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开发年鉴

国际减贫动态第二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和贫困
减贫会议	2013年合作消除贫困大会宣言
专家视点	发展的路径：孟加拉是否存在人类发展的奇迹？
书籍推荐	在非洲走向成功

·机构内刊·

·研究前沿·

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和贫困

Rhys Jenkis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已经成为企业管理层、非政府组织以及多边（或双边）发展组织的重点关注领域。非政府发展组织是激励企业自愿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基督教援助》（Christian Aid）在最新的研究中认为“跨国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无法抵消其不时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乐施会的报告指出服饰和园艺零售商采购的方式破坏了其根据企业行为准则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

官方发展组织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前景相对乐观。例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认为：“如果私有经济部门坚持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其增长的成果将更加兼容、平等和有利于消除贫困。”美洲开发银行（IDB）的Antonio Vivos更加乐观：“企业社会责任从本质上而言是私有经济部门对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对政府和多边发展组织所做努力的完美补充。”世界银行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项目（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和培训学院（World Bank Institute）积极提倡企业社会责任。联合国于2000年创立全球合约（Global Compact），致力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本文描述了官方发展组织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因，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正如倡议者所言能够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I 全球放松管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

企业社会责任的潮流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和社会二者关系的体现方式之一。自从十九世纪晚期企业建立现代形式之后，经历了企业扩张影响力、社会规范企业影响力以及企业面对公众批评试图重新塑造形象等阶段，关于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争论经久不衰。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大型企业之间的共谋导致反托拉斯运动的兴起以及对公共事业的管制。面对社会要求企业接受管制的要求，美国企业开始强调社会责任，“即使没有政府和工会的强制要求，企业也可以实现自我约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再次推动了以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政府为代表的管制潮流。在国际层面，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章程（草稿）于1948年在哈瓦那签订，包括国际投资和雇佣劳动力的标准以及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美国自始至终没有批准该章程。

企业行为管制的第三次潮流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晚期。美国国内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者权益和环境保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智利爆发了ITT公司丑闻，其中美国公司涉嫌推翻Salvador Allende领导的民选政府。随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受到严格的监管。大量行为案例的爆发导致美国国会在1977年通过了《海外腐败行为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步加强了对外国投资者行为的管制。企业行为的管制开始成为一个波及全球的问题，联合国多次尝试建立跨国公司行为规范。跨国公司的国际行为规范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国家层面对跨国公司进行监管。大型跨国公司的增长对弱小贫困国家的主权构成威胁，国际行为规范基于上述认知试图维持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发展中国家主权之间的平衡，尤其是针对南半球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和北半球发达国家抵制全球对跨国公司行为的管制，提出自我管制作为替代方案。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代表主要跨国公司在1972年公布了《国际投资行为指南》（Guidelines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美国很多大型公司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接受了行为规范，特别强调缩减可疑支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出现了规避国家干预的现象。伴随资本流动性的提高，跨国公司可以选择管制相对较轻的国家重新安排生产设施或者以此进行威胁，从而充分利用不同国家之间的管制差异，进行所谓的“管制套利”。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倾向从以监管为主戏剧性地转移到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为主，反映了上述趋势。

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盛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退潮，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环境政策和劳动政策开始受到指责。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供应网络，全球产业链的增长要求发达国家不仅对产品的质量和发送日期提出要求，而且对工作条件和环境影响承担责任。与此同时，品牌和公司声誉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企业面对负面的批评显得十分脆弱。全球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促进公司在更加广泛的范围上控制生产活动，同时也加快了海外供应网络之间关于工作条件的信息的传播，刺激公众意识的觉醒和抗议活动的兴起。

企业面对涉及其活动的负面评价，应对措施是选择履行相关社会责任。很多从发展中国家采购商品的公司在其陷入丑闻之后纷纷开始遵守发展中国家的行为规范。李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是最早采用上述策略的公司之一。李维斯特劳斯的海外承包商受到虐待工人的起诉，随后于1992年签订了《业务合作伙伴雇用条款》（Business Partner Terms of Engagement）。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披露了众多美国公司使用血汗工厂和童工的丑闻，例如Gap、Kathie Lee Gifford、耐克、迪斯尼等品牌。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强烈指责相关的高管，并将1995年和1996年的主题确定为“血汗工厂”。相反，开采行业的龙头壳牌公司在涉及布伦特晶石争议及其在尼日利亚采取的行动之后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先进代表。

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努力推动对跨国公司的管制，积极制定国际行为规范。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数南半球国家的政府仍然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因而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相反，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主要由北半球国家推动。国际贸易联合会、非政府发展组织、人权组织和环保团体都对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主要由北半球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贸易联合会、消费者和股东推动。上述团体的关注集中于环境影响、工作条件和人权。公司主要关注对其声誉可能造成潜在伤害的事件，避免企业的错误行为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一切因素共同导致将企业社会责任看成负面行动的倾向。换言之，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不应该做什么，例如雇佣童工或者侵犯人权，而不是追求积极的发展成果，例如减少和消除贫困。

当下，企业社会责任追求积极的发展成果至少和避免消极的行动后果同样重要。内部转让定价、避税或者滥用市场权力等企业行为不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本文最重要的主题在于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没有直接考虑经济活动对贫困的影响。例如，虽然最近几年慈善基金迅速增长，但是没有任何资金管理公司将对贫困的影响作为评估公司表现的标准之一。即使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也没有明确将减贫和公平作为发展的关键内容。这种缺失导致一些评论人员呼吁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评估方式。

