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十七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非洲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减贫
专家视点	南亚尚未认识其城市化的全部潜力
书籍推荐	知识资本的必要性



·机构内刊·

·研究前沿·

 

 

非洲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减贫

 

Afeikhena Jerome

 

 




摘要

    基础设施、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在宏微观经济学实证文献，以及在快速发展的随机现场评价研究中均有很稳健的结论。本文评估了基础设施在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非洲的基础设施在质量和数量上仍然远低于国际标准。可得性、偿付能力与服务质量，持续成为基础设施部门的关键问题。贫困问题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管理规则调整与其他被实施的集成改革的一部分，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令人见怪不怪的是，那些主要居住于农村和城市边缘地区的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需求并未被满足，而他们也只能继续依靠那些不安全、不可靠且常常定价过高的替代品，来填补政策失败的空缺。与90年代那场由思想分歧与推卸责任发展而来的改革不同，对于改革的意见在21世纪逐渐有了一个联合的态势。这不再是一个公共与私人供给之间互斥的选择，而是源自双方的协作。公共部门被认为应该在基础设施融资方面起到比以前更重要的作用，私人部门则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起到协助作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某些政治风险显著较低的部门进行融资，诸如电信通讯、能源、交通服务等。

关键词：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 贫困 非洲

 

1.引言

不论是在政策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充足的基础设施服务一直以来被视作经济发展和减贫的必要条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理论与实证为评估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付出了可观的努力。最近，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基础设施对贫困与不平等的影响（Ariyo和Jerome 2004；Calderon 2008；Estache and Wodon [未出版]；Ogun 2010）。现存的文献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远远称不上是一致的，但总体来说，存在着这样的共识：在合适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发展在提升经济增长与平等中均能够扮演主要角色，并且能同时通过这两种渠道减少贫困。

矛盾的是，尽管其重要性众所周知，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基础设施服务在质与量上均落后于其他地区，且差距与日俱增。这一现象在能源部门尤为突出。48个SSA国家在拥有8亿人口的情况下，能源产量仅与西班牙一国相当，是人口比的1/18（AICD 2009）。即便在清洁能源上拥有优越的开发潜力，诸如水力发电、太阳能、风能和地热，SSA地区对新设施的投资却一直少的可怜，造成了长期供给不平衡的局面。用于维护现存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远远落后，使得众多非洲家庭面对的是损坏且无效率的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糟糕的公路、铁路、港口、通讯技术(ICT）网络远无法满足需求。从乡村道路、铁路、港口，到灌溉系统、无线通讯、清洁水、环境卫生、能源以及诸如健康、教育、银行和金融服务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数以亿计的非洲人民缺乏这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而大多数的人口正是生活在那里。生活的重担大多数落在妇女的肩上，她们每天需要花费数小时收集烹饪所需的木材，并且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加热。

现代基础设施的缺乏是非洲经济发展的阻碍，也是减贫目标乃至千年发展计划的的主要约束。有证据显示，SSA地区人民的生计和生命都饱受基础设施脆弱状态的损害。交通、电力、通讯网络、供水、灌溉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缺乏严重约束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总体来看，这些基础设施约束侵蚀了非洲的竞争力，使得将非洲产品和服务带到世界市场上成为一项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 2009”指标（The World Bank 2008)，绝大多数SSA地区国家，只有极少数例外，在境外贸易指数排名上在所有国家中位列倒数40%。SSA地区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是巨大的，今后这一地区对基础设施的兴趣将一定会回升。

尽管非洲基础设施的无效率状况对社会和经济的伤害效应被广泛认识，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相对于其他优先事项在20世纪90年代却是减少的。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不正确的假设，认为私人投资者会进入并且投资急需的基础设施。然而，私人部门并未如期望的那样产生巨大的投资，并明显地提升技术表现。尽管有着瞩目的成绩，但是总体结果并不能符合预期。结果令人失望，部分与水电需求有关，二者是非洲快速经济发展最关键的两个领域。可得的证据表明私人融资的动力不足；很多在政府授权环节遇到了问题；在许多国家，基础设施服务的成本并没有减少，质量和可得率也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增加。

在非洲低水平基础设施投资与快速增长需求之下，私人部门显示的能力仅能提供一部分投资需求。2007-09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又对私人部门在非洲的基础设施融资施加了新的威胁。即使在一些国家引入了针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措施，其中很多是针对基础设施的，危机产生的效应在私人部门基础设施项目财务收尾的更多延误、更多的项目取消、更高的融资成本中已经体现的十分明显了。

本文评估了基础设施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分为五节。第二节评估了基础设施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三节考察了非洲的基础设施禀赋；第四节关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和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五节总结全文。

2.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对贫困影响的证据来自两类研究。第一类关注基础设施对宏观指数（有关生产）的绝对效应，第二类是家庭与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微观类文献最近的发展在于增加了对随机评估方法的使用，以关注贫困的动态与随机本质，进而研究基础设施的效应。这来源于我们的认识：基于贫困数据的政策分析在政策干预中能导致相当可观的无效率结果（Jalan和Ravallion 2003)。

2.1宏观证据

宏观经济学层面上对基础设施在宏观经济总量诸如产出、增长与生产力上作用，采用了多种数据、多种实证方法与基础设施测算方法，尽了很大努力来考察。文献方面，自从Aschauer(1989)的开创性文章之后，这一主题产出了成百上千的论文，并且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百花齐放。最为流行的方法，包括总生产函数的估计（或其对偶形式，成本函数），以及实证增长回归。基础设施被以多种方法测算，这些方法基于实体存量、支出流量或者资本存量。Estache(2006)，Romp和de Haan(2007)以及Straub(2008)提供了对此类文献的综合性调查。应当承认，这些研究更多是基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

这类文献中的大部分观察到了基础设施对产出、生产力及其增长率在长期的正向效应。更加确切地说，在这类文章中，几乎所有研究都采用基础设施存量的实物指标。但是在使用公共资本存量或基础设施支出流的增长研究中，研究结果与不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相比更加混同（Straub 2008)。

Romp和de Haan(2007)注意到，OECD国家的39项研究中有32项发现基础设施对于产出、效率、生产力、私人投资和就业的某些组合有着正向的效应。其余的研究中，三项有着不确定的结论，四项发现了基础设施具有微不足道或是负向的影响。他们也回顾了12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九项发现了显著的正向效应。有三项发现不存在影响效应，而它们基于的公共支出数据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不准确方法，尤其是在跨国分析中。其他综合分析也表明有绝大多数的研究指向基础设施的显著正效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Calderon和Serven(2004)报告显示，17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有16项发现了正向效应，而29项对高收入国家的研究中有21项是如此。Briceño等（2004）提出了对大约102篇文章的相似总结，也获得了相似的结论。

一系列的文章关注非洲基础设施对于发展的影响。Ayogu(2007)提供了一项对实证文献的调查总结。绝大多数的研究考察基础设施开发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效应。举例而言，Estache等（2006）呈现了基于增广Solow模型的聚合最小二乘回归（完全）增长回归，包含了多种基础设施指标。他们的主要结论是，道路、电力和通讯基础设施，不包括供水和卫生设施，对于非洲的长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贡献。

