受益于东部非洲的降雨状况好于2011年，以及农业大宗商品对全球商业景气周期的敏感度较低。

但总体而言，本地区的贸易状况未能摆脱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在2012年前两个季度，本地区出口增长环比年率分别达到20.5%和52%，这是非常强劲的增幅。随着第三季度全球经济活动下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三季出口环比年率下降33.8%。随着最近几个季度全球工业生产回升，2013年第一季度本地区的出口量有望恢复扩张态势。可获得的南非数据显示，2012年第四季度出口量经季节调整的季度环比年率为增长19%，而第三季度出口量的季度环比年率下降12.9。

服务贸易，尤其旅游业，成为多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国家包括佛得角、肯尼亚、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传统旅游目的地，以及新兴的旅游目的国（如卢旺达）。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数据显示，2012年本地区的到港旅游者数量同比增长5%，增幅高于3.8%的全球平均水平。到港旅客人数强劲增长的国家包括佛得角、塞拉利昂、马达加斯加和南非。

到港游客数量增长令人鼓舞，且表明旅客来源国日趋多元化。如在毛里求斯，2012年1-9月来自欧洲（最大游客市场）的到港旅游者人数下降7.7%，但来自中国的到港游客数量猛增38%，来自俄罗斯的到港游客人数更激增91%。

一些国家或地区前往毛里求斯的旅游者数量也在增长，分别是非洲其他国家（13.2%），澳大利亚（13.5%），加拿大（18%）和南美（55.3%）。而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差一些：由于恐怖主义和海盗担忧导致2012年1-8月赴肯尼亚的旅游者人数同比减少2%，随后前往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Mombasa）的多个大型包机航班被取消。与之类似，马里爆发的冲突导致前往该国的游客数量锐减。

三、中期展望

从中期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前景依然强劲。在近年来已支撑该地区亮丽经济表现的同一推动力预计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得以维持。总体而言，该地区2013-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有望保持在5%以上，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别将达到4.9%，5.1%和5.2%。2013年本地区除南非以外国家的GDP增长率有望加速至6.1%左右，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为6.0%和6.1%。

扩大投资将推动中期内的经济成长。前往本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料将维持强劲势头，FDI流入资金规模有望每年增长至记录水平，并在2015年达到540亿美元。若未来两三年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即便有所回落），将支撑对该地区采矿业的FDI资金流入，农业也会在较小程度上受益。近年来东部非洲的采矿业开发力度很大，已促使多个油气井对外资开放。在南部非洲地区，莫桑比克的巨大煤炭矿藏和海上天然气储量有望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赞比亚的铜业也会继续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加纳、几内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等西部非洲国家的采矿业预料也会有类似的大举投资介入。

近期内本地区的国内民间投资预计会受到各国降息举动的提振。此外，在高收入国家普遍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拥有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和稳健财政政策的一些国家可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为本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集资金。迄今为止，本地区有近20个国家一伙的国际主权信用评级。安哥拉、肯尼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国都已表示有意在近期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

消费者支出有望维持旺盛局面，得益于通货膨胀前景持续改善。随着燃油和主要粮食产品价格日渐回落，通胀压力将趋于缓解。各国货币当局也将保持通胀压力处于受控状态。尽管如此，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或将抬头，这源于本币汇率下滑引发进口商品输入型通胀升高，粮食价格攀升或政府削减能源补贴。

在2013年及随后几年全球经济料将温和回升，这应会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出口增长带来一些支撑。预计出口增长也得益于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蓬、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塞拉利昂新投产的矿场陆续加大出口。倘若全球经济趋于强劲，也会促进该地区的旅游业更加兴旺。

为满足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投资需求而导致生产资料需求增长，石油需求上升，以及人均收入持续升高，这些因素应会提振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进口商品的需求。因此，本地区的经常帐赤字占地区GDP的比例预计会从2012的2.4%激增至2014年的2.8%，2015年则回跌至2.5%。但对一些市场多元化程度较低的石油出口国（如安哥拉和刚果共和国）而言，净出口将维持正值。

这些预期出现的中期良好态势在本地区将会是参差不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劳工暴乱（南非）和政局不稳（中非共和国，马里和多哥）料将损及本地区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

诸多风险因素

尽管本地区在可预见范围内有望实现经济强劲增长，一些重大经济下行风险犹存。在外部，全球经济复苏起伏不定是一个风险来源。在全球经济活动不温不火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中诸多情势危急地区恐将导致经济成长更加乏力。首先，虽然2012年第二季度以来，欧元区金融市场的紧张局面已得到缓解，但局势依然脆弱不堪，市场情绪容易受到坏消息的打击。倘若这些欧元区国家的情势显著恶化，一些规模较大，利差较高和陷入困境的欧元区经济体出现信贷冻结，全球经济活动可能重新回到类似于衰退的状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恐将比基本预估值大幅下滑达3.5个百分点。

美国的困境已损及国内经济增长。基本情景假设美国两党将围绕构建可信赖的中期计划达成一致以维护财政持续性。若发生另一情形，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增加预防性储蓄，则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2.3个百分点左右。倘若后一种情形发生，仅仅是贸易渠道一项就可能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GDP增长率比基本预估值滑落0.6个百分点。鉴于美国经济对于全球市场具有重大影响，若此举引发市场信心滑坡、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动荡等间接影响，则或许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造成更大的冲击。

第三个风险因素是中国可能采取无序的举措来降低畸高的投资率。鉴于中国需求占非洲多种工业金属出口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投资降温的幅度超过预期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从而损及那些严重依赖石油、金属盒其他矿产品出口的国家。

除这些外部风险因素之外，国内突发事件导致的经济低迷也同样重要。尽管该地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一些国家的债务指标已呈现上升趋势。譬如，2012年加纳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攀升至12%左右，远超过本已偏高的6.7%目标水平。鉴于本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对近年来强劲增长的经济表现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保债务状况维持在可维持的水平将是明智审慎的，对越来越多经济上依赖于外国私人融资来源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其他风险包括政局不稳、民间纷争和劳工暴乱导致生产活动中断，因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投资、贸易和旅游等活动）都可能遭殃。在2012年，南非爆发的劳工动乱，尼日利亚部分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马里和几内亚比绍的政府倒台，几内亚和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僵局，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虽然本地区的大多数经济体保持了局势稳定，但即将爆发的冲突，尤其是在局势动荡国家的潜在冲突，仍将在中期内对所在国经济活动带来严重的下行风险。食品价格攀升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

食品价格

由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的很大比重，贫困人群尤其容易受到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全球食品价格水平已较2012年8月初级的峰值水平回落了9%左右（2013年世界银行食品价格观察）。谷物需求下降和供应紧张状况日趋缓解已助推全球粮价回落。但粮食价格仍处于高位，2013年2月的小麦、玉米和稻米价格分别比一年前上涨15%、8%和5%。尽管美国农业部（USDA）的最新全球展望报告预料全球粮食产量增长，国际粮价容易受到全球库存减少（以及全球库存占消耗量的比例），以及气候不确定性的影响，因坏天气可能导致粮食歉收。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大宗农作物价格通常遵循地区性季节形态。2012年粮食丰收促使食品可获得性改善，帮助稳定甚至降低了西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大宗农产品价格。在中部非洲地区，粮食市场依然因一些地区发生的民事冲突而变得混乱。粮价正受到南部非洲青黄不接季节的冲击。在马拉维，2月份的玉米价格大幅上涨，远高于上年同期的水平。收成低于历年平均水平和马拉维货币科瓦查（Kwacha）导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季节性因素也促使莫桑比克和赞比亚的玉米价格高涨。

