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四期

 

极度贫困现象会消失吗？

——评估极度贫困终结进程的分析框架

Nobuo Yoshida  Hiroki Uematsu  Carlos E. Sobrado

摘要

近年来，世界银行提出一项目标：到2030年，要将每天可支配收入低于1.25美元（以2005年的国际标准）的全球人口比例减少到3%。该论文首先回顾了不同的项目方案并对全球贫困率进行评估，通过修正Ravallion（2013）的方案来引入特定国家经济和人口增长率，并将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因素变化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之内。然后确定目标达成的主要障碍，从而提出一个到2030年全球贫困率能够被降低到3%的简单的中期增长目标。这一分析所得结论是对Basu在2013年提出的观点“只有加快经济增长与共同分享繁荣成果双管齐下才能在一代以内结束极度贫困”的有效支持。

引言

论文的主要目标是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评估极度贫困的终结进程。世界银行最近宣布了旨在追求环境、社会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的“消除极度贫困”和“促进共同繁荣”的双重目标。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可以通过家庭人均日支出低于1.25美元（以2005年的国际标准）的全球人口的比例是否能够在2030年降低到3%来衡量。这一有时被称作“在一代以内结束贫困”的全新目标，在10年以前当千年发展目标（MDGs）刚制定时听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2015年发展中的社区将要几乎肯定可以实现MDG1，即对半降低全球贫困，对于这一新的目标的乐观情绪正在上升。

关键的问题是，实现这一全新目标有哪些困难以及需要做什么。我们通过提出全球贫困率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遥远的未来的2030年来提出全球贫困率始终是一个挑战，几乎不可能预测在接下来的近20年内全球经济增长和贫困降低的速度。由于从1981年以来可供使用的全球贫困率的数据是有限的（除了2008-2010年间的最近的一个时间段），这使得预测全球贫困率格外的困难。这样一个有限的可供使用的有关贫困的数据制约了我们进行严密的计量经济学和时间序列分析的能力。

Ravallion提出了一种实用的解决方案，所提出的未来的贫困率是基于“发展中国家保持目前的减贫速度”的假设。这一方法不能表明发展中国家是否实际上能够维持当前的减贫速度。尽管如此，这一假设为政策制定者和发展伙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准：他们是否应该保持现状，或是需要加快增长和减贫速度。

Ravallion（2013）在这一方案中，乐观的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年里维持了经济增长和减贫的速度”，并从两个方面加以定义。首先，他通过查阅1981年以来的全球贫困率来分析减贫的速度，继而发现全球贫困率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利用过去的趋势状况，他提出了到2027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将要达到3%。其次，他根据2008年家庭人均支出的全球分布情况并对比其他不同的增长率来模拟出全球贫困率。他指出如果年家庭人均支出按照4.5%的速度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将在2027年下降到新的目标3%，比世界银行集团（WBG）预期提前3年完成。考虑到在过去的10年里，家庭人均支出已经以高于4.5%的速度增长，那么第二种分析也保证了“如果发展中国家保持当前的增长和减贫速度，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也将会在2027年下降到3%”的这一假设的成立。

本文通过重新评估Ravallion（2013）方案中隐形的或显性的假设来探讨其客观性的程度。例如，本文评估了需要多少的增长量来保持减贫的速度——每年一个百分点。同样的，他的第二种方案假设了随着时间发展，全球收入分配是不变的，所有国家的人口以相同的比例增长。本文量化了这些假设的影响并指出了其可能过于乐观。

接着本文通过使用更为客观的假设来替代这些看似过于乐观的假设从而提出了一个基准方案。例如，我们使用了最新的由世界银行数据组编制的特定国家的人口增长预测。Ravallion（2013）假设了一个所有国家统一的人口增长比例，但最新的人口预测显示出不同的国家的人口增长有巨大的变化，这对于贫困的预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最新的人口增长预测纳入了基准方案。

本文同时引入了人均家庭支出全球分配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如上所述，Ravallion（2013）的第二个方法假设了人均家庭支出的全球分配到2030年是不变的。然而，正如他所说明的一样，全球分配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变，并由于每个国家的发展速度不一样或者国家内不平等因素的增加，或是二者共同造成全球分配更加的不均等。紧接着Lanjouw 等 (2013), Edward 和Sumner (2013), 以及Chandy（2013）等之后，我们利用了从过去十年以来的特定国家的增长率，或更为准确的说是2002年到2010年间的一段时间。此外，我们引入了一个调整方案来体现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改变的影响。我们的基准方案包含了人口和分配的影响效果。在这种情况下，2030年全球贫困率预计在8.6%,这远远超出3%的目标。

为回答第二个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些什么”，本文在基准方案下对2030年贫困预测的因素进行了分解。我们发现如果所有的国家每年都以相同的4.7%的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发展，到2030年，全球贫困率预计低于3%的目标。然而，由于许多贫困国家经历了比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更为缓慢的经济增长和更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与此同时国内不平等现象普遍在扩大，实质上减缓了减贫的步伐。我们的因素分析方法表明了减缓减贫步伐的最大影响因素是不同国家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的巨大差异，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不同国家间的人口增长的变化，最后的是国家内部不平等性的扩大。

虽然减贫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好的佐证（如Dollar ，Kraay和Dollar 等），将我们的结论整合Basu的最新的观点，即为：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实现2030年消除贫困是不够的，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分享繁荣成果从而达成目标也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揭示出如果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性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则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和几乎不可能的速度来保持增长。为了实现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通过在欠富裕国家和这些国家的欠富裕人群中加速增长来维持共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考虑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程度，即使在目前发展状况良好的国家，一个很小的冲击也能使消除极度贫困的预期目标偏离轨道。因此，帮助所有的国家建立弹性的应对冲击的机制和一个当国家面临危机时能够得到及时大力的支持以免危机带来持久的影响的国际化的体系显得格外的重要。

本文的研究成果与世界银行集团（WBG）的目标有着趣味性的联系。为了消除极度贫困，完成促进共同繁荣的其他目标也十分的重要，而这是由每一个欠富裕国家的增长来衡量的。此外，世界银行集团（WBG）的目标也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到2030年消除极度贫困的唯一的差异就是繁荣发展（或是经济增长）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内部的富裕与贫穷人群间，也需要在富裕与贫困的不同国家间得到共同分享。

本文的结构框架如下：第二部分提供针对鉴定极度贫困率的几种方法论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分析Ravallion中所提出的假设过于乐观并对其进行检验。第四部分将这些过于乐观的假设替换为更为客观的假设后，提出一个参照的基准方案。第五部分阐述来自于预测和因素分解分析的成果。第六部分提出一个各国家能够按时完成的中期发展目标。最后一部分为内容总结。

最后，如上所述，该论文的目标不在于对2030年内的极度贫困提出一套新的规划，而在于提出一个为完成这一目标的全新的能够分析减贫工作中挑战的分析方法，继而引出在分析中利用公开可用的数据来保障其透明度的战略导向。

文献综述与减贫方案方法论比较

基于固定增长弹性和半增长弹性的减贫方案

未来的贫困鉴定常常是基于固定增长弹性和半增长弹性假设的。增长弹性指的是1%的贫困率的变化与1%的收入或消费变化之间的比率。半增长弹性指的是贫困率一个百分点的变化与1%的收入或消费变化之间的比率。Klasen 和Misselhorn 在2006年指出半增长弹性对于那些更多关注贫困率百分点下将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更实用。

表1  2010年全球性分布的增长弹性和半增长弹性

	全球贫困率      增长        半增长
20            -1.94        -0.39 10            -2.42        -0.24 5             -2.22        -0.11
来源：作者利用PovcalNet所作评估（2013年）。

然而许多人利用这一方法来对一个国家的贫困进行鉴定。Bourguignon 于2003年，Klasen 和Misselhorn 于2006年分别揭示了这一方法在不同国家的环境下鉴定贫困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Dercon和Lea于2012年利用固定半增长弹性的方法来预测全球贫困率。

