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二期

重新审视瞄准和项目表现的关系

 

Dung Doan

Stephen Howes

 

摘要

改进的公共支出瞄准是否一定能达到成本上更加有效率的减贫结果，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Ravallion（2009）的一项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显示，瞄准作为贫困影响和成本有效性的指标，在评价中国各省城市现金转移项目时表现并不好。以此为基础，他提醒人们不应依赖瞄准效果来指导有关减贫项目的政策选择。瞄准和减贫中的成本有效性之间相关性的缺乏是令人惊讶的，并未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持，与其他实证研究的结论也相左。我们假设上述结论的获得是因为比较是跨项目、跨收入分配的。通过模拟，我们确认了不同项目，甚至是在不同分配下实施的同一项目的瞄准与贫困表现的相关性可能仅仅是弱相关，甚至负相关。但与现实关联更密切的、更具政策导向性的考虑，是在同一个分布下比较两个或更多的项目表现。这一次，我们通过模拟发现，瞄准和贫困影响的联系随着瞄准误差的根本性改变而变化，且瞄准效果与成本有效性存在着强正向关系。当感兴趣的分布与那些被观察的瞄准效果不一致时——即我们假设外延有效性存在时——这种相关性减弱了，但是有一些瞄准在测算时仍然表现的不错。大体而言，尽管瞄准的结果在解读时需要谨慎一些，但它们确实能在转移支付项目的成本有效性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1. 引言

        改进的公共支出瞄准是否一定能达到成本上更加有效率的减贫结果，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Ravallion（2009）就用这个问题作为了他论文的标题：“瞄准与一个减贫项目的成功与否究竟相关几何？”尽管他在文中并没有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含蓄的意思指出二者的关联是负向的。在他研究的例子中，他发现“在一个中国的大笔现金转移项目中，瞄准效果在减贫项目中对贫困和成本效率的影响采用标准测算的结果是缺乏意义的，甚至是欺骗性的。”（P.205）

Ravallion的建议是，如果我们对减贫项目的贫困影响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测算它，而不是从瞄准测算的结果中来推测。这确实堪称忠告，但对于那些用于测算贫困影响的数据无法获得的例子来说，问题却并未解决。很多瞄准研究建立在财产目录的基础上，这使得对家庭排序（从而进行瞄准分析）成为可能，但却无法进行贫困分析（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项目对家庭的消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引用一个最近的例子，采用了这种广为流传的方法的例子，Dutta等（2010）采用了瞄准分析方法去比较印度的多种社会安全网项目。如果Ravallion的警告被广为注意的话，这样的比较就不再可靠了。

大量的跨国研究也被用来比较不同转移项目的表现。比如，Coady等（2004）研究了44个国家的122个项目，希望能概括出何种类型的项目是更好的瞄准。Ravallion的警告是反对这种“基于跨项目比较的瞄准测算方法……发现哪种类型的项目更好”的常见做法的，他辩称他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方法的“外延有效性……是高度存疑的。”（p.227）。

Ravallion的结果不但重要，而且极具影响力且被广泛接受。举例而言，de Janvry等（2008），Lavalee等（2010），Roelen和Gassman（2010），以及Jha和Ramaswami（2010）。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他的结论导致了两个疑问，一个是理论的，另一个是实证的。要解决这两个疑问，我们认为应当更加关注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比较瞄准和项目表现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回答什么问题？我们提出了五个在这一方面有相同兴趣的问题。Ravallion回答了这五个问题中的第一个，但我们发现这一组问题中的其他几个有着相当不同的答案，然后我们将辩称这些其他问题有着更大的政策相关性。

本论文以下部分将作如下安排。第二节将解释Ravallion的发现所导致的疑问，并详细说明五个研究问题。第三节将描述方法论。第四节给出结论。第五节总结。

2. 疑团与问题

正如Ravallion注意到的，对于“更好的瞄准一定会增强一个项目对贫困的总体影响”，理论文献已经提供了质疑这一命题的数个理由。

首先，劳动力供给面对激励的反应问题由Besley和Kanbur（1990），Kanbur等（1994），以及van de Walle（1998）提出。这些论文指出好的瞄准会在接受者身上施加较高的边际税率，因此会降低穷人工作以挣得更多收入的激励。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目标制定地越好，他的贫困影响就越弱。为了澄清这一点，这些论文都采用了Sahn和Alderman（1996）就斯里兰卡的食品津贴的研究作为例子。Sahn和Alderman发现，1979年斯里兰卡食品津贴的发放与潜在的接受者劳动力供给减少存在联系。

第二，好的目标设定可能伴随着减少政策支持的潜在代价（Besley & Kanbur 1990；Gelbach & Pritchett 2000；Gelbach & Pritchett 2002）。那些仅仅让穷人受益的项目，在政府削减支出时很容易被裁掉，因为穷人“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政策力量在与那些贫困线以上的买单者的较量中占得上风”（Besley & Kanbur1990，p.10）。这可能意味着，瞄准越好的项目，往往规模越小，进而降低它的减贫效应。

第三，更好的目标设定可能会增加管理或交易成本。这也可能减弱目标设定与项目成本高效之间的联系。Murgai和Ravallion（2005）认为，一个印度的公共工程项目，为了追求更好的瞄准而导致了收入流失的代价，降低了项目的减贫效应和成本效率。

Ravallion宣称他的实证结论同样重复了这些“文献对于在减贫项目上作政策选择时过于依赖基于瞄准的标准测算的警告”（2009，p.227）。然而，他并没有具体说明，在他的研究案例中，文献所说的哪一种机制或许是真正削弱目标设定与项目表现之间联系的原因。他排除了任何劳动供给的反应（没有项目时的收入就简单认为是转移前的收入）。政治经济因素和管理成本都有可能减弱瞄准与贫困影响之间的联系，但却都不会减弱瞄准与成本效率之间的联系（至少当我们和他一样，定义成本效率时不考虑目标设定的成本时是如此。）Ravallion发现的瞄准测算与减贫成本效率之间的弱相关关系，在劳动力供给反应研究缺位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理论疑团。

