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六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亚洲的多元化、增长和波动
政策论坛	可持续发展议程：从激励到行动
论点摘编	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可行途径
减贫行动	技术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机构内刊·

 

 

 

·研究前沿·

 

亚洲的多元化、增长和波动

Chris Papageorgiou，Nikola Spatafora，Ke Wang

 

 

 

 

摘要

    多元化和结构转型是涉及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持续、动态地将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本文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平均而言，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多元化方面特别的成功，尤其是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行比较时。大部分进展的出现是通过沿着“广延边际”的多元化，也就是说，通过进入全新的产品领域。此外，发展中的亚洲均已显著的从质的提升中受益，帮助其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然而，相较于制成品，农业和自然资源往往有更低潜力带来质的提升。因此，对于收入较低的“边缘”国家，在收获从质量的提高中获得的巨大效益之前，具有更长“质量阶梯”的产品多元化策略，可能是必要的第一步。

导言

出口上的有限多元化和更广泛的经济结构一直是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潜在特征。然而，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一些经济体都表现出了卓越的经济转型。特别是，有人认为发展中的亚洲已经显著的从多元化中受益。本文运用新研制的囊括外部贸易和国内生产的数据集，全面审视检验这一说法。

本文侧重于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多元化对于持续增长和减少波动性是否至关重要？换句话说，是否随着生产力增长和质量提升在有限范围的行业集中，如初级商品领域，会导致并不广泛和持续的增长？是否缺乏多样性会增加受到不利的外部冲击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其次，在涉及到对外贸易和更广泛的国内经济两个方面时，多样性更准确的定义是什么？它是如何连接到整体的结构转型，包括质量提升的过程？以及哪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多元化方面更为成功呢？

自始至终，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在亚洲，特别是两类国家，“新兴亚洲”即包括一般被划分为新兴市场的经济体和“边境地区”即包括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经济体，但经历了快速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宏观经济的稳定。

如何衡量多元化？

经济多元化措施需要超越贸易，捕捉到国内部门的多元化和结构转型的潜在动态过程。贸易多元化和国内多元化的原则相通，前者反映对外部门的多样化，而后者反映的是国内的各部门生产过程的多元化。本文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专注于整个生产结构所描绘的一个更加全面和富有启发性的画面。因此，对多元化的两个维度：贸易多元化和国内多元化，同时进行评估时，可以填补现有的文献的空白。此外，分析的重点是“多元化井喷”，也就是快速和可持续性，即多元化的重要构成。

贸易多元化可以在多个维度实现。首先，多元化可以在任何产品或贸易伙伴之间发生。其次，产品多元化的产生可能通过引进新的产品线（广延边际），或对于现有出口采取更为均衡的混合方式（集约边际）。最后，产品质量的提升代表了稍微不同的概念并得到了现有的出口价格上涨的有力证明。我们的主要贸易数据源是联合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新版本的数据集，它统一了SITC4（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4位数编码）位数（第1版）下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双边贸易流数据。然而，现有文献通常集中于1988年后的时间段，本文采用的数据向前延伸到1962年。扩展的时间维度被证明是大大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其关系。

分析边缘经济体的国内多元化需要建设一个新的数据集。本文使用现有和新来源的数据探讨部门产出和部门分配劳动力中的多元化。现有的数据集包括在1985年至2010年间计量28种制造业的增值（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1；3位ISIC分类）和在1969年至2008年间九个综合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就业份额（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11；1位数分类）。然而，众所周知，这两个数据集在其覆盖的边缘国家方面是相当有限的。基于这个原因，一个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国家数据汇编，涉及2000年至2010年间12个综合经济部门的数据集被构建起来。

表1提供了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多元化指标和质量参数。简而言之，多元化是利用泰尔指数来衡量的，其有着能够被分解为多元化沿着广延和集约边际优势。该指数值越低，表明更加多样化。质量措施是根据个人产品的单位价值（即交易价格），但随着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对国际贸易构成选择偏倚做出重要调整。附录二中给出了被分析国家和地区的完整列表。

