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期

 

贫困动态对扶贫瞄准的影响

——基于印度尼西亚数据的模拟   

Rika Kumala Dewi，Asep Suryahadi

一、引言

          “决策者很少能够确知何种扶贫瞄准策略在何地以及何种条件下行之有效。此外，关于贫困的性质及其分布的数据也十分稀缺。因此，在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瞄准一直以来的不完善甚至漏洞百出都毫不令人意外”。

（Slater和Farrington，2009）

 

       为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救助项目是政府履行其职能、促进财富再分配、巩固国家建设以及增加穷人福利的必要手段之一（Domelen，2007）。然而这些项目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如何确保受益人群正是所期望瞄准的群体，也就是真正的穷人或其他弱势群体。Samson、Niekerk和Quene(2010)发现，发展中国家在扶贫瞄准过程中普遍呈现出显著的瞄准偏差，这种偏差体现为两种情况：将非目标群体纳入项目受益群体之内，或将目标群体排除在项目受益群体之外。以孟加拉国为例，有资格享受养老金保障制度的最贫困家庭中只有6%最终成为社会养老金项目的受益者（Samson等，2010），而阿根廷实施的一项旨在为失业人群提供低薪工作的Trabajar项目则只覆盖了当地7.5%的失业群体（Grosh、Ninno、Tesliuc和Ouerghi，2008b）。另外，世界银行和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2012）也发现，印度尼西亚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瞄准贫困人口的大米援助以及社区医疗保险等项目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惠及真正的贫困家庭，反倒有很多不贫困的家庭获得了项目的福利。

       2005年，为了走出目标瞄准困境，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收集贫困家庭的详细数据，并以此为依据甄选出合适的贫困家庭成为不同扶贫项目的受益者。该数据每三年更新一次，每次更新都会将最新的家庭贫困状态考虑在内，包括其福利水平。2011年，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并以此建立了一个涵盖最贫困的40%人口的数据库，从而使项目执行机构能够更方便地选择符合项目瞄准条件的受益家庭。此前，不同机构的不同扶贫项目使用了不同的瞄准方式，从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差异性的受益者群体。对真正的贫困家庭以及巨大的排除误差的关注还远远不够（AusAID，2011）。因此，在收集数据之前，政府结合人口普查得到已有家庭基本信息表，建立了更加精准的2011年数据库系统。在选择贫困家庭时还综合考虑了村干部以及社区的意见，使数据库系统能够提供更详细的家庭信息，拓展了数据库中贫困家庭的覆盖面积（不仅包括贫困人口，还包括了社会中其他弱势群体）（AusAID，2011；Hastuti等，2012）。

       然而，拥有一个每三年定期收集数据的贫困人口数据库系统似乎依然不能够完全解决瞄准问题。Baulch和Hoddinott（2000）分析了10个国家在2年到19年不等的时间框架内的家庭贫困动态。他们发现，那些贫困状况有过变化的贫困家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持续贫困的家庭。这也就意味着在三年周期的第二年和第三年，贫困家庭的实际贫困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而使每三年定期收集贫困人口数据来决定扶贫项目受益群体的方法只能实现低水平的瞄准精度。不可否认的是，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贫困状况变化。

       本文主要探讨了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贫困动态，并分析评估了其对扶贫项目瞄准效率的影响。此外，本文模拟了不同的扶贫项目受益者门槛，并综合考虑了排除误差、包容误差以及项目成本的影响，为探索最优定位方案提供一些理论支持。结果表明，与其他国家一样，印度尼西亚的家庭贫困现象也同样呈现出显著动态变化。在一定时间内，陷入贫困和脱离贫困的家庭数量要远远多于持续贫困的家庭，从而导致了扶贫项目瞄准的低效率，尤其是在穷人没有能力主动获取扶贫资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了保证大部分贫困家庭能够从项目中获益，通过降低受益者门槛来提高项目的覆盖面十分必要。然而，这样也将会产生巨大的包容误差（更多的非贫困家庭被纳入其中）以及高昂的成本。因此，在对相同的贫困人群进行瞄准时，一个系统的、有序的扶贫项目要比几个不同的、分散的项目理想得多。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继续展开讨论。第二部分将解释研究使用的数据，第三部分将分析印度尼西亚的贫困动态，第四部分进行对贫困瞄准的模拟，第五部分是总结。

二、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集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国家社会经济调查（Susenas），该调查从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方面收集一些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人口、劳动力市场、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居住条件、家庭支出以及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等。2010年之前，该调查在每年的三月和七月进行，分别采用不同的抽样方法。每年三月都对同样的家庭进行调查（即面板调查），样本每三年更新一次。

            而每年七月的国家统计调查使用的是不同家庭样本，而且样本容量很大，每次大约涉及30万户家庭100多万人（三月调查的样本量约为6.5万户家庭26万人）。因此，三月的调查数据通常只用来表示一省的贫困水平，而七月的调查数据则可以用来说明区域的贫困状况。不同的数据有助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使用的是三月的调查数据（面板调查），即数据库中2008-2010连续三年的样本数据。如表1所显示，每年调查统计的家庭数量都超过了65000户，但是其中只有80%（53483户）的家庭在连续的三年内每年都被调查统计。这些每年都被统计的家庭数据就是本研究将要使用的面板数据。