这同时也是一个实证的疑团，因为研究所发现的似乎与其他文献中的研究结论相左。举例而言，Baker和Grosh（1994）利用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牙买加的家庭数据，模拟了地理上的瞄准。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地理单位被定义地更为狭窄时，以遗漏错误测算的目标设定的精确度和贫困影响都上升了（pp.990-991）。Elbers等（2007）用“贫困地图”的方法研究了柬埔寨、厄瓜多尔和马达加斯加，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当目标设定在更小的管理单元时，比如地区或村落，贫困效应和项目成本效率都显著提高。在另一篇论文里，Bisnia和Chong（2001）将研究扩展到哪一种外国援助在内战后真正到达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穷人那里。他们采用了一种简单的代理期望检验方法，发现在运送援助物资的过程中提高瞄准的精确度将产生更高的覆盖率、更低的漏损，以及更大的减贫效应。

我们假设，这些疑团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Ravallion所采用的瞄准与贫困表现之间的比较类型。Ravallion检查了“低保”的瞄准与项目表现的关系，这是一个在中国35个省区市实施的城市现金转移项目。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这一项目仅仅提供普遍指导和协助拨款。地方政府负责设定地方的“低保”线，评估候选资格，推行，并且协助募集资金。由于起始贫困的发生率、严重程度、生活标准、地方政府能力与预算、地方政府决定权都普遍存在差异，“低保”实际上应该被认为是在35个不同收入分布中推行的35个独立的项目。

换句话说，Ravallion是在问这样的问题：

1.（多人群问题）如果计划A在人群X中比计划B在人群B中瞄准地更好，计划A会在X中会比计划B在Y中有更好的项目表现吗？

在这个问题中，比较发生在多重人群里，目标表现与贫困影响的相关性可以被简单地削弱，接下来的例子会说明这一点。一个精心瞄准的计划（A）可以在一个贫困线以下人口很少的省份实施，另一个瞄准不周的计划（B）在一个贫困线以下人口很多的省份实施。这可能会导致瞄准与贫困影响之间产生负的相关性（尤其是人头比率被用到测算贫困时）。实际上，Ravallion他自己在解释他的一些发现时也采用了初始条件（P.226）。

 2.（初始条件问题）如果计划A在人群X中的瞄准比计划A在人群Y中做的更好，那么计划X在X中比在Y中是否会有更好的项目表现？

如果初始条件产生了污染效应，那么我们会预期问题2的答案就像问题1的答案一样，是“不一定”。

问题1和问题2并不是检验瞄准与项目表现之间关系的唯一途径。事实上，我们对于比较备选项目在单一人群中的作用比较更感兴趣。

1.（单一人群问题）如果在人群X中，计划A比计划B在瞄准上做的更好，那么计划A在X中会有更好的项目表现吗？

这个“单一人群”问题似乎比Ravallion（2009）提出的“多人群”问题更具有政策相关性。举例而言，我们或许会对一个国家是否应该扩大它的现金转移或公共工程项目感兴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现金转移项目在瞄准上做的更好，我们会当然地希望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这一选择能更成本有效地减少贫困。

问题3同时也是一个被前面引用的实证、理论文献提及的问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解决Ravallion的工作中被提出的两个疑团的途径：一旦我们允许问题1和问题3有不同的答案，这两个疑团或许会不复存在。当我们假定不考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理论文献为瞄准和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但这个答案并不一定同时适用于瞄准和贫困效应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并不依靠任何跨人群的比较。然而，外延有效性在瞄准比较中经常被提出。最后两个问题检验这一假设的有效性。

2.（第一外延有效性问题）如果在人群Y中，计划A比计划B在瞄准上做得更好，那么在人群Y中，A是否能比B有更好的项目表现？

3.（第二外延有效性问题）如果计划A在人群Y中比计划B在人群Z中在瞄准上做得更好，那么计划A是否会比计划B在人群X中有更好地项目表现？

这两个问题询问了我们是否能够根据项目在一个或多个其他人群中的表现，来预测它们在某个人群中的项目表现。他们也同样（就像问题3，不像问题1和2），是“单一人群”比较，因为，他们都是希望在同一个单一的目标群体中比较两个项目。然而，不像问题3，在问题4和问题5中，关于两个项目的信息来自他们在X人群以外的人群中实施，这就提出了外延有效性的问题。如果源自初始条件差异的污染真的会像我们猜想的那样起作用，我们就无法确信我们能够先验地给这两个问题一个正向的答案。外延有效性不应该想当然地作为前提，它需要被证明。

问题4和问题5在外延有效性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它们要求有一个正向的答案。在问题4中，两个项目的特点都在对同一个人群的关系中得到考察，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在该人群中相对的瞄准表现，是否能允许我们得出关于它们相对于另一个人群的相对表现的结论。举例而言，如果印度的现金转移比公共工程有更好的瞄准，那么是否在中国，现金转移在减贫上比公共工程做的更好？问题5提供了一个更直接的对跨国瞄准比较外延有效性的检验。我们是否能有充分理由推断，例如，如果一个在孟加拉的现金转移项目比一个在印度的公共工程有更好的瞄准，那么如果这两个项目同时在中国实施，现金转移项目会比公共工程项目表现得更好吗？由于它覆盖了更大的人群范围，源自初始条件变化带来的污染范围在问题5中会相应地放大。

3. 方法论

在这一节将提出一个模拟的框架，使我们得以回答前文讨论的五个问题。这一框架同时适用于单一和多人群的比较。它同时提供了对不同瞄准的现金转移计划的瞄准非准确性程度的灵活控制。

我们采用Ravallion（2009） 相同的行为假设。我们假设被模拟的项目通过援助获得资金，对于目标人群没有通过税收系统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效应。瞄准的成本和激励效应都假定不存在。转移后的家庭收入等于转移支付前的收入加上现金转移数。

3.1  家庭收入数据的产生

对数正态分布是两种最常被用于收入分配的函数形式之一。另一种，也就是帕累托分布，仅仅在收入分布的上界是准确的，而它在整体收入上的应用却是受限的（Boccanfuso等，2008）。对数正态分布的函数形式在既有文献中被广泛用于研究贫困，包括Balintfy和Goodman（1973），Bourguignon（2003），Epaulard（2003），Lopex和Serven（2006），以及Kalwij和Verschoor（2006）。它契合真实的收入数据（Aitchinson & Brown 1957；Bandourian等，2003）此外，它是相对可拉长的。我们可以利用它容易解释和操纵参数的特点，去得到我们所希望获得的转移前收入分布的特点。这个特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通过不同水平的期望和方差去产生收入分布。