然而，当我们需要对遥远的未来的贫困率进行评估时，无论是固定半增长弹性还是固定增长弹性都是不确定的。Chandy, Ledlie和Penciakova在2013年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收入分配并不是单一的指数，它时常是中等收入阶层集合的一个体现。当贫困率过于偏高时，大量的人口生存在贫困线水平之下，结果导致即使收入水平很小的一个提高也能使很多人脱离贫穷。然而，当贫困率持续的降低，少数人挣扎在贫困线周围时，结果是收入的微妙增长只能让少数人脱贫。因此，半增长弹性随着贫困率的降低而降低。因为随着贫困率的降低，即使贫困率很小的一个百分点的改变也能引起巨大的贫困率百分比的改变，所以收入分配比上增长弹性所得曲率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表1显示了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贫困数据库—PovcalNet的2010年全球分配的情况下增长弹性和半增长弹性是如何变化的。同预期一样，半增长弹性随着全球贫困率的降低而降低，然而增长弹性的变化更为复杂。

总之，自从贫困率被期待在很长的时间范围内能有着显著变化以来，似乎基于固定增长弹性或是半增长弹性的鉴定未来贫困的方法往往令人产生误解。特别是基于半增长弹性的方案似乎高估了减贫的速度。

分配中立方案

由于上述固定增长弹性（或半增长弹性）方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例如Ravallion（2013），Lanjouw等（2013），Karver等（2012），Edward和Sumner（2013），以及Chandy等（2013））开始赞同“分配中立方法”的观点。他们都采用来源于PovcalNet数据中的可用的每年年初的收入或是消费分配来预测将来的贫困率。确切的说，由于作者通常使用世界银行贫困数据库（PovcalNet）来进行分析，而在PovcalNet中，只要劳伦茨曲线（Lorenz curve）保持不变，分配是允许被改变的，这种方法应该被称为“分配中立方法”。

这一方法的优势在于如果收入或消费按照预期增长而没有波动改变，就可以预测到准确的贫困率。这一方法运用了真实的收入或消费分配，所以贫困率充分反映了收入或消费的曲率。因此，不同于固定增长弹性或半增长弹性，只要不平等性因素保持不变，这一方法能够很好预测贫困率。

勿庸置疑，这一方法最大的缺陷在于假设不平等性因素的不变性。正如Ravallion (2013) ，Ravallion和Chen (2012)所阐明的，不平等性随着时间的改变也一直变化着。不平等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缓慢的降低，但是随着21世纪减贫的速度开始逐渐加快，全球不平等性也开始增长。从国家层面而言，这种改变甚至更为复杂。显然，假设不平等性因素不发生变化是一个过激的假设结论。

基于国民核算或家庭调查方式的增长方案

目前所有的关于全球贫困率的研究方案，除了收入或消费增长比率以外，都来源于国家核算或家庭调查数据（见Ravallion（2013）, Lanjouw等（2013）, Karver 等（2012）,Edward和Sumner （2013）,以及Chandy等（2013））。由于增长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选择，那么决定哪一个标准应该用来评估增长率是非常重要的。当选择国民核算时，在从家庭调查方式转化为增长率过程中，由此导致的增长率常常被大打折扣（例如Chandy 和Lanjouw 等在2013年提出的）。

运用国民核算的挑战性是双重性的。首先是两者之间的比率，即源自于家庭调查方式的增长率和源自于因不同国家和时间的国民核算的增长率。在深入调查研究有关于家庭调查和国民核算的统计差异之后，Dhongde和Minoiu于2013年总结出如下结论：当全球贫困的评估数据交替依赖于来自家庭调查和国民核算时，其评估变化较为显著（Dhongde与Minoiu（2013））。

然而，几位学者运用来自国民核算的增长率来预测家庭调查方式的增长率，例如，Karver在2012年简单的认为两组增长率是一致的，并使用源自于国民核算的增长率来预测未来的贫困率。Chandy等人在2013年通过在二者之间采用统一的转化率将从国民核算中计算得出的增长率转化为家庭调查方式中的增长率。收入调查与消费调查的比率分别预计在0.91和0.81。然而，使用统一的转化比率却模糊了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同的时间段内的转化比率间的巨大差异，并有可能在全球的贫困预测中引起不容忽视的偏差。

第二个挑战为虽然国民核算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得到运用，全球贫困率的评估主要依赖于家庭调查的数据。Ravallion在2013年解释了PovcalNet中的数据是怎样创建与运用来评估全球和局部贫困率的。PovcalNet包含来自于125个国家的大约900多个家庭调查的数据。它为“基准年”（从1981年到2008年每隔三年为一个基准年）和2010年提供了减贫措施的评估分析。考虑到无规律的和不同步的间断调查，PovcalNet使用了插值法，即当调查无法进行时，则使用源自于国民核算中的个人消费的增长率来填补这一漏缺数据。从这层意义来说，国民核算仅仅被用于插补数据，而增长率的主要来源依然是家庭调查方式。

归并偏误

确定出应该实施哪一层面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Ravallion在2013年从全球层面，或全球收入和支出分布对全球贫困率进行预测，并指出了归并偏误的风险性。例如，他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减贫的关键因素，并且预计中国的增长将会持续下去。然而，如果持续保持高增长率，中国的贫困率将很快达到0，在此之后，中国的增长将不再为全球减贫的步伐做出贡献。为了减少这种归并偏误，我们建议将国家层面的减贫方案放在第一位，然后聚合到全球的减贫中去。目前其他主要有关全球减贫方案的研究也都接受了这一方法。（见Lanjouw（2013）, Edward、Sumner （2013）, 以及Chandy等（2013)）

Ravallion2013年提出的贫困预测有多乐观？

该部分回顾了Ravallion2013年所提出的方法并对被认为乐观的假设进行鉴定。首要的是明确全球贫困是如何定义的。Ravallion2013年指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每人每日低于1.25美元生活标准的人群的百分比，则是参照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定义。然而，在世界银行集团的目标关于全球贫困率的定义中包涵了发达国家。由于在发达国家的贫困率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就会高于全球的贫困率。为了阐明这一差别，我们将Ravallion2013年所提出的贫困率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

Ravallion2013年提出了两种预测发展中国家到2027年贫困率的方法，即为线性预测方法和分配中立法。线性预测方法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将会以每年相同的百分点值持续下降。此外，他从1981年到2010年之间的全球贫困率分析得出了每年的贫困率下降的平均百分比，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或是更为确切的说每年以1.04的百分比）的速度在下降的结论。如果这一速度持续下去，全球贫困率将在2027年达到3%。

分配中立法假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从基准年开始，有着相同的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和不变的人口分布形态。他认为如果所有国家按照每年4.5%的比例增长，人口分布形态和2008年的一样，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到2027年将会达到3%。

为什么这些假设被认为是乐观的？

这两种方法似乎都假设目前的减贫速度将持续到2030年，这一假设可能听起来是现实与合理的，但是下面的分析将会揭示出这的确是过于乐观的。

例如，随着贫困率的下降，维持每年一个百分点的减贫速度变得日益困难。为了体现这点，我们计算出了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的全球贫困率所需要的人均家庭支出（或收入）增长率，而这是基于Ravallion的第二个方法 (2012, 2013)所假设的那样，在2010年到2030年之间，家庭支出分配保持不变，所有国家的人口增长是一致的。一旦贫困率达到10%时，所需的增长率将会快速上升（见图1）。



如果贫困率继续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那么到2020年将达到8.6%的水平。在接下来的两年（2022-2024）为了进一步将贫困率减少到6.6%,发展中国家需要将年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从4.1%提高到5.1%,这将高于整个2002年到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了在2024-2026年进一步将全球贫困率从6.6%降低到4.6%，年增长率需要上升到7.4%的水平。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增长率需求将会继续增长到47.9%.

