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际减贫动态第十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城市贫困及其对伊斯兰恐怖活动的支持 ——14个国家穆斯林教徒的调查结果
	贫困导致智力缺陷
减贫会议	世界水周——加强水管理合作， 改善饮水安全和卫生环境
国别动态	越南：个性化课程将少数民族儿童留在校园
专题报道	世行新报告展示近二十年全球疾病负担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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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

 

城市贫困及其对伊斯兰恐怖活动的支持

——14个国家穆斯林教徒的调查结果

 

Michael Mousseau  Koç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

 




摘要

根据代表全球穆斯林总数62%的14个国家的约8千份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持赞同态度与宗教信仰、缺乏教育、贫困或不满足收入现状无关，但是与城市贫困（而不是农村贫困）相关。这一结果与伊斯兰恐怖分子从城市贫困人口得到支持，并在城市贫困群体中（那些以集体行动寻求非市场经济利益的人）招募成员的假设一致。这些团体在争取掌握国家权力的租金上进行竞争，因而一个团体得到这种租金就意味着其他团体得不到租金。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兴起可归因于最近几十年来很多穆斯林国家的高速城市化。高速城市化培育了暴力行为，因为新兴派别总是要把执掌权力的现有派别打倒。新兴派别还在招募新成员方面进行竞争，鼓吹其他派别带来的恐怖，树立本派别的派别意识，这对城市贫民来说似乎很真实。由于很多城市贫困人口是来自农村移民，因而比较受欢迎的宣传是对农村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并把城市现代价值观和那些执掌权力的世俗派别视为敌人。阿訇们通常灌输听众想听的内容，因而变异的伊斯兰版派别－伊斯兰主义－在全球的几个大城市引起共鸣。随着大众传媒的全球化，很多发展中国家将西方国家视为与城市现代化相关的敌对派别。限制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支持和人员招募的最好政治战略是给城市贫困群体提供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也向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服务如医疗、教育，这些正是城市贫困群体目前从伊斯兰组织得到的东西。

I 引言

毛泽东曾经比喻道，人民大众是“水”，而游击队是“生活于水中的鱼”（Tse Tung，2000：92-93）。恐怖主义好战分子也像游击队一样能够生活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恐怖分子及其领导人可能被抓获和杀害，但是只要能够得到经费援助、政治支持和招募新成员，恐怖组织就能继续存在。实际上，伊斯兰恐怖主义好战组织可以从一些团体中轻易招募到志愿者并获得经费支持（Sageman，2004）。这意味着恐怖主义的威胁不仅是一个政治难题，同时也是刑事问题。理解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是反恐的根本。

本文基于PGAP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的跨国调查数据（14个国家近8000名回教徒对于恐怖主义的态度），检验了公民支持恐怖主义的条件，试图加深我们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政治根源的理解。样本代表了全球62%的穆斯林教徒，涉及多个被认为助长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因素：宗教信仰、缺乏教育、贫困和不满足收入现状。分析仅支持了其中一个因素：城市（而不是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的影响与笔者一贯坚持的观点相符：伊斯兰恐怖主义植根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不安全状况（Mousseau，2002-03）。城市贫民逃离贫穷的农村，希望在城市中维持生计。很多人却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因而被迫效忠于那些以恐怖和暴力作为手段来追求政治利益的派别领导人。因为一个团体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团体的所失，所以争夺国家权力租金的政治团体之间不存在共同利益，只存在相互冲突。在零和博弈的环境之下，恐怖组织是一种极其有效的策略。团体领导人通过城市贫民日常熟悉的方式争相招募追随者，散布其他派别带来的恐怖，灌输本派别的集体归属意识。恐怖组织利用城市贫民反感城市生存环境冷漠的心理，宣扬农村传统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反对冷漠的城市文明。伴随全球化的浪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典型而被伊斯兰恐怖组织视为敌人，相互之间存在普遍的利益冲突。

本文的政策建议十分明确：要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经费支持和组织成员）之中根除伊斯兰恐怖主义，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扩大伊斯兰世界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机会，提供急需的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目前很多人只能通过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好战团体获得）。该结论与恐怖活动的研究一致，国家福利支出降低了一国公民从事恐怖活动的可能（Burgoon，2006）。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评论现有文献从个人层面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几种假说；第三部分探讨城市贫困如何导致对恐怖活动的支持；第四部分描述数据和调查结果；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即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使得城市贫困成为全球性安全问题。

II 评论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现有假说

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研究至少涉及两个领域（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一是恐怖主义作为暴力的一种形式，二是伊斯兰好战分子（宣扬沙拉菲主义和圣战）和国家世俗政权的冲突。“沙拉菲主义”是伊斯兰主义消除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一种变异形式。“圣战”指与非信徒的战争，甚至包括与不接受沙拉菲主义信仰的穆斯林教徒的战争。全球沙拉菲主义者将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最终敌人。冲突原来表现为穆斯林国家内部的一系列小规模武装冲突。一旦一些伊斯兰主义者采用恐怖主义的方法开始攻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冲突开始在国际上蔓延。“伊斯兰好战分子”或者“伊斯兰主义”不同于传统的伊斯兰教。

自从2001年“911”恐怖分子攻击纽约和华盛顿之后，西方媒体开始流行多个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解释。为了合理评论上述假说，基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四个显著特征来检验比较其解释能力十分有效：（1）个人认为进行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活动是正义的；（2）个人自愿组织和参与恐怖活动，即使承担极大风险也在所不惜；（3）伊斯兰主义及其恐怖活动是最近的现象；（4）伊斯兰主义将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视为敌人。

首先，关于恐怖主义的合理解释应该说明导致个人支持恐怖活动的机制。显然，多数人甚至每个人都无法支持谋杀儿童的做法，即使其预期效用大于成本。将大量谋杀归因于心理扭曲或者压抑无法令人信服：研究已经证明著名的恐怖主义者并不比正常人遭受更多的心理疾病（Sageman，2004：81；Victoroff，2005）。因此，支持而没有参与恐怖主义的人不太可能存在更严重的心理扭曲。

其次，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合理解释应该说明个人如何从支持恐怖主义发展到积极地参与恐怖主义。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经费支持、藏匿恐怖主义分子或者参与恐怖活动代价很大，意味着将自己暴露于政府逮捕、拷问甚至死亡的风险之下。这与社会科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矛盾：个人可能赞成恐怖团体的目标，但是理性而自利的个人应该选择搭便车，让其他人承担代价（Olson，1971[1965]）。

