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五期

 

作为混合型组织的社会企业：综述和研究展望

 Bob Doherty，Helen Haugh和Fergus Lyon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性贫困带来的棘手问题以及环境变化等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将社会目标嵌入到企业活动的组织。学术界对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E）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概念和背景研究发展到了对其管理和绩效的分析。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社会企业的典型特征是其混合性，亦即追求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目标的双重使命。笔者评估了社会企业混合性在管理上对企业使命、财务资源获取以及人力资源调动等方面的影响，并且提出了一个框架来说明混合性所带来的矛盾及应对这些矛盾所做出的利益取舍。通过审视社会企业双重使命和互相冲突的制度逻辑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笔者提出了对社会企业和混合型组织未来理论研究发展方向更为普遍的建议。

前言

社会企业现象目前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注意（Wilson and Post 2013），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兴趣表现在学术出版界把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类别推出的出版物的数量在不断增加（Cukier等人 2011；Lepoutre等人 2013；Lumpkin等人 2013）。早期的社会企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特点的定义以及其起源的解释（Chell 2007），紧接着便是对其管理和绩效的研究。早期文章大多数都是非理论性的，主要是寻索社会企业的积极影响（Parkinson and Howorth 2008；Sepulveda等人 2013）。作为对这种寻索的回应，目前的研究已经开始使用新的理论来分析社会企业的起源（Tracey等人 2011）、管理（Battilana and Dorado 2010；Pache and Santos 2011），并且更具批判性地对其伦理、权力和解放性等方面进行分析（Teasdale 2012）。

本综述有助于发展相关的理论方法以解释社会企业采用的管理过程，社会企业追求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目标的双重使命，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入私营组织、公共组织或者非营利组织等传统类别中的任何一类。通过对以往学术文献的回顾，笔者发现社会企业是混合型组织中最主要的例子（Pache and Santos 2012），社会企业跨越了私营、公共和非盈利部门的界限，连接了不同的制度领域（Tracey等人 2011），面对着互相冲突的制度逻辑（Pache and Santos 2012）。

笔者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社会企业是如何应对和管理这些相互冲突的逻辑，对以往研究进行了延伸（Austin等人 2006；Chell 2007；Dacin等人 2010；Dees 1998；Zahra等人 2009），摆脱了以往对社会企业潜力过度积极的描述，并且明确了这些组织在试图追求达成商业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时会面临的内在矛盾。

笔者将社会企业的混合性作为研究的重点，因此不会对社会企业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详尽描述。依据大量关于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文献，我们对社会企业作为混合型组织的特点和影响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可用于为社会企业研究和理论发展确定方向。本研究及时回应了威尔逊和博斯特（Wilson and Post 2013）的观点，他们认为目前对社会企业组织形式的性质以及如何通过混合性来对其进行阐释的关注度不够。在笔者对世界范围内有关社会企业管理的研究进行综述的过程中，主要受两个问题所引导：在社会企业将财政和社会双重目标相结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最关键的管理问题和矛盾是什么？未来的研究如何开展才能更好地更普遍地理解社会企业和混合型组织？笔者利用组织形式和混合性的概念来审视社会企业管理并提出对理论建设的建议。通过这种做法，笔者对混合型组织这一尚未有成形理论的经济现象的出现进行了解释和批判性的分析，有助于对管理研究中的组织混合性特点开展更为广泛的讨论。

社会企业和混合型组织形式

随着公共、私营和非政府部门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和更不固定，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出现，本研究将对此种组织形式的概念进行探索。组织形式被认为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适当的结构和实践所构成的原始配置”（Greenwood and Suddaby 2006 p. 30）。要被鉴定为一类特殊的组织形式，该类特殊组织形式下的各个组织都会反映出其类别特点（Romanelli 1991）。对于组织形式的研究兴趣目前主要集中在确定不同组织形式的界限（Brandsen and Karré 2011；Romanelli 1991）、形式融合（D’Aunno等人 1991；Powell 1987）以及探究新组织形式的产生过程（Nee 1992；Ruef 2000；Tracey等人 2011）。

本研究对提及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回顾，将混合性定义为一种解释性的概念，这种概念抓住了社会企业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并且提供了理论发展的空间，可以用来解释社会企业的起源、管理和绩效。因此，笔者通过对社会企业混合性在管理过程中的影响进行综述，寻求将相关文献拓展到组织形式方面。这一做法很重要，因为一些研究发现内部的组织流程协调了混合型组织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需求（Jay 2013）。

从定义来看，混合种（或杂交种）（hybrids）是指两个不同物种产生的后代（OED 2010）。在组织和管理领域的文献中，混合性（hybrid）一词被用来描述那些跨越制度界限（Brandsen and Karré 2011；Jay 2013；Pache and Santos 2012；Smith 2010）并且在具有不同功能的多元领域运作的组织（Ruef 2000）。依据以往对于混合性的概念界定，笔者将混合型组织形式定义为允许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别的价值观和人为现象共存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混合型组织形式因此吸收了最少两种不同的行业典范、逻辑和价值体系，就社会企业而言，混合型组织形式与新颖的制度形式的出现有关，这些新的制度形式是对传统经济组织概念的一种挑战（Wilson and Post 2013）。

在采用混合性这一概念来审视社会企业时，笔者特别借助了不同经济组织（公共、私营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区别来对其加以分析，并且利用了关于不同类型的组织显示出各自一般的结构特征与特点的假设，这些结构特征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纯粹的”、并能清楚表现不同部门的特点（Billis 2010；Somerville and McElwee 2010）。这些不同的组织类别通过与某一类的逻辑和话语相一致来获得合法性并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而存在。为了阐述得更为详细，比利斯（Billis，2010）提出了一些公共、私营和非盈利组织的典型组织模式。因此，私营企业组织由市场力量引导来追求经济回报的最大化，企业由股东所有，根据股权分配的多少来决定支配权的大小，并且通过企业的销售和收费来获得收入。公共组织的特点是遵循以公共利益为重和集体决定的原则，由公民和国家所有，通过税收来获取资源。最后，非盈利组织是追求社会和环境目标的，由组织成员所拥有，通过私人选举的代表来管理，工作人员由雇员和志愿者构成，组织的资金收入主要来源于会费、捐款和遗赠等。较为特别的是，非盈利组织从法律上被禁止将组织的“剩余”收入分配给与组织有管理或所有权关系的人（Hansmann 1980）。

那些与上述三种理想的分类特征不一致的组织形式被贴上了混合性的标签，社会企业由于追求经济和社会双重目标，并融合了公共、私营和非盈利组织的特性因而成为典型的混合型组织（Billis 2010；Dees and Elias 1998；Defourny and Nyssens 2006；Evers 2005；Liu and Ko 2012；Murphy and Coombes 2009；Pache and Santos 2010；Young 2001）。