诚然，对数正态分布在贫困研究中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它对于大部分收入范围都很契合，它在收入分布上界的契合度却并不令人满意（Balintfy & Goodman 1973，p.402；Harrison 1981；Cowell 1999；Boccanfuso等 2008，p.155）。总体而言，对数正态分布函数对于一个相对均匀的人群的收入分布是契合的。它“崩溃于被观察收入分布的形状和潜在变化范围存在异质性”（Bresson 2010）。更加契合的函数，诸如三或四参数的Dagum分布或Singh-Maddala分布更加复杂，而且限制了我们生成所要求的假设分布特点的灵活性。简而言之，这些关于对数正态分布的缺点，并不对我们的研究构成什么严重的限制。

遵循Lambert（2009）和Boccanfuso等（2008），我们用一个变形的对数正态分布生成假设的家庭收入数据：



参数μ，λ，σ的选择会使得假设的收入分配有一个合理而现实的均值和不平等水平。模拟收入的绝对值并不重要，因为贫困线、转移支付量，相应地对于瞄准表现的度量都是独立于家庭收入美元价值以外的比率。一个方便的转移前不平等性参照，是亚洲、拉丁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东欧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这一系数的范围从0.30到0.57，均值约为0.43（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

为简化跨人群比较，我们生成了50个假设收入分布，这些分布的基尼系数和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的真实范围一致（0.31到0.57，平均为0.41）。每一个分布（或人群）有10000个样本。我们如此生成这50个分布，使得在前25个分布中，不平等程度越高，转移前的贫困程度就越高；在后25个分布中，不平等程度越高，贫困程度就越低。后25个分布的收入平均值范围也要比前25个分布来的更宽。

3.2对瞄准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模拟

正如实证的贫困研究中经常做的那样，我们采用相对贫困线方法（relative poverty line approach）来定义贫困线，做法是采用平均家庭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作为贫困线（Bisogno & Chong 2001； Layte等 2001，p.241）。正如此前我们描述的那样，对每一个生成的收入分布，贫困线z被定义为转移前平均收入的60%。每一个参与家庭都会收到一份统一的转移支付，数量等于平均收入的10%。

在完美的瞄准情况下

Ti=t          if yi

Ti=0          if yi≥z

Yi是家庭i的收入。

由于诸如家庭财富水平度量错误、救济金送达过程的缺陷、腐败等因素的存在，完美的瞄准并不可行。研究瞄准的文献通常会考虑漏出错误（leakage error）（类型1），即错误地包含了非贫困却被认定是贫困的参与者；以及遗漏错误（Omision error）（类型2），即错误地未包括贫困却被认定是非贫困的人。这两个传统瞄准错误都未考虑接受者是否收到了准确数量的救济，还是只收到了一部分。执行相关因素诸如腐败可能会阻止参与者收到他们应得的足额救济金（例如Dutta等（2010）），或者使不够格的家庭也收到部分救济金。我们称之为“转移不足”或“转移过度”错误，分别对应错误发生于贫困者和非贫困者。在我们的模拟环境中，非完美的瞄准由这四种错误来刻画：传统的遗漏错误，改进的漏出错误，以及2种新被提出的转移不足和转移过度错误。在我们的语境中，遗漏错误仍然按照文献中的传统定义，是未能收到任何救济的转移前贫困家庭比例。现在定义改进的漏出错误为接受足额转移支付数量的非贫困家庭比例。转移不足（过度）错误是贫穷（非贫穷）家庭接收了一定比例的转移支付额度。所以，贫困家庭覆盖率是1减去遗漏错误，富裕家庭覆盖率是漏出错误和过度转移错误的加总。

我们如此模拟转移支付项目，首先把人群分成基于选定的贫困线的两组：转移前贫困组与非贫困组，分别含有n和m个家庭，n+m=N，N是人群的规模。为了模拟瞄准错误，我们生成了以下三个同分布且相互独立的介于0与1之间的随机变量：

uPi（i=1，2，..n）

uNj（j=1，2，...m）

rk （k=1，2，...N）

家庭i被指定ri以及upi和uNi中的一个，取决于它的转移前贫困状况。根据这样的设置，任何瞄准计划都可以如表1中显示的那样被定义。

 

表1：模拟瞄准项目设计

瞄准错误	定义
遗漏错误	被完全排除在项目之外的贫困家庭比例
转移不足错误	接收一定比例转移量的贫困家庭比例
漏出错误	被完全包含在项目之中的非贫困家庭比例
转移过度错误	接收一定比例转移量的非贫困家庭比例
注：如前文定义的那样，漏出误差和过度转移误差之和，等于传统的1类误差，即转移中漏出至非贫困家庭的总和。

 

 

在每个人群中实行的每个项目的模拟过程都重复了50次，通过计算50个模拟结果的均值，以得到期望的瞄准效果和项目表现。

我们选择了50个项目，它们的四类错误随机从一个单位分布中选出，分布范围由“低保”项目粗略地给出，其中遗漏错误为30%到80%，漏出错误为0.5%到5%，转移不足为5%到15%，转移过度为0.5%到3%。每一个项目都是随机从这些范围中选出的四类错误的组合。

为研究瞄准准确性对瞄准测算和项目表现之间联系的潜在影响，我们同时定义了一个基础项目A，它具有和“低保”平均水平相似的瞄准错误。特别地，我们假设在项目A中，50%的穷困家庭被完全排除在项目之外，另外20%的贫困家庭仅仅被部分覆盖，20%的非贫困家庭被完全覆盖，另外20%的非贫困家庭被部分覆盖。于是我们定义了一组项目Bj，Cj，Dj和Ej（j=1到20），这一组中每一个项目都分类地对项目A作出改善，分别是通过不连续地降低遗漏错误（B项目），降低对贫困家庭的支付不足（C项目），降低漏出错误（D项目），或是降低对非贫困家庭的支付过度（E项目）。这些对比计划的设计举例而言，计划Bj（j=1，2，...20）在遗漏错误从50%降到30%的情况下进行模拟，一次降低1个百分点，保持计划的其他参数不变。计划Cj，Dj，Ej的模拟也是相似的，相应地降低转移不足、漏出和转移过度错误。