Perkins等（2005）采用了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的精度数据，跨度长达百年，检验不同基础设施测算方法与GDP之间长期关系的存在。他们的结论表明，在绝大多数案例中存在着双向的关系。

一些宽泛的普遍原理可以从文献中得到。首先，基础设施通常与经济增长和生产成本有关的概念逐渐成为共识，即使这样的影响似乎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会变得更大。然而，研究的发现仍有很大差异，尤其是关系到影响的量级，研究结论给出了差距较大的回报与弹性数值。总体来看，文献支持基础设施起作用的观点，但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更多还是更少。

第二，文献被大量的方法论问题所困扰，后者往往使结论的稳健性受到怀疑。估计基础建设对于增长的效应是一项复杂的努力，众多论文各有特点地表述它们如何避免那些由网络效应、内生性、异质性、以及很差的数据质量所导致的实证与经济计量陷阱。

总体来看，对于Aschauer(1989)发现回报率一路走高的开创性工作，主要批评集中在其没有恰当地对遗漏变量驾驭结果的可能做出修正。事实上，其后的研究（见Gramlich 1994对此类文献的回顾）尝试以引入国家（或地区）修正效应来修正这一问题，发现回报率大幅降低。然而，固定效应方法妨碍了观察其他缓慢变化的变量产生的效应，因此之后的很多作者不喜欢使用这一方法（e.g.，Estache et al. 2006)。即使当研究在技术上已经较为成熟时，他们仍然受到其他限制的困扰，诸如数据的天然特点。基础设施存量作为代用品，对于私人基础设施服务增长的本性描述是不到位的，而实物指数仍然太过粗糙，无法真正把握流向家户和企业的服务，最优存量指标在地区或国家总量层面上则不太可能总是能被识别。这也表明了如今丰富的考察基础设施与增长或生产力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广泛差异的原因。

2.2 微观证据

基础设施，毫无疑问，同时在家户层面（健康、教育和社会流动性、企业层面（生产力、工业发展）及全球层面（气候变化）对许多种发展结果有着主要的影响。然而，微观经济学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文献，和宏观经济学证据类似，仍然存在着相互分歧和远不稳健的结论。

在微观经济学文献中，已有可观的注意力集中于道路，因为其具有必然导致减贫与产生收入的前景，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举例而言，Gibson和Rozelle (2003)，评估了新几内亚巴布亚岛上道路的通行对贫困在家户层面上产生的效应。他们证实，在原本高于该阈值的情况下减少进入时间至三小时以下，将导致以人头计算的贫困指数下降5.3个百分点。Fan等（2005）利用坦桑尼亚的家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公共投资和道路对家户层面的收入和贫困的影响，并发现了非常积极的效应，在公共资本投资的例子里，该效应的比率达到九分之一。Bakht等（2009）采用家户固定效应方法估计了两个孟加拉的道路项目对七类家户经济结果产生的影响。在考察的两个项目中，道路开发显著地减少了肥料的价格，交通运输的成本也显著地降低了。在单纯的考察道路可得性的基础上更进一步，Gachassin等（2010）采用喀麦隆第二次家庭调查（Enquête Camerounaise Auprès des Ménages II，2001)的数据来考察道路开通对贫困的影响。他们的结论认为，并不是道路可得性本身，而是通路所创造的机会，更确切地说，是劳动力的机会，帮助减少了贫困。

另一组研究考察了企业层面的数据。Reinikka和Svensson(2002)采用独特的微观经济学证据显示了乌干达糟糕的基础设施服务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效应。他们研究了乌干达的企业以分析企业家如何应对公共资本的缺乏。他们的研究发现，面对不可得和不可预测的服务时，众多企业会对诸如发电机这样的替代品进行投资。根据Reinikka和vensson的研究，差的公共资本，由不可靠且不足够的能源供应为代表，显著地降低了生产性私人投资。结果就是，糟糕的公共资本挤出了私人投资。他们的研究发现与那些投资环境评估的发现很相似，诸如Anas等（1996）和Lee等（1996）对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泰国的研究，以及Alby和Straub（2007）对八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

2.3随机现场实验与影响评估

过去的十年里，Bannerjee-Duflo类型的随机现场实验在贫困干预中的使用有爆发式的增长（与医药产业中检查一种药品或疗法是否有效的方法是同一种），来检验一个项目是否有效果。这一爆发由数种推动力共同导致——对于责任落实日益增加的需求、包括双边和多边捐赠方在内的关键决策者、高质量数据的可得性、现场情况的提炼与学界对怀疑者的兴趣。

尽管评估经济基础设施的覆盖面不断增长，已出版的评估相比于健康或教育的评估仍然很少。Estache(2010)对于基础设施效应评估方面的文献给出了一个极佳的综述，主要摘录实证、拟实证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无法使用时的其他方法。这篇综述包含了近期众多在能源、水资源、灌溉以及多种交通子部门（诸如港口、铁路、农村道路、高速公路）的评估，这些评估方法基于随机试验。

近期关于水资源与灌溉的评估包含了世界银行的Dime Initiative（Poulos等，2006）、世界银行评估部门（IED独立评估小组[IEG]2008）和一个专注于影响评估的新智库（3ie）（Snilstveit和Waddington 2009)。举例而言，最近的一项是Snilstveit和Waddington（2009）的关于水资源、环境卫生与卫生干预（WSH）对于减少儿童腹泻影响评估的综述。这项调查仅限于严格的影响评估技术，采用实证（随机分配）与拟实证方法，评估水资源、环境卫生与（或）卫生干预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儿童腹泻发病率的影响。这一综述考察了65项研究作为数量综合体，涵盖了71项不同的干预，后者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为35个发展中国家130000名儿童所获得。

根据这项调查，研究为了获取与水相关的疾病数据，一般要花6-19个月的时间，所获得的样本容量也各不相同，如治疗方法使用327个样本，以及水资源供应方面近6000个样本。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了每一种干预方式的一些影响，但是不同研究之间所采取的努力有着非常显著的分歧。然而这些研究的结果，导致了对一些长期沿袭见解的怀疑，部分是关于水质量干预的可持续性与环境卫生有效性的局限。

交通部门在限制假设随机性的可能性上提出了特殊的挑战。许多小范围或农村交通项目能够采用真实或拟真实试验来评估，但是诸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铁路这样的大型项目很难用实证和拟实证技术进行检验。举例而言，实施一项纯随机的实证方法，研究者需要两个或更多地理位置、经济情况相似的区域。投资决策有些时候会基于二三十年的需求预测。许多基础设施干预的回报展现地非常缓慢。Estache（2010）于是建议使用其他可行的模拟，诸如一般均衡和其他结构模型，来获取评估（偏好得分），但是这些方法也并不简单。