三、贫困动态及瞄准效率

1. 印度尼西亚的贫困动态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一直在致力于降低国内贫困率，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面板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的贫困率从2008年的13.41%降低到2009年的12.25%，再到2010年的11.5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2008的贫困人口中有1.88%的比例在2010年实现了成功脱贫，而其他人依然处于贫困之中。而是说在这三年中，脱离贫困的人口比例比陷入贫困的人口比例要高1.88%。因此，减贫与贫困动态显著相关。

       表2所示为2008年到2010年的贫困动态。面板数据A表明，在2008年到2009年平衡样本的53483户家庭中，有7174户（13.41%）在2008年处于贫困，而有6549户（12.25%）在2009年处于贫困。两年内持续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数量为3138户（占2008年贫困家庭总数的43.74%），同时贫困状态发生变化的家庭数量更多，共有7447户，其中4036个家庭成功脱贫（占2008年贫困家庭总数的56.26%），而有3411个家庭陷入贫困（占2008年非贫困家庭总数的7.37%）。可以看出，2009年贫困家庭组成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两年内持续贫困的家庭，共有3138户（47.92%）；另一部分是从上一年的非贫困状态进入到贫困状态的家庭，共有3411户（52.08%）。

 










       接下来两年的贫困动态与第一年类似。面板数据B表明，从2009年到2010年有3228户家庭进入贫困状态，3613户家庭成功脱贫。与此同时，两年内只有2936户家庭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占2009年贫困家庭总数的44.83%）。面板数据C显示，2008年贫困家庭中的39.7%（2848户）在2010年依然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2008年60%的贫困家庭在2010年已经成功脱贫。然而，从数据可以看出，3316户家庭（占2008年非贫困家庭总数的7.16%）在2010年陷入了贫困。

       表3列出了三年中的八种家庭贫困动态模式。可见，三年内贫困状态发生过变化的家庭数量（20.5%）是始终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数量（3.4%）的6倍。经历过至少一次贫困状态变化的家庭数量占总样本的23.9%，这一比例差不多是三年中任何一年的贫困率的两倍左右。






2.减贫项目的瞄准效率

       为了评估减贫项目的瞄准效率，需要审视两种瞄准误差，即包容误差和排斥误差。包容误差是指非贫困家庭被纳入受益群体；而排斥误差是指贫困家庭被排除在受益者名单之外。换句话说，包容误差是超过项目的过度覆盖，而排斥误差则是减贫项目的泄漏量（Houssou、Zeller、V、Schwarze和Johannsen，2007）。如表4所示。



 



本研究使用印度尼西亚每三年一度的国家社会经济调查数据，通过对2008年到2010年连续三年的固定样本数据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当前印度尼西亚国家扶贫瞄准战略的有效性。本研究将2008年的数据作为基线，使用官方贫困线来确定家庭的贫困状况。此外，将2008年的减贫瞄准效率假设为100%，即2008年被认定为贫困家庭的家庭在2008年到2010年间始终是减贫项目的受益者。

表5所示为瞄准效率。在收集数据的基线年，瞄准是完全有效的。同时两种瞄准误差都为零，即所有被认定为贫困的家庭都被纳入减贫项目的受益者，同时没有一户非贫困家庭包含在项目受益者名单中。

然而随着家庭贫困状态的变动，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扶贫瞄准开始出现偏差。2009年包容误差已经高达56.26%。而在对贫困家庭的监测中，排斥误差也已上升到52.08%。2010年，包容误差和排斥误差又略有升高，分别达到了60.3%和53.8%。很显然，基线年之后的两年中，包容误差以及排斥误差开始显著出现。

       如上文所述，瞄准误差的出现与家庭贫困状态变化显著相关。从2008年到2009年间成功脱贫的家庭（占2008年贫困家庭总量的56.26%）在2009年依然是扶贫项目的受益者，尽管他们已经不再贫困，这是2009年出现包容误差的原因之所在。另一方面，非贫困家庭2009年陷入贫困的（占2009年贫困家庭总量的52.08%）并没有从减贫项目中获益，尽管他们此刻已经处于贫困之中，这也解释了2009年的排斥误差。

       随着贫困状态的继续变化，2010年扶贫瞄准的包容误差以及排斥误差在持续扩大。到2010年，占2008年贫困家庭总量的60.3%的家庭已经成功脱贫，但是他们依然被列为减贫项目的受益者，造成了2010年的扶贫瞄准包容误差。而2010年的贫困家庭总量中，有53.8%的家庭在2008年处于非贫困状态，因此没有得到扶贫项目的帮助，从而产生了2010年扶贫瞄准的排斥误差。

       因此，如果扶贫瞄准政策在数据收集的基线年被固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扶贫瞄准会产生显著的低效率。尽管基线年的扶贫瞄准是完美的，但第二年就将出现巨大的包容误差和排斥误差，随着家庭贫困状态的变化，这两种误差还会持续增大。

四、不同贫困线下的瞄准效率

       本文在前面的章节中说明了瞄准的低效率与贫困动态呈现出显著相关。这一现象同样表明，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大量容易致贫的非贫困家庭。世界银行（2011）调查发现，尽管2011年印度尼西亚低于国家贫困线的贫困人口比例只有12.5%，“但是更多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如果将贫困线提高到现有水平的1.2倍，那么贫困人口比例会增加到24%，而如果将贫困线提高到现有水平的1.5倍、2倍，贫困人口比例就将分别达到38%以及60%。

