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国际减贫动态第二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贸易与贫困——贸易援助如何减少贫困
减贫实践	开放世界贸易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吗？——农业扭曲的争议角色
专家观点	贸易与减贫关系的观点

· 机构专刊·

 

·研究前沿·

贸易与贫困——贸易援助如何减少贫困

摘要

       经济增长是最有力的消除贫困的武器。事实上，每一个创造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都成功地抓住了逐渐开放的世界市场中的商机。但是，还有许多低收入国家被如何扩展和丰富他们的贸易而困扰。除此之外，贸易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并不一定能在贸易扩展，经济增长以及消除贫困上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改革和自由化所造成的影响是不一而足的，主要与贫困人口的消费习惯，以及贸易是否能拉动穷人聚居地区以及大量就业部门的经济发展有关。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国际社会依然认为扩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以及提供贸易援助是有必要的。特别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帮助其建立供应方面的能力和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才能使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获益。

贸易援助，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是一种紧密联系援助项目和贸易政策的实施工具。它应当帮助保证贸易政策的收益突出，特别是当政策自身不足以自动在贸易过程中产生预期的收益时。

虽然，贸易相关的援助被已被提及多时，但是只有少数双边援助国家对他们的援助项目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意在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到贸易有关的活动中的项目更是少之又少。基于减贫目的的贸易援助需要被人们更好地了解。援助机构急需将贸易专家的意见纳入国际项目和实施团队中。这种由经合组织提出的贸易发展的主流，承诺援助者将提供额外的资源来帮助低收入国家挣脱紧绑的贸易束缚，以便千年计划的达成。

该研究的目的就是使援助国和参与国都意识到贸易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潜在贡献，实现这种潜力的挑战以及贸易援助在解决这些挑战中的角色。这篇文章为援助国提供“更好更多的”贸易援助提供了一个基本原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贸易援助在扶贫开发战略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工具。

本研究后续内容展示了为什么贸易对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有章节介绍到虽然有许多国家在贸易中获利，但是也有国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下一部分是分析贸易援助是如何增强贸易对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影响的，以及哪些政策工具对减贫是最有效果的。随后的一章说明了经济一体化需要一条紧扣国情的特色化道路。最后的段落总结了主要的政策工具以及在有风险的大环境下的潜在收益。

一、贸易的重要性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是产生财富的重要源泉，它也是自我维持式的增长以及减少贫困的重要方式。

（一）贸易改革与增长

说到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容易将创新与增长联系起来，但是涉及到贸易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不太了解。事实上，贸易与贸易自由化从以下五个方面极大地刺激了创新。

1、 增加竞争

生产力增长不仅来源于技术改进也受益于效率的提升。贸易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会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强烈地刺激新技术的采用。

2、 技术转移

无论是直接外国投资带来新兴技术，或者是更低廉的价格和更便利的途径获得技术，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更快发展生产力和提升竞争力，从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3、规模经济

广阔的国际市场让企业更加容易达到规模经济和快速收回研发投资的成本。

4、 全球利益链

通过提供协调一致的全球技术标准，让人们了解严格的原产地制度对低成本供应商的不利影响，以及鼓励贸易的便利化，以便供应商可以对发展需求做出快速反应等，贸易和贸易改革可以帮助形成全球化分散生产的格局。

5、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服务和资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自己增强创新都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二）贸易与消除贫困

从1980年起，由于运输与沟通的成本降低，国际货物与服务的贸易不断升温，贸易全球化逐步深化，有许多的历史事实显示了贸易与消减贫困和经济增长呈现正向相关性。然而，案例研究也表明，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内的社会群体都能从贸易中获得成功。并且，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低收入国家致力于贸易壁垒的消减，但是却没有在这些国家形成持续的出口增长。这些案例表明，存在着其他非常重要的因素限制住了贸易减少贫困的影响。经济理论认为，贸易通过提升要素价格，增加低技术水平劳工的收入可以直接减少贫困。但实际更加复杂，贸易对消除贫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工资水平与就业方面，也取决于口岸价格的变动引起的国内市场价格的变动，以及政府收支的改变等多个方面。而贫困人口是否能有效参与到贸易活动中，依赖于以下几个因素：1、贸易多大程度上引导了贫困人口大量就业部门的增长；2、贸易引起的增长是否直接增加了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3、增长是否能带动其他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部门的增长；4、贫穷人口是否具有胜任新工作的素质。当然，这些都不应该影响到援助团体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重视，只是得更加了解并且解决贸易不能发挥出它的潜能的情况。

二、贸易的限制因素

虽然，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化市场扩张中受益，但有些低收入国家依然面对如何增加出口量和丰富出口产品的困境。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全球比例甚至有所下降，他们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为什么有的国家不能从贸易中获得收益呢？主要有来自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的阻碍。

最主要的外部障碍是，多边贸易国不能就以何种形式消减贸易壁垒达成共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工业国家内部的贸易政策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贸易的能力。自乌拉圭回合以后，OECD国家间关税的下降程度远大于其与非OECD国家间关税的减少。另外，关税升级政策阻碍了穷国参与到更加长期和更高附加值的市场利益链中。除此之外，非关税壁垒也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更大挑战。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贸易壁垒也有待削减。因为这些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减少相对价格变动的幅度以及结构性调整的成本。这也为中低收入国家逐步学习和发展规模经济，进入高附加值市场提供了可能。

除了持续存在的外部限制因素外，由于低人力资本、糟糕的政府和机构、缺乏激励机制以及高交易成本等因素导致的基础结构的薄弱限和供给能力的缺乏，再加上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的瓶颈，以上就是低收入国家无法有效开拓其国际市场的主要原因。不错的出口表现特别依赖于相关机构的有效运转、有良好的运输与信息基础设施。由于这些方面都比较缺乏，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远高于发达国家。

要建立良好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特别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他们体制僵化，不能灵活有效地重新配置资源，增加了调整的时间和成本。这主要是因为缺少必要的金融服务，垄断的资源分配结构，限制公司自有进出市场从而阻碍新部门的生成等因素造成的。

