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减贫动态第八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重点和政策建议
减贫报告	长期贫困报告（2008-2009年）：摆脱贫困陷阱

 

 

 

 

 

 

· 机构专刊·

·研究前沿·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重点和政策建议

Kate Bird  Kate Higgins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

摘要

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描述为私人和公共的资产和资源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转移过程中的不充足状态。贫穷被转化为影响个体在当前或其人生历程中的未来一个时间点遭遇贫困可能性的一组复杂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家庭和家庭外的因素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前者包括家庭财产、资产禀赋、机构和社会地位，以及对差异性的资源获得和控制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建设，后者包括性别基础上的歧视和排斥，阶级、种姓、宗教、种族、治理和政策失败，以及冲击事件，如冲突和饥荒。

贫困的代际传递被视为长期贫困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被界定为个人和家庭经历持续的贫困。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需要对其透彻认识和采取措施以应对长期贫困。它已成为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它特别注重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与路径。因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固定样本数据，这就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此外，该研究工作的一个关注焦点在于资产和继承，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促成贫困代际传递的不可逆性并走向中断。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已经证明采用Q平方的方法提供坚实的研究和有理有据的政策建议的价值。它也使得关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方法的相关信息更加广泛的得以获取。有关研究方法的信息已经通过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和网络方法工具箱得以呈现，并被学生和专业研究者广泛地阅读。我们所期望的是，这些方法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理解全世界长期贫困人口的生活和需要，同时将帮助他们将其需求传递给政策决策者。

以下全部的结论聚焦于贫困的代际传递。

当依循整个生命周期来探寻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时，慎重考量儿童贫困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分析应当探索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识别众多因素中最易受影响的因素。这意味着在人生历程中的某个关键时间点的干预是必要的（比如青年到成年的转换、寡居期等）。它也表明，单纯地针对个人或者他们的家庭的方法是不充分的。反之，分析家应当检验使贫困和不平等在代际之间持续和复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以及家庭和家庭内部因素。

家庭构成和人口特征对贫困代际传递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个体物质资料和其他资料的可得性和分配的多寡。年龄、与家长关系、性别以及其他的社会差别可以用来解释在家庭中获得资源、营养和照顾方面的差异。性别反复被证明是影响营养供给、休闲、劳动和学习时间分配上的平衡、资产获取和控制、健康和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性别差异对妇女和女孩自身来说都是重要的，并对其孩子的未来产生影响。为此，就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资产以及生前赠与的礼物和继承物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趋势不仅不公平，反而可能加重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此同时，人力资本为个体提供了与其他资产相联系的能够快速恢复和摆脱贫困的能力。这些资产尤其是儿童期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个人资本的基础，而且影响终身收入、对健康的追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后半生的残疾和死亡。

冲击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促使家庭动用其资产并采用不良的应对策略，这会给儿童带来终生的负面影响。比如，干旱可能导致严重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这对个人的一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复合性或连续性的冲击发生的地方，尤其是传统的家庭层面的冲击和复杂的宏观冲击（如治理的失败、长期冲突和不安全等）叠加的地方，一个家庭的应对能力可能会丧失。这增加了对儿童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可能性，这种状况的产生使得贫困的代际传递不可避免。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推动着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在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时间点提供保护的广泛特性表明，简单的政策应对似乎毫无可能。一个政策框架应推动公平性的制度和多部门的干预，这样可以解决儿童贫困，也可以通过聚焦于生命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有意识地不给政策选择任何权重和优先权，缘于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最优应对政策不仅有赖于其社会背景，还要依托于该国家的社会政治合约。然而，任何成功的政策设置有可能在包括支持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政策的同时，也构建男性和女性以及财富集团之间的公平；对营养和健康的投资；对提供高质量和方便的学龄期、中学以及中学以上教育的干预；支持资产的积累和公平继承的政策和实践以及社会保护等。

未来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研究论题有特定环境下资产组合的识别问题，它对于保护个体免受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最为重要的；以及提供这种保护功能的资产组合及其绝对数量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机构在促使人们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对其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进行有益的探索，包括它如何与资产进行交互作用来影响贫困。

一、导言

本文提出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关注的贫困代际传递的综合性研究工作。为此，它建立在两篇早期的评论（Bird，2007；2010a）和受长期贫困研究中心或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直接开展的工作中的新发现的基础之上。而且也时时将这些研究发现置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之中。

本文介绍了我们所说的贫困代际传递，并概述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在这个领域确定的工作议程。（第二部分）。它进一步提供了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研发的研究方法的概述，这主要是为了探索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在确定一系列政策建议（第四部分）和结论（第五部分）之前提供来自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键性研究发现（第三部分）。

二、贫困的代际传递

（一）什么是贫困的代际传递？

代际传递是指实物和金融资产以及资源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转移，包括土地、牲畜、存款等。公共和私人支出影响人力和社会资本，也涉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转移。老一代通常将资金投资于年轻一代的资本形成中，来保障个人的能力和对抗未来的风险。（Collard，2000）当老一代不能自给自足时，年轻一代会倾向于支持老一代。但这一代际交易不仅仅依靠个人动机（利他主义，自我兴趣或其他）或行为，也受公共政策、经济和社会结构制度的功能的影响。所有这些会导致不平等，并决定将什么传递给下一代。

贫困的代际传递被描述为个体或公众在财产和资源上的不利因素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转移。贫困不仅被转化为有关代际的“一揽子建议”，也被转化为影响个体在当前或其人生历程中的未来一个时间点遭遇贫困可能性的一组复杂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这些研究侧重关注亲子间的传递，以及早期的生活经历如何为儿童以后承担高度运转的社会和经济角色提供准备，并介绍一系列限制发展机会和生活机遇的不可逆因素。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进行考量，特别是在关键时期，包括儿童期到未成年和未成年到成年期的转换时期。在成年期，个体经历的贫困能通过代际作用传递给他们的子女、父母以及同伴群体（Bird，2007）。

Bird（2007；2010a）提供了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全面的文献回顾以及如何探寻这个现象的家庭和家庭外因素。这些文献集中在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研究指出，在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工作之前，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大量研究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这些文献所强调的家庭层面的因素包括家庭构成、资产捐赠（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等）、媒介和地位，以及对差异性的资源获得和控制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建设。此外，一些与社会背景相关的和家庭外的结构性因素能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基于性别、阶级、种姓、宗教、种族、治理和政策失败基础上的歧视和排斥，以及冲击和事件比如冲突和死亡也会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显著的影响。表1列出了在这些文献中所探讨的家庭和家庭外因素。

表1：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和家庭外因素

家庭因素	家庭外因素
家庭特征（构成、人口学特征） 父母的收入 生产性资产的获取 知识和技巧的获得 健康和营养 抚育质量、培养和社会化水平 暴力的早期接触 抚养、收养和孤儿 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 早育 童工	冲突 文化准则和心理因素 歧视（基于阶级、种姓、宗教和种族的） 社会资本和网络 微观经济的冲击 糟糕的治理

 来源：Bird（2007；2010a）

（二）贫困的代际传递和长期贫困研究中心

简而言之，贫困的代际传递意味着贫困在代际间的延续。它被看作长期贫困的一种极端形式，被界定为个体或家庭在较长的时间内经历的贫困。长期贫困人口是那些经历多年的剥夺，并有时将贫困传递给自己的子代的那群人。长期贫困人口遭遇的剥夺有许多层次，长期贫困的典型特征是低收入和少量财产、饥饿和营养不良、无知、缺乏基本服务的机会以及社会孤立和剥夺（长期贫困研究中心，2004）。

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需要赋予理解和行动以应对长期贫困。此外，在个体生命的早期阻断长期贫困似乎比在晚期行动更加有效，付出的代价也小一些。而且，生命早期的干预往往会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产生有益的乘数效应。比如，改善年轻女孩的营养和教育会增加她一生的收入，降低她本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也会提高她自身长期的健康和福利水平，并增加其子女受教育、获得幸福，以及阻断贫困循环的可能性。通过这些干预，长期贫困和代际贫困才能被消除。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中心议题一直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经验性方法。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贫困研究工作已经确立了许多紧迫的问题，特别是：

·贫困代际传递与持续贫困和长期贫困的成因是否不同？

·在推动贫困代际传递的过程中，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时间点相对重要的负面事件是什么？