第三，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合理解释应该说明伊斯兰主义在不同时间的差异。伊斯兰运动及其相关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穆斯林相关的恐怖活动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当时哈里发雇用刺客针对宗教敌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进行谋杀和打击以制造恐怖（Combs，2003：20）。按照该标准，很多宗教在其历史上都存在恐怖活动，例如基督教西班牙裁判所的恐怖活动。基于比较的眼光，穆斯林的历史正如基督教一样大多数时间都以和平为特点，并表现出对异教徒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事实上，两代人之前中东的穆斯林在政治上积极参与世俗的国家运动，而不是宗教运动。例如，埃及的阿卜杜勒•纳赛尔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缔约复兴党。恐怖活动作为非国家团体的一种策略规模很小，而且基本出现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的世俗冲突之中。在圣战名义下的自杀式恐怖活动很少出现，甚至完全没有。穆兄会作为一个宗教运动团体已经存在了多个世纪，但是今天的伊斯兰主义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产物。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合理理论应该不仅能够解释现状，而且也应该解释为什么一代人之前没有出现恐怖主义的事实。

最后，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合理解释应该说明为什么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其敌人。只是将责任归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能令人满意。第一，伊斯兰恐怖主义同时攻击澳大利亚（位于印度尼西亚）、法国、西班牙、英国等，伊斯兰主义显然将整个西方国家视为敌人，而不只是美国。第二，针对西方的部分仇视没有事实依据：中东伊斯兰的布道根据或真或假的传言以及无数的阴谋论认识西方。反美传言相对于客观和亲美传言更加容易取得信任和传播（Gentzkow & Shapiro，2004）。大量例子可以从地区媒体的新闻报道中获得，一个典型是中东阿拉伯高素质人群中广为流传2001年9月11日4000名犹太人被警告禁止在世贸中心工作（Friedman，2002）。相信反美言论（拒绝亲美言论）并非美国外交政策导致的后果，是必须解释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特点之一。

下文评论了主流学术文献经常提到的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几种理论对上述四个特点的解释能力：道德正义感问题、搭便车悖论、时空演变问题和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敌的目标。调查分析基于个人层面的解释，因此国家层面的解释——例如国家制度缺陷或者政治压迫等——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此外，本文讨论的多数个人层面对恐怖主义的解释——宗教信仰、教育、贫困和不满足收入现状——在相关文献中已经得到充分阐述，在此没有必要赘述。例外的是最新出现的市场文明理论，其认为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国内城市贫困是恐怖主义的根源。该理论将会在下文详细讨论。

伊斯兰教

沙拉菲圣战主义是一个宗教复兴运动，伊斯兰恐怖主义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开展活动。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教义和文化可能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Horan，2002）。信仰——例如殉教将会进入天国——可以解释道德正义感问题和搭便车悖论。然而，本文认为该理论存在一个重要缺点：穆斯林宗教长期存在，但是伊斯兰恐怖主义不断变化。前者无法解释后者。虽然流行的伊斯兰教义和解释可能随着时间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相当轻微而且受《古兰经》（上帝手书）的限制。据笔者所知，最近尚无非伊斯兰沙拉菲领导人做出的任何具体教义的变化能够与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仇视西方联系起来。

教育

主流文献公认缺少教育是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但是没有文献详细解释教育如何减少对恐怖主义的支持（Krueger & Maleckova，2003：B10）。或许是因为人们可以接受各种教育，包括个人接受支持恐怖活动的教育（Perles，2003）。此外，教育假说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多数国家今天的教育水平高于上一代人。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是最近现象，所以缺少教育似乎无法解释。第二，恐怖分子倾向于具有高等教育水平（Krueger & Maleckova，2002；Sageman，2004：75； Krueger，2007）。虽然部分恐怖分子及其领导人没有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很多恐怖分子是工程师和医学博士，例如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和艾曼•扎瓦希里。高素质成员更可能成为恐怖主义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述倾向（Bueno de Mesquita，2005）。下文检验平民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支持可以检验这种可能。

贫困

虽然公众直觉的认为贫困会导致恐怖主义，但是我认为没有合理的解释说明其中的逻辑。通常的情况下，其中的联系都是间接的，贫困首先导致其他因素然后再形成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例如经济不平等或者教育水平低下（Crenshaw，1990：113-126；Burgoon，2006：180）。多数观点涉及成为恐怖分子的原因，但其理由仅仅是笼统的愤怒或者绝望（Newman，2006：751）。例如，联合国环境项目执行董事Klaus Topfer认为贫困（和环境恶化）将“助长仇恨的火焰，形成恐怖活动是解决一国病症的唯一办法的信念……绝望的人们选择绝望的方法”（Newman，2006：725）。

虽然绝望似乎能够解释道德正义感问题和搭便车悖论，但是该假说存在几个内部问题。第一，本文没有发现任何文献说明贫困如何导致不理性的绝望。第二，边际效用理论认为一个人的钱越少，每一元钱的效用越大。因此一个贫困的个人相对于富裕的个人更加珍视他的财富。上述假说贫困的个人不珍视自己的生命、财富和亲人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

该假说同样面临两个严重的外部问题。第一，贫困是全球问题，特别是过去更是如此，但是国际恐怖主义很少发生，最近才成为一个重要现象。第二，贫困与恐怖活动（Piazza，2006）或者恐怖分子（Krueger & Maleckova，2002）不相关。即使贫困与恐怖主义存在某种联系，也不可能是贫困直接导致恐怖主义。

不满足收入现状

贫困与恐怖主义联系的一种途径是不满足收入现状。根据相对剥削理论，当人们感觉应该怎样和实际怎样之间存在差异时，发生政治暴力的风险更大。至于国际恐怖主义而言，国内相对外国而言更加贫困的状态将助长自卑和仇恨的情绪（Gurr，2006：86-87）。很多学者检验了收入不平等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得到的证据并无明确结论（Piazza，2006； Lichbach，1989：431-470）。如果国际收入不平等是恐怖主义的根源，那么应该是最贫困的非洲国家，而不是相对富裕的中东国家，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地区（Tanrioven，2009：57-58）。另一方面，不满足收入现状提供了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一种可能：它不仅能够解释恐怖主义的时空演变，而且能够解释全球沙拉菲圣战者视整个西方为敌，还能够解释大量谋杀的道德正义感问题，只是还需要进一步说明援助甚至参与恐怖活动的搭便车问题。

III 市场文明及其与恐怖主义的冲突

虽然上述解释在文献中都具有悠久的传统，但是笔者个人的研究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可能植根于其与经济文明的冲突（Mousseau，2002-03）。在发达经济体中，公民在市场上通过与其他人的正当交易获得收入、商品和服务；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国家中，公民更倾向于依赖家庭或其他各种团体成员的善意（Polanyi，[1944]1951）。依赖于市场的公民能够从保证其他公民的福利和自由当中直接受益，因为这样能够增加与富裕和自由的其他公民进行交易的机会。公民同样能够从保证其他公民公平的权利当中受益，因为只有国家能够公平的执行契约，公民才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市场交易。鉴于没有任何理由因国家、宗教或伦理而限制从其他公民福利、自由和公平的权利中获得利益，那么应该存在全球范围的“市场文明”（Mousseau，2002-03）。

