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动态第八期

本期导读

 

研究前沿	基础设施与减贫：尼日利亚城市发展的启示
减贫会议	全球性金融会议展望结束贫困
专家视点	南亚减贫：亚美非区域一体化的五堂课 在越南，我们这样测算贫困
减贫前线	是什么拖慢了南亚减贫的脚步 中南美通过试点项目减少极端贫困
书籍推荐	文明：西方和其他 多维贫困测算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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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减贫：尼日利亚城市发展的启示

 

T.P.Ogun

 

 

摘要：本文研究了基础设施发展对于尼日利亚减贫的影响。特别的，本文从城市基础设施的增加对城市贫困影响的实证证据的角度，考察了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对生活标准或贫困指标的影响。本文使用了1970年1月至2005年4月的第二手数据，分析采用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明确表明基础设施发展导致了贫困的减少。研究结论同时显示，尽管基础设施在一般情况下会减少贫困，社会性基础设施相比于物质性基础设施，对贫困指标更高比例的预测误差有更好的解释。这意味着对城市中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会大幅地减少城市地区的贫困。

关键词：基础设施 减贫 城市开发 尼日利亚

引言

近年来，减贫成为全球政策制定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于2015年到期，根除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作为八项目标中的第一项，其完成至关重要，因而这一任务也变得更加紧迫，因为仍有超过十亿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准在1美元以下（UN2002）。贫困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包含了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层面的匮乏，包含缺乏方式以获得必要的最低水平补给，以参与社会的日常生活，从而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再生产（World Bank 2000)。尽管世界贫困区域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农村地区，可得的证据表明，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快速上升（Ravallion 2007）。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2005年的估计人口达到大约1.32亿——同时也是一个日益城市化的社会。随着七十年代由农耕经济到石油经济的转变，人口不断被吸引至城镇和城市，尼日利亚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已经超过了人口增长率（DEID 2004a）。在这样的人口迁徙趋势下，发展部门主张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减贫战略。这一政策与传统的旨在减少农村地区贫困的农业农村政策不尽相同。

基础设施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了物质性和社会性的公共投资。增加城市地区公共投资的激励源于这样的观点：这种投资的增加是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贫困人口能够从增长过程中获益。理论上，关于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种减贫战略的有效性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包括了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在内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相比于物质性基础设施，与减贫的目标有更大的相关性（Jahan and McCleery 2005；Jerome and Ariyo 2004)。第二种观点认为，物质性与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都会减少贫困。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总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减贫没有影响。第三种观点的持有者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三个论据上。首先，有一种假设认为，虽然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很重要，但是却与减贫关系很小。第二，有观点认为基础设施的实际收益明显地低于预期。第三，有观点认为在政府管理体系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腐败的倾向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基础设施的决定可能被扭曲，进而降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移了原本惠及贫民的利益（Ali and Pernia 2003)。然而，即便有上述观点，对于如果加强政府管理和制度架构，增进基础设施和减贫之间的相关性是否会变强，并没有更广泛的认识。

尽管一些研究已经考察了基础设施开发对于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效应，但实证上我们对二者在尼日利亚的联系知之甚少。本研究专门研究了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对该国贫困产生的影响。研究包含的基本问题如下：尼日利亚的贫困呈何种趋势？基础设施发展是否减少了贫困？社会性和物质性的基础设施中，哪一种作为减贫战略效果更好？增加的城市基础设施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意味着什么？本研究的主要正当性来自于，城市贫困问题迫切地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除非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城市化将可能导致高水平的贫困和不平等，进而在社会中产生不安和矛盾。

本文余下部分将作如下安排。第二节专注于尼日利亚的宏观经济概况及其城市化、贫困趋势。第三节为相关文献综述。这一节同时也会考察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第四节为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并给出了结论。第五节对本研究的讨论做出总结，并且考察其对城市贫困的政策含义。

 

尼日利亚宏观经济概况、城市化和贫困发展趋势

宏观经济概况

为了试图考察尼日利亚的贫困趋势，这一节的开始我们将查询该国的多项宏观经济指标。表1显示自1970年以来，石油产业一直是尼日利亚的经济支柱。作为GDP百分比的原油收益，从1970年的1.9%上升至1980年的24.6%。此后，在1990、2000和2005三年，石油收益占名义GDP百分比相应上升至27.6%，32.0%和39.6%。上升的原油收益占GDP比重表明尼日利亚经济从农业经济到石油倚赖国家的快速转变。尼日利亚的石油综合征之一，是快速减退的农业部门。这一部门在60年代曾经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却因为本国对奈拉汇率估价过高、不完全的定价政策和对农村经济的总体忽视，而逐渐丧失了其国际竞争力（Ojo 1992）。

尼日利亚经济的这一转变具有另一种效应：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移，导致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由于80年代初的石油热，公共部门有过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致力于为日益充盈的城市人口提供诸如道路、淡水、电力及通信等基础设施。表1同时显示，在1970年至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财政处于赤字状态，政府支出持续超出其收入。此外，由于80年代石油过剩导致了国际石油市场崩溃，及国内维护既有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尼日利亚政府借了巨额的外债。外债额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2%，上升至1985年的23.7%，在2000年达到62.8%。



总体来看，表1中的宏观经济指标表明通货膨胀率在1970-2005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为两位数。进一步，真实GDP的增速并不喜人。真实GDP增速在1970年为8.7%，1995年下降为2.1%，2005年又上升至4.6%。这些数据显示尼日利亚的宏观经济特点是不稳定，尤其在增长层面上存在波动，因此也暗含了该国个人福利的波动。由于总量增长率在理论上被假设为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低增长率和高人口增长率意味着由人均收入衡量的生活标准，在尼日利亚将非常低下。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该国有极高可能存在贫困现象。

尼日利亚城市化与贫困趋势

由于人口已经超过了其他非洲国家，城市化成为尼日利亚的正常现象。吸引移民的主要区域是州府或其他重要行政、商业、教育、工业中心城镇。农村移民同时也向那些作为中级农村地区教育、商业中心的省行政首府转移。

人口从农村至城市地区的显著转移可以主要归因于该国对原油生产行业持续增加的依仗，以及城市中对白领工作的搜寻。1970年之前，农业还是经济支柱的时候，农村-城市迁移的比率很低。估算的1952年城市居民数量显示，总人口中11%为城市人口。然而，到了1982年和2002年，总人口中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分别上升至31%和46%。