·生活适应能力在何种程度上使个人免于从暂时贫困过渡到长期贫困和代际贫困？恢复适应能力能否使儿童和青年今后的生活免于不可逆的损失？

·不同组合的资产在保护个人免于贫困代际传递上有多大的重要性？资产的组合和绝对数量是否是必要的？

·最后，机构和机会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机构是如何与资产相互作用来影响贫困后果的？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工作通过聚焦以下论题回应了这些问题。

·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和路径

·资产，特别是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以及它们如何促成不可逆因素的产生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继承以及它如何促使不可逆因素的生成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对方法的认识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固定样本数据，这就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资产和继承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得到研究，特别是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已经挖掘出了有用的方法和经验性的发现，研究重点将在下文讨论。

三、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重点

（一）路径和方法

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推动因素和中断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需要个体最好是延续到下一代的生命历程的具体数据。研究人员通常试图通过长期固定样本数据满足这些要求。但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可靠的数据很难获得。事实上，长期贫困研究中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搜集开展这项研究所需的固定样本数据，因此需要探寻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的新方法。

通过走访大量专家并了解到他们对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的替代途径的见解，Lucia da Corta探讨了通过具体的半结构化采访能加强人们对自身生活和生计中事件、事实和数据的回忆。Robert Miller描述了怎样开展家庭史研究以及家庭史如何可能有助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Jere Behrman探索了可以应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与贫困代际传递相关问题的方法。Stephen Jenkins和Thomas Siedler也探究了类似问题，但与固定样本数据有关。所有这些研究都总结成简短、易理解的论文，用于引导研究人员对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这些方法都已经被应用于后来的研究当中（例如，Bird等人（2010）关于教育对恢复受冲突影响的乌干达北部正常秩序的作用的研究，Miller等人（2011）关于肯尼亚乡村财产继承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的研究，以及Behrman等人（2010）关于危地马拉地区母亲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影响的研究）。

定性研究对探索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非常有利（Bird，2010b；da Corta，2008a；Miller，2007）。对生活史和家庭史的采访有助于对个体或一个家庭的生活历程进行定性研究，并已被证实非常有效。Bird（2010b）指出对生活史的采访在分析和理解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作用。波德表示生活史可以用于分析人生历程中福利状况的变化以及描绘人生上行或下行的影响因素。

Miller（2007）指出家庭史是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有用的方法论。更确切地说，Miller提出一种搜集家庭史的途径，将固定样本研究中的家庭成员与个体生活史联系起来。这一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可以对家庭的代际变化、同一家庭几代人贫困的延续或者家庭为了摆脱贫困而做出的努力进行直接研究。Miller还表示家庭史可以通过具体环境中的定量结果推动固定样本研究，将固定样本数据扩展应用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庭中独居成员的研究，并通过对往事的追溯延长固定样本数据的时限。

Da Corta（2008b）提供一种半结构化采访的方式，以支撑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Da Corta特别指出了回忆方法如何帮助人们增强记忆，使人们回忆起历史事件的日期，对历史事件进行排序、量化。这些回忆方法能够构筑原本不存在的固定样本数据，使研究人员将固定样本中的个体或者家庭成员与他们贫困现状的变化和巩固贫困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Da Corta建议通过建立一套数代人的“全新”面板数据，加强多样性或者扩展对过去的研究完善现存的固定样本数据，将更小的子样本与深层的定性生活史或家庭史数据联系起来以补充固定样本数据并提高数据质量，对田野研究中某个环节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度调查，回忆法可能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是有用的。Da Corta清晰地勾勒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应怎样展开这一过程使调查对象对过去信息进行回忆时增强其回忆的质量，减少错误和偏见的发生。

Da Corta还在其它作品中批判性回顾了基于固定样本数据和生活史的分析对长期贫困进行的“Q的平方”的研究（2008b）。福利发展历程研究对剖析致贫或致富事件的次序，人生向好的方向或不好的方向发展策略以及洞悉其因果过程具有极大帮助。但是，按照对家庭成员研究中发现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和严重依赖研究对象说辞的倾向，这些研究在分析社会关系转变中的作用可能不太明显，而社会关系的转变是贫困变化的深层原因。另外，他们还指出影响这种变化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尽管如此，Da Corta认为采取批判性、现实性的政治经济视角有利于开展这些研究，将更加确定的补充研究集中到两个问题中：（1）家庭成员内部的夫妻或代际关系，家庭成员内部对孩子不同阶段的健康、营养和教育的投资分配或继承会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后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2）家庭成员在市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外部关系，以及家庭成员内部关系、性别、阶层、社会地位、种族和年龄对外部关系的影响。Da Corta表示这两种社会关系有助于恢复研究对象的策略行动和社会关系所承担的结构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

鉴于这一分析，Da Corta表示使用“Q的立方”的方法而非“Q的平方”的方法理解贫困代际传递，从而将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变动性及其相关特征的固定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与通过固定样本中的家庭成员和数代人的定性生活史联系起来：

·个体人生历程中的生活策略（人生轨迹）（定性研究1）

·个体人生历程及家庭内外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关系的基础（定性研究2）

·地方事件和宏观事件及其发展趋势（定性研究3）

对研究数据的定量研究也有助于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对工业化国家家庭调查的定量分析发现，在贫困中成长对个体未来人生的发展有不利影响是有确凿证据的。但Jenkins（2007b）指出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对可变因素的探究和所使用的分析路径。因此，方法的选择以及所采用的分析路径对这项研究有很大影响。

定量数据的搜集以及对代际间贫困的分析十分具有挑战性，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一旦冲破障碍，定量分析就可以提高对贫困变迁的理解和变化（包括政策变化）之于贫困后果的探究（Behrman，2006）。然而，定量数据的标准非常严格，Jenkins（2007b）表示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经验主义分析有帮助的定量数据需满足以下几点：

·将家庭的数据与代际联系起来，使个人成就与家庭背景联系起来；

·包含增进福利与消除贫困的适当措施以及与代际贫困相关的其他因素（例如父母的教育）；

·大型的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对主要变化（如收入）进行的密切关注以促进“纵向平衡”。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就能避免可能出现的方法错误以及暂时变化，研究人员就可以对诸如儿童贫困是否可以改变这类问题展开调查（Jenkins，2007b）。如此，这就有助于对与代际贫困相关的个体和家庭决策的认识。这些变量可能包括孩子的能力和天赋（人力资产、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基因”资产），以及决定或影响这些能力和天赋的因素。这还有助于对父母背景、资产转移和人生历程中不同时间点的资源积累，以及家庭成员的分享准则（分配规范）、社区环境、市场和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的了解。

对家庭成员的固定样本研究需要这些数据。家庭生活的研究和其他纵向研究例如回顾性调查、世代面板数据分析、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行政记录数据分析，这些都可能应用到，但都有利有弊（金肯斯，2007b）。专家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使其有意义，尤其是区分其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许多统计方法都可用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工作，包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和工具变量估计有关的参数回归模型，非参数预估以及倾向性匹配方法（更多研究可参见金肯斯，2007b）。

（二）家庭构成、人口特征和社会规范

家庭构成和人口特征都对贫困代际传递有影响，因为他们对个体有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家庭成员间的资源分配有关。家庭成员通常被看做一个整体，收入集中管理，所有决定对所有成员有利。通常人们理解的是，家庭成员实际由个体和承担经济责任的不同性别成员组成，并通过婚姻和代际联系决定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不同成员的不同地位。男权家庭意味着妇女和女孩有更少的决策权，对财产和收入有更少的控制权，享受更少的营养、医疗和教育服务。

家庭以及社会中的性别差异对贫困代际传递也有影响。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一篇报告《遏制女孩的长期贫困》（Jones等人，2010）采用性别研究方法，分析了性别与我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解之间的联系。

Jones等人发现：

·性别排斥与其他因素导致的排斥（阶级、地位、种族、城乡区位、残疾等）紧密相连；

·对家庭的歧视可以导致早婚，将女孩与母亲及其影响和权威分开，女孩自己做决定的缺乏，通过所有权或继承限制其对物质财富的拥有权，有时还有身体伤害。最终对女孩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能力降低，受教育程度下降，就业潜力好工作品质下降，怀孕率、生育率和婴儿死亡率增高，身体不健康和身体受伤害现象增加，贫困发生率增高，一代甚至代际贫困的发生率增高。

·重视男性导致一亿女性消失，即女婴堕胎和性别屠杀，忽略对女孩或妇女的投资。Jones等人研究了家庭成员中对儿子和女儿在医疗，培养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投资，并发现其不利影响，从死亡率到人力资本开发的缺失，与贫困相关的劳动力角色与心理问题。