       由于存在大量脆弱人群，扶贫瞄准的效率一直不要。因此，降低减贫项目受益者门槛，提高贫困线，可能是保障脆弱人群获取扶贫资源的一种途径。为了研究这种路径对提高减贫效率的作用，本文将在本节模拟四种扶贫瞄准方式：1.25倍贫困线（在既定国家贫困线的基础上增长25%）、1.5倍贫困线、1.75倍贫困线及2倍贫困线。如表6所示，主要使用了包容误差、排斥误差及受益者数量指数（作为项目成本的替代指数）3个指标。可以看出，提高贫困线和增加扶贫项目受益者数量能够使受益的贫困人口数量明显增加。受益者门槛越低，排斥误差越低，被排除在扶贫项目受益者名单外的家庭数量就会越少。初始模拟方案中，受益者门槛是国家贫困线，此时第二年的排斥误差达到了52.08%。当提高贫困线达到1.25倍初始贫困标准时，第二年的排斥误差为27.93%，相比第一种方案降低了将近一半。当提高贫困线达到2倍初始贫困标准时，第二年的排斥误差已经非常低，只有4.75%。不难看出，降低扶贫项目受益者门槛能够有效地增加获取扶贫资源的贫困家庭数量。

       然而降低门槛会带来一个同样不利的后果：包容误差随之增加，大量非贫困家庭同时也成为了扶贫项目的受益者。初始模拟方案中，第二年的包容误差是56.26%。当提高贫困线至1.25倍初始贫困标准时，第二年的包容误差达到了68.75%。提高贫困线达到2倍初始贫困标准时，第二年的包容误差变得更大，达到了81.48%。

       此外，提高贫困线和降低受益者门槛将产生更多的扶贫项目受益者，从而大大增加项目成本。正如表6所显示，将贫困线提高到1.25倍时，项目受益家庭数量就增长了111%。该比例随着贫困线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当提高贫困线达到2倍初始贫困标准时，受益家庭数量将增加至7.5倍。

       模拟结果表明，提高贫困线将导致扶贫瞄准的包容误差增加。包容误差是指在指定的年份中被列为扶贫项目受益者的非贫困家庭数量和比例。这些所有的非贫困家庭都完全没有资格获取扶贫资源，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在其他年份的确处于贫困之中，本文将这部分非贫困家庭认定为脆弱家庭。包容误差中真正没有资格获取扶贫资源的是那些从未贫困的家庭，他们既不贫困也不并不容易致贫。



       依据表6的结果，本研究也计算了重新仅包含那些从未贫困家庭时的包容误差，如表7所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不同瞄准方式的包容误差都更多地由那些脆弱家庭所导致。在依据标准贫困线划定受益者门槛的初始瞄准方案中，基线年的扶贫项目受益者都是真正的贫困家庭，因此以后每一年的包容误差都是由真正的脆弱家庭组成，而不存在从未贫困家庭。

       当提高贫困线达到1.25倍初始贫困标准时，第三年的包容误差是71.49%。然而，其中只有36.3%的家庭在三年中从未处于贫困状态，即非贫困家庭。其余35.19%的家庭即是脆弱家庭，他们在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曾陷入贫困。

       从表7可以看出，受益者门槛值越高，从未贫困家庭在总包容误差中所占比例也越高。然而，即使将受益者门槛提高到2倍初始贫困线，脆弱家庭在总包容误差中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大。此时第三年的总包容误差达到了82.81%，其中63.87%由从未贫困家庭构成，剩余18.94%则是脆弱家庭。

表7  不同瞄准方案中从不贫困家庭占项目受益者瞄准包容误差的份额



五、结论

       因为缺少真实有效的家庭收入数据，发展中国家的扶贫瞄准一直都是个难题。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往往是在不停变动的，每年都有大量的家庭成功脱贫或陷入状态，这种动态变化对扶贫项目的瞄准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一年被认定为贫困的家庭，将成为扶贫项目的受益者，而这些家庭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有很大可能成功脱贫。如果扶贫项目的受益者名单在第一年被固定，那么接下来几年中扶贫瞄准就会出现包容误差。另一方面，一个家庭可能在收集贫困家庭数据的基线年没有被认定为贫困家庭，反而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进入贫困状态，而此时扶贫瞄准就会出现排斥误差。

       本文使用一个平衡样本面板数据来评估一个三年周期内的贫困家庭数据对扶贫项目瞄准效率的影响。另外，本文通过提高贫困线模拟构建了不同的扶贫项目受益者门槛，分析了在不同门槛的条件下，扶贫瞄准的包容误差、排斥误差以及项目成本的变化情况。模拟结果表明，缩小扶贫瞄准的包容误差与排斥误差不能两全，其中包容误差更是与项目成本息息相关。

       降低扶贫项目受益者门槛能够增加贫困人口获取扶贫资源的可能性，使那些脆弱家庭能够进入扶贫项目受益者名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提高贫困线和增加扶贫项目受益者数量都会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项目成本。另外，管理费用、交易和社会成本以及政治成本都需要被考虑在内（Grosh，Ninno，Tesliuc和Ouerghi，2008a）。

       因此，提高贫困线、增加扶贫项目受益者数量也就意味着必须增加扶贫项目的预算分配。有限的预算会产生瞄准误差，不能够确保贫困人口从扶贫项目中获益。同时，在实际扶贫瞄准过程中，整合的、相互协调的扶贫项目要远比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扶贫项目更有效率。

       本研究同样发现，频繁而规律地更新贫困家庭数据将有利于扶贫项目的瞄准，当然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成本。同时，不及时更新贫困数据而造成扶贫项目瞄准误差也会产生新的成本。决策者需要权衡这两种成本，继而制定更合理地扶贫政策。