尽管地区性粮价有时反映了全球粮价的走势，但冲突，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低下，物流成本及政治经济问题都是决定粮价的重要因素。季节性波动和气候模式变化无常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境之内。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这些季节性波动只会变得更加频繁，使得投资于粮食系统和标准以扩大地区性粮食贸易变得至关重要。

四、非洲与千年发展目标（MDG）

尽管非洲地区在实现大多数千年发展目标（MDG）方面步伐迟缓，过去10（经济腾飞期间）取得的巨大进步一直令人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非洲兑现MDG承诺的行动较为缓慢，但2000年以来步伐明显加快。因此，虽然该地区或许难以在2015年前达到MDG目标，非洲处于在2015年之后尽快实现这些目标的轨道上（假若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承诺进行改革的话）。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上的起点较为落后。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9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人死亡850例，而当时全球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水平为每10万人死亡400例。在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每10万名安全降生婴儿的孕产妇死亡数量为500例，而全球水平是210例。尽管该地区五岁以下婴幼儿夭折率也显著下降，每千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从1990年的178例降低至2011年的109例。但全球的可比儿童死亡率从1990的每千人87例下降至2011年的每千人51例。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实现全部千年发展目标上排名靠后。但与2015年前实现MDG所需要取得的进展相比，该地区在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保健和营养不良等指标上的达标程度超过50%，落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并不大。就孕产妇死亡率而言，若该地区在2005-2010年期间加倍努力，有望在2016年之前达到该目标。但在其他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该地区所取得的成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则比较大。

各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在收入贫困目标上，16个国家已实现了减贫目标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只要再加紧努力一下，另有五个国家有望在2015年之前或2015年后不久达到该目标，还有四个加快步伐的国家也可以实现减贫目标。在实现中小学教育性别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MDG3a）上，18个国家已达到该目标或取得足够的进展。而在医疗卫生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已在绝对数值上取得明显的进步，但落后程度最大，只有10个国家有望顺利实现这项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目标（MDG4a），另有五个国家预计会在2015-2020年期间达到这项千年发展目标。但我们应该补充的是，2000年以来有超过12个国家一直加紧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的努力，其进展快于达到这一千年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步伐（Demombynes and Trommlerova，2012）。在获取经改善的水资源方面，16个国家已取得足够的进步，有望到2015年或在此之前实现该MDG目标。然而，该地区在民众获得经改善的卫生设施方面的进展有限，仅有两个国家（安哥拉和佛得角）有望到2015年或在此之前达到该目标。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脆弱国家中，12个国家已在按时达到或在达到至少一项千年发展目标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两个国家（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只要加紧努力，有望在2015年之前达到至少两项MDG目标。

第二节  经济增长有助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减贫




l  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强劲增长已降低了贫困人口数量，但仍不足够。

l  减贫成效存在明显差异，尽管本地区的资源丰富国家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但贫困人口减少的步伐较为缓慢。

l  家庭调查结果显示，非洲经济增长对促进减贫的成效一直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本地区一些国家以来资源性产品且贫富差距悬殊情况更为普遍（基尼系数平均约为0.45），这降低了经济成长对促进减贫的效果。

l  矿业开采带来巨额政府收入，粮食价格上涨，迅速城镇化和人口红利的前景，正支持非洲大陆兑现加快减贫步伐的承诺，但释放这一潜力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机制。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减贫趋势

经济增速提升，尤其是在非洲的资源丰富国家

非洲经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突然提速，摆脱此前多年的疲弱表现，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2.4%，人均GDP累计升高了50%。这一波经济突飞猛进得益于诸多因素的推动，包括宏观经济政策改善，外国援助金额增加和债务得到大幅减免等。而2000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攀升，以及一些国家的矿业资源开采活动蓬勃兴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96-2011年期间，资源富集国家的人均GDP增幅比资源贫瘠国家要快2.2倍。在21个国家当中，目前有13个资源富集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鉴于近年来非洲勘探发现了很多矿业资源，资源丰富国家的确已在推动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未来也将维持这一局面。到2020年，本地区将只有4个或5个国家不涉足矿业开采领域。

资源富集国家和资源贫瘠国家的经济成长表现存在差异，这部分源于资源贫瘠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较高。（资源富集国家的总体GDP增长率只有资源贫瘠国家的1.3倍，但人均GDP增幅却达到资源贫瘠国家的2.2倍）。尽管如此，两者的差距依然很大，且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形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因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丰富国家和资源贫瘠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为相近（人均GDP增长率都在3.2%左右）。

虽然在1996-2011年期间，资源富集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较高，但一些资源贫瘠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莫桑比克）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服务业和农业的带动。相比之下，在安哥拉、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三个非洲资源富集且历来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当中，资源租赁业和服务业占据了经济成长的大部分份额。各国在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方面的差距尤其引人关注（在三个快速增长的资源贫瘠国家，农业对每年GDP的贡献为2.5个百分点，而在三个快速增长的资源富集国家，农业对经济的贡献只有1个百分点）。

资源富集国家和资源贫瘠国家在经济增长构成方面的差异，将对我们理解两类国家在减贫表现上的差距发挥重要作用，可参见下面更详细的讨论。资源富集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起伏不定，主要体现在资源租赁费的起起落落上。在两类国家当中，制造业或其他（采矿以外）相关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依然处在中等水平。

减贫领域的进展

近年来的趋势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抗击收入贫困方面取得了进展。在1996-2010年期间，该地区每日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占比已从预估的58%下滑至48.5%（暂定），该数据在给予人们有关非洲国家经济强劲增长且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总体印象的同时，总体数据掩盖了他们表现的巨大差异，即便在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譬如，在2006-2010年期间，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8%-10%，全国贫困人口占比每年下滑1.3-1.7个百分点。而在坦桑尼亚，尽管同期每年经济强劲增长6%-7%，在此期间累计的贫困人口占比预计仅降低了2.2个百分点，而在另一个资源富集国家赞比亚，贫困人口占比甚至几无变动。

资源丰富国家和资源贫瘠国家在减贫上的表现似乎也保持了巨大的差异，并延续至今天，不过在调查覆盖范围和数据质量方面仍然有重要的警告事项。资源富集国家数据的局限性更加显著，在非洲脆弱国家当中尤为明显。首先，贫困线（每人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在资源富集国家往往偏低，当地民众通常比资源贫瘠国家的民众要富裕一些。然而，尽管资源富集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资源贫瘠国家的2.2倍，资源贫瘠国家贫困人口的下降幅度明显超过资源丰富国家。在资源贫瘠国家中，每日生活费1.25美元以下贫困人口占比估计已从1995-2000年的65%左右降低至2008-2011年的49%。而在该数据涵盖的7个资源富集国家中，贫困群体占比降幅预计仅有7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升高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贫困人口迅速减少。总体而言，尽管2007/8年全球粮食危机和2008/9年全球金融危机相继爆发，但贫困人口数量似乎延续了下降趋势。虽然2008-2011年实际家庭调查的样本数量有限，但在此期间的减贫数据仍对目前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