表2显示了1985年以来记录的城市人口明显上升的趋势，以及该国作为整体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除去这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近年来尼日利亚同时也发生着城市人口在地理上的惊人蔓延。2002年，据估计有大约18座城市拥有超过500，000的人口。而199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大概有359个定居点拥有至少20，000的人口。这些数据表明，与大多数由一两座城市主导城市网络的非洲国家不同，尼日利亚领土内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有人类城市群的大型中心（DFUD 2004b）。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快速上升，其上升的速率却在下降。这意味着向城市迁移的人口数量在减少——这是一个可以归因于几项因素的趋势。这包括穷人对城市美好环境幻想的破灭，商业机会的衰退，工作机会的减少，以及由尼日利亚农产品价格放开所导致的农业生产回报上升。

 



快速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城市贫困（毁坏性的社会经济瘟疫）的高发率。尽管尼日利亚经济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其人口的很大比例却十分贫困。表3显示了贫困水平的显著上升，由1980年的27.2%，上升至1996年的65.6%和2004年的54.4%。另外，估计的贫困人口数字也在快速增加，从1980年的1.77千万人到1996年的6.71万和2004年的7.13千万。

表3同时显示，自1980年以来，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水平都增加了。尼日利亚的城市地区，以同时作为贫困与财富、问题与解决方案的聚集中心而著称，且尼日利亚城市的高贫困率已经造成了上升的城市犯罪率、农业遭受忽视以及失衡的人口聚集（Akinyemi et al.2005)。

尽管尼日利亚经济从农耕型到石油依赖型的转变已经被认为是农村-城市迁移的主要因素，且最终导致了城市中的上述人口问题，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已被认定。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分布，性别因素和其他社会经济变量（Greenwood 1975；Hugo 1998；Rempel 1970；Todaro 1989)。由于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高发城市贫困及其附带的问题，对于采用哪些政策方法来减少贫困已经存在共识。这些政策包括：(a)一个市场导向的、增长诱导式的途径，能够扩展生产途径，并为穷人提供高收入的雇用机会；(b)广泛得到社会服务的机会，诸如医保和教育；（c)定向转移项目，诸如粮票、救助粮分配以及营养计划（Bardhan 1995；Fishlow 1995；Killick 1995；UNDP 1996，1997；World Bank 1990)。



 

尽管这样三管齐下的政策方法是决定性的，Gunatilaka(1999)认为，基础设施发展是减贫的必要条件，也是以上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观点下，本文关注尼日利亚基础设施发展对于减贫的影响。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实证研究回顾

Aschauer(1989)是最早对基础设施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这项极具启发性的研究建立在美国调查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非军事公共投资在增加总生产力方面远比军事支出来的重要。这一研究的结论是，核心基础设施诸如路灯、高速公路、机场等，对于生产力的贡献比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更多。

在Aschauer的工作之后，数项研究试图揭开基础设施与贫困之间的联系。顺着这条研究线索，Fan等（1999）估计了印度公共支出对不同水平农村贫困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作者们区分了对农村教育、定向农村开发、公共卫生、灌溉、发电、农业研发和农村道路的支出。他们发现，农业研发、农村道路、农村教育和定向农村开发全部都对农村贫困有统计显著的负向效用。其中，用于农业研发和农村道路的支出是迄今对增长和贫困影响最大的。

Amis和Kumar(2000)研究了在印度最大的港口和工业城镇之一的维萨卡帕特南，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和减贫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定义了贫困的多个维度，包括收入不足，财产缺乏（“居无定所、家徒四壁、身无分文”），缺乏支持（特别是寡妇、被遗弃的妇女、残疾人），疾病，负债。这项参与性研究的结论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到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制约，尤其是水电部门。这一研究认为，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提供对于减贫十分重要。

Canning和Bennathan(2000)比较了基础设施投资在发电与筑路之间的相对效应，研究选择了相应的52个和41个国家。该研究发现（1）在低收入国家，发电产业的投资回报较高；（2）在中等收入国家，筑路产业的回报更高，原因是这些国家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筑路成本较低。（3）两种基础设施在没有人力资本干预的情况下，都会产生更少的回报。研究显示，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可能根据国家收入水平和基础设施类型的不同而差别很大。研究同时认为，单纯的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很有限，因此需要加入实物和人力资本投资来最大化收益。此外，在一项基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研究中，Pasha和Palanivel(2004)认为，经济增长如果要对减贫产生贡献，就必须为穷人产生就业和收入，并使那些穷人生活必须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保持稳定。

Estache等（2002）研究了基础设施革新（尤其是私营部门参与）与扶贫在拉丁美洲的关系。在这项研究中，基础设施革新与减贫之间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关系都得到了考察。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通过私有化使得服务扩展成为可能，将使得贫困减少，前提是如果这样的基础设施发展对穷人来说支付得起。

在另一项研究中，Fan等（2002）分析了不同种类的公共支出对中国各省经济增长和农村贫困产生的效应，区分了在农村教育、定向扶贫、电信、灌溉、发电、农业研发和农村道路上的公共支出。估计的农业工人人均GDP相对于路网密度的弹性为0.08，非农业雇佣的弹性为0.10，农村地区非农业工人工资的弹性为0.15。在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中，农村道路被发现是对贫困发生率产生最大影响的：据估计，每投资在农村道路上的10000元，将使3.2个贫困人口被拉至贫困线以上。

Gomanee等（2003）研究了在控制人均GDP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不同部门政府支出在贫困线为1美元/天时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回归采用跨国数据，估计结果显示当收入分配向重视贫困的方向偏移，同时总收入维持不变时，政府在教育、农业、住房和便利设施（如供水、卫生、社会保障）的更高支出，全部会对贫困产生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

考虑到学界同时对理论与经验的贫困决定因素存在争议，Jalilian和Weiss（2004）使用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样本，研究了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证方法，从“专设模型”的估计中得到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维持人力资本不变，人均基础设施存量增加1%，以贫困人口每人每天1美元衡量的贫困率会降低0.35%，以贫困人口每人每天2美元衡量的贫困率会降低0.52%。这一研究认为，虽然作为总体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减贫中起到作用，但实体性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足量且由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改进等因素作为支撑，才能起到加速减贫的作用。

为了对基础设施与减贫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入的理解，Fans和Chan-Kang(2004)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减贫的影响。这项研究特别关注了道路的贡献。这项研究认为，低质量（大部分是乡村）道路的GDP收益成本比大约是高质量道路的四倍。因此该研究建议，为了减贫，相比于高质量道路，每一元人民币投资于低质量道路，将会更好的将城乡贫困人口提升至贫困线以上。