多元化、增长和波动

我们首先通过检验多元化与增长之间联系的证据。一个结果突显出多元化的模式与增长之间是有明显关联的，尽管这一关系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尤其是更大规模的多元化通常是与更快的后续输出增长相联系（图1）。这种关系既适用于整个样本，又适用于亚洲国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产量增长仍然与初始多元化和产品初始质量参数显著相关，即使是在控制了各种标准的增长决定因素（表1）。这一结论与大量的文献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其中包括Singer（1950），Sachs 和 Warner（1995）的“天然资源的诅咒”以及Hausmann and others（2007）关于经济增长和产品复杂性之间联系的研究。与此类似，多元化的井喷（Papageorgiou and Spatafora，2012）与急剧的后续增长加速相关联。这对于非脆弱的边缘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相反，在非脆弱的边缘国家之中，增长加速与后续多元化的增加相关联。

接下来，我们考察多元化与波动性之间的联系。难道多元化是作为抵御外部冲击的缓冲器？多元化井喷与增加宏观经济稳定性是否相关？现有文献提供了一些证据，拥有更为多元化生产结构的国家往往有更低的产出、消费和投资的波动性(Mobarak，2005；Moore and Walkes，2010)。此外，产品的多元化可以提高边缘经济体对外部冲击的弹性(Koren and Tenreyro，2007)。

一个重要渠道是多元化涉及将资源从高度波动和关联的部门比如采矿业和农业，转移到波动性和关联度较低的部门如制造业，从而形成更强的稳定性。事实上，有数据清晰地表明在多元化井喷之后出现的波动逐渐减弱（图2）。

多元化格局

已经明确的是多元化确实与宏观经济的表现有关，现在我们更为详细地研究多元化模式，重点是确定哪些地区和国家在实现多元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总体而言，较高的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与广泛的贸易多元化相关（图3），至少在一个经济体达到发达经济水平的状态以前（人均GDP为25000–30000美元，参见Cadot and others，2011）。这一关系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样本。它同样适用于国家间和国家之内（即当数字被限制来展示纯横向的和时序上纵向的变化）；在后一种情况中，数据集的延长时间维度对于确认此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区域一级，西欧是最多元化的地区。不过，新兴和边缘的亚洲地区正在迅速的迎头赶上（图4）。亚洲总体的多元化趋势比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国家表现出更高、更快速的增长，虽然该进展在1995年后放缓。多元化的增加大部分沿着广延边际发生，也就是说，通过进入全新的产品领域，尽管对于新兴亚洲沿着集约边际同样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图5）。此外，特别是对于亚洲国家，通过降低农产品出口的相对重要性并提高工业制成品对出口的相对重要性，贸易多元化的改变已经平行于时间的推移（图6）。

更高的收入水平也与贸易合作伙伴间日益深入的多元化趋势相关，至少在一个经济体达到发达经济水平的状态以前。1995年后，亚洲深入地多元化其贸易合作伙伴（图7）。包括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边缘经济体，也在合作伙伴间出口的多元化方面取得进展。当考虑广延边际时，这种趋势是特别清楚的，表现为出口到全新合作伙伴的份额显著增加。这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有关，并且贸易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变，逐渐远离欧盟，朝着亚洲，特别是中国滚滚而来。

数据还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与实际部门更进一步的多元化，也就是国内经济广泛且深入的多元化相关。在本世纪初，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边缘范围内，六个关键部门的分析表明那里都曾经有着意义重大的真正多元化。特别是，农业产量的比重显著下降，这一空缺主要是由非贸易品填补，如建筑业、批发贸易和运输，而不是通过制造业（图8）。也就是说，存在着重大的跨国差异，无论是从农业中转移出的资源的幅度还是扩大了地盘的部门的精确身份。

质量升级模式

经济发展不是仅仅以新的产品和市场为基础，也以改善现有产品的质量为基础。通过使用更高级的物质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生产更高质量的品种，有助于建立现有的比较优势。它可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出口收入。正在进行的工作有助于开发一个用于回答关键问题的工具包，包括计算一个经济体的出口质量和它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以及确定质量升级的现有潜力，并分析了多元化的新产品是否是品质进一步升级的先决条件。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是，最近新兴亚洲和亚洲边缘的国家与地区普遍在质量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尽管如此，仍然有显著的跨国差异。我们的质量衡量指标是以个别产品的单位价值（即交易价格）为依据。然而，为了反映生产成本的差异以及组成国际贸易的选择偏差，这些单位价值可被人为调整。其后国家一级的质量评估被建构为一个个别产品质量评估的几何价值加权方式。有关详情，请参阅表1，以及Henn，Papageorgiou and Spatafora的报告（即将出版）。在其他的好处中，有一项是这些质量衡量指标平缓了大量在单位价值经常可见的人为波动。