·获取资源的有限权利和权益通过妇女和女孩不能足够拥有和控制土地、小额信贷、房地产和自然资源表现出来。受歧视的继承体系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包括彩礼和嫁妆，以及已婚妇女拥有有限的产权。教育上的性别差异以及生产性就业机会的获得和准备上的不平等，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与分割的劳动力，较低的工资，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以及损害妇女积累财富和实现经济赋权的能力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相结合。

·身体不安全感可以由法律、规范和实践所引起，它们宽容或难以挑战基于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或社区的性别暴力。琼斯等人发现这种身体的不安全感剥夺了妇女和女孩们的力量和能力，也增加了她们陷入长期贫困并走向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发现，在孟加拉国，送女孩上学的动机降低是因为她出生的家庭不仅不会受益于她受教育所得到的回报，而且可能还需要昂贵的嫁妆为她找丈夫（Davis和Baulch，2009）。这促使了家庭不会选择为他们女儿的教育投资，进而限制了女性的机会并影响她们的幸福（Davis和Baulch，2009）。另一项来自多个国家的证据研究发现，性别对孩子的教育有重要影响，父母会根据孩子的性别不同或出生顺序不同对孩子的教育有不同的投资（Björklund和Salvanes，2010）。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性别分化并不是不同家庭之间差别的唯一维度，年龄、出生顺序、残疾和与户主的关系也很重要。同时，探究家庭层面的其他一系列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也是重要的。来自乌干达和孟加拉国的证据表明高抚养率（包括抚养的儿童或年长的家庭成员）与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相关（Quisumbing，2007；Ssewanyana，2009）。这是因为教育、卫生保健和食品的花费可能对高抚养率的家庭来说非常高；对于孩子，这会在他们发展的关键时刻导致持续或长期的贫困，产生“不可逆性”，限制他们的发展、社会化和潜在的收入。

特定家庭类型和人生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也与贫困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关。在乌干达，婚姻、寡居、分居和离婚都会增加陷入贫困的可能性（Ssewanyana，2009）。这部分是因为这种转变与抚养比率的变化有关。当年轻的夫妇结婚，他们很可能有孩子，这就增加这种抚养比率。抚养比率也可能会随着一个成年人的死亡、分离或离婚而改变。也可能是因为在生命周期中家庭类型和阶段的变化对获得资源有影响。例如，在孟加拉国生命周期的变化通过土地和财产分配影响福利：随着父母死亡或家庭成员结婚（以及相应的嫁妆支付和资源转移），原有家庭的资源通常会减少，有时显著减少 （Quisumbing，2007）。

父母素质与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关。Paxson和Schady（2005）发现，父母素质与认知发展密切相关：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和严厉程度以及孩子是否读书对孩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认知发展的影响相当大。抚养和孤儿也能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由于在孩子出生的家庭之外抚养孩子在发展中国家变得相当普遍，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劳动力转移现象越来越多。孩子由扩展家庭抚养也很普遍，即使孩子的亲生父母都还活着。由于社会化的原因，“有目的的”和“志愿性的”抚养出现以加强扩展家庭的纽带，重新分配童工，在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上进行生命周期的调整，处理教育事务，利用非正式的保险机制，或当孩子的亲生父母分开或父母一方形成新的关系后孩子不能适应时给孩子提供照料。

孩子福利的提升效果取决于孩子可利用的资源，孩子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抚养原因——是否是由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或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或迫于死亡、迁移或父母关系来抚养孩子。当孩子的亲生父母都还活着，他们通常会对孩子的抚养作出一些贡献（即使这些贡献并不常见）。当谈到孤儿，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供养者或父母双方，这会导致他们在经济、心理和社会上的缺失（Seeley，2008），但这也取决于其父母哪一方去世、生活安排和此时孩子是否在学校。

对孤儿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决定对孩子的结局十分重要。坦桑尼亚西北部深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影响，对这一区域的研究表明，孤儿影响长期的健康和教育。母亲死亡导致发育不良和教育程度低，父亲死亡也影响受教育程度但只限于特定群体（Beegle等人，2005年；Suryadarma等人，2009）。

在印度尼西亚，年轻母系的孤儿比非孤儿有更糟糕的受教育状况。而且，年轻母系的孤儿的受教育影响不仅会随时间增加，而且比长期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suryadarma等人，2008）。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南非），母系孤儿明显不容易入学，而且接受的学校教育年限比母亲活着时显著减少。他们也有很少的钱花在教育上，与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非孤儿相比，他们表现得不够好（Case和Ardington，2006）。南非2001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这些影响可能在整个南非都存在（Case和Ardington，2006）。同样，在津巴布韦农村，与非孤儿和父系孤儿或双孤儿相比，母系孤儿有较低的小学毕业率。这是由于住在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里，由缺乏父亲和继母的支持以及不合适的福利援助造成的。父系孤儿和双孤儿尤其是女孤儿的小学毕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主要是由于他们越来越多的居住在女性当家的家里并且能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Nyamukapa和Gregson，2005）。

这里列出的一组问题概述了家庭在保护儿童免受贫困的影响中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促成加剧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它显示了母亲的特殊重要性，表明母系孤儿将受益于有针对性的援助。这样的发现也可能适用于父母分居或离婚的孩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孩子仍然与他们的父亲和可能的继母生活在一起，至少部分是因为婚姻立法和实践使妇女不能够安全地得到她们照顾孩子所需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源。

（三）生产性资产和继承实践

获得和控制生产性资产是衡量非劳动收入（Quisumbing，1994）和个人或家庭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所持资产是一个家庭初始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未来的基石。那些拥有更多资产的人能够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逐步累积的资产可以使他们的生活选择多样化，提供正式部门的借贷抵押，进行包括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投资，减少受冲击或负面趋势影响的脆弱性，提高韧性，限制采取不利的应对策略的需求。因此，当某些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力量来有效利用它们时，资产可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来源。集体和个人资产也会增加个人和集体力量：个人或集团拥有的资产越多，他们在社会网络、交易和正式金融市场上拥有的影响力越大。

孟加拉国的研究表明，长期福利的改善与拥有一定的资产（投资和生产）有关，持有的有形资产（商店、土地、牲畜、汽车、农业机械）对长期向上流动有直接影响。较少的有形资产（在教育和关系网络方面的投资）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也有积极的影响（Davis，2011b）。

然而，资产持有很少是平等的。不均衡的分布反映了当前贫困分布的模式，但也是影响未来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成人一代积累资产或将其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方式——包括在人力资产以及在土地和住房继承实践上的投资——反映了包括法律实践的文化和制度规范（Quisumbing，2007a）。

失去资产可以导致向下流动，缺乏资产可以与贫困陷阱、风险规避、脆弱性和无力应付冲击和意外事件等联系在一起（Bird，2007）。生产性方面的赤字在推动贫困的代际传递方面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孟加拉，拥有较少土地的家庭会有更多从事劳动的孩子（Ali，2006）。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当涉及到儿童上学的可能性时，资产的拥有被认为比收入更为重要（Bhargava，2003）。

1、对继承的理解

当试图理解财产的代际继承的不同模式时，资产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机制显得至关重要。财产转移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生前的转移，嫁妆或继承实现。在低收入的农业社会里，继承或生前赠与的土地尤为重要。某些情况下继承在兄弟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女孩通常获得很少。妇女在他们的丈夫死亡、分居或离婚后也得到很少一部分。

在许多农业社会，由于年轻的夫妇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重要的资产转移是在结婚的时候发生的。当人们很穷和财产积累需要花很长时间时，从父辈向子辈的实物资产转移已经为年轻一代更为独立的生活和经济生产能力奠定基础，并且极大地决定了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家庭的未来财产（Fafchamps和Quisumbing，2005；Quisumbing，2007a）。

通过财产积累或剥离之前安全获得资产，借助继承或生前的礼物获取土地对人们的贫困状况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Cooper，2010）。从积极方面来看，资产转移可以使贫困消失。从消极方面来看，在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社会中家庭和个人的贫困历程研究发现，被排除在资产继承外会加剧长期和代际贫困的脆弱性（Bird和Pratt，2004）。此外，继承并不总是摆脱贫困的途径。例如，在印度的许多地方，一个家庭的所有儿子平等地继承土地，但长子需要继续耕种，而其他儿子可以自由进入非农业部门或迁移，实现向上流动（Stefan Dercon, pers. comm.）。他们贫富与否取决于土地与其他资产和能力的相对回报。