Jrome和Ariyo（2004）研究了基础设施改革（私有化的实行、电信自由化与基础设施私人投资）对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洲的基础设施改革和私有化的实施并未考虑穷人的需求，且未考虑那些对于这些改革生效至关重要的政策先决条件。结果是基础设施私有化对于穷人，不但没有正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作者提出，基础设施改革如果要达成其目标，必须是在正确的市场和规范的制度框架下施行。

Akinbobola和Saibu(2004)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尼日利亚收入不平等、失业和贫困之间的联系。在这项研究中，1986-2000间真实人均收入、政府资本支出、失业率、人类发展指数的季度数据被用于分析。4变量的VAR模型结果显示，失业率的减少将提升人类发展指数，进而减少贫困。另外，公共支出的增加将减少失业，提升人类发展指数。研究提出，以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政策，起初会减少失业，并且将提升尼日利亚的生活环境。

这里对于实证文献的回顾表明，尽管数项研究都对基础设施与贫困在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却少有文献——据我们所知——对这一问题在尼日利亚的情形进行研究。由于这方面实证研究在尼日利亚的缺乏，本文的研究即有了其正当性，我们将获得基础设施在减贫中发挥作用的必要认识，同时也将对何种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尼日利亚减贫更为有效这一问题获知一二。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Keynes（1936）做出了对基础设施与减贫进行间接联系的最早系统性努力之一。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一个受萧条和市场失灵困扰的经济，必须以高公共支出来使其调整回到高就业水平的状态。这意味着对基础设施的高公共投资将会增加国民收入、就业和人民福利。

在大多数基础设施都由政府拥有和筹资，市场机制并不完全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理论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这些国家，大约70%的基础设施投资是由政府出资，或是公共设施自行筹款，或是通过无优惠贷款，3%来自于援助，剩下部分来自于私人部门（DFID2002)。

Anderson等（2006）提出，公共基础设施产生两种本质上的宏微观经济效应。根据该研究，公共投资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主要为两种，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一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质或（与）量。由于公共物品由政府唯一生产，这些产品的数量起初是在企业与家户之间配给的。然而，当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发生时，这些被分配品在质量或（与）数量上会增加，进而使得企业与家户都在这一过程中受益。这种情形下，许多公共基础设施提供直接的福利收益，其形式是最终产品或服务质或（与）量上的增加。

价格效应作为基础设施投资微观效应中的重要组装成部分，改变了由企业生产、由家户消费的多种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当由企业生产、由家户消费的公共产品或服务是另一些产品的替代品或互补品时，这种效应就会发生。当由政府生产的商品或服务不是纯公共品，而仅仅有助于现存的私人生产部门时，价格改变也会发生。

公共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聚焦于公共基础设施对于宏观经济总量及经济增长的最终效应。Anderson等主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通过五条基本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补充了私人资本，挤入私人投资，增加市场一体化，提升了总需求和国民储蓄。由于总需求的上升，同时假设国民储蓄转化成为投资，经济增长从而发生。

Jahan和McCleery(2005)强调，基础设施开发能够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导致减贫。通过直接途径，人们对于健康和教育服务的可得性增加，更清洁的能源为人们所得，且政府对全国性的灾害提供保护，这些都会使贫困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对贫困的非直接效应发生在前者使工人生产力上升、运输成本下降、更多就业机会产生时，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这表明，基础设施够高级能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社会经济影响。

Jahan和McCleery(2005)同时提出，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增长和减贫的效应以首轮效应的形式发生，紧随其后的是后续效应。在首轮中，基础设施开发产生两种初始效应，将导致贫困通过经济增长而减少。这两种初始效应分别来自供给方和需求方。基础设施开发通过减少成本、优化商业环境、为更好的市场机会准入提供空间及开辟新的机会等途径提升了经济的供给方面。这些供给效应吸引国内和国外投资，增加就业和国内产出。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方效应发生于项目实施时。在这种情况下，新的项目——比如道路修筑——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从而产生了新的国民收入。社会层面意义上的更好的基础设施，是其能增加人们对基本社会服务的可得性，进而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开发的后续效应产生于由之引发的财政收益。由于财政收益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将产生额外的预算，用以产生那些提升贫困人口生活环境的项目。

以上的理论综述表明，基础设施与贫困之间的联系远称不上简单，十分复杂。基础设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减贫效应。需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通过经济增长导致减贫的程度取决于政府监管的质量和制度设置。实证方法和研究结论

模型

为了考察基础设施投资与减贫在尼日利亚的相互关系，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方法。SVAR是对VAR方法的更精确使用，已经成为估计经济学模型大受欢迎的工具，尤其是在宏观文献中（Sarte 1997)。SVAR方法的广泛使用也源自其将经济结构和动力研究纳入考虑。SVAR计量框架检验感兴趣变量的多种波动所产生的变动效应和相对重要程度（Sims 1980a，b)。由于尼日利亚经济的动态可以典型地被近似成一个包含k个变量的线性方程组，一个SVAR模型（假设ρ滞后但没有外生变量）设定为：

A₀y_t=A₁y_t-1+....+A_ky_t-k+CD_t+Be_t   (1)

其中y_t=(y_1t，y_2t，……y_nt)是一个nx1的非政策和政策变量组成的向量，A_i和C是秩为n×n的参数矩阵。D_t包含了所有的解释变量，其中可能包含了一个常数，一个线性趋势，季度虚拟变量，以及其他被设定的虚拟变量。另外，e_t是一个nx1向量，代表结构冲击、政策革新和非政策变量，被假设为一个白噪音过程，分布为（0，1_n)。

在理论和实证文献中，本研究的模型被一个四元素内生变量向量（y_t)所代表，该向量被定义为：

Y_t=(Pov_t，rpsf_t，gov_t，gro_t)’   (2)

这里pov是衡量贫困的变量，rpsf代表真实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gov是政府监管质量，gro是真实GDP增长。为评估物质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对减贫的相对效应，变量rpsf_t被分为物质性（rpif)和社会性（rsif)部分，并单独采用SVARs方法对这些部分进行估计。在上面的等式2中，所有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另外，为使SVAR模型可识别，我们吸收了理论和实证文献中的做法，以及来自Jalilian和Weiss（2004）的“渗透模型”。由于矩阵B是4×4对角矩阵，矩阵A于是具有以下的非递归结构：

 