这些数据表明了一些清晰的模式。较高的人均收入与在国家层面更高的出口质量有关。这一关系适用于所有的商品（图9）和具有更大分化范围的制造业（甚至更清晰）。质量升级尤为显著地标志着国家由边缘经济体演化为中等收入的经济体。

在同一个在质量水平上存在着大量异质性，即使控制了人均收入也是如此。尤其是新兴亚洲国家自1970年以来在质量升级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图10），而边缘亚洲在21世纪初才开始这一过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是生产相对低质量商品的代表。

聚焦亚洲，你会发现一些国家已经趋同或正在继续向世界前沿趋势聚合。在其他情况下，融合趋势似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有所减缓（图11）。总体而言，出口质量提高与增长加速有关。因此，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与世界前沿趋同；韩国的融合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初之间；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腾飞，并且一直以来，融合趋同得非常迅速；而越南的融合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融合非常迅速，但似乎在到达世界前沿之前已经停滞不前了。印度似乎正在融合，但只能缓慢向前。同样，孟加拉国的融合速度很慢，特别是考虑到其巨大的追赶潜力。

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质量升级的潜力似乎并没有被限制在其现有目标市场的低质量需求上。边缘经济体确实往往服务于进口低质量产品的市场（如图12）。然而，这些差异尚不足以作为质量升级的约束。事实上，通常来说，出口国的收入越低，其出口质量与其贸易伙伴进口产品的平均质量之间的差距越大。同样，在融合缓慢的国家，出口的质量大大低于其贸易伙伴进口产品的平均质量。所有这些都表明，政策应该着眼于开创国内有利于质量升级的大环境；降低进入更高质量的出口市场的门槛，构成了一个不那么紧迫的优先事项。

国家个案研究

为了获得强有力的政策结论，关键是要用个别国家案例研究来补充产品多元化和质量升级的上述跨国分析。为此，表3提供了一个人均收入远远低于1000美元的边缘经济体——孟加拉国详细经验的讨论以及越南——一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此外，Pitt等的报告（即将出版），分析坦桑尼亚的发展——另一个边缘经济体；安哥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和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面临显著物质和人力资本需求；以及一个新兴的市场——马来西亚，其人均收入在过去的40年增长了20倍。

总体而言，这些案例研究提供了支持四大主题的一些初步证据。首先，分析整个生产结构描绘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富有启发性的画面，这不是纯粹专注于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很可能与国内生产显著多样化有关，包括非贸易品的。验证这些可能揭示进一步转变的潜在机制和障碍。

其次，多元化和结构转型往往是以一般范围内的改革和政策措施为基础的。宏观经济稳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即使是微观经济措施往往具有广泛的基础，围绕着提高数量和基础设施或基本业务服务质量，或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温馨的环境。多大程度上的产业集中和在历史上有助于巩固多元化的努力的针对性措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再次，有效的政策措施如潮水般涌现，其目的是利用不断变化的经济比较优势改变外部条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巩固多元化和结构转型的改革类型是不同于后期所要求的类型，需要适应于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最后，新产品推出的频率和它们的增长速度，可以表明潜在的政策驱动瓶颈。小入口可能意味着壁垒阻碍企业出口或试验。如果存活率很低，企业可能会面临比预期更多的困难。如果生存下来的企业无法扩张，他们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

结论

从本文和相关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关键信息是经济发展与多元化和结构转型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持续的、动态的资源再分配，从生产力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高的部门和活动中去。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对外贸易，更涉及到国内整体经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成功会导致较低的波动性和较高的增长。

