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四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非洲的援助、就业与减贫
减贫报告	UNDP2014/2015年度报告：全球行动 刻不容缓 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15：日益变化的工作性质
减贫视野	教育新视野：从教育机会到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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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

非洲的援助、就业与减贫

John Page1，Abebe Shimeles

 




1 引言

非洲已经实现了连续15年的经济增长。该地区人均收入稳定上升，区域增长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然而，也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这种增长并没有促进切实的“好”的就业——即工资高、工作条件好的就业，对年轻一代而言更是如此。许多非洲经济体较低的失业率要归功于大规模的、持续增长的非正式部门，然而这也意味着工人工资低、缺乏就业保障并且很少有机会获得技能。同时令人担忧的是，非洲快速的经济增长却没有同时促进减贫。在发展中国家中，非洲经济增长对减贫的贡献最小。

本文认为：非洲的就业及减贫问题事实上是缺乏结构变化的表现。非洲经济虽然快速增长，但是今天的生产与就业结构和20年前并无二致。低失业率的背后，是与日俱增的“工作的贫困人口”和岌岌可危的就业岗位，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推动就业和减贫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经济体中，劳动力从低生产力部门如农业部门流入生产力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推动就业增长和减贫。

从上述问题的成因来看，官方发展援助（外国援助）难辞其咎。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个像非洲一样，发展援助对于发展政策和发展预算如此重要，而发展伙伴又很少投入资源和精力关注制约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过去十年间，援助方并没有关注促进就业增长的战略和投资。为了扭转非洲的颓势，我们建议新的援助战略需要关注就业、减贫和结构改变。

本文结构如下：在本节的介绍之后，第二节简要回顾有关非洲的失业和非正式就业问题，表明大多数非洲国家（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国家）低失业率与高非正式就业率伴生。第三节利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探索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认为非洲的人均收入增长的减贫效应非常小，低于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

第四节透过结构转型来审视增长，就业和减贫。首先指明非洲最近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迅速的结构变化，之后通过国别数据分析结构变化和减贫的关系。第五节是以三个生产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来分解贫困，来评估部门内和部门间变化（结构变化）对减贫的贡献。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部门内的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对整个减贫的影响最大，其中以农业部门为最；同时在某些案例中，由较高生产力部门向较低生产力部门的就业转移也阻碍了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

第六节讨论援助在就业和减贫中的作用。我们认为援助方对于非洲乏善可陈的就业和减贫成绩负有部分责任。第七节就新的援助策略给出了建议：首先，应投入更多援助需用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非洲人民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其次，流向私人部门的援助应更加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相关技能。第三，非洲政府及其发展伙伴需要思考如何加速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第八节是结论。

2 非洲的“就业问题”

表面看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没有严重的“就业问题”。2009年，非洲的整体失业率为6.4%，而全球平均失业率为4.7%。自2000年以来，非洲的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排在中东及北美和欧洲及中亚之后，位列第三。这不是因为非洲在创造新就业上做出了多少成绩，而是因为持续增长的非正式部门吸纳了那些不能在正式部门找到工作的劳动力。

非洲低收入国家的失业率较低，如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失业率保持在1-5%，它们都有着巨大的非正式部门。中等收入国家如肯尼亚、马里、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失业率为5-15%，非正式部门的规模也相对较大。高收入的非洲国家失业率反而较高，特别是非洲南部的几个国家，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失业率均超过15%。按照国际标准，北非的几个国家失业率也很高，特别是安哥拉和突尼斯。尽管年青人占到非洲劳动力的2/5，但是他们在失业人口中的比例也占到了3/5。许多国家年青人失业率是成年人失业率的两倍。

非洲的增长率与增长的就业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非洲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增长的就业弹性都是最低的。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却都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其中以南非为最。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增长较快的经济体的增长源并非就业密集的部门。快速增长没有带来多少好工作，迫使找工作的人进入到非正式的自营劳动和家庭劳动中。

非洲工人能够找到的工作通常是低工资、低福利、低就业保障。许多非洲国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自营就业和非正式就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除了博茨瓦纳、尼日利亚和南非，其余国家都只有不到20%的劳动力能够找到挣工资的工作。世界劳工组织估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3/4的工作都是自营就业或家务劳动，因此这种就业是“脆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质量的就业也表现在“工作的穷人”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2011年，与39.1%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81.5%的非洲工人都属于工作的穷人。

3 非洲的“贫困问题”

研究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文献不胜枚举（Ravallion和Datt，1991；Chen和Ravallion，2010；Dollar和Kraay，2004）。总的来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无论是横向的国别维度还是纵向的时间维度，贫困人口发生率（低于特定贫困线的人口比例）都在下降。但各国/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对贫困发生率的贡献的差异十分明显，也很难解释。亚洲经历了惊人的增长和快速的减贫，而非洲自1995年以来就一直引人注目的区域经济增长却未实现减贫（非洲经济转型中心，2013）。

在非洲，十分缺乏过去三四十年间有关贫困的大样本的住户调查数据，而这些数据对于准确把握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可或缺。过去20年，在世界银行生活标准测量调查项目的支持下，收集数据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该调查所包含的农户收入/支出调查能够很好地反映了非洲贫困的演变。当然结果不容乐观。东亚和南亚这两个20世纪80年代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大减少极端贫困，撒哈拉南部非洲却没有跟上。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洲的贫困发生率都在上升，说明其减贫成就微乎其微。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过去十年中，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贫困发生率却只有缓慢下降。

通过两个时间点的对比，我们构建了18个非洲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来探索人均收入增长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增长与贫困之间呈现负相关，表明增长对减贫的贡献并不直接且十分微弱，也说明每个国家情况都千差万别。总体而言，收入每增长1%，贫困发生率平均下降0.95%。在六个发展中地区中，非洲增长的减贫弹性最低（Fosu，2011）。