Ravallion2013年指出一旦贫困率达到10%，减贫速度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以上分析阐明了存在这种非线性特征趋势的原因。维持减贫的线性特征需要增长率的提高。我们的分析证实了当全球贫困率达到10%左右时，则需要较高（7%或更高）经济增长率，这使得保持减贫速度几乎不可能。

另一种解释减贫速度中非线性特征的方式是将分配中立方案与线性预测方式进行对比。在这两种方法中，2030年贫困率预计都非常接近3%。然而，一个年持续增长率为4.5%的分配中立方案显示出了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这意味着减贫速度正逐渐减慢，但如果家庭支出继续以恒定的比率增长，那么减贫速度将得以持续（见图2）。事实上很明确，减贫初期远远超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2028到2030年间减缓到接近于0。



简评分配中立方法

Ravallion所提出的分配中立方案做出了三个关键性的假设：①所有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人口增长率；②相同的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③国家内部不平等因素不变。我们评估了这些假设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其影响贫困预测的障碍性因素也不存在。

首先，相同的人口增长率假设不符合世界银行数据部门的最新人口预测，这一预测表明人口增长率具有显著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以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等为代表的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更快（见图3）。违背这一假设对全球贫困预测有着重大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影响，我们对2027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进行了评估，假设前提是所有地区的人口增长都按照世界银行集团的数据方案设定在区域内的人口增长率是相同的。关于区域内人口增长率不变的假设是非常极端的，但减少了计算的负担。



一旦我们采纳了世界银行的人口预测，即使所有的国家以4.5%的速度增长，发展中国家2027年的贫困率也不再是3%，而是3.7%。这一贫困率的增长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最贫穷地区人口比重的增加而造成的，比如，2010-202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增长率从14.1%上升到18.7%。为了实现到2027年3%的贫困率，所有国家必须以高于4.5%的速度增长。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析并没有考虑到特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的全部影响。

第二，相同的平均家庭支出（或收入）增长的假设似乎也不成立。事实上，我们对于年平均家庭支出增长率的评估表明了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首先通过计算PovcalNet关于2002年和2010年的国家层面的平均支出来评估增长率，然后评估所有地区这两年的人口加权平均数，最后通过区域的平均值计算全球增长率。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4.7%，高于Ravallion2013年提出的分配中立假设下的4.5%的增长率需求。然而表2所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欧洲与中亚（ECA）以及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LAC）比北非（MNA）,南亚（SAR）和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显示出更为快速的增长。最大的担忧当属最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的缓慢增长，这无疑降低了全球减贫的平均水平。

第三，分配中立假设也是不成立的，不仅因为国家与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更因为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也有可能改变。尽管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一些国家的最近经历显示出在最近现状有所好转的几年里不平等性有着显著降低，但随着国家走向富裕，不平等现象增加则是常态。表3所示为选取的几个国家基尼系数趋势。时间段的选择则是基于数据的有效性和可对比性。巴西在1999-2009年的基尼系数显示出了显著的下将，然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联邦在所选取的年份里基尼系数都显示出了些许的增长。




表2  地区家庭支出年平均增长率（2002-2010）

地区	增长率（%）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欧洲与中亚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北  非 南  亚 撒哈拉以南非洲 发展中国家	6.4        6.5        5.0        1.6        2.3        2.1        4.7

 

   来源：作者利用PovcalNet所作评估（2013年10月）。

 

表3  所选取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化

国家	年份	基尼系数
巴西	2009 1999	54.69 59.78
中国	2009 1999	42.06 39.23
印度	2009 1993	33.90 30.82
印度尼西亚	2010 2002	35.57 29.74
俄罗斯联邦	2009 2002	40.11 35.70

 

    来源：PovcalNet（2013年10月）。




不同国家的不同增长率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的变化都对2030年全球贫困率的预测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Ravallion 2013年比较了在家庭人均支出的全球分配改变的情况下，实现3%的目标所需的增长率。根据Ravallion（2013）的观点，1999年家庭人均支出的全球分配是最平等的。如前所述，如果参考2010年的分配，实现2027年3%的贫困率的目标所需要的增长率为4.5%。然而，如果参照1999年的分配情况，所需的增长率则只需要3.4%。因此，分配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很可能是巨大的。

总之，线性预测和分配中立法都似乎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和减贫速度，那么其到2027年的贫困率能够降低到3%。然而，这一方案所做的一些假设被认为是过于乐观的。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将要把这些过于自信的假设替换为更为客观的假设后，提出一个全新的基准方案。

基准方案下的贫困预测

 如上所述，Ravallion 2013对分配中立法做了如下过于乐观的假设：

—所有国家有着相同的人口增长率；

—所有国家的家庭人均支出（或收入）增长率是相同的，我们将之替换为更为客观的假设，并称其为“基准方案”；

—世界银行数据集团有关2030年的最新人口增长预测因不同的国家而不同；

—基于PovcalNet（2013年10月）可用的2002-2010年人均支出评估数据，每个国家的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的预估都是分别展开的；

—评估了每个国家的家庭人均支出分配变化对于贫困率的影响，并纳入到贫困率的预测中。

人口预测

根据PovcalNet的会议精神，我们制定了关于人口评估与预测的世界银行数据集团的最新版本数据库（2013年10月1日版本），该资料库每年更新两次（4月和7月）。

对于大约70%的国家而言，这一数据库所做的预测与计算都是在联合国人口司（UNPD）关于《世界人口展望（WPP）》（2012年修订）的“中期人口出生率”方案下展开的。其他剩下的国家都有较好的人口动态数据登记或频繁的人口数据更新，世界银行利用基准年（即2010年该论文筹备时期）的人口评估以及来自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PP）》（2012年修订）的未来出生率（中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迁移和人口组成来预测未来的人口指数。

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

2002-2010年的年平均家庭人均支出（或收入）增长率通过PovcalNet (2013.10)中的数据来进行评估。PovcalNet是一个交互式网络数据库，通过它，贫困率能够在任何标准的贫困线之内得到评估。世界银行研究室对PovcalNet数据库进行了维护，并用来评估全球和地区的贫困率。在 PovcalNet中，使用者可以对所谓的“调整年”（如1981, 1984, 1987,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和2010年）的全球和地区的贫困率进行评估。当一个国家没有对这些年进行家庭调查时，如果这一年在两个家庭调查年之间，则贫困率和平均支出以内插值替换，内插值使用的是最近年份的家庭调查数据和国民核算的数据。

PovcalNet中的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虽不及人均GDP或其他国民核算的统计方式那么常用，但我们更青睐于它的原因在于它与过去全球和地区贫困评估是完全一致的。Ravallion (2013)显示出了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段里人均GDP增长率或其他国民核算方式与这些PovcalNet中的家庭人均支出增长率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依据国民核算很难预测未来的贫困率。

虽然能够通过调查年份的家庭人均支出来评估贫困率，但我们使用2002和2010“调整年”来进行评估。家庭人均支出更为直接，表现为可以直接通过家庭调查所得数据进行评估，不会受到其他数据来源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家庭人均支出采用了内插值或推测值，则“调整年”的家庭人均支出受到国民核算的影响。然而，使用调整年平均支出的优点在于：(i)所有国家用于评估增长率的时间段是完全一样的；(ii)全球和地区贫困率的评估来源于同一个数据库。

归并不断变化的不平等性的影响

如前所述，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家庭人均支出分配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的发生变化。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建议使用可以被称之为“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的方法来分析不平等因素的改变对于贫困的影响。尽管我们仍然必须依赖于PovcalNet中关于2010年收入分配的分配中立增长假设理论，我们可以通过把所有可利用国家的2002-2010年间不平等因素的变化转化为预计增长率来实现，像这种在这段时间内已经降低了不平等性的国家应该有着比实际增长率（因此2030年预计增长率将会降低）更高的预计增长率，反之亦然。最根本的假设为2002-2010年间不平等性的趋势到2010-2030间将会得到持续。