然而，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多元化和经济转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平均而言，亚洲在出口多元化方面是特别成功的，特别是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相比。许多进展都是沿着“广延边际”的多元化而发生，也就是通过进入全新的产品领域。

结构转型的关键不仅是在于类型的转变，而且还在于产品质量的改变。新兴亚洲国家均显著的从质量升级中受益，帮助其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然而，对于质量提升的潜力因产品而异。农业和自然资源相较于工业制成品往往有较低的质量升级潜力。因此，对于收入较低的边缘国家，在从质量的提高中获得的巨大效益可以收获之前，具有更长“质量阶梯”的产品多元化策略，可能是必要的第一步。

总的来说，发展战略必须促进持续的资源再分配，鼓励持续的质量升级。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是集中于确定结构转型的具体瓶颈。特别是，它会分析更详细的产品质量措施，并验证哪些促进多样化和持续的质量升级的必要政策。个别国家的案例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例如，多元化的结构转型往往是以一般范围内的改革和政策措施为基础，而不是产业集中和狭隘的目标。此外，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巩固多元化和结构转型的改革类型是与后期所要求的类型截然不同。

 

 

 

 

稿件来源：世界银行。


附录

 

表1  多元化和质量指标的增长回归分析

增长回归，GLS（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
变量	所有国家					东亚			南亚
	（1）	（2）	（3）	（4）		（5）	（6）		（7）	（8）
落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5.363***	-6.027***	-5.898***	-5.897***		-5.604***	-4.886***		-3.882	-7.313***
	（0.439）	（0.464）	（0.454）	90.471）		（1.697）	（1.551）		（3.488）	（2.173）
教育	0.124***	0.139***	0.146***	0.137***		0.236**	0.217**		0.203	0.208
	（0.023）	（0.023）	（0.023）	（0.023）		（0.101）	（0.100）		（0.125）	（0.112）
投资	3.599***	3.523***	3.513***	3.374***		4.520***	4.324***		4.046**	4.436***
	（0.433）	（0.429）	（0.429）	(0.436)		(1.428)	(1.408)		(1.626)	(1.401)
人口增长	-0.053	-0.194	-0.238	-0.118		0.869	0.670		-1.346	-1.759
	(0.229)	(0.227)	(0.228)	(0.227)		(0.738)	(0.736)		(2.749)	(2.248)
多元化指数	-0.608**
	(0.279)
质量升级指数		8.761***				13.660*
		(2.124)				(6.878)
农业质量指数			9.687***				21.036**		-8.572
			(2.348)				(8.361)		(15.365)
制造业质量指数				7.646***						48.638**
				(2.485)						(18.846)
常数	35.550***	31.748***	29.948***	31.842***		16.662*	6.508		22.728	0.110
	（3.720）	（3.534）	（3.614）	（3.570）		（9.267）	（9.840）		（19.191）	（18.537）
观察值	790	789	789	789		75	75		46	46
判定系数	0.234	0.250	0.250	0.241		0.291	0.317		0.295	0.402
国家代码	113	113	113	113		10	10		6	6

 

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国家和时间的固定效应使用的都是估计值。对于亚洲国家一组，多元化指数的估计系数没有统计学意义。标准误差在括号中。





 

 





 





 



 

 



 



 

 



 

  资料来源：Penn World Table 7.0，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以及作者的计算。





 

·政策论坛·

可持续发展议程：从激励到行动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

 

 

 

 

可持续发展目标代表着迅速有力地行动起来的机会。即使置于联合国大会之前，政治家、决策者、民间团体、企业和媒体对崭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一直保持着积极的反应。这一议程的确值得欢迎。它对我们今天面临的急剧增加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不平等问题和气候变化破坏性的力量多做出了积极回应。它承认迫切需要更具整体性、战略性和全面性的社会部门投资以克服空前的贫困、饥饿和社会排斥问题的挑战。就人类幸福和权利为基础的包容性发展而言，这可能迎来实现真正变革的经济社会政策——汇集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政策。

现在怎么办？从激励到行动

接下来该如何使这一议程能够兑现其“变革”的承诺？哪些政策会有助于形成社会、经济和生态正义？如何能使《世界人权宣言》承诺的人权能够迅速并且全部实现？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利用大范围的研究提供各国经验和政策选择的关键性分析确定紧急协调行动的10个方面。