Van de Walle(2009)就农村道路项目的影响评估的技术层面作了十分详细的综述。她观察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援助融资的农村道路项目，发现它们很少被作为评估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很难采用（拟）随机评估方法来评估这些项目。对于估计随机试验方法而言，道路项目最具挑战性的特点在于其不存在自然对照组。事实上，很难找到两个相似的地区，使得所有的相关特点诸如起始条件构成、生产活动水平、工人技术水平和结构、使用者数量、其他交通方法可得性、入学可得性或其他任何可能影响道路需求改变的变量相同，从而比较这些地区因为该道路项目而产生的变化。此外，评估者在列举所有相关溢出效应以及时间层面相关的许多道路公共-私人合作关系（PPPs）时遇到了困难。这就是为什么目前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法估计农村道路干预的做法仍然常见(Estache 2010)。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仍有一些广为人知的高质量评估。举例而言，Banerjee等（2009），估计了进入交通运输网络在中国1986年-2003年间产生的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结果。他们的研究超越了与交易相关的影响，评估了更好的要素流动、更好的教育可得性、医疗保障、金融等效应，以及其他诸如概念扩散、技术等方面的效应。这些效应在初步阶段就已经有些令人震惊了。在GDP层面、人口或是人口结构方面并未发现显著的效应。然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他们发现了铁路在空间和距离上有再分配的效应。平均而言，与铁路的距离每增加百分之一，年度GDP增长率在各部门之间将会下降0.12至0.28不等。

这些论文的结论与总体政策信息是相当稳健的。农村道路为低收入国家的家户提供了潜在的收益，尤其是那些最贫困的家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道路受益者都获得了相同的利益，其结果是相当广泛的，甚至可能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某一项目在一国产生了一种结果，而另一个项目在同一国家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研究结果也显示农村道路并非减贫的万灵药，不同项目之间的减贫机理可以非常不同。

有关电力系统干预影响的出版物不像研究供水、道路效应的那么多，这一领域的影响研究更倾向于关注农村人口。不过，Estache(2010)提到，有数项正在进行的评估的项目（位于阿富汗、孟加拉、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巴基斯坦、秘鲁、坦桑尼亚、越南），不过这些项目尚未到能让我们获得主要结论的时候。

Fan等（2002）采用来自中国1970-97年数据的研究表明，每10000元人民币用于电力设施开发，就有2.3个人脱离贫困线。Balisacan等（2002）以1990年的印度尼西亚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个相似的研究，获得的结论显示，复合型技术可得率每增加百分之十（包括村庄的电力设施），将会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大约2个百分点。Taylor（2005）和Escobal和Terero（2005）也对危地马拉和秘鲁做了相似的评估，就电力的获得在这些地区所产生的效应，得到了非常相似的积极结论。Balisacan和Pernia（2002）采用了1985-97年的Filipino数据，认为富人将会更多地从电力系统的获得中受益。

然而，上述研究都存在同样的经济计量学上的缺陷，无法完全揭示干预与影响之间的因果性。而且他们也没有考虑到电力设施往往会在那些具有最大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最先架设的事实（Estache 2010）。

Dinkelman（2008）研究了农村电力设施对烹饪技术和就业率的影响。这些效应是通过提取南非的大规模农村地区供电设施铺设过程中电力项目定位和落成时间的多样性来鉴定的。她发现在五年之内，所研究区域的烹饪技术快速地电气化了。同时，她的研究也表明妇女就业增加了13.5%，但是男性的就业并没有增加。这种就业效应是被烹饪技术由木材转向电气所驱动的，因为妇女往往是负责收集木材的一方。

3.非洲的基础设施禀赋

在任何可设想的层面上，非洲在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上均落后于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一观察结果在广泛的指标上都成立，包括道路网络密度、道路铺设、人均供电能力、家庭供电、水与卫生设施。此外，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许多国家并没有跟上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城市化的脚步，如果这样的现状趋势得以持续，那么差距在未来只会更加扩大。

非洲基础设施的糟糕状况在下表1中得到深刻地刻画，该表格显示了非洲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禀赋情况。如下表所示，尽管有些部门的数据不是最近的，但表格仍然显示了电力系统仅仅覆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低至18%的人口，而这一数字在第二低的南非是44%。能够获得先进水资源的人口比率在SSA地区为58%，而相比之下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87%。在先进卫生设施的可得性方面，SSA地区的数字是31%，南亚是33%，远远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66%的比率。而且，抽水马桶的获得率（与下水道或化粪池相连）在SSA地区仅为6%。这些总体数字或许掩盖了许多国家多样性或者城乡异质性。城市地区的覆盖率比农村地区要高得多。在某种程度上，非洲的低总体获得率特点，部分地可由极低的农村地区服务覆盖率来解释，而大部分人口正是生活在这些地区。当更宽泛的测算方式诸如先进供水设施和卫生设施被纳入考虑范围时，差距仍然大而明显。城市人口中大约有64%能获得先进的供水设施，而这一数字在农村地区只有14%。相似的，在城市地区有42%的人口能够获得先进的卫生设施，对比之下农村地区只有7%，且只有12%的农村家庭能够获得电力供应。




 

表1 非洲相对其他地区基础设施禀赋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南亚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欧洲和中亚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美
人口（2007)	561	312	800	1522	1912	446
人均GNP（2007）	952	880	2180	-	5540	-
部门与测算方式
铺设道路（总量百分比，2006）	11.9	56.9	11.4	n.a.	22	81
信息与通讯技术
每百人固定电话线路与手机用户（2007）	25	26	67	121	85	68
每千人电脑拥有量（2007）	1.8	3.3	5.6	10.6	11.3	6.3
能源
电力消费（人均千瓦时，2005）	542	432	1492		1715	1337
电力可得性（可得家庭占比，2004）	18	44	57	-	79	88
供水与卫生设施
供水（可得先进水资源人口占比，2006）	58	87	87	95	91	89
卫生设施（获得先进卫生设施的人口占比，2006）	31	33	66	89	78	77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数，2009。世界银行，2009年；能源数据来自AICDs、能源情报署和美国能源部。




   




 后冲突国家同样不成比例地受到基础设施缺乏的损害。战争期间，一国的物质性基础设施很可能受到严重破坏。一般来说，基础维护的缺失是比蓄意损毁和破坏更严重的问题。在一场漫长的冲突期间，累积的维护缺失将导致基础设施需要被重新建设，因为其已经无法修复。

    非洲15个内陆国家作为大约这一地区四成人口的居所，同样面临特殊的挑战。作为内陆国家，比起那些港口国家，同样距离下平均出口商品分配时间要多出四天，进口商品分配多九天。地理劣势导致了阻碍区域内、区域间贸易的高昂交通运输成本，这一情况以多种方式呈现于Elbadawi等（2006）的工作中。如果将贸易开放程度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在稳健的经验研究中除去，并且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内陆国家的经济增长比其他国家更慢。