2、妇女的所有权和土地的继承

当要试图了解继承的行为时，氏族和部落群体的制度和规范，父系和母系系统的遗传模式，结婚和离婚行为显得很重要。例如，女性往往没有独立地拥有土地或继承土地的合法权利，即使有，她们的权利也通常是部分的。即使妇女能够通过其他人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但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利女性仍处于不利地位（Bird，2007）。寡居、孤居、未婚、分居、离婚或不能生育的妇女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例如，寡妇可能有权继续使用他们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所种植的土地，或者他们可能对婚姻家庭有临时权利。然而，他们不拥有土地，也不能使用它作为抵押。同时，如果她们再婚，她们通常会失去房子和土地。生活在一夫多妻社会中的妇女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Cooper，2010）。女性对这种关键资源控制的缺乏削弱了她们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她们为农业或其他生计活动投资的贷款能力。

失去了资产继承的妇女和女孩并不总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更多投资来补偿。这限制了她们的力量、能力和生活选择，使她们更可能成为穷人。这会影响她们的孩子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产权能为妇女提供社会和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来源于土地收入和土地作为抵押品的收入。社会效益产生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通过提高家庭内部的谈判能力，增强养老保障和提升社区组织参与度。这对加强女孩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有有益的作用。

3、惯例、继承和性别

在发展中国家，有关继承的惯例在决定资产所有权的性别差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法律改革，但实践中仍依赖当地领导人运用他们对传统习俗的解释。然而，惯例不是一成不变或不可改变的。它植根于社会关系并随着其他社会变化而适时转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对土地需求的增强，在经济活动中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所导致的死亡率增加，以及家庭核心化的上升，这种惯例依然存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逐渐削弱的惯例和土地压力预示着从寡妇和孤儿手中攫取财产的普遍性，在那里，死者家庭宣称所有的土地、住房、生产性资产和家庭用品归其所有，这与传统规范尖锐对立。寡妇们看着他丈夫的家人控制着资产而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在实践中惯例的变化是不平衡的：例如，在肯尼亚的一些地方，传统依然保留着（Aliber和Walker，2004；Yamano，2008）；在其他地方（Human Rights Watch，2003）。在乌干达北部，在对兰芝族的最近研究发现，63%的家庭是寡妇照顾孤儿而不是父系亲属，祖母或其他单身女性接受来自父系氏族的支持很少。这可以通过兰芝文化的变化来解释，它为冲突以及艾滋病毒及艾滋病所推动，这给扩展家庭造成了很大压力（Oleke等，2005）。然而，孩子们的宗族联系并没有被质疑表明，虽然他们在贫困中成长起来，而且没有获得自己父亲的土地，但他们最终会继承这些土地。

4、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继承规范对妇女意味着什么

公平地获得、控制和拥有土地对妇女和女孩获得财富和独立十分重要。土地所有权还可以得到其他资产和资源，支持投资和多样化（Anriquez等，2010；Desai，2010；Dolan，2002）。不能拥有土地会产生一种“资产陷阱”，这被社会规范和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所强化，进而限制了女性的生存选择和投资模式。例如，在加纳，女性较弱的产权意味着女性更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而不是种植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如菠萝（Desai，2010）。

缺乏对土地的独有权利，也使得女性极易向下向分居、离婚或寡居流动。关于分居和离婚的婚姻立法和实践意味着女性普遍失去分居后的住房和生产性资产。女性对土地个人权利的缺失也会影响夫妻间的婚约和女性运用中介机构的能力。不能拥有和控制资产尤其是生产性资源，女性的“支撑地位”会下降，她们在婚姻中的谈判能力也会降低。这对她们获取或控制生产资源、收入和投资的资本也有影响，并限制他们的生活选择和能力。然而，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有更少的选择，只能接受社会赋予的默认的选择，这是扮演在夫妻合约中被压制的角色，在家庭中也是如此。这对她们的选择自由、经济独立、发展和更广泛的权利有着重要意义（Bird和Espey，2010），而且对她们的行动自由、社区参与和其他公共事务参与、计划生育、农业和非农企业的投资选择、住房、孩子教育、健康和营养都有影响。 Argawal和Doss也支持这个观点（1997；2001；Cooper，2010），Argawal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会使女性在福利、生产力、平等和赋权方面得到改善，Doss（2005）指出，在加纳有较高资产所有权的女性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Kumar和Quisumbing（2010）阐明了夫妻合约的重要性，认为女性在离婚后对可能分到的资产的预期影响她们当前的福利。由于预料到她们的丈夫会得到所有的土地和牲畜，女性在家庭中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也由此更能说明她们的家庭在住房和健康保健方面投入太少。与那些期望在离婚时能得到一部分资产份额的女性相比，她们也不太可能去控制自己的生活。

5、继承中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资产继承中的性别不平等对妇女和女孩来说最为重要，同时它还具有工具性价值。女性对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农业规划和管理的缺乏，都会限制农业生产力并削弱家庭消费和营养（Anriquez等，2010；Cooper，2010；Kabeer，200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世界银行，2005）。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如果更多的女性平等获取和控制农业收入、农业服务和土地，她们的农业产量可能增加20%，部分原因是不稳定的权利阻止了妇女在增加生产力投入上的投资（Meinzen-Dick等，1997）。

通过提高消费（增加食品支出、儿童福利和教育开支）和生产力，公平地获得、控制和拥有土地也对自己的孩子有积极影响（Quisumbing，2007a），这种现象在妇女耕种大部分土地的国家中尤为突出。这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有重要影响。Deere和Doss（2006）利用一系列数据分析表明，女性控制资产不仅关系到她本人、她的收入、消费和赋权，也影响到她的孩子和较大的家庭。每对配偶在结婚时所带的资产会影响家庭的开支（Quisumbing和Maluccio，2003)；当前基于性别的资产分配可能会影响家庭在食品、健康、教育和家庭服务等方面的支出（Doss，2006；Katz和Chamorro，2003；Thomas ，1999)；女性的资产所有权会增强孩子的体质状况（Duflo，2000）和产前检查的发生率（Beegle等，2001）。它还可以减少家庭暴力（Friedemann -Sánchez，2006；Panda和Agarwal，2005）。

当女性拥有资产和家庭决策权时，孩子尤其是女孩的福利就会提高（Meinzen Dick，1997；Quisumbing，2003，Deere和Doss，2006）。相反，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一个母亲失去这些东西会对孩子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有证据还表明，在南亚，家庭决策中的性别平等能减少儿童体重偏轻的发生率高达13个百分点（Smith，2003；Deere and Doss，2006）。

妇女无法控制资产会产生直接影响和长远影响，对孩子产生极大的或不可缓和的伤害，甚至增加下一代继续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

（四）人力资产

尽管生产性资产能帮助建立一个家庭的资产基础，然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在遏制贫困的代际传递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他们提供的这种功能可以使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紧密连接起来，从而促使致贫和脱贫并存。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研究已经探索出了子辈和父辈所共有的人力资产（和资产赤字）。代际维度很重要，人力资产在孩童时代的发展会影响个人的整个人生历程。同样，父母的人力资产也会影响他们孩子的人力资产。

从人力资产的特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在幼年的健康状况与他们后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残疾和死亡有关。儿童健康与成人的社会经济成就之间也有很大的关系（Palloni，2006）。儿童时期的健康赤字是一个核心议题，它对长期和代际贫困有重要影响。Engle等（2007）估计，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健康不佳和其他方面的综合因素，有2亿多五岁以下的儿童达不到他们发展的潜力。他们概述了在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健康风险：发育不良、缺碘、缺铁性贫血和认知刺激不足。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人力资产及其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也值得关注。贝尔曼等（2010）在危地马拉的研究中强调了母亲的智力资本（认知技能和教育程度）和生物资本（长期营养状况）对于孩子的智力和生物资本的重要性。学者们发现母亲的人力资本比我们普遍认为的更为重要。母亲的认知能力对孩子的生物资本的影响远远大于其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影响，但是有一个营养良好的母亲更加重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应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上，通过投资解决妇女和女孩们的人力资本可能要比先前被认为的更重要，而且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以改善女性的生物和智力资本为目标的有效干预措施需要在怀孕期间或早期童年就开始，所以如果仅仅依靠教育增加，这将要花费比之前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效。一个孩子的人力资产影响其成为父母后的人力资产，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孩子的机会。与此相一致，Paxson和Schady（2005）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认知发展之间有强相关性。贫困孩子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的时候进入的是教育质量低的学校，他们就已经处于极大的劣势。这部分地与健康有关：血红蛋白水平低的孩子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被发现表现较差。