在市场文明之下，文明冲突和国家战争从不会发生，因为战争冲突导致对其他人的伤害，而市场文明下的公民当其他人更加富裕而不是贫困时自己的利益才能更好。相反，公民将从国家推动国内国际经济增长中获得直接利益，因此支持国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获得更大好处。此外，为了维护和提高全球市场的机会，公民支持国家执行国内国际法律，反对任何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威胁。事实上，市场发达的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致命的冲突（Mousseau，2009），这些国家倾向于在全球事务中达成一致（Mousseau，2003），并且在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中结成联盟（Mousseau，2002）。

相反，在市场文明之外，市场机会的缺乏导致公民加入各种团体，通过市场之外的政治方式追求国家权力租金。这些团体基于相互原则得以建立（Mauss，2000[1924]）：组织领导人通过暴力方式威胁国家和其他团体为其追随者谋求权力租金，追随者对组织领导人而非国家报以忠诚（Roniger，1994）。因为一个团体获得的特权同时是另一个团体的损失，政党和团体始终处于争夺权力租金的冲突状态。这意味着无论哪个政治联盟执政都必须为其支持者争取特权而压制其他团体，国家没有任何动机提供公共服务——包括法律和秩序。这也意味着争夺国家控制权的内战和争夺权力租金的恐怖活动是理性的（Mousseau，2002-03）。

经济文明的冲突如何解释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四个显著特征？道德正义感问题的解释基于有限理性的概念：人们基于习惯评估反复出现的情形的决策成本（Simon，1955）。在市场文明下，决策习惯表现为尊重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力（因为这样做能够带来长期经济利益），而在个人依赖团体争夺权力租金的情形下，决策习惯表现为遵从上级的命令和根据亲疏区别对待其他公民（因为这样做能够带来长期经济利益）。社会中的很多人能够不时克服自己的日常习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到对团体的忠诚和被抛弃的恐惧如何鼓励支持针对他人的恐怖活动，特别是团体领导人直接下达的命令。相反，在市场文明下忠诚于国家，尊重他人的权利，认为恐怖活动是对受害者权利的严重侵犯。

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国家在内战中不存在集体行动困境。个人效忠于团体而非国家，团体可以从内战中获得直接利益而无须承担代价，因而集体行动困境不存在（Olson，1997[1965]）。正如在市场文明下的公民效忠于国家，害怕侵犯国家权威而受到惩罚，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下的公民效忠于团体，害怕侵犯团体权威而受到惩罚。正如在市场文明下的公民为国家从军打战，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下的公民为团体从军打战。其实，我们能够确定自杀式恐怖活动至少部分动机是团体的认同意识（Sageman，2004：135），正如在市场文明国家下的公民为国家在战斗中牺牲一样，部分动机是国家的认同意识（Stouffer，1949）。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下的公民愿意为团体进行的战斗包括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行为（因此镇压国家内部其他团体），和与国家利益冲突的行为（因此参与造反运动）。事实表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国家镇压更为严重（Mousseau，2008）。

市场不完善国家的经济状况导致个人纷纷加入各种团体，是内战、宗派斗争以及持久和有组织的恐怖活动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不是团体斗争和造反运动的充要条件，因为基于领导人权威管理团体可以通过严格的镇压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实现稳定。其实，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的动乱经常与时局变动相联系：原有执政团体衰弱，而新兴团体得势。此时，新兴团体会通过强硬的行动宣示他的权力。

政治时局变化，包括外国入侵，例如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萨达姆政权的解体，二者都曾导致了极端的团体暴力事件和恐怖活动。人口结构变化，包括城市化推进，正如当前大量农村家庭迁移进入城市（联合国，2006）。这构成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严重挑战（Kepel，2002：1-2）：自1970年以来，穆斯林国家年均城市化水平是5.4%，而其他国家仅为3.4%。该结果在统计上显著（p<0.0001）。

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中，个人如果没有参与任何团体且没有在市场上获得谋生的机会，那么将处于高度不安全状态。因为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自动退出了农村的团体，而城市市场上就业机会有限，很多人被迫在新的团体中寻求安全感，开始主要是基于家庭血缘纽带（Hossain，2005：6-7）。作为忠诚的交换，新的城市团体领导人经常在住宿、儿童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对于贫困人口而言，甚至是自来水和电子烤架等微小帮助都十分重要。城市团体通常通过各种暴力、犯罪和政治活动提供这些帮助。大型团体追随者更多，势力更大，小型团体往往依附于大型团体，大型团体之间为了追随者相互竞争。从这个角度而言，团体领导人可以称之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确定团体的边界和敌人，吸引潜在的顾客，经营自己的团体。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政治企业家通常能够在城市贫民中成功的找到所谓的客户，并宣传其反现代的价值观，理由有二。第一，农村移民习惯依赖朋友和家人，不习惯城市居住环境，因为城市居民穿着古怪而且行为自私。因此成功的团体将自己的集体认同包装成传统农村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代表，而将敌对团体与城市生活联系在一起。第二，国家统治阶层与城市贫民距离疏远，权力租金来源于集团对权力的掌握。在很多国家中，统治阶层是传统的城市精英阶层，早已接受西方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正在崛起的政治企业家试图挑战掌握权力的特权阶级，采取反现代文明的方式具有战略意义。

很多穆斯林国家城市化迅速推进，伊斯兰主义认同感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很多国家传统城市精英阶层站在贫民的对立面，接受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世俗的意识形态。鉴于上述意识形态已经被城市精英阶层所掌握，政治企业家代表城市贫民要求新的意识形态。第二，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教义意味着阿訇（团体领导人）必须争夺追随者。面对从农村蜂拥而至的移民，阿訇向城市贫民布道的内容正是其希望听到的，从宗教上宣扬对现代文明敌对团体的恐惧。阿訇鼓吹的不是部落的、国家主义的或者世俗的认同，而是宗教的认同。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变异形式——伊斯兰主义——可以同时在全球几大城市传播，阿訇成为新型团体的领导人，为城市贫民提供帮助。农村移民不仅前往开罗、伊斯兰马巴德，而且前往巴黎、伦敦，从而伊斯兰主义在西方和东方大城市穆斯林信徒中扎下根。