这一非递归识别方案为恰好可识别，有4个约束，星号（*）代表自由估计的参数。第一行是增长等式，显示这一变量是基础设施水平、政府监管质量的函数。这样的设定取自“渗透模型”，后者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中的基础设施。第二行表明经济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取决于政府监管质量。这意味着在一个腐败政府当权的国家，经济增长的发生可能对人民福利没有任何的反向作用。第三行显示了政府监管质量取决于没有明确包含于本模型的变量，第四行表明贫困水平取决于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政府监管。

我们采用脉冲响应函数（IRFs）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FEVD）来分析由等式2代表的模型。IRF把每个变量当前和未来值描绘成VAR误差之一的当前值的单位增加，假定误差等于0。另一方面，FEVD是根据在给定水平面上的一个特定冲击来预测变量所得到的误差方差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和变量测算

为达到本研究的目的，我们采用了1970年1月至2005年4月的季度数据。这段时间包含了尼日利亚经济管制阶段（1970-1985）以及解除管制阶段（1986-2005）。对季度数据的两个主要调整，第一是SVAR技术的估计需要一个大数据库；第二，我们需要最小化任何依时性加总产生的问题（Christiano and Eichenbaum 1987)。

根据Okojie(2002)的做法，贫困以人均真实消费支出来测算。尽管另外有一个可选项是人均收入，但本研究选择人均真实消费支出的指标，是基于贫困的支出测算要优于收入测算的共识。另外，总支出由用于经济服务（诸如交通、通信、道路等）的真实资本支出代表的实物性基础设施支出和由用于社会性、通信服务的真实资本支出代表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支出。由于缺少尼日利亚的季度GDP数据，本文采用Gandolfo(1981)对年度GDP序列进行季度序列插值法的算法。这一插值方法的使用是合理的，因为其非常可靠，且基于顺序统计理论，这一理论不限于某一种变量类型，无论存量或流量。

关于作为变量包含在模型中的政府管理质量，由财政赤字水平表示的财政纪律所代表。按照预期，在一个好政府的国家，财政有序，财政赤字会很低。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尼日利亚中央银行CBN（多年），国家统计局（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

结论

初步分析

为了研究尼日利亚基础设施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实施的初步分析需要检验变量的整合阶数（也被称作单位根检验），决定SVAR模型的滞后长度，同时也需要作协整检验。单位根检验中，我们采用了增广的Dickey-Fuller和Philips-perron检验。另外，为决定诱导形式的VAR模型，我们采用了赤池信息准则、施瓦茨贝叶斯信息准则和汉南奎恩信息准则。关于协整检验，我们采用Johansen(1988)、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多变量方法。上述检验的结果尽管不在这里呈现，但它们表明本研究采用的变量在水平上是单位根，SVAR模型的简化型阶数为2。另外，采用多变量方法的协整检验同时表明，在变量gov，gro，pov，rpsf，rsif和rpif中存在两种协整关系。

由于在似然比检验中得出的两个协整向量存在，传统方法是去估计一个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然而，为了避免可能由于不准确的施加长期识别约束导致的错误模型设定，本文采用了另一种程序。根据Benkwitz等(2001)的工作，采用共益程序，水平上的简化型VAR模型可以被一致地估计，同时可以得到准确的脉冲函数置信区间。在估计得到简化型的VAR后，保存估计的参数和拟合的残差项。重新安排替换残差项，用估计的VAR模型创造一个人造的数据库，作为真实数据的产生程序。本研究产生了一个包含1000个如此模拟实验序列。

 

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考察基础设施发展对减贫的影响，我们采用SVAR模型估计得到的IRF函数作为分析工具。在从简化型中回复原SVAR模型参数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一个非递归的识别方案。图1展示了采用非递归识别方法时估计的IRF函数。此IRF函数显示了一个变量的标准偏差冲击对其他系统变量产生影响的方向和大小。面板（d)表示基础设施的一个标准偏差可以被金素未基础设施的一个0.18%的增幅。在基础设施增加的情况下，面板（a)表示由真实GDP增长测算的经济增长立即发生；这可以归因于基础设施的需求效应导致了，对于那些此前被剥夺就业机会的人而言，这意味着新的就业和收入的产生。

面板（f）显示作为贫困的指标，人均真实消费支出仅仅在第二季度增加，并且在真实基础设施跌落时减少。人均真实消费支出的增加表明基础设施减少了贫困。另外，随着真实基础设施的水平降低（见图1d，f），人均真实消费支出也减少了。真实基础设施的减少可能可以归因为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高通货膨胀，后者一直持续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点附近。由于高通胀的存在，分配于基础设施的预算的真实数字减少了，于是在给定水平的政府支出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提供也减少了。面板（a)也表明，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准偏差大概可以近似为真实GDP0.05%的增幅。这一经济增长的增加导致了基础设施的即刻增加（面板（b)），以及人均真实消费支出在第二季度后的增加（面板（f))。这一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发展导致了经济增长，但并不立刻导致减贫。这一结果同时也说明，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联系。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发展导致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本身能够导致基础设施发展。

这一发现的含义，是财政政策如果优先考虑物质性、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创造，那么它在真正减少国家贫困水平之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方差分解

以上的结论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会导致经济增长，并造成减贫效应。究竟社会性和物质性基础设施哪个作为减贫战略有着更好的效应，为给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更进一步的实证证据，我们采用SVAR FEVD模型，分析了这些总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各自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贡献。在FEVD的分析中，我们预测水平线上的1，4，8，12，和16季度，并播报结果。

表4展示了FEVD，使读者能厘清由不同冲击引起的经济增长（gro)和贫困指数（pov)的波动。结论表明，在第一、第四和第八个季度，社会性基础设施（rsif)对人均真实消费支出（pov)也就是贫困指数分别贡献了12%、9%个8%。FEVD模型也表明，实物性基础设施的冲击在第一季度对贫困指数贡献了1%，而在第四和第八季度没有贡献，在第12和第16季度也贡献了1%。这些基础设施组成部分对增长和贫困指数贡献的减少也可以归因于高通胀。于是，这些结论表明在尼日利亚，社会性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对于减贫而言，比之在实物性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有更大的减贫潜力。