正如之前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与增长正相关，但受到国内政策的巨大影响。而国内政策对贸易改革的限制，正是由于这些国家自身的脆弱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进口会增加国家债务负担；2、多边贸易自由化会削弱了本该给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权；3、关税的减少会导致了政府收入下降；4、贸易自由化所需要的国内经济调整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短期内，不可预知的调整压力通常不是来自贸易自由化，而是来自商品价格的波动以及汇率的变动。快速的技术进步也会形成调整的压力。因此，一国经济必须要更加富有弹性，才能更好参与新的经济活动和扩展已有的经济活动。

三、贸易援助

贸易是形成自我维持式增长和消减的重要“武器”，但只是贸易自由化和强化市场渠道而不培养相关国家的贸易能力是不能有效达成目的的。而贸易援助就是以帮助国家建立贸易能力，减少贫困，并且融入世界经济为目标的。WTO发布的共识的序言中就指出，国际社会需要将能够让多方参与主体“提高生活水品”和“可持续发展”列为自己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也致力于完成发展中国家的多方面的贸易改革和全球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因此才形成了多哈发展议程以及香港宣言的相关内容。

贸易援助计划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低收入国家克服制度限制，扩展其薄弱的生产和竞争能力以及在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以及投资中获利的能力。它将设计一个将一系列的援助活动与贸易和发展策略协调一致的总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帮助，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目前，与贸易援助有关的政策工具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消除供给限制，建设生产能力；2、增加贫困人口分享贸易收益的机会；3、减少调整的成本。

（一）提升贸易表现——消除对供给方面的限制

贸易援助有许多方法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表现。

1、寻找出口机会

高收入国家主要通过灵活的生产线来多样化其出口的产品，而中低收入国家是通过增加生产线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技术援助可以使发展中国家专注于几类产品的多样化生产，并从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因此，援助需要被设计为细化国际分工，而不是生产完整的产品。OECD的分析也指出，公司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来提升产量，这也带动了大量中间产品的生产与贸易。

2、提升人力资本

自由贸易能够减少具有良好基础教育的国家的收入不均衡状态。尽管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被普遍认识，良好的中高级教育对一个国家长期的增长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此贸易援助需要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

3、提升物质产能

贸易援助帮助形成有效的资金链和技术进步，有效地提升了产能。这样减少了普遍在低收入国家中存在的，国内生产部门与出口部门的隔阂。

4、解决基础设施设施薄弱的瓶颈

基础设施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运输费用，因此对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其数量改善其质量将能获得巨大的收益。

贸易援助不仅只提升了出口能力，也由于改善了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提升进口能力和技术更新的能力。

（二）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机会

减少供应链的瓶颈，并不会自动给最贫穷的群体带来收益。因此需要对贫困人口给予特别的关注。贸易在穷人生活中的角色，是决定贸易如何影响贫困的关键因素。只有当穷人们能够有有效的途径接入市场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条件才能改善。目前，许多贫困人口还是主要依靠传统农业生存的，发展农业市场是他们的福音。当低收入人口与市场有机联系以后，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当地有优势的农产品让人们而获利。当然，做出生产决策需要依赖气候以及市场信息，所以相关政策与机构能够帮助贫困人口减少市场费用与风险。除此之外，扩展基础服务、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改善利益分配的机制、增强市场的一体化和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等等都对消除贫困有利。成功的全球化，需要让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整合成为一体，让农民也成为这利益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注意的是，贫困人口也分为不同的群体，比如城市与乡村贫困人口，男性与女性，对于他们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

当贫穷是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出口引导经济增长的战略并不能有效发展国内经济以及增加穷人参与的贸易机会。当形成自由贸易时，并不能说明国内市场不存在扭曲。国内市场和政府的错误会阻碍贸易改革的溢出效应。只有政策的合理调控，才能将经济增长转化为实际的贫困消减。

（三）减少调整的震荡

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低收入国家对以下三个调整因素十分脆弱：1、减弱了最惠国关税下的偏向性；2、关税减少后政府收入的减少；3、鼓励竞争后市场混乱的情况。有明确目的性的贸易援助可以帮助改善相关的问题。当然，贸易有关的调整依然需要相关政策的合理制定与良好施行。贸易自由化最后会得益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有时为了长期利益而进行的短期调整影响会比较大，也较明显。对短期动荡的准确预期，可以在事先就设计好相关的保障网络。并且同样的变动对不同的穷人群体影响也是不同的，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从宏观来看，如果一国之前有很高的国内保护程度，调整成本就会很高。但相比最终贸易的收益，调整成本就小很多，而且调整期也是短暂的。即使这样，对于某些穷人，变动的影响却是剧烈的，因此需要向他们提供政策帮助。

通常最成功的贸易改革项目都是与一些减少调整震动的援助项目一起进行的。在一些情况下，定向帮助比普遍的援助更加有效和公平。为了效用，这些定向的援助需要：1、具有清晰的策略，并且有时限；2、不与产量挂钩的；3、专注于普通劳工的再就业；4、与通常的保障制度相匹配；5、易于观察和计量。

选择合适的政策共同实施以及提高有效保障网络的设计是获得贸易收益的关键。

于此同时，提升教育水平可以填补扩张部门对高教育学历或者是技术工人的需要，丰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提升单位劳动力的生产力和机动性。而且对女性的教育尤其重要。

其他政策的施行也很必要，像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基础深厚的财政政策，完善医保制度，强化产权，增加科技创新领域的信贷投资和拓宽信息渠道。总结起来来说，就是要符合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促进竞争和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保证产权和确保商业交易，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机构；能够稳定未来增长预期以及鼓励投资促进未来增长的宏观环境稳定。强化发展中国家设计和实施这些政策的能力可以使其更好地面对贸易改革中的社会变动，以及支持改革自身和强化经济的稳定性。

四、全球之路，本土之道

外部的障碍有时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来解决。而且不同政策施行时必须连贯一致，不能目标相反。贸易自由化需要在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同步进行。发展中国家追求协调一致的全球一体化道路就是要遵循一些共同的目标和原则，特别是关于强化劳动力和资本向扩张部门转移的相关政策。每国的国情不同，哪怕施用同样的一系列政策，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些不同产生的主要是因为：国家间多样的物理和地理特征；政策措施施行的情况；实施改革的机构的能力和数量；政策和社会环境。政策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国家现存的制度框架决定了国家最后贸易的发展情况，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套用。