1．以人权为中心的普遍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设计公共服务的范围、覆盖面和质量，诸如健康、教育，访问通信网络、能源、水和卫生系统以及公共空间的安全性。如果运转良好的社会服务被理解为一种人权，它遵循的逻辑就是他们必须是普遍且广泛的。普遍的社会制度是最为成功的、有凝聚力的福利国家的支柱。它是迫切需要更新和振兴的一种社会契约的基础。

2．综合性的政策措施

在公共服务提供的狭义理解中，社会政策需要与宏观经济环境、收入、劳动力市场和提高生产力的政策相结合。如社会保护最低标准所提倡的、体面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是人类尊严和人权的核心。这项努力的关键是识别、降低和重新分配由很大程度上妇女和女孩提供的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

3. 可持续的就业、生产和消费

这旨在阻止全球变暖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并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气候变化影响到每个人，但对于社会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和国家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公共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生态社会政策。

4．重新审视国家和公共部门的作用

一项基于权利的议程最终意味着国家需要承担落实新议程的首要责任。国家是唯一向公民和居民负责的机构，并负责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以及对人权的实现和保护。这也是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作用来调节私营部门和增强其融资、投资和创新以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提供体面的就业能力。调节私营部门和增强其融资、投资和创新以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也是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作用方式。

5．一份崭新的财政契约

在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程，呼吁国内资源动员，覆盖税收、社会贡献，来自采掘业的收入和其他创新手段，包括果断停止逃税。该财政契约也必须内化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同时进行收入再分配。

6．经济逻辑的转变

当下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破坏与不平等威胁到我们所有人，因此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议事日程。这些问题都是将社会和环境因素从属于狭隘逻辑所造成的结果，一味地专注于增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这一决策制定的规范等级需要转变，使得可持续的、公正的社会和生态结果成为政策考量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新的方法和做法不仅存在并且不断涌现：社会和团结经济组织（SSE）拥有明确的社会和经常性的环境目标，并且遵循合作、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原则和时间使用的新思维。这样的举措和方案需要得到鼓励和规模化的推广。其他的例子包括由国家采取的目标明确的行动，以重新获得对市场的控制，摆脱过度的紧缩政策，并减少其对GDP增长的依赖，转而关注就业密集型、无害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和收入再分配。

7．一个连贯的、统一的政策议程

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被视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然而，鉴于社会和生态区划的幅度，整合所有目标和分目标将是一个挑战，协调社会、经济和环境议程，诸如经济增长、体面工作和就业机会与生态的可持续性之间潜在的权衡措施。还有一种风险就是国家会挑选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那些易于实现和监控，成本更低的目标或者是那些不挑战现状，同时又能使强大的精英阶层立即获益的目标。因此，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必须授权国家和地方议会，社会伙伴和公民社会，使不同利益集团能够进行辩论和妥协。

8．积极公民和有效参与

积极公民和有效参与是政府对公民和居民负责的担保人。一些民间社会行动者都乐观地认为，他们共同商讨新议程的经验将渗透到国家进程当中；相反，在许多国家中民间社会日益增长的压迫可能会破坏这种参与的潜力。转型需要实质性参与塑造过程和结果，这反过来又要求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基础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确保政策立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和反映人民的能力、愿望和权利。

9．和平与安全

被暴力、内乱和冲突撕裂的社会无法兑现一个变革性的议程。社会和谐与和平，尊重人权以及伸张正义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妥协的前提条件。政府需要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的、有社会和政治包容性的以及敏感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尤其严重的事实。普遍的社会政策可以通过社会契约促进团结和男女之间，各代人之间、以及国民和居民包括移民和难民之间的共同责任，确保更和谐的社会并且更不易发生冲突。

10．全球治理和国际再分配

全球治理，以及对社会、经济和生态正义的国际再分配。没有纠正全球经济治理和权力不平衡以前，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能开始成为变革性的。现有的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体系系统性的对抗经济平等与社会和生态正义。同样地，规范等级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此外，在收入和财富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再分配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可能成为变革性的。富裕国家有历史和道义上的责任去提供全球性公共财政，如官方发展援助，资助或共同资助全球公共产品以及为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的落实。