区域研究关于此种因果链条的证据非常丰富。多数研究者认为团体忠诚和腐败已经感染了每个中东穆斯林国家（Hamzeh，2001），非统治阶层的公民面临歧视：“如果你并非某位将军的外甥或者皇室家族的一员，那么你很难获得信用贷款，进口任何东西或者成为企业家”（Kepel，2002：2）。最近几十年很多穆斯林国家推行广泛的慈善网络，在城市贫民中赢得了大量追随者（Kepel，2002）。最受欢迎的就是伊斯兰主义团体，他们提供“就业中介、食物银行和慈善机构、学校、托儿所、储蓄机构和金融机构、学生和教师协会以及运动俱乐部和文化聚会”（Sadowski，2006：226）。他们从“那些虽然并不特别虔诚，但是需要他们提供的服务和物品”的人们中赢得支持（Sadowski，2006：227）。他们希望追随者对其盲从（Gunaratna，2002：87； Kepel，2002：6； Sadowski，2006：232-233）。事实上，很多著名的恐怖分子在参加新兴的团体之后开始信仰宗教（Sageman，2004：97-117）。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是反对现代文明的价值观（Majid，2000）以及“贪婪和极端唯物主义”（Sadowski，2006：223），城市化和城乡移民与恐怖活动密切相关（Ross，1993：321； Massey，1996； Brennan Galvin，2002； Stern，2003：63-106； Sageman，2004：147）。

全球化导致以美国为领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敌人。很多国家与城市贫民相对立的统治阶层很早就接受了西方服饰和生活方式，伴随着大众媒体的全球化，成千上万的城市贫民经常在电视屏幕上观察到西方的生活方式（Adelkhah，2000；Verkaaik，2004）。对于一个开罗、伊斯拉马巴德或雅加达的贫困穆斯林而言，当阿訇向其布道宣称城市生活方式的唯物主义导致社会的西方化或者是西方共谋以摧毁伊斯兰（城市贫民）的结果，很多人都会相信确实如此。这些言论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以及美国军事干预第一次海湾战争、索马里和科索沃而得到证实。虽然这些干预显然是为了从团体围绕权力租金的零和竞争中拯救更多（穆斯林的）生命，但是并非共赢的方式：美国干预不能帮助穆斯林，因为干预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而这可能伤害穆斯林。

从这种意义而言，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具有其特殊意义。它作为一个可见的事件支持了伊斯兰主义的断言，即西方和伊斯兰教之间确实存在冲突。基地组织知道，对于很多穆斯林而言，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反击就像西方国家在攻击伊斯兰教，进一步增加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势力。世俗执政的敌对团体不会抑制国内反西倾向和反美倾向：正如所有市场机制不完善国家的政治企业家一样，统治者培育对外恐惧心理（美国和西方是其最常用的代罪羔羊），塑造保护国内团体的正面形象。

市场文明假说首先基于社会学理论：它从社会层面而非个人层面的经济条件权衡价值、偏好和利益。虽然如此，但也同时隐含着个人层面含义：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和城市化水平高的穆斯林国家，恐怖主义活动的最大支持来于挑战社会现状的上升阶层——城市贫民。非贫困的城市居民可能在市场上获得生存机会，或者依存于执政团体。他们最可能受到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因而反对任何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农村贫民安顿于传统团体，与执政的政治联盟利益相安无事——即使该联盟几乎无法增加国家权力租金——因此并不被认为是伊斯兰主义团体。

需要检验的原假设是：虽然贫困和城市居民单独与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不相关，但是城市贫民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可能支持恐怖主义。

IV 关于穆斯林的调查

今天政治评论员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哪些个人因素会导致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十分困难且代价高昂，记录保存条件恶劣加大了收集典型样本的困难，糟糕的交通通讯条件难以精确地确定调查对象。而且，敏感问题的回馈率很低，政治敏感问题甚至禁止调查。发展中国家现存最完整的跨国调查是PGAP项目，是唯一在多个穆斯林国家进行的涉及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的大型调查。鉴于此，PGAP项目的优点——覆盖范围广和涉及伊斯兰恐怖主义敏感问题——弥补了其他不足。

本文选择2002年PGAP项目数据，因此排除了2003年开始的海湾战争影响。在调查中14个国家的穆斯林公民需要回答支持恐怖主义的目的是否是保卫伊斯兰教。受访者代表了全球15亿穆斯林教徒中的一半左右。

例如，第55个问题是：

一些人认为自杀式炸弹或其他针对民用目标的暴力活动是为了从敌人手中保卫伊斯兰教，因而是正义的。另一些人认为无论基于什么原因，这种暴力行为都是非正义的。你个人认为这种暴力行为基本是正义的、有时是正义的、很少是正义的或者从来不是正义的？

几乎一半的受访者（49%）认为为了保卫伊斯兰教而进行的恐怖活动从来不是正义的，15%认为很少是正义的，21%认为有时是正义的，15%认为基本是正义的。因为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基本是正义的受访者不到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很少是正义的受访者的两倍，数据不满足线性回归的基本要求。因此，本文基于最大似然方法采用有序logistic方程估计。本文在调查过程中将回答“不知道”和拒绝回答的问卷视同缺失值，问卷回馈率为61%，足以进行合理的推广（Babbie，1992：267）。问卷是在近年自杀式炸弹等各种形式恐怖活动（多数乃至全部是伊斯兰主义团体策划的）的背景下调查的，本文的因变量是“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

PGAP项目的其他问题允许我们检验影响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多个个人因素。基于上文的讨论，我们应该估计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教育水平、不满足收入现状的程度、贫困程度和城市贫困。因为多数问题涉及具体的行为状况（例如住房是否通电），所以基本不存在14个样本国家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系统误差。变量相关性都在可控范围内，多数小于0.20；例外的是贫困和教育的相关性为-0.34，贫困和不满足收入现状的相关性为0.32。关于恐怖活动问卷调查的受访者的回馈率高达99%。变量建立的具体细节将在下文说明，数据的统计特征和相关性详见附录。

本文分析的目的是在考虑国家差别之后检验个人因素对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的影响。相应数据混合而成，所有的估计都通过国家虚拟变量控制了国家差别（加纳作为基准国家）。为了避免混合国家数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只报告具有稳健的面板修正标准差的回归结果。全部估计都经过PGAP数据提供的权重修正，每个国家的样本大小经过权重调整，以免样本规模造成结果偏误。

伊斯兰信仰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一个人的思想，但是显然具有传统宗教信仰的人更可能受教条影响。第80个问题区分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是穆斯林教徒：“你祷告的频率是：从不祷告，只在宗教节日祷告，只在星期五祷告，只在宗教节日和星期五祷告，一周多于一次，一天至少一次，每天五次？”

正如模型1所示，伊斯兰信仰的系数为0，而且完全不显著（p=0.944）。为了排除线性方程假设导致该结果，本文还采用了非线性方程形式——自然对数和平方（表中没有报告），仍然没有得到显著结果。似乎可以认为，遵循伊斯兰传统习俗的穆斯林信徒没有表现出更可能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的倾向。虽然无法了解每个人的思想，但是证据表明伊斯兰信仰本身不会导致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支持。