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尼系数接近0.45，当地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仍很严重，尤其是所有基尼系数的计算依据都是消费指标，而不是拉丁美洲所采用的收入指标，拉丁美洲记录的基尼系数甚至会更高。有些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资源贫瘠国家的收入差距似乎略高于资源富集国家。这或许部分反映了家庭调查指标难以追踪高度富裕人士的收入状况。总体而言，非洲贫富差距悬殊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未来经济成长在促进减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收入高度不均削弱了经济成长的减贫效果（Ravallion，2007）。

最后，正如第一节所指明的，非洲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而资源富集国家（如加蓬、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尽管在过去15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达到资源贫瘠国家经济增速的两倍左右，但他们却与此不相称地沦为人类发展表现最差的国家之一。有实例说明，虽然喀麦隆和塞内加尔的人均收入处于几乎同一水平，但喀麦隆民众的人均寿命比塞内加尔少7.7年，这主要因为后者的儿童死亡率要低得多（塞内加尔每千名儿童死亡68例，低于喀麦隆的每千人127例）。

此外还有一些更极端的例子，比如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相当，但两国人均预期寿命分别为58.2岁和49岁。与之类似，在获取卫生设施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平均为6个百分点），而在小学教育完成率方面的情形好坏不一，一些资源富集国家的表现良好（如赞比亚），而其他一些国家则表现欠佳（如安哥拉和赤道几内亚），尽管他们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较高。对于资源贫瘠国家而言，借助经济发展来实现较好的人类发展依然是面临的重大挑战。除收入外，很多国家还在人类发展方面一直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二、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之间的联系

指标和措施

为了评估非洲未来减贫的潜力，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如何转化为减贫成果是重要的。1980-2010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样本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核算）与贫困人口减少之间似乎存在弱相关关系。家庭调查展现了贫困人口变化与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关系的不同景象，该调查至少在衡量指标和措施方面存在内部的一致性。

国民核算与家庭调查之间存在差异并不是非洲独有的，这一差异也记录在其他地方，如最近的印度报告中（Datt and Ravallion，2011）。为什么两者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确实也有概念方面的原因。贫困涉及私人消费，而国内生产总值（GDP）涵盖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投资和净出口。尽管如此，当审视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时，贫困人口变化和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人均GDP增长1%可带动贫困人口数量减少2%（或从技术术语上讲，贫困人口数量/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2）。统计学问题和经济结构问题都增强了国民核算中的人均GDP增长率，家庭调查记录的人均消费增长，以及贫困人口减少之间的差异性。

非洲大陆人均GDP和贫困人口估计数据的统计学基础仍存在欠缺，这一局面最近被世界银行非洲首席经济学家德瓦拉扬（Shanta Devarajan）称为“非洲的统计学悲剧”。GDP核算通常采用旧方法。更多情况下，人口统计数据已经过时。贫困人口估计数据也不规范，不同时期的数据之间常常不具有可比性，这源于调查设计的调整以及没有获得足够的价格平减指数（Christiaensen，Lanjouw，Luoto and Stifel，2012）。最接近事实的原因是调查能力薄弱，资金支持不足和统计活动之间缺乏协调合作。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与统计数据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以及捐助者往往绕过受援国自身的国家统计发展战略。从这个角度看，资源富集国家的家庭调查频率较低或许并不令人意外。非洲统计数据一直质量低下亟需引起大家的关注。

由于数据有限，人们需要超越国民核算数据而直接探讨贫困人口变化与家庭调查的平均消费增长之间的联系，并评估未来非洲进一步减少贫困的前景。

收入增长，初期收入差距和资源禀赋已影响到减贫举措？

调查显示，贫困人口变动和人均消费之间存在重大关联性。估计贫困人口/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系数为-0.69，表明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预计贫困人口减少0.69个百分点。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减贫弹性系数仍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后者估计为-2.02。三个因素导致了这一差异。首先，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程度较高且收入较低，相同的贫困人口绝对变化量转变为的相对降幅较小，而同样的收入增长引发的收入增幅较大，这在算术上降低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减贫弹性。

其次，初期收入的不平等已表明将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Ravallion，2007），且如上所述，本地区的平均初期收入差距已经较高。最后，除经济增长率外，经济增长的来源也与减贫存在重要关系，若大力发展农业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生的减贫效果通常要超过开发采矿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Loayza and Raddatz，2010；Christiaensen，Demery and Kuhl，2011）。

一旦这三个因素受到控制和约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减贫/经济增长弹性将接近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分别是-3.1和-3.8）。该结果进一步证实，当某国从一开始就存在初期收入差距较大且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矿业资源时，则经济增长对促进减贫的成效较低。值得一提的是，后者的效果与矿业开采推动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相叠加，或许会影响到收入不平等，这已经在本次分析中得到控制。总之，尽管矿物采掘或许会推动经济较快发展，但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减贫成效或许会低于以往。

此外，当贫富差距扩大，贫困人口的数量也会上升。也就是说，当两个发展战略带来相同数量的经济增量时，那个同时也会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发展战略消减的贫困人口较少，而同时缩小贫富差距的发展战略所削减的贫困人口较多。有迹象显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上升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之间存在关联性。若控制初期的收入水平和贫富悬殊程度，随着矿业租赁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例上升，（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将会扩大。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发现类似的模式。这对采矿业推动经济增长在促进减贫上的预期成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对于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采矿业的国家而言，不仅其经济成长带来的减贫成效较小（这源于收入不平等和其他因素），而且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也会削弱未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减贫效果。

三、促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惠及减贫

非洲过去15年来在人类发展和减少贫困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进展并不平衡。而且尽管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实践证明要将资源性财富转化为民众福祉尤其具有挑战性。鉴于非洲近来勘探发现了多个矿藏且初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因此需要各方齐心协力来提高非洲经济增长/减贫的弹性系数。三个机遇给人们带来希望。

更好地管理矿业财富

非洲有望延续经济强劲增长态势，得益于非洲的自然资源获得了持续旺盛的需求，近年来在加纳、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其他地区发现了油气和矿业资源，以及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将更多的新勘探资源财富转变为政府财政收入和有效的公共开支，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改善民众福祉以及更快地减少收入贫困人口。换而言之，我们如何能避免另一场“资源魔咒”。越来越多的争论已转向政策机制如何与自然资源良性互动，官方机构和政府治理如何解释政策失灵。Alba（2009）和Barma等（2012）描述的价值链是一个有用的框架，可更好地理解非洲国家在将资源财富转化为人类发展成果方面所遭遇的政府治理挑战。自然资源管理存在三个核心支柱，每根支柱都体现了各自的政治动向，分别是：1）采掘业—相关合同条款的透明度；2）税收—征稽税收的效率；3）资源租赁费的投资—谨慎地将公共投资作为优先领域。近来有一些倡议已聚焦于第一个支柱。尤其是在“公布你的支付金额（Publish What You Pay）”和“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EITI）”当中，其呼吁矿业公司强制或自愿披露他们的支付金额，以及所在国政府公布矿业租赁费收入情况。目前19个非洲国家已经加入EITI倡议，其中8个国家承诺将遵循全部的要求。