总结

在能充分释放贸易机会的情况下，贸易对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很重要。而且，为了让贸易援助更加有效率，其他方面的一系列政策也是重要的。首先，贸易援助需要得到削减外部障碍的国际合作的支持。第二，发展中国家自身也需要施行一系列的相关政策。

总结来说，有四个实用的步骤可以来提高贸易援助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效果。首先，人们需要认识到贸易援助是值得去实施的。第二，贸易援助可以为多个发展目标做出贡献。第三，贸易援助需要有明确的目标。第四，贸易援助必须能够达成相关的目标。

·减贫实践·

 

开放世界贸易会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吗？

——农业扭曲的争议角色

文摘

在最近几十年里，贸易政策改革已经大幅度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业扭曲的损害，然而全球贸易在农产品方面仍然远比非农产品更加扭曲。那些扭曲降低某些形式的贫困和不平等，但恶化了其他方面，所以没有经验建模净效应尚不清楚。本文总结了一系列新的全球和国家整体经济实证研究，关注剩余的扭曲对世界商品贸易在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最终影响。

全球连锁（LINKAGE）模型结果表明，移除那些剩余的扭曲会减少国际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农业净收入和提高在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并且会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占全世界的3%。

本分析基于以15个国家为样本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模型，和9个独立国家的案例研究，都旨在更多地减少贫困，特别是如果只有收入税收的增加来弥补损失的贸易税收收入时。

1、介绍

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收入都很低迷，是由于支持城市和一国政策中的反农业偏见以及富裕国家的政府愿意采取进口壁垒和补贴。这两套政策减少国家和全球经济福利，抑制了经济增长，增加了不平等和贫困，因为不少于世界四分之三的十亿贫困人群仍然直接或间接地以农业为生。 (World Bank 2007).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降低他们的部门和贸易政策扭曲，而一些高收入国家也已经开始改革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然而无数政策措施和许多复杂的方式仍然扭曲着世界粮食市场。 (Anderson 2009).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消费者提高食品价格和农户的收入，而发达国家却降低了这些。 但大多数情况下在两个农村和城市地区有一个混合物赢家和输家，尤其是因为许多农户家庭获得的一些收入是来自于非农资源。对于洞察价格扭曲政策对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唯一可行的选择是使用整个经济的定量分析模型与最新的价格扭曲数据以及理想情况下不同群体的乡村和城市的详细的家庭收入和支出的信息资料。

尽管在过去的25年里政策改革有所贡献，需要进行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分析依然强劲。部分是由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这些政策改革和后续的收入增长使生活在不足1美元一天的人口的数量在1981年至2005年间几乎减半，并且他们占全球人口的数量从42%下降至16% (Table 1).。然而，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在2005年仍然近乎9亿，而且它可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超越这个数目。此外，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有很大改善，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005年的贫困率略小于1981年，大约40%（总计3亿人于2005年）。尽管中国成功了，但是它在2005年存在超过一亿人仍然处于每天生活不足一美元，其中90%的人在农村。在印度，极度贫困的人口数量仍然顽固地接近于3亿人，74%在农村，即使他们的农民有大量的补贴。

压力虽然比极度贫困要少，但个人福利仍然重要，它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过去，地方不平等水平影响个人的效用，但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增强了收入差异的意识，不仅在局部地区并也在国内外。在国家层面，人们担心乡—城不平等和这些广泛地理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在农村地区，例如，收入差异在没有土地的非技术农场工人、自给自足的农民、更大的商业农民和在农村城镇的非农工人之间是巨大的。

评估世界收入分配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生了什么取决于个人的焦点。Milanovic (2005) 指出三种可能性。第一个是跨国不平等，是指在不考虑人口规模的情况下比较国家的平均收入，每个国家在世界上都有一个平等的重量分布。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似乎已经变得更加不平等。第二个是国际的不平等，这仍然是比较国家平均收入，但是这一次是国家人口加权。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平等似乎已经减少，尽管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快速增长。(Bourguignon, Levin and Rosenblatt 2004; Atkinson and Brandolini 2004)。第三种可能的重点是全球不平等，这涉及到比较个人的收入，不考虑国籍。因此考虑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是忽略了国际上个人赚取他们国家的平均收入的不平等方法的观点。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倾向于体现增加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因此，通过这最后的定义，全球不平等似乎从1980年末基本保持恒定。

根据目前的依据，本文问题的重点是：有多大范围可以进一步减少世界的贫困和不平等，并且在特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清除剩余的扭曲为激励来面临那些单方面可交易或全球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以实证研究为背景进行对世界贸易组织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表明，在2001年，当这一轮被启动，策略驱动的扭曲对农业激励贡献了约三分之二的全球福利成本商品的贸易壁垒和补贴。(see, e.g.,Anderson and Martin 2005). 尽管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应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以外，没有对农民和食品消费者扭曲的激励措施获得全面的估计。一个最新研究中利用了一个新的关于扭曲农业激励的数据库已经证实了早期的结果：Valenzuela,van der Mensbrugghe and Anderson (2009) 表明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占据70%的全球福利成本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政策。鉴于农业与食品在全球GDP和贸易份额分别只有3%和6%，这是一个惊人的结果。农场和食品政策的贡献对于全球贸易保护政策的福利成本由那些作者估计的更要大，是72%，其中三分之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它们自己的政策。即便如此，建模对估计价格扭曲的研究结果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保护他们欠竞争力的农民远离进口竞争，所以如果所有市场都打开了，一些农户家庭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Anderson 2009, Ch. 1).