不平等性调整将以下列方式予以实施。在PovcalNet中，我们针对每一个国家选取了2010年的分配数据，并在我们获得2002年的贫困率之前保持平均分配的变动性。如果分配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初始平均值与最终平均值的比例将为我们提供在2002-2010年降低以每天1.25美元标准衡量的贫困线所需的增长率总量。最后，按年折算所需增长率。

图4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说明。上面的面板部分显示了2002-2010年间的家庭人均支出分配。这一案例显示出2010年的分配比2002年的分配更加不平等。家庭人均支出的原始增长率通过比较平均支出来计算获得。在下面的面板中，2010年的分配移动到了最左侧，直到贫困率与2002年的贫困率保持一致，然而除了平均值以外，分配的形状保持不变。在此图中，由于最终分配的更加不平等性，因此最终分配需要有比2002年的平均分配更高的平均值（在下面面板部分以M标记）。结果就是，不平等性调整增长比原始增长率更小。

如果基准年改变，则原始增长率与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的差别随之改变。由于所有的预测都以2010年的分配来展开，则我们选择2010年作为基准年。

总之，我们的基准方案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将要随着2002-2010年间的家庭人均支出不平等性调整的平均增长率的增长速度来保持增长。在增加了与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同等的家庭人均支出之后，2030年国家层面的贫困率则通过PovcalNet中2010年的有效分配来计算。为了合计特定国家2030年贫困率达到全球和地区的贫困率，我们采用了世界银行数据集团最新的关于2030年人口预测的数据。

最终结论如下。首先，以下的所有预测都显示出对全球贫困率造成不利影响的是世界人口，而不是在世界银行新的目标定义下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Ravallion (2013)采用了GDP的方法，通过199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和来评估贫困率。假定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1.25美元的人口数量是可以忽略的。第二，由于2010年当本文正写作时，缺乏可用的分配数据，Ravallion (2013)采用了2008年家庭支出分配来来进行预测。然而，下面，我们使用PovcalNet中2010年的可利用分配。每当有新的或是修改后的家庭调查数据提供给世界银行时，PovcalNet中的数据库和人口预测都会随之改变。因此，这里所有的预测也会受到变化。以下所有的分析都是使用PovcalNet数据库和可利用的人口预测来展开的。









因素的分解及其产生的效果

影响全球贫困率的因素有很多。为了分解其产生的效果，我们逐步添加一个新的假设，并观察贫困率增长所产生的所有后果。

第一个方案假设不同国家的家庭人均支出（或简单的调查平均值）增长率和人口是一致的（详见表4方案(i)）。假设统一的调查平均值增长率为4.7%，即为2002-2010年间的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这很接近于Ravallion (2013)的方法，除了以下两点：(i)现在的全球贫困率评估受到全球人口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ii)调查平均值的增长率设定为4.7%。在这一方案下，2030年全球贫困率预计在2.1%左右。




表4  2030年极度贫困率预测（%）
增长率假设	调查平均值	统一值（4.7%）		特定国家
	人口	统一值	特定国家
方案		(i)	(ii)	(iii)	(iv)
1990年发展中国家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17	0.17	1.13	0.78
	欧洲与中亚	0.09	0.09	0.24	0.35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2.18	2.21	3.21	2.68
	北非	0.13	0.13	1.76	1.73
	南亚	0.45	0.45	7.87	8.92
	撒哈拉以南非洲	13.80	14.29	34.98	35.00
	合计	2.44	3.20	9.77	9.91
1990年发达国家		0.00	0.00	0.00	0.00
全世界		2.08	2.78	8.51	8.63

 

   来源：作者基于世界银行集团数据2030年人口预测和PovcalNet (2013)所做评估。

 




第二个方案当假定调查平均值增长率统一设定为4.7%时，来假设特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详见表4方案(ii)）。引入分析特定国家的人口增长将全球贫困率从2.1%提高到2.8%。这意味着全球贫困率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值。这样的增长是由于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过快所导致的。

第三个方案假设每一个国家，在2002-2010年间的调查平均值按照自身的平均增长率来增长，同时维持世界银行集团的特定国家的人口预测（详见表4方案(iii)）。这一方案介绍了国家层面增长的完整变化，但仍然没有纳入不平等性变化或分配的影响后果。

引入国家层面的增长率的作用对全球和地区贫困率的预测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实质上提高了全球贫困率，从2.8%提高到8.5%。如果我们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则特定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使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从3.2%提高到9.8%。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方案采用了特定国家和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详见表4方案(iv)）。一旦合并了特定国家增长的效果，则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的引入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全球贫困率从8.5%上升到8.6%。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率也稍微从9.8%提高到9.9%。尽管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的全球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区域预测显示出它对于某些地区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是抵消的作用。例如，随着时间的发展，考虑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的不平等性的变化，然而它却提高了欧洲与中亚（ECA）以及南亚（SAR）的贫困率。

这些结果与Lanjouw等2013年所运用的一系列的假设相比较明显是一致的，但比Ravallion (2013)的假设要更为客观。Lanjouw等2013年预计发展中国家2030年的贫困率在6.3%和8.9%范围之内。然而认为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保持不变，并假定了特定国家人口和经济增长率。尽管我们的贫困率预测处在Lanjouw 等2013的预测的最高端，我们有着相似的观点，即维持过去几年里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足以实现到2030年3%的贫困率的目标的。



图5将影响全球贫困率的每一个主要因素进行了分解。方案(i)与方案(ii)之间的贫困率对比阐明了引入特定国家人口增长的影响。如上所述，按照百分点来计算是有限的，但是这可能是由在引入特定国家人口增长之前，贫困率低至2.1%这一事实所造成的。事实上，方案(i)和方案(ii)之间的百分比变化为33%，这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方案(ii)和方案(iii)的对比清楚地显示了导致2030年非常高的贫困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特定国家增长率的巨大变动。特定国家增长率的引入造成全球贫困率提高了三倍接近于6个百分点。最后，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带来的影响是微妙的。

总之，在我们的基准方案下，2030年全球贫困率预计为8.6%。换言之，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维持他们在2002-2010年间的增长与减贫速度，2030年全球贫困率预计达到8.6%。这一预测远远高于Ravallion2013年所做评估。考虑到特定国家增长模式是导致这一差别的主要来源，但是世界发展数据组的增长预测和国家内部不平等性调整的使用也促成了全球贫困率预测的提高。

贫困预测发展轨迹的扭曲

很显然如果发展中国家维持现有的增长与减贫速度，则到2030年实现降低极度贫困率到3%的全新目标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以上分析显示出在基准方案下，2030年全球贫困率预计高达8.6%。因此，为了实现全新的减贫目标，对发展中国家与他们的发展伙伴而言加快减贫的速度是很有必要的。这有可能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目标呢？

降低全球贫困率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而每一个方法都对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压力。所有发展中国家一致降低贫困率是一种选择，而专注于一些非常贫穷的国家则是另一种方式。当然，这些方法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本文旨在寻求一种简单、公平而可取的统一的发展目标，从对简单的问题“是否所有的国家以相同的百分点增长是足够的”来展开。

仅仅加速增长足够吗？

为了实现减低全球贫困率的目标，加速增长或提高收入（或消费水平）分配，或是两者兼备是非常必要的。此时，我们探讨仅仅加速增长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为所有的国家在2002-2010年间的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设定了一个统一的增长率。如果所有的国家以3.75的百分点增长，则全球平均增长率将会达到7.9%，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略高于3%（3.03%）。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贫困率涉及的是平均调查值的增长率。由于平均调查增长率往往低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需要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考虑到从1980年以来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仅仅依靠加速增长来实现全球减贫目标是不够的。