第三个支柱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难以实施的。非洲石油储量丰富的一些国家以往在编制政府开支优先事项，计划执行和发挥投资资金效益方面的纪录欠佳。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高达10，000和20，000美元，但处于非洲儿童免疫率最低的国家之列。乍得医疗卫生系统工资薪酬之外公共开支的渗漏流失率居然高达99%（Gauthier and Wane，2009）。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或许是，石油财政收入直接从石油公司流到所在国政府手中，没有民众的经手和参与。因此，民众或许不知道石油财政收入的金额，且很少有动机来仔细审查资金将如何加以使用。有几个人已经提议要实施新机制让非洲民众，尤其是贫困人群，能更好地分享本国的矿业财富。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2007）和Moss（2011）建议，资源富集国向全体公民派发现金，并采取美国阿拉斯加州或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的做法，这样民众获得的实惠将超过同等资金由政府支配的做法。这些提议需要更认真仔细地加以审议，但他们可能会提高政府公共开支的透明度和强化问责机制，因资源富集国家的价值链最为薄弱。最后，技术发展（如生物识别现金卡和手机钱币）使得向民众转移现金成为可能，即便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

大力发展农业——大宗农产品的案例

第二个可增强非洲未来经济成长促进减贫效应的机遇在于农业。世界粮食价格处于高位，预料在中期内仍将在高位徘徊。随着城镇粮食市场在未来20年扩增至原来的四倍，国内和地区性市场为非洲粮食生产商带来了诱人的机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总规模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1万亿美元，高于2010年的3，130亿美元（世界银行2013a）。且与其他行业推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农业推进的经济成长在减少贫困上的平均表现要更胜一筹。（Diao，Hazell and Thurlow，2010；Christiaensen，Demery and Kuhl，2011）。

但很多农业发展机遇尚未被人们捕捉到手。在2000年代中期，非洲从农产品净出口商变为净进口商，尤其是很多严重依赖矿业的国家7成为主要粮食净进口国。进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大宗农产品相关，尤其是稻米、小麦和糖，以及乳制品和禽类，这源于非洲国家的城镇人口急剧增长。近年来农产品的进口规模已超过20亿美元。除小麦这个温带作物外，非洲本应在其他所有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因为非洲拥有充足的土地。此外，正如并非所有的经济成长都同等地减少贫困一样（自然资源采掘业就是这样的例子），同样不是所有的农业发展都能在促进减贫上发挥同样的效果。农业在减贫领域的成功在不同子行业，以及模式和土地所有制下而有所不同。

大宗农产品生产是提升非洲生产率的一个卓有成效的领域。尽管非洲农业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已经蓬勃兴起，但仍主要受种植面积扩大所驱动，而种植面积增长是难以持续的。种植面积增长对非洲农业产出增加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增加投入品使用量占其余的三分之一（Fuglie，2011）。非洲的大宗农产品单产仍远低于其潜力，玉米单产仅达到（试验站）潜在单产的20%，经济作物也只达到潜在产量的30-50%（世界银行，2007）。但非洲似乎正在取得进步。在过去五年（2006-2011年），卢旺达的谷物单产和根茎/块茎作物单产分别提升了73%和52%。而同期贫困人口占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13b）。

最近一份研究报告（Diao等，2012）证实，与发展出口农作物相比，提高小农户的大宗粮食作物生产率可取得更大的减贫成效。尽管出口农作物的价值和增长潜力通常高于粮食作物，而后者在促进广泛的经济成长和降低全国贫困人口方面往往更有效。这源于粮食作物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且他们的增长/减贫弹性更高，与发展出口农作物带动的农业增长1%相比，谷物或根茎/块茎作物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农业增长1%能促使全国贫困人口下降更多。当小农户从事出口作物（如赞比亚的棉花出口和马拉维的烟草）种植时，两者之间的差距通常较小。这一结论也适用于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资源富集国家，凸显农业是一个在增加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减贫弹性方面的重要但常常被忽略的手段。总之，农业发展通常有利于扶贫，政策重点应关注提高小农户种植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率，尽管迅速发展农业细分市场（如出口为导向的园艺产品）显然具有政治吸引力。

不同国家正采取不同的模式来提高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率，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譬如，赞比亚和卢旺达均报告，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已将玉米和谷物产量增长一倍（Mason等，2011；世界银行，2013b），其中产量增长的大部分得益于提高单产。但取得这些成果所采用的模式截然不同，农作物产量增长对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的效果也不相同，赞比亚的贫困群体人数几乎依然停滞，但卢旺达的贫困人口数量迅速减少。赞比亚向农户发放生产资料补贴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采购玉米，但大部分农资产品和补贴利益流向一小群种植大户，因市场销售的富余粮食大部分来自种粮大户。42%的农户种植面积不足一公顷，他们也是贫困人群中最贫穷的群体，仅占粮食增产的7%。尽管每家农户的玉米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平均每家农户的总计农作物产量（玉米和其他）的净价值仅增加20%，因他们放弃了种植其他高附加值农作物以及农资成本上升。

根据卢旺达农作物产量增长计划（Crop Intensification Program），当地维持生计的农户通常在一块很小的田地上（平均面积不足0.3公顷）种植一系列的农作物，而目前政府要求他们将土地集中起来，根据农业生态环境专门种植一种农作物，并一直是卢旺达政府新农业战略的辛勤劳作者。此外，他们获得专门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并获得化肥供应（第一茬是无偿的，在首次农作物收获后他们将按照全价购买化肥）。分解数据显示，卢旺达在2001-2011年期间的贫困人口数量几乎减少一半（45%，大部分发生在2006-2011年期间，即实施农作物产量增长计划之后），其中农业生产发展对减贫的贡献率为35%，扩大农产品的行销占10%。

但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发展成功模式，适应当地的特定情况仍是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赞比亚和卢旺达的不同经验说明，对农业公共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和协调配合）和私人的良好装备进行适当的组合是至关重要的。

推进城镇化——二线城市的作用

非洲的年轻人数量激增和接踵而来的人口红利，给经济增长潜力转化为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带来了第三个机遇。非洲人口在经历多年的快速膨胀后，随着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妇女生育率开始减少，促使民众的抚养比率持续降低，从1986-87年峰值水平的94%降低至2011年的84%。鉴于非洲大量的年轻人即将进入劳动力大军，非洲即将获得人口红利的馈赠，而大家估计人口红利对促成东亚新兴国家1960-1990年代经济腾飞的贡献率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但将大量年轻人有效吸纳进入劳动力大军并不会自动发生。

首先，退后一步讲，尽管一些国家（如卢旺达和南非）的妇女生育率大幅下滑，但另外一些国家（尼日尔和乌干达）的妇女生育率尚未开始降低，其他国家（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生育率似乎已停滞一段时间，不过有迹象显示最近恢复了下降趋势。如何延续并加快妇女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挑战。无一例外的是，女孩的教育仍是当前决定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非洲在缩小男女同学在小学入学方面的性别差距上取得进展，这给降低生育率带来了希望。接受学校教育往往推迟了年轻人结婚的年龄，并增加了现代避孕手段的使用量。其次是儿童死亡率持续降低。在供应方面，计划生育计划通常是让妇女选择降低生育率的干预措施，多项研究表明，实施计划生育计划可让妇女少生一个孩子。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计划生育计划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或许可以作为正规教育的替代品。鉴于很多育龄妇女受到的学校教育有限，计划生育计划可对目前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尤为重要。因此该计划会形成及时而互补的干预行动，与此同时，各方应继续努力缩小中小学教育的性别差距，并不断降低儿童死亡率。