综述方法

本综述包含了关于社会企业、社区企业（community enterprise）、社会合资企业（social ventures）以及社会创业的研究文献（Cukier等人 2011），并且借鉴了以往学者在管理学和创业学诸多领域的研究。笔者引用的文献包括了明确研究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文献，以及直接和间接提到混合性这一概念的文献。本综述不包括报道社会企业积极明确地追求增加股东利益的文献，也不涉及公共组织从事贸易活动以及关于社会企业产生的影响的文献。为了保证本综述所使用相关文献的多样性，笔者采用两段式过程挑选所要研究的文献。最初，我们通过使用学术论文搜索引擎Proquest进行关键词搜索形成相关文献清单，搜索时所采用的关键词保证文献涵盖且集中在社会企业管理领域。通过使用“社会企业”和“管理”两个关键词得到了40篇文献，使用“社会创业”和“管理”两个关键词得到了66篇文献，而“社会企业家”和“管理”两个关键词得到了7篇文献，“社会企业家们”和“管理”两个关键词检索出了29篇文献。笔者综合了上述检索结果并删除了其中多次出现的文献，最终获得了110篇单独的文献，随后根据论文所在期刊排名对其进行了分类。第一阶段的综述基于发表在管理学和社会创业方面期刊上的68篇论文，这些期刊是商学院联盟2010年学术期刊质量指南（Academic Journal Quality Guide）上评为排名前3-4位的杂志（Harvey等人 2010）。这些文章中其中有6篇来自《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4篇来自《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篇来自《管理学会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篇来自《加州管理评论》（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篇来自《组织研究》（Organization Studies），还有1篇来自《企业创业学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等。综述的第二阶段，笔者使用反向搜索技术，从之前所获文献的参考文献中获取更多的论文，这种滚雪球式的搜索方式又让我们得到了61篇论文，包括有关社会企业管理的期刊论文、著作和著作章节等。

表1展示了本综述选取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只有15%的文章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这可能与目前缺少关于社会企业特点的共识以及创建大样本数据库和确定有效可信的分析变量等时碰到的问题有关。笔者研究的文献中大约有20%是通过社会企业样本来举例说明理论性和概念性的命题，这些文献与采用案例研究、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等正式的定性研究方法的文献有明显差别。笔者将研究过程中第一阶段获得的文献与第二阶段获得的文献对比发现，发表在高质量的期刊上的论文更为注重理论，更多使用严格的实证主义定性研究而较少使用范例进行研究。

表1：本综述回顾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文献数量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案例研究	仅理论研究
	N	（%）	（%）	（%）	（%）
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排名靠前的杂志找到的文献）	68	42.6	14.7	14.7	44.1
本研究的第二阶段（通过第一步获得的参考文献）	61	26.2	14.8	26.2	32.8
合计	129	34.6	14.6	20.0	38.5

对于已有研究所在的地理区位进行分析（见表2）可以发现，利用欧洲证据的文章占更大比重，这可能是因为欧洲政治领域对于社会企业的兴趣在提高。在每一个地理区域内，纯理论研究的文献所占比重基本相似。但是在定量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方面，相比于欧洲（13%），北美（28%）和世界其它地方（29%）的数据更多。

表2：本综述回顾的文献所在的地理区位

	文献数量	欧洲	北美	世界其它地方
	N	（%）	（%）	（%）
本研究的第一阶段（在排名靠前的期刊中的文献）	68	52.9	42.6	19.1
本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文献的参考文献）	61	68.9	29.5	13.1
合计	129	60.0	36.2	16.2

混合性这一概念是社会企业管理过程的核心概念，这一结论是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而得出的。笔者参考了奥斯汀（Austin等人 2006）等人的分析框架来构建本综述的论述架构，这是谷歌学术（2013年4月）上关于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引用最多的文章。与商业创业相比，他们关于社会创业的分析框架及其特点主要包括：机遇与使命、资本与金融资源的获取以及人员（人力资源的流动）等。然而，他们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详细描述在实现商业和社会目标之间进行平衡所带来的矛盾，而且对于社会企业运行机制的描述也不够。通过使用他们的研究框架，笔者探索了审视社会企业混合性的新见解，这反过来能为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研究框架提供新的解释角度。为了使本综述能在现有文献占一席之地，笔者首先考虑了对社会企业活动的不同解释及其所处的不同环境。

社会企业的概念化

社会企业是一种从事商业活动的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产生积极的社会与环境外部效应，而不是获取私利（Santos 2012）。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有很多，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Kerlin 2010）。例如在美国，社会企业话语受创造收入和社会变迁等基于市场的的方法所主导（Austin等人 2006；Dees 1998；Defourny and Nyssens 2010），然而在欧洲，社会企业被置于集体社会行动的合作传统中进行论述（Borzaga and Defourny 2001；Defourny and Nyssens 2010；Nyssens 2006）。英国借鉴了上述两种对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方式，政府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一种主要追求社会目标的企业，企业的盈余主要用于此种社会或社区目标的再投资，不受股东和所有者利益最大化需求的驱动（DTI 2002，p. 13）。”

上述所有定义揭示出社会企业的两个主要的特征：采用一定的商业经营模式来获取收益，追求社会目标（Laville and Nyssens 2001；Mair and Martì 2006；Peattie and Morley 2008；Peredo and McLean 2006）。因此社会企业与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私营部门组织有明显差异，社会企业将追求社会目标放在高于创造私人财富的位置上，其所追求的典型社会目标包括减少贫困、不公、无家可归、碳排放、失业等（Dart 2004；Murphy and Coombes 2009）。所以说，社会企业与财富分享、合作、社区发展等有利于社会的动机相关联（Lumpkin等人 2013）。举例来说，雇佣在某些方面处于弱势群体的人，如残疾人，就是社会企业的部分使命。通过接纳社会排斥人群和弱势群体进入工作场所来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和创造社会价值的双重使命的企业就可以被归为社会企业（Borzaga and Defourny 2001）。