4 增长、结构变化与减贫

直觉上，非洲的就业与贫困问题应该息息相关。穷人唯一的资产就是劳动力，这在贫困研究中已是老生常谈。主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经济中的生产部门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导致家庭农户收入增加。我们认为，非洲近年来的发展缺乏结构变化，也就是工人不能从较低生产力部门流动到较高生产力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好”的就业增加和减贫进程。

4.1 缺乏结构变化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之一是各部门劳动力的人均产出存在巨大差异。那些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转变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都经历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即生产要素由低生产力部门流向高生产力部门（Kuznets，1955；Chenery，1986）。鉴于非洲各部门劳动力人均产出差异巨大，也就最需要结构变化。然而鲜有证据表明非洲在1995年以来发生了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Go和Page，2008；Arbache和Page，2008，2009），非洲能从2008-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恢复，并非增长突然转型，而是要归功于商品价格以及国内需求。实际上，最近的研究发现非洲经济结构中所蕴含的增长潜力并没有被完全挖掘（McMillan和Rodrik，2011；AfDB，2013）。

测量区域结构转型潜力的方法之一是将非洲这个“典型”低收入经济体的产出和就业结构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看其是否达到同期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的“标准”。最大的结构赤字来自制造业，其附加值和劳动力比例仅有标准值的一半（见表1）。经历了近20年的增长，农业依然是非洲经济的主体，特别就业的主体，说明二元结构依然是这一区域的经济特征。



  从历史眼光看来，结构变化往往是由工业部门主导的。工业是一个高附加值的部门，能够吸引劳动力流入。在低收入非洲经济体中，制造业与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比值为3.8：1。基于农业和工业部门人均产出的巨大差异，以及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潜力，工业化是实现就业增长的结构变化的主要途径。

全球范围内，发展初级阶段的收入增长均伴随着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例的快速增加（Dinh等，2013）。而非洲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保持40多年未变，2010年是10%，略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经济转型中心，2013）。地区GDP中制造业所占比例还不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与整体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比例还在下降。人均制造业产出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3（Page，2013）。只有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莱索托和象牙海岸四个国家的制造业在总产值中的比例超过了收入水平的预期值。而最近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其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仍然远低于收入水平预期值（Dinh等，2013）。

正是这种缺乏结构改变的增长模式导致了我们观测到的就业数据。虽然经济在增长，但高生产力部门并不能创造大量就业以吸纳快速增加的劳动力，结果就是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进入低生产力的非正式部门，自营就业或家庭就业，低生产力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例持续上升。

4.2 结构变化与减贫：老生常谈

从世界范围来看，结构变化对减贫的影响各不相同。在亚洲，有两个十分强劲又相辅相成的要素促进了人均产出的增加，一是部门内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公司能够提高劳动力工资，从而带来人均产出的增加；二是劳动力同时能够由低生产力部门流动到高生产力部门（MacMillan和Rodrik，2011）。相比而言，在拉美和非洲，部门内生产力确实在提高，但由于技术进步及竞争加剧，劳动力一直在从高生产力部门流向低生产力部门。

如果人均生产力的差异很小（如高收入国家），那么结构改变或许对于工资和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大。但非洲的部门生产力差异巨大。一些国家的低生产力部门（包括非正式部门和失业）工资（或者自营收入）接近或低于贫困线，工人进入这些低生产力部门就业，就会抵消由于部门内生产力提高对减贫的积极影响。毫不意外，东亚地区增长的减贫弹性最高，而非洲最低。

为了更好地探究结构变化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简单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我们对标准的国家间减贫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调整，通过人均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函数累测量结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H是i国家在t时期的贫困发生率，受农业、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影响。人均GDP和基尼系数是控制变量。如果其中一个部门的就业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在控制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的前提下，所得结果就是结构变化对贫困的影响。为了解决部门就业比例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中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都是通过内生工具变量（两期滞后）采用广义矩（GMM）估算的。

方程1是以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为样本，同时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国别差异。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即工业化带来的结构变化在推动减贫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增长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十分显著，呈现出正相关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可比。保持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条件不变，工业部门就业每增加1%，贫困发生率就下降0.8%。

对部分非洲国家样本的估计结果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反而印证了上述结论。控制人均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条件下，工业部门就业和贫困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就业本身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农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则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非洲农业和服务业相对较高的就业比例导致人均收入对贫困的影响甚微。

5 结构变化与减贫：分解贫困变化

上文的回归结果还不够有说服力。为进一步印证我们的判断，本节主要利用非洲7个国家两个时期的调查数据来反映增长、就业和减贫的相互作用。

这7个国家分别是：埃及（1998年和2006年），马拉维（2004年和2011年），尼日利亚（2007年和2010年），卢旺达（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南非（2000年、2003年和2006年），坦桑尼亚（2001年和2007年）以及乌干达（2005年和2009年）。我们利用家庭调查数据，来揭示就业结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关系。

已有数据仅允许我们将经济划分为三个广义的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从测量结构变化的角度看，并不理想。假定农业是低生产力部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能将工业部门（传统意义上的高生产力部门）分为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活动就会更好。服务业的问题最大：在非洲，高生产力的服务业部门如金融服务业和政府部门，与个体服务以及服务业部门的其他低生产力活动并存。

总体来说，样本中农业是就业的主要部门，其次是服务业。在南非和埃及等中等收入国家，工业在就业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在第一次调查和第二次调查之间还是能够发现结构变化的迹象。平均而言，农业就业比例从47%降为40%。服务业的就业增加了5个百分点，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了2.5个百分点。马拉维、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以及乌干达的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也在增加。在马拉维和卢旺达，工业部门的就业比例主要来自非制造业部门，比如采矿业和建筑业。在埃及和坦桑尼亚，工业部门的就业比例下降，而服务业的就业比例增加。

