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4-第一部分1

第一部分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重点和政策建议

Kate Bird  Kate Higgin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

摘要：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描述为私人和公共的资产和资源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转移过程中的不充足状态。贫穷被转化为影响个体在当前或其人生历程中的未来一个时间点遭遇贫困可能性的一组复杂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家庭和家庭外的因素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前者包括家庭财产、资产禀赋、机构和社会地位，以及对差异性的资源获得和控制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建设，后者包括性别基础上的歧视和排斥，阶级、种姓、宗教、种族、治理和政策失败，以及冲击事件，如冲突和饥荒。

贫困的代际传递被视为长期贫困的一种极端形式——它被界定为个人和家庭经历持续的贫困。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需要对其透彻认识和采取措施以应对长期贫困。它已成为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一个中心主题。它特别注重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与路径。因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固定样本数据，这就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此外，该研究工作的一个关注焦点在于资产和继承，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促成贫困代际传递的不可逆性并走向中断。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已经证明采用Q平方的方法提供坚实的研究和有理有据的政策建议的价值。它也使得关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方法的相关信息更加广泛的得以获取。有关研究方法的信息已经通过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和网络方法工具箱得以呈现，并被学生和专业研究者广泛地阅读。我们所期望的是，这些方法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理解全世界长期贫困人口的生活和需要，同时将帮助他们将其需求传递给政策决策者。

以下全部的结论聚焦于贫困的代际传递。

当依循整个生命周期来探寻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时，慎重考量儿童贫困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分析应当探索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识别众多因素中最易受影响的因素。这意味着在人生历程中的某个关键时间点的干预是必要的（比如青年到成年的转换、寡居期等）。它也表明，单纯地针对个人或者他们的家庭的方法是不充分的。反之，分析家应当检验使贫困和不平等在代际之间持续和复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以及家庭和家庭内部因素。

家庭构成和人口特征对贫困代际传递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个体物质资料和其他资料的可得性和分配的多寡。年龄、与家长关系、性别以及其他的社会差别可以用来解释在家庭中获得资源、营养和照顾方面的差异。性别反复被证明是影响营养供给、休闲、劳动和学习时间分配上的平衡、资产获取和控制、健康和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性别差异对妇女和女孩自身来说都是重要的，并对其孩子的未来产生影响。为此，就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资产以及生前赠与的礼物和继承物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趋势不仅不公平，反而可能加重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此同时，人力资本为个体提供了与其他资产相联系的能够快速恢复和摆脱贫困的能力。这些资产尤其是儿童期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个人资本的基础，而且影响终身收入、对健康的追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后半生的残疾和死亡。

冲击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促使家庭动用其资产并采用不良的应对策略，这会给儿童带来终生的负面影响。比如，干旱可能导致严重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这对个人的一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复合性或连续性的冲击发生的地方，尤其是传统的家庭层面的冲击和复杂的宏观冲击（如治理的失败、长期冲突和不安全等）叠加的地方，一个家庭的应对能力可能会丧失。这增加了对儿童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可能性，这种状况的产生使得贫困的代际传递不可避免。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推动着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在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时间点提供保护的广泛特性表明，简单的政策应对似乎毫无可能。一个政策框架应推动公平性的制度和多部门的干预，这样可以解决儿童贫困，也可以通过聚焦于生命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有意识地不给政策选择任何权重和优先权，缘于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最优应对政策不仅有赖于其社会背景，还要依托于该国家的社会政治合约。然而，任何成功的政策设置有可能在包括支持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政策的同时，也构建男性和女性以及财富集团之间的公平；对营养和健康的投资；对提供高质量和方便的学龄期、中学以及中学以上教育的干预；支持资产的积累和公平继承的政策和实践以及社会保护等。

未来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研究论题有特定环境下资产组合的识别问题，它对于保护个体免受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最为重要的；以及提供这种保护功能的资产组合及其绝对数量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机构在促使人们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对其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进行有益的探索，包括它如何与资产进行交互作用来影响贫困。

一、导言

本文提出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关注的贫困代际传递的综合性研究工作。为此，它建立在两篇早期的评论（Bird，2007；2010a）和受长期贫困研究中心或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直接开展的工作中的新发现的基础之上。而且也时时将这些研究发现置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之中。

本文介绍了我们所说的贫困代际传递，并概述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在这个领域确定的工作议程。（第二部分）。它进一步提供了由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研发的研究方法的概述，这主要是为了探索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在确定一系列政策建议（第四部分）和结论（第五部分）之前提供来自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键性研究发现（第三部分）。

二、贫困的代际传递

（一）什么是贫困的代际传递？

代际传递是指实物和金融资产以及资源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转移，包括土地、牲畜、存款等。公共和私人支出影响人力和社会资本，也涉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转移。老一代通常将资金投资于年轻一代的资本形成中，来保障个人的能力和对抗未来的风险。（Collard，2000）当老一代不能自给自足时，年轻一代会倾向于支持老一代。但这一代际交易不仅仅依靠个人动机（利他主义，自我兴趣或其他）或行为，也受公共政策、经济和社会结构制度的功能的影响。所有这些会导致不平等，并决定将什么传递给下一代。

贫困的代际传递被描述为个体或公众在财产和资源上的不利因素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转移。贫困不仅被转化为有关代际的“一揽子建议”，也被转化为影响个体在当前或其人生历程中的未来一个时间点遭遇贫困可能性的一组复杂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这些研究侧重关注亲子间的传递，以及早期的生活经历如何为儿童以后承担高度运转的社会和经济角色提供准备，并介绍一系列限制发展机会和生活机遇的不可逆因素。但是，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放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进行考量，特别是在关键时期，包括儿童期到未成年和未成年到成年期的转换时期。在成年期，个体经历的贫困能通过代际作用传递给他们的子女、父母以及同伴群体（Bird，2007）。

Bird（2007；2010a）提供了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全面的文献回顾以及如何探寻这个现象的家庭和家庭外因素。这些文献集中在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研究指出，在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工作之前，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大量研究是在高收入国家进行的。这些文献所强调的家庭层面的因素包括家庭构成、资产捐赠（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等）、媒介和地位，以及对差异性的资源获得和控制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建设。此外，一些与社会背景相关的和家庭外的结构性因素能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基于性别、阶级、种姓、宗教、种族、治理和政策失败基础上的歧视和排斥，以及冲击和事件比如冲突和死亡也会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显著的影响。表1列出了在这些文献中所探讨的家庭和家庭外因素。

表1：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家庭和家庭外因素

家庭因素	家庭外因素
家庭特征（构成、人口学特征） 父母的收入 生产性资产的获取 知识和技巧的获得 健康和营养 抚育质量、培养和社会化水平 暴力的早期接触 抚养、收养和孤儿 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 早育 童工	冲突 文化准则和心理因素 歧视（基于阶级、种姓、宗教和种族的） 社会资本和网络 微观经济的冲击 糟糕的治理

 来源：Bird（2007；2010a）

（二）贫困的代际传递和长期贫困研究中心

简而言之，贫困的代际传递意味着贫困在代际间的延续。它被看作长期贫困的一种极端形式，被界定为个体或家庭在较长的时间内经历的贫困。长期贫困人口是那些经历多年的剥夺，并有时将贫困传递给自己的子代的那群人。长期贫困人口遭遇的剥夺有许多层次，长期贫困的典型特征是低收入和少量财产、饥饿和营养不良、无知、缺乏基本服务的机会以及社会孤立和剥夺（长期贫困研究中心，2004）。

因此，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分析需要赋予理解和行动以应对长期贫困。此外，在个体生命的早期阻断长期贫困似乎比在晚期行动更加有效，付出的代价也小一些。而且，生命早期的干预往往会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产生有益的乘数效应。比如，改善年轻女孩的营养和教育会增加她一生的收入，降低她本人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这也会提高她自身长期的健康和福利水平，并增加其子女受教育、获得幸福，以及阻断贫困循环的可能性。通过这些干预，长期贫困和代际贫困才能被消除。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中心议题一直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经验性方法。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贫困研究工作已经确立了许多紧迫的问题，特别是：

·贫困代际传递与持续贫困和长期贫困的成因是否不同？

·在推动贫困代际传递的过程中，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时间点相对重要的负面事件是什么？

·生活适应能力在何种程度上使个人免于从暂时贫困过渡到长期贫困和代际贫困？恢复适应能力能否使儿童和青年今后的生活免于不可逆的损失？

·不同组合的资产在保护个人免于贫困代际传递上有多大的重要性？资产的组合和绝对数量是否是必要的？

·最后，机构和机会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机构是如何与资产相互作用来影响贫困后果的？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工作通过聚焦以下论题回应了这些问题。

·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和路径

·资产，特别是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以及它们如何促成不可逆因素的产生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继承以及它如何促使不可逆因素的生成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对方法的认识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固定样本数据，这就需要创新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资产和继承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得到研究，特别是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已经挖掘出了有用的方法和经验性的发现，研究重点将在下文讨论。

三、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重点（一）路径和方法

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推动因素和中断因素进行深入分析，需要个体最好是延续到下一代的生命历程的具体数据。研究人员通常试图通过长期固定样本数据满足这些要求。但对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可靠的数据很难获得。事实上，长期贫困研究中心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搜集开展这项研究所需的固定样本数据，因此需要探寻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的新方法。

通过走访大量专家并了解到他们对定

性和定量数据分析的替代途径的见解，Lucia da Corta探讨了通过具体的半结构化采访能加强人们对自身生活和生计中事件、事实和数据的回忆。Robert Miller描述了怎样开展家庭史研究以及家庭史如何可能有助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Jere Behrman探索了可以应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与贫困代际传递相关问题的方法。Stephen Jenkins和Thomas Siedler也探究了类似问题，但与固定样本数据有关。所有这些研究都总结成简短、易理解的论文，用于引导研究人员对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研究。这些方法都已经被应用于后来的研究当中（例如，Bird等人（2010）关于教育对恢复受冲突影响的乌干达北部正常秩序的作用的研究，Miller等人（2011）关于肯尼亚乡村财产继承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的研究，以及Behrman等人（2010）关于危地马拉地区母亲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影响的研究）。

定性研究对探索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非常有利（Bird，2010b；da Corta，2008a；Miller，2007）。对生活史和家庭史的采访有助于对个体或一个家庭的生活历程进行定性研究，并已被证实非常有效。Bird（2010b）指出对生活史的采访在分析和理解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作用。波德表示生活史可以用于分析人生历程中福利状况的变化以及描绘人生上行或下行的影响因素。

Miller（2007）指出家庭史是理解贫困代际传递的有用的方法论。更确切地说，Miller提出一种搜集家庭史的途径，将固定样本研究中的家庭成员与个体生活史联系起来。这一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可以对家庭的代际变化、同一家庭几代人贫困的延续或者家庭为了摆脱贫困而做出的努力进行直接研究。Miller还表示家庭史可以通过具体环境中的定量结果推动固定样本研究，将固定样本数据扩展应用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庭中独居成员的研究，并通过对往事的追溯延长固定样本数据的时限。

Da Corta（2008b）提供一种半结构化采访的方式，以支撑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Da Corta特别指出了回忆方法如何帮助人们增强记忆，使人们回忆起历史事件的日期，对历史事件进行排序、量化。这些回忆方法能够构筑原本不存在的固定样本数据，使研究人员将固定样本中的个体或者家庭成员与他们贫困现状的变化和巩固贫困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Da Corta建议通过建立一套数代人的“全新”面板数据，加强多样性或者扩展对过去的研究完善现存的固定样本数据，将更小的子样本与深层的定性生活史或家庭史数据联系起来以补充固定样本数据并提高数据质量，对田野研究中某个环节的历史渊源进行深度调查，回忆法可能对贫困代际传递研究是有用的。Da Corta清晰地勾勒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以及应怎样展开这一过程使调查对象对过去信息进行回忆时增强其回忆的质量，减少错误和偏见的发生。

Da Corta还在其它作品中批判性回顾了基于固定样本数据和生活史的分析对长期贫困进行的“Q的平方”的研究（2008b）。福利发展历程研究对剖析致贫或致富事件的次序，人生向好的方向或不好的方向发展策略以及洞悉其因果过程具有极大帮助。但是，按照对家庭成员研究中发现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和严重依赖研究对象说辞的倾向，这些研究在分析社会关系转变中的作用可能不太明显，而社会关系的转变是贫困变化的深层原因。另外，他们还指出影响这种变化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尽管如此，Da Corta认为采取批判性、现实性的政治经济视角有利于开展这些研究，将更加确定的补充研究集中到两个问题中：（1）家庭成员内部的夫妻或代际关系，家庭成员内部对孩子不同阶段的健康、营养和教育的投资分配或继承会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后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2）家庭成员在市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外部关系，以及家庭成员内部关系、性别、阶层、社会地位、种族和年龄对外部关系的影响。Da Corta表示这两种社会关系有助于恢复研究对象的策略行动和社会关系所承担的结构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

鉴于这一分析，Da Corta表示使用“Q的立方”的方法而非“Q的平方”的方法理解贫困代际传递，从而将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变动性及其相关特征的固定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与通过固定样本中的家庭成员和数代人的定性生活史联系起来：

·个体人生历程中的生活策略（人生轨迹）（定性研究1）

·个体人生历程及家庭内外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关系的基础（定性研究2）

·地方事件和宏观事件及其发展趋势（定性研究3）

对研究数据的定量研究也有助于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对工业化国家家庭调查的定量分析发现，在贫困中成长对个体未来人生的发展有不利影响是有确凿证据的。但Jenkins（2007b）指出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对可变因素的探究和所使用的分析路径。因此，方法的选择以及所采用的分析路径对这项研究有很大影响。

定量数据的搜集以及对代际间贫困的分析十分具有挑战性，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一旦冲破障碍，定量分析就可以提高对贫困变迁的理解和变化（包括政策变化）之于贫困后果的探究（Behrman，2006）。然而，定量数据的标准非常严格，Jenkins（2007b）表示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经验主义分析有帮助的定量数据需满足以下几点：

·将家庭的数据与代际联系起来，使个人成就与家庭背景联系起来；

·包含增进福利与消除贫困的适当措施以及与代际贫困相关的其他因素（例如父母的教育）；

·大型的有代表性的样本，包括对主要变化（如收入）进行的密切关注以促进“纵向平衡”。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就能避免可能出现的方法错误以及暂时变化，研究人员就可以对诸如儿童贫困是否可以改变这类问题展开调查（Jenkins，2007b）。如此，这就有助于对与代际贫困相关的个体和家庭决策的认识。这些变量可能包括孩子的能力和天赋（人力资产、实物资产、金融资产或“基因”资产），以及决定或影响这些能力和天赋的因素。这还有助于对父母背景、资产转移和人生历程中不同时间点的资源积累，以及家庭成员的分享准则（分配规范）、社区环境、市场和公共服务（如医疗和教育）的了解。

对家庭成员的固定样本研究需要这些数据。家庭生活的研究和其他纵向研究例如回顾性调查、世代面板数据分析、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行政记录数据分析，这些都可能应用到，但都有利有弊（金肯斯，2007b）。专家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使其有意义，尤其是区分其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许多统计方法都可用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工作，包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和工具变量估计有关的参数回归模型，非参数预估以及倾向性匹配方法（更多研究可参见金肯斯，2007b）。

（二）家庭构成、人口特征和社会规范

家庭构成和人口特征都对贫困代际传递有影响，因为他们对个体有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家庭成员间的资源分配有关。家庭成员通常被看做一个整体，收入集中管理，所有决定对所有成员有利。通常人们理解的是，家庭成员实际由个体和承担经济责任的不同性别成员组成，并通过婚姻和代际联系决定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不同成员的不同地位。男权家庭意味着妇女和女孩有更少的决策权，对财产和收入有更少的控制权，享受更少的营养、医疗和教育服务。