3.3. 贫困测算和瞄准测算

为了使我们的结果能够与Ravallion（2009）及更广泛文献的结果可比较，我们采用了与Ravallion相同的瞄准测算方法。三种标准瞄准测算——转移总额至贫困家庭的部分（S），标准化的转移至贫困家庭的部分（the normalized share to the poor）（NS），以及集中度指数（CI）——基于集中度曲线C（p）。第四个测算指标，瞄准差别（TD），Ravallion推荐其作为贫困影响的最佳预测。它是贫困家庭参与率与非贫困家庭参与率的差值。

我们也应用了最常见的贫困测算方法。我们如此定义Foster-Greer-Thorbecke（FGT）家庭：



在这之中，yi是家庭i的收入，Z是贫困线。这个公式给出了按人口数量计算的贫困指数（head count index）（HC，一种贫困比例的测算）、贫困差距（the poverty gap）（PG，一种贫困发生率的测算），以及贫困差距平方项（Square poverty gap）（SPG，一种贫困严重度的测算），相应的贫困厌恶参数（poverty-aversion parameter）α等于0，1和2。

一个项目的贫困影响有2个方面：贫困影响和减贫的成本效率。我们定义贫困影响为被选贫困测算量的减少，而成本效率定义为这个减少量除以项目支出。这些都是相对于转移支付前的贫困来定义的。我们根据所有三个指数HC，PG，SPG来评价贫困影响。不过，按照Ravallion（2009），评价贫困成本效率仅仅和HC和PG有关。

4. 结果

        设定了模拟框架之后，我们现在来着手处理第二节末尾提出的五个问题。

4.1 多个人群的比较

正如在第二节中讨论的，Ravallion的研究处理了问题1，因为他对瞄准和项目表现做了跨项目和跨人群的比较。在我们随机生成的50个人群中的50个模拟转移项目中，我们确认了他所获得的瞄准与项目表现之间较弱的总体联系（见表2）。

与Ravallion的计算相一致，我们获得了混合的结果。TD指数是贫困影响最佳的指示器，但和成本效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CI指数和NS指数作为贫困影响的指示器表现得很差。我们与Ravallion的结果之间唯一值得注意的区别在于，我们在S与减贫影响、NS与成本效率之间发现了显著的相关性。我们稍后会说明，这或许可以用如下事实解释：我们的假设收入分布比中国省份的收入分布在平均收入、不平等性和起始贫困率上更加同质。

 我们把这些混合的结果部分归因于收入分布的起始特点，这些特点弱化了瞄准与项目表现之间的联系。为了孤立出这些效应，我们转向问题2，并在相同的50个人群中实行一个单一的项目，也就是基础计划A。在跨项目瞄准错误多样性缺位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相关性，不论正向的或负向的，都是显著的（见表3）。如果瞄准与项目表现之间的关系对转移前的收入分布特点并不敏感，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在实行于众多人群中的同一个计划的这些变量中找到显著的相关关系。表3中发现的显著相关性说明起始条件确实对瞄准和目标表现的跨分布相关关系有着很强的影响。

表2：瞄准效果、贫困影响和成本效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1：多人群问题）

相关系数	对贫困的影响                                        成本有效性比值 （贫困指标减少的百分点）           （每1百万美元支出对贫困的影响）
	HC	PG	SPG	减少的HC	减少的 PG
瞄准测算
S	0.365**	0.607*	0.561**	0.194	0.474**
NS	0.594**	-0.016	-0.270*	0.641**	-0.550**
CI	0.677**	0.306*	0.063	0.569**	-0.229
TD	0.754**	0.820*	0.636**	0.255	0.204
注：                                 n=  50 **：在1%下显著。 *：在5%下显著。

 

 

表3：瞄准效果、贫困影响和成本效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2：初始条件问题）

相关系数	对贫困的影响                                       成本有效性比值 （贫困指标减少的百分点）           （每1百万美元支出对贫困的影响）
	HC	PG	SPG	减少的HC	减少的 PG
瞄准测算
S	-	0.4530*	0.730**	-0.097	0.949**
NS	0.740*	-0.4687*	-0.739**	0.116	-0.939**
CI	-	0.4685*	0.611**	-0.072	0.802**
TD	na	na	na	na	na
注：                                 n= 50 **：在1%下显著。 Na:TD指数对于所有的分布都是一样的，所以，计算TD与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是没有意义的。

表4解释了表3中发现的相关性标志，并且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关于转移前条件之重要性的假定。在表4中我们会看到，初始贫困程度越高，由按人口数量计算的贫困指数（PG或SPG）衡量的项目贫困影响就越小（越大）。同时，不论采用哪一种贫困度量方法，起始贫困程度越高，由NS（S或CI）测算的项目瞄准就越差（好）。总结而言，NS与贫困率降低成正向关系，但与贫困间隔（poverty gap）与平方贫困间隔（square poverty gap）成负向关系。S和CI则正相反。

我们注意到，这些结论在面对转移支付的规模变化并不过硬。当我们（不真实地）增加转移总量至平均收入的40%时，我们发现起始贫困测算值与HC的减少值、HC减少时的成本有效性的相关关系有了逆转的迹象。减少HC的成本效率和起始人头率的相关关系甚至变得更加统计显著了。但是，起始条件的多样性仍然使得有把握地跨收入分布预测瞄准与项目表现并不可能。

4.2. 相对于单一人群的比较

现在我们转向第三个问题：当相对于一个单一人群时，一个更好的瞄准项目是否有更好的项目表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依靠从50个项目和50个假设人群中随机作出的选择。在每一轮模拟中，我们随机选择两个项目和一个人群，比较两个项目在所选人群中的项目表现。在50轮之后，我们检验相对瞄准效果是否与相对减贫效果和项目成本效率存在相关性。