Begum和Sen（2005）还探索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人力资本传递，特别是孟加拉国妇女机构在促成妇女和他们的孩子的健康中是否有重要作用。从孟加拉人口健康调查的数据中，他们发现母亲的营养状况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它能够很好的预测儿童的营养状况。他们还发现，妇女机构对家庭内外环境中如何促成健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结果证明了不同级别的机构在影响母系营养和健康改善方面的重要性（更好的健康保健机会和实务）。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收入贫困）后，这些良好的效果依然被保留下来。妇女机构对儿童营养的全方位影响能渗透在直接的营养层面和间接的教育层面，非贫困家庭有较低的妇女赋权和较高的儿童营养不良，这一点为稳固的父权制文化所解释。总而言之，Begum和Sen 指出，在孟加拉国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妇女健康是一个重要渠道，它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应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有重大意义。虽然家庭贫困是解释妇女和儿童被剥夺的重要因素，然而妇女机构可以鼓励母亲和儿童方面的战略投资，包括采用不重视孩子性别改良的健康保健活动。这些投资对提升家庭摆脱长期贫困会产生长远影响。

这些无法接受教育的孩子经受着较低的人力资本的逆向转移，这很可能是他们的自我复制，即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的孩子也极有可能会接受不好的教育和获取极低的收入。反对者认为：Castaneda和Aldaz-Carroll（1999）发现，父母的教育通常与孩子教育呈正相关。 Bhargava（2003）通过对印度拉贾斯坦邦的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他研究贫困如何和为什么实现代际传递的。他强调贫困是如何约束孩子可得到的机会，以及这如何限制他们一生中的机会的。他的研究强调了结构性和社会性不平等的影响：在拉贾斯坦邦，穷人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和社会关系中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如种姓歧视），为此在生命延续中贫困实现了代际传递。影响孩子上学可能性的具体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资产所有权（包括灌溉土地）、种姓和性别。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孩子用于维持生计的捐献就是接受正式教育的费用，贫困从年老一代传递到年轻一代的发生率就较高。在其他方面，旨在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的政策可以提高学校入学率。

当谈及到教育时，至少部分的事实是在面对外来的冲击时教育充当着保护性的功能。例如，Quisumbing（2008b）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孟加拉国，学校教育很好地抵御了长期贫困 ，非农企业也变得日益重要。Bird等（2010）在乌干达北部的研究探讨了一个关键的家庭外变量——冲突——是如何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教育在冲突期间所扮演的支持角色。特别是，学者们发现教育是提供保护功能的“便携式”资产，它帮助人们在冲突期间远离贫困并支持战后复苏。这是因为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知道怎样与当局沟通，以及怎样更好地利用社会网络、多样化的生活策略和迁移。受过教育的人也更有可能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就消解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这些贫困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经历了长时间的冲突、不安全感和迁移。

建立人力资产的机会受社会规范和实践调节，其中性别歧视和不公平现象尤为突出。例如，在孟加拉国女性意识不到他们的实物和人力资本的货币回报，女孩被认为是家庭资源的一种负担而不是资产（Quisumbing，2008b）。相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需要支付彩礼，女儿据说备受喜爱（Miller，1997，转引自Soto Bermant，2008）。 在菲律宾，女孩也备受青睐，她们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并作为家庭的保险人。如果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她们劳动力的回报会提高，在金融回报和摆脱贫困方面她们受到的教育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Quisumbing，2008b）。有确凿证据表明，女孩所接受的教育对脱贫和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至关重要的。它还有助于减少在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Case和Ardington，2004)）。也有女孩教育工具论的主张：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可能送自己的孩子去学校（不管母亲的教育水平如何，她的死亡预示着孩子将受到更糟糕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和女孩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其低生育率和低婴儿死亡率与家庭健康的改善之间相关。

种姓、种族和宗教也可以成为歧视的场域。例如，在印度种姓制度限制了父母为他们的孩子设想未来。歧视在教室是频繁发生的，它再生产了社会关系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代际转移（Bhargava等，2005；Kabeer，2003）。很有可能这种形式的歧视将贫困的代际传递深化为一个类似的或比性别歧视程度更深的贫困。不过，这些经验性的论述并不太全面。

（五）冲击的作用

冲击在家庭层面（如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或者更广的领域可能是一个负面事件，它会影响周围社区、扩展家庭或社会网络（例如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干旱、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家庭也可能会面临持续的多重冲击，例如一个家庭成员生病后会产生冲突，非农就业收入将减少，孩子上学费用将增加。

1、应对策略

个人和家庭会制定各种应对策略来降低对他们的财产造成持续影响的冲击。他们根据投资、消费、工作和娱乐作出决定，选择最有可能的生计模式，以此来维持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现在和未来的福祉（Bird和Prowse，2008）。

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个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能够采取应对策略来权衡短期的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运行的可行性。那些具有长期运行成本的局限的策略首先被采用。一旦个人和家庭用尽危害较少的选择时，他们就会采取不利的应对策略，甚至是生存策略。在家庭层面，可以通过亲戚网络或社区团体的互惠安排来免除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就更大范围的冲击来说，这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它会让更多的家庭陷入困境。

一个家庭的基本状况（家庭财产、包括依赖性程度在内的家庭特征、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能力和力量）都会影响所受冲击的脆弱性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财产的缺乏，包括个人和集体财产，冲击过后会使贫困群体更贫困，贫困变得更加棘手，家庭的土地拥有水平以及家长的受教育水平都会影响冲击对家庭消费水平所造成的危害程度（Quisumbing，2007b）。那些拥有很少物质资产、金融资产、自然资产和社会资产的家庭很容易受到相对较小的冲击，尤其是当这些冲击是紧密相连或不可预测的时候。没有资产来奠定有效应对策略和恢复能力的基础的话，人们会经历灾难性的下滑，沦入持续的贫困，更糟糕的是，它会增加发病率，降低平均寿命。没有储备的穷人可能会采取不利的应对方式，这些不利的应对方式在支撑短期生存的同时也损坏了中长期的福祉。它们会造成至关重要的生产性资产的破产，以各种方式降低具有潜在不可逆的福利效应的消费（例如食用越来越少、营养不足的食品，避免重要的医疗支出，让孩子辍学），或者采取行动来破坏信任和社会声望（例如盗窃和乞讨，参与商务性的性活动，将孩子丢给祖辈抚养）（Bird and Prowse， 2008）。

因此，积累财产是缓解长期贫困的基本措施（Jones等，2010）。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更能够保证他们的食品安全，也更有可能为他们的健康和教育投资。集体和个人资产也会增强长期贫困人口的个人和集体力量。人们拥有的精神、物质和社会资产越多，他们在社会网络、社会事务和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就越大。

2、冲击、应对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冲击及其应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很重要，因为即使是一个短暂的冲击也可能会导致消费和福利水平的下降，而这种下降会通过生成“不可逆性”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孩子人生历程中的某个关键时间点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从生长缓慢和浪费到营养不良以及辍学。冲击及其应对也常常会导致资产的流失，破坏年轻一代潜在的财产继承，也与家庭破裂紧密相连。

根据特定冲击的经验性案例以及它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健康冲击有特别强大的影响。比如，在孟加拉国，一次影响家庭所有成员的慢性病发作足以将一个家庭推入长达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贫困道路上（Davis，2011b）。更进一步的，我们认识到儿童和母亲的营养健康状况在决定贫困转移的不可逆性上是一个关键因素。母亲的营养不足造成母亲、婴儿以及5岁以下幼儿的高死亡率。在孟加拉国，母亲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可以很准确的预测孩子的营养状况（Begum和Sen，2005）。

人们发现，短期的干旱有着惊人的长期影响。1994-1995年在津巴布韦的一项干旱研究发现，在干旱期间，1-2岁儿童的大量身体指标受到不利影响。干旱过后，富裕家庭的孩子恢复了正常指标，但是较贫困家庭的孩子却没有恢复。他们在身高、人力资本形成和潜在收入方面遭受了永久性的损失。在一项关于津巴布韦的干旱和冲突的影响研究中，人们发现冲突有长期的消极影响。受到冲击的6个月到6岁的儿童要比其他营养良好的同龄孩子矮，大约四分之一的儿童都是发育不良的，这也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产生负面的影响。在5岁以前有良好营养的孩子在青春期会多长高4.6厘米，很早就开始上学（2-7个月），在学校呆的时间更长（多0.7年）。人们发现，营养不良的孩子终身收入都比较低（由于发育不良与早期慢性病的发作和早产密切相关，他们的收入要低7%-12%，或许更多）。这表明，在冲击是多元而复杂、常见的冲击或许被治理或宏观经济调控失败所掩盖的情况下，其影响可能是更加实质性的（Bird和Prowse，2008）。