II 发展组织和企业社会责任

虽然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初倡议只是被个体企业及其组织接受，但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已经被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国家发展合作组织部分成员国，如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in UK）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组织（CIDA）等接受。当前是什么因素促成这些发展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趣？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提出基于以下背景：发展组织对发展的主要目标及其实现的最佳方式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首要目标的认识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更加强调发展的社会方面，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设计的人类发展指数。上述改变在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Cs）中达到顶峰，消除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推动性别平等，降低死亡率，改善健康状况，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贫困是千年发展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致力于在1990年和2015年之间将全球生活于每天1美元水准之下的人口比例减少一半。

发展组织在此期间观念改变的第二个特点是，认为国家作为发展主体的作用日渐降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出现生动地说明该特点，强调自由，放松管制，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减少而私有经济部门的作用更加明显。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也反映观念的转变。现在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是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ODA）的三倍。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华盛顿共识出现破裂，日益觉察到仅仅依靠市场无法实现发展。对于自由市场政策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市场失灵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企业的经济活动可能对社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企业如果一味追求短期经济效应，那么将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造福贫困人口。例如，培训虽然能够增加员工的人力资本，但是短期无法实现回报，企业因此不向员工提供培训；再如，企业因为研发适合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新产品的投资回报期过长而放弃相应投资。

因此，一方面认为企业只关心或者主要关心经济效益的观点存在一定基础；另一方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克服上述阻碍，能够取得更大的收益。发展组织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协调私有企业、市场经济发展和消除全球贫困的方式。

英国国际发展部是提倡在发展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先锋，1997年发布了《国际发展白皮书》（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创建了社会责任权益部（Socially Responsible Business Unit），致力于推动经济伦理和工作条件的行为准则。社会责任权益部在1998年参加了伦理贸易倡议（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1999年创建了经济活动社会资源中心（Resource Center for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Business Practice）。第二份白皮书同样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减贫中的作用，其中一节专门阐述利用私人企业消除贫困的问题。

近年来，多边发展组织积极参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世界银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举起企业社会责任旗帜，在私人经济部门发展副主席（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Vice Presidency）的领导下设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心（Corporate Social Presidency）。该部门从属于私人经济部门咨询服务部（Private Sector Advisory Service Department），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道路的建议，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世界银行的培训机构，世界银行学院（World Bank Institute），定期举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网络会议，并提供相关培训课程。美洲银行每年举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年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

2000年，联合国建立了全球合约（Global Compact），包括企业、员工、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其最初的9条原则来源于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关于工作权利的基本原则、里约热内卢关于环境和发展的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全球合约也受到一些批评，如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且将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措施。

其他发展组织近来也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在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加拿大国际发展组织（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CIDA）、瑞典国际发展组织（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SIDA）、德国经济合作和发展联合部（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BMZ）、荷兰发展合作部（Dutch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MBZ）。发展组织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实现发展目标的途径，特别是将其作为消除全球贫困的工具是否现实？

III 外国直接投资和贫困

虽然减贫没有明确包括在企业社会责任之中，但是发展中国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有助于减贫。为了更加直接阐述该问题，首先需要说明经济活动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减贫。鉴于外国直接投资近来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的重要来源，而且发展组织强调将减贫作为首要目标，令人惊讶的是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减贫的影响的研究却十分有限。

III.1 外国直接投资和增长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贫困的研究缺失，部分反映了很多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减贫的主要潜在贡献是通过对增长的影响发挥作用的，而且存在一批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的文献。部分文献发现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另外部分文献则指出二者的关系依赖于当地吸收消化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以及当地政策框架，因此需要谨慎对待任何直接因果关系的结论。如果外国直接投资确实导致更高的增长率，而且假定增长的效果没有被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所抵消，那么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使得一些人脱离贫困。然而，上述结论并没有告诉我们联系外国直接投资和减贫的实际机制。最近一些研究试图界定外国直接投资（或者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作用于贫困的不同方式。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建立系统的理论框架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贫困的影响。

Alan Winters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可以用来系统的说明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对贫困影响的机制。他界定了三种途径：企业途径、分配途径、政府收入途径。

III.2 企业途径

企业途径对外国企业雇佣的员工具有直接效应，对当地劳动市场具有增加需求的间接效应。如果增加的需求面向的是非技术劳动力，那么新被雇佣的劳动力可能来自贫困人口。例如，在孟加拉共和国服装出口行业的快速增长为女性劳动者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其中很多人都是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移民。然而，外国直接投资对贫困的所有影响只局限于直接被雇佣的少数人。UNCTAD估计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雇佣的所有员工在1998年达到1900万。这只是全球12亿贫困人口（按照每天1美元生活水平计算）的很小比例。而且，外国投资者通常需要的是技术劳动力，意味着贫困人口不是直接受益对象。如果外国企业向劳动力提供培训，特别是那些需要学习技术提高自己潜在收入水平的劳动力，那么雇佣对劳动力将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培训一般集中在相对高能力的劳动力中，因此对贫困人口没有作用。

外国直接投资可能通过与当地上游供应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联系间接造福于贫困人口。非洲国家园艺出口行业的增长为农民提供了全新的市场机遇。但是，如果外国企业主要依赖进口原料，例如服装行业的原料或者电子组装的元件，正如出口加工区（EPZs），那么间接效应有限。

投资的地理位置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投资发生在贫困地区，那么相对发生在富裕地区，其对贫困的间接效应会更加明显。除了资源开发的位置由地理因素决定，其他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集中在所在国家的富裕地区。