资料来源：SMERU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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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援助、就业和减贫

John Page，Abebe Shimeles

一、前言

       非洲经济连续15年持续增长，非洲地区总体国民平均收入稳步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然而，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这种增长并未带来更多的“好”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那些薪水较高、工作条件较好的岗位依旧有限。庞大且日益增长的非正式部门使得许多非洲经济体的失业率相对较低，但也导致其中的许多工人工资低、缺乏工作保障，获得技能的机会有限。同时也有担忧表明，非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贫困率快速降低。在发展中地区，非洲经济增长对减贫的贡献最小。

       本文认为，就业问题和贫困问题事实上是非洲缺乏结构性变化的表现。尽管经济增长迅速，但是非洲如今的生产和就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与20年前相类似，低失业率与高层次的工作贫困和脆弱的就业结构并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快速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大幅度地促进了减贫。在这些经济体中，工人从诸如农业等低生产率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更高的生产率部门流动，促进了就业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

官方发展援助（ODA）即对外援助，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对外援助对发展政策和发展预算的重要性在非洲地区要胜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地区，非洲的发展伙伴对于解决阻碍更快速的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投入了太有限的资源和关注。在过去十年里，援助方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可以促进就业增长的战略和投资上。为了扭转这一趋势，我们提出了一个注重就业、贫困和结构性变化的新的援助战略。

       本文结构如下：在前言之后，第二节简要回顾了非洲失业和非正式就业的最新证据，认为在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其低失业率与较高水平的非正式就业并存。第三节从国家家庭调查中总结概括了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证据，认为非洲人均收入增长对于减贫的贡献较弱，且低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

       第四节通过结构转型的视角来看待增长、就业和减贫的关系。我们首先提出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并未促进快速的结构变化的证据，然后通过国家间比较找到了结构变化与减贫之间的实践。第五节从三个生产性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角度对贫困结果进行分解，以评估部门内和部门间（结构变化）的贫困变化对于整体贫困动态的贡献。不出所料，我们发现某一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贫困规模变化对整体减贫具有最大的影响。我们也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就业转移也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

       第六节开始探讨援助对于就业和贫困的作用，认为援助方对于非洲毫无活力的就业和减贫表现负有部分责任。第七节提出新的援助策略，即应对良好就业的需求需要对援助进行方向性调整。首先，需要更多援助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大多数非洲人也已就业的情况下，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其次，针对私营部门发展的援助应更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技术；第三，非洲政府及其发展伙伴需要新的思维来以加速高附加值部门的增长。第八节为结论。

二、非洲的“就业问题”

表面上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SSA）并不具有严重的“就业问题”。2009年，该地区的整体失业率为6.4％，而当年全球平均水平为4.7%。自2000年以来，该地区的失业率一直比较稳定，位居第三，仅次于中东北非与欧洲和中亚。然而， 这并不是因为非洲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做得特别的成功，相反，这是因为快速增长的非正式部门正在吸收那些不能找到正式薪水就业的非洲工人。

       非洲的低收入国家失业率一般较低，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失业率一般在1-5％之间波动。但这些国家的非正式部门也很大。肯尼亚、马里、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中间水平的国家拥有较大的非正式部门，失业率处于5-15%之间。中等收入水平的非洲国家往往拥有较高的失业率，非洲南部尤其如此，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以及南非等国失业率都超过15%。按国际标准，北非，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失业率也很高。虽然青少年人群占非洲大陆的劳动年龄人口的2/5，但却构成了总失业人口的3/5。在大多数国家，青年失业率发生的比例超过比成年人的两倍。

       在非洲，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密度的增长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该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也有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最低的就业弹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该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增长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就业集中的部门。快速的增长只创造了有限的良好就业，促使那些寻求工作的人不得不从事非正式的自我就业或家庭劳动。

       如果非洲工人找到了工作，那很可能是一份工资水平低、福利和工作保障方面都不足的工作。在许多非洲国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地区，自主和非正式就业构成了新加入的劳动力的绝大多数。除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和南非外，只有不到20％的非洲新加入的劳动力能找到薪水职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四分之三的工种都可以被标记为“脆弱”，这是因为工人要么独自工作，要么只是无收入的家庭工作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低水平的就业还体现在总就业人口中有大量的低收入工作者。 2011年，与世界平均水平的39.1％相比，81.5％的非洲工作者为低收入工作者。

三、非洲的“贫困问题”

       大量的文献材料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这些文献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时间，贫困人口（低于特定贫困线人口的比例）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下降。但是，各国或地区在贫困下降与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的差异巨大且难以解释。亚洲地区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大幅度的减贫。但在非洲，人们越来越关注该地区199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导致贫困的迅速下降。

       在非洲，并不具有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前的从大规模家庭调查中获取的关于贫困的可靠数据，但这类数据对于准确理解增长与贫困的关系却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过去二十年来，家庭数据的编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许多国家（主要是参与世界银行的生活水平衡量调查项目的国家）都开展了家庭预算调查，为更好地了解非洲贫困的演变提供了生动的资料。但是，调查结果令人不安，当东亚和南亚（20世纪80年代贫困人口与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在过去30年里成功地大幅减少了极端贫困之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却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的贫困人口数目都一直在上升，说明该地区经济增长乏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在过去的十年中非洲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贫困人数却依然下降缓慢。