案例的根本性反思

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承认，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结构需要作出改变。但这一改变的实施需要正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尤其是与性别、种族、年龄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排斥相关的不平等。这需要找到创造排斥、不平等和生态退化的根源所在。为了获得成功，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将因此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的全球政治，经济和生态理论依据。

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实代表着迅速有力地行动起来的机会——但民间社会趁机敦促结构变化的发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学术界能够挺身迎接这项挑战并提供具有建设性和变革性的想法；私营部门、政府和国际社会偏离通常的业务路径。

 

 

 

 

 

 

稿件来源：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RISD）。


·论点摘编·

落实精准扶贫战略的可行途径

陆汉文

华中师范大学中部地区减贫与发展研究院

 

 

 

 

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困难

精准是扶贫工作的内在要求。然而，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中却长期存在贫困人口漏出、扶贫项目针对性不强、扶贫效果不明显等突出问题，同时面临精准识别难、精准施策难、精准评估难等深层次困难。

精准识别困难。贫困是多维的，不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同住房、健康、教育、社区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一个收入支出相宜且生活水平高出贫困线的家庭，若存在住房难、饮水难、用电难、出行难、上学难等问题，可能仍属于典型的贫困家庭。因此，简单地按照收入来设置贫困线并甄别贫困人口并不合理。与此同时，要准确将一个村庄中所有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精确估计到个位数或十位数并排出高低顺序，也是几乎不可能的。这是贫困人口识别之难的基本原因。

虽然存在多维贫困和收入计量方面的困难，但要在一个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社区中找到相对更困难的住户，实践中也有简便有效的办法——切实发挥社区居民的作用，由他们民主推荐产生。但这个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居民互不熟悉的不同村庄之间贫困程度无法正确比较，依靠村民参与解决不了问题；其次是如果贫困人口识别涉及后续资源分配等利益问题，原本通过熟人社区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可能也不那么容易了。

此外，若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去开展这项工作，情况也会不一样。一旦科层制管理自上而下、自外而内介入到贫困人口识别过程，原本仅限于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便开始受到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影响，将呈现出新的更复杂的矛盾关系。压力型体制下处于科层底端、以“不出事”为底线要求的县乡政府最终会发现，是否能够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把事情“搞定”“摆平”，把贫困人口识别工作顺利完成，同时确保不冒出“上访”、“闹事”等高风险行为，于是识别工作依靠“村两委”、村干部就成为不二选择。这种背景下，政府部门要在熟人村庄内准确识别出贫困人口，主要取决于其“控制”村干部的能力和这些村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真正代表群众的程度；而要在不同村庄间准确辨别出贫困程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各村上报主要指标的精准性以及政府对这些指标进行核实比较的能力。

精准施策困难。贫困人口识别出来以后，接下来是寻找有效干预措施，对症下药。对于救济式扶贫来说（如低保、大病救助），对症下药就是给钱给物，因而并不困难；而对于提高收入水平和发展能力的开发式扶贫来说，挑战则不少。

以提高贫困农户增收能力的产业扶贫为例，至少面临三方面的主要困难：首先是市场的不确定性。规划实施时具有较大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的产业项目，最终投产时可能迥异于预期的市场状况。那些实施三至五年后才形成产出（如林果种植）的扶贫项目尤其如此。其次是规模效益、公共性与贫困农户竞争力缺乏的矛盾。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为贫困户划定“非贫莫入”的垄断产业或产品，并且大多数产业扶贫项目都需要具备一定规模才能具有市场效益，同时也需要非贫困户的共同参与。另一方面，政府针对产业发展的部分支持措施（如改善灌溉设施、提供信息服务等）不可避免地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结果是，由于非贫困户具有更强的投资经营意识与能力，因而更有效地利用了具有公共性的扶贫项目。最后是“帮扶失灵”。开发式扶贫归根结底要靠贫困人口自身的改变来实现。贫困人口生活在特定的具体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已形成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拥有选择自己生产生活方式的权利。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帮扶主体设计提供的发展项目并不总能得到贫困人口的理解、认可和积极参与，当发展项目需要按照设计进度推进时尤其如此。很显然，即使项目内容本身设计得非常好，若得不到贫困人口理解、认可和积极参与，也不可能是精准施策的项目。