家庭以及社会中的性别差异对贫困代际传递也有影响。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一篇报告《遏制女孩的长期贫困》（Jones等人，2010）采用性别研究方法，分析了性别与我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解之间的联系。

Jones等人发现：

·性别排斥与其他因素导致的排斥（阶级、地位、种族、城乡区位、残疾等）紧密相连；

·对家庭的歧视可以导致早婚，将女孩与母亲及其影响和权威分开，女孩自己做决定的缺乏，通过所有权或继承限制其对物质财富的拥有权，有时还有身体伤害。最终对女孩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能力降低，受教育程度下降，就业潜力好工作品质下降，怀孕率、生育率和婴儿死亡率增高，身体不健康和身体受伤害现象增加，贫困发生率增高，一代甚至代际贫困的发生率增高。

·重视男性导致一亿女性消失，即女婴堕胎和性别屠杀，忽略对女孩或妇女的投资。Jones等人研究了家庭成员中对儿子和女儿在医疗，培养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投资，并发现其不利影响，从死亡率到人力资本开发的缺失，与贫困相关的劳动力角色与心理问题。

·获取资源的有限权利和权益通过妇女和女孩不能足够拥有和控制土地、小额信贷、房地产和自然资源表现出来。受歧视的继承体系使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包括彩礼和嫁妆，以及已婚妇女拥有有限的产权。教育上的性别差异以及生产性就业机会的获得和准备上的不平等，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些与分割的劳动力，较低的工资，难以获得金融服务，以及损害妇女积累财富和实现经济赋权的能力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相结合。

·身体不安全感可以由法律、规范和实践所引起，它们宽容或难以挑战基于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或社区的性别暴力。琼斯等人发现这种身体的不安全感剥夺了妇女和女孩们的力量和能力，也增加了她们陷入长期贫困并走向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其他研究发现，在孟加拉国，送女孩上学的动机降低是因为她出生的家庭不仅不会受益于她受教育所得到的回报，而且可能还需要昂贵的嫁妆为她找丈夫（Davis和Baulch，2009）。这促使了家庭不会选择为他们女儿的教育投资，进而限制了女性的机会并影响她们的幸福（Davis和Baulch，2009）。另一项来自多个国家的证据研究发现，性别对孩子的教育有重要影响，父母会根据孩子的性别不同或出生顺序不同对孩子的教育有不同的投资（Björklund和Salvanes，2010）。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性别分化并不是不同家庭之间差别的唯一维度，年龄、出生顺序、残疾和与户主的关系也很重要。同时，探究家庭层面的其他一系列因素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也是重要的。来自乌干达和孟加拉国的证据表明高抚养率（包括抚养的儿童或年长的家庭成员）与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相关（Quisumbing，2007；Ssewanyana，2009）。这是因为教育、卫生保健和食品的花费可能对高抚养率的家庭来说非常高；对于孩子，这会在他们发展的关键时刻导致持续或长期的贫困，产生“不可逆性”，限制他们的发展、社会化和潜在的收入。

特定家庭类型和人生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也与贫困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关。在乌干达，婚姻、寡居、分居和离婚都会增加陷入贫困的可能性（Ssewanyana，2009）。这部分是因为这种转变与抚养比率的变化有关。当年轻的夫妇结婚，他们很可能有孩子，这就增加这种抚养比率。抚养比率也可能会随着一个成年人的死亡、分离或离婚而改变。也可能是因为在生命周期中家庭类型和阶段的变化对获得资源有影响。例如，在孟加拉国生命周期的变化通过土地和财产分配影响福利：随着父母死亡或家庭成员结婚（以及相应的嫁妆支付和资源转移），原有家庭的资源通常会减少，有时显著减少 （Quisumbing，2007）。

父母素质与贫困的代际传递有关。Paxson和Schady（2005）发现，父母素质与认知发展密切相关：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和严厉程度以及孩子是否读书对孩子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认知发展的影响相当大。抚养和孤儿也能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由于在孩子出生的家庭之外抚养孩子在发展中国家变得相当普遍，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劳动力转移现象越来越多。孩子由扩展家庭抚养也很普遍，即使孩子的亲生父母都还活着。由于社会化的原因，“有目的的”和“志愿性的”抚养出现以加强扩展家庭的纽带，重新分配童工，在家庭的规模和结构上进行生命周期的调整，处理教育事务，利用非正式的保险机制，或当孩子的亲生父母分开或父母一方形成新的关系后孩子不能适应时给孩子提供照料。

孩子福利的提升效果取决于孩子可利用的资源，孩子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抚养原因——是否是由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或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或迫于死亡、迁移或父母关系来抚养孩子。当孩子的亲生父母都还活着，他们通常会对孩子的抚养作出一些贡献（即使这些贡献并不常见）。当谈到孤儿，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孩子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供养者或父母双方，这会导致他们在经济、心理和社会上的缺失（Seeley，2008），但这也取决于其父母哪一方去世、生活安排和此时孩子是否在学校。

对孤儿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决定对孩子的结局十分重要。坦桑尼亚西北部深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影响，对这一区域的研究表明，孤儿影响长期的健康和教育。母亲死亡导致发育不良和教育程度低，父亲死亡也影响受教育程度但只限于特定群体（Beegle等人，2005年；Suryadarma等人，2009）。

在印度尼西亚，年轻母系的孤儿比非孤儿有更糟糕的受教育状况。而且，年轻母系的孤儿的受教育影响不仅会随时间增加，而且比长期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suryadarma等人，2008）。在夸祖鲁-纳塔尔省（南非），母系孤儿明显不容易入学，而且接受的学校教育年限比母亲活着时显著减少。他们也有很少的钱花在教育上，与和他们住在一起的非孤儿相比，他们表现得不够好（Case和Ardington，2006）。南非2001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这些影响可能在整个南非都存在（Case和Ardington，2006）。同样，在津巴布韦农村，与非孤儿和父系孤儿或双孤儿相比，母系孤儿有较低的小学毕业率。这是由于住在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里，由缺乏父亲和继母的支持以及不合适的福利援助造成的。父系孤儿和双孤儿尤其是女孤儿的小学毕业率持续保持在高位，主要是由于他们越来越多的居住在女性当家的家里并且能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Nyamukapa和Gregson，2005）。

这里列出的一组问题概述了家庭在保护儿童免受贫困的影响中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也是促成加剧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它显示了母亲的特殊重要性，表明母系孤儿将受益于有针对性的援助。这样的发现也可能适用于父母分居或离婚的孩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孩子仍然与他们的父亲和可能的继母生活在一起，至少部分是因为婚姻立法和实践使妇女不能够安全地得到她们照顾孩子所需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源。

（三）生产性资产和继承实践

获得和控制生产性资产是衡量非劳动收入（Quisumbing，1994）和个人或家庭消费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所持资产是一个家庭初始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未来的基石。那些拥有更多资产的人能够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逐步累积的资产可以使他们的生活选择多样化，提供正式部门的借贷抵押，进行包括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投资，减少受冲击或负面趋势影响的脆弱性，提高韧性，限制采取不利的应对策略的需求。因此，当某些人拥有必要的能力和力量来有效利用它们时，资产可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来源。集体和个人资产也会增加个人和集体力量：个人或集团拥有的资产越多，他们在社会网络、交易和正式金融市场上拥有的影响力越大。

孟加拉国的研究表明，长期福利的改善与拥有一定的资产（投资和生产）有关，持有的有形资产（商店、土地、牲畜、汽车、农业机械）对长期向上流动有直接影响。较少的有形资产（在教育和关系网络方面的投资）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也有积极的影响（Davis，2011b）。

然而，资产持有很少是平等的。不均衡的分布反映了当前贫困分布的模式，但也是影响未来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成人一代积累资产或将其传递给年轻一代的方式——包括在人力资产以及在土地和住房继承实践上的投资——反映了包括法律实践的文化和制度规范（Quisumbing，2007a）。

失去资产可以导致向下流动，缺乏资产可以与贫困陷阱、风险规避、脆弱性和无力应付冲击和意外事件等联系在一起（Bird，2007）。生产性方面的赤字在推动贫困的代际传递方面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孟加拉，拥有较少土地的家庭会有更多从事劳动的孩子（Ali，2006）。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当涉及到儿童上学的可能性时，资产的拥有被认为比收入更为重要（Bhargava，2003）。

1、对继承的理解

当试图理解财产的代际继承的不同模式时，资产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的机制显得至关重要。财产转移可能会通过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生前的转移，嫁妆或继承实现。在低收入的农业社会里，继承或生前赠与的土地尤为重要。某些情况下继承在兄弟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女孩通常获得很少。妇女在他们的丈夫死亡、分居或离婚后也得到很少一部分。

在许多农业社会，由于年轻的夫妇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重要的资产转移是在结婚的时候发生的。当人们很穷和财产积累需要花很长时间时，从父辈向子辈的实物资产转移已经为年轻一代更为独立的生活和经济生产能力奠定基础，并且极大地决定了一对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家庭的未来财产（Fafchamps和Quisumbing，2005；Quisumbing，2007a）。

通过财产积累或剥离之前安全获得资产，借助继承或生前的礼物获取土地对人们的贫困状况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Cooper，2010）。从积极方面来看，资产转移可以使贫困消失。从消极方面来看，在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社会中家庭和个人的贫困历程研究发现，被排除在资产继承外会加剧长期和代际贫困的脆弱性（Bird和Pratt，2004）。此外，继承并不总是摆脱贫困的途径。例如，在印度的许多地方，一个家庭的所有儿子平等地继承土地，但长子需要继续耕种，而其他儿子可以自由进入非农业部门或迁移，实现向上流动（Stefan Dercon, pers. comm.）。他们贫富与否取决于土地与其他资产和能力的相对回报。

2、妇女的所有权和土地的继承

当要试图了解继承的行为时，氏族和部落群体的制度和规范，父系和母系系统的遗传模式，结婚和离婚行为显得很重要。例如，女性往往没有独立地拥有土地或继承土地的合法权利，即使有，她们的权利也通常是部分的。即使妇女能够通过其他人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但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利女性仍处于不利地位（Bird，2007）。寡居、孤居、未婚、分居、离婚或不能生育的妇女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例如，寡妇可能有权继续使用他们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所种植的土地，或者他们可能对婚姻家庭有临时权利。然而，他们不拥有土地，也不能使用它作为抵押。同时，如果她们再婚，她们通常会失去房子和土地。生活在一夫多妻社会中的妇女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Cooper，2010）。女性对这种关键资源控制的缺乏削弱了她们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她们为农业或其他生计活动投资的贷款能力。

失去了资产继承的妇女和女孩并不总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更多投资来补偿。这限制了她们的力量、能力和生活选择，使她们更可能成为穷人。这会影响她们的孩子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产权能为妇女提供社会和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来源于土地收入和土地作为抵押品的收入。社会效益产生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通过提高家庭内部的谈判能力，增强养老保障和提升社区组织参与度。这对加强女孩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有有益的作用。

3、惯例、继承和性别

在发展中国家，有关继承的惯例在决定资产所有权的性别差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法律改革，但实践中仍依赖当地领导人运用他们对传统习俗的解释。然而，惯例不是一成不变或不可改变的。它植根于社会关系并随着其他社会变化而适时转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由于对土地需求的增强，在经济活动中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所导致的死亡率增加，以及家庭核心化的上升，这种惯例依然存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逐渐削弱的惯例和土地压力预示着从寡妇和孤儿手中攫取财产的普遍性，在那里，死者家庭宣称所有的土地、住房、生产性资产和家庭用品归其所有，这与传统规范尖锐对立。寡妇们看着他丈夫的家人控制着资产而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在实践中惯例的变化是不平衡的：例如，在肯尼亚的一些地方，传统依然保留着（Aliber和Walker，2004；Yamano，2008）；在其他地方（Human Rights Watch，2003）。在乌干达北部，在对兰芝族的最近研究发现，63%的家庭是寡妇照顾孤儿而不是父系亲属，祖母或其他单身女性接受来自父系氏族的支持很少。这可以通过兰芝文化的变化来解释，它为冲突以及艾滋病毒及艾滋病所推动，这给扩展家庭造成了很大压力（Oleke等，2005）。然而，孩子们的宗族联系并没有被质疑表明，虽然他们在贫困中成长起来，而且没有获得自己父亲的土地，但他们最终会继承这些土地。

4、现有的土地所有权和继承规范对妇女意味着什么

公平地获得、控制和拥有土地对妇女和女孩获得财富和独立十分重要。土地所有权还可以得到其他资产和资源，支持投资和多样化（Anriquez等，2010；Desai，2010；Dolan，2002）。不能拥有土地会产生一种“资产陷阱”，这被社会规范和劳动力的性别分工所强化，进而限制了女性的生存选择和投资模式。例如，在加纳，女性较弱的产权意味着女性更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而不是种植更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如菠萝（Desai，2010）。

缺乏对土地的独有权利，也使得女性极易向下向分居、离婚或寡居流动。关于分居和离婚的婚姻立法和实践意味着女性普遍失去分居后的住房和生产性资产。女性对土地个人权利的缺失也会影响夫妻间的婚约和女性运用中介机构的能力。不能拥有和控制资产尤其是生产性资源，女性的“支撑地位”会下降，她们在婚姻中的谈判能力也会降低。这对她们获取或控制生产资源、收入和投资的资本也有影响，并限制他们的生活选择和能力。然而，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有更少的选择，只能接受社会赋予的默认的选择，这是扮演在夫妻合约中被压制的角色，在家庭中也是如此。这对她们的选择自由、经济独立、发展和更广泛的权利有着重要意义（Bird和Espey，2010），而且对她们的行动自由、社区参与和其他公共事务参与、计划生育、农业和非农企业的投资选择、住房、孩子教育、健康和营养都有影响。 Argawal和Doss也支持这个观点（1997；2001；Cooper，2010），Argawal指出对土地的所有权会使女性在福利、生产力、平等和赋权方面得到改善，Doss（2005）指出，在加纳有较高资产所有权的女性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Kumar和Quisumbing（2010）阐明了夫妻合约的重要性，认为女性在离婚后对可能分到的资产的预期影响她们当前的福利。由于预料到她们的丈夫会得到所有的土地和牲畜，女性在家庭中会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也由此更能说明她们的家庭在住房和健康保健方面投入太少。与那些期望在离婚时能得到一部分资产份额的女性相比，她们也不太可能去控制自己的生活。

5、继承中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资产继承中的性别不平等对妇女和女孩来说最为重要，同时它还具有工具性价值。女性对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农业规划和管理的缺乏，都会限制农业生产力并削弱家庭消费和营养（Anriquez等，2010；Cooper，2010；Kabeer，200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世界银行，2005）。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如果更多的女性平等获取和控制农业收入、农业服务和土地，她们的农业产量可能增加20%，部分原因是不稳定的权利阻止了妇女在增加生产力投入上的投资（Meinzen-Dick等，1997）。

通过提高消费（增加食品支出、儿童福利和教育开支）和生产力，公平地获得、控制和拥有土地也对自己的孩子有积极影响（Quisumbing，2007a），这种现象在妇女耕种大部分土地的国家中尤为突出。这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有重要影响。Deere和Doss（2006）利用一系列数据分析表明，女性控制资产不仅关系到她本人、她的收入、消费和赋权，也影响到她的孩子和较大的家庭。每对配偶在结婚时所带的资产会影响家庭的开支（Quisumbing和Maluccio，2003)；当前基于性别的资产分配可能会影响家庭在食品、健康、教育和家庭服务等方面的支出（Doss，2006；Katz和Chamorro，2003；Thomas ，1999)；女性的资产所有权会增强孩子的体质状况（Duflo，2000）和产前检查的发生率（Beegle等，2001）。它还可以减少家庭暴力（Friedemann -Sánchez，2006；Panda和Agarwal，2005）。