这些结论是如何与Dollar 等在2013年所提出的“对于贫穷人口而言，增长仍然是有益的”的最新研究产生关联的呢？或许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与本文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即仅仅依靠增长来实现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是不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Basu在2013年澄清了这一事实，即Dollar等2013阐释的是过去几十年的情形，并指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告诉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为了阐明观点，他创造了一有趣的关于“Tradicines”的实证研究的假设。“Tradicines”事实上包含了各类学校的所有传统药物和不含抗生素的现代药物。接着仅仅在青霉素被发现两年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假设的情况，一个经济学家做了关于是什么治愈了1930年传染性疾病的实证研究。只是因为抗生素尚未普及，实证研究才可能会发现“Tradicines”治愈了几乎所有的疾病。这是一个关于实证研究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效的，未来我们需要做什么的明显例证。

事实上，和Dollar等学者一样，我们发现如果发展中国家维持当前的增长与减贫速度和模式，增长将成为减贫的主要驱动力。同时我们也阐明了如果发展中国家维持当前的增长与减贫速度，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是微不足道的。这完全符合Dollar等2013年所做的研究发现。

然而，我们继续探讨维持当前的增长与减贫速度和模式来实现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在基准方案下，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远远高于3%。因此，本文认为增长与减贫模式的重大变革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共享繁荣

考虑到仅仅依靠加速增长来消除极度贫困是不够的，那么寻求其他的方法则很有必要。根据上述所做的因素分解分析，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实现全球目标的增长速度是足够快的，但问题是贫穷国家和地区通常比富裕国家和地区的增长要缓慢的多，这就降低了全球层面的减贫速度。因此，通过降低不同国家间的增长变动来实现更为广泛的共享经济增长繁荣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们和Dollar等人的研究，这在过去系统化的分析中是从未有过的。

通过上述因素分解分析所得另一重要结论即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没有表现出通过缩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来实现加快减贫的步伐。如果加速直接增长的空间有限，那么缩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则是一个潜在的有效选择。正如Basu (2013)明确的指出，到目前为止缩小国家内部不平等性的成功的有限性并不能证明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反而能够反映出全球层面的为降低不平等性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对于区域的分解分析展示了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或次之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P）已经发现了缩减国家内部不平等性鼓舞人心的成就。在巴西和墨西哥的情况中，降低国家内部不平等性的效果使得平均增长率分别提高了2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关于如何缩小国家内部不平等性的更为系统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可持续的重要性与世界银行集团的目标

此外，维持良好发展表现的持续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一个国家目前的发展表现很完美，突发的经济危机或是自然灾害也能够减缓其减贫的步伐。因此，帮助各国获得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中迅速得到恢复的经验对于满足消除极度贫困的全球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保证在财政和环境的持续性发展中实现快速增长和更多的共享增长也很重要。否则，目前的成功只是增加了一个未来崩溃的风险性因素。

这些结论表明了与世界银行集团（WBG）目标之间值得关注的关联性。为了消除极度贫困，实现促进共同繁荣——加速欠富裕国家的增长，与确保财政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其他目标也很关键。到2030年消除极度贫困的唯一不同的就是，经济增长或是共同繁荣不仅仅需要在国家内部富裕与贫穷人口间得到共享，也需要在富裕和贫穷国家间得到共享。

区域贫困预测分析与中期目标的提出

为了实现2030年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间促进共同繁荣似乎是合理的，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要回顾区域贫困预测，继而提出能够在2030年将全球贫困率降低到3%的简单的中期目标。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实现减贫目标的最低区域要求分析

基准预测表明了南亚（SAR）和撒哈拉以南非洲（SSA）似乎将成为2030年极度贫困人口的重灾区。由于它们在全球贫困人口中所占份额处于主导地位，则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所有其他地区在2030年消除了极度贫困，或是如果某一个地区没能实现2030年降低一定程度的贫困，2030年全球3%的贫困率目标则无法实现。我们将这称之为“地区贫困率的最大允许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则该地区将无法完成2030年全球3%的贫困率的目标。例如，如果南亚地区（SAR）没能够在2030年将地区贫困率降低到12.54%，即使所有其他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创造了10%的贫困率记录，全球贫困率也将高于3%。同样的，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没能将2030年地区贫困率降低到17.65%，即使所有其他地区都创造了10%的贫困率，全球贫困率也将高于3%。为了实现允许的最大贫困率，南亚地区（SAR）需要以每年至少1.5%的速度增长。这对于南亚地区（SAR）的国家而言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所有南亚地区（SAR）的国家在2002-2010年间都表现出了高于1.5%的年平均增长率的增长速度。（见表5）




表5  实现3%全球贫困率所需要的最低增长率

地区	南亚地区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030年人口份额（%）	23.91	17.0
2010年贫困率（%）	31.0	48.5
2030年最大允许贫困率（%）	12.54	17.65
实际增长率（%）	2.14	1.93
所需年增长率（%）	1.46	4.06

 

  来源：作者基于PovcalNet及世界银行集团的人口预测（2013）所做的评估分析。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了实现最大允许贫困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需要以每年4.06%的速度增长。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国家在接下来的20年里没能够实现这一平均增长水平，即使所有的其他地区创造了10%的贫困率，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会高于3%。

表6  2002-2010年全球各地区的年增长率对比

地区	平均增长率(%)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0.78
欧洲与中亚	0.35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	2.69
中亚和北非	1.73
南亚	8.92
撒哈拉以南非洲	17.06
发展中国家	6.41
全世界	5.58

来源：作者通过PovcalNet（2013）数据所做预测。

 

2002-2010年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的47个国家中只有8个国家在不平等性调整后取得了4.06%的年增长率，但是剩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没能够完成增长率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的许多国家而言，维持实现全球目标的所需最低增长率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所有在2002-2010年间增长率低于4.06%的国家将增长率提高到4.06%，同时所有的增长率高于4.06%的国家继续维持增长，则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地区2030年的贫困率将下降到17.06%，但除非其它地区没能改善其表现，全球贫困率将仍高达5.58%。这意味着仅仅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成果可能还不足够（见表6）。

南亚地区减贫形势与当前印度取得的可喜减贫成就

为了实现到2030年全球贫困率达到3%的目标，提高南亚地区（SAR）的减贫速度至关重要。如果所有南亚地区（SAR）的国家保持在2002-2010年间的增长与减贫速度，南亚地区（SAR）的贫困率将从31%下降到8.9%。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降低，但是地区贫困率仍然接近3%的全球贫困率目标的三倍。此外，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的贫困率似乎远远高于3%，为了实现全球目标，其它地区需要实现贫困率显著低于3%的目标。考虑到南亚地区（SAR）的人口份额预计比较高（约四分之一），几乎可以肯定的是，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高于3%，除非南亚地区（SAR）实现了地区贫困率低于3%的目标。

根据图6，如果南亚地区国家能够维持在2002-2010年间的减贫速度，则除了印度和孟加拉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将消除极端贫困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它们的政策性问题就是怎样维持当前的速度。但对于印度和孟加拉国而言，它们需要在加速减贫问题上做出更为显著的成绩，否则，几乎可以肯定不仅仅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甚至整个南亚地区（SAR）将无法完成3%的贫困率目标。



然而，印度发布了关于2011/12年度令人振奋的最新官方贫困评估消息。根据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消息，2009/10和2011/12年度的城乡贫困率都得到了显著的降低（见表7）。更为重要的是，减贫的速度也得到了提高。在农村地区，2004/05和2011/12年度的年贫困率降低了6.7%，如果关注最近两年，则上升到12.8%。在城镇地区，如果关注过去两年的情况，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每年的贫困率降低指数从8.6%上升到了19%。基于此，我们预计2004/05年度到2011/12年度的调查平均值的年增长率为3.2%，而2009/10年度和2011/12年度的增长率则是6%。由于这一较高的比例是经历了历史上即2009/10年度的一次严重干旱快速恢复之后所导致的，那么保持6%的增长速度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印度来说，3.2%的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仍比基准方案下的增长率高出一个百分点以上（见表8）。