       通过利用两个节点的可比较的家庭调查，我们能够为18个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和减贫的关系构建一个失衡的数据表。虽然我们发现收入增长与贫困之间有着预期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准确且相对较弱，意味着个别国家的经验有较大差异。在非洲，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幅平均会导致约0.95％的贫困的下降。这是世界六大发展中地区里，贫困对于增长的收入弹性最低的。

四、增长、结构变化和减贫

       直观地看，非洲的就业和贫困问题一定是相关的。在贫困语境中，穷人仿佛只拥有他们的劳动这一种资产。劳动力市场是经济生产性方面收入增长转换成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方式。我们认为，非洲近期经济增长缺乏结构变化，即缺乏工人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机会，严重减缓了良好的就业机会的增长和减贫的速度。

1.缺乏结构变化的增长

       发展中经济体的特点是跨部门的人均产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随着生产要素从较低的生产率到较高的生产率的用途的转变，那些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状态成功转型的经济体通常都会经历重大的经济结构变化。因为非洲跨部门之间人均产出存在最大差异，所以非洲也能从结构变化中获益最多。但1995年以后，很少有证据表明是显著的结构性变化支撑了更加快速的增长，非洲地区从2008-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复苏，如同其增长的转变，都主要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和内需的复苏。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非洲经济结构所蕴藏的增长潜力。

       通过将一个“典型”的低收入非洲经济体的产出与就业结构与一个作为“基准”的在实现中等收入地位时候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衡量非洲地区结构转型的潜力。我们发现，最大的结构赤字集中于制造部门，在该部门，附加值份额和劳动份额大约是基准价值的一半。尽管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济增长，农业在典型的非洲经济体中所占的份额仍然较大，这在就业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明该地区的经济特点仍是以二元为主。

从历史上看，工业能够带动经济结构变化，同时这也是一个劳动力能够流入的高附加值部门。在低收入的非洲地区，制造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比值是3.8比1。鉴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人均产出和吸纳劳动力的潜力之间的巨大差异，工业化将为就业创造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一个显著的机会。

       从全球来看，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的增长与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份额的快速上涨有关。但是，非洲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过去四十多年来没有变化，2010年为10％，比上世纪七十年代略低。非洲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一半，且还呈现下降趋势，其人均制造业的产出大约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平均数的1/3。只有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莱索托和科特迪瓦这4个非洲国家总产出中制造业的份额超过他们收入水平的预测值。许多该地区近年来成功增长的案例如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它们制造业的附加值份额远低于其收入水平的预期值。

       这种缺乏结构性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就业数据是一致的。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非洲高生产率部门却无法创造出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吸纳迅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新的劳动力被迫进入低生产率的非正式部门就业，如自体经营或从事家庭劳动，最终使得在低生产率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率不断上升。

2.结构性变化和减贫：老生常谈

       在世界各地，有关结构性变化和减贫的典型事实存在着显著差异。在亚洲，人均产出的上升由两个强大的、相互补充的部分组成：一个是部门内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促使企业在人均产出上升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工人工资；另一个是与此同时发生的工人从低生产率部门向更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情况则与亚洲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和更加激烈的竞争等原因，这些地区的部门内的生产率一直在上升，但是劳动力却在从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向较低的部门转移。

       如果工人人均生产率的差异很小（如高收入国家一样），那么结构变化的反常模式可能对工人的工资和家庭收入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非洲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巨大。低生产率部门（包括非正式部门和失业群体）的工资（或自营收入）接近或低于贫困线的经济体中，工人进入较低生产率行业会抵消部门内生产率增长对于减贫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并不奇怪的是，贫困对于增长的弹性最高的是东亚，最低的是非洲。

为了更好地测量出结构变化和减贫之间的关系，我们用公式展现出简单的计量经济模型的报告结果。



       等式（1）将标准的跨国减贫计量模型修改为人均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函数，以测试结构变化对减贫的影响。它说明在i国特定t时期内的贫困率H受农业（lit）、服务业（sit）和工业（lit）部门内就业份额的影响。我们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μit）和基尼（git）系数作为控制变量。如果任何部门的就业份额变量显著，在平均人均收入的变化和基尼系数变化一定的情况下，该相关系数就代表结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为解决部门就业份额可能产生的内生性，我们通过使用内部工具（二期滞后）的广义距方法（GMM）来估算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

       等式（1）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和非洲国家的一个子样本的估算，未观察到的非时变的具体国家的效果控制不变。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证实，工业化下的结构转型对加快减贫速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其他跨国估算相比较，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控制是显著的。在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一定的情况下，工业就业每增加1％，相应的贫困比会减少0.8%。

       关于非洲子样本的结果则描绘出一幅相反却互补的画面。当控制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时，我们发现工业就业和贫穷之间没有显著的关联，这可能是由于就业变量本身没有太大差异所致。但是，农业和服务业的部门份额则非常显著，处于0.1的水平，表明在非洲的农业和服务业等部门，相对较高的就业与贫困对人均收入的较低的反应有关。

五、结构变化与减贫：分解贫困动态

       尽管国别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但是仍难以具有说服力。为了强化我们的观点，我们将在本节分析7个非洲国家的增长模式、就业和减贫。在这些国家，我们可获得两个时期内的家庭调查数据：埃及（1998年和2006年）、马拉维（2004年和2011）、尼日利亚（2007年和2010年）、卢旺达（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南非（2000年、2003年和2006年）、坦桑尼亚（2001年和2007年）以及乌干达（2005年和2009年）。我们利用这些住户调查数据将就业结构变化与贫困变化联系起来。