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可以通过部门就业来分解，包括部门内变化（部门内效应）和部门间变化（就业转移）以及交叉项。







 

这里，P是i国在t时期按照每人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测量的贫困发生率；q是i国在t时期j部门的就业比例。第一项代表“部门内效应”，也就是每一个部门内的“生产力效应”。第二项代表“结构转变”效应，最后一项是交叉效应。按照MacMillan和Rodick（2011）的逻辑，生产力增长可分解为部门内效应和结构变化效应，二者又都归因于结构变化。

在一个结构不断变化又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中，由于部门内人均产出增加，劳动力不断地从低生产力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出更高的部门，我们期望部门内效应和就业转移效应能够相互促进。在结构变化较慢的经济体中，部门内的减贫效应则会因劳动力（及其家庭）从高生产力部门转移到低生产力部门而抵消。

整体而言，两次调查间，各国的贫困发生率都下降。表4中后三列表明部门内生产力以及结构变化对贫困发生率变化的贡献。

部门内生产力提高是减贫的主要动力。如果取7个国家11次调查贫困变化的中位数，部门内劳动生产力变化的贡献约为70%，而结构变化的贡献率约为18%。从各个国家来看则情况不同。尼日利亚、马拉维和埃及，部门内效应和结构变化共同促进了减贫。而卢旺达2005年至2011年贫困减少了约4个百分点，主要归因于劳动力由低生产力部门向高生产力部门的流动，同时期部门内的人均产出则下降。坦桑尼亚、乌干达和南非的结构变化实现了减贫。部门内人均产出增加的减贫效应被劳动力由高生产力部门流向低生产力部门所抵消。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是就业劳动力由工业和服务业转入农业的两个案例。在农业生产力相对较低的条件下，这种结构变化是不利于增长的：如果经济保持不变，那么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反而会更高。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对减贫贡献最大的是农业部门内的收入增长。在尼日利亚和卢旺达，就业结构变化在加速减贫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力都是由农业部门流入工业和服务业。在埃及，服务业内部的生产力变化能够解释绝大部分的贫困变化。

6 援助、就业和贫困

如果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述，援助的主要目标是减贫，那么下列典型案例无疑令人担忧。非洲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收入增长对贫困影响最小的地区，而无论从非洲大陆来看，还是单个的非洲来看，增长都不能贡献于大规模的“好”的就业。我们的计量模型以及国别的贫困分解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结构变化和贫困的联系并不显著。在收入增长率不变的前提下，这些国家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工业等人均产出较高的部门找到工作，减贫的速度就会放缓。在这种情况下，增长会带来减贫，但减贫的速度较慢。

对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的非洲国家而言，官方发展援助（ODA）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所讨论的7个国家中，除尼日利亚以外，官方发展援助在GDP中的比例都超过了10%。在卢旺达，官方发展援助在1994年种族屠杀后的国家重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他国家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在过去20年中也都获得了稳定而重要的援助。然而，我们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创造就业是对非援助的主要目标。奇怪的是，增长的就业弹性最低的国家在过去十年间所获得的援助占GDP的比例反而更大，表明援助国并没有促进受援国的就业创造。

援助在不同部门的分配为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线索。过去15年间，非洲的经济增长及援助没有对创造就业和减贫产生影响，援助方指向结构变化的投资精力和资源逐渐下降。特别是过去十年中，更多的援助流向了社会部门——如教育，健康等，而非其他部门。用于经济基础设施以及生产性部门的援助持续下降，尽管在2005年以后用于基础设施的援助有增长的趋势，但也可能是正好那一年高调地报道了非洲增长的潜力。正如我们所见，农业是非洲减贫的主要驱动力。在非洲目前的经济结构下，总援助中用于农业的援助比例由1995年的11%下降为2003年的不到4%，2009年又增加到7%。

7 援助的新角色

有关如何能最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全球贫困减半）的政策争论已经关注到增长在减贫中的作用，以及在最小程度上降低收入分配的影响。甚至是有关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良方，也集中于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如何通过快速的结构变化使得更多劳动力能够从事好工作从而加速减贫，在援助国和非洲国家的对话中持续被忽视。

我们急需改变援助方式，以推动创造就业的结构变化。第一步是实现援助国和受援国达成的承诺：投资农业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第二步是援助国应更多关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技能提升。最后，非洲缺乏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业化失败，因此援助能帮助非洲政府掌握工业化的三个驱动力：订单出口、产业集群和公司能力建设（Page，2012a）。

7.1 回归本源：提高农业生产力

由于区域的结构变化速度较慢，非洲低收入经济体中收入增长对减贫的贡献主要来自农业部门中的收入增长。夯实结构变化的基础要花费时间，同时要实现快速减贫也将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多数非洲人口都在农业领域就业，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将提供更好的就业。从效率和平等的角度出发，投资于农业应该是新援助战略的关键目标。

60%的非洲人都在从事农业，一些国家还同时面临着耕地的压力。未来农业产出和收入的增长将不得不依赖于密集型农业。过去十年间，农业技术进步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小。仅有很少的小农户使用抗旱品种或者改良品种。即使是传统作物，通过产量增加带动增长也依然有很大的空间。投资于新农业技术的发展和传播非常关键。这就包括采用最优的生产实践、引进新品种、增加化肥和畜力使用以及灌溉。农业创新体系也需要改革，包括新、适宜的农业技术发展到生产实践的传播等。

大多数非洲国家用于研究的平均支出还不及农业GDP的0.7%。发达国家和其他区域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支出比例达到3%（Karugia等，2009）。非洲农业研发中私人部门的作用依然很小，在公共和私人研发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援助资金是非洲国家研发预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援助资金（包括世行贷款）占主要农业研究机构资金的比例平均达到35%（IAASTD，2009）。