其次，当涉及就业问题时，主要的挑战并非失业本身，而是要提升非正规部门的生产率。除南非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的官方失业率仅有3%，中低收入国家的失业率为8%。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低收入国家的人口依然受雇于非正规部门，包括农业（占70%）和农业以外的家族企业（占18%），仅有5%的民众获得正规部门的带薪工作。在中低收入国家，民众在农业、农业以外家族企业和正规部门的就业比例分别是54%，21%和15%。简而言之，“非正规就业是常态”，且这一状况在未来很多年内将延续下去，正如乌干达就业分布所示，由于他们的基数起点很低，即便根据带薪工作增长作出的乐观预期也是如此。

第三，随着民众纷纷脱离农业进入城镇谋生，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以容纳非洲激增的青年群体面临巨大的转变。尽管非洲的城镇化率仍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地区在过去数十年已经加快城镇化进程，很多城市新市民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城市。根据42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Dorosh and Thurlow（2013）发现，2010年非洲城镇人口中的五分之二已经生活在大城市（人口达100万或以上），而五分之二生活在小城镇（人口在25万以下）。而且，大城市的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1990-2010年，大城市人口每年增长6.5%，小城镇增加2.4%）

正如农业发展过程一样，城镇化进程并不能同等地削减贫困人口。有关发展城镇化效果的争论主要在都市的拥护者和农村的反对者之间展开，拥护者强调规模经济和人口聚集的外部性能促进经济增长，反对者指责城镇化带来堵塞拥挤效应并形成贫民窟，将贫民窟居民基本看作贫困人口的新来源。

我们需要超越乡村-城镇泾渭分明的概念以便将城镇化的减贫效果最大化。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与城镇化本身相比，城镇化（发展二线中等城市，而不是大都市）的特性或许对于减少贫困人口和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至少有三个渠道让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会产生迥然不同的减贫效果。一方面，正如新经济地理文献所强调的，城镇人口集中或都市化可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多就业岗位，因为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和聚集效应都超过二线城市。其次，大城市拥有巨大的积极带动效应（比如通过汇款和创造农村地区的非农就业岗位），对减少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能产生更大的作用，尽管其发挥空间和影响的人数或许少于二线城市。另一方面，贫困人群或许发现，迁移至临近的二线城市并找到工作要比前往遥远的大城市要容易得多。由于贫困群体发现前往周边城市的迁移成本低，能与原住地居民维持较密切的社会联系，且与自身技能的匹配情况较好使得找到工作的机会较高，因此他们前往周边城镇以寻找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和努力脱贫致富。

外国的成功经验和案例研究证据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农民脱离农业并进入城镇非农经济领域和二线城市谋生将有利于尽快减少贫困人口。对坦桑尼亚西北部卡盖拉（Kagera）地区所开展的独特而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结论表明，这一观点最为令人瞩目，该调查的时间幅度达20年（1991/4-2010年）。本次调查追踪了3，301位个体的福利、职业和住所情况，当1991/4年开展首次调查时他们中有82%从事农业劳作，调查人员发现贫困率下降了28个百分点，从调查初期的58%降至2010年的30%。更令人惊讶的是，几乎一半的成功实现减贫的样本来自农民脱离农业转向从事城镇非农活动和在二线城市谋生，32%（945个样本中的304例）来自于依然从事耕种的农民。仅有12%的脱贫样本来自于前往大城市的农民。无可否认，迁居大城市（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姆万扎，或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农民平均收入增长较快，增幅超过前往“中等城市”的农民（前者收入增幅为233%，后者为增长134%）。但前者的减贫效果要小得多，因为很多人在周边中等城市找到谋生之道，而这里的失业率也相对较低。

总而言之，只要非洲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以卓有成效地吸纳激增的青年群体，这一群世界新增劳动力将带来人口红利释放的绝佳机会。大部分就业岗位将分布在非正规部门，需要各国政府充分重视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发展，拓宽信贷渠道，保护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农场整合。此外，拥有充足就业岗位的地方同样也是减少贫困人口的重要领地，因此需要特别注重对不同市政领域的基础设施发展进行空间布局上的优先排序。

为了让经济增长更有利于减少贫困，良好的政府治理的确是必不可少的。以上每个领域要取得成功，都将严重依赖于政府和公民加强问责机制以规范稀缺公共资源的使用。这其中将需要在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基础上编制更加定期规范和真实可信的统计数据，并分析取得成功和遭遇失败的诸多原因，尤其是在资源富集国家和脆弱国家，当地的统计基础工作依然特别薄弱。但非洲已取得一些进展，包括公开所有的政府信息（如肯尼亚近期启动的信息公开），以及卓有成效地调整所有统计活动以符合国家统计发展战略（包括，或尤其是那些由捐赠者资助的项目）。在非洲摆脱经济增长的厄运最终奋起腾飞之后，这将有助于避免非洲当今的统计学悲剧在未来重演。

来源：世界银行




 




·减贫观点·




南亚可以效仿东亚的经济成功之道

Razeen Sally，NUS




南亚经济发展水平较上代大幅提高。除东亚外，南亚经济也实现了赶超式增长，缩小了同西方的巨大经济差距。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南亚国家经济追赶步伐已经加快。

但是，“亚洲世纪”显然是东亚世纪，而非南亚世纪，东亚同南亚之间的发展差距巨大，而且这种差距仍在拉大。

对比而言，东亚（东北亚、大中华区和东盟国家）的人口总数是21.5亿，南亚人口总数为16.6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东亚GDP总值是22万亿美元，而南亚GDP总值是5.5万亿美元。东亚人均收入为10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南亚人均收入为3300美元。

多数东亚国家的贫困率、预期寿命、识字率、教育水平和营养水平等居民福利指标远远优于南亚国家。东亚的进口关税税率不及南亚的一半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排名居前的亚洲国家全部是东亚国家。南亚国家中排名最高的是斯里兰卡（排在第81位），而印度排名殿后（排在第132位）。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空间也远超南亚。区内贸易额占东亚贸易总额的50%以上，占东亚GDP总值的30%。在南亚，区内贸易分别占这一地区贸易总额和GDP总值的4%和2%。

东亚奇迹的两大成功要素




南亚可借鉴东亚的哪些成功因素来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地区繁荣呢？最重要的是缔造“东亚奇迹”的两大要素。

一是，东亚国家拥有基础条件：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少有扭曲政策（如价格管制和浪费性补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开放型贸易政策、教育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些经济政策给经济迅猛增长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相反，涵盖补贴、进口和外国投资限制措施以及和促进扶持产业的其他措施的所谓“产业政策”则很少取得成功。鲜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政策具有成效。而且近期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显示，这些国家推行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依然举不胜举。

二是，东亚崛起为全球制造中心，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东亚国家将生产在东亚各地进行分工，但共同交织在垂直整合的供应链中，服务于全球市场。这是东亚国家走向工业化、经济保持增长和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关键推动因素。