世界银行最近的关于价格扭曲(Anderson 2009)的研究表明，自从1980年代末（从51%至32%），对农民协助的比率相对于生产者的非农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一，而在发展中国家它已经全部消失（从1980年代初的-41%上升到2000至2004年的+1%）。后者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因为淘汰落后的农业出口税，因为援助通过进口限制在此期间显示已上升。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利率（NRAS）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同时两组国家之间存在持续的巨大差距（尽管小于1980年代）的相对利率。

根据这些依据，上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可以更具体地表示为，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重要的是其自身政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如何影响穷人福利，和什么农业政策导致了这些结果？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国家去制定他们的国家政策和谈判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

现在正是合适的时候去解决这个多元化的问题，至少是因为两个政策性原因。其一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努力协定多变贸易组织间的多哈谈判，并且农业政策改革再一次成为最受争论的话题之一。其二是更贫穷的国家正奋力在2015年前实现他们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关键是要缓解饥饿与贫困。

这里也有一些原因需要去说明，为什么非要在现在这个的时间去更彻底地将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是，拥有先进的方法并以迅猛的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会涉及到微观仿真模拟。微观仿真模拟是根据家庭的调查数据，且结合整个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作出的模拟。举个突出的例子：Hertel 和Winters（2005，2006）的研究和Bussolo a和 da Silva（2008）的研究。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农村地区正在迅速使他们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已经产生出超过农业土地和农场劳动力能够创造出的财富，包括农场外的兼职工作和汇兑。所以，家庭收入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对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时（Otsuka 和Yamano 2006，Otsuka, Estudillo 和 Sawada 2009）。早期在农民收入净额或农业GDP与农户的福利之间密切的对应关系是呈衰落趋势的，甚至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也同样如此（Davis, Winters 和Carletto 2009）。通常情况下，很多穷人，包括农村贫困人口，是主粮的净买家，因此至少在短期内通过增加主粮的价格，会导致他们受到不利影响。

第二是，与跨国家分析相比，全国住户调查的编制分析发展很快，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调查，现在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在使用。该数据集已经开始与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的联动模式相配合（www.worldbank.org/prospects/gidd），用来评估全球收入分配问题（例如，Bussolo, De Hoyos 和Medvedev 2008）。

第三则是，世界银行最近编写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新的全球数据库，可以更新和扩大我们对此的理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激励机制的扭曲这方面。从那些已被作出的估计，能够使他们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模拟（Valenzuela and Anderson 2008）。他们不同于常用的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贸易模拟，因为它们是根据国内直接到边境的比较价格，而不是与（与GTAP数据集，Narayanan and Walmsley 2008）进口关税和其他主要边境措施的适用税率相比。

第一次尝试利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数据库，是在最近已经被用来评估国家、区域和全球贫困的相对影响，以及在国内和国外的农业和非农业贸易政策的不平等问题上。本文对此做出了总结，并借鉴了已经出现该研究项目的文件。

在一开始就应明确，在实现国家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的这个目标上，农业和贸易政策向来就离最好的政策工具差得很远，这是国内社会福利和所得税政策措施所持有的特权。然而，假如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与国家贸易有关的政策，会日益恶化特定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则他们又会提供另一个原因，就是处在顶端的一般性国家从贸易中受益，是因为这些国家单方面改革了他们的政策。如果国家贸易政策改革对于不平等和贫困的缓解效应，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可能发生，那就为国家积极参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且如果全球模拟研究揭示出，全球多边贸易改革将会缓解全球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的话，它则强调使世贸组织多哈发展议程（DDA）雄心勃勃的改革承诺，迅速地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个消极的结果（例如，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贸易自由化将提高贫困）是无法成为贸易改革提高福利的原因之一的。相反，这样的结果可以用来提供指导，对那些需要有针对性的纳税证明或社会计划，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分享这种改革的经济利益（参考Ravallion 2009）。全球改革的成果，还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议价能力，例如寻求援助换取贸易方面的支付，以减轻因多边商定的贸易改革而导致的可以预计的贫困的任何增加。

本文从大纲的分析框架和通过综合全球和诸多国家的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共同经验方法的两个方面着手，然后将它与之前提到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政策的影响下，全球和诸多国家模拟中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调查结果是根据两项研究，各自使用一个全球性的模拟，在已经确认的许多国家的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来研究农业和非农业价格和贸易政策对全球贫困及其分布的影响。再加上，九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横跨了三个关键的亚洲地区（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世界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那里），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

2、分析框架

为了充分掌握贫困和不平等对价格扭曲政策的影响，必须谨慎考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许多农户依赖农业企业为几乎所有的收入，而且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部分国家贫困集中在这样的家庭是巨大的。事实上，最穷的家庭在最贫穷的国家都集中在农业意味着那些家庭有可能受益于农业生产者价格上涨带来的贸易政策改革，其他条件相等。然而，这样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因为贫困家庭也把大部分收入花费在主粮上，(Cranfield et al. 2003), 所以，如果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改革，那么这个不利影响他们的家庭支出可能会超过抵消有益影响他们取得更高收益。城市贫民也会受到主粮的消费者价格上升的不利影响。然而，它可能是一个贸易改革，上升的食品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熟练工人的需求（根据生产要素的相对强度在经济不断扩张的领域），这取决于劳动力是流动的，可以提高穷人家庭的收入超过提高消费的价格。

目前的研究中所采用实施上述理论的方法是一个由Hertel和Winters(2005,2006)开创的变体方法，使用在对未来世贸组织多哈协议的研究中。目前的研究和先前的研究在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第一，重点是国内农业和贸易政策的影响，从其他商品贸易政策的影响来区分。第二个区别是，我们检测不平等和贫困。第三，我们关注当前政策的音响，即全部（而不是部分）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而Hertel 和Winters的研究主要关注于2005年的多边部分改革提案。这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检测的不仅仅是多变贸易改革，也是个别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的单方面改革。单边行动的影响与国外完全自由化会产生什么进行对比以便能够评估国内的相对重要性。为每个国家的政策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政策有所区别（超过国家通过贸易谈判的间接影响）。全国性的CGE模型可以估计单方面改革对农业或所有商品的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以国家性的模型来估计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需要从全球模型输入。世界银行的LINKAGE模型就是以这个目的来选择的。它也被校准到2004年，基于Version7的GTAP全球保护数据库（Narayanan 和 Walmsley2008）除了取代它的应用为发展国家的农业税和更全面的一系列国家价格扭曲的估计（Valenzuela 和Anderson2008）。