2011年法国戛纳会议上，G20的农业部长一致同意加强农业研究和创新并且支持结果导向的农业研究。作为承诺的一部分，为了促进粮食安全，为了协调小麦研究的投入，他们同意启动小麦改良国际研究联盟（IRIWI）。在区域层面，非洲发展银行同意为非洲的“战略性作物发展的农业研究项目”（SARD-SC）提供5年总计6224万美元的资助。通过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非洲国家首脑定义了6种战略性作物，战略性作物发展的农业研究项目致力于提高其中四种战略性作物的产量以及收入，这四种作物是木薯、玉米、稻谷和小麦。这些举措都很有价值，但是就非洲复杂多样的农业气候区而言，研究投入的规模依然不足。

需要改善农村道路，市场准入以及灌溉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对于农业生产实践一向有着很强的影响。从农场到初级和二级市场的交通成本依然很高。道路质量对于生产力意义重大：道路质量越差，对于非传统投入技术的采用就越产生负面影响。灌溉能够降低干旱的影响，也可以通过提供稳定的用水从而提高生产力，但是非洲总灌溉面积仍然低于其自身潜力。

在非洲，制约农业和农业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不足，资金不足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以及粮食不安全。非洲农业和农村发展投资的赤字每年已经达到200亿到400亿美元（Kanu等，2012）。与2003年马普托宣言所承诺的10%的财政支出相比，非洲政府用于农业的预算远低于这一比例，因此援助国在农业领域的作用显而易见。好消息是2007年开始援助国的承诺持续增加。坏消息则是他们还未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官方发展援助的比例。

7.2 重设优先序：私人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竞争性的产业发展中非洲需要更多的私人投资，如农业加工业、制造业以及贸易服务业。纵观近期的增长，私人投资在GDP中的比例依然为11%左右。采矿和矿石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由于人们并不认为非洲工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因此也很难吸引到本国和外国的投资者。

外国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指责。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援助机构在私人部门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改善投资氛围，比如改善公司经营所涉及的管理、制度以及自然环境。目前每年用于投资环境改善的官方发展援助大约为210亿美元，约占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四分之一。投资环境改革是产业发展战略成功的核心。间接成本使得非洲缺乏竞争力。但是，援助国所设置的优先序坏处多于好处。投资环境的改善主要集中于贸易，管理和劳动力政策。这些改革或许有用，但是不可能消除产业发展的约束。公司调查显示基础设施以及技能的缺乏是非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竞争力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然而，援助国却很少关注非洲基础设施和技能匮乏的短板。

目前，每年需要大约930亿美元来填补非洲在基础设施上的资金缺口，这相当于地区GDP的15%（世界银行，2009）。在目前的财政环境下仅依靠援助来填补这个资金缺口是不太现实的。需要采用新方法和新产品。担保机制能提高援助资金的使用效率，比如降低基础设施私人贷款的金融风险。增强OECD-DAC援助国与非传统援助国比如中国的合作和协调也能够提高资源使用的目标和效率。如果非洲发展银行（AFDB）下的非洲基础设施财团（ICA）能够很好的筹资和使用，那么可能会发挥作用。

学前教育的融资与填补基础设施的资金缺口一样令人头疼。据估计，非洲目前教育的资金缺口约为60-290亿美元（世界银行，2007）。DAC援助国用于非洲所有阶段的教育援助仅为40亿美元。鉴于基础教育的单位成本逐渐增加以及外部资金投入的有限性，是时候用更广义的测量人力资本的方法代替千年发展目标中基础教育指标了。

7.3 设定新目标：出口、产业集群和能力提升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产业区位的三个密切相连的驱动力很大程度地决定了亚洲的崛起：订单型出口的成功，产业集聚的快速增长以及吸引和转变公司能力（UNIDO，2009；Page，2012a）。援助能够帮助非洲政府把握住全球竞争力的决定要素。

7.3.1 支持出口驱动

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出口市场是产业快速增长的唯一选择，订单型出口贸易可能是个切入点。像越南和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已经发现，掌握生产过程的某一个环节要比发展一个自上而下的生产线容易得多。但还并不能高枕无忧。在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一旦多纤协议（Multi Fiber Agreement）到期，订单贸易的投资者为应对成本和激励要素的变化，就会自由地寻找新的地点（Edwards和Lawrence，2011）。

非洲的成功需要 “出口推动”，需要聚焦于公共投资、政策和制度变革，以消除制约出口的关键因素。由于订单贸易的新玩家都想在价值链的最后几个环节做到专业化，因此改善贸易物流和增强区域协作很有必要。世行贸易物流指数中非洲排在最后，向内陆国家收税的沿海国家的贸易物流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世界银行，2010）。

促进出口的国际援助应包括改善贸易物流、提高优惠市场准入的政策以及支持区域协作。贸易援助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援助国的关注。按照援助国宽泛的定义，贸易援助在总的发展援助中的比例约为25%。但是援助国并没有实现2005年在香港所做的承诺，即贸易援助的比例要超出目前的援助预算。事实上，自1996年以来贸易援助在总发展援助的比例稳定下降（OECD，2010）。除非国际社会兑现其附加贸易援助的承诺，否则非洲的出口推动不会成功。

贸易政策的第一步是降低非洲出口中较高阶段的加工环节所征收的关税。这一环节中，中国将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步是开发一个简单又有时限的系统，这个系统有益于非洲非传统产品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对欧盟和美国来说，聪明的做法是在非洲以及经济伙伴协议（EPA）和非洲增长及机会法案（AGOA）中协调各自的偏好和意图。