社会企业获取收入的策略主要是通过商业经营活动实现的，例如进行商品及服务贸易、签订服务合同等，这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组织有相同之处（Wallace 1999），却与传统上依靠政府补助、捐款和遗赠等方式获得收入的非营利组织有明显不同。然而，一个组织要划归为社会企业所需要进行的商业活动的程度，却可以是从最低程度的依赖到完全依赖各有不同（Austin等人 2006；Foster and Bradach 2005；Peredo and McLean 2006）。因此，社会企业为实现其社会目标可能依赖非经营收入和商业利润的结合，或者完全依赖经营收入。例如，在发展中国家，一些获得公平交易认证的组织通过协调企业与采购政策来提高生产者的生计水平，这些政策主要用来保证农民能够在出售其提供的产品时获得公平价格并能够实施可持续的农耕方式（Davies等人 2010），这种靠经营活动获取利润的同时又推动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策略，可以100%地把公平交易组织界定为社会企业。

总之，诸如社会公司（social firm）和公平交易认证供应商（Fairtrade-certified suppliers）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企业共同组成了混合型组织的群体，在吸引和锁定资源用于社区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培育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共同推动创建、发展其它社会企业，并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社会企业数量的显著增长在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差异，在下一章节中笔者将对这种差异进行解释。

社会企业所处的环境

很多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社会企业的兴趣有显著增长（Seelos and Mair 2005），这主要归因于社会、经济及政策的四种趋势。第一，慈善捐助的性质发生了转变，推动了以往依靠捐赠者运行的组织寻求更多商业资源方面的收入（Dees 1998）第二，提供公共服务的新模式为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新竞争者创造了市场机遇（Bransden等人 2005；Chell 2007；Evers 2005；Fawcett and Hanlon 2009；Haugh and Kitson 2007；Perrini等人 2010）。第三，对于资本主义可供选择的新经济体制和新模式的兴趣将人们的注意力和资源引向了社会企业的市场潜力（Amin 2009；Hemingway 2005；Hudson 2009；Wilson and Post 2013）。最后，作为对经济公平不足以及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回应，相关政策及其执行者越来越多地期望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案（Austin等人 2006；VanSandt等人 2009）。

近来关于社会企业的学术兴趣确定了两个背景相关的重要问题。第一，历史回顾发现社会企业的含义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Teasdale 2012），从时间角度看，社会企业并不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是非营利组织或志愿组织（Billis 1991；Kerlin 2010；Peattie and Morley 2008；Young and Salamon 2002）、合作社和互助组织演进发展的产物。这种进化观的解释使不同组织形式（Nyssens 2006）的界限变得模糊，并将社会企业置于私营、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交叉点上（Defourny and Nyssens 2006）。这种解释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是非营利部门的自由市场化，即鼓励非营利组织通过完成服务提供合同责任来获得商业经营收入（Eikenberry and Kluver 2004；Liu and Ko 2012；Mullins等人 2012），因此也就有了“有机混合体”（那些从古典的或纯粹的、志愿的组织演变而来的社会企业）与“创立混合体”（从创立之初就是社会企业的组织）之分。也有证据表明一些组织通过自我界定为社会企业来为自己“重新贴标签”，这是因为社会企业的范畴在政策和实践中变得更为宽泛（Teasdale等人 2013）。

第二，社会企业产生的速度更进一步受到国家层面制度因素的影响（Austin等人 2006；Borzaga and Defourny 2001；Dees 1998；Defourny and Nyssens 2010；Kerlin 2010；Lepoutre等人 2013；Nyssens 2006）。它们处于不同经济部门的交叉点上，并以不同的规则和实践为特征（Cooney 2006），意味着社会企业面临着应对互相矛盾的制度要求（D’Aunno等人 1991）的压力。典型地，这些要求包括实现商业成功的市场/商业逻辑以及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福利/社区逻辑（Mullins等人 2012；Pache and Santos 2010；Tracey等人 2011）。同时要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并创造社会价值（Pache and Santos 2010；Townsend and Hart 2008；Young 2001），在更深层次上，社会企业运行所处的环境具有这样一种特征：非盈利组织和私营部门组织（Weisbrod 1997）之间、非盈利分配组织（Chetkovich and Frumkin 2003）之间的竞争在不断增长。

本文对奥斯汀（Austin 2006）等人关于社会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分析进行了延伸，所参考的文献突出了国家间的制度差异对跨国和国家层面推动社会企业的政策的影响在衰落。在美国，不断增长的对于社会企业的政策关注促成了社会创新和公民参与办公室（Off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的成立。在英国，公民社会办公室（the Office for Civil Society）实施了“大社会倡议”（Big Society initiative）（Alcock 2010；Teasdale 2012）。最近，欧盟发起了社会企业倡议来促进社会企业议程的实现（European Commission 2011）这些政策激励了新的社会企业的成立，并促进了非营利组织采纳商业行为。然而也有批判性的解读认为，这些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是对非营利组织的强制市场化，迫使非营利组织采纳商业性的策略，这与其社会使命（McKay等人 2011）和对公民社会的贡献（Eikenberry and Kluver 2004）有所冲突。梅森（Mason 2012）认为连续几届的英国政府都试图影响有关社会企业的话语，以便促进公共部门的改革。同样地，关于社会企业的话语被很多非盈利分发组织（non-profit distributing organizations）所抵制，它们试图使自己与那些可能破坏其实现社会目标的大众化倡议保持距离（Parkinson and Howorth 2008；Sunley and Pinch 2012）。

在这些不同的、变化的背景下，有证据表明，混合型社会企业面临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在操作上影响了其目标和资源获取。社会企业的混合性与其管理之间的关系将在下面的章节进行论述，笔者将探究社会企业的使命、获取财务资源、动员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进行努力等，并进一步讨论社会企业如何管理相关的矛盾。

社会企业的使命

社会企业双重使命的影响清楚地体现在其需要对开发商业机遇与追求社会使命之间的矛盾进行管理（Adams and Perlmutter 1991；Zahra等人 2009），尽管社会企业产生利润具有合法性，但其并没有将利润最大化（Wilson and Post 2013）。社会企业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差别主要是依据其以社会使命为中心（Chell 2007），社会使命在其市场供应方面发挥基本作用，并且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企业创办者和管理者具有责任去寻找途径以便成功地追求经济与社会目标（Santos 2012）。社会企业已经被概念化为集中于为社会或外界的利益来创造价值，而不是像商业企业那样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特征（Santos 2012）。所以说，双重使命塑造了社会企业的机会认知与利用过程，因为价值获取直接或者间接地与社会价值创造相关联。

追求财务可持续性与社会目标需要产生足够的收入来投资于商业活动，同时保持对社会项目的投资（Moizer and Tracey 2010），以此创造社会价值（Mair and Martì 2006）并推动社会变革（Alvord等人 2004；Steyaert and Katz 2004）。这一挑战要求社会企业在获取资源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与利用资源参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巧妙地进行平衡。尽管社会企业在经济与社会目标之间需要进行平衡已经被公认，但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价值的创造可能与成功实现经济产出紧密相关，甚至是完全相关（Wilson and Post 2013），这又反过来能创造财务资源，用于实现其社会使命（Dacin等人 2010，2011）。