正如在表5中显示的那样，不论我们采用何种瞄准测算方法，所有相对瞄准和项目表现之间的关系都在1%水平上显著地呈现相关关系。之前，TD指数与减贫效果之间有最强的联系，但却是最弱的成本效率指标。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瞄准效果是项目表现的指示之假说。如果一个项目比其他项目在同一个人群中有更好的瞄准，那么它更有可能是更成本有效的，并在该人群中导致贫困率有更大程度的降低。

为了更系统地分析，我们实行了项目A，Bj，Cj，Dj和Ej（j=1到20），然后在同一个人群中比较它们的表现。这一方法使我们得以仔细分析每一个瞄准误差对瞄准和项目表现二者的边际影响。考虑到项目数量的庞大，将这一比较实行与全部50个人群并不实际。作为替代，我们简单地选择了2个人群，X和Y。他们有着接近相同的平均收入，但是Y有着明显更高的转移前贫困水平和不平等程度。

表6显示了瞄准与成本效率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我们发现所有瞄准测算与成本效率之间有着显著的（在1%水平上）正向关系，不论我们修正了何种瞄准误差。

表4：转移前贫困测算、瞄准效果和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问题2：初始条件问题）

相关系数	转移支付前贫困测算
	HC	PG	SPG
瞄准测算
S	0.999**	0.941**	0.889**
NS	-0.996**	-0.943**	-0.891**
CI	0.859**	0.776**	0.697**
TD	na	na	na
贫困影响
HC的减少	-0.758**	-0.551**	-0.471**
PG的减少	0.452**	0.676**	0.722**
SPG的减少	0.733**	0.906**	0.939**
成本效率
HC的减少	-0.100	-0.399**	-0.485**
PG的减少	0.949**	0.805**	0.731**
注：n=50 **:在1%的水平下显著。 na:TD对所有分布都一样，所以计算与TD与项目表现的相关性没有意义。

 

表5：瞄准效果、贫困影响和成本效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3：单一人群问题）

相关系数	对贫困的相对影响（贫困测算减少的百分数）			相对成本有效性（每一百万美元的贫困测算减少量）
	HC	PG	SPG	减少的HC	减少的PG
相对瞄准效果
S	0.788**	0.713**	0.643**	0.964**	0.929**
NS	0.782**	0.676**	0.595**	0.950**	0.875**
CI	0.778**	0.698**	0.626**	0.954**	0.926**
TD	0.942**	0.977**	0.942**	0.766**	0.748**
注：n=50 **：在1%的水平显著

表6：当各瞄准错误被修正时，瞄准测算与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

相关系数		分布X					分布Y
		对贫困的影响（贫困测算减少1%）			成本效率（每1百万美元支出对贫困的影响）		对贫困的影响（贫困测算减少1%）			成本效率（每1百万美元支出对贫困的影响）
当遗漏错误被减少	瞄准测算	HC	PG	SPG	减少HC	减少PG	HC	PG	SPG	减少HC	减少PG
	S	0.998**	0.999**	0.999**	0.998**	0.999**	0.996**	0.997**	0.997**	0.994**	0.999**
	NS	0.998**	0.999**	0.999**	0.998**	0.999**	0.996**	0.997**	0.997**	0.994**	0.999**
	CI	0.998**	0.999**	0.999**	0.998**	0.999**	0.996**	0.997**	0.997**	0.993**	0.999**
	TD	0.999**	0.999**	0.999**	0.997**	0.999**	0.999**	0.999**	0.999**	0.992**	0.996**
当对贫穷家庭转移不足错误被减少	瞄准测算
	S	0.996**	0.998**	0.998**	0.995**	0.999**	0.997**	0.999**	0.999**	0.994**	0.999**
	NS	0.996**	0.998**	0.998**	0.995**	0.999**	0.997**	0.999**	0.999**	0.994**	0.999**
	CI	0.995**	0.998**	0.997**	0.993**	0.999**	0.995**	0.998**	0.998**	0.992**	0.999**
	TD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当漏出错误被减少	瞄准测算
	S	-0.306	-0.416	-0.183	0.999**	1.000**	0.306	-0.097	-0.218	0.999**	1.000**
	NS	-0.306	-0.416	-0.183	0.999**	1.000**	0.306	-0.097	-0.218	0.999**	1.000**
	CI	-0.309	-0.417	-0.182	0.999**	1.000**	0.304	-0.095	-0.215	0.999**	1.000**
	TD	-0.297	-0.413	-0.177	0.993**	0.993**	0.286	-0.011	-0.224	0.996**	0.997**
当向非贫困家庭的过度转移错误被减少	瞄准测算
	S	0.094	0.202	0.281	0.999**	0.999**	0.025	-0.252	-0.285	0.992**	0.999**
	NS	0.094	0.202	0.281	0.999**	0.999**	0.025	-0.252	-0.285	0.992**	0.999**
	CI	0.089	0.197	0.278	0.999**	0.999**	0.018	-0.253	-0.277	0.990**	0.999**
	TD	0.061	0.144	0.226	0.997**	0.997**	0.014	-0.273	-0.308	0.990**	0.999**
注：n=50 **：在1%的水平下显著 Na:TD指数在转移不足错误减少时保持为常数，因此计算相关系数无意义。

 

表6同时显示，与贫困影响之间的相关性取决于何种潜在的瞄准不完美性得到了修正。当我们减少遗漏错误或转移不足错误时，瞄准效果与贫困影响之间的相关性是正向且统计显著的。然而，当我们减少漏出错误或转移过度错误时，所有瞄准测算和贫困测算之间的相关性甚至在10%的水平仍不显著。这是因为减少不合格接收者的收益无法增加贫困家庭的福利，即使这使无论采用何种测算方法测得的瞄准效果都得到了提升。

表5和表6共同显示了我们对瞄准测算在项目评估中的作用的定性。寿险，两个表格确认了传统瞄准测算作为衡量项目成本效率的指标是可靠的。其次，尽管表5告诉我们平均而言，更好瞄准的项目会有更好的贫困影响，表6揭示了当涉及到贫困影响的时候，不去比较由传统测算方法评估的瞄准效果，而是比较潜在的瞄准误差的差异，这样能传递更多信息。四种瞄准错误的混合影响作用于减贫效果，解释了表5中瞄准与贫困影响之间的相关性比瞄准与成本效率之间统计上更显著但是却明显更弱的相关性。这或许也部分解释了Ravallion（2009）的工作里瞄准与贫困影响之间的弱联系。