表2提供了对SSA地区国家层面上家庭获得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的趋势估计。这一表格中包含了自来水、抽水马桶、电力和固定线路电话，资料来源于人口家庭调查（DHS）。粗看一眼表格就能告诉我们，基础设施可得性在所有的国家总体都比较低。只有南非（自来水和电力）以及加蓬（电力）在某些项目的可得性达到了50%以上。进一步地，在可得率和经济发展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清晰的可辨认关系。在那些相对更穷的国家，诸如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乍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和乌干达，能在任何时候获得任何现代基础设施服务的人口低于20%。另一个极端是在中等收入的加蓬，仅有15%的家庭没有电力。两个最富有的国家（南非和加蓬）有着最高的自来水和电力获得比率。南非同时也是拥有最高抽水马桶和固定线路电话占有率的国家。如AICD（表3）所显示的那样，非洲的基础设施网络不仅是在质量和覆盖率上有着缺陷，且其资费按全球标准来衡量也过高。在电力、水源、道路运输、移动电话或网络服务中的任一类别中，非洲人所支付的费用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数倍。对于这一现状的解释有时确实可归于更高的成本，但在其他时候则是由于更高的边际利润。比如，尼日利亚的手机供应商领导者，尼日利亚MTN公司，每月花费超过555万美元的柴油费用来发动其位于全国的6000台发电机站。尼日利亚Zain公司（机场宾馆）在其全国3600个基本站点的大多数中也运营着备用发电机以应对持续发生的全国性电力供应问题。电力部门提供了关于非洲高成本基础设施的最清晰的例子。许多较小的国家的全国供电体系位于500兆瓦特的阈值之下，因此常常依赖于较小的发电设备，后者的运营成本可能达到0.35美元每千瓦时（AICD2009）。

我们的样本中，1996年至2005年间，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服务覆盖率在非洲的年均增长率如下：电力为5%，自来水为1.4%，抽水马桶为7.0%，固定电话为12%。令人惊讶的是，在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两项中，有证据显示样本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家实际上在覆盖率上呈现负增长的态势，其余四分之三的国家的增长率也只有可怜的每年0-4%。进一步地，在超越总体平均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为数众多的国家无法保证服务扩张的速度跟上人口增长的脚步。在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两项统计中，接近半数的国家扩张速度慢于人口增长。在电力和固定电话两项中，大约80%的国家能够使得覆盖率的扩展速度快于人口扩张的速度。然而，即使是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也只可能在2050年达到普遍的供水，其他服务的普遍供应只可能晚于2050年实现。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缺陷更多的体现在电力部门，无论是用何种方式衡量：能源消费、生产能力或是供应保障。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电力部门主要特点包括可得性缺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低下的购买力、低下的供电效率和过于依赖传统生物质能满足基本的电力需求。生物质能占了全非洲总能量消耗的三分之二。作为对比，生物质能仅仅占到OECD国家总能源消耗的3%。木材，包含木炭，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为常见也是对环境破坏最大的生物质能电力来源。木柴占了生物质能使用的65%，而木炭则占了大约3%。由“劣质燃料”和居所通风不畅导致了人们健康的损害和高死亡率，呼吸道疾病致死人数达到400000。这一数字占到了生活在这种严重“电力贫困”地区人口的很大部分。

如表4所示，非洲总发电量在2006年只有5467.9亿千瓦时。少于加拿大的5946亿，仅比巴西的4117.4亿稍多一点。2006年非洲的电力消费大约为4800亿千瓦时，这远远少于加拿大消费的5299.5亿千瓦时，仅比巴西消费的3823.6亿千瓦时稍多。

仅2007年一年，地区内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家经历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频繁而长期的供电中断。虽然冲突与干旱导致了这些危机中的一些，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电力供应无法跟上需求增长的脚步。即使如南非这样贡献了这一地区一半以上电力生产的国家，在近年来供给停滞的情况下，也需要阶段性地在区域内轮流供电。




 

表2. 基础设施网络可得性变迁——国家层面（%）

国家	自来水			抽水马桶			电力			固定线路电话
	90-95	96-00	01-05	90-95	96-00	01-05	90-95	96-00	01-05	90-05	96-00	01-05
贝宁		23.15	28.74			2.39		14.39	21.96			4.38
布基纳法索	5.64	3.62	5.89	0.89	0.58	1.86	6.23	6.06	10.16		1.79	3.72
中非共和国	2.65			1.11			5.04			1.49
喀麦隆	12.07	11.34	12.95	6.56	6.41	8.07	31.28	41.52	45.76		2.55	2.33
乍得		3.36	4.45		0.24	1.83		2.76	4.33		0.45	0.88
科摩罗		22.67			2.93			30.47			3.20
刚果（布拉柴维尔）			25.81			5.33			34.86			1.27
科特迪瓦	23.98	27.93			14.03	12.45		38.59	49.74		6.55
埃塞俄比亚		4.21	5.98		0.34	2.13		11.28	12.04		1.56	4.41
加蓬		43.03			24.50			75.18			15.26
加纳	13.65	15.38	15.08	5.94	7.57	10.28	27.85	39.36	44.26		2.40	7.50
几内亚		9.62	9.13	—	2.65	2.62		17.41	20.93		2.42	7.17
肯尼亚	16.04	19.54	17.94	7.99	9.75	8.97	8.81	11.79	13.10		2.70	12.29
莱索托		11.03	10.74			1.61			5.70			16.86
马达加斯加	5.29	5.90	5.30	2.54	2.26	1.88	9.24	11.13	18.82		0.58	4.90
马拉维	6.11	7.74	6.49	2.62	3.30	3.58	3.69	5.59	7.48			5.99
毛里塔尼亚			17.41			1.77			23.36			3.56
莫桑比克		6.55	6.86		3.22	2.88		10.00	11.02		1.35	2.13
纳米比亚	30.53	37.29		26.65	30.56		20.31	31.68			17.40
尼日尔	5.39	6.09		1.25	1.05		5.67	7.90			0.92
尼日利亚	10.58	10.28	6.88	8.46	11.90	13.12	26.08	44.85	51.26		2.32	5.10
卢旺达	1.77	6.28	2.95	1.05	1.47	1.16	2.35	7.35	5.42		1.57	1.08
塞内加尔	26.60	31.10	43.36	10.62	9.07	36.04	25.29	32.18	46.41			19.84
南非		59.18			46.37			63.42			27.07
坦桑尼亚	10.23	13.78	7.36	1.41	1.66	2.75	6.36	7.27	10.57			9.72
多哥		17.75						14.91
乌干达	1.80		1.99	1.59		1.73	6.95		8.41	0.59		3.14
赞比亚	31.41	21.03	18.32	27.13	20.69	18.09	23.25	20.28	20.07			4.34
津巴布韦	26.68	32.75		26.25	31.45		23.28	33.86			6.91
刚果民主共和国	21.00		15.03	2		1
苏丹		21.12			6

数据来源：Estache和Wodon（待出版）采用AICD DHS/MICS调查数据库（2007）。

表3. 非洲高成本基础设施

	撒哈拉以南非洲	其他发展中地区
电力价格（美元/千瓦时）	0.02-0.46	0.05-0.1
供水价格（美元/立方米）	0.86-6.56	0.03-0.6
道路运输价格（美元/吨/公里）	0.04-0.14	0.01-0.04
移动电话（美元/套餐/手机）	2.6-21.0	9.9
国际长途（美元/3分钟到美国）	0.44-12.5	2.0
拨号上网服务（美元/终端）	6.7-148.0	11