为了创造社会价值，社会企业开发出了创新性的策略、新的资源配置方式（Austin等人 2006；Zahra等人 2009）以及新型治理结构（McCarthy 2012；Membretti 2007）。社会企业的这种战略创新精神经常被宣传（Alvord等人 2004；Bridgstock等人 2010；Weerawardena and Mort 2006），并且被归因于需要管理多元利益群体的需求（Bridgstock等人 2010），以新的方式将资源结合起来满足社会需要（Mair and Martì 2006），创造社会资本（Evans and Syrett 2007）以及寻找推动社会变革的新方式。社会企业的创新精神也被与资源限制相联系，这又反过来为新的市场、产品和服务创造机遇（Mair and Martì 2006；Seelos and Mair 2005；Di Domenico等人 2010）。

众所周知，创新能力随时间变化而改变，并且公共政策通过激励和奖励计划在促进创新方面扮演主角（Osborne等人 2008）。相比于其他的组织形式，对社会企业相关文献的批判性阅读对于理解其创新的决定因素和过程及其相关创新精神并没有太大帮助。更为普遍地，奥斯汀（Austin 2006）等人认为商业企业的创新通常集中于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与社会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往往是对现有产品或服务的重新配置，以此为弱势群体创造社会价值。此外，这种势在必行的创新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很多社会企业通过提供可靠且经得住考验的服务来实现可持续性（Amin 2009）。

从批判性角度看，最近关于社会企业追求双重使命的研究向那些过分积极的解释提出了挑战，并且说明社会企业的混合性如何可能导致其使命的偏离（Carroll and Stater 2009；Jones 2007；Pache and Santos 2010），即为了实现财务可持续而牺牲社会目标（Brandsen and Karré 2011；Eikenberry and Kluver 2004）。试图使财务和社会绩效都达到最大化会产生管理矛盾（Brandsen and Karré 2011；Eikenberry and Kluver 2004），当追求社会目标与管理合理性相冲突时，财务目标享有优先权。组织使命由社会导向转变为商业导向也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社会企业合法性的认识（Dart 2004；Nicholls 2010c）。尽管社会企业的理论基础是创造社会价值（Perrini等人 2010），Pache and Santos （2010）认为社会企业面临着冲突的制度要求，这产生于一种双重逻辑，这种逻辑嵌入了其运行所处的不同的管理、社会和文化环境。他们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冲突，即一种是利益相关者同意其目标但不同意实现目标的方式——这种局面对社会企业是比较温和的挑战并且主要通过妥协和回避的方式来处理；另一种是利益相关者不同意目标本身——这种情况更有挑战性并且不太可能通过妥协来解决。从经验上看，发现社会企业通过对两种逻辑的完整元素进行选择性耦合和战略整合来管理自身的混合性（Pache and Santos 2013）。

为了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社会企业采取了各种策略以求发展和提升其活动规模。针对社会企业所进行的各种研究，对这些企业寻求经济和社会（或环境）影响的战略性发展进行了批判性审视（Hockerts and Wustenhagen 2010；Vickers and Lyon 2012）。追求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的社会企业，要么会通过加强市场渗透力或提升其主办活动的规模而借机利用机会实现自体成长，要么会分享观点并鼓励复制其他组织的成功模式（Bloom and Chaterii 2009；Lyon and Fernandez 2012）。社会影响的增强也可能源于社会的特许模式（Bradach 2003；Dees等人 2004），在这种模式下，特许经营者购买某种已经测试过财务能力及社会影响力的商业形式，用以替换手续费（及额外支付）。购买特许商业形式的社会企业并不多，其原因可解释为：一种特许商业形式是否打包完整并且拥有经营许可（Dees等人 2004），是否能够吸引愿意在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运筹帷幄（Tracey and Jarvis 2007）且资产雄厚的特许经营者购买，是否可以利用某种标准的商业形式和社会干预手段应对当地情况（Vansandt等人 2009）等等，对这些因素进行辨别有很大难度。

在考察实现双重使命的过程及挑战时，相近部门和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成为社会企业战略性管理中的重要主题（Di Domenico等人 2009；Sakarya等人 2012）。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增加了管理过程的复杂性，因为每一个合作伙伴在完成合作目标的同时，也追求自我组织目标的最大回报。有了合作伙伴的互补资源作为倚赖，合作的双方都希望能从合作中受益。合作关系可能涉及各组织的供应链和分配链等商业关系，亦即一种纵向联盟关系（Lyon 2011），也可能涉及合作的任何一方的社会使命的完成（Nwankwo等人 2007）。戴维斯（Davies）和瑞尔斯（Ryals）（2010）认为，随着社会企业不断发展演进，其合作的类型也会随之改变。在风险投资之前和社会企业形成的早期阶段，社会企业会招募有相同目标的“家族成员”，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社会企业需要结盟关系不太亲近的新“网络伙伴”。

综上所述，奥斯汀等人（Austin等人 2006）所提出的框架不仅明确了社会企业使命的重要性，也明确了通过追求商业和社会双重目标，其使命所要完成的程度。奥斯汀等人还指出（2006）双重使命可能会导致矛盾的出现然而他们并未探究这些矛盾的性质，诸如使命的转变、利益相关者对合法性的理解等等。通过探索社会企业在采用了混合型的组织形式后的使命形成过程及立法过程，本文就社会企业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文章所采用的批判角度也揭示了在社会企业混合化的过程中，其使命如何会变得隐晦不明甚或丢失。下面笔者开始讨论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对其获得财务资源产生的影响力。

社会企业和财政资源

这一部分更详细地审视社会企业的财务来源，明确与创收和管理多种收入流相关的压力和挑战。尽管奥斯汀等人（2006）强调了社会企业在调动财务资源时遭遇的困难，并提议可以通过合作克服压力并利用和管理财务资源，我们综述中的一些论文把他们的分析进行了扩展，包括了混合性特点对财务资源的管理和配置过程的影响。达欣等人（Dacin等人 2010）指出，社会企业擅长管理资源依赖，会利用其社区嵌入性特点和与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关系纽带来保证获取到外部资源，转而也为社会行为创造机会。社会企业利用与各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关系启动创新机制，从而克服使用外部环境资源时遭遇的障碍。与利益相关者各方的牢固关系可以成为资源的通道和寻求填补制度空白的合作式工作安排的基础。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是其合法性的根源（Dart 2004），反过来，它也是批判性资源，可以影响内部和外部的支持者。尽管在一个组织中把商业活动和社会目的相结合的做法看起来或许有些矛盾，然而通过跨越不同的范畴界限，各组织不但可以提高灵活性，也能赢得更广阔的资源渠道和合法性的多重基础（Minkoff 2002）。