4.3基于外延有效性的单人群比较

前一节显示了在单一人群中进行的瞄准分析（可能由于贫困分析不可行）可用来作关于项目成本效率在同一人群中的推断。外延有效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在一个人群中的瞄准分析是否能用于推断另一个人群中的项目表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使我们确认那些近年来文献中详尽的跨国瞄准效果比较是否能用于项目表现的指标。

我们通过检验两个随机计划在两个随机选择的人群中的相对瞄准和相对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来回答第一个外延有效性的问题。从我们的50个模拟转移项目中和50个人群中，我们随机抽取了50组的“2项目2人群”组合。表7显示了那些在一个人群中瞄准更好的项目同样倾向于在其他人群中有更好的项目表现。用Ravallion的术语说，这是较高的“外延有效性”。

 

表7：跨人群的瞄准效果与项目表现相关性（问题四：第一外延有效性问题）

相关系数			在随机人群X中的相对项目表现
对贫困的影响（贫困测算的下降百分比）			成本效率（每1美元支出对贫困的影响）
	HC	PG	SPG	减少的HC	减少的PG
在人群Y中的相对瞄准效果
S	0.682**	0.686**	0.638**	0.834**	0.951**
NS	0.628**	0.630**	0.584**	0.792**	0.910**
CI	0.684**	0.679**	0.627**	0.842**	0.951**
TD	0.964**	0.947**	0.871**	0.745**	0.781**
注: n= 50  **: 在1%下显著。

 

最后，我们通过检验2个随机项目跨2个随机选择的人群中的相对瞄准效果和他们在第三个随机选择人群中的相对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来着手解决第5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通常人们会预计起始条件多样性的影响会变得较显著。

表8总结了我们4轮模拟的结果，每一轮都包含50次抽取两组项目，三组人群。再一次的，所有瞄准测算都一致地与项目成本效率显著正向相关。除了NS之外的所有瞄准测算，都是贫困影响的显著指标，尽管相关性的规模较成本效率低。如此前的模拟设定（问题3和4），TD似乎是减贫效果最好的指标，但却又是最差的成本效率指标。

表8中（总体上）更小的相关性与表7相比同时也证明了源于起始条件的结果污染。它显示NS比其他瞄准测算指标更易受到污染。NS与贫困影响之间的相关性要么不显著，要么虽然统计显著但是很弱。这个结果与表2是一致的，在表2中，当我们对跨人群项目作出比较时，NS对于PG和SPG的减少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它与成本效率的相关性，尽管统计上显著，但是通常被认为弱于S和CI。

5. 结论

我们的模拟确认了Ravallion（2009）的发现，即瞄准与项目表现在跨项目和跨人群比较时，仅仅是弱相关或者不一致地相关。模拟还帮助解释了这个在其他时候会令人感到困惑的发现。模拟结果说明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我们称之为源于起始条件的污染；即，对不同项目在不同分布上的调用减弱了瞄准和项目表现之间的相关性。

对于我们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意味着Ravallion针对依靠“瞄准测算来为减贫项目政策选择提供信息依据”的普遍警告就有充分根据了。在同一个目标人群中比较项目才是更政策相关的。

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是先不提出外延有效性，即，只考虑从同一人群中收集到的关于项目的信息。处理本文第三个问题的模拟显示了标准瞄准测算，也就是S，NS，CI和TD，在这一环境中全部都一致且极强地指示了项目的成本效率。

然而，瞄准测算是否是贫困影响的良好指标，取决于潜在的瞄准错误的种类。如果遗漏错误被修正，贫困影响会增加，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如果漏出错误减少了，贫困影响并不会改变。TD是最好的预测指数，但是我们的结果认为，与其依靠任何传统的瞄准测算方法，通过比较潜在的瞄准错误来预测相对贫困影响能让我们知道更多。

如果我们提出外延有效性的问题，同样的结论还会成立吗？还是如多人群比较那样，受到跨分布的起始条件多样性的污染？对于第四和第五个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显示，当比较在提出外延有效性条件下进行的时候，确实需要更加小心，但是总体而言，瞄准与成本效率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很高且显著，至少当瞄准是由S或CI测算的时候。

总结而言，尽管Ravallion（2009）针对使用瞄准测算的警告错置了，他仍然在显示起始条件多样性能够污染瞄准--项目表现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似乎会使那些瞄准--项目表现比较在提出外延有效性条件下的结果变得不再可靠。然而我们的模拟，却发现令人庆幸的一点：至少当我们采用了正确的瞄准测算时，采用瞄准比较来推断或预测不同项目的相对成本效率是可靠的。知道了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本文分析的局限性。激励影响和瞄准成本也可能减弱瞄准与成本效率之间的强相关性。这些因素始终是重要的，且值得更深层的研究，但是知道我们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并没有理由抛弃谨慎执行的瞄准分析，就已经令人感到心安了。

 

表8：相对瞄准效果、相对贫困测算与成本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问题5：第二外延有效性问题）

相关系数	人群Z中的相对项目表现
对贫困的影响（贫困测算减少的百分比）	成本效率（每1美元支出对贫困的影响）
	HC	PG	SPG	for reducing HC	for reducing PG
一个项目在X人群中的瞄准效果相对于另一个项目在Y人群中的瞄准效果
S	0.635**	0.604**	0.574**	0.849**	0.858**
NS	0.363**	0.375**	0.357*	0.672**	0.708**
CI	0.587**	0.583**	0.554**	0.885**	0.917**
TD	0.954**	0.971**	0.949**	0.701**	0.688**
S	0.402**	0.427**	0.416**	0.743**	0.844**
NS	0.255	0.240*	0.190	0.448**	0.431**
CI	0.430**	0.430**	0.384**	0.766**	0.800**
TD	0.965**	0.943**	0.886**	0.590**	0.605**
S	0.548**	0.596**	0.587**	0.803**	0.855**
NS	0.207	0.267	0.280*	0.549**	0.616**
CI	0.464**	0.525**	0.528**	0.827**	0.890**
TD	0.954**	0.981**	0.961**	0.667**	0.646**
S	0.632**	0.677**	0.663**	0.825**	0.893**
NS	0.116	0.179	0.188	0.535**	0.562**
CI	0.413**	0.483**	0.483**	0.824**	0.870**
TD	0.939**	0.958**	0.913**	0.717**	0.714**
注: n= 50，对于4轮中的每一轮。 **:在1%水平上显著。*:在5%水平上显著。