非洲的发展伙伴并不支持区域协作，他们更愿意与单个国家打交道，而不是区域组织。跨国项目很少，并且执行得很慢。区域组织开发银行担保项目的能力、监测和评估能力，以及充分的财务管理能力都需要加强。援助国需要在协调支持区域组织的发展，以及将国际援助项目纳入到地区战略中做出更多的努力（Page，2012b）。

7.3.2 构建产业集群

制造业和服务业要关注集群化。这种产业集聚能够带来生产力提升，因此开创一个新的产业区位就是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如果一个关键的企业集群位于一个新区域，那么这些企业将会看到生产力提升，但是没有哪个企业会有动力率先进入其他企业均未进入的领域。非洲的现代产业群很少，使得现有的企业很难有竞争力，同时也很难吸引新的产业进入。

增加对经济特区的投入，提供高质量的制度，社会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政府能够培育产业集聚。这是中国和越南产业及就业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非洲空间产业政策的经验大多不成功。最近一个评论认为，大多数非洲经济特区都没有达到能够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物质、制度和人力资本水平（Farole，2011）。

传统援助国易于忽视经济特区。的确，直到最近世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经济特区太费钱，对于贸易政策法规内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替代品。另一方面，空间产业政策取得成功的国家——中国，最近在非洲率先行动，建立起出口导向的经济特区。DAC援助国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投资于世界级水平的制度、基础设施以及技能等最广泛意义上的投资，投资氛围改革可以始于经济特区。在这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可以对话，发现瓶颈，协力解决问题，特别有效。

7.3.3 增强公司能力

许多产业的生产力及质量均依赖于隐性知识或者公司员工的工作实践以及管理。这些“公司能力”被用于生产过程以及新产品开发。在全球市场中，公司在能力方面进行竞争：大多数限制产业化的因素是复杂的，是知识和行为模式相互联系的主体（Sutton，2012）。限制非洲快速结构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缺乏有能力的中等规模的本国公司。

构建能力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提升一些公司或者一组公司的能力水平。这通常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但可能是以其他形式实现（如构建供方和需方的关系）。第二阶段包括主导产业内部和外部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供应链关系实现。每一阶段援助也在发挥作用。适当的投资环境改革会更容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获得较大的回报。由于缺乏国际经验，非洲吸引外国投资的大多数举措都不见成效。援助国能够支持非洲政府建立有效的吸引外国投资的机构，也能通过给相关的制造业公司提供有关质量和生产的国际标准方面的建议，以支持这些公司引进全球成功的实践经验（Sutton，2005）。

另外一个能力建设方面有前景的领域就是管理培训。相对于国家生产力的差异，管理差异的重要性最近才得到重视。自2007年，世行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已经开展了一些试验项目，其中一项就是为非洲的小企业无偿提供管理培训项目。事前和事后的评估表明培训项目促进了管理实践的改善，包括参与者对非参与者的溢出效应（Otsuka和Sonobe，2011）。

8 结论

过去十年，在商品价格上升、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债务减少以及外来资金流增加的推动下，大量的非洲国家人均GDP呈现高增长。令人担忧的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增长对就业和贫困影响很有限。我们的研究表明：第一，相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非洲的减贫弹性是最低的；第二，尽管有快速增长，但非洲并没有创造足够的良性就业；第三，缺乏快速的结构变化是非洲就业和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非洲不能创造高人均生产力的就业这一事实，已经在影响增长对减贫的贡献。

官方发展援助要承担部分责任。过去几十年间，大多数非洲政府都获得总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10%的官方发展援助，很多时候甚至更高。多数援助都用于支持社会公共建设，如教育和健康；很少用于推动结构变化和创造就业。事实上，我们发现援助大量地流向有增长却低就业的国家。

我们有能力扭转这种趋势。如果援助国认真地对待减贫，就需要采取新的援助战略，通过结构变化来创造“好”的就业。本文就此战略提出三个行动领域：首先是投资于农业生产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将援助导向私人部门的发展，更多地关注基础设施和技能。最后，非洲政府及其发展伙伴应开拓新思路，通过推动非传统出口、支持产业集群以及增强公司能力来创造更多的就业。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

 

WIDER Working Paper 2014/043，http://www.wider.unu.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014/en_GB/wp2014-043/

 

 

·减贫报告·

UNDP2014/2015年度报告：全球行动 刻不容缓

 

 

导言：为人类谋发展，为地球保永续

 

世界各地人民纷纷要求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在2015年采取行动，率先解决贫穷、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面对这些世界性挑战，我们必须采取全球行动；而今年为实现我们共同憧憬的未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界各国领导人将于今年齐聚纽约，在联合国通过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新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指导今后15年的政策和供资优先次序，首开其端的是在世界各地彻底消除贫穷的历史性承诺。

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破坏数十年努力所取得的发展成果，危及发展前途。在发展中国家，许多主要的致贫因素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如旱灾日增，风暴日趋变幻无常。今年是会员国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破坏性步伐的一个大好时机，因为今年很可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减少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普遍协定。这将是朝着构建具有气候变化恢复力的社区和可持续未来迈进的一大步。

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完成千年发展目标启动的工作，不让任何人掉队。今年是千年发展目标所定期限的最后一年。世界各国在千年发展目标的激励下为一个共同议程奋斗，消除贫穷，恢复尊严。千年发展目标制定了可衡量的普遍商定目标，要求为推动发展采取必要行动，包括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预防致命但可以治疗的疾病以及将教育机会扩及到所有儿童。

千年发展目标推动了许多重要领域的进步：减少收入贫穷、提高获得优化水源的机会、提高小学入学率和减少儿童死亡率。但对千百万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尚未完成，必须加倍努力，终止饥饿，充分实现性别平等，改善医卫服务，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学。现在，我们必须引领世界转向可持续之路。新的发展议程应适用于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包容的社会，创造更好的工作和应对当代的环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为了筹划新的发展议程，UNDP协助推动了有史以来就长期发展问题和优先事项进行的最大的一次全球对话。