教育

PGAP项目调查从技术上区分了职业技术教育和高中教育（第84个问题：“你所接受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因此，无须要求多数国家划分教育的9个阶段符合回归分析要求的累进顺序。例如，本文不认为“没有完成中等教育：职业技术类”低于“没有完成中等教育：高中类”。为了确保教育阶段越高教育水平越高，本文放弃原来区分职业技术教育和高中教育的阶段划分，重新构建一个7阶段教育划分方法。

正如模型2所示，教育的系数0.02不显著（p=0.652），非线性方程形式的结果也不显著（没有报告），表明支持恐怖活动不是教育水平低导致的结果。这与我们认识的著名恐怖分子相一致（Krueger & Maleckova，2002；Sageman，2004：75； Krueger，2007）。因为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人教育水平并不比反对的人低，所以如果恐怖主义领导人经过筛选都具备高教育水平，那么筛选的对象应该不局限于低教育水平人群中。

贫困

PGAP项目调查中的2个问题涉及反映受访者贫困水平的具体行为表现。第87个问题是受访者家庭在上一年中是否存在缺少足够的钱：（a）购买所需食物（40%）；（b）支付必需的医疗健康支出（44%）；（c）购买必需的衣物（40%）。第89个问题是受访者家庭是否拥有：（a）通电（90%）；（b）电视（81%）；（c）自来水（67%）；（d）冲洗卫生间（49%）；（e）汽车（19%）。其中，电视（89b）和汽车（89e）并非健康生活所必需，同时部分个人主动选择放弃购买。因此，本文只计算第87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和第89个问题的否定回答（电视和汽车的否定回答例外）。

正如模型3所示，贫困的系数-0.03不显著（p=0.526），自然对数或者平方形式同样不显著（没有报告）。贫困人口相对于其他人没有表现出更加支持恐怖活动的倾向。

不满足收入现状

第6a个问题是：“请告诉我你是否对家庭收入感到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正如模型4所示，不满足收入现状的系数-0.12虽然显著但是符号为负，得出的结果违背直觉，即个人对收入越不满意越不可能支持恐怖活动。检验可发现自然对数方程形式最稳健（没有报告），说明支持恐怖活动与第一个类别非常满意收入现状的人群密切相关。鉴于非常满意收入现状的人群最可能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因此推测全球沙拉菲圣战的根源不可能是全球不平等。

城市贫困

最后一个假说是城市贫困（不是城市化，也不是贫困）与支持恐怖主义相关。为了排除农村贫困，本文将贫困和虚拟变量城市（第97个问题）相乘，虚拟变量等于1代表居住于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25%的样本符合该条件）。因为虚拟变量城市是一个二元变量，所以交互项“城市*贫困”代表城市贫困的影响；变量贫困代表农村贫困的影响；变量城市代表居住于城市但非贫困的影响——受访者在上一年中从未缺少必需的食物、医疗保健、衣物，家中通水通电，具备冲洗卫生间，占34%的城市居民（Friedrich，1982）。

正如模型5所示，交互项“城市*农村”的系数0.15符号为正且显著（p<0.001），说明贫困提高了城市居民支持恐怖活动的可能。这与恐怖主义根源于城市贫困的假说一致，城市贫民缺少经济保障，效忠于团体领导人——基于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获得支持，用暴力威胁争夺国家权力租金。变量贫困的系数-0.05符号为负，在0.10的水平上显著（p=0.064）。这说明农村地区的贫困降低支持恐怖活动的可能。这并不意外，农村居民可以依附于传统团体，而非新型的伊斯兰主义团体。

上述结果的另一种解释是：恐怖主义扩张主要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困人口比例恰好可能更高。但这种解释与事实不符，农村贫困（2.7）高于城市（1.8）——这正是农民移居城市的原因。此外，城市系数-0.17符号为负且不显著，说明非贫困人口中的城市比例提高降低了对恐怖活动的支持。另外，为了确定相对于所有贫困人口而言城市的作用并不显著，本文排除交互项重新估计了模型5。两个变量在此模型中都不显著（没有报告），证实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的作用必须以另一变量存在为前提。




表  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因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伊斯兰信仰	0.00	–	–	–	–
	0.00	–	–	–	–
教育	–	0.02	–	–	–
	–	0.05	–	–	–
贫困	–	–	-0.03	–	-0.05
	–	–	0.04	–	0.03
不满足收入现状	–	–	–	-0.12	–
	–	–	–	0.05	–
城市贫困	–	–	–	–	0.15**
	–	–	–	–	0.04
城市	–	–	–	–	-0.17
	–	–	–	–	0.27
孟加拉	0.86**	0.83**	0.76**	0.87**	0.20**
印度尼西亚	-0.24**	-0.31**	-0.36**	-0.23**	-0.61**
象牙海岸	0.97**	0.93**	0.86**	0.98**	0.51**
约旦	–	0.63**	0.54**	0.72**	–
黎巴嫩	–	1.97**	1.87**	2.02**	–
马里	0.27**	0.23**	0.16*	0.29**	-0.25
尼日利亚	0.82**	0.78**	0.75**	0.87**	0.43**
巴基斯坦	0.40**	0.37**	0.29**	0.39**	-0.05
塞内加尔	-0.02	-0.06**	-0.15	-0.02	-0.41**
坦桑尼亚	–	-0.59**	-0.64**	-0.51**	-0.92**
土耳其	-1.05**	-1.14**	-1.23**	-1.07**	-1.53**
乌干达	-0.22**	-0.22**	-0.23**	-0.15**	–
乌兹别克斯坦	-1.76**	-1.84**	-1.86**	-1.75**	-2.12**
截距1	0.07	0.07	-0.14	-0.25	-0.46
截距2	0.72	0.77	0.57	0.45	0.23
截距3	1.97	2.06	1.85	1.73	1.46
修正log-likelihood	-7032	-9181	-9100	-9129	-6261
修正R2	0.06	0.08	0.08	0.08	0.06
N	6,257	7,937	7,867	7,904	5,624

 

V 探讨和结论

虽然恐怖分子及其领导人可能被抓获杀害，但是只要获得经费援助、政治支持和成员，恐怖团体就毫无疑问会继续存在。这意味着恐怖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难题，同时是一个刑事问题，为了建立一套有效打击恐怖活动的政治策略，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其根源。代表全球15亿穆斯林中62%的8000份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揭示为了保卫伊斯兰教而支持恐怖活动不是宗教信仰、教育不足、贫困和不满足收入现状的结果。相反，支持伊斯兰恐怖主义与城市（而非农村）贫困有关。