表7  印度城乡地区的官方贫困评估（%）

	农村地区	城镇地区
2004-05	41.8	25.7
2009-10	33.8	20.9
2011-12	25.7	13.7

 

   来源：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2013年7月发布的关于2011/12年度贫困评估的新闻稿。

表8  印度贫困率年度比例的变化（%）

	贫困率降低指数		调查平均值（不平等性调整）
	农村地区	城镇地区	整个国家
2004/05-2011/12	-6.7	-8.6	3.2
2009/10-2011/12	-12.8	-19.0	6.0

 

  来源：作者通过PovcalNet数据以及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2013年7月发布的关于2011/12年度贫困评估的新闻稿所做评估。




如果印度能从2010年调整不平等性变化因素之后以3.2%的比例速度增长，则印度2030年贫困率将低至2.5%，同时南亚地区（SAR）2030年的贫困率将下降到3.6%。如果孟加拉国也能够以3.2%的比例的速度增长，则南亚地区（SAR）2030年的贫困率将下降到2.37%。

将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年增长率提升到3.2%，确保了南亚地区（SAR）达到3%的贫困率目标，但是似乎仍然不足以实现全球目标。例如，即使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国家能够实现4.06%的最低限度年增长率，同时印度和孟加拉国也能够将年增长率提升至3.2%，全球贫困率将达到4%。更进一步，即使所有的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和南亚（SAR）的国家都能够实现4.06%的最低限度年增长率，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会是3.66%，这仍然高出3%的目标。

其他地区所需承担的贫困率份额分析

考虑到对这两个国家而言在二十年内实现4.06%的最低限度年增长率已经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寻求其他地区为降低贫困率承担更多份额来弥合这一剩余缺口似乎显得合情合理。然而，这也是相当困难的，原因如下：(i)其他地区的人口比例是有限的；(ii)基准方案下的贫困率预测已经很低了；(iii)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不平等性调整后增长率已经相当高了。例如，即使这些地区的所有国家，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和南亚地区（SAR）以外，都以4.06%的最低限度增长率（不平等性调整）来发展，全球贫困率为3.31%,仍然高于3%。进一步在这些地区增加临界值将有助于是全球贫困率达到3%的水平，但这有可能会造成一种不公平的现象，因为在这些地区的贫穷国家为什么需要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和南亚地区（SAR）的贫穷国家面对更为严格的条件限制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关于中期增长目标的设计

我们提出了一个简易的中期增长目标——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维持4.4%的最低限度的不平等性调整年增长率。我们的方案表明了如果所有的增长率低于最低临界值的国家能够将他们的年增长率提高到4.4%，并且剩下的其他国家保持基准方案下的增长率，则2030年全球贫困率将达到2.97%。我们同时也发现，即使所有基准增长率高于最低临界值的国家都无法维持当前增长率，但只要他们能够至少保持4.4%的增长率，2030年全球贫困率也将达到3.1%。

维持4.4%的最低限度的不平等性调整年增长率很显然并不容易。以历史的案例来分析，尽管2002-2010年间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以年增长率4.7%的速度增长，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也仅为2.8%。此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的47个国家中也只有8个国家创造了2002-2010年间高于4.4%的增长率。然而，如上所述，如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没能够以年最低增长率4.4%的速度增长，则对于其他剩下的国家而言几乎不可能填补由此造成的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切实合理的定义这一目标。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目标是通过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来定义的。随着国家的发展，不平等性因素也时常增加。因此，随着国家的发展，不平等性增长率低于原始（或调整后）增长率的情况则是通常性的。但并非总是如此。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的一些国家在富裕人群与贫困人中实现缩减不平等性和促进共同繁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巴西2002-2010年间的平均原始增长率为4.5%，然而它的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为7.7%。墨西哥在促进共同繁荣方面也表现出了类似的成功——其原始增长率为3.5%，然而不平等性调整增长率为5.5%。

消除极度贫困目标的持续追踪系统

最后，每当PovcalNet和其他源数据更新时，我们将提供上述持续的分析更新。重复的分析使得我们能够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监控消除极度贫困目标的实施进度，同时能够确定从分析开始以来每个国家和地区应该做些什么。

随着时间的发展，PovcalNet将收集和纳入全新的家庭调查数据，与此同时，人口预测与国民核算也将得到更新。1.25美元标准贫困线下新的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贫困率也相应的需要重新评估。PovcalNet每三年更新一次全部贫困率，除了2008-2010年间的最后一段时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预测的数据每年更新两次。世界发展指标（WDI）中的其他数据现在是每一季度更新一次。

随着源数据的变化，基于上述分析所得结论也有可能随之改变。下一次更新后，一些国家可能无法实现4.4%的年增长率。因此，如果重复分析，我们可能会发现目前全球贫困率降低的速度甚至无法实现中期增长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所需最低增长可能需要调高。此外，持续分析可能会揭示出全球目标实现中新的障碍性因素。在上述分析中，尽管国家内部不平等性因素的变化和不同国家间的人口增长也能够减缓全球减贫的步伐，但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增长速度仍是最主要的挑战。此外，随着情况的改变，其他因素可能被定义为影响全球目标实现的关键性障碍。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以解释为了实现消除极度贫困的全球目标所需做的努力。这一方法首先预测了基准方案下的2030年全球贫困率，即所有的国家保持过去十年左右相同的增长速度，同时其人口按照世界银行数据所预测的一样保持增长。这一方法通过修改Ravallion（2013）中的方案模型——分配中立假设——来确保减贫过程中不平等性因素变化的影响可以得到合并，同时考虑到了特定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率。

基于上述方法的分析揭示了纳入特定国家增长率的重要性。即使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保持足够快的增长速度以实现2030年贫困率目标，不同国家间的不同增长速度同样降低了全球减贫的步伐，同时导致2030年贫困率预计达到8.6%。出人意料的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性变化的引入对于全球贫困率预测的影响是微妙的，然而却对某些地区的贫困率预测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总而言之，忽略特定国家因素将产生一种对未来贫困状况的过于乐观的预测。

分析结果为“需要做些什么以达到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分析见解。上述分析证实了到2030年消除极度贫困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虽然经济增长很重要，仅仅加速增长是不够的，在国家内部与不同的国家之间促进增长与共享繁荣对于实现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我们的分析显示出缺乏增长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限制因素。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有了足够快的增长速度来实现将2030年全球贫困率降低到3%以下。关键的问题是，贫穷国家一般经历了相对于富裕国家而言更缓慢的经济增长和更快速的人口增长。为了到2030年消除极度贫困，加快增长与促进国家内部和各国间的增长共享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考虑到一个很小的冲击也能使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偏离轨道，因此帮助别的国家免遭危机影响，建立从危机中快速恢复的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并确保在财政和环境的持续性发展中实现快速增长和促进共同繁荣的所有政策得以有效实施。

这些为实现消除极度贫困目标的要求与世界银行集团（WBG）的目标是一致的。世界银行集团（WBG）的其他目标鼓励着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内部欠富裕人群的经济增长。同时，世界银行集团（WBG）的目标需要在保持财政与环境持续发展的方式下得以实现。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消除极度贫困的要求也包含了促进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间的经济增长成果共享。在这一附加条件下，世界银行集团（WBG）的目标追求使得世界消除贫穷的梦想成为了可能。

关于促进国家内部与国家间的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政策措施是鲜为人知的，这也是一个挑战。正如Dollar等人2013所提出的那样，尽管以上的研究显示出从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所学习的最近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但陈旧的数据无法揭示能有效缩小国家内部不平等性的相关政策。对于怎样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促进经济增长共享的了解甚至更少。探索能够促进国家内部与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政策措施迫在眉睫。