结论与城市贫困的政策建议

尼日利亚的各大城市都有“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区”，在这些地方大比例的人口生活在高度贫困的状态下。一直以来，尼日利亚的减贫政策始终聚焦于农村地区。然而，随着高比率的农村-城市迁徙，如果要提高人口的福利，直接或间接减少城市贫困的政策就是必须的。本研究采用总量数据，其结论揭示了基础设施投资与贫困之间的负向关系。本研究同时提出，尽管一般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减少贫困，在社会性基础设施上投资相比于在物质性基础设施上投资有着更好的减贫效果。此时，就应该问这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本研究对于城市贫困的政策建议是什么？

首先，在以市场失灵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城市地区基础设施发展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从这一层面上看，旨在大量进行城市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政策对于减贫很关键。尼日利亚的现状是，尽管基础设施支出在绝对意义上已经增加了，但是真实基础设施支出却是在逐年递减。所以，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城市地区基础设施的数量上（也就是，建造多少公里的公路？发出多少千瓦时的电力？），而不是名义上的基础设施支出。本研究的另一项政策建议是，尼日利亚政府需要将其相当数量的预算分配用于社会性基础设施发展，这包括教育和卫生投资。由于教育和卫生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的发展贡献极大，增加社会性基础设施能够有助于提升城市地区的人口福利。最后，由于基础设施达到必须和足量的条件需要政府监管，发展部门需要在重整人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需要重整法律体系来最小化腐败。在一个如尼日利亚这样高度腐败的国家，人们挪用基础设施工程款项的行为并不罕见。如果法律制度得到加强，那么这种倾向就有可能被最小化。

   论文信息：T.P.Ogun：Infrastructur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mplications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Nigeria，Urban Forum(2010) 21:249-266.




 

(翻译：顾思蒋，校对：夏庆杰)

表4  SVAR预测的误差方差分析

预测水平线（季度）	gro	rsif	gov	pov
“POV”预测误差方差解释的组成比例
1	0.21	0.12	0.18	0.47
4	0.17	0.09	0.19	0.55
8	0.12	0.08	0.25	0.55
12	0.13	0.07	0.29	0.51
16	0.14	0.07	0.30	0.49
“GRO”预测误差方差解释的组成比例
1	0.78	0.03	0.19	0
4	0.79	0.02	0.19	0
8	0.76	0.01	0.17	0.05
12	0.73	0.01	0.15	0.12
16	0.69	0.01	0.13	0.16
“POV”预测误差方差解释的组成比例
1	0.26	0.01	0.17	0.55
4	0.21	0.00	0.17	0.61
8	0.16	0.00	0.23	0.61
12	0.16	0.01	0.27	0.57
17	0.17	0.01	0.28	0.55
“GRO”预测误差方差解释的组成比例
1	0.81	0.01	0.18	0.00
4	0.82	0.00	0.17	0.00
8	0.78	0.03	0.14	0.05
12	0.72	0.05	0.12	0.11
16	0.70	0.05	0.11	0.13

 

 

 

 

 

 

 

 

·减贫会议·

 

全球性金融会议展望结束贫困

 

 

2015年7月15日，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聚集在选址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一场全球性金融会议，来讨论如何制定改革方案和政策以合法地改善全球的贫困问题。这场会议是2015年旨在确定全球范围内减贫项目融资的最高级别三场会议中的第一场。世界银行领导Jim Yong Kim如此总结本次会议的重要程度：“如果我们抓住这次机遇，我们能够取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本次和后续会议的成功，或许能使人们走上最终消除贫困的正确道路。

    本次会议的一大议题是如何扩展千年发展目标——一个在2000年提出的八个目标组成的组合，旨在对抗贫困。根据该目标的设定，在十五年期满之时，要召开新的会议来建立新的目标以推进此前的进展。这次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会议所制定的后续目标，将以“永续发展目标”被世人所知（SDGs）。

    SDG的设计将会反映自初始的MDG被制定以来，全球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世界银行网站的摘录提到：“MDG在2000年被采用以来，全球发展的图景已经变化了。中等收入国家现在占了全球GDP的大得多的比重。同时，很多国家国内的不平等在上升，贫富差距在扩大。”全球领袖们将会评估种类繁多的新型数据，从而以制定一个有效的方案来减少未来的贫困。

    为了使贫困的消除成为现实，参与本次会议的国家正在准备将减贫项目的资金投入由数十亿增加至数万亿美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必要的资金将“来自私人投资和国内税收。国外援助已经被私人资金流所比下去了，但其仍是一个可贵的资金来源，它的重要性还源自它能直接到达那些私人资金难以企及的人口和挑战。”如卫报报道所说。

    这一会议或许会成为我们星球一个全新时代的关键。这次会议以及其后续会议的结果，或许会成为人类迈出贫困阴影，迈入一个崭新时代的关键一步。

资料来源：

http://borgenproject.org/global-financing-conference-looks-end-poverty/

 

 

 

·专家视点·

 

南亚减贫：亚洲、美洲、非洲区域一体化的五堂课

Sanjay Kathuria

 

 

今天，超过50%的国际贸易经由区域贸易协定完成。诚然贸易是区域一体化的关键组成部分，一体化仍有着其他几个维度，这些维度包含能源合作、区域内投资等等。详细考察了东南亚、美洲、非洲的区域一体化的例子之后，我们为南亚区域一体化总结了五堂课。

第一课：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

尽管关税在下降，在出口商品价格和进口商的出价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值，并且由于移动商品的高成本而处于极大幅度的上升状态，尤其是在中南亚。按百分比记，在中南亚地区实行贸易便利化的潜在收益，是GDP的8%，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高贸易成本已经使南亚成为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国家。

图1：区域贸易占比（百分比）（2012）



 

 

在ASEAN区域，大多数国家有贸易信息门户或是单一窗口以增进贸易便利化，减少贸易成本，加强区域内贸易。贸易信息门户使得交易者能在线上获得所有他们需要的文件以取得政府的许可。单一窗口（一套使国际贸易商能在某个单一位置、单一实体单位提交管理文件的系统）允许在线提交这些文件。这些单一窗口使用国际开放通信标准，采用相似的标准同时促进了区域内和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在服务方面，贸易壁垒涉及那些可能暂时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熟练工人、会计人员、工程师、咨询顾问。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居住协议允许工人在客国居住和工作最高不超过2年。这一居住许可可以在工人证明他们能够养活自己和家庭之后变为永久。

 

第二课：流线型非关税办法（NTMs）

国家会对进口实行立法控制以确保其公民的健康和安全；然而这样的NTMs可能会对贸易造成限制，而超出必要的范畴，这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关税壁垒（NTB）。简单理解，可以认为NTB是那些只针对进口商品而对国内生产不起作用的管理办法。为了减少NTB的发生，NTM就必须是流线型的。