城市贫困的作用与“市场文明”的假说相符，即伊斯兰恐怖主义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高度不安全的环境（Mousseau，2002-03）。在大城市中，很多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工作，只能被迫向团体领导人宣誓效忠，通过市场手段之外的政治途径追求利益，表现为暴力威胁和行动。团体争夺权力租金，一个团体的所得正是另一个团体的所失，导致恐怖主义成为理性的选择。组织领导人也需要争夺追随者，所以他们培育对其他团体的恐惧，充分利用城市贫民日常熟悉的生存状况建立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团体内部认同感与传统农村价值观一致，宣扬敌人与城市精英阶层生活方式相联系。伴随媒体的全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被广泛认为与城市现代文明密切相关。

我们可以发现市场文明假说不同于之前关于宗教信仰、教育不足、贫困和不满足收入现状等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全球沙拉菲圣战的四个显著特点。向团体而非国家效忠是对结构性失业高涨的理性回应。有限理性导致其他团体成员的非个人化，降低了个人支持恐怖活动的门槛。集体行动困境也已经得到解决，团体领导人而非追随者做出暴力行为的决定，领导人可以从冲突中直接获利。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时空差别可以通过城市化得到解释：市场机制不完善且正在迅速城市化的国家更可能经历激烈的团体斗争和造反运动，因为新兴城市团体试图建立新的权力平衡。最近几十年我们见证了上述情况的发生，穆斯林占主导的国家相对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快速的城市化。最后，伴随着媒体的全球化，西方已经被城市贫民广泛的认为是一个存在利益冲突的其他团体，正对西方的恐怖活动只是国内政治的延续。

一旦理解了团体内部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全球沙拉菲圣战领导人的野心。一国具有特定地理空间内的垄断权力的思想观念只对正常参与市场文明的公民才是如此，因为只有在市场上国家才需要公平执行契约，保护签约的自由和提高整体福利水平。对于参与团体的公民而言，激烈的团体竞争是常态：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赢家注定压迫输家。正如一个世纪之前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恐怖主义植根于城市贫民中（Gurr，2006：87）——当今的全球沙拉菲圣战运动不承认他们所处国家的合法性，不接受国家垄断权力的思想。他们同样不支持主权国家的威斯特法利亚系统：类似于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伊斯兰主义“坚持整个穆斯林世界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Sadowski，2006：227）。针对威斯特法利亚系统的此种挑战促使市场文明国家团结起来反对伊斯兰主义，国家垄断权力以及认同国际法的基本行为规范是全球市场的重要基石。虽然伊斯兰恐怖主义显然无法实现推翻威斯特法利亚的目标，但是仍然坚持斗争是因为在集体主义的观念中为团体牺牲是莫大的荣耀，正与欧洲在意识形态转变为个人主义和国家至上之前一样（Bowman，2006）。

根除伊斯兰恐怖主义根源的政策建议显而易见。为了从毛泽东所谓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获得支持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改善伊斯兰世界大城市贫民的经济发展机会，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例如健康、教育等目前只能通过向伊斯兰好战团体宣誓效忠获得的公共服务。城市贫困在全球化过程中演化为全球安全隐患。

 

论文信息：Michael Mousseau，Urban poverty and support for Islamist terror：Survey results of Muslims in fourteen countrie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48(1)35 47.

 




贫困导致智力缺陷

 

Kathleen D. Vohs

 

没人甘心贫困。令人疑惑的是，即使存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改善处境，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却始终无法摆脱困境。Mani等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贫困损害了认知能力。简而言之，贫困阻碍了智力开发。这能够解释贫民相对于其他人更倾向于表现出损害健康的行为，无法实现长期的成功——劣势恶性循环。

Mani等令人大开眼界的研究包括检验“认知约束”假设的系列实验和田野调查。其中一个实验给定贫民（根据家庭收入划分）虚拟的金融决策，以及随后需要完成的任务，以此衡量智力水平。贫民在分析金融决策时的智力表现差于其他群体。一项以农民为对象的研究说明同一个人的智力水平随收入水平变化。农民需要在收获前后接受智力认知水平测试。收获之前，农民的经济条件紧张；收获之后（获得收入），经济压力得以缓解。实验结果证明认知能力在收获之后明显提高。该文作者假设贫困形成认知负担，进而损害认知能力。

贫困损害智力活动的现象与自我控制资源有限模型的理论框架相符。社会活动中的很多困境（包括贫困）可能导致自我控制失败。一旦人们决定实现一个目标，他们就会基于自我控制做出反应和进行行为，旨在推动自己从目前状态（不满意的）走向成功。然而，该过程机制并不能随意利用，因为自我控制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人们利用自我控制时，就像金钱豹在全力奔跑，短暂的运动将导致筋疲力尽。

每个人必须合理管理饮食和支出，自我控制资源的耗尽会导致不利的行为。其中一个研究表明，抵制巧克力诱惑的人后来在智力活动和管理负面情绪方面表现更差，而且，最终导致过度食用垃圾食品。在另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获得一笔现金，可以选择使用或者储蓄。那些凭借自我控制克制欲望的人后来花费更多的钱，而且产生强烈的欲望花费所有能够新获得的金钱。自我控制能力的耗尽导致不明智的花费。上述两个例子揭示了一个恶性循环：克制欲望和决定会消耗智力资源，智力资源的耗尽会导致不明智的行为。因为贫民必须克制更多的欲望并且做出很多艰难的决定，所以他们更可能过度饮食，过度花费，以及行为失常。

自我控制也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品质，因为它是明智决策的基础。多个研究已经发现，不断利用自我控制（减少智力资源），决策模式逐渐从理性向直觉转移。例如，有些选择在某些维度走向极端（如昂贵和高质），有些选择在各维度保持平衡（适当的价格和质量）。选择后者反映了利用自我控制从容接受权衡取舍。而那些之前利用自我控制的人现在更喜欢不需要过多权衡的极端选项。更重要的是，权衡取舍过程本身需要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些发现说明，贫民需要不断权衡以做出决定，导致随后的决策倾向冲动、直觉和后悔的选项。

管理欲望，甚至如基本的睡眠和休闲，将起到累积效应。研究人员连续多天每天七次调查实验对象，追踪他们最近的欲望、对欲望的抵制和对欲望的顺从。与资源有限模型一致，人们越经常拒绝欲望，自我控制的能力就越差。

慢性病痛与贫困在某些方面相似，患者的行为与Mani等文中的描述相同。关节炎（慢性病痛）或者对于一项任务要么做要么不做，而不愿集中注意力思考（例如，雨中行车需要更加集中的注意力）。然后，关节炎或者接受一项认知测试任务，结果令人惊异。无论之前是否自我控制，慢性病痛患者的认知表现都更差。相反，健康个人表现出正常的耗尽效应，即只在之前不断自我控制之后的认知表现才会更差。这些现象暗示某些人群可能长期处于自我控制耗尽状态下，例如贫民和慢性病痛患者。