人们发现，在拉贾斯坦邦，基于农业的冲击导致童工的大量使用，因为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能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来为家庭的生存做出一些贡献（Bhargava，2003）。资产的价值、技术的获取、干旱以及其他外生因素都会影响孩子的就学时间比率以及他们对家庭总收入（或生产）的分担。非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会参与一个或两个主要的经济活动，然而那些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更倾向于多元化，从事各种各样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经济活动（Bhargava，2003）。

冲击也可能会在可预测的生命周期的事件中出现。在孟加拉国，向女孩家庭支付嫁妆已经被认为是走下坡路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会剥夺他们的生产性资产如土地和牲畜，并可能会导致债务（Davis，2011b）。

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政策建议

那么本研究可以为政策制订者提供什么样的建议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一些政策反应会立马显现，譬如对于贫困儿童的政策（如排除儿童不好的生长环境、减少浪费以及为那些边缘化人群提供基础教育）。但是贫困代际传递潜在的推动因素也需要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可以控制在家庭范围内，但是其他很多问题被社会制度和规范所结构化，并关系到固化的财富、资产和权力分配。这就要求政策变革者在消减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时需要考虑多层次的政策联系，包括尝试减少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反歧视立法和行动，赋权于受排斥和不合作群体，支持政治自由和政治表达。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历程中的关键时间点是未出生时、婴儿期和早期的童年期。但是，为了使效益最大化，政策设计应该设法关照到每个个体的一生。青年期也是十分重要的转型期：在青年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会影响到其一生的工资收入，也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尤其是对于他们建立有效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其他重要的转折点有：结婚，当生前的礼物是可以给与的情况下，这就为新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又为未来的生活和投资提供了保障；离婚、分居或寡居，都可能导致财产的流失；老一代的去世，使得资产的继承可能再次发生。

（一）增进儿童和母亲的健康和营养

很明显，糟糕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会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这要么是直接实现的，要么是借助于引发不健康的不良应对策略的影响达成的。这表明那些促成良好健康状态的政策、项目和实务，不仅可以帮助阻止或处置疾病以及健康冲击的负面影响，也是一支限制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力量。

我们知道，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缺陷会导致不可逆性的长期影响。儿童健康的改善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基于自身的缘故，它与认知结果有关联（Paxson and Schady，2005），同时也与成人的慢性病有关联（Alderman等，2002）。促进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应包括努力改进食品安全、食物供给，推进晚婚晚育政策，阻止营养不良和亚健康状态的代际传递，防止儿童饮食方面的性别及其它歧视。

我们也知道，儿童会因父母贫困遭受长期损害，尤其是孕期的疾病或营养不调。Begum和Sen（2005）指出，由于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存在生理联系，母亲的健康状况是政策关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母亲的健康状况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克服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在本文中，母亲的健康和福祉被假设作为一个干预点对贫困的减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这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景象呢？具体的干预方法包括：

·为低收入家庭的少女补充营养（这种干预可帮助提高少女的健康和营养，这不仅意味着少女成长为更健康的少妇，而且为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提供潜力）；

·为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补充必要的营养；

·为5岁以下的儿童补充必要的营养（各种营养品，包括高蛋白质的补品，富铁和维他命A丰富的补品）；

·支持女性实行计划生育，这可能包括提供建议和免费或廉价的避孕药。这也给女性提供更强的力量。通过生子间隔来提高母亲健康、儿童健康以及母亲有效照顾儿童和为儿童投资的能力，提升儿童质量，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为孕妇和哺乳期妈妈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在孩子分娩时）；

·为5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在孩子分娩时）；

·提供免费或资助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健康保险或税额减免和免费医药。

（二）放宽深化教育政策

教育是人类发展的基石。教育加快了社会流动，创建了社会网络，促进了生活选择的能动性和多样性。教育是打破贫困怪圈的有力工具，也成为抵抗冲击和其它家庭压力的强大手段。

早期儿童教育干预的临界点应引起重视（Engle et al, 2007）。如果儿童早期是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当前对这一时期的教育的低投资现象需要有所改变。有证据显示，尤其对于贫困家庭的儿童来说，幼儿园的入学有助于后期教育的入学和留级。对于大多数贫困家庭来说，上幼儿园是不方便的或是太贵上不起。但是，一些有头脑的政府部门会将有限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

政府同样应确保小学的入学率和质量。全世界的贫困家庭都挣扎着让孩子上学，政府在保持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还要扩大入学率。然而，在许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小学教育不再是较高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通行证。中学教育的障碍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这些在实践中又是如何显现的呢？具体的干预方法包括：

·早期的儿童干预，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是可行的和免费的；

·为贫困家庭提供定向的奖学金项目和有条件的现金或食物转移，可以提高入学率，减少贫困家庭的教育费用（Quisumbing，2007a）。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不仅为贫困人群提供收入，而且也可能在其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为儿童避免辍学编织了一张安全网。这种项目的好处对于女孩体现尤为突出，并且通过创造更多的激励以提高女孩的受教育水平（同上）。

通过激励性的项目来减少童工现象。Ali（2006）发现，在孟加拉国，女子中学助学金项目的引入是女孩参与童工现象在1991至2005年间显著减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项目还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

在扩大的冲突中坚持教育。冲突和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关教育的保护作用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教育能够保护家庭免受冲突所造成的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的不可逆效应，也使家庭在冲突一旦结束后能够更迅速地恢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增强的教育供给和为家长能够自主获得需要的鼓励提供支持，同时也为受到冲突影响的青年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和培训。

（三）支持资产积累和资产的公平转移

资产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资产的积累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由于遭遇意外冲击时公共政策干预能够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公共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它旨在让贫困群体实现资产积累的安全投资组合。

通过事前采取预防措施（合理的畜牧业政策、虫害综合治理和水务管理、小额保险、预防性的疾病卫生保健、教育、灾害风险降低、冲突解决以及社会保护）和事后补救措施（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保护）来降低风险并保护贫困人群的财产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来自孟加拉国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积累是一个缓慢增加的过程，但是资产的消耗确是惊人的，所以资产的重新积累需经历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社会安全网（健康保险、小额贷款、以工代赈）能够帮助贫困人口保持其资产基础。而且，在紧急事件发生后，针对贫困家庭的食物援助也能帮助他们恢复原来的生活。

那些能够使贫困人口通过合法交易和公开透明的机制实现财富转移的政策对于维护社会公正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政策还能实现可继承资产经济潜力的最大化并能限制贫困的代际传递。法律体制通常支持反对妇女歧视的体系，但是单单依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实践同样需要改进：男性有必要认可女性的可继承权。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求在很多社区里明显改变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社区成员关系密切的积极分子参与到为实践性进步创建社会合法性的合作性、参与式过程的同时，又试图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规范，这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就要求长期、持久的约定，而且只有在网络和同盟的共同支持下才会取得巨大成功。

这种法律和文化层面的改变还仅仅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妇女的生产力和财富拥有量的增强（这对她们自身以及她们的子女都有积极的影响），不仅需要转让土地所有权，还要更公平的拥有和使用其他的资源。这表明阻止贫困代际传递需要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使得家家户户都能充分利用机遇来更加公平的获得和转让其财产，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也可以减少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性。而这些又是与歧视和赋权紧密联系的，这将在下文讨论。

在继承和生前财产转移中实现更大的公平性的具体干预措施包括：

·协调本国法律与禁止性别歧视的国际法律；

·允许妇女有权拥有土地，这样她们就有权继承和购买资产，并且在寡居时减少“财产纠纷”。这样做就支持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使其借贷、投资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女性对资产的控制意味着对孩子的高投入，对于贫困代际传递也有直接的影响；

·实行婚姻法改革，使妇女在分居或者离婚后有希望拥有一定比例的资产和（或）资金收入，以反映婚姻共同财产状况并负担孩子的抚养；

·加强所有形式的婚姻登记（包括习惯性婚姻联合）来确保所有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利受到保护。