非洲经济共同体（COMESA，EAC和SADC）发布了一份在线报告、监察和消除NTB的机制。这一机制能够收集投诉，帮助解决明显的纠纷，并且由多国共同设定，从而在贸易伙伴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根据该网站的信息，迄今为止这一机制已经处理了近500个案例，并解决了其中80%。

第三课：不要对投资者有歧视待遇

提升区域内投资是提高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手段，因为贸易和投资往往是紧跟而来。在南亚，区域内投资甚至比区域内贸易更低，这意味着投资-贸易的联系——举个例子，可能是该区域的价值链条的形式——是缺位的。这里对于南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平等地对待国外和国内的投资者。

根据ASEAN的情况，区域内投资占了区域总FDI的17%以上。ASEAN是一个非常受全球投资欢迎的区域。这部分是因为ASEAN综合性投资协议（ACIA），这一协议保护来自非ASEAN成员国的投资。这些投资者得到了公正平等的待遇，ASEAN成员国政府也保证不会采取武断的决定。外国投资者同时也被保护免于法律上不正当的征税，而且，在某种可行的程度上，保障了公民动荡大事件发生时的安全。国外投资者同时得到保证，他们的资金可以自由的进出ASEAN。

ASEAN的经验对于南亚的意义在于，要想从一个区域投资制度框架中获取最大程度的收益，每一个南亚国家都需要进行改革，以改善他们的相对投资环境。

 

第四课：善用现有的机遇

成功的区域协作能够善用其地理上的优势。这是极其自然的，举例而言，区域内国家共享电力设施。这种共享有助于平衡区域的供需，同时也使得小国家能够享有规模经济，同时也能促使更有效率的负载管理。

在美洲中部，中美洲电气互联系统（SIEPAC）网络联结了中美洲6个国家长达1790公里的传输线路，从危地马拉延伸至巴拿马。SIEPAC有多种资金来源，领衔的是泛美开发银行，其公共-私人所有权由一个区域公开团体所有。SIEPAC帮助巴拿马从一场能源危机中解救出来，并且预期能降低全区域的电力消耗。

南亚地区相似的地理环境提供了能源合作的机会，极大的区域内海拔落差能够为未开发的水力发电所用。

 

第五课：耐心

最后一课，是了解区域一体化是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区域协定常常由于目标和实行之间的差距而受到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途径是设置可信的机构来监督对协定的遵循和结果，定位于区域秘书处诸如COMESA，或者，以南亚为例，在SAARC。

改善的区域经济结果，诸如更高的贸易量，区域价格收敛，过境时间减少，或者能源交易的增加，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并且要求政治意志和制度构建。南亚地区可以利用区域内近来的政治势头，并且持续推动那些对发展有强烈影响的事宜——能源分享、贸易成本减少，以及鼓励区域内投资。

 

资料来源：

http://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five-lessons-regional-integration-asia-america-and-africa

 

 

 

 

 

 

 

 

 

 

 

 

 

 

 

 

 

 

 

 

 

 

 

 

·专家视点·

 

在越南，我们这样测算贫困

Linh Hoang Vu

 

 

在越南作为一个贫困者意味着什么？80年代末，当我成长于河内时，贫困简直无所不在。当时绝大部分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标准线（每天1.25美元）以下。由于当时没有生活标准调查来测算贫困，所以对于贫困意味着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指标。那个时代的富人，或许拥有一辆摩托车，又或许是一台电视机，而穷人则是一个街头乞讨者，或者一个吃不饱饭的人。在1992和1993年开展的最早的调查中，大约64%的人在国际贫困线标准下是贫困的。20年之后，仅有少于3%的人在统一标准下被认为是贫穷的，饥饿已经在这个国家被成功的根除了。

越南的贫困测算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对诸多方法的衍伸已经到了一个令专家也十分迷惑的地步。在一篇最近发表的名为“越南贫困测算解密”的工作论文中，我们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关于越南贫困测算问题的综述。这是讨论越南发展问题的系列论文的一部分，这一系列将会定期地分享研究进展，并鼓励就发展问题交换新的观点。

在越南，现在有两种主要的测算贫困的方法。第一种方法由越南劳动部（MOLISA）采用，生成一套等级标准用以测定那些够资格成为反贫困项目资助者的人，并且该标准也能用于在短期内监视贫困发展。另一种分离方法由越南统计局和世界银行（GSO-WB）采用，主要用于考察贫困在长期内的变化。分离方法用于监视贫困变动，以及政府项目瞄准，是一种世界范围内通行的做法。

这两种方法在数个层面上有所区别。首先，MOLISA采用收入作为一种福利指标，而GSO-WB采用消费。在第二步中，两种方法都采用“基础需求成本”方法来决定贫困标准线。这一方法立足于维持健康身体最低需要的卡路里。第三，采用GSO-WB贫困线的贫困测算方法建立在家庭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而MOLISA贫困测算是建立在五年一次的全国贫困人口普查数据上。在没有普查的年份，MOLISA通过村落级别的咨询（一种村落会议，在会议中人们会投票决定谁贫困而谁不贫困）来更新其贫困列表。

最常见贫困测算方法得出的时间趋势显示，在所有的方法中，我们都观察到越南的贫困在快速的下降。

在近20年里，越南的贫困测算由于贫困率急剧下降而面临一个幸福的挑战。随时间持续下降的贫困率已经对相关测算方法选择的更新提出了要求。我们向前看时，能够粗略地推测，如果仍用1.25美元每天的标准来测算贫困，这一数字在这个国家将变得过于微小，以至于以它衡量的贫困将降至零点。相似的，以2美元每天为标准的贫困测算同样也会很快在越南变得无关紧要。在这样的推测情形下，采用GSO-WB贫困线测算的总体贫困率将在2020年降至8%以下。

出于监视贫困的目的，GSO-WB方法仍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被使用。然而在某一时点，用这一方法测算的贫困率很可能会达到非常低的程度，以至于我们有必要再一次修改这一方法，以能够正确反映越南欣欣向荣的局面，以及越南人民更加宽广的愿景。

资料来源：

http://blogs.worldbank.org/eastasiapacific/node/3218

·减贫前线·

 

是什么拖慢了南亚减贫的脚步

Zahid Hussain

 