当女性拥有资产和家庭决策权时，孩子尤其是女孩的福利就会提高（Meinzen Dick，1997；Quisumbing，2003，Deere和Doss，2006）。相反，正如上文所讨论的，一个母亲失去这些东西会对孩子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有证据还表明，在南亚，家庭决策中的性别平等能减少儿童体重偏轻的发生率高达13个百分点（Smith，2003；Deere and Doss，2006）。

妇女无法控制资产会产生直接影响和长远影响，对孩子产生极大的或不可缓和的伤害，甚至增加下一代继续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

（四）人力资产

尽管生产性资产能帮助建立一个家庭的资产基础，然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在遏制贫困的代际传递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他们提供的这种功能可以使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紧密连接起来，从而促使致贫和脱贫并存。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研究已经探索出了子辈和父辈所共有的人力资产（和资产赤字）。代际维度很重要，人力资产在孩童时代的发展会影响个人的整个人生历程。同样，父母的人力资产也会影响他们孩子的人力资产。

从人力资产的特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个人在幼年的健康状况与他们后来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残疾和死亡有关。儿童健康与成人的社会经济成就之间也有很大的关系（Palloni，2006）。儿童时期的健康赤字是一个核心议题，它对长期和代际贫困有重要影响。Engle等（2007）估计，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健康不佳和其他方面的综合因素，有2亿多五岁以下的儿童达不到他们发展的潜力。他们概述了在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健康风险：发育不良、缺碘、缺铁性贫血和认知刺激不足。

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人力资产及其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也值得关注。贝尔曼等（2010）在危地马拉的研究中强调了母亲的智力资本（认知技能和教育程度）和生物资本（长期营养状况）对于孩子的智力和生物资本的重要性。学者们发现母亲的人力资本比我们普遍认为的更为重要。母亲的认知能力对孩子的生物资本的影响远远大于其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影响，但是有一个营养良好的母亲更加重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应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上，通过投资解决妇女和女孩们的人力资本可能要比先前被认为的更重要，而且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以改善女性的生物和智力资本为目标的有效干预措施需要在怀孕期间或早期童年就开始，所以如果仅仅依靠教育增加，这将要花费比之前更长的时间才会有效。一个孩子的人力资产影响其成为父母后的人力资产，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他们的孩子的机会。与此相一致，Paxson和Schady（2005）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认知发展之间有强相关性。贫困孩子在接受正式的学校教育的时候进入的是教育质量低的学校，他们就已经处于极大的劣势。这部分地与健康有关：血红蛋白水平低的孩子在认知能力测试中被发现表现较差。

Begum和Sen（2005）还探索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人力资本传递，特别是孟加拉国妇女机构在促成妇女和他们的孩子的健康中是否有重要作用。从孟加拉人口健康调查的数据中，他们发现母亲的营养状况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它能够很好的预测儿童的营养状况。他们还发现，妇女机构对家庭内外环境中如何促成健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结果证明了不同级别的机构在影响母系营养和健康改善方面的重要性（更好的健康保健机会和实务）。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收入贫困）后，这些良好的效果依然被保留下来。妇女机构对儿童营养的全方位影响能渗透在直接的营养层面和间接的教育层面，非贫困家庭有较低的妇女赋权和较高的儿童营养不良，这一点为稳固的父权制文化所解释。总而言之，Begum和Sen 指出，在孟加拉国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妇女健康是一个重要渠道，它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应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和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有重大意义。虽然家庭贫困是解释妇女和儿童被剥夺的重要因素，然而妇女机构可以鼓励母亲和儿童方面的战略投资，包括采用不重视孩子性别改良的健康保健活动。这些投资对提升家庭摆脱长期贫困会产生长远影响。

这些无法接受教育的孩子经受着较低的人力资本的逆向转移，这很可能是他们的自我复制，即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的孩子也极有可能会接受不好的教育和获取极低的收入。反对者认为：Castaneda和Aldaz-Carroll（1999）发现，父母的教育通常与孩子教育呈正相关。 Bhargava（2003）通过对印度拉贾斯坦邦的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他研究贫困如何和为什么实现代际传递的。他强调贫困是如何约束孩子可得到的机会，以及这如何限制他们一生中的机会的。他的研究强调了结构性和社会性不平等的影响：在拉贾斯坦邦，穷人在劳动力市场、教育和社会关系中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如种姓歧视），为此在生命延续中贫困实现了代际传递。影响孩子上学可能性的具体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资产所有权（包括灌溉土地）、种姓和性别。他还发现，如果一个孩子用于维持生计的捐献就是接受正式教育的费用，贫困从年老一代传递到年轻一代的发生率就较高。在其他方面，旨在消除性别偏见和歧视的政策可以提高学校入学率。

当谈及到教育时，至少部分的事实是在面对外来的冲击时教育充当着保护性的功能。例如，Quisumbing（2008b）表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孟加拉国，学校教育很好地抵御了长期贫困 ，非农企业也变得日益重要。Bird等（2010）在乌干达北部的研究探讨了一个关键的家庭外变量——冲突——是如何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教育在冲突期间所扮演的支持角色。特别是，学者们发现教育是提供保护功能的“便携式”资产，它帮助人们在冲突期间远离贫困并支持战后复苏。这是因为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知道怎样与当局沟通，以及怎样更好地利用社会网络、多样化的生活策略和迁移。受过教育的人也更有可能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就消解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这些贫困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经历了长时间的冲突、不安全感和迁移。

建立人力资产的机会受社会规范和实践调节，其中性别歧视和不公平现象尤为突出。例如，在孟加拉国女性意识不到他们的实物和人力资本的货币回报，女孩被认为是家庭资源的一种负担而不是资产（Quisumbing，2008b）。相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需要支付彩礼，女儿据说备受喜爱（Miller，1997，转引自Soto Bermant，2008）。 在菲律宾，女孩也备受青睐，她们往往受到更好的教育，并作为家庭的保险人。如果女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她们劳动力的回报会提高，在金融回报和摆脱贫困方面她们受到的教育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Quisumbing，2008b）。有确凿证据表明，女孩所接受的教育对脱贫和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至关重要的。它还有助于减少在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性别不平等（Case和Ardington，2004)）。也有女孩教育工具论的主张：受过教育的母亲更有可能送自己的孩子去学校（不管母亲的教育水平如何，她的死亡预示着孩子将受到更糟糕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和女孩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其低生育率和低婴儿死亡率与家庭健康的改善之间相关。

种姓、种族和宗教也可以成为歧视的场域。例如，在印度种姓制度限制了父母为他们的孩子设想未来。歧视在教室是频繁发生的，它再生产了社会关系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的代际转移（Bhargava等，2005；Kabeer，2003）。很有可能这种形式的歧视将贫困的代际传递深化为一个类似的或比性别歧视程度更深的贫困。不过，这些经验性的论述并不太全面。

（五）冲击的作用

冲击在家庭层面（如一个家庭成员的死亡）或者更广的领域可能是一个负面事件，它会影响周围社区、扩展家庭或社会网络（例如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干旱、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家庭也可能会面临持续的多重冲击，例如一个家庭成员生病后会产生冲突，非农就业收入将减少，孩子上学费用将增加。

1、应对策略

个人和家庭会制定各种应对策略来降低对他们的财产造成持续影响的冲击。他们根据投资、消费、工作和娱乐作出决定，选择最有可能的生计模式，以此来维持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现在和未来的福祉（Bird和Prowse，2008）。

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个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能够采取应对策略来权衡短期的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运行的可行性。那些具有长期运行成本的局限的策略首先被采用。一旦个人和家庭用尽危害较少的选择时，他们就会采取不利的应对策略，甚至是生存策略。在家庭层面，可以通过亲戚网络或社区团体的互惠安排来免除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就更大范围的冲击来说，这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它会让更多的家庭陷入困境。

一个家庭的基本状况（家庭财产、包括依赖性程度在内的家庭特征、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社会网络、能力和力量）都会影响所受冲击的脆弱性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财产的缺乏，包括个人和集体财产，冲击过后会使贫困群体更贫困，贫困变得更加棘手，家庭的土地拥有水平以及家长的受教育水平都会影响冲击对家庭消费水平所造成的危害程度（Quisumbing，2007b）。那些拥有很少物质资产、金融资产、自然资产和社会资产的家庭很容易受到相对较小的冲击，尤其是当这些冲击是紧密相连或不可预测的时候。没有资产来奠定有效应对策略和恢复能力的基础的话，人们会经历灾难性的下滑，沦入持续的贫困，更糟糕的是，它会增加发病率，降低平均寿命。没有储备的穷人可能会采取不利的应对方式，这些不利的应对方式在支撑短期生存的同时也损坏了中长期的福祉。它们会造成至关重要的生产性资产的破产，以各种方式降低具有潜在不可逆的福利效应的消费（例如食用越来越少、营养不足的食品，避免重要的医疗支出，让孩子辍学），或者采取行动来破坏信任和社会声望（例如盗窃和乞讨，参与商务性的性活动，将孩子丢给祖辈抚养）（Bird and Prowse， 2008）。

因此，积累财产是缓解长期贫困的基本措施（Jones等，2010）。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更能够保证他们的食品安全，也更有可能为他们的健康和教育投资。集体和个人资产也会增强长期贫困人口的个人和集体力量。人们拥有的精神、物质和社会资产越多，他们在社会网络、社会事务和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就越大。

2、冲击、应对与贫困的代际传递

冲击及其应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很重要，因为即使是一个短暂的冲击也可能会导致消费和福利水平的下降，而这种下降会通过生成“不可逆性”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孩子人生历程中的某个关键时间点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涉及到从生长缓慢和浪费到营养不良以及辍学。冲击及其应对也常常会导致资产的流失，破坏年轻一代潜在的财产继承，也与家庭破裂紧密相连。

根据特定冲击的经验性案例以及它们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健康冲击有特别强大的影响。比如，在孟加拉国，一次影响家庭所有成员的慢性病发作足以将一个家庭推入长达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贫困道路上（Davis，2011b）。更进一步的，我们认识到儿童和母亲的营养健康状况在决定贫困转移的不可逆性上是一个关键因素。母亲的营养不足造成母亲、婴儿以及5岁以下幼儿的高死亡率。在孟加拉国，母亲的营养和健康状况可以很准确的预测孩子的营养状况（Begum和Sen，2005）。

人们发现，短期的干旱有着惊人的长期影响。1994-1995年在津巴布韦的一项干旱研究发现，在干旱期间，1-2岁儿童的大量身体指标受到不利影响。干旱过后，富裕家庭的孩子恢复了正常指标，但是较贫困家庭的孩子却没有恢复。他们在身高、人力资本形成和潜在收入方面遭受了永久性的损失。在一项关于津巴布韦的干旱和冲突的影响研究中，人们发现冲突有长期的消极影响。受到冲击的6个月到6岁的儿童要比其他营养良好的同龄孩子矮，大约四分之一的儿童都是发育不良的，这也对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产生负面的影响。在5岁以前有良好营养的孩子在青春期会多长高4.6厘米，很早就开始上学（2-7个月），在学校呆的时间更长（多0.7年）。人们发现，营养不良的孩子终身收入都比较低（由于发育不良与早期慢性病的发作和早产密切相关，他们的收入要低7%-12%，或许更多）。这表明，在冲击是多元而复杂、常见的冲击或许被治理或宏观经济调控失败所掩盖的情况下，其影响可能是更加实质性的（Bird和Prowse，2008）。

人们发现，在拉贾斯坦邦，基于农业的冲击导致童工的大量使用，因为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能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来为家庭的生存做出一些贡献（Bhargava，2003）。资产的价值、技术的获取、干旱以及其他外生因素都会影响孩子的就学时间比率以及他们对家庭总收入（或生产）的分担。非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会参与一个或两个主要的经济活动，然而那些贫困农村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更倾向于多元化，从事各种各样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经济活动（Bhargava，2003）。

冲击也可能会在可预测的生命周期的事件中出现。在孟加拉国，向女孩家庭支付嫁妆已经被认为是走下坡路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它会剥夺他们的生产性资产如土地和牲畜，并可能会导致债务（Davis，2011b）。

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政策建议

那么本研究可以为政策制订者提供什么样的建议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一些政策反应会立马显现，譬如对于贫困儿童的政策（如排除儿童不好的生长环境、减少浪费以及为那些边缘化人群提供基础教育）。但是贫困代际传递潜在的推动因素也需要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可以控制在家庭范围内，但是其他很多问题被社会制度和规范所结构化，并关系到固化的财富、资产和权力分配。这就要求政策变革者在消减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时需要考虑多层次的政策联系，包括尝试减少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反歧视立法和行动，赋权于受排斥和不合作群体，支持政治自由和政治表达。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历程中的关键时间点是未出生时、婴儿期和早期的童年期。但是，为了使效益最大化，政策设计应该设法关照到每个个体的一生。青年期也是十分重要的转型期：在青年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会影响到其一生的工资收入，也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尤其是对于他们建立有效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其他重要的转折点有：结婚，当生前的礼物是可以给与的情况下，这就为新家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这又为未来的生活和投资提供了保障；离婚、分居或寡居，都可能导致财产的流失；老一代的去世，使得资产的继承可能再次发生。

（一）增进儿童和母亲的健康和营养

很明显，糟糕的健康和营养状况会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这要么是直接实现的，要么是借助于引发不健康的不良应对策略的影响达成的。这表明那些促成良好健康状态的政策、项目和实务，不仅可以帮助阻止或处置疾病以及健康冲击的负面影响，也是一支限制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力量。

我们知道，婴儿期和儿童期的缺陷会导致不可逆性的长期影响。儿童健康的改善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基于自身的缘故，它与认知结果有关联（Paxson and Schady，2005），同时也与成人的慢性病有关联（Alderman等，2002）。促进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应包括努力改进食品安全、食物供给，推进晚婚晚育政策，阻止营养不良和亚健康状态的代际传递，防止儿童饮食方面的性别及其它歧视。

我们也知道，儿童会因父母贫困遭受长期损害，尤其是孕期的疾病或营养不调。Begum和Sen（2005）指出，由于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存在生理联系，母亲的健康状况是政策关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母亲的健康状况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克服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在本文中，母亲的健康和福祉被假设作为一个干预点对贫困的减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这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景象呢？具体的干预方法包括：

·为低收入家庭的少女补充营养（这种干预可帮助提高少女的健康和营养，这不仅意味着少女成长为更健康的少妇，而且为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提供潜力）；

·为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补充必要的营养；

·为5岁以下的儿童补充必要的营养（各种营养品，包括高蛋白质的补品，富铁和维他命A丰富的补品）；

·支持女性实行计划生育，这可能包括提供建议和免费或廉价的避孕药。这也给女性提供更强的力量。通过生子间隔来提高母亲健康、儿童健康以及母亲有效照顾儿童和为儿童投资的能力，提升儿童质量，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为孕妇和哺乳期妈妈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在孩子分娩时）；