III.3 分配途径

企业途径将贫困人口视为生产者，分配途径则将贫困人口视为消费者。现存的一种观点认为“贫困对经济的主要影响是限制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正如说服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一样，基于此可以说服企业参与消除贫困。印度的跨国公司塔塔（Tata）在国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认为如果要扩大市场，那么首先要把贫困人口转化为消费者。

C.K.Prahalad在管理学文献关注“金字塔底端的财富”，分配途径随之得到推广。他阐述道：“通过刺激经济金字塔底端的商业发展，MNCs可能彻底提高成千上万人的生活水平，并且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安全的世界。”他一再强调世界贫困人口所代表的庞大潜在市场，并通过开发潜在市场的成功案例论证其观点。虽然他提供了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多个令人激动的成功案例，但是其中不少来自非营利性组织，只有少数几个来自外国投资者。他通常高估了贫困人口的潜在购买力，经常扩大了贫困人口的定义，将一部分按照发展中国家标准相对富裕的人口也包括在内。

Prahalad以及其他作者指出，如果将贫困人口作为消费者包括在全球化进程中，那么他们代表了一个潜在的庞大市场。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因为贫困状况的改善可以扩大市场刺激经济发展，所以就认为消除贫困符合私人企业的利益是一个误解。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所谓的“集体行动的困境”（coordination failure）。如果企业要从扩大的市场中获益，那么所有企业都要参与消除贫困；单独一个企业的行动对市场扩大的作用非常微弱。

能够最快从潜在市场扩张中获益的是生产快速消费品的企业，例如饮料、烟草和肥皂。这类企业通过提高商品对贫困人口的便利程度扩大潜在市场，例如以更小的分量包装商品或者提供信用消费。与此类似，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South Africa）利用其ATM网络向贫困人口提供低成本的银行服务。公用事业是贫困人口另一个潜在消费市场。Aaron建议基础设施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例如自来水供应和排污系统等关乎切身需求的服务）和通讯交通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降低提供服务的成本，从而为潜在市场的扩大做出重要贡献。当然有人担心私人投资提供的服务泥沙俱下，损害贫困人口的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将其产品销售给贫困人口并不保证提高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或者消除贫困。雀巢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奶粉的质量存在问题，而雀巢公司瞄准的市场群体本来就是那些无力购买高质量婴儿奶粉或者只能用被污染的水冲泡奶粉的低收入人群，最终导致婴儿营养不良或者腹泻。奶粉质量问题从而引起高度关注。孟加拉低收入人口购买的皮肤美白产品不利于持续发展。其他领域也存在一些连锁反应。英美烟草公司销售的烟草挤占了很多从事手工生产烟草的女性劳动力，导致贫困人口收入条件恶化。

III.4 政府收入途径

Winters定义的最后一种途径涉及发展中国家政府增加的收入。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开采行业，为政府贡献的税收收入可能用于反贫困支出。政府收入途径的效率取决于国家能够对外国投资者征收的税收以及税收的支出方向。

很多因素限制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收入。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政府经常在一定时期内对外国投资者免税，从而政府来自投资的收入减少。出口加工区尤其如此，其税收和管制都是最少的。跨国公司也会在全球选择分支机构的地址以最小化税收负担。他们利用避税天堂获得很大的利润，从多种转移定价方案中选择策略降低高税收地区要求的利润水平。大型跨国公司都投入大量资源确保能够最小化税收。虽然企业谨慎区别避税（合法）和逃税（非法），但是二者界线市场模糊。非法活动还包括行贿和腐败，将国家资产转移给私人。

外国直接投资消除贫困的途径的作用十分有限，有时甚至是负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增长的关系不确定，取决于当地环境条件。对雇佣的直接效应和非直接效应受到局限，很少影响到贫困人口。虽然理论上贫困人口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但是实践上贫困人口对主要的跨国公司而言不是重要市场；而且并非一定有利于贫困人口。最后，全球化导致政府越来越难从国际流动资本上征收税收。

IV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对贫困的影响

正如前一节所说，跨国公司并不一定对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发挥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那么，履行社会责任是否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更加积极的结果呢？

IV.1 企业社会责任和增长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牺牲其他目标全力追求短期利润将导致长期负面影响。“缺少社会责任的企业将发现，虽然伴随着经济增长，但如果社会动荡、市场萎缩和原材料耗尽，其利润将逐渐消失。”但是履行社会责任将获得更多长期增长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反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评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背离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最终破坏了市场经济，降低了福利。

既然企业社会责任对增长的影响没有达到一致的共识，那么具体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方式通过前一节界定的三种途径如何影响贫困更有意义。

IV.2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途径

企业促进降低贫困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为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吗？或者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增加收入稳定性等方式降低贫困吗？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劳动力问题貌似可以促进减贫。例如，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或者“生存工资”确保企业支付的工资水平不低于贫困线。禁止性别歧视也可以认为有助于消除女性劳动力家庭的贫困。

正如上文所述，跨国公司对南半球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正面影响因为雇佣的贫困人口数量相对较少而受到严重限制。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有任何措施能够鼓励跨国公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关于劳动待遇对企业的强制要求反而可能使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竞争力。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业因为引入监督导致低质足球的单位成本增加了6-12%，来自中国机械化生产的竞争压力相对增加了很多。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没有直接要求企业面向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外国投资者在当地的决策将对贫困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只能根据经济目标决定，而不受企业社会责任的束缚。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的某些要求迫使企业避免雇佣穷人，例如耐克因为公众对剥削的关注而拒绝雇佣家庭劳工。