·鼓励父母去世后将生前财产转移给年轻男性和女性，而不是只在父系中继承，让年轻孩子在开始自己成年人生活时有丰富的资产基础；

·支持（夫妻双方）进行土地的共同注册（土地权已经个体化，并且也清楚地契改革的实施需要格外仔细）；

·在网络和公众的大力投入之下，借助合作和参与的过程来构建具有进步性实践的社会合法性；

·提高公众意识，让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妇女对法律改革有所了解；

·利用当地政治掮客强化地方政府和传统领导者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普遍参与到了继承纠纷的解决上；

·改进法律援助，让穷人也能从公平的法律体系中获益；

·改革现有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打击腐败势力和增强交流以提高政策的执行水平；

·土地信息系统分散化，使农村人口容易获取享受这些信息。

（四）应对歧视与赋权于女性

反对歧视和排斥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上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在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强调福利是因性别而有差别的——一般而言对妇女和女孩在这一点上是不利的。Begum和 Sen（2005）认为，加强妇女的力量可以改善母亲的营养状况和儿童的福利。公共政策，再加上适当的制度干预，可带来有利的态度变化（从激励妇女自主意识到反对社会禁忌和海关限制），这在孟加拉国等国家是所要求采取的以解决“健康死角”问题和适当加快减少母亲和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发展步伐。Begum和 Sen还认为，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包括营养知识、卫生和保健知识，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加强妇女的力量。通过公共卫生政策的积极作用，有关改善卫生保健实务的知识可以告诫受过很少或者没有过教育的母亲更明显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这可以支持妇女在没有增加（正式的）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加强他们的力量。

许多可以减少歧视和加强妇女力量的部门性具体干预措施，已经得到讨论。然而，其他的一些干预措施还包括：

·创建一种社会契约，支持平等和包容，推动开展反歧视立法和行动；

·创新和加强上面提到的法律规定来消除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性别歧视；

·推行官员尤其是司法人员和社区的法律素养项目，促使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推进关照性别的改革（同上）；

·通过增进妇女的增收机会和资产获取能力（如土地、资本和财产），提高他们在家庭中的谈判能力。Jones等（2010）强调，加强妇女在家庭决策中更大程度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力量；

·创新激励措施，让更多的男性加入到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规划决策过程和养育活动的行列中来（同上）；

·允许妇女在没有丈夫许可的情况下，获得信用和其他金融服务。这让妇女成为独立和有尊严的人，享有任何成人正常的经济权利。这也能增加妇女进行储蓄和投资的可能性，并增加生计多样化和生产力提高的机会；

·提高透明度和沟通，让一直受到歧视、排斥和剥夺的群体利用可以平等参与决策过程和获取必要的信息；

·推动妇女和被边缘化群体的赋权项目，特别是那些依赖人物崇拜和朋辈导师的群体，这也有强大的乘数效应（Jones等，2010）；

·推进适当的过程和结构调整，使妇女和受排斥的群体表达对公共政策的需求和供给；

·确保广泛的代表性，促使妇女和受排斥的群体开展代议活动；

·投资于公共教育，鼓励家庭在女儿身上投资（同上）；

·加强有困难的社区和个人的服务（例如由于空间不足或社会文化上的障碍）。

（五）提供人生历程中不同时间点的社会保护

在保护家庭财产、防止不良的应对方式、限制对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加深方面，社会保护能够防止人们在受到冲击和向下流动中的脆弱性。例如，让孩子辍学可能就是一种不良的应对策略。我们知道，即使是短暂的辍学也可能使孩子永远失去再次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机会，并影响孩子们将来的人生机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护可以使家庭有能力让他们的子女上学，从而保障孩子的未来。

我们还知道，在个人人生历程中的关键阶段，为其提供社会保护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影响（Bird，2010a）。一套可预测的完整社会保护应包括：

·育儿补助

·残疾补助

·非缴纳养老金，俗称社会养老金

·失业/就业资助

·免费医疗服务

对于首次开展社会保护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上的目标可能过高而难以实现，这些措施至少在最开始需要合并成一项单独的计划或福利。然而，有规律的可预见收入能够满足家庭的消费和存储，也能积累资产和投资（包括人力资本）。不同的措施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使其福利不断累积（Cain，2009）。表2总结了以上措施如何减轻人生不同阶段和几代人遭受特定风险的脆弱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孩子为本的社会转移计划能通过长期的发展福利改善孩子的营养、健康以及教育状况。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如在巴西和墨西哥）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如南非的子女抚养补助）都获得了大量的人力资本（Cain，2009）。这些转移产生的作用可能是终身的，有证据还表明接受这些现金转移的人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更大。孩童时代的发展收益可能极大地提高成年时期的收入。在马拉维，加入了本国社会现金转移计划的孩子从中受益，生活有了巨大而全面的变化。他们享有更好的食物、保健和医药、教育、衣服、毛毯、住房和家禽。他们干活的时间更短了，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上学。他们的心理也更健康，对未来更乐观。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中断贫困代际传递（Miller等，2009）。在南非，现金转移计划的收益预计将比投资多160-230%（Aguero等，2007）。

表2：人生历程中所采取不同措施的影响

风险	影响
饥饿/对孩子发展的消极作用	·社会转移改善成年人和孩子的营养状况（Sridhar和Duffield，2006），并且在稳定当地食物需求和激励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企业发展的同时，促进食物生产。 ·有证据表明食物消费处于优先地位，包括将社会养老金用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食物供给（Samson等，2007）。 ·直接为母亲提供现金转移能有效改善孩子的营养（DFID，2005）。
个人/代际身体不佳	·免费医疗能长期保持所有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的身体健康。长期贫困和营养/饮食不良会导致未老先衰或早衰。免费享受老年医疗服务是减少身体残疾的关键，并能免遭慢性病的侵扰。 ·增加营养能立即改善代际健康状况，如改善母亲的健康，减少儿童的营养不良和成长萎缩症状，这对整个人生历程都有积极作用。 ·家庭有能力供养孩子读书之后，提高女孩的受教育程度，这对她们将来的健康和幸福都有好处。 ·提供免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社会保护措施能保住产妇的性命，改善孩子的健康和幸福状况，减少疾病的母婴传播。 ·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能够使老年人保持活力，为家庭收入和需要做贡献。
未能接受教育导致终身贫困	·通过现金转移获得固定而可预期的家庭收入，父母和照护者就可以对她们孩子的教育进行长期的投入。 ·减轻孩子的抚养压力，有利于增加家庭劳动收入，保障孩子正常上学。 ·孩子营养方面的提高也使他们学习效率更高。 ·由于照护者都把钱首先用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现金转移计划使得入学率升高。在纳米比亚，老年人的养老金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与就业相关的风险	·孩子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未来孩子的就业机会。 ·有证据显示，对于那些以女性或者孩子为中心的家庭，马拉维实行的现金转移计划降低了她们寻求“冒险行为”（即性交易）以求生存。
歧视和权利剥夺	·通过现金转移而获得的固定收入，以及有关将社会帮扶作为人们的基本权利的知识，可以提高人们的自尊、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尤其对于社区中那些遭到社会排斥的人，例如上了年纪的寡妇——对于她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长期的影响。 ·作为全面社会保护项目的一部分，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歧视问题，对那些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如残疾人（残疾人权利立法）和妇女（遗产继承和土地所有权）来说，在其赋权和社会地位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中，妇女和女孩所占比例是最大的：如果育儿补助直接拨给母亲的话，这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话语权，同时增加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实现性别平等。

（六）支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创造财富

孩子是否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以及今后的人生机遇如何，父母的收入状况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说明，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采用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创造财富可以有效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基于经济增长可以造福于那些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群，政府应当实行有效的经济管理，并使经济增长达致平等性、区域性和部门性分配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税收可以支撑这种分配措施，所以应该且必须征收税收。要使那些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群增加收入，就必须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能力，保护其权利（Shepherd等，2011）。同时，也必须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创造更多“体面工作”的方案。这些政策都是对以上所概述的政策的补充，从而更好地创建和保护贫困人群的资产组合，并提供社会保护。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政策都将促使人们对家庭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进入有更高报酬的就业市场，并发展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企业。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综合性分析。它介绍了我们所认为的贫困代际传递，勾勒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研究议程和业已发现用来探索研究主题的方法，并呈现了该领域的关键性研究发现。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已经证明采用Q平方的方法提供坚实的研究和有理有据的政策建议的价值。它也使得关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方法的相关信息更加广泛的得以获取。有关研究方法的信息已经通过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和网络方法工具箱得以呈现，并被学生和专业研究者广泛地阅读。我们所期望的是，这些方法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理解全世界长期贫困人口的生活和需要，同时将帮助他们将其需求传递给政策决策者。这些方法已经转化为政策建议，用于改进津巴布韦的社会保护政策和保证坦桑尼亚棉花部门的发展。