·为5岁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在孩子分娩时）；

·提供免费或资助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健康保险或税额减免和免费医药。

（二）放宽深化教育政策

教育是人类发展的基石。教育加快了社会流动，创建了社会网络，促进了生活选择的能动性和多样性。教育是打破贫困怪圈的有力工具，也成为抵抗冲击和其它家庭压力的强大手段。

早期儿童教育干预的临界点应引起重视（Engle et al, 2007）。如果儿童早期是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当前对这一时期的教育的低投资现象需要有所改变。有证据显示，尤其对于贫困家庭的儿童来说，幼儿园的入学有助于后期教育的入学和留级。对于大多数贫困家庭来说，上幼儿园是不方便的或是太贵上不起。但是，一些有头脑的政府部门会将有限资源投入到这个领域。

政府同样应确保小学的入学率和质量。全世界的贫困家庭都挣扎着让孩子上学，政府在保持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同时还要扩大入学率。然而，在许多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小学教育不再是较高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通行证。中学教育的障碍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这些在实践中又是如何显现的呢？具体的干预方法包括：

·早期的儿童干预，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是可行的和免费的；

·为贫困家庭提供定向的奖学金项目和有条件的现金或食物转移，可以提高入学率，减少贫困家庭的教育费用（Quisumbing，2007a）。有条件的现金转移不仅为贫困人群提供收入，而且也可能在其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为儿童避免辍学编织了一张安全网。这种项目的好处对于女孩体现尤为突出，并且通过创造更多的激励以提高女孩的受教育水平（同上）。

通过激励性的项目来减少童工现象。Ali（2006）发现，在孟加拉国，女子中学助学金项目的引入是女孩参与童工现象在1991至2005年间显著减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项目还可以在其他地方使用。

在扩大的冲突中坚持教育。冲突和突发事件发生时有关教育的保护作用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教育能够保护家庭免受冲突所造成的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的不可逆效应，也使家庭在冲突一旦结束后能够更迅速地恢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增强的教育供给和为家长能够自主获得需要的鼓励提供支持，同时也为受到冲突影响的青年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和培训。

（三）支持资产积累和资产的公平转移

资产是实现幸福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资产的积累有助于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由于遭遇意外冲击时公共政策干预能够确保人们的财产安全，公共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它旨在让贫困群体实现资产积累的安全投资组合。

通过事前采取预防措施（合理的畜牧业政策、虫害综合治理和水务管理、小额保险、预防性的疾病卫生保健、教育、灾害风险降低、冲突解决以及社会保护）和事后补救措施（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保护）来降低风险并保护贫困人群的财产安全是至关重要的。来自孟加拉国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积累是一个缓慢增加的过程，但是资产的消耗确是惊人的，所以资产的重新积累需经历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社会安全网（健康保险、小额贷款、以工代赈）能够帮助贫困人口保持其资产基础。而且，在紧急事件发生后，针对贫困家庭的食物援助也能帮助他们恢复原来的生活。

那些能够使贫困人口通过合法交易和公开透明的机制实现财富转移的政策对于维护社会公正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政策还能实现可继承资产经济潜力的最大化并能限制贫困的代际传递。法律体制通常支持反对妇女歧视的体系，但是单单依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实践同样需要改进：男性有必要认可女性的可继承权。为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求在很多社区里明显改变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与社区成员关系密切的积极分子参与到为实践性进步创建社会合法性的合作性、参与式过程的同时，又试图去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规范，这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就要求长期、持久的约定，而且只有在网络和同盟的共同支持下才会取得巨大成功。

这种法律和文化层面的改变还仅仅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妇女的生产力和财富拥有量的增强（这对她们自身以及她们的子女都有积极的影响），不仅需要转让土地所有权，还要更公平的拥有和使用其他的资源。这表明阻止贫困代际传递需要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法，一方面使得家家户户都能充分利用机遇来更加公平的获得和转让其财产，另一方面在家庭内部也可以减少资源占有的不公平性。而这些又是与歧视和赋权紧密联系的，这将在下文讨论。

在继承和生前财产转移中实现更大的公平性的具体干预措施包括：

·协调本国法律与禁止性别歧视的国际法律；

·允许妇女有权拥有土地，这样她们就有权继承和购买资产，并且在寡居时减少“财产纠纷”。这样做就支持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使其借贷、投资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女性对资产的控制意味着对孩子的高投入，对于贫困代际传递也有直接的影响；

·实行婚姻法改革，使妇女在分居或者离婚后有希望拥有一定比例的资产和（或）资金收入，以反映婚姻共同财产状况并负担孩子的抚养；

·加强所有形式的婚姻登记（包括习惯性婚姻联合）来确保所有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利受到保护。

·鼓励父母去世后将生前财产转移给年轻男性和女性，而不是只在父系中继承，让年轻孩子在开始自己成年人生活时有丰富的资产基础；

·支持（夫妻双方）进行土地的共同注册（土地权已经个体化，并且也清楚地契改革的实施需要格外仔细）；

·在网络和公众的大力投入之下，借助合作和参与的过程来构建具有进步性实践的社会合法性；

·提高公众意识，让贫困人口尤其是贫困妇女对法律改革有所了解；

·利用当地政治掮客强化地方政府和传统领导者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普遍参与到了继承纠纷的解决上；

·改进法律援助，让穷人也能从公平的法律体系中获益；

·改革现有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打击腐败势力和增强交流以提高政策的执行水平；

·土地信息系统分散化，使农村人口容易获取享受这些信息。

（四）应对歧视与赋权于女性

反对歧视和排斥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上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在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强调福利是因性别而有差别的——一般而言对妇女和女孩在这一点上是不利的。Begum和 Sen（2005）认为，加强妇女的力量可以改善母亲的营养状况和儿童的福利。公共政策，再加上适当的制度干预，可带来有利的态度变化（从激励妇女自主意识到反对社会禁忌和海关限制），这在孟加拉国等国家是所要求采取的以解决“健康死角”问题和适当加快减少母亲和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发展步伐。Begum和 Sen还认为，良好的公共卫生政策体系包括营养知识、卫生和保健知识，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加强妇女的力量。通过公共卫生政策的积极作用，有关改善卫生保健实务的知识可以告诫受过很少或者没有过教育的母亲更明显地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这可以支持妇女在没有增加（正式的）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加强他们的力量。

许多可以减少歧视和加强妇女力量的部门性具体干预措施，已经得到讨论。然而，其他的一些干预措施还包括：

·创建一种社会契约，支持平等和包容，推动开展反歧视立法和行动；

·创新和加强上面提到的法律规定来消除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性别歧视；

·推行官员尤其是司法人员和社区的法律素养项目，促使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推进关照性别的改革（同上）；

·通过增进妇女的增收机会和资产获取能力（如土地、资本和财产），提高他们在家庭中的谈判能力。Jones等（2010）强调，加强妇女在家庭决策中更大程度的参与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力量；

·创新激励措施，让更多的男性加入到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规划决策过程和养育活动的行列中来（同上）；

·允许妇女在没有丈夫许可的情况下，获得信用和其他金融服务。这让妇女成为独立和有尊严的人，享有任何成人正常的经济权利。这也能增加妇女进行储蓄和投资的可能性，并增加生计多样化和生产力提高的机会；

·提高透明度和沟通，让一直受到歧视、排斥和剥夺的群体利用可以平等参与决策过程和获取必要的信息；

·推动妇女和被边缘化群体的赋权项目，特别是那些依赖人物崇拜和朋辈导师的群体，这也有强大的乘数效应（Jones等，2010）；

·推进适当的过程和结构调整，使妇女和受排斥的群体表达对公共政策的需求和供给；

·确保广泛的代表性，促使妇女和受排斥的群体开展代议活动；

·投资于公共教育，鼓励家庭在女儿身上投资（同上）；

·加强有困难的社区和个人的服务（例如由于空间不足或社会文化上的障碍）。

（五）提供人生历程中不同时间点的社会保护

在保护家庭财产、防止不良的应对方式、限制对孩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的加深方面，社会保护能够防止人们在受到冲击和向下流动中的脆弱性。例如，让孩子辍学可能就是一种不良的应对策略。我们知道，即使是短暂的辍学也可能使孩子永远失去再次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机会，并影响孩子们将来的人生机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护可以使家庭有能力让他们的子女上学，从而保障孩子的未来。

我们还知道，在个人人生历程中的关键阶段，为其提供社会保护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影响（Bird，2010a）。一套可预测的完整社会保护应包括：

·育儿补助

·残疾补助

·非缴纳养老金，俗称社会养老金

·失业/就业资助

·免费医疗服务

对于首次开展社会保护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上的目标可能过高而难以实现，这些措施至少在最开始需要合并成一项单独的计划或福利。然而，有规律的可预见收入能够满足家庭的消费和存储，也能积累资产和投资（包括人力资本）。不同的措施相互作用、相互支持，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使其福利不断累积（Cain，2009）。表2总结了以上措施如何减轻人生不同阶段和几代人遭受特定风险的脆弱性。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孩子为本的社会转移计划能通过长期的发展福利改善孩子的营养、健康以及教育状况。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如在巴西和墨西哥）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如南非的子女抚养补助）都获得了大量的人力资本（Cain，2009）。这些转移产生的作用可能是终身的，有证据还表明接受这些现金转移的人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性更大。孩童时代的发展收益可能极大地提高成年时期的收入。在马拉维，加入了本国社会现金转移计划的孩子从中受益，生活有了巨大而全面的变化。他们享有更好的食物、保健和医药、教育、衣服、毛毯、住房和家禽。他们干活的时间更短了，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上学。他们的心理也更健康，对未来更乐观。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中断贫困代际传递（Miller等，2009）。在南非，现金转移计划的收益预计将比投资多160-230%（Aguero等，2007）。

表2：人生历程中所采取不同措施的影响

风险	影响
饥饿/对孩子发展的消极作用	·社会转移改善成年人和孩子的营养状况（Sridhar和Duffield，2006），并且在稳定当地食物需求和激励高风险/高回报的市场企业发展的同时，促进食物生产。 ·有证据表明食物消费处于优先地位，包括将社会养老金用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食物供给（Samson等，2007）。 ·直接为母亲提供现金转移能有效改善孩子的营养（DFID，2005）。
个人/代际身体不佳	·免费医疗能长期保持所有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的身体健康。长期贫困和营养/饮食不良会导致未老先衰或早衰。免费享受老年医疗服务是减少身体残疾的关键，并能免遭慢性病的侵扰。 ·增加营养能立即改善代际健康状况，如改善母亲的健康，减少儿童的营养不良和成长萎缩症状，这对整个人生历程都有积极作用。 ·家庭有能力供养孩子读书之后，提高女孩的受教育程度，这对她们将来的健康和幸福都有好处。 ·提供免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社会保护措施能保住产妇的性命，改善孩子的健康和幸福状况，减少疾病的母婴传播。 ·为老年人提供医疗服务，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能够使老年人保持活力，为家庭收入和需要做贡献。
未能接受教育导致终身贫困	·通过现金转移获得固定而可预期的家庭收入，父母和照护者就可以对她们孩子的教育进行长期的投入。 ·减轻孩子的抚养压力，有利于增加家庭劳动收入，保障孩子正常上学。 ·孩子营养方面的提高也使他们学习效率更高。 ·由于照护者都把钱首先用于孩子的教育问题上，现金转移计划使得入学率升高。在纳米比亚，老年人的养老金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与就业相关的风险	·孩子健康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未来孩子的就业机会。 ·有证据显示，对于那些以女性或者孩子为中心的家庭，马拉维实行的现金转移计划降低了她们寻求“冒险行为”（即性交易）以求生存。
歧视和权利剥夺	·通过现金转移而获得的固定收入，以及有关将社会帮扶作为人们的基本权利的知识，可以提高人们的自尊、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尤其对于社区中那些遭到社会排斥的人，例如上了年纪的寡妇——对于她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长期的影响。 ·作为全面社会保护项目的一部分，通过立法来解决社会歧视问题，对那些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如残疾人（残疾人权利立法）和妇女（遗产继承和土地所有权）来说，在其赋权和社会地位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中，妇女和女孩所占比例是最大的：如果育儿补助直接拨给母亲的话，这会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话语权，同时增加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实现性别平等。

（六）支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来创造财富

孩子是否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以及今后的人生机遇如何，父母的收入状况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说明，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采用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方式来创造财富可以有效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基于经济增长可以造福于那些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群，政府应当实行有效的经济管理，并使经济增长达致平等性、区域性和部门性分配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税收可以支撑这种分配措施，所以应该且必须征收税收。要使那些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群增加收入，就必须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能力，保护其权利（Shepherd等，2011）。同时，也必须关注劳动力市场和创造更多“体面工作”的方案。这些政策都是对以上所概述的政策的补充，从而更好地创建和保护贫困人群的资产组合，并提供社会保护。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政策都将促使人们对家庭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进入有更高报酬的就业市场，并发展更有利可图、更安全的企业。

五、结论

本文提出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研究的综合性分析。它介绍了我们所认为的贫困代际传递，勾勒了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研究议程和业已发现用来探索研究主题的方法，并呈现了该领域的关键性研究发现。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已经证明采用Q平方的方法提供坚实的研究和有理有据的政策建议的价值。它也使得关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方法的相关信息更加广泛的得以获取。有关研究方法的信息已经通过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出版物和网络方法工具箱得以呈现，并被学生和专业研究者广泛地阅读。我们所期望的是，这些方法将使研究人员能够理解全世界长期贫困人口的生活和需要，同时将帮助他们将其需求传递给政策决策者。这些方法已经转化为政策建议，用于改进津巴布韦的社会保护政策和保证坦桑尼亚棉花部门的发展。

本文强调，当依循整个生命周期来探寻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时，慎重考量儿童贫困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认为，这些分析应当探索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识别众多因素中最易受影响的因素。这意味着在人生历程中的某个关键时间点的干预是必要的（比如青年到成年的转换、寡居期等）。它也表明，单纯地针对个人或者他们家庭的方法是不充分的。反之，分析家应当检验使贫困和不平等在代际之间持续和复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以及家庭和家庭内部因素。本文也强调，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对于阻止贫困和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很重要的。

家庭构成和人口特征对贫困代际传递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影响到个体物质资料和其他资料的可得性和分配的多寡。年龄、与家长关系、性别以及其他的社会差别可以用来解释在家庭中获得资源、营养和照顾方面的差异。性别反复被证明是影响营养供给、休闲、劳动和学习时间分配上的平衡、资产获取和控制、健康和教育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性别差异对妇女和女孩自身来说都是重要的，并对其孩子的未来产生影响。为此，就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我们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具有强烈的性别化取向。

资产以及生前赠与的礼物和继承物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都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的趋势不仅不公平，反而可能加重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建议，推行一系列适应文化实践变化的政策变革以改进其结果。

人力资产的投资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举措。这些资产为个体提供了与其他资产相联系的能够快速恢复和摆脱贫困的能力。这些资产尤其是儿童期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个人资产的基础，而且影响终身收入、对健康的追求、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后半生的残疾和死亡。特别是，教育也与这种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紧密相连。此外，受过教育的妇女能从自身认知发展、教育成就、营养和健康中受益。

冲击在贫困的代际传递中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促使家庭动用其资产并采用不良的应对策略，这会给儿童带来终生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建立了良好的风险分散和应对机制的社会，干旱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这对个人的一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复合性或连续性的冲击发生的地方，尤其是传统的家庭层面的冲击和复杂的宏观冲击（如治理的失败、长期冲突和不安全等）叠加的地方，一个家庭的应对能力可能会丧失。这将引发不良的应对方式，并增加对儿童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可能性，这种状况的产生使得贫困的代际传递不可避免。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推动着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在人生历程中的不同时间点提供保护的广泛特性表明，简单的政策应对似乎毫无可能。本文指出，一个政策框架应推动公平性的制度和多部门的干预，这样可以解决儿童贫困，也可以通过聚焦于生命历程中的某个时间点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们有意识地不给政策选择任何权重和优先权，缘于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最优应对政策不仅有赖于其社会背景，还要依托于该国家的社会政治合约。然而，任何成功的政策设置有可能在包括支持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政策的同时，也构建男性和女性以及财富集团之间的公平；对营养和健康的投资；对提供高质量和方便的学龄期、中学以及中学以上教育的干预；支持资产的积累和公平继承的政策和实践以及社会保护等。

未来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相关的研究论题有特定环境下资产组合的识别问题，它对于保护个体免受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最为重要的；以及提供这种保护功能的资产组合及其绝对数量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机构在促使人们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未来的研究应当对其在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进行有益的探索，包括它如何与资产进行交互作用来影响贫困后果。

资料来源：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http://www.chronicpoverty.                