企业监督其经济活动的社会影响的努力可能导致间接的负面影响。集中的少数大供应者相对于分散的大量小供应者更加容易监督，因此企业存在选择集中的大供应者的倾向。然而，小规模甚至非正规企业比大型生产商更可能雇佣穷人，从而对穷人产生不利影响。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业提供了一个例子：Sialkot地区对公众关心童工问题的反应是将生产集中到正规工厂中，导致很多女性家庭劳工失去工作。与此类似，南非白酒行业的企业行为规范扩大了农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权力向富裕的白人农场主集中。

与此相反，最近的一项发展可以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对贫困人口的潜在正面影响，例如一些跨国公司决定向携带HIV阳性的工人提供抗病毒药物。如果携带HIV/AIDS的工人没有接受治疗，那么很容易无法继续工作，生活将举步维艰。上述政策可以显著改善他们的生活，防止他们的家庭重返贫困。患者工人的其他家庭成员也能够从中受益，而且离职以后患者工人也将继续受益于此。虽然如此，但是切记夸大这项发展的意义。关于企业对HIV/AIDS的措施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是在HIV/AIDS重灾区南非，最大的公司在这方面也没有全面覆盖”。

IV.3 企业社会责任和分配途径

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分配途径对贫困的影响相当有限。该途径发挥作用的机制基于穷人消费品的价格和可获得性；但是一般而言，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销售对象不面向穷人。企业社会责任压力的主要来源在于北半球发达国家的市场，关注经常集中在那些出口企业身上。关于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规范主要集中在服装、鞋类、体育用品、玩具等著名出口品牌上，反映了上述现象。其他行业如林业、矿业等在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是典型。

即使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面向国内市场，也主要是销售给高收入消费者，从而对贫困没有影响。例如，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确实也存在面向贫困消费者的行业，例如软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食品（联合利华、雀巢）。虽然这些产品对穷人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些公司采取的企业社会责任措施促进了消除贫困。

正如上文所述，对贫困有重大潜在影响的外国直接投资领域是基础设施。这些项目经常包括公私合营关系，或者是政府的管制项目。这些项目对贫困的影响首要依赖于政府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措施。

另一个可能对贫困存在重要影响的是制药行业。目前高昂的药物价格令很多贫困家庭无法承担，特别是最近关于治疗HIV/AIDS的抗病毒要求的争论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跨国公司近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药物价格，是造福穷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例子。然而，实际上该举措并不是由企业社会责任推动的，而是因为药物市场竞争的加剧、捐赠资金的增加以及药物公司迫于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而获得的社会支持力度下降。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项有利于穷人的企业社会责任措施的落实，需要大量艰苦的努力才能帮助穷人（家庭或国家）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对社会负责的价格）获得药物产品。目前践行的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分配途径对穷人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关注劳动力和环境问题以及出口行业的企业，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尚未注意到跨国公司的营销和定价策略。

IV.4 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收入途径

正如上文所述，外国投资者上交的税收可以增加政府收入，用于减贫。但在实践中，政府提供的税收免征优惠和跨国公司的避税策略减弱了该项收入。

税收是企业的基本义务之一。正如Christensen和Murphy所写：“令人惊奇的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虽然深入企业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很少有人质疑企业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即税收。”相对于环境问题和劳工权益问题，OECD一份关于246则企业行为规范的调查说明对税收的这种忽视。148份行为规范涉及劳动者权益问题，145份行为规范涉及环境问题，只有1份简单提到税收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对贿赂和腐败行为产生的政府收支负担更为关注。2004年6月反对腐败作为联合国全球合约的第十项原则写入其中。虽然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最近受到的关注程度低于环境问题和劳动者权益。OECD的调查不到四分之一（23%）的行为规范涉及了贿赂和腐败。

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信息披露和信息透明十分必要。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白皮书关于全球化的一份背景报告将更规范透明的信息披露作为促进跨国公司正面影响的重要方式。英国政府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公布了《开采行业信息透明提案》（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EITI）。该提案致力于凝聚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促进开采行业的跨国公司对当地政府和政府代言人的收支透明度。

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加政府收入的方式限制公司对官员的贿赂。然而，这无法降低公司通过合法手段例如转移定价和利用避税天堂进行利润转移和避税。现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此无计可施，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全力最小化税收负担。

虽然更高透明度和更少腐败能够增加政府收入，但是支持贫困人口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支出如何分配。因此，基于该途径，企业社会责任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弱。

V 结论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将促进发展更加兼容更加平等从而消除贫困，该观点遭到质疑的理由很多。到目前为止，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将减贫作为其主要的目标之一，更多关注环境问题和劳动者权益以及人权问题。这无疑非常重要，本文无意批评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内容。然而，既然企业社会责任没有直接关注减贫，那么首要的问题是说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的履行方式是否能够间接促进消除贫困。

遗憾的是，本文陈述的证据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南半球发展中国家中对减贫没有显著的作用，除非是在有限的特殊情况下。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生产方面发生作用受到限制的关键原因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雇佣的人数相对十分有限。与此类似，在消费方面，很多跨国公司没有为穷人提供相关商品。这不是否认跨国公司通过社会慈善项目促进减贫的作用，只是说明其减贫作用不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果。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考虑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经济决策。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是否能够将减贫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权益和环境问题共同成为题中之意。《国际时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关于此的社论中强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特点，认为其内在特征限制了将贫困纳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可能。第一个限制在于，企业社会责任决定经济活动的行动逻辑方式很难与减贫结合起来。虽然存在一些尚有争议的证据表明更高的环境标准和劳动条件与更好的经济表现相关，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同样的关系存在于公司的减贫活动和盈利能力之间。