财务资源的流入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些资源可能来自商业收入、内部储备、政府补助、捐助、或者不同形式的融资贷款。蒂斯代尔（Teasdale 2010）对社会企业如何借助其混合型身份的不同方面吸引商业收入、资金支持、私人捐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慈善资助等进行了说明。社会企业以管理组织印象的方式利用其双重使命，通过建构不同的营销传播叙事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期待，从而寻求和实现其合法性（Teasdale 2010）。社会企业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双重使命可以创造出一些机会，这些机会会产生来自道德消费者的商业收入（Doherty等人 2009；Golding & Peattie 2005；Zahra等人 2009），也可订立提供公益服务的合同（Bridgstock等人 2010；Mullins等人 2012；Munoz & Tindsley 2008）。问题出现在衡量社会企业的社会价值时，因为社会企业所运作的市场可以更强调经济价值而非社会影响力，因而财政表现不佳的企业比社会表现不佳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惩罚（Austin等人 2006）。

尽管有报道指出，社会企业正越来越多地从银行和风险资本家那里融资，森利和平奇（Sunley & Pinch 2012）却在研究中发现，大多数锁定资产限制个人营利的社会企业依然依赖公共部门的拨款，对于增加其财政体系的负债非常谨慎。此外，社会企业可以利用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群体（如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竞选家、顾客和志愿者等）的牢固关系获取资本（Mair & Marti 2006）。这样，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给了企业更多的灵活性，也使其商业融资和慈善融资实现了合法化（Chertok等人 2008）。蒂斯（Dees 1998）指出，因为大多数的社会企业既不是纯商业性质的也不是纯粹依赖慈善资助的，它们可以利用其双重使命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资本，从而从投资家那里获得优惠条件。这对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社会企业和在资源困乏环境中运行的社会企业尤其有益。

从更具批判的角度来看，两种因素会限制社会企业融资。第一，社会企业需要内化社会成本，这意味着社会企业获得的利润要少于其投资全部经济成本所获得的利润（Vansandt等人 2009）。这一观点得到了刘和高（Liu and Ko 2012）的支持，刘和高提出，为了忠于其社会使命，有些社会企业的经济效益可能是预料之中的，比如拥有公平交易认证的社会企业会坚持向原料生厂商支付公平交易所规定的最低价格，即使该价格已高于市场价。蒂斯（1998）也明确指出，社会企业采用典型的双重定价策略制定了基于家庭收入的翻新家具和电器产品的价格，这对社会企业的财政表现会产生影响。兰普金等人（Lumpkin等人 2013）因此提出，就产生现金流而言，商业投资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因此也更有可能获得传统银行贷款或风险投资。

为了克服社会企业所面临的资本限制，需要建立新的法律形式来获取资产净值（Lasprogata and Cotton 2003）。这些形式包括美国的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the Low 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福利公司（the Benefit Corporation），及灵活目的公司（the Flexible Purpose Corporation），英国的社区利益公司（the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Battilana等人 2012），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Thomas 2004）等等。这些新的法律架构会重新调整之前与社会企业要求相关的成本，以便社会企业可以创建两个法律架构容纳其双重使命——其中一个用于贸易或者资本利用，另一个用于确保在接受拨款、捐款、遗赠时其慈善地位所具有的财政优势。

社会投资工具的最近发展为社会企业创造了新的财务来源。这种新的不断发展的基金类型是由寻求机会的投资者们资助的，把钱借给各种组织让其在创造经济回报的同时也创造社会价值（Nicholls 2010b）。旨在满足结合经济回报和社会及慈善目标的基金需求的社会投资形式包括能够以优惠条件向社会企业提供贷款的项目以及诸如聪明人基金（the Acumen Fund）之类的风险慈善资本（Lumpkin等人 2013，Scarlata and Alemany 2010）。

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也对投资量和投资回收速度产生影响。尽管社会企业的投资回报低于私营组织，投资者愿意接受这种负差，以求通过投资获得社会回报。产生社会回报耗时长，需要投资者的耐心，有些投资者把注意力放在更长期的变化方面（Murphy and Coombes 2009；VanSandt等人 2009）。对社会投资基金的出现进行探索的研究发现，基金的启动会受到社会企业的迅速投资和债务回避特点的影响（Mason and Kwok 2010；Sunley and Pinch 2012）。然而，在金融格局中，社会投资基金是相对较新的事物，这意味着其可用的财政资本量少于传统风险投资市场（Nicholls 2010b）。

综上所述，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既可能帮助也可能阻碍其获得财务资源。尽管已有研究指出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可以为其提供获得更广泛的资源的渠道（McCarthy 2012），但它也是引起混乱的根源，因为现在尚无法很准确地把社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归入已有的投资者类别中（Bridgstock等人 2010）。通过结合不同的制度逻辑（Battilana and Dorado 2010；Pache and Santos 2010），混合型的组织，根据定义，也是矛盾、争论和冲突等的发源地。难以归类的组织在合法性的缺失方面总是处于不利之势（Brandsen and Karrѐ 2011；Minkoff 2002），转而会减少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增加其夭折的风险。通过努力平衡其混合性特点在财务资源获得方面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社会企业可以处理好这些矛盾。

社会企业和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是奥斯汀等人（2006）所提出的框架中的第三个概念，亦即：管理者、雇员、志愿者和委托人。大多数的社会企业都是资源有限的小型企业（Bridgstock等人 2010），没有足够的财务资源用于给雇员支付市场价格的工资，因此它们依赖非经济鼓励机制来激励雇员（Austin等人 2006；Dees 1998）。有关探索就业和志愿服务的更近研究发现，双重使命的社会因素对社会企业的领导招募雇员、志愿者及支持者并调动其积极性等方面很有帮助（Haugh 2007；Membretti 2007）。企业和社会使命的结合经常被作为一种激励的力量，为员工提供工作满足感的内在奖励，这种结合也有助于提升社区影响（Bacchiega and Borzaga 2001）。非金钱的鼓励机制被用于招募和激励受薪雇员和来自其他部门的无薪志愿者，这转而又与从私营部门过渡到社会企业的运作、过程及价值观等的员工管理问题联系起来（Battilana and Dorado 2010）。成功完成双重使命要求社会企业的管理者们寻求既具有商业知识又具有社会知识的员工（Liu and Ko 2012）。然而，在管理由持有不同的运作观念和不同价值观的成员组成的团队时会面临运作矛盾，已有的研究尚未对其进行探索。尽管奥斯汀等人（2006）指出了处理与志愿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会带来新的管理难题，但却没有详细说明这些难题的性质及其解决方案。