自我控制资源有限模型可以解释贫民的下述状态。因为贫民缺少金钱、食物和时间，所以他们必须比其他人群更多的抵制诱惑和控制自己。资源有限要求更多权衡和做出决策，从而对以后自我控制能力产生了越来越糟糕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自我控制能力减弱和无法恢复。

政府和组织必须认识到贫民面临欲望、权衡和自我控制的困境。减少贫民必须做出的大量决策和鼓励其他群体分担决策责任，将提供有效的帮助。在一天中尽早决策十分有效，因为人们在上午一般具有更好的认知能力。公共制度要求个人遵守行为准则、规范和决策，可以帮助儿童减少注意力集中的程度。

最近研究估计全球20%的人口处于贫困中。虽然仅为20年前的一半，但仍是一个巨大的数目。经济学家喜欢如下理论，即地球上的人口越多越好，因为人能够创造出新的思想。人口越多，发现治疗癌症、可再生新能源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的机会越大。上述假说基于人们具备健康的智力的前提，对Mani等而言，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方面存在问题。

论文信息：Kathleen D. Vohs，The Poor’s Poor Mental Power，Science，341，969 (2013).




·减贫会议·

 

世界水周

——加强水管理合作 改善饮水安全和环境卫生

 

 




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但是可供人类使用的淡水资源却不会增加。没有偏见的合作与牢固的伙伴关系将是各国成功分享和管理水资源的前提条件。同时，世界需要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节约用水、避免浪费水，确保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这些是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水周系列活动所围绕的主题。

每年的9月1日至6日是世界水周。今年世界各地举办的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提醒着人们一个严峻的事实：世界的淡水资源并不丰富，地球上97%的水都是咸水，淡水仅有3%，而淡水中有七成位于两极的冰盖中，还有约30%以土壤中的湿气和地下蓄水层中的水的形态而存在，人类可以直接使用的还不到1%。

水资源的管理与使用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分享，因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多达148个国家在其领土之上有跨界河流与湖泊。全世界的跨界河流与湖泊总数多达263个，跨界蓄水层有300多个。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埃里亚松在自己的祖国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席第二十三届世界水周活动的开幕式上强调，目前世界人口已超过70亿，但还在不断增长，到2030年将达到83亿，到2050年将达到91亿，如何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分享水资源正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挑战，这体现了今年世界水周的主题“为水合作——建设伙伴关系”。

埃里亚松：“在世界许多地方，我们看到由于水或者说缺水而导致冲突的风险增大。我曾经在苏丹达尔富尔看到，在水井里投毒成为迫使人们离开村庄的手段。我曾经看到在国家之间由于对跨界河流的管理而出现复杂而紧张的关系。一个国家或许需要用这条河流来提供能源，邻国也需要水来进行农业灌溉。这些问题牵涉到根本的国家、经济和政治利益。为了确保安全与繁荣，这些利益需要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

一个人平均每天需要20公升到50公升干净的水以满足基本需要。在2000年，世界领导人在设立千年发展目标时，决定到2015年将没有可持续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在2002年世界可持续峰会上又追加了一个目标：到2015年将没有厕所这一基本卫生条件的人口比例减半。将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已在2012年实现，但全世界使用没有改善过的饮用水水源的人口仍然多达9亿。

埃里亚松：“去年我们宣布世界达到了改善水源的目标，但是水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影响水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卫生不佳。有关环境卫生的目标在各项千年发展目标中是最落后的目标之一。全世界有超过二十五亿人——相当于人类的三分之一——没有充足的环境卫生条件，这些人当中有十亿在露天排便。在最不发达国家，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在露天排便。”

在国际论坛频频提及排便等词似乎不太雅观。但埃里亚松强调，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打破禁忌，正如几年前经过一番挑战之后使厕所这个词进入了政治和外交语言一样，现在必须进一步强调改善卫生设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纳入露天排便这个词。

埃里亚松：“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欠佳是造成腹泻的主要原因。腹泻是仅次于肺炎之后的世界五岁以下儿童的杀手，每年夺走80万儿童的生命，相当于每天2000人。腹泻在即使没有导致死亡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儿童体内的营养被排出，实际上有一半的儿童营养不良都是由反复的腹泻造成的。因营养不良而身材矮小的儿童容易染病，他们的大脑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这些孩子在学校里成绩差，长大以后挣钱少，对国家的贡献少，自己的生活也不那么充实。”

2013年3月埃里亚松代表潘基文秘书长发起了“呼吁就环境卫生采取行动”倡议，呼吁到2025年结束露天排便现象，让所有人都有厕所用。联大进一步在7月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的11月19日设定为世界厕所日。

埃里亚松：“为了可持续发展而专注于改善水和环境卫生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毋庸置疑，但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同样十分重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供水不足和缺乏环境卫生条件在全世界每年造成2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另有研究表明，如果实现了与水和环境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每年的收益将达到600亿美元。同时我们也知道，为改善水和卫生条件而投资1美元，将通过减少健康支出和提高生产力带来5美元的收益。”

埃利亚松指出，只要提供经改善的卫生设施和安全饮用水，腹泻病例能够减少近九成。改善后的供水和卫生设施能够分别将因腹泻造成的死亡比例降低21%和38%。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水周活动期间，还将颁发著名的“斯德哥尔摩水奖”。今年的获奖者是来自津巴布韦的彼得•摩根（Peter Morgan）博士。摩根博士终生致力于通过改善卫生设施和供水保护数以百万计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资料来源：联合国电台，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

·国别动态·

 

 

越南：个性化课程将少数民族儿童留在校园

 

 




在越南安沛、奠边和广治等偏远省份，很多少数民族学生不喜欢上学，原因是他们只能用方言交流，不会讲学校授课用的官方语言越南语，觉得很难听懂讲课内容。经常出现老师不得不挨家挨户地劝说学生重返课堂的情况。

但现在情况已有改观。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返回校园。他们甚至在上课前就早早地来到学校，享用属于他们的新图书馆。“我喜欢上学，因为我可以在蘑菇房（户外图书馆）中看书，”安沛省文振县南岭学校的一名四年级学生说。“老师还推着一辆装有故事书的手推车在我们中间来回走动，以便我们从中选看。”