UNDP设计了一个协商进程，数十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整个联合国发展集团（发展集团）因地制宜调整适用。UNDP也是联合国首创的“我的世界”调查的一个创始伙伴。调查迄今收到来自世界各区域逾700万人的回应。“我的世界”还与生活贫困者和边缘化群体进行了数百次面谈，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对新议程的设计直接提出建议。

UNDP牵头编写了关于上述全球性磋商的详细报告。《上百万人的呼声：我们想要的世界，人人享有尊严的可持续未来》是2014年12月秘书长提交大会的2015年后议程综合报告的一个主要参考来源。UNDP还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协作，致力于支持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各项具体目标确定可衡量的进度指标。

展望2016年及未来，UNDP和整个发展集团团队准备与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伙伴合作，研究如何能最有效地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现有的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联合国国家工作队

将与各国政府合作，努力加强伙伴关系、问责机制和及时的数据监测。在这方面，UNDP准备利用其长期建立的地方关系和召集政府间机构行动的能力，随时发挥主要作用。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UNDP驻地代表充任联合国系统驻地协调员，在“一体行动”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中与所有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合作。为此，必须与各国政府、发展伙伴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紧密协作进行政策倡导，同时通过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支持国家发展优先事项。

UNDP依靠其尽职尽责、具有丰富专门知识的国际工作人员领导联合国发展工作，并鼓励机构创新。我署带动新思维的盛名，归根结蒂，是UNDP作为发展伙伴所提供的最大增值作用。

这一美誉并非始于今日而是UNDP机构遗传基因的一部分，是我署源远流长的传统。

新思路

在过去25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给许多重大发展问题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新思创见。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已广为人所接受，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等范围较窄的宏观经济增长指标以外最常用于衡量国家发展进度的指数。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在UNDP的支助下正式将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和分析纳入政策规划工作，提高了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在非洲、亚洲、阿拉伯国家、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开创先河的区域《人类发展报告》继续推动重要的政策对话和改革，所涉议题广泛，从公民参与和气候变化到粮食安全和刑事司法改革。2014年全球《人类发展报告》“促进人类持续进步：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逆力”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在筹划新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准备履行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之际，我们全体面临的挑战。该报告显示，虽然人类发展的整体趋势良好，但各国人民仍然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风险的威胁，在出现逆境时，仍然有些人更易受到打击，恢复得慢得多。

三大目标理念

近年来，UNDP也带头大力提倡在公共资源的利用方面实行更有力的问责制和更高的透明度，并先从自己的项目和方案着手。国际援助透明化倡议是这方面的一个独特创举，支持300多个多边、双边和私人慈善捐助者定期在网上公布有关其项目和财政捐助的信息及公众关注的相关信息。

透明度是UNDP使命的核心，UNDP决心公开透明地开展活动，加快构筑人人共享的可持续未来。2014年，在援助透明度指数中，UNDP高居被评价的全球68个机构之首。有关UNDP活动、经费、成果和成功故事的资料和数据，公开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查阅越来越方便。

落实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望的议程，强有力的领导和全球行动必不可少。UNDP将继续联合各国和社区，为最脆弱和被排斥的群体谋福利，并在今后不断努力改变人类发展的方式。

落实《2014-2017年战略计划》

落实新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新的工作方式。联合国本身将实行变革以应付这些挑战，UNDP则正在积极进行改组，以期在2015年后的新形势中胜任使命。

重组工作已全面铺开，并取得了实际成效。2014年是新的《2014-2017年战略计划》的第一年，UNDP已采取重要步骤，精简业务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重点是使发展产生持久和可衡量的影响。

迄今为止，落实《战略计划》的重点工作包括：

• 调整组织结构，减少总部人员和费用，增加UNDP区域和国家方案的人员和资源；

• 重新调配UNDP资源和能量，聚焦于促进发展行动的三个关键联动优先事项——可持续性、民主治理及危机应对和防范——而不是按主题和行政需要划分的“业务领域”；

• 重新调整UNDP的国家和区域业务以配合《战略计划》的要求，并严格评估成果，包括通过新的《注重成果的年度报告》进行评估；

• 建立新的发展伙伴关系，包括UNDP与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协作、机构间合作和南南跨界合作；

• 强调透明度和问责制，以身作则率先制定UNDP本身的网上披露政策和建立开放数据平台；

• 加强UNDP在国家一级对联合国行动的协调，使联合国机构能够一体行动落实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着重消除极端贫穷与减少不平等和社会排斥。

资料来源：UNDP

http://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corporate/UNDP-in-action/2015/UNDP_AR2015_CH.pdf

 

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2015：日益变化的工作性质

 

 

内容提要

劳动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并且是在全球经济不在创造足够数量就业机会的时候。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4年全球失业人数高达2.01亿，比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多3000多万人。此外，为每年新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4000多万人提供就业机会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除了普遍的失业，雇佣关系本身所面临着的重大转型也带来了进一步的诸多挑战。

雇佣关系正在变得不太安全……

据本报告揭示，人们日渐放弃规范的就业模式，而在这种规范的模式中，工人依赖相对于其雇主的雇佣关系赚取工资和薪金，拥有稳定的工作，并且全职工作。在发达经济体中，规范的就业模式越来越不占居主导地位。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已对雇佣合同和关系进行了某些强化，但非正规就业在许多国家仍然司空见惯，而在全球供应链的底层，越来越普遍实行的是极短期合同和不规范的工时（见本卷第1和第5章）。

如今，赚取周薪和月薪的就业大约只占全球就业的一半，而在诸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等地区只涵盖20%的工人。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赚取周薪和月薪的就业发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因此，日益远离历史模式。相反，在传统雇主与雇员安排范畴之外的自营工作和其它形式的就业却在上升。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更趋向于赚取周薪和月薪的历史就业趋势正在放缓。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和无报酬家庭中工作的发生率依然顽固地居高不下。