有多种方式传送来自一个全球CGE模型的结果，如LINKAGE至单一国家的CGE模型，像Hertel和Winters(2006)。我们采用的方法是Horridge和Zhai(2006)开发的。对于进口而言，Horridge和Zhai提出的边界价格变化的使用，是从全局模型对其他世界自由化的模型（即没有关注发展中国家）。

所有下面提到的CGE模型是比较静态的，他们假设了常数规模报酬和完全竞争公司和产品市场。在所有情况下除了南非（和一个较小程度上对尼加拉瓜），失业率被认为是不受贸易政策制度影响。这些假设仅仅因为缺乏足够的所选择被建模的国家数据和经验证据来加强。使用的这一组标准的假设降低了各国结果的差异，差异是由不同的假设投资行为或垄断竞争的程度、公司的非均质性、规模经济或总就业对贸易政策变化的风险这一原因造成的风险(see Helpman, Itskhoki and Redding 2010)。这样的规格通常导致低谷国家的净复利收益，但是增加了贸易改革(Francois and Martin 2010)。尤其是，没有动力学的模型将不会从释放市场或从最终生产率/效率的贸易中产生股息。因为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的主要方式，(see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 Ravallion 2006),缺乏动力学意味着这项研究结果几乎肯定低估了潜在的贫困减轻自由化的后果，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显示贫困人口增加，而实际上是减少的。

所有的国家案例研究中，一个全球建模研究调查使用了除了社会核算矩阵（SAM），还利用了家庭调查数据。SAM是CGE模型的数据的基础，家庭调查数据用于微观仿真建模。

通常这些实验是在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在全国实施CGE模型的政策冲击（无论是单方面的自由化还是对边境价格的外生冲击和LINKAGE模型提供的出口需求）。这个在国内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上产生变化。然后消费和价格的变化因素传送到微观模拟模型，来观察它们是如何改变各种家庭类型的收益（根据他们来自各种因素的收入的份额）和他们的生活成本（根据在各种消费产品支出的份额）的。这反过来又提供了家庭收入信息的分布，诸如在不平等和低于一美元一天的贫困线的人数。

所有国家的案例研究在使用一组公共模拟，以使它能来比较不平等和贫困在每个国家的影响和全球其他地区政策对农业品市场的影响（包括轻度加工食品）和其他商品。其他全球研究称在下一环节中使用相同的2004年全球保护数据集，而实现全球改革冲击对每个15个发展中国家使用稍微不同的全球模型，并附加了全国家庭调查数据以进行微观模拟。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的模拟也在实行，经常来解释国家案例研究中在特定的对相关关键假设的敏感性的结果。

即使这里接受调查的模拟符合完全竞争的所有标准，具有报酬不变规模和比较静态的整个经济体系的CGE模型。但在其特定的设置下，捕捉重要的现实情况（如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或数据的限制）时，他们也有所不同。为了确保它们的可比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符合一组共同要素市场的假设和关闭规则，但是把2004年作为他们的基础平台，并使用相同的一组进行通用模拟这种情况除外。

全球扭曲的数据集。特别是，当所有的建模假设如下：一个固定总存量（包括没有国际流动性）的因素，除了在对尼加拉瓜和南非劳动力的研究中，一些总就业贸易政策的反应是允许的，因为高失业率的基准可能是一些具体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但大多数的资本和劳动的类型是被假定为是在一个共同的灵活回报率或工资与部门间移动的。土地被假定为特定的农业部门，移动在该部门在不同的作物和牲畜的活动中。被大家默认的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宏观闭合规则，即是每个案例的研究都采用一个固定的电流外币帐户，以避免考虑是否需要借外债，和稳定政府支出和财政平衡。因此，通过追溯在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和税收上的变化，从而不影响家庭以外的实用程序。财政平衡是从取消部门贸易税和补贴中，通过使用统一税率（一般是直接收入）取代净亏损收入来实现的。

3、实证研究结果的概要:全球模型的结果

本节是从两个全局模型（联动，GTAP）0.4总结的结果。

下面的部分，在分析两组被拉到一起的经验教训之前，汇集了来自九个国家情况更详细的研究结果。这将是惊人的，如果所有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同的全球和国家模型的混合强度更容易暴露测量的影响   在不同的设置比只有单一类型的模型采用的各种决定因素。

联动模型结果

Anderson, Valenzuela和van der Mensbrugghe (2010)使用世界银行全球联动模型（van der Mensbrugghe 2005），以评估全球农业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的的市场影响，以便于能够讨论国际不平等(in the Milanovic (2005)，考虑到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有关贫困（使用一个简单的弹性方法）。该模型还提供了估计其余的世界政策在进口和出口价格和需求的影响，是在下一节中对9个国家的案例研究讨论的基础。

联动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2004年农业和贸易政策被全球性地废除,发展中国家将取得近两倍的高收入国家的福利，（平均福利增长0.9％，相比而言，高收入国家为0.5％ - 底部的表2中的第1列）。因此，在广泛意义上，世界仅有的两个大国集团，完成全球性改革的进程将减少国际不平等。结果在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从轻微损失的情况下，一些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将受到特别大的不利贸易条件的变化，对于厄瓜多尔增长了8％的情况下，（其主要的出口产品，香蕉，目前在欧盟市场受到严重歧视，那里的前殖民地和最不发达国家享受优惠的免税访问）。

要记住的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的四分之三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农业作为他们的主要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农场规模远远的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并且联动研究还可以看到，在多大程度上农业和贸易政策在2004年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回报，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国际不平等。

我们发现如果这些政策被废除，发展中国家的净农业收入将上升5.6％，与非农业产值增加的1.9％相比（表2的最后两列底部）。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户之间的不平等在改革中会下降，尽管印度例外。印度大量减少农业GDP，这在高收入国家里，部分反映了在印度进口竞争型农民目前在边境享受相当客观的保护。在高收入国家的净农业收入平均水平将下降15％，相比而言真正的非农业增值略有上升。这些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国内的措施来补偿，在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户之间的不平等将会增加，特别是在印度。他们还建议，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和高收入国家的农户之间将大幅减少不平等。如果只有农业政策被废除，与非农业贸易政策相比，这些不平等的结果将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比较表2列2和3）这强调了农业巨大的扭曲。