 

论文信息：Dung Doan，Stephen Howes: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rgeting and program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Policy Centre，Discussion Paper 12（January 2010）.The Development Policy Centre is a research unit at the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翻译：顾思蒋，校对：夏庆杰）

 


·专家视点·

 

 

中国经济如何避免“日本增长陷阱”？

 

夏庆杰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的四十多年里高速增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超越德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起被称为东亚奇迹。然而日本的房地产和资产泡沫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破裂后，日本经济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仅能维持约1%的低增长率困境，因而这十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经过短暂的复苏后，日本经济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还是不见起色。当然，是否可以把日本经济这二十多年里的低增长现象称之为“日本增长陷阱”还有待商榷，但是日本经济由长期高速增长忽然间陷入长期低增长现象，无疑为当今世界的新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敲响了警钟。为此，探讨日本经济如何由高增长退化为低增长成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要话题。

         哈伯德和凯恩（Hubbard and Kane，“Balance”一书的作者）认为，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包括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贸易保护政策；经济金融体系被少数巨型企业所垄断，而且这些少数巨型企业在横向和纵向经济链上盘根错节；若干巨型企业几乎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另一面是企业家才能的匮乏；尽管日本也有大量的小型零售餐饮企业，但是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开创型企业家；一方面是日本具有少数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的巨型企业，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市场由于过度管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缺乏竞争和活力。

 哈伯德和凯恩还认为，很多探讨日本经济模式的研究没有区分追赶型国家和发达前沿型国家的区别。日本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主要依赖具有强制性的政府产业政策、出口导向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政策在日本经济水平接近国际发达前沿型国家经济水平之后便不再有效，其原因是发达前沿国家经济（如美国）主要依靠保护市场竞争的社会经济金融制度安排，如即允许、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家的涌现发展壮大，又允许大量的风险投资银行家在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型投资项目。

《失去的二十年》的作者池田信夫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有：日本没有抓住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主的信息产业发展的机遇；在制造业已经转向低成本的模块化组装转变之时，日本制造业仍然执迷于高端化、精细化的高成本路径；由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导致的日本劳动力市场僵化、年轻人上升渠道不畅；金融业发展落后，特别是没有形成资助高新科技企业开发的风险投资体系等。

以上哈伯德和凯恩、池田信夫揭示的日本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在中国也或多或少存在，如对某些产业和国企的政策优惠，经济金融体系被大批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垄断，过度管制和大量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金融银行业不发达，特别是缺乏为高新科技企业开发融资的风险投资体系。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大体上完成了追赶阶段，即中国经济基本完成了可以依靠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实现高速增长的追赶阶段。换句话说，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主要依靠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开发。用哈伯德和凯恩的话来说，中国经济需要由追赶型国家向市场前沿型国家转型。用中国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现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果把中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由追赶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层出不穷的创新型企业和企业家。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从制度安排角度看，就是中国需要拥有允许、鼓励、支持创新型企业家涌现并发展壮大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能否建立鼓励和保护创新型企业家大量涌现的机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长期兴旺发达。在建立和健全保护市场竞争和创新的社会经济金融制度安排，如允许、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家的涌现发展壮大，也允许大量的风险投资银行家在寻找有利可图的创新型投资项目。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未能转型，是因为缺乏一批新型具有前瞻能力的企业家的不断出现。产业升级不断，只有站在生产前沿的企业家才能洞悉瞬息万变的变化，因而需要把引领产业升级换代的任务交给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的经济计划部门。也许其中的很多某些企业家会犯错误而被市场淘汰，但是只要少数企业家感悟到并抓住国际上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技术和方法，这些少数先进的企业家就能引领中国走向创新。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面临三项任务：第一，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框架，包括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法规，对违法行为的惩罚。第二，建立完备的产权制度。只有完备的产权制度，才能保证和鼓励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富裕阶层不再移民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第三，建设稳健的能够为非国有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银行体系，其中包括能否为高新科技技术开发融资的风险投资体系。

 

（作者简介：夏庆杰，英国巴斯（Bath）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书籍推荐·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Francis Fukuyama

        

 一本六百页的政治科学著作以一种卖关子的方式结尾是罕见的。但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三年前出版的上册巨著，解释什么是政治社会运转的原理，却并没有回答这个大问题。这本书所讲述的政治秩序的故事，从史前时代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余波中的现代民主黎明。福山最为人所知的是在1989年宣称自由主义民主的诞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当时单纯就是没有更好的可得观点。不过这里他曾经暗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并非免疫了使其他所有政治社会形势停滞和衰落的模式，它们也可能需要被更好的制度所取代。所以，究竟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是他的答案。他以自圆其说的方式是坚持民主制度永远只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错误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力量。他的核心论点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需要三块基石：一个强大的国家、法治和民主制的义务。而且需要这三者同时具备。18世纪末民主制度的到来开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但却从来没有保证过这一点。仅仅是现代性的事实并不能解决任何政治学领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福山对于失败的国家需要的仅仅是“现代化”的简单论调嗤之以鼻）。

过去200年里爆炸性的工业生产力与财富增长极大地扩张了政治可能性的范围，无论变好还是变坏（我们只需要看看世界上运行最好的社会——比如丹麦——以及最差的社会——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可怕差距）。现在有着多种不同的途径使国家生产力、法律系统、政府形式之间能相互影响，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有着多种不同的途径使国家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现代性加速了政治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使它变得更复杂了，就是没使它简化。

最重要的是把顺序排好。民主制并不是第一位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才是。那些在获得足够有效率地治理的能力之前就民主化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是很多非洲国家失败的原因。民主制加剧了已存在的失败趋势，而不是修正它们，原因是它通过把权利分给了过多相互冲突的需求，侵蚀了政府巩固其权威的能力。对比之下，在东亚——在日本、韩国等地——强大中央政府的传统先于民主制，这意味着国家可以免于人民的授权。