关于人力资源的管理，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一些担忧，面向市场将需要它们重新调整其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向竞争靠近，远离公众利益（Weisbrod 1988）。这可能会对领导作用、员工关系、招募、文化以及雇员和志愿者之间关系的管理等产生影响（Royce 2007；Young 2001）。此外，因为社会企业的规模小，一些规模较大的顾客，比如公共组织，会利用其更大的权力过度影响甚至决定社会企业的文化习惯及人力资源管理（Cornelius等人 2008）。

志愿者对社会企业而言是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在技能短缺的情况下（Salamon等人 2003）。要创造出一个雇员和志愿者共事的和谐环境，社会企业需要找到有效的策略应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Borzaga and Solari 2001）。更客观地来讲，受薪雇员可能被期待遵守管理要求，志愿者与之不同，如果他们不赞同社会企业所追求的策略方向，他们可以在参与过程中自由退出（Royce 2007）。而且，根据刘和高（Liu and Ko 2012）的观点，与只有受薪员工的社会企业相比，同时使用雇员和志愿者的社会企业员工流动率更高，因此，在招募志愿者并倚赖其力量之前，要认真评估其使用成本和激励优势。此外，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其外部的社会影响上，社会企业容易忽视在其内部的社会责任问题上进行投资，尤其是其自身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上（Cornelius等人 2008）。

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也容易模糊委托人和受益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关系，这转而又会对一些运作问题产生影响。采用工作融合的社会企业和采用中间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是：雇佣和培训长期失业者使之成为主流就业力量（Nyssens 2006）。对这类社会企业而言，雇员拥有受托人和员工的双重身份，资源的使用不但有助于雇员的个人发展，也有助于雇员（作为一名代理人）的工作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就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一个招募完全培训好的雇员的商业组织中，尽管资源的投资对受托人和社会产生了社会价值，完成社会使命却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有关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文献对社会企业的创建者们给与了很多关注（Nga and Shamuganathan 2010；Thompson等人 2000）。然而，对社会企业创建者们心理特征的研究却遭到了批评，因为这些研究以牺牲团队集体努力为代价，优先考虑英雄主义的个人，也因为这些研究关注的企业型社会企业家追求从公司建构内部创造社会价值（Hemingway 2005）。更近的一些研究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理解社会企业家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如何通过社会企业的双重使命减少个人主义取向和集体主义责任感之间的矛盾（Moizer and Tracey 2010）。然而很清楚的一点是，社会企业活动兴趣的增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有适用技能的领导者的需求大于供应的态势（Salamon等人 2003）。

社会企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也会影响企业结构的选择、以及监控控制战略及运作活动的过程，还要确保对利益相关者群体负起责任（Cornforth and Spear 2010）。据报道，不同社会企业的董事会之间差异很大，治理结构各不相同（Mason 2010；Smith and Teasdale 2012）。与私企的受托人不同，社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很少领取报酬（Cornforth 2004；Stone and Ostrower 2007）。尽管社会企业更可能是基于技能招募董事会成员（Low 2006），但报酬方面的限制对社会企业招募既有商业技能又全面了解社会使命的委托人可能会有负面影响（Smith 2010）。根据兰普金等人（Lumpkin等人 2013）的研究，社会企业的双重使命意味着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对社会企业的表现具有重要的、但又各不相同的诉求，这反过来会使合理的治理结构和问责程序变得更加复杂。

社会企业组织的民主原则和基于社区的组织结构（比如合作社）会提高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Cornforth 2004；Low 2006；Somerville and McElwee 2010；Wilson and Post 2013）。尽管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有助于对员工、委托人及受益人负起更大责任，却有证据表明，社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尤其是涉及代表的性别时，不一定是其社区的代表（Lyon and Humbert 2012）。自然地，治理结构及程序至少要由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和报道义务来决定（Mason 2010），但是社会企业的双重使命意味着董事会成员要同时面临多种制度压力：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创造社会价值，与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建立并保持亲密关系。

正如之前的章节对社会企业的使命和财务资源进行的文献综述一样，本节对社会企业的混合性特点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综述：混合性如何对同处理与各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管理程序产生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无论是雇员、志愿者还是董事会成员）各自的价值观和方法。关于商业使命和社会使命的适当平衡，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各持己见。因此，管理内部和外部的治理矛盾，确保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是混合型组织的管理者所面临的重要管理问题。

讨论

Austin等人（2006）在其研究建议中，呼吁进一步研究和审视社会企业的特点如何影响其管理，尤其是关于使命及资源调动方面的管理。Zahra等人（2009）和Dacin等人（2011）所作的后续研究对社会企业的特点给出了更深刻的见解然而，之前的研究尚未明确指出社会企业管理中互相冲突的逻辑背后的意义。在我们的综述中，混合性是社会企业的基本特点，因此也成为了合理且实用的镜头，可以用于批判性地分析与管理互相冲突的制度逻辑相关的问题。之前的研究也指出，在混合型的组织里，应对处于互相竞争状态的外部需求可采用以下策略：妥协、回避、对抗与巧妙操纵（Jay 2013；Pache and Santos 2013）、删除、权限分离、聚合和综合等，从而处理好内部身份之争（Jay 2013；Kratz and Block 2008）。我们对社会企业文献进行的综述阐明，混合性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转而会影响企业使命和资源调动，尤其是在矛盾处理、利益取舍、以及为管理互相冲突的需求找出新的运作程序等方面。关于社会企业混合性对企业使命和资源调动所产生的意义，表3列出了一个新框架，总结了社会企业面临的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作出的取舍，以及管理程序等。

首先，社会企业的使命要求经理人巧妙平衡社会/福利逻辑（价值创造）和市场/商业逻辑（价值获取）（Santos 2012）。社会企业追求双重使命，在资源缺乏的环境下运作这常常是为了造福于弱势群体，如长期失业人群和为社会所排斥的人群。我们要通过混合性这一透镜说明，跨越机构界限意味着社会企业不但需要管理多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也要管理互相冲突和竞争的商业（Bridgstock等人 2010）和社会逻辑（Battilana and Dorado 2010；Battilana等人 2012）。相对优先实现社会目标还是财政目标之间的冲突会引起矛盾，转而又可能导致企业使命偏离或者引出与利益相关者合法性相关的潜在问题（Nicholls 2010c）。为解决这些矛盾，社会企业进行了利益取舍，比如为了保持价值获取和价值创造之间的平衡有意放弃利润（Santos 2012）。在我们的文献综述中，我们综合了两种运作机制来管理这些矛盾：把社会使命作为决定策略方向的一种力量（Lumpkin等人 2013）找到最佳环境，使商业收入的产生与社会价值的创造成功联系起来。