       现有数据只允许我们将经济划分为三大部门，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对于测量结构变化并不理想，虽然通常较为放心地将农业假设为一个低生产率部门，但是如果能将工业（一个传统的高生产率部门）分为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活动则更为理想。服务业问题最多，在非洲，高生产率的服务业如金融服务和政府与个人服务和其他服务部门的低生产率活动混在一起。

       总体而言，在样品中，农业是就业的主要来源，其次是服务业。在南非和埃及这两个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在就业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从第一次调查到最后一次调查期间，我们发现了结构变化的证据。农业就业份额平均下降了40%-47%，而服务业就业份额则增加了五个百分点，同时从事工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劳动的就业份额增加了约两点五个百分点。马拉维、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和乌干达这几个国家提高了工业部门中劳动力的比重。在马拉维和卢旺达，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的增长来自于如采矿和建设等非制造行业，而对于埃及和坦桑尼亚而言，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有所下降，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有所上升。

       贫困人口比例的变化可以通过对就业部门等亚群体进行辅助性的分解而得到进一步的观察。贫困变化率可以被归结为贫困在每个部门内部的变化（部门内的影响）、每个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就业转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Pit是利用国际贫困线每成年人每天1.25美元的标准来衡量某个国家I（I=1，...，13）在t时期的贫困比率；θijt是部门j（J =1,2,3）在国家i的t期（T=1,2）内的就业份额。第一项代表的是每个部门内的“部门内部”效应或“生产力效应”，第二项代表“结构转变”效应，最后一项则为“互动效果”。根据麦克米伦和罗德里克（2011年）的逻辑，如果将生产率增长分解成部门内以及结构变化两个因子，那么本等式的后两个组成部分则是结构变化的结果。

       在一个增长会加强结构变化的经济体中，由于部门内人均产出上升以及劳动力从工人人均产出较低的部门向较高产出部门的增量变化，部门内效应和就业转型两者会相辅相成。而在一个增长会减缓结构变化的经济体中，部门内贫困的减少会因工人从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的流动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

       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调查期间，贫困有所缓减。在部门内生产率方面，经济增长是贫困减少的主要来源。如果我们取七个国家的11次调查的贫困变化的中位数，我们会发现部门内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约为70%，而结构变化则约为18％。每个国家的情况各异。例如尼日利亚、马拉维和埃及，部门内和结构变化两个要素共同作用，促进减贫。在卢旺达，2005-2011年间贫困下降了4个百分点，这种下降是源于劳动力由低生产部门向高生产部门的流动所致。在此期间，各部门内部人均产出下降了。但对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南非而言，结构变化妨碍了贫困的减少，部门内人均产出上升的减贫效应被劳动力从较高的生产率部门向较低的生产部门的流动抵消了。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是两个就业由工业和服务业转向农业的案例国家。鉴于农业相对较低的生产率，这种结构变化的模式使得增长减弱，如果经济保持了其初始结构，那么人均收入会更高。在这两个国家，平均收入的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贫困的减少主要是由农业部门内的收入增长来促进的。在尼日利亚和卢旺达，部门间的就业转移对于加速减贫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两个经济体的工人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在埃及，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变化对于贫困动态的影响最大。

六、援助、就业与贫困

       如果援助的首要目标（如千年发展目标中所述）是减少贫困，那么前面章节讨论中所出现的事实就非常令人不安。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非洲的收入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最小，非洲不同国家和平均增长也创造了有限的良好的工作岗位。我们的计量工作和国别贫困分解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结构变化和减贫之间具有重要的联系。如果给定一个收入增长率，那么在那些增长的劳动力不能在诸如工业这样的人均生产率较高的部门找到工作的话，贫困减少的速度会更慢。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经济增长依然可以促进减贫，但速度会较慢。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进行了贫困分解的这些国家里，除尼日利亚外，其余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以上。对于卢旺达而言，官方发展援助对于1994年种族灭绝以来的国家重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等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也都接收了稳定和大量的援助资金。但是，我们发现，在非洲，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官方发展援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在过去十年里，那些就业创造与增长的弹性最低的国家反而获得了占国内生产总值较大的援助份额。这表明，援助国并没有为那些成功促进就业的国家提供奖励。

       经济部门之间的援助分配为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线索。在相同的15年间，非洲经济增长和援助对于就业创造和减贫的影响明显较弱，援助方在结构变化投资方面的关注程度和资源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内，更多的援助投向诸如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部门。尽管在2005年之后，可能是由于在那一年高调发布了非洲增长潜力的报告，援助开始重视经济基础建设，但是总体而言援助对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行业的投资是在稳步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鉴于非洲目前的经济结构，农业是非洲减贫的主要驱动力，农业在整个非洲官方援助的份额从1995的11％下降到2003年的不到4%，而在2009年又增加至7％。

七、援助的新作用

       有关如何能在2015年实现全球贫困减半这一千年发展目标的政策讨论大都集中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上，而很少关注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减贫的影响。即便是搜索“利贫增长”这一灵丹妙药，我们往往看到的也是集中于减少收入差异的措施的讨论。在援助方与非洲国家的对话中，有关通过更加快速的结构变化以将更多工人转移至良好工作岗位，进而实现减贫的观点事实上已被忽略。

       因此，我们急切需要一种支持工作创造和结构变化的新的援助方法。第一步是要捐助国和各国政府实现其作出重大投资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承诺。第二步是让捐助方更多关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技能限制。最后，由于非洲缺乏结构变化主要反映在其经济工业化的失败上，因此，援助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政府掌握全球工业发展的三大驱动力：基于任务的出口、产业聚集和企业能力。