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项经验研究

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A. Robinson

 

一、引言

什么是各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虽然尚不存在公认的答案，但是一般认为制度与产权的差异引起收入的差异。制度结构更优，产权保护更有效，政策扭曲更少的国家会大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由此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North and Thomas，1976；North，1981；Jones，1981）。这些观点得到了以跨国宏观视角探讨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研究的支持（Knack and Keefer，1995；Mauro，1995；Barro，1998；Hall and Jones，1999；Rodrik，1999），也获得以微观视角探讨产权与投资或产出相关关系的文献的佐证（Besley，1995；Mazingo，1999；Johnson，McMillan and Woodruff，1999）。

在一定程度上，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例如，南韩与北韩、东德与西德迥异的发展路径说明一个国家的部分区域在中央计划经济与集体所有制下发展停滞，而另一部分区域则在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制度下迅速发展的事实。不过，我们仍然缺乏可靠的证据证明制度差异对各国人均收入差异起着决定作用。非常可能的是经济发达地区倾向于选择良好的制度；或者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同时导致制度和人均收入的差异。

为了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我们需要解释制度的外生差异。本文尝试采用大航海时代欧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外生差异的来源，并以那些被欧洲殖民的国家为研究对象。由此我们得到了一组在40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类似但在今天出现巨大差距的经济体样本。更进一步，这些经济体的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殖民经历的塑造。

我们的观点基于以下三个前提：

1、不同的殖民政策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均衡。一个极端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掠夺制度”，如比利时在刚果的行为。此类制度并不向殖民地输入产权保护制度，也不输入对于政府掠夺活动的约束制度。实际上，建立掠夺制度的首要目的即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尽可能多地向宗主国输送资源。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众多欧洲人在殖民地定居，建立类似Alfred Crosby（1986）所描述的“新欧洲”国家。这些移民在殖民地复制其宗主国的制度，强调私有产权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

2、殖民政策深受殖民地状况影响。特别是，殖民者无法适应当地疫病的情况会阻碍“新欧洲”国家的建立，转而选择建立掠夺制度。

3、殖民地的政体与制度在其独立后继续存在。

基于上述前提，我们以第一代殖民者的死亡率作为衡量制度优劣的指标。我们的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形式：（潜在）殖民者的死亡率→移民活动→早期制度→现存制度→当下的经济绩效。我们主要采用历史学家Philp Curtin的论文，得到17至19世纪殖民地士兵、水手和传教士死亡率的数据资料，很好地显示了殖民者的死亡风险。当时的欧洲居民了解不同殖民地的死亡率，但缺乏控制导致高死亡率疾病传播的能力。而且因为死亡率对应相似的人群，故而可以跨国比较。我们证明了（潜在）移民死亡率是移民倾向的决定因素；早期移民则是早期制度形态的决定因素（在实际计算中，采用1900年的制度）；而早期制度与现存制度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现存制度显著影响现在经济绩效。

本文的简化形式对现有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并以移民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我们主要研究产权制度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状况，以来自《政治风险报告》中的“掠夺风险”作为衡量制度发育水平的指标，度量了不同政权之间的制度起源的差异。该制度指标和移民死亡率之间的第一阶段回归关系很强。例如，仅移民死亡率解释了超过25%的制度差异。我们采用简化模式发现制度是人均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估计过程简洁且相对OLS更有效。最终结论表明接近75%的跨国收入差异可以被制度差异解释。

我们认为其相关关系并非由异常值导致。例如，即使在样本中去掉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美国，相关性仍然显著；而排除了非洲之后，结果亦然。有趣的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一旦控制制度差异之后，殖民地与赤道的距离（纬度）或者是否非洲的虚拟变量均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示，非洲诸国更穷的原因并非源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是制度环境更糟糕。

研究的有效性受制于与移民死亡率相关的变量是否也与人均收入相关。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来排除遗漏变量的影响。首先，我们在控制了大量可能与移民死亡率和经济绩效相关的变量之后，讨论制度是否有重要影响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推翻结论的证据；当控制了气候、地理、宗教、法律、殖民者、自然资源和耕地质量时，估计结果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结果在控制了现在卫生条件（疟疾发病率）、现在欧洲血统人口比例和民族语言多元化程度之后依然稳健。

当然，在研究中控制所有可能与死亡率及经济绩效相关的变量是不现实的。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实证方法还可能反映了移民死亡率通过其他因素间接作用于经济绩效的效应。例如，早起欧洲定居者可能带来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而且至今仍然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工具变量的方法错误地将此效应归于制度。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过度识别检验处理该问题。因为我们的理论认为殖民者的死亡率影响了殖民活动；而殖民活动则影响了早期制度的形成；早期制度又会塑造现存制度，所以我们可以以移民状况及早期制度作为工具变量。然后，我们用过度识别检验证明移民死亡率或者其他工具变量是否对现在经济绩效具有直接作用。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没有发现移民死亡率对经济绩效的直接作用。

我们没有发现其他指出移民死亡率和制度关系的学者讨论疾病在人类历史中的影响，如McNeil（1976）、Crosby（1986）和Diamond（1997）。Diamond（1997）强调了发展差异，但是其理论基于地理因素对新石器革命的决定作用。他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和近代发展分化的潜在原因，而这正是本文的主题。Gann & Duignan（1962）、Robinson & Gallagher（1961）、Denoon（1983）和Cain & Hopkins（1993）强调美国和新西兰等不同于其他殖民地，而且认为这些差异是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该文并未探讨死亡率、移民和制度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观点与讨论殖民地经历对制度影响的文献最为接近。Hayek（1960）认为英国普通法传统优于拿破仑时期为限制司法干预国家政策而发展起来的法国民法传统（Lipset, 1994）。最近，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8、1999）实证说明了殖民者和法律传统对现在制度的重要性。例如，他们证明了普通法国家具有更加完善的产权制度和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与此类似，North、Summerhill和Weingast（1998）认为英国殖民地相对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更加繁荣，因为从英国输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加先进。Landes（1998，第19、20章）强调从英国输入这些殖民地的文化的重要性。与关注殖民者的研究方法相反，我们强调殖民地的特征。具体而言，我们的理论和数据并不关心殖民者，关心的是欧洲殖民者是否能够在殖民地安全地定居：哪些无法定居的地方只能输入恶劣的制度。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与Engerman和Sokoloff（1997）都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将制度归于当地禀赋。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与许多试图解释制度和发展关系的文献相关，如Bertocchi和Canova（1996）以及Grier（1999）探究殖民地经历对战后经济发展的效应。两篇文献甚至正如我们一样通过工具变量处理制度的内生性问题。Mauro（1995）采用民族语言多元化程度作为腐败的工具变量。Hall和Jones（1999）采用距离赤道的远近作为社会基础结构的工具变量，因为距离赤道的远近与是否接受西方影响相关，西方影响导致良好的制度。这些工具变量的理论说明无法令人信服。无法轻易说明奴隶制时期比利时对刚果或者西方对黄金海岸的影响改善了制度或者管理。民族语言多元化更可能是内生的，特别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市场经济出现时多元化在欧洲彻底消失（Weber, 1976; Anderson, 1983）的事实。两篇文献在计量方面的问题是工具变量与经济绩效可能直接相关。例如，Easterly和Levine（1997）认为民族语言多元化通过政治动荡影响经济绩效，Bloom & Sachs（1998）和Mellinger & Sachs（1998）认为气候会直接影响经济绩效。气候影响发展的观点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Montwsquieu（1989），主张低收入和独裁专制更可能出现于气候温暖的地区。如果这些变量确实存在直接影响，那么他们就不是恰当的工具变量，也无法证明制度的重要性。我们的优势在基于控制的变量（100多年以前的移民死亡率对现在经济绩效没有影响），而不是通过其对制度的影响。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我们的结果证明距离赤道的远近对经济绩效没有独立的影响，否定了Hall & Jones（1999）采用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

本文第二部分列举了我们的假设，并提供相关的历史证据支持；第三部分展示用人均GDP对制度指数的OLS回归结果；第四部分描述了制度的工具变量，即殖民者潜在的死亡率；第五部分得出结果；第六部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二、理论假设与历史背景

我们假设死亡率影响了移民，移民影响了早期制度，早期制度塑造了现存制度。在该部分我们探讨并证实该假设。第一小节讨论死亡率与移民倾向的联系，第二小节讨论殖民政策的差异，第三小节转而讨论制度的存续。

（一） 死亡率与移民活动

移民死亡率是影响欧洲移民的关键因素。Curtin（1964， 1998）描述了英法新闻公开报道殖民地死亡率的情况。例如，早期的欧洲移民试图在西非沿岸定居，但因为疫病丛生导致的高死亡率而失败。“自由省”欧洲人的死亡率高达46%，Bulama（1792年4月到1793年4月）死亡率高达61%，在萨拉利昂公司进驻的第一年（1792-1793）72%的欧洲殖民定居者死亡。在Mungo Park远征中（1805年 5月到10月），87%的欧洲人死在了冈比亚到尼日尔的陆上征途中，而且在远征结束之前欧洲人无一幸免。即使在当时如此高的死亡率对欧洲人而言也是极度令人惊骇的。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最先认识到非洲疾疫丛生的环境的是那些早期清教徒移民。他们决定移民北美而非圭亚那的原因便是圭亚那的移民死亡率太高（参见Crosby，1986，第143-144页）。另外一个例子是Beauchamp委员会1795年重新审议将那些原本流放到美国的英国囚犯流放到何处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提案是距冈比亚河400英里的Lemane岛，但委员会驳回了该项提案，因为那里的死亡率即使对于囚犯来说也实在太高了。同理，委员会因为健康原因否决了把罪犯流放到西南非洲。最终的决定是将囚犯们流放到澳大利亚。

殖民地的扩张与当地的居住条件息息相关。高死亡率的地方缺少吸引新移民迁入的激励。例如，Curtin（1964）论述了英国在西非的殖民活动是如何因为第一年高达50%的死亡率而宣告破产的。

（二）殖民类型与殖民活动

历史证据不仅支持了存在多种殖民类型的事实，而且证明了欧洲殖民者到达与否影响殖民类型的关键因素。Gann 和 Duignan（1962）、Robinson和Gallagher（1961）、Denoon（1983）以及Cain 和 Hopkins（1993）等历史学者都论述了殖民者“大聚居”并形成生活方式仿照宗主国的“殖民地区”的发展经过。Denoon（1983）突出强调了殖民地形成了殖民者希望的代议制制度，保证了他们的自由及参与贸易致富的能力。Denoon 强调“在殖民地的制度中，毫无疑问存在资本主义的成分。土地与牲畜的私有产权制度很早就已经建立”（第35页）。

在许多案例中，当殖民地因故没有建立欧式制度时，移民将准备为此与宗主国对抗。澳大利亚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许多澳洲移民都曾是英王的阶下之囚，而土地则多掌握在那些狱卒出身的人手中。最初产权的分配便不公平，而且保护移民免于地主阶级垄断权力侵害的法律形同虚设。但多数移民渴望当地形成英国当时的制度模式与政治权利。他们要求实行陪审团制度、免于独裁迫害的自由以及代议制度。移民宣称自己是大英子民，理当平等享有权利的事实，大英政府稍加拒绝便接受了提案（参见Huhges，1987）。Cain和Hopkins（1993，第237页）同意这一说法，并写道：“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大英政府迫于当地舆论及其本土的宪章运动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要求，宣布在成熟的殖民地，当地总督应在民选立法会中建立内阁。”他们继续论述：“19世纪70年代之后以新西兰等地出现的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的繁荣景象……成为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选民要求政治家积极提高公民的经济福利。”

这与那些在17-18世纪的拉美以及在19-20世纪亚非殖民地形成鲜明对照。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殖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便是掠夺当地的金银财富。例如，在征服某地之后，西班牙王室不仅得到了统治土地和居民，更建立一套复杂的商业垄断和贸易许可体系，以掠夺当地经济资源（Lockhart和Schwartz，1983； Lang，1975）。而其他的欧陆强权羡慕此殖民政策的巨大成功，群起而效。（参见Young，1994，第64页）。

同理，欧陆大国相继非洲建立殖民贸易。在19 世纪中叶之前，殖民活动局限于非洲沿海各国，而且集中于垄断奴隶、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贸易——西非的地名见证了这一历史：黄金海岸、象牙海岸等。其后，殖民政策表面上受制于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而发生转变，但其转变的实质原因仍是经济利益。例如，Crowder（1968，第50页）写道：“很明显，在大英帝国最大的西非海岸殖民地尼日利亚商人极度活跃，英国的国旗随着贸易插满西非。”

Davis和Huttenback（1986，第307页）总结道：“殖民帝国的存在充分证明了，当时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掠夺经济资源，保证工商集团有利可图。”他们发现1885年之前英国殖民地的投资回报率相对国内高出约1/4，之后两者趋同。Roberts（1976，第193页）总结英国在北罗德西亚的资源掠夺活动时写道： “在1930年到1940 年之间，英国每年从赞比亚征收2,400,00英镑的税收，但北罗德西亚只收到136,000 英镑用于当地发展。”Patrick Manning（1982）估计1905年到1914 年的十年间，达荷尼共和国（译者：今贝宁）50%的GDP产值均为法国殖民者掠走。Young（1994，第125页）指出，突尼斯的税负程度是其宗主国法国的四倍有余。

最极端的掠夺制度出现于比利时列奥波德国王在位时期的刚果。Gann和Duignan（1979，第30页）认为，效仿荷属东印度的模式，列奥波德国王的掠夺哲学是“殖民地当受掠夺，其方式不是以市场经济进行，而是通过国家干预强制种植我们所需的经济作物并按照宗主国控制的价格交易进行。”Peemans（1975）研究发现，在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比属刚果被掠走的物资价值相当于对刚果人课以60%的重税。Jewsiewicki（1983）写道，在列奥波德掌权时期，其政策理念“基于暴力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摧毁当地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并肢解其政权”。

在没有殖民者定居的殖民地，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殖民政权建立独裁政府与专制国家，以便强化对殖民地之控制和资源掠夺。Young（1994，第101页）引述一位任职于非洲某地的法国官员的话：“欧洲总督非为体察当地自然风光而来。他的职责是建立制度，限制个人自由，征收税收。”Manning（1988，第84页）总结道：“在欧洲，代议制民主理论战胜了专制独裁理论……但在非洲，欧洲征服者建立的是路易十四的法式独裁政府。”

在掠夺理念的指导之下，欧洲强权在非洲殖民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没有任何激励。实际上，即使投资回报率非常高，殖民者在非洲没有进行任何投资（南非除外，参见Freiden，1994）。印度纺织品工业几乎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出现了大范围的萧条（参见Fieldhouse，1999）。Young写道：（比利时公司）为比属刚果带来了屈指可数、不到8000英镑的资本，建立了在对殖民地野蛮的容忍度极高的时期就已引起英美社会公开抗争的恐怖（terror）政权（1994，第104页）。