第二个限制在于，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起源是基于跨国公司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及对其的批评。这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基本从负面进行界定：企业不能破坏环境，不能雇佣童工，不能性别歧视，不能侵犯人权；或者从允许的方面进行界定：企业允许结社进行集体谈判。面对全球贫困要求一种更加积极的界定方式，例如明确倾向雇佣贫困劳动力，或者以优惠价格向穷人提供商品。

最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过于集中限制了减贫的作用。根据定义，穷人在企业社会责任中不是利益相关者。当一家跨国企业投资于一国的首都时，偏远农村地区的农民不是利益相关者；而且投资者的决策只关注首都自身，从而加重了穷人的贫困，将他们排除在利益相关者之外。

总而言之，虽然很多发展组织充满热情，但是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表明其在发展中国家减贫的过程中不太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能否通过改革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在减贫中发挥更大作用，还存在很大疑问。

论文信息：

Rhys Jenkis,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over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1, 3 (2005) 525-540.

·减贫会议·

2013年合作消除贫困大会宣言

2013年10月9日至11日，在马尼拉举行了小微金融峰会，主题是“合作消除贫困”。峰会代表起草并通过了《2013年合作消除贫困大会宣言》，列举了确保小微金融作为共同消除极端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守的几项原则。以下是这一重要而鼓舞人心的宣言全文：

合作消除贫困大会的全体代表以极大的热情共同宣布：极端贫困将在2030年前彻底消除！

为了实现该目标，我们宣布以下四项承诺：

首先，我们承诺，将贫困人口放在首要地位！

贫困人口，特别是极端贫困人口，的声音在我们的行动中必须得到倾听，在提高我们服务质量和他们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他们不仅是我们的顾客，更是我们最大的群众基础。

为了更好地服务最贫穷最脆弱的人群，我们要确保将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难民以及其他因为性取向、文化、宗教等因素被排除在外的人全部纳入其中。

我们认识到，服务贫困人口和极端贫困人口与发展可持续机构并非总是一致。我们尊敬、尊重和支持这些机构，无论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选择部分放弃可持续性的目标而关注贫困人口和极端贫困人口的特殊需求。

我们同样鼓励完全可持续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对于这些机构，我们承诺支持它们扩张，以便服务于更多的贫困人口和脆弱人群。

其次，我们承诺，通过提供新的服务和物质，进行战略合作，强化我们的服务质量。

依靠一个机构提供一种新的服务或者物质，贫困无法终结。但是，依靠成千上万的机构通过战略合作提供多种贫困人口需要的服务和物质，贫困将被终结。

在贷款之外，穷人还需要储蓄、保险、货币兑换等金融服务，以及食品安全、健康、教育、饮用水、卫生设施、绿色能源、电信通讯、身份证明和灾后救援等领域的服务和物质。

为了向贫困人口提供全面的服务和物质，我们承诺积极参加与多种主体的合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基金会等。我们也会参加与私人营利和非营利组织、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公司的合作。通过与多种主体的合作，我们将提高杠杆，扩大小微金融机构的能力，加速全球范围内服务和物质的配送速度。

再次，为了更好地向贫困人口提供服务和物质，我们承诺，加强组织机构的开放程度。

为了加强组织机构的开放程度，我们承诺积极落实和提高管理实践措施，确保运营过程的开放程度、责任问责、公开透明、兼容并包和公平公正。我么也必须改变对新发明新策略的观念。作为措施之一，我们承诺在合作方之间公开分享思想和方法，包括技术和管理实践的进步，以提高我们服务于穷人的能力。这特别适用于提高界定贫困的标准和衡量贫困的状态的信息系统的准确性。我们决定尽量吸收青年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是在创新、科技和公众意识领域实现重大飞跃的关键。

最后，我们承诺，努力创造一个减贫活动能够持续兴旺且被广泛接受的环境，在其中，世界没有贫困的愿景将在2030年之前实现。

我们将积极推动政府改善法律管制环境，支持向贫困和极端贫困人群提供金融和社会服务的全面开展和有效落实。

我们将组织大量的媒体宣传，传播极端贫困人群的声音形象，呼吁社会的支持，直到2030年彻底消除极端贫困。我们将组织世界峰会、主题论坛和大量公益活动加快消灭贫困的进程。

这是我们的梦想：一个共同合作的世界；一个没有儿童死亡的世界；一个适龄儿童全部能够上学的世界；一个每户家庭都能够拥有基本的健康、住房和工作条件的世界；一个在2030年没有极端贫困的世界！

资料来源：

http://100millionideas.org/2013/11/07/2013-partnerships-against-poverty-summit-declaration-2/

·专家视点·

发展的路径：孟加拉是否存在人类发展的奇迹？

Asadullah, Savoia and Mahmud

孟加拉的经济表现和人类发展的关系是否令人惊奇？一些学者认为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孟加拉的经济在二十一世纪取得了奇迹般的表现，但是人均收入依然很低。而且很多人类发展指标从1980年开始稳定而显著的增长，相对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该现象通常称之为“孟加拉难题”，已经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孟加拉的经济深受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水平对经济和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孟加拉能够实现千年发展计划的多个目标，是一个难解之谜。本文在跨国比较的框架下探讨孟加拉发展的意义。在给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干预程度的前提下，我们实证检验了孟加拉的人类发展指标（例如教育、健康、卫生和生育）是否优于其他国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优于其他国家？我们进而提出了相关的几个解释。