现在转向南亚。印度的人口占南亚人口总数的GDP的70%，而印度GDP占南亚GDP总值的80%。在过去20年中，市场改革驱动2004-2011年期间印度经济年增速提升至8%。大量印度居民因而摆脱了贫困。

但是，印度经济增长给国内贫困人群带来的福祉不及东亚国家。这是由于印度改革进程远远滞后，印度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条件。长期背负预算赤字使得印度公共财政状况岌岌可危。设立内部和外部贸易壁垒、进行价格管制和提供巨额浪费性补贴阻碍了印度农业发展。印度多数服务行业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措施的束缚。与中国不同是，印度没有成为一个受外国直接投资驱动，以生产玩具、服装和信息技术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著称的出口大国。印度基础设施水平落后于东亚国家。印度政府的腐败程度和效率低下程度也远超多数东亚国家。

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制度中甚至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斯里兰卡长期以来一直是南亚地区最富裕的国家（不算马尔代夫和不丹）。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斯里兰卡陷入了无休止的种族纷争之中，从而使得制度效力逐渐减弱，民众深陷水深火热之中。斯里兰卡政治变得愈发腐败和残暴，权力变得高度集中化和无法约束。

最后一点是，与东亚不同的是，除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服装业及印度的一些其他细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外，南亚没有融入全球供应链。南亚的区内贸易障碍远多于东亚，而跨境基础设施条件同东亚相差甚远。

南亚可借鉴的东亚经验




那么，南亚可从东亚学到什么呢？

首先，要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框架。

其次，避免采用“选择赢家”的产业政策。

第三，开放市场应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不要依赖于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机构，以及这些机构设计的宏伟改革蓝图。许多市场改革必须先在国家首都、省属地区和城市实施。然后，各地竞相效仿将使改革覆盖全国。这是东亚开放贸易和外国投资之法，进而使生产供应链得以形成和延伸。

第四，改善治理和完善法治建设。当然，这是一项知易行难的改革。

第五，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提高出口能力至关重要。这可能是推动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就业的一个强大引擎，而且是连接东亚和全球供应链的最可靠方法。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深化改革，尤其是消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

第六，通过减少跨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和改善跨境基础设施水平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就单方面而言，进行自下而上的自由化改革将比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更为重要，但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补充手段。

这些是南亚应向东亚学习的地方。南亚地区合作面临巨大政治障碍。鉴于印度在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至关重要的印度需要带头倡导地区经济融合，率先垂范。




来源：东亚论坛网站

东南亚平民主义政策未解决贫困

蒙格·帕拉蒂诺

参考消息网2012年11月1日报道，美国《外交学者》杂志发表署名为蒙格·帕拉蒂诺的文章《在东南亚，政治遇到贫困》。文章称，在东南亚，贫民主义经济学正在崛起，政治家们一直在积极采取各种政策。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穷人看到政府在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做些事情。

作者认为这是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是能够持续下去吗？

文章写到，泰国的他信·西那瓦于2006年被解除总理职务，但是他在农村穷人当中仍然深受欢迎。事实上，他的妹妹是泰国的现任国家首脑。他的吸引力经久不衰或许是大多数人，尤其是穷人并没有忘记他给泰国普通百姓的各种“礼物”。

他信执政期间为穷人提供人寿保险，为学生提供自行车贷款，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为购买廉价电视机和电脑提供贷款，为购买出租车提供贷款，为城市中等收入家庭提供低价房屋。他信还在农村兴建健身中心和日托所，为每一个新生儿提供教育礼包，还降低了全国的学费。对全国赤贫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高冲击力服务是后来成为“他信经济学”的他信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在提高他信作为群众英雄的形象方面非常成功，至少在政治上如此。

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他信的批评者指责他诉诸于平民主义赢得穷人的政治支持。但是，当他信的政敌采取他对穷人提供特殊礼物的做法时，他的做法或许被证明是正确的。阿披实·维乍集瓦政府不仅给穷人提供免费公交车和火车服务以及免费饮水补贴，它还公布过对民众的9种“新年礼物”，其中有对非正式工人的贷款、出租摩托车驾驶员的注册登记、承认街头小贩、维持民用燃气的价格以及免费用电。

在去年的选举中，英拉·西那瓦击败了阿披实的政党。在选举获胜之后，她立即表示，在社会福利计划上，她有意继续执行其哥哥的政策。除了恢复他信的一些计划，例如大米按揭政策，英拉还会给她的选民送上一些新礼。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礼物包括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公务员的入门工资。英拉还设立了妇女发展基金，提高妇女的福利。

同样，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扩大了用于帮助穷人和失业者的援助计划、现金救济、住房和保健计划。人民援助金（Bantuan Rakyat 1 Malaysia 2.0）计划将从2013年初开始发放援助，预计会覆盖430万个家庭和270万21岁以上单身人士。据说，已经有478万个家庭得益于不覆盖单身人士的第一轮人民援助金计划。根据该计划，收入低于3000马元的家庭获得500马元（约合167.48美元）的补助，而月收入低于2000马元的单身人士也获得援助。

保健是该计划的另一个方面。已经宣布的消息说，2013年将建立70个新诊所。这些设施有望提供验血服务，包括胆固醇、血糖和尿检验。政府还计划对全国各地的350个诊所升级改造，为全国各地的公立血液透析中心配备150个血液透析机。在沙巴、沙捞越和纳闽岛州，政府还寻求改善穷人的生活，建造8万套新房屋，每套售价在10万至40万马元之间。根据马来西亚第一轮福利计划，国家将拨出资金帮助老年人、儿童、残疾工人和慢性病患者。政府还提供资金培训考试成绩差的印度裔种植园工人的子女。

文章指出，菲律宾的情况类似于马来西亚和泰国，也为穷人提供特定的服务。称为“有条件现金拨款”（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的计划准备在2016年前帮助430万个家庭。该计划招收受益人，他们需要参加学习班，然后才能获得政府的现金礼物。父母们还需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到最近的保健中心接受免疫和体检。该计划受到世界银行的赞扬，据政府的一项声明说，截至今年7月1日，它已经对全国17个区79个省的1400个城市的3041152个家庭提供支持。

文章认为，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很有可能决定采取这些平民主义措施来增进它们在选举和政治上的成功机会。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总是行之有效。例如，他信虽然深得人心，但是他仍在军事政变中被赶下台，而他的继任者阿披实尽管给穷人送去了新年礼物，还是在选举中惨败。尽管所谓的平民主义措施对选举产生了实际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地区采取的这些措施往往还是加强了国家领导人与穷人的关系。

目睹班塔尔村穷人的状况之后，纳吉布提出了他的马来西亚第一轮福利计划，作为改善那里民众的生活条件的重要干预措施。纳吉布说：“这里的居民靠基本必需品度日，他们收入低，日子更难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总理，我必须永远不让班塔尔村这里的人在我国的发展中被淘汰。”他表示，勤劳的马来西亚人不应该因生活费用的上升而受惩罚。因此，政府将一方面努力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不会危害穷人和劳动者的利益。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现金拨款计划同样因效果不佳而面对批评，他要求反对党直接向穷人讲述他们的理由。他在7月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说：“全国有520个最穷的家庭现在可利用高质量的保健服务，而不必担心费用，如果你对此表示怀疑，你就直接看着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我不想让你们过好日子。’由于‘有条件现金拨款’计划，现在已经有300万个菲律宾家庭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如果你对此感到愤怒，你就直接看着他们的眼睛并告诉他们：‘我将让你们现在对未来所抱的希望化为泡影。’”。