（三） 制度存续

目前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无移民的殖民地区建立的殖民制度至今存续，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在其殖民早期时期形成的法律、秩序和私有产权制度塑造着这些国家现今的制度。Young 强调，当地殖民者当时建立的制度即使推翻殖民统治很久仍然保存下来。他（1994，P.283）写道：“虽然我们习惯上称这些政权为‘新政权’，但其实质仍是殖民统治的继承人，保留了原有社会结构、 风俗习惯和政策措施以及潜在的统治理论。”Arthur Lewis（1965，第32-33页）给出了该话题的更简洁表述：

“对于多数（新近独立的非洲政府）而言，独立仅仅意味着他们在与英法扶植的傀儡政权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反之，他们将自己改造成为类似于总督等殖民长官建立的即傲慢又专制的政府。”

就直觉而言，导致制度存续的经济机制很多。在此，我们讨论三种可能之情况：

1、建立有效的制度限制政权权力和保护私人产权成本高昂（参见Acemoglu和Verdier，1998）。如果该制度已在殖民时期建立，那么独立后不太可能出现统治集团雇用精英阶层重建掠夺制度的情形。与此相反，当本地政权承袭了掠夺性制度时，他们没有付出高昂代价推动革新的动机，反而倾向于进一步强化已有的掠夺制度以便中饱私囊。

有趣的是，毛里求斯的案例证明现存的制度生命力十分顽强。法国殖民者在毛里求斯大量定居，其制度的掠夺性远轻于其他毗邻地区。在独立之后，Pual Berenger领导共产主义党派开始执政。但与其他非洲政权不同，他们保留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实际上，他们显著扩大了出口加工区，使之成为提升毛里求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参见Bowman，1991）。

2、掠夺政策收益的大小取决于执政精英阶层的规模。当政府规模较小时，每位政府成员皆享利颇丰，故而执政基层更加倾向于保持掠夺（参见Acemoglu和 Robinson，2000）。多数情况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独裁统治制度，然后扶持当地精英阶层主持政府日常运营。而通常是该阶层在国家独立后掌握政权，并竭力保留原有的掠夺制度。例如，Reno（1995）指出独立后的塞拉利昂政府保留了英国殖民者建立的统治策略与政治制度，以强化自身之统治，并剥削社会其他阶层。Boone（1992）对塞内加尔现代政治制度演进过程进行了类似的分析。当然，研究得最广泛的案例是刚果。多数学者认为蒙布脱的专制统治的根源在于殖民地时期（如Callaghy，1984，Turner和Young，1985，第43页）。

拉美地区的情况也非常相似。拉美国家本土精英利用拿破仑征服西班牙的时机，大多数国家在19世纪早期实现了独立。但发生改变的只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改变。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形类似（参见 Lynch，1986）。

3、最后，如果政府对特定制度进行了不可逆转的投资，他们将更倾向于保留这些制度，使之存续（参见Acemoglu，1995）。比如，政府如在人力与物质资本方面大量投资，那么他们倾向于强化产权制度，反之亦然。例如，在毛里求斯的案例中，强大的中产阶级对于民主政治与法律规则的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

更多独立后掠夺制度得以存续的证据来自那些明目张胆的掠夺政策。在拉美地区，西班牙人创立的完整的垄断体系与规则在整个十九世纪被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随着19世纪后期农业出口不断增长，奴隶制被保留甚至强化。巴西的奴隶制度迟至1886年方才废除。墨西哥随着剑麻种植的繁荣，重新确立了奴隶制度，直至1910年革命方才取消。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同样重建奴隶政策为咖啡种植提供劳动力。在危地马拉的案例中，直到1945年政治民主化之后奴隶制度方才终结。类似的情况是，奴隶制度在许多非洲国家重新出现，如扎伊尔的蒙布脱（Mobutu）统治时期。

其他掠夺政策的情况大致类似。例如，在殖民时代被用来进行掠夺的市场委员会成为各个新兴独立政权对农业生产者课税的机构（Bates，1981）。统治阶层无法从废除市场委员会或建立更加有效的制度方面获得相关利益。常见的情况是市场委员会很好的适应了独立之后的政治组织结构。例如，在加纳恩克鲁玛的主要支持者来自大城市和芳蒂人，而咖啡种植者则抵制其政权。建立限制其征税的制度对他没有任何利益，而市场委员会成为向其政治反对者征税的最佳工具（参见Rimmer，1992）。Fieldhouse（1999，第96页）写道：“市场委员会被当地政府接管之后，市场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剥削农村劳动者。表面上政府宣称是为了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政党和个人利益。”Fieldhouse更指出，没有市场委员会是澳大利亚发展的重要经验。

三、制度与绩效：普通最小二乘估计

（一） 数据和描述统计

表1给出了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一列给出了总样本，第二列则给出了64个前殖民地国家关于移民死亡率、制度发育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子样本。其中人均GDP数据采用的是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指数》报告中经过1995年各国购买力平价调整而得的结果。我们测度经济产出的指标是人均收入（GDP）状况。因为所有的原殖民地地区在400年前的人均收入都相对较低，现在的人均收入便成为衡量各国长期经济绩效的良好指标。全球和原殖民地国家的人均收入取对数后的标准差大致相当（均为 1.1），说明我们的样本中各国收入差异很大。

我们使用了多个变量以捕获制度差异。在表1第二行展示的主要变量是免于掠夺指数。这些数据来自《政治风险服务报告》（参见Coplin，1993），最早由Knack和Keefer（1995）在经济与政治科学研究中使用。政治风险服务报告各国每年位于0到10之间的一个指数，0代表具有最高的掠夺风险。我们采用各国1985年到1995年间指数的平均值来估算各国政治风险的大致状况（1985年之前的不少数据缺失）。因为该项指标关注源自国家与政策不同导致的制度差异，恰好符合我们的研究要求。我们预期掠夺型政府的赋值较低，而产权保护与法制建设较好的国家赋值较高。下一行则给出了一组来自格尔联营公司政治数据库的替代指标，即1990年的行政约束程度。这组变量同样很好反映了制度和政策差异，故其符合我们的研究目的。限于篇幅，我们仅报告了各国免于掠夺的指数水平。

下面三行给出格尔数据库的早期制度发育水平指标。第一行给出了1900年各国行政约束程度，第二行给出了1900年各国民主程度的指标。该指标缺少那些在1900年仍是殖民地的国家的状况，所以我们赋予缺少数据的样本尽可能低的值。第三行则报告了一组替代指标，即各国独立后第一年的行政约束状况。这解决了很多在19世纪就已取得独立的拉美国家及“新欧洲”国家的赋值问题。最后一行给出了McEvedy和Jones（1978）、Curtin等（1995）和其他一些资料计算而得到的1900年各国欧洲移民血统的人口比例，用以度量各个殖民地的欧洲移民状况。

表1的剩下几列给出了各国移民死亡率的四分位数分布状况。因为该指标是制度的工具变量，非常重要（下一节将详细讨论该指标）。

表1 描述统计
	全球	基准样本	死亡率四分位点分布
			（1）	（2）	（3）	（4）
人均GDP对数值，PPP，1995年价格	8.3	8.05	8.9	8.4	7.33	7.2
	(1.1)	(1.1)
免于掠夺的水平，1985-1995	7	6.5	7.9	6.5	6	5.9
	(1.8)	(1.5)
行政约束程度，1990	3.6	4	5.3	5.1	3.3	2.3
	(2.3)	(2.3)
行政约束程度，1900	1.9	2.3	3.7	3.4	1.1	1
	(1.8)	(2.1)
行政约束程度，独立后第一年	3.6	3.3	4.8	2.4	3.1	3.4
	(2.4)	(2.4)
民主程度，1900	1.1	1.6	3.9	2.8	0.19	0
	(2.6)	(3.0)
欧洲移民，1900	0.31	0.16	0.32	0.26	0.08	0.55
	(0.4)	(0.3)
死亡率对数值	n.a.	4.7	3	4.3	4.9	6.3
		(1.1)
观测值	163	64	14	18	17	15

（二） 普通最小二乘法

表2给出了多个样本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用人均收入对数值对免于掠夺的指数水平进行回归的结果。线性回归方程为：



其中yi是国家i的人均收入，Ri是国家i免于掠夺的指数水平，Xi则是其他变量的组成的向量，而则是随机残差项。α是产权系数，用以说明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是全文的核心。表2的前两列是全球样本的结果，其次两列是原殖民地样本的结果。基于先验假设，我们认为制度指数与人均GDP对数值不是线性关系，因此在第二列和第四列中我们根据制度指数的四分位分布分类，将人均GDP对一系列虚拟变量进行回归。我们省略了那些最低25%的样本国家（制度恶劣），剩余三组的四分位对应三个虚拟变量。

第一列显示在以全球样本中制度与人均收入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指数水平越高代表掠夺的风险越低。第二列说明线性模型合适，因为虚拟变量按照预期的顺序排列，各个虚拟变量之间差距较之线性模型差异不大。第三列和第四列显示，在原殖民地样本中制度指标的变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类似于全球样本。图1形象的展示了上述关系。为了把握具体的数量大小，我们比较原殖民地制度指标25%分位点和75%分位点。25%分位点的制度指标是5.6，75%分位点的制度指标是7.4。 在第三列中系数的估计值为0.52，意味着在原殖民地国家中GDP对数值平均存在94个对数点的差异（或者约等于GDP154%的差异）。在实际运算中，GDP的差异为185个对数点（540%）。因此，如果表2估计结果代表因果关系，那么这就意味着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巨大作用：制度的不同可以解释各国之间收入差距的四分之一。

包括Montesquieu[1784]（1989）、Diamond（1997）和Sachs及其合作者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气候对经济绩效有直接影响。Gallup、Mellinger和Sachs（1998）与Hall和Jones（1999）论述了殖民地与赤道距离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控制该变量，我们在第5-8列加入了纬度（表示的距离赤道远近的绝对值）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根据现有文献将距离位于0到1之间）。但这基本没有影响制度的系数。纬度本身显著，符号与以往研究相同。列7中的系数1.8意味着10度的距离（0.10）（相当于毛里塔尼亚到阿尔及利亚的距离）会造成18%的人均收入差距。在列6和列8中，我们加入了关于非洲、亚洲以及其他大陆的虚拟变量，其中舍去美洲。虽然免于掠夺风险的系数始终显著，但大陆虚拟变量同样显著。例如，第8列的非洲虚拟变量的系数表明在我们的样本中，即使考虑制度因素，非洲国家人均收入仍然具有90个对数点的差距（大约145%）。

总之，表2的结果证明了制度与绩效之间的相关水平非常明显。然而，存在很多理由认为其间并不是因果关系。首先，我们衡量的是现存制度，因此存在富裕国家能够自主选择良好制度的可能。其次，相对反向因果关系更为严重的是，许多被省略的影响人均收入的因素都与制度相关。最后，测度制度的指标是事后建立的，作者可能存在富裕国家具有更好制度的偏见。正如这些问题会导致OLS估计正的偏误，制度指标的误差可能导致OLS估计负的偏误。如果引入一个制度的工具变量，上述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工具变量必须与制度变化的相关性高，但是对经济绩效没有直接作用。我们在第二部分的讨论表明殖民时期的移民死亡率是一个可取的工具变量。第四部分将详细讨论工具变量的构建。 表2 OLS回归
	全球	全球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全球	全球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1）	（2）	（3）	（4）	（5）	（6）	（7）	（8）
免于掠夺的指数水平，1985-1995	0.54		0.52		0.46	0.42	0.46	0.40
	(0.04)		(0.06)		(0.06)	(0.05)	(0.07)	(0.06)
虚拟变量：免于掠夺的指数，第二个四分位点		0.27		0.52
		(0.22)		(0.25)
虚拟变量：免于掠夺的指数，第三个四分位点		1.50		1.50
		(0.22)		(0.26)
虚拟变量：免于掠夺的指数，第四个四分位点		2.20		2.00
		(0.21)		(0.35)
纬度					1.00	0.50	1.80	1.10
					(0.49)	(0.51)	(0.72)	(0.63)
虚拟变量：是否亚洲					-0.67		-0.66
					(0.19)		(0.23)
虚拟变量：是否非洲					-1.00		-0.90
					(0.16)		(0.17)
虚拟变量：其他大陆					-0.28		-0.04
					(0.21)		(0.32)
修正的R2	0.61	0.58	0.52	0.43	0.62	0.72	0.55	0.68
N	110	110	64	64	110	110	64	64



 

四、早期移民的死亡率数据

本文关于早期欧洲移民死亡率的资料主要来自Philip Curtin的研究。在一系列时间跨度长达40年的专著和论文中，Curtin利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充分叙述了在新殖民地欧洲人的死亡率。在1815年出现了系统的军队医疗记录，试图探究某些地方士兵大量死亡的原因。第一份详细分析报告是汇报性质的，记载了1817年到1836年间英国士兵的死亡情况。随后美国和法国政府迅速仿效，建立了类似模式（Curtin，1989，第3页和第5页）。此外，荷属东印度的部分资料也有据可查。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欧洲各国均已定期出版士兵健康状况报告。

度量死亡率的标准方式是每年每千名士兵的死亡人数。该方法报告每千名士兵的死亡率，每当一人死亡，一名新士兵会被马上补入。Curtin（1989和1998）详细按照地区和军营评述了形成这些估算结果的过程，并甄别哪些数据可信。

这些数据资料可以分为两组。Curtin（1989）《移民导致的死亡》主要分析了1817年到1848年间欧洲殖民军队的死亡率状况。那时现代医疗尚未完善，而欧洲军队都缺少阻止疾病传播降低死亡率的军营组织知识。此时人们尚不知晓如何有效控制疟疾和黄热病蔓延的方法，而这正是导致士兵与移民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导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是胃肠疾病）。故而其死亡率可以作为估计移民死亡率水平的主要指标。这也得到了大量其他证据的支持（见于Curtin，1964，1968）。

Curtin（1998）的专著《疾病与帝国》又增加了19世纪下半叶的殖民军队死亡率数据。使用这些数据应当更加小心，因为至少在短期驻军中人们已经开始掌握如何控制最凶猛的热带流行病的方法。例如，19世纪末因为驻军时间短且管理得当，埃塞俄比亚的驻军死亡率相对较低（见表A2和图1）。虽然这些驻军死亡率数据可能低估了其他在埃塞俄比亚的移民死亡率，但我们没有排除该样本，因为排除将强化我们的结论。在情况下，我们采用各国最早的死亡率数据，并且证明至少在20 世纪之前这是移民死亡率最好的指标。

附录B详细回顾了我们的数据是如何形成的，并基于其他可选理论假设检验了结论的可靠性。因为西葡军队未能有效记录其减员情况，在Curtin的数据中拉美地区存在明显差别。但是Gutierrez （1986）利用了罗马教廷记录整理的1604年到1876年在拉美地区活动的传教士的死亡率状况。因为这些资料与Curtin 的资料存在部分重合，故而我们得以构建拉美的数据（详见附录）。Curtin（1964）还提供了来自各国的海军水手的死亡率分布资料。这使得我们有了可替代的拉美死亡率数据。表5的结果显示，能够相互替代的方法得出相似的结果。

五、制度与经济绩效：工具变量结果

（一） 现存制度的决定因素

在数学上，我们的理论可以用方程组来表达。方程（1）重写如下：



描述了现存的制度和GDP对数值的关系。此外，我们有下面的方程：







其中，R表示现存制度（免于掠夺的指数，1985-95），C表示早期制度（1900），S表示欧洲人的殖民地移民状况（以1900年欧洲血统的人口占比表达），M代表移民死亡率。X代表其他变量组成的向量。