最后，当来源数据更新以后，及时更新上述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所提出框架使用的仅仅是可利用的公开数据，所做的贫困预测也只是完全符合全球和地区过去的贫困评估。例如，为了计算增长率，我们使用的是PovcalNet中的人均家庭支出（或收入）数据。这样，所有的增长评估都完全符合世界银行集团（WBG）和其他官方的贫困数据库所发表的全球和地区贫困率。此外，仅仅使用可利用的公开数据，任何对该报告中的方案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复制我们的结果。保证可复制的公开性数据的透明度原则非常的关键，为此我们在附件中包含了关于利用公开性的可使用的数据是如何做出预测的详细解释。

然而，预测结果和其他的统计一样，本文所做的所有预测由于来源数据的持续更新都会随之改变。这意味着一旦源数据得到更新，所有的预测都需要及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建议当来源数据得到更新时，这一系列分析需要重复进行一次。频繁的重复性的分析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牢固掌握消除极度贫困的目标和更新中期增长目标的平台。

稿件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减贫机构·

紧密合作，共创财富

——旨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基础设施建设




英国国际发展部

摘要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致力于对经济发展起支持作用的基础性设施的开发，并为贫困人群提供摆脱贫困桎梏的机会。高级别小组就后2015年发展规划所做的报告对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行了认定，并对完善能源、水资源、医疗卫生、交通和信息技术等领域内的基础设施提出了进一步的目标。通过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英国积极支持旨在推动非洲和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区域性合作项目。同时，也积极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设施强化了城市在推动发展和提供机遇方面的核心作用，使城市能够对不断增加的人口进行有效吸纳。此外，开发署也对医疗卫生系统、道路、能源和水资源领域的可持续性服务设施的扩充表示支持。基础设施是英国国际发展部在环境脆弱和冲突肆虐国家中促进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砝码。英国国际发展部还致力于为低碳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向贫困人群提供基础设施，以帮助他们减轻来自于气候变化的风险。

英国国际发展部通过创新性的方案设计来使得投资成本效益最大化，譬如，它通过强有力的技术援助来动员私营部门投资，并使得贫困人口受惠。同开发署合作的私营部门类别广泛，包括私人基础设施发展集团（PIDG），国际经融公司（IFC）以及其他众多的小型化基金管理机构。多边组织为政府的资金密集型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提供资金支持（对于大多数的双边出资方而言，这种集资方式并不适宜），从而成为开发署的核心合作伙伴方，它们为开发署提供了大约50%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此外，英国国际发展部同更为广泛的合作伙伴一道共同致力于针对极度贫困人群的基础设施投资，涉及水资源、医疗卫生以及乡村道路建设等领域。在26国方案中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英国国际发展部已经同这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达成紧密的合作关系。

同时，英国国际发展部积极支持能够最大程度提高基础型设施成本收益的一系列方案。英国国际发展部同发展中国家政府共同推动循证导向政策制定，增强政府动员私营部门投资的能力。英国国际发展部积极谋求同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享知识，鼓励投资以及对好的政策给予支持。腐败问题是各部门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英国国际发展部正在积极增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透明度。

为基础设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可靠的全球性依据富有挑战，但这一点对于提高部门业绩非常重要。英国国际发展部还积极支持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涉及从评估非洲地下水储量到降低乡村道路使用周期成本等广泛内容。

本报告将聚焦于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如何提供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如何最大程度地提高基础设施的收益，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英国国际发展部为何致力于基础设施相关工作

首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部门在支持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精心筹划和维护良好的基础设置能够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贸易发展以及创造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方面起到支持作用。这就为能够提供更多高收入工作岗位，使国家发展摆脱外援依靠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平台。有关证据表明，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为非洲当前经济增长成果的获得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经济增长对长期性减贫工作成效的取得影响重大。

精心筹划和维护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能够使城市更好的发挥促进增长、提供就业和谋求创新的核心作用。当前，全球超过一半的地区是城市，这一比例在2030年将达到三分之二。英国国际发展部积极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认识到城市在推动发展中的重大潜力的同时，也认识到未精心规划和管理的城市化也会为发展带来一些严重的挑战。

英国国际发展部致力于提供一种能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的发展模式。为贫困人群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所需产品，劳动力市场以及信息资源和财政服务。这就为他们提供了找寻工作，经商，获得可持续生计以及摆脱贫困的机会。

基础设施资源的获得也能使人们过上更富成效和健康的生活。每年，干净的水资源、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以及现代能源的获得使得数百万人幸免于饮用不干净水源以及烹饪过程中吸入烟尘而带来的死亡。而交通运输资源的获得使得人们享受卫生医疗和教育资源的机会大为增加。基础设施的完善可能会潜在的促使贫困人群对政治生活更为关注，进而通过他们的“呼声”来影响政府和其他主体的政策制定过程。

倘若一个国家有一半人口的发展远远滞后，这个国家将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强化了女性的发展机会。在家中或社区就可容易地获得水资源和现代能源使得女性有额外的时间来从事包括有偿工作在内的生产性活动。在交通便利的地区，女孩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性会增加，而更多的妇女可以选择在正规医院内进行生产，从而潜在地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

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伴随着国家发展而从各基础设施部门中不断增加的气体排放可能会威胁到发展进程。超过6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于交通、建筑和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减少基础设施带来的气体排放对于遏制全球气候和生态系统造成的不可逆伤害非常重要。增强建筑环境的恢复能力是降低受极端气候和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的脆弱性的重要步骤。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财富以及收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多。我们可以运用基础设施来增加淡水储备，强化水资源管理，开发可靠的多元化能源，获得更加便捷可靠的食品运输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资源匮乏带来的影响。

当前，有超过15亿的人口生活在环境脆弱，冲突肆虐的国家。处于战乱中的国家难以获得有效的发展，英国的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较容易的应对脆弱和冲突带来的巨大成本消耗。一般而言，一场国内冲突会消耗掉发展中国家30年的GDP增值。基础设施的再建设以及基础性社会服务的恢复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复苏影响重大。基础设施在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发展机会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在低收入国家是极为缓慢的。全世界有超过10亿的人口未能获得全年可使用的道路，超过7.8亿的人口没有干净的饮用水，25亿人口未能获得充足的卫生医疗资源，而13亿人口电力资源严重匮乏。

在克服基础设施建设遇到的相关难题方面，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其他供应方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未能达到实际所需，这一点在最为贫困的国家中尤为明显。世界银行的评估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落后于每年实际所需的480亿投资水平。要缩减投资差距，就必须出台一系列创新性的方案，在带动私营部门投资的同时谋求更为有效的公共部门开支。捐赠合作方在推动投资差距缩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增强基础设施投资和管理机构的能力和责任是十分必要的。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方面包括：增强机构开发有效支持经济发展和减贫工作的投资战略的能力；实现更优质的基础设施维护；通过提升机构的责任感和透明度来抵制当前的腐败高发态势。捐赠合作方可以在支持农村主导型改革和推动能力建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前的基础设施方案往往关注于硬件建设而忽略了对方案整体成本和可持续性的考察。针对此问题，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解决路径在于为极度贫困人口提供其可支付的合理质量的长期性服务。

稿件来源：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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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与后2015年发展规划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近几十年来，各国国内和国家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加深。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的进程也极为缓慢。尽管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出身与地理位置仍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机遇。在创造“机会平等”的光环之下，促进“结果平等”的相关政策和手段往往被忽略。这一点对于遏制不平等浪潮的侵袭极为不利。当前存在的社会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凸显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紧迫性所在：不管是不平等本身，还是它对实现其它发展目标的影响来看，不平等问题的解决都应该被置于后2015年发展规划的重要位置。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

不平等现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有所加剧：基尼系数表明，21世纪的头十年间，在有数据记录的85个国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就全球财富集中程度而言，当前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40%的财富；而最底层收入的一半人口才拥有1%的全球财富。除基尼系数外，其它的指标和数据也可为经济自由化背景下广泛的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提供佐证。