资料来源：AICD2009。注：范围反映了价格在不同国家和多种消费水平间的变动。电话和互联网价格代表了所有的发展中地区，包括非洲在内。

 




    非洲拥有富饶的潜在可再生电力禀赋，尤其是水力发电、地热发电、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以及更有效率的生物质能利用——能够满足当前整个大陆的电力需求。不幸的是，由于十分有限的政策利益和投资水平，这种潜能至今仍未得到发掘。

可再生能源选项的发展可以由更有效地利用京都议定书的“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机制来融资，尤其是利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迄今为止，南非、毛里求斯和五个北非国家已经拥有可观的专家力量来构建清洁发展项目以供CDM审核。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仍没有利用由CDM促进的国际碳排放量交易机会。这些国家需要培养能力来准备符合CDM要求的项目并就碳排放量进行交易。

 




 

表4. 2006年世界电力生产与消费（十亿千瓦时）

地区	电力生产	电力消费
北美	4903.27	4543.66
中南美	951.01	801.67
欧洲	3554.38	3293.57
欧亚大陆	1330.06	1196.44
中东	641.44	558.40
非洲	546.79	480.00
亚洲和大洋洲	6040.71	5501.88
全世界	18014.67	16378.62
被选择的国家
加拿大	594.6	529.95
美国	4071.26	3816.85
巴西	411.74	382.36
法国	542.4	447.27
印度	703.32	517.21
中国	2717.50	2527.95
南非	227.74	201.88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情报署。




4.基础设施对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的效应

4.1 非洲的经济增长表现

    在经历了被称为是非洲“失去的十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这块大陆近年来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非洲国家发生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尽管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表现各有差别，整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1995年到2007年之间实现了大约5个百分点的年均增长率，以及超过2个百分点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以上是进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合意的商品价格、援助金额、资金流和汇款显著增长的共同结果。这些经济增长率的数字使非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了同样的趋势线上（世界银行2009）。

非洲这样十年之久的持续加速增长由于遭受2008-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戛然而止（图1）。应对危机而改进的政策使非洲大陆在这场经济风暴中的境况比预期稍好。GDP预期在2010年扩张4.2%，在2011年扩张4.9%——这种恢复的速度要快于此前的历次危机。在2009年下降了接近1.0%的人均收入——十年内首次有这一程度的紧缩——也将有上升的趋势。



 

 

来源：Arieff等（2010）采用IMF的SSA地区经济前景数据库。

    注：石油出口国为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和尼日利亚。所有其他国家是石油净进口国。

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及其他发展结果的关键驱动力。非洲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生活在1.25美元每天的生活标准以下人口比例的减少，从1995年的58%减至2005年的51%（图2）。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一地区的贫困率以大约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此外，以每天1.25美元度量的贫困率数字约为50%，与1980年持平。进一步地，尽管极度贫困人口的比重在减少，但由于人口增长，贫困人口的实际数字——大约3.8亿——仍在增加。

 



来源：世界银行（2010）。

    即使近来一些分析者诸如Sala-i-Martin和Pinkovskiy（2010）认为，非洲的贫困正在快速的减少，SSA或许已经是唯一在过去二十年中贫困人口比例有所升高的地区，相比于世界其他部分，这里的人民的境况实际上正在变得更差。同时，有一些地区，比如亚洲，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就减少贫困获取了显著的进展，如图3所示，而非洲在这段时间里的进展则要小得多。在相对少数的存在证据的国家，贫困程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上升的。

    在距离国际社会达到MDG还有四年的时候，没有一个SSA国家正走在2015年之前完成所有任务的道路上。事实上，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下行之后，已经“脱轨”了，在这场危机中，这块大陆上大多数国家都遭受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上升的打击。时时存在的冲突风险和长期的气候变化也在损害非洲的增长环境并阻碍非洲国家实现MDG的目标。

尽管一些国家，比如加纳，接近在2015年根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但是非洲作为一个整体达到第一个MDG目标——在2015年前将1990年的贫困率减半——并不太可能发生，而世界上其他地区都将完成这一目标。如果按照当前的趋势，那么2015年贫困率会降至38%，而与之对应的危机前预期贫困率为36%。这意味着在2015年，额外的两千万人口将停留在极端贫困状态。



来源：世界银行（2010）。

4.2 非洲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诸多支持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提升非洲人民生活质量的努力中处于中心地位。常见的支持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方面公共支出的观点是，基础设施服务可能通过其对私人投入的生产力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尤其是在起始阶段，基础设施存量极低的时候，能产生强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

    基础设施发展在非洲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文献中有很好地表述。本研究结论表明，公认MDG目标只有在非洲地区达到至少7%的年增长率时方有可能，而这样的增长只可能在基础设施投资有显著增加的情形下实现。基础设施的水平和状态必须得到极大地提升，否则其支持的经济增长将无从实现。

    Estache等（2005）论证在过去的30年中，基础设施投资加速了非洲年均经济增长收敛率超过13%。最强烈的效应来自无线通讯，其次是道路和电力。然而，获得供水与卫生设施与经济增长收敛联系的证据却很薄弱，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部门与教育和健康的相关性最高，同时与其他子部门的相关性也很高。如果我们将其效应从其他部门的影响中独立出来考察，非洲供水与卫生设施部门重要性的结论就非常稳健了（Estache 2010）。

    Calderon（2008）最近的估计结果显示，基础设施对非洲1990年至2005年间每个百分点的人均经济增长贡献了99个基点，相比之下，其他结构性政策的贡献只有68个基点。基础设施的这一贡献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电信服务的普及和进步。同一时期里发生的电力基础设施质量下降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迟滞效应。如果这些缺陷能够被消除，那么基础设施对增长产生的效应将会非常可观。Calderon的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所有非洲国家能够在基础设施上赶上毛里求斯的水平，整个地区的人均经济增长将增加2.2个百分点。

    Estache和Wodon（未出版）采用Calderon和Serven（2004）提出的分析方法，计算了21个非洲国家如果拥有韩国在1996-2000年期间的基础设施存量和质量，所能达到的人均GDP增长数字。如果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水平上达到韩国的水平，人均经济增长将会每年提高1.1个百分点，如表5所示。在一些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马里和毛里塔尼亚，这种效应甚至更大。举例而言，如果布基纳法索能有韩国的基础设施的质量与存量，其人均GDP增长率将会是2.18%（实际的0.59%+潜在的1.59%），而不是0.59%。

 

 