该研究还报告，发展中国家的非技术工人——其中大部分在农场工作 -——将从改革中受益（其次是熟练工人，然后是资本所有者），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平均水平上升3.5％，在总体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泄气时（第4列的表3）。然而，最相关的消费价格对于穷人，包括许多大部分的收入来自他们的劳动的贫困农民及其他农村家庭收入，是食品的净购买者，主要是为了食物和衣服。因此，降低食品和服装价格指数比总体CPI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指标来反映这些工人的福利变化。如表3最后一列所示，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非熟练工人工资将会增长5.9％。即在发展中国家非熟练的工薪阶层和富裕得多的资本所有者（人或物理）之间的不平等将减少。

上述的和净农场收入的结果表明，贫困以及国际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可以全球性减轻农业和贸易政策自由化。这项研究的作者更进一步来明确地评估改革对贫困的影响，即使联动模型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单一的代表家庭。他们这样是使用弹性的方法，包括估计真正的家庭收入的影响和应用一个估计收入贫困弹性去评估贫困人数指数对每个国家的影响。他们专注于改变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并假设在贸易改革后那些工人免于直接所得税征收来取代失去的关税收入， (一个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假设)。

在完整的商品贸易改革方案中，表4报道称，极端贫困的人口（依靠一天不足一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将下降2600万，相对于不到十亿的基线水平下降了2.7%。减少的比例远高于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了约4%。甚至在拉丁美洲更高(7%)和南亚除印度外(10%)。相比之下,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印度(虽然不是在其他南亚)预计上涨4%。更为温和定义之下的贫穷——那些生活在不超过两美元每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数将下降近9000万，比2004年的聚合基线水平的略低25亿，或3.4%(尽管在印度数量每天低于2美元的持续增长,但是只有1.7%)。

GTAP模型结果

Hertel and Keeney (2010)利用广泛使用的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的全球整体经济模型。他们的研究像其他研究调查一样采用相同的价格扭曲，运行相同的场景,但对多边贸易改革的场景从GTAP模型生成自己的世界价格变化。这些价格变化在GTAP模型改变边境的各个国家的价格，其中一个子集附加的详细家庭调查数据。这允许作者讨论关于贫困的影响在一系列不同的经济体使用一种内在一致的框架，来抓住所有的收入变化因素的分配影响。

这个多国研究关注了15个发展中国家:五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四个非洲国家(马拉维、莫桑比克、乌干达和赞比亚)和六个拉美国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总的来说，它得出结论，废除当前全球农业和贸易政策会减少贫困，主要是通过农业改革(表5)。这15个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的人数的未加权平均数下降（每天一美元）了1.7%。亚洲子样本的平均的下降是其两倍，然而——这就是在亚洲，是几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极度贫穷人生活的地方(虽然他们的样品不包括中国和印度)。把其结果转为特定国家，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的示例，即智利、泰国和越南这些扶贫最会发生的地方(表5第3列)。15个国家的大多数贫困人口从非农业改革中增加学习经验，虽然未加权平均数在15个国家表现出了一个轻微的下降，主要是由于越南大幅下降(表5第2列)。这些GTAP模型结果接近于本论文第一部分中的关联模型的结果。

作者详细地探讨了农业贸易改革，鉴别影响实际税后农业与非农业改革收益因素。他们的分析扩展到通过观察分配的家庭地层特定贫困的变化。他们发现更多农业改革的有利影响是由于农民劳动力增加的回报以及非技术性农民工更高的回报。他们还发现，粮食市场的自由化代表着对减贫的最大贡献，并且那些大宗商品市场上取消进口关税，主导着高收入国家取消补贴的增加贫困的影响。

表5的最后一列报告了全国贫困人数的百分比变化，当贫困不再受制于贸易改革后所得税上升所替代的贸易税收收入。这个假设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隐式的由非贫困向贫困家庭转变，并从而产生了扶贫预测的明显变化。贸易改革要想略微减少贫困中的15个案例中的大多数在减少贫困的所有情况下的幅度是相当大的。例如，它减少了泰国和越南大约四分之一的贫困比率。总体而言，在这种情况下当贫困也被认为要征收所得税以代替失去的贸易税收时，区域和扶贫的总平均程度是四倍还要多。三个地区的未加权的平均贫困人数在表5的最后一列的下降所示是符合联动模型在表4中报道的人口加权平均值，上面类似的代替税的假设，亚洲（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后来的30％和拉丁美洲的6.8％均高于GTAP模型的14％和5.7％，而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8％仅仅低于Hertel和Keeney样品的4.5％。

4、系统实证结果的概要：国家模型的结果

我们现在来看看与全球模型的结果相比九个更详细的国家的案例研究结果。类似于两个全球的模型，他们着眼于2004年的价格扭曲的政策，即使他们的CGE模型和他们的家庭调查数据的数据库通常可以追溯到更早一点的十年前。他们包括家庭和劳动类型。所有的国家研究结果包括对模型的微观模拟图，如上述的GTAP全球模型。

实际GDP和家庭消费的国家结果表明了GDP将从全球贸易改革中增加，但在所有九个国家中只增加了1％或2％。在消费品价格下降的条件下，真正的家庭消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将会增加的非常明显。一般来说，这些数字是略大于全球LINKAGE模型所产生的数据。他们共享全球模型的功能可能低估了贫困缓解贸易改革的好处，考虑到广泛共识的文献，贸易自由化促进增长这成为了扶贫的一个主要贡献。

分别的比较表6和表7总结的国家极端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发生率，从自己的国家、其余的世界或全球的农业自由化或所有货物贸易来看。一些作者只使用了模拟表中9个中的6个，但那些使用了所有9个的发现他们的结果几乎完全正确，精确到小数点最后一位。因此假设中只有农业和只有非农业的结果综合了所有产品的改革成果，我们可以推断出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中消失了的三个结果。推断出的数字显示为表6和表7中的斜体字。在每一种情况下，贫困和不平等的总体影响都被分为农村和城市两方面。