贫困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就已经是社会的关切问题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全世界范围内的极度贫困已经显著地减少了。在1981年，超过一半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生活在1.25美元每天的标准以下。这一数字在2010年已经降低到了21%。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了59%，2010年只有12亿人口生活在1.25美元每天的标准以下，而这一数字在几十年前是19亿。然而，减贫的挑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12亿生活在极端贫困下的人口仍是一个令人气馁的事实。让这个世界不再有贫困的困扰，或许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大约仍有上百个国家无法摆脱高度贫困的陷阱。

过去三十年里，每个发展中地区的极度贫困都减少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SSA）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LAC）地区在进入新的千禧年的时候转了个弯。在1990年至2010年的时间里，SSA地区的极度贫困率跌落了10个百分点，而从1981年到1999年的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极度贫困率曾从51%快速升高到58%。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是48%了，仅仅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下降了17%。在LAC地区，极度贫困率在1999年至2010年的时间里减半，而在此前的二十世纪后20年里，这一数字始终保持在接近12%的水平。在6%的水平下，极度贫困在LAC已经达到了被消除的边缘。最大的减贫幅度发生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向西延伸至缅甸）。在这些地区，极度贫困率降低了近80%。

南亚减贫对世界减贫具有关键的意义，南亚作为全世界第二人口稠密的地区，2013年的人口达到了17亿（世界人口24%）。南亚的贫困率从2002年的44.3%减少至2010年的31%。贫困人口减少了1.3亿，由2002年的6.36亿减少至2010年的5.06亿。然而，全世界42%的贫困人口仍居住于南亚区域。为什么南亚贫困问题如此严重？一些有趣的贫困数据，包括共同富裕和收入水平数据，呈现在下图中。注意到：

贫困与人均收入有着反相联系（图A）。尽管这不过是印证了一个久经考验的经济常识，这一规律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畸变。在南亚的例子中，尼泊尔相比孟加拉和印度有着耕地的人均GNI。然而尼泊尔的贫困发生率比孟加拉和印度都要低。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虽然重要，却并不是贫困的唯一决定因素。

 

  共同富裕程度——以最底层40%人口的消费增长率衡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的，但是并没有贫困发生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那么强（图B）。再分配政策在更高水平的收入下更容易实施。然而，斯里兰卡和尼泊尔表现出非常有趣的对比。斯里兰卡的人均GNI大约超过尼泊尔四倍多，而尼泊尔的底层40%收入增长率是斯里兰卡的2.3倍。再一次的，收入很重要，但不是全部。



或许有人会认为，更广泛的共同富裕程度会与更低的贫困发生率有关。这一规律对孟加拉是适用的，在该国，底层40%的收入增长率非常低，而贫困发生率非常高（图C）。底层40%人口的收入增长率在尼泊尔是最高的，但是斯里兰卡却有着最低的贫困发生率。收入水平对减贫的影响看起来压过了收入分配的因素。

没有证据表明在人均收入的水平上有区域收敛的迹象（图D）。最初比较差（孟加拉）增长快于最初更好的不丹，诸如这种追赶收敛的趋势是否存在，其证据是仍不明显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贸易这一联结各国的最重要纽带在南亚是缺失的。南亚是世界上区域内贸易活跃程度最低的地区。

令南亚摆脱贫困的困扰，加快共同富裕，这些目标要求消除区域内货物、服务、劳动和资本贸易的壁垒。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可持续减贫而言最关键的就是经济增长。尽管经济增长可能不能惠及所有人，但并没有理由担心这种与更自由的区域内贸易相联系的经济增长会向远离贫困人口的一端倾斜，尤其是这一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于边境区域。南亚的贸易不知如何没有被新近的全球性浪潮所触及，即使这一浪潮已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席卷了全球。这一点，是急需改变的。

 

资料来源：

http://blogs.worldbank.org/endpovertyinsouthasia/node/858

 

 

 

 

 

 

 

 

 

 

 

 

 

 

 

 

 

 

 

 

 

 

 

·减贫前线·

 

中南美通过试点项目减少极端贫困

Ana Revenga

 

2015年的这个秋天对于国际发展社会来说是很关键的时刻。我们从一个试图将全世界的极度贫困率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转向一个要求我们在这个势头上继续努力并且真正结束极端贫困的永续发展目标。

不犯错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稳定的、为大众所共享的经济增长，并且尤其强调穷困国家的农业增长。我们需要公平的项目和政策，以保证所有孩子能够有同等的在人生中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且使所有共鸣能够从财政、社会体系以及代理机构中获益。我们需要保证那些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们，以及那些很有可能重新跌落回这一状体的人们，在全球或地方市场失灵时、在疾病和干旱在社区中持续时得到保护。

除此之外，我们同时也需要用新的思路思考旧问题。尽管全球社区对提前五年实现MDG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触及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的难度却在增加，即使全世界正在向着在2030年结束贫困而努力。

本周，笔者在伦敦参加了国际行为视野会议，会议集中于使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的影响那些深陷贫困中的人们。《2015年世界思想、社会、行为报告》聚焦于贫困人口所遭受的压力使他们脱离贫困的既存阻碍更加难以逾越。要将理论研究转向实际应用，现在是时候了。

幸运的是，一项对拉丁美洲长期存在的贫困现象的研究表示，开发昂贵而崭新的项目并不总是必要的，既存项目存在深入行为的整合可能，采用小而节省的调整，能使那些被传统项目遗落的人口被惠及。

在尼加拉瓜的农村，有一个项目提供商业补助与训练，明确地鼓励群组互动，并创造特定的空间让受益人与当地领袖进行沟通。这一微小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影响：商业前景和表现得到提升，非农业人均收入提高了3.3美元，家庭动物存量价值上升12美元。这些看起来像是小数目，但是考虑这样的语境：基础非农业活动收入的平均值仅有8.75美元，那么由于社会互动与增加的商业前景的贡献就非常可观——达到了40%。

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一个试点项目考察了压力如何让人们对未来的看法产生变化。一个按月有条件现金转移的项目的受益者被随机的分为两组。其中一组像往常一样按月接受两次全额支付。另一组按月接受两次三分之二金额的支付。剩余的三分之一则在十二月被一次性的存入一个储蓄账户，这个时间正好在孩子们的学费支付日之前。这一简单的对时间的调整是很有效的：尽管两种模式对学生上学率有着相似的影响，“储蓄为了急需”的方法使得当家长急需用钱时真的有钱可用，进而致使更高的入学率。