精准评估困难。精准扶贫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精准脱贫，而脱贫只有通过绩效评估才能知道结果。绩效评估能够测量出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程度减轻的状况；能够在脱贫结果和干预项目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进而确认脱贫结果并非其他因素引起；能够揭示不同类型贫困人口在扶贫项目中的行为差异和收益程度，揭示不同扶贫项目实施效果的差异，进而用作改善项目设计、寻找高效项目的手段。然而，这些重大作用均须以绩效评估结果的可靠性、有效性为前提——一个并不容易具备的前提。

影响绩效评估结果可靠性、有效性的因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项：一是技术困难。正如贫困表现是多维的，脱贫成效也呈现出多维度，涉及收入、能力、环境等不同维度。不同维度的成效并非都可以量化，即使量化出来也并非都具有可比性。二是利益干扰。绩效评估结果既影响扶贫对象能否获得以及获得多少后续扶贫资源，也影响扶贫项目设计实施者的工作业绩。他们都可能有意提供虚假信息，推动出现有利于自己的评估结果。当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开展绩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用作扶贫资源配置依据和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依据时，利益干扰的作用尤其明显。

减少当前贫困治理体系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深入分析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评估的困难可以发现，其原因首先在于贫困问题和扶贫活动的复杂性，其次在于科层化治理体系自上而下应对复杂性问题的天然不足。信息不对称是厘清两者关系、寻找解决之道的关键。

贫困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其信息的丰富性，意味着针对贫困问题的扶贫活动也必然包含特别丰富的信息。扶贫活动的针对性越强，其包含的信息便越丰富。在自上而下贫困治理体系中，贫困问题与扶贫活动相关信息在逐层上传的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地加工、简化、重组。到了科层体系顶端，信息的丰富性、具体性已大量损失，从而不足以为精准扶贫（识别、施策、评估等）提供支撑。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向下授权，依靠下级政府完成精准扶贫任务。循此逻辑，掌握最丰富信息的乡村两级治理单元便成了决定精准扶贫成败的关键环节。由于中央政府掌握着大部分扶贫资源（政策与资金），地方政府以及不同村庄、农户都围绕这些资源展开竞争，信息不对称使得地方政府和村庄、农户可以将自身在信息搜集与加工过程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作为资源竞争的工具。由此，信息逐层上传的过程已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过程，而是资源竞争过程，精准扶贫亦转化为实践中的策略选择而非目标追求。从地方政府和村庄、农户的视角来看，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精准扶贫战略的主要影响与其说是促进了扶贫效益大幅提升，毋宁说是导致了地方和基层相关利益主体机会结构和竞争策略的改变。

综上所述，要克服精准扶贫的困难，就必须大力减少当前贫困治理体系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笔者认为，引入第三方力量和构建参与式信息共享平台是两条可行途径。

一是引入第三方力量。对于科层化贫困治理体系来说，第三方力量是指科层体系外可参与贫困人口识别、扶贫项目设计实施、扶贫绩效评估的行为主体，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和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国有事业单位（如科研院所）。尽管第三方力量占有信息的条件仍然不及基层治理单元和农户，但其介入能够将信息传递的单一渠道拓展为双渠道乃至多渠道，从而有效打破地方政府和村庄、农户在单一渠道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具有的信息垄断权，通过信息对勘和竞争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供机制性保障。此外，尽管作为外在力量，第三方所能占有的信息量仍然不及贫困人口和扶贫项目实施者，但他们在精准扶贫方法、理论等方面的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不足。因此，中央政府、上级机关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等渠道，引入第三方力量参与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评估，可有效解决自上而下推进精准扶贫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二是构建参与式信息共享机制。第三方力量也有自身利益，他们可能出于私利或与中央政府、上级机关结成同盟关系，或与基层政府、扶贫项目执行者形成共谋关系，从而不再有效发挥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的作用。为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可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参与式扶贫信息共享机制，让扶贫开发实践中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直接接收、了解、质疑和反馈贫困人口识别、扶贫项目设计、扶贫绩效评估的具体信息，让虚构、操纵信息的行为在阳光下无处藏身。