不应该期望的是， Hertel和Keeney（2010年）所产生的各地区的贫穷的未加权平均数的结果是相似的，因为Hertel和Keeney在15个国家中只取了5个国家的案例研究为样本。尽管如此，后者的每个关键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国家贫困影响的未加权平均数写在表6（c）最后四行的括号中，来可以很容易的与国家案例研究的未加权平均数相比较。在所有十二个中除了三个之外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比较（农业，非农业和所有商品），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在现有的国家案例研究样本中预计的地区平均贫困减少水平要比Hertel和Keeney的15个国家的样本要大。

至于个别国家的结果，除了菲律宾，其他所有国家的贫困都由于全球农业和非农业自由化而减少了(Table 6(c))，当所有的商品贸易自由化时，减少的程度范围会从接近于零变为约3.5%个百分点，除了巴基斯坦它是6%以上。平均而言，近三分之二的减轻是由于非农业贸易改革，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巴西，那里的农业改革是其大型扶贫的结果的主要贡献。后者的结果是，尽管巴西的贫困进口竞争型农民的关税保护的存在，和自由化后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增加，这显然超过了废除农产品关税的贫困影响。一个国家为贫困减少做出的改革的贡献似乎与其他国家的改革同样重要，虽然对于农业和非农业改革都有相当大的越野分歧。

在表6的（a）和（b）部分中，扶贫被细分为农村和城市。那部分表的最后一列显示在每一个案例中农村贫困的削减要远远超过城市贫困。这适用于农业和非农贸易改革，以及本国家和全球其它地区的改革。由于农村贫困人口在平均程度上比城市贫困人口要穷的多，会让人们期望贸易改革也会减少不平等。

事实上，在表7（c）的底部的结果显示，在所有的三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在所有商品的贸易自由化之后不平等会下降 ，或只是农产品的不平等会下降，在本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地区的改革中。非农业贸易改革的影响则比较复杂，这是敦促贸易谈判中不能忽视农业改革的另一个原因。全球其它地区和全球农业改革都导致样本中的除了泰国以外的每个国家的不平等减少 (加上菲律宾轻微的全球改革)，而单方面的农业改革减少（或保持在一个常数上）一个小些国家包括中国的不平等，菲律宾和泰国是例外情况（但后者的影响小）。非农业的全球改革略微增加三个国家的不平等。在印度尼西亚不平等的非农业改革影响的增加超过了农业贸易改革的平等效应的抵消，而这两种类型的改革在菲律宾和泰国会增加不平等的程度。

与国家整体的不平等相比，农村或城市家庭分组的不平等程度不会被贸易改革非常大程度的改变，（比较（a）和（b）与表7的（c）部分），这突显出一点就是贸易改革将会主要减少城乡不平等而不是在任何一个地区中。

几个国家的研究调查改革的影响，来可以补充贸易改革，最明显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消除贸易税收收入。如果这些收入可通过税收收回，不用让穷人承担，那么为减少贫困的改革的影响会更有利。中国的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减少迁移出农业壁垒，通过改善土地市场运作和减少户籍制度的流动壁垒。这些措施，以及为增加中国市场准入的国际贸易自由化，被采用于减少贫困，例如这些措施综合运用会有利于所有主要的家庭群体。

5、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不管是基于计量经济学（如2007年的Harrison）的事后或事前的经济范围内的模拟（如在2006年Hertel和Winters），本研究仍然得出那些复杂的难以总结的结果，特别是当要衡量到贫困带来的影响的时候。然而，仍有一个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最重要的标志可以去衡量，就是用开放所有国家的商品贸易这种手段，去考察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的影响。在总结以上的研究时，发现这种情况导致的影响存在着重叠的部分，即在所有已显示的32例中，有2个例子一致指出，其带来的结果是整个全球贸易改革将会减少贫困。

贸易交易完全自由化对世界贫困的有益影响相对于非农业改革来说，将更多来自农业改革；并且，在农业方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改革，更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移除对农民的大量支持。根据目前研究中使用的经济模型，这些改革将提高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收益，这些工人大部分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收入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收入有密切关系。除了减少贫穷，这也将减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根据Linkage的模型显示，随着全球商品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极度贫穷（日消费水平低于1美元）人数下降了2.7%。其中，中国和非洲撒哈拉地区更是下降了4%。但是在印度却增长了4%（或者是在每天2美元的标准下增长了1.7%）。

GTAP模型通过对15个国家的研究得出结论，贫困下降率要比预计中的更大，其中9个国家的案例表明，不论只是对农业产品还是所有商品的改革，自由贸易都有效地减少了贫困，其中收益粗略等于家庭和国外的改革。之后的研究还表明，在所有的案例中，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改革，亦或是否包括非农业产品，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下降率要远超过城市。

根据LINKAGE模型，全球贸易开放将会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总收入和每户收入的差距。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更富裕，除非改革促使一个经济飞跃（这些研究使用的不是捕获的比较静态建模）。

全部商品的自由市场贸易，或者只是农产品，同样也会导致样本中的三个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及国外的改革下不平等水平有所下降。在城市和农村的地产拥有量不会因为贸易的改革产生太大改变，但贸易改革会显著缩减城市农村的贫富差距。

政府在税收的途径也是至关重要的。根据GTAP模型，假设（事实上）穷人不在享有免受贸易税而是按照比例征收，那么在被调查的15个国家中，贫困指数将会比现在 提高四倍。

两位顶尖分析专家认为，相对于非农业贸易的改革，去除所保留的农业政策会对消除贫穷有更加强力的作用。9个地区案例分析的加权平均结果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尽管在一定条件下，国家间的数据还具有一定的离散程度，但这九个案例同样也表明国内改革与外部改革有一定的相关性，国内自身的改革降低贫穷率等于外部的平均数。

6、注意事项

农业和其他贸易改革的影响是复杂的，同时影响了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政府预算和对外贸易。本次经过调查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事前建模的观点，包括全球和各个国家的模拟。通过使用最新的微观模拟和贫困弹性的方法，已经有相当多的关注目光投放在了捕捉对贫困的影响上。而使用相同的价格进行失真估计，和使用相同的全球模拟，则是为得到其余的世界边境的9个国家的模拟冲击、类似的行为假设、税务更换的假设和封闭模拟。然而，仍然有足够的范围，可以通过额外的比较，去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包括深入到每个模拟结果，探讨其起源的形式。