此外，在赚取周薪和月薪的工人资源池的范围内，虽然新的生机正在涌现，但其中只有不足40%的人得到全职永久雇佣，这一比例甚至似乎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世界各地赚取周薪和月薪的工人中每10个人就有超过6个人不是兼职就是临时的赚取周薪和月薪的就业形式。妇女在这些兼职和临时赚取周薪和月薪形式的就业中所占人数不成比例。

简言之，鉴于以对应此模式的条件受雇的工人少于四分之一，规范的就业模式在当今的劳动世界越来越少。

……致使需求短缺、产出下降和不平等日益扩大……

雇佣关系正在发生的转型正在导致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影响。它导致劳动力收入与生产力之间的分道扬镳日益加大，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后者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这反过来又导致危机以来多年顽固不增的总需求持续短缺。据该报告估计，由于失业、滞后的劳动收入及其对消费、投资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全球需求损失高达3.7万亿美元。

此外，雇佣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第2章）。虽然各国的证据混杂不一，但平均而言，规范形式的雇佣比其它类型的工作会有更好的报酬——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这种差距趋于扩大。临时和非正规工人、兼职工人和无报酬家庭工人，他们之中许多人是妇女，也过多地受到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影响。

……并给基于规范就业模式的政策和机制带来重大的挑战。

企业组织生产方式中的诸多变革和新技术是雇佣关系转变和新工作模式传播开来背后的关键因素。对于广大工人而言，实现规范的就业模式正在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公共政策不应只注重于推动就业模式从非规范的安排向长期、全职、依赖的就业过渡。也应考虑确保落实对所有类型就业工人的足够保护。本报告审议了社会保护和就业规定在这方面的作用（第3和第4章）。

需要根据工作性质的变化推出扩大和发展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政策……

薄弱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对拥有正规合同人员获得多项给付的资格限制削弱了社会保障制度对大部分劳动力大军的潜在贡献和惠及。因此，应该考虑到工作模式的变化，对现有的规定进行修订。正如本报告所揭示的，一些国家已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提供取得这些进展的可能蓝图。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的，都有机会从一开始就涵盖各种形式的工作。凡是社保制度业已建立好的，都有必要更新现有的资格和覆盖范围，以更准确地反映劳动力大军的构成。

这类政策创新业已通过诸如创设新的缴费种类、简化登记和征税流程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给予补贴等多种措施，帮助扩大了法定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社会保护惠及那些从事非规范工作形式的人员。例如，在阿根廷、巴西、中国和南非，创新形式的社会保护业已帮助改善弱势就业状况下的工人的收入保障。在众多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各国政府一直推行社会保障和劳动力市场相结合的政策组合，使正规就业有所回升。

除了这些积极的趋势之外，对不同类型就业工人的社会保护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例如，面向自雇人员的缴费型社会保险计划，以及面向非规范形式就业工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的养老金权益，仍欠发展。

……并且劳工法规必须适应这些多样化的就业形式……

本报告认为，许多国家的政府业已通过调整和扩大就业法规的范围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模式。在与自雇、兼职工作、长期就业和代理工作等相关的立法领域，业已取得显著的改善。本报告认为，在所分析的大部分国家中，劳动立法这一领域的保护力度一段时间以来一直稳步增强，这要部分归功于所引入的“同等待遇”立法，该法要求对非规范和规范就业的工人给予同等保护。尽管如此，在陈旧的或不充分的法律框架未能充分反映工作性质变化的地方，大批工人仍然未能得到就业保护立法的覆盖。此外，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业已作出了某些旨在刺激就业增长的变革，但这些变革降低了对规范和非规范就业工人的保护水平。

然而，本报告对劳动法规与诸如失业率等关键劳动力市场指标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减少对工人的保护并没有降低失业率。事实上，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这些设计欠佳的变革，削弱了就业保护立法，很可能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造成适得其反的影响。很显然，在这一政策空间内，没有“一刀切”的方法。相反，非常明确的是需要根据具体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结果证据而不是意识形态来精心设计多种方法。凡是社会对话有助于找到前进道路的地方，这种做法才更容易实现。

全球供应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就业和社会升级的质量要求做出额外努力。

本报告还审议了在不断变化的就业模式方面全球供应链的作用（第5章）。据估计，大约每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工人在全球供应链中工作。对部门的分析显示，参与全球供应链与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密切相关 - 尽管在新兴经济体中效果不太显著。这一对部门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平均而言，受雇于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行业的工人所挣的工资与较少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行业的工人所挣的工资相差无几。整体来看，这种生产力与工资的分道扬镳表明，体现在工资中的增值比例随着时间而下降，导致（增值）在工资中的份额降低和收入不均扩大。

一些全球供应链中激烈的竞争和较短的产品周期也反馈到工人的合同安排和工时中。

这些模式将社会对话和劳动力市场治理问题带到了台前。尽管正在广泛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但仍有必要采取更为大胆的步骤。因此，当务之急是国际劳工组织三方成员在这方面进行协作与合作。有必要推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提高技能、培训和教育，以确保用其它就业机会来弥补因技术进步和供应链的全球化所衍生而丧失的工作机会。供应链的底层需要劳动法规和执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从基本标准开始，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对于确保整个供应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并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向上而不是向下的对接路径。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368658.pdf

 

 

·减贫视野·

 

 

教育新视野：从教育机会到教育质量

世界银行行长 金镛

 

 

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消除极端贫困的一个最有效办法。在千年之交，我们制定的首要目标显然是让所有孩子都能去上学。从那个时候起，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这个方向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得到在场很多合作伙伴的支持。