第二，社会企业的混合性对财务资源的获取和调动产生影响。尽管通过跨越组织界限，社会企业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也利用了多种合法资源（Chertok等人 2008；Dart 2004），但关注社会价值创造对主流银行和风险投资组织而言还是缺少吸引力，因为他们创造出的利润可能少于其他客户（VanSandt等人 2009）。此外，社会企业的混合性使投资人很难把社会企业归类，主流的融资来源对这类组织理解甚少（Battilana and Dorado 2010；Brandsen and Karrѐ 2011）。这就产生出商业目标优先于社会目标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利益取舍方式包括双重定价策略和牺牲经济投资收益换取社会投资收益两种（见表3）。管理机制包括交叉补贴商业模式、利用混合基金流、获取社会投资基金以及采用新的既可以容纳双重使命又能比较容易吸引到投资的合法社会企业形式（Battilana等人 2012；Nicholls 2010a）。

第三，混合性提供了一个促进人们对社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解的重要途径。根据报道，因为财务资源有限，社会企业支付给雇员的工资低于市场工资（Zahra等人 2009），这限制了招募到业务熟练的雇员。然而，人们相信，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对雇员、志愿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而言是一种非金钱的激励（Battilana and Dorado 2010；Haugh 2007；Membretti 2007）。很多社会企业也依赖愿意免费捐赠其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和受托人的努力。刘和高（Liu and Ko 2012）指出，尽管志愿者们也许能够提供重要的技能，但雇员和志愿者之间也会产生矛盾，尤其是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越来越有商业倾向的时候。这可能就需要在花高薪吸引业务能力强的雇员和在招募和培训志愿者方面进行投资二者之间进行取舍，而其中的后者会导致用于创造社会价值的资源的减少和社会企业对社会投资者吸引力的降低。此外，社会企业的董事会在担负起满足对比盈利组织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的责任的同时，还要负责监督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价值创造（Wilson and Post 2013）。这会引起董事会的商业技能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技能的代表性方面的矛盾。应对社会企业混合性的管理机制包括对受托人采取基于技能的招募形式，明确使用社会使命激励利益相关者群体，对雇员、志愿者和受托人进行交叉培训（见表3）。

未来研究建议

本文献综述调查了混合性对于社会企业的使命、财务和人员的意义，并着重强调了有关社会企业管理程序制定在知识方面的空白。在本综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4个可为理论发展提供契机的研究课题。

不同的制度框架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阻碍混合型组织的建立？

贫困、不平等和发展这些在全球持久存在的问题表明，社会对能成功实现双重使命——既能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又能成功创造社会价值——的混合型组织的需求有可能要增加。然而，国际上对社会企业管理的了解还依然有些片面。除了大洋洲（澳大拉西亚）、北美、北欧和西欧及南美少数国家以外，鲜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企业管理进行探讨的研究。我们鼓励学者们从我们了解相对较少的国家及环境中收集更多关于社会企业和社会创业的信息，比如非洲国家、中国、中东国家以及俄国等。具体而言，对推动或者阻碍社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的制度环境进行研究，是值得一做的事情。从在不同国家和环境中成功发展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力的社会企业那里，我们能学到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制度环境对混合型组织的出现所发挥的作用呢？

混合型组织如何做就既能成功实现互相冲突的目标又能确保其竞争优势呢？

表3 社会企业混合性特点的涵义

 

显著特征	挑战	矛盾	取舍	管理过程实例
使命	实现商业和社会目标 应对多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并保持合法性 采用不同的逻辑发展与合作者的关系	委托人需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之间的需求矛盾 不同群体对哪些事情要优先考虑持不同意见 确保使命不会偏离多重目标的实现	为了获取经济价值而牺牲社会价值的创造 有意不追求利润最大化	把社会使命作为决定战略方向的力量 找到最佳环境使得创造社会价值能带来收益和竞争优势
财政资源调动	社会企业可能不被许多主流的财政机构理解为可行的委托人 控制财政资源渠道的人对社会企业和社会价值缺乏理解	赚取的收入与其他收入相比的相对重要性 在获得不同的收入来源时涉及到的道德问题 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期待与需求冲突 由于财务资源不足，企业运作受到约束	对不同的委托人群体采用双重的定价策略 说服投资人接受更低更缓的投资回报率以创造社会价值	对产生剩余的收入来源实行交叉补贴以重新投资于社会使命 利用来自商业和慈善的混合财务资本 从社会投资者那里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资本 鼓励投资的新法律形式
人力资源调动	有限的财务资源限制了社会企业的薪水 结合社会和商业两种目标时面临的技能缺乏和能力缺乏 吸引并留住有适用技能的志愿者	雇员和志愿者的动机与奖励的管理 在一些提供服务的领域，志愿者被认为不具有技能和经验 既拥有社会技能又拥有商业技能的董事会成员的选用程序	在支付较高的社会企业薪水和投资完成社会使命之间达成平衡 招募志愿者和志愿者的高流动率 社会企业薪水较高会降低社会企业对捐助人、志愿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吸引力	拥有社会和商业技能的员工和董事会成员人数要均衡 使用非金钱手段激励和奖励雇员、志愿者和受托人 对受托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社会培训和商业培训




战略性管理理论表明，各种组织通过专心追求一个目标获得竞争优势（Hunt and Morgan 1995）。试图结合社会目标和财务可持续性的做法可能会发展为二者互相让步（Austin等人 2006）。然而，正如Dacin等人（2010）所提及的，有没有可能在哪种环境下一家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可以帮助提高其财务业绩呢？经济与社会目的的简单二分法受到了“公平贸易”运动的挑战（VanSandt等人 2009）。在这场运动中，对建设涉及当地农民的可持续供应链条进行长期投资是确保产品持续性的根本（Nicholls and Opal 2005）。有关解释和预测在什么样的环境中能实现社会企业双重使命的理论发展，会增加人们对于为什么在何处的何种条件下混合型组织才能最有效地起作用的理解。双重任务也对业绩和效果的衡量提出了挑战。因此，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各个组织如何对社会价值和财务价值负起责任。

混合型组织对资源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混合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创新性的资源利用？