平民主义措施常常使执政党受益，因此，学者们普遍讨论减贫计划的可能政治化。例如，在马来西亚，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政客而不是福利机构向受益人发放代金券表示怀疑。另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是这些计划能否持续，它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泰国的情况清楚地表明，英拉在履行其所有竞选承诺方面遇到很多难题，尤其是提高最低公司的承诺。

其他学者还认为，现金拨款和其他施舍是对解决世代贫困这个长期的系统性问题采取的不可想象的“临时解决方案”。他们希望利用公共资金建立学校、保健中心和群众住房。尤其是菲律宾的活动分子公开反对以牺牲其他社会服务开支为代价扩大现金施舍。

文章称，为改善穷人生活的平民主义政策在东南亚的崛起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该地区的惊人经济增长并没有让所有人受益。在强劲的股票指数、出口数字和不断上升的GDP增长率显示的耀眼统计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地区遭受经济极度不平等的故事。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泰国第一个试验消除贫富差距的政策并非偶然。

平民主义经济学有明显的好处，但是仍然不如采取比较全面的方针，那就是为贫困、不平等和被剥削等由来已久的问题找到长期的经济解决办法。

来源：参考消息网






·减贫资讯·

欧亚非拉美等地区的减贫新状况

欧盟近四分之一人口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




根据欧盟统计局2012年12月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欧盟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的人口数量为1.196亿人，占欧盟人口总数的24.2％，高于2010年的23.4％。这意味着欧盟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贫困或遭到社会排斥的风险。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欧盟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的人口数量为1.196亿人，占欧盟人口总数的24.2％，高于2010年的23.4％。这意味着欧盟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面临贫困或遭到社会排斥的风险。

欧盟统计局发表的报告对欧盟27国的贫困现象、收入分配以及就业、住房、健康、教育等状况进行了分析。欧盟确定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有3大特征或是标准：

一是收入贫困，即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2011年，约有17％的欧盟人口属于这一范畴。2011年，在欧盟成员国中，面临贫困风险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西班牙，比例均为22％；面临贫困风险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低的国家分别是捷克共和国（10％）、荷兰（11％）和奥地利（13％）。

二是生活物质资源严重短缺，即一个家庭符合以下9种情况中的4种：一是不能按时支付房屋租金和抵押贷款，或不能按时支付水、电、煤气等费用；二是不能支付正常的房屋取暖费用；三是需要交纳意外巨额费用；四是每隔一天才能吃到鱼、肉或相应蛋白质食物；五是不能每年享受一周的离家外出休假；六是没有汽车；七是没有洗衣机；八是没有彩色电视机；九是没有电话机（包括手机）。2011年，约有9％的欧盟人口属于这一范畴。2011年，在欧盟成员国中，生活物质资源严重短缺的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分别是保加利亚（44％）和拉脱维亚（31％），比例最低的国家是卢森堡和瑞典，比例均为1％。

三是生活在工作时间太少的家庭，即年龄在18岁至59岁的家庭成员工作时间低于他们实际可工作时间的20％。约有10％的欧盟人口属于这一范畴。2011年，在欧盟成员国中，工作时间太少的家庭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比利时，为14％；比例最低的国家是塞浦路斯，为5％。

统计数据表明，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人口数量多少与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关系。从国别看，经济发展欠佳的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贫困状况较为严重，这些国家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人口在本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2011年，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人口在本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欧盟成员国是保加利亚，比例高达49％；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并列第二，比例为40％；立陶宛排列第三，比例为38％；受欧债危机冲击最大的希腊排列第四，比例为31％。相比之下，西欧和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这些国家的贫困现象相对较轻，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人口在本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2011年，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风险人口在本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低的欧盟成员国是捷克共和国，比例仅为15％；瑞典和荷兰并列第二，比例均为16％；奥地利和卢森堡并列第三，比例均为17％。

欧盟已经制订的欧洲2020战略中五大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减少贫困人口增强社会的包容性，并且提出了欧盟到2020年减少2000万贫困人口的计划目标。

来源：欧盟统计局网站

欧盟统计局：近三分之一欧盟儿童面临贫困风险




欧盟统计局（Eurostat）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显示，欧盟各国平均27%的未成年人面临贫困或遭社会排斥的风险。根据欧盟的标准，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的家庭成员面临贫困的风险。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欧盟儿童面临贫困风险指数最高的是保加利亚为52%。紧随其后的是罗马尼亚（49%），立陶宛（44%）和匈牙利（40%）。儿童面临贫困风险相对较低的是瑞典、丹麦和芬兰（各为16%），斯洛文尼亚（17%），荷兰（18%）以及奥地利（19%）。

研究表明，儿童幸福取决于父母受教育的水平。事实上，在欧盟所有国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居民中，儿童面临贫困的风险更高。

来源：俄新网RUSNEWS.CN

布鲁塞尔2013年2月27日电

拉美加勒比地区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100万人




根据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近期发布的《2012拉美社会总览》报告预测，截至2012年末，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1.67亿，约占总人口的28.8%，比2011年减少100万人，其中极度贫困人口为6600万，与上年持平（2011年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9.4%，比2010年下降1.6%）。

该报告认为，由于该地区积极的经济增长预期并伴有温和的通货膨胀，2012年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呈继续下降趋势，但相比最近几年速度放缓。此外，在过去的几年，贫困家庭中薪酬的提高是降低贫困的主要因素，转移支付（含公共和私人）及其它的税收作用是次要因素。

拉加比经委会执行秘书认为，目前的贫困人口和贫困率是三十年来最低的，但某些国家仍是处于难以接受的水平。而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创造以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为发展模式的高质量工作。

该报告提到，最近十年中收入分配不均状况有所改善，但仍然是拉美地区的主要挑战。据对18个国家的最新统计显示，人口中10%的富人占有全部收入的32%，而40%贫困群体只占收入的15%。




来源：联合国网站

 

贸发会议：十年来初级商品价格高升但未能带动发展中国家减贫

过去十年间，粮食、矿石等初级商品的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推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并未相应地带来贫困的减少以及经济多元化等益处。这是即将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初级商品论坛关注的主要问题。

2000至2012年间，小麦、大米和玉米的价格涨幅为170%到200%不等。2012年，非石油初级商品价格指数达到历史高位，大约是1960到2012年间平均值的2.4倍，原油和黄金的价格也持续打破记录。

同时，初级商品的出口也不断增加。1995至2011年间，世界初级商品出口增加了五倍，在所有商品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由24%增加到33%。

对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经济的增长。2002至2012年，低收入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在一些经济严重依赖初级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至2011年增加了两倍。

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并没有相应地转化为贫困的减少。在许多初级商品依赖国家同时也是最不发达国家，2002至2007年间的极端贫困率仅由58%下降至53%，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使减贫方面本来已非常有限的进展又出现倒退。此外，初级商品价格的上涨也未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多元化。2002至2010年，全球初级商品依赖国家的数量由85个进一步增加到了91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将于3月18日至19日召开2013年全球初级商品论坛，重点讨论如何使初级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造福于贫困人口，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可持续、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来源：联合国网站