2010年启动实施的面向越南三个落后省份少数民族儿童加强优质基础教育项目，为49所小学的超过31000名学生带来了更为贴近的学习方式。该项目由日本社会发展基金提供资助，由（英国）救助儿童会和世界银行负责管理。在该项目下，助教用方言给学生们讲解授课内容。在有些学校，老师还教学生们学习第二种语言——越南语。这种方式更便于学生听懂讲课内容。在老师帮助下，学生们用自己的语言、图画或图形制作了个性化书本。由于书中内容与孩子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他们很愿意看。不仅如此，这种方式也有助于大幅提高孩子们的越南语水平。为增强学习的趣味性，民族服装、节日用道具以及乐器被摆放在教室展示，当地历史和社区生活中发生的趣事儿也被用作教辅资料和学辅资料。这一创意的目的是用互动性更强的教、学方法取代目前机械的学习方法。结果，学生们感到更易听懂讲课内容了，他们与老师的关系也更紧密了。

该项目实施前，学生们感觉上课枯燥乏味，特别是整天上课。课上，学生们经常犯困，因为他们不喜欢学习。但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他们可以快速高效地做完练习题。“2010年以前，我们这里的偏远地区有很多孩子辍学，如今这些地区不再有这一问题了。”安沛省文振公社教育部门官员Bui Kim Dong说。目前，就连社区也都参与到鼓励孩子上学的行动中，帮助建立开放的图书馆，生产课堂上使用的教具和玩具。在家长和社区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帮助升级改造了教室和厕所，甚至新建了厨房，使得孩子们更乐意上学。在项目安排下，约有6500名教师定期参加培训课程和会议，交流知识和经验，并因此从中获益。通过制作个性化学习材料，他们还提高了教学技能。该项目于2013年6月完工，其不仅提升了学校对孩子们的重要性，也增强了孩子们的自信心。

“我喜欢上学，因为我能学到有益的东西。我想当老师。”安沛省某校三年级瑶族学生Le TrieuNhu Y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www.shihang.org/。

 




·专题报道·

世行新报告展示近二十年全球疾病负担演变




90年代初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可能对健康问题进行量化衡量并以此提供扎实的证据，从而引导公共健康领域的政策与投资吗？当时正在哈佛医学院攻读的克里斯托弗•默里（Christopher J.L. Murray）站出来回答说，这是可能的。从此，默里便扎进了这个领域，他与他人合作首先在1993年发布了世界上首份疾病负担研究报告。二十年来，默里创立的疾病负担研究方法不断改进和完善。最近，默里领导的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所与世界银行合作，共同发布了《全球疾病负担：产生证据，引导政策》报告。

克里斯托弗•默里创办的健康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是华盛顿大学的一所全球健康问题研究机构，提供世界上最重要的健康问题的严格数据与可比性计量，并且评价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证据的基础上最有效地分配资源、改善人口健康。

该研究所与世界银行9月4日共同发布了《全球疾病负担：产生证据，引导政策》报告，报告对187个国家在1990到2010年之间因291种疾病和伤害而造成的损失进行了量化和比较。来自50个国家、303个机构的近500名研究人员参与了报告的编写。

默里在发布会上介绍说，与报告所指的过早死亡相比，一个正常人在理想情况下应该活到86岁。在1990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全球疾病负担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

默里:“在1990年，全世界有1200万儿童死亡，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是腹泻和肺炎，新生儿死亡也很多。从1990年到2010年出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死亡年龄增大的转变，这显示了在减少儿童死亡方面取得的进展，从每年1200万减少到2010年的不到700万，到现在已经下降到大约650万。这种变化显示出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但总的来说，世界各区域发展中国家儿童死亡造成的负担仍然很重。在中国，年轻人的早逝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这有一系列因素，包括艾滋病、结核病、道路交通事故、其他伤害、谋杀和自杀以及糖尿病等。”

报告以动态的可视化网上工具展示了各区域和各国为减少主要传染病、新生儿、营养和孕产妇状况造成的健康损失所做的努力以及未来面临的新挑战。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传染性疾病大幅下降，慢性病却不断增长。

默里:“在人口老龄化和传染性疾病减少、同时非传染性疾病增多的变化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的死亡和疾病负担发生了重大转变，90年代传染性疾病和新生儿的问题造成巨大负担，到2010年非传染性疾病与传染性疾病及新生儿问题几乎‘平分秋色’，各占负担的45%，剩下的是伤害。但如果进一步审视，各地区的状态不尽相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导致疾病负担的仍然主要是传染性疾病，例如艾滋病、肺炎、腹泻、疟疾以及影响新生儿相关的疾病。在南亚，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负担大得多，到了东亚，你会看到这个区域的疾病负担压倒性地由非传染性疾病造成，跟1990年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

各区域与各国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非常不均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传染病、新生儿、营养不良以及怀孕和分娩等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减少，例如，下呼吸道感染率下降22%，腹泻发病率下降34%，营养不良率下降17%。尽管出现进步迹象，但导致幼儿和母亲患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仍在该地区占上风。在非洲广泛、快速的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率也上升了76%。

默里:“如果我们看中东地区，你会发现这个地区非常多样化，有的国家疾病负担由非传染性疾病占主导地位，而有的国家仍然是传染性疾病为主，这与该地区国家本身的多样化有关。在拉丁美洲，由伤害造成的负担大大超过其他地区，这同2010年海地发生地震有关，但这个地区暴力造成的伤害问题非常突出。在东欧和中亚地区，心血管疾病是一个巨大负担，这主要是由于滥用酒精造成的。”

在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随着人口趋向老龄化，主要死亡原因也发生了变化。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人口结构变化导致慢性病和伤害上升。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分别上升了76％，肺癌则了上升86％。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因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健康损失上升了51％。

在南亚地区，有些慢性病上升水平显著，如缺血性心脏病上升73％、腰痛上升63％和糖尿病上升104％。同样，南亚的快速发展导致道路交通伤害造成的健康损失在20年间上升了58％。默里指出，自我伤害作为在南亚导致过早死亡和残疾的一个原因，在这20年间其重要性排位从第24位上升至第13位，上升幅度达到134％。

默里:“在审视疾病负担时，如果我们再加入另外一个因素——残疾，那么另外一个关键主题又显示出来，这就是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世界各地的残疾问题带来的负担日渐突出。造成残疾的原因很复杂，在年轻人和中年人当中造成残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心理疾病和行为障碍，其次是成瘾物质滥用，肌体疾病，认知能力、视觉和听觉损伤。”

世界银行表示，疾病负担的快速变化使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面临无法获得健康服务和因医疗费用更深地陷入贫困的高度风险。这份新的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能够作为重要的参考，帮助各国政策制定者更好地采取措施推进全民保健、改善人口的健康状况。

报告中世界各区域和各国的详细调研成果可通过网上数据可视化工具查看，网址是：www.healthmetricsandevaluation.

org/search-gbd-data

 

资料来源：联合国电台，http://www.unmultimedia.org/radio/chinese/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

主    编:左常升

副 主 编:何晓军、夏庆杰

本期编译:夏庆杰、赖海涛

责任编辑: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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