本文强调，当依循整个生命周期来探寻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时，慎重考量儿童贫困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认为，这些分析应当探索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识别众多因素中最易受影响的因素。这意味着在人生历程中的某个关键时间点的干预是必要的（比如青年到成年的转换、寡居期等）。它也表明，单纯地针对个人或者他们家庭的方法是不充分的。反之，分析家应当检验使贫困和不平等在代际之间持续和复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以及家庭和家庭内部因素。本文也强调，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对于阻止贫困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很重要的。

家庭构成和人口特征对贫困代际传递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个体物质资料和其他资料的可得性和分配的多寡。年龄、与家长关系、性别以及其他的社会差别可以用来解释在家庭中获得资源、营养和照顾方面的差异。性别反复被证明是影响营养供给、休闲、劳动和学习时间分配上的平衡、资产获取和控制、健康和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性别差异对妇女和女孩自身来说都是重要的，并对其孩子的未来产生影响。为此，就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我们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具有强烈的性别化取向。

资产以及生前赠与的礼物和继承物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趋势不仅不公平，反而可能加重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建议，推行一系列适应文化实践变化的政策变革以改进其结果。

人力资产的投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举措。这些资产为个体提供了与其他资产相联系的能够快速恢复和摆脱贫困的能力。这些资产尤其是儿童期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个人资产的基础，而且影响终身收入、对健康的追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后半生的残疾和死亡。特别是，教育也与这种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紧密相连。此外，受过教育的妇女能从自身认知发展、教育成就、营养和健康中受益。

冲击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促使家庭动用其资产并采用不良的应对策略，这会给儿童带来终生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建立了良好的风险分散和应对机制的社会，干旱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这对个人的一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复合性或连续性的冲击发生的地方，尤其是传统的家庭层面的冲击和复杂的宏观冲击（如治理的失败、长期冲突和不安全等）叠加的地方，一个家庭的应对能力可能会丧失。这将引发不良的应对方式，并增加对儿童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可能性，这种状况的产生使得贫困的代际传递不可避免。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推动着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在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时间点提供保护的广泛特性表明，简单的政策应对似乎毫无可能。本文指出，一个政策框架应推动公平性的制度和多部门的干预，这样可以解决儿童贫困，也可以通过聚焦于生命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有意识地不给政策选择任何权重和优先权，缘于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最优应对政策不仅有赖于其社会背景，还要依托于该国家的社会政治合约。然而，任何成功的政策设置有可能在包括支持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政策的同时，也构建男性和女性以及财富集团之间的公平；对营养和健康的投资；对提供高质量和方便的学龄期、中学以及中学以上教育的干预；支持资产的积累和公平继承的政策和实践以及社会保护等。

未来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研究论题有特定环境下资产组合的识别问题，它对于保护个体免受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最为重要的；以及提供这种保护功能的资产组合及其绝对数量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机构在促使人们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对其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进行有益的探索，包括它如何与资产进行交互作用来影响贫困后果。

来源：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http://www.chronicpoverty.org




·减贫报告·

长期贫困报告（2008-2009年）：摆脱贫困陷阱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

长期贫困报告是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政策干预的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2004年，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发布了《长期贫困报告（2004-2005年》，这是第一个关于长期贫困的国际发展报告。2008年，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又发布了第二份发展报告《长期贫困报告（2008-2009年》。这两个报告都全面描绘了长期贫困的全球概况，并阐述了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更好地解决长期贫困问题。

内容摘要

这个报告来自可下载的相关政策简报和背景文件。

这份报告估计，有3.2亿到4.43亿人生活在长期贫困的陷阱中——在他们的大多数或所有生活中他们一直将保持贫困，而且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延续他们的贫困。长期贫困面临多重剥夺，包括饥饿、营养不良、文盲、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服务、社会歧视、身体不安全感和政治排斥。许多人会在很容易预防的死亡中过早死去。

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确定了强化长期贫困的五个主要陷阱——包括不安全感、有限的公民权利、空间劣势、社会歧视和贫乏的工作机会——并概述了应对这些陷阱的关键政策。

我们认为，公民与国家之间合理的社会合约的达成必须成为消除贫困的重点。其达成主体能通过社会保护，公共服务，有效的反歧视行动，性别权力，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以及迁移和城市化过程管理来培育这样一份合约。

在长期贫困中，大多数人都努力工作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并在困难的情况下为孩子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需要的是与行动和资源相匹配的真正的承诺，支持他们的努力，克服使他们陷入贫困的障碍。

我们认为，如果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愿意作出必要的政治承诺和资源分配，应对长期贫困是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性的优先要解决的问题，在2025年消除贫困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

我们期望，这个报告在如何有效解决长期贫困问题上将激发更深入的思考，最重要的是将会促使人们行动起来解决长期贫困。

研究概览

在过去的5年中，在前所未有的全球财富创造的时代，生活在长期贫困中的人数增加了。有3.2亿和4.43亿的人陷入贫困，这种贫困会持续多年，经常会持续他们一生。他们的孩子如果能幸存下来通常会延续他们的长期贫困。许多处于长期贫困中的人过早死于一些容易预防的健康问题。对于长期贫困而言，贫困不只是意味着非常低的收入：它也蕴含着多重剥夺——饥饿、营养不良、文盲、不安全的饮用水、无法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社会歧视、身体不安全感和政治排斥。不管我们以何种方式呈现长期贫困问题——作为人类痛苦，作为脆弱性，作为一种基本需要的难以满足，作为人权的废除，作为退化的公民权利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长期贫困普遍存在于拥有消除它的知识和资源的地方。

这份报告指出，应对长期贫困是我们这一代人全球性的优先要解决的问题。有坚实的道德依据认为，长期贫困人群值得国际社会、国家和个人的最大的关注和努力。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可接受的公平正义的世界，那么应对长期贫困至关重要。而且，也有强大的务实的理由这样做。应对长期贫困迟早会以极低的成本实现较大的收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政治经济稳定和公共健康方面，减少长期贫困可带来全球性的公共利益。

长期贫困人群不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穷忙族”，少数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包括那些受到歧视的人，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民族、宗教、土著、游牧和种姓群体，难民和国内迁移者，残疾人，不健康的人，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许多情况下，贫困的妇女和女孩最有可能遭遇终生贫困。尽管存在这种异质性，但我们仍可以确定强化长期贫困的五个主要陷阱：不安全感、有限的公民权利、空间劣势、社会歧视和贫乏的工作机会。

研究简评

目前，发展研究主要是评估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方面的贡献，特别是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绝对贫困人口减半。然而，实现了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仍然会有8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和被剥夺的状态中，许多人将仍旧处于长期贫困状态。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被边缘化，他们的故事很少有人讲述。

本报告试图讲述他们的部分故事。它通过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七个人来讲述这些故事：Maymana，Mofzul，Bakyt，Vuyiswa，Txab，Moses和Angel。长期贫困是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现象，但在其根源上是无能为力的。穷人为自己、为自己的孩子花费巨大的精力试图做得更好。但是，很少的资产、较少的教育和慢性病使他们的挣扎常常是徒劳的。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旨在推动全世界关注这些问题，并探寻终结长期贫困的方式。本报告借鉴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在过去的几年中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合作伙伴和世界上其他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有识之士所开展的。它不要求获得所有的答案，但是建议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发展合作伙伴和社会活动家运用政策应对长期贫困的多样化、相互重叠的成因。

在本报告定稿时，食品价格上涨的幽灵把饥饿带到了全球贫困讨论的最前沿。长期贫困人群面临着最大的风险。对于4亿左右的长期贫困人群而言，他们必须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一挑战。《长期贫困报告（2008-2009年）》便是行动的呼唤。

 

来源：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http://www.chronicpoverty.or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华中师范大学

主    编：左常升

副 主 编：何晓军  王小林

本期编译：李海金  陶春华   

责任编辑：张德亮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84419641

传真：010-84419658

电子邮箱：zhangdeliang@iprcc.org.cn

网址：www.iprcc.org.cn




 

扫描下载手机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