表5 如果拥有韩国的基础设施存量和质量，非洲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如何增加？

国家	真实人均增长率 （1996-2000）	假设拥有韩国基础设施质量与存量后的潜在增长率增量%	假设拥有韩国基础设施质量与存量后的潜在增长率（1996-2000）
博茨瓦纳	5.32%	0.60	5.92%
布基纳法索	0.59%	1.59	2.18%
科特迪瓦	0.35%	0.64	0.99%
埃塞俄比亚	0.47%	1.47	1.94%
加纳	1.11%	0.65	1.76%
几内亚	0.07%	1.03	1.10%
几内亚比绍	1.19%	0.98	2.17%
肯尼亚	1.12%	0.91	2.03%
马达加斯加	-0.99%	1.21	0.22%
马里	-0.03%	1.79	1.76%
毛里塔尼亚	0.6%	1.57	2.17%
毛里求斯	3.71%	0.34	4.05%
尼日尔	-1.55%	1.87	0.32%
尼日利亚	-0。95%	1.01	0.06%
卢旺达	-0.12%	1.23	1.11%
塞内加尔	-0.28%	0.90	0.62%
塞拉利昂	0.08%	0.92	1.00%
坦桑尼亚	0.58%	1.31	1.89%
乌干达	1.29%	1.16	2.45%
赞比亚	-0.76%	0.51	-0.25%
津巴布韦	1.76%	0.18	1.94%
样本平均	0.065%	1.04	1.11%

来源：Estache和Wodon（未出版）。

 

4.3非洲基础设施和减贫

    在非洲，反映基础设施对贫困效应的证据很少。关于基础设施部门对贫困影响重要性的传闻证据很多，各援助机构基于其项目工作而产生的证据也很多。在一个近期开展的对非洲农村地区发展驱动因素的综述中，Mwabu和Thorbeke（2004）总结了范围广泛的单个国家研究，就基础设施对非洲农村地区贫困的影响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他们考察的影响范围中，包含了性别和人类发展问题的联系，比如，农村交通和供水可得性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以及更好的可得性对更好的教育及人民健康的影响。他们同时也指出了基础设施通过增加自雇佣机会和基于薪水的雇用机会，从而对贫困产生的影响。

微观经济学证据更加稳健。Wooden（2006），以及Estache和Wooden（未出版）采用了家庭调查数据来估计一些非洲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服务可得性的政策对贫困人口的影响。基础服务的减贫效应是通过当房主获得基础设施服务时，自住房的隐含租金价值的增加来估计的。这一增加量被加入家庭消费，以作为基础设施可得性对贫困效应的大略测算。获得基础服务所造成租金价值的增加由一个房屋特点与位置决定租金的模型来估计，这一模型采用半对数租金回归方法。

 

 

表6 供水和电力可得性对贫困的影响，被选择的非洲国家

	电力						供水
租金增加率	毛里塔尼亚		卢旺达		圣多美		毛里塔尼亚		卢旺达		圣多美
	39.8%		56.26%		21.36%		31.1%		67.96%		21.40%
人均消费增长率
五分位1	3.8%	5.16%		1.61%		2.3%		6.09%		1.17%
五分位2	2.2%	3.37%		0.70%		1.4%		3.97%		0.72%
五分位3	1.8%	2.80%		0.52%		1.3%		3.40%		0.74%
五分位4	1.5%	2.51%		0.30%		1.3%		3.09%		0.72%
五分位5	1.2%	1.83%		0.19%		1.4%		2.99%		0.52%
极端贫困变动（%）
全样本	NA	-1.56		-0.29		NA		-0.21		-0.11
未得到供水电力的家庭	-1.2	-1.65		-0.62		-0.5		-0.27		-0.16
贫困变动（%）
全样本	NA	-1.40		-0.49		NA		-1.63		-0.56
未得到供水电力的家庭	-1.3	-1.48		-1.05		-0.7		-1.68		-0.78

来源：Wodon（2006）和Estache与Wodon（未出版）。

 

    表6显示了电力和供水可得性在所选的非洲国家样本中的租金回归系数估计量。由获得基础服务而导致的租金增加百分比为租客支付租金的20%到70%不等。如果我们认为底部的三个分位点的家庭是贫穷的，电力和供水可得性的典型价值在1%-6%之间，这样的数字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服务供应所导致的减贫效应在1%-2%之间。这样的估计值在量级上与非洲国家的高水平贫困相比非常有限，因此不用于考量基础设施供应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动态效应。

    对基础设施与贫困在非洲国家相互影响关系的分析表明，贫困人口获得的基础设施是极其有限的。表7显示的国家水平估计根据家庭财富分位给出。在大多数国家的最贫困人口中，基础设施的覆盖几乎为零，在相当数量的国家中，甚至在财富的最高分位家庭中，覆盖率也很低。

    表8给出了不同收入群体的供水和电力可得性的变革。数据表明，增加可得性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最富有和第二富有的两个分位的人口。迄今为止的改革措施，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在迎合贫困人口需求方面是失败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中产阶级的需求也无法满足。迄今为止的经验显示，私人服务公司没有将基础设施服务扩展至贫困人口生活区域的意愿。尽管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大部分私人供水和卫生设施公司都倾向于避开贫困区域。

    有众多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现行的基础设施干预无法为贫困人口服务。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两个因素是服务的不可得和支付能力问题。或许这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基础设施的不可得问题。穷困家庭无法得到基础设施服务，很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们离这些服务的距离太远了。这种情况在那些以网络效应为特点的服务中尤为突出。对于贫困人口中的许多人来说，即使他们能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他们也无法受益，原因是这些服务在这些家庭所在的区域是不予提供的。需求端也存在问题，即使网络服务可获得，连入网络的成本对于贫困家庭也往往是过高的。因此，支付能力是最贫困人口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对基础设施供给进行补贴经常被作为一种从高收入家庭向低收入家庭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方法。然而，这一方法的效果取决于补贴是否真正到达了贫困家庭。有观点认为应该取消这种资助，这种观点的典型论据来自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那些贫困人口为基础设施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是那些与正规系统所联系的人口的数倍。尽管补贴的概念在经济学家中并不受到欢迎，但是传闻证据与计量证据确认了实施补贴难以避免。Estache和Woodon（未出版）给出了一系列能够用以缓解贫困家庭的可得性问题与可支付问题的措施。对于可得性，有三类基本工具：(a)要求操作者提供可得性的工具（一种用以防止供应者单边排除的服务义务）；(b)减少联结成本的工具（通过交叉补贴或或计入费用的直接补贴，或通过发放牌照和偏向贫困家庭的歧视支付计划）；(c)增加供给者范围的工具（给予用户选择，包括选择低质量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的选项）。

    如果基础设施的价格被设定为成本价，那么大多数非洲的贫困家庭似乎无法支付基础设施服务的费用。Banerjee等（2009）给出的经验证据显示，大多数非洲家庭的生活开支为每月180美元或更少，其中家庭开销最低五分位为50美元每月，最高五分位为400美元每月。平均的家庭月预算由最低埃塞俄比亚的57美元至最高南非的539美元（2002年的美元价值）。在这样的前提下，多于半数的家庭预算被用于食物，余下分配给其他商品，包括基本的基础设施服务的预算则相当有限。同时，证据显示基础设施支出平均占用家庭预算的7.0%，且在大多数国家维持在5%-15%的水平，尽管在极少数情形中，基础设施支出在总预算中超过了25%。

 

 

 

 

 