在秘鲁，一个项目涉及金融包容与储蓄行为的问题。早期结果显示，帮助穷困家庭开储蓄账户对于增加他们的储蓄率而言并不足够。为处理这一问题，该项目尝试用手机短信的形式鼓励人们多储蓄。标准提醒语，诸如“记得存钱啊！”就起了作用，相比那些仅仅拥有一个储蓄账户的人而言，收到提醒短信的人的储蓄增加了6个百分点。然而，甚至更有效的做法是把提醒短信与特殊目标短信结合起来，诸如“记得存钱啊，这样你就可以达到你的个人储蓄目标——20美元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短信，增加了16%的储蓄率。

现在你或许正在问你自己：“既然这样做有效，为什么不在全世界都这样做呢？”简单来说，行为干预的广泛应用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一方法必须要为那些穷困地区里最穷困人民量身定做。在波哥大成功的做法，或许在哥伦比亚的某个城市完全无法凑效，更不必说世界上的任一城市。所以，要使政策或项目能推广至全球，就要求它们有着针对这些不同的可调整性，并且吸收那些已经证明对它们试图造福的社区卓有成效的那些方法。

上述变革仅仅是众多革新之一，它们会使我们朝着达成世界银行集团在2030年前结束极端贫困的目标前进。随着第一个永续发展目标的制定，整个国际社会都开始全力推进实现这一目标。让那些现在仍处于贫困之中的人脱离贫困的挑战有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却不是不能克服的。对于我们——政府部门、发展机构、当地活动者、文明社会以及NGO组织，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去构建新的进程，有效的政策和项目，同时也应寻找新的途径让世界朝着可持续的、聪明的、永久的减贫而前进。

资料来源：

http://blogs.worldbank.org/voices/node/3444

 

 

 

 

 

 

 

 

 

 

 

 

 

 

 

 

 

 

 

 

 

 

 

 

 

·书籍推荐·

 

 

文明：西方和其他

Timothy Larsen

 

 

不要希望Niall Ferguson成为那种在酒吧喝完一轮以后主动提出第一个给大家买第二轮的人：他愉快的眼睛一定会扫视桌子，他的眼镜会敏锐的找到那些半满的瓶子。他的新作：《文明：西方和其他》，提供了解释西方为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文明的六大因素：竞争、科学、物权、医药、消费者社会和职业道德。

当Ferguson在他的阳光大道上漫步的时候，有些人倾向于在时间中蜷缩起来。举个奇怪的例子，Isaac Singer，缝纫机的发明者，是一个连环通奸者，重婚者，和一个性癖者，侵害对象包括他自己的雇员。以下却是Ferguson的看法：“Singer显然是一个爱女人的男人，但是有任何男人比他回报了女人更多吗？”Ferguson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绝佳的精神病学取得突破的机会。他在大多数时间里致力于维护大英帝国在事实上作为全球资助者的地位。这是他众多努力的其中之一：“英国曾经是世界的银行，向世界输出了惊人数量的资本；或许同时代的人应该赞颂英国人的‘储蓄过剩’，而不是抱怨帝国主义。”

尽管说了这么多，我必须声明这是一本吸引人的、极具思想启发性的书。在当今历史学家们都就极细小的历史专题进行写作的时候，Ferguson推进一项关乎西方文明进程如此之大题目的解释理论的做法应该是值得鼓掌致敬的。这本书让我想起了Jared Diamond的书《枪炮、病菌和钢铁》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广泛赞誉。

此外，尽管Ferguson是一个与无神论积极推进者（也是本书所献礼的人）结婚了的终身无神论者，他的“政治下地狱”态度意味着他最后一定会反复地赞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更确切说是新教，并且果断包含了新教传教士去往不发达国家的事迹：“新教传教士的活跃程度也被证明是独立后经济表现和政治稳定性的风向标。”

如果Ferguson 对于西方文明是极其乐观的，而这本书的框架是一个关于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在他们自己的文明中抛弃信仰的故事。这意味着西方五百年的优势现在结束了，事实上整个文明的崩溃很可能在很近的未来突然降临“就像一个晚上的窃贼。”

对比之下，不发达世界正在热烈地拥抱这些令西方世界成功的因素。这一趋势起于日本的西方化，而这使得日本经济受益极大。这一事实吸引了Ferguson，他开始考虑一个更加详细、引人入胜且令人始料未及的话题，即基督教对当今中国人的极大吸引力：“看起来只有基督教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如果以上这些对于读者们还不够，Ferguson在书中反映了这样的思想，即一个文明本质上是其阅读和崇尚的文本：“那么对于西方文明来说，到底什么是它的奠基性的文本呢，什么能够在近乎能量无限的自由个人之下支撑我们的信仰呢？”对于这个问题，他个人的回答是这么开始的：“我的建议是詹姆斯国王的圣经……”而这，已经足以让我愿意为这个家伙再买一轮酒。

资料来源：http://www.booksandculture.com/articles/webexclusives/2012/march/civilization.html

作者信息：Timothy Larsen， McManis Professor of Christian Thought at Wheaton College.

书籍信息：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多维贫困测算和分析

 

 

 

    多维贫困测算和分析方法处在快速进化的状态。最近，一种由Sabina Alkire和James Foster开发的特定多维贫困测算计数方法引起了学界相当的兴趣。尤其是，这一方法已经由出版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所知悉，并在联合国2010年后的发展项目中被用于估计人类发展报告，以及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不丹和菲律宾的国家贫困测算发布。学界的回应同样敏锐，理论和应用的杂志很快刊发了相关的文章。

对于深刻而准确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高涨而持续的需求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动力，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数量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贫困测算研究者和政府部门、国际事务部门负责制定多维贫困测算的技术人员。

这本书包含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多维测算的框架，提供了多维技术覆盖面的清晰概述，以及各技术所对应解决的问题。

第二部分给出了多维贫困测算计数方法的总和介绍，提供了Alkire和Foster开发的计数多维贫困测算方法的深入解释，这一解释是著名的Foster-Greer-Thorbecke 贫困测算法的直接扩展，后者对收入贫困测算方法的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倒数第二部分处理了估计前的问题，诸如惯用性选择，以及测算方法设计中的独特经验技术。

最后一部分处理了估计后的问题，诸如稳健性检验，数据推论，跨时间比较，贫困人口中的不平等程度估计，以及一些回归技术。

资料来源：

http://multidimensionalpoverty.org/about-the-book/

书籍信息：

Sabina Alkire， James Foster， Suman Seth， Maria Emma Santos， Jose Manuel， and Paola Ballo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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