 

 

 

 

 

 

·减贫行动·

 

 

技术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姬炎宇（音译）曾经在其位于中国广东省的稻田上施用若干类型的化肥，他并不寻常。在2007年，广东农民每公顷土地的化肥用量近770公斤，是日本单位土地化肥用量的2倍，是泰国的用量的5倍和美国用量的6倍。

姬先生同样也在种植面积不到半公顷的水稻上喷洒大量农药，即使他喷洒的过量农药渗透进地下水或者最终成为水稻上农药残留物。

如今，姬先生只用了一种肥料和相较于过去用量的一小部分农药。与前年的350公斤相比，2014年，他收获了450公斤的大米。

姬先生说：“新农药的效果比旧农药好多了。同样大小的一片地，我过去使用三到四种不同类型的肥料。现在我只使用一种。这个方案很好，很有效。”

世界银行资助的一个2亿美元的项目，推广可持续农业的新技术，帮助Ji和其他广东农民从中受益。

通过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农民再也不会污染当地的水系统，或者使他们的产品淹没在过量的化学物质中。

该项目还帮助养猪的农户将动物粪便转化成家庭能源燃料，而不是让其污染当地的水供给。

2010年发布的中国第一次全国污染源调查报告，显示地表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而并非工业污染。

广东专家估计，使用的农药中大约有30—40%会发挥预期的功能，而其余的被释放到环境中或最终成为农产品上的农药残留，威胁食品安全。

曹文道，一个来自世界银行的高级农村发展专家同时是广东农业环境污染控制工程(GAPCP)的共同负责人，说:“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尝试各种不同的试验项目后，GAPCP（广东农业环境污染控制工程）在2014年初开始大规模的着手处理来自牲畜和农作物生产的污染。世界银行和广东之间，这种类型的合作尚属首次。

世界银行的高级环境专家和项目共同负责人—江宇（音译）说“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取得的积极成果，可以帮助广东省和中国其他地区，为农业部门确定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该项目为超过10万个农户提供补贴和技术支持，使他们能够采取环境友好型农作物生产方式。为了满足生长所需化肥和高效、低毒、农药低残留，农民使用集成电路卡，也称为一种IC卡或“智能”卡。

“我们想以一种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实现它。在与地方官员和技术人员进行深入讨论之后，我们提出了IC卡系统这个想法，”Cao解释说。“同时他也是非常有效的。”

参与的农民收到一张包含他们的名字，他们土地的规模，补贴的化肥和农药的数量，以及相应的补贴水平的IC卡。

农民只能在竞争性选择后的配备了智能卡阅读器的农产品供应商店中购买商品，他们直接支付补贴价格，以确保援助被用于预期计划。

根据项目管理办公室报告显示，2014的春季水稻和秋季水稻的施肥量分别下降了24％和12％，与此同时，水稻的农药施用量下降了27％。春稻产量同比增长6％，秋稻产量上升19％。

该项目同样提倡和资助优质农药喷洒设备的使用，如更好的喷雾器，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法，包括引进自然虫害的天敌，杀虫灯和昆虫粘胶板。

在一些地方，无人机等高科技方法补充和完善了专业病虫害防治服务。

创新也为牲畜排泄物管理带来了好处。

广东省的一些新建农场拥有两层式的生猪养殖设施，它将生猪圈养在二楼并通过漏缝地板使它们废物排放到一楼。这些废物直接堆砌发酵成有机肥。这一创新克服了广东省内传统的一层农场将废物直接排放到公开水域的废物管理方式的挑战。

该项目还支持全省300个农场的猪废物收集和处理设施建设。

在广东张志强（音译）的养猪场，他养殖的4000头猪所产生的废物带来的污染和刺鼻气味使张某和他的邻居苦不堪言。

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这要归功于GAPCP的支持下安装了现代化的垃圾收集和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水符合环保标准，处理猪的废物产生的沼气还可以为农场发电，张说。

“这仍然是在试运行，但我已经非常高兴，”他补充说。“刺鼻的气味消失了。”

           稿件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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