这是我们如何到达现在所在之处的一个解释，却不是如何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的一剂处方。告诉想要民主制的人们等一等而使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无法达到洗地的效果，因为生活在强大而又缺乏民主制的国家之下，通常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这是为什么这样一种阿拉伯跳跃在一开始爆发的原因。福山全部作品的基本张力即：如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民主是最好的主意，但是我们却发现只有推迟才能使民主制真正起作用，那么政治学将会变成一团糟。

另一个问题是，获得正确的顺序往往会使体系有一个震动。战争仍然是一种极好的政治发展发动机，因为它可以使国家获得权力，使它在争斗结束后变得适合民主制。这是发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余波后的事。然而和平是有代价的。福山认为拉丁美洲的政治之所以总是如此运转混乱，是因为这个大洲有着最糟糕的全球争端。越少的战争意味着越弱的国家，而后者意味着政治不稳定。这并不是说暴力总是有益的，尽管错误的暴力会比不用暴力更糟糕。非洲的殖民统治尽管血腥，但是它同时也有稳定的作用，因为帝国力量使用暴力作为构建当地管理力量的替代品。这种模式在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复着。和平是危险的，战争即地狱。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很难找到安慰。

福山的分析提供了一份清晰的列表，供我们评估世界上崛起力量的政治健康程度。举例而言，印度归功于它的殖民历史，有着法治（尽管官僚且低效）和民主制（尽管混乱且冗赘），但是它的中央政权的权力却相对较弱（这是莫迪尽力改变的局面）。三局两胜，这个情况不错，但是这离定局仍然很远。中国，相比之下，由于它自身作为帝国力量的历史原因，有着极强的中央政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是法律和民主力量则稍弱。它的得分更像是三局中胜了一局半，尽管如果它选择民主化的话，它有着正确顺序的优势。福山并没有说它是否会这么做——当前的信号并不看好这一点——但是可能性仍然是开放的。

然而真正有意思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美国在过去200年的成功是与福山的故事相左的，因为顺序错了：这个国家的民主制远远地早于他真正拥有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政府。一场内战，加上数十年的艰苦改革，才改变了这样的局面。福山书中的主角中，有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人士，正是他们，通过建立可运转的官僚机构、税收体系和联邦结构，将美国拽入了现代。在这个意义上，罗斯福和华盛顿或林肯一样够格被称为国父。

但是即使是这个故事也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结局。正如要达到政治有序可能需要一场大震荡，同样，在缺乏震荡的情况下，一个有序的政治社会也可能受到冲击。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事。在二战结束后的长久和平里（以及冷战后更短的，但是更深层次的和平），美国社会开始回到一种相对无管束的状态。它的历史错误开始显现其后遗症。美国政治被福山称为“法庭和党派”的系统：法律和民主的调整，比行政管理的能力更受重视。如果没有什么外在触发因素来重新使国家力量焕发生机（与中国打仗？），党派偏见与法律争吵将继续腐蚀它。与此同时，美国也饱受着一个困扰所有稳定社会的诅咒：精英捕获。福山晦涩地称之为“重新集权化”。它的意思是小的群组、网络——家庭、集团、遴选大学——使用它们内部关于权力如何运行的知识使权力为他们所用。这或许听起来像社会科学术语，但所有这些太过真实：如果下一场总统竞选还是克林顿对布什，我们就会看到它在我们眼前发生。

福山敏锐地强调，一个强壮的国家未必需要很大：他尽量不在提倡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辩论中表现出倾向。稳定的社会可以在一个贫乏的福利体系（新加坡），亦或在一个远远广泛于此的福利体系（荷兰）下运行。但他的论证有一处违反直觉的洞见，与我们当前的民主制的困境密切相关。如果政治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来运行，那么即使是那些想要缩减政府的人也要同时小心他们不要缩减了它管理的能力。这就是成熟的政治发展悖论：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少控制的国家，你需要强大的国家控制来达到这一点。否则你得到的就是过去一个时代发生在美国的事（以及多少也发生于英国）：一个广泛的试图缩减政府以及让其更有效率的尝试，仅仅成功地让其更加膨胀且更加官僚深重。唯一能够在国家中做到控制的是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朴素的政治需要非常小心平衡的操作。

那么，历史的终结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的中心是福山从未真正解决的一种张力，在作为一种正面价值的民主制与作为一种负面价值的民主制之间的张力。正面价值是尊严：自我管理的人民有着更高的自我价值。负面的价值是约束：自我管理的人民有更大的机会去抱怨他们不喜欢的政府。真正的政治稳定发生于民主的这两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当那些控制他们的政府权力的人们同时也珍视这种权力。在当下，这并不是事实。在民主意味着尊严的地方——比如在埃及——约束是混乱、反生产的。在约束完全能够运行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尊严供给短缺。取代它的是一个充满怨恨与抱怨的政治，带着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福山指出了其中的讽刺之处，美国体系中如今在民调中最好的——武装力量、Nasa（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是处于最少的民主监管之下的。而美国人民真正痛恨的机构——比如国会——则是人们控制他们自己的机构。

这本书为我们如何走到这一步提出了我读到的最好的解释。它的轻描淡写的平实学院派风格，隐藏着充满洞见的财富，堪称最伟大的讨论民主的著作之一。本书也并不全是黑暗与阴郁。福山仍对开明领袖找到逃离山洞的道路充满了信心。他坚持地理不是定数，历史不是命运。国家会继续运行，好或差取决于他们所作出的政治选择。哥斯达黎加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例子，因为在20世纪，该国的政治家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阿根廷则浪费了他们的许多优势，因为该国的政治家做了错误的选择。然而，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显示。即使是美国，也需要一个世纪中最好的时光来使它的议会井然有序。而时间，或许将不再站在任何人那一边。

技术变更的脚步以及生态危机都意味着震动会持续到来，尽管国家能否获得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它们仍然远不清楚。21世纪的战争——诸如对抗伊西斯的刚刚进行的战争——将会更加零碎，一招一式地由无人机和代理部队展开。它们既可能腐蚀政府权力，也可能巩固它。关于抱怨的政治几乎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兴起。在1989年一篇使他成为知识分子超级明星的论文结尾，福山写道“历史的终结会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时刻”。他甚至比他当时所知道的更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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