表7. 根据财富分位数划分的基础设施服务可得性，国家层面（%）

		自来水供应		冲水至下水道 或化粪池		电力		固定线路
	年份	分位1	分位5	分位1	分位5	分位1	分位5	分位1	分位5
贝宁	2001	0	89	0	11	0	82	0	18
布基纳法索	2003	0	34	0	9	0	57	0	21
中非共和国	1995	0	13	0	5	0	25	0	7
喀麦隆	2004	0	49	0	38	1	98	0	10
乍得	2004	0	22	0	8	0	21	0	4
科摩罗	1996	0	46	0	14	4	84	0	15
刚果共和国	2005	0	90	0	24	5	88	0	4
科特迪瓦	1999	0	98	0	60	4	100	0	32
埃塞俄比亚	2005	0	30	0	6	0	56	0	22
加蓬	2000	0	100	0	95	17	99	0	48
加纳	2003	1	60	0	43	8	90	0	31
几内亚	2005	0	44	0	12	0	83	0	32
肯尼亚	2003	0	62	0	43	0	57	0	49
莱索托	2005	0	50	0	8	0	27	0	57
马达加斯加	2004	0	24	0	8	0	82	0	23
马拉维	2004	0	30	0	16	0	34	0	27
毛里塔尼亚	2001	0	57	0	8	0	81	0	16
莫桑比克	2003	0	34	0	14	0	51	0	11
纳米比亚	2000	0	100	0	99	1	100	0	70
尼日尔	1998	0	26	0	3	0	36	0	4
尼日利亚	2003	0	18	0	54	10	91	0	21
卢旺达	2005	0	13	0	5	0	25	0	5
塞内加尔	2005	1	96	1	78	4	94	0	51
坦桑尼亚	2004	0	30	0	13	0	50	0	42
多哥	1998	1	100	0	0	0	62
乌干达	2001	0	10	0	7	0	38	0	15
赞比亚	2002	0	77	0	76	0	84	0	17
津巴布韦	1999	0	100	0	99	0	97	0	23
刚果	2001	0	59	0	6
苏丹	2000	0	77	0	31

来源：Banerjee等（2009）。

表8.不同收入阶层网络化供水电力可得性变化情况

		每分位平均获得率（%）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自来水	九十年代早期	0	0	0	13	53
	九十年代后期至21世纪早期	0	0	3	10	43
改进型水	九十年代早期	35	41	51	70	88
	九十年代后期至21世纪早期	39	53	57	70	85
电力	九十年代早期	0	1	4	22	68
	九十年代后期至21世纪早期	0	4	12	32	75

来源：Estache和Wodon（未出版）。

 

5.结论与建议

    在过去的几年中，非洲在基础设施发展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尤其是在无线通讯方面。但是，如前文的部分内容所述，非洲在大多数基础设施指标中都处于所有发展中地区的末位。不仅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处于短缺状态，其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开发也远远落后。同时，糟糕的维护也使得现存的基础设施处于破旧的状态，进一步拖慢经济增速，阻碍新的投资。

    糟糕的基础设施正在阻碍经济增长，破坏减少贫困的努力。加之非洲各国政府的疏于管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存在着一种“政策错误”的教条，认为基础设施将会由私人部门来进行投资。由于多种原因，主要涉及投资环境和回报率的问题，私人投资一直在总量、部门和国家层面上都非常受限。实际的结果是这样的：破灭的希望、公共服务的提升不足、广泛针对私有化的强烈抵制。基础设施极为有限的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减贫、提升最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经济机会这一系列工作的进展极小。

    显然，九十年代早期对于私人融资完全取代公共融资的乐观并未实现。粗略估计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能依靠私人部门的运作来提供电力、供水和铁路服务。最大的私人部门是固定线路通讯产业，大约有60%的国家的这一部门由私人运营。总体来看，私人部门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大约贡献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的20%-25%。在非洲，私人部门的投资贡献或许少于投资需求的10%。我们并不是要否认私人部门的存在。事实上，当国家或者大型私有部门无法提供服务时，小范围的企业，通常是当地的私人部门就会填补空缺。

    最近AICD（2009）估计了一年的资金需求大约为930亿美元，约合非洲GDP的15%，这一数字可谓巨大。这意味着需要改革非洲现行的基础设施产业模式。要推动这一改革，非洲的基础设施管理和运营需要得到显著的提升。然而，与九十年代关于改革的那场主要由意识形态指向和互相推卸责任构成的辩论不同，尽管在国家与地区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广泛分歧，在有关非洲基础设施改革的问题上正在形成统一的意见。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非洲做了大量的学习，并针对近年的数据投入了大量的努力。问题不再是简单的选择公共或私人提供的二分法，而是如何在这两个部门间建立共同的合作，各取所长。逐渐达成的共识认为公共部门应当重新在融资方面担任重要的角色，而私人部门则被寄予厚望来帮助满足基础设施的如下需求：建设、运营，以及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政治风险较低的部门诸如电信、能源生产和运输服务部门承担融资的责任。小范围运营者也被认为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使现在他们在满足那些没有被更高视野的供给者所顾及的人口需求中所扮演的角色尚被低估。小供应者的可得性、支付能力和服务质量尚不清楚，仍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和分析。

    政府仍位于提供基础设施服务的中心。不论有没有私人部门参与，政府都应该为基础设施改革负责，设置基本的游戏规则，并且制定规范。由于基础设施改革是政治进程，政府的责任还包括处理应对那些反对、阻碍的政治经济力量。同时，政府还应负责作为社会目标的基础设施融资。我们还需要更好的支出分配，尤其是当前用于维护基础设施的支出不够。许多国家缺乏可靠的资金来源以保障基础设施所需的常规维护，比如值得注意的道路维护，因为后者是绝大多数由公共投资，因此其维护取决于变化莫测的财政状况。新的投资应当专注于战略目标，比如完善服务网络。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私人投资很可能保持其作为基础设施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尤其是在许多国家可支配的财政空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去联通私人部门希望获得成功的发起意愿与能达到何种成果的现实期望。私人参与的一些问题有时就体现在合同设计与履行过程中的基础性错误。私人参与应当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中最准确反映风险回报特征的层面，因为公共融资将会保证其他领域的必要需求。基础设施项目的保证能得到更加谨慎的设计，以防止过去曾经付出的代价。

    私人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并不仅仅与融资相关，更重要的，也关乎能力建设、转移更先进的技术、革新以及去除项目实施的能力约束。同时，财政改革与公共部门的管理提升都是必须的。项目设计的基础需要更加谨慎，包括识别并分担风险、确保采购端的良好实施。成功的项目开发要求一些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短缺的要素——时间、资金和精良的技艺。而且，私人部门参与并不是在所有基础设施部门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凑效。具体而言，一个更好的公共-私人投资（PPI）框架蕴含了对过程改进的奖励以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同时，也需要有更好的让步设计以明确何时应该触发关于项目的重新谈判，以及明确这一过程的指导原则。合同也需要注明哪些信息应该得到披露。这与一个足够规范的会计框架一起，是任何规制者应对任何合同中蕴含的信息不对称性的关键所在。

    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更加依靠地方私人部门来避免。在早些时候，PPI曾是大型多边公司的同义词。然而在很多国家，地方上的私人部门可能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从而或许能更从容地应对货币贬值和政治干预。

    论文信息：Afeikhena Jerome，Infrastrucure，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Africa，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3(2) 127-151.