最有说服力的指标之一是收入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所占的分配份额。这项指标可以清晰地体现出劳动者与从诸如金融资产和生产设备等资本中获益者之间的关系。很大一部分有数据记录的国家共同见证了在1980到1985年以及2000到2005年间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

按照性别进行工资分配使得进一步的不平等更加显现：最新的数据表明，在2008年到2009年间，尽管更为平等的男女生就学率使得性别不平等状况略有缓解，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工资的平均下降水平仍高于男性22.9%。这相对于1995年的26.2%而言略有进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 2011）推测，在这样的速度下，完全实现男女同工同酬需要超过75年的时间。当我们将性别、宗教和种族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时，诸如中等和高等教育升学率、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备获得水平以及孕产妇死亡率等指标都能体现各国较高的不平等水平。

在不平等问题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全球性维度。尽管一些贫困国家正在奋起直追，但其收入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最为贫困的5%人口的收入仍高于这些贫困国家三分之二人口的收入。因此，就当前而言，出身和地理位置仍很大程度决定了人们的收入水平（Milanovic 2011）。

起点平等还是过程平等？

近几十年来，在对日益深化的不平等问题的回应上，我们赋予结果平等“政治嫉妒”的色彩，而将主要精力投入于机会平等的创造上。

然而，创造完全的机会平等本身就是一种激进的主张。此外，只有以结果平等为保障，我们才能对机会平等的实现给予充足的信心；在结果上的任何系统性的不平等（不论是收入与财富占有，或者更为宏观的资源、职位以及社会角色的分配方面）都可能使我们在初始机会上陷入不平等。

这种方法并未将影响个人“结果收益”的结构性因素加以考虑。同时，也忽略了能够降低结果平等的强有力的政策手段的影响，诸如：

•确保新生工作者能够被及时吸纳为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经济政策；

•收入和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用来确保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非正式化和自由化使得劳动者讨价还价能力削弱的大背景下，劳动者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收入。政策内容包括：非正式工作的合法化与保护；最低工资的有效实现与反歧视立法的推进；国家对小农农业的支持；

•社会所提供的包括教育、卫生、食品、住房和社会安全等资源在内的广泛而易获得的高质量资源能够帮助人们应对由于疾病、老龄化、市场风险等可能带来的收入锐减，并能对持续性的低收入者有所补偿；

•广泛的易获得的基础设施、家庭技术和医疗服务。这些用来支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尤其是对没有收入却仍承担不合比例的再生产成本的妇女的支援；

•通过土地改革来推动财富和收入分配；

•公司税和累进所得税为实现广泛而易得社会服务供应提供资金支持。

不平等与社会不满

当前的政治发展形势已经使得公众对世界范围内的严重不平等带来的恶性后果加以关注。社会不满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对政府信任程度的降低、因食物价格上涨引发的社会动荡、劳动力裁员以及严厉的紧缩措施。

尽管一些根深蒂固和固有的独特因素构成了近期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共和国以及其他邻近国家暴乱的基础，高失业率、没有安全保障的生活以及政府强制镇压的政策仍不失为引发民众骚乱的普遍因素。在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大背景下，人们缓解危机影响的能力遭到削弱，促成了脆弱的民主局面，并且使得有些国家面临恢复权威统治的危险。

即使是在民主相对稳定的国家，由于财政紧缩政策造成社会福利减少，卫生和教育服务缩减，工作稳定性降低，危机也会时常发生。这带来了非常坏的影响。不仅极右派政党，甚至是主流政党也认为强调“移民威胁论”的做法是可取的。这给予了民粹主义有力的声援。在美国，矛盾和危机刺激了强制性政策的出台。犯罪和举债充斥于边缘化社会群体中，包括人数不断增长的贫困黑人和西班牙人。

不平等与后2015年发展规划

改革路径的定位

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系统中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当前的时机以及不断增加的紧迫性来出台政策，推动改革进程。多国30年来在实践所谓的正统经济和社会政策中收效甚微，使得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政府燃起了探索适合自身特质的发展模式的热情。

多国政府通过投资公共服务和广泛的社会保护来兼顾以就业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和社会平等。当前存在这样一种新的认识：当发展策略能够输出优质的就业岗位时，社会政策和全民改革负担成本都会有所减少。

尽管面临欧洲福利国家的挑战，更为普遍的经济变体模式仍在对抗经济紧缩带来的严重后果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除此之外，在南半球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一些国家，诸如巴西，厄瓜多尔以及乌拉圭中新兴的福利型政治制度也证实着这些国家抑制不平等的能力。其余国家，譬如朝鲜，在对抗不平等方面也有所突破。

同单一化发展策略相反，各国差异化的发展历程为出台广泛而多元化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对管理者而言，普遍性的政策成本更低并易于实施，在获得中产阶级支持与创造更为平等的社会方面也有优势。同时，也为创造健康的技能型和创造性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一种有效机制。

权利的制度化与有利环境的培育

成功的民主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权利必须得以制度化才能真正有效地对抗不平等。这意味着，民众必须拥有参与和检验公共政策并对政策进行权衡的权利。

各国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全球性环境的支持。全球性危机和动荡扰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秩序，对平等的实现也极为不利。这一点凸显出在新的多方伙伴国参与的发展规划中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的必要性。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主要集中于援助、贸易、药物和信息通讯技术方面，并未对全球不平等及其解决方案做出说明。

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紧迫性

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对不平等的观点有所变化。当前，人们对不平等带来的恶性后果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削弱减贫成果；

•严重的不平等会使得通过经济增长来减贫的方法成效不足；

•严重的不平等会使得更多人陷入低工资收入水平，也限制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并阻碍了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严重的不平等会导致消费不足，产生许多的经济泡沫，从而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催化剂；

•严重的不平等使得以社会凝聚力为根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系统的构建难度增加。在这个系统中，中产阶级既通过缴税来扶持财政，也和穷人一道共享社会公共服务。

不平等对社会结构的侵蚀

 •严重的不平等使得社会两极分化，破碎的社会供应系统仅仅为拥有购买力的人群提供高水平的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而其他人只能依赖于投资不足或从优质服务中过度延伸的低质量公共服务。这一点制约了社会政策创造同等机会功能的实现，从而也对社会流动起到阻碍作用；

•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凝聚力起到破坏作用，并有可能妨碍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严重的不平等使得有经济优势的人群能够更容易的通过政治因素来固化其既得利益；

•严重的不平等可能会提高犯罪率，诱发暴力冲突，这在多民族国家中尤为凸显；

•尽管存在一些工资补偿，国家间的高度不平等使得低收入国家难以留住在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等对实现发展目标起关键性作用的部门中的核心人才，造成了本国人才和向心力的流失。

聚焦后2015年发展规划中的不平等问题

较少的社会不平等本身也应被视为一种目标。同时，也应该在实现其他目标中有所体现。在发展目标规划中，应该为不平等问题的解决设定相应目标——不平等涉及到地区、性别、种族以及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各个方面。联合国千年发展报告已经对这些社会不平等的类别进行了划分，但并未提出各国政府所要达成的目标。尽管有些国家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有所进步，但仍旧远远落后于既定的0.4的目标，因此对基尼系数变化上的细致入微的描述更能够帮助我们对不平等状态的变化进行鉴别。

减少不平等的目标和指标应该包括：

•以高低十分位数区间为计量单位的不平等；

•工资与收益（按照职能进行的收入分配）的对比。这种对比在政治上可能存在争议，但是它确实聚焦分配问题的解决；

•性别不同带来的工资差异；

•其他的劳动力市场指标：工资中位数，最低工资水平，不同性别的劳动者拥有社会保护的比例；

•从事无偿性工作的男女劳动力比例。

稿件来源：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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