最简单的识别办法是方程（1）中直接将logMi作为Ri的工具变量。只要logMi与不相关，那么即使Ci和Si与相关，结果依然有效。例如，如果欧洲人倾向于向资源与土壤条件更好的地方移民，而资源与土壤条件的差别又可以影响人均收入，那么Si和之间就存在相关性。这说明欧洲移民模式不是现存制度合适的工具变量。但是，我们的识别办法是直接利用logMi作为工具变量依然有效。本文先采用上述识别方法，然后根据利用其它方程解决过度识别问题。

图2解释了（潜在）移民死亡率与早期制度指数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理论上制度指数与其对数值并没有太大区别，而对数值能够保证非洲死亡率的极端值不会造成不当影响，所以我们采用移民死亡率的对数值。结果显示，死亡率对数值与制度指数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表3说明上述关系的机制正是第二部分的假设。我们专门给出了方程（2）、（3）和（4）的OLS结果。在A部分中，我们将免于掠夺指数变量对其他变量进行回归。第1列以1900年行政约束程度作为解释变量，早期制度与现存制度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例如，早期制度变量解释了现存制度指数变化的21%。第2列加入纬度变量，影响很小。第3列和第4列采用民主变量，再次加强了采用行政约束变量得出的结论。

1900年殖民地国家的行政约束程度和民主程度指标都较低，而且没有使用拉美和“新欧洲”国家独立后的早期信息作为变量。第5列和第6列采用了另一种方法，以各国独立后第一年的行政约束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分别控制了时间变量）。其结果同样证明了早期制度得以存续的结论。

第7列和第8列证明了免于掠夺指数和欧洲移民的关系。1900年欧洲移民的比例解释了现存制度变化的29%。第9列和第10列证明了免于掠夺指数和移民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该方程是我们2SLS的第一阶段回归，移民死亡率解释现存制度26%的变化。

表2B部分为第二部分假设提供了证据支持，即早期制度至少部分由移民状况塑造，而移民受当地死亡率制约。第1第2列和第5和第6列回归了1900年行政约束程度和民主程度与1900年欧洲移民（欧洲移民及其后代的人口比例）的关系。第3和第4列和第7和第8列回归了1900年行政约束程度和民主程度与移民死亡率的关系。上述回归证明了移民能够解释超过50%的早期制度变化。最后第9列和第10列证明了移民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总之，表3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移民潜在的死亡率影响了移民，而移民情况影响了殖民者向殖民地输入的制度类型。我们在下文将移民死亡率直接作为现存制度的工具变量，探讨现存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 表3 制度的决定因素
	（1）	（2）	（3）	（4）	（5）	（6）	（7）	（8）	（9）	（10）
A 因变量是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行政约束程度，1900	0.33	0.28
	(0.08)	(0.09)
民主程度，1900			0.24	0.21
			(0.06)	(0.07)
行政约束程度，独立后第一年					0.26	0.24
					(0.08)	(0.07)
欧洲移民，1900							3.20	3.00
							(0.61)	(0.78)
死亡率对数值									-0.61	-0.52
									(0.13)	(0.14)
纬度		1.80		1.40		2.50		0.57		2.00
		(1.40)		(1.50)		(1.40)		(1.50)		(1.30)
修正的R2	0.21	0.21	0.22	0.22	0.19	0.22	0.29	0.28	0.26	0.27
观测值	62	62	62	62	62	62	67	67	64	64
B	因变量是行政约束程度，1900				因变量是民主程度，1900				因变量是欧洲移民，1900
欧洲移民，1900	5.73	5.60			8.60	8.10
	(0.71)	(0.91)			(0.93)	(1.20)
死亡率对数值			-0.83	-0.65			-1.20	-0.89	-0.11	-0.07
			(0.17)	(0.18)			(0.24)	(0.25)	(0.02)	(0.02)
纬度		0.44		4.1		1.6		7.7		0.88
		(1.8)		(1.7)		(2.3)		(2.4)		(0.2)
修正的R2	0.5	0.49	0.24	0.3	0.56	0.56	0.27	0.36	0.3	0.46
观测值	67	67	72	72	67	67	68	68	73	73

 



 

（二）制度和经济绩效

表4展示了基本结果，主要回归是方程（1）。我们认为免于掠夺指数Ri是内生变量，并建立如下方程：



其中，Mi是移民死亡率。限制原则是Mi不能出现在方程（1）中。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同时估计方程（1）和方程（5），其中logMi是Ri的工具变量。

表4A部分报告了2SLS估计的目标系数，即方程（1）的a，B部分报告了相应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第一列展示了移民死亡率（对数值）与现存制度之间的强相关关系，其中样本与表3样本相同。相关的2SLS估计了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影响为0.95，高度显著（标准差为0.16）且大于表2OLS估计结果。这说明制度度量误差造成的偏误大于反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造成的偏误。

为了评估上述估计的重要性，我们再次比较原殖民地免于掠夺指数25%和75%分位点的分布。2SLS估计值0.95意味着免于掠夺指数25%和75%分位点的GDP存在171个对数点（450%）的差别，小于数据显示的185个对数点（540%）。因此说明超过四分之三的跨国人均收入差异来源于制度。图3印证了本文回归描绘了工具变量回归的人均收入预测值（只有制度指数一个解释变量），以及样本中人均收入实际值。多数观测值接近45度对角线，再次印证了本文回归模型的解释能力。

第2列说明回归模型加入纬度变量之后没有改变估计结果，制度变量的系数是0.98，标准差是0.22。值得一提的是纬度变量现在的符号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该结果说明之前的很多文献发现纬度显著影响经济绩效可能是因为纬度与制度相关（或者早期殖民经历的其他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于二者）。

第3列和第4列说明我们的结果不依赖于新欧洲国家。即使排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结果保持高度显著，而且略有提高。例如，制度变量的系数在没有控制纬度时是1.29（标准差为0.37），而在控制纬度时是1.2（标准差是0.35）。

第5列和第6列证明了在样本中排除所有非洲国家之后结果保持稳健。此时，估计结果虽然略小，但是更加可靠。例如，制度的系数在没有控制纬度时是0.61（标准差是0.11），而在控制纬度时是0.59（0.12）。

第7列和第8列在回归中加入了大陆虚拟变量（分别是非洲、亚洲和其他大陆，美洲作为参照）。这并没有改变制度指标的估计结果，而且所有虚拟变量在5%显著水平上整体不显著，只有亚洲虚拟变量显著不同于美洲。非洲虚拟变量不显著说明非洲国家更加贫困的原因不是文化和地理因素，最主要的是非洲制度差于其他大陆。

在附录表A4a、b、c、d和e中，我们对多种制度衡量指标重复了上述回归过程。多种制度衡量指标包括政治III数据库、来自《政治风险服务》的关于法律和传统秩序的指标、来自Heritage Foundation产权指标、弗雷泽研究所的法律指标以及来自《商务国际》的关于司法制度效率的指标等（详见表A1和A4）。而且在附录表A3中我们展示了1970年的行政约束程度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证实了制度和人均收入的关系持续至今。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样本局限于非洲国家，那么第一阶段回归关系（免于掠夺的指数水平）会减弱，从而关于制度的2SLS可能不显著。但是只要采用行政约束程度或者弗雷泽研究所的法律变量，关于制度的2SLS结果仍然保持显著（其他变量则否）。因此，我们认为移民死亡率和制度的关系在非洲表现较弱。

总之，表4的结果证明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要作用。下文将着重探讨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六、稳健性

（一） 样本选择

表5探讨了估计结果在各个子样本中的稳健性。表4报告了不同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表5的目的是探讨质量不同和死亡率构建方法不同的样本是否稳健。第1列和第2列只采用Curtin（1989）《移民死亡率》的数据，涵盖17个国家且包括部分1840年以前的数据。基于该样本，我们发现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回归更强的相关关系。制度对经济绩效的2SLS估计结果在没有控制纬度时是1.0（标准差是0.25）在控制纬度时是1.1（标准差是0.33）（大于表4的0.95和0.98）。

第3列和第4列加入了Curtin（1998）第二本书《疾病和王国》的数据，包括了每个国家最早的数据。样本扩大到31个国家，估计结果和标准差略有减小，更加接近表4报告的结果。第5列和第6列，我们根据其他信息（详见附录）估计具有相同卫生条件的邻国的死亡率，样本扩大到44个国家，但基本没有改变估计结果。第7列和第8列增加了拉丁美洲水手的数据，结果正如表4所示。第9列和第10列没有采用小样本的数据，而是对具有相同卫生环境的地区赋予相同的死亡率。例如，塞拉利昂的数据同时适用于贝宁、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多哥；法属苏丹的数据同时适用于马里和尼日尔。上述数据的估计结果与参照组相近。最后，第11列和第12列报告了采用相对于宗主国的死亡率数据，结果差别不大。总之，质量不同的样本数据结果保持稳健。

（二） 其他控制变量

表42SLS的估计结果依赖于移民死亡率对现在经济绩效没有直接作用的假设。虽然该假设看似合理，但是我们还是通过直接控制许多可能与移民死亡率和经济绩效同时相关的变量来进一步证实该假设。最终，我们发现在控制这些变量之后本文的结果基本没有变化，而以前文献强调的很多变量在控制了制度之后却不显著了。   表4 人均GDP对数值的工具变量回归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不包括新欧洲国家			基准样本，不包括新欧洲国家			基准样本，不包括非洲		基准样本，不包括非洲		基准样本，带大陆虚拟变量			基准样本，带大陆虚拟变量
		（1）		（2）		（3）			（4）			（5）		（6）		（7）			（8）
A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95		0.98		1.29			1.2			0.61		0.59		0.93			1.00
		(0.16)		(0.22)		(0.37)			(0.35)			(0.11)		(0.12)		(0.24)			(0.3)
纬度				-0.4					1.3					0.22					-0.77
				(1.30)					(1.50)					(0.89)					(1.5)
亚洲																-0.96			-1.00
																(0.37)			(0.44)
非洲																-0.47			-0.45
																(0.33)			(0.37)
其他大陆																-0.67			-0.68
																(0.6)			(0.6)
B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的第一阶段回归
死亡率对数值		-0.61		-0.52		-0.39			-0.4			-1.2		-1.1		-0.48			-0.4
		(0.13)		(0.14)		(0.13)			(0.14)			(0.20)		(0.24)		(0.16)			(0.17)
纬度				2.00					-0.15										1.9
				(1.30)					(1.50)										(1.40)
亚洲																0.3			-0.4
																(0.5)			(0.5)
非洲																-0.26			-0.24
																(0.41)			(0.41)
其他大陆																1			-0.87
																(0.68)			(0.68)
修正的R2		0.26		0.27		0.12			0.1			0.45		0.54		0.26			0.27
C 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52		0.46		0.48			0.46			0.48		0.45		0.43			0.4
		(0.06)		(0.06)		(0.08)			(0.08)			(0.07)		(0.08)		(0.06)			(0.06)
观测值		64		64		60			60			37		37		64			64
表5 人均GDP对数值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多个样本
	早于1855年的数据		早于1855年的数据		最早的可得数据		最早的可得数据	包括相同卫生环境的邻国		包括相同卫生环境的邻国	包括拉丁美洲国家（来自海航数据）		包括拉丁美洲国家（来自海航数据）		Curtin非洲数据的其他版本		Curtin非洲数据的其他版本	采用欧洲死亡率对数值		采用欧洲死亡率对数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 两阶段最小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1.0		1.1		0.84		0.82	0.93		0.96	0.93		0.95		0.9		0.91	0.99		1.00
	(0.25)		(0.33)		(0.17)		(0.20)	(0.17)		(0.25)	(0.16)		(0.21)		(0.15)		(0.20)	(0.18)		(0.25)
纬度			-0.57				0.29			-0.34			-0.27				-0.11			-0.65
			(1.90)				(1.30)			(1.50)			(1.30)				(1.20)			(1.4)
B 免于掠夺指数的第一阶段回归，1985-95
死亡率对数	-0.88		-0.77		-0.7		-0.6	-0.58		-0.47	-0.61		-0.52		-0.75		-0.66	-0.59		-0.49
	(0.27)		(0.30)		(0.18)		(0.19)	(0.14)		(0.16)	(0.13)		(0.14)		(0.15)		(0.17)	(0.13)		(0.14)
纬度			1.60				1.80			2.23			2.00				1.40			2.1
			(1.80)				(1.80)			(1.60)			(1.30)				(1.40)			(1.3)
修正的R2	0.38		0.37		0.3		0.3	0.27		0.29	0.26		0.28		0.29		0.29	0.23		0.25
C 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63		0.57		0.55		0.5	0.54		0.47	0.52		0.46		0.52		0.46	0.52		0.46
	(0.12)		(0.14)		(0.08)		(0.08)	(0.07)		(0.08)	(0.06)		(0.07)		(0.06)		(0.07)	(0.06)		(0.07)
观测数	17		17		31		31	45		45	64		64		64		64	64		64

 

 

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9）认为殖民地经历是决定现存制度的重要因素。Landes（1998）则认为殖民者的身份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其可能通过文化作用于现存制度。第一列增加了主要殖民者身份的虚拟变量（比利时、德国、荷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作为参照）。第一部分报告了2SLS估计结果，第二部分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第三部分报告了相应OLS估计结果。偶数列增加了纬度作为控制变量。无论是否控制纬度，在加入虚拟变量的情况下，制度对人均收入的作用都稳健。有趣的是，在控制了殖民者移民死亡率的情况下，第一阶段回归证明上述虚拟变量在15%显著水平上联合不显著（虽然比属殖民地如刚果单独显著为负）。这说明如果控制了殖民者的移民死亡率，那么殖民者身份对制度没有太大影响。这与英国原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绩效表现更好的认识相反。其他研究认为英属殖民地国家表现更好的原因在于英属殖民地更适合移民，并继承了良好的制度（在我们的样本中，原英属殖民地具有更好的制度；如果我们从回归方程中省略死亡率对数值变量，那么虚拟变量英国对制度将产生显著的正面作用）。

Hayek（1960）和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9）也强调了法律传统的重要性。第3列和第4列控制了法律传统。在我们的样本中，所有国家要么是法国法律传统，要么是英国法律传统，所以我们只要简单地增加一个虚拟变量（很多国家虽然不是法国殖民地，但是具有法国法律传统）。制度对人均收入的估计结果仍然不受影响。然而，我们发现法国法律传统与更差的制度相联系，即使控制了移民死亡率也仍然如此。