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融资者，自从在达喀尔承诺任何国家只要拥有可靠的普及初等教育计划，就会得到资金支持，我们过去15年在教育部门投资已达400亿美元。之后不久，我们还帮助启动了“全民教育——快车道计划”，就是现在的“全球促进教育伙伴关系”，并通过这个平台为42个国家提供了支持。

但是，全世界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有权得到更多支持。只有全部孩子都进了学校并学习基本技能，我们才能宣告成功。为每个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并不容易，因为小学和初中之外的那1.21亿个孩子是最难触及的，他们由于贫穷、性别障碍、偏远、残疾等原因没能入学。我们需要更大的决心才能接触到他们。但摆在我们面前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所有孩子入学之后的学习。

事实是，大多数教育系统并没有为最贫穷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服务。如果2015年仍然有2.5亿个孩子不能读写，而其中很多人都上过多年学，这无疑是个悲剧，严重背离了我们的庄严承诺。微乎其微的学习效果带来了严重后果。今天，有近十亿人仍深陷极端贫困，其中部分原因就是缺乏二十一世纪开启人类潜能所需要的读写、计算和非认知技能。

教育中的公平及学习应该是发展的核心要素，要在2030年前结束极端贫困，我们所做的最后努力不能离开教育公平和学习。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教育可以帮助人们迅速摆脱贫困。从全球看，职工所受教育每增加1年，收入即平均增加1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女性平均教育收益率往往更高。教育也提高了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力，并且能提高健康水平和适应能力。总之，教育能改变社会。

第二，受过教育的女性尤其能够有效推进社会经济变化。受过教育的母亲往往会推迟生育，少生孩子，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投资更多，生活质量更好。例如，在巴基斯坦，即使母亲仅仅接受一年教育，她们的孩子在家学习时间就会多一个小时，考试成绩也要高一些。从国家层面上看，女童教育可以改变整整一代人。

第三，通过测算职工在校实际所学内容的多少而得出的学习成果质量，能够可靠地预测出经济增长率。例如，最近的实证分析表明，如果拉美学生能赶上他们东亚同龄人的学习成绩，拉丁美洲就能赶上经济增长率较高的东亚。而且我们知道，建立在人力资本上的繁荣也更有可能成为共同繁荣——这种繁荣与自然资源开发所实现的增长相比范围更广。

要消除贫困，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我们必须利用开发融资和技术专长，进行彻底变革。必须采用更为智能、更加强调证据的解决方案，改变最贫困家庭。可以肯定的是，比起15年前，我们更了解哪些方法在今天更为有效。

世界银行集团正在与政府合作，强化教育体系，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学习。我们将重点放在体系上，也就是说，我们会为教师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为他们的教学提供技术帮助，制定明确的学习标准，并经常评估学生学习。

我们知道哪些措施能够让弱势儿童，包括女童，走进学校。2001年，阿富汗只有200万在校生，而女生所占比例不到1%。现在，招生人数已翻了两番，达到800万，女生占到39%。取得这样的成就依赖整体的、跨部门的解决方案——如学校靠近社区、学校环境安全、高年级有女教师、修建女厕所、现金或食物奖励、公共信息宣传活动等。

我们致力于帮助各个国家将数据和证据转化为行动。我们推出 “改善教学的系统方法”项目，收集和分析世界各地教育系统政策数据，以证据为基础的框架，突出最利于全民学习的政策和制度。在人类发展指数非常低的安哥拉，这种方法为大型评估改革活动铺平了道路。

采用技术可以越过目前做法，将与外界隔绝的教师和学生带入二十一世纪网络教室，帮助教师创建或访问多媒体创新教学材料，如可汗学院的免费内容。事实上，我们是在探索在尼日利亚城市和圭亚那农村使用可汗学院内容的方法。即使在个性化数字学习时代，教师仍然要承担很多责任。但是，很多教师缺乏工作所需的培训和支持。显然，我们必须做出更多努力去解决中低收入国家使用技术的挑战、根据不同环境调整内容并评估技术影响。

在与各国合作上，我们更为重视结果。一方面提高对贫困人群服务交付的责任，一方面用激励措施完善体系。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则是提供更多融资以获得可衡量、可验证的结果。在坦桑尼亚，我们的“教育立竿见影”项目将融资与事先商定的结果相关联，例如，更公平地配置教师、在二年级末之前提高学生成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将融资与结果相关联会起到明显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五年中，基于成果的融资已增长到约25亿美元，占我们教育总投资的20%。我很高兴地宣布，在未来五年，世界银行集团基于成果的融资将加倍，增加到约50亿美元。这将有助于加快实现全民教育和全民学习的新全球目标。

通过这种转变，政府和发展伙伴将共同承担责任，实施真正的、可持续的改进。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迅速提高你们学生的学习成果。在座所有的教育部长们，如果你们还怀疑教育在全球经济的竞争性，去参观一下韩国的学校吧。韩国的家长们常常会对孩子说“Yeolsimhi gongbu hay”，字面意思是：对学习要热情似火。

对我们的开发伙伴，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更有效地利用公共和私营部门资源，使2030年前结束极端贫困所需的资金从数十亿美元增加到数万亿美元。

我们知道，实现这一目标，原来的业务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让我们迈出大胆一步。教育界需要听取马丁路德金的那句话，“我们面临的是，”他曾经说过，“无比迫切的当下”。我们必须尽力多聚，更深切地分享教育方面的经历和创新经验，提高全民学习的质量。我们要确保所有国家的所有儿童，不论他们在哪里出生，不论男女，不论家庭收入，都能上学并获得高质量教育和终生学习的机会。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投入似火热情——去实现教育这一启迪人心的愿景——教育要成为结束极端贫困、促进共同繁荣必不可少的公益事业和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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