这里考虑的改革仅指商品贸易自由化。而开放全球服务贸易也有可能给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带来收益，包括这些国家的农民也同样会受益（Francois and Hoekman 2010）。促进国际资本流动无疑也会增加这些收益（Hoxha, Kalemli-Ozcan and Vollrath 2009），其道理就如同发展中国家向高收入国家（Walmsley and Winters 2005; World Bank 2005）的低技能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一样。而这些改革将如何同农场和其他货物贸易改革相互作用，又会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现状产生怎样的影响，注定是复杂的，所以期待着更加复杂的全球模拟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个主要挑战依旧是把握自由化带来的持续影响，特别是它们导致的一般均衡分配（贫困和不平等）的后果。实证文献中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最近才开始着手解决，并且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文献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现有的局部均衡分析里强烈指出，贸易增长与贫困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很可能比当前的研究中捕捉重新分配的静态影响更加重要。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一旦放到动态模拟中，他们将会加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里，关于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贸易政策改革是贫困和不平等减少现象的源头的部分。

另一个更深入的模拟改变是引入随机尺寸的大小，从而去获得陷入贫困的概率的变化情况。如果扩大开放程度则会增加粮食价格暴涨的风险：一个上涨的尖峰可能会导致一个家庭的粮食短缺，甚至饿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均衡的实证模拟，它都包含足够的部门和家庭的细节，即使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并且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是可以对贫困状况分析有所帮助的。然而，这一领域发展迅速的深层次原因是为了响应早期的原型Ahmed, Diffenbaugh 和 Hertel（2009），满足对气候变化的研究的需求。

这里也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去探索伴随着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改革产生的辅助性国内改革，在经验上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伴随着贸易改革的扶贫，那么效果将会扩大几倍。由Zhai 和 Hertel（2010）在中国的案例研究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印度这个国家，后者的改革可能依旧不会加剧贫困。假如更高效的传输机制被放在高回报的基础设施投资中，那么将会得到逐步淘汰的农业生产者的支持。即便是政治策略里最好的国内政策，也不一定有比任何与贸易相联系的政策更为复杂，然而，它着重强调有必要进行不限制其重点边境政策措施的全面的政治经济分析。

7、对政策的影响

以上的实验结果对政策有一系列的影响。首先最为关键的，无论单边还是多边的贸易政策改革，其对缓解贫困和不平等都所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国家对国内和全球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其次，在各国案例分析中常常出现的主题是，在贸易开放带来的总体实际收益的基础上，缓解贫困与不平等所带来的益处往往在全球贸易改革中比本国的改革中更为显著。例如，在印尼的案例中，单边贸易开放对缓解贫困起到的作用很小，但全世界的开放则会明显地减少贫困。菲律宾对现阶段的国内保护所进行的改革可能会使贫困率略微上升，而国外的开放几乎能完全抵消掉这种影响（在农业改革中会超出仅仅抵消）。

第三点，这一系列研究的结果证明，贸易改革的最大获益者是那些较为贫困的国家和最为贫困的个人。不过也很明显，一些极端贫穷的国家与个人也可能失利。所以，补偿政策具有优势，最理想的是重视公有而非私有财产，以保障对于促进增长的因素的投资，比如农业人力资源。

第四点，尽管包含政治敏感，最大的益处来自于农业改革，并强调保证此领域改革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确实有比贸易政策更直接也更有效的手段来达到政府的贫困与饥饿“千年发展目标”，但这些手段都是对国库财政的巨大消耗，尤其是对于高度依赖贸易税收的低收入国家政府。一种解决方法是扩大贸易援助，作为正式发展扶助计划的一部分。

最后，基于对各国国内改革研究的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其他国际磋商的过程中无需减缓国内改革的步伐。并且，从减轻贫困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因为协商豁免权或因为在WTO多边协议框架内的改革的延误，承受较大损失。

来源：世界银行

·专家观点·

贸易自由化及贫困

 




作者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文章从经济参与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诱发贫困的多种原因，包括产品的生产、销售、工资、税收等。然后以部分非洲国家为例进行了实证考察。指出贸易自由化对贫困既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采取诸如基础设施支持，建立市场体系等配套措施能减少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

来源：L Alan Winters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直接投资对于减贫的影响

——文献综述及在印度尼西亚的发现

 




基于对直接投资对减贫影响的文献分析，作者概况出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减贫有积极作用：1，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带动出口的增长；2，投资公司的科技、创新和知识对当地经济的溢出效益；3，政府扶贫计划或者通过投资公司上缴的税收进行项目融资。

来源：工业经济研究

贸易政策改革和扶贫

 




本文主要介绍了在最不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作为一项主要策略如何减贫的，以及关税、非关税壁垒、特殊进口制度（退税、出口关税、出口补贴）和与贸易相关的政策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成功实现贸易改革的一些补充政策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富有竞争力的汇率、灵活的劳动市场、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市场以及无差异的投资政策等。

文中还提到农业和服务是减贫的重要手段，建议完善针对这两方面的政策法规。

来源：2001 世界银行

贸易和贫穷：基于发展角度

 




在全球化浪潮下，贸易与贫困的联系一直存有争论。UNCTAD主张，为使这种联系有效，国家和国际政策必须植根于以发展为中心的方法来贸易，而不是以贸易为中心的方法来发展。发展方法由7个要素组成。确定这些政策，有必要站在贸易自由化和贫困的角度客观看待两者的联系。之后，就可能会看到贸易自由化是如何融入更广泛的发展战略中。

来源：UNCTAD秘书处的问题报告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自由化和减贫

 




文章探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及贫困的关系。该研究对比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估计了该地区国家贸易自由化之后的福利。指出贸易自由化可以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增加，社会福利的增加对减贫的效果比较显著，该地区国家应致力于国内改革，参与自由贸易，缩小与其他国家差距。

来源：Marian L. Tupy 美国卡托研究所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主  编：    左常升

副主编：    黄承伟  何晓军

本期编译：  林  海  张海森

责任编辑：  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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