Max Weberd认为宗教信仰是经济绩效的决定因素。为了控制该变量，第5列和第6列加入了天主教、穆斯林以及其他宗教的人口比例，另外新教的人口比例作为参照。表中报告了上述虚拟变量F检验的显著水平（p值），以及制度的2SLS估计结果。宗教与人均收入高度相关（特别是，天主教和新教人口比例越高，人均收入也越高），但是制度的2SLS估计结果基本没有改变。最后，第7列同时增加了所有变量，对主要结果的影响不大。 表6 人均GDP对数值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多个控制变量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1）	（2）	（3）	（4）	（5）	（6）	（7）
A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1.10	1.10	1.1	1.2	0.91	0.95	1.00
	(0.19)	(0.26)	(0.19)	(0.29)	(0.15)	(0.23)	(0.23)
纬度		-0.58		-1.0		-0.44	-0.83
		(1.30)		(1.50)		(1.40)	(1.4)
虚拟变量：比属殖民地	2.4	2.5					1.7
	(1.20)	(1.20)					(1.30)
虚拟变量：法术殖民地	0.66	0.72					0.27
	(0.38)	(0.44)					(0.72)
虚拟变量：西班牙属殖民地	1.1	1.1					0.1
	(0.33)	(0.37)					(0.70)
虚拟变量：法国法律传统			1.0	1.1			0.23
			(0.33)	(0.41)			(0.75)
宗教信仰变量的p值					[0.001]	[0.002]	[0.52]
B免于掠夺指数的第一阶段回归，1985-95
死亡率对数	-0.57	-0.5	-0.54	-0.44	-0.58	-0.46	-0.7
	(0.14)	(0.16)	(0.13)	(0.14)	(0.13)	(0.15)	(0.22)
纬度		1.5		2.1		2.4	1.6
		(1.4)		(1.3)		(1.4)	(1.6)
虚拟变量：法国法律传统			-0.8	-0.8			-0.9
			(0.3)	(0.3)			(1.1)
虚拟变量：比属殖民地	-2.9	-2.7					-1.6
	(1.3)	(1.3)					(1.7)
虚拟变量：法术殖民地	-0.51	-0.6					0.8
	(0.43)	(0.40)					(1.10)
虚拟变量：西班牙属殖民地	-0.66	-0.6					0.9
	(0.40)	(0.40)					(1.00)
修正的R2	0.31	0.31	0.31	0.33	0.28	0.3	0.3
C 最小二乘估计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54	0.5	0.57	0.51	0.53	0.46	0.46
	(0.06)	(0.06)	(0.07)	(0.07)	(0.06)	(0.06)	(0.06)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移民死亡率与气候和现在卫生环境相关。我们的工具变量可以甄别出这些变量的直接影响。表7增加了一系列温度和湿度变量，分别是：月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上午和下午最小湿度和最大湿度。表格报告了上述变量的联合显著水平（数据来源于Parker，1997）。由此可知，我们的估计结果保持不变。

Sachs及其合作者强调疟疾对解释非洲贫困现状的重要性（Bloom和Sachs，1998；Gallup和Sachs，1998；Gallup等，1998）。因为疟疾是移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的估计可以反映疟疾的部分直接影响。我们质疑此观点的原因在于疟疾的传播是高度内生的；制度恶劣的贫困国家一般无法根除疟疾。而且很难想象疟疾如何对经济绩效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虽然Sachs以及合作者解释说疟疾导致健康恶化、死亡率高企和旷工严重，但是多数生活在疟疾流行地区的人们一般会产生免疫力——如果年龄大于5岁，那么他们可能暂时发病但是疟疾已经无法令他们致命（Curtin，1998；Bruce-Chwatt，1980）。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疟疾不会对经济绩效产生巨大影响（但是存在巨大的社会成本）。相反，对于欧洲人或者其他任何在婴幼儿时没有接触疟疾的人而言疟疾是致命的，导致疟疾成为欧洲人是否在殖民地定居的关键决定因素。

在任何情况下，控制疟疾变量并不会改变结果。表7第二部分控制了1994年生活在疟疾流行地区的人口比例（采用Gallup等建立数据，1998）。附录C证明了与收入和制度正相关的内生变量将导致制度的系数低估。因为1994年疟疾流行情况是高度内生的，直接控制疟疾变量将低估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表7估计的免于掠夺指数的系数略小于表4的0.95。尽管如此，制度系数的标准差是0.27，高度显著，而疟疾本身高度不显著。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移民死亡率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没有通过与现在卫生环境相关关系发挥作用，但是可能通过对制度的相关关系发挥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欧洲移民定居的地区具有欧洲血统的人口比例更高。为了控制该因素，我们在表7第7列和第8列增加欧洲血统人口的比例（来自McEvedy和Jones（1978）、Curtin等1995年及其他来源；详见附录表A5）。有趣的是，该变量不显著，而制度变量保持高度显著，系数为0.87，标准差为0.21。第9列增加了所有变量，包括气温、湿度、疟疾和欧洲血统，免于掠夺指数对人均收入作用的估计结果影响甚微。 表7 人均GDP对数值的工具变量回归的稳健性检验(1)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A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97	0.98	0.92	0.9	0.76	0.81	0.96	0.98	0.61
	(0.24)	(0.27)	(0.16)	(0.20)	(0.28)	(0.33)	(0.28)	(0.30)	(0.28)
纬度		0.29		0.24		-0.95		-0.41	-1.2
		(1.80)		(1.30)		(1.20)		(1.3)	(1.20)
温度变量p值	[0.9]	[0.91]							[0.93]
湿度变量p值			[0.46]	[0.44]					[0.41]
疟疾，1994					-0.48	-0.53			-0.7
					(0.50)	(0.51)			(0.32)
欧洲血统人口比例，1975							-0.06	0.02	0.27
							(0.8)	(0.9)	(0.7)
B 免于掠夺指数的第一阶段回归，1985-95
死亡率对数	-0.51	-0.47	-0.67	-0.56	-0.41	-0.36	-0.41	-0.41	-0.43
	(0.15)	(0.15)	(0.14)	(0.15)	(0.19)	(0.19)	(0.14)	(0.15)	(0.21)
纬度		2.6		2.4		1.9		0.43	1.4
		(1.8)		(1.4)		(1.4)		(1.5)	(2.2)
修正的R2	0.24	0.25	0.29	0.3	0.27	0.28	0.32	0.31	0.34
C 最小二乘估计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44	0.41	0.49	0.41	0.37	0.37	0.40	0.40	0.30
	(0.07)	(0.07)	(0.06)	(0.06)	(0.05)	(0.06)	(0.06)	(0.06)	(0.06)

 

 

最后，我们增加了很多可能影响人均收入的变量，包括民族语言多元化程度、土壤质量、自然资源和是否沿海（详见附录表A1）。例如，第1列增加了民族语言多元化，免于掠夺指数的系数是0.74,（标准差0.13），只略小于最初的估计。因为民族语言多元化可能与发展水平（民族语言多元化将在经济发展和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逐步消失，Weber，1976或者Andersen，1983），并与移民死亡率相关，0.74的估计可能低估了制度对收入的作用（详见附录C）。其他因素基本没有影响估计结果。我们认为早期殖民经济导致的制度差异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的结论稳健，并且反映了制度和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因果关系。 表8 人均GDP对数值的工具变量回归的稳健性检验（2）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A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93	0.98	1.1	1.2	1	1.1	0.74	0.77	0.87
	(0.19)	(0.25)	(0.28)	0.34)	(0.19)	(0.28)	(0.13)	(0.16)	(0.28)
纬度		-0.7		0.12		-0.72		-0.66	-1.7
		(1.4)		(1.6)		(1.5)		(1.0)	(1.4)
土壤质量的p值	[0.43]	[0.51]							0.54
自然资源的p值			[0.59]	[0.63]					0.91
虚拟变量：沿海					0.68	0.76			0.7
					(0.54)	(0.63)			-0.5
语言多元化							-1.1	-1.1	-1.7
							(0.32)	(0.34)	(0.50)
B 免于掠夺指数的第一阶段回归，1985-95
死亡率对数	-0.59	-0.5	-0.46	-0.41	-0.55	-0.45	-0.64	-0.56	-0.42
	(0.15)	(0.16)	(0.14)	(0.15)	(0.13)	(0.14)	(0.15)	(0.15)	(0.17)
纬度		2.1		1.3		2.2		2.3	2.6
		(1.4)		(1.4)		(1.3)		(1.4)	(1.6)
修正的R2	0.24	0.25	0.24	0.24	0.28	0.3	0.25	0.27	0.28
C 最小二乘估计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50	0.46	0.50	0.46	0.51	0.44	0.52	0.46	0.44
	(0.06)	(0.07)	(0.07)	(0.07)	(0.07)	(0.07)	(0.06)	(0.07)	(0.07)

 

 

（三） 过度识别检验

我们还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探讨本文结论是否有效。根据本文理论，移民死亡率影响定居选择，定居选择影响早期制度，早期制度影响现存制度。上述机制用数学表示为方程（2）、（3）和（4）。我们将C和S作为其他工具变量，可以检验C、S和M是否对人均收入logy具有直接影响。

过度识别检验将拒绝原假设，如果：

1、方程（1）没有常数系数，即，或者

2、C或S对人均收入logyi有直接作用（即S或C与相关），或者

3、移民死亡率M通过其他变量（如文化等）对logyi有间接作用。

过度识别假设没有被拒绝。根据过度识别检验，我们可以排除上述三种可能。这证明了移民死亡率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且通过该工具变量正确地估计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即不包括与移民死亡率相关的其他变量的影响）。

表9展示了过度识别检验及其相关结果。A部分报告了基于多个工具变量（而不是只有死亡率）关于免于掠夺指数对经济人均收入作用的2SLS估计结果，B部分给出相关的第一阶段回归。上述估计结果与表4相近。例如，第1列我们利用1900年欧洲移民作为制度的唯一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为0.90（标准差0.13），与我们的基准0.95相差不大。其他列控制了纬度，以及采用1900年行政约束程度、独立后第一年行政约束程度和1900年民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D部分增加死亡率对数值作为外生解释变量，并报告了识别检验的结果。如果移民死亡率对人均收入有直接作用，那么该变量的符号显著为负。但是实际上在所有情况下系数很小且不显著。例如，第1列死亡率对数值的系数为-0.06（标准差为0.07）。这证明移民死亡率是通过制度发挥作用的。

最后，为了严谨，C部分报告了X2过度识6.3 过度识别检验

我们还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检验探讨本文结论是否有效。根据本文理论，移民死亡率影响定居选择，定居选择影响早期制度，早期制度影响现存制度。上述机制用数学表示为方程（2）、（3）和（4）。我们将C和S作为其他工具变量，可以检验C、S和M是否对人均收入logy具有直接影响。

过度识别检验将拒绝原假设，如果：

1、方程（1）没有常数系数，即，或者

2、C或S对人均收入logyi有直接作用（即S或C与相关），或者

3、移民死亡率M通过其他变量（如文化等）对logyi有间接作用。

过度识别假设没有被拒绝。根据过度识别检验，我们可以排除上述三种可能。这证明了移民死亡率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且通过该工具变量正确地估计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即不包括与移民死亡率相关的其他变量的影响）。

表9展示了过度识别检验及其相关结果。A部分报告了基于多个工具变量（而不是只有死亡率）关于免于掠夺指数对经济人均收入作用的2SLS估计结果，B部分给出相关的第一阶段回归。上述估计结果与表4相近。例如，第1列我们利用1900年欧洲移民作为制度的唯一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为0.90（标准差0.13），与我们的基准0.95相差不大。其他列控制了纬度，以及采用1900年行政约束程度、独立后第一年行政约束程度和1900年民主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D部分增加死亡率对数值作为外生解释变量，并报告了识别检验的结果。如果移民死亡率对人均收入有直接作用，那么该变量的符号显著为负。但是实际上在所有情况下系数很小且不显著。例如，第1列死亡率对数值的系数为-0.06（标准差为0.07）。这证明移民死亡率是通过制度发挥作用的。

最后，为了严谨，C部分报告了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检验采用A和B部分工具变量2SLS估计的系数与加入移民死亡率工具变量估计的系数是否显著不同（即采用欧洲移民作为工具变量的系数与采用欧洲移民和死亡率对数作为工具变量的系数）。我们无法拒绝二者相同的原假设；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亡率对人均收入有直接影响——或者通过制度之外的其他变量产生影响。   表9 过度识别检验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基准样本
	（1）	（2）	（3）	（4）	（5）	（6）	（7）	（8）	（9）	（10）
A 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9	0.93	0.81	0.81	0.81	0.81	0.66	0.7	0.64	0.65
	(0.13)	(0.17)	(1.30)	(0.17)	(0.13)	(0.17)	(0.12)	(0.13)	(0.11)	(0.13)
纬度		-0.35		-0.02		0.002		-0.44		-0.35
		(1.20)		(1.10)		(1.10)		(0.90)		(0.90)
B 免于掠夺指数的第一阶段回归
欧洲移民，1900	2.20	2.1
	(0.71)	(0.8)
行政约束程度，1900			0.19	0.16
			(0.1)	(0.1)
民主程度，1900					0.15	0.13
					(0.07)	(0.07)
行政约束程度，独立后第一年							0.18	0.17
							(0.08)	(0.08)
民主程度，独立后第一年									0.13	0.13
									(0.05)	(0.05)
修正的R2	0.35	0.34	0.29	0.29	0.3	0.29	0.29	0.3	03	0.31
C 过度识别检验结果
p值（χ2检验）	[0.73]	[0.79]	[0.32]	[0.32]	[0.31]	[0.31]	[0.42]	[0.4]	[0.28]	[0.26]
D 第二阶段回归，死亡率对数值作为外生变量
免于掠夺指数平均值，1985-95	0.83	0.86	0.51	0.44	0.53	0.47	0.5	0.5	0.44	0.44
	(0.24)	(0.30)	(0.25)	(0.30)	(0.24)	(0.28)	(0.21)	(0.21)	(0.19)	(0.19)
死亡率对数值	-0.06	-0.05	-0.22	-0.24	-0.21	-0.23	-0.13	-0.14	-0.17	-0.17
	(0.17)	(0.18)	(0.17)	(0.17)	(0.16)	(0.17)	(0.14)	(0.14)	(0.13)	(0.12)
纬度		-0.27		0.55		0.51		-0.17		-0.04
		(1.10)		(0.88)		(0.87)		(0.80)		(0.75)

 

 

七、结论

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坚信制度和政策的差别是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别的根源。但是关于制度和政策的决定因素却未取得共识。这使得甄别制度差异的外生因素以估计对经济绩效的影响难以进行。本文认为殖民地经历的差异是制度差异的外生因素的可能来源。

我们的观点基于以下假设。欧洲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政策导致殖民地不同的制度。一个极端是欧洲人在当地定居并且建立强调法律和投资的制度，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一个极端是欧洲人建立资源输出国，从殖民地向宗主国大量输出资源。奴隶贸易是该行为的极端例子。相应的制度对投资和经济发展具有破坏性的作用。采用何种殖民政策至少部分决定于欧洲人定居的情况。移民死亡率高的地方，欧洲人不会定居，从而更可能建立资源输出国。最后，我们认为早期制度将延续至今。因此，决定欧洲人在殖民地定居情况的因素对今天的制度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将此差异作为外生变化的来源以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我们通过以下机制用数据证明假设：士兵、传教士和水手在殖民地面对的死亡率和欧洲人定居情况、欧洲人定居情况和早期制度以及早期制度和现存制度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我们基于该机制估计了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可以解释人均收入差异的四分之三。我们说明了该关系排除了极端值的影响，而且在控制了气候、现在卫生环境、宗教、自然资源和现存宗族变量之后仍然保持稳健。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发现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制度完全由殖民政策决定且无法改变。我们只是强调殖民地经历是影响制度的众多因素之一。因为移民死亡率是外生的，因此是分离制度对经济绩效作用的有效工具变量。事实上，我们的政策建议在于贫穷国家通过改善制度人均收入存在巨大的提高空间。

本文没有涉及很多问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个“黑箱子”：我们的结论减少掠夺的风险（或者提高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其他指标）将促进人均收入的显著增长，但是没有指出何种具体措施可以导致制度的改善。制度很多方面，如掠夺风险、私有产权保护程度或者法律规则也许应该被视为均衡的结果，由更基本和基础的制度决定，例如总统制或议会制、不成文法等可以直接改变的制度。关于更基本的制度对产权和掠夺风险的影响的更加详细的分析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论文信息：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 & James A. Robinson,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7771, Issued in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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