1.回归基础：提高农业生产力

       因为该地区结构变化速度缓慢，非洲低收入国家收入增长和减贫之间的联系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的增长。由于为快速的结构变化奠定基础需要时日，因此在过度期间，要实现快速的减贫从根本上而言还有赖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也是为大多数已经就业的非洲人创造更好的工作岗位的一种方式。因此，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而言，投资农业应该是新的援助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有60%的人仍从事农业，而一些国家可耕地压力越来越大，未来农业产出和收入的增长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集约农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国家的改良农业技术对于产出增多只起了很小的作用，只有少数小农户使用耐旱品种或有渠道获得改良种子。因此，即使是对传统农作物而言，通过产量增加来实现增长也具有巨大的空间。对于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传播的相关投资至关重要，措施包括采用最佳做法、引进新种子品种以及增加化肥、畜力牵引和灌溉的应用等。为了适应从开发新的、适当的农业技术到传播良好实践等大量活动开展的需要，相关国家也需要对农业创新体系进行改革。

       平均而言，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研究支出不到农业国民生产总值的0.7%。发达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则达到3%左右。在非洲，私营部门对农业研发的作用依旧很小，仅约占所有公共和私人投资的2%。援助国的资金是非洲国家的研究预算的主要组成部分，2000年，援助方的捐款（包括世界银行的贷款）平均占主要农业研究机构资金的35%。

       2011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20国集团农业部长会议同意加强农业研究和创新，并支持以结果为导向的农业发展研究。作为其承诺的一部分，会议还同意设立一个“国际小麦改良研究计划（IRIWI）”，以协调针对小麦粮食安全的研究工作。在大陆层面，非洲开发银行批准了6224万美元的赠款计划，以实施为期五年的支持非洲战略农作物农业发展研究项目（SARD-SC）。该项目旨在提高木薯、玉米、水稻和小麦等四种农作物的生产率和其产生的收入。该四种农作物是非洲首脑确定的六种战略农作物的四种。尽管这些举措很有价值，但它们在研究议程的幅度方面仍有不足，并不能应对非洲的多个农业气候区。

       同时需要改善的还包括农村道路、市场准入和灌溉。农村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对于良好实践的采用具有较强的影响，从农户到一级和二级市场的交通成本一直处于较高位置。道路的质量对生产力也非常重要，质量较差的道路对采用非传统的投入有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灌溉可以减少干旱的影响，通过一个稳定的供水系统来提高生产力，但是如今的总灌溉面积远低于其潜力。

       在非洲，资金不足是制约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了低农业生产力和食品安全危机。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总体投资赤字每年达到20亿至40亿美元。非洲政府对农业的预算支持远低于2003年马普托宣言中承诺的百分之十的财政支出，因此，很明显，援助国对农业的支持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好消息是自2007年以来，援助国对农业的承诺一直在不断上涨，但坏消息是，它们还没有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总的官方发展援助的份额。

2.重设优先序：私营部门的发展

在各种全球竞争性较强的行业中，如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和贸易性服务业等，非洲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资。尽管近年来非洲经济保持增长，但是民间投资一直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1％左右，这远低于东亚地区的水平，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时期。另外，尽管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于开采和矿业等领域。由于非洲工业被认为缺乏全球竞争力，所以很少有当地或全球投资者投资该部门。

       对外援助也是部分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援助机构对于非洲私营部门发展的行动主要集中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包括公司运营的监管、制度和物理环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每年差不多为210亿美元，目前都用于支持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改革对任何产业发展战略的成功都起着关键作用，间接性成本使非洲缺乏竞争力。但是，援助国所确定的优先领域可能更多的是弊大于利。投资环境改革的议程主要集中在贸易、监管和劳动力市场的政策等方面。尽管这些改革可能有用，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解除产业发展的绑定约束。对企业的调查一致显示，缺乏基础设施和技能是非洲大部分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因素。然而，援助国却很少关注非洲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和技能赤字。

       弥补非洲基础设施的缺口大约需要每年投资930亿美元，这大约是非洲地区生产总值的15%。在当前的财政环境下，全部依赖援助来填补资金缺口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产品。通过降低基础设施私人债务融资的风险，担保性工具可以撬动有限的来自援助方的融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援助方与像中国这样的非传统捐助国之间的更大范围的合作和协调将有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重点和效率。如果非洲开发银行的非洲基础设施集团（ICA）有充足的资金并能被充分利用，他们可以在这些行动上发挥领导作用。

       对于中等教育扩张的融资至少与弥补础设施缺口一样，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目前估计的整个非洲教育资金缺口处于6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对非洲各阶段教育的捐助承诺只有不到40亿美元。面对日益上升的小学教育单位成本和有限的外部融资前景，是时候用更广泛的人力资本措施来取代基础教育这一千年发展目标了。

3.设立新目标：出口、产业群和能力

       过去25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三个相互关联的工业区位的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亚洲崛起的成功：以任务为基础的出口、产业聚集区的快速增长以及企业凝聚和转型的能力。援助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政府掌握决定全球竞争力的这些因素。

支持出口推动

对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出口市场是工业快速发展的唯一选择，而订单贸易是一个潜在的进入点。像越南和柬埔寨这类国家，他们发现掌握单一的生产过程比发展纵向一体化的化生产要简单得多。但是，成功绝不是有保证的。正如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多纤维协定》的失效那样，订单贸易的投资者并不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成本和激励，他们不断地寻求新的投资目的地。