拉美地区贫困指数降为30年来最低值




哥伦比亚《公文包报》2012年12月6日报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公布的《2012社会状况》报告称，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工资提高和通胀相对温和等原因，拉美地区贫困人口指数从2010年的31%下降到2011年的29.4%，目前处于30年来贫困率水平最低值。该委员会预测到今年年底贫困人群有望下降到1.67亿人，贫困人口指数或可降至28.8%，极端贫困人数则保持在6600万人，与2011年水平相同。

报告中同时提到，哥伦比亚、巴西、智利、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拉圭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仍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严重的国家。上述国家最富有人群占国民收入的40%，而最穷人群只占国民收入的13%。

来源：商务部网站




·减贫报告·

世界银行发布《2013年世界发展指标》




据世界银行网报道，世界银行4月18日发布2013年版《世界发展指标》（WDI），公布了有关全球发展、贫困、人民生活质量、环境、经济、国家与市场运作和金融、贸易与移民全球联系等最新数据。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指出，对极贫状态的最新估计显示，2010年世界上仍有12亿人生活在日均1.25美元的贫困线下，与2008年相比减少1亿人。全球极贫率下降到20.6%，1990年为43.1%。因此，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已实现首个千年发展目标。但从单个国家来看，许多国家进展速度较慢，可能无法实现该目标。

今年的《世界发展指标》提供了有关各种发展问题的相关和优质的数据，包括最新的全球和地区贫困估计。数据显示：

（1）女童入学率有了大幅提高，但平均入学率掩盖了各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女童小学入学率只有男童的86%，到2011年达到97%。女童在中学教育方面也出现改善，同期女童的中学入学率从男童的78%提高到96%。然而，截至2011年底，只有9个低收入国家达到或超过小学和中学教育男女生入学率均等化的目标。

（2）与1990年相比，2011年婴幼儿五岁以下死亡人数减少了500万人。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1990年平均每千名活产婴儿中95人到2011年减少到每千名活产婴儿中56人，有41个国家有望达到2015年将五岁以下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的目标，过去10年改善速度加快意味着许多国家正在加快进步速度，还有25个国家有望2020年达到这个目标。

（3）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继续超过欧洲、亚洲和北美的高收入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在2011年成为位居美国和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将日本推到第四位。位居前十的其他经济体未变：德国、俄罗斯联邦、法国、英国、巴西和意大利。

（4）2011年蒙古的GDP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二，达到15.7%，与上年的4.7%（位列第48位）形成鲜明对照。2011年达到有记录的最高增速的经济体为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增长率为18.1%。2011年GDP人均GDP增长率位居前十的其他经济体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土库曼斯坦、加纳、卡塔尔、巴拿马、中国和爱沙尼亚，增长率均超过8%。

（5）2011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购买力平价）最低的经济体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为340美元，低于人均GNP（购买力平价）超过86000美元的卡塔尔250倍。其他名列末位十国的有：利比里亚、厄立特里亚、布隆迪、尼日尔、中非共和国、马拉维、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几内亚。

来源：商务部网站

世界银行《贫困状况：哪里有贫困，哪里最贫困？》报告发布




2013年4月17日，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发布《贫困状况：哪里有贫困，哪里最贫困？》报告，该报告指出：在过去30年，生活在每天1.25美元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比例显著下降，从1981年至2010年，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加了59%，但贫困人口的比例已从50%降至21%。但是，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对极贫状况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世界上仍有12亿人口生活在极贫状态，虽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占全世界极贫人口的1/3以上。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我们在减少发展中国家日均生活费1.25美元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事实上还有12亿人民处于极贫状态，这是我们集体良心上的一个污点。这个数字应作为对国际社会的战斗号令，要求我们将反贫困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建议可以帮助指引到2030年实现终结极度贫困的前进方向，告诉大家哪里有贫困人口，哪里的贫困最深重。”

《贫困状况：哪里有贫困，哪里最贫困？》报告使用最新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从1981年至201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极贫人口比例都出现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加勒比地区在进入新千年之际似乎出现好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极贫率在1980年至1999年从51%持续上升至58%之后，1999年至2010年极贫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目前为48%——十年间下降了17%，颇为引人注目。拉美加勒比地区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极贫率一直保持在12%左右，从1999年至2010年极贫率降低了一半，目前为6%。

然而，尽管贫困率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1981年至2010年期间贫困人数不断增加且增幅显著的地区。如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贫人口人数（4.14亿人）比30年前（2.05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因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1981年仅占世界极贫人口总人数的11%，而现在却占到世界极贫人口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印度也占世界极贫人口的三分之一（比1981年的22%出现上升），中国第三，占世界极贫人口的比例为13%（比1981年的43%显著下降）。

大多数地区收入上升贫困差距缩小

报告发现，发展中国家极贫人口的平均收入持续上升，稳步接近日均1.25美元的贫困线。2010年发展中国家极贫人口的平均收入为每天人均87美分，比1981年每天人均74美分有所增加（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极贫人口的收入增加没有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从1981年至2010年，该地区极贫人口的平均收入基本停滞在约为1.25美元贫困线的一半。

此外，报告发现，从全球来看，截止到2010年，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极度贫困的总体差距为1690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0.25%，比1981年的3620亿美元缩小一半以上。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极贫差距是一个处于极贫状态的普通个人要想达到日均1.25美元还需要增加的直接收入的概念金额，并不能说明缩小这一差距所需要的援助金额。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说：“我们在减少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世界人口还有近五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下，所以还远远不够。引导投资用于减贫需要世行、我们的各国合作伙伴和国际发展界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也意味着那些有幸已经实现小康的人们做出牺牲，让我们直面这一点。”

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减贫会议·

2013年发展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

在北京举行

2013年4月25日，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承办的“2013年发展中国家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减贫官员研修班”在北京共济国际酒店举行了结业典礼。此次研修班为期15天，来自苏丹、乌干达、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也门、桑给巴尔、斯里兰卡、马拉维和利比里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减贫与发展相关政府部门18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修班。在结业典礼上，尼日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首席计划官员维多利亚•欧莫拉蒂•欧罗亚丽女士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助理王曙先生分别致辞。

本次研修班的主题是“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减贫”，为期15天。研修班分专家讲座、国别演讲和实地考察三个部分。专题讲座共10讲，内容涵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中国城乡减贫的政策与实践、中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体制和政策、中国农村教育、卫生、生态环境保护、妇女发展、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发展模式和经验以及国际发展援助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影响等相关专题。国别演讲邀请了与会各国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与经验。实地考察在江西省举行，学员考察了鄱阳县团林乡蛇山肥树下、陈岗山村生态渔村建设项目、鄱阳县希望职业技术学校和鄱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鄱阳县人民医院、鄱阳县田畈街镇初级中学、中心卫生院、婺源县江湾镇篁岭村农村移民搬迁项目、婺源县清华镇清华村社会保障项目、婺源县赋春镇赋春村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等方面的情况。

此次研修班促进了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减贫与发展领域的政策共享和经验交流，分析了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促进了中国与各发展中国家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    左常升

副主编：    何晓军  王小林

本期编译：  唐丽霞  邢成举

责任编辑：  张德亮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84419641

传真：010-84419658

电子邮箱：zhangdeliang@iprcc.org.cn

网址：www.iprcc.org.cn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