资源内流对社会企业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和创造社会与环境价值而言至关重要。社会企业利用商业机会发展收入流、创造剩余价值，用以再投资于其社会目标。然而，社会企业如何创造并保持一个平衡的收益组合，它们如何决定剩余价值或者利润所达到的适当水平，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知之甚少。社会企业如何继续使用政府奖助、慈善基金、以及无限制的捐赠，从而使其有时间确立商业收入来源，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有必要进行审视。有着混合收益组合的社会企业或许要努力在所收到的捐款和创造利润之间做好平衡。

无论是以补助金、贷款还是抵押资产净值的形式，社会企业参与不同的市场可以为内部剩余资源和外部财务资源创造投资机会。虽然对于这类外部资助的供应已经有很多关注，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贷款资助需求点仍缺少证据支持。社会企业承担贷款资助和资产净值抵押投资可能会对组织价值和文化产生影响，然而对于其结果我们也是知之甚少。社会企业如何在发展基于市场的战略的同时又保持与目标相互矛盾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用于解释该问题的理论会推进人们对于混合型组织如何创造并利用资源收益组合的理解。

私人组织、公共组织、及其他非盈利性销售组织之间的价值关体系互相冲突，混合型组织的董事会成员、经理人、雇员和志愿者如何应对这一内在矛盾？

社会企业的混合性意味着雇员、志愿者、董事会成员要面临一种挑战，即：努力在追求和满足多重的组织和个人目标之间达成平衡。作为在混合型组织里工作的社会企业的员工和志愿者也要寻求结合多重共享价值观，包括私营部门的竞争意识、合作组织的协作精神、慈善组织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国家的公益价值观。

社会企业的混合性也要面临另外两方面的挑战，即建设有效治理结构和向各利益相关者群体汇报的问责程序。探索如何在治理和问责之间达成有效平衡的研究，能为社会企业的文化环境提供借鉴，在与别的组织合作（比如跨部门的伙伴关系与合作）时改变文化倾向，并开拓与雇员和志愿者的招募、激励和奖励有关新知识。社会企业的不同相关利益者群体都声称自己的需求是组织的目标，这要求追求双重目标的社会企业游弋在各种需求之间。有些社会企业采取的是等级结构，而其他的社会企业采取传统的合作治理和民主所有权制，后者的所有权为员工、受益人和使用者共同拥有。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来源越广泛，也就给社会企业带来越多的责任。然而，与此相关的策略发展和实施的咨询程序——可能是漫长且多有争议的——效果如何，相关研究却很少。在确保利益相关者支持的同时也保护组织对充满竞争的市场的快速应对能力，对此过程进行调查研究，将引起对混合型组织的各种程序及其动态灵活性、合法性有兴趣的学者理论研究的兴趣。

结论

本综述出现在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已经从定义争论阶段走向成熟，并开始支持对于与社会企业创造和管理相关的制度和组织程序的相关分析的时候。社会企业研究的特点是使用结合了组织理论、管理实践、社会政策、社会学、地理学、政治科学、环境科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多种研究方法。在本综述中，我们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融合来自不同研究领域内的贡献。随着社会企业研究走向成熟，学者们在近期的研究中使用的理论变得多种多样，这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学科研究方法的反映。尽管一些主要学术期刊更多关注发展制度理论，但其他一些理论发展的相关领域包括社会创新、价值创造、伦理道德、权力及社会筹资等多个方面。

研究的三大主题是：使命、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调动。我们回顾了与每个主题相关的主要讨论，对每个领域中尚未回答的关键问题进行了确认。更概括一些地说，我们发现：社会企业文献有助于关于市场、政府和社会团体在全世界的公共财产供应方面所起的作用的重要讨论在许多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新出现了关于社会企业的创建和发展的证据基础。在不同的国家和背景下，社会企业话语都与政策讨论及干预紧密联系。通过探索混合性在组织行为、管理、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概念，我们在管理研究方面可以汲取更广泛的理论意义。因为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双重或多重使命如何影响组织流程。

本综述批判性地分析了这一管理研究新领域的许多文献。然而，确定相关文献的过程有三方面的局限。第一，本综述使用的论文都出自引用量较高的期刊中，没有包括其他出版文献。第二，本综述所使用的文章主要进行的都是定性研究，其中有几篇对推进新的理论作出了贡献。定量的社会企业研究很少，而要进行一国或者国际间的鲁棒性数据分析需优先进行定量研究。另外还有地域偏向，尽管这可以用现存的同辈评价研究成果的性质进行部分解释。有关社会企业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关于西方的，鉴于社会企业对非洲和亚洲而言的重要性，未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

本综述为社会企业的理论与实践提供深刻见解。首先，我们以之前的社会企业综述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框架用以解释在追求双重使命时出现的矛盾及其应对方法。追求双重使命使社会企业组织面临进行创建、领导和管理等工作——以“社会性”为代价强调“创业”，经常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有魄力的社会企业家的作用及其英雄特质等方面。在社会企业的管理中有必要考虑各种人力资源、能力及技巧的发展，我们的综述对此进行了澄清。社会企业的管理者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管理混合型组织的身份、应对来自顾客和竞争者的市场压力、整合雇员和志愿者这一典型混合体。社会企业的混合形式既引发矛盾，又为处理互相冲突的各种逻辑留下空间。本文指出，辨别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社会企业的现有研究，有必要成为研究的基础审视社会企业组织如何找到方法平衡混合性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诸如使命偏离和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此领域最近的理论发展也有必要加以利用。本综述提供证据证明，混合型组织会制定创造性地应对互相冲突的逻辑管理流程。就此而言，社会企业能提供实例说明，管理因结合不同制度领域引起的矛盾会带来潜在利益。

在实践中，社会企业需要解决已总结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又要恪守社会使命，培养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社会企业的管理者要有能力获取和利用资源，有能力发展并提高社会企业的组织能力。在很多社会企业里，战略性的抉择常常都是根据社会和道德价值观做出的，并非出于经济考虑，尤其是在与私人组织或公共部门组织相比的情况下。证据告知我们，大多数的社会企业倾向于成为一个多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联盟，每一企业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而且各企业之间优先考虑的群体不同。在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意味着战略发展过程需要时间及资源与不同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网、与之交流、对之进行游说、与之进行谈判，这样才能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从而可以在寻找新的方法调动资源和管理人员的同时，做到既可以避免使命偏离，又能建立并保持合法性。本综述中提出的框架总结了社会企业面临的挑战、矛盾及利益取舍方式，该框架可以作为社会企业领域的学者和实践者的指南，指导其管理社会企业、为之提出建议、在该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等等。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    左常升

副主编：    何晓军   李小云

本期编译：  吕慧琴 赵文杰 唐丽霞

责任编辑：  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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