因为孟加拉曾被认为是“发展的一个自然试验”，所以关于孟加拉的研究有助于探讨人类发展的方式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例如中国）在改革阶段大力投资于人类发展将形成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相反，其他国家无法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因为人类发展不足。

其次，本文探讨长期增长的根源。大量跨国文献强调市场导向的政府干预和经济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非洲撒哈拉地区经济停滞归因于该地区官僚体制的低效和公共服务的劣质。其他一些研究试图挑战该观点，除了制度之外，增长的巨大差异是否可以用其他因素解释，例如人类资本、经济政策或者地理条件？然而，孟加拉在关于腐败、公共部门效率和透明度的全球研究中一般排名垫底，是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6个全球政府管理指标，孟加拉在1996年排在倒数26位，而且除了法律法规一个维度之外，其余5个维度发生了全面恶化。另外，孟加拉经常遭受洪水和其他气候灾害冲击。研究孟加拉有助于探讨长期发展的途径，增加探讨制度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经济角度检验和说明了孟加拉的表现相对其他国家的数据在什么时候开始表现突出。我们还说明了公共支出及其增长不是孟加拉发展出乎意料的原因。相反，我们强调了低成本的解决方法、公共宣传以及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多个指标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之下，虽然因为数据缺失没有进行实证检验，但是我们推测了非政府组织（NGOs）的重要作用。

给定收入水平和初始条件，孟加拉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惊讶。我们对孟加拉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实证检验，给出了回归分析结果，以揭示孟加拉出人意料的发展出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发展的什么维度。结果支持下列观点：相对于收入水平相近的经济体，孟加拉在很多社会发展指标上都取得明显优势。例如，相对于相同人均收入的国家，孟加拉的人类发展指标排名更加靠前，而且在2000年以后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孟加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儿童死亡率很高，而在九十年代和2000年以后并不差于任何国家；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的性别歧视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消失。总之，在财政收入低、治理水平差、生活质量恶劣的情况下取得人类发展的上述飞跃令人惊叹。

孟加拉发展的成就来自何方？我们的分析结果强调了几个同时发生共同促成上述奇迹的因素。首先，人类发展的进步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同时出现，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一起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和社会意识的觉醒降低了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二者的合作在教育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功。相对于大规模外国援助支持的转型方式（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增量改进方式（Marginal approach）更加有效。这种方式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孟加拉的地理因素：人口聚居有利于采用低成本的方式以及成功案例的传播。

其次，健康和教育指标改善的进度和时间相互错开，从而不同的社会指标之间能够相互促进。生育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降低，当时收入和教育水平还非常低。这为随后教育和健康指标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与此相同，教育中的性别歧视也在劳动力需求的刺激下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全国范围的小微金融项目的帮助下。

第三，应对意外生育和医院住院病床紧张的问题需要更多资源。教育和健康服务的改善是否将转化为人力资本尚未确定。而且提高教育质量本质上可能无法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一个综合健康、教育和培训的人类发展战略对于保持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刚要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因此，我们的研究支持Mahmud(2008)的观点，呼吁向社会领域配置更多的公共资金，进行持续的公共宣传，提高公共服务管理水平。

最后，我们推测评估了孟加拉人类发展成就对长期经济发展的作用。与Ranis & Stewart(2006)一致，上述进步帮助孟加拉处于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最终形成一个高人类发展程度与高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是否能够支持经济发展？

恶劣的政府管理和制度环境可能成为一个障碍。Collier(2007)认为一个经济体起飞不一定需要良好的政府管理和可靠的制度环境。孟加拉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多年以来一直伴随着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该增长路径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只要劳动力充裕，不需要政府的过多干预。但是，一旦经济结构日趋复杂且向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当前制度环境可能成为约束。孟加拉将发现进一步增长受到政府治理水平低下的威胁。

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进步可以通过经济途径和政治途径缓解该困境。从经济途径而言，基于人类发展的经济增长能够为更加良好的政府治理和制度环境提供资源。但是最终对增长的效果依然要依赖于人类发展的正面效应是否足够弥补政府治理低效率的负面影响。从政治途径而言，人类发展对良好的政府治理和制度环境的需求日益强烈。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促使社会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在政治上表现活跃，要求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从而全社会都能从经济发展进程中获益。这是孟加拉支持促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策的又一理由。然而，正如Acemoglu & Robinson(2012)提醒的，政治途径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依赖于精英阶层推动发展的激励和能力。

资料来源：

Asadullah, Savoia and Mahmud, Paths to Development: Is There a Bangladesh Surprise? Brooks World Poverty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189.

·书籍推荐·

《在非洲走向成功》

I Amazon的书籍介绍

在一个经济增长放慢的时代，非洲是一个经济规模达万亿美元、经济资源十分丰富的大洲，十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六个在非洲。《在非洲走向成功》介绍了那些正在建设非洲、雄心勃勃的CEO。关于增长、科技和传统的一个个故事汇聚成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故事：非洲崛起。

通用电气的CEO、可口可乐公司的CEO和塔洛石油的CEO与非洲本地的杰出CEO一起共同分享在快速发展的市场中获得成功的秘诀。本书作者Jonathan Berman具有二十年的市场一线工作经验，其中十年是在非洲工作，他与众多成功的商业领袖一起经历了非洲大陆上的巨大机遇和空前挑战。《在非洲走向成功》深入对非洲增长报道的背后，试图回答公司和投资者经常拷问的一个问题：在非洲，我将和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这些人的动力是什么？我将怎样与政府打交道？战争、疾病和贫困对我有什么影响？怎么应对中国的竞争？我怎样才能取得成功？

《在非洲走向成功》提供了现实的视角、个人的经验以及独到的见解，Robert Rubin认为本书“对于那些因为商业、投资、政策或者好奇而对非洲充满兴趣的人而言，是一本必备的参考资料”。

资料来源：

http://www.amazon.com/Success-Africa-Insights-Continent-Rise/dp/1937134466

II Robert E. Rubin的前言

Robert E. Rubin在高盛工作了26年，1990-1992年是董事会成员和联席主席；是第一届和第二届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部长。离开政府之后最重要的职务是花旗集团的董事和高级顾问，并在2007-2009年期间短期担任花旗集团的董事长。

我曾经需要评估一些复杂的环境，当时我总是征求那些身处其中的人的见解。《在非洲走向成功》正是提供了这样的见解。

我回想起十五年前作为财政部长访问非洲时见到的问题很多很明显，但同时机遇同样很多，不少情况下确实存在很大风险但是回报相对更大。我在南非、纳米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和象牙海岸期间接触了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其他政府官员，而且基于我的职业经验认为私人经济和企业家在那里存在潜在市场机会。我对那时自己发现的潜在机遇充满兴趣。

今天，那里的前景更加诱人了。政治及其他条件在很多国家都得到改善，可供投资的资本远远落后于可供投资的机会。

Jonathan Berman是一位正在缩小上述差距的专家学者。我第一次认识Jonathan是在一次讨论外国关系的议会上，他表现积极，见解独到。2012年上半年，我们讨论了一本他正在写的书，关注在非洲获得成功的CEO的观点。正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非洲自从我访问以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世界上的成熟经济体——美国、欧洲和日本——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在短期内也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非洲也存在挑战，但是至今尚未引起商业投资者的重视。

金融人士和商业教授对非洲的认识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不够。《在非洲走向成功》为读者提供的正是Jonathan在过去为我做过的工作：介绍了很多在非洲获得成功的CEO，并且加入他自己的评论，以提供对一个日益重要但却充满误解的大陆的深入认识。

本书的很多观点来自著名的美国公司CEO，例如通用电气和可口可乐。他们重新调整战略，适应在非洲等快速增长的市场中竞争并获得成功。同时，本书也包括了非洲本地的CEO，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在摩洛哥或南非等地拥有成功的公司。了解他们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因素在本地有利于获得成功。这也印证了我自己的经历，那些最有用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往往是那些成功的本地商业人士。我使用“本地”这个词，并没有规模小或者地方偏远的意思。Graham Mackay来自于斯威士兰（Swaziland），将南非一家饮料公司（现在是SABMiller）建设成为全球饮料公司，具有54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从新兴非洲获得13%的收入。这些是全球跨国公司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获得成功的案例。

对比美国和非洲CEO在非洲的经历，从中可以学到很多。通用电气的CEO，Jeff Immelt对他如何在非洲市场上应对不确定性的描述符合概率思想，用我的方式表述就是考虑到商业活动的政策决定的所有问题。James Mwangi（非洲福布斯年度CEO）对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的想法蕴含着非洲银行的传统。传统的智慧对任何新兴市场的商业活动的成功都大有帮助。

我记得，克林顿总统在访问非洲的回程中总结道，总是将非洲看成一个充满严重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对象，而不是看成一个具有不同地区和国家、具有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甚至其中一些充满前景的大陆。这个现实的观点在今天和在当时一样符合实际且弥足珍贵。

在一些文献中对非洲的过度乐观领先于现实，正如另一些文献对非洲的讨论被传统观点支配，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无法解决的难题的单一对象。这两种观点对参加讨论的各方和非洲本身都是有害无益的。《在非洲走向成功》基于商业领袖的经验和观点为今天的非洲提供了一种折中的观点。《在非洲走向成功》对于那些因为商业、投资、政策或者好奇而对非洲充满兴趣的人而言，是一本必备的参考资料。

资料来源：

Jonathan Berman, Success in Africa: CEO Insights from a Continent on the Rise, Bibliomotion (September 10, 2013), P.XI-XIII.

III Amadou Sy的评论

Amadou Sy是非洲增长研究中心(Africa Growth Initiative)的高级研究员，现在是《全球信用评论》（Global Credit Review）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银行、资本市场以及非洲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宏观经济。

非洲展现出一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而Jonathan Berman新书的题目是“在非洲走向成功：来自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的CEO的观察”（Success in Africa: CEO Insights from a Continent on the Rise）。该书并不是简单地鼓吹当前流行的非洲乐观潮流，而是详细阐述了要在非洲经商获得成功需要拥有的具体条件。

Berman是一位战略咨询专家和哈佛商业评论的博客专栏作者。他的新书首先针对在非洲获得商业成功需要拥有的具体条件做了扎实的工作准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当从地图上观察非洲版图的面积时，令人惊讶的是其大小相当于美国、墨西哥、中国、印度、日本、西欧和东欧的综合。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非洲大陆年销售收入大于10亿美元的公司数量以及非资源型经济部门在推动非洲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等问题。个人对非洲经济多元化发展持有悲观态度。四分之三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资源型经济部门，最新的发现认为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走向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方向。

《在非洲走向成功》近距离观察了在非洲获得商业成功的案例，讲述和探讨了著名跨国公司CEO和当地本土公司CEO的个人传奇故事。仔细倾听行业领袖在非洲做生意的故事，是试图理解非洲兴起机制的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之一。正如最近Dani Rodrik所说，撒哈拉非洲地区今天的工业化程度低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另外，私人对非洲现代经济部门的投资，特别是非资源型经济部门，并没有增加，其水平太低无法维持产业结构的转换。

虽然可以质疑Berman关注大型公司商业领袖的做法，而在非洲正是非正式经济部门和中小企业雇佣了大量劳动力，但是该书无疑提供了一个观察非洲的视角。行业领袖的观点是促进关于非洲未来的争论的重要部分，缓解了今天我们对非洲认识的误解。

《在非洲走向成功》的两个主题吸引了我的注意。第一，私人经济部门可以快速利用良好的公共治理在非洲进行规划、融资和运营项目。该结论并不新鲜，但是值得强调。James Mowria是云台山泉投资（Centum Investments）CEO，在肯尼亚2030年展望中说：“战略应该得到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且根据具体的项目情况设计，不能因为选举换届而朝令夕改。”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规划，而且准备开始推行，Mowria的项目随之得到了融资。Mowria表示融资计划帮助他获得了1亿5千万美元的项目融资：“首先是规划文件的公布——人们知道规划的内容。其次，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正在进行什么，未来规划什么。这让我对此充满信心。”

第二，在非洲获得成功依赖于消除隔阂。“很多需求在非洲无法得到满足，不是因为没有解决方案，也不是因为太过昂贵无法承担。相反，他们无法满足是因为隔阂的存在：买卖双方的隔阂；政府和公民的隔阂；公司和当地的隔阂。在非洲获得成功的商业领袖都成功消除了隔阂。最重要的隔阂之一就是空间距离。”Berman通过很多案例说明了成功的商业活动在非洲如何消除这些隔阂的。我们听说了GE的两个创新：为非洲移动通信塔提供能源的电池和利用太阳能的手持音箱。我们也得知Equity Bank采用装甲卡车作为移动银行进入农村，利用当地商店提供面对面人工服务。我们读到SABMiller的杂交产品、用高粱和红薯制作的适合于长期保存的啤酒。我们还发现了一种移动支付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将化肥补贴直接发送到尼日利亚的农民手中。

如果该书存在缺点的话，那就是没有提供任何关于银行和资本市场在为成功企业融资发挥作用的案例或者研究。例如，Mworia的公司云台山泉投资（Centum Investments）是该书中东非最大的投资公司，其对非洲国家当地资本市场的观点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在非洲走向成功》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对其中一位CEO的观点感到十分困惑。那位CEO讨论了消费者品牌在非洲的作用，认为他们填补了失败的制度遗留下来的空白。那位CEO真的是让其消费者品牌为非洲公民发挥政党和政府的作用吗？

然而，该书确实引用非洲对Phuthuma Nhleko的认同感说明自己的观点。Phuthuma Nhleko创建了MTN，一家遍布19个非洲国家的电信通讯公司。Nhleko表示如果有一天他是非洲的教育部长，他将推荐一套包括Cheikh Anta Diop《非洲文明的起源》（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在内的书籍。Nhelko强调这很重要，因为“这能消除非洲人们过去产生的那些不正确的、具有危害而又广为流传的观点”。他认为Diop的著作提供了“关于非洲年轻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重要观点”。

我毕业于塞内加尔大学（Senegal）——以Cheikh Anta Diop命名的最大的大学，而且读着Diop的著作长大，个人完全赞同Nhleko的观点。但是在我们等待非洲的教育部长考虑Nhleko的建议时，在该地区大量涌现出商业学校的背景下，我推荐采纳Nhleko的观点。

资料来源：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africa-in-focus/posts/2014/01/07-success-in-africa-sy#

IV 其他评论

“我们即将见证非洲的辉煌时刻——在过去二十年中多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都位于非洲，而且极端贫困率快速下降，核心健康指标迅速改善。今天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在《在非洲走向成功》一书中分享了其在一个充满机会的大陆上工作的切身体会，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非洲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光明。”

——比尔·克林顿总统

“非洲经济规模更大，增长更快，盈利更多，而且相对于你愿意承认的程度而言更加重要。如果你曾忽视了一个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那么现在是时候开始关注了。”

——Seth Godin，畅销书《Linchpin, Tribes, The Dip》的作者

“《在非洲走向成功》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著作，从全球商业领袖和非洲新兴商业人士的视角阐述了关于非洲的崭新认识。Jonathan Berman试图回答什么因素驱动非洲以及快速增长的新型经济体的成功。他在解释非洲商业面临的突出挑战的同时，强调了在非洲的一些人基于过去和西方国家犯的错误而形成的对增长的全新理解。”

——Paul Collier，牛津大学教授，畅销书《金字塔底端的十亿人口》（The Bottom Billion）的作者

“这不仅是一本关于非洲的历史从何而来的书，而且是一本关于非洲的未来将如何展开的书，有助于消除对非洲的怀疑态度。好书！”

——Neville Isdell，可口可乐公司前CEO

书籍信息：

Jonathan Berman, Success in Africa: CEO Insights from a Continent on the Rise, Bibliomotion (September 10,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