       为了取得成功，非洲将需要“出口推动”，需要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公共投资、政策和机构改革，以解决制约出口的各种因素。因为刚进入订单生产的投资者往往专注于价值链的最后阶段，所以改善贸易物流和深化区域一体化则必不可少。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贸易物流指数”中处于底部，并在沿海国家税收贸易物流中表现不佳（世界银行，2010）。

       为了支持出口的推动，国际支持应该包括改善贸易物流、加大优惠市场准入以及支持区域一体化等援助措施。贸易援助倡议已经引起了援助方的大量关注，正如援助方慷慨宣称的，贸易援助大约占发展援助总额的25％左右。但是，援助方并没有履行2005年在香港做出的承诺，在那次会议上，援助方承诺在现有的援助预算外增加贸易援助部分。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贸易援助在发展援助总额中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除非国际社会兑现其额外增加贸易援助预算的承诺，否则推动非洲出口的努力将不会成功。

       贸易政策的第一步是减少针对非洲出口更高加工阶段的日益上升的关税。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步是建立一个简单的、有时限的针对非洲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优惠系统。欧盟和美国可以对其各自针对非洲的优惠政策，即经济伙伴协定和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进行协调统一。

       非洲的发展伙伴对区域一体化的支持目前并不成功，它们宁愿与单个国家打交道，而不是通过区域组织来进行协调。跨境项目不仅很少而且实施缓慢。区域组织发展银行担保项目、开展监督和评估以及确保适当的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能力都有待加强。援助方也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协调对区域组织的支持，并将国家援助方案纳入其区域战略中。

建立产业集群

       制造业和服务业往往存在集群现象。由于产业聚集区的建立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建立一个新的工业区也是集体行动问题的一种形式。如果有大量的公司位于一个新的地区，那么他们的生产力将会获得提高，但是，没有哪一家公司会在其他公司缺席的情况下搬进该工业区。非洲很少有现代产业集聚区，这使得现有企业很难与其他公司竞争，也更难以吸引新的产业。

       通过对特别经济区内高质量的机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等的集中投资，政府可以促进产业集聚。这也是中国和越南工业和工作机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非洲的空间产业政策基本上从未成功，最近的一项评估显示，大多数非洲经济特区都未能达到吸引全球投资者所需要的物理、机构和人力资本的水平。

       传统的援助方往往忽视经济特区。事实上，直到最近世界银行都倾向认为，经济特区成本高且效率低，无法取代贸易政策和监管等更大范围内的经济改革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因为自身空间产业政策的成功，近来在非洲开展了建立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的举措。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将制度、基础设施和技能等方面的涉及投资环境方面的改革首先针对经济特区。在这个领域，通过开展公共私营部门的对话，确定主要发展瓶颈，并通过建立伙伴关系来解决这些瓶颈将会尤其有效。

增强企业能力

       多数产业的生产力和质量都取决于隐性的知识或者是公司工作场所和管理的工作实践，这些“企业能力”通常在生产和开发新产品过程中得以运用。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企业竞争的核心因素是能力，制约工业化发展最经常的关键因素往往非常复杂，涉及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和行为模式。对于非洲而言，缺乏有能力的中型内资企业是结构快速转型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

       能力建设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较高的水平的能力介绍给一些公司或集团企业。这通常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结果，但它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供应商—购买者的关系。第二阶段是主导行业之内或之外的向其他公司的外溢效应，这主要通过供应链关系来实现。在每个阶段，援助都能发挥其作用。通过使得吸引外资更加容易，恰当合理的投资环境改革将会有很好的回报。但是今天，大多数非洲外商投资促进努力都还没有达到国际最佳实践水平效果。援助方可以协助非洲各国政府建立有效的外国投资促进机构。他们还可以向在质量和生产方面达到国际标准的相关制造企业寻求建议，来帮助更好的“引进”国际最好的实践。

       另一个具有前景的能力建设活动是管理培训。管理差异对于生产力差异的重要影响直到近来才被承认。自2007年以来，世界银行和日本国际合作机构（JICA）已经开展了一些试点项目，为非洲的中小企业者免费提供管理培训。事后评估表明，培训项目促使改进的管理实践得以快速采纳，并产生了由培训学员到非参与者的溢出效应。

八、结论

       过去十年来，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债务减少以及外部资金流动增多等因素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和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我们的证据突出了以下典型事实：首先，非洲是所有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弹性最小的地区；其次，尽管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非洲没有创造出足够的良好就业机会；第三，非洲的就业和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迅速结构变化的缺乏。非洲未能创造出足够高价值的工作岗位减少了增长对减贫的影响。

       官方发展援助对此也负有部分责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已经收到了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十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资金还要多得多。但是，大部分援助资金都用在了支持如教育和卫生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上，对于结构变化和就业创造的贡献甚微。事实上，我们发现，很不对称的是，援助资金主要流向那些增长就业强度较低的国家。

       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去扭转这一趋势。如果援助方下定决心要减少贫困，那么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援助战略，以通过结构变化帮助创造良好的就业岗位。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本文提出了三个行动领域。首先是对农业生产力和互补的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投资。然后是转变私营部门的发展举措，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和技能的发展。最后，要有新的思路。非洲各国政府及其发展伙伴需要在推动非传统产品的出口、支持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及加强企业能力这三个方面不断创新发展，最终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的就业机会。

主  办：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协  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主  编：       左常升

副主编：       何晓军   李小云

本期编译：  唐丽霞 高明  周太东 赵丽霞

责任编辑： 张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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