 

 

 

·专家视点·

 

南亚尚未认识其城市化的全部潜力

 

Mark Roberts

 

 

城市化进程为南亚国家提供了转变经济的机会，使这些国家有望在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两方面都加入更富有国家的行列。事实上，南亚地区在本世纪的前期完成了大幅的进步，城市人口上升了1.3亿，同时人均GDP上升，绝对贫困下降。

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南亚地区并未完全意识到其城市地区在促进繁荣和人民生活方面存在的潜力。为体现这一点，我们指出该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相对于其城市人口在全球的比例，低得令人惊讶。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亚地区看起来并不像东亚，而更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迄今为止，南亚地区城市化的杠杆效应是低下的。这一地区正式列入城市人口的比例仅仅从2000年的27.4%增加至了2011年的30.9%，年增长率仅1.1%。这一增长率远低于中国、巴西和美国在各自相似发展阶段时的数字。

只要通过将经济活动集中于城市地区从而培育生产力，南亚地区能够从城市化进程中获益。这种所谓的附聚经济能够提升生产力，刺激创造工作岗位，尤其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然而，增加的城市人口给基础设施、基础服务、土地、房屋和环境带来了压力。南亚地区在应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地十分挣扎，导致了混乱的、阻碍城市繁荣及人民生活改善的隐藏城市化现象。这些结论来自这篇报告：《南亚的城市化杠杆效应：为了城市繁荣与幸福生活的空间转变努力》。

混乱的城市化体现在遍布各处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是南亚地区至少1.3亿人的家——以及城市的无计划扩张，后者促进了隐藏城市化的过程，在主要城市的外围尤其突出，而官方数据不会涉及这些地方。

南亚地区的城市人口在2030年会达到接近2.5亿人，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城市从业者需要通过实施困难而准确的政策改革来面对这些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当地政府面临着三大基本缺陷——合法授权、资源和解释力。同时，南亚地区也需要政策来提升各城市的联结和计划，完善土地与房屋市场、城市对自然灾害的防御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效应。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我们必须做出努力，使南亚地区的城市真正成为繁荣和宜居的地方。

    原文链接：

http://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south-asia-not-realizing-full-potential-urbanization

    作者简介：Mark Roberts is a Senior Economist with the South Asia Urban and Water Unit of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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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本的必要性

 

Eric Hanushek

 

 

 

在2015年12月，联合国采用了一项十分积极的发展议程，包括了17项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旨在指导未来十五年的投资与发展。其中的两项被认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将决定其余15项目标能否达成。

要想达到预期的健康、贫困、营养的目标，即达到发展提升的目标，如果没有经济增长来做大蛋糕则希望很小。同时，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教育，获得长期增长的希望也很渺茫。现在的研究表明，关键在于学校里正在进行的学习总量，而这一项数据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水平大相径庭。

过去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扩张教育的努力并不能算完全成功，原因是太过强调教育可得性和在校时间，却忽略了教育质量的问题。根据千禧年发展计划，尽管在入学率方面，发展中地区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校学生的学习效果却无法让人满意。发展中国家持续在认知技巧的测算指标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反映的是一国的知识资本。

 我与Ludger Woessmann所做的分析（国家知识资本：教育与经济增长）曾经表明，国家间经济增长率的几乎所有差异都可以由知识资本的差异来解释。事实上，历史上一些关于增长模式的谜团，如果我们进而研究这些地方学校中的学习情况的差异时，看起来就不那么神秘了。

东亚奇迹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整体来说，东亚的孩子比其他地区每年在学校学到更多的知识，从而产生了高度技术化的劳动力。为什么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如此缓慢？因为拉丁美洲的学生每年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比世界其他地区的都要少。

当我们考虑各国的知识资本水平（通常以国际测试评分衡量）时，如图1所示，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方符合这一增长模式。图1的点图给出了1960年到2000年真实人均GDP的长期增长率与知识资本的关系（允许1960年的初始收入差异）。其中东亚与拉丁美洲被高亮。进一步地，一旦我们考虑知识资本，单纯的由入学年限衡量的教育可得性在长期增长中不再显示相关性。

我们研究经济增长还知道了另一件事，显示在图1中，“质量教育”是通过世界经济竞争来得到定义的。尽管个别国家或许对于如何评价质量有各自的观点，但是对经济结果起作用的是人口知识与技能，通常采用一致的国际测试评分来衡量，诸如PISA或TIMSS。



注：图中的线给出了1960-2000年间，各国总测试分数与长期人均真实GDP增长的关系。隐含的回归关系包含了1960年的人均GDP水平，反映了后发国家通过模仿先进国家的做法获得快速增长。

我们也可以将SDG放入考查范围中，根据历史增长模式，将根据目标提升的学校教育质量预测GDP的提升。

SDG的要求期望所有青年在2030年前完成二级质量的教育，尽管这种质量要求相当模糊。这里我们采用一种教育质量的国际量化标准：所有学生展示基本技能，我们定义为在PISA测试中达到一级水平。这一标准要求15岁的测试者具备基本的阅读和理解简单课文的能力，并掌握基础数学和科学概念及演算过程。采用图1中的知识资本与增长的基本关系，投影不同改进方案到未来GDP增长上：将当前的学生水平升至基本的技能水平；在当前达成的水平上扩张教育的普遍可得性；提升普遍基本技能。

我们假设到2030年，每个目标都能实现，我们预测未来80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一个今天出生的人预期寿命的长度。GDP的未来收益以3%的折现率折算到现值的增长，从而这些预测能够与当前的经济繁荣相比较。

图2展现了76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收益。对于中低收入国家（也已参与到国际测试），将80%现在已经完成二级学校教育的青年人提升至具备基本技能的水平，将会在平均上导致6倍于当前GDP水平的经济收益，而扩张至当前教育质量为普遍可得性将导致前者三分之一的收益。如果普遍达到基本技能水平，经济收益据估计能达到当前GDP的12倍。



注：提升教育质量导致GDP增加量的现值。教育质量提升包括学校教育可得性，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基本技能的普遍获得。

    更富有的国家的收益要少一点，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更接近教育的普遍可得，本身就具有更高的成就。但是收益仍然是巨大的；普遍习得基本技能对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将会在平均上获得七倍于当前GDP的收益。对于上等收入的OECD国家，其收益几乎完全来自对分配底层教育水平的提高，然而他们仍能获得当前GDP1.5倍的收益。

在这些估计中，很多发达国家没有被包含在其中，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国际测试。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国家比那些包含在内的低收入国家面对更大量的入学质量与可得性挑战。

这里传达了一条简单的信息：要想达到SDG目标，就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提升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若不如此，整个蛋糕就不可能显著扩大，从而很难去满足目标中对贫困、健康、营养的要求。进一步地，教育质量要求国际基准的精确测算，因为世界各地对于教育质量的定义不太可能产生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力。

作者信息：

Eric Hanushek：The Paul and Jean Hanna Senior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f Stanford University. A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issues.

书籍信息：

Eric Hanushek &Ludger Woessmann，The Knowledge Capital of